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

另一种历史书写

THE MAO ZE DONG ERA AND POST MAO ERA (1949-2009)

An Alternative Writing of History

钱理群 著

感谢世新大学台湾社会研究国际中心赞助部分编辑费用

目录

导言 关于毛泽东及其时代的几个问题

一、我和毛泽东、毛泽东时代的关系

二、毛泽东思想、文化的几个基本特点

三、毛泽东在当代中国

四、毛泽东对世界的影响

第一讲 建国初期

一、历史交替时期我和我的家庭

二、知识分子的选择：以沈从文为例

三、在治国道路和模式上毛泽东的选择

第二讲 反右运动前后（上）

一、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的反应：寻找中国的发展道路

二、毛泽东的内在矛盾

三、国内外、党内外的反响和毛泽东的对策

四、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反应，政治形势瞬息万变

第三讲 反右运动前后（下）

一、青年学生的反应：中国校园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二、「一切问题都要重新估价」：顾准的思考

三、反右运动中的毛泽东、我、知识分子

四、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修正

五、反右运动后所建立的「五七体制」

第四讲 大跃进时代（上）

一、「你们难道不愿意当圣人吗？」

二、大跃进：毛泽东的治国雄图

三、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围剿麻雀：大跃进的两个场景

四、我在大跃进中

第五讲 大跃进时代（下）

一、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

二、「全民参与」辨析

第六讲 大饥荒年代（上）

一、从「天堂」落入「地狱」

二、大跃进怎么变成大饥荒

三、是否存在纠错机制？

第七讲 大饥荒年代（下）

一、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民间观察与思考

二、如何走出困境？

三、我在大饥荒年代形成的毛泽东观和鲁迅观

第八讲 通向文革之路（上）

一、中国农民的呼声

二、底层和中层干部的反应

三、高层领导的响应与选择

四、毛泽东的决策：重启阶级斗争的战车

第九讲 通向文革之路（下）

一、一从大地起风雷

二、中国校园的地下新思潮

三、社会底历的状况：文革前我个人的遭遇和预感

第十讲 文化大革命时代（上）

发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绘制的宏图

一、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和思潮

二、以「五七体制」受压者为主体的造反派的造反运动与思潮

三、从「上海公社」的夭折到军队介入、全国大乱

四、造反派的分化

五、腥风血雨：清查「五一六」、1968夏季大镇压和清理阶级队伍

六、新的觉醒：走出毛泽东

第十一讲 文化大革命时代（下）

一、文革后期民间思考的两大背景

二、文革后期民间思考的特点

三、文革后期民间思潮的主要成果

尾声：毛泽东的「遗言」

第十二讲 后毛泽东时代（上）

一、「毛泽东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二、体制内经济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

三、八十年代末的政治体制改革，天安门民主运动

第十三讲 后毛泽东时代（中）

一、「寻找毛泽东」热

二、我的「毛泽东研究」

三、1998年前后北大百周年校庆的民间纪念

四、「六四体制」：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结构、体制的变化

五、闪光一现：1998年的「北京之春」

第十四讲 后毛泽东时代（下）

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正、负面效应

二、维权运动、网上监督、非政府组织：三大民间力量的兴起

三、知识分子的不同走向

四、中国共产党的分化：党内毛泽东派与民主派的出现

五、调整与坚持：执政者的响应和选择

后记

参考书目

一、历史文本

二、回忆、传记、年谱

三、研究论著

四、单篇论文

五、网站

附录：课用选文

导言 关于毛泽东及其时代的几个问题

|2009年9月15日讲|

首先我要感谢交大社会与文化研究所邀请我来讲学。我这个感谢是很个人的、很带情感的，因为我和台湾有种「血缘关系」。60年前政权迭替，整个民族国家发生巨大的分裂及动荡的时候，我和我的父亲[1]在南京分别，他于1948年来到台湾，我的母亲以及许多兄弟姐妹则留在中国大陆。我的父亲1972年在台湾病逝，葬在阳明山上，从1948年以后我们父子都没有再见面。1995、2007年我曾两次来台湾，但都是匆匆而过，这次则有三个月的机会来讲学，而且我特别选定了「我和共和国、毛泽东六十年」这样的题目，其中隐含著我的个人目的，因为我和父亲也分隔了60年，我想透过这样的讲课，向我父亲讲述这60年间我的种种经历。因此我今天在这里讲课，在我的感觉里，冥冥之中，有我的父亲在听我的倾诉。这是我多年的梦，今天非常感谢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圆梦。

我还有另一个梦，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和台湾年轻一代，进行心的交流。我这辈子都是和青年在一起，我和大陆的六代年轻人都保持了密切的精神联系。首先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出生，即文革、红卫兵、知青一代；然后是六十至七十年代出生，在大陆称为「六四」一代；最后是八十年代出生，以及九十年代出生的，大陆称为「八〇后」、「九〇后」一代，这样从四十年代后直到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六代人都和我有深切的精神交往，我自己也以此自豪。现在我来到台湾，不知是否能借此讲课机会，和台湾年轻一代建立心灵沟通以及思想交流。这是我的热切期待，同时又不免有些担心和紧张，因为和大陆青年对话，我很有经验，但和台湾青年对话，我就没有把握了。

来台湾，和台湾青年讲什么呢？我和陈光兴教授及许多朋友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以两个人为主题：鲁迅（1881-1936）、毛泽东（1893-1976）。所以开了两门课，一门是星期二晚上（即今天）以毛泽东为主题，另一门则是星期四在清华大学向大学生讲鲁迅。为什么选这两个人来介绍？这与我的理念有关，我曾提出一个概念：「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强调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重要意义。[2]当前中国，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有许多问题，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需要寻找精神、思想资源，大陆学界的主流主张是两条途径，或者向西方寻找，或者向古代中国寻找。我认为这两个方面的资源确实都很重要，但中间缺了在我看来极重要的东西，即二十世纪的中国经验（当然也包括台湾经验）。这样的经验和我们最为贴近，但在大陆却是被忽视的，我想在台湾可能更为欠缺。要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就要从三个人入手：孙中山（1866-1925）、毛泽东、鲁迅（有些人认为胡适〔1891-1962〕也很重要）。总之，这几个特别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经验，从其入手，有助于我们具体把握二十世纪经验，来面对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台湾，大家对孙中山已非常熟悉，但对毛泽东、鲁迅则是陌生而不了解的，这与五十年代后，冷战将两岸隔绝的情势有关。而毛泽东、鲁迅在大陆则有著非常深刻的影响，无论评价是正面或负面的、喜欢与否，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讨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绝不可回避这两位人物。

我要讲这两位人物，除了因为他们的重要地位外，也有我个人的因素。我在年轻时代，一直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他们是我的两位精神导师。因此，我需要透过学术研究，来清理他们两位和我的关系。我的鲁迅研究在某方面来说，即是我和鲁迅关系的一种自我清理，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发表，有些朋友也已经读过；毛泽东的研究，则一直处于混沌状态，从未公开过，或者只公布了一小部分。我很早就想进行毛泽东研究。1986年初，我写了《心灵的探寻》的〈后记〉，认为基本上已经清理完毕与鲁迅的关系后，就想开始著手清理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曾几度尝试进行，但最终还是搁置。为什么这么漫长的时间始终没有进行？根本的原因在于我无法清理自己和毛泽东的关系，这太复杂、太纠缠了，而且我始终没找到自己的价值立场，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毛泽东。

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态度是泾渭分明的，一部分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另一部分人认为他是民族罪人，我自己恰好无法如此旗帜鲜明地来评价毛泽东。因为我既不能回避毛泽东给整个民族带来的灾难，这些灾难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但内心深处，我又摆脱不了毛泽东对我的吸引力。所以研究始终无法进行，直到这次赴台前，才把原先零零碎碎的东西翻出来，但面对这么庞杂的材料，我也不知该从何著手。所以我是带著矛盾与困惑来和各位讲毛泽东，我的讲述也将充满矛盾和一片混乱。这与我对鲁迅的研究不同，我跟鲁迅的关系也很复杂，但读我的著作可看出，我的立场很鲜明。这种矛盾和混乱反映了我内心的真实，但这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对此我并无把握。因此，这次讲课，我希望将一个历史在场者的种种观察、感受，和以后的反思与研究，都如实告诉诸位，希望能引起诸位的研究兴趣，然后你们中或许有些人就会自己去研究毛泽东。我这次准备的上课材料，也选录了部分毛泽东的著作，我猜想在座诸位可能从未读过。我非常好奇诸位读了毛泽东著作后，会有什么反应？不知道是否有人会因此对毛泽东感兴趣进而去研究他。当你们去研究毛泽东，得到自己的结论时，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希望那时你们可以把我今天讲的一切都忘掉，我的讲课是一座桥梁，希望各位最后能「过河拆桥」，自己在研究毛泽东时，即可把我的讲述抛弃掉。这门课最大的期待就是诸位能「过河拆桥」——以上算是开场白。

下面我想讲四个问题。

一、我和毛泽东、毛泽东时代的关系

大概这是一个历史巧合。我于1939年1月出生在重庆；而毛泽东1939年春在延安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过去大家误以为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近年来中共党史专家的研究在这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此顺便介绍一本书：何方（1922-）写的《党史笔记》，在香港出版。[3]何方是张闻天（1900-1976）的秘书，算是历史的当事人，根据他很具说服力的研究，1935年的遵义会议，只是确定了毛泽东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特别是军事指挥层面，但总书记仍然是张闻天，并非如后来的人所说只是挂名的，至少在1939年以前，张闻天在总书记的位置上是有实际领导权的，毛泽东只是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真正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是在1938年下半年，这年7月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Mikhailov，1882-1949，保加利亚）代表共产国际，对当时在莫斯科准备回国的王稼祥（1906-1974）下了口头指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并传达了斯大林（Joseph Stalin，又译斯大林，1878-1953，苏联）的指示：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4]这表明，是共产国际任命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王稼祥在9月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传达这个指示，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第一次代表中央政治局做政治报告，按中共规矩，做政治报告的多为领袖人物，毛泽东既然做了政治报告，代表他当时已有领袖资格、地位。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强调「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这可以说是第一次举起了毛泽东自己的理论旗帜，以后，它不仅成为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主要是反对以王明（1904-1974）为首的「教条主义者」的主要理论武器，而且也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6]——对毛泽东个人而言，则是为他确立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不仅是组织上的领袖，更是思想上的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1939年春，毛泽东已经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人。[7]因此，我们可以说，1939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始进入毛泽东时代，我恰好于此时出生。十年后，1949年，我10岁时，毛泽东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毛泽东时代。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我正是37岁。10岁至37岁，是一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岁月，由少年至青年至中年，都生活在毛泽东统治下，我的知识结构、理念、人生道路，都在毛泽东直接影响下形成和确立。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我成了一个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不止国际上，中国内部也有一批毛泽东主义者），这意味著我是主动参加毛泽东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之处。这反映我们生存时代的特点，我们是在革命年代成长，革命年代能把最普通、最边缘的人物卷入历史潮流，这在台湾大概很难体会。文革发生时我在贵州，在最边缘的农村、最边缘的山区，在那里也有革命。我们这一代和历史运动有著血肉的关系，这些历史运动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身体、情感、心灵，我们的小我和历史的大我纠缠在一起，这和我的学生辈以及在座诸位非常不同。我的学生后来读了我的精神自传，最大的感慨是，历史对他们来说是身外的东西，是需要理解的对象，但对我们来说则不是，历史就是自身。我们这代人和毛泽东所领导的历史、革命，有非常纠缠的关系，每个人心里都有著巨大的困惑，不同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困惑。革命最大的问题是会挤压个人的自由空间，许多知识分子感受到此种挤压，想从此束缚中摆脱出来而不得，就有了困惑。但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同，我是主动要求参加到革命中，而不是想摆脱，但我的苦恼是没有参加革命的资格，像鲁迅〈阿 Q正传〉说的那样：不准革命，或者是只能按照别人指挥、设计的模式去革命，当自己有其他想法、有批判意识，则不被允许，于是就产生很大困惑。我们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未必和毛泽东一致，空有自己想法，但无法让其成为现实，进而影响历史进程。这些困惑，对在座诸位大概都是很陌生的。但在这种受到排挤、镇压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主动投入参加革命，使得自己和毛泽东的时代以及革命历史，发生纠缠不清的关系。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我这样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面临了重新认识毛泽东的困惑，如何走出毛泽东，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我和毛泽东时代的复杂关系可分两点来说。一方面，我是毛泽东时代所塑造的，毛泽东文化已渗透到我的血肉及灵魂中，这种毛泽东时代的印记永远改变不了，无论如何挣扎、自省、批判，我都是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另方面，我更是个毛泽东时代自觉的反叛者。我的历史使命就是反戈一击，对毛泽东做出同时代人所能达到的最彻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响，同时又是他的反叛者，并力图使自己成为彻底的反叛者。当然我这样的立场不容于后毛泽东时代，也不容于今天还迷恋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人，两头不讨好。因此我读鲁迅的著作会产生强烈共鸣，鲁迅〈影的告别〉里说：「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8]我觉得这正是我所处的地位和困境。鲁迅当年也困惑于他和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复杂的纠葛。他既是这传统文化最坚决彻底的批判者，又是传统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这种复杂关系引起我的共鸣。鲁迅自称是传统中国最后的知识分子，说句大话，我也是毛泽东时代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我对毛泽东文化的清理和批判是一种痛苦的自我清理和自我批判，同时也是自我救赎。我已将自己和鲁迅的关系清理，如果能将毛泽东的关系清理，就可以无愧见上帝，交待自己一生。鲁迅〈颓败线的颤动〉里写到那位「老女人」：「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又于一剎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9]这也能表达我对毛泽东文化的复杂感情：既「咒诅」又「祝福」，既「决绝」又「眷念」，既「复仇」又「爱抚」。因此我对毛泽东的讲述，不可能像许多人那样快刀斩乱麻式的明快彻底，也不可能是冷静客观的批判，我的批判是带著复杂感情的，这也许是种局限，但同时也是特点。

同学们可能会注意到我前面的讲述里反复用了两个概念：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化。毛泽东文化所指为何？这是我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二、毛泽东思想、文化的几个基本特点

毛泽东和一般人不同，我曾概括他的六个特点。第一，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德国）曾说我们不仅要解释世界，同时还要改造世界。身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仅是解释世界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改造世界的行动家。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和实践要相结合，即是将思想家和行动家结为一体，这正是毛泽东的特点。一般说来思想家和行动家不同，两者是有分工的。举个简单例子，法国大革命时，鲁索（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瑞士）是思想家，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de Robespierre，又译罗伯斯比，1758-1794，法国）则扮演行动家的角色。思想和实践之间有不同的逻辑，思想讲究彻底而不妥协，但实践则是要妥协的；思想讲究超前，实践则重视现实。如果一个人同时是思想家又是实践家，固然有很大的优势，但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思想家与实践家的不同逻辑，有时是会对社会造成灾难的。我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中曾提出过一个命题：「思想的实现即思想自身以及思想者的毁灭」。[10]鲁索的思想变成罗伯斯庇尔的专政，鲁索思想便整个变形；百科全书派的思想成为现实，即为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彼岸理想，一旦在此岸现实化即成为灾难一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能把问题提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私下讨论——这里我要强调的只是一点，既然毛泽东思想是转化为直接影响人们生活、命运的实践，那么，我们考察、讨论、研究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只看它的书面形态，而必须更注意其实践形态，即从它的实际作用、效果、影响来看他的思想，看他的文字背后的实际意义。

毛泽东的第二个特点在于他同时是个诗人，用诗人浪漫、不切实际的想法来指导中国，用诗人的逻辑、诗人的眼光来治理国家，必然造成巨大的灾难。读毛泽东著作时，会发现非常迷人，里面充满诗人的想象、诗人的激情、乌托邦的理想，让人感动不已，但这些思想一旦直接变成实践，就常常带来灾难。在毛泽东那里，常常有一个转换：从理论形态的浪漫主义转换为现实实践层面上的专制主义。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作具体的研究与描述。

其三、毛泽东又不是一般的实践者，而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我曾比较鲁迅和毛泽东，鲁迅或许有其偏激的一面，但他不是国家领导人，他的偏激不会影响其他人的命运。举个例，鲁迅曾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但梁实秋不会因鲁迅骂他而遭受灾难。当然我们可以说鲁迅有话语权，但梁实秋也有话语权，他们可以，事实上也各自用自己的话语权批判对方，却不会对对方造成实质上的伤害。但毛泽东不同，他掌握有巨大的政治、经济权力，自然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决定别人的命运，他的任何失误都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这就说到了毛泽东的第四个特点：他不是一般的国家领导人，而是个极权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权力不受监督、约束。若在民主国家有一定限制，国家领导人的失误有纠错的机制，灾难还不至于到无可收拾的地步。而毛泽东的失误造成的灾难，要到他死后，才可能有变化。

第五，毛泽东又不同于一般极权统治者如斯大林等。一般极权统治者只管人民的身体，对异议分子、异端、反对者，至多就是送入监狱、劳改营，在肉体上予以消灭；毛泽东则要改造思想。毛泽东曾说过中国传统有两种人：豪杰与圣人。豪杰在某些方面如政治、经济领域是极为杰出的人材；圣人则要影响人的思想。毛泽东对自己的定位是既要做豪杰，更要做圣人。[11]他要对人进行精神控制，要征服人心，要影响和改造人的思想，要把专政渗透、落实到人的脑袋里，而且还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与方法，这是极其厉害与可怕的，也是前所未有的。

最后，他所统治与改造的对象，是在全世界拥有最多人口的中国，其影响既广大又深远，非同小可。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半个世纪中，支配了占地球人口1/3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基本思想与行为方式的。毛泽东是完全自觉地用他自己的思想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和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并且按照他的思维模式建立起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最基层的社会生活组织结构。它不仅是种思想存在，更是物质、组织的存在。

这样，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根本地改变了大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以至语言方式，极为全面而彻底，进而在民族精神、性格、气质上打上深深烙印，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毛泽东文化」。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儒道墨法……等外，中国大陆还有个毛泽东文化。当然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间有密切牵连，今天姑且先不论，但它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毛泽东文化经过长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灌输，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民族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

对于毛泽东思想改造大陆中国人、知识分子的成功与后果，绝对不能低估。记得封闭的中国开始向外部世界开放时，许多外国人接触到久违的大陆中国人时，都大吃了一惊。他们发现，现在大陆的中国人比之他们历史记忆中的中国人，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中国人传统讲中庸之道，今天在大陆几乎已经见不到了，中国人变得如此好斗、狂热、激烈，就是因为经过毛泽东文化的改造。当然，也有积极的变化，比如大陆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信，这也和毛泽东的影响有关。一些台湾的朋友，也包括在座的朋友，常跟我谈到，有时觉得大陆同胞，有些思想行为谈吐，似乎有点怪怪的，难以理解；我经常会回答说，原因当然很复杂，需要具体分析，但有一个原因，就是大陆人经过毛泽东思想文化的熏陶，你们没有，就会觉得怪。问题在于，即便大陆年轻的一代未曾亲历过毛泽东时代，甚至未必读过毛泽东的著作，但因为毛泽东文化已潜入到民族性格中，又没有得到彻底清理，它的影响就会一代代传衍下去。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中国的掌权者与反叛者竟然在某些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言语方式上都与毛泽东存在惊人的相似，我甚至在某些异议人士、反叛领袖那里发现了「小毛泽东」，这其中也有正面的东西，但相当多是负面的。绝不能低估毛泽东在上一世纪连续发动的「培养接班人」、「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教育，以及以后的红卫兵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深远影响，经过这些运动长期灌输，潜移默化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如今已经成为大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学术各个领域，以及反对派势力中的实际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他们在思想观念，精神气质上所受的毛泽东文化的影响，无论正面与负面，都会对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在我看来，研究这样的影响，是我们观察当下中国许多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这种对毛泽东文化的清理和批判，就不能不是对一个时代的民族思想、精神、文化的清理和批判；而没有此种认真、深刻的民族自我反省和批判，中国要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是根本不可能的。鲁迅当年曾经说过，有这样的国民，就必然有这样的政府。[12]这正是提醒我们，不根本改造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新的国民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毛泽东时代以另一种形式重演，不是没有可能的。

现在，我们来讨论毛泽东文化的第二个特点，谈谈它几方面的关系。

首先是它和共产党的关系，中国当局宣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产物，我觉得这反映了事实。毛泽东文化的创造、发展，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所为，而有著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参与。所以研究毛泽东不能仅仅研究他一人，还必须研究同时期共产党的其他领袖，如刘少奇（1898-1969）、周恩来（1898-1976）、邓小平（1904-1997）、林彪（1907-1971）、陈云（1905-1995）等。这些人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很复杂，他们既参与了毛泽东文化的创造，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又和毛泽东有扞格。毛泽东文化是在和他们的互动（相互合作、补充、制约和冲突）关系中形成的。

毛泽东文化不仅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也参与了毛泽东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他们之中不少人是积极「抬轿子，出主意」的。不能把中国知识分子单纯看作毛泽东时代的被统治者与受害者，他们同时是历史的参与者，对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这一段历史，他们同样负有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文化，从思想到实现，即思想的现实化，是要通过许多中介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党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一中介过程中的作用，绝不是消极、被动的，也必有自己的「创造性贡献」。

值得注意的，还有毛泽东文化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文化强调群众运动、群众参与，利用群众搞阶级斗争、搞建设。群众有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群体会按照自身的利益、要求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所以群众最终实践的结果和毛泽东最初的预想会有变异，这种情形在文革时最为明显。历史是各个合力（毛泽东、共产党、知识分子、群众）的结果，虽然毛泽东是总体的推动力，但也有力犹未逮之处。这些不同力量的复杂互动才形成毛泽东文化。

我要特别提出一点，也是我的研究重点所在，即毛泽东思想和民间异端思想的关系。我这些年一直在研究共和国60年发展中的民间思想和民间反抗运动，发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这些民间异端者基本上是被毛泽东唤醒的。在毛泽东时代，民间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思想资源相当有限，能阅读到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但毛泽东思想自身包含一些异端成分，毛泽东说他有「猴气」，经常号召对现行体制进行有限度的突破和反叛。对现实存有不满或批判意识的人，就常常从他那里得到启发，甚至鼓励。这样，大陆民间的异端思想者（某种程度上包括我自己），最初的精神教父，就是毛泽东。当然，毛泽东灌输异端思想是为了实现他自己对国家、社会，对党更有效的控制，但这些思想一旦被民间接受，就有其自身发展逻辑，是毛泽东难以控制的。比如文革初期为破除党官僚的迷信，提倡「怀疑一切」，这背后是有一条底线的，即毛泽东本人是不可怀疑的，但我们这些接受「怀疑一切」思想的人，将其思想逻辑贯彻到底，最终就要怀疑毛泽东。这时候，毛泽东就要对这些超越了他的底线的造反者进行镇压，这一点毛泽东是毫不含糊的，这就显出了毛泽东的「虎气」，[13]而且必然和民间思想者产生冲突，最终这些民间思想者都成了他的反对者。这也形成了另外一种互动。

以上所说，集中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文化是在各种复杂关系中形成的，也只有在对这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诸多方面的关系的具体考察中，才能把握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三、毛泽东在当代中国

鲁迅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14]在任何社会都有这三种人，当下中国也有，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这三种人都有影响，他们都打著毛泽东旗帜。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毛泽东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现在都非常怀念毛泽东。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有100多名老干部集体上书，明确提出对邓小平、江泽民（1926-）的批评，认为他们都背叛了毛泽东。这些老干部主张回到毛泽东路线，还要重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思潮现在在大陆非常盛行，鼓吹者都是些「老左派」。

「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中国当局实行的路线，在我看来是延续了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即以毛泽东思想、文化、体制为体，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不受约束、限制、监督的一党专政的绝对权力，这是当下中国统治者的生命线，他们绝不会放弃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政的体制。具体来说，有三点是绝不会动摇的。首先绝不会给老百姓言论、结社、出版自由，可以有所松动，但绝不开禁。尤其是结社，共产党必须是「唯一者」。1949年国民党之所以垮得那么快（实则今天共产党的腐败绝不在当年国民党之下），就是因为有共产党这样的反对派组织存在，人们不满国民党，就会选择共产党。而现在人们无论对现实有多不满，都没有寄托对象，只能寄望共产党的改革。其次，党控制军队，党指挥枪，军队绝不实行国家化，这也是毛泽东定下的铁的原则。第三，党的授权制，权力必须由党授予，不可实行选举由老百姓来授予权力。这三点是绝不会动摇的。在不动这三条毛泽东文化的核心原则前提下，会有很大的弹性，这就是「西学为用」，西方的诸多技术、管理理念、经验，以至体制，都可以大量主动积极吸取。当然这同时也放弃了一些毛泽东的原则。比如毛泽东以阶级斗争治国，当局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折腾」，不搞群众性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这条方针极有效，是中国能快速崛起的重要保证。其次，不搞毛泽东的经济浪漫主义（但有时也搞一些，不是完全不搞）。经济浪漫主义要点有二：发展要快，以及用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这两条现在基本被当局放弃，但有时也脑子发热，要搞点跃进。第三是放弃政治浪漫主义，包括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社会平等的一些理念。今天所奉行的是「毛学为体，西学为用」路线，这确实给中国带来发展，但同时也带来许多严重问题，都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

「未曾阔气的要革新」，所有利益受害者想改革，也都利用毛泽东。现在有两种力量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一是民间底层的反抗，特别是工人。毛泽东时代工人地位非常高，当时女生挑对象，首先是解放军，其次就是工人。当时高级工匠的工资和教授差不多，当然工人生活也不好，但在表面看来是平等的，差距不大。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工人利益受损，大量失业、下岗。工人在反抗时，没有资源（这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没有提供工人反抗的批判资源），只能打著毛泽东的旗帜。近年来稍有变化，法制观念进来后，工人也逐渐开始用法律来维权，但毛泽东思想在一开始是很重要的资源。毛泽东在中国民间社会被神化得非常厉害，许多出租车上挂毛泽东神像，以为可以避邪。我做过一点考察，中国那么多帝王将相，哪些可以成神，哪些不行。诸葛亮、关公成了神，但秦始皇、汉武帝、刘备没有。成神的条件有二，要有超凡的智慧，或者有驱邪的神力，而毛泽东则两者兼备。另一股推崇毛泽东的力量是一些知识分子，近年来有毛化的倾向，例如有知识分子鼓吹「新三统」，主张以「毛泽东+邓小平+孔夫子」来建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些知识分子有国师心态，「新三统」就是他们献给当局的「治安策」。近年中国经济崛起后，要加强中国的软实力，能够输出到国外的，除了孔夫子外，就是毛泽东了。在当前的国家主义思潮中，毛泽东地位非常突出，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间也很有影响，还有要成立「毛泽东主义党」的。[15]

这里，我还想向大家介绍我和我的学生辈中一部分年轻学者在面对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时，认识上的一些差异和分歧。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如何回顾那段革命历史〉[16]的文章，里面谈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界有过两个失误，一方面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又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和科学的批判。这使得我的学生辈对毛泽东时代、革命都非常陌生，九十年代以来面对现实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问题，他们中有些人就试图重新回归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试验，希望从那个革命时代找寻一些可作为当前时代批判的资源，在我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我的学生辈年轻学者，在这点上有相同亦有不同。我也同样主张从毛泽东时代吸取合理因素作批判资源，但我认为重要前提是必须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先作彻底的批判和清理，然后才有可能抢救出其中合理的内核。我最重要的理由是，这不是一个方法、态度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政治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文化许多部分仍在今天延续著，并在中国现实的一党专政的体制中实际发生作用。如果我们一味将毛泽东思想文化、毛泽东时代理想化，甚至美化，就有可能有意无意地认同毛泽东所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遗产」：中国现行的一党专政体制。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立场。如果不加以科学地清理和批判，就有可能将毛泽东思想文化中的毒瘤也当作宝贝接受、继承下来，就很可能带来重大灾难。而且对我来说，这样一些毒瘤已经内化为我自己内心的毒气，因此，我必须坚守「在批判和清理毛泽东思想文化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清理」的基本立场。但我的学生则认为钱老师不必成天在那里反省、忏悔。他们突然发现老师那里有很多好的东西，而且认为这些好东西是毛泽东带来的，这也的确部分符合事实。主要原因在于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一样，我的问题仍在要努力摆脱毛泽东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他们的问题则是对毛泽东时代完全陌生、一片空白，所以要重新寻回其中的合理因素，师生意见因此有所不同。但我对他们所说的「代价论」最为反感，他们也同意毛泽东时代有许多问题，但认为这些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我每次听到代价论，就很动感情，他们真的知道代价是什么吗？死了几百万几千万人啊。在我看来，即使只死一个人也不行，何况是几千万人，能够用代价轻易了结吗？他们未曾亲历过那个时代，觉得自己可以客观看待，人死了就死了呗。这涉及到另一个大问题，即人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我有许多痛苦的记忆，学生就批评我老是沉浸在个人记忆当中，不能从其中摆脱出来。但我还是要提醒年轻的学者：总结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有一个最大教训，就是大家用未加反思的西方现代性来思考中国的问题，以为西方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发展方向，结果出现了巨大的迷误。我们现在切不可再用未加反思的毛泽东思想文化，来应对当下的中国现实，这也可能带来巨大的迷误和灾难。

四、毛泽东对世界的影响

这也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位、影响有关。整个世界在二十世纪有三大事件，一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延续而来的韩战、越战、以色列阿拉伯战争等；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摆脱宗主国而独立；三是共产运动的兴起、发展、危机、改革。在这三大事件里，中国都扮演重要角色。第一点，除了一战之外，后来的二战、韩战、越战都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第二点，中国也是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典型；第三点，在共产运动中，中国所经历的变革亦具举足轻重地位。中国在二十世纪历史上有其独特的重要地位，而这样的中国有半个世纪是在毛泽东领导与影响下的，这表明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性的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讨论二十世纪的世界问题时，毛泽东是不可忽略的存在，至于如何评价则是另一个问题。

毛泽东本人除了是个民族主义者外，也有超越国界的人类关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超越国界的国际思潮。毛泽东自述他自年轻时，所思考讨论的就是人类、世界、宇宙、人性的大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各种矛盾，这是二十世纪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提出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如何避免西方工业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有学者概括为「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种非西方现代化的想象的利弊得失日后会讨论，但提出这点，就已对世界产生影响。西方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不满时，毛泽东就对他们产生吸引力，所以西方至今天还有毛派存在。我可以理解他们对毛泽东的向往，我是过来人；但也因为是过来人，所以我知道其中会带来的问题。这些西方毛派的问题在于，毛泽东是将乌托邦主义与专制主义胶合在一起的，他们却将乌托邦主义凸显出来，而有意无意地淡化、忽略他的专制主义。我觉得这些西方毛派之所以会有这些天真的想法，也与我们没有将毛泽东思想做彻底清理有关。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分历史责任。

我曾在韩国一次演讲中提及，二十世纪世界曾有两个神话，一是西方神话，二是共产主义神话，至世纪末，这两个神话都逐渐破灭。我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在1995年，现在从2009年回过头来看，就更清楚了。苏联、东欧的瓦解、中国的天安门事件，这些都暴露了社会主义的问题；今天的世界金融危机也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呈现出来。或许这正是一个历史的时机，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寻找更合理的第三种文化。我们现在应该总结二十世纪的世界经验，包括中国经验，当然也包括台湾经验。我们是否可能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批判思想？台湾所处的地位或许更加有利，两边都有所接触，对某些问题可能看得更清楚。这也是我这次来台湾讲学的一个重要动机，希望能与台湾的学界一起讨论如何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世界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对历史与现实具有阐释力的批判理论，这是当下重要的思想文化学术课题。而建立的基础在相互了解，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剩下一点时间，谈谈我对这门课的讲述方法的设想，这其实也内含著一种研究方法。我试图建立一个三维的讲述空间，上层的毛泽东空间，中层的知识分子空间，底层的我和民间思想者、普通民众的空间，从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讲述这段历史。这是出于对当下的历史叙述的反思：「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17]针对历史叙述的这些重大缺失，我想把毛泽东的故事，知识分子的故事，民间思想者的故事，普通民众的故事，以及我的故事，放在同一时空下来讲述，不仅叙述历史过程，而且尽可能揭示历史当事人的心灵世界，讲毛泽东的内心矛盾，更讲在毛泽东的极权体制下人的心灵伤害、思想迷误、精神挣扎，以及背后所隐含的人文问题。

我的另一个反省和关注点，在于研究者的身分、定位。大陆的学界常将历史学者视为历史的审判者和所谓历史规律的阐述者，这背后有一个对研究对象作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审判的冲动，还有一个历史决定论，以及本质主义的历史观。这都是我所不取的，我想把自己定位为历史的叙述者。我关心的问题有二，一是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情境下为何做出这样那样的特定选择？他是按照什么样的思维逻辑，在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情感状态下，做出这样的历史抉择的？二是这样的历史抉择造成了什么样的历史当事人未必预料到的后果？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有二，一是要有同情的理解，二是要正视后果。我希望这样能产生一种悲悯的情怀，把毛泽东处理成一个历史的悲剧人物。因此，我的任务主要是讲故事，作历史的叙述；当然这不代表完全没有观点，在组织故事的过程中，自然是有观点的，但不更多做批判或总结，而以叙述、讲故事为主。在叙述中我希望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历史细节，能够有多一点历史的具体性和可感性。我想，这样的叙述方式，可能也更适合诸位，因为我要讲述的这段历史对诸位是完全陌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诸位来到这里，就是听我讲故事，我希望借由这些故事帮助大家了解共和国的历史，逐渐进入那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触摸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多少有点历史感觉，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今天的课算是一个「导言」，就讲到这里。

编注

1. 遵义会议：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15日-17日于贵州遵义召开。会上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参与军事最高指挥。

2.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于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毛泽东代表了中央政治局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本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批判王明的「右倾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党中央」或「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投票产生的中央权力组织。中央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能是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通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人选。「中共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3.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简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称「中央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委员」。

4. 中共十七大：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007年12月15日-17日于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并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会中胡锦涛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

5. 下岗：为中国大陆用语，指工人离开、退下职位，虽仍属于该工厂，却不再领工资，实际上等于失业。与此相关之另一词语为「待岗」，这是具「中国特色」的用语，意即「失业」，只是换一种较为体面的说法。关于工人下岗及相关讨论，本书第十四讲〈后毛泽东时代（下）2000-2009〉有相关分析。

[1] 先父钱天鹤（1893-1972），又名钱治澜，字安涛，浙江杭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者之一。历任南京金陵大学蚕桑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研究院博物馆馆长、浙江省农林局局长、中央农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经济部农业司司长、农林部常务次长、联合国粮农组织远东区顾问。1948年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后随南京国民政府迁居台湾，1952年升任农复会委员，1961年退休，1972年因心脏衰竭病逝。参看〈钱天鹤传略〉，文收钱天鹤：《钱天鹤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

[2] 参看钱理群：〈科学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21-23。

[3]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8）。

[4] 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4期。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页66。参看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5]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页499。

[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180。应该说，寻找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发展道路，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贯穿性的基本指导思想，从193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到1946年提出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的思想，到1956年提出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到六十年代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的思想，最后在文革后期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的思想，是有一条明晰的发展线索的。参考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089-1090；亦可参看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的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7] 据张闻天回忆，他自己到了1939年春就「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了。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67。

[8] 鲁迅：《野草•影的告别》（1924年12月8日），《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页169。

[9] 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1925年7月13日），《鲁迅全集》第2卷，页210-211。

[10] 参看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第5章有关分析。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84-93。

[11] 参看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页589、591。

[12] 鲁迅：《华盖集•通讯》（1925年3月20日、4月3日），《鲁迅全集》第3卷，页22-23。

[13] 毛泽东：「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猴气，是为次」。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2册，页72。

[14]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1927年12月17日），《鲁迅全集》第3卷，页555。

[15] 据说当下中国有两个新共产党，一个叫「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一个叫「中国工人（共产）党」。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党纲、宣言。本书第十四讲有具体分析。

[16] 钱理群：〈如何回顾那段革命历史？——在「回顾那一次写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7年12月16日），《活著的理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250-256。

[17] 钱理群：〈「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六十劫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页56。

第一讲 建国初期

1949-1955

|2009年9月22日讲|

今天是正式的第一讲，我想完全按照历史的顺序讲，所以第一讲是建国初期，即1949-1955年。建国初期的问题首先在于，面对政权更替，一般老百姓该怎么适应这种历史的大变化，包括个人家庭命运的变化；第二，民众当中特殊群体——知识分子，又如何适应这样的变化，找到自己在新社会的位置；第三，执政者掌握政权后，要把中国带往何处？

为了方便大家进入当时的历史情境，我从个人经历说起。

一、历史交替时期我和我的家庭

1949年，我正好10岁，在上海迎接「解放」。[1]当时我是上海幼儿师范附小五年级的学生。我记得大概在1949年6月23日，前一天晚上枪炮声不断，那天早上我和一位好朋友一起准时上学，走在大街上首先看到的，就是在沿街商铺屋檐下躺著一排排大兵，这大概就是人们口耳相传中已经相当神秘的「解放军」了。解放军为了不扰民，宁可露宿街头，这使我这个小学生非常感动，许多上海市民也都是由这件小事认识了解放军、共产党和新政权的。对比国民党的伤兵到处骚扰，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变了。这个最初的印象十分深刻，一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

现在想起来，其实，还没有「解放」，我就已经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了，只是我并不觉察而已。事情说起来还有点曲折。我是1948年从南京逃难到上海，原先预计再逃到台湾，但到了上海，我的外祖父和几位在银行供职的舅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一起劝说我母亲不要走，所以我们就留了下来，我也在上海上小学。1949年上半年，那时秩序还算正常，我参加了上海市少年儿童的演讲比赛，得了第三名。我记得自己讲的是诺贝尔的故事，当时得第一名的小朋友讲的是江亚轮沉船事件：1948年12月3日，上海吴淞港口江亚轮运输大批人逃往台湾，却发生沉船，失踪「600多人，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象征性事件，我后来在写《1948：天地玄黄》时，就将其视为国民党时代结束的一个象征。[2]那次我的演讲引起一些成人的关注，上海当时有个少年儿童剧团，就把我吸收进去做业余演员，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所领导的，我也就在实际上被纳入共产党的体制了。我们排了一幕话剧，我饰演一位报童，在街头贴标语，撒传单，迎接共产党的到来。因此，上海一解放，我们就到各处的工厂、部队、军营去演出。

后来上海拍电影《三毛流浪记》i也找了我。「三毛」是漫画家张乐平（1910-1992）创造的一个流浪儿形象。这部电影于1948年拍摄，到1949年才拍完，恰好跨越了两个时代。我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阔少爷」的群众角色，不知道为什么在「演员表」上有我的名字，前几年北大学生发现了，就用计算机技术，把电影上我的一个镜头定格了，发表在网上，也发给了我，算是一个纪念吧。这部电影公开放映大约是1950年初，我当时已从上海返回南京读书。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三毛不幸命运的原因为何，我也发了言，认为这是战争造成的灾难。没想到我的发言遭到了其他大哥哥大姐姐的批判，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新民主主义青年团ii团员，就批评我没有阶级观点，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共产党的解放战争就是正义战争，是不能反对的。还有位大姐姐说，钱理群看来还需要学习及改造。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改造」这个词，一直被要求改造到今天。

但「阶级」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特别我的家庭正是这场革命的对象。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共和国是一场革命的产物，革命是对原有社会结构、秩序的大颠倒，这导致原有阶级、社会、人际关系的大变化。我们在历史的叙述中都会讨论到革命的意义，但很少考察这种大变动具体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带来的问题，以及他们心理的反应，这些都被历史叙述所回避，这样的历史是简单化的。[3]

这里我想谈谈我的母亲的反应。对于她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她原来是国民党高官的贵夫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家属、反动官僚的家属，所有人都用不屑的、敌视的眼光看著她，把她视作不可接触的贱民。但我的母亲却以惊人的决断和毅力适应了这样的变化。她首先做的就是立刻把我父亲所有的证件，包括蒋介石给他的胜利勋章，全部交给政府；然后她从此绝口不提和父亲有关的任何事情，也绝口不提她过去的生活。既然这段历史被视为罪恶，那就把住关口，从此不说。但她内心深处还保留著对父亲的怀念，有两件事可以看出，在她的卧房里还挂著我父亲的一幅画像，过年过节时都要添一副碗筷来表示怀念。但后来连这都不被允许，因为我哥哥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家里怎么可以挂著反革命分子的画像呢？后来这些外在的纪念形式都被取消了，思念也了无痕迹。本来她可以向我们倾诉以减轻精神的重负，但她闭口不言，就这么沉默几十年，至死也没有只言词组谈及父亲。她只保留了一张结婚照，并小心、顽固地断绝和海峡对面的一切联系。最初两边还是有联系的，父亲会通过香港的关系寄钱回来，从1949年起延续三、四年，后来大哥从美国回来，这笔钱才没再寄过来。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我在美国的三哥通过辗转关系传话，表示愿意接济，这显然有父亲的意思在内，但母亲断然拒绝。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后，三哥让他的亲戚到南京来探视我们，带了录音带希望母亲留几句话给他，母亲还是断然拒绝。

她又以极其谦和的态度对待周围所有的人，政府的一切号召，从灾民捐赠寒衣，到大跃进献铜献铁，她都极积回应。街道居委会表示希望利用我们家里的汽车间办个学习班，我母亲欣然同意，并跟著大家一起学唱革命歌曲；后来居委会又提出房子不够，希望献出我们楼下的房子，她也毫不犹豫同意，反倒我们通通不同意。接著搬来新邻居，她也处处礼让。我那时常责问她为何那么小心，她默默看著我，不说一句话。

就这样几十年风雨都过去了，到文革时，全家都很紧张，以为在劫难逃，但母亲仍坐在长年坐著的那张破藤椅上，继续编织毛衣，比我们所有人都镇静。后来出现了奇迹，我们家对面就是学校，但红卫兵竟然没来抄家，据说是居委会帮的忙，他们说这个老太太人非常好，别去打扰她。但母亲愈来愈虚弱，终于病倒。我清楚记得，当时从我工作所在地的贵州赶到南京她的病榻前，母亲一面喘息一面说，这几十年来我总算没有连累你们说完不久就去世了。这时我才懂得母亲几十年的坚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孩子，她用柔弱的肩膀独自承担一切，默默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后来我写篇文章纪念我母亲，说这是「一种坚忍与伟大」。[4]这是一个普通妇女，在面对巨大历史变局时，所做出的回应。

当然我们家里也不尽然都是这样阴暗，也有阳光照耀的时候。我有一个哥哥是共产党员，一个姐姐是解放军。姐姐在上海沦陷区加入了新四军iii，我那时人在重庆，两人没见过面，我们见面是在1949年以后。有天姐姐和姐夫穿著解放军绿色军装来到家里，我当时觉得他们是从天而降的…神兵」。此后我们家又成了「革命军人家属」。我们既是革命军人家属，又是反动官僚家属，历史变化具体而微地缩影都在我们家里。此后我们家中永远只谈哥哥、姐姐、姐夫，而不谈父亲。

尽管家中充满阴影，但我个人的童年生活还是充满阳光，我当时就读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中学，就是全南京最好的学校。这与毛泽东在解放初期的政策有关。当时他为了政权的稳定，采取两个措施，一是不「四面出击」，强调不要树敌太多，[5]同时强调在历史「转变的紧张时期」，「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6]二是更加高明的「包下来」的政策，所有国民党留下来的成员，只要不公然反对共产党，都给予基本生活、工作保障，用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均吃」。[7]

在学校里也有两项措施。首先是大量吸取底层人民、工农的子弟来读书，所以我们很多同学是从农村来的。2006年，也就是中学毕业五十周年时，许多同学都写了回忆文章，一位来自皖南西部偏远山区的同学，生动地叙述了他百里迢迢来附中上学的情景：「头一回乘船」，然后「头一回换乘长途客车」，再卩头一回乘火车」，最后「头一回乘市区公共汽车」，才来到学校，「一路上，头一回看到高楼大厦，看到两旁种著法国梧桐的林荫大道，排列成行的路灯和五彩纷呈的霓虹灯……」。[8]这「头一回」，实在是历史性的：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引导农民和他们的子弟，进入现代城市，接受现代教育，参加国家建设。在教育方面，除了像这位同学这样，在正规学校接受教育以外，还办了许多任务农速成中学、夜校、识字班，让已经成年的工人、农民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据新华社报导，有4，200多万农民参加了1951-1952年冬季学校的学习，还有数百万人参加了其他各种为工人和农民开办的业余学校的学习。[9]为工农干部设立的速成中学在1954-1955学年招收了5万1000名学生。[10]应该说，政府在为工农提供教育机会是不遗余力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也因此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这个「新中国」的主人。

而且在进入城市以后，农民的子弟还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时国家的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福利政策，都是倾向于工农的。这位同学保留了当年的日记，就有这样的纪录：

1953年12月14日记：我因一时交不出膳费，就吃「半伙」，只吃早晚两顿。这受到同学的普遍关心。说这会损害健康。陈重明同学拿出五千元〔钱注：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五角，当时是不小的一笔钱〕硬要我吃午饭，说这是「对祖国负贵」。我谢绝了，但极感动。他们这都是社会主义质量啊！

1953年12月21日记：徐易告诉我，余仁老师已把我的伙食问题反映到教导处，决定提高我的助学金〔钱注：后由丙等提到甲等〕。我很感不安，因为我本意是想自己克服困难，不增加国家困难。[11]

这两则当年的日记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提到「社会主义质量」问题，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接受的教育：社会主义就是强调「社会平等」和「一人有难，人人相助」，而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依然处于相对贫困的地位，这显然是一个问题，因此，国家的政策向他们倾斜，给予全额助学金，不但合情合理，也是由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

这位同学日记里提到的陈重明同学，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儿子，这也透露出一个重要事实：当时的共和国的教育，一方面向工人、农民和底层人民子弟倾斜；另一方面，也让上层社会的子弟继续读书。这和后来（主要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逐渐限制，甚至剥夺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受教育的权利，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学校本来是中央大学的附属小学，是一所贵族化的学校，同学的组成原先主要是国民党官员子女，后来则多为大学教授子女，现在则上下阶层都有，大家平等地在一起受教育，底层人民的子弟又受到格外的照顾。像陈重明和这位农村来的同学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12]这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教育在其初期的一个新气象吧。

当时的教育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的老师中有许多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甚至是相当高层的，因为不便安排在其他重要位置上，便来教书，所以我们的师资相当好，有许多第一流的人才。我们这代人在建国初期，曾有过一个自由做梦的年代，我称之为「金色童年」，这与之后几代的知识分子很不同。

小学时我所受的是「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其中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很有社会主义精神，我从小对人民、劳动者有强烈认同，也有很强的公共意识、公共责任感。小学教育另外一点是强调我们都是新中国的主人翁，国家是我们的。印象深刻的是，小学时学生会主席采取民主选举的方式，当年我出来竞选学生会主席，我的朋友还组织竞选团，提了个竞选口号：「请投钱大头一票」，我的竞选对手则提出「请投丁大鼻子一票」，后来我当选了。前几年我们老同学碰在一起，回想起当年的竞选，都禁不住哈哈大笑。当时社会上有许多流浪儿童无书可读，于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先生学校」，我被任命为校长，将这些流浪儿聚在一起，教他们读书识字，老师都是一些小学三、四年级，还有我们五、六年级的学生。有个女同学才四年级，根本不知如何上课，她把教科书打开来哇啦哇啦念一遍，讲完了，就不知该如何讲下去，她哭著跑来找我说不知该怎么讲，要我这校长来解决。我去找老师，这老师很懂教育学，他说你既然当校长，你就会有办法，然后就走了。他让我独立地处理这件事，我从小就这样被训练成独立自主的能力，对教书的热爱也就此开始。记得班上有个卖棒冰的小男孩，他后来特地画了幅画，上面恭恭敬敬地写著：「献给敬爱的钱老师」，我当时也不过11、12岁。这些事都深刻影响了我，我终身割不断的教师情结就是这样形成的。[13]

到中学阶段，我更是自由地读书，当时没什么负担，没有考不上大学的压力，所以课后很快就把作业完成了，剩下大量时间自己读书。我那时很喜欢随便乱翻乱读，看完一本小说，就想小说主人公如果还活著会如何？接著就自己编故事，写小说。当时读了茅盾的《春蚕》，小说里一个人物叫荷花，有点放荡不拘，遭到周围人的嫉恨。我却很同情这个女人，就写了篇〈荷花的故事〉。那时我就大量写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我高中成绩非常好，毕业时学校要我向全校同学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今天老同学见面，大家都还记得我当年说的那番话：我说最要紧的是要有好奇心，每天上课都怀著探险的欲望去听老师讲课，老师的每一堂讲课都把我们引入一个新大陆。这经验对我极重要，形成我基本的学习观念和研究观念，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就是保持好奇心，我到今天仍是如此。前几年我中学举行校庆，老师让我写文章，我说中学教育对我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了一种青春精神：第一，对真善美的信念，对理想的追求，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第二，内在和外在的生命激情与活力；第三，永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远充满了好奇心及创造力。我的学生常对我到今天还这么有活力，感到不可理解，我说这一切是从中学开始培养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也是建国初期整体的精神面貌。[14]

我们那一代的教育另有一个重要面向。我们从小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强调国际主义、工人阶级无祖国、解放全人类、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等。所以我从小就有种世界的眼光，关注的不只是中国自身，并将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进行思考。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特殊之处。

那时我们理解和想象中的世界，是分成西方和东方的，西方就是美国，抗美援朝时还发起一场「篾美轻美仇美」运动，这与国民党「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是相对抗的。这种反美教育对当时受英美教育的老师辈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有个教英文的老师，他在课堂上说现在都宣传美国工人如何如何苦，他曾在美国待过，告诉我们工人有汽车、洋房，怎么能有多苦？同学都不相信，认为他造谣，和他辩论起来。后来这位老师就在1955年发动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自杀了。我的家庭教育本来是亲美的，我生活在其中，但在当时却毫无障碍地就接受了反美教育，我想有两点原因，一是因为有国民党作对比，在我们记忆中，国民党就是与美国勾结在一起出卖民族利益的。二是抗战胜利后，美国大兵常在大街上抱著「吉普女郎」招摇过市，很令我反感。那时我们对台湾的想象，就是美国的殖民地。当时我们很喜欢一首诗〈台湾啊！我的故乡〉，我至今还记得：「基隆是一个美丽的港口，现在却歇满了挂星条旗的舰艇。在特种酒家喝得烂醉的美国兵，用手枪恐吓过路的小学生。一年三熟的良田，变成了美式的飞机场」。

在1949年后，朝鲜战争发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当然这也与中国一面倒向苏联有关。我们这代人成长的背景，一是五十年代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一是六十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封锁。这样的封锁，强化了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毛泽东写了篇文章当时影响很大，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15]我们心目中毛泽东的第一个形象，就是中华民族独立、统一、尊严的捍卫者。[16]

西方在我们的理解中，近现代是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现实世界格局中则是拒绝并封锁中国的霸权主义，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又和社会主义对抗，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把美国视为敌人。当时我们对东方世界的理解有二，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严格说苏联是跨欧亚两洲的，不能算东方世界，但我们当时都如此认定；另外则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他们都是和西方帝国主义世界对抗的。我们那时的国际想象，是用阶级分析的方式，把统治者和人民区别开，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者，但不是反对美国人民，我们那时认为南朝鲜、日本、台湾等，都是被美国帝国主义走狗统治的，我们要与台湾人民联合。我们那时最崇拜的歌星是美国歌手罗伯逊（Paul Robeson，1898-1976，美国），就因为他是黑人。[17]

接下来谈谈我年轻时生活中的阴影，主要发生在1953年以后。这年我14岁，在我们那一代人普遍的心理中，14岁前是少年先锋队v队员，到了14岁后就应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vi，于是，我就很自然地提出了入团申请。尽管我是当时全校师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是却被拒绝了。我的入团介绍人严肃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行动上，和反革命父亲划清界线。在14岁少年的心中，父亲是神圣的，革命也是神圣的，现在这两者只能选一个。对我来说，实在太难接受了，也太残酷了，当然想不通。我的入团介绍人是我的好朋友，非常希望我加入共青团，每天早上到规定时间他就来找我，一坐下就开始说服我，该说的话说完后，就用急切眼光看著我，我知道他希望我说什么，但我说不出口。两个人都非常紧张，我看著他，他看著我，也不知该说什么。时间一到，他就默默站起来，我也默默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劝他别再来了。但第二天他仍旧来了。这既是组织交付他的任务，也是他身为朋友的希望。我那时突然想到，若我没有这样的父亲该有多好。但一想到自己竟会有这样的想法，又觉得很恐惧。我就这样来回地受著精神的熬煎。[18]

接著我又遇到了第二个考验：有一位语文老师非常喜欢我，我之所以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必须感谢这位启蒙老师。但因为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就带来了灾难。1955年肃反运动，这老师从前是国民党系统报纸的主编，解放后被安排成老师。因有著和国民党的关系，他就被强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他当然不肯，学校领导就要我来动员他。这又是恩师与党之间的两难选择。最后我还是出现在老师的批判会上，做了发言，发言后老师站起来说感谢同学给我的帮助，但是他看著我，我可以感受他对我的失望，我无法面对，此后也不敢再接近他。日后听说他际遇愈来愈坏，我极同情，但始终不敢去看他，文革结束后才见到他，他的眼睛已经失明。[19]

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强迫你和自己的父亲、老师划清界线，我日后对此作了长久的反思，曾写过文章讨论划清界线背后的伦理观。这是要从灵魂深处把血肉相连的父亲挖出，把最后一点的亲情遗忘，将爱转换成恨。问题是，这背后还有所谓理论的支持。一是儒家「大义灭亲」的观念，革命在那个时代就是最大的「大义」，就自然引申出「为革命牺牲亲情」的理念，这彷佛也是天经地义的。这里还有个逻辑推理，若是接受了第一个前提，就必须接受后面的推论：人是分阶级的——人性是有阶级性的——爱也有阶级性，所以，一旦父亲是反革命，就不能爱他，遗要恨他。在这样的「革命逻辑」面前，一个14岁的孩子是很难抗拒的。后来我读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才知道，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爱，是人的「天性的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绝对要坚守的，这是一条「人禽之界」，不管有什么理由，只要伤害了自己的父亲，就越过了做人的底线，不成为人了。这条界线一旦越过，就没什么事不能做了，一个人连自己的父亲都能诅咒，就陷入了罪恶的深渊。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理念：只要目的是崇高的，一切手段都可用。1949年以后的所谓「思想改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人们接受这样的逻辑与理念。14岁的我，就这样接受了第一个「思想改造」的洗礼，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与教训。[20]

二、知识分子的选择：以沈从文为例

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即知识分子的选择。

我在《1948：天地玄黄》讨论了政权更替时，为何大部分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少部分去了台湾。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这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命运和选择。按照大陆的说法，他们可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有些本身就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所谓的进步人士。中间派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外，采取相对中立的立场，但实际上又和两边都有著复杂的关系。右派即与国民党有比较密切关系。我选择沈从文（1902-1988）作为讨论个案，是因为他一身兼具「乡下人」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双重立场和身分。一方面他和农民、农村有密切联系，而新政权恰恰是自称代表农民利益的；但他又是胡适、徐志摩（1897-1931）的朋友，在内战期间，他持反战立场，既反对国民党「剿共」vii，也反对共产党发动「人民解放战争」，自称「第四种人」，[21]他却因此为国、共两党所不容。共产党把他看作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右翼，这几乎成为沈从文以后的一个「原罪」。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自杀未遂。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后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一个「谜」。

其实在沈从文之前已有两人自杀，一是陈布雷（1890-1948），蒋介石（1887-1975）的大秘书；另一是乔大壮（1892-1948），在许寿裳（1883-1948）被暗杀后，由他继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但他从台湾回到大陆不久，就在苏州自杀了。当时朱光潜（1897-1986）主编的《文学杂志》曾发表文章，讨论乔大壮之死，认为在易代之际，文人对旧的已不抱希望，但对新的又充满疑惧，一个认真严肃的知识分子是最容易走上自杀之途的。[22]

这里我想对沈从文的自杀，略做一点考察。1948年沈从文就写了一篇文章，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向做了这样的概括和预测：过去二、三十年代中国是个由「思」字出发的时代，接下来就将进入一个「言」的时代。[23]未来的中国（指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是一个「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24]——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沈从文的预测是有道理的：毛泽东的时代确实是一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

问题是像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适应这个由思至信的历史大变动吗？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三大困境：第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能够放弃思想吗？第二，我是内向型的人，我只「能由疑而深思，不能由信而勇往」，我永远不满足现状，不承认强权，认为现实永远是不合理的。我这样的怀疑主义者新社会能够容忍吗？[25]——这个忧虑鲁迅亦有，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他早就说过，革命家在革命时期也不满足现状，可以和知识分子合作；革命胜利后，革命家掌握权力，要维持现状，知识分子还继续不满意，革命家就可能回过头来对付知识分子，把他杀了。[26]第三，我是个固执的乡下人，固守乡村简单的生活和自然景物，革命是否会将这样的景物毁掉？我这些反映我的乡村理想的作品在新社会里能得到承认吗？[27]

恰在这时，北京大学校园出现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的沈从文」的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1948年1月，毛泽东在一个党内的指示里，提出「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28]「如前所说，沈从文因其全面的反战立场，早已被共产党认定为反对人民革命战争的右翼知识分子，现在，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需要「公开批评和揭露」的对象。于是，1948年3月1日就有了在中共领导下于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发表的郭沫若（1892-1978）〈斥反动文艺〉一文的公开点名，谴责沈从文从抗战时期反对「作家从政」，到把解放战争「谥之为05民族自杀悲剧」」，「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著」，并指责沈从文创作色情作品，是「粉红色」的反动作家。[29]现在，北大校园里出现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实际上是重提了1948年郭沫若对他的指责，而郭沫若的背后显然有共产党的意志，这对于本来就在历史大变动中深感「旧我」的无力、「新我」的未明，而对新政权心怀疑惧的沈从文，自然是致命的打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30]

于是，沈从文就深深陷入了两大精神、心理病态和折磨中，无以自拔，也无法自救：一是被抛弃的疏离感，一是完全的孤立感。这种孤立感有两个层面，一方面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胡适等人的朋友，但他又是乡下人，和他们始终有所不同。他说他和胡适只谈文艺，不谈政治，因为他不能接受英美自由主义绅士的那一套理论；他又不能和梁实秋（1903-1987）谈文学，梁的那套全来自英美讲义，沈则是土生土长的作家。1949年初期共产党对某些自由主义者实行统战策略，包括梁思成（1901-1972）、林徽因（1904-1955），他们好意请沈从文去清华园小住，沈从文描述这些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人人都是乐观的」；[31]而在沈从文看来，这不过是「勉强附和，奴颜苟安」。他问：「这么乐观有什么用？」他感到「完全在孤立中」，[32]「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我看许多人都在参与谋害，有热闹看」，[33]看来自己这个「乡下人」只有孤身坚守了。[34]

另一方面则是家庭里的孤立，这对沈从文更是致命的。郭沫若怒斥沈从文是写色情作品的「粉红色」作家，我们过去都认为这是无中生有，但2008年底有一位北京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在香港杂志上找到一篇沈从文当时发表的作品，写他一次婚外情，有比较露骨的性描写，[35]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算什么，在当时就不得了了，冰心（1900-1999）自此就极痛恨沈从文。现在郭沫若「反动粉红色作家」的指责，显然会将本已逐渐趋于平静的家庭情感纠葛重新激化，将沈从文置于道德审判台前，而这样的道德审判又显然是为政治审判服务的：在郭沬若的声讨中，「粉红色」是为加强「反动」的罪责。这样的家庭情感危机与政治的纠缠、被利用，对沈从文是最具杀伤力的：既使他有口难辩，更让他感到恐惧。

更大的问题是父与子之间的冲突。沈从文突然发现，「政治浸入了孩子生命已更深」，[36]他两个年轻的儿子，1949年后都迅速地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反过来和父亲争论。沈从文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37]沈从文终于明白，他若再不「向人民投降」，不仅为社会所不容，而且有可能导致「家庭破灭」，「生存」也就「了无意义」了。[38]家庭是沈从文，也是所有的人，在大时代的飘摇中，最后一块安身之地、立足之地，现在却发生了被拒斥于家庭的危机。沈从文的游离感、孤立感，就发展到了极致，已经是他极度敏感的心灵所难以接受，而他作为作家所特有的丰富的想象力，又极度地强化了他的恐惧感，他终于被逼到了疯狂的绝地。

但当沈从文疯狂到极点时，又孕育著新生。他从这时期保留下来的日记诗作里，常常在疯狂语言的后面，会突然出现宁静，反复诉说著回归家乡的欲求。最后他活下来，宣布自己「默然归队」了。[39]

沈从文选择回归社会，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心理内在的需要，二是他表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有极强的社会承担意识。沈从文在疯狂时曾多次这么表示：不能想象自己可以永远游离于社会、人群之外，他感到这样的游离状态是「极离奇」的：「那么爱这个国家，爱熟与不熟的人，爱事业，爱知识，爱一切抽象原则，爱真理，爱年青一代，毫不自私的工作了那么久」，这样一个人，怎么可以「把和社会应有关系与自己应有地位毁去？」[40]对沈从文来说，这种爱，这种关系，这种地位，都是一种责任。不管外在力量如何拒斥、孤立，他仍要归队，回到时代历史潮流中，尽到一份公民的职责。这样具有强烈使命感承担意识的知识分子，不能离开社会、时代潮流。即使社会不给他机会，他也要等待。沈从文从自毁的迷乱中清醒过来以后，这样说：「我明白「等待」二字具有什么意义」[41]——「等待」成了沈从文此后主要的生命词。

这是沈从文和1949后所有中间派及右派知识分子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自己和新社会的契合点，既能适应新的社会，又不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坚守自己的基本立场？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思想与精神的连接通道？

应该说不同的人，不同的知识个体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和信道。就以我曾有所研究的周作人（1885-1967）来说，妇女的独立自由解放是他一生所关心的命题，他后来非常高兴地发现，新中国的第一个法律是婚姻法，强调男女平等、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这当然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决定，却引起了周作人的强烈反应，他连写好几篇文章大加称许，显然在妇女问题上他找到了他和新社会的契合点，成为他接受新社会的一个重要理由。[42]

根据我的研究，沈从文找到了三个契合点。

（一）新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那一代和国家、民族一起饱经历史沧桑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立场，是他们思考和行为选择的出发点与归属，也是我们观察和理解沈从文那一代知识分子时，必须牢牢把握的另一个要点。他们正是从对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爱出发，对他们并不习惯，甚至有所抵牾的新中国、新政权，采取了努力理解的态度，这是他们最终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的思想基础。沈从文在一篇文章里相当动情地引述了「和年过七十，在本世纪〔钱注：指二十世纪〕初，和帝国主义者办过交涉极久的叶恭绰先生」的一次谈话，沈从文转述，叶恭绰（1881-1968）表示自己一生中最感动的瞬间有两个时刻，一是当面听到孙中山先生宣布辛亥革命成功，二是亲耳听到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结束了中国备受侵略掠夺的半殖民地历史，民族得到解放，国家得到统一，这是沈从文这一代人认同共产党的根本原因。[43]后来，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个平手，逼得不可一世的头号帝国主义坐下来和新中国谈判，这件事更是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加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领导的认同感。

这一代人有两个重要关怀、基本情结：一是强国梦，二是对帝国主义的警惕，这两者是有著内在联系的，并在沈从文1949年以后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这当然不是偶然。

问题是，怎样才能「强国」？沈从文这一代曾经追求过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沈从文更曾寄希望于文学救国，主张专家治国，但这些在近代中国都失败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呢？于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沈从文的日记及书信中开始出现许多新的概念：组织、动员、计划、领导。这暗示著一条新的道路：东方的落后国家，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要靠人多的优势，将其组织起来，实现人力、智力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动员，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群体智慧和力量，使国家实现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而要做到这样的全民族、全国范围的组织、动员和计划，这就必须有强而有力的领导，胡适过去设想的「好人政府」，其实就是想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实行「开明专制」。那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实中理想的组织领导者，当然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著统一意识形态、严密组织——也即沈从文说的「信仰单纯，行为一致」，并以强大军队为后盾的政党。这是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我将其称为「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现代化道路」：目标是富国强兵，办法是推行国家主义，靠国家和政党自上而下动员、组织。这种现代化道路是沈从文所愿意、能够接受的。这就意味著，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接受，是建立在通过组织、动员和计划的力量，实现后发国家跨越式发展的国家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同基础上的。这同时也意味著，沈从文现在认同的「国家」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国家，对于一个有著鲜明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全新的经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沈从文因此解决了他身为知识分子而被长期困扰的两个问题。首先是和政治的关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官僚政治深痛恶绝，所以沈从文过去对政治是疏离的，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沈从文发现了一种新政治，他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这是他虽然并不完全理解，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是用集中的权力为国家、人民服务，并不求一己私利，这是他愿意努力去适应的。[44]其次是和群众的关系，亦即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沈从文这时感觉到组织化群体的力量，他渴望将自己个体的生命也融入其中，同时为「使多数存在合理而幸福」而牺牲个人。[45]如果说渴望融入是一种生命皈依的需求，牺牲个人就接近于「集体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了。

这就形成了沈从文的「新的理性」（这是沈从文提出的概念）。[46]其中包括了国家独立富强梦，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观念，党的领导的观念，不脱离政治、不脱离群众、牺牲个人的集体主义观念等等，沈从文在另一篇文章里，又把它叫做「新的爱国主义」。[47]

（二）新人民观

沈从文是乡下人，与老百姓（主要是船夫、农民、士兵、小手工业者）本来就有精神上的联系。新社会给他安排的第一件事，是到华北大学读书，那是改造知识分子的地方，每天上课讲马列主义，他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唯一感兴趣的是到伙房看新伙夫，这是些来自老解放区的接受了革命教育的新农民，从他们身上，沈从文说他发现了「一种新的人民典型」，[48]这是新的觉醒，有著强烈的主人公意识：我是国家主人，煮饭是为人民；新的伦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而无我；新的作风：「素朴而忠诚」、[49]话虽说得极少，事情总做得极多」、「在沉默里工作，把时代推进」。[50]这都对沈从文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这样的吸引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他赖以支撑的，就是这些新人民。

后来他学习历史唯物观，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文学、艺术的创造者，更把他朴素的「乡下人好」的观念提到理论的高度，让沈从文有豁然开朗、更上一层楼的感觉。此外，毛泽东「城里人肮脏，乡下人干净」的民粹主义思想也吸引了他。长期以来，沈从文自诩乡下人，对城市人一直有著既自卑又自傲的矛盾心情，现在有了毛泽东的理论的支持，他更加理直气壮了。他同时也就比较自然地接受了毛泽东、共产党所强调的「知识分子改造」的观念，他也真诚地自我忏悔，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也依然表示：「想想五六亿人民都是常年贴身土地，为生产而劳作，我只有惭愧，别无可说」[51]—民粹主义就这样演变成了沈从文接受专政的精神抚慰，但那已经是后话。

在五十年代，沈从文由此找到了他和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建立的新中国最基本的契合点和最重要的认同基础。他断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个「让老百姓翻身」的革命，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向前向上进步理想，在中国和万万觉醒农民单纯朴素人生观的结合，也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生长的式样」，[52]毛泽东和共产党「都代表的是万万劳苦人民/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声音」。[53]原本是充满疑惧的革命、党、新社会、毛泽东思想，经过这样的转换，就几乎是顺理成章地被「乡下人」沈从文所接受了。

但将毛泽东、共产党视为乡下人永远的天然代表，也是一个陷阱。比如说，当沈从文宣布要将「一切从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出发」作为自己一个不变的根本原则，[54]他就面临两个问题：既然已经认定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人民的「代表」，那么，「一切从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在现实生活里，就变成了「一切从党的长远利益出发」，「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了「为共产党服务」。还有一个问题：强调「一切从大多数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那么，「大多数」之外的「少数」，「人民」之外的「非人民」（在毛泽东时代这样以种种理由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的「非人民」是很多的，沈从文自己就有过这样的命运），「长远利益」之外的「眼前利益」，怎么办？本来这些问题是曾经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沈从文应该关注、追问的，但他现在却根本不去想了。这大概也就是改造的结果和认同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三）新唯物论

沈从文一生有两大情结，一是乡下人；二是他没上过大学，为自学出身。抗战时期，他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但1949年以后北大中文系没有接纳他，他对此而气愤难平。也就是说，他不仅感受著政治体制的压力，而且也感受著学院体制、文学体制的压力，他和学院知识分子有著深刻的距离和隔膜。他当然不会想到，这恰恰是能够和他的湖南老乡毛泽东相通的——这样的老乡情结也是沈从文接受毛泽东的重要缘由——他本能地感到毛泽东强调实践出真理，反对「本本主义」viii，是深合他意的。因此，他读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最读得进去的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他在1949年后转向文物研究，也强调要将文献和文物两者结合起来研究，这显然是受到毛泽东的启示，沈从文称之为「唯物的「常识」」[55]和「实事求是的研究工作方法」，[56]也可以叫做「新唯物论」。但这样的研究道路却不被当时掌权者和文物界的学术权威所承认。因为他没上过大学，也不习惯于「从书本到书本」的做学问方式，因此他在所就职的历史博物馆一直不被视为研究人员，而是在打杂，甚至充当讲解员，他写的研究文章也不被承认，沈从文自然很不服气，深感压抑。因此，当文革提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沈从文的反应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本能地觉得这样的批判所针对的，包括了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很反感；但另方面他又觉得对学术权威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他自己正受著他们的压抑。

从以上沈从文的「新爱国主义」、「新人民观」和「新唯物论」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共产党、毛泽东、新国家、新政权的接受，有被迫的一面，但也是自愿的，或者说是自有逻辑，而并非完全盲目的。当然，随著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毛泽东的一党专政体制的逐渐强化，强迫的成分逐渐加多，自愿的成分逐渐减少，但也并非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还会不断处理这个问题一应该说，沈从文和共产党、毛泽东、新政权这样的关系，在建国后的知识分子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但沈从文无法理解，也是他绝没有想到的是，当他确实找到了和新社会的契合点，深信自己的生命对新国家有用，不仅是心甘情愿，而且是满腔热情地愿意为之服务的时候，新社会、新体制，却仍然对他紧关大门。他后来在给自己的大哥、老朋友的信里这样谈到自己在新社会里的处境与心境：「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的听著戏院里的欢笑喝彩声音」，[57]「想把点剩余生命用到国家最需要上去，也总像配不上去」。[58]

更给他致命一击的是，1953年出版社正式通知他，因为陈旧过时，他所有作品的纸型都被销毁，后来听说台湾也禁止他的书，海峡两岸的焚书与禁书，使视作品为生命的沈从文伤心已极，绝望已极。他完全想不通：当年他的《长河》也曾经被扣被删，那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为什么到了「新社会」，竟至于要销毁他的书呢？

其实这正是「新社会」向沈从文发出的一个预警：像他这样有著「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解放战争」记录的右翼知识分子，带有双重「原罪」：既是知识分子的原罪，又是对共产党曾心存疑虑的原罪。无论他怎样努力适应，乐于服务，都始终得不到信任，即使想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也不给「入门券」。这其实是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只是在沈从文这里，发生得较早、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在后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又有新的变化，留待以后再讨论。

三、在治国道路和模式上毛泽东的选择

以上所讲，都是建国初期发生在知识分子和我的家庭及个人生活的故事。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作为一个中学生，是在1953年开始感受到生活的阴影的，而刚才我们也说到，沈从文遭到焚书，也是在1953年，我的中学老师则是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批判的。这里或许也有偶然因素，比如1953年我正好14岁，才会有入团的要求，但被拒就有大环境的因素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953年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建国初期的气氛是相对轻松的，那是一个恢复时期，政治气氛紧张起来是在1953年之后。[59]1953年政权已经基本稳定，新中国已经立足，于是面临著「如何建国」的问题，这是时代所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中国该往何处去？也就是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这时就必须对「治国道路与模式」作出某种选择。这就必然要引发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在中国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则首先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争论与斗争。而这样的斗争的结果，不但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且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普通民众，甚至是我这样的中学生的生活。

正是在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尖锐地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口号，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1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60]

「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句话，是周恩来在1953年2月政协ix—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里说的；而在党内主张并推行「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最力者，则是刘少奇。这样，毛泽东的批评，就挑明了党内在建国方向与路线上的基本分歧。

什么叫「新民主主义秩序」？通俗一点说，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里，谈到之后的建国时，就说中国多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少了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61]随后在会议的〈结论〉里他又将资本主义分成三种：一种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指二战中的德国、日本；第二种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即英、美模式的资本主义，毛泽东肯定其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但仍有不少问题；第三种毛泽东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62]在七大会议以后的9月，毛泽东在回答英国路透社记者的问题时，说明中共所要建设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钱注：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63]这样的建国设想，对毛泽东所说的「民主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自觉吸取，是十分明显的。

毛泽东还特地批评民粹主义，说「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64]一直到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x讲话中，还在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应当批判这种思想」。[65]

所以建国前的毛泽东是主张新民主主义的，一直到建国前夕，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还是重申新政权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并继续批判「农业社会主义」，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但他同时又「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并且反对将新政棹的经济称为「新资本主义」「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66]以后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又再次点明，「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67]这实际上都为他以后的「转变」埋下了伏笔，但当时并不为人们所注意。后来毛泽东将张闻天起草的一份档〈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的一个提法：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绝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68]就进一步暴露了高层领导的认识上的分歧，但在当时似乎也没有引起注意。

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刘少奇、周恩来执行与坚持的仍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路线。[69]毛泽东一方面提醒，如果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是「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同时又强调：「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70]因此，在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里，并没有将社会主义的目标写入。如一位高级领导人在其回忆中所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写的」。[71]

这一条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路线，其要点是：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执政；经济上，则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其基本纲领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72]在思想上，则强调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与教育，政策上相对宽松。我们前面说的建国初期的社会氛围的相对轻松，是和这样的「新民主主义秩序」相关的。

1952年后，在东北、华北这些老解放区，在土改后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中，有一部分成了新富农，买车马、雇工，买进土地。而新富农中有相当部分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村干部、共产党员，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也利用手中的权力，首先富裕起来。而另一部分农民，由于缺乏农具、资金、劳动力，难以单干致富，有的重新成为雇工。这样，在农村中就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

面对这样的分化，党内有两种态度与主张。时为东北第一书记的高岗（1905-1954）反对共产党员雇工，主张雇工者要开除党籍，并认为要迅速组织其余农民发展合作社。刘少奇则认为提高生产力才是首要目标，雇工现象应该允许；并认为合作化的先决条件是工业化，有了生产力发展基础才能进行合作化，在工业化前即进行合作化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也即当年毛泽东批判的民粹主义思想。[73]

毛泽东支持高岗的意见，并修改了他原先的「新民主主义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因此，在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和「确保私有财产论」，强调「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认为不该「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而应代之以「革命转变论」、「不断革命论」。也就是说，在革命胜利以后，还要不断革命，迅速地转变为以「消灭私有财产」、「使资本主义绝种」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即要由「节制资本」转向「消灭资本」。同时，毛泽东又批判「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论」，认为「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这就暗示了毛泽东是希望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的，这就为以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埋下了伏笔。[74]

于是，在1953年，毛泽东制定了一个「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5]

最近一位中共党史的研究者，注意到1953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实质就是要「把多种生产数据所有制结构改变为单一公有制结构，逐步削弱市场机制，建立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也就是五十年代毛泽东的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而这一模式恰恰深深地烙上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印记。于是，就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还在酝酿期间，中共中央于1953年4月就决定，组织中高级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后，恢复国民经济、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部分，学习列宁（Vladimir Lenin，1970-1924，俄国）、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关著作，通过系统学习了解苏联经验，来理解和执行党的总路线。[76]正如这位研究者所说，正是这样自觉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党员，「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种观念——社会主义，就是实行生产数据所有制的单一公有制结构（以国家占有为形式的全民所有制，以苏联集体农庄为组织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就是由国家实行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全社会的经济生活都由国家实行统筹）」[77]——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包括我这样五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解与想象」，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我们再回到1953年来。这确实是建国以后第一个关键年头。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根本改变了建国方向：由「发展新民主主义」到进入「社会主义改造与革命」，由首先发展生产力，改变为首先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所有制，或者说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而由「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到「立即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这背后又有两种治国哲学：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党官僚，强调的是稳定秩序；毛泽东则是天生革命家，要不断破坏秩序，不断革命。[78]

毛提出了几个治国新要点：其一，政治上不能再联合执政，必须「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79]也即实行一党专政；其二，经济上不以提高生产力为中心，而以改变生产关系、解决所有制为核心，强调「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80]「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81]将小生产农业改造为合作化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公私合营，手工业改造为合作化，通过生产数据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82]以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系；其三，思想文化领域则强调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83]这就根本改变了〈共同纲领〉里规定的思想文化领域「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方向。

胡适被视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因此就有了1954年清算胡适思想影响的大批判。[84]在同时，亦加强了对思想文化学术的全面控制，沈从文所遇到的焚书事件，以及我所感受到的「阴影」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85]

但在当时，毛泽东所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原先只有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悤想准备，而没有立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而首先起来反抗的是农民。农民刚分到土地，不愿集体化，用一些老农的话来说，土地揣在怀里，还没有捂热，就又要归公，少说也是不习惯的。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材料：毛泽东在准备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曾派人去征求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1906-1970）的意见，赵树理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86]

问题更在于，毛泽东要发展工业化，必须剥夺农民，在工农业的剪刀差中来发展经济。[87]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xii，把粮食的经营权完全控制在国家手里，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翼：一翼是合作化，一翼是统购统销。[88]1954年在遭遇水灾粮食减产的情况下，为支持朝鲜战争和工业化，又多征收了178亿斤粮食。这就引起了农民的反抗，各地纷纷闹粮荒，有的地方还死了人，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滥宰耕牛、杀羊砍树的现象，还发生了群众性的暴乱事件。毛泽东也注意到这问题，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89]

接著，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也提出质疑。首先是当时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1893-1981），1955年她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利益的许诺。这样一来，不是自食其言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90]更让毛泽东难堪的，是梁漱溟（1893-1988）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当面指责毛泽东「丢了农民」，「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会保卫权益，而农民没有农会，所以他要为农民说话。毛勃然大怒，甚至有些失态，说梁漱溟是「班门弄斧」，「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91]——这里，毛泽东的失态，颇耐寻味。应该说，梁漱溟有意无意地触动了毛泽东的一个隐忧，或内在矛盾。

农民出身，靠农民运动起家的毛泽东，当然认为自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就个人感情而言，毛泽东也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看作是农民的儿子，这是他的自我认同。[92]更重要的是，也是我们在以后的讲课里要一再强调的，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革命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始终以农民为基本群众，以农村为根据地。有些研究者因此将毛泽东简单地视为农民领袖，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农民革命」，把共产党看作是「农民党」，这当然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却都是以偏概全的片面的观察与判断。毛泽东就其个人信仰而言，还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主观认定，是要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现代强国之道。为了发展工业化，他必须剥夺农民，他选择「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必然要伤害农民，他心里明白这点。这是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家，在面对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时所做的不得已的选择。尽管毛泽东在需要剥夺农民时是坚定、不动摇的，但他依然摆脱不了内心的农民心结，任何人都不能在他面前谈农民苦，所有谈农民苦的人，都被他镇压下去。

为了缓解内心的矛盾，他提出了「区分两种仁政」的理论：为人民（农民）长远利益，这是「大仁政」，只为人民（农民）眼前利益考虑，这是「小仁政」，「两者必须兼顾」，「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因此，在他看来，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得牺牲农民利益，这是施「大仁政」，从根本上说，「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如果因为农民利益一时受损而「哇哇叫」，这就是要我们「重工业建设别干了」，「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93]尽管其中有无奈，但毛泽东还是可以因此而释然的。

毛泽东的另一个矛盾是对农民的认识和估计。一方面，他一再引述列宁的话：「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因此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94]他很清楚，他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必然会遭到农民的反抗。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中国农民与世界其他农民不同，「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95]毛泽东对农民的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分析，如研究者所说，其实显示了毛泽东思想中「在相互冲突的列宁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拉锯」：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是绝对不相信农民的自发性的，因此要强调党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引导，以及与农民自发倾向的斗争；而民粹主义则相信「农民天生的社会主义（或可能转向社会主义）倾向」。[96]毛泽东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97]这是一个有著内在矛盾的命题，毛泽东实际是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或者他自己的主观需要，在这两者间来回摇摆。比如1955年毛泽东为了克服党内阻力，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竭力夸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甚至说：「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98]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时也是如此。但到了大饥荒年代农民要求单干时，毛泽东就转而强调，不能听农民的话，要加强党的引导了。

毛泽东的这一矛盾，也体现在他所强调的「民主集中制」上。民主集中制本来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原则，其重心是强调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的集中领导。毛泽东却试图在其中加入「群众民主」的民粹主义成分和意义，因此提出了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和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99]问题是，「群众意见」本身的客观性是有限的，有很大的主观认定的成分。「群众意见」在毛泽东的实践里，实际上具有三种意义。一是作为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力筹码。比如，前述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论争中，毛泽东就是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来攻击主张稳健政策的党内不同意见者。二是当党的政策触犯群众利益遭到抵制时，毛泽东也会作出某种让步与调整，如前述毛泽东对他所说的「生产力暴动」的反应；以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遭到农民反抗时，他也及时作了调整。这大概就是在群众中接受「考验」吧。更重要的是，这就可以形成对毛泽东自己所推行的阶级斗争的激进路线和政策之间，某种程度的制约与调节。应该说，毛泽东对这样的自我调节，有相当的自觉性。他尽管基本上坚持激进改革、不断革命，因此与党内稳健派有持续的冲突；但在实际操作中，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又都在寻求激进与稳健两者之间、他自认的党的（也是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群众的眼前的实际利益之间的平衡，所以他的不断革命论又是以革命阶段论作为补充的。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有进有退，一张一弛的。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激进主义者、进攻主义者，恐怕也会形成一种遮蔽。其三，毛泽东真正著力的，是要把党的意志、他个人的意志变成群众行动。这里，显然有毛泽东「群众民主」的理念。在他看来，所谓「民主」就是群众（特别是底层民众）的政治、社会参与（但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参与，又必须在党的——也就是精英政治的——绝对领导与控制下）和群众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而西方民主理念中强调的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的个人自由与选举民主，都是形式民主，是他所忽略，以至要否定的。[100]而毛泽东的群众政治参与，实际上就是发动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最后导致践踏所有法制和规则的「群众专政」。这样的民主观，其实践结果，就是对群众不满情绪和变革要求的引导和利用，以及对群众力量的动员和驾驭。而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是高手，这是他一再战胜对手的主要手段与原因。这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实质，都是要最大限度，也是最有力、最有效地实现个人的意志和党的专政，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是服从于列宁主义的。

但毛泽东的内心情感上几乎本能地更愿意依靠农民的支持。他甚至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01]又说农民要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又说农民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比英美工人好，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呢？毛泽东的办法就是对农民再度进行他的「阶级分析」：他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即富裕中农）和「下中农」；[102]据说「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著地主和富农」，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下中农则和贫农一起要求发展社会主义，[103]这就意味著「越富越要资本主义，越穷越要社会主义」。这样的逻辑自会产生许多问题，以后我们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这也造成了农民对毛泽东的复杂态度。总体来说，中国农民对毛泽东有好感，有一种亲和力，但他们一直不能理解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总喜欢折腾，不让他们过好日子？[104]——毛泽东、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理解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个关键。以后的讨论中，还会进一步展开这一问题。

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试验，既以农民（他所说的贫、下中农）为基本动力，但又在事实上不断损害农民（包括贫、下中农）的利益，这正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路线的一个悖论，不可解的矛盾。这也就是毛泽东内心中党和农民的矛盾。

问题在于，毛泽东把对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任何怀疑、反对，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最终看作是党内问题。他把他对农民的阶级分析运用到党内，认定党内在合作化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干部，代表了富裕中农和其背后的富农、地主的利益。大概在1953-1955年间党内围绕著农业合作化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指责当时主张以更稳健的态度推动农业合作化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来反对党的路线，[105]犯了「右倾」的错误，[106]并认为这是一场「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107]「带著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108]

毛泽东更为警惕的，是在最高领导集团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于是，就有了发生在1954、1955年间的「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高饶事件」xiii至今还未平反，还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109]但最新的研究却表明，这是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一场斗争。

前面说到1951年高岗、刘少奇的论争，毛泽东是站在高岗这一边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不断革命」的冲突中，高岗是毛泽东的支持者（或群众基础）。这样，就产生了「谁是接班人」的问题。本来，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已经将刘少奇置于毛之下的第二人的位置，但毛泽东在1953年以后显然有选择高岗为接班人的意图。这一年，毛泽东把地方主要领导，如东北的高岗，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1903-1975）通通调到北京，时称「五马进京」，并著意将高岗放在国家计划委员会xiv主席的位置，地位与周恩来平行，称为「经济内阁」，所以又有「一马当先」之说。[110]在毛的暗示下，高岗开始发动「倒刘（少奇）运动」。1953年中国通过新税法，主持者为薄一波（1908-2007），薄一波是刘少奇的干将，他提出公私应该一律平等纳税，被认为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高岗开会批判他，此事件称为「批薄射刘」。被安排为组织部长的饶漱石，这时也组织对前任部长安子文（1909-1980）的批判，而安子文也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因此又称为「讨安伐刘」，矛头都指向刘少奇，而且批判的重点就是刘少奇所主张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论」。

毛泽东也就借机逼刘少奇检讨，同时私见高岗，交待他去秘密调查东北三十年代留下的档案，看有无刘少奇叛变投降的材料，这些材料之后在文革时被公布，可见毛泽东很早就准备对付刘少奇了。高岗将这任务告诉陈云，陈云鼓励他作私下串连。高岗于是到处宣扬所谓「党的两个山头」，说自己在陕北打游击，代表根据地的党，刘少奇搞地下工作，代表白区的党，天下是依靠根据地打出来的，不能让白区的人坐享其成。其实中国共产党内确实存在著两个群体，1949年10月刘少奇在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中，曾经透露了中共党员的成分，工人党员占了10%，农民党员占70-80%，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占10-20%。[111]知识分子党员主要有两批，第一批是建党初期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等，抗战时期又有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赵紫阳（1919-2005）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知识分子比较亲近刘少奇与周恩来，是支持新民主主义论的党内主要基础。近年在大陆竭力重新倡导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也是这批知识分子老党员。另外，还有一批农民革命家，高岗自称是他们的代表。农民革命家的文化程度不高，有民粹主义思想，容易接受农业社会主义，而且对知识分子反感。毛泽东既是农民革命家，又是知识分子，所以他想控制两者。尽管毛泽东有意选择高岗接班，但他知道要搞建设还是必须靠知识分子，所以还是有所犹豫，加以高岗的活动让他发现刘少奇在党内势力不可小视。刘少奇此时则采取退让政策，他主动检讨，表示愿意改弃新民主主义，拥护毛的社会主义改造。但高岗是个草莽英雄，没有谋略、不加收敛，最后活动到军队中，因此踩了毛泽东的底线，犯了大忌，加上陈云、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站在了刘少奇这一边，于是毛转过来对付高岗，把高岗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抛了出去。党史上有所谓「高饶反党集团」的说法，其实是个冤案，完全是党内斗争的产物。毛是这场斗争的大臝家，他借高岗力量强迫刘少奇让步，又收拢整合了党内知识分子、农民革命家两边的力量，这是建国后党内的初次斗争。这场先是批刘，后是抛出高、饶的斗争，其实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中先批刘、后批林（林彪在高饶事件中态度暧昧，实际是倾向高的）的一次预演。[112]

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毛泽东由这场斗争引发出的对形势的分析，以及其阶级斗争治国路线的形成。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对高饶事件的总结里，把高饶事件看作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113]因此，他发出要「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的警告[114]——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并不稳固，随时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这样的被颠覆的危机感，是一直追随著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的，这是一种合法性危机。也就是说，毛泽东和共产党是靠革命、靠枪杆子打天下，政棹合法性是打出来的，所以他在坚信「有了枪杆子就有了一切」的同时，又对自己的权力地位一直有不安全感。有意思的是，斯大林也看出了这个危机，在1952年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就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115]因此，他建议在1954年制定宪法，用依宪治国的方式，来解决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116]正是在斯大林的督促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宪法，特点有二：一是确立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和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绝对领导地位，真正建立了毛泽东最为重视的党掌管、控制一切的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也即斯大林所说的「一党政府」，并且有了合法性，而完全抹去了建国初期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体制里的「联合执政」印记。[117]在另一方面，又特意强调实行广泛人民民主，宣布了出版、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等一系列人民民主权利。但毛泽东却始终对法律持怀疑态度，他要的是「无法无天」的不受制约的统治。[118]他对付合法性危机的办法，是认准新的敌人，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来扫清实现自己意志的一切障碍。

高饶事件后，毛泽东做了这样的敌情分析，他强调威胁政权的势力有三：一是所谓「反党集团」，实际上就是党内的反对派；二是「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三是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119]—毛泽东从此确立了他的三大打击目标，而且是至死不变的。在他那里，「反革命」的概念与范围，都可以根据形势与需要随时确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一个月以后、即1955年5月，距1954年宪法通过和颁布还不到一年，就发动了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人们早就注意到，对于「胡风案件」的定性，是不断升级的：最早说是「小集团」，但材料到了毛泽东那里，先说是「反党集团」，又立即升格为「反革命小集团」，这样的严重的定性，连周扬（1908-1989）都感到意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突变？这曾经是「胡风事件」研究的一个「谜」。

其实，将其置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阶级斗争全局」下，就不难理解了。毛泽东早在3月21日报告里已经作出部署：「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藉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120]也就是说，毛泽东在3月已经先有了一个「打击反革命力量」的战略计划，周扬4月将胡风（1902-1985）给舒芜（1922-2009）的一批信件送上去，就正好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一个「做文章」的机会。于是，毛泽东凭著政治家的谋略和诗人的想象力，根据那些材料捕风捉影地臆造出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判定「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是「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完全是应毛泽东斗争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反革命集团」。[121]在5、6月分批公布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同时，毛泽东就作出这样的判断：「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122]即所谓「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论」，并于同时部署在全国范围所开展的「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简称为「肃反运动」。而且在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预定打击目标占全体工作人员的5%，[123]其结果，是冤案遍布全国，无数人涉案其中，[124]但这也让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第一次感受到毛泽东专政的可怕，引起了怀疑和反思，并且酝酿了两年后（1957年）的青年学生民主运动，这也是毛泽东所未料及的。

毛泽东在胡风材料的按语中这样描绘他所要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秩序，也就是他理想中的建国图景：对被群众揪出的「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并且实行「舆论一律」，完全禁绝出版、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绝大多数人「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对「反革命方面的人」实行专政，让他们像「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这是大的好事」[125]——用群众力量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实行群众专政，以扫除一切障碍，并以高度集中的权力，建设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毛泽东经过高饶事件、胡风反革命事件和肃反运动，所最终确立的「阶级斗争治国」的路线。而胡风事件正是一个重要标志。

编注

1. 《三毛流浪记》：漫画家张乐平的漫画创作，以四十年代上海为背景，讲述12岁的主角——孤儿「三毛」在抗日战争时期后至内战时期这段历史中的故事。1949年由上海昆仑电影公司拍摄为同名电影，1950年上映。

2.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前身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成立），于1949年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又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详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简述。

3. 新四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于1937年整编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军队，受中国共产党直接指挥。1946年6月，国共双方签定的停战协议破裂，国共内战重新爆发，共产党指挥的军队由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等陆续整编，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4. 抗美援朝：是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的统称，1950年韩战爆发，1950年联合国、美军陆续登陆朝鲜半岛支持大韩民国，中国于1950年10月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53年7月，南北韩签订《朝鲜停战协议》，1958年中国志愿军撤回中国。

5. 少年先锋队：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3日创立中国儿童先锋队，于1953年6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是由共青团所领导的儿童、青少年组织。

6.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1920年8月上海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开始成立全国统一的组织。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6年10月改为民主青年团、1949年1月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5月又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7. 剿共：指1927年中共成立「红军」并发动南昌起义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展开土地改革，并多次与国民党战斗。「剿共」为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的用语，中国国民党称此段时间为剿匪」、「剿共」，中国共产党则称为「土地革命战争」、「十年内战」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指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内战，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人民解放战争」为中国共产党用语，中国国民党称此段时期为「抗共卫国戡乱战争」。

8. 本本主义：又被称作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不做具体的考察而硬搬书本中的概念、原则。「本本主义」的概念参考毛泽东1930年5月所著〈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该文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强调对问题的调查研究。

9. 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或「人民政协」，史称「新政协」以区别于1945-1946年间由国民党、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抗日战争后于重庆所召开「旧政协」），其目的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0. 晋绥干部会议：1948年3月于山西兴县蔡家村召开，会议总结了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经验，纠正了曾经发生的「左」的错误。

11. 〈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施政纲领，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宪法。

12. 统购统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用以控制粮食资源的经济政策。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当中「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

13. 高饶事件：中共官方称此为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事件，又称为「高饶反党集团」，是发生于1954年的中共党内斗争。高岗当时被认为联络饶漱石等人企图推倒刘少奇，1954年2月高岗和饶漱石被毛泽东点名批判，1955年8月中共开除两人党籍。高饶事件至今没有平反。

14. 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于1952年，并于199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又于2003年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 这是1949年的流行语，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已经丧失了民心，因此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就意味著一种「解放」，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称为「人民解放军」。这样的说法延续下来，「1949年以后」就被称为「解放以后」。

[2]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222。

[3] 参看钱理群：〈对共和国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座谈会上的发言〉（1999年4月2日），《生命的沉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页247-250。

[4] 钱理群：〈这也是一种坚忍与伟大——先母逝世二十周年祭〉（1994年3月5日），《压在心上的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页9-12。

[5] 参看毛泽东：「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24。林蕴晖等〈「不要四面出击」是个战略方针〉有详尽分析，可参看，文收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页23。

[6] 毛泽东：〈转变时期力争不要破坏不应当破坏的事物〉（1950年4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54。

[7] 毛泽东：〈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1949年9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335。

[8] 胡泰然：〈难忘头一回〉，收南京师大附中校友会，1956年校友分会编：《附中：永远的精神家园》（南京师大附中1956届校友分会自印）。

[9] 新华社电讯稿（英文）（1950年9月27日），转引自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219。

[10] 〈速成中学〉，载《人民中国》1955年8期（1955年4月16日），转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226。

[11] 胡泰然：〈犹是春风沐浴时：日记摘抄〉，收《附中：永远的精神家园》（自印书）。

[12] 胡泰然同学在当年日记和回忆文章里，还详细叙述了他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悉心培养，以及他和教授子弟同学之的友谊，今天读来格外感人。后来，胡泰然同学成了著名的新华社高级记者。

[13] 参看钱理群：〈一切都从那时开始〉、〈离题的追念〉，《语文教育门外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页443-447。

[14] 参看钱理群：〈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愿老师与母校青春常在〉、〈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与南师附中同学谈心〉，《语文教育门外谈》，页448-451、455-462。

[15]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页1385。

[16] 参看钱理群：〈后记〉（1986年4月27日），《心灵的探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 参看钱理群：〈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想象〉（2004年12月29日-2005年1月4日），《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页372-388。

[18] 参看钱理群：〈哦，你是我的父亲〉（1991年12月），《压在心上的坟》，页3-8。

[19] 参看钱理群：〈我还感觉到他的手温〉，《压在心上的坟》，页19-23。

[20] 参看钱理群：〈「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修订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页258-261。

[21] 在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存在著三种政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还有中国民主同盟等政治组织，后来统称「民主党派」，其内部又分左右两派，左派亲近共产党（有的本身就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右派则自称第三种人」，反对国、共打内战。沈从文也反对内战，但他的著眼点在「文化建设」，为了和政治上的第三种人区别开来，就自称「第四种人」。

[22] 参看钱理群：〈南下与北上〉，《1948：天地玄黄》第11章，页224-225。

[23] 沈从文：〈致吉六〉（1948年12月7日），《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页519。

[24] 沈从文：「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又恰恰生在这一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抽象的抒情〉（1961年7月初稿、1989年4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发表），《沈从文全集》第16卷，页534。

[25]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8-9。

[26] 参看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12月21日讲、1928年1月29、30日刊），《鲁迅全集》第7卷，页115-122。

[27]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10-11。

[28] 毛泽东：〈对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页15。

[29] 关于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所引发的大批判，可参看钱理群：〈南方大出击〉，《1948：天地玄黄》第2章，页33。

[30] 沈从文：「一个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胡涂到自毁」。摘自〈致刘子衡〉（1949年7月），《沈从文全集》第19卷，页45。

[31] 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成、林徽因覆张兆和〉，文收《沈从文全集》第19卷，页12。

[32] 张兆和、沈从文：〈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覆张兆和〉，文收《沈从文全集》第19卷，页10。

[33] 张兆和、沈从文：〈张兆和致沈从文暨沈从文批语•覆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9卷，页9。

[34] 后来沈从文在〈一个人的自白〉里也谈到了自己和城市里「高级知识分子」的隔膜，对「城里人的世故」的拒绝，以及对城里人动辄指责、诋讥自己「神经病」的不满。参看《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11。

[35] 新研究发现沈从文四十年代写的〈梦与现实〉、〈摘星录〉初刊稿，发表于《十月》2009年第2期，页5-20、20-29；同时也发表了发现者裴春芳：〈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的爱欲内涵发微〉，《十月》2009年第2期，页30-38。后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见商金林：〈关于《摘星录》考释的若干商榷〉，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页183-191，皆可参看。

[36] 沈从文：〈政治无所不在〉（1949年12月25日），《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40。

[37] 沈从文：〈政治无所不在〉（1949年12月25日），《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41。

[38] 沈从文：〈致丁玲〉（1949年9月8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页51、48。

[39] 沈从文：〈黄昏与午夜〉（1949年10月1日），《沈从文全集》第15卷，页235。

[40] 沈从文：「我怎么会这样？极离奇。那么爱这个国家，爱熟与不熟的人，爱事业，爱知识，爱一切抽象原则，爱真理，爱年青一代，毫不自私的工作了那么久，怎么会在这个时代过程中，竟把脑子毁去？把和社会应有关系与自己应有地位毁去？肉体精神两受损害到什么情形，谁也不明白」，见沈从文：〈日记四则〉（1949年11月13-22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页59。

[41] 沈从文：〈四月六日〉（1949年4月6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页29。

[42] 参看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页539。

[43] 沈从文：〈一个知识分子的发展〉（1956年），《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362。

[44] 沈从文：〈政治无所不在〉（1949年 I月25日），《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38-48。

[45] 沈从文：〈黄昏与午夜〉（1949年10月1日），《沈从文全集》第15卷，页234-236。

[46] 沈从文：「我用的是和人稍稍不同的学习，得到些新的启示，新的理性」，见沈从文：〈政治无所不在〉（1949年12月25日），《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48。

[47] 沈从文：「由新中国的革命成功，新的责任不只是要和友邦苏联，共同维持世界长久和平的责任，且将进而对于亚洲各民族各区域被压迫人民，有帮助解放义务。国际主义的认识，用新的阶级友爱作为新的爱国主义，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见沈从文：〈时事学习总结〉（1950年3月27日），《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67。

[48] 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1951年9月2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页113。

[49] 沈从文：〈老同志〉（1952年1月14日），《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473。

[50] 沈从文：〈老同志〉（1952年1月14日），《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478。

[51] 沈从文：〈劳动感想〉（1966年8月），《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198。

[52] 沈从文：〈政治无所不在〉（1949年12月25日），《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44。

[53] 沈从文：〈黄昏与午夜〉（1949年10月1日），《沈从文全集》第15卷，页226。

[54] 沈从文：〈时事学习总结〉（1950年3月27日），《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63。

[55] 沈从文：〈用常识破传统迷信〉（1968年8月），《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229。

[56] 沈从文：〈我为什么强调数据工作〉（1996年8月22日），《沈从文全集》第27卷，页184。

[57] 沈从文：〈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页140。

[58] 沈从文：〈覆程应镠〉，《沈从文全集》第21卷，页490。

[59] 本章关于建国初期（1949-1953年）的历史叙述，主要讲述了我的家庭和个人，以及沈从文这种知识分子的故事，但对同时期的共和国的几件大事，例如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针对党内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针对资产阶级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以及国际上的抗美援朝战争等均未涉及，就历史叙述的完整性而言，这自然是一个缺憾。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这一段历史未作过研究，不敢妄言；另一方面，也和我的判断有关，我认为这段时间是一个恢复时期，而真正显示了毛泽东的建国理想、治国特色的，是1953年以后。

[60]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81。

[6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961。文中「在一定条件下」原文中没有，是《毛泽东选集》编者加进去的。

[6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84-385。

[63]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27。

[6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页223。

[65]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据新华社信箱〈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1948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23。文中「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一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314。转引自林蕴晖：〈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国史札记——史论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页24。据查，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页1312；此与竹内实编：《毛泽东集补卷》第10卷（日本：苍苍社，1985），页128。两出处文中的「应当」均为「必须」。

[6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页139、145-146。但胡乔木在其回忆中谈到毛泽东在1948年9月会议上的讲话时，还有这样的话：「应该是新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即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资本主义」，但在《毛泽东文集》第5卷里却没有「新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的提法。胡乔木依据的应是原始记录稿，在正式发表时被删去。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544。

[6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323。

[68]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1948年10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页177。

[69] 毛泽东在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里，还明确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等到「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再「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见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页80。应该说，在建国后的前三年，所执行的就是毛泽东这里的设计的，以发展经济和文化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路线。以后，毛泽东思想逐渐发生变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7章、第8章〈过渡时期总路线〉有详尽分析，可参考。

[70]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1949年1月8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24。

[7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页30-31。但也有另外的回忆。如黄克诚就回忆，49年5月某日，毛泽东接见他时突然发问：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见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17。这或许表明，在毛泽东看来，搞「新民主主义」，恢复与发展经济，都是策略性的，是条件不成熟下的一时的妥协、让步，他真正追求的还是搞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

[7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页26-27。

[73] 参看薄一波；〈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页184-211。

[7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转引自林蕴晖：〈要使资本主义十五年绝种〉，《国史札记——史论篇》，页53。

[75] 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89。

[76] 中共中央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1953年4月），转引自林蕴晖：〈一九五三年的历史定位〉，《国史札记——史论篇》，页76-77。

[77] 林蕴晖：〈一九五三年的历史定位〉，《国史札记——史论篇》，页77。

[78] 毛泽东当然不会一般地否认「秩序」和「建设」，但他的信念是「大乱达到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革命、乱是绝对的，秩序、治是相对的。

[79] 毛泽东「1953年阅改批发了由胡乔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权性质的指示〉，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引自姚力文、刘建平：〈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文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80]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23。

[81]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19。

[82] 使「小生产也绝种」这一观念，是毛泽东1955年10月11日在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提出的。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98。

[83] 1953年8月毛泽东发出指示，要将「小资产阶级思想」改为「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均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改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南文委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通报中加写的话〉（1953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页295），11月又发布〈中央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强调「这在目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中央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1953年11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页386）。

[84] 1954年10月，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俞平伯（1900-1990）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其理由就是他深受胡适的影响。这其实是毛泽东选择的一个突破口，藉此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见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年10月16日），《建国后毛泽东文稿》第4册，页574），并由此「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见毛泽东：〈对陆定一关于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的批语〉（1954年10月27日）注释（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页588。）

[85] 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的来由、争论与发展，可参考于光远著，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有关建国初期的争论可参看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相关文章：〈刘少奇「天津讲话」引起的风波〉、〈重读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是非〉，以及收入林蕴晖：《国史札记——史论篇》的〈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要使资本主义十五年绝种〉、〈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矛盾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等文。

[86] 参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349。据说，毛泽东听了汇报以后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我们既要保护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农民单干的积极性。但后来实行的结果，却是禁止单干。是否允许农民单干，就成为之后党内斗争的一个焦点。

[87] 长期主管经济的薄一波，有过这样的说明与辩解：「资本主义国家筹集工业化基金，或者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掠夺农民，或者对外掠夺殖民地，或者两者兼而用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那样做。但是，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页281。

[88] 参看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页40。

[89] 毛泽东和邓子恢、陈伯达、杜润生等的谈话（1954年3月），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页47。

[90] 《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1994年11月），党史编委会整理，见传抄件。

[91] 毛泽东：〈批判粱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18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08、111。

[92] 毛泽东在成为国家领袖以后，依然保持了农民的生活习惯，并因此和城市长大的江青发生矛盾。毛泽东愤然对他的卫士说：「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见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页197。

[93]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05-106。

[94] 毛泽东同邓子恢等的谈话记录（1955年5月9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375。

[95]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72。

[96] 见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辑：《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页108、103。

[97]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73。

[98]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69。

[99]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854。

[100] 毛泽东在1943年6月6日在致电彭德怀，对他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提出不同意见时，谈到了他对西方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民主观的内心想法：「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著抗日的，而强调为著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著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和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页444-445。毛泽东更多次表达了他对选举的不信任。

[101] 毛泽东1955年12月6日的讲话，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页661。

[102]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1955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卷，页192-194。

[103]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231。

[104] 据何方回忆，一直到六十年代，一位「从小要饭，为人善良」的农村老大娘还这样悄悄问他：「毛主席为什么那么心狠，就是不让老百姓吃饱饭？」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上）（香港：民报出版社，2007），页367。

[105]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86。

[106]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208。

[107]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95。

[108]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99。

[109] 文革结束后，处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事件，维持原案，不予平反的，只有两件，一是反右运动，一是高饶事件。这两件事邓小平都有深度介入，在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中，正是邓小平明确表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93、294。

[110] 参看林蕴晖：〈建国后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国史札记——事件篇》，页71-86。

[111]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25日），俄国档案复印件，存沈志华处，编号 S D09926。转引自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香港：时代出版社，2005），页298。

[112] 关于高、饶事件的最新研究，可参看马畏安：《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里的有关文章（〈「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讨安伐刘」的组织工作会议〉、〈高岗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原因〉、〈东北「五虎将」冤案始末〉、〈毛泽东缺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释疑〉）。

[11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40。

[11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53。

[115]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页530。

[116]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531。

[117] 如研究者所指出：1954年的宪法完成了「将还有点「民主协商」味道的联合政府改换成了一党政府」的政治体制的转换，「虽然依然保留政协，但它已经由此前的代行「国会」变成了咨议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虽被宪法规定为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它和政协一样，政治仪式的作用更大」，「原来民主人士占主要成分的政务委员会取消了。原来拥有大量民主人士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取消了，这个委员会曾担负讨论国家政策和重大行政举措的职责，取而代之的是最高国务会议，由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组成」，基本上排除了民主人士，不再有民主人士担任副总理，政府部长中民主人士也大幅度减少，在反右运动以后干脆全部去职，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党执政。见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上）〈香港：书作坊，2009〉，页88。

[118]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里，收有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批语，其中有两点颇值得注意：《宪法草案》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人民民主制度，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和一切合法权益」，毛泽东在「全体公民」旁划两条竖线，并在上方写「什么是公民」五个字。《宪法草案》八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信仰宗教自由的权利」，毛泽东在其中「游行、示威」旁划一条竖线，打一问号，并有「不写为好」的批语。但最后通过的宪法还是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页454、455、459。

[11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40、141。

[12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41。

[121]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1955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61、163。

[122]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稿中加写的文字〉（1955年6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页165。

[123] 见当页注释2，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955年6月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页149。

[124] 据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被审查的干部高达1,800余万人，查出16万反革命分子，9,000余嫌疑分子，大部分均为冤案。罗瑞卿：《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125] 毛泽东：〈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158-159。

第二讲 反右运动前后（上）

1956-1958年初

|2009年9月29日、10月6日讲|

时间到了1956年。这一年我正好17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准备上大学——因为我读书比较早，5岁上学，17岁还不是公民，就上大学了。

这时候，我已经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每天都要看报纸。印象最深刻、至今不忘的是1月15日的一个报导：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召开大规模的庆祝会，祝贺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北京市的私人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都成了公私合营了，这就意味著资本家基本被消灭了。第二件事，北京市的农民都组织起来，参加了合作社，这就意味著个体农民消灭了。第三件事情，一些手工业的劳动者，他们也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个体的手工业者也都消灭了。这三方面的人，都向毛泽东主席报喜，然后北京市市长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北京市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全国很快就掀起一个高潮，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个城市宣布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业的集中地，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大本营，1月21日上海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那段时间整个中国到处锣鼓喧天、鞭炮不断，大家都觉得这么短的时间里，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不过7年的时间，中国居然就实现了社会主义，而且过渡得如此平稳，几乎是在欢呼声中就把资本主义消灭了，这真是个奇迹。不过在我这样的中学生眼里，倒是觉得很正常，彷佛新中国就应该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当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都从此消灭了，这当然非常令人兴奋。其实我们当时并不清楚，到底社会主义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一年，随著整个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有两件事情跟我这样一个小知识分子最有关系，因此引起了身为中学生的我的注意。一是1958年1月份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我当时并不太清楚会议到底讨论些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次会议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1]——奇怪的是，周恩来在会上这么宣布，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却改成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2]但光就这一点，已使得知识分子极度兴奋。我感兴趣的是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口号：「向科学进军」，在我的感觉里，这给我的人生指出了一个方向；而跟我更有关系的，是接著又制定了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在这个规划里，提出要大力扩大科学技术人员的队伍，当时中国专门从事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是6万2，000人，计划规定十年以后要发展到20万人。[3]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大规模地发展大学教育。这就跟我有关系了。因为那一年（1956年）大学招生的人数远远超过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必须动员很多在职的人也来当大学生，这恐怕是共和国史上唯一一次，对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所以对我们那一代中学生来说，不存在能不能考取大学的问题，我们考虑的是要考名牌大学，对我来说，就是要考北京大学，我甚至觉得上北大是一个自然的归宿。我今天向很多大陆的青年讲这个，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自由做梦的年代，而它是有这样一个物质基础的。

特别是「向科学进军」这个口号，确实让我们非常的著迷。后来，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谢冕（1932-）先生，他是比我高一届的学长，他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能概括我们那一代人的心性，他说：「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4]事实真是如此，在高中毕业的1956年，我们真是意气风发，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高三最后一学期，我做了三件事情，至今还被我的同学和老师不断提及。

一个是我上次介绍的我的中学学习经验，就是要怀著好奇心去学习。这个经验影响我的一生，也在我的同学中产生很广泛的影响，现在老同学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钱理群你还记得你当年说的，要有好奇心吗？他们接著问我：你现在还有好奇心吗？我说：我还有好奇心！大家哈哈大笑。

第二件事情，我们高三毕业的时候举行演讲比赛，题目是「我长大了作什么？」我作了一个演讲，说长大要作一个儿童文学家，讲得如痴如醉，征服了所有听众，结果获得了第一名。当时有个观念，文学创作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所以我决定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梦想将来可以当一名新闻记者，当时有一份报纸叫《中国少年儿童报》，我希望到那里当记者，然后满世界跑，就可以写出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当儿童文学家了。这是我的梦。

我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幕话剧，叫《二十年后》，想象20年后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自己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时因为年纪太小了，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未来图景是：20年后，我从国外留学回来了。当时的国外，不是美国，而是苏联，从苏联留学回来了。怎么个打扮呢？就从老师那儿借了一套白色的西服，那是我第一次穿西服。现在想起来就有些奇怪，我上一堂课曾经谈到当时我们受到抗美援朝时期所进行的「蔑美轻美仇美」教育的影响，是反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怎么想象中一个富裕起来的人就得穿西服呢？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成了科学家。我有什么发明创造呢？当时能够想象出来的，就是制造了一个机器人，于是让一位同学扮演机器人，我带著他走上舞台。这个《二十年后》的话剧，至今仍为我们同学所津津乐道，这是那个时代少年的一个想象。

结果，我很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数学老师劝我学数学、语文老师劝我学文学，这说明当时我确实各方面功课都非常好。最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印象最深刻的，是录取通知书上的一句话：「祝贺你考取了东方的莫斯科大学」，那时候人们心目中，「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最向往的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今天，大概就要变成「祝贺你考取了中国的哈佛大学」了，这个变化我觉得很有意思。

上了大学第一个活动，就是中文系学生会组织的迎新晚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一个女作家，人很漂亮，一讲话就把我们震住了。她说的一句话我们终生难忘：「你们到大学来，就是追求三个东西：知识，友情和爱情。」我们听了真是如痴如醉。这样，我就进入了一个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的时代。

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当我们沉浸在这样美丽、青春的梦想的时候，世界和中国正孕育著一个巨大的变动。

这样，我们的历史叙述，就要从底层的我，跳到毛泽东那里。也就是我们这堂课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的反应：寻找中国的发展道路

这一年的2月，发生一件影响世界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简称为「苏共二十大」。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又译赫鲁晓夫，1894-1971，俄国）代表苏共领导做了一个秘密报告，第一次公开揭露了斯大林的许多暴行。当时，最让我们感到震动的，是他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把很多很多革命者、老百姓、不同政见者都残酷地、血腥地镇压了。当时我们吓了一跳：社会主义怎么会有大屠杀呢？再一件事，是当年德国对苏联突然袭击的时候，斯大林居然毫无准备。赫鲁晓夫还夸张地说，斯大林根本不会打仗，他是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的。[5]这也完全出乎我们意外，因为我们过去都觉得二次大战是苏联战胜了德国，拯救了全人类。斯大林是战无不胜的统帅，怎么会变成一个不会打仗的人？这反差太大了。

前面说过，我们这一代都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一直以为苏联是人间天堂，现在这个天堂突然露出了地狱般的面貌，这确实令人难以接受，宛如晴天霹雳。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一代经过两次晴天霹雳的事件，一次是1956年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再一次就是文革后期林彪的逃亡ii；这两件事情皆打破了原来的神话，对我们的觉醒起了决定作用。

赫鲁晓夫的报告不只是震动了我这样的普通中学生、大学生，应该说也震动了毛泽东，而他的思考也更为深远。概括地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6]而且主要是喜、是高兴。这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斯大林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中国共产党是由当时的第三国际派人组织的，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共产国际完全是苏联所操纵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始就不是独立的，而是处在共产国际直接的操纵、指挥下。上次我们介绍过，连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都是共产国际下指令的。之后，共产国际在二战中解散，但斯大林对中国的控制、指挥仍然存在。比如说，当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决战的时候，斯大林就指示中国共产党，不要打到全中国_，要以长江为界分江而治，长江北面归共产党，长江以南属于国民党。这是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是支持的。毛泽东没有听斯大林的指示，顶住了他的压力，指挥解放军打过长江，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才形成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在毛泽东的感觉中，苏联共产党就像一个「老子党」，中国共产党是「儿子党」，这样一个局面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的。毛泽东的性格有非常强的独立性，面对苏联共产党、斯大林的随时指挥，他非常不满，但是没办法，因为当时中国的建设必须要依靠苏联。所以，当斯大死了，没有了太上皇，毛泽东显然有解放之感。

第二个原因是，很长时间斯大林都不相信毛泽东，他始终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我这里做一点介绍：铁托（Losip Broz Tito，又译狄托，1892-1980，克罗地亚）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袖，他是靠打游击出来的，是第一个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反叛斯大林的人，第一个提出要走南斯拉夫自己的道路。所以在共产主义阵营里面，在斯大林看来，铁托是一个叛徒，认为他有很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斯大林认为毛泽东是半个铁托，因为毛泽东也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在斯大林看来，毛泽东也是个不驯服的人，是很危险而不可靠的[7]—一其实不只斯大林误解毛泽东，很多人都误解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可能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是自由化的人物。毛泽东觉得很委屈，心里非常别扭。斯大林死了，他当著苏共派来参加中共八大iii的特使米高扬（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1895-1978，亚美尼亚）说他要一吐积―、扬眉吐气，被斯大林压了太久了，「我们憋了满肚子气，有气无处出；现在就要出气了」。[8]对毛泽东这句话不能过分相信，实际上，共产国际、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关系总体来说是好的，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前者是力保毛泽东的，[9]如前面所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给他的。斯大林虽然最初有点怀疑毛泽东，但正像毛泽东自己所说，从中国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以后，才摘下了这个〔钱注：半个铁托〕帽子」。[10]所以毛泽东说要一吐积怨，其实有点夸大其词。我们以后研究毛泽东的时候要注意，毛泽东这个人说话很容易夸大其词，他会把他的某一些不满说得非常厉害，如果你完全相信他，就会上当，可能历史并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毛泽东也确实有受压的方面，斯大林去世之后他自然有一个解放之感。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去世，以及苏联自己对斯大林道路的反省，这就给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能够不再服从苏联的指示，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在1956年3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可以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力求不犯大错误」。[11]

这是一个重要结论。在二次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当中，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下，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选择，只可能要么是美国的路，要么是苏联的路，不可能有第三条选择。但现在，苏联这里有所突破，苏联对自身的反省，于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可以走不同的路。这就打破了「斯大林模式是唯一模式」这样一个局面，而提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接受社会主义，但不一定非要选择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可以寻找一条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不同的另一条社会主义道路。

这样就给全世界，特别是给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者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前景：在苏联与美国之外，是不是可以有第三种可能性？「第三种道路」的问题就在这时提了出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解放。毛泽东说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12]毛泽东的感觉是有道理的。

可以这样说，以苏共二十大作为标志，时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更准确的说，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命题：如何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美国的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时代所提出的新命题，当时不仅是毛泽东本人，中国最敏感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也都感觉到并抓住了这个问题。当时北大有一部分的学生甚至提出，这将是一次新的五四运动、新的思想解放、新的思想启蒙，所以要「重新估定价值」。[13]过去很多事情以为是天然的、绝对的，现在是不是可以重新怀疑？这个问题下次我们会详细讨论。这里要强调的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确实是一个重要转折的起点，「走自己的路」，成为新的时代主题词。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转折的关头，表现了他特殊的敏感，也表现了一定的勇气。他非常明确地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也是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作出的第一个重要反应。

这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八大看作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大的一个回应。在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的政治报告稿所作的修改中，应注意到毛泽东的三个关注点，这也大概构成了八大的三个亮点。

其一是强调「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4]——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要「走有中国特点的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宣言书吧。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和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代表会晤时，特意强调：「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15]因此，毛泽东提出「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不仅显示了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且更高地举起了国家独立发展的民族主义的旗帜，这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至关重要。由此而确定的「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要「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的原则，更对以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有机结合，「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16]「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17]这些都不是偶然。

其二，明确提出：「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18]—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路线。这是建立在经过毛泽东批准，由刘少奇政治报告中所提出的国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19]以及「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20]的基本估计上。[21]尽管在这以后，特别是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改变了这一估计，又回到「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路上，但至少在召开八大的时期，党内在要实现「阶级斗争为中心」到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上，达到了某种共识。而以后，究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就一直成为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问题，也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焦点，至今依然如此。

其三，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提出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对此，毛泽东更发挥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22]这其实正是八大的一个重要主题：加强党领导下的民主和法制建设。[23]作为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方面，八大还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加强集体领导」的原则，在八大通过、修改的党章中，还将七大党章 V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标」的提法，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这些都可看作是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一个响应，[24]而在当时，毛泽东是同意的。

有研究者认为，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25]这一判断是大体符合事实的。而八大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又是毛泽东所奠定，就是发表于八大之前的〈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响应了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诸多问题，是第一篇讨论中国怎样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著作；虽然它的酝酿是在二十大之前，但它正式写出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本人在1960年所写的〈十年总结〉里，有过这样的估价：「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钱注：即苏联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26]

下面，我想对这一篇著作做一个介绍和分析。

这篇著作的中心，是讨论怎样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当中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提出「以苏为鉴」，要总结苏联的失误，并找出自己的路。苏联经验的最重要教训，是苏联的经济发展比较强调重工业，而忽略了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有这样一个数字，1952年苏联的平均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像面粉、大米、肉类等等，都低于1913年、低于十月革命之前。[27]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生活最基本的水平却低于革命前，这是无法交代的。这就是因为盲目地发展重工业，忽略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无法提高，就引起了巨大不满。以苏为鉴，毛泽东就提出来我们要调整关系：一要调整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不能单纯发展重工业，而要同时发展农业、轻工业，因为农业、轻工业跟人民生活最有关系。二要调整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不能过分强调积累与国家利益，而忽略老百姓的个人生活与个人利益。三要调整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不能过多的搞军备而忽略经济建设。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重工业，又要人民」[28]——这是一个极有意思，值得寻味、琢磨的命题。

这背后有一个现代化的想象、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第一讲所谈到「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路线。要富国，当然要增加国家积累，要求老百姓为国家利益牺牲；要强兵，就要发展军工业，发展军工业的基础就是重工业。我们上次讲过，几乎所有落后国家都很容易选择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路线，而只要选择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就必然要著重发展重工业，就必然要牺牲人民生活。所以，尽管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提出来「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实际执行结果还是要重工业、要富国强兵。而强调富国强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时时感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在我看来，中国至今还没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中国国家确实富了，兵也强了，中国崛起了，但是人民富了没有？或者说，改革的成果、发展的成果，是否为人民充分享用了？这些年，人民生活确有提高，摆脱了绝对贫困的状态，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人民，处在相对贫困的状态，国家的发展速度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依然不成比例。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在有了「富国强兵」之外，还要不要「富民」？这思路是一直延续下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那时候至少开始对这条道路提出了某种质疑，虽然最后他还是走了富国强兵的路，但毕竟他已经把富民问题提了出来，这本身就有它的意义。

〈论十大关系〉更深层面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刚刚所说，中国的发展道路的问题。请大家注意报告结尾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9]这是这个报告的基本的精神，不仅讨论刚才说的经济关系（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这些经济关系之外，还著重讨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等等，讨论这一系列关系的中心，就是如何把各种积极因素，直接、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不只要调动中央的积极因素，还要调动地方的积极因素，不仅要调动汉族的积极因素，还要调动少数民族的积极因素，还有非党的因素，外国的因素，都要为我所用，这样就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动员。在这背后其实是包含了更深远的追求，就是毛泽东想找的，一种新的、中国的发展经济的道路。

这是什么意思呢？1956年在毛泽东面前，有两条现成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条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所不取的。他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市场经济强调生产自由化，无法控制，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另一个就是他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可能要导致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毛泽东很难接受。但在1956年，毛泽东也有所松动，在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中，在设想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具体体制时，就规定以国家市场、计划经济为主体，并以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利伯维尔场、计划外生产为补充。毛泽东甚至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作社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投资开厂。[30]这就在宣布完成了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为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开了一个口。但对毛泽东来说，这也只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临时性需要，生产数据的单一公有制vi和计划经济vii依然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中国共产党人要真正全面承认市场经济，要到邓小平执政后期，即36年后的1992年——这已经是后话了。

还有一条道路是斯大林所坚持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道路。如前所说，毛泽东总体上是接受计划经济的，他也以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过分僵硬，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当时争论得最激烈的是苏联的「一长制」，就是一个工厂由厂长说了算，一个车间由车间主任说了算。有意思的是，在由国务院召集的工业部门负责人的部长级讨论会上，绝大多数的部长都主张「一长制」，[31]毛泽东却坚决反对。他说，一长制有两个问题，第一，你强调厂长说了算，党到哪里去了？第二，群众到哪里去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应该「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32]

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苏联式的僵硬的计划经济，毛泽东都拒绝，那么，他想找的第三条路是什么呢？他最后说了，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党的集中领导，一个是群众路线。也就是说，在党的集中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并实行高度的组织化，用这样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一条是高度集权，一条是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就可以集中一切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获得高速发展，这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

这条发展道路，同学们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一直到今天中国还是坚持这条道路。去年（2008年）中国当局总结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ix的经验，就是一条：「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延续了毛泽东的这条路。权力高度集中在党的手里，把救灾、奥运当作全党、全国第一大事来抓，党中央一声令下，党、政、军各方面，不仅是有关的民政、体育、教育、文化部门，还包括各个经济、政法、行政部门，从中央、地方到最基层的组织全部动员起来，一切服务于此、一切让路，可以说是要什么就给什么，凡有碍于此的事，全部禁止。这样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实际上是实行「战时总动员」，它在处理社会危机、公共事件的时候，是非常有效的。

像中共这样的权力高度集中体制，根本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或讨论，也没有任何监督和掣肘，基本上是领导人下了决心，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这是其他体制做不到的。当年应对 S A R S，2008年应对禽流感，以至应对金融危机，都是这样，大陆的处理就比台湾或其他国家都及时、都快，而且很有效果；像是动用四万亿纳税人的钱来应对金融危机，根本不需要讨论，党中央开个会就决定了、执行了，动员起来之后就可以把事情办妥。至于后果如何、有没有问题，都没有监督，人民、纳税人亦无权过问。这样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延续毛泽东的路线，是用战争的思维和方法搞经济、搞建设。

从表面看来，这条路好像很有效率，是一条快捷方式，但它也有两个致命弱点。一个是棹力不受限制、不受制约、不受监督。我在大陆演讲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办的是好事那很好，但如果办的是坏事，那怎么办呢？办了坏事在这个体制下，没有纠错的机制，就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性后果。其实，即使是办好事，也会出现权力的滥用，在进行社会动员时侵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挤压个人的自由空间。比如，大陆正在（2009年）准备庆祝国庆，据说采用的就是去年（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经验，也就是再一次地进行全民全党的战时总动员。我来台湾前，就在报纸上看到一条公开发表的消息，说北京市和周边的省市签订了一个城河」计划和协议，为了保护北京城国庆期间的安全，附近各省市都要在进北京的路上设卡，禁止任何被认为有可能威胁北京安全的人员进北京，这显然是在剥夺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迁徙、行动自由。让我震惊的是，这样公然违宪的作法居然公开登在报纸上，可谓肆无忌惮，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和抗争。可见如此的体制之害，在大陆已经见怪不怪了。

还有一个问题。一党专政下的社会动员，往往隐含著排斥专家、反科学的因素，强调主观意志、党的主观意志、群众的主观意志，如此就会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五十年代党的干部、基本群众文化程度都很低的情况下，仅凭迫切改变落后面貌的主观意志去办「大事」，很可能办的就是错事、坏事，即所谓「好心办坏事」，也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办得越大，灾难越重。这个问题在下一阶段的「大跃进」就会遇到，我们以后再讨论。

应该说，毛泽东选择的这条道路，使得他和他的同僚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矛盾，尤其是与具体管经济的官员，比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有一位研究者说得很好，他说，其实从刘少奇到周恩来再到陈云，这些主管经济的中共领导人，都是斯大林式计划经济模式的「崇拜者」，但「计划经济要求严格的比例和平衡，要求一丝不苟、照章办事，这与毛泽东不讲常规、不拘约束的特质格格不入」，所以他们和毛泽东之间常有争论，当一方讲经济平衡、有序的发展时，毛泽东却说，什么叫平衡？不断的破坏平衡才是前进的动力。毛泽东始终有一个反秩序、反平衡的革命冲动。过度地强调照章办事，便隐含了科层化和官僚化的问题，当然也免不了会忽视群众的活力，对群众创造形成某种限制。而毛泽东恰好要突破这一切，这是一个承认计划经济前提下的冲突。可以这样说，一方是按常识办事的技术官僚；另一方是毛泽东这样不断破坏的革命家，这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33]

这样，一方要想方设法地维护斯大林、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另一方却想突破它，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在中国，由于毛泽东不断抵制，在毛泽东时代始终没有形成技术官僚阶层，而在斯大林时代，技术官僚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斯大林依赖的是技术官僚集团以及由他们建立的严密的计划体制，毛泽东依赖的是人民大众和他本人不断发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确实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刚建立起来一个计划经济模式，毛泽东一下命令就把它冲掉了。然而，「无论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还是中国的群众运动，其本质都是集中制，体现的都是长官意志或领袖意志」，[34]由于毛泽东强调的是党的全面、集中领导，「实质上就是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经济」，走到极端，就是以后我们要讲的大跃进的「命令经济」，其危害绝不亚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35]

但问题也还有另外一面，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式计划经济模式反感，却没有导致他对市场经济的承认，但由于他对此模式不断冲击，使中国的计划经济始终没有完整建立，特别是没有形成强大的行政官僚集团和技术官僚集团；这样到了邓小平时代，要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就比较容易。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同样是向市场经济转型，为什么中国的阻力相对比较小，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而苏联、东欧国家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转型，遇到的阻力就非常大，这样的差别是当初没有想到的后果。有的学者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苏联快，我觉得是有道理的。[36]倒是中国后来发展了权贵市场经济，反而形成强大的行政官僚和技术官僚集团，这又深化了今天改革所面临的巨大阻力，这些都很发人深省。

以上所讨论的，都是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的「一则以喜」，他的「喜」在于，他可以开始寻找一条打上毛泽东个人烙印的、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他的「一则以惧」，又是忧惧什么呢？

最了解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12-1992）曾经有这样的观察，他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37]也就是说，毛泽东开始考虑，中国是否能走另外一条路，不要像苏联那样暴虐统治？他从斯大林的暴虐统治看到社会主义的危机，这可能危及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生存问题。因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于1956年4月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38]作为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正式响应时，毛泽东特地加上这样一段话：当革命胜利、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以后，「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39]之后，在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x上，毛泽东又进一步谈到「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问题，并且警告说，如果，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40]这也是党的高层所担心的问题，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也提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并且提出了一些制度改革的设想，如「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种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要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特权、取消干部终身制等。[41]这都表明，正是所谓「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的高层开始考虑另外的一种选择。

据邓小平在八十年代的回忆，毛泽东跟最高领导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因为这是邓小平回忆的，就有相当大的可靠性——他说：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做法，「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42]毛泽东在党内作〈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还谈到「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是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权力」。[43]当然毛泽东讲的政治制度是很具体的，是指美国的联邦制。他说联邦制有个好处，地方权力很大，可以制定法令，甚至地方法令可以与中央法令矛盾、打架，所以他觉得美国式的政治分权制度，似乎是有可取之处。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发现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因而开始考虑「分权」、「集权」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开始思考，如何从西方国家的制度当中，吸取一些有利的东西。当然，他当时主要著力点是经济体制上的「分权」，即给地方与企业更大的自主权。[44]但这也必然会涉及政治上的分权问题，他甚至考虑过，能不能像西方这样成立两个党，在共产党里面搞两个党，两个派别。这是他的英文秘书林克（1923-）在1956年10月31日的日记里记下的，因此可能比较可靠：毛泽东跟他说，「如何保证无产阶级民主，是否可以搞两个党（共产党）呢？这还很难设想。准备找四教授谈谈」[45]——但是后来也不即道他所说的「四教授」究竟是谁、他到底找了没有、讨论的结果又是如何，但这至少说明毛泽东在1956年把苏联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做了比较，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前面说的是经济发展道路，现在他就进一步思考是否可以建立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苏联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

这大概也是当时中共高层所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刘少奇在1956年11月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讲到「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刘少奇还讲到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据说瑞典，它还是一个王国，它的内阁首相是手上拿著一个皮包，搭公共汽车到首相办公室去办公的」，「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听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46]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他一再提醒人们要正视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47]并曾经试图向自己的对立面——资本主义那里去吸取某种资源。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但是现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高层都在考虑，为了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从资本主义那里吸取某些思想资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突破；这也明确地表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里，请大家注意，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48]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词：「一切民族」、「一切国家」，那就当然包括他视为头号敌人的美国在内；还有他强调的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都要学，一般说科学技术向西方学习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这里提出「政治、经济」都要学，就是一个突破。

当然也要注意，他强调向西方、美国学习，包括学习政治、经济，绝对不是学根本制度，而是有选择的学习，所以紧接著还有一句话：「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还有「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49]所以他还是要强调，一方面向他们学，但是一方面还是要藐视它，他不会走完全西方化的道路，这一点我们不要产生误会。他只是说可以考虑向西方学习有用的资源，归根结柢还是强调振奋民族精神，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那么，他试图建立何种新的政治秩序呢？他后来有一段总结性的话，我觉得很能说明他的一个理解和选择：「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0]这里包括了毛泽东对西方、苏联制度以及他自己理想的一个特殊理解。在他看来，苏联有集中、有纪律、有统一意志，但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个人发展；反过来，西方的制度有民主、自由、个人发展，但却没有集中、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所以，他说中国要走第三条路，创造「又集中又民主，又有纪律又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这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他所延续的，还是第三条道路的思路。

毛泽东并不拒绝向西方学习，所以有人说毛泽东做不出改革开放的事，但在我看来毛泽东同样做得出。1964年毛泽东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51]毛泽东这个人有个特点，他的思想不受任何东西制约，他没有多少条条框框，只要他觉得需要向西方学习他就去学，觉得应该向西方开放就会开放，不会有多少忌讳、顾虑，不会受什么既定观念的拘束，这是他可贵但是也可怕的地方。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找到一个中国式的发展经济的道路，这就是〈论十大关系〉；另一个就是如何创建一个中国式的政治体制，这就是我要求大家读的第二篇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

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命题有一个前提：存在著两种矛盾，也就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就内含著一个关于党的功能的问题：共产党要由主要处理敌我矛盾的党，转变为主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党，但这又不彻底。建国以后，至少到了1956年，共产党本就应该完成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此，他的基本思路还是革命党的思路。所以，他提出两类矛盾，还是强调首先要区分敌我，一个「敌人」、一个「人民」，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思维、战争思维。问题是，他要建立这样一种政治体制，还是有个前提，就是要维护「专政」，也就是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的前提下讨论民主问题。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命题和口号：「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52]

这跟前面说的「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是同一个思维逻辑下的产物。问题是，怎么划分敌我？这个标准很值得琢磨。请大家注意这一段论述：「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53]这个标准非常奇怪，它不根据法律，不是说你犯了法你是敌人、你不犯法你是人民，而是根据你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你是赞成、拥护和参加，还是敌视、破坏？这就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你怎么评估一个人是「敌视」社会主义呢？根据人的政治态度、思想观念来判定敌我，最后的逻辑和事实发展结果必然是「说你是敌人，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

还要注意一点，当时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的概念，自然也就取消了宪法的作用和意义。那么，谁来判定你是敌视社会主义，还是拥护社会主义？答案是由党来判定。所以，决定你是人民或敌人的权力，在党手上。而且这里说得很清楚，你是人民就有一些民主权利，你是敌人就什么权利都没有了。同时还有个理论也很可怕：敌我是可以转化的，你今天是人民明天就可能是敌人、今天是敌人明天就也可以是人民；转化的权力也在党，今天党认为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享有权利，明天党认为你是敌人，你就被剥夺一切权利。所以这里讲的「民主」，不是现代政治意义上讲的宪法赋予的民主，而是「党赐民主」；当然，党也可以随时收回民主。这就预示了后面很多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说，是他以后发动反右运动的理论基础。看不到这一点，过分夸大毛泽东这一说法的意义，可能会造成对历史的遮蔽。

但不管怎么说，在1956-1957年上半年这段时间，毛泽东的重点确确实实是要强调民主，要扩大民主。因此，他就提出了两个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陆把它称为「双百方针」；另一个是和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说：「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54]

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文学上各种流派、风格都可以自由的发展，在学术上各种意见、学派也可以自由竞争。这就意味著对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开放。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则意味著对民主党派一定程度的开放，毛泽东把它概括为一个字：「放」。

当时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作了一个影响极大的演讲。他说，有人问，你说百家争鸣，那么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呀？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共产党的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我们「并非要一切人都进共产党，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都讲唯物主义世界观，强迫人相信马列主义世界观也是不行的」——这个回答还可以琢磨，下面再讲。有人问，老干部，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不可以批评？这个问题内含的意义是「你（毛泽东）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的回答也很妙：「老干部一批评就倒，那就应该倒。怕批评的人就是有弱点，有弱点就要批评。」然后他说「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55]

这些话，诸位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很普通，但是在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听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欣喜若狂、非常兴奋，因为这突然代表可以批评马克思、可以批评老干部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都有保障了。而且毛泽东的演讲本身挥洒自如、旁征博引，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里我想念一封家书，是中国非常著名的翻译家傅雷（1908-1966）写给他儿子的，他的儿子是著名钢琴演奏家傅聪（1934-）。傅雷翻译法国巴尔札克（Honore de Balzac，1799-1850，法国）、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的作品，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且非常高傲，带有很浓厚的贵族气息。但是，他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完全被慑服，他这样写信给他儿子：「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钱注：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56]他的结论是：毛泽东「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57]傅雷表达的这种折服于毛泽东的心态，是有代表性的，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认同这个看法。但是，当傅雷宣布毛泽东所谈的思想自由和他们所想的一样时，他就误读了毛泽东，而且是严重地误读，而他自己与和他同样的知识分子，就必须为这样的误读付出代价。

其实，在当时的气氛下，傅雷和他的朋友都不可能仔细地去分辨毛泽东的话；但我们今天在事后仔细分辨毛泽东一些话，就可以发现毛泽东内心其实是有矛盾的。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另一个问题。

二、毛泽东的内在矛盾

你们注意，当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回应说：我们不强迫你接受马克思主义。这回答是回避了问题本身的。因为，「可不可以批评」这个问题背后，还隐含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能不能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就由党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是写进《宪法》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当然就是质疑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这是可以被判为违反《宪法》的，也就是有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

因此，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把它坚持到底，真正实行学术自由、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就必然要挑战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并还会衍伸出一系列的政治敏感问题，这都是毛泽东必须回答的。这里有一个材料：当时，为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参考，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了一份材料，当中搜集了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长期共存」方针之后，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应，他们提出一系列极其尖锐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些问题有一部分做了批示，从这些批示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面对的问题，以及他内心的矛盾。

第一个问题是：「「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讲百家争鸣，同时又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两者间有没有矛盾？毛回应说：「应当弄清楚这种关系。」他不作正面回答，但也没有反骏。[58]

另外一个问题是：「报刊上是否允许发表和党不同的主张？就是说党的政策和党、政府的工作方针能否在报刊上「争鸣」？」这涉及党对舆论的控制、涉及党的指导思想、涉及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的回应还是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59]

与此相类似的问题：「党的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毛反问道：「为什么不允争论呢？」[60]

毛泽东自己在为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准备的提纲里，也这样提出问题：「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钱注：指导思想〕为领导，是否不妥？」[61]这就是说，本来毛提的双百方针，仅限于在学术问题、文学艺术问题上，现在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到底，就必然涉及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学术可以讨论，文学可以讨论，政治可不可以讨论？这涉及到党的领导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问题，这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而毛泽东的回答都是「需要研究」、「应当研究」，这样一个既开放又谨慎、犹豫不决的表达方式，在毛泽东著作中是极少见的。

其实，在我看来，这正好反映毛泽东内心的矛盾，他还没有下决心。一方面，作为思想家，他很清楚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逻辑本身，必然导致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的全面民主化；要实现全面民主化，就必须突破现行的一党专政体制。这个客观逻辑毛泽东不会不懂，而且他很清楚，只有走这条路，中国才有希望。所以，他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提纲里说：「两个方法（政策）领导中国，还（是）「放」的方法好」，「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62]也就是说，真正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必然要坚持放的方针，而放的方针贯彻到底的结果，一定是突破一党专政的体制，这一点毛是清楚的。

但是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他更清楚这样的突破意味著什么：这意味著共产党有可能丧失统治权力，并且会危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他的「放」的方针只能是暂时的、有限的。也就是说，1957年的毛泽东，面临了两个选择：是要在一党专政的框架内，进行有限的改革？还是要突破一党专政的框架，进行更彻底的改革？他面临这样一个两难问题。可以说，在1957年，毛泽东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大陆中国也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而这个选择的决定权在毛泽东手里。

很显然的，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执政党的领袖，不能不受到党干部和党员的利益要求的制约，他自己的利益也是和党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党的权力，也就没有他自己的权力，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而他又坚信唯有自己掌握最高权力、集中最大权力，才能够实践和实现他的理想，这是他的基本信念。无论从他代表的党和自己的利益出发，或者从他的信念出发，他都不可能放弃党，放弃他自己不受限制、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因此，他绝不可能选择一个突破一党专政框架的彻底改革，只能走一条在一党专政框架内有限度的改革道路。

问题是，在毛泽东自己犹豫不决时候说的「可以研究」、「值得研究」这些话，很快地就传了出去，[63]有一些书呆子就真的研究起来了，而且有的还发表公开言论。等毛泽东最后下决心要坚持一党专政的时候，本来是他号召下说出来的话，就翻了一个身，成了「右派」言论，而且一个不漏。这将毛泽东时代政治的残酷性表露无遗。这个体制有个特点，最高领袖可以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他可以打破一切框框，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说。但只有他能想，别人不能想；只有他能够说，别人都不能说。因此有人说，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人自由，万人不自由；一个脑袋可以不受拘束地自由思考，其余几亿脑袋连思考的权利都没有。许多人都不懂这个道理，等到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已经晚了，造成很多悲剧。对毛泽东自己来说，他最后作出这样一个选择，从长远的历史看，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毛泽东的内在矛盾也表现在他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上。我们在前面的叙述里，强调了毛泽东肯定二十大「揭了盖子」，是一次思想解放，其实从一开始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就还有另一个评价：认为它「捅了漏子」，[64]，也就是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有可能导致对毛泽东视为生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即一党专政体制一的否定。这样两个评价，就构成了毛泽东的一个矛盾：既要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又要坚持一党专政的体制；他的矛盾具体表现于他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对二十大的不同反应。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两个文本：一个是前面已提到的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底下简称为〈一论〉）。在文章里，尽管他指出对斯大林的错误要采取「全面分析」的态度，但重点却在肯定苏共「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65]毛泽东还亲自加了一段话，强调「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66]但到了1956年12月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底下简称为〈再论〉）时，由于发生了匈牙利、波兰事件，毛泽东就作出了不同反应「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67]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68]这样，〈再论〉的中心主题，就由〈一论〉当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践相结合、走各国自己的路，变成强调所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必须遵循「十月革命道路」——武装夺取政权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也由著重批判教条主义，转而批判修正主义了。由此，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69]——请注意，这是对苏联式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也即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肯定。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探索社会主义各国自己道路的门，也由此被堵死了」。[70]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把毛泽东自己否定了：毛泽东「一党专政条件下的改革」的内在矛盾，注定了「专政」对「改革」的最终否定。半年以后，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内在逻辑，已在这里隐伏下了。

毛泽东的矛盾更具体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再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民主党派。重点还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无数个论述，大家搞不清楚什么是他真正的想法、什么是他策略性的想法。现在，有些研究者，也包括我自己研究的一个看法，觉得最能够表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真实想法的，是他在早期二十年代大革命时写的一篇文章，也就是今天《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判断一但是《毛泽东选集》里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大加删改的，其中关于知识分子最关键的话，在现在的《毛泽东选集》里看不到，有人找到原来发表的文章，就发现他有这样一段分析，而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他最真实的想法——他是这样说的：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71]据说他这个判断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北伐军就提出过「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其实在苏区xi也有类似的口号。[72]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需要知识分子，所以曾经写过文章说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但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底下简称为〈讲话〉）里还是埋下若干伏笔。比如他把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且说了一段非常激烈的话，不知道大家读〈讲话〉时注意到了没有。他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已」，「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如果依了他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73]他实际上是将「小资产阶级」与视为革命对象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等同，也就是说，在他的分析中，知识分子不但属于资产阶级，而且依附于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而不但和无产阶级政党相对立，而且与国家、民族利益相违背。毛泽东因此将知识分子，主要是不听他的话、不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看作是会「亡党、亡国」的一个祸根，这和他当年说知识分子是「反革命派」，是同一个逻辑。这样，毛泽东事实上不仅以阶级的立场，而且以民族的立场，将知识分子置于审判台。

1949年毛泽东掌握权力之后，已经不能这么露骨地说话了。但他仍有说法，且更是从根本上消解知识分子，这就是他的著名的「毛皮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都是飘来飘去没有独立地位的「毛」，必须沾在某个「皮」上，或者沾在无产阶级这边，或者沾在资产阶级这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承认知识分子独立的主体性，认为他们必须依附一个东西，依附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依附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从存在上更加彻底地否定知识分子。[74]

那么，1957年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毛泽东是怎么样来看待知识分子的？这是一个更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谜，长期未解。最近有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新史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林克日记，是个未刊稿，我们只能转引看过原始日记的专家的引述，但应该是可靠的。这是林克在1957年4月24日的一段日记，当中记录毛泽东当天在看了报纸上发表的北大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1895-1990）和贺麟（1902-1992）的文章以后，说的一段话：「教条主义学问不多，未摸清旧知识分子的底，而旧知识分子被压迫了一下，他们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摸清了我们的底。因此，现在应该压一下教条主义，埋头几年学些学问，纠正教条主义，将来主要还靠他们。现在旧知识分子尾巴翘起来了，但最后教条主义纠正了，用说服办法来说服旧知识分子。现在旧知识分子威风了，教条主义抬不起头，会不会乱，不会乱，因为群众有鉴别力」。[75]你看毛泽东的口气，「他们」和「我们」，是分得很清楚的，即使是「教条主义者」，也还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将来主要还靠他们」。而「旧知识分子」，就是毛泽东在二十年代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他们」，即使学习马列主义，也是为了摸「我们」的底，是不可靠的，而「他们」现在的威风是一时的，最终还是要压「他们」的——这就是毛泽东对「旧知识分子」的「底」。

那么，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旧知识分子翘尾巴」是指什么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共产党是靠打仗起家的，现在要搞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要有知识、必须依靠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必然要提出你是外行，能不能领导我」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挑战，毛泽东在1957年作出的回答也很妙。他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句话，「有一半对，一半不对」，确实，「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但是，「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然后他说一句很重的话：厂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76]也就是说，他意识到一个危机，以阶级斗争起家、以革命为本业的共产党，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建设时期，它的领导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他意识到这一点，肚子里显然憋了一股气。那么怎么办呢？他提出两个对策，一个是从根本上，最终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77]——我想现在共产党好像达到这个目标了，现在党中央委员会里面，科学家、知识分子、大学文化程度越来越多了。但在毛泽东时代，即使是党内的知识分子也非常少，所以他觉得根本的办法是要长期地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但在自己的知识分子未成长起来以前，就只能够隐忍、向知识分子妥协，但他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而且，这还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能够承认、接受我的领导」，也就是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还是早年说的「反革命」力量，是最终是要被消灭的，只是在共产党还没完全掌握科学之前、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培养出来之前的过渡时期，还需要你，因此我可以对你作让步，但前提是必须服从我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可以给你一定的自由、民主一这就是毛泽东在1956、1957年提出双百方针的真实意图，也是他的一个「底」。而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确实都是臣服于毛泽东的。连傅雷那样一个贵族化的高傲的知识分子都臣服了，可见那时候知识分子是真心诚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毛泽东大概也这么看，自然可以大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高调。但一旦他作出另外的判断，认为知识分子不听话时，就随时可以收回双百方针。因此，后来的变化与急转弯，在这里就埋下根了。

对民主党派，也同样如此。在苏联解密以后，苏联方面透露出来一份材料，显示在1947年11月，毛泽东曾经给斯大林一个电报，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78]其实，在此之前的10月，在一份内部指示里，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79]这意味著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已经确立了他的目标：打击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逐步削弱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以最终取消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共产党一党独掌政权；用他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的说法，就是要实行「一党制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80]也就是说，毛泽东不想放弃「统一战线」，因为他深知，单靠共产党一党之力无法建设国家，但他却要坚持党的唯一存在，享有绝对控制权的「一党制」。这就是毛泽东的「底」。在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有一番话充分表露了他在和「民主人士」搞「统一战线」时的真实心态：「他们看不起我们，说我们「不行」，「文化低」，「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认为「他们的高等文化好」，对此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谨慎地争取他们」，要经得起他们用糖衣裹著的炮弹的攻击。对他们的高等文化，我们不稀罕。现在是我们请客，不是他们。「那些写不出东西的，不能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当然不请」」。[81]

以此来看毛泽东1956年提出的「长期共存」、「两个万岁」云云，就可知道，那不过是—句耳」，是认真不得的。只是此时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要向知识分子让步、妥协，也就要对民主党派让步、妥协，而如此策略性的让步，毛泽东内心是很不舒服的，目的是要让「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步抛弃他们」——之后发动「反右运动」的内在逻辑已在其中，只是天真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懵然不觉而已。

现在，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发生的变化，和毛泽东作出的反应，做一个小结。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及时地抓住了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要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框架内的改革」路线。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要走中国自己特色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道路，要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而依靠高度集中的权力、以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社会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则是创建既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也不同于苏联僵硬体制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所谓的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放」的方针，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作出让步。

这样一条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框架内的改革路线的核心，是党和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两条不可逾越的「底线」：绝不放弃一党专政的体制，绝不放弃他个人的绝对权力。下面很多事就由此而发生。

三、国内外、党内外的反响和毛泽东的对策

我们刚才说，在今天来看，毛泽东的改革是有极大局限性的；但放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考察，他的改革，即使有极大的局限性，还是一个新的重大的突破，并且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

首先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苏联和东欧、越南各国的强烈反应，但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读，人们都把毛的改革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自由化」的突出表现和象征，因而采取或热情赞扬、或激烈反对的两个极端态度。相形之下，时为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美国）的评价就比较留有余地，他说：「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著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82]

据介绍，早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中国模式」就成为东欧国家改革派摆脱苏联影响的一个重要资源，匈牙利改革派的领袖纳吉（Imre Nagy，1896-1958，匈牙利）强调，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xii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匈牙利的民族主权和独立于莫斯科统治的要求辩护。而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号召知识分子助党整风以后，东欧国家的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更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看作是「非斯大林化」的「圣地麦加」；对东德有所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容格库辛斯基（生平不详）就公开号召在东德实行「双百方针」，波兰改革派领导人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ca，1905-1982，波兰），则在1957年4月党的全会上，讃扬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及「两类矛盾」说法，都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至今为止没有尝试过的」，是「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正如研究者所说，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提出双百方针、高举「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旗帜，也是「中共在国际共运阵营里崭露头角、争夺领导地位的举措」，这是毛泽东实现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师」梦的第一步。[83]

这样，苏共对毛泽东的新思想、新方针的断然拒绝，是可以理解的。赫鲁晓夫认为毛的双百方针只是一种「动听的说法」，「不适用于苏联社会」，因此下令苏联报刊不予报导、不加评论。据毛泽东说，苏联还给中共发来一个〈备忘录〉，担心中国「向右转」。[84]匈牙利事件后，上台的新领导更通过党的刊物宣布「我们现在也许最好是对在匈牙利实行中国的方法保持警惕」。有意思的是，后来毛泽东转而发动反右运动，苏联和东欧的保守势力都松了一口气。在东德半年后发动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中，许多鼓吹在东德实行双百方针的知识分子，全部遭到清算。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知识分子的反应。1951年越共第二次代表会议，曾经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称为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在越南建国以后，也跟著中国大搞「整风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苏共二十大以后，1956年8月到11月，北越知识分子发动了一个「《人文》、《佳品》运动」xiii，这是一个以两份杂志为中心、争取「自由与民主，法制和人权，以及在思想、研究的所有领域开放言论自由」的运动。这个运动显然受到毛泽东双百方针的鼓励和影响，当时就被认为这是「中国的百花运动和波匈的自由化」的「越南回应」，《人文》的作者们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更广泛的国际性运动的一部分」。但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北越知识分子的批判锋芒，并不直接针对「斯大林模式」，而是「毛泽东模式」在北越的翻版，即毛泽东式的「整风」、「改造」对党内外知识分子的整肃。在这个意义上，1956年越南知识分子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运动，与1957年中国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学生的鸣放运动，有著内在的联系。因而尽管越南当局早在1956年底就开始批判、打压《人文》、《佳品》运动，但越南当局在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鼓励鸣放期间，对参与运动的越南知识分子也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使运动得以延续到1957年夏秋之交。当毛泽东在中国发动反右运动以后，胡志明（Ho Ciii Minh，1890-1969，越南）也在越南发动了「粉碎右派」的运动，对大批《人文》、《佳品》运动的参与者进行了残酷镇压。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国际性危机所引发的改革运动，「并非结束于匈牙利革命的被镇压，而是中共的「反右」以及它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这是有道理的。[85]

我们再回到1956、1957年中国国内现场：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经过一段怀疑、犹豫之后，对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方针，都表示支持和拥护，但党内的反响，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

首先是来自党最高领导集团的反应。应该说，在「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要进行一党专政框架内的改革」，这样一些基本点上，最高层领导是一致的。现在很多研究者想夸大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之间的矛盾，但据我自己和很多学者研究，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很多思想还是刘少奇、周恩来提供的，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参与了一党专政下的改革，也对理论的提出与方针的制定，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毛泽东强调要快速发展，而且把速度问题看作是改革的核心问题，之后速度问题就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焦点。毛泽东不断提出要反对「右倾保守」，一开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都是支持的，平心而论，整个中国共产党人都希望中国发展得比较快，在这点上面他们应该没有什么分歧。但是一到具体操作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矛盾，并发现速度太快是不行的，处在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等就提出要反对「急躁冒进」。一边要反对右倾保守，一边要反对急躁冒进，刘少奇就采取了折衷办法，提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那时共产党内比较民主，毛泽东提的意见经常被大家否定。特别是在讨论1957年中国经济发展计划时，毛泽东坚持快速发展，提出要增加20亿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极力反对，认为一加20亿，他做总理会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材料不足、供应吃紧等等，所以不能加；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支持周恩来，但毛泽东还是顽固地坚持非加不可。周恩来会后又去找毛泽东，并且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据研究，这是周恩来建国以后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动感情当面顶撞毛泽东。[86]

毛泽东也很生气，第二天他就南下，并让刘少奇来主持会议，刘少奇就按他自己的主张，指示《人民日报》于1956年6月10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就叫〈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送给毛泽东审查，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87]这当然是一个警告。但刘少奇他们还是不听话，坚持按照党内集体决定的「两个反对」方针办理，而重点是反急躁冒进。直到1957年1月省委书记会议上，在毛泽东表示了对反冒进的不满以后，陈云依然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发言，并在党内引起许多人的共鸣。[88]这样，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就成了「反冒进」的半年。毛泽东认为这是在反对他，而这说明，至少在经济问题上，毛泽东并未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与决定权。后来，毛泽东对周恩来、胡乔木、彭真（1902-1997）说「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编注：指毛泽东〕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89]就是这个道理。毛是个记仇的人，这是他个性上很大的问题，两年后他就发动了一次总算账，这是我们以后要讨论的。而此时，毛泽东就认为他的改革路线在党内最高层受到了抵制。[90]

他更想不到，他的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遭到党内上、中、下各层干部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抵制。后来，毛泽东说党内90%的人都不赞成他的讲话：「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91]这大概不是夸大其词。最近有研究者从各地方的档案里，发现一批内部材料，内容是全国各省针对毛泽东的讲话所作出的反应，这里不妨读一读其中部分材料。有人说：「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有人说：「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剥削家庭，他们毕业后都将当干部，难道毛主席就不怕重复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吗？究竟还要不要专政？谁专谁的政呢？这真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92]——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这是在1956年10月到11月所发生的事件，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引起的反应，人民走上街头，形成跟政府的直接对抗。匈牙利基本上把政府推翻了，成立了新政府，宣布退出社会主义阵营，最后由苏联出兵强力镇压。所以这在社会主义阵营是极大的一件事。当时我在学校里是共青团员，半夜里我们被叫起来看匈牙利事件的一个纪录片，其中有匈牙利人民起义以后，把很多共产党员吊死在电线杆上的镜头，我们看了真是毛骨悚然，于是议论中国会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这里党干部反对双百方针，也是担心会把中国搞乱，发生匈牙利事件，这大概是党干部的普遍担心。越是到农村，越是到底层，这种抵制越强烈。有人质疑：「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这个双百方针，「城里可以实行，但农村不能贯彻」；「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对农民能用，对富农、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对贫农能用，对富裕农民不能用」，不少党员基层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甚至有人宣布退党。[93]

这样一个强烈的反应，我想说明了两点。一是这反映共产党长期形成了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不信任感、一种敌对情绪；另一点就是「一切党说了算，根本不允许提出不同意见」的一种集权统治方式，在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习惯了，并形成了巨大的习惯势力，任何的改革，哪怕是在一党专政的框架内，也不行，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当然，最根本的是，一旦触动既得利益，就必然引起巨大的反弹。

我们更要注意，这样剧烈的反弹，对毛泽东造成了什么影响；这也有两个层面。在表层上，毛泽东被激怒了。毛泽东这个人，他说的话是绝对要执行的，不允许有反对；现在，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无论是经济上高速发展的计划，还是政治、思想上的「放」的方针，都遭到自上而下的强烈抵制，几乎受到全党的反对。这意味著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领导权，都遭到了全面挑战。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的。而且，他在想象中将这样的反对加以放大，从而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全党性的、从上到下的保守集团、一个官僚集团、一个威胁他绝对权力的敌对力量。

毛泽东决定反击。怎么办呢？他历来的办法，他的杀手锏是发动群众。但这一回他不能发动工农群众了，只能借助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力量。因此他决定发动一个整风运动，整顿党的作风，并反对三种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当时，通俗把它叫做「三害」，所以又有「反三害」的说法。怎么整风呢？他用一种非常手段，就是发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助党整风」，实际就是借助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力量，对从下到上各级党组织的党内反对派施加压力，进而打击党内官僚集团。

应该说，这是一著险棋、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因为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社会已开始动荡起来。我们刚才的讨论，始终都在共产党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圈子里、其实，我们在观察中国问题的时候，最该注意的是工人、农民、底层人民的态度与反应；不仅是对于1957年中国形势，以至观察今天的中国形势，都应该关注中国的工人、农民的动向。说实在话，共产党和毛泽东，从来不害怕知识分子造反，最担心的是工人、农民的造反，因为这是它的统治基础。而刚好在1956年下半年，当整个社会处于比较宽松的气氛下，工人、农民就开始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

这是什么原因呢？前面我们说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其实，这么快把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合作社，本身违背很多农民的意愿。所以农民的不满一直存在，前面说的社会主义改造很顺利，那只是一个表像，却遗留下大量的社会问题，并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

还有工人的不满。毛泽东强调国家的积累，要搞重工业建设；但尽管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建设的规模越大，积累下来的生活、福利问题越多，更积累著很多的不满。到了1956年下半年，出现了许多公共突发事件。据统计，在1956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大大小小有一万多起工人罢工、一万多起学生罢课事件。从1956年10月开始，广东、河南、安徽、浙江、山西等等，各地都发生农民要求退社的群体事件，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要求退社，这在当时称为「闹事」。[94]

特别是到了1956年10月、11月，波匈事件「更向中国共产党发出警戒，于是一个问题被提出了：中国会不会发生波匈事件？现在有这么多任务人、农民在闹事，会不会形成全国范围的闹事呢？毛泽东分析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一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二是「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三是「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95]这三个原因很类似于我上一次讲课提到高饶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于政权不稳的分析：他始终把党内的官僚、反对派和社会上包括知识分子的「反革命」，及他所认为的背后的帝国主义，视为三大威胁和打击对象。但至少在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仍旧认为党内官僚是主要危险，他先要借助群众的不满，把党内的问题解决。所以，他一再表示，群众「闹事」可以变成好事，所以要坚持整风，而且要把时间提前到1957年5月1日。这时候的他有一个自信，认为中国的工人、农民，即使闹事也不会闹到哪里去，而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还比较听话，他们也不会闹出多大的事。所以当时他的结论是，中国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即使出了问题，他也相信自己能够驾驭形势。毛泽东这个人喜欢出险棋，越险的事他越愿意做，风险越大才能显示他的英雄本色。他确实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他的思维和别人，至少和他的同僚不一样：他不怕天下大乱。

但是，大家还要注意到，这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方面。党内的强烈的反响，其实对毛泽东在深层面上还是有影响的，因为他很清楚，这些党内反对他的人，都是他的骨干、基础，他若要坚持一党专政，必须靠这些干部，因此这些干部的反弹，对他有制约的作用。我们一方面看到毛泽东这个人胆子很大，另方面也要注意他亦不可能为所欲为；他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还是受到了各种力量的制约，不能不考虑党内大多数的意见，他必须小心谨慎从事，不要让自己走得过远、脱离他的基本群众，而且他是可以说退就退、说变就变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最高领导层再一次出现了微妙的差别。最近有一个党史专家，他专门研究在毛泽东决心发动整风运动这个时期的刘少奇言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刘少奇也赞成、支持搞整风运动，但是刘少奇强调整风运动是一个思想、教育的运动，要「和风细雨」的进行。更有意思的是，刘少奇在这一个时期的演讲中，只字不提要求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只字不提双百方针、长期共存。也就是说，刘少奇同意、主张要整风，但是他反对以发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方式，也就是以一种群众民主的方式来整风。这里就出现毛和最高领导集团其他成员之间的微妙差别，而据研究者说，「刘少奇的这种态度和观点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心声」，这样的差别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也会对毛泽东的决策产生影响。[96]

四、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反应，政治形势瞬息万变

这是很让人惊异的：苏共二十大在俄国和东欧各国知识分子中，都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波兰和匈牙利后来还引发了剧烈的街头政治抗争运动，即所谓「人民起义」。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却表现得相当冷漠。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在1957年初，写过一篇〈早春天气〉，谈到波匈事件发生时，他正在中国的边区旅行，没有听到当地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反应；后来回到北京，又注意到他所熟悉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却是不大的」，他分析说，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和国家的大事不很关心」，是因为这些年长时间不间断地批判知识分子，已使中国知识分子学会了明哲保身，「许多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不必等别人批评，自己常常会问自己是不是旧思想又在抬头，所以对于世界大事或者国内大事自己没有个看法和主张」，于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冷漠症，觉得国家的事情、世界的事情，既然管了没用，于是就不管了。[97]费孝通所说的自然是事实。不过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达则兼济天下」，条件顺利的话，就要以天下为己任；一旦不顺利，遇到了穷途，就要「独善其身」，明哲保身了。这可能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个弱点，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力和创造力始终显得不足。我们上次说过，苏共二十大提供了走出一条既和苏联不同、又和美国不同的新道路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本来，在这样的问题上，知识分子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在理论上提出一些新的想象与创造；但是中国知识分子除了顾准（1915-1974）这样的个别人士以外，都没有做这件事，而把这个任务给了毛泽东，自己只扮演一个被动的响应者、服从者的角色。在我看来，这个弱点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至少大陆的知识分子没有足够的批判力和创造力来响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提供社会新的批判资源和想象力资源，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1957年的历史转折时期，开始表现出来了。

最初，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鸣放，大部分人都是沉默的，但是经过反复的动员，后来就发言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发表的意见，一方面我们可以感觉到知识分子是有他们基本要求的，这大体上集中于两方面：一是要求民主与自由，特别是学术自由、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一是要求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自然都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并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某种独立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某些不足：知识分子的鸣放，主要是提出思想、政治的要求，而较少全局性、根本性的思考，更不用说理论的创造和批判理论的提出。

相对来说，民主党派要活跃得多。民主党派所关心的，自然是政治权力的问题。其中毛泽东最为警惕的几个人，都分别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人后来也成为反右运动主要的批判对象。比如说章伯钧（1895-1969），他是当时农工民主党xv的主席，也是民盟「的副主席，他提出「政治设计院」的要求，认为中国的政治方向、方针、政策的设计与制定，不能由共产党一党垄断，应该由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组成四个「政治设计院」，共同决定国家政治上的大事。还有罗隆基（1896-1965），也是民盟的副主席，他提出肃反运动的平反，不能单由共产党一党来领导，应该要和民主党派联合组成一个「平反委员会」。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光明日报》的主编储安平（1909-1966失踪），他发表了一个爆炸性言论，说现在中国是一个「党天下」的国家，所有部门的第一把手都是中共党员，他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不平等，他要批判「党天下」。[98]将这三个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和共产党联合执政。他们并没有反对共产党领导，而是主张一种「共产党为领导、为主导的联合执政」的政治体制，这本来是建国初期，针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而搞〈共同纲领〉所提出的体制，而当年刘少奇搞「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所坚守的，也是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执政。但毛泽东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党集棹，就不允许这样的联合执政了。这就是我们在第一讲所说到，毛泽东通过1954年的《宪法》，建立一个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新体制，事实上取消了政协、人大和民主党派参与决策的棹力，并剥夺了民主党派担任各部门主要领导人的权利。章伯钧「四个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这些主张正是对此而来。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过了他的底线，是向党唯一的、绝对的领导地位挑战。刚才说过，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一个前提，就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现在你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越过了线，就不允许了。

中国的政治，真是瞬息万变。从1957年5月，1日决定整风，到1957年5月12日，仅仅是十多天的时间，毛泽东的腔调就变了。据这一天的林克日记，毛对他说：「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陈铭枢等人发言，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有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来到，各种蛇也开始动起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人则比较危险」；「争鸣和齐放的限度是什么？限度就是不能火烧房子。批评应该：（1）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2）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3）有利于党的领导。而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决定性的」；「新闻就是要控制」、「更不允许煽动性报导」、「目前有三方面情况不报导或加以控制：（1）肃反案件；（2）物价；（3）外交政策」、「关于反社会主义言论，可以多登一些，这有利于我们」[99]——这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材料，透露出大概在5月12日，毛泽东的思考就开始转变了。据现有研究，转折点在5月14日，这天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1点，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基本决定要反击「右倾分子，反共分子」[100]——当时还没提出「右派分子」这个概念。为什么会在这一天发生转折呢？前几年香港杂志上公布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还需要进一步确认，不过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据说，从5月2日到5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万8，000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万2，000多条的意见，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要重返井冈山」[101]—请注意，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都会说「要重返井冈山」xvii，这是第一次；以后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1898-1974），他就说，如果军队听彭德怀的话，他就要「重返井冈山」;1965年发动文革前夕，他还真的去了一趟井冈山。不管怎么说，大概在1957年5月13、14日，毛泽东又感觉到他的江山危急了。我们以前已经讲过，毛泽东一直都怀有一个统治合法性的危机感，之后的历史更表明，毛泽东显然是夸大了危机。反右开始后，宋庆龄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就说：「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党爱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要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102]在1957年5月中旬，毛和他的同僚既然感到了危机，就决定反击，但也是在5月14日的会上，又决定还要等一段时间：既然已经放了，就干脆放値彻底，让牛鬼蛇神彻底暴露；既然乱了，就干脆让它大乱，大乱之后再大治。这一点倒是很有毛泽东的气魄，于是他就决定了这样的方针「引蛇出洞」，通知全国各组织，继续放，而且要把最反动的话都诱发出来，然后再聚而歼之。

编注

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简称「苏共二十大」、「二十大」，1956年2月于莫斯科召开，会议中赫鲁晓夫一份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世界共产主义发展形势产生很大的影响。

2. 林彪的逃亡：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970年8月23日-9月6日于江西庐山召开）引发毛泽东和林彪关系恶化后，1971年林彪等人及机组人员等共九人所乘飞机，从北戴河山海关机场起飞，因燃油耗尽强行降落失败，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此事件发生于1971年9月13日，亦称「九一三事件」。根据中共官方叙述，林彪此行是为「叛国叛党出逃」。

3. 中共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日-27日于北京召开，通过第二个五年计划和新的党章，规定党和全国人民主要任务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并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会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作了报告。中共八大可看做中共对于苏共二十大的响应。

4. 「朱毛红军」：「朱」指朱德（1886-1976）、「毛」指毛泽东。1927年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前书记身分，9月9日于湘、赣领导群众暴动，称为「秋收起义」，此部队到井冈山与其他起义队伍会合，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28年4月，朱德领自南昌起义的部队到井冈山与革命军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为「红四军」。

5. 七大党章：1945年6月11日由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珲过，分为总纲和党章两大部分，共16章，70条。七大党章中第一次宣布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

6. 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又译「生产工具」）公有制是指生产数据由劳动者全民共同所有、支配、使用的所有制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但实际推行的却是国家所有制。

7. 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指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而国家大部分资源由政府拥有，并且由政府指令来分配资源，而不是由市场价格来决定。苏联计划经济则是在生产数据公有的前提下进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世界各国经济体系大多是市场经济体系和部分计划经济的混合经济体系。

8. 汶川地震：2008年5月21日发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造成69，227人死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破坏力最强的地震。

9. 北京奥运会：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2008年8月8日-24日于中国北京举办。

10. 八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956年11月10日-15日于北京召开。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强调「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

11. 苏区：中国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开创的革命根据地，自1927年广东苏维埃政府的创立，到1931年赣南、闽西地区的苏区联成一片，统称中央苏区」。1931年于江西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中国共产党为苏区的政党，主要力量为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的谈判协议，中共中央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1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与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作为国家间和平共处之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于北京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议〉时，将此五项原则写入。

13. 北越「《人文》、《佳品》运动」：《人文》、《佳品》皆为北越的知识性刊物。1958年8月-11月，北越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进行批判，并以此二刊物的言论最为集中突出。他们要求自由与民主，法制和人权，以及在思想和研究的所有领域开放言论自由，并借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质问对于胡志明的个人崇拜。

14. 波匈事件：指1956年6月发生于波兰波兹南市的波兹南事件，与1956年10月发生于匈牙利的十月事件，此二事件均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否定之后的余波。

15.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前身是由郑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于1930年8月在上海所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主要以医药卫生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

16. 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

17. 井冈山：位于中国江西省西南部，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有密切的联系。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因此井冈山有「革命摇篮」之称。

[1]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上卷），页539。

[2] 〈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8册，页133-134。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8），页55-56。

[3] 这一规划到1962年就实现了，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515。

[4] 谢冕：〈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记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页14。

[5]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文收赫鲁晓夫著，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6] 这是新华社副社长陈适五在听了赫鲁晓夫报告传达以后，对毛泽东心情的一个观察，见李慎之的回忆：〈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页120。

[7]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团时，曾专门谈过这个问题：「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见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122。

[8] 师哲：〈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一吐积郁〉，杨胜群、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望一中共八大纪实》（北京：三联书店，2006），页97-100。

[9] 参看青石：〈共产国际一直压制毛泽东了吗？〉，杨天石主编，姚鸿本卷主编：《毛泽东剪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该文透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讃的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

[10]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7册，页120。

[11] 转引自沈志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及中国的反应〉，《百年潮》2009年第8期，页27。

[12]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127。

[13] 见北大1957年的学生刊物《广场》发刊词，复印件。

[14]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143。本段修改是为毛泽东对刘少奇1956年8月14日送来给他的政治报告中，针对「党的领导」部分进行的修改。见同引处注释7，页160。

[15] 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136。

[16]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83。

[17] 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3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12。

[18]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144。

[19]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页56。

[20] 这是1956年八大以及八大以后，毛泽东所一再强调的。见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1956年12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255。类似发言如「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亦可见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245。

[21] 据〈毛泽东同外国党代表团的谈话摘述〉一文透露，毛泽东还特意批评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观：「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经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文收杨胜群、陈晋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页280。

[22]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136。

[23] 时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是中共元老的董必武在八大上作了一个关于建立完备法制的发言，其中特别谈到：「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是中共党内不可多得的清醒的声音，但自然是正热衷于将群众运动方式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毛泽东所听不进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页253-264。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页352。

[24] 对此大陆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林蕴晖在其〈中共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的原委〉一文指出，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前的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案的批语〉里，就提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毛泽东还亲自将社论提纲草案中两处写到的「毛泽东思想」一语删去。见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案的批语〉（1952年9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页563。以后，毛泽东还在审阅〈关于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及宣言中删去「毛泽东思想」字样的批语〉（1953年4月10日）、〈关于将内务条令等文件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批语〉（1953年5月24日）等文件时，两次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分别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页192、238。林蕴晖由此得出结论：「把八大党章不再写毛泽东思想，看成是受到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影响，是毛泽东地位削弱的表现，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林文收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页168——笔者也认为，不能认为这是毛泽东地位削弱的表现；但1956年八大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有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影响这一新的时代因素，似乎也不可否认。

[25] 龚育之：〈中共八大的历史地位〉（1996年），杨胜群、陈晋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页232。

[26]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213。

[27]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页694。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页90。

[28] 周恩来：〈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1956年11月10-15日），其中转述毛泽东的意见。转引自《周恩来年谱》（上卷），页637。

[2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288。

[30] 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170。

[31] 李雪峰：〈党的八大前后与历史片断回忆〉，杨胜群、陈晋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页13。

[32] 逄先知、李捷：《〈论十大关系〉发表前后》，文收杨天石主编，姚鸿本卷主编：《毛泽东剪影》,页98。

[33]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页347。

[34]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页145。

[35] 参看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页347。

[36] 参看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一文之〈上篇：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原刊载于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电子报第1254期），2011年7月27日取自，爱思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687html。

[37] 转引自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文收牛汉、邓九平：《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22。

[38] 《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39] 毛泽东：〈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4月2日、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63。

[4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12。

[41] 八届二中全会纪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页426。

[42]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郑小平文选》第2卷，页333。

[43] 这段话在公开发表时删去了。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页488。

[4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51-53。

[45] 林克：《林克日记（1955-1964）》（手稿），未刊，页15。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页290-291。

[46] 转引自林蕴晖：〈1956年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页27。

[47] 毛泽东：〈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69。

[48]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285。

[4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287。

[50]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56-457。

[51] 参看石钟泉：〈艰辛的开拓——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文收箫延中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页155。

[52] 1956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没有完全肃清，国外帝国主义还敌视我们，「专政应该继续」；「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见《周恩来年谱（1849-1976）》（上卷），页602-603。

[53]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64。

[54] 据李慎之所保留的〈十大关系〉内部传达报告记录，见〈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文收牛汉、邓九平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21。

[55] 毛泽东：〈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日），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页474-475。

[56] 傅雷致傅聪书（1957年3月18日），傅雷：《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94），页151。

[57] 傅雷致傅聪书（1957年3月18日），傅雷：《傅雷家书》（增补本），页152。

[58] 毛泽东：〈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1957年3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07。

[59] 毛泽东：〈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1957年3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09。

[60] 毛泽东：〈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1957年3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11。

[61]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应当宣传，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为领导，是否不妥？」见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1957年3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362。

[62] 毛泽东：〈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1957年3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页376。

[63] 例如时为新华社国际部副部长的李慎之在他的笔记本里，就记录了毛泽东在关于「十大关系」的内部报告中，说了极为解放的话：「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等等，正是在毛泽东的启示下，李慎之提出大民主」的主张，因此被打成「右派」。见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21。

[64] 参看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页4。

[65] 毛泽东：〈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66。

[66] 毛泽东：「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见毛泽东：〈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63。

[6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21、322。

[68] 毛泽东：「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22。

[69] 胡乔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胡乔木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第1卷，页509。此文作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载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现收该文实际执笔者胡乔木的《胡乔木文集》。

[70] 参看林蕴晖：〈1956年要事述评〉，《国史札记——史论篇》，页136。

[71] 参看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3年3期。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一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页22。也可参考竹内实监修的《毛泽东集》第1卷，里面有不同版本的对照。

[72] 参看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3年3期。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页22。

[7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832。

[74]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52-453。

[75] 林克：《林克日记》（手稿），未刊，页34-35、36。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页532。

[76]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2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39。

[77] 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102。

[78] 1947年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216。

[79] 毛泽东：〈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1947年10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页312。

[80] 毛泽东在1947年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216。

[81]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1949年3月5日、13日），以上引文不见正式发表稿，见油印件。相关分析请参考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的中共成功之道》，页536。

[82] 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年6期。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对杜勒斯的评论特别有兴趣。他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里特意谈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纽约时报》就全文转载了。但毛泽东在转述杜勒斯的反应时，只说「中国要自由化」，而有意不谈杜勒斯关于「诱人陷入罗网」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分析。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71。

[83] 程映红：〈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一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文收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田园书屋，2007），页223。

[84]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71。

[85] 以上关于毛泽东双百方针在东欧与越南之影响的材料与分析、结论，均引用自程映红：〈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文收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页228-229、231、232-233、246、248、255、258。

[86] 根据胡乔木1982年11月4日的回忆。转引自刘武生：〈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文收叶匡政编：《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页15。

[87] 转引自刘武生：〈周恩来与八大前后的反冒进〉，杨胜群、陈晋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页166。

[88] 薄一波：〈反冒进和八大的正确决策〉，杨胜群、陈晋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页76。

[89] 毛泽东1957年对周恩来、胡乔木、彭真在杭州的谈话，转引自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杨胜群、陈晋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页24。

[90] 关于毛、刘、周围绕「反冒进」问题的矛盾和斗争，可参看王双梅：〈刘少奇与八大政治路线的确立〉、刘武生：〈周恩来和八大前后的反冒进〉、薄一波：〈反冒进和八大正确决策〉，以上文章均收于杨胜群、陈晋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

[91] 毛泽东1957年4月4日至6日在杭州听取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时的插话。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59。

[92] 以上引文均出自吉林省档案馆，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页489。

[93] 据甘肃、山西、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委报告，〈内部参考〉，1957年5月21日，页7-9；5月25日，页20-22。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页490。

[94] 据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11-612。王光美写有一个回忆〈我陪少奇调研人民内部矛盾〉，谈到1957年2月至4月刘少奇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地调查时，所遇到的工人、农民闹事的情形，以及刘少奇的态度，可参考。文收叶匡政编：《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页30-38。

[95] 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1957年3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361。在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得更明确：「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这预伏著他以后转向「阶级斗争为网」的发展道路。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06。

[96]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页500-501。

[97]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原载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文收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329-330。

[98] 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页96、102-103、111-112。

[99] 林克：《林克日记》（手稿），页37-39。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页554-555。

[100] 中共中央：〈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1957年5月14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91。

[101] 罗冰：〈反右运动档案解密〉（2006年1月），文载香港《争鸣》2006年第1期。

[102] 〈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1994年11月），党史编委会整理，传抄件。

第三讲 反右运动前后（下）

1956-1958年初

|2009年10月6日、10月13日讲|

我们在上一讲谈到，从1957年5月14日开始，毛泽东已经决心反击右派，但他还准备再看一看，就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针，继续鸣放。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候青年学生突然杀了出来，发动了一场校园民主运动，这是出乎毛泽东预料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一、青年学生的反应：中国校园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更准确的说，这场校园民主运动是以北大为中心的大学生的反应。

前面说了，苏共二十大在知识分子中反响不大，但是敏感的大学生们却非常注意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英国共产党的刊物上全文发表了，当时中国的外文书局可以公开发行这样的英文报纸。有些英文水平比较好的学生，就因此看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北京大学的一位助教和一位大学生还将它翻译成中文，在一部分的学生间流传。后来，这位教师任大熊（出生年不详-1970）被打成反革命，最后死了，而这位学生陈奉孝（1936-）则成为北大校园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问题，这在这些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的反应，他们并因此联想起刚刚过去的中国「肃反运动」，因为肃反运动也波及大学，很多大学生都成了该运动的打击对象。这些大学生——基本上是高年级的学生，而且相当多是理科的学生——于是开始思考如何响应苏共二十大之后，所提出的「走自己发展道路」的问题。借用后来一位哲学系学生龙英华（生平不详）所写的大字报题目的说法，他们思考的是「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并经过独立的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最早发出独立声音的，是气象系四年级的学生胡伯威（19350，他在1956年10月27日就致信《人民日报》，明确提出「民主」「自由」、「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要求，强调必须「把人民群众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这才对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好处」，才能「防止和消灭种种可能发生的弊病，消灭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主义和腐朽倾向」。[1]但群体声音的发出，则要等待时机；因此，一直到毛泽发动群众整风运动，在1957年5月19日这一天，才终于爆发了这场校园民主运动。

运动的爆发，也很突然。一开始，一位学生认为当时正在召开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其代表的选举不民主，于是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食堂的门口，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接著，就有学生建议开辟北大「民主墙」，用张贴大字报的办法来表达学生的意愿和要求。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中国大学生要发言、要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在5月19日这天晚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上头是一首诗，题目叫〈是时候了〉，作者是两位中文系的学生沈泽宜（1933-）、张元勋（1933-）。我读一下这首诗：

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泻到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让批评和指贵/急雨般落到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光照耀！/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一「五四」！！！

是时候了。/向著我们的今天/我发言！/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歌唱和风和花瓣！/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的黑暗！/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为什么……？/我含著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2]

可以看出，当时校园里已经累积了很多的不满、苦闷，在此时便借这个机会一下喷发出来，像一颗炸弹一样，整个学校都爆炸了。

有意思的是，这首诗同时也引起另一批同学的不满，他们也用诗歌的方式，在当天晚上同一个地点的旁边，贴出另一首诗，这是中文系、而且是新闻专业的同学写的，题名叫作〈我们的歌〉：「我们/不同意/〈是时候了〉的基调/那声音/彷佛是白毛女申冤/……我们也难于接受/你们举起的/「火炬」，/尽管你们自己宣称/它的火种/「来自五四」/……我们的曲调之间/不太和谐/可也难怪/我们缺乏/你们那根/沉重的琴弦」，/我们并不像你们/经常「在背地里/不平/愤慨/忧伤」。/要放火吗/我们/也不打算」。[3]

可以看出这两批同学，在当时中国体制下，前者是受到压抑的，而另一批人觉得没有受到压抑，无法感受前者的不满和忧伤。这样「不满意现状」与「满意于现状」的两群人，就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派，他们都是很真诚地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政治立场，并形成了一个诗歌大战。

中共立即针对北大民主墙进行新闻封锁，所有报纸都不允许报导。但学生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号召每一个同学写信给以前的同学，把北大大字报的内容传播出去，这就叫「民主接力棒」。收信的同学也用大字报传抄，张贴在自己学校的校园里，这样就很快地把民主之火传遍了全国各地方的高校校园，形成一个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在当时被命名为「五一九民主运动」或「社会主义民主运动」i。

这场运动的要求，集中体现在北大的一个油印刊物《广场》上，这刊物现在仅存一份，最近有朋友把它印出来了。《广场》的发刊词明确宣布：「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4]这个要求非常接近五四提出的「价值重估」的口号，而胡适与周作人都认为「重新估定价值」，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如此的「相似」，当然不是偶然的，1957年的北大学生是完全自觉地发动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运动，因此说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5]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

学生们赋予这个运动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青年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另一方面又是「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6]也就是说，中国的年轻大学生，同时提出了思想与政治两个方面的要求。既是思想运动，也是政治运动，而这两方面，都是五四启蒙与民主精神的自觉发扬。

消息很快就传到国外，而且被当时旅居美国的胡适所注意；胡适在1958年北大60周年校庆的校友会上，就提到了一年前在北大发生的这个运动，他称之为「新五四」。[7]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命名这场运动为「新五四」，当然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胡适是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来理解这场运动，并将其视为反对共产党暴政的运动，这和事实以及我们今天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并不一样，但我们还是可以借用这个名称，称其为「新五四」。

为什么是「新五四」？「新」在哪里呢？我觉得，它提出的，就是新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苏共二十大之后所提出的「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危机」以及「如何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的问题。这是1957年校园学生们所面临的新时代的问题，而它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革」，和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毛泽东的改革，既有深刻的联系，又有深刻的分歧。

这就说到了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1957年5月23日，这段时间北大校园完全沸腾了，到处、时刻都在进行辩论。5月23日那天也有一个辩论会，但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有位校外人士来演讲，而这个人非常有名，叫作林希翎（1936-2009），她原名程海果，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在大陆，她被视为五一九民主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以至被视为中国「右派」的代表与象征。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提到她呢？除了她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以外，还因为她在10多天以前，于2009年9月22日在巴黎去世了，这几天很多网站都在讨论、纪念林希翎的逝世，我底下所讲的，也带有纪念意义。

5月23日她在北大的演讲，我是在场者，这次讲课给大家的文选中有也她的文章（收录于《课用选文》[8]），同学可以看一看她的演讲。我在这里，把她演讲的内容和引起的反应，作一个历史现场者的叙述与介绍。

她第一句话就提出胡风问题。她说：「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9]接著她旗帜鲜明地表示，她同意铁托的观点「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这在当时是很有爆炸性的观点。她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10]

接下来她谈到整风运动，她说：「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11]「不仅北大，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各地大都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青年长个脑袋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是让人家牵著鼻子走的吗？我们要说话！」[12]她这么一讲，整个场子就乱了，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有人上去不准她说话，拉她下来，乱成一团。然后她高喊：「我不害怕，大家不欢迎我，我就滚蛋，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著危险，坐牢也没关系！」[13]这就更让当场的听众分成两派，争论、甚至厮打起来。她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14]

这是她全篇演说的核心内容，「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成了1957年中国大学校园民主运动的一个纲领。

我相信那一夜，整个北大没有人睡觉，真的是「今夜无人安睡」。我当时是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我所在的宿舍，就整整吵了一个晚上。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同学高声嚷道：「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一定上街！」然后，住在他下铺的同学是个复员军人，就针锋相对地说：「如果你上街，我一枪把你嘣了！」可见同学之间的争论和分歧的尖锐程度，真是有点你死我活的味道。我当时年龄太小了，在这场激烈争论中没说一句话，其实我内心是很同情也很佩服林希翎的。当然林希翎很多言论在我看来过分激烈，是我不大能接受的，但是她这种勇敢，确实震撼了我，我觉得这才叫民主，应该让她发言。但即使这个想法，我也没说，幸亏没说。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天晚上每一个人的表现，都决定了自己的终生命运。那天晚上所有赞成林希翎的，之后全部被打成右派；所有反对、批判林希翎的人，就全都成了左派。而我这样没说话的人，就成了中间派，但是我因内心同情林希翎，又被称为「中右分子」。

这大概是在座同学们难以想象的：大学生在寝室里面同学之间互相争论，是经常发生的事，但是这样的争论竟然会成为政治问题、会影响人的命运，这可能是毛泽东时代政治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我要著重讲林希翎的这场演讲呢？因为她提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具有批判性的概念，这代表了北大民主运动中一些基本的、本质性的东西。这里顺便介绍一下，目前，大陆学术界对于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一些人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运动，但是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在北大的鸣放当中，包括老师，确实有许多自由主义的观念，这在学生运动中也可以看出，主要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特别是拜伦、雪莱这些诗人，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分析其中骨干的思想的话，就可以发现他们的主导倾向，还是社会主义。这是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

比如，北大民主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骨干人物谭天荣（1935-），他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是整个运动的理论家，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是他提出来的。那时候他的文章就说：「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15]林希翎一直到晚年，还是强调「我是把社会主义作为理想来看待的」。[16]我认为，他们的思想代表了1957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主潮。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讨论，1957的中国大学生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什么？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他们提出一个具有纲领性的口号：「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17]我们所要的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18]——这里已经明确提出要创造中国自己的、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大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响应「走自己的路」的时代命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来，而且视之为目的，[19]这就突破了毛泽东对民主的看法，因为毛泽东始终认为民主只是一个手段：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可以给你民主；同样为了达到另一种目的，我可以收回民主。我们上次说过这是「党赐民主」，而大学生就突破了毛泽东这一个底线。

在1957年的中国，这种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大学生们明确提出，要「反对国家高度权力的集中和党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20]因此提出了一个「人民主权」的概念，这也是林希翎在演说中所提出来的：国家的权力最后应该由人民所掌握。如此，他们又突破了毛泽东「一党专政」的底线。此批判锋芒所指的第二个方面，则是反对践踏法制、人权，他们并因此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称为「封建社会主义」。

他们所要坚守的社会主义的第二个理念，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代人都受到社会主义教育，都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所以对民主党派并无好感，因为他们觉得民主党派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不值得重视。后来，在发动反右运动时候，当局竭力想把北大学生运动跟民主党派联系起来，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有说服力的材料，因为实际上确实没有联系。尤其有意思的是，章伯钧、罗隆基那些言论，在北大学生中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这里最为根本的，是当时大学生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拒绝和警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这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解。然而，在1957年，他们提出公有制产生问题的矛头所向：他们认为中国当时出现了「特权阶级」，而这样的特权所有，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离和威胁。这是1957年北大校园讨论得最为热烈的话题，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现在是否有特权阶级？第二，这些特权阶级是如何产生的？然后，他们进一步讨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会出现特权阶层？讨论结果，大家趋于共同的意见，是认为中国已经「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21]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权阶层？有人从生产关系、所有制、分配、社会地位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意见。当然，我们在今天回头来看，会觉得这些讨论是不充分的；但他们非常尖锐地提出「社会主义体制下特权阶层的形成」这个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决定性问题，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个特权阶层的问题，事实上一直困扰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且至今没有解决。1957年的大学生「右派」，无疑是在中国最早提出「特权阶级」问题的先驱者。

这里需要谈谈他们的思考和毛泽东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毛泽东在1957年内部讲话中曾提出要防止「贵族阶层」出现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思考，对当时的大学生有没有影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毛泽东来说，这仅是「可能存在」的危险；1957年的毛泽东，绝对不会承认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了学生们所说的，有著特殊利益的「社会集团」。一直要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自己才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22]那时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我们以后需要详加讨论。然而，1957年的大学生，却得为他们比毛泽东更早提出特权阶级的问题，而付出代价：这正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特点。

大学生们在政治上提出要社会主义民主，在经济上提出要反对特权阶层、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他们在思想上，则非常明确地要求思想解放。他们要从什么束缚下解放出来呢？他们提出，一要打破党的神话，二要打破马克思主义的神话。

谭天荣在他的文章中，对「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的神话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就意味著共产党已经由「垄断权力」发展成「垄断真理」，甚至造成「党团员比别人高一等，也永远正确」的神话。谭天荣说，当时盛行一个公式：对党团员有意见等于落后、反党、反革命。这种党的神化导致的专制，就形成了一个精神枷锁，青年必须要从中挣脱出来。[23]

另外，也是谭天荣所提出的，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德国）开始就背叛了马克思，因此需要「回到马克思」。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批判的学说，而此种彻底的批判，当然可以用于它自身；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神圣化，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不仅会导致精神专政，而且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生机、导致其自身的危机。因此，在谭天荣看来，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首先要做的就是「复归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革命本质」，使其成为批判思想和体制僵化与专制的理论资源。他进而提出了「三复归」，即「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复归，「三害」〔钱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向民主复归」[24]——以谭天荣所代表的1957年大学生「右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态度，与毛泽东的态度有著本质的区别。毛泽东在1957年谈到他的双百方针时，也说到「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批评的」；他的这一说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谭天荣们应该说是一个启示和支持，但毛泽东的最终目的，却是要强化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即思想垄断地位，而这却正是谭天荣们所竭力反对的。于是，这些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大学生，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强加上「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这真是一个历史的颠倒。

1957年大学生要求思想解放的背后，还隐含著他们所理解、追求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第三个概念：「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从刚才林希翎的话：「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一个人过真正人一样的生活」里面，就不难看出其中的人道主义色彩。所以，他们强调，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在他们看来，归根结底就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谭天荣在一篇很著名的大字报里就说：有人问我们，你们到底要什么？我可以明确说，「我们的要求主要是属于精神生活方面的」，[25]除了政治和社会发展要求、理想之外，最主要的是要维护「纯洁无私的心灵」。[26]在谭天荣和他的朋友看来，一切解放最后要归结为人的解放，所有的自由要求，最后要归结为人的心灵、精神的自由。于是，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并且有了这样的呼唤：

我们需要个性强烈的人，色彩鲜明的人，我们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埋头苦干的人，我们需要热情而冷静的人，心地光明的人，〔……〕我们没有权利一分钟放松战斗，不要动摇不要胆怯，不要怀疑，咬紧牙关，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27]

我们可以从林希翎、谭天荣和很多「右派」身上看到，一代新人确实已经出现，这一代人和后面几代人都不一样。问题是，本来是社会主义中国培养出来的这代人，最后却自己把它毁灭了。我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自噬现象」，这是包含著深刻教训的。

但是这一代人毕竟年轻、毕竟太天真，他们必定要犯错误，而他们所犯的最大错误，在我看来是一个历史的大误会。什么误会呢？就是他们把毛泽东视为同道。所有校园的「右派」，都毫无例外的对毛泽东抱有好感，甚至崇拜。即使锋芒毕露者如林希翎，在谈到毛泽东的时候，也流露出一种崇敬。她说，毛泽东会犯错误，比如说胡风问题就是错误，但这是小小的错误，比起斯大林来说他善于发现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们还作出这种判断：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铁托、一个是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意大利）、一个赫鲁晓夫，还有一个是毛泽东，他们认为毛泽东跟赫鲁晓夫、铁托、陶里亚蒂一样，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改革派，是现阶段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

我要强调一下，谭天荣是这一批「右派」中最有头脑、最有思考能力的人，但连他也说：我不怀疑毛泽东「永远支持我们」。[28]他有一个分析：「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持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29]谭天荣们显然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与自下而上的改革互相促进的局面；应该说，这一直是中国大陆改革者的期待与梦想，而且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者还是抱有这个梦想。1957年的大学生，就是从这样的期待、这样的善良愿望出发，但他们却作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毛泽东所发动的整风运动，正是一个他们所希望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而且和他们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是一致并互相声援的；他们误以为毛泽东本人和青年大学生是心心相印、互相支持的战友。

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个梦想是过于天真、一厢情愿。这些大学生并不知道，就在他们寄希望于「亲爱的毛泽东同志」的时候，这位「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57年初，已于党内宣布：现在的大学生多数都是剥削阶级出身，他们的背后站著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仇恨我们的，他们都是替他们的爸爸妈妈说话的。[30]毛泽东早已下定决心，要处理大学中的不安稳分子，排除这些「不安定因素」，只是学生们不知道。直到5月份毛泽东看了北大学生的大字报，就立刻断定其中「不少有反共和敌对的内容」，并作出了「在这所大学里，超过百分之一的学生对现行的制度是敌视的」的判断；[31]对于林希翎，毛泽东也十分警惕，认定她是「民主化头头」，并亲自布置人去访问林希翎、摸她的底。[32]于是，北大学生和林希翎在劫难逃了。

这些校园「右派」把毛泽东看成铁托，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毛泽东最讨厌别人说他是铁托，并且他早已宣布铁托是修正主义。他在内部会议上说，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丢不得」，铁托反斯大林主义，「我们要彻底把他骏倒」[33]我们是现在才看到这些档，在当时，大学生们是不可能听到这些话的。他们只知道毛泽东号召「放」的这个表面现象，因此就觉得毛泽东跟他们是同道，于是做出了这个错误判断。这说明中国的大学生并不懂得「毛式政治」。只是，他们在不懂「毛式政治」的情况下，还要参与政治，就注定了他们的悲惨结局，并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这是极其巨大的牺牲，因为这么一批优秀的人物、中国真正的改革者，就这样地被一个他们看作是「自己人」的毛泽东体制吃掉了。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1957年中国大陆校园的民主运动，所坚持的目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反对封建性的集权政治。第二，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特权阶级、特权所有制。第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反对党神话、反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意识形态化的专政。

这三方面其实都有非常鲜明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也就是说，这是民间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我们顺便讲一下社会民主主义，我想大多数同学可能对此不太熟悉和了解。长期以来我们误解了马克思主义，以为它只有斯大林主义这一条线，其实马克思主义有两条线，一条是第三国际，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路线v;另一条是第二国际vi，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与路线，像瑞典这类福利国家，某种程度上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试验。大范围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当然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我们这里不做讨论。

我要讨论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其实有很深刻的影响。这里顺便讲一下历史。在中国，像胡适那样真正的英美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比较少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有或多或少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这就是为什么1948年大陆政权变易的时候，有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如果仔细辨析，就可以发现，真正坚持英美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到了台湾，留在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最典型的是朱光潜（1897-1986），他在1948作的一篇文章就说：美国有民主但是没有平等，苏联有平等但是没有民主，我们的理想是要把苏联的平等和美国的民主结合起来。[34]这背后多少就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在建国之后，基本上就被遏制下来了。1957年，在大学生中再一次地出现这种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其意义非常重大，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我们现在提出要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但人们一想到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就只想到毛泽东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这当然有道理，因为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验在大陆，占据了无可置疑的主导、主流地位，所以我们这门课的讨论，也是以毛泽东为主线的。但我要强调的是，主导不是唯一，在毛泽东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验之外，在中国的民间社会，还存在一个或隐或显、时断时续的社会主义思潮，其主要倾向，又是社会民主主义。这就提醒我们，今天考察大陆的社会主义思潮、讲中国社会主义经验时，不能只看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还需要看到民间的社会主义思潮。这样的民间社会主义思潮，是有一条内在发展线索的，以后我们会逐渐把这个线索理清楚。这方面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我们现在也只能把问题提出，瘇有待更深入地研究。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我们说的民间社会主义，之间是存在著深刻纠缠的；他们之间有深刻的相互影响、渗透、对抗，更有悲剧性的「误会」，这也包括了前面提到的1957年大学生对于毛的天真误会。这误会也许今天还存在，就是很多人把毛泽东看成社会民主主义者，把毛泽东的改革，看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甚至是「自由化」的表现。我们在前面课程中，已经介绍了毛泽东一党专政下的改革，今天这堂课，又介绍了1957年大学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两个之间好像有相同之处，比如都在讲民主、自由，但是这之间却有巨大的本质的区别。毛泽东确实想走出斯大林的阴影，在某些方面也走出了这个阴影，但最后，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和反右以后的表现，证明了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者，而且在强调一党专政的彻底性与坚决性上，在我看来毛泽东还超过列宁、斯大林，这在我们以后的课还会讲到。问题是，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这些1957年不成熟、年轻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最初把毛泽东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就造成了历史巨大的悲剧。所以我们在讲1957年的历史时，一定要分清楚这两种思潮，既要看到他们之间的纠缠关系，又要认清其本质的不同，而这更导致了历史的下一步发展，我们以后还会有更深入的讨论。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中国1957年大学校园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显然受到南斯拉夫工人自治vii的社会主义实验，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启示，或者说，同样是国际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后我们还会讲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民间的社会民主运动也同样受到波兰团结工会运动viii的影响——这也构成了一个内在的发展线索。

我在回顾1957年这段历史时，心里有许多感慨。一方面我很自豪，因为这些同学都是我的同代人，是我北大、人大的学长。但是一方面我又非常惭愧，不仅是因为我当时年龄还小，只关心自己个人的发展，缺乏这些学长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开阔的眼界，因此未能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更是为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惭愧：这些思考应该是要由知识分子来承担的，但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选择沉默，没有完成知识分子应负的使命，而把提供新思想、新理论的历史使命交给了年轻的大学生。这样的历史不断地重复，以后我们在谈到文革时期，甚至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都是这种状况。这是中国大陆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重要的问题不是由知识分子提出，而是由一些「半大孩子」首先思考、首先提出；知识分子的失语、缺席、失职，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思想的深度。因为这些「半大孩子」毕竟缺乏必要的知识、理论储备，而且历史给他们的时间非常短，从5月19日的大字报开始，到6月8日的反击「右派」，他们只有不到20天的时间，接著就面临残酷的镇压，他们之中像谭天荣这样具有理论素养和兴趣的人才，过早地被摧残了。这都是「未完成的思想、未完成的思想家」。因此，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当年的文本，也许会失望，因为他们只把问题提出来，但没有展开，更不可能有深入的学理的讨论：这些尚未成熟就遭夭折的萌芽思想和理论，其历史价值是高于理论价值的，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的遗憾。

但话说回来，在当时，还是有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一起思考，而且思考得更加深入。这就是我现在要向大家介绍的一个人物：顾准。

二、「一切问题都要重新估价」：顾准的思考

我们可以这样介绍顾准：他是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大陆唯一的批判知识分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又说，幸亏有了一个顾准，不然知识分子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几乎交了一份白卷。

但在介绍顾准之前，要先讲一段「故事」。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以后，毛泽东派了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到熟悉国际情况的新华社国际部听取意见。当时，国际部主任王飞（生平不详）和副主任李慎之（1923-2003），也正为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中国应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等问题而寝食难安，便乘机把自己思考的初步结论和盘托出：「看来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上完全靠苏联不成，中国党应该自己研究和提出一些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仅就这一命题本身，毛泽东大概是可以接受的，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所考虑的、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但这段思考的结论，却为毛泽东所不容，因为他们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苏联的制度」，而苏联制度的跟本问题」是「采取了集权专制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党的专政，由党的专政变成少数人专制，而少数人专制变成个人专政」，以至「有绝对的权力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阶层」。因此结论是：「根本问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问题，无民主则无社会主义。生产数据公有化和民主必须同时解决」，「中国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他们并具体提出了实行民主化的三大建议：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是民主的实质」，「领导人物、领导机关的活动、领导机关的决策交给人民评判」；二，实行「分权」（「党政分开」）、「削权」、「互相制约」；三，实行直接「选举」，「不应把选举变成虚伪的形式主义，人民不是阿斗」。他们建议「可以从资产阶级牵制平衡、司法独立中吸取一些东西。现在小民主不少大民主不够」，所谓小民主」、「大民主」，后来李慎之解释说，他的意思是：「我们在调资分房等小事上民主多，在国家大政方针等大事上民主少」。[35]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王飞与李慎之这两位党中层干部的主张，和我们前面所说那些大学校园学生的主张是一致的：中国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关键是要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党专政、反对特权阶层。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他严厉批评这样的主张是「阶级观点不明确」，没有认清「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36]这大概是真正分歧所在：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应该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服务的。毛泽东还指责他们鼓吹「大民主」就是要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党，而「人民内部矛盾，只能小民主，小小民主」，这就有很强歪曲原意的想象成分了。但毛泽东一言既出，就足以将提出「大、小民主」的李慎之打成「极右」派，王飞也以「包庇罪」而受到迫害。[37]

王飞、李慎之的思考表明，当时党内一些知识分子对于二十大之后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意见和思虑。而由于顾准具有边缘化的特殊位置，反而使他的思考更为深入，于是成了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

顾准是抗战时期上海的地下党员，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在1952年建国初期，就在党内的残酷斗争中被排挤出去了。1954年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他是在党校中遭遇苏共二十大的。我们从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日记来看，顾准对苏共二十大有非常深刻的反思。他听了赫鲁晓夫报告之后，第一个结论就是「一切问题都要重新估价」。[38]这跟大学生们是不约而同的，也就是说，他跟大学生们一起预感、一起面对新的时代变迁所提出的问题：怎样重新估定价值？怎样重新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他是高度自觉于此的。而且他作为一个理论家，他的思考就远比大学生的思考更为深远。关于他1956年反右运动以前、再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一直到1959年之间的思考，我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他在以后每一个时期，特别是六十年代大饥荒和文革时期，都有重要的贡献，因此我们的讨论会不断提到他。

1956年，顾准就敏锐地感觉到，历史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在他看来，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意味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绝对主义」思想统治的结束，当人们不再把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绝对化、视为不可怀疑和动摇的神明时，就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他尤其期待中国重新被「唤醒」，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他对斯大林模式作了这样的概括：「用野蛮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他提出，中国是不是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在高涨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中实现高度的文明，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呢？[39]

作为一个有理论准备的思想家，他一开始就把「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放在世界的大格局中来思考，从而提出了四个重大问题。

他首先提出「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资本主义早已没落；列宁不是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腐朽阶段吗？但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却是当代资本主义得到很大发展。这原因是什么？「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生命力何在」？[40]顾准所讨论的问题，在当时中国，完全是个禁区，而他的结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也经过一段野蛮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所以马克思批判是有力量的，但是资本主义却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并且要承认资本主义在每一次大事变中都在学习，也有在根据经验教训改正他们自己的工作」。[41]

顾准在强调了「新的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同时，又注意到资本主义「在民主政治，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发展活力，并且敏锐地提出：「这算不算社会民主党理论？」在他看来，这正是社会主义因素向资本主义的渗透，并且问：这「是不是一个吸引人心的方针？」[42]顾准所思考的，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中，社会主义能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也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社会主义是否有调节、纠错的功能呢？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顾准当然希望并且坚信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但1956年时的顾准似乎已经隐约地感觉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就在于社会主义能不能从资本主义那里吸取合理因素来自我调整、纠错——我们说这是一种感觉，是因为在顾准当时的日记里，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展开来讨论，但到了1959年，他就明确地提出了「东西方渗透论」。[43]他的理想模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在互相对立、竞争的过程中，都向对方有所吸取，实现东西交融、实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渗透，在各自的自我调节中获得新的发展。他提出的，实际上是一种「东西融合」的第三条道路。这也是顾准对我们一再提到的「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走一条什么样的自己的道路」的时代问题的回答——应该说，他的这一思考是相当超前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到，毛泽东在1956年也有过向资本主义有所吸取的思考，但他的吸取，是以不改变「一党专政」这一他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为前提，和顾准所要追求的，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超越的「融合」，是根本不同的。而顾准这里所思考的社会主义能否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实际上关系著社会主义的命运，却被30多年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所证实。

于是，就有了顾准的第二个问题：对「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的评价」。他明确提出：「第二国际，以及倍倍尔考茨基等人的功过，其估价也应该有历史的，公允的结论」。[44]这当然不止是历史的评价，更是一个道路的选择问题。顾准的反思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是国家鼎盛发展的三十年。〔……〕，但发展却助长了粗暴的统治」。[45]这里就隐含了一个重要问题：不能一般地讨论经济、社会的「发展」，还要追问「发展的结果」，是「助长了粗暴的统治」，还是引向真正的社会民主、自由与平等？前者正是斯大林模式和道路，顾准后来将其称为「社会主义的罗伯斯庇尔主义」；[46]而后者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之后顾准在文革的自我「检讨」里承认，自己正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逐渐酝酿和确立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信仰。[47]但他同时又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它的逐步实现，要在二三十年之后」，[48]在此之前一定的「野蛮手段」是不可避免的，这又构成了顾准思想的内在矛盾，我们以后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顾准的第三个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反思」。前面我们已经提到，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中谭天荣等提出了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的问题，顾准则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内含的「黑格尔式的绝对主义的印记」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隐含著一个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前提一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这个必然规律向著共产主义的完成」，[49]而正是这样的绝对主义，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化，并在社会实践中导致专制主义，而这正是顾准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所「不可以忍受」的。[50]因此，顾准宣布：「我接受马克思人本主义=自然主义这个方面」，这「才是真的社会主义」。[51]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顾准最为关心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他首先对中国一直奉为神明的苏式计划经济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主要指出两点：一，这是「输入的计划工作，输入的工业化方案」，「不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因此是「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52]其二，这是「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是独断主义式的唯心主义」，[53]其所鼓吹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不过是「离开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与价值规律的空东西，道德规范」。[54]他期待中国能找出自己的发展经济的道路，因而他对毛泽东「十大关系」的理论给予极大的重视，同时他自己也紧张地思考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问题，并提出了「国家必需维护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要「承认按劳计酬在商品货币价值形式中的作用」，[55]并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价值论」的研究课题。[56]尽管这些问题都没有展开，但可以看出，顾准在反思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探讨中国自己的经济模式时，其思考方向是和毛泽东完全不同的：如前面所说，毛泽东所要走的是党集中领导下「命令经济」的道路，因此，在下面我们就要详尽讨论，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所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否定价值规律，这都是顾准最为警惕的。顾准对「社会主义价值论」的思考，正是八十年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最早的理论探讨和先声。

顾准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独立地对苏共二十大以后所提出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西方与苏联之外的「第三种发展模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以及他关于「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以及「东西融合论」的思考，和同时期中国大学生的探索，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他的思考却更为开阔与深入。他对斯大林式计划经济模式的反思，和毛泽东虽有某些相通，但在发展方向上却迥然有异；顾准的「社会主义价值论」，最后是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以说，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两方面，顾准的思考，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但他这些思想仅出现在他的日记中，并没有来得及展开形成系统的理论，他只是提出了一些思考的因素与萌芽，这当中有些新思考，而且具有理论前瞻性。顾准1956年思考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

三、反右运动中的毛泽东、我、知识分子

接下来，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毛泽东这里来，谈谈毛泽东对反右运动的部署。

我们刚刚说到，5月23日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引起中共上层的极大震动，刘少奇当即下批示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57]据毛泽东的传记透露，北大的大字报弄得他寝卧不安，睡不著觉了。他每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看大字报。他甚至专门布置人去访问林希翎，「看这个人究竟怎样」；[58]他紧张地问他周围的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还能不能坐得稳？」[59]

大学生们怎么会弄得毛泽东如此紧张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共产党的合法性危机：毛泽东担心中国会因此出现匈牙利事件。我们说过，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发动整风运动，是因为他有一个判断：「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他甚至说：「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60]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1月和之后几个月的判断，但到了5月，大学生的运动起来之后，他的判断动摇了。这是因为，就在大学生发动校园民主运动时，工厂、农村也出现不稳的趋势。从1957年1月到4月份，据相关统计，上海工人闹事的有3，200余人，但从5月到6月，两个月之间，闹事的人迅速地发展到3万1,000余人。正好是这个时候，浙江省送来一份「仙居事件」的紧急报告。这个浙江的小县，从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县300多个合作社，竟出现116个全部垮台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农民竟然起来打干部，而且打干部的家属；被打的干部有107人，被抄家的干部家庭有304户。过去都是干部抄农民的家，现在农民反过来抄干部的家，可见矛盾的尖锐程度和农村统治的失控。[61]这震动了党最高层。5月25日刘少奇在一个内部讲话时说：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人民走上街头怎么办？如果工人、中小学生的教员，和其他群众都起来的话，很快成百万人一起，那时候我们将「处在一个无能为力的地步」。[62]邓小平在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说，「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人心里面有点急」，怕发生匈牙利事件。[63]党内高层的担忧，自然会影响到毛泽东。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许多党的领导人，甚至一些普通工农群众用以反映情况、表示「义愤填膺」的简报材料，纷纷送到毛泽东手里。[64]毛泽东本人终于在1957年5月中、下旬作出新的判断：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65]

毛泽东和党的高层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青年学生和工农相结合。大家知道毛泽东是靠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起家的，他深知这一结合的力量。因此，他即使不怕那些「学生娃娃」，但如果大学生真的到工人、农民中间去煽风点火，毛泽东就感到威胁了。就在6月6日那一天，有六个教授一起开会，后来称为「六教授会议」；他们对全国形势做了估计，也觉得形势不稳，有一位教授说了一句话，我估计是最触动毛泽东的。他说：如果局势再不控制的话，要逼得毛泽东用解放军来解决问题，那就太晚了。这正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毛泽东是有一条底线的，就是绝对不能动用军队去镇压学生，那会危及整个统治；他说得很清楚：「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66]

毛泽东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于是断然决定，必须赶在学生放暑假之前，开展反右运动，把学生当中的「右派」全部抓起来，防止学生到工人农民之间去掮风点火。同时，他在内部做了很多紧急部署，详细地安排如果学生到了工厂、农村，该怎么对付他们。[67]

于是，就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68]吹响了发动反右运动的号角。号令一出，全国震动。首先，全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高兴极了。我们前面介绍过，他们原来是很著急、气愤、压抑的，据〈内部参考〉报导，社论发表之后，上海、天津、重庆、云南、安徽等地的党团员，感到无比的「兴奋」、「痛快」、「杨眉吐气」，甚至「鼓掌欢呼」，继而「开始流露有报复情绪」，扬言「想狠狠把对方整一下」，[69]这是党内的强烈反应。但是所有的党外人士、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的青年学生都目瞪口呆，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变化如此之快，甚至可以说是不知所措，惶惶不安。

这里，我想插叙一段我自己的遭遇，在这种情形下我做了什么反应，而我这个反应给我带来了什么。

刚才说过，我在反右运动中因为年轻，很多事都不懂，基本上没有发言。正是这一点救了我，后来我没有被定为右派。但是我内心是同情右派的，我更认为让右派把这些话说出来，是一种民主的表现，我是非常欢迎这种民主的。那时候我住在大哥家，我大哥1954年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他是小爱因斯坦的学生，小爱因斯坦是世界水利界的权威，我哥哥是他的得意门生——你想，一个美国留学生哪里看过反右运动的这种阵式，他吓坏了，可以说是惊恐不安，特别是当他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董哥哥，被打成了右派，这给大哥极大震动。这位董时光教授，原来是个激进分子，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赶回中国的。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左派，他非常耿直，当时他在四川的一个大学里任教，发表了很多非常激烈的言论，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时候毛泽东为了要引蛇出洞，就把最反动的言论登在报上，当时我们都觉得有些不妙，果然运动一开始他就被打成「极右派」，而且送去劳改。我一直到最近几年，才从他在劳改时的同犯那里得知，他最后是活活饿死的。这样一个反美亲共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了右派？大哥和我都想不通。此事件，形成了我对反右运动的看法。我当时是共青团员，共青团也开会讨论反右运动，说是团内讨论，可以自由发言，其实也是为了引蛇出洞。当时我年轻，就把我真实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说，从报纸上看这些右派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作为共青团员是坚决反对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支持反右运动的。但是我话头一转，又说我认为反右运动可能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使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讲话了。我的结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社会主义当然更重要，因此我拥护反右运动。尽管结论是拥护，但是说反右「有害」却也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所以我当场就遭到怒斥，于是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了。就在这个时候，党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在一个批判班上一位江姓「右派」同学的会议上，作一个批判发言。我明白这是党给我的机会，我要是在这次批判会上表现得好，就可能逃过这一关；如果我不去，或者表现不好的话，那么我就在劫难逃。这个时候我只能有一个决定：去，而且精心发言。

我在批判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这位同学都对此作了详紬记录，而且一直保留下来，这说明当时我们的发言对他的伤害实在太大。前几年他在美国出版一本回忆录，把我们当年的批判发言全部原文照登，这件事情传到国内，在同学之间引起轩然大波。我不说别的同学怎么反应，只说我自己。我看了他的回忆录之后，大吃一惊，因为我已经忘记自己曾经做过这样的发言。我非常痛苦，整夜睡不著觉，我自责自己：第一，我为什么会去发言？第二，我为什么发言了，伤害了同学，自己却忘掉了？而且，我这几年一直都在研究反右运动，说了半天说到自己头上来，我就是当年迫害「右派」的一员。这对我的震动实在太大了。

后来，我决定写一篇文章，把我的发言原文照录，而且作出我的反省。这篇文章之后发表在中国南方一份很有影响力的刊物《随笔》上，也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因为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公开忏悔的。当年很多批判右派的左派，现在大都是沉默的，没有人主动承担责任。这里，我也向诸位公开我当年的批判发言吧一现在这样的批判会上的发言，被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也算是一个历史文本。我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谈「等级制度与新闻自由」问题。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他跟我的家庭背景差不多，所以他一直觉得受压抑、感到社会不平等，在引蛇出洞期间，他在言论中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等级制度和新闻不自由。前面我们已经谈过，这击中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但党给我的任务，是要反驳他。我是这么说的：

我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逃去台湾。如果说江〔钱注：那个同学姓江〕处于十八层（地狱），那我就要处于第十九层。但从上海一解放到现在，我没有感到受到歧视。我加入少先队，担任少先队职务。高一时我不是团员，组织上分配我作辅导员。在我们社会中，党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并不歧视。党应该不应该加强对工农子弟的培养？他〔钱注：江姓同学〕对培养工农干部不满。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不注意培养工农子弟，还成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对这一点，正是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无可讳言，剥削阶级出身的，一般是不同党同心同德的，必须要得到改造。

他为什么成为右派，怎么不从阶级出身找根源呢？到底是受到歧视，还是他自己不改变立场？

其次，谈新闻自由。任何一张报纸都是要封锁消息的。要发一些，压一些。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动言论当然不登。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不怕说真话。

他说「要忠实地报导各国各方面现状」，他自己报导的北大鸣放大字报情况就歪曲事实。我们党是否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揭露生活黑暗面？请问，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党，号召人民提意见，欢迎人民批评的？我们说肃反好，他说糟得很，和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不惜造谣来揭露所谓黑暗。否认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要报纸成为歪曲生活的东西。他把党报和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党报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光明日报》也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的利益。他为非党报纸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赞扬《文汇报》，并作介绍。1946年，国共停战有三人小组调停。在你父亲作官的南通，发生「南通血案」，进步学生、教授被杀，其中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的生命也没保障。杨刚的哥哥被顾祝同杀死，此事后来由美国进步记者揭露出来。上海一个杂志，三个记者被活埋。生命保障都没有，还有什么采访自由？只有在现在的社会里，新闻记者才能为人民说话。[70]

你们看，这一番批判文字似乎振振有词，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我这次批判发言讲两个重点，一个讲家庭出身，一个讲言论自由问题，这两个问题正是在1957年我最感困惑的，也是使我面临危险的两个关键，我要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两条。所以我很清楚，让我发言而且选择这个题目发言，就是给我一次机会、一次考验。我必须通过这个发言，一方面和右派划清界线，一方面表明我对党的悔改，显示出我的认识和我的忠诚。既要批判，还得讲点道理，如果只是谩骂，党也不需要。党要的是你既跟他走，又走得比较妙、比较好、要讲点道理，也就是说，党要求你当「有用的奴才」。所以你们看，我的发言是精心准备的，我还找了很多材料。那个同学的父亲在南通，我就去找南通的报纸，看看解放前国民党统治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下了工夫的。所以我这个发言在当时算是质量高的，但是对那个同学的伤害也最深。

其实我这篇批判是勉为其难的，而且是一个自我说服。我在批判发言中讲三个道理，第一个是，从事实上说，好像我一直没有受到党的迫害，但这只是部分真实，却回避了根本问题：我怎么可能没有受到歧视呢？然后我讲的两个道理，也似乎自成逻辑，先说共产党是工农阶级政党，所以它偏向工农阶级、不扶植地主与反动官僚子弟是正常的，如果不这样，反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个道理用来批判今天的共产党，恐怕还是有力的，因为当下的党已经不扶植工农了，历史的变化是非常微妙的。最后我又说，我们这样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本来就跟党不同心同德，因此必须改造。这才是点睛之笔，我表示要接受党的改造一你们看我讲了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其实是歪理，当中可以感觉到，我是煞费苦心地要说服我自己，同时也杀伤了别人。问题更在于，这不是心平气和的讨论，而是居高临下的审判，而且可以看出我发言的样子有点洋洋自得：我批判得多高明、多有力量，我批得你哑口无言。这正是奴才的得意，其实是在扮演一个帮凶的角色，以伤害别人来自救，而且伤害的是自己的同窗。这个伤害是极大的，这位同学几十年都不忘，就说明了伤痛的深重。

意识到这一点，我非常痛苦：反右前，我还是一个纯洁的青年，做著爱情、友谊、知识美梦的青年；但是反右之后，我的手就沾上了同学的血！这样的变化，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恐惧。

后来我做了一个反省。我说，这绝不是个人之罪，是体制使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与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一个接著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邪恶的大诱发，把内在最恶的因素全部诱发出来，造成彼此的大厮杀，逼迫著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反过来支持著体制，这里实际上涉及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就是体制和个人的关系，这最能显示集权体制的本质：在一党专制体制下，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的对象、受害的客体，同时又是加害于人的主体，所有人的手上都有血。问题是，一直到现在，都很少有人敢于正视，很多人都保持了沉默，更没有人表示忏悔。顺便告诉大家，最近开始有人觉醒了。我们聚合了一批以红卫兵为主的朋友，正在编一本《我们忏悔文集》，大概会有一批人出来忏悔，从而揭示出某些被遮蔽的历史。我觉得忏悔意识的欠缺，可能也是大陆文化的一个问题，我们正在从自己做起，努力改变这种状态。

讲完了个人历史，我们再回过头来讲毛泽东。我一直想这么纠缠、反复地讲述我和毛泽东。

毛泽东之所以转向，从整风转向到反右，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感觉到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思想，威胁到他一党专政的体制。他担心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在这情况下，他如果再继续利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打击党内官僚，就有可能脱离了广大干部和党员，因此他需要反过来联合党内官僚打击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即所谓「右派」。于是，他决定急转弯。

在反右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有一篇演讲，对整个局势和他的目标有一个分析，很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现在全国不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占6亿人口的10%，也就是6，000万。这当中又有两种人，一种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这种人要教育；另一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是要镇压的，有1200万。[71]也就是说，运动刚开始，他就定下1200万个敌人，这显然有很大的主观想象的成分，而这样随意默认打击对象，是很可怕的。然后，他又分析——实际上是设想一这样该被打击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不仅上层有，下层也有，不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青年学生之中有，工人、农民和其他基层劳动者之中也有。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同时存在于上、下层的反社会主义力量，一个个都是隐患，必须在他们还处于分散状态时，就地（工厂，农村，学校）解决，也就是将可能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分割成许多小「匈牙利事件」，并且各各包围起来、聚而歼之。[72]

这就是说，1957年下半，当毛泽东决心要解决他所说的「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性」的时候，他有两个部署：一是发动「反右运动」，打击上层社会（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青年学生）之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打击底层社会（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城乡劳动者包括售货员，邮递员等等）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有两类，帽子有两顶：上层的「右派分子」和下层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预计总数是1200万。对此，邓小平在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里，有明确的表述：整风运动的方向，是「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73]

什么叫下层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呢？怎么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解决底层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问题呢？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去年才被揭露出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毛泽东的干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1909-1989），在1958年初，搞了一个中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把那一年的中学毕业生全部聚集起来让他们鸣放。这时候反右已经开始了，所以中学生们谁也不敢讲，于是他就用种种办法诱发，而中学生毕竟天真，最后什么话都说了。等学习结束了，他就在中学生之中打了一批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一律不准上大学，人数高达3，200人，占那年四川中学毕业生的1/3。这些学生后来都被赶去当工人，他们的档案里同时写明：这些人不可信任，只能当劳动力。这样一批风华正茂青年的青春，就这样完全被耽误与摧毁了，而理由则是要「把防线提前」，为了防止大学生中出现「右派」，就要在大学之前把门堵死，连中学生都不放过。这样「底层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多少人呢？四川在1961、1962年搞过平反，有一个档说四川底层人民中，错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有「 X X万」，后经一查，那个「 X X万」是30万。若放宽一点计算，四川省30万，则全国底层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至少有200、300万。[74]

那么，到底打了多少「右派」？现在有各种说法，官方说法是55万，[75]一个民间说法是「右派」有317万多人、「中右」143万多人，总计约460万，[76]一位学者的研究是180万；[77]但无论怎么加，都没有达到毛泽东所预言的「200万。也就是说，毛泽东原本要打击的目标，是比结果打出的「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多得多。对毛泽东来说，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为了巩固一党专政体制，牺牲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都算不得什么。在1957年末，他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会议上甚至宣布，如果帝国主义要发动核战争，全世界现在人口有27亿，哪怕死掉1/3，以九亿人牺牲来换取帝国主义的灭亡，这笔帐还是值得的。[78]此言一出，举世哗然，但毛泽东却觉得无所谓，因为他在国内的统治，就是不把人的生命当作一回事。这都显示出毛泽东思想、性格和他所建立的专制体制的残酷性。

然而更严重的，是反右运动所带来的后果。我们首先来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特别是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刚才我们谈到反右开始时知识分子的惊恐不安，但是他们几乎是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且迅速地适应了这一切。我们回到第一次讲课时著重分析的沈从文这里，还是以沈从文作个案，看看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对反右运动作出了什么反应。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在鸣放时期，沈从文没有发言，有记者采访他，但他拒绝了。他倒不是害怕或想到后来会怎么样，而是因为当时他已经被边缘化。他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看，就觉得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他的老朋友，原先得到共产党的许多好处，现在又趁共产党整风大发牢骚，他有点看不惯，就不想凑这个热闹，干脆不说话了。如此，他反而躲过了反右这一劫。但是反右运动仍然把他吓坏了。他在写给大哥的信中说：「做了「右派」真可怕！我们不会是右派，可是做人、对事、行为、看法，都还得改的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我毛病实在更多，今年就下决心更改。」改什么呢？改到哪里去呢？沈从文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几年来，我记住丁玲告我两句话，很得益，她说：「凡对党有好处的，就做，对党不利的，不干。」我很得到这话的好处。盼望你也记住它」。[79]

沈从文终于懂了所谓接受党的领导」的意义，就是这句话：「凡对党有好处的，就做；对党不利的，不干」，这就是「党性原则」。沈从文在经过反右运动之后，接受了这样的党性原则。当然，他接受这个原则是被迫的，他明显有一个政治上的不安全感。但是问题在于，从此，沈从文与党的关系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我们上次分析，沈从文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自己的逻辑，也是有条件的：因为你是为人民的、是给国家建设带来好处的，因此我接受你。但现在，他的接受变成无条件的，变成不利于党的事就不做、有利于党的事就去做。这样，他终于成了党的驯服工具，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了。

而且，之后还有进一步发展。后来他在给大哥的信中这样说：「现在国家已经上了轨道，大处全有党在一盘棋下掌握，不用担心了。惟小处还是就地要有人肯热心作事」。[80]这意味著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不须关心、思考、过问社会与国家事务，只须在小处埋头做事——那个一直在关心、思考民族未来的沈从文，那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沈从文，那个具有承担意识的沈从文到哪里去了呢？显然他发生了异化。这样的异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做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81]

于是我们又想起了沈从文当年的那句话：历史将由「思」的时代进入「信」的时代。当年他对这样的转变，是不适应、充满疑惧的；而现在，经过反右运动，他终于既是被迫，又是自动地放弃了「思」、服从于「言」，而且是盲目的「言」：这就完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历史过程。

这正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本意和目的所在：他要向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民主党派人士发出明确警示：一切「思」（独立思考）和「疑」（怀疑与批判）都是有罪的，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就是「信」（盲目的迷信与服从），充当党和他本人的「驯服工具」。而且他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及其政党，从此失去了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上的独立地位，只是一个依附者的存在。通过反右运动，毛泽东于是实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全面、绝对控制，这是他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国的一个决定性步骤——1949年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只是在军事上统一了中国大陆，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才真正在思想上完成了统一大业；这才是反右运动的本质，也是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始终要肯定反右运动的内在原因。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反右运动确实震慑了大批知识分子，迫使他们放弃了独立思考和怀疑；但是反右运动又同时唤醒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怀疑、思考与反抗。我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反右运动同时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和审判官。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常说的历史的辩证法。

这里，我要慎重地向大家介绍一位女性，她是我们北大人的骄傲，在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林昭（1932-1968）。

顺便说一下，我这次讲课准备向大家著重介绍四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我已经介绍了林希翎，现在介绍第二位。

林昭应该算是我的学姊，我入学的时候，她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四年级学生，我记不得是否见过她，但一进校就知道我们中文系有一个「林妹妹」。大家叫她林妹妹有几个原因。第一，她是苏州人；第二，她善于写古典诗词，是个才女；第三，她的外貌虽不出众，身上却有一种贵族小姐的气息，很吸引人。所以她是很多男同学追逐的对象，当时北大每个礼拜六都在大礼堂开舞会，她始终是晚会的中心人物，无数男士都围绕著她。当时大家都传诵她的一首诗，这首诗可以传递出她当时的心情：「世界是这么广大，友情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我们又这么年轻。」这是充满青春活力的一个女孩。

林昭有不平凡的经历：她母亲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但一直跟共产党的地下党保持密切联系，她也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以她是党的女儿。正因为这样，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她并不活跃，跟林希翎他们不一样。但是，她说的一句话却传遍全校，她说她有「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作为团员，人要服从党的领导，但是有良心，就不能不面对很多黑暗的现实；她真实地说出很多人内心的矛盾。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当时学生已经分裂为两大派，林昭却试图超越其上，保持个人的独立立场。

反右运动带给她的震惊是可以想见的，她开始重新思考许多过去未曾正视的问题；随著运动的深入，她的思想发生了一个剧烈的质变。她后来在文章里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每当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肺而不自自主地痉挛起来！

这是一个染满著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点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林昭在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的决裂就从那时候开始——

「伟大、正确、英明」或者诸如此类的先生们，梁山是被你们给逼上的。这个青年曾怀著善良的希望等待著你们——找寻你们那怕是一点点明智的流露，直到最后一刻。但是在完全绝望之后，我当然不得不毅然选择反抗妁道路！

先生们，林昭早已准备好了负责，而且不惜负贵到底。我很知道——毫不含糊地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著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什么。[82]

林昭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之路。1957年，大陆中国的历史，就这样写下了自己最黑暗，也是最光明的一页。

四、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修正

发动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在理论上对他在1056年、1957年初所提出的思想作了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原则性、根本的修正，这就要回过头来读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先来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者在收录这篇文章时候的说明：「这是毛泽东同志〔钱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83]这背后的历史是：1957年2月到1957年6月，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由鼓励鸣放变成发动反右运动，毛泽东的意图也发生急剧变化。于是，他这篇文章，就要担负完全不同的任务：2月演讲时，是要发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说明党整风，目标是针对党的官僚；6月再度发表文章时，就转了向，目标是要发动群众来反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里的「右派」。重心变了，就必须对自己说过的话，提出过的思想、观点进行修正：这当然不只是文字上的修改；所谓「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都是原则性、实质性的。若将毛泽东的讲话记录稿和正式发表文一一对校，就可以发现有四、五处作了非常重要的修正。

首先看他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分析。2月的演讲稿里说的是「我国虽然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其基本判断是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然而到6月的发表稿当中，就变成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句子加上许多限定符，以表示「基本结束」的只是「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形式，并在之后再紧加一句：「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有了这一句「补充」，意思就完全变了：由强调「基本结束」变成强调「并没有结束」。然后，他又在文章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上新的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84]

这里提出两个概念，即「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并强调其长期性与激烈性，也就连同否定了「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判断。毛的这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不能不是一个矛盾的文本，毛泽东有点尴尬，因为他既不能跟原来的讲话距离太大、弯子不能转太急，但又必须修改，否则不能说明反右运动的合理性，这样，就留下了自相矛盾的痕迹。

所以，毛泽东又有了一篇新文章，叫〈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因为文章写于1957年7月，可以不顾及跟原来的估计能否衔接，于是就说得更加明确：「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85]

这里，毛泽东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概念，背后隐含、孕育著一个「不断革命」的理念：这正是晚年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核心，而文革，就是这样一个彻底革命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转变的开始：当初强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中国就有可能进入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现在强调「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就进入了一个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不断革命的时代。

其二，在这样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怎样在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与行动的是非、以至划分敌我？这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上确立一个标准。于是，毛泽东就补充提出了「六大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86]——其实，大家注意一下，不难发现，一直到今天，中共当局所坚持的还是这几个标准，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毛泽东六项标准的一个简缩，其核心就是要「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用今天当局的说法，就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也就是巩固一党专政，维护党的不受限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如果说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将重心放在「改革」上、提出要进行「一党专政之下的改革」，经过了反右运动，重心就转移到要强化「一党专政」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其三，毛泽东强调要不断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什么？过去资本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现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被改造、消灭了，资本家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反对力量。这样的「政治，思想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以谁为主要打击对象呢？于是，又有了这样的补充：「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87]—这里同样引人注目地强调了「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实际上这已经暗示，他所说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指向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88]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里，毛泽东说得更加露骨：「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89]意思是说，有些文化教育单位，包括大学、中学，还是被这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垄断权力，因此我们有一个从他们那里把权力夺过来的任务。

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评价知识分子的问题。1956年和1957年上半，毛泽东为了鼓励知识分子鸣放，对知识分子说了很多好话，比如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强调「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90]而知识分子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91]等等。我们也介绍过，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虽然后来在决议上又改成是劳动人民的组成部分，但不管怎么说，知识分子还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然而，当我仔细梳理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之后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言论时，发现了一些非常重大的变化。

首先，他在一次讲话里说，你们讲「知识分子」其实是不准确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他只不过是「半知识分子」而已。[92]这是他原来在〈实践论〉里就说过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而你这个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知识，就至多只是半个知识分子。第二，原来他不是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教员吗？他的腔调变了。1957年7月9日在上海的一次讲话里，他提出知识分子「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93]于是，知识分子变成了雇员，不听话就不给饭吃。他这话很厉害，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些话不是文学修辞，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是真要实行的惩罚。

第三，毛泽东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给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94]原来说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或劳动阶级知识分子」就不算数了。

最后，他又提出了所谓「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和农民，而「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和「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则是两个剥削阶级；[95]这意味著毛泽东明确地将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和之前我上课讲过的，二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将读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定为「反革命阶级」，相联结起来了。消灭旧知识分子，这是他最真实的想法和追求。

1958年11月武昌会议ix上，毛泽东更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个「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在去年整风才发现的」[96]——在毛泽东的新阶级分析里，知识分子就属于应该消灭的「政治思想上的阶级」。

于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对于那些凭借著知识优势向他挑战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终于将他心中郁结的怨恨一泄为快：「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97]

前一次上课，我们说到，1956年很多知识分子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可以领导一半，我们业务上不能领导，但政治上可以领导。说「领导一半」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说；到1958年毛泽东就理直气壮地宣称：「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98]这已经预伏了以后许多灾难。

毛泽东如此眨抑知识分子，根本原因还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直言不讳：「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而且毛泽东这样提出问题：「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99]而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领导」，又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来实现。因此，归根到底，这还是一个党的领导问题，毛泽东所要维护和建立的，就是党的领导权，也是作为党领袖的他自己不受挑战、不受监督的绝对领导权力。这才是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一再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这大概是他从反右运动中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里，毛泽东发出这样的号召：「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100]他设想，未来的工人知识分子队伍，主要骨干是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而旧知识分子，如果他们接受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也可以算作是未来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他就提出了一个条件，所谓旧知识分子接受改造，就是向党投降、成为驯服工具，做到了就可以被承认，做不到就属于消灭对象。这大概就是反右以后，毛泽东所确立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此情况下，又如何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于是，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又有了这样的「补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101]他实际上是在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阶级性。在私下的谈话里，毛泽东就说得更加露骨。据林克日记，就在1957年的6月份，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是无产阶级性的，如果这个口号执行的结果不能驳倒谬误，整倒右派，那么这个口号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是反动的」。[102]这样，所谓「百家」，其实就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百家争鸣」就自然变成「两家争鸣」，而且争鸣目的就是「一个吃掉一个」：无产阶级吃掉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吃掉非马克思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为了发扬学术民主和政治民主，而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是实行思想文化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手段。

其四，还有一个和民主党派相互监督、长期共存的问题，这当然也要作重要补充：「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103]所谓「人民的信任」，在毛泽东的词典里，就是自认为「人民代表」的「党的信任」，也即毛泽东的信任，而信任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服从我（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服从了，就可以长期共存；不服从，就不允许存在。于是，又有了「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104]的新说法：这时候已经不说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了，而是相互提意见。也就是说，不只是共产党要整风，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于是就有一个前提：「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105]而所谓改造与整风，实际上就是在民主党派内部搞了一次大清洗。清洗之后的民主党派，并不具有任何独立性，不仅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提供经费，连它的领导成员都由中共组织部门遴选决定，因而在实际效果上是民主党派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

这样，在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在理论、方针、政策上都作出了重大修正：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强调不断革命，而且对中国社会进行新的阶级分析与排队，作出「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的新判断，又在实际上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大方针，也就是基本上收回了「放」的方针。在此以后，所谓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就成了中共的一个工具、手段；需要缓和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时，就讲双百方针，需要收紧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时，就弃之一旁。

这样的改变，对毛泽东而言，也是十分严重的。我们上次讲过，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毛泽东的「一党专政下的改革」，有两个部分，一是经济改革，一是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实行「放」的方针。现在毛泽东取消了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的方针，也就是实际上取消了本来就有极大局限性的政治改革。共产党建国以后，历史上第一次政治改革，就以毛泽东自己收回而告终。

而在1957年下半和1958年初的毛泽东，不仅在一党专政问题上止步，而且还趁反右之势，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一党专政。

五、反右运动后所建立的「五七体制」

我们这里以「五七体制」命名，是要强调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对原有一党专政体制的强化与发展，对于其新特点的强调，大致有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重新排队，重组阶级队伍」。毛泽东在反右一开始就发布指示，要求各单位把自己单位的人员，「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即作政治排队，[106]对此，他在理论上提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107]左派是依靠对象，中间派是团结对象，右派属于敌人，是打击对象；而中间派又分中左和中右。顺便说一下，我在反右之后，就被划成中右，我不是右派，因为我没有什么言论，但我又同情右派，就成了中右。中右等于是准右派，是内部控制的对象。

这样一个所谓政治排队，在实质上是重新划分阶级，划分敌我，但划分阶级的标准，又不是根据法律，当然更不是根据宪法，也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的经济地位。它所根据的是两条，一是政治表现，另一是家庭出身。

我们再具体考察一下，所谓政治态度、思想观点的主要核心是什么呢？就是看你听不听党的话，服不服从党的领导。但在反右之后，所谓「党的领导」又有一个新的解释：「所谓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承认党的领导，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必须落实为「以具体的党组织为核心」，[108]因此，反对党的组织负责人，也就是反对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人民」。[109]后来，就据此而规定了划分「右派」的标准，我查一下原来档，大概有这几条，都围绕著反对党的领导。第一，「反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就是右派。第二，否认党领导的各次运动的成绩，也是右派。第三，「恶毒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都是右派。[110]所谓「恶毒攻击、污蔑」，全凭你所在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来决定，只要你对你所在的单位领导提出意见，他可以断定你是在攻击、污蔑党。不仅对于党支部书记不可以提出意见，连「革命积极分子」（就是左派），也是不可批评的，批评就是攻击、污蔑党。很多人就这么被打成右派。右派有两类：一类右派，他确实有思想，有主张，就像前面我们所讲的林希翎；另一类，更大多数人是莫名奇妙地被打成右派，比如我后来认识的一个「右派」，他当时就读于一所大学，在发放助学金问题上，他跟班上的干部有不同意见，他觉得自己家庭贫困应该享有助学金，但却没发给他，于是就要求干部说明理由；就是这样一条意见，他就被打成右派，罪名是质问班干部、反对党领导。在这样的逻辑下，所谓「政治表现」，就看你是否拥护你那个具体单位的党的领导人，也就是按照人对基层党支部、支部书记的忠诚程度来划分左、中、右与敌、我、友。听党支部书记的话，就是左派；不听话，就可能成为右派、成为敌人。

还有所谓的家庭出身。如果我们再作细致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的人家庭出身很好，比如父母是工人农民，如果跟党支部书记有所冲突，照样是右派。所以家庭出身是服从于政治表现的，真正得到信任的人，并不是工人农民子弟，而是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讲家庭出身，显然有血统论在背后作支撑，而血统论的核心，就是强调血统的「高贵」，自然高干子弟血统最高贵、应该执掌权力。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高干子弟会成为中共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根据就在这里。后来陈云有一句话，我觉得很能代表执政者的心理：我们把权交给自己子弟，是比较安全的，因为至少他们不会来挖我们的祖坟。这话说得非常坦率，也一语道破了所谓划分左、中、右，重建阶级队伍的实质：强调政治表现，一旦落实下来，就表现在对各级党组织，以及党领导个人的忠诚；说家庭出身，一旦落实下来，就表现在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要掌权。这个逻辑一直贯穿到文化大革命，以至今天的中国。

而且，左、中、右是可以变动的。今天你是左派，明天得罪党领导，就可以变成右派，一夜之间就可以全然改变；如果你是右派，好好接受改造，也可能有一天可以回到人民队伍。这样，就必然强化了每一个人（无论是右派、左派或中间派）对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领导人的人身依附关系。

更重要的，还要有制度的保证。反右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强化、制定了一系列制度。首先是「政治鉴定制度」，比如每个人从中学毕业、大学毕业，都要作政治鉴定，鉴定你在校期间的政治表现，写明你属于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鉴定的好坏，会决定你的升学和工作分配、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与此相关的，还有政治审查制度。1957年高教部〈关于高考学生政审要求的一些具体意见〉就规定「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考生，要从严掌握。政治和现实表现一般的，可以不予录取」。我万幸是1956年上的大学，如果我的年龄再小一岁，那就绝对不可能上大学。政治审查除了鉴定人的政治表现之外，还有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有没有和台湾、香港、澳门的关系，这样的株连是很可怕的。而且，主持高考政治审查的单位，除了教育厅、民政厅之外，还有公安局，这更是表现了当局的专政思维：在他们看来，教育也要专政，因此专政部门的介入就是必然。而政治审查是无所不在的。同学们大概很难想象，那个时代要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学术文章或文学作品，都需要经过政治审查。若政审不过关，你写的文章再好都不能发表。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情：文革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批判四人帮的杂文，寄到《人民文学》杂志，后来收到退稿，发现编辑在稿子上作了各种符号，显然是准备发表，但单位政审没有通过——当时我和学校支部书记关系很不好，自然不会通过，因此文章就不能发表。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相当大，因为当时《人民文学》是文学界最高权威的刊物，我作为一个边远地区的中学教师，如果能在那里发表文章，是很大的一件事，但我却因为政审不过关而受阻，自然感到十分沮丧。

另外，还有「档案制度」。每个人都要设立档案，你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审查的结论，都一一记录在案。这个档案是跟著人跑的，你到哪里这个档案就跟到哪里，因此它会决定你的命运。但档案的内容你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基层党组织给你作出什么样的结论，这就会令人产生一种恐惧感、一种不安全感。而这也就是建立各种制度，政治鉴定制度、政治审查制度、档案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早就存在，却在反右之后被进一步强化了，而学生毕业政治鉴定制度，则是反右后新建立的）目的所在，也就是要加强对每一个人的政治控制、制造政治恐怖。

「五七体制」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建立一个「大权独揽、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大权独揽」是毛泽东总结反右运动经验的一句话。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x上，他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的统——班长与战士的统一，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工作检查，党委有责」，[111]「以一个人为核心」[112]的党领导原则，并且解释说：「〔钱注：权力〕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113]这个「核心」概念很重要，我们下面再讨论。

所谓「大权独揽」，包括两方面的含意。第一方面，强调党对国家事务、社会生活一切方面、一切领域的、无所不至的绝对领导和控制。毛泽东针对章伯钧所提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共同组织「政治设计院」的主张，明确表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于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114]一切国家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由党政治局决定，政府只是一个执行部门，这样就保证了党对国家事务的全面控制和干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专政」。[115]

另一方面，一切社会组织也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1958年，还为此特地批判工会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116]工会（以及妇女、青年的群众组织）是置于党领导之下的，但工会领导会遇到一个矛盾：如果工会不维护工人权利，就会完全脱离工人，失去了群众基础。因此，工会领导提出，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应该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却是党和毛泽东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当时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就被指责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中国的体制里，工会和所谓群众团体本来就是不独立的，经过这次与反右运动相配合的批判，任何独立的可能性已被完全扼杀，对社会组织而言，亦不再有任何独立的空间，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控制于是实现了。党大权独揽的结果，就形成了中国体制中「党政不分」和「没有独立社会组织」两大痼疾，至今还没有解决。

党独揽大权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党的大权由谁来独揽？毛泽东的回答是：由党的第一把手，第一书记来独揽大权，也就是「以一个人为核心」。[117]这就是「大权独揽」的第二个方面：强调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最基层，所有的权力不仅要集中在党身上，而且要集中在党的第一把手身上。这里存在两个逻辑与历史实践的转换：前面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党专政」是第一个转换，现在又进一步提出「党专政等于第一书记专政」，这就形成了一个专政逻辑，而「谁是核心」，就成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关键，也自然成为党内斗争的中心问题。于是，就有了「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核心是邓小平，第三代核心是江泽民」的说法，第四代现在不叫核心，而叫领导，但今年的国庆游行特地抬出第四代核心的画像，与前三代并置，大概是要搞一个不叫核心的核心，或者是为了提出第四代核心所作的舆论准备。这正是沿袭了毛泽东所建立的「第一书记大权独揽」的体制和观念。[118]

为了更好的建立第一书记专政的体制，毛泽东提出一些在我们看来比较奇怪的理论一顺便说一点，毛泽东这个人有很强的理论兴趣，他不仅要干事情，而且要把它理论化以取得合法性，这大概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不仅要「立功」，还要「立言」。于是，毛泽东就有了这样的高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19]

应该说，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两种崇拜论」，其实酝酿已久。1956年苏联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候，很多人都问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那个时候他就憋了这一口气，但不便爆发，只能一再暗示，说我们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一方面是支持的，但我们觉得内容和方法上有问题等等，把话说得很委婉，等到1958年这个时候，他就把当时的话说出来了，公开表示他就是要提倡个人崇拜，而且这样的理论还得到党高级干部的认同，比如刘少奇就这么说过：「主席比我们高明的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风、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120]而当时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1902-1965）甚至提出这样的口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以盲从的程度」。[121]这在今天令人匪夷所思，好像当时的人已经不大正常了。但1958年，这样的理论就在党会议上堂而皇之地提出来，而且居然没有人提出反驳，即使有人反感，也不敢说出来，原因就在于，此时，毛泽东在打击右派之后，正翻过来打击党内当年曾经反对他盲目冒进的周恩来、刘少奇等人。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将周恩来、刘少奇等1956年主持起草的三个反冒进的材料，作为反面材料示众，并在上面写批注，大批这些是「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并点明其要害是「尖锐针对我」。[122]在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言批判反冒进，说「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123]「是政治问题」，并警告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124]在这样的高压下，刘少奇、周恩来最后都被迫检讨，周恩来还总结教训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125]这样的表态，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专政」的合法性从此得以确定，而支持专政的刘少奇、周恩来等所有的党高级干部，之后的命运，也由此确定。[126]毛泽东很清楚，他在中央的第一把手专政，必须要有社会基础、有党内的群众基础。因此，毛泽东在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同时，还要树立各级党组织第一书记的绝对权威。所以，他就提出，要借反右运动发动党内，特别是省市一级党组织的大清洗，把各省当中与第一书记不和的人，通通打成右派或是「地方主义者」，「反党分子」，目的是为各省市的第一书记专政扫清道路。之后，毛泽东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党内的执行得以较为顺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经建立了这些基础，各省市第一书记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都必须忠诚于毛泽东，因为这个绝对权力是毛泽东给他们的。

第一书记专政不仅落实在省市层级，而且落实在每一个最基本的基层单位。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是中国一党专政制度建设上的重要一步：「单位体制」。这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体制。它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城市中，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居民的基本身分，即以所谓「单位人」取代「公民」身分。单位体制是什么意思？在此我作一点历史回顾：我们在第二讲曾说到，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提出一个「包下来」的政策，把过去国民党所有遗留下来的官吏、人员、知识分子包下来，把每一个人都安排、组织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里面，这个单位就包下你的衣食住行。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人的住房都是单位给的，基本上不存在房屋市场，同时，所有人的子女教育也被包下来。这样，「单位」就「处于国家与个人的联结点上，既是国家权威在基层社会的代理者，又是把个人纳入集体之中、以规范和保护个人为己任的吸纳者和管制者」。这样的「单位」，是在党的领导下，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国家管理功能集于一身，实现了「党政一体化、议行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法一体化、政社一体化」；在单位之外，没有个人的公共活动空间，由此建立一个极其严密的城市调控体系。[127]

单位体制，同时搭配的是一个完善的单位保障体系。任何人只要被某个单位所吸纳，就意味著获得了持久的保障，如前所说，单位不仅提供就业的机会和场所，而且也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养儿育女，以至法律保护，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128]

这样的保障体系，在物质与社会资源不丰富的情况下，可以保证人们的基本需求，还部分地起了家庭的作用。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大家庭」，能给其成员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并形成单位内部调节矛盾的安抚、保护机制，以至建立凝聚人心的单位伦理、文化。如此，在这个结合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权威与准家长制的单位里，就比较容易形成相对稳定的单位秩序，成为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和保证。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社会资源总量处于明显贫弱的境况下，必须通过权威对资源的强提取和再分配来满足现代化的要求，单位体制的形成自然是这一战略设计的一个重要产物」。[129]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单位制的形成，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而且单位体制，在开始启动的时候，是得到大家拥护的，拥护者还包括知识分子，因为过去在国民党时代，知识分子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很多人穷困不堪，整天为衣食住行、为子女教育担心。现在共产党全部给你包下来，虽然工资不高，衣食住行的水平不高，但是基本温饱是有的，而且彼此相对平等。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单位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表现。现在，许多底层人民，特别是工人，在基本生活、福利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特别怀念那个一切包下来的「大锅饭」的时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样的大锅饭和表面上的平等却遮蔽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人们也逐渐发现了问题：单位把你一切包下来，是有前提的，就是你必须服从单位的领导。比如说分房子，你能不能分到房子、分到好房子或坏房子，完全取决于单位领导的态度，你和他的关系、他对你的评价，特别是政治评价，都是关键。更重要的是，或是因为政治、或是因为人事关系，一旦单位把你开除，就意味著你什么都没有了，不但连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而且还波及、影响子女的教育与生存。也就是说，这个「包下来」政策、这个单位体制的背后，是有一个通过资源的再分配达到对社会和个人的有效调控的目标的，单位每个成员对自己单位的领导，都存有一种依附关系。

特别是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毛泽东强调党政合一、第一书记专政之后，就更进一步强化了单位的政治控制与社会动员功能。首先是逐步形成与强化了单位内部的「等级体制」。这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也有人认为是一个同心圆结构。[130]最上层，或者说处于圚心地位的，是第一把手支部书记，第二层是支部委员，第三层是党员，第四层是左派，第五层是中间派，第六层是右派。处于所有层次的人都要绝对服从支部书记，而每一层之间，下层对上层也有服从关系，至少不能轻易得罪，而上层对下层则有监督的权力和责任。有些左派非常积极，我们学校有个老师，我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和谁接触，他都记下来，并且及时汇报。党员、左派都有向领导汇报所谓「群众思想动向」的任务，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告密」。只是这些左派也很紧张，因为他们自己的位置也不稳，随时都有变成右派的危险。其实，书记自己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因为他的权力也是上一层领导给予他的，他对上级领导也存在著人身依附关系，也得要绝对服从，若他得罪上级，也会变成右派。这里存在著两个等级、服从关系：单位内部个人逐层服从领导；单位外部逐层服从上级领导，最后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毛泽东。这是一个流动的等级制度，是逐层控制，也是对上服从、对下施暴的等级社会结构。

在等级社会结构下，就形塑出一种非常畸形的心理结构。鲁迅当年在分析中国传统的等级社会时就指出，每个人都处在某一等级上，对上服从对下施虐，意味著对上是奴才、对下是主人，主、奴可以互换，因为人有往上爬的可能性，就会对下一层所遭受的灾难视若无睹，不会感觉到别人的痛苦。而且，人若受上一层欺负，可以借欺负下一层来转移不满，于是就不会出现任何反抗，甚至会迷恋于这个等级结构、形成奴才心态。[131]等级制度造成了人在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隔绝，彼此间甚至充满利益冲突。统治者正是通过这个方式，对人进行心理的、精神的控制。因此，所谓「单位体制」，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它既是社会等级结构，又是心理的等级结构，前者控制人的肉体，对人形成物质上的奴役，后者控制心理，形成精神上的奴役。

而且这样的单位等级制度是有制度的保证的。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就制订了「劳动教养制度」，规定如果一个人不服单位安排、调动，所谓「无理取闹，妨碍公务、屡教不改」，单位就可以把你送去劳教。[132]而所谓「劳教」，虽然不是正式的犯人，但劳教期间仍然被剥夺行动自由，要被强迫劳动改造，而且没有期限，在后一点上还比不上被判了刑的犯人。

同时，还有「单位证明」和「收容制度」。如果你想脱离单位的控制，或者只是想暂时外出（旅行，探亲等），都必须要有单位证明。单位不给证明，你就不能出去，既不能买车票，也无法住旅店。如果没有单位证明而外逃，你就会被视为「盲流」，一旦发现，就送进收容所，无异于关监狱。

所以，在单位体制下，人根本无路可走，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规规矩矩待在单位里，老老实实听单位领导的话，响应单位领导的一切号召。若老实听话，人就会有基本的生活保证；若不老实听话，就随时有可能被打成右派，或送去劳动教养，逃也逃不出去。这样的政治、经济、思想控制体系不仅严密精致，而且高效有序，也就大大强化了单位的社会动员、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应该说，1957年反右运动刚刚过去，就能在1958年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此种单位控制、威慑与动员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前面说，毛泽东通过反右运动，达到了对知识分子的全面、绝对控制；现在，我们看到，毛泽东又通过在反右之后更加完善的单位体制，达到了对所有城市居民的全面、绝对控制。再加上我们下面就要讲的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形成对农民的控制，这就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归根结底又是毛泽东个人——对中国社会的全面、绝对控制。

这样的逐层控制，是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无论在单位内部群众与领导之间、各利益群体之间、或是单位之间，单位与上级、单位与国家之间，都存在矛盾和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因此，在总体有效控制的同时，也必然有反控制、相互冲突的一面，从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单位的控制力。再加上单位制除了是控制机制外，也还有生产、供给、吸纳、联结、安抚、保护等多种功能，因此，单位制即使有严密控制，也还是有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也是不能否认和忽视的。

毛泽东在谈反右之后的形势时，曾颇为自得地说：「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中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133]他还说右派是「自投罗网」，[134]在反右以后，他确实编织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罗网。我曾经作过几方面的概括：第一是网罗一切，全中国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方，都网在里面，无一漏网，这是一种全面的控制。第二，这个网极其严密，甚至可说是极其精致，它把人一切的物质、精神生活，及至于最隐密的私生活，都网罗到里面、管理起来了。第三，它有各种各样的体制保证，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监督和惩罚体制，不仅有监狱、劳改所、劳教所、收容所这些专制的、或准专制的国家机器，更有一种群众专政，就是大陆笑话里说的小脚老太侦缉队」，也就是居民委员会，即小区里的一些积极分子。他们无所不在、无时不刻地监视你的行动，而且无所顾忌。当时我有个邻居，只要我家里来一个客人、陌生人，她一定跑来看，主动监视与汇报。这种群众专政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切反抗的可能性消灭于萌芽之中，大陆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个口号：「把所有不安定因素都消灭在萌芽之中」，靠的就是群众专政。文革结束以后，有个诗人写他的文革感受，就用一个字「网」。这一字诗，真是点破了「五七体制」落实于底层「党独揽一切的专政」所造成的实质危害。

在著重说明和揭示「五七体制」的巨大的「网」式的社会控制力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和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人们还是活著，思考著，行动著，生活照样进行。我在一篇文章里，对此作过这样的叙述和分析：「控制自然是有效的，并且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人们却也总能从严密的控制中寻找到某些空隙，并以中国平民百姓特有的生活智慧，尽量地加以扩大，从而为自己和家人获得某种生存的空间。这种生活的智慧自然是令人心酸的，但它也表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所固有的，并且是深扎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结构的深处的。它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前述计划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形成了无形的破坏与削减，它不显山不露水，甚至不易被察觉，却又是极其顽强的。而且最终的胜利者仍是这平民百姓的生活逻辑，或者说历史总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一尽管处于历史辉煌位置的大人物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一点，而普通平民百姓也永远是沉默的」。[135]

毛泽东建立「五七体制」的第三方面，就是「建立了以「兴无灭资」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

所谓「兴无灭资」，就是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概念也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在1958年3月份一个档里说：「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因此要「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136]这是反右之后所建立的新意识形态。

同学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抽象：什么叫作无产阶级思想，什么叫资产阶级思想？究竟如何「兴」与「灭」？但对我们那一代人，这都是十分具体的。因为，反右以后，我们不断被要求「向党交心」，就是要在党的面前坦白自己思想中最肮脏的思想，也即资产阶级思想。这里有个材料，是1958年四川一所中学的中学生的交心材料，我们来列举几条，看看他们认为「最见不得人的资产阶级思想」都是些什么？：（1）「我把精神寄托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法国和俄国的反映腐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说上，我爱读法国作家雨果、巴尔札克、佐拉、莫泊桑，俄国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及中国作家闻一多、郁达夫的作品」（2）「我醉心于考大学，热衷于解难题」，「我出生贫农，是个遗腹子，我母亲一手撑持两亩薄田，经常对我说，「你将来好好找钱啊！」（3）「我想成名，对科学有强烈的爱好，从小立下宏大志愿，终生职业就是研究理论物理」（4）「我用超乎一切寻常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发表许多新奇的见解，我向往童话的境界，我还要掌握宇宙，把宇宙看个究竟，满足个人的求知欲」（5）「我的生活，是希望有小洋房和小汽车，漂亮的理想的爱人，我爱唱的歌是〈五月的风〉、〈送君〉、〈初恋〉、〈望穿秋水〉、〈花好月圚〉、〈地上人间〉」（6）「我背著组织和女同学谈恋爱，只要有女同学和我在一起，我就感到幸福和说不出的愉快」（7）「我喜欢鲁迅，要学鲁迅正视惨淡人生、淋漓的鲜血」，「我追求自由，对党不满」等等。[137]

同学们今天听起来可能觉得荒唐，有些不可思议，但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在反右之后的中国，确实存在过那样一个时代，在主流观念中，认为应该批判、抛弃、以至消灭的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竟然包括了如此广泛的范围：不仅包括西方和俄国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学名著里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而且包含了年轻人特有的个人理想、探知未来世界的好奇心、求知欲，以及对物质的欲望、青春期对男女之情的朦胧向往，甚至还包括农民后代希望通过读书以改变家庭状况的愿望，更不用说，要独立思考、要有批判意识，就更是资产阶级思想，非灭之而后快了。

那么，反过来要「兴」什么「无产阶级思想」呢？大概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吧。第一要建立排除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的所谓「阶级斗争的观念」。第二，要建立排除了一切个人欲望、利益、权利，无条件牺牲个人的所谓「集体主义思想」。[138]第三，要建立放弃一切好奇心、一切怀疑精神和创造力、高度统一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第四要成为自动放弃一切独立思考、批判意识的驯服工具。如果把所谓「无产阶级思想」简化成一句话，就是「一切服从党」，把人的所有欲望、所有个人利益、所有人对美好东西的向往，全部抛弃掉，建立「党的意志高于一切」的信念，并且绝对服从党——这就是毛泽东「兴无灭资」所要建立的主流意识形态。

「五七体制」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要不断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以保持「不断革命」的紧张态势，并以此作为治国基本方针和策略。

反右刚结束，毛泽东就立刻发出警告，说过几年我们还要搞反右，因为「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139]所以他提出「不断革命论」、[140]不断搞阶级斗争，他说「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141]老百姓也始终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始终保持在一种阶级斗争的状态，整个民族都处在高度亢奋的状态中，就可以产生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振奋人心，一是震慑人心，这正是毛泽东所需要的统治秩序，所以他要搞「运动政治」。但如果群众没有这样的斗争要求怎么办？毛泽东提出了「设置对立面」[142]的策略。他说：「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143]「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144]这即是说，没有对立面，人可以设置；只要「客观存在」矛盾，就可以人为地激化、政治化，潜伏的东西更可以诱发出来，变成你死我活的搏杀，总之，要用一切手段来制造阶级斗争。如此以运动、斗争，以及相应的紧张、混乱为生活常态的追求，根植于毛泽东的生命之中。青年毛泽东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生平不详）《伦理学原理》批注里，即对「乱」的「实际生活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他还表示：「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145]之后，毛泽东又把它发展为强调「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的斗争哲学。[146]在经过反右运动之后，他更自觉地提出「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147]「「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社会发展必须经过「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148]因而将「不断革命」[149]（其实质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作为一个治国路线和方针。而毛泽东早年视为「至真之理，至彻之言」[150]的「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151]的思想，经过反右运动的「成功」经验，也在之后发展为「设置对立面」的策略：毛泽东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以肆意制造矛盾与阶级斗争为志。这是很可怕的，毛泽东却运用自如。某种程度上，中国之后发生的一切，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1964年大搞大批判，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无一本是在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以后我们会有详尽的具体讨论，这里就只提出问题，不再展开。

编注

1. 五一九民主运动/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得名于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随后20天的鸣放过程中学生提出了反对特权阶层，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等要求，并成立了「百花学社」等组织，创办《广场》等刊物。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百花学社」被宣判为反动组织，相关学生被打为右派分子遒到镇压。

2. 「苏联克格勃」：克格勃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简称，是1954年3月13日-1991年11月6日间苏联的谍报国安机构。

3. 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浮现于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支，主张透过民主程序进行变革，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其国际组织为「社会党国际」，前身为1889年的第二国际。最初社会民主主义包含了主张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如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69，德国）、列宁等，以及其他主张渐进式改革者如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国）、卡尔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1854-1938，德国）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后，「社会民主主义」指非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路线，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则强调透过立法过程进行资本主义体制的改革。

4.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是列宁于1919年3月领导创立世界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十月革命促进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加上一次大战后第二国际势微，列宁于1919年3月2日莫斯科召开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共有21个国家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并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

5. 布尔什维克党：无产阶级政党，创立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推动了俄国革命运动，并对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影响。

6. 第二国际：指1889-1914年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相对于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在1889年7月14日于巴黎第一次开会通过《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定下每年5月1日为劳动节），以同盟罢工为工人的斗争方式。

7. 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由1950年代制定〈工人委员会法〉至1963年宪法颁布，称作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时期。〈工人委员会法〉推行工人自治制度，实行生产数据社会所有、中央国家经济管理机关权力下放、产品价值通过市场实现（国家以税收、信贷、关税、补贴作为市场调节）、党政分离、加强司法对行政监督等等。

8. 波兰团结工联：全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联，又译为团结工会。于1980年创立于格但斯克造船厂，并在八十年代组织了波兰境内反对统一工人党专制的泛左翼人士与社会组织，进行非暴力反抗行动。1989波兰举行有限度选举，在8月形成了团结工联所领导的联合政府，并在执政之后以民主波兰共和国取代波兰人民共和国。

9. 武昌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于武昌召开。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等。

10. 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22日，会议前后底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议中毛泽东并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

[1] 《内部参考》，1956年11月10日，页295-298。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页446-447。

[2] 沈泽宜、张元勋：〈是时候了〉，原载《红楼》（北大学生刊物）第4期。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页16-18。

[3] 江枫等：〈我们的歌〉，载《红楼》第4期。

[4] 佚名：〈广场发刊词〉，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9。

[5] 佚名：〈广场发刊词〉，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9。

[6] 佚名：〈北大民主运动纪事〉，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27。

[7] 胡适在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六十周年校庆纪念会的讲话（1958年12月17日）。

[8] 《课用选文》为2009年在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讲课时，自编的课程讲义选文，所收文章篇目请见本书附录。

[9]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1957年5月23日），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51。

[10]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1957年5月23日），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53。

[11]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1957年5月23日），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53。

[12]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1957年5月23日），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54。

[13]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1957年5月23日），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54。

[14]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1957年5月23日），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54。

[15] 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63。文中说到的「哥穆尔卡」是波兰共产党书记，当时是公认的共产主义运动己夂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贝利亚（Lavrenti Pavlesdze Beria，1899-1953，俄国）是苏联克格勃「头目」，所谓「贝利亚主义」也就是「斯大林主义」。

[16] 林希翎：《林希翎自选集》（香港：景顺书局，1985），页230。

[17] 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32。

[18] 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01。

[19] 叶于胜：〈我看民主〉，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40-142。

[20] 王书瑶：「我想顺便提一句也许是必要的。在对敌斗争中，加强党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为了矛盾（敌人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有利于我们的一方，就必须要取得内部绝对统一，因此，我这里绝不是全盘否认党的领导，而是反对国家高度权力的集中和党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207。

[21] 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168。

[22] 毛泽东：「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见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4年12月12日、1965年1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265-266。

[23]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31-33。著名的右派作家刘宾雁对「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神话的形成，有过一个分析：在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的。这种自信是以全国各阶层数亿人民对它的绝对信赖与拥护为基础的。甚至使许多顽敌也望风披靡，心悦诚服」，以至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念「中国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伤痕，似乎都是国民党制造的；中国共产党则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是正义、真理和光明的化身」。在实际生活中，也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党是领导者又是教育者，而人民是乐于接受它的教育和领导的。听不到对于决议的异议，差异只不过是行动上积极性的高低。听不到有人要求参与决策的呼声。对于党的正确性和党的干部对人民的忠诚是绝对信赖的」。刘宾雁：《刘宾雁自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页37。

[24] 谭天荣〈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株毒草〉，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33。

[25] 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60。

[26] 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64。

[27]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34。

[28] 谭天荣：〈救救心灵〉，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57。

[29]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_，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页34。

[30] 毛泽东：「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得尔也很吃得开」，「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著。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土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见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33。

[31] 毛泽东：会见伏罗希洛夫时的谈话（1957年5月24日），转引自阎明复：〈1957年形势与伏罗西洛夫访华〉，载《百年潮》2009年第2期，页16。

[32] 曾志：〈毛泽东和我〉，文收「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编出版社：《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页105-107。

[33] 195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62-82。

[34] 朱光潜：〈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朱光潜著，朱光潜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页523-526。相关亦可参看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页19-20。

[35] 以上与王飞、李慎之相关之发言引文，均出自林克：〈王飞、李慎之同志和我的谈话〉（1956年10月），原载新华社机关党委编：《1957年第52期整风资料》，转引自王启星：〈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页27-28。

[36] 王启星：〈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页28-29。

[37] 毛泽东是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批评王飞、李慎之的，但他的这段话，后来1977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时，却被改成批评他们主张「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23。参看王启星：〈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而毛泽东自己后来在文革中也采用了「大民主」的概念。

[38] 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3月4日），《顾准日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页51。

[39] 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3月29日），《顾准日记》，页67。

[40] 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3月3日），《顾准日记》，页49。

[41] 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3月22日），《顾准日记》，页62。

[42] 顾准：「对西欧来说，议会稳定的多数是否意味著对列宁主义的背弃，而变成走到列宁所一再批评的机会主义泥坑里去了？〔……〕对欧洲那些（不，还要加上美、日等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国家，在群众情绪，经济生活，未来展望，意识型态等方面来说，是否是富有吸引力的？不，还有一个根本问题，一百五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文化的普及，生活的提高，个人的觉醒，与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初期的残酷野蛮的统治，在民主政治，国家调节经济生活（这算不算社会民主党理论？）的长期发展，与两次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目前的方针是不是一个吸引人新的方针？」见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4月17日），《顾准日记》，页75。

[43]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7月31日），《顾准日记》，页212。

[44] 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3月4日），《顾准日记》，页51。引文中「倍倍尔」指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Ferd in and Bebel，1840-1913），「考茨基」指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奥地利）。

[45] 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3月29日），《顾准日记》，页66。

[46]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2月23日），《顾准日记》，页102。

[47] 顾准：〈从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到堕落成为右派——历史交代〉（1955年9月-1958年5月），《顾准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页229-231。

[48] 顾准：〈从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到堕落成为右派——历史交代〉（1955年9月-1958年5月），《顾准自述》，页327。

[49]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3月5日），《顾准日记》，页119。

[50]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3月8日），《顾准日记》，页120。

[51] 顾准：「我接受马克思人本主义=自然主义这个方面，罗素说这个方面是与工具主义相符和的，我就接受工具主义。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天国。〔……〕。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的对未来的预言。/假若不然，辩证唯物主义不能脱离神界。〔……〕。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原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有血缘关系的东西。这是不可以忍受的东西。/人本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工具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真的社会主义」。见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3月8日），《顾准日记》，页121。

[52] 顾准：〈顾准日记〉（1955年7月14日），《顾准日记》，页28。

[53] 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4月12日），《顾准日记》，页73。

[54] 顾准：「基本经济规律」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离开社会主义经济再生产理论（那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规律），与价值规律（这实在还是多方面起作用，而基本方面则是劳动报酬方面）的空东西、道德规范」。见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4月11日），《顾准日记》，页71-72。

[55] 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3月28日），《顾准日记》，页65-66。

[56] 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7月13日），《顾准日记》，页97。

[57] 〈林希翎冤案内幕〉，《林希翎自选集》，页143。

[58] 曾志：〈毛泽东和我〉，《我与毛泽东的交往》，页106-107。

[5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96。

[60]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37、338。

[61] 〈内部参考〉（1957年9月28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691-697。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页593。

[62] 1957年5月25日刘少奇在人大常委会上的讲话。转引自胡平：《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广东：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页280。

[6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99-697。

[64] 李银桥：《迈向神坛的毛泽东》，页212。

[65] 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1957年6月8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06。

[66]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54。

[67] 参看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1957年6月6日），《建国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91-492。

[68] 社论：〈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第1版。

[69] 〈内部参考〉（1957年6月12日、14日、15日，7月27日）。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页662。

[70] 参看钱理群：〈示众——反右运动中我在两次批斗会上的发言〉。文收孔庆东、王岚、叶文曦编：《我们的诗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页109-110。

[71]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82。

[72] 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娼狂进攻〉（1957年6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2-433。

[73]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9月23日，第1版。

[74] 参看王建军主编：《五八劫：1958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自印本）。

[75] 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页619。

[76] 罗冰：〈反右运动档案解密〉，《争鸣》（香港）2006年1月号。

[77] 丁抒：〈反右运动派发了一百八十万顶「帽子」〉，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页203。

[78] 毛泽东：「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4日、16日、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636。

[79] 沈从文：〈致沈云麓——元宵夜致云麓大哥〉（1958年3月4日），《沈从文全集》第20卷，页234-235。

[80] 沈从文：〈致沈云麓〉（I960年2月22日），《沈从文全集》第20卷，页377。

[81] 钱理群：〈后记〉，《心灵的探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307。

[82] 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抄件复印件）。

[83]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编者的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63。

[84] 1957年5月24日毛泽东的修改稿，又称〈征求意见第二稿〉。此稿经过党内意见多次修订，一直到6月9日凌晨才定稿，修改过程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98-702。毛泽东最后发表文章之引文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89。

[85]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61。

[86] 毛泽东1957年5月25日〈征求意见第三稿〉，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99-700。

[87] 毛泽东5月27日〈征求意见第四稿〉，「所说的「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写了一大段关于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进行斗争的问题。后来再作修改时，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00。毛泽东最后发表文章之引文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90。

[88] 邓小平在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里，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表述：「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此文发表于1957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1版。后来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里。

[89]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61。

[90] 毛泽东1957年5月20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和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49。

[91] 毛泽东1957年5月20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和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649、651。

[92]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54。

[93]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53。

[94] 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会上，「钱俊端在发言中说，关于怕知识分子问题，1953年以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他们的作用一面多，而对他们必须经过改造的一面强调得不够，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更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这种情况。主席指示对知识分子必须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而把他们放在应该改造、消灭的阶级之内，才又把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端正过来」。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页338。

[95] 毛泽东的「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观点，被写入了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的工作报告。参看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316。

[96]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转引自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页136。

[97] 毛泽东：〈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18。后来在给他的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这样写道：「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这里显然有毛泽东本人的内心伤痛，现在终于爆发。见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1958年10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472。

[98]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200，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第三次讲话〉，《「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395。

[99]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52。

[100]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62。

[10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92-393。

[102] 林克：〈林克日记〉（手稿），页44-45；转引自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运动（1956-1957）》，页611。

[103] 引文为最终版本，出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94；而1957年5月25日修改版本为「这是我们的愿望。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单是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今后的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00。

[104] 引文为最终版本，出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95；而1957年5月25日修改版本为「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00。

[105] 引文为最终版本，出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3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95；而毛泽东5月25日〈第二次修改稿〉过程请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00。

[106] 毛泽东：〈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1957年6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92。

[107]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28。

[108] 吴传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中国青年》1957年13期。

[109] 疾风：〈反对党的某一个组织就不是反党吗？〉，《中国青年》1957年18期。

[110]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转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页500-501。

[111]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1958年1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30。

[112]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1958年1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28。

[113]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68。

[114] 毛泽东：〈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6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268-269。

[115] 地方上也采取了相应的组织形式，如中共江苏省委在1958年4月就通过决议，成立工业、农业、政法、文教、党群五个小组，在省委领导下，代表省委处理有关日常工作。此后，地、市、县、区都成立这类小组》这样，各级政府组织安排全省经济生活的工作权限，事实上被党委所取代，原先由党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国家权力象征，今后主要由党来体现。参看高华：〈大跃进运动和国家权力的扩张〉，《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页128。

[116] 参看林蕴晖：〈赖若愚缘何重蹈李立三的覆辙〉，《国史札记——事件篇》，页201。

[117]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1958年1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30。

[118] 毛泽东独揽大权的体制，最早萌芽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精简和调整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页430-431。这一内部规定就成为中共的一个「潜规则」，到1958年提出第一书记独揽大权，不但有了理论依据，也成了一个制度性的规定。毛泽东之后，又把「最后决定权」给了邓小平，这是导致「六四」结局的重要原因。

[119]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69。

[120] 刘少奇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3月20日前后），转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252。

[121] 柯庆施在成都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288。

[122] 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摘录材料上的批注〉（1958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33-35。

[123]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70。

[124]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69。

[125] 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5月17日），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页70。

[126] 不可否认，中共形成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本人的个人魅力也不无关系。后来成为党内民主派的代表的于光远，对毛泽东个人魅力有过这样的观察与分析：「他也依靠个人的能力、魄力和劳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个有卓越能力的人。他具有丰富的中国知识而且不断从中吸取对他有用并能随时为自己所用的东西》他有极好极快、生动犀利的文笔，高度演讲的才能，诗词歌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乃至一手高超的书法皆为政治斗争所用。总之，他有一种能够征服人的力量，也有能够使人钦佩折服的魅力」，「毛泽东还是个决断力和执行力都特别强的人》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花费时间去讲、去写、去批阅许许多多文章」，「他不仅有了不起的魄力，也有了不起的魅力，他要求做而暂时做不到的事，可以不动声色地放在许多年后得到机会再进行」，「毛泽东的这些个人特点，对于贯彻过渡时期的思想路线，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见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命运一读史笔记》，页193。曾经作为毛泽东与中国革命最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的美国人李敦白，对毛泽东也有这样的观蔡和感受：「与毛泽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跟毛在一起，我只有敬畏」；「毛泽东那积极、不安定、不停追求的心智，不容我们喘息。他不停地思考、计划、筹谋、分析，他准备进行一个他从未试过的大改变」，无论什么时候，「他的梦想仍然可接触到我，令我动摇，他以一个远比我们所能梦想到的，更美丽、更戏剧化、更令人兴奋的远景抓住我们」；在此同时，又处处可以感到毛的压迫，以至在梦中出现这样的幻觉：「他的大脸嘲弄的瞪著我。我痛苦，我被阉割了，我赤裸而无助。而他幸灾乐祸的看著我，似乎在品味我的痛苦。接著他变成一个有攻击性的同性恋，用他那对诡异的女性眼神看著我，想要用暴力侵犯我，一步步的逼近」。见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雅玛达•伯纳（Amanda Bennett）著，林瑞唐译：《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台北：智库文化出版，1994），页80、275、180。

[127]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页66。

[128] 这里有一个九十年代的调查：受访者认为针对日常生活中的退休保险、医疗保险、文化教育、技术培训、调解纠纷、子女上学就业、生活服务、住房、政治思想状况等基本项目，单位都应该负80%以上的责任，只有文体活动、计划生育、婚姻恋爱、离婚才主要由私人自己解决，但认为单位应该负责仍分别占了77.7%，79.3%,37.2%和45.1%。而在毛泽东时代，单位几乎管理所有事，单位功能之齐全达到了极致。见李汉林：〈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小区的整合机制〉，《社会学研究》1993年5期，转引自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和国家》，页313。

[129]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制重构中的个人、组织和国家》，页2-3。

[130] 邹谠：〈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页9。

[131] 参看鲁迅：《坟•灯下漫笔》（1925年4月29日），《鲁迅全集》第1卷，页227-229。

[132] 见〈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

[133]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77。

[134] 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37。

[135] 参看钱理群：〈对共和国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座谈会上的发言〉，《生命的沉湖》，页250。

[136] 毛泽东：〈对上海化工学院一张大字报的批语〉（1958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48。

[137] 〈省成四中58级学生在双反运动中暴露个人主义思想的典型材料汇集〉，王建军主编：《五八劫：1958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纪实》（自印本）。

[138] 本来，「集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伦理，是具有合理性的，它和个人主义之间本应形成某种张力。如本书第一讲谈到的我们这一代人在五十年代初接受「五爱」教育中的「爱祖国，爱人民，爱护公共财物」里，就包含了集体主义的因素，这对我们的健康成长，显然是有益的，我们至今仍受其惠。但1957年反右以后，把「个人主义」简单归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并把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推向极端，宣布「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而且把一切对个人利益、权利、欲望……等的追求都归于「个人主义」而大加讨伐，其所建立的「集体主义观」，就变成绝对服从于国家、社会、人民利益的「代表」党的利益，以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为「集体主义」的最高表现。「集体主义」被异化，反而失去了对个人主义的制约、互补作用，在一些人那里，又反弹出极端个人主义：这其中有著丰富的思想文化伦理上的经验教训，应该认真吸取。

[139]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476-477。

[140]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网〉（1958年1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25。

[141]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50。

[142]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7，以及〈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96、201。

[143] 原文：「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办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场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要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20日）。文收《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中流传本），页83。

[144]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文收《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中流传本），页72。

[145]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页185-186。

[146]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280、281。

[147] 见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52。

[148] 原文：「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见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52。

[149]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49。

[150] 此为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的批注，见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页182。

[151] 此为《伦理学原理》之本文，见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页182。

第四讲 大跃进时代（上）

1958

|2009年10月13日、10月20日讲|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先在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利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来打击党内官僚；然后又发动反右运动，联合党内官僚打击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最后，在1958年初，趁势反右倾，再回过头来打击党内官僚。这三个运动一气呵成，前后连贯，毛泽东操纵起来得心应手，结果就把党内党外、从上到下所有的反对势力、所有阻碍他的力量全部扫荡，使之全部臣服于自己。而且，在1957年底，毛泽东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会议，俨然成为会议的核心人物，继斯大林之后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未来领袖。这样，毛泽东就在1958年迎来了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达到权力的最高峰，也达到了个人生命发展历史的顶点。他终于可以在几乎无一反对派的情况下，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来推行他的理想了。同时，他又及时建立了一个以「党独揽大权」、「从中央到地方的第一把手专政」和「群众专政」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高度集权的「五七体制」，这个体制具有极强的社会控制力和动员力，就使他的理想实现，得到了制度的保证，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一、「你们难道不愿意当圣人吗？」

1958年这年开始，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共产党准备大改革」，要用大手笔作几篇大文章，并且突然冒出一句话：「过去有句话：「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你们难道不愿意当圣人吗？不愿意当圣人当个贤人也好」[1]——这是一个理解1958年时的毛泽东的关键。记得在〈导言〉里我曾介绍过，毛泽东年轻时就立志要将豪杰与圣贤集于一身，这里不妨展开来稍作讨论。

「将豪杰与圣贤集于一身」这一命题，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1619-1692）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1871-1920）深受其影响，毛泽东于1913年听杨昌济的修身课的笔记〈讲堂录〉，就记下了王夫之的论断：「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倶全者；豪杰，谦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2]在之后的〈讲堂录〉里，就记录了一些大概是师生之间的更深入的讨论，其中最关键的论断是：豪杰是「办事之人」，圣贤则为「传教之人」。[3]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4]圣贤致力于「大本大原」，要探求「宇宙之真理」，[5]掌握贯通天道与人性的「大本一源之道」；同时，以「为万世开太平」自命，此乃「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6]因此，又要致力于「倡学」、「传教」，[7]弘扬教化，以影响人的思想、心灵，泽被千秋万代。「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8]真正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掌握宇宙真理的圣贤。而豪杰是「办事之人」，虽无心穷尽宇宙之真理，但却能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具体实践中，改变世界、建功立业。[9]中国传统文人历来有「内圣」与「外王」的不同选择，如研究者所说，「传教之人」即所谓「内圣」一途。「办事之人」即所谓「外王」一途」，[10]现在毛泽东要将「传教」之「圣贤」与「做事」之「豪杰」集于一身，也就是要合「内圣」与「外王」为一体，以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至高境界。

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年轻时候（大概是在「五四」前后），就立下的「真志」，[11]而且终生为之奋斗不息、至死不变。这是他所有行动（包括参加与领导中国革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内在动力。毛泽东之所以迷恋帝王的绝对权力，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实现自己「圣人理想」的必要条件，而且他自认这权力是「天」赐的。在文革中他有句名言：「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12]这就是毛泽东贯彻一生的思想与行为逻辑：「天」（人民群众、工人、农民）降大任于「斯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斯人」替「天」行「道」（共产主义，实即空想社会主义）、「为万世开太平」，并在这一过程中立德、立功、立言，成为「百代帝王」，即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圣王」。这既是毛泽东的追求，也是他的基本信念。

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善于等待时机的人。在他初立志时，曾对他的前人有过一个评论，他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但在毛泽东看来，他们都不知「本源」、不过「办事之人」，他只「独服曾文正」（曾国藩，1811-1872），[13]因为曾国藩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14]但毛泽东显然认为曾国藩的格局太小，而他的结论自然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然而，在时机成熟之前，毛泽东是将其志深藏不露的。相反地，他还在1937年一次演讲中，封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5]毛泽东大概不会认为鲁迅是掌握「大本大原」之人，他看重的是鲁迅的思想影响，鲁迅在许多青年和知识分子中的「精神导师」的地位，他正要借赞颂鲁迅来争取深受鲁迅影响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这同时，也透露了他对「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地位的看重，只是当时人们是不会作此深想的。到了1945年，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将要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决一死战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他的诗作〈沁园春雪〉，诗中列举中国民族历史上的「无数英雄」，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成吉思汗」，但诗的结句，却是「倶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6]将此联系毛泽东的「真志」，自不难明白，在毛泽东眼里，这些历代帝王、一代天骄，不过是一时之「办事」豪杰，真正的「风流人物」只能是「传教」之圣贤，更进一步，是集圣贤与豪杰于一身之人，这就得「还看今朝」，也即我毛泽东了。这是以诗言志，是毛泽东真志的偶露峥嵘，但也为时人所不解，虽有人说这暴露了毛泽东的「帝王情结」，却无人看透毛泽东之志岂在「一代帝王」，他要做的是「百代帝王」。

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毛泽东走上圣人之途的关键一步，是他于1917年立下真志的32年之后。但也只有等到1958年，等一切对手全部扫荡殆尽、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里，毛泽东才等到了他施展豪杰兼圣人抱负的时机，而且，此时的他已不仅志在当中国的圣人，而且要当世界的圣人，要影响全世界了：他写好中国的大文章，是为写世界大文章所作的准备。因此，1958年，他显然要向实现他的圣人梦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当登高一问：「你们难道不愿意当圣人吗？」毛泽东是踌躇满志的。

此时的毛泽东，是一个掌握巨大权力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他重申「豪杰兼圣人」之志+就不仅是要实现他个人年轻时的理想，更是要建立一个集政治权威统治、精神权威统治与道德权威统治于一体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社会、思想体制。也就是说，毛泽东所要建立的集权统治，不仅注重政治、社会的改造与控制，更注重对人思想与心灵的改造与控制。

这里所说的「心灵的改造与控制」，是要在思想控制之外，更著眼于情感与心理的控制，这是「圣人」统治的最重要特点，在毛泽东这里表现得特别突出。正是在1958年，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发挥到极致，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极致，[17]这两个极致，构成了1958年最值得注意的中国精神现象。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的最大魅力，在于「他理解、唤起和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能力以及以他自己的人格去驾驭他人的情感与热爱的无数种方式」，[18]从而在「他个人的心理需求与大众的心理需求之间」建立一种「联系」。[19]这是确实如此的。本讲以及之后的讲述，都会以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一点，在这里，我先作一个概括性的叙述，主要有三点。首先，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特别表现在他的语言魅力。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在第二讲里，曾经谈到1957年毛泽东发动鸣放时，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番讲话，连具有极高语言素养的翻译家傅雷也为他的幽默、气势所倾倒。而1958年毛泽东的谈话，则显示了他语言魅力的另一面，如研究者所说，「他的言谈举止惊世骇俗、出人意料。他在谈话中，经常提出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话题」，[20]这里仅举一例：翻开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i上的讲话（收录于《毛泽东文集》第7卷），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奇谈高论：「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以后开庆祝会，因为人是非死不可的，没有死就没有生，这是自然规律」，[21]还有，只要一开会就包含著散会的因素，我们不能在成都开一万年的会。《红楼梦》里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散会以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22]这样的语言，取喻于日常生活，可以说是随口拈来，既包含一种民间即兴智慧，但又深含哲理，显示出一个天马行空的、大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任何人都会不知不觉地被他吸引、征服，并唤起一种自由创造的冲动。其二，1958年的毛泽东，特别著重对长期无权过问政治的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如论者所说，「他为所有感到痛苦和愤怒的人说话，这些人因为被「忽视」、没有得到「作为人的尊严」、不能「参与那些影响其生活的决定」而产生挫折感〔……〕这些人感到生活抛弃了他们」；[23]是毛泽东唤起他们的不满和憎恨，激发出一种进攻性的激情，但毛泽东又通过党的领导，对其进行「可控的有组织的释放」，以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24]因此，这样的个人魅力与对底层民众的政治动员和引导，最终都引向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强化：毛泽东带领群众反抗党官僚和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8年毛泽东有许多这样的煽动性言论）、赋予群众权利，因而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拥载，获得权力的群众基础；而群众也在毛泽东的权力庇护下，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安全感。在这个意义上，1958年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也是他们自身的心理需求，可以说是在一种既自觉又盲目的状态下，接受了「伟大领袖和导师」在心理和情感上的控制。

1958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毛泽东不仅办了许多「大事」，而且他更强调以「大本大原」即「宇宙之真理」来统领这些「大事」。对此时的毛泽东来说，所谓「大本大原」、「宇宙的真理」，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他自己不仅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真理，而且还要将其发展、打上他个人印记——他要创立自己的「学派」。[25]在1917年毛泽东初立志之时，他就期待著：「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26]1958年的毛泽东正是以前所未有的「大气量」，著眼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而且也正是在1958年，毛泽东在各次会议上都海阔天空地神聊宇宙、时空、生死、有限无限，大谈矛盾论、认识论，这都绝非偶然。连处理国际事务，毛泽东也是先谈哲学，甚至到1972年和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又译尼克松，1913-1994）的历史性会见时，他一开头就从哲学谈起，至于具体事务，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引者注）跟你谈的事」。[27]可以说，哲学已经有机融入了毛泽东1台国平天下」的方略之中。

1958年，毛泽东一再向全党全国发出「要学点哲学」的号召，[28]1963年又进一步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29]还发动了「学哲学，讲哲学，用哲学」的群众运动。尽管这些运动最后大多走向了形式主义，但就毛泽东本人而言，却是郑重其事而大有深意的。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信念与理想，他的圣人理想其实是有两个侧面的：一方面，他强调掌握宇宙之真理的圣人在历史发展中有决定作用，同时又认为「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开其志而蓄其德」，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普及哲学」，当每个人都掌握了宇宙之真理，「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彼时天下皆为圣贤」。[30]因此，对毛泽东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同时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他深信，通过「倡学」把哲学交给群众，群众就会成为社会变革的自觉力量，并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31]「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32]这才是毛泽东心向往之的治国平天下的大境界。

这背后其实隐含著毛泽东的建国思想与路线。正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33]在此之前，他还有「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说法。[34]我们在第一讲谈到，1953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提出一个「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建国思路；1956年反右运动以后，他又把建国的中心转移到思想、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上;1958年，毛泽东强调政治、思想的统帅作用，这思路就包含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以用政治、思想、社会运动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既可以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35]更可以调动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通过人的精神解放，从根本上解放社会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大跃进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群众性的政治、思想、社会运动，通过精神解放运动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验。[36]后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所延续的，还是这个思路。

也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命题。他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37]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不是指政治制度与政策，而是指政治思想、伦理，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对世界现代化历史始终存在的「工程一技术取向的现代性」与「道德主义的现代性」的不同选择，毛泽东式的回应是：他希望在两者之间取得某种综合与平衡。[38]所以，在1958年毛泽东所提出的任务，是「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著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而他强调技术革命的理由是「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显然又是出于他的民族主义的情结[39]——这背后，也还隐含著毛泽东的一个矛盾：他一方面在不同取向间追求一种平衡，1958年他大力提倡「两条腿走路」，就是希望保持经济的均衡发展（研究者很容易忽略毛泽东的这一面）；但他同时又强调不断革命以打破平衡，并将不平衡视为常态，提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40]然而，当具体落实到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红」与「专」的平衡，就不断受到冲击。由于毛泽东不断发动阶级斗争，因此在实际生活实践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道德主义的「红」的要求，而所谓「红」，最后又归结为想改造」，即要通过改造获得无产阶级立场，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无产阶级立场才是道德合理性的最终依据」。[41]这就使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尽管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反对空头政治家」的理论里获得钻研业务的某种理由，但实际上我们又不断受到「迷失方向」、走「白专道路」的指责，因而惶惶不可终日。尤其严重的是，如论者所指出的，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本来就存在著「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儒家道统常常使知识分子成为政治的批判者；而现在，在毛泽东的政治文化里，面对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一旦接受其改造的要求，就必然导致「道德勇气和批判意识」的沦丧。[42]

就像毛泽东自己描述，1958年的他，以及他领导之下的中国，是「精神振奋，斗争昂扬，意气风发」的。[43]他身边的秘书李锐（1917-）很快就感觉到，「毛泽东有如抗战初期的兴奋状态」，[44]《毛泽东传》也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心情极为舒畅」、「始终处于亢奋之中」。[45]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年，毛泽东改变深居中南海的习惯，频频外出视察，12个月之中，有10个月他都在外地。[46]所以当时有一幅很有名的画叫「毛主席走遍全国」，可见他非常亢奋——毛泽东在尝试一种新的国家管理方式，即摆脱党官僚阶层在中间的限制，他直接走向群众、发出召唤、立即引发群众的直接行动：毛泽东要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就是在视察途中说一句「人民公社好」，全国就闻风而动，纷纷建立人民公社，在此之后才召开党的会议形成决议，实际上是事后追认。这里隐含著毛泽东对党官僚体制的不信任，以及试图突破的意图，直到文化大革命，就发展为一种自觉摧毁各级党组织的「革命造反」运动。[47]

1958年也是毛泽东诗性大发的一年。1月份他到四川开会，就把中国唐、宋、明三代人描写四川风物的诗歌汇集起来，发给开会的每个人来读，[48]这非常罕见：共产党开会怎么要大家一起读诗？而且在会议上，毛泽东还发出号召，要收集民歌、全民写诗。[49]这个由党和国家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的全民诗歌运动，真的做到了。当时就有人这样描写这一运动的「盛况空前的图景」「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50]这里所描述的都是事实、并非夸大其辞，这大概是后人难以想象的。毛泽东个人写诗的爱好，竟然如此顺利地变成全民写诗的实践，这又是空前绝后的。有研究者还注意到，1958年毛泽东特别醉心于《楚辞》，他在1958年1月12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他所「喜悦」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没有说，研究者却有这样的猜度：大概是「作品那奇诡的想象世界，那博大的时空意识，那不拘成规的对现实的超越，那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吧，[51]或者又如另一位学者所说，这是青年毛泽东的「屈骚情怀」的一次大喷发。[52]正是这个存在于毛泽东生命深处的浪漫主义精神，「成为他席卷神州江山的内驱力」，掀起大跃进狂澜的「深层心理基因」，[53]他大概是想靠著想象力来取得、巩固权力吧。

在1958年，毛泽东自己也写诗，最有名的就是〈送瘟神〉，「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著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54]

所谓「红雨随心」，「青山著意」，意指在毛泽东的感觉里，人世的一切、大自然的一切，都可以顺随他的心愿，被他任意差遣。也就是说，1958年，是毛泽东在几乎没有阻力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理想，为所欲为的一年。他在这年4月的会议上，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话：「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55]这几乎就是说他自己。毛泽东一生对孙悟空始终情有独钟，但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却对其形象赋予不同的意义。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提倡使用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的办法，缩小身子钻到敌人心脏来对付庞大的臼本军队；[56] 1961年困难的时期，他赋诗抒怀，：「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57]以及1966年他发动文革时亦号召「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58]召唤孙悟空大闹天空的造反精神；而1958年的此时，他最欣赏孙悟空的「无法无天」。

在1958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公开宣布：「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59]而所谓「决议」，无非就是党的意志，特别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体现。这样，毛泽东就毫无遮掩地用党的名义，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特别是宪法之上，真正是无法无天了——在197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再次重申：「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60]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毕生一以贯之的追求，他在青年时代即认定要「冲决罗网」，[61]以「贵我」[62]为第一要义，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63]毛泽东于1918年立下此志，尚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青年；40年后的1958年，他已经是掌握绝对权力的东方大国领袖，就更有信心与决心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中国与世界。所谓「无法无天」，就是要突破「天」与「法」，即自然与社会的束缚，恣意任性发挥自己，一切皆「由我推之」。这正是他理想的人生：「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64]不难看出，1958年正是毛泽东「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均发挥到「最高」的生命阶段，[65]然而，也正是这一年，他的任性发挥，在许多方面都走到了主观愿望的反面，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未曾料及的。

这样「无法无天」的追求，也在毛泽东的治国路线、方针上，打下深刻的印记：强调「人治」而拒绝「法治」，甚至拒绝任何制度性的建设、不断地破除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都是他「不断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来，毛泽东反制度化与形式化的思想并非没有合理性，但他将其推向极端，就必然造成经济与政治的混乱。

在「无法无天」的背后，还深藏著毛泽东对「大同世界」的理想。如论者所说，「在一个人皆舜尧的社会中，每个人内心的道德追求足以解决一切社会纷争，产生井然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不需要法律，甚至没有必要存在任何外在的规范性约束」，因此，「大同理念就把现实社会中两个最常见的存在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并把现实社会所有弊病之根源归之于它们：一个是人的私心，另一个是制度规范」。[66]毛泽东在大跃进与文革中，都提倡破除「私心」、大破规章制度，这些并不是偶然。

毛泽东在1958年的心态和行为，大概可以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完全按著他的主观意志差遣一切，并且变为全党全民的实践。[67]也是在1958年，毛泽东还公开地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正名，宣布要搞「革命派的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68]后来的悲剧也就孕育其中了。

这提供我们一个研究毛泽东的最好机会：毛泽东到底要追求什么？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人们发现，正是在1958年，已经步入老年的毛泽东，似乎有一个回归青年毛泽东思想、人生哲学和本性的倾向，我们前面提到的「圣贤情结」、「浪漫精神」、「实现自我」，无不是如此。也就是说，毛泽东终于在老年获得了实现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张扬他本性的历史时机。[69]

人们还注意到，正是在1958年，毛泽东频频谈到他对革命经验的神往，特别是延安时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他并且对建国以后革命传统的逐渐失落、革命精神的衰退感到不满。这就意味著，大跃进的思想动力是深深根植于革命年代毛泽东思想与实践中的，里头存在著内在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毛泽东在1958年，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经验——青少年时期的抱负，革命年代的信念……一一重新唤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他个人的历史机遇，并按照个人的意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造社会、改变中国的实验。

那么，这是个怎样的实验呢？一位研究者说，他要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哲王的理想国」，[70]这抓住了要害。于是，我们注意到，1958年的毛泽东，最喜欢谈「一万年以后」如何如何，[71]这很能说明毛泽东的一个思维特点，即研究者所说的「未来取向」，这是完全不同于称颂尧舜三代、把理想寄托于过去的儒家传统。[72]青年毛泽东早就说过：「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73]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泽东，更在建国一开始就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74]到了1958年，毛泽东更是理直气壮地回答那些批评他1¾视过去，迷信将来」的知识分子：「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恰好是正确的」。[75]他正是要利用集中于一身的权力，建立他「指向未来」的理想国。

那么，毛泽东的理想国是什么？他如何建立自己的理想国？这正是我们这一讲所要详尽讨论的。这里，我先概括地作一个描述。最善于揣摩毛泽东意思的陈伯达（1904-1989）在1958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中发表一篇文章，其题目〈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就点出了毛泽东理想国的要旨。简单说来，他一是要建立一个「平等国」（全新的社会），消灭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工农业差别，以使被压迫者、卑贱者获得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二是要建立一个「自由国」（全新的人），打破社会分工，以使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从事工、农、商、学、兵等各种劳动、获得全面发展。这样的「平等国」与「自由国」，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是世界与中国历史上的乌托邦理想所共有的。但我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的独特的创造。其实，毛泽东对这些乌托邦理想既是向往又有质疑。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指出追求「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的「大同之说」为「谬误之理想」。他说：「人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76]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他又说，人「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77]这是典型的毛泽东思维：在他看来，矛盾与斗争、竞争、抵抗是永恒的，而且这才是人生之真正意义所在，因此，将理想国纯粹化、凝固化，只会产生新的谬误。也就是说，他要追求的理想的平等国与自由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新的不平等、不自由还会不断产生，也就还有新的矛盾、新的斗争。说到底，他的「理想国」，是一个无止境地追求社会平等、人的自由，人将永远处于矛盾、斗争、运动状态的历史过程中。这样的认识，无疑是具有一种深刻性的，我甚至觉得，这很可能是历史与现实的许多乌托邦主义者所不及的，因此，毛泽东的思想在人类乌托邦主义历史上是别有意义的。

但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运用于他的现实选择与社会实践，却产生了许多问题，这或许正是毛泽东的矛盾所在。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这形成了论者所说的，毛泽东对绝对平等与自由的永远迷恋与幻象。[78]这个永远达不到的远方目标，这个人和社会、道德和意识形态绝对纯洁的理想境界，如此地吸引著毛泽东，使他著迷。他执拗地、不屈不挠地、甚至是如痴如狂地为之奋斗不息，有如飞蛾投火一般，扑去、倒下、又扑去……。作为个人，这样的追求或许有悲壮之美，但他却是要带领，甚至是强迫整个党，整个国家、民族，不惜牺牲地为之赴难，这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毛泽东这样的迷恋、自信、坚决献身，目标与意图高于实际现实，以及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界线模糊的思维，就导致当社会实践的结果已经造成灾难时，却不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转变方向，反而一再陷入「失败、危机、临时退却，但最终是更为极端的干预的恶性循环」[79]——可以说，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治理下的中国，就挣扎在这样的恶性循环迷宫里，始终走不出来。

研究者谈到，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为准备和毛泽东见面，请教访问过中国的法国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法国）。马尔罗提醒说：「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带有一点巫师的味道，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个幻象迷住了他」。[80]尽管马尔罗的评价，显然是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维去看毛泽东的乌托邦思维，并且将其归为具有东方神秘主义气息的「巫师」，这未尝不是一种偏见，但他却指明了一个事实：一个理想国的「幻象」确实始终在前方引导著毛泽东。在我看来，这是毛泽东精神气质中「唐吉诃德气」的集中表现，这是毛泽东的魅力所在，因为如论者所说：「如果人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力求取得不可能的东西，人类就不会获得可能的东西了」。[81]然而，这也是毛泽东的个人悲剧所在。问题还在于，尽管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他的理想国的彼岸性，但他却又相信，凭著他自己，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毛泽东迷恋的另一个「幻象」），就可以把理想国变成此岸的现实，而且还如他后来写的诗词里所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82]于是，就有了1958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及相应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甚至认为他从中找到了通向理想国的具体道路与组织形式，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幻象。如我们在下面所要分析的，毛的幻象里或许还有其民族情结，因此自有一定的现实的民意基础；但他将彼岸理想现实化的努力，却又伴随著专制的手段。

这就是问题的第三个方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认为，通往理想国的唯一途径与手段，就是发动阶级斗争；这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倘有怀疑者、反对者，一律视为革命的对象，必须无情排除、残酷打击。而且如前所说，在毛泽东看来，即使在理想国里，这样的革命和斗争还要继续下去。毛泽东对理想国的迷恋，就这样和他对永远的破坏、斗争、革命、专政的迷恋，纠结为一体，他通往理想国的道路，既浪漫，又充满血腥。

毛泽东1958年的具体实践，就是做了两篇「大文章」：一篇「大跃进」，一篇「人民公社」。

二、大跃进：毛泽东的治国雄图

我们先说「大跃进」[83]。大跃进到底是包含什么样的内涵？概括说有四个要点：第一是高速度，第二是党领导工业，第三是群众运动，第四是向大自然开展。我们现在逐一进行讨论。

（一）高速度

毛泽东1958年在批判了1956年「反冒进」以后，就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4]之后，「总路线」和我们下面要详加讨论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就被统称为「三面红旗」，并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焦点。总路线的重心是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办法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都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刘少奇在解释总路线时，就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5]

于是，就有了大跃进，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英超美」。这个问题最早是赫鲁晓夫所提出的，1957年底，在全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要在15年的时间内赶上美国，对此毛泽东立刻高调响应：苏联老大哥15年赶上美国，我们中国15年赶上英国。[86]但恐怕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1958年赶超英国的时间表被缩得越来越短，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间表：1957年11月，毛泽东说「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1958年4月，不到半年时间，毛泽东在接见波兰代表团时就提出「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又过一个月，对负责计划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1900-1975）的报告，毛泽东批语要「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到了6月，毛泽东对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报告的批语里，干脆提出「赶超英国，〔……〕，两年是可能的」。[87]这说明1958年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发展目标的确立，并不是根据客观的需要与可能，而是完全依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意志、想象，和日趋激进的时代气氛。这在后人看来，不但不可思议，而且荒谬可笑。但当时不仅毛泽东，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非常认真以对，因为这不断提前的赶超目标、对高速度发展的要求，是有严肃的理由的，毛泽东提出理由有三。

一是「大国责任论」。毛泽东在1956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88]——你想，作为中国的老百姓、作为中国的青年一代，听到这番话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是不能不评然心动的：这里表达的，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焦虑，即所谓「落后的大国的焦虑」，在骨子里，仍是一个大国心态，是摆脱不了的中华中心主义的情结。所谓「大国责任」的背后，是一种传统的「中央情结」。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没有「世界」的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而「天下」的中央，就是中国。这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民族情结，一个中央情结、大国情结，但是又不能不面对近代一百多年来，随著西方兴起，中国处于落后状态的现实。这就令中国人产生巨大的焦虑，甚至会产生一种恐惧，即所谓「落后挨打」的恐惧，被「开除球籍」的恐惧。如果考察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样的焦虑与恐惧几乎贯穿了一个世纪。五四时期的先驱者，就有过「中国如果不再改革，就要被世界淘汰」的恐惧。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六〉里说：「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89]五十年代毛泽东说「开除球籍」，延续的就是这种恐惧；八十年代初期，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中间，甚至在「六四」游行中都可以看到「落后挨打，被开除球借」这类说法。这样一种落后大国的焦虑、落后挨打的恐惧，就必然形成赶超情结：要赶上、超过西方世界，而且要赶上、超过英国、美国，超越这些古老的帝国主义和新兴的帝国主义。所以毛泽东提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英美，反映的是郁积已久的民族情绪，并具有群众基础。大跃进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发动起来，原因就在这里。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的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与气概，又和他年轻时代所受的湖湘文化中，忧国忧民、自强不息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传统的熏陶，直接相关。[90]

毛泽东提出高速度，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在1957年底的世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有过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不要有一个头、谁来当头的讨论。有人提出应该以中国为头，毛泽东不同意，坚持要以苏联为头，理由就是中国在经济上还处于落后地位。他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91]：这段话颇耐琢磨：毛泽东只是强调中国现在经济落后、没有条件当头，其暗含的意思，恰恰是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想当头，有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雄心。苏联也看清了这一点，这就孕育了后来的中苏冲突。但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能不面对中国所谓「政治大国与经济小国」的矛盾。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东方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例如日本直到今天都面临著所谓「经济大国与政治小国」的矛盾，印度也希望自己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能处在大国的位置。毛泽东当年要高速发展，就是要迅速改变中国作为经济小国的地位、变成经济大国，使中国「可以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这是表面的说法，骨子里的意思，就是要名副其实地做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其背后，还是一个「中华中心主义」。这是毛泽东的圣人梦的一个重要组成，也得到共产党内的一致支持：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就有一种情绪，很多人都说，老大哥不行了，该由老二哥来掌权了。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用高速度来解决经济小国和政治大国之间的矛盾，至少在党内，是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

美国和台湾的因素也不可忽视。考察毛泽东的心理，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毛泽东一辈子不断和别人斗，许多人都被他打败了，按理说在手下败将面前他应该趾高气昂，但毛泽东却相反，那些被他打败的人，后来都成为他心理上抹不掉的梦魇，形成巨大的压力。在党内，毛泽东打败了王明，却仍忘不了王明，总觉得他是最大的威胁；在国内，他打败了蒋介石，却也是念念不忘老蒋，蒋介石的存在，台湾的存在，总是他的心腹之患，而我深信蒋介石也念念不忘毛泽东。毛泽东的蒋介石情结和蒋介石的毛泽东情结，都很值得研究。毛泽东还有个赫鲁晓夫情结，以后我们再作讨论。这里要说的是，1958年蒋介石的威胁却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因为蒋介石的背后有美国，美国显然是想把台湾变成太平洋上一艘「不沉的军舰」，作为对付、制约中国的基地，这对毛泽东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1957年，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连续发表几次讲话，都带给毛泽东很大的剌激。1957年4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将单方面禁止对中国的一切贸易」；5月13日杜勒斯宣布，将继续承认和支持中华民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6月28日杜勒斯发表演说，宣称「要尽一切可能使共产主义这种现象在中国消逝」。[92]杜勒斯这一系列的表态，都发表在1957年，这构成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重要政治、心理背景。美国一再表示敌视中国、要对中国禁运，一再表示要支持台湾、支持蒋介石，这对毛泽东形成一种「被包围」的心态。这很容易唤起他的历史记忆，他总觉得自己是被包围的，在当年共产党发展初期，他就一直被蒋介石围剿，处于被围状态，好不容易把蒋介石打败，现在又被美国围剿，于是他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出重围的冲动。表面上，毛泽东是要冲出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包围，摆出一副反美、反西方的架势，但在骨子里，却还是希望得到美国、西方世界的承认和支持，同时也借此解除台湾这个心头之患，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梦。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家，毛泽东当然很清楚，关键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中国有了强大的国防工业、真正有了实力，就可以跟美国进行谈判，逼得美国承认自己。毛泽东一直强调这点，早在1955年，他就说过这样的话：「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象样子嘛，要受人欺负」。[93]1956年，毛泽东和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1901-1970，印度尼西亚），讨论中国进联合国的问题时也说：美国有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不怕我们」，自然不让我们参与国际事务，我们只能等待，「最好是等十一年，那时候我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中国从一个「大国」变成「强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94]所以，毛泽东在1958年，实际上是憋住一口气，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高速度发展经济，以冲破以美国为首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包围，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他这口「气」，更是表达了冲出重围的民族情绪，不仅在党内，在全国人民（工农基本群众，也包括知识分子）之中，都会引起强烈共鸣。

这里顺便谈谈毛泽东在1958年8月作的一篇「奇文」：炮击金门。毛泽东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作战方针：「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门、马祖」，「打打停停，一时大打，一时小打」，[95]最后变成「单日打炮，双日不打」，[96]并且都事先通告。这大概是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打法，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想象力。对此，他公开宣布炮击金门的目的，是要利用、扩大美与蒋之间的矛盾，「联蒋抗美」，为两岸和解与统一埋下伏笔。但其实，毛泽东的意图，更是要借大跃进的势头，向美国显示力量，以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中美谈判从1955年开始，由于美国无意缓和中美关系，在1957年12月中断；现在，经过毛泽东的这番示力，又于1958年9月重新恢复。[97]尽管中美关系真正的和缓，是在中国拥有了核武器之后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但显然毛泽东在1958年已经埋下了伏笔。这一箭双雕的两大伏笔，显示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更是起了振奋民心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年轻大学生眼里，金门炮击显示了毛泽东如此随意调遣美、蒋双方，实在是「神」了，也让我们扬眉吐气！

我们已经大致说清楚，正是这三个方面——所谓「大国责任」（背后是落后大国的焦虑和恐惧）；改变经济小国状态（背后是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雄心和野心）；冲出美国、西方的重围——构成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追求高速度、赶超英美的内在动因，并因此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

这样，在1958年追求高速度的同时，特意突出了「自力更生」的意义，是顺理成章的：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国家高速度的发展，这几乎成了一种民族的集体意志。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98]这样的建设路线，应该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走自己发展道路」思想的一个发展，也构成了毛泽东建国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合理性自不待言。但后来，在实际发展中，这却走向了「拒绝一切外国经验」的极端，形成某种程度的闭关自守，于是又有了后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开放。那是后话。

毛泽东的信心还在于，在他看来，不仅政治环境要在自力更生条件下追求高速度，中国社会制度本身也允许高速度、能够促进高速度。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在1958年他有一篇文章，叫〈介绍一个合作社〉，其中有一段话，在当时有非常大的影响。他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99]这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一期上，那一期杂志马上被北京大学学生一抢而空，毛泽东这段分析也在青年中不胫而走。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当时听了这些话实在是振奋，可以说是热血沸腾，其中一些句子到今天都能背得出来。

现在我们不妨对这段话作一个客观、冷静的分析。首先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整篇文章都在强调人的因素、人的作用。这样的强调，在理论上，当然是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分析毛泽东的思想，不能仅仅拫据文字，更要分析实践的结果。这段文字的背后是有社会实践的，我们要从社会实践的后果来看，他文字的实质是什么。这样，我们就注意到四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是强调「人多」的作用。毛泽东说「人多好办事，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多」的争论。我们讲中国的国情，总要提到中国地方大、人口多两大特点。北京大学的老校长，也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882-1982）先生，从1956年起就不断鼓吹新人口论，并发出警告：中国人太多，如果不加控制，会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经济和政治的后患，所以他呼吁实行计划生育。其实毛泽东本来并不反对计划生育，他在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里，谈到人口问题时，还提出「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的设想。[100]但到了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在理论上强调人多的作用，也就否定了马寅初这一批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控制人口的主张。当时我们这些大学生，就是用毛泽东的观点来批判马校长的。批判的结果，使得中国在五十年代没有及早节育，错过一个很好的时机：那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威信非常高，要实行计划生育几乎是没有阻力的。可惜，马校长当年的忧虑不幸变成了事实：过多的人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负担。这个祸根就是1958年埋下的，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101]

其二，毛泽东在文章里又强调了「人穷」的意义。毛泽东显然不认为经济落后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障碍，相反，却可以成为一个强大动力。这当然有他的合理性。刚才说过，中国老百姓太穷了，他们愿意更加迫切地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这构成了大跃进的群众基础。但在这个合理性背后，也蕴含著危险：如果将其推到极端，变成「越穷越革命」，就会落入「穷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革命，要搞资本主义」的逻辑陷阱。毛泽东自己就绕到这里面去了，首先是革命的目的产生了混乱：本来革命是为了让人摆脱贫困、富裕起来；如果富了就不革命，为了使人们永远保持革命状态，就只能让人们永远处于贫困状态。事实上，毛泽东后来也是这么做的。

这其实反映了毛泽东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无论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作为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当然渴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富裕，并为之努力奋斗；但这样的发展与富裕，又引起追求道德绝对纯洁性的毛泽东内心焦虑不安：他担心人们会因为物质富裕而精神空虚、堕落，并丧失革命性。因此，他要发动无休止的斗争，通过不断的思想改造——「兴无灭资」（这是1958年的口号）、「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来保持人思想的纯正和革命化。这样，通过人的思想改造与思想革命化，塑造「新人」，就成为毛泽东思想一个核心性的命题，也是毛泽东治国方略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他追求的，始终是物质进步与道德进步的同步发展，而且以道德进步来促进物质进步。但如此以「塑造道德纯粹化的「新人」为目标」的对人改造，被强制实行的结果，却导致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对人实行思想控制的意识形态专政，这又构成了毛泽东统治的最大特点。而这样的强制改造，本身也是虚假与虚弱的，在后毛泽东时代，人们由虚幻的道德崇高，迅速转换为道德的堕落，这既是毛泽东主观上要防止的，但又确实是对他的思想改造的一个无情的历史性报复。

这样「越穷越革命」的理论，其实践后果是更为严重的：毛泽东就是据此把农民分成两部分；穷苦农民是依靠对象，富裕农民则是打击对象一我们在以后的讲课中还会分析到，所谓「依靠的」对象，实际上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并造成严重后果。由此，中国形成仇富的社会心理，这也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虽然今天中国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但我们对仇富心态仍要保持一定的警惕，绝对不能再走劫富济贫的道路。

其三，毛泽东把中国称为思想文化上的「一张白纸」，这似乎有些费解：中国是一个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何谓「白纸」？实际上，这是宣布过去的一切在现在已不复存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毛泽东把历史文化一笔勾销的反传统的强烈欲望，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消除过去一切的重负，使中国成为一片文化空地、一张白纸，才能够用他的思想（他自称是「无产阶级思想」），「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构成了毛泽东文化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一再号召「和传统彻底决裂」，在反右运动之后的大跃进中提出「兴无灭资」，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发展成「扫荡一切既成文化」的极端。

其四，毛泽东强调劳动者的主人地位，这是毛泽东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1955年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里，他就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102]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泽东对劳动者地位的尊重和强调，也出于他对群众革命实践和劳动生产实践的尊重和强调，这是他一直坚持的实践论哲学，自有重要的意义，在今天来看，也自然有可以反思的地方，这里不作讨论。但毛泽东所作的判断：「劳动人民已经成为中国这块土地的主人」，却是可以质疑的：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实际实践中，劳动人民究竟有多大的权利？他们有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劳动者、工人和农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权力，权力掌握在自认为「代表」工人、农民的共产党、毛泽东手里，且常常变成「假主人之名，行一党之利」。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这里依然存在著毛泽东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两个侧面的内在矛盾。

这就涉及到大跃进的第二个要点——「党的领导」。

（二）党的领导

关于反右以后党的领导，我们在分析「五七体制」时已经讲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再进一步讨论，只想补充一点，大跃进时期强调党的领导，重点是强调各级党组织都要管工业。因为党管农业，在共产党来说是个传统，相对有经验；但党能否管工业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因为工业是科学技术性非常强的部门，过去是由有关部委党组织来组织领导的，地方各级党组织不直接组织领导工业生产。但1958年要建立各级党组织，特别是第一书记、党独揽大权的体制，强调党管一切，当然也包括工业，而且政治、业务一把抓。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毛泽东的个人情结。毛泽东会打仗这点，全党没有任何异议，但毛泽东能不能管经济，就成了大问题，特别是工业。毛泽东是农民出身，管农业还是有点本事，但他能不能管工业，在党内许多人心中是存有问号的。如前所说，1956年的「反冒进」，就充分说明毛泽东在经济，特别是工业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是曾经受到挑战的。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服气，他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宣布了「党委领导要有三条：工业、农业、思想」之后，又说了这样的话：「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103]所以他要实验；作为第一把手，他要亲自掌管中国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这是他要全面的、绝对的掌控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他「亲自掌管」的后果，我们以后再说。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在理论与实践上提出全党管工业，就会遇到一个矛盾：当时的党、党员，大部分都出身于农民，要这样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来管现代工业，显然有困难。但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在说「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时，已经隐含著一个意思：要用打仗的办法来搞工业、搞农业。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必然结论。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就将其归结为「革命战争万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据说枪杆子「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这就是延安经验。[104]其实这已道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也是毛泽东真正的优势所在：尽管对毛泽东的评价存在种种争议，但毛泽东作为「杰出军事家」的地位，是连那些对他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否认的。现在，毛泽东就要将他的军事才能、谋略、经验，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用战争的思维、手段、方法，来搞现代工业建设，打「经济大战」。这就意味著：最高统帅的意志与决心的决定性作用；指挥权力的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发布命令与强制性执行，即后来林彪在文革中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及对民众的战争动员方式，对思想、行动自由的限制等等。应该说，这不仅是毛泽东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特点，而且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方式和最大特点，以至直到今天当局所推行的「举国体制」，也还是这样的「准战争管制和动员方式」，其影响极为深远，造成的后果也极为严重，以后我们还会有许多的相关讨论。

其二，毛泽东所要构建的，是一个战争、准战争的经济、社会秩序。毛泽东早在他的青年时期，就表现出他对非常态的战争生活的深情眷恋：「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105]在1958年，毛泽东所追求、所要竭力实现的，也是这样「事态百变」中「人才辈出」的局面。

其三，毛泽东曾明白宣示，要「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106]这大概就是所谓「兵不厌诈」吧。现在，毛泽东以战争中「非我即敌」的思维去看待建设过程中的不同意见者，既视之为「敌人」，就用「纵横捭阖」手段对待之，其后果就自然十分严重了。[107]

问题是，毛泽东用战争的方式领导经济、社会建设的思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中，却有著深厚基础：这些过去跟著毛泽东用枪杆子打天下的干部，在1958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中，运用战争动员和控制的方式，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而且常常还有创造性的发挥，后果也就更加严重。

我们要重点讨论的是大跃进的第三个要点——「大搞群众运动」。

（三）大搞群众运动

之前我们也讲过，毛泽东的现代化路线，重心放在社会动员上，自然要搞群众运动。但大跃进时期搞群众运动，有一些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一个「破除迷信」的口号、提出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命题。这就是要实现我们前面讲到的毛泽东的基本理念：「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破除迷信」是1958年最响亮，也最鼓舞人心的口号。毛泽东当时有一个讲话「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服从外国一百多年了，吓怕了，什么都怕。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总觉得自己不行；对孔夫子说来，我们也不行」[108]——这里讲的是中国的双重压力，一是被外国人压著，有民族自卑心；一是被孔夫子压著，有劳动者的自卑心。毛泽东就要打破这两重自卑心。他问：「这是什么道理？」我们为什么要被外国人压著？我们为什么要被孔夫子压著？于是，就说了一番惊人之论：

我问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是住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这说明在这些看法上，是有迷信思想。[109]

他这一番「天论」，确实让人大开眼界。我是在文革中读到他的这篇讲话的一文革时毛泽东大量的内部讲话散布全国，大家都看得到。看了之后，我确实茅塞顿开，觉得毛泽东思维实在太怪、太有意思了，因此非常佩服，彷佛由此而进入另一番天地，有一种解放之感。

这背后，有著毛泽东的宇宙观与世界观。所谓「天」与「地」、「神」与「人」的议论，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是「试图从根本上抹掉人们幻想中的神仙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别，彻底消除世间凡民在法力无边的神话形象面前，自觉不自觉的自卑心态，从而确立现实人们和现实世界的本来位置」。[110]这其实是毛泽东年轻时代就已经确立的信念：「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神〔钱注：原文如此，疑应为「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111]所要确立的是「人」、「己」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这里还包含著毛泽东的理想：「把人提升到神的境界来肯定和歌颂，力求把现实社会改造得比天堂还好」，[112]这在大跃进年代，就演变成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之类的民间想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说青年毛泽东在1918年所强调的「己」，带有五四时期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那么到了1958年的毛泽东，他所说的「人」和「己」，就是一个阶级的、民族的「大我」，是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毛泽东现在所要作的，一是把他们组织起来，二是要破除迷信，解放他们的思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的这番「天」与「地」，「神」与「人」的妙论，用意即在于此。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的精神解放，除了要破除「神话」，还要破除「洋迷信」，于是，又有了关于「洋人」的一番妙论。在毛泽东的论述里，不仅要破除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迷信，也要破除苏联的迷信，以至马克思的迷信。

这背后隐含著两个目的，首先是要增强中国，以至东方落后国家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毛泽东强调，「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个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个多嘛」，他同时又说：「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话说得好，现在还是真理，还是适用的。现在我们先进，西欧落后。将来印度、印度尼西亚也不弱」，「我们藐视资产阶级，藐视神仙，藐视上帝，但不要藐视小国，藐视自己的同志」。[113]后来，毛泽东在接见巴西记者的谈话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列宁所指的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他看出亚洲要跑在欧洲的前面。现在，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除了亚洲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外，还要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先进的，而西方世界则是落后的」，「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他们」，「他们虽然有钢铁和原子弹，但是这些东西是拿在落后的人的手里，拿在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一时耀武扬威，最后总是要垮下去的」。他强调：「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114]毛泽东显然是把中国视为「先进的亚洲」的带头人，他所鼓吹的，是具有鲜明「中华中心主义」色彩的「东方民族主义」一毛泽东这里的论述，既是他在1956年提出的「第三条发展道路」思想的发挥，又孕育著他在七十年代所提出的「第三世界」理论，以及中国应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思想。因此，在他心目中，中国高速度超英赶美，是东方（无产阶级）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决战。一位出席八大二次会议iii的代表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兴无灭资的问题」，「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和超过它〔钱注：指美国〕，就预示著资本主义世界灭亡的速度加快」，[115]这是符合毛泽东想法的。

毛泽东同时还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要将一切有用东西都学来，无用的东西则反面学，以我为主，不是盲从」。他明确表示：「我们不提〔钱注：苏联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之类的口号」，而「提我们现在的一些口号，反而好些」「我们的口号高明些」。[116]毛泽东于是提出「中国和苏联哪一个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显然认为，中国是会超过苏联，实现早过渡的，但他又说，要给苏联人留点面子、让它先过渡，我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117]

毛泽东还要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心。因此，他毫不含糊地指出：「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我们要努力」，[118]并批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119]陈伯达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就专门谈到「马克思主义」里的「民族主义」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在马克思的语言里，添加了许多中国的语言」，「这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思考的问题」，「一个国家和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他强调，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提出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就标志著「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有了新的独立的语言了」，[120]这些话大概都深得毛泽东之心。对于毛泽东，发动中国的大跃进，不仅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会打通中国和他本人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路。

在国内，毛泽东同样要「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大长劳动人民的志气」。于是，就有了发给大家的《课用选文》中的这一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毛泽东对于辽宁一个小型机械厂制造出拖拉机的报告所做的批示，[121]并由这个工厂的普通工人的创造，引出一个重要论断，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而且指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任务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以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122]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命题：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八大的会议上，他旁征博引，一口气讲了古今中外20多个人的故事，我这里简单提几个，他说：古代的甘罗，12岁做了秦相吕不韦的家臣，后因功封为上卿；贾谊18岁已能诵读诗书，善文章而为乡人所称誉；释迦牟尼29岁创立佛教；《西游记》里的红娘，还有荀灌娘，年仅13岁就率兵突围；罗成14岁起兵，岳飞死时才38岁，王勃少时显露文才，著有〈滕王阁序〉，晚唐大诗人李贺死时才27岁，李世民18岁率兵参加反隋战争，26岁当皇帝，周瑜33岁大破赤壁，孔明26岁写〈隆中对〉，达尔文22岁开始环球旅行，杨振宁（1922-）35岁获得诺贝尔奖，李政道（1926-）31岁，还有聂耳（1912-1935）23岁写《义勇军进行曲》等等，滔滔不绝。毛泽东说了一大堆，就是要大长青少年的志气，说明创造历史的，常常是年轻人，号召出身卑下的人不要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振奋精神。

这当然是有极大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的。尤其是毛泽东把目光转向社会底层，对那些社会地位比较低、学问比较少、条件比较差、被人看不起、受压抑、受迫害的底层人民，给予特殊的关怀，鼓励、支持他们去大胆创造。这在当时的农人、工人、小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许多人都感到毛主席在给他们撑腰，因而充满希望、雄心勃勃地投入大跃进的行列，涌现出许多来自底层的发明创造，也在实际上增强了大跃进的群众基础，这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123]

但是，当毛泽东由此而推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论断，并以此指导实践，就不仅产生了理论上的谬误，而且在实践中带来许多严重后果。这在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需要作一番清理。

首先，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命题的背后，有著毛泽东的哲学和伦理。如一位研究者所分析：「他十分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著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赋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蕴育著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著衰亡」。[124]这里还隐含著《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Ross Terrill，1938-，澳洲）说的毛式生活观、世界观：「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125]

更重要的还有毛泽东的「人民观」——毛泽东有一些基本概念，如「党」-「组织」；「人民」-「群众」；「矛盾」-「阶级斗争」等等，都有它特定的内涵，很值得研究。毛泽东的「人民」，首先是一个集合体，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公」与「群」的概念；单独的个体，具体的个体生命（「个」与「私」）的价值与独特性，都在关注之外、是它的盲区，而且是应该融入与服从于「公」与「群」的。因此，毛泽东强调「人民至上」观，内含著一种集体主义的道德理想，其集中体现就是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伦理观。[126]这当中自然有许多问题，这里不多说。「人民」在毛泽东这里是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甚至神秘色彩的概念。但毛泽东却赋予它极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大概有三个方面：其一，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他理解的阶级斗争，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因此，人民在毛泽东的历史观里，就具有推动历史的动力的意义。其二，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毛泽东关于「人民授权」的论述，指出人民还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合法性基础，也是统治权力的渊源。其三，这里所提出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命题，表明出毛泽东的「人民」，主要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卑贱者」，特别是工人与农民，这是有著阶级的内涵的，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人民」，同时又是智慧与美德的渊源。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讨论「谁聪明、谁愚蠢」的问题，其实是要颠覆五四科学主义的「知识中心主义」；按照「知识中心主义」观念，拥有丰富书本知识的「高贵者」（知识精英）最聪明，而仅有实践经验的「卑贱者」（劳动者）则是愚蠢的。毛泽东现在将其颠倒过来，就是要变「知识中心主义」为「实践中心主义」、「伦理中心主义」，变「精英（高贵者）中心主义」为「人民（卑贱者）中心主义」，从根本上剥夺知识分子在文化知识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哲学里，「人民」多少具有中国传统中「道」和「天」的意义，人民意志就是「天道」，毛泽东说：「〔钱注：我们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127]绝不仅是一种修辞。

问题是这样的哲学、伦理观、世界观，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就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这一命题里，包含著「卑贱者一定聪明，高贵者一定愚蠢」的逻辑，不仅将卑贱者和高贵者对立起来，也将底层民众和上层精英对立起来，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并隐含著反精英、反专家、反知识、反文化的倾向。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就痛批「有些同志甘愿当资产阶级反动派学者的奴隶，是殖民地人民精神不振（做久了奴隶的反映）」，甚至断言「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被敌人统治著」，进而号召「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128]这样的反精英、反知识、反专家的倾向，和「外行领导内行」的指导思想结合起来，19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大量的反科学的行为，就几乎不能避免。

还有一个逻辑隐含其后，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命题，就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129]卑贱者不是一直受压吗？现在说你最聪明，你就翻上来；高贵者不是高高在上吗？现在宣布你最愚蠢，就要打下来。这里存在著一个「将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压迫者变成被压迫者」的所谓「革命」理念，其结果就必然将革命变成由一种新的压迫、奴役，代替旧的压迫、奴役的历史的循环。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毛泽东的革命的问题所在。具体到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而言，首先就会制造一系列的对立，这大概也就是毛泽东的「设置对立面」吧。在这其中，有「学问多的名人」和「文化少的人」的对立，社会地位高的人和社会地位低的人的对立，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的对立，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对立，老古董和年青人的对立等等。然后，这样的对立被绝对化，并被赋予一种阶级斗争的意义，变成一个「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的关系。其结果，就是要鼓动后者打到前者，并取而代之。这是典型的「制造阶级斗争」。

应该说，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理论在党内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农业社会本来就是培育民粹主义的土壤（我们在前面说过，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自己就是这么分析的），而且党内许多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一直在文化知识上存有自卑感，觉得自己和知识分子「没有共同语言和感情，就敬神而远之」。因此，毛泽东的这一番理论，就让他们有一种解放之感，并迅速变成对知识分子的「藐视，蔑视」以至「仇视」。江苏省委〈关于传达和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就很能说明问题，这篇报告对知识分子作了这样的分析：「这些道貌岸然的「学者」，有的是对党有刻骨仇恨，愿意带著花岗石的脑子去见上帝的顽固分子；有的是一贯崇美亲美的投机政客和实行奴化教育的「专家」；有的是不择手段弄虚作假骗取名利的大骗子手；有的虽有一些真才实学，但对却是以奇货自居，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贪心分子。具有真才实学而又诚心诚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还是少数」，而其结论是：决心要「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贯彻到底，拔掉所有的灰旗、白旗，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红旗插遍各个角落（例如大学的各个教研室、厂矿的各个科室、各个科学研究所和技术推广站等）」。[130]这样，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命题，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实践中，就必然变成对知识分子的新的改造与专政，而且如江苏省委报告所说，这样的改造与专政，是要落实到基层（教研室、科室）的。于是，就有了毛泽东时代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对此也直言不讳，就在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公开宣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131]问题是，这样的「二十世纪的秦始皇专政」，在中共党内是得到广泛支持的。

在1958年，毛泽东就由「藐视，蔑视，仇视知识分子」而制造了一场阶级斗争，即所谓「拔白旗」运动，把那些地位高的老古董、老教授，有文化、学问大的权威人士与大人物当成「资产阶级白旗」，以此号召地位低、文化不多、年轻的青年学生与小人物，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这被称为「拔白旗」。这几乎是文革期间学生批斗教授的预演。问题是，为什么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会响应号召，批判自己的老师呢？除了青年的幼稚、对党的盲目轻信等原因外，还因为老师和学生之间有时候也会有矛盾，特别有些老师盛气凌人，喜欢摆权威架子，不能平等对待学生，因此学生心里有气。而且，客观地说，学者中也确有「南郭先生」，有并无真才实学的「学霸」，存在著压抑年轻人、小人物的现象，一些年轻人确实积郁著某种怨愤情绪。而鲁迅早就指出，群众中的怨愤是极其危险的，它极易被利用。[132]1958年，毛泽东就成功地把群众的怨愤之火引向知识精英。仅北大一校，受到批判、被拔白旗的文理科教师就有60多人，中文、历史、经济、法律、数学、物理等系当中，有40%多的教授、副教授都遭到了批判，[133]其中就有我念研究所时的导师王瑶（1914-1989）先生。

首当其冲被「拔白旗」的，就是北大老校长马寅初，他的新人口论遭到了围剿。马校长当时已经70多岁，但仍很顽强、拒绝出席批判会，于是外头就用高音的喇叭对著他卧室的窗口日夜喊叫，折磨这位老人。但他仍不屈服，公开发表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134]——现在想起来，在那样一种「红色批判风暴」（可以说是文革红色恐怖的先声）中，马校长能够顶住，确实很不容易，表现出知识分子中确有不屈服者。

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吸取历史教训：在中国，这样的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即所谓「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很容易依附权力，并以贵族态度藐视民众；而中国民众则很容易为民粹主义思想所裹挟，在他们无力、也不敢反抗权力者的压迫的时候，就极容易把怨愤转向知识精英。这样的彼此不信任，以至仇恨，是极容易被政治家和权力者所利用的：毛泽东时代如此，今天也依然存在著这样的危险，是必须引起警觉的。

大跃进的「群众路线」有两个侧面，在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同时，还被具体地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也就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是一次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自觉尝试。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其工作报告里，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了这样的概括：「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35]后来，毛泽东还提出一个「土洋并举」。[136]我们大体上可以将这四个「并举」，看作是毛泽东对他在〈十大关系〉里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思想的一个发展，如刘少奇在报告里所说，这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应用和发展」。[137]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的阐释。他说「同志们须知：一万年（后）还会有跟大企业并行的中小企业的，还会有那时的「小土群」和「小洋群」，还会有「土洋结合」这种事情。不过那时所谓「小土」的内容和形式，跟现在大不相同吧了。宇宙是一个统一的多样化的宇宙，这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一条法则」[138]——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提醒全党，在我看来也是提醒后人，要从哲学的高度、从宇宙的统一的多样化，来认识大中小、土与洋对立统一的思想的普遍意义，这是极具启发性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应该说，这四个并举的方针是较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在中国这样幅员广大、条件复杂的国家，如果只是像西方国家那样集中在少数地方发展大型工业，并不能解决中国工业化问题。中国不仅不能单纯地发展工业，必须在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发展工业也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不能集中搞少数大工业，必须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结合；不能只是集中在中央、大城市里，而是必须分散在全国各地；[139]也不能只是洋的方法，而必须要土的方法。这样一个方针，从今天看它对中国的工业化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所采取的这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四大并举方针，解决了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一，发展劳力密集型的农业、轻工业和地方小型工业，有助于解决城市和农村的失业问题，而且在地方、农村发展工业，可以在地就业，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最感困惑的城市人口膨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国人力资源和地方资源丰富的优势。其二，「地方工业的发展会促进中国比较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农村的工业化将是消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第一步」。其三，毛泽东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农村工业，还包含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按毛泽东的设想，这可以促进劳动者直接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同时避免形成新的技术精英集团[140]——应该说，这样的分析和描述，比较准确地说出了毛泽东的意图，尽管在实践中发生了许多扭曲，也产生了许多弊端（如对技术精英的全盘否定，劳动者也没有真正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但在实践中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内含的合理思想因素，不可忽视和轻易否定。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土洋结合」的方针，它有打破现代科学迷信的作用。在发给大家的《课用选文》中，有一篇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篇名：〈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这篇文章很长也非常重要，是毛泽东著作中比较系统、全面地闱释他的政治经济思想的文章。他对土洋结合方针有一段在我看来非常精采的论述，他说：「我们是要采用先进的技术，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落后的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他还说：「在农业上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无机肥料也要有，但是如果只靠它，而不同有机肥料结合起来，会使土壤硬化」[141]——这些话在当时大家并不觉得怎样，但我们今天在反思现代性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思想相当可贵，是超前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在2008年大陆发生雪灾、震灾时，才发现现代化生产与生活的软弱性。一旦没有电，我们整个生活就瘫痪了，这时候怎么办？没别的办法，只能靠工人爬上电线杆，用铁锤去敲冰，这就是土的办法；汶川地震时，交通中断了，机械设备一时用不上，只能徒步前行。当然最后还是要用现代机械，就是要「土洋结合」。过去我们以为现代化就是机械化、自动化，形成一种机器崇拜，这是有问题的。另外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手工业劳动要不要保留、还有没有意义？是不是随著现代化，手工劳动就必须消灭？这不仅是一个现代建设发展道路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人的健全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当年的思考，确实具有一定的超前性。[142]

当然也应该看到，毛泽东当年提出「全民办工业」，什么事都全民大办，这也带来很大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命令经济」v的发展模式：由集中了全部权力的各级党组织，根据上级的要求或自己的主观意志，完全不顾客观需要与可能，也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依靠行政命令，集中所有的财力、物力和智力，用土的办法，一哄而上、「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时间，「县县办工厂，乡乡办工厂，规模之大，声势之壮，前所未有」。[143]甘肃省从1958年1月到6月，半年时间内，就在全省办了22万个工矿企业，而全省每个乡平均有110个工矿，每个农业社有12个厂矿；河北定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建起「530个中、小工厂，平均每天有35个工厂投入生产[144]——虽然这些数字自然有很大的浮夸成分，但严重的是，如此一哄而起，会造成很大的人力、财力、资源的浪费与破坏，在后来的大饥荒年代，又纷纷下马。

问题也还有另一面：后来经过整顿，淘汰了大部分仓促上马、不符合客观需要、或不具备条件的项目，但也还是保留下来一批工矿企业；正是这一部分工矿企业，当经济恢复、发展时就都成了中国地方工业、乡办企业的骨干，八十年代中国乡办企业的迅猛发展，正是以此为基础。[145]这些年，在中国内地，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经常举办某个工厂、学校建立五十周年的庆典，人们自会注意到，这些工厂、学校都是1958年创建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今天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是1958年大跃进奠定的——在此之前，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了许多大型企业，1958年则建设了大批中小企业，而且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工业布局。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工业化方针所带来的积极、正面效用，这样的事实是不必否认的；[146]当然，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正视其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过于巨大。

大跃进的第四个方面是——「向地球开战」。

（四）向地球开战

毛泽东在1958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147]这最能显示毛泽东的性格，他早在年轻时就有一句名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如果说，在1957年，凡是妨碍他的人都被打倒了，从党内到党外他都大获全胜、享尽了「与人奋斗」的「无穷」乐趣;那么，到1958年，他就要进而向大自然宣战，以便再享「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的滋味。所以他提出要驾驭自然、主宰自然、改造自然，也就是要向自然开战。以后的事实证明，开战的结果是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革地球命」带来了大灾难，这却是毛泽东所不能控制的——但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向地球开战的问题，可能不仅是毛泽东，甚至整个世界工业化过程都有这么一个思路，都有所谓「人要征服自然」的冲动，包括西方人在内。直到今天吃了大亏，人类才知道要敬畏自然。这是整个二十世纪现代化、工业化的一个基本教训，到了新世纪（二十一世纪）我们就要自食其果：当前全球面临的气候与环境问题正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个惩罚，中国也不例外。

但同样是征服自然，毛泽东也自有其「创造」，并形成中国问题的特殊严重性。这就是在1958年毛泽东在鼓吹「向大自然开战」时，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到极致，达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登在《人民日报》上，叫做「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148]后来《人民日报》在发表一篇来信时，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标题。[149]当时大家都认为《人民日报》传达的是党和毛泽东的号令，因此为之兴奋不已。我作为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刚好正在北京郊区办小报，也大受鼓舞，立刻在油印报上，用通栏红色标题写下这句话，根本不怀疑它是否符合科学。

问题是，这种主观意志论却得到某些中国科学家的支持，而且是最著名的头号科学家，就是大家可能知道的，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1911-2009）。钱学森当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一篇文章，用他所谓太阳光能的「科学计算」，得出一个很惊人的结论：现在稻麦每年亩产最多到2，000多斤，如果实行「科学生产」，就可以达到4，000斤的20多倍」，也就是可以达到4万斤。[150]钱学森这么说，是要为当时报纸上大肆宣传的农业生产「放卫星」作「科学论证」。

1957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卫星，所以中国1958年也要放卫星，放不了真的卫星，就放高产「卫星」。那时正是秋收季节，《人民日报》每天都有骜人报导、数字一天一天飞升。先是小麦产量：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报告亩产3，530斤；6月30日报导河北安国亩产5，103斤；7月12日河南西平报7，320斤；到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的一个农场亩产就飞跃到了8，585斤了。接著是早稻亩产，也是节节高升：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57斤；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宣布达到60，437斤，简直就是发疯了。[151]但这样的吹牛还不过瘾，到9月18日，《人民日报》就有了最惊人的报导：「广西环江县创造了亩产13万斤的奇迹！」这大概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大多产」吧，只要你有胆量胡想乱吹，就有多高的产量编造出来；后来经过证明，这全部都是虚假的。

40年后，一篇〈狂热及其灾难〉揭开真相：原来「水稻亩产13万斤」的「卫星」是这样放出来的：先把一块一亩一分三厘[152]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犁耙、深耕后堆如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于田中，再从附近100多亩良田中挑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这一亩一分三厘的田中并兜，密植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在「验收」那天，除了指使挑粮农民反复过秤之外，还从其他生产队粮仓里挑出一担担粮食混入过秤队伍，这样连蒙带骗，就创造出了「全中国，全世界水稻亩产的空前纪录」。更为严重的是「狂热」带来的「灾难」：既然放了亩产卫星，全县粮食产量也不能少；因此，尽管环江全县实际粮食只有1.5亿斤，却上报3.3亿斤，上级就据此下达0.71亿斤的征购任务，最后只能苛扣农民口粮。到大饥荒年代，全县农民非正常死亡就达5万人，这就是所谓「一颗「卫星」五万人命」。[153]

问题是，当时绝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这样虚报的高产量。像我们这些年轻大学生，从来没有在农村干过活，就觉得13万斤听来挺过瘾的。但不仅是我们这些无知的青年相信，竟连农家出身的毛泽东也相信了。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轻信？毛回答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亩产几万斤，因此就相信了」。[154]其实这也是一个托词，关键在于毛泽东当时需要这样的高产数字，以自欺欺人。[155]

而且，这样的「高产风」，正是毛泽东自己号召的结果。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向他汇报全县计划夏秋两季计划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泽东十分兴奋，并作了这样的发挥：「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156]县委书记的「两千斤」当时就有些离谱，但在毛泽东的想象里，却立刻变成了「几千上万」，随即通过《人民日报》的报导，传遍全国，十几天后，就成了党的决议：「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157]在中国的高度集权体制下，毛泽东高声呼唤「几千上万」的亩产，党的决议肯定「几十倍增长」，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奇迹」自然会被想象、制造出来。

我感兴趣、并且要由此而追问的，是知识分子的反应与责任。很显然，钱学森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而找出他的「科学依据」。而毛泽东也因为有了钱学森的「科学论证」，更加理直气壮、雄心勃勃地指挥全国人民向地球开战了。

而且还有为之宣传与演戏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本来就浪漫，在毛泽东推行经济浪漫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就紧跟著大演特演「时代狂想曲」——剧作家田汉（1898-1968）还真写了一部《十三陵狂想曲》。诗人郭沫若写了首诗，题目就叫〈向地球开战〉：他总是能实时写出「时代最强音」。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他们总是喜欢得天下风气之先，总是喜欢趋时、赶潮流。特别是大跃进这样「发疯的年代」，知识分子非但不能起到时代冷却剂、清醒剂的作用（这本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反而要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时代疯狂，知识分子更疯狂，这是很可悲的。

自然也有清醒的。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回湖南去见了他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哲学家，叫李达（1890-1966，字「鹤鸣」）。他当时是武汉大学的校长，因为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所以见面他就不客气了。他说：「润之〔钱注：这是毛泽东的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毛泽东回答：「这口号有两重性」。他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看起来不可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就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李达正告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这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公开挑战，他很尴尬，只好说：「我看你也发烧了」。[158]据说事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番话：「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159]

对于毛泽东与李达的争论，我们还可以作更进一步的讨论。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中，把人的主观意志与主观能动性推向极致，在和李达论争中一定程度上肯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极端口号，其实有深刻的哲学根源。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深为「心力说」所吸引。「心力说」在近代湖湘文化中极有影响，其所强调的，就是人的「心力」（精神）的主观能动作用，并将其推向极端。最早的倡导者谭嗣同（1865-1898）就在他著名的《仁学》里，这样写道：「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夫心力最大者，无可不为」，「若能了得心之本原，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毛泽东的启蒙老师杨昌济十分服膺谭嗣同的心力说，称读其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心力迈进，一向无前；我心随之，猝增力千百倍」，并作了这样的发挥：「人之力莫大于心，精神一到，何事不成？」[160]研究者告诉我们，「心力说」确实为杨门弟子所共同信奉，据说毛泽东当时还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老师给了个100分。将近20年后，毛泽东在陕北和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美国）谈及，还津津乐道。[161]这篇体现了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得意之作，现已无处寻觅，但我们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和流传下来的同学日记里，仍可见到这样的论述：「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162]「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163]正如研究者所说，毛泽东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一个唯心主义者或二元论者，变成一个毛泽东自称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理学与心学唯心主义也还潜藏在他心灵的深处」，[164]在他的思想或潜意识里，或许认为，如果将「心力」赋以阶级的内涵，变成亿万劳动者的精神力量，那确实可以做到「天下事」无可不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一个深层心理基因吧。当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并非不懂得这是有唯心主义之嫌的，在和李达的哲学论争中，毛泽东最后还是自觉理亏，也就是这个道理一一这里，再一次显示了毛泽东的矛盾。在大跃进年代的毛泽东，确实是时而狂热迷乱，时而冷静清醒，时而唯心，时而唯物。[165]

我们在此可以简单总结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它的四个命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有一定合理性，背后又都隐含著一些危险。「高速度」固然表达了中国这个落后大国的焦虑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恐惧感，有一定民意基础，但不顾客观条件追求高速度的经济激进主义，就会造成经济的混乱。强调「党的领导」，固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背后隐含著「外行能够领导内行」观念，就必然导致「瞎指挥」，即「用行政命令，以至军事专制」的手段来发展经济。强调「群众路线」固然注意到发挥底层人民的积极性，但背后的理念却是「卑贱者最高贵，高贵者最愚蠢」，把底层与精英绝对对立，因而排斥专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科学与理性「向自然开战」的背后，更隐含著夸大「心力」，即「人的精神力量、能动作用」的主观意志论。[166]这样，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他所提出的、有著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理论观念背后，已经隐含著巨大的危机，其实践的结果，也就必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

三、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围剿麻雀：大跃进的两个场景

刚才我看了同学的作业，有一个同学提出来说，「我不可想象大跃进是什么样子」。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比较形象的具体告诉大家，六亿人口的大跃进是一个什么场面。

先说「全民大炼钢铁」。前面提到，大跃进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在最短时间内赶上英国和美国。那么「赶上」的标准、标志是什么呢？当时想得很简单，就是钢产量，钢产量超过英国，就是超过英国了。这样的标准在今天看来，自然是相当粗陋的，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极大的动员作用。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都牢牢记住一个数字、至今不忘：「一〇七〇」。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1957年，大陆的钢产量只有534万顿，既然是大跃进，就要求1958年的钢产量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就是「一〇七〇」。而在当时钢产量能不能翻一番，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在我们心目中，「一〇七〇」不仅是一个经济数字，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但在事实上，这却又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指标。一直到1958年7月底8月初，准备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的时候才发现，从1月到7月底，全国只完成了380万吨，距离原定的1100万吨还差720万吨，时间只剩下四个月，看来要达到既定指标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但对毛泽东来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于是就在中央会议上作战斗动员，说：「不完成11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拼命干」三个字下面要加著重号」。[167]后来经过讨论，决议公开发布时改为1070万吨，留下约30万吨的空间。[168]但这依然是一个难以达到的高指标。怎么干呢？一是「书记挂帅，全民全党办钢铁」。他说你们书记回去之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和秦始皇要结合起来」，用铁的手腕，层层下命令，任务不完成就要处罚，从警告、撤职，直到开除党籍，[169]可以说是下了死命令，就跟打仗作战前动员一样。据说能否完成炼钢任务，还事关民族尊严与感情；陈云传达说，毛泽东已经告诉赫鲁晓夫，说中国要达到「一〇七〇」，赫鲁晓夫表示不相信，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Abram Efimovich Arkiiipov，1862-1930，俄国）还和陈云辩论起来。[170]因此当时有一个说法：要练「志气钢」，不能让苏联人看笑话。毛泽东还套用孙中山的遗嘱，说「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71]——顺便说一下，大陆建国以后，表面上好像很少提孙中山，但实际上孙中山的潜在影响是相当大的。毛泽东就讲，大跃进不是我发明的，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大纲〉里就已经提出来了。孙中山不是有个外号叫「孙大炮」吗？他也是中国的第一梦想家，毛泽东自认是继承了他的梦想。所以一直到1964年还在说「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172]

第二个办法，就是「全民炼钢」，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一声令下，小土炉立即遍布全中国，几乎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机关都有，连宋庆龄也在她的后院里面垒起土高炉。问题是到哪里去找炼钢需要的铁？于是，就家家户户砸铁锅、拆铁门，因为那时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家里自然不需要锅，社会治安很好，门也可以不要。当时还发动群众，包括小孩子，到处去挖垃圾堆里掩埋的废铁。烧高炉需要木炭，就满山遍野地砍伐森林，造成极大破坏。怎么运输？就牛、马、自行车通通上。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场面，当时《人民日报》有具体描述：

〔……〕通往山区的大路上，日日夜夜都是拧成绳的人群、马牛群、牛车群、小土车群、自行车群……。山沟里的景象更是壮观：满山满野的人堆，一片片的土炉群，狼烟冲天，人声吵杂，加上千万个风箱、风葫芦、鼓风机抽动的声音，真是热闹极了。〔……〕还看到许多从三里、五里、十里、八里赶来支援的老太太和孩子们；他们一个个都拿著在家煽火做饭和夏天拂暑用的芭蕉扇和难毛扇，目的是想为炼铁鼓风的。说起来这可能是笑话，但群众这种热情实在动人。特别是看到那些老太太一手扶著拐杖，一手拿著扇子，踏著雨后的稀泥向山上爬行时，真是激动人心！[173]

那一年，有9,000多万人上山，9,000多万人去炼铁，这是多大的场面。

全民大炼钢铁之外，还有你们谁都想象不到的全民打麻雀。毛泽东在1957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一定要灭掉四害」，「基本上变成四无国」，他要在全中国土地上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这「四害」。[174]毛泽东说：「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175]其实，毛泽东早年在设计新村运动vi时就有过建设「模范国」的设想，其中一条就是「街衢之修洁」。[176]到了1958年大跃进，他就要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了。而且毛泽东说要干就得干，不管能否做到都要做。于是，就有了「全民追捕麻雀日」。这是一篇《人民日报》的〈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三百万人总动员，第一天歼灭八万三〉的现场报导：

（1958年4月）19日清晨四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八百三十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二百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五时正，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著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麻雀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到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177]

这个场面我们当时都经历过。后来有一个画家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中国一个著名诗人，那天他就在屋顶上面戴了一副深度眼镜打麻雀。不知道在座同学对这样的历史场景有何感想，可能会觉得可笑，也可能会觉得恐怖：连小小的麻雀也难逃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大诗人郭沬若竟然写有〈咒麻雀〉一诗：「你真是混蛋鸟，五气〔钱注：原诗提到五气为官气、阔气、暮气、傲气、娇气〕倶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178]把诗写成宣判词，而要「清算」的是麻雀；这里的荒诞与专政思维，也同样令人瞩目。

围剿麻雀引起鸟类、动物学家的强烈抗议，因为从科学眼光来看，麻雀是益鸟，不能消灭。生物学家朱冼（1900-1962）还特意讲了一段历史：公元1774年，普鲁士国王曾下令消灭麻雀，后来麻雀果然消灭了，但从此各地果园都布满了害虫，不得不收回成命，还得从外国进口麻雀。毛泽东最后还是接受了科学家的忠告，下达了「麻雀不要打了」的命令，但这已经是1960年的事了。而朱冼却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强加「公开反对毛主席，把毛主席消灭麻雀同封建帝王灭雀模拟」的罪名。[179]其实，这确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随心所欲、异想天开背后的专制性。1958年发动全民灭雀，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由专制体制随著主观意志去围剿麻雀的荒唐之举。

四、我在大跃进中

我这里想要说的是，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我曾在北京郊区当过土高炉的炉前工，也参加过全民剿雀大战——的内心感受。回顾这段历史，引起我无限感慨，我想概括成三句话：「那时我们多年轻，那时我们多热情，那时我们多天真」。那么一股想改变自己国家落后面貌的热情，那么一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信任，那么一种众志成城的巨大力量，都被引向错误方向，一个反科学、反知识、反文化的方向，结果带来巨大的灾难。所有的善良愿望，都走到反面，造成了后来的大饥荒。这真是一个不成熟民族的巨大悲剧。

我还想再回过头叙述我个人的历史，也就是在大跃进年代里，我当时的遭遇、感受和心情。我的大学生活，跟你们完全不一样，大体可以分作两个阶段：从1956年下半年入学到1957年上半年，也就是反右之前，大概仅仅读不到一年的书，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之后，我就投入各种各样的运动。我们是新闻系的学生，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到北京郊区办公社小报，又到郊区农村去兴修水利，同时做宣传鼓动工作，后来又从北京跑到山西太原重型机械厂跟班劳动，同时帮助办工厂小报等等，基本上就没读什么书，一直在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和劳动。这叫做「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教育和无产阶级政治相结合」，这就是当时的教育改革。我那一段大学生活，幸而留下两段原始记录。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写了一本班史，那时强调全民写历史、写工厂史、写农村史，我们班也写了班史。这本班史里有关于我的活动的一些记录。顺便说一下，我觉得这种大家都写历史，写工厂史、农村史，还是很有意思的，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另外，我这次来台湾前翻箱倒柜，翻出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下乡札记，这都是原始材料，比较可靠，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些原始材料，来谈谈在大跃进当中的「我」。

在下乡札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斗争是火热的，周围生活也是蓬蓬勃勃的，周围的同志也都积极向上的，置身于斗争的旋涡中，置身于大跃进的最前列，自己为什么竟那么平静呢？思想有如一段空白，讨论会上竞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精神为什么振作不起来呢？力量何在呢？我责问自己，在同志的面前，我感到羞愧。事实证明，我是害怕斗争，害怕难苦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比较难苦的生活条件下，我在行动上没有开小差，但在思想上却是确确实实开了小差。我动摇过，希望回去过原来那样的生活，对现在这样的生活，我不是真正的衷心的热爱它，而是竭力去适应它，同时也就产生了厌倦情绪，希望赶紧结束这样的生活。当然我也有过矛盾，有时候也激动，甚至可以写下一些抒情的颂歌，但这究竟说明自己的思想有多大的变化呢？所谓思想改造的危机不正是这个吗？

这大概真实的反映了我在大跃进时的态度和心情：一方面努力地适应它，另一方面却并无热情，甚至在内心深处感到厌倦。这就是所谓行动上没有开小差，但思想上是开小差了。记得当时同学老批评我：「钱理群，你劳动的时候老是心不在焉，你就像教授在劳动一样」。心不在焉，我的心在哪里呢？

这里又有一段班史，记载了我的表现。当时我们有红专大辩论，辩论我们应该走什么道路，是走「白色资产阶级专家」的道路、还是「做红色接班人」？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

在二班的辩论会上， X X X同志〔钱注：仔细看这「 X X X」后写的是「钱理群」。班史是油印的，可以看出原稿上写的是「钱理群」，但后来党支部在审查稿件的时候，为了团结我，就把我的名字给去掉了，变成「 X X X」。那时候点不点名都是很有讲究的，是党对你的一个态度〕说：「我一心求的是学问，用自己的劳动，一步步走上去，我钻图书馆又不妨碍别人。况且，我不求好吃好喝，不求洋房汽车，我只求一本书、一间房、一杯茶，何以见得是臭不可闻的个人主义？」看何其清高。有人问他：「你说钻图书馆不妨碍别人，你为了节省时间，买电影票自己不排队找别人去带，吃饭的时候都找同学带，这不是极端利己主义吗？不是踩在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吗？」然后著重分析「他正是因为严重的个人主义，顽强走白专道路，所以在反右斗争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同情许多右派言论，根本谈不上保卫党，这是完全丧失一个共青团员立场的严重错误。在这些事实面前， X X X同志初步认识到，这条白专道路是丑恶的、是发臭的」。[180]

从这一段对我的批判和我的反驳，就可以看出当时我的心在哪里：我还是向往著一本书、一间屋、一杯茶的书斋生活，这在那个时代就叫作坚持「白专道路」。具体说，我还是坚持我的作家梦、学者梦，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还是抱著入学的时候、年轻时候的那样一个理想。在一份思想总结里，我谈到自己的灵魂深处还念念不忘「资产阶级的绝对民主、自由、人道、友谊的追求」，并越来越感到生活中有四多：劳动时间太多，政治学习太多，集体学习太多，政治活动太多。我受不了，我觉得这妨碍我的自由、独立，感到压抑、不自由，有著非常强烈的孤独感。有一次忍不住了，在小组会中作了一个长篇发言，题目是〈呼吁人情和友情〉，结果自然是遭到一顿训斥。另一方面的压力，自然是我的家庭出身的压力，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回家向我的大哥倾诉。大哥讲了一番道理来说服我，我至今还记得，他是这么说的：你要算一笔帐：我们这样家庭是少数，劳动人民是大多数，为了使大多数劳动人民得到解放，我们这些少数人受到压抑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接受的」。这样一个「大多数与少数」的逻辑，当时好像还是有说服力的，甚至在我心里产生了某种悲壮感。

当然生活中还有另外一面，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上层社会、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庭和学校的年轻人，第一次到工厂、到农村，第一次和工人、农民在一起同住同吃同劳动，确实给我打开了另外一个天地，是我原来在上层社会的书斋生活中所没有的，因此给我带来非常新鲜的感受。这里我想读一段我的日记，这是1960年的春天，我到北京郊区一个人民公社去劳动，因为是在北京郊区，我住进一个小土房，土房旁边却是一个工厂，因此有种非常特殊的感受：

屋子里是豆粒一般的煤油灯焰，而从窗户里望去，却是一排珍珠般的电灯光和高大的工厂厂房的模模糊糊的影子，时有汽车从紧靠著我们房子旁边的公路上走过，大喇叭里传出的音乐声，刚刚还在响著，而现在已停息了。我又想起来了，好像有人在说话，但已经听不清楚。这一切都使我想到我们的祖国，是的，我们的祖国现在还很落后，在这间小屋子里，我依然还在点著煤油灯，但如果有人只看见这煤油灯，而没看见其他的东西，没有看见在这里所展现出的未来，他就是没有真正暸解我的祖国。不是吗？现代化的工厂、马路已经伸展到这小村镇里来了。而在这间小屋子里，点起电灯的日子也绝不会很远了。这电灯和点著煤油灯下的农家小屋交织在一起。这幅图画也许有人觉得奇异，但在我看来，正是我们祖国的工农融为一体的象征。这如豆的煤油灯焰，还使我想起了延安，想起了那些吃苦岁月里我们的先辈，他们就是在这煤油灯下学习和工作著。而我们的后代呢？他们不会再在煤油灯下学习和工作了。对于我现在这种在煤油灯下的生活，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难苦，但何尝又不是一种幸福呢？我们的后代真要羡慕我们呢。真奇怪，这屋里的煤油灯和屋外的电灯竟引起我这么多的遐想，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激动过。在书斋里待久了，脑子里充满了小我，这些富有诗意的关于我们祖国和现在未来的遐想就被挤掉了，没有自己的位置了，久而久之，心灵也变成了冰，成为任彳可事情都激不起涟漪的死水。这也是一个真理：痛苦、苦闷、空虚是个人主义的忠实伙伴，一个人少想一点自己，多想一点祖国，世界的命运、人类的未来，就少一份痛苦，多一分幸福。严酷的生活不就这样证明著吗？但就这一点来说，到农村来吸些新鲜空气，对我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我感到欢欣。但同时也有点著急不踏实，明天我将怎么样开展工作呢？我将怎么样面对工人，面对农民呢？工作、战斗的强烈欲望攫住了我，我渴望行动……[181]

这是我到农村去的一段日记。然后又到了工厂，又有了这样的日记：

今天我第一次参加工人小组会，工人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我。工人谈话时，我呆立一旁完全插不上口，我发现，和工人在一起，我感到局促不安，和工人的关系有点僵硬，我遇到群众关了。

按照党的指示，我到一个先进小组李克盛小组跟班劳动。和工人一起，连续干十二个小时，同时还搞宣传工作。工人们也忙得团团转，顾不得和我说话，可是我感到大伙对我亲切多了。过年以后，小组董师傅病倒了，我急忙赶到他家里去，他躺在炕上，他的老伴告诉我：「有天晚上睡得好好的，老头子猛的从床上跳起来，卷起铺盖往外跑，我追上去问，他才说了话：厂里任务紧急。后来一回家一进门就病倒了」。可是董师傅却对我说：「我今年才六十四岁，还能干十五年的活。毛主席说，要十五年赶上英国，我心想，我今年就要赶上英国。为了早点到共产主义，我为什么不卖力气，让我离开大家，老待在小家里根本办不到。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旧社会我倒有个小家。可是像掉在树梢上的鸟窝一样，老鹰一来，就全完了。现在这个大家像厂里槌轮一样有力量，谁敢来招惹，一下就把他的骨头砸碎」。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董师傅的话老在我耳边响著，那铮铮作响的语言，那闪闪发光的思想，像一道电光照亮了我几年来所走过的漆黑道路。不久之前自己还认为劳动是件苦事，把劳动当作生活第一需要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小家也就没有天俭之乐，空虚得很。在董师傅面前，这些肮脏的思想多么可耻和丑恶啊。下定决心老老实实拜工人为师，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连我也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我的思想感情开始变化，我成了李克盛小组迷，有事无事总爱向小组里跑，有时作梦也想到他们。在一个温暖的夜里，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从前但爱书房静，今朝更喜机房喧。今日方知劳动贵，忘却小我喜开怀。从前只觉家人亲，反动阶级难舍分。如今小组得亲人，开口闭口谈克盛。小组好比一面镜，天天对镜洗心尘。一见小组心境高，个人主义难生存。夜深人静扪心问，配不配做小组人。痛下决心脱胎骨，誓作工人阶级一小兵」。[182]

这确实是我当时真实的思想。在21岁那天的日记里，我写下这样一段话：

做劳动人民的儿子，做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我对自己生日的祝词，同样也是誓词。[183]

我今年70岁了，回过头来看我21岁的誓词，显然，我现在的思想和选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似乎又和当年的选择之间存在著某种联系，这是很微妙的，也很发人深思。

编注

1. 成都会议：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年3月9日于四川成都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评1956年周恩来等的「反冒进」，并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问题，为发动大跃进提供思想理论。

2.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57年9月20日于北京召开。主要交流了各地整风运动、反右运动的情况。

3. 八大二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958年5月5日-23日于北京召开。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4. 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于延安召开。会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领导思想。

5. 命令经济：指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而非市场机制。在命令经济下，企业的生产目标、企业活动活动，以及经济失调时的调整，皆透过行政命令订定。

6. 新村主义/新村运动：为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改造实践，强调无压迫、无剥削、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野的共同生活。新村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从日本而来，吸引了五四时代的青年，如周作人就在《新青年》上对日本的新村主义系统地介绍，毛泽东在1918年居长沙岳麓书院时，曾计划建立「新村」。

[1] 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月2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43。毛泽东的说话请见同篇注释（4），页44。

[2] 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页589。

[3] 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页591。

[4]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87。

[5]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85。

[6] 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页1。

[7]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85。

[8] 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页591。

[9] 参看汪澍白：《毛泽东的来踪去迹》，自印本，页47-48、57。

[10] 汪澍白：《毛泽东的来踪去迹》，页57-58。

[11]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关于「真志」与「盲目之志」有如下议论，颇值得注意：「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见〈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86。

[12] 毛泽东：〈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968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81。

[13]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85。

[14] 毛泽东：「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见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页591。

[15] 毛泽东：〈论鲁迅〉（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43。

[16] 毛泽东：〈沁园春•雪〉（1936年2月作，1945年11月14日传抄发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68-69。

[17] 1958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集中体现在所谓「大跃进民歌」里，那时到处充斥著这样的颂歌：「毛泽东，毛泽东，插秧的雨，三伏的风，不落的红太阳，行船的顺帆风，要想永世不受穷，永远跟著毛泽东」（湖北江陵民歌〈歌唱毛泽东〉），「阳春三月好风光，四川出现双太阳，青山起舞河欢笑，人民领袖到农庄。」（四川简阳〈四川出现双太阳〉），「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是草原上不落的太阳。」（甘肃藏族〈草原上不落的太阳〉）等，见周扬、郭沫若编：《红旗歌谣》（北京：红旗出版社，1959）。

[18] 卢西恩•派伊（Lucian Wilmot Pye）：〈毛泽东的心理性格及政治得失〉，萧延中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页256。

[19] 卢西恩•派伊：〈毛泽东的心理性格及政治得失〉，萧延中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从奠基者到「红太阳」》，页260。

[20] 卢西恩•派伊：〈毛泽东的心理性格及政治得失〉，萧延中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从奠基者到「红太阳」》，页256。

[21]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74。

[22]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72-373。

[23] 卢西恩•派伊：〈毛泽东的心理性格及政治得失〉，萧延中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从奠基者到「红太阳」》，页259。

[24] 理查德德•索罗门：〈革命领袖与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作用〉，萧延中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一第二卷：从奠基者到「红太阳」》，页266。

[25] 毛泽东：〈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17。

[26]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86。

[2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636。

[28]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59。

[29]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修改〉（1963年5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305。

[30]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85-89。

[31] 参看汪澍白：《毛泽东的来踪去迹》，页48-53。

[32] 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1958年7月1日作，1958年10月3日发表），《毛泽东诗词集》，页105。

[33]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51。

[34]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243。

[35]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51。

[36] 我们在第一讲中，曾经谈到梁漱溟批评毛泽东的工业化路线侵犯了农民利益，引起毛泽东的勃然大怒。但人们却忽略了梁漱溟在1959-1961年间曾写了近六万字的长文，力赞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探讨「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他认为，关键在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得法而人类创造力乃大得其发挥表现」，而领导得法的关键又在能够「深深理解人心或人情——或说人类这一最高等的生命」，见粱漱溟：〈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1959年1月下旬-1%1年1月11日），《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3卷，页506。因此，他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集中领导，统一规划」（出处同前，页505），二是发挥群众积极性，「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出处同前，页440），前者「其表见的效果成绩自非任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所意想得到」，后者「似又非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所及的」（出处同前，页505）——梁漱溟的这些赞赏自然是从他自己的「人心」论出发的，他是把此文看做是一直在酝酿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一部分的，所以他在文章的〈跋记〉里，说自己是「谬托学习之名，却贩卖了自己的思想见解」（出处同前，页520）。但他确实又以自己的独特角度，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图有了同情的理解。毛泽东和梁漱溟，以及类似梁漱溟的知识分子的关系，远比人们描述与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37]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51。

[38] 参看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Isadore）：〈鲁索在当代世界的回响〉，本杰明•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H207-225。

[39]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50-351。

[40]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52。

[41] 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和儒学》（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页32。

[42] 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和儒学》，页22。

[43]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77。

[44]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83。

[4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91。

[46] 麦阳、刘蓬：〈写在前面的话〉，《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页 I。

[47] 毛泽东以领袖之尊，直接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的方式，其实还有另外一面：他依然摆脱不了地方官僚，甚至群众对他的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的欺骗和遮蔽。如研究者所说，「拥有无上权势的人也自有其不幸的」，「许多道人为的墙，将他和周围世界，和周围的人，甚至和最亲密的人，都隔绝起来」（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桃园：连结杂志社、香港：新苗出版社联合出版，2003），页342）。鲁迅早就提出过「包围」论，指出周围人们的包围，不但使拥有权势的「猛人」「近乎傀儡」，而且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页508）。研究者又指出，中共所控制的那架国家机器的愈来愈完备，毛泽东要想凭调査研究去获得直接经验的可能就愈来愈小，以至逐渐只能以被官僚机器可怕地加以夸大了的他主观的意图或幻想，当作「客观经验」」（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页344）。因此，我们今天再读当年有关毛泽东下乡视察的报导，会感到「毛泽东在和下属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天真、轻信与颟预，简直是令人万分惊奇的」（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页342），这也是毛泽东的悲哀吧。

[48] 参见毛泽东：〈为编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写的标题和批语〉（1958年3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65-166；以及毛泽东：〈为编印明朝诗人有关四川的诗写的标题和批语〉（1958年3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67。

[49] 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17中「收集民歌问题」的注释（22）：「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网〉（1958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17。

[50] 徐迟：〈《一九五八年诗选》序〉，载《诗刊》1959年1期。

[51] 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页103-104。作者介绍，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大胆的幻想家〉的短文，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注道：「此件可看」，并在文章里一句话下面划了重点线：「无数的幻想在他的脑中沸腾起来：人一定比燕子飞得更快…」足见毛泽东在1958年时时生活在无尽的幻想之中。后来毛泽东也有反省：「提倡敢想敢干，却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见陈著页104、108。毛泽东身边一位卫士对他也有过这样的观察：「他经常思考，久久地在那里沉思，并且为自己想像的东西而著迷」，见李连成的回忆：〈高处不胜寒〉，棹延赤：《红墙内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页165。

[52]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让秘书林克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亲自审定后，印发与会代表，见陈晋：《毛泽东之魂》，页103。

[53] 汪澍白：《毛泽东的来踪去迹》，页5。

[54] 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1958年7月1日〉，《毛泽东诗词集》，页105。

[55] 李锐笔记中的〈毛泽东1958年4月6日在广州听取汇报时的插话〉，《「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267。

[56] 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838-839。

[57] 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1963年12月发表），《毛泽东诗词集》，页124。

[58] 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20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406。

[59] 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据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下篇），页967。

[60] 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此段话见文革传抄本，在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的〈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中已删除（见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页182的编者注释（1）里说明：「编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删节」）。

[61] 原文：「陆象山日：激励奋迅，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页593。

[62] 原文：「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页601。

[63] 毛泽东：「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见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页230-231。参看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页93-95。

[64]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页246-247。

[65]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里曾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中要把自己的精神及身体的能力发挥到极点，正是和他的「圣贤之志」相辅相成的。见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页237。

[66] 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和儒学》，页40。

[67] 《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人罗斯•特里尔（Ross Tedll）对毛泽东的治国方式，有过这样的观察和概括：「一则湖南谚语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他就像打草鞋一样治理中国」。因此，他认为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变动性的。见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页323、320。

[68]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82。

[69] 青年毛泽东早就说过：「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见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页218。

[70] 韦政通：《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页63。

[71] 「一万年还会有野心家」，见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96；「一万年（后）还会有跟大企业并行的中小企业的」，见〈对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12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22。

[72] 韦政通：《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页64-65。

[73]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页201-202。

[7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329。

[75] 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82。

[76]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页184。

[77]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页185。

[78] 韦政通：《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页66-67。

[79]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dy Womack）：「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对适应形势的领导方式的关注不能把他从1957年后的「左」倾错误当中解救出来。当然，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它做到了，因为一旦那些政策遭到明显失败，他就会收回这样的政策。但是，经由试错的过程，并没有逐渐接近一种普遍正确的政策。并不存在一种经验上不断修正的循环，即〈实践论〉中所描述每一种后来重申的政策都改进了从前的政策错误的循环，而是产生了一种失败、危机、临时退却，但最终是更为极端的干预的恶性循环」。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页280。

[80] 辛子陵：《毛泽东全传》（台北：书华出版公司，1993）第6卷，页322-323。转引自韦政通：《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页66。

[81]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语。见当页注释（4），出处为汉斯•格斯和斯•赖特•米尔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转引自莫里斯•迈斯纳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辑：《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页2。

[82] 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毛泽东诗词集》，页135。

[83] 「大跃进」的概念并非毛泽东所创，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里首次提出，却令因高层反冒进而感到压抑的毛泽东十分兴奋。毛泽东到1958年5月还在重读这篇社论，又专门写信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众同志，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见毛泽东：〈重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的信〉（1958年5月2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254。

[84] 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814。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了「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的两种建设方针、路线（出处同前，页764），195 S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乘风破浪〉的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极为讃赏（出处同前，页766）。在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以后，3月成都会议就开始酝酿总路线，到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总路线才正式被提出和确立（出处同前，页814），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

[85]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八届全国代表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页305。

[86]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25-326。

[87] 转引自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页10-11。

[88]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文收《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89。

[89]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1918年11月1日），《鲁迅全集》第1卷，页323。

[90] 参看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页16-18、29-30、86-89、193-198。

[91]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25-326。

[92] 《杜勒斯言论选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页314。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280-281。

[93] 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页500。

[94] 毛泽东：〈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问题〉（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143。

[95]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301。

[96] 林荡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305。

[97]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279-308。参看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1958年10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1958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1958年11月），文收《毛泽东文集》第7卷。

[98]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1958年6月1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273。

[99]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77-178。

[100]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7年10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594。

[101] 对批判马寅初带来的后果，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参看，曹前发：〈「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说之历史误读〉，载《百年潮》2009年第12卷。他的主要根据，就是毛泽东也说过肯定计划生育的话，从现有文献看，毛泽东至少讲过19次：1956年、1957年、1960年、1975年都讲过。作者的结论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是努力提倡节育和计划生育的。愈到后来，这个思想愈坚定」，「毛泽东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决策人」——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没有提倡计划生育，这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102]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227。在按语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论述，如：「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出处同前，页253）；「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 I。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数据，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出处同前，页227），「河北有王国藩合作社，辽宁有刘玉如合作社，这里又有开明义的翻身合作社，它们都是十分穷困，被人讥笑，经过坚决奋斗，翻过身来的。这种英雄事迹，各地一定很多，希望每省写出几篇，广为传播」（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高潮》按语〉（1955年9月、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页511）。

[103] 李锐笔记记录的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插话，《「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78-79。

[104]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512。

[105]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页186。参看汪澍白：《毛泽东来踪去迹》，页231。

[106]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44。

[107] 以上讨论参看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页100-101、112-113。

[108] 李锐笔记记录的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7日），《「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323-324。

[109] 李锐笔记记录的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7日），《「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324。

[110] 陈晋：《毛泽东之魂》，页87。

[111]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页230。

[112] 陈晋：《毛泽东之魂》，页88。

[113] 李锐笔记里的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329-331。

[114] 毛泽东：〈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1958年9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373、374。

[115]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340。

[116]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8日、1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97。

[117]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1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553。参看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39。

[118]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206，注释；2。

[119]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17。

[120] 李锐：〈陈伯达的发言和毛泽东的插话（3月18日）〉，《「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216、220。

[121] 参看李波：〈「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对「鸭绿江一号」拖拉机的批示〉，载《百年潮》2009年第8期。文章介绍，安东机械厂原是一个小型修理厂，接受了研制轮式拖拉机的任务以后，「工人废寝忘食，昼夜苦战，就连除夕之夜，都是在车间里度过的」，「没有资料，他们就赴外地考察学习。实地拆解拖拉机进行测绘，并结合我国农村特点设计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拖拉机蓝图。没有专用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缺少原材料，他们除了到废铁堆里找，还开动脑筋亲手制造出许多零件」。这样的工人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五十年代是有代表性的。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安东机械厂之后获得很大发展，今天已经成为全国机械工业行业500强之一。

[122] 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236。

[123]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1916-1995）回忆说，在五十年代后期，上海曾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中涌现出一批技术革新能手，毛泽东曾专门在著名的锦江饭店请部分革新能手吃饭。见陈丕显：〈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缅怀毛泽东》（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17。

[124] 陈晋：《毛泽东之魂》，页99。

[125] 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毛泽东传》，页402。

[126]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620。

[127] 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002。1975年10月8日和南斯拉夫外宾的谈话时，毛泽东又重申这一点，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之魂》，页34。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这篇〈愚公移山〉，和前引〈纪念白求恩〉与〈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作为「老三篇」，成为当时大陆中国人的《圣经》，每天都要诵读。

[128]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3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17、118。

[129] 毛泽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著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1944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页88。

[130] 转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339。

[131]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页332。

[132] 鲁迅：《坟•杂忆》（1925年6月19日），《鲁迅全集》第1卷，页238。

[133]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页110-111。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229。

[134] 马寅初：〈附带声明•一，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1959年）。

[135]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页303-304。

[136]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12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22。

[137]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11册，页311。

[138]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12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22。

[139] 正是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多次谈到向地方分权的问题。「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见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21，注释（6）。

[140] 参见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dsner）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页192-193、195、197-198。

[141]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文革流传本，页238-239（见《课用选文》）。另有邓力群编辑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北京：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在《毛泽东文集》第8卷编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亦可参看。

[142] 在农业经济的内部，毛泽东也提倡「农（种植）、林、牧并重」，强调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并且指出这是美国的经验，「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101。毛泽东在1958年，还提出「农业生产上的大革命」，即「实行耕作三三制」：1/3种农业作物，1/3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观赏的花卉，1/3种树造林。见毛泽东：〈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11月24日）注释（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575。这些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都很值得注意。

[143] 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1）》，页 U1。该页注释（12）：「国家经委党组：《关于1958年度计划第二本帐的报告》（1958年3月7日），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一1999）》，上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页424。」

[144] 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111。该页注释（12）：「转引自萧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页346。

[145] 社队企业另一个发展高潮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所公布的材料，从1965年到1976年期间，社办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费孝通先生经过调查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苏南的农村社队企业却「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见费孝通：《行行重行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页24。转引自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页291。

[146] 五十年代的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1909-1999）、吕东（1915-2002）在〈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一文中回忆说，冶金工业部就是依据大、中、小三结合的方针，作出了中国钢铁工业「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决定除了建设鞍山、包头、武汉三大钢铁基地外，还建设山西太原、北京石景山、安徽马鞍山、湖南湘潭、四川重庆等五个中型钢铁厂，并在十八个省建设小型钢铁厂。陈云幽默地称为「三皇，五帝，十八罗汉」，称赞这「符合中国国情。文章总结说：「从总体上看，除以后新建的攀枝花、宝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外，现今的钢铁工业还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扩大和发展起来的」，「这一方案执行的结果，不仅在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上，而且在布局的合理展开上，都起了历史性的奠基作用」。文收「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缅怀毛泽东》（上），页70-71。

[147]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82。

[148] 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第6版。

[149]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专栏「寿张来信」，第3版。

[150]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151] 杨继绳：〈有关大饥荒的大事记〉，《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1047-1048。

[152] 一块「一亩一分三厘」大小的田地，约为75371平方公尺（22255坪）。一亩约等于667平方公尺，又1亩=10分=100厘，以此推算。

[153] 参看王定：〈狂热及其灾难〉（1998年10月9日），《南方周末》1998年10月9日，第18版。本文的作者王定原为广西环江县委书记，在1957年提倡包产到户，因而被打成「右派」。他在劳改农场里目睹环江造假而造成饿死5万人的灾难，从解除劳改以后的1961年开始，他连续37年向中央和地方党委揭露事件真相，直到1998年发表此文，才将40年前的环江「一颗「卫星」五万人命」的惨案公之于世。人们因此称其为「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王定的事迹见卢蒙坚：〈中国包产到户首创者王定的遭遇〉，文收《往事微痕》48期〈广西专集〉，自印本。环江造假事件详情还可参看靖鸣、周燕琳：〈「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154] 参看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北京：春秋出版社、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页62。

[155]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又有这样的回忆：正是在1958年的一次私下谈话里，谈到「亩产十万斤」，毛泽东明确地说：「你不要相信这些事情」。接著他又说了一番话：「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见〈「江青我只能管半个」——机要秘书高智谈毛泽东的隐衷〉，权延赤：《领袖泪》（北京：求实出版社，1990），页92。

[156] 〈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157]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页446。

[158] 梅白：〈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载《春秋》杂志，1988年第1期。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上），页224-225。

[159] 李银桥：《迈向神坛的毛泽东》，页240。

[160]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转引自汪澍白：《毛泽东的来踪去迹》，页46、15。

[161] 汪澍白：《毛泽东的来踪去迹》，页46。

[162] 〈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1917年9月），《毛泽东早期文稿》，页638。

[163]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85-86。

[164] 汪澍白：《毛泽东的来踪去迹》，页45。

[165] 毛泽东在〈关于把握打金门时机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1958年7月27日）里，谈到他在决策时的矛盾与困惑，很有意思：「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因此，需要「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这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326。

[166] 毛泽东时时不忘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这里有一个小故事：1958年2月毛泽东的小女儿李纳动阑尾炎手术不太顺利，情绪有点低落，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在「半睡状态执笔」写信给她，却说了这样一番话：「害病严重时，心旌摇荡，悲欢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定，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页89-90。

[167] 毛泽东在第二次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02。

[168] 见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175-176。

[169] 毛泽东在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9日），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96、97。

[170] 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173。

[17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39日），据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121。

[172] 毛泽东：〈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64年1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271。

[173] 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铁荒（1958-1961）》，页200-201。

[174]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7年10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593-594。参看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61。

[175] 毛泽东：〈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的批语和修改〉（1957年10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606。

[176]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页454、455。

[177] 〈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三百万人总动员第一天歼灭八万三〉，《人民日报》1958年4月20日，第1版。

[178] 郭沫若：〈咒麻雀〉，原载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转引自雷颐：〈「麻雀」有故事〉，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179] 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259，注释135。

[180] 参看钱理群：〈四十年前的历史叙述——关于我的大学时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56级13班编：《那时我们多年轻》（自印本）。

[181] 钱理群：《下乡日记》（未刊本，1960年春）。

[182] 钱理群：〈四十年前的历史叙述——关于「我的大学时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56级13班编：《那时我们多年轻》。

[183] 钱理群：《下乡日记》。

第五讲 大跃进时代（下）

1958

|2009年10月20日讲|

一、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

现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高层，继续讲毛泽东在1958年作的第二个实验：一党专政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也就是他所发动的「人民公社」运动。[1]

毛泽东是完全自觉于此的，在1958年8月一次会议上，他明确地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2]当时宣传部长陆定一（1906-1996）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也引述传达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讲话，提出「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3]他们明确提出一个要实现乌托邦理想的任务，当时还散发了两本书给干部和农民看，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钱注：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其中附录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如法国的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英国的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等的论述；另外一本特别有意思，是康有为（1858-1927）的《大同书》。也就是说，1958年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把他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乌托邦理想在中国大地上现实化。

毛泽东对空想社会主义独有情钟，也非偶然。毛泽东在1911年底到1912年春在长沙当兵时，第一次从江亢虎（1883-1954）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宣传文章里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而他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西方社会改良主义和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杂拌」，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据毛泽东说，他是在1919年至1920年间读了「三本书」以后，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中其中一本是《社会主义史》，作者英国人柯卡普（Thomas Kirkup，1844-1912，英国）介绍了欧美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对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 Simon，1760-1825，法国）、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有详尽介绍。[4]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叫「新村运动」。很有意思的是，把这个运动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周作人，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周作人会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所谓「新村」，就是一群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自动聚集起来、住在一起，一边集体劳动，一边集体读书。所以「新村」既是工厂又是学校，还是集体农场，参与者一起体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新村运动最早是在日本兴起，周作人到日本参观后，就把它介绍到中国来，据说现在日本新村运动还保留著。这场新村运动几乎吸引了所有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只有两个人表示怀疑，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胡适。而青年毛泽东正是新村运动最热烈的支持者，当时他心目中的偶像不是鲁迅而是周作人；毛泽东曾专门到北京来拜谒过周作人，但是没有见鲁迅。对于新村运动，毛泽东还制订了具体的实施计划，准备在湖南作新村运动的实验。他在1919年所写的〈学生之工作〉里，这样谈到他理想中的「新社会」：「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5]在这样的公共社会里「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年轻人「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都能够得到充分保障。[6]同时「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赏，吾人改而吸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7]—不难看出，这样的新社会、新生活，毛泽东一直是心向往之的。

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另一个来源，是儒家的大同理想，他也非常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康有为实际上是将欧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揉合在一起，以「托古改制」的手法，对儒家大同理想作了一番新的阐释。[8]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儒家虽然提出大同的理想，但同时又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实际上，儒家是把大同理想悬置在彼岸，而此岸强调的是要建设小康社会。康有为曾经试图把一些现代观念灌输到儒家的大同理想里去，但如果仔细读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可以发现，康有为在倡议大同社会的同时讲得很清楚，他的大同世界也是彼岸的，他不主张在此岸实行大同理想。而毛泽东却念念不忘要在中国实现大同理想。

毛泽东为什么从向往大同世界、参与新村运动，到后来走向革命？他并不是质疑理想本身，而是认为新村运动实现理想的路径不对。新村运动是一个平和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一点为周作人所欣赏，却为毛泽东所抛弃。他试图首先用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等掌握政权之后，再用政权的力量实现新村理想。所以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新村理想。在延安时期，他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号召延安八路军要一边打仗，一边搞大生产运动，用纺车织布。这固然是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但背后理念仍然是大同世界和新村运动理想。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看到实现理想的希望。他在建国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就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而现在，有了政权，「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9]现在，经过九年的努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特别是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掌握了不受任何监督、限制的绝对权力，毛泽东认为，利用他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权力，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的新村理想、建设大同社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发动这一个在「一党专政」条件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

它的要害在那里呢？就是把「彼岸」的理想「此岸」化。我们知道，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确实有过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但那主要是对于一个理想社会的设计和讨论，具有很强的彼岸性、乌托邦性。我们前面提到的傅立叶、圣西门、欧文这些先驱者，至多也只是进行过一些小规模的实验。后来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但他更强调，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即使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共产主义理想，恐怕也还是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范畴，仍然是人类始终在追求的乌托邦世界。乌托邦世界始终应该是高悬在彼岸的理想，它的作用是照亮此岸的黑暗，从而成为一种批判此岸现实、推动社会改造运动的思想资源和动力，是不能完全、彻底、纯粹现实化的，更准确地说，经过不断地斗争、努力，此岸世界可以逐渐趋近彼岸理想，却永远不可能到达。

但毛泽东却要对此提出挑战。我第一次讲课的时候曾说过，毛泽东是用诗人的想象力来治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一次典型的、用诗人的想象力来治国的实验。这意味著他要实现三大突破：一是要把空想社会主义的彼岸理想此岸化；二是不满意于小规模的试验，而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十分落后的土地上，立刻建立起「共产主义（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天堂」；三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用专政的手段来进行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就必然带来巨大的灾难。

选择首先在农村做建立人民公社的实验，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思维：「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前头」，[10]在他看来，不仅是中国革命，若想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也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1]也就是说，首先通过人民公社的建立，把农村改造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据地，以农村的改革推动城市的改革，最后达到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到七十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又想把他自己所创造「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和建设模式推广到世界，以此推动他心目中的「世界革命」——不过那是后话，这里就不说了。

我们还是回来讨论1968年毛泽东从农村开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细作分析，可以发现它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小农原始社会主义与中国农民的现代化想象

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小农原始社会主义，同时又包含著中国农民的现代化想象。

我们先来读《课用选文》里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一文：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当（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一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遒，「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12]

这两段话，同学们下课后再去仔细消化，这里讲一下我对这段话的几点理解和阐释。

第一，我们首先注意到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提出的基本要求有三：办公共食堂，就是「吃饭不要钱」；实行免费医疗，就是「看病不要钱」；建立公共宿舍，就是「住房不要钱」。在毛泽东看来，这三大「不要钱」，满足了处于一穷二白状态中的中国贫苦农民，在生产、消费、生活，以至心理上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这些需求是古今一致的一农民的要求在今天恐怕都还没有完全实现，三大「不要钱」的口号对农民还是很有吸引力。毛泽东认为，这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基本利益、理想与要求所在。[13]

而毛泽东更为关注的，是农民为实现三大要求而采取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农民起义中的「道教组织」，其特点有二：其一，它实行政教合一，既是一个政治管理的组织，同时又是一个宗教组织；它把教化的功能和政治、社会管理的功能结合在一起。其二，它既是一种劳动组织，同时又是一种武装组织，实行劳武结合。而在1958年，他所要建立的人民公社组织，要实行的也是这两条：政教合一、劳武结合。所以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中国农民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的梦想之间，找到一种在内在联系。本来空想社会主义是从西方来的，现在毛泽东找到了与中国农民传统的结合点，也就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找到了历史依据，而它的合理性，就建筑在中国农民的愿望和中国农民的组织方式上。

第二，毛泽东并不否认这种中小学农传统、农民原始社会主义的局限性。他说它的局限性有两条，一是建立在小农生产技术上面，二是建立在小农的私有制上。所以他说，我们共产党的任务，正是要「变小农经济为现代经济」，而且要在现代的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农民的理想，这就是他强调「党领导」作用的理由和依据。他指出党领导的任务，一是要发展现代农业经济，二是建立现代农业经济公有制。他要在这两个基础上，实现几千年农民「吃饭不用钱、看病不用钱、住房不用钱」这样一个平等、自由和丰衣足食的理想。这样，他就找到共产党一党专政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毛泽东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贫下中农利益，完成了本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中国农民是一个「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14]

我们今天来看，毛泽东这个分析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提出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住房不要钱的三大要求，的确反映了中国最贫苦农民的基本愿望。所以公共食堂在最初阶段是得到农民欢迎的，但后来带来巨大问题，我们下面再来分析。而免费医疗在当年并没有实现，今天中国还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一这是一个历史提出的任务，迟早得面对它。

但也要看到，这背后还隐含著「绝对平均主义」的因素，因此，它从一开始就遭到抵制一主要是那些基本上已经解决吃饭、住房问题的富裕农民，和虽然还没完全解决吃饭、住房问题，却希望通过个体的自由劳动来达到发家致富的中农。据当时的报导，这些人民主要有三怕：一怕「吃大锅饭」，二怕「样样归公」（一个社员说：「我花了600石谷才造了新房子，这一下要弄光，不造倒好」），三怕「不自由」。[15] 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疑虑和不满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富裕农民的反抗，他因此把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都看作是富裕农民代表，这也就成为他用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手段，来推行人民公社运动的一个依据。

第三，毛泽东认为，农民的这三大基本要求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我理解这里说的就是农民要求背后的农民的现代化想象。这其实正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一个本质性问题，我们稍作一点讨论。

什么叫农民的现代化想象？我想举一些事实来说明。当时的口号是：「我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进入共产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于是就制订了很多规划、提出了许多目标。今天看起来，好像很幼稚，但其实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

举一个例子。山东范县有一位县委书记在1958年全县万人大会上宣布要在「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提出一个「共产主义乐园」建设规划，而且把它编成顺口溜。我读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当时中国农民、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所想象的「共产主义乐园」是什么样子：

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

真正达到：各种生产用机器，劳动学习娱乐「三八制」；出门坐上电汽车，到处花香真喷鼻；室内室外公路电灯化，有事摇摇电话机，定时广播有喇。八;饭前饭后开开收音机，北京上海好戏随便听听它。

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难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6]

这个共产主义乐园的规划登在中共中央内部刊物上，毛泽东给了个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17]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但这确实相当真实、真切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对现代生活的想象。这里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中国农民所理解、所要求的「现代化」，有的农民更把它简化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想象在形式上采取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顺口溜方式，其内容和这样通俗化的表达方式，恰好是适合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因此，这些在今天看来显得有点粗陋的现代化想象，在1958年却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动员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承诺，几亿农民才会以巨大热情投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去。在我看来，这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而言，未必是一个著意的欺骗，他们主观愿望的真诚性是无可怀疑的，但实践结果却是个灾难。中国农民的愿望、梦想，竟是如此简单、朴实，而他们却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二）中共领导历和知识分子的「空想社会主义」梦想

如果说1958年基层社会的所谓「共产主义想象」是幼稚而实际的，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或许也包括一些知识分子的想象，则具有更鲜明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这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195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陈伯达到北大来作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当时作为大学生的我也来听陈伯达的演讲，但陈伯达是福建人，他的口音太重，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后来，直到文章发表我们才终于看到这篇文章，并在大学生中迅速传开，可见它很吸引我们。陈伯达在演讲里，第一次宣布毛泽东的「大公社」设想。他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著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18]

毛泽东「工农商学兵结合」的理想，使我们很容易就联想起五四时期的新村运动理想，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将其视为新村运动的1958年版。但这其中显然有新的时代特点，就是毛泽东试图把这样的新村变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一个基本的组织结构，把全国人民组织在其中，实行物质生活（生产与交换）和精神生活高度统一的计划管理，在相对落后的生产水平上，打破社会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平等。毛泽东同时强调，这样的「大公社」，要得到全民武装的国家的保护：他一刻没有忘记，中国还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因此需要武装的保护；而毛泽东的方针，又是全民的武装自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大公社」设想，具有在帝国主义包围和经济落后的双重困境下，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理想国家的意义，当然其空想性也十分明显。对这样的理想的坚持，毛泽东又是始终如一。在经过六十年代初大饥荒的挫折以后，毛泽东又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再次提出他的工、农、商、学、军全面结合的理想，这我们以后会讨论。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毛泽东的这一全面发展的理想，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也有所体现。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确实既到工厂跟班劳动，又去农村水利工地干活，还经常进行民兵训练，也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但书却越读越少了。

第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另一面，就是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部分各位可能不太熟悉，我简单解释一下。「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现在有人翻译成「资产阶级式的权利」，主要是针对「按劳分配」原则，讨论分配问题。所谓「按劳分配」，就是按照每个人付出的劳动量，给予等量的报酬。这样的分配原则，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平等的，也就是人付出多少劳动，就给予多少代价。但马克思却指出其内在的不平等，因为每一个人在起点上并不处于同一地位，比如有人天资较高，有人天资较低，或受家庭环境影响，有的人受教育比较多，有的受教育比较少。这些先天的不平衡状态，不该由每个人自己负责。如果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同样努力劳动的人，由于他们先天条件的不同，劳动效果自然不一样，若仅按其劳动效果、贡献大小去分配，同样尽力的人报酬却不一样，生活水平因此有了差距，甚至是巨大的差距，这就是事实的不平等，尽管在形式上是平等的。

因此，如果要真正消灭不平等，就应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就是不论先天的条件存在著怎样的差距，只要每个人尽力发挥了他的能力，就应该按照他的需要来分配，各人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样的分配方式当然是更为合理，并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但马克思所要强调的，却是实行这样的平等的分配原则，需要两个前提或基本条件：一是人的真正觉悟、能够真正「各尽所能」，每个人都自觉地努力劳动，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其二，必须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拥有充分的物质财富和力量，足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而社会主义社会，无论人们的觉悟，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都不具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在分配领域保留这一「资产阶级式的权利」。也就是说，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是针对要求绝对的「平等」原则、「公平分配」原则的绝对平均主义，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绝对的「平等」与「公平」只能是空想，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而毛泽东则抓住马克思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式的权利）这一点，提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首先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然后实现限制商品生产与流通、限制商品经济、限制货币和薪金制的理想。[19]毛泽东根据的是延安时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他说，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有什么工资？我们施行供给制，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就行了。有薪水，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很好」、[20]「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钱注：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21]他希望取消薪金制，恢复供给制，或者实行低工资制与供给制的结合，以缩小人们生活水平的差距，恢复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上、下级之间的平等关系。在他看来，「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22]

毛泽东这一主张，在当时确实引起了许多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共鸣和支持，原因是它触及到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掌握国家权力以后的一个困境，即如何保持党干部与党员的革命理想与革命意志、防止党的腐败问题。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干部追求物质享受，革命意志衰退，并进而利用权力谋取私利，造成党的腐败，以及党员与普通群众、党干部与普通党员之间，政治与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这都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党的统治危机。毛泽东试图从经济分配上来解决或缓解这一危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也能够得到仍然坚持革命理想的部分干部和党员的支持。

但他把党的腐败简单归结于商品经济，并因此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违反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商品生产的客观要求的，并显然存在著马克思所尖锐批判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因而是行不通的。后来，一些公社真的出现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的倾向，并且产生了巨大混乱。[23]这时候一位「中央负责人」曾主持起草一份档、提出公社分配的设想，规定公社社员吃饭不要钱外，所得工资报酬一律存在公社，发给存折，不计利息；社员消费需要，由公社统一购买，统一分发，或由社员凭存折到公社门市部选购，「无论统一分发或自行选购，均采取转账办法，实行非现金结算，以便减少货币流通范围和杜绝资本主义」[24]——这显然是迎合并试图落实毛泽东「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却完全属于空想，不但行不通，而且还会造成更大混乱。这反倒引起本来就有「讲究实际」这一面的毛泽东的警觉，于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又要反过来扮演批判者的角色了。他随意选择了身边的陈伯达作为靶子，称其为「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25]并且尖锐地指出，「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26]批评「有的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27]（毛泽东大概忘记了，强调农民要走到工人前面正是他本人），而废除商品经济，「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28]（毛泽东动不动就拿「台湾」说事，也很有意思）。[29]毛泽东因此而大谈「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30]明确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31]于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又有了新的说明：「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32]—这都显示了毛泽东作为实际领导人「落在实地」的一面，他看得很清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33]但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毛泽东，依然没有放弃他「悬在空中」的乌托邦主义理想，于是，在1960年，他又大力提倡「人民公社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文革中又再次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国境外的混乱。[34]不过这都是「后话」，我们以后再作讨论。

而毛泽东主张的内在合理性，即要求在党干部中实行低工资制，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拉大，以及反对党干部的特权和特权思想，却因为触犯了党干部的既得利益，所以在当时和他的继承者那里，都被有意忽视，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事实上是不了了之。对此，毛泽东也自有其无奈之处。应该承认，毛泽东是重视并也努力解决党的腐败问题，前面提过他曾试图用群众运动，以至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里又提到他试图从分配入手，对党的干部有所限制。

大跃进及以后一段时间，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关系」。[35]他一再提醒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央委员，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之前」，[36]企图用干部参加劳动的方式防止党脱离群众，[37]但都收效甚小，不能阻挡党日趋腐败的发展趋势。而其中原因，就在于他不懂得、不愿正视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只要毛泽东及其继承者坚持一党专制，党的腐败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三）「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组织合一」的组织形式

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在1958年真正得到实现的，只是它的第三个方面，即建立「人民公社」这样新的组织形式，并且实行了毛泽东主张的两大组织原则：一是「政社合一」，把国家的政权和生产管理合一，把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完全合而为一；二是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如前所说，中国农民起义的道教组织是「劳武结合」的，现在人民公社也是将经济组织军事化。当时毛泽东亲自树立的样板河北徐水县，就是把整个公社变成兵团，下面建立营、连、排的组织，兵团设总指挥（司令员）、政治委员、后勤部长，每个班都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状况和组织辩论。实际上，这就是要把公社变成军营，把所有农民按照军队的编制组织起来，把所有的妇女、儿童，以及老人都组织起来，并以传统、传说中的英雄命名，分别叫「花木兰队」、「罗成队」「老黄忠队」。不仅组织军事化，还实行「生活集体化」，让农民集体居住，男、女、老人都分别集中居住，就像是太平天国的居住方式；然后是行动战斗化，每天早上集合要吹哨、排队、唱军歌，[38]这其实就是把农民组成一个大军队，叫作「农民产业军」一建立「农业产业军」，是毛泽东乌托邦试验的一个重要思想和目标，他对此有过这样的阐述：「近代的产业军，是资产阶级组织的，一个工厂就等于一个军营。工人站在机器面前，其纪律之严，不下于军队。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产业军，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产业军，去掉了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在工人阶级内部实行了生动活泼的自觉自愿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把这个制度应用于农村，这样就建立了没有地主富农剥削，也脱离了小生产状态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农业产业军」。[39]这其实是用战争的思维、战争的动员方式与组织形式来发展生产，组织社会生活，其背后又有一个「军事共产主义」的理想与想象。这在凭借武力、靠战争打天下，又有著军事共产主义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与组织基础。

关于「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还需要多说几句。如研究者所说，「公社」一词源于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析。马克思对公社的描述，其中有一条，就是「武装的人民群众代替了常备军和警察」。正是在1958年掀起了「全民皆兵」热潮、大办「民兵师」，毛泽东号召说：「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40]而民兵的骨干力量就集中在农村公社。在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时，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据说民兵运动持续到1959年底，有两亿人参加了民兵。[41]「生活集体化」则含有解放妇女的理想。早在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即提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42]人民公社所实行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即是要把妇女从传统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并吸引农村妇女参与农村公共事务，为在农村实现男女政治、经济上的平等，迈出关键的一步。毛泽东明确表达他的意图：「我们所举办的〔钱注：托儿所、幼儿园〕这类事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便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便利于人类个性的解放，真正彻底地解放了妇女群众，并使儿童教养得更好些，因而得到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43]后来在六十年代有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李双双》ii，反映的就是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妇女解放」。

当然，实行组织军事化」与「生活集体化」的根本意义，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我们以前讲过，毛泽东要发展生产、赶上先进国家的基本办法，就是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就把农民组织化推到极致，做到了国家对农民劳动力的随意支配、调遣，1958年的大修水利、9千万人上山炼钢，靠的就是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这是最便于实现国家计划化生产，便于集中统一，用国家行政权力推动经济发展，贯彻「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路线。

另一方面，这样的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军事组织合一的组织结构，真正实现了党对农村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全面领导与控制，也就真正把一党专政落实到农村社会最底层。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皇权统治只到县这一级，县以下的农村社会，基本上为地方乡绅阶级控制，是一个乡绅社会。而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通过「区乡保甲制度」 Iii有效控制到区的层次，区以下也依然为地方乡绅所把持——顺便说一下，现在大陆学术界对地方乡绅的评价多有美化，而忽略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特别是后期）地方乡绅的恶化倾向，他们不断激起农民的反抗，而国民党又无力控制，这是国民党最后完全失去农民支持的重要原因。[44]现在，毛泽东就通过人民公社这样的组织形式，把国家权力的控制（皇权）落实到县以下的乡、镇、村，以至每个农民家庭，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再加上同时实行的户籍制度，严禁城乡流动，就真正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生产到流通、分配、消费、生活全面地控制起来[45]—这样，毛泽东的「一党专政条件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就终于露出了专制主义的一面：中国传统的皇权统治，以共产党集权统治的现代形式，第一次深入到农村每一个家庭，完全取代传统的乡绅和家族统治的基层社会结构，同时也使共产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动员力量达到空前的程度。这样的现代化动员力量是传统的乡绅、家族统治所不可能具备的。而党的基层组织、干部和农民之间关系的紧张，也取代传统的乡绅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在许多农民眼里，这些基层党的干部，就是「二地主」、「新恶霸」，这绝不是偶然。

按毛泽东的设想，最后连家庭都是要消灭的。刘少奇在1958年6月14日和全国妇联主席蔡畅（1900-1990）等的谈话里，就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现在的家庭已不成为物质生产的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但家庭还是个消费单位」，[46]后来成立公共食堂，就连消费单位的功能也大大削弱了。前面所说人民公社实行的「生活集体化」，就包含了消灭家庭生活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赋予人民公社一个更为长远、根本的意义。在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里，有这样一个论断：「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灭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灭的道路」，「现在，也可预料，在将

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47]

我们在前一讲说到，毛泽东在1958年所要做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他的「理想国」；而现在，他认为已经在人民公社这里，找到一条通往理想国的具体道路和组织形式。

首先，这是一条中国式的消灭城乡、工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的道路。为什么说是「中国式」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式」的）呢？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消灭三大差别，是以城市、工业和脑力劳动为中心的，所要走的是一条「城市化」、「工业化」与「专业技术化」的道路。而现在，毛泽东设计的却是反过来以农村为中心，试图建立一个以农村为基础的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公社联合体。这里包含了毛泽东的一个隐忧：他担心以城市化、工业化、专业技术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官员的官僚化、知识分子的精英化，产生管理官僚与技术官僚，从而加速两极分化，模糊（甚至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他看来，人民公社化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合理发展，又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理想道路。

试图以集经济组织、教育组织、军事组织、社会组织与政权组织为一体的人民公社，作为缩小以至消灭国家对内职能的途径，则表现了毛泽东的另一个隐忧：他担心国家对内职能的强化，包括党一元化领导的强化，可能带来的国家与党的官僚化，出现「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异化。因此，毛泽东实际上是想把农村、人民公社作为改造国家机器和党，以防止其变质的一个基地，他不断号召、强迫各级干部与知识分子下放农村劳动，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主要是农业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48]

今天来看毛泽东赋予人民公社的这些功能、作用、期待，固然可以明显看出其强烈的乌托邦印记，并在实际上都成了一种空想，但其内含的隐忧却依然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现在，我们可以作一个总结。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其逻辑和历史起点上，内含著农民原始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知识分子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并且是以满足贫苦农民「吃饭不要钱」的基本要求与现代生活想象为号召，同时取得民意支持的。因此，1958年，毛泽东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实验，其实有著相当丰富的内涵，既是一次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试验，又包含了民族奋起和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但其历史发展、实现的结果，却是一次破坏性的发展，以及对农民的残酷剥夺。人民公社尽管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理想色彩，但实现的结果却成了和「五七体制」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而「五七体制」的要害恰恰是「党统搅一切」、「第一书记专政和群众专政的结合」。我们下面将会不断讨论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实行过程中，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对农民滥用专政手段，都不是（或者主要不是）这些干部的素质、品德所然，而是其体制使然。这样，人民公社运动从发动到落实，就是一个从理想主义向专制主义转换的历史过程——顾准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他把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运动称为建立「地下天国的社会主义」的实验，而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的罗伯斯庇尔主义」也即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49]

人民公社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毛泽东终于找到一种组织形式，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地方的绝对、全面控制，这个控制一直落实到县、乡以下的村镇和家庭一我们知道，如何实现中央权力对地方的控制，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要面对的难题；因此，建立人民公社，就成为毛泽东继反右运动成功控制知识分子之后，又一个实现「大一统」理想的关键步骤，后来无论阻力和压力多大，他都始终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原因即在于此。

二、「全民参与」辨析

最后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运动，能让那么多人都参与进去？而且大多数人都怀著巨大的热情参与进去（虽然其中也包括像我这样有点怀疑、苦闷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我也被卷进去了）。这也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它有极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为什么呢？这股风怎么卷起来的？大陆的研究者杨继绳（1940-）在他的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里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50]下面就在他的研究基础上，作一点我的发挥。

杨继绳先生认为，这股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风，它的风源当然来自毛泽东，但又不仅来自毛泽东，而是来自于毛泽东的整个领导集团。这个判断很有见地。这些年，很多的研究者喜欢夸大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之间的矛盾，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或者说遮蔽了，他们在最基本点上的一致性，尤其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开始阶段，他们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而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代表了一代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后来，邓小平自己也说得很清楚：「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51]实际上，在大跃进时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的，所以风源是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整个中央领导集团」。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呼风唤雨，并真的做到了风起云涌？杨继绳先生没有做抽象的讨论，而是具体分析了究竟是哪些人卷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热潮，这是更具有启发性的。这里就他的讨论，作一点展开和分析。

大体上可说有六种人。第一种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这是整个运动的骨干。我们以前说过，共产党内的党员干部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怀抱著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参加革命的，那样一种平等的、消除社会分工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本是他们所向往的，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内含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对这些党内的知识分子（还有党外知识分子）是最有吸引力的。党的另一部分是农民革命家。当毛泽东非常巧妙地把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农民的原始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些农民出身的老干部、老将军，一听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是要做到吃饭不要钱、生病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当然由衷地拥护。这样，许多有理想的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就自然成了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自觉参加者。如杨继绳先生所说，「他们都是「真诚」的赞同，他们表现得自觉而虔诚。他们在跟风过程有一种参与神圣事业的自豪感，有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责任心」，[52]这一部分人就构成运动的基本骨干力量。

第二种人是热血青年，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愤青，我和我的同学就属于这类人。这些热血青年，满脑子只有教育和宣传灌输给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为了准备这次上课，我翻了我的日记，里头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当时我们班上竖立了几个「标兵，」，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值得向他们学习的，就是他们都非常单纯、非常简单、非常纯洁。他们脑子里只有两个概念：国家和党，别的都没有，所以他没有私心，也不怀疑，一心跟著共产党走，走向共产主义。而像我这样的人就比较复杂，第一是我个人的东西太多，老想著一间屋、一本书、一杯茶，当然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另一个就是我怀疑太多，总要想「这样想对不对？符不符合实际？有没有问题？」因此在行动上就有了许多犹疑，就像哈姆雷特那样。而那些单纯的标兵同学就更像堂吉诃德，把党的目标看作是自己的目标，然后勇往直前，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去。所以「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去保卫某种价值」，[53]其实他们自己也未必真正理解这些价值，但保卫起来却显得「毫无畏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有一群热血青年给他们打先锋，这是毛泽东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毁力的队伍，他们很容易冲动，往往把事情容易搞得过火、搞得绝对。但是，只要他们不侵犯到党的基本利益，过火是被允许的，甚至令人觉得很可爱、左得可爱。这是第二类人，也构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基础性力量。

当然更重要的是第三类：工农基本群众。就像毛泽东分析的，中国工农基本群众，也就是最穷苦的那一部分人，他们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落后贫困的面貌，而且他们有一种「均平思想」，带有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毛泽东所搞的这些东西，是符合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另外，因为是毛泽东共产党解放了农民，他们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一种感恩之情，而且是非常真诚的。作为小农，总是有个幻想，希望有一个好皇帝带领他们改变落后面貌；一方面感恩，一方面又希望有好皇帝，就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成好皇帝，期望他带领自己改变穷困面貌，达到均平理想。可以说，传统的小农意识和皇权意识，使他们最容易接受毛式空想社会主义，这就构成了毛泽东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第四种类型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又称为痞子。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大陆任何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只要到农村去，就会看到农村总有那样一些人，他们看似穷得一无所有，但却是流氓，或有著浓厚流氓气息，这就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他因为是流氓、因为一无所有，就无所顾忌、无所畏惧，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有鞋的人有点财产就有保守性。毛泽东怡好要利用他们，作为历次运动的重要依靠对象。在二十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很多人说那是痞子运动，毛泽东则说，痞子运动「好得很」，我们就要依靠痞子。[54]这背后涉及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这些年大陆有一批学者专门研究和讨论的所谓「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及中国革命的影响。什么叫游民？同学可能比较陌生，我只举一个人大家就知道了：鲁迅的阿 Q就是典型的游民。游民有双重性，比如阿 Q，一方面他受赵太爷、假洋鬼子的欺负，所以要反抗，这自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这种农民造反，特别是流氓无产者的造反，目的是自己取而代之。鲁迅的〈阿 Q正传〉里专门写到阿 Q土谷祠的梦，第一，他梦见很多元宝，这就是要钱；第二，他梦见女人；第三，他要权势，想要小 D搬东西、搬不动就打。他追求金钱女人和权势，所以他没有真正的信念，有奶便是娘，只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所以鲁迅曾经担忧，20年后中国的革命和改革还是阿 Q式的造反。鲁迅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然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看作是阿 Q造反，但游民政治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却不可忽视。有人研究中国政党政治，就发现中国的政党组织不完全是西方的，其早期有浓厚的会党色彩，会党就是帮会、流氓组织。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有这样的问题：他们都是现代政党，却又受到中国传统帮会的影响。毛泽东本人，从小的反抗思想资源之一是《水浒传》，江湖社会对他有吸引力，可见他是有流氓气息的，他的统治带有流氓色彩，当然他也不完全是如此，他还有帝王气、才子气一革命者加帝王加才子加流氓，大概就是毛泽东。他发动的群众运动、群众专政，常常要用农村里的阿 Q、流氓无产者打先锋。以后我们会讲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到处捆打农民、把农民往死里打的事件，有许多就是这些被视为「革命先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干的，其中有的人甚至成了「运动既得利益者」。也有的人，他们不是痞子，但也是「吃运动饭」，在运动中冲锋陷阵并得到很大的利益。后来毛泽东说运动每隔七、八年还要来一次，大部分人听了都毛骨悚然，但这种人非常高兴，就希望再来一次大运动。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最后却是以这些人为群众基础，实在很可悲。

第五类人，是体制所制造、鼓励的投机钻营分子。所谓体制制造，有两个含义。我们说过，「五七体制」有个特点就是建立第一书记专政，人的权利、利益都是上级给的，这样就造成一批人必须对上级吹牛拍马逢迎才能得到最大利益，这是等级制度所制造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则涉及专制体制选择人材的机制，它是把优秀的淘汰掉、把坏的留下来，是一种「淘优选劣」的选拔机制。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反右运动中划分左中右，有独立思想、敢说真话、敢承担、有理想的人最容易成为右派，而那些没有理想、随风转舵、钻营拍马的人反而容易成为左派（当然，不能反过来说，反右运动的左派都是投机的，他们中也不乏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体制自己把最优秀的人才淘汰掉，而选择了最终把自己腐蚀掉的投机分子，这就是我在前面讲过的自噬现象」。这些因充当打手而被提拔的投机钻营分子，有两个特点：尽管他们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实质上都是虚无主义者，没有任何理想和信念，同时他们都是些利己主义者，所有「慷慨激昂」的「斗争」状，都是谋取私利的表演，不过体制也需要他们这样的表演来造声势，两者相互利用，形成利益捆绑。

第六种人，是被迫自保而跟风者，而这样的人是大多数。这些人并不积极，不会打先锋。一般都是先看、不表态，等看到运动成了风气，他就跟上。这样的人是大多数，也就成为风潮的巨大后盾。另一方面，这些人一面跟风，一面心里充满矛盾、很痛苦，因为他们懂得常识，不难看出问题，只是迫于自保而跟著走。这些人后来也变得快，一旦到了要批判这个潮流的时候，他也会跟著走，永远随大流。

这里我想对「被迫」再作一点阐释。有一个同学在作业里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当年的右派分子在大跃进中如何表现？当然这很复杂，各种态度都有，反抗、抵制的也有，但相当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热情地投入到大跃进当中去。这个现象让我感到困惑。后来我作了个案研究，这是一位甘肃的女右派，有一个纪录片以她的名字命名，叫《和凤鸣》iv，完全让她讲述自己的经历。她写了一本书就叫《经历——我的1957年》，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长篇序言，对她作了一些心理分析。在大陆，凡是被各种运动打下去的人，包括右派在内，都有一个名称，一律被叫作「牛鬼蛇神」。它不仅是污辱性的称呼，还包含了一个含义：你成了右派，属于敌人，你就不是人了。」把你从「人籍」中开除出去，使你「非人化」，然后就把你隔离起来。一旦你被打成右派以后，首先你自己所在的小单位上，任何一个人都不敢和你接触，因为接触你就是划不清界线，就要受牵连。一下子你在自己所在的单位就孤独了，也就是从人民群众队伍中被驱除出去了。在这个时候，人怎么办？就只能躲进小家庭。和凤鸣被打成右派以后，她和她的丈夫抱头痛哭，在小家庭里面彼此得到慰借。但是很快她的丈夫也被打成右派，他们两个已经不能在一起。最后怎么办？两人分隔在两地，沟通靠通信，只能用通信保持情感的联系，结果通信也被检查，他们也不能自由通信了。怎么办呢？人有内在的感情需要倾诉，就写日记，结果日记又被抄出来，成了更大的罪状。于是，一个人不仅被排除在群体之外、被开除人籍，而且任何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也全部被禁止。后来她被送去劳改，开始在一个在劳改厂的机关里当会计，但她发现每次进进出出，所有人看见她就好像没看到一样，不仅不理她，甚至根本觉得她不存在。于是她就处于一种绝对的孤立状态。回到牢狱里，总可以向你的同案犯倾诉吧？她有一次忍不住说了话，第二天就有人告密，因为她们互相监视。这样，人就被绝对的孤立化，任何的交流都被堵绝，慢慢就不会说话，不会思想，人的生命就被空洞化了。最初我还不太理解，后来我读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奥地利）的小说，说到监狱最可怕、最大的惩罚就是单独监禁，整天面对的是墙壁，那时我才明白，这是会把人逼疯的。右派遭到的惩罚，就是把你从整个血缘关系、社会关系中隔离出来，成为毫无依傍的孤独存在，而且剥夺了你情感倾诉、思想交流、言语表达的一切对象、一切手段、一切管道、一切希望与可能。绝对的孤立化和绝对的空洞化，就必然导致人的虚无化。当人处在虚无状态，一切愿望都没有的时候，如果出现一个强势力量，人就不由自主地要屈从于它。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种经验，当你迷路的时候，在茫茫黑夜里找不到路，突然有一个人高举火把说「跟我来！」这时候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跟著走。共产党就在右派处于孤立化、虚无化、空洞化，处于绝对的绝望状态时，突然出现，找你谈话，以一种强势的力量给你指出出路。什么出路呢？一个是「劳动改造」：你只要好好地改造自己，就有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右派积极参加大跃进，原因很简单，大跃进就是改造自己的好机会。这样的诱导对知识分子右派特别有效，因为知识分子很容易把苦难神圣化，认为自己是在苦难中纯净灵魂。这其中还有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要在苦难中赎罪，这也是许多右派知识分子劳动比很多人还要加倍努力的一个原因。右派的另外一条出路就是检举别人、立功赎罪，在此背后还灌输人一种理性观念：为了自己活著，为了有一天能被摘掉帽子，成为自由的公民，就必须不管他人死活。这就是理性地保护自己存在的一种要求，于是「告密」慢慢成为一种理性的行为。[55]

最近在大陆让很多知识分子大为震惊的事情，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右派知识分子，在死之前公布了自己当年的告密日记：他被派到1957年最大的右派章伯钧家里卧底，把章伯钧的话一条一条往上报告。我最近研究他的日记，发现他开始时是被迫的，到后来则是相当自觉、理性地在做这件事。[56]这就形成了一个概念，叫「受害者的理性合作」，真是触目惊心。和凤鸣的心理历程也是如此，她先是受到迫害，然后又以极大热情参与迫害者所组织的大跃进运动，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同时也显示了专制体制对人精神和心理控制的力量。

表面上看起来，无数人都卷进大跃进里，成为全民运动，但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其实是纠缠著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的，有的是要实现其理想，有的是从中获利，有的却是出于自保，既有自愿的，也有像和凤鸣这样被迫而又是理性的合作。这都不是可以用「全民拥戴」或「全民受骗，被动参与」这类绝对化的简单判断所能概括的。

这里，还要说一点：在全民性的自愿投入者之外，自然也有对运动持消极，甚至反对态度的人。这样的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中，常常是被批判的对象一这在当时叫做「大辩论」，实际上就是这些人被批斗，甚至成为了「专政」的对象。毛泽东曾树为样板的徐水县，就设立了专门的劳动改造队，凡被认为是「坏人」、「消极分子」的社员，即被送去劳改。同学们可能还记得，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曾制定了〈劳动教养条例〉，1958年6月徐水县就专门发布告、擅自扩大了劳动教养的范围，规定凡「农业社、机关、厂矿、学校、企业中有劳动能力，但常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屡教不改的」，或「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安置，或者不接受劳动生产的劝告，不断无理取闹，妨碍公务屡教不改影响很坏的」，都要送去劳动教养、改造。还有临时的「劳动集训」，对象是所谓「劳动不积极」、「干活慢」的社员，甚至「走路慢」「说话生硬」也都是罪名。1958年8月和10月，曾有两次大规模捕人，仅12个公社，被送去劳动集训的人就高达7，200多人[57]—一这是一种更加肆无忌惮的直接专政，和前面讨论过的精神诱惑与专制，是相互补充的。

编注

1. 中国社会党：1911年11月5日于上海成立，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成立者为江亢虎，早期即发起社会主义研究会，此研究会是中国社会党的前身。

2. 《李双双》：改编自李准的小说《李双双小传》，于1962年拍成电影，记述人民公社、大跃进过程中农村妇女的解放。

3. 区乡保甲制度：是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所施行的「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与社会控制制度。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延续的社会统治手段，以「户」（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立「保长」，而十保以上为乡镇。

4. 《和凤鸣》：2006年纪录片，导演为王兵。记述1957年女右派和凤鸣的故事。

[1] 中共农村改革的权威杜润生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实验有这样的分析：「中国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基本是学习前苏联共耕社（初级社）、集体农庄（高级社），只是小有改进，而无大的创新。人民公社就不同了，毛打算领导中国数亿农民做个大试验》这个试验不是民粹派式的，避开工业化问题；也不同于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西方合作模式；更有别于第二国际先资本主义、再社会主义的主张；不是严格的先社会主义、后共产主义的模式，不走一般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而是想试验一下中国大同世界的理想」。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页79。

[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104。

[3] 陆定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1958年5月19日），转引自林蕴辉：《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157。据薄一波回忆，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谈到，1958年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薄一波等在到广州开会的火车上，一路「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公社」的概念就是在这次聊天中孕育的，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页731-732。而在同时，毛泽东同时也有类似的思考，和陆定一谈了，陆定一就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公布。

[4] 参看汪澍白：《毛泽东的来踪去迹》，页67、107。

[5]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454。

[6]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454。

[7]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455。参看钱理群〈「新村」运动〉，《周作人传》，第5章第9节。

[8] 参看汪澍白：《毛泽东的来踪去迹》，页68-69。

[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360、1365。

[10] 原文：「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阶级的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见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9日），转引自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9日），转引自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59。动始末》，页6。

[11] 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58奶奶8月19日），转引自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59。

[12] 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1958年12月7日、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27-629。

[13] 毛泽东的三大「不要钱」的思想也来自康有为的《大同书》，书中所列三世表中，于「大同成就之太平世」一栏，就有「贫民归公政府恤养」、「病者皆归公医院治之」的设想，即所谓「人民无私产」，「人民养于公，无担负」。

[14] 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1958年12月7日、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28。

[15] 见〈从望亭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前景〉，《学术月刊》1958年11期。转引自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90-91。

[16] 〈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载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宣校动态》（1958年11月4日）第134期，见毛泽东：〈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1958年11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494-497，注释（1）。

[17] 毛泽东：〈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1958年11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494。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八届六中全会与会者，又有这样的批评：「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省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190。这正是反映了毛泽东的矛盾：他既欣赏这些农民式的共产主义想象，但同时又对其空想性及可能带来的灾难，有清醒的认识。后来，毛泽东派陈伯达去调查，果然发现其中的不实。到1959年春，范县不要说实现共产主义，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由于有毛泽东的关注，山东省紧急调拨了500万斤粮食给范县才勉强度过夏荒：这样的由「天堂」的想象落入「地狱」现实的现象，当时在全国是有普遍性的，而毛泽东对其态度尤耐寻味。参看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189-190。

[18]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1958年7月1日），《红旗》1958年第4期（1958年7月16日出版），页8-9。

[19]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我知道毛泽东不摸钱，我跟随他15年，没见他摸过钱。他说过：「我最讨厌钱。」」见李银桥：《迈向神坛的毛泽东》，页269。

[2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103。

[2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105-106。

[2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载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页103。

[23]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湖北当阳县跑马公社在街上到处贴标语：「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宣布取消商店，号召「没有衣服穿，到商店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公社商店立刻一抢而空。参看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197。

[24]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修改稿）（1958年9月中旬），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页753。值得注意的是，薄一波在回忆中只说是「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并未点出名字。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里，认为这位「负责同志」应是刘少奇或谭震林，参见陈晓农编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168-170。这说明，这种「实行产品调拨，减少和取消商品生产」的主张，在最高领导层是很有市场的。

[25]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438。

[26]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437。

[27]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436。

[28]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438。

[29] 陈伯达晚年对人说，他当时确实没有说过、也没有写过一句「用产品交换代替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取消商品生产」意思的话。毛主席对他进行没有根据的批评，使他很难继续在中央工作，于是要求离开中央，毛泽东又派人安慰挽留。参见陈晓农编着：《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163-164。出于论述的需要，没有根据地随口批评身边的人，毛泽东已成为习惯。同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的田家英（1922-1966)也有这样的回忆：反右派前，毛泽东为了鼓励鸣放，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有来自党内的阻力。为了证明这一点，在一次和民主人士谈话中，就顺便举了田家英不同意鸣放的例子。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田从来没有反对过鸣放。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45-46。陈伯达也说：「为了纠正一种错误倾向，就找出一个人作纪子，这种做法不好」，「我还不得不做检查，真是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陈伯达还说：「实际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实行产品交换的，是马克思本人」，毛泽东将马克思的理论设想变为实践，出了问题，「他无法责备马克思，就找了我作靶子」。见陈晓农编着：《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163-164。

[30]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436。

[31]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曰、10白），《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439。

[32]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449。

[33] 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1958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68。毛泽东在1959年2月2日一次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剥夺地主、富农理直气壮，剥夺富裕中农则理不直气不壮。我们国家贫农、下中农想揩中农的油，历来是跃跃欲试的，一有机会就讲平均主义。不要把富裕中农当作地富反坏去剥夺」。见毛泽东：〈关于谈哲学等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1959年2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33（注释2）。可见毛泽东对农村实际情况，包括他所依靠的贫下中农的真实想法，是心知肚明的。

[34] 指七十年代在柬埔寨进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验所造成的大破坏。详见本书第十一讲的分析。

[3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页787-788。

[36]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98。

[37] 参看毛泽东：〈关于中央各部委干部参加劳动的批语〉（1958年6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272。「干部下放劳动」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政策，在开始阶段，主要是针对「没有经过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缺乏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着眼点是知识分子的改造，甚至带有某种惩罚的意思，见〈中共中央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1958年2月2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页193。以后又发展为「县级以上机关干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每年应该一次或几次离开工作岗位，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短期的体力劳动」（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关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到1963年，毛泽东就提到了保证共产党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高度：「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192），「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毛泽东：〈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193），「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就可以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见毛泽东：〈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194。

[38] 徐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页519-520。转引自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105。

[39] 毛泽东：〈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11月、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573。

[40]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58年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430。

[41] 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210。

[42]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252-253。

[43] 毛泽东：〈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11月、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573。

[44] 参看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下）（修订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1），页1012-1014。

[45] 1958年1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2月发布的〈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的补充通知〉，1959年1月发出的〈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日趋严格严密地限制农民进城，以防止农村人口的外流，并限制城市人口，最后就逐渐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和隔离。参看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123-129。

[46] 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14。

[47] 见《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9日。

[48] 以上讨论，参看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一书的有关分析。

[49] 可参考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2月23日），《顾准日记》，页102；以及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3月8日），《顾准日记》，页120。

[50] 参考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714-718。

[51]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96。

[52]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715。

[53]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715。

[54] 参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第六节：「所谓「痞子运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8。

[55] 参看钱理群：〈地狱里的歌声——读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兼论反右运动以后所建立的社会秩序〉，《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241-270。

[56] 参看玛亦代：《悔余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57] 转引自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206-207。

第六讲 大饥荒年代（上）

1959-1961

|2009年10月20日、10月27日讲|

一、从「天堂」落入「地狱」

中国大陆很多事情真是瞬息万变，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从大跃进翻转成大饥荒。我们在这里列一个时间表：

1958年8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到他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基地——河北徐水县考察。当地县委书记告诉他：这个县，夏天收获有9，000万斤，这其实已经很多了，但县委书记说：「到秋天要收11亿斤」。9，000万到11亿斤，这显然是吹牛，但毛泽东相信了，他非常高兴地说：「唉呀，你们一个县十一亿斤，那粮食多了怎么办？怎么吃？」县委书记从来没想过，只得说：「那我们换机器吧！」毛泽东说：「哪有那么多机器？」，「那么办酒精厂吧？」，「全中国有多少县？要办多少酒精厂啊？」这位书记愣住了。然后毛泽东缓缓说来：「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让农民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好，粮食多了，农民可以半天劳动半天休息，搞文化，学技术，这多好啊」。这消息很快传遍全中国，大家都非常兴奋，大谈粮食多了怎么办。

毛泽东说这些话时还是8月份，到了9月16日，毛泽东在视察安徽舒茶公社时，听说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制度，于是回应说：「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1]据说毛泽东当晚兴奋得通宵没有睡觉。[2]

那时毛泽东可说是一言九鼎，他此言一出，全国就掀起吃饭不要钱的高潮。那时刚好秋收过，又逢粮食丰收，各地都有粮食。农民第一个反应是欣喜若狂，因为中国农民从来没有敞开肚皮吃过饭。当时有一句顺口溜：「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还有个口号：「放开肚皮吃饱饭」。这是极有吸引力的，其中既包含著对现代化的想象，也包含著对共产主义的想象，不可小看这句话，这是整个中国的中心问题。于是，相当一部分农村就真的实行放开肚皮吃饱饭、开流水席，随时可以吃，吃了就走。即便是城里人到农村，走到哪里，就坐下来吃饭，也不要缴钱。[3]这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高兴得不得了。食堂还要想各种方式做好吃的，比如一个河南农村食堂，光是红薯就有几十种吃法，有油炸的、有火炒的、有清蒸的，整天考虑怎么吃。[4]连我们大学食堂，也是每天「放卫星」，食品花样百出，弄得学生们越吃越多，反正年轻，饭量都大得惊人，记得那时我每一个月吃40斤，每天吃1斤多。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过这样的报导，题目就是〈吃饭不要钱以后……〉：「（江苏江阴县马镇人民公社）在第三工区九队的食堂里，贫农尹积福一家和全队100多个人在一起会餐。尹积福今年62岁了，子女小，劳力不强。他过去吃饭很「当心」，老是不敢吃足，怕吃过头要超支；解放前更是有一顿没一顿，终年为肚子发愁。在开始实行吃饭不要钱时，尹积福还有点不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心里才踏实了。他激动地对全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佛国了，共产主义才沾了点边儿，好日子还在后头哩」。[5]

几千年被饿怕的中国农民，个个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就在此之前，1958年8月，他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6]——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的高兴是不真诚的。[7]

但是中国农民由衷的笑、毛泽东由衷的笑并没有持续多久。1958年11月，就接到云南省委的报告：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之后又有进一步的报告：从1958年2月到10月部分地区肿病患者达到33万4，000人，死亡达到4万5，000人，主要原因就是营养不良、口粮不足。[8]毛泽东立即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提醒「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生产、生活同时抓」。[9]

到了1959年初，就有了报告：江苏省句容县宝华公社两个大队，从1958年4月到11月非正常死亡社员114人。[10]接著又有报告：仅仅河南省一省四个专区，从1958年9月到12月，由于营养不良而生了腿部浮肿病的人有15余万人，死亡近7，500人。[11]

1959年1月，山东传来大批农民外逃的消息，即所谓1官陶事件」：全县从1958年10月以来，仅逃往河北邯郸的就有1万3，000人。同月，河南也有群众致书毛泽东、周恩来，揭露豫东地区发生饥荒，「各村都有人死亡。有买东西一头栽地下死的，有在田地找野菜死的」。[12]

3月份还是山东传来消息，即所谓「济宁事件」：仅一个县发生抢粮库事件就有130多起，有1万多人参加。[13]到4月份国务院上报：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个省有2，517万人没有饭吃，毛泽东连忙派飞机将报告送给各省委第一书记，要求他们及时处理「紧急危机」，并为相关材料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14]这时是1959年4月，距离「吃饭不要钱」不到半年时间。

再过半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就发生了河南7言阳事件」：饿死的农民竟至100万人，并且开始出现吃人现象。这件惨绝人寰的案件直到

年10月才揭露出来，全国上下，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极为震惊。[15]

接著连续传来消息：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贵州的湄潭死亡人数达到全县20%，死绝户将近3，000户。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肃通渭县整个县人口减少1/3，被称为「通渭问题」。1960年1月到8月，广东罗定县非正常死亡农民达1万7，000多人。1960年春，贵州又发生「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除了大批死人外，还出现了人吃人现象。[16]到1960年6月份，在饿死将近一半人口的贵州江口，发生农民暴动，暴动的领袖恰好是人民公社的书记。[17]

大饥荒大死亡，在1960年达到顶点，一直持续到1961年，到1962年才开始转好。据各省官方公布的资料计算，1958年全国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是475万人，1960年是「109万人，1961年是300万人，1962年也还有42万人非正常死亡，总计非正常死亡人数达2，098万人。[18]其他国内外学者还有各种不同的统计调查，方法不同，所以得出来的结果也不完全一样。[19]去年香港出版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我在前面已作介绍。作者杨继绳是新华社记者，他花了将近十年的工夫做调查，并且使用了很多档案材料。他的研究结论是，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是3，600万人，基本上是饿死的；另外还有一个数字：饥饿使很多妇女患妇女病，有很多小孩子该生出来而没有生出来，这样的「应生而未生」的人数，总共是4，000万人；全部加起来，三年大饥荒，使中国人少了7，600万人。[20]

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且不说应出生而未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杨继绳作了一个比较。他指出：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钱注：美国〕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这个数位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4、5千万之间。这4、5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7、8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数超过了历史纪录，但仅为1千万人。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里合计死亡「836万人。[21]

杨继绳描述说，在这段历史中「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戴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与恐惧」——这在毛泽东统治下的那个时代，都是被严禁的，「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了」。[22]

数字的背后，是血淋淋的历史。这是掩饰不住的。

我在准备上课时，看了很多材料，实在不忍心在这里讲，因为太惨了。我反复斟酌，选了一份材料，我觉得这份材料也比较可靠。有一位长期担任甘肃省的妇联主席，叫李磊（生平不详）的老太太，她当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州的州委书记，下面讲的就是宁夏的事情。其实当时整个中国死亡最多不是宁夏，最严重的是河南、安徽、山东、贵州这几个省。但是因为她是当时的州委书记，所以掌握了很多原始材料。她因为讲真话，一度被打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80岁的时候，她出版一本回忆录，叫《悠悠岁月》，公布了她所掌握的一些具体材料。我念一下给大家听：

不少地方发生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姊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虬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虬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虬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萧正志吃了。[23]

我读了以后，真有如入地狱之感。我想起大跃进时期流行的一句话，叫「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就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天堂翻转成地狱？或者说，为什么天堂的诺言、梦幻，它的现实化却是地狱？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追求，怎么会变成人间地狱这样一个现实世界？这原因到底是什么？人们的主观愿望怎么走到它的反面去？毛泽东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吃饭不要钱」。不能说他是有意骗人，但为什么变成这样？这就需要我们去认真分析和追问。这有一个历史过程，从理想主义的命题出发，经过什么机制、怎么样的原因，最后有了这样一个地狱般的结果，这当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就我们一直关注与讨论的毛泽东个人的生命历程而言，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说过，1958年是毛泽东的生命顶点：在此之前，从1949年前夺取政权的斗争，到1949年建国后至1957年反右运动所进行的巩固权力的斗争，是毛泽东生命逐渐上扬的过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个人掌握住几乎没有挑战的绝对权力。在权力的绝对保障下，毛泽东于1958年完全按自己的意志，进行建立毛式理想国的试验，却迅速失败，带来灾难，由天堂转入地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挫折，以后他的生命就进入了一个顽强地捍卫自己的权力与理想国的、总体下降的阶段。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重建理想国的试验，比之1958年，决心更大、规模更广、似乎也更为彻底，其实是最后的背水一战，在1966、1967年间，毛泽东也有一次生命的高扬，但到最后也还是以失败告终而落入底谷。这样的生命发展轨迹，是发人深省的。

我们再回到1958-1961年的历史现场。

二、大跃进怎么变成大饥荒

大跃进怎么会变成大饥荒？天堂的许诺怎么会导致地狱的结果一实际上，地狱的结果，就孕育在对天堂的想象和许诺中：大饥荒的结果，就孕育在大跃进的设计与想象中。

我们来具体分析这当中的历史过程，历史转换。

不可否认，1958年在经济上确实有一个大的发展。以钢铁产量为例，最初预定要达到1070万吨，当然落空了，但最后落实下来，还是达到了800万吨。[24]这比1957年的500万吨，显然还是很大的跃进。而且在钢铁生产的推动下，一些基础工业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同1957年相比，煤产量由1.31亿吨猛增到2.7亿吨，发电量从193亿度增加到275亿度，经核实后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5%。在农田水利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大中小结合、中央和地方结合的中国现代工业的布局和结构，基本上也是1958年大跃进所建立的。[25]所以，对于大跃进应该说两句话：一方面在经济上有大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这个大发展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并同时带来了四大问题。

首先是资源大破坏，生态平衡的大破坏。例如森林的大破坏。为了大炼钢铁而大量烧山毁林，再加上困难时期的开荒，都对森林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大概从1958年开始，前后延续了整整四年的大破坏。依据现今公布的材料，这种情况是遍布全国的。比如辽宁彰武等县的农田防护林砍掉了70%，河南省东部的防护林毁掉了80%，开封县40万亩耕地因此撂荒，河北固安县境内永定河下游防护林破坏一半，陕西榆林、横山等县毁林、刨沙窝达200万亩，甘肃河西防护林和固沙林砍掉22万多亩，湖北林木蓄储量减少了34%，广西1958年因烧炭炼钢砍伐木材达「750万立方米，超过国家计划收购木材十倍以上等等[26]——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毁灭性大破坏。

为了使同学们有一个感性的体认，我们根据一篇〈绿色的悲怆〉的报告文学，作一个具体的考察。广西省有一个县叫武宣县，1958年就遭遇一次亚热带原始森林的大劫难。大陆有一句口头禅，说「穿在苏州，玩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意思是说，中国最好的穿、玩、吃集中在苏州、杭州和广州，而柳州的木材质量最好，最适合做棺木，因此，最好「死在柳州」。这句谚语所凸显的正是广西森林资源的重要性，武宣县就是广西最主要的森林地带。1948年时，当地森林覆盖率是58%，到了1958年，几乎全部毁掉。这个县的盘古村后山坡上，有一片松林，有326棵像水缸一样粗的巨大老松树，坡上竖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是「光绪二年植」，这是光绪二年老祖宗种下的树。因此这片松树林就成为当时的一个风水宝地，平常连人都不能去的。但是1958年大炼钢的时候，因为要造风箱，公社下命令要把这些树砍掉。村子里的老百姓当然不愿意，排起队来阻拦，就从别的地方调动了一大群人，一夜之间把这些树全部砍掉。全村的人嚎啕大哭。1958年这些树全部被砍掉后，在生态平衡上造成的后果则要隔若干年后才显出来。从1963年开始到1993年，全县连续30年出现旱灾。遇雨则发生大面积的水土流失，1976年的夏天，下了一场80毫米的大雨，全县发生的山崩达到136处。这确实令人惊骇：1958年大砍伐造成生态平衡的大破坏，所产生的后果是影响到后代的。[27]我还看到一个资料，云南边远山区有一个发拉村，到现在都还是非常贫困，如果问为何贫困，当地老百姓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是1958年大炼钢铁造成的。大炼钢铁所造成的毁灭性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大破坏，使农民丧失了生存的基本物质基础，代价是触目惊心的，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已经殃及了他们四代子孙。[28]

其次，是资源的大浪费，代价也非常惨重。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化学工业部报告，1958年以来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是45亿元，结果这些工程基本上都没有完成，半拉子（只完成了一半伙部分）的工程就达到19亿元，报废的达到6亿6，000万元，也就是超过一半都是报废或半拉子的工程。邮电部也报告有40个「癞痢头」工程，也就是没完成的工程。水电部的报告则提到，1960年全国有300多个蓄水1亿立方公米以上的大型水库，也没有充分发挥效用。[29]据统计，1958年施工限额以上的项目共「639个，建成投产的仅28项，造成了惊人的资源浪费。[30]

这样的资源浪费，对后来的大饥荒造成很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食的大浪费。我这里有两个数字：1958年初，全国有1亿人投入水利工程，大炼钢铁有9，000万人投入。前面1亿人，后面9，000万人，一年之内近2亿的人口都要吃粮食，这样就造成粮食的极大消耗。另外因为吃饭不要钱，也造成粮食极大浪费。农民秋收刚收来的粮食，一年的粮食在约一、两个月内就吃掉了大部分。据当时的统计局局长薛暮桥（1904-2005）估算，农民吃食堂浪费的粮食约有「750万吨，相当于1958年农村供应粮食的11%。[31]尤其严重的是，因为大修水利、炼钢铁，在秋收季节，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全部调去搞大炼钢铁工程，留下来收割的是老弱妇残。所以据当时国家的统计，1958年的农作物（包括粮食和棉花）有10%没有收回。[32]因此1958年虽然粮食、棉花大丰产，但并没有大丰收。粮食全国大范围的大浪费，是导致后来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之一。

第三个问题是造成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1958年积累率高达33.9%，造成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比之1957年，1958年工业产值增长54.8%，其中重工业增长78.8%，农业产值仅增长2.4%。其三，是工业和交通运输比例失调，工业内部结构的矛盾与企业管理的混乱，造成重大事故不断，更是从根本上大伤中国经济发展的元气。[33]

最后，是对农民的大掠夺。1958年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共产风」，实际上是共农民的产、掠夺农民。所谓「共产」，是上一级共下一级的产，上一级平调下一级的财产。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平调公社、公社平调生产队、生产队平调农民。[34]那个时候，农村劳动力是可以任意调动的，国家可以直接下命令，把农村劳动力全部调走。当时刘少奇就提到，江苏省调动300多万人炼钢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调去的，而且完全无偿，「不闹待遇，也不闹甚么劳动保险」。[35]对农民的平调格外厉害，几乎是想要农民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而且不必付出任何代价。1958年9月《红旗》第7期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河南嶝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底下简称为〈简章〉），[36]其中就明确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共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为公社负责偿还」——这是公社内部各生产队，贫队与富队之间的「共产」；〈简章〉又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数据转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畜、家禽」——这是对社员的「共产」。有了这样的章程，对农民的恣意剥夺，就合理合法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37]而且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农民的强烈抗议。这里有一个材料：1958年8月11日河南襄城县孙祠堂乡有个青年农民致信党中央，尖锐质问：「我们的家犯了什么罪，来搜查呢？」、「我们的锅为什么也搜走，香炉铜器也收走了，犯了法吗？」、「为啥有粮食不管是节约的还是非法的都没收？还有人被捆著呢？这就是军事化？解放军的「军事化」，还是国民党的「军事化」呢？」当然，在那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年代，这样的农民的呼声是不会被听见的，公社、大队还立案调查、大加迫害。这份材料幸而保存下来，现藏河南省某档案馆，算是留下了那个时代农民的一点呼声。[38]

这样，「共产风」自然越演越烈。就以我们刚刚说到的广西武宣县为例，那326棵水缸粗的松树被砍伐，却是一个钱都不给，完全无偿剥夺。另外，要炼土高炉需要砖瓦，怎么办？就拆农民的房子。一声令下，就要农民放弃全部财产，把房子全拆了，一个县就拆了8，000多间农民的房子，一个村就拆了700多间。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姓廖的农村妇女，她的丈夫是农村学校的教师，在大跃进时就随学校到远处去炼钢铁，她自己也被调去炼钢铁，这都是无偿的，她只能挑著箩筐，一头放著棉被，一头挑著她4岁的孩子，到很远的地方去当拉风箱的民工。等她炼钢铁回来，房子被拆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原来她离家时好好端端的五间瓦房，现在一个家只剩下满地的瓦砾和在风中滚动的纸片。[39]

可以说1958年农民被剥夺的惨况，不但空前，而且肆无忌惮。后来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如此对农民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是十分严重的，他并且举例说，河南有些公社的分配，国家税收、公共积累、管理费用就占了53%，农民个人所得仅47%，「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40]还有材料表明，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个层级中脱产i干部高达6，000万人，大体占农村人口7%，但却占有10%-39%的农村收入。[41]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1958年经济确实是大发展，但同时带来资源和生态平衡大破坏，资源大浪费，国民经济的大失调，以及对农民的大掠夺，因此它是一个破坏性的大发展。问题是，这种破坏性的大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且在中国大陆一再地出现。近年中国又在经济大发展，即所谓经济崛起，

但是这个大发展同样以极大破坏为代价，尽管方式不同：1958年使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现在则透过经济手段，其实还是同样造成资源大浪费、生态平衡的大破坏、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农民的大掠夺。近年关于征地问题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因为当年征地没有遭遇到农民反抗，而现在有反抗了。可以说，大陆60年来有两次经济大发展，一次是毛泽东时代，一次是现在，这两次实质上都是破坏性的大发展，这是带有规律性、一再重复的，尽管形态、程度不同，但基本的性质是一样的。

问题是，怎么认识这样的破坏性大发展？大陆知识界到现在还没提出令人接受的说法。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不承认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说大发展是这几年的事，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而毛泽东时代经济是衰退的。但这并不符合事实。据统计，从1953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以平均6.1%的速度在发展，[42]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依然达到11.2%。[43]应该说，这样的发展速度还是很高的，而且为今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5-1975年间， G D P的增长率也在4.7%，保持了中速增长。[44]而且，文革期间钢铁、电子等工业，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西部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也都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45]这些历史事实是不可忽视与否认的。然而有的知识分子，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而全面肯定包括文革在内的毛泽东时代，并将其美化。问题更在于，无论是强调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还是强调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两派都不去追问：这是怎样大发展？这实际上是用经济的发展来掩盖发展的后果，以及发展背后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46]人们更不去追问：为什么在中国60年的两次经济大发展，都是破坏性的大发展？都是以生态平衡、资源的大破坏和对劳动者的大剥夺为代价？这样的发展成果非但不能为劳动者所享有，反而要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个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现象，为什么一再在这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发生？这背后又隐含著我们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就来讨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破坏性大发展背后的体制性问题。

让我们进入具体的历史过程。

历史的起点，是高速度、高目标，就是短时间内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说过，这反映了整个中国的民族情绪，也代表了贫苦农民的要求，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它背后还隐含了两个问题：一，追求高速度本身，就必然采取激进主义的发展模式；二，在中国的体制下，高速度、高目标都被政治化了，能不能高速度发展，变成了政治问题、政权合法性、路线的问题，结果产生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

高速度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高指标。比如粮食毛产要上万斤、钢铁产量一年之内要翻上一倍等等，再加上在「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类唯主观意志论的指导下，又和内在的「要为国家争口气」的民族情结纠纒在一起，很容易形成全党全民性、从上到下的头脑发热，因此，提出许多完全达不到的高指标，就势所难免了。

这样的高指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但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于是必然带来浮夸风。这就是高速度的第二个后果：高估产。举个例子，后来饥荒最严重的河南省，在1958年实际产量只有281亿斤，但向中央上报却报出702亿斤，与实际相差了二倍多；1959年河南因为有旱灾，粮食产量降到217.6亿斤，但还是报出450亿斤，成倍数上报。[47]省一级如此，地、市、县、乡、公社，就更是逐层加码，完全失控。

报高产之后，紧接著就出现下一个问题：高征购与高积累。在此顺便说一下，中国在1953年建立「统购统销」制度，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粮食市场完全被国家控制；农民一年的粮食收成，扣除维持再生产必须的粮食付出，以及农民的口粮后，剩下的全由国家征收殆尽。如果农民不够吃，国家又反过来再把粮食卖给农民。因为国家用报上来的估产来征购，倘若高估产，后果就会很严重。大家想想刚才说的河南省的情况，明明产量只有281亿斤，现在自己上报说是720亿斤，国家就以720亿斤来制定河南征粮计划，结果会征收多少？这时候要怎么完成征收任务？这又成了政治问题，而且只有一个办法：苛扣农民的口粮。所以，高征购的结果，就是苛扣农民口粮。这里有一个数字：1958年全国粮食实产量只有4，000亿斤，征购任务却按预报的6，000-7，000亿斤的产量布置，结果1958-1959年粮食年度（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全国实际征粮为「175亿斤，占实际产量的1/3以上。[48]河南省因为浮夸严重，1958年度征购粮比上一年度增加了56%，征购量就占了实际产量的40.84%，1959年征购量也占实际产量的35.75%，超过全国已经很高的平均量。[49]死人最多的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秋粮只有20多亿斤，却夸大为64亿斤，结果分配下来的国家征购任务是9.6亿斤，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立任务又多了20%以上，结果生产出来的过半粮食都被征购，农民的口粮急遽下降一饥荒与死亡就是这么产生的。[50]据有关研究调查，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农民的口粮，平均每天原粮不超过半斤，半斤原粮脱壳后只有0.35斤；这还不是纯粮，多是以红薯、瓜菜替代。那时农民既无肉又缺油，这点口粮就是农民全部热量的来源，完全无法保证生命活动的需要。[51]

于是，我们要追问：为什么国家要实行高征购、高积累？首先，是为了要「高出口」。和1957年相比，1959年全国粮食已经减产2，500万吨，但出口却增加到415万7，500吨，比1957的209万2，600吨增加了一倍以上，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进口量（主要是小麦）则降低到六年以来的最低水平。[52]1959年肉、蛋、水果等食品出口比1958年增加28.9%，其中猪肉出口23万3，000吨，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1959年棉纱和棉布的出口量，也达到1957年的两倍。[53]这样的大量出口，目的是急于换回大量外汇，以发展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正是在困难时期，中国开始制造第一颗原子弹。大饥荒年代，中国国防费用一直在增加，1959、1960两年皆连续维持在58亿元的高水平（1957年是55.1亿，1958年时50亿）。[54]这背后是一条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富国强兵」发展路线。

也同样是为了准备打仗，毛泽东念兹在兹的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包围，因此，他又提出了粮食要「高储备」的要求。恰好是在1960年1月份，当大批农民正在死亡的时候，中共中央在一份报告中做出一个批示：「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把实际存在的「大饥荒」估计为「持续跃进」，因而提出这样的要求，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在饿死最多人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55]中国原有饥荒时期开粮仓济饥民的传统，但在当时的体制下，对此却是绝对严惩不怠。某种程度上，农民是在国家有大量粮食储备的情况下饿死的；饿死100万人的信阳，当时还有十多亿斤的粮食库存，许多农民坐在粮仓面前高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56]但当局就是不救，很多人就在粮仓旁边倒毙而死，而不救的原因则是国家需要粮食来防备打仗。这里可以非常明显看出，富国强兵的路线是以牺牲农民、甚至不惜以饿死农民为代价的。

高征购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还债」。据周恩来的报告，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向苏联还债13亿8，900万新卢布，「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57]但从现在公布的材料看，苏联当时并没有逼债，是毛泽东主动提出「我们要争口气，要提前还债」。他问周恩来：我们欠苏联的债要多少年才能还清？周恩来回答，按正常年份，大概要十年还清。毛泽东说不行，「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58]「勒紧腰带」的结果，是死了更多的人。

高征购的第三条理由，是为了「援外」，这点大家大概想不到。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共成立了专门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在这一年之内，中共就援助了几内亚1万吨大米，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1962年初，中国承诺的对外援助高达69亿多元人民币。[59]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1962年中国经济还没完全恢复，阿尔巴尼亚向中国要粮食，当时国内没有粮食，因此正从加拿大进口大批的小麦。这批小麦还在返回中国的航途中，中央一个电报过去，就改变航道，把粮食运到阿尔巴尼亚。援外的理由，完全是为了要和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60]

高征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支持城市的粮食供应」。1959年底，北京市长，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1902-1997）在全国电话会议上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并要求各地顾大局保北京。我所在的贵州，当时正大批死人，但还是调了1亿斤的粮食到北京去。[61]1960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报告：北京的粮食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已经基本没有大米库存，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62]城市上百万市民排队购粮，如果无粮供应，后果不堪设想。1961年8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方针，[63]「剥夺农民来保证城市稳定」，就成了国家既定政策。1961年中国粮食产量只有2，850亿斤，即使全部留给农民，农民口粮遗不如1957年（1957年农民占有口粮3，130亿斤），但1961年从农村净调出粮食383亿斤支持城市，农村人均占有粮食比1957年少了123斤，也就是说，国家是从农民口里夺出粮食以供养城市的。食油供应更是如此。1959年春，食油供应紧张，于是提出一个方针「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并且做了明确规定：不仅生产油菜籽的地区，其他农村6月、7月、8月、9月连续四个月不供应食油。[64]在中国的国家统管一切的体制下，国家不给你就等于没有了，也等于完全不管农民、要农民自己想办法。而且，1960年又规定，所有鸡蛋都收购上来，80%出口、20%内销，内销主要是给城市。当时财政部长说了一句带点调侃、但其实很辛酸的话，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吃鸡蛋。工农联盟，工农都不吃鸡蛋」。给谁吃呢？第一，首先给在中国的外国人吃，这是一个面子问题；第二，给高级知识分子吃；第三，其实更多是给高级干部吃：当时有所谓特殊供应，主要是给高级干部，当然也有高级知识分子。[65]

对此，刘少奇有一个非常露骨，也很坦率的解释。他在1962年说了这么一段话：「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66]他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为了保证工业化、国防建设、城市稳定，也就是为了富国强兵，必须牺牲农民，即使农民饿死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中国农民大量死亡的本质上原因。

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从高速度的愿望出发，导致高目标，再导致高指针，又导致高估产，然后导致高征购，实际上就是剥夺农民的口粮，最后导致农民大批的死亡。

于是就有一个问题：怎么看待这段历史？怎么看待这样的发展路线：为了工业化，特别是发展国防工业，制造原子弹、还外债、支持其他国家，不惜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这些年大陆一直在宣传中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伟大成就，这对振奋民族精神确实有意义。但我总是要想它的代价。我自己是人道主义者，在我看来，人的生命更重要；有些年轻学者则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样的牺牲是必要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确实处在美、苏两大国的包围中。最近的解密材料证明，美国政府确实有一个计划，要和苏联以及蒋介石联合起来，向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制止中国制造核武器。[67]在「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问题上，似乎

存在著一个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我想把问题的讨论再深入一步：面对「牺牲农民以促进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既定国策，面对饥饿死亡的威胁，农民有没有反抗？党和国家对农民的反抗又采取了什么措施？

农民的办法就是瞒产私分。这可以说是本能的反抗：你不是要高征购吗？我就隐瞒产量，生产1万斤，只报9，000斤，瞒下来的粮食各家私分，粮食存在自己手里就不怕了。农民的做法，得到了农村基层干部的支持，所以是农民和基层干部联合起来瞒产私分，抵制高征购，进行自救。毛泽东也看出这点，他立即作出批示，一方面承认「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同时又严厉指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68]

毛泽东一声令下，立即掀起一个全国范围的「反瞒产私分」风暴，对原来就已经十分严重的强迫命令风更是火上浇油。我们前面一再谈到毛泽东的社会动员，在很大程度上仰赖行政命令的强制性，带有「准专政」的性质。于是，1958年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上海奉县事件，这个县居然提出「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的口号，结果全县被活活打死的农民有4人，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的有95人，昼夜连续劳动不许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他因严重强迫命令而死亡的114人，死亡共960人。[69]四川一个县的第一书记说得更露骨：「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70]这样的极端口号、言论，虽然是个别的人所提出的，但却能反映出问题的本质；1959年因毛泽东的命令而开展的「反瞒产私分」运动，是用专政的手段向农民抢夺粮食，于是出现了无数人间惨剧。

这都是发生在河南信阳的血淋淋的事实：1959年9月底，江小湾小队一个队员叫江平贵（生平不详），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毒打，因伤势过重，五天后就死掉了，他死后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的社员陈小家（生平不详）父子两人因为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扔到门外用冷水凝冻，这父子七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两个小孩也被活活饿死;1959年11月8日，有一个小队的社员，因为被认为是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71]河南省委书记杨蔚屏（1914-1989）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县被打致死的有2，104人，被打致残者仅潢川县就有254人。[72]

其实，在此之前，1958年10月就有一个河南农民在忍无可忍之下，上书毛泽东，署名「不敢具名」，讲他们村里的干部怎么打骂农民，以至一位社员「打到夜间上吊死了」。还要农民学狗熊、兔子叫唤，学驴打滚，进行人格污辱，又说村子里有个干部是好人，他不打人，但这个干部也受到惩罚，只能逃跑。[73]这封信可能是毛泽东在一片大跃进的讃歌中，最早收到的来自底层反映严重现实问题的上书，他的反应就很值得注意：毛泽东在批示里，一则说「这种情况，肯定只是少数乡村有，可能不到百分之几的乡村」；二则表示「仍然要注意，要加以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报全省，引起注意」；三则嘱咐「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的」。[74]看来毛泽东还是更为这些打人的干部著想：毛泽东心里明白，他们是奉命行事，包括自己的命令。

但我们却要追问：为什么这些干部能够肆无忌惮地用专制办法对待农民？这就涉及到上次说过的「五七体制」中的「第一把手专政」：不仅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自上至下党的各级，包括农村基层的第一把手，都拥有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的权力；这就形成大大小小的王国，书记就是土皇帝、活阎王。当时安徽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就在全县公社第一书记会议上公开说：「你们是第一把手，等于是一把刀子握在你们手里，要怎样砍就怎样砍。其他书记、副书记提意见要顶回去，严重的要给他们处理」。就是在这第一书记专政下，无为县后来成为安徽死人最多的县份之一，死亡人数达到28万人。[75]

更重要的是，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政社合一，把生产组织和国家政权组织合而为一，于是农民的一切，从生产、流通、消费到生活，全部都受基层党组织控制；食堂制更是把农民基本生存权——吃饭的权利控制在书记手里。所以有人说，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76]「不听我的话，就不给饭吃」成了干部的有力武器，也成了干部惩罚农民、控制农民的基本，甚至是主要的手段。于是，又有了一个个带血的记录：1959年10月，信阳农民阮祥海（生平不详），因为没听干部的话去捡牛粪，被捆打之后不给吃饭，他饿得没办法，去食堂拿点花生吃，然后当场被打死[77]——顺便说一点，毛泽东也用这样的方法对待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真要不听话就不给他饭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他是李政道的老师，叫束星北（1907-1983），他是个非常倔强的人，怎么也不肯低头，但到最后，为了要吃饭、特别是他的子女要吃饭，还是屈服了。[78]这样因饥饿而屈服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不在少数：饥饿也成了毛泽东的统治手段。

一方面有权不给农民吃饭，另一方面，又有权掌握一切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再加上无人监督，这就大大便利了干部的多吃多占，造成了干部的腐败。尽管当时还处于「初级腐败阶段」，但这在饥饿的年代，却是最容易引发众怒的。农民有句话：「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信阳死亡100万人后，有人做出几个统计，很能说明问题：一，男劳力比女劳力死得多；二，农民死得多，干部死得少；三，五类分子（钱注：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又比一般农民死得多。[79]像河南潢川县一个大队，死亡率近24.9%，劳动力死亡率为49%，但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80]

除了瞒产私分，农民还有一个通常的自救手段，就是家庭自救；这是中国的传统，一旦遇到灾荒，每个家庭自己来救自己。但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家庭已经被空洞化了，家人不仅生产不在一起，吃饭也都在食堂，家里是不开伙的。家庭被空洞化的结果，使农民最后的自救一条路也被堵住了：农民自己到田里去挖野菜，挖来的野菜却必须缴到食堂去吃，因为家里不准开伙。那时候村里的干部每天都四处巡查，看哪家冒烟，便冲进去把饭抢走，说不定把锅也砸了。

农民最后一条自救的路：逃荒。逃到附近有粮食的地方去，这也是中国传统应付灾荒的办法，但公社体制也不允许人们这么做，它要封锁饥饿的消息，不让外面的人，特别是上级知道。信阳地区邮政局就根据地委的指示，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援的信件；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位党员给省委写了血书，请求救助奄奄一息的农民，信不但被扣押，还遭到查处。[81]为了封锁消息，各地都到处设置岗哨，民兵把守，不许人出去。有的人逃出去了，政府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把逃亡出去的农民称为「盲流」 Iii，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1958年已发布〈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指示〉和〈补充通知〉，严禁农民外逃，还实行劳动收容制，农民一进收容所，更是没有饭吃。仅信阳市就设立了数百个收容所，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82]同时，还有户籍管理制度。农民若要外出，必须请假，要住旅社、搭火车都必须有单位证明，没有一大堆的证明，人根本出不去。即使要到城里的亲友家，住宿超过三天以上，就必须向所在地派出所报告，超过三个月，就要有公社证明。[83]户籍管理制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透过这种制度性的控制手段，农民逃亡也无路，最后只能坐以待毙，真的是置之死地而不顾了。

以上的讨论，我们已充分揭示了造成大饥荒、大死亡的体制性原因。因此，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灾难，完全归之于自然灾害与苏联撤走专家，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这是一种蓄意的遮蔽；但如果为了突出体制的责任，而根本否认自然灾害的存在，恐怕也不符合事实。我所坚持的历史研究与描述的原则是：面对一切事实。据国家科技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辑的《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84]—书载：「中国于1959-1961年发生大面积严重干旱以及局部水灾，加之低温冷冻害、病虫害和风雹等灾害，受灾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85]研究者还注意到毛泽东1961年9月23日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英国）谈话时，对灾情的估计：「所谓旱灾，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旱。今年旱灾最严重的是四川、湖北、安徽，就是长江流域」。[86]1961年刘少奇到湖南家乡调查的结论也是：「天灾确实存在，但并不都像想象中那么严重」，现在看来，刘少奇当年的判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有一定根据的。[87]也就是说，天灾确实存在，但主要原因是人祸，而且是体制所造成。这大概比较符合实际。

我们这里作一个小结。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是一个历史命题的展开过程，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必然结果。其开端是理想主义的，但却内含三大问题：第一，空想社会主义的设想本身就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第二，它又内含著一个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逻辑，它是以牺牲农民为前提与基础，经过一系列历史过程，最后「高征购」将农民逼到饥饿死亡的绝境；第三，人民公社体制，极大地强化了一党专政，它以专政或准专政的手段对付农民，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一直到家庭，对农民实行全面控制，最后堵绝农民一切自救之路。我们以前曾介绍顾准对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概括，说他是「用野蛮的方法，在一个野蛮的地方来实行文明」；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是用超度野蛮的方式，来实现空想的文明。

三、是否存在纠错机制？

我们接著讨论第二个问题：错误能不能够被纠正、从而防止大饥荒的蔓延？中国的体制是否存在纠错机制？刘少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发生饥荒这样大的事情「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是要追究责任的，[88]但中国没有。本来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这时候可以发挥监督、制约作用，但经过反右运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发言权了。没有任何力量监督，就只能靠共产党自己、靠毛泽东自己来纠正错误。于是，大权在握的毛泽东的态度，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应该说，毛泽东比较早就发现危机的存在。1958年8、9月他还在谈粮食过剩怎么办、谈吃饭不要钱，10月26日他就对身边的秘书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89]1958年10月25号，他在湖北一个火车站接见当地的干部，特别召见了一位老劳动模范，老模范对他说：「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这位劳动模范走了以后，毛泽东对在场的书记说：「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有句诗「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90]他是真动了感情。

于是，人们就注意到，从1958年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开始，毛泽东突然收敛了他的浪漫主义激情，明确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制定1959年经济计划，又热又有冷，雄心和科学分析相结合，避免了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而产生的不切实际的缺乏根据的3，000万（吨）钢的可能是孙悟空式的危险，把我们的脑筋压缩了一下」，[91]毛泽东甚至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强调「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的结合」。[92]以后毛泽东又提到了所谓「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相统一」[93]——在大跃进的梦想遭到挫折以后，毛泽东又迅速显示出他思想、性格「求实精神」的另一面。

也就在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上作出批示：要「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94]——毛泽东头脑冷静下来，自然要面对现实：「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当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他必须要缓和与知识分子之间、被他自己号召「藐视知识分子」而产生的紧张关系。

此时，他更要缓和的是和农民的关系。在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点破了问题的实质：「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无不及」。[95]到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更明确地宣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96]「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97]我们早已讨论过，毛泽东和农民关系问题上有个内心矛盾：他自认是农民代表，却因要走富国强兵的路而必须牺牲农民。但是，他懂得要掌握一定的度，过分侵犯农民的利益，就可能把农民逼上梁山、危及中共的统治；所以，这时的他，要反过来声称自己代表农民反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自己正是左倾冒险主义的始作俑者。无论如何，农民的反抗，对毛泽东确实是致命一击，他忧心如焚，大概是真实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2月、3月、4月，连续召开很多会议，都试图要把「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纠正过来，解决和农民关系的问题。他一再地说「这一向，在我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知道「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98]——很少看到毛泽东如此紧张、犹豫；他又睡不著觉了：他毕竟是一个深知中国国情的政治家，他知道，和农民的关系紧张，会直接威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党独揽一切」的地位，因此必须对农民作出让步，党不能走得太远，脱离自己的基本群众，他一再提出要「压缩空气」，就是这个道理。

但这「空气」就是压不下来，他再一次遭到党内干部的反对和抵制。毛泽东自己就注意到，在1959年2月召开的河南省六级干部会上「有许多批评我右

倾和倒退的意见」，[99]毛泽东尤其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各省第一书记的意见。

当时的湖北第一书记王任重（1917-1992）留下了一份日记：「〔钱注：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100]——日记里说的柯、陶、曾、江、周、李，正是当时上海、广东、安徽、江苏、湖南、四川的第一书记，尽管他们后来也都服从了毛泽东，但最初的反对和抵制，却是颇耐琢磨的。可以对此作三个层面的分析。

首先，要看到在1959年初，大饥荒才初露矛头、大跃进问题还没充分暴露，毛泽东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已经看出了危机的苗头。但大多数干部，包括这些省委第一书记，还沉浸在大跃进的狂热中，即使发觉有问题，也如王任重所说，「抓的是枝节问题」，而不是像毛泽东这样「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亦即党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这里确实有认识上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在实行第一书记专政的「五七体制」里，这些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不愿意承认犯了「冒进主义」的错误，他们担心会因此否认所谓大跃进的成绩，而否认成绩就意味著放弃大跃进带来的既得利益，并且直接威胁到他们自己所实行的「第一书记专政」，因为实际上各省都存在著反对、抵制他们专政的力量（当时称为「观潮派」与「秋后算账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之后党内所有关于「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争论，都是一个利益之争：是要维护人民利益，还是维护既得利益。

最后，这些毛泽东的追随者，也都深知中国共产党的规矩（也是「潜规则」吧）：有什么错误，特别是关系到最高领导层的错误，只能由党的领袖自己说；这也是一种权力，别人指出高层领导的错误，就是僭越，会引来杀身之祸。他们更熟知毛泽东反复多变、不认账的性格，因此不愿跟得太紧，以防毛泽东突然转向而造成被动。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17-2011）后来回忆说，他就发现，毛泽东在「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101]看清楚毛泽东的矛盾，这些熟知党内斗争复杂性的高级干部，是不能不预留一手的——这样，1959年，当毛泽东开始决定要反对脱离农民的「冒险主义」时，无论怎样强调降温，温度就是降不下来：这大概就是毛泽东集权体制的痼疾，即所谓「肠梗阻」：一旦形成，毛泽东自己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对「肠梗阻」现象有过这样的分析：「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因此毛泽东提出一个思路，即所谓「上层基层，夹攻中层」，并且说：「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102]——毛泽东这里的分析，指出了官僚化科层制的基本弊端，它同时又具有「第一书记专政」的「单位制度」的「中国特色」，直到今天，中共的统治依然为莫困扰，人们常说「上有决策，下有对策」就是一个突出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出「上层基层，夹攻中层」的对策，正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萌芽：文革最初就是一场「上层直接发动下层，扫荡中层」的「革命」。这同时也就暴露出，毛泽东所谓「夹攻中层」，实质上就是要掩盖上层（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社会矛盾激化的责任，把群众的不满引向直接面对群众的中层干部，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舍车保帅」之策，只是毛泽东运用得更加「振振有词」罢了。

1959年初的毛泽东就是如此：明明农民与党的关系紧张，是他自己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的；但毛泽东现在却要扮演一个「为农民说话」的英雄角色，并越过中层干部、直接和基层对话，以发动群众，把矛头指向中层。1959年4月，他以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分，写信给生产小队书记、小队长，告诫他们：「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的大国，吃饭是第一大事」；因此，「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要「讲真话」，「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103]这个「上面」当然不包括他自己和中央领导层，而是直接指向中层的。这封信因为一竿子通到底，所以很受欢迎，确实缓和了一些矛盾，但是仍然无法根本扭转形势。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个疯狂列车，一旦开动了，就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作为发动者的毛泽东，想控制也控制不住、想煞车也煞不住。也就是说，这是体制出了问题，毛泽东既创造了这个体制，体制本身又倒过来对他形成一个限制，因此只能一路疯狂地往前奔跑。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毛泽东自身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清醒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承认：「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104]在私下的谈话里，他就有了更多的自我反省：「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105]「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106]「我这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想通了」[107]——这些私下谈话，揭示了毛泽东内心很少外露、也不愿意让别人察觉的方面，自然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有研究者用「时醒时醉，半喜半忧」来概括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的「情绪特征」，并且设问：「这忧虑中，是否包含有几分无法把握现实与未来的失落和惶惑？」这或许是有道理的。[108]也就在这样比较敞开的谈话里，当他的秘书李锐向他转述内部刊物里的一篇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会比资本主义严重得多，因为社会主义是集中计划体制」，李锐自己则认为「去年〔钱注：1958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都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说以后可不提这些口号了。[109]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问题也是心里明白，有数的。有些地方他甚至比批评者看得更尖锐。有意思的是，李锐听了毛泽东这些肺腑之言，却小心地严守秘密，因为和毛泽东有更密切接触的秘书田家英早就警告他：毛泽东「常有反复之变，不可轻易传话」。[110]

这更是毛泽东不可忽视的另一面：他虽然说了这么一番自责的话，但心里仍很紧张，唯恐导致对自己的全盘否定。所以，在这段时间，他在强调「反左」的同时，其实更警惕「右」：他一再关照「1958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111]并再一次提出，如果「观潮派」、「算账派」以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出来破坏，要「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著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112]可见，毛泽东是随时准备发动新的反右运动的。

因此，他特别关注「敌人」的反应。首先是1957年「大右派」的反应。罗隆基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113]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胡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云南王」龙云（1884-1962）甚至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114]曾因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115]而引得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陈铭枢（1889-1965）则说：「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还有人说「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后来毛泽东对这句话作出了强烈反应）。[116]另外，是外国的反应。西方有媒体说毛泽东是「比希特勒还坏的独裁者」；[117]赫鲁晓夫也于1959年7月18日波兰一个群众大会上，暗示中国在创立人民公社上犯了错误，苏联一些干部也对大跃进议论纷纷，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118]此外，还有党内的反应，连续几个报告都谈到从中央机关到省委党校、从地方到军队，都有党员干部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左」倾思想的复活」，[119]「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120]毛泽东再一次感到他处于四面包围之中，随时有全盘翻车的危险。如他后来所说，他要准备「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121]这样，他既想煞车，又怕翻车，就陷入深刻的矛盾。他确定了一个方针：问题要解决、形势要缓和，但不能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这是他的底线，他绝对不允许人越过这个底线。

于是，就有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一场风波。庐山会议原本准备讨论「继续反左」的问题，也就是说，庐山会议提供了一个纠错的时机，这是当时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党内很多人都看出了这一点，彭德怀的信，张闻天的发言，之所以著重「发扬党内的民主」，就是试图通过党内民主来建立纠错机制，这是他们的本意所在。毛泽东本来就对党高层可能出现的反动派保持高度警惕，他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提出「一万年还会有野心家」，[122]直到1958年12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还特地谈到「党内争论问题」，[123]提醒说：「〔钱注：党的〕小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大分裂也有可能」。[124]因此，彭德怀、张闻天的写信和发言，在毛泽东看来，就是挑战他的绝对权威，也意味著他所警惕的高层反对派已经出现。毛泽东面临一个「继续反左」（这意味著要真正解决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带来的问题），还是「转而反右」（这意味著要维护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正确性，以维护自己的权威性）的选择，毛泽东说他为之整夜睡不著觉，吃了三次安眠药，还是睡不著，[125]大概是真的。应该说，他有矛盾、犹豫，或者就像前面引述他自己说过的话那样，他又是「七上八下」、「自己和自己打架」、不知道「究竟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但最后，他还是下决心要对反对声音加以反击。

为什么？我以为这和挑战者的身分与地位有关。我们以前介绍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主要由农民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两部分组成，彭德怀和张闻天正分别是他们的代表。也就是说，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不但使跟农民有联系的农民革命家感到不满，党内知识分子更要在理论与路线上追究原因。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的上书得到张闻天的响应，就意味著党内的两种基本力量联合起来抗拒自己，这就形成了他个人在党内统治的危机。[126]再加上彭德怀和张闻天两人在历史上就跟毛有许多纠富：张闻天被认为是王明的主要干将，而王明是毛泽东在党内的主要敌人；彭德怀在历史上就和毛泽东有矛盾，[127]又跟高岗有密切关系，并且掌握著军队。彭德怀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有许多话，例如大跃进是「有失有得」、是资产阶级的狂热性」，[128]在毛泽东听起来，矛头都是直指自己，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129]多疑的毛泽东还担心掌握军权的彭德怀和苏联联合颠覆自己的统治，自然就非反击不可。[130]

这意味著，毛泽东认为他在「理想」和「权力」两个方面，都面临著挑战——从事实层面看，彭德怀、张闻天批评大跃进是资产阶级的狂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确实是对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质疑；但挑战权力却非其初衷。彭、张无非是想对毛的权力有所制约、限制，但对毛泽东而言，制约、限制权力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在他看来，绝对的，不受限制、制约的权力，是实现他圣人理想的必须保证。因此，在理想与权力两个层面，毛泽东都绝不让步，这是他超越具体是非（他当然知道，具体而言彭、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在前一讲里已经说过，毛泽东把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视为自己走向圣人之途的关键一步；尽管遭遇到挫折与变形（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比谁都清楚），但他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圣人理想——毛泽东真正承认圣人梦的破产，要等到文革末期，他离世之前，那是17年后。而毛泽东只要不放弃圣人理想，就绝不会允许对其绝对权力的任何挑战，[131]他越遭挫折、就越需要绝对权力的支撑。为了维护权力，毛泽东是无情而不择手段的，用一位研究者的说法，毛泽东以非规范化的方式来从事政治斗争」，[132]因此，他不讲按规则的「博弈」，只讲阴柔之道的「谋略」，[133]并且不惜一切代价。这就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要在极需「反左」时，突然转而「反右」的根本原因；这也决定了他在批判彭德怀、张闻天时，完全无视客观事实，而且为了和彭、张划清界线，不惜走向更「左」的极端，事实上也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出发点是希望缓和与农民的矛盾，却自觉地走向对农民更大规模地剥夺。对毛泽东来说，建立在个人虚幻理想基础上的权力意志，是高于思想与事实逻辑的。

毛泽东把1959年夏季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看作是1957年夏季「反击右派运动」和1958年初「批判「反冒进」」的延伸，他指责彭德怀及其同情者、支持者「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钱注：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三十公里了」，[134]他一再指出：「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并且「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135]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136]——这样，毛泽东就把他在反右运动以后所提出的「阶级斗争治国路线」更加强化与理论化，在具体实践中，则把反右以后所建立的「五七体制」进一步强化，而且，除了强化思想控制和社会控制之外，更加强了对党内、军内的控制。

于是，就由所谓批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1902-1986）反党「军事倶乐部」开始，在全党、全军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在其中受到伤害的人数，超过反右运动。据后来平反的统计数字，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干部」而受到重点批判的，或者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划成阶级异己分子的干部、党员、群众有600多万，加起来差不多1,000万。人民解放军内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戴上其他帽子的，则有1万7，200余人。[137]更主要的是，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时说，「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138]——有意思的是，邓小平在1980年作出这样的总结以后，他自己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家长制，在处理1989年学潮时依然是他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并且终于作出连毛泽东都要竭力避免的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决定。这正说明，家长制（实际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第一书记专政」）在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体制，这样的体制，如我们前面一再说明，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逐渐建立起来的，1959年的反右倾，又强化与完善了这个体制，真正达到一切由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说了算。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形成任何纠错机制。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秘书李锐也受到批判，他后来回忆说：「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为复杂，我觉得很悲观。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139]这确实是一个应该追问的问题。李锐在他的回忆里，谈到一件事：总参谋长黄克诚也被打为反党集团的成员，他自然很不服、很痛苦，有很多人劝他，其中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1908-1969）写了一封信，劝他向毛屈服，这封信非常有意思，我念一下：「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绝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据李锐说，这样的对党「从一而终」的思想，确实是当时的中共高级干部中「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态」。[140]我们不妨看看党的最高层在庐山会议上的表态。刘少奇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141]周恩来批评彭德怀「犯上作乱」，[142]强调「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143]朱德则表示：永远「顺著」、「永不反水」、「永远跟著毛主席」；[144]林彪说得更彻底「自古两雄不能并立」、「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145]必须做「驯服的党员」；[146]而彭德怀最后也做了这样的保证：「拥护毛泽东同志」、「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147]—这些要搞「个人崇拜」、要做「驯服工具」、不要「犯上作乱」的最高领导层的共识，又意味著什么？我以为，它标志著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重大变化。这两个变化其实已经积累很久，到1959年庐山会议就集中暴露了。

为什么所有人最后都服从于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打了一张王牌：一个彭德怀、一个我，你们要听谁的？你们若要听彭德怀的，我毛泽东就上并冈山打游击、不惜分裂党。面对毛泽东的这一威胁，所有中央委员都屈服了。他们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和周围的人：为了党的利益、党的团结、不要使党分裂，我们必须服从于毛泽东。那么，他们所要维护的「党的利益」又是什么呢？这时的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了，因此所谓「维护党的利益」其实就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特别是反右运动之后，全党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党的绝对权力，而这个权力绝不与他人（其他政治势力）分享。这也是每个党干部的利益所在。这就标明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当利益与信仰发生矛盾、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庐山会议就面临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服从党的利益。当然，当时共产党还保留了一个革命党的外壳，许多干部还是有维护人民利益的理想与愿望，因此，他们服从毛泽东是违心的，也给他们自己带来许多痛苦。但从总体看，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一个质变：共产党已经由具有革命理想的政党，变成一个以维护权力为主导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

所以，才会在庐山会议上出现一边倒向毛泽东权力意志的局面。

庐山会议上党的高级干部之所以一起倒向毛泽东，除了根本的利益问题，也还有认识上的原因。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全党，包括党的高级干部，形成一个信念：真理只有一个，而且是由党和党的领袖掌握的；并且陷入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不是「真理」，就是「谬误」；不是「正确」，就是「错误」；不代表「无产阶级」，就代表「资产阶级」；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不代表「人民」，就是「敌人」；不是「正统」，就是「异端」等等。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论争中，人只要先认定毛泽东代表了党的长远利益、因而掌握真理，那么毛泽东就一定是正确的，是代表人民、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彭德怀即使在具体问题上不无道理，但从总体上看，他就必然是错误的，是反人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异端。因此，跟著毛泽东走，就是服从了真理，维护了人民利益，坚持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作为「异端」的彭德怀，就是党的敌人，而且「假如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丨」一在庐山会议上，众口一词批判彭德怀：彭真断言「毛主席的路线〔钱注：其真理性〕已得到证明」，就「应服从」；[148]朱德要彭德怀「投降无产阶级」；[149]聂荣臻（1899-1992）、叶剑英（1897-1986）劝诫彭德怀：「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150]等等，背后都隐含著这样的逻辑和思维方式。

陶铸信中提出「从一而终」的理念、周恩来等一再强调「不要犯上作乱」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党的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以至领导集团）与党员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个夫妾、君臣关系。这就意味，单靠信仰已经无法维繋整个党，只能借助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即如陶铸强调所谓贞节、忠君的观念。这样的变化，对于一个以共产主义信仰吸引人，凝固党心、人心的革命政党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而且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这确实非同小可，之后很多事情的发展都与这种夫妾、君臣关系的确定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庐山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危机，文革之不可避免，所有在庐山会议中支持、效忠毛泽东的高级干部（包括刘少奇、陶铸在内）都无一幸免，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再一次出现一边倒向毛泽东、拥护将刘少奇开除出党的局面，这一切都源于庐山会议开始的「以臣事君，从一而终」传统。

从另一个角度看，恐怕这正是毛泽东的目的所在。其实，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皇帝，都会面临如何将昔日「战友」转换为「臣民」的难题。毛泽东要建立他的「大一统」天下，迟早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说到，毛泽东为了实现「大一统」，有几个步骤：通过1957年反右运动，控制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各民主党派；通过1957年后「单位所有制」的确立与强化，实现对城市居民（干部、工人、市民）的全面控制；1958年通过人民公社，实现对地方和农村社会基层的全面、绝对控制；现在，他正要通过反彭德怀、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来实现对党（特别是党的高层）和军队的全面、绝对控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者所说，「从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担负著一个巨大的任务：像从前历届政权一样，它的政权的合法性将取决于它对整个中国的良好的控制」。[151]因此，毛泽东有步骤地不断加强对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社会（城市与农村）、党和军队的全面、绝对控制，并且自认为代表党的利益、以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他自命为「天降大任」的豪杰与圣贤，在他看来，这样的全面、绝对控制是实现国家统一，增强内聚力所绝对必须的，而「统一」与「内聚力」，又是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以及赶上西方国家的优势所在。按照毛泽东的逻辑，为了实现这样的「大任」，采取暴力手段，导致惨烈牺牲，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毛泽东的决断与冷酷，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与逻辑基础上。

不管怎样，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最后大获全胜。他踌躇满志地说：「一有意志，万事皆成」，「我们战胜地球，建立强国，一定要如此，一定要如此」，「目的一定可以达到！」[152]在主观意志论的支配下，毛泽东已经不想煞车，他还要继续进攻，要让大跃进、人民公社这辆已经疯狂的列车开足马力，一路冲向前去。这样，毛泽东（以及他控制下中国的党和国家）就被他自己和历史铸造成一个「疯狂的进攻武器」。原本1959年尚是灾荒的初期，还有缓和、以至制止的可能，现在不但不纠正左的错误，相反还要进一步反右倾机会主义，把左的错误坚持、发展到极致，结果经济继续大滑坡，造成空前的大饥荒、大灾难，直到1961年跌到谷底。

应该说，毛泽东也曾试图对这辆「疯狂的进攻武器」有所控制。1960年夏天，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再度台起剥夺农民的「共产风」，导致农业大幅度减产。[153]毛泽东除了代表党中央发布指示，要求彻底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名利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154]之外，还将问题归之于吃了对情况「不甚了了」的亏，并承认自己有「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的「毛病」，表示要「坚决改正」，[155]并表示「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调查研究。[156]到1961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57]毛泽东同时警告说：不要采取「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158]——毛泽东对「死官僚」始终有近乎本能的反感，后来的调查，也确实揭发出「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健全；党委包办各级行政事务的现象相当严重」这类更为实质性的问题[159]——但这却是毛泽东不准备触动的，他仅将问题归结为干部的工作作风，依然坚持高度集权的体制。这样，疯狂的机器就只能按照它自己的专政逻辑继续前行，毛泽东试图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剎车，自然是剎不住的。

讲完这段历史，我想对收入《课用选文》中毛泽东的〈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底下简称为〈笔记〉）做一点解释、提示。[160]这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所写的一部著作。他召集了一批「秀才」[161]读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边读一边发表议论，再由这些「秀才」汇整；这篇文章，是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的总结，并提出一些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设想的理论性著作。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比较有理论色彩的三部著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我们都有讨论。这里先大致提一下，希望同学们回去好好地读一读。

这部著作大概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和内容。首先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这在今天还是有启发意义，比如上次讲课提到，关于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中央与地方结合的建设路线。我觉得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明确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人民必须有权利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这是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在文革中，就成为很多造反派所追求的目标，是文革民间者提出的「人民民主权利」的核心要求，我自己也一直深受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影响。另外，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消费」，「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集体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如果对照近年大陆发生的将公共福利事业（教育、医疗卫生）市场化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某些远见。

〈笔记〉有一些内容则有较复杂的意义：若从当时的角度看可能有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从更长的历史时间来看，又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他认为不能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不能过分强调物质利益。这样的命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要号召大家为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路线作牺牲，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作牺牲，其作用是消极的；但若从长远来看，特别是当今天中国面临过度物质化、过度个人化与极端利己主义充斥的时候，再看这个命题，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意义。短期的效果和长距离的考察，会产生出不同的意义，这是我们在阅读与讨论的时候要注意的。

〈笔记〉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将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些「左」的东西进一步理论化。里面的核心有二，首先是提倡「穷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些命题：「人越穷越要革命」、「农民说以穷为荣，以富为耻是有道理的」、「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越容易」。这样，就陷入一个逻辑的怪圈：中国穷，所以要革命，那么革命的目的，是要让中国富起来；但人一旦富起来，就会失去革命性，哪一天中国富起来了，可能会有问题。这个逻辑放在实践上，就会出现劫富济穷，视富裕农民为革命对象，提倡「以穷为荣，以富为耻」，并在实际上忽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让人民富裕起来，以至在治国路线上片面强调「富国强兵」，而不再提「富民」要求等一系列问题。这样的「穷社会主义」，正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

其次是提倡「穷过渡」。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先改革生产关系，再发展生产力。这个观点和刘少奇先发展生产力，再来改变生产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对立的，这是他们之间分歧的一个基本点。今天来看，刘少奇的观点不是没有问题，其最大盲点就是容易导致「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当年毛泽东猛批「唯生产力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尽管他的目的是为自己的路线辩护）。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至今天的中国，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观念也存在盲点，以至危险：在生产力很低的水平上，提倡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就会造成「穷过渡」。比如毛泽东在〈笔记〉里用很大篇幅讨论、提倡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样的精神向全党传达以后，就立刻掀起了人民公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高潮。特别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上下无不闻风而动，而且越左越好。于是，就产生完全不顾客观条件、一味提高公有成分的现象，这就必然导致对农民的新的剥夺，刚刚冷却下来的「共产风」「大办（大办工厂，交通等公社企业）风」，又重新在华夏大地掀起。这是1960至1961年大饥荒继续蔓延的直接原因之一。

毛泽东的〈笔记〉是一个很复杂的文本，它的复杂性在毛泽东的著作里很有代表性。同学们在研读时，既要注意它的理论表述，又要结合它的实践作用；既要放在历史的时空下，作具体的考察与分析，又要有一个长时段的历史眼光，这都是研读毛泽东著作的难点，也是它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编注

1. 脱产：指脱离生产线、脱离工作岗位。

2. 庐山会议：1959年7月2日-8月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八次会议，又称八届八中全会》会中批判彭德怀为反党集团。

3. 盲流：「盲目流动」的简称，指未经许可离开乡土、流入城市的农民，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特殊现象。1959年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制止农民外逃，要求各省、市将流入城市、工业矿区的农民进行强制收容、遣返，「盲流」的称呼始于1950年代，亦使用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4. 「朱可夫罢官事件」：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在苏德战争期间曾任仅次于斯大林的最高副统帅，在战后曾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德国苏军占领地最高行政长官，斯大林去世后，朱可夫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并于1955年出任国防部部长，其军权曾于1957年为赫鲁晓夫赢得党内斗争，但也因此引起赫鲁晓夫与党内高层的猜忌。1957年10月27日苏联解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是为朱可夫罢官事件。毛泽东曾引此事件影射彭德怀的罢官。

[1] 毛泽东视察舒茶公社经过，见麦阳、刘蓬：《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页226；引言见杨继绳：〈有关大饥荒的大事记〉，《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1046。

[2] 麦阳、刘蓬：《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页229。

[3] 山东即墨县 S山公社 S山大队 S山卫村，「每五天逢集的日子，不少外社来赶集的农民到这里免费吃饭，每次少则五六十人，多则100余人，除了吃饭不交钱，还可以随便拿晒在坡里的花生、地瓜杆，本社的社员见此不但不阻止，而且还说：吃吧，拿吧，反正都是公社的。」」据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青岛的「大跃进」运动》（2004），页231-232。转引自罗平汉：《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168。

[4]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677。

[5] 〈吃饭不要钱以后……〉，《人民日报》1958年10月8日第一版。

[6]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8。出处详见该页注释（3）：「陈毅1958年9月2日在广州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林蕴晖〈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页92」。

[7]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7年12月前后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卫士探亲回来，带来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毛泽东掰了一块放在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对周围人说：「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呵」。那天毛泽东失眠了，之后很长时间多次喃喃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这其实也是毛泽东后来发动大跃进，提出「吃饭不要钱」的一个心理背景。见李银桥：《迈向神坛的毛泽东》，页220-221。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回忆说，毛泽东曾对她的母亲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犠牲了，我难过得掉泪；三是我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见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页234。

[8] 〈关于「肿病」发生的情况〉（1959年1月10日），《内部参考》。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383。

[9] 毛泽东：〈一个教训〉（1958年11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585。

[10] 〈关于句容县宝华公社仑头、铜山大队死人问题的调查〉（1959年1月27日），《内部参考》。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382。

[11] 见〈关于「肿病」发生的情况〉（1959年1月10日），《内部参考》。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383。

[12] 刘堤圏车站南北：〈关于豫东饥荒上毛泽东周恩来及全体中央领导书〉（1959年1月20日）。收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香港：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85。

[13] 「济宁事件」相关请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405-408。

[14] 毛泽东：〈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1959年4月1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209。

[15] 「信阳事件」参看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32-77。

[16]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详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135-155、509-515。

[17]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514。

[18] 见当页图23-2〈1959-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886。

[19] 据杨继绳介绍，关于大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国外学者估计：1960-1961年间有2,300万（艾德尔）、1960年有1,100万-3,000万（莫舍）、1952-1962年间有3,000万（希尔）、1958-1963年间有2,700万（科尔）、1958-1963年间有4,090万（杰勒德•卡罗特）五种说法，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886。国内学者则有：三年大饥荒期间有1，700万（蒋正华）、3,500万（丁抒）、3,471万（金辉）、4，300万（陈一咨）、3，300-3，500万（王维志）、3，245万8,000人（曹树基）六种说法，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892-904。

[20]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904。

[21] 以上段落引文段均出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13。

[22]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13。据安徽凤阳县所存盘案，当时有些公社规定了处理死尸的「四不准」：「1，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2，不准埋在路旁；3，不准哭丧；4，不准戴孝」。转引自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著，姜和平译：《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页207。

[23] 李磊：《悠悠岁月》（自印本），页122-150。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131-132。

[24] 据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1912-1967）的核实报告，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431。

[2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和事件的历史回顾》（下），页709-710。

[26] 据《当代中国的林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页105。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206。

[27] 参看余习广等：〈绿色的悲怆——广西武宣县大炼钢铁毁林纪实〉，文收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132、150-151、159-161。

[28] 孙世祥：〈巧家有个发拉村〉，钱理群、刘铁芳编：《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页45-47。

[29]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80。

[3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页713。

[31] 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上），页240。

[32] 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208。

[3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页710-716。

[3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透露，山西省1958年入秋以来农副产品收购总额4亿2,000万元，县级扣留了1亿8，000万，公社级扣留了3,000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钢铁亏损，县和社办工业投资，县社举办的水利工程投资等等。甘肃临兆县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共426软水田，竟被部队、机关、学校无偿调走310亩。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页763、764。

[35] 刘少奇1958年9月27日对南京党员干部的讲话。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714。

[36] 毛泽东：〈对《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8月1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345。

[37] 以上简章引文见〈嶝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1958年8月7日），2011年7月27日取自，为人民服务网：http://hi.baidu.com/yh909106/blog/item/4861c32b4b3420f Se6cd40cb.html。

[38] 河南七位青年农民（一个共产党员、四个共青团员）：〈关于河南襄城县农村问题上谭震林转中共中央书〉（1958年8月11日）。收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薆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44。

[39] 余习广等：〈绿色的悲怆——广西武宣县大炼钢铁毁林纪实〉，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141。

[40]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9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62。

[41]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330。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647。

[42] 赵德馨：〈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的路径、成就与经验〉，载《百年潮》2009年10期。

[43]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转引自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页568。

[44] 但如果作对比，也就暴露了很大问题。和国内比，既低于】952-1957年间的92%，也低于1978-2006年的97%，数据源： Angus Maddison, 2004，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O E C D， Table 5b和 Table 5c。转引自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页72，表21〈人均 G D P及增长率国际比较，1965-1975年〉。和大陆之外作比较，1965-1975年间的 G D P增长率，日本8%、台湾91%、新加坡112%、韩国116%，都远远高于大陆。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文革经济决策失误的经济损失，大约占经济增长率的1/3至1/2，如果按正常发展，增长潜力应在9%左右。参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40。

[45] 这里有一组数字：1965-1978年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353倍，其中重工业增长427倍，工业总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由1965年的364%上升为1978年的468%，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41；1966-1976年间，水电发电量增长137%，发电量增长9%，民航里程增长95%；1965-1976年期间，灌溉面积在耕地面积的比例由319%提高到453%，超过同期美国（13%）和印度（35%），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43-744；1965-1978年间，机耕面积年增长率为77%，化肥施用量年均增长率为12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谱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82。转引自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44，表65〈农业生产要素投入，1965-1978年〉；1965-1976年间，净增1亿就业岗位，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47。在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转移和调整方面，也有一组数字：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工业占全国40.28%，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工业、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6：4，见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页272；文革期间，西部地区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湘黔等重要铁路干线，西部地区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1975年的34.7%；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见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页269。这样，到1978年，中国工农业发展就到了这样的水平：钢产量居世界第五、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三、原油居第八位、棉布居世界第一、糖产量居世界第八：这都为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页224）。转引自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98。还有一组文革期间社会发展的数字：1966-1976年间，全国人口出生率由3.505%下降到1.991%，死亡率由8.83%下降到7.25%，自然增长率由2.622%下降到1.266%，实现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数据源：《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470。转引自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55，表610〈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1966-1976年〉；1979年中国小学净入学率、中学入学总率、成人识字率分别达到93%，51%和66%，高于发展中国家（4977年小学、中学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分别为62%、26%、51%），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57，表613〈教育指标的国际比较，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2，500人就有一个医生（合格的西医，不包括中医和赤脚医生），高于中等收入的国家（4300：1），儿童死亡率从1950年到1980年平均每年下降63%，妇女孕产妇死亡率由1950年的十万分之一千五百左右下降到1980年的十万分之一百，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60。

[46] 这里又有一组不可忽视与否认的数字：文革时期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1977年12月主管经济的李先念在全国计划经济会议上的讲话）；城乡居民消费福利累计损失为1976年水平的15.3%（农村），26.9%（城镇）；1966-1976年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左右，大大高于60%以上的绝对贫困型水平，按周恩来1974年7月16日在一个灾情报告的批语里所描述的，就是「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飮水不够，打并配套都不够」，「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见《周恩来年谱》（下册），页672；文革十年全国少培养了100万大学生和200万中专生，完全停止研究生招生，1979年连续三年恢复高考招生以后，中国大学入学率仅为12%，是其他低收入国家平均数的一半，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58-759。文革使潜在人力资本存量减少了14.3%；1976年全国图书、杂志、报刊产品数仅为1965年的6.38%、6.86、5.31%，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64；文革中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株连的达亿人以上，占全国人口的1/9，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72——这都表明，文革中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是一种「富国强兵」式的发展，其代价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极度贫困，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大破坏，和波及全民的政治大迫害，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47、751-752。同时造成的是经济资源的大浪费、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经济比例的大失调、以及经济效益的严重下降，参看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页274-279、561-566。而文革的闭关自守，更大大压缩了中国出口增长潜力，估计损失在40%和80%之间，与同时期的日本的出口额相比，从1966年日本是中国的413倍，到1976年就扩大到981倍，大大拉开了距离。见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752-753。

[47] 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93。

[4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页714。

[49] 据〈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1962年8月25日），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92-93。

[50] 据〈中共河南省委对信阳事件的检查〉（1960年11月1日），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35。

[51]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865。

[52] 表20-4，〈1956〜1965年间中国的食品出口〉，材料来源：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754。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比较的数据转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17。

[53] 商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供应出口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1960年1月8日），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756。棉纱、棉布出口数据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17。

[54] 表15-5，〈中国偿还外债、对外援助和国防费用的比较〉，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铁荒纪实》（下篇），页596。

[55] 〈中央转批转粮食部《关于今后三年内把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到一千亿斤的报告》〉（1969年1月26日），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753。

[56]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54。

[57] 周恩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第1版。

[58]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页336-337。

[59] 舒云：〈纠正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援外往事〉，载《同舟共济》2009年第1期。

[60] （阿尔巴利亚）雷兹•马里列：《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铁荒纪实》（下篇），页596。

[61] 王民三（大饥荒年代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1959年12月19日日记〉，见《贵州粮食》增刊《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王民三日记摘录（1959-1961）》。其中部分内容以〈1959-1960年贵州粮政日记〉为题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

[62]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报告（1960年6月），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217。

[63]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859。

[64]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860。

[65]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861。

[66]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441-442。

[67] 从1963年至1964年中国进行核试验期间，美国连续两届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都曾向苏联政府建议共同袭撃中国核基地，还和蒋经国研究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大陆核设施可行性问题。参看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页444-451。据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又译季辛吉，1923-，德裔美国）回忆，1973年苏联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 Doe Ridge，1906-1982，俄国）又当面向基辛格建议，苏美两国对中国核基地进行毁灭性打击。转引自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页180。

[68] 毛泽东：〈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1959年2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52。

[69]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委对奉县问题的情况报告〉（1959年5月22日），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709。

[70] 《酆都县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1），页31。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854。

[71] 乔培华：《信阳事件》打印未刊稿（2000年7月19日），页70-72。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37、38。

[72] 杨蔚屏：〈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1960年10月15日）。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55。

[73] 不敢具名：〈关于反映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匿名信〉（1958年10月20日），收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61-63。

[74] 毛泽东：〈关于调查处理乡村干部中的打骂人问题给吴芝圃等的信〉（1958年11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594。

[75] 茆家升：〈从《张恺帆回忆录》看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载《炎黄春秋》2009年12期。

[76]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铁荒纪实》（上篇），页22。

[77] 乔培华：〈信阳事件〉（打印未刊稿），页70。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57。

[78] 参看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第16章〈饥馑的日子里〉。

[79]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51。

[80]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53。

[81]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57。

[82]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58。

[83] 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页134。

[84] 国家科技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2004）。

[85] 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页30。

[86] 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页28-29。

[87] 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页32。

[88] 据袁宝华：〈对国民经济的艰苦调整〉，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285。

[89]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页95。

[90] 梅白：〈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原载《春秋》杂志1988年1期。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上），页250-251。

[91]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39。

[92]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39、641。

[93] 毛泽东：〈关于谈哲学等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1959年2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34。这是斯大林评价列宁时说过的一句名言。

[94] 毛泽东：〈关于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的批语〉（1958年12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54。

[95]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9。

[9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3月5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922。

[9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8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917。

[98]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90。

[99] 毛泽东：〈郑州会议期间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三封信〉（1959年3月1日、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86。

[100] 王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921。

[101]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76。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183。

[102] 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3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167-168。

[103] 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48-50。

[104]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6月12-13日），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页135。

[105] 毛泽东和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的谈话（1959年7月17日），据李锐笔记记录。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88。

[106] 毛泽东和周小舟、周惠、李锐的谈话（1959年7月11日），据李锐笔记记录。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80。

[107] 毛泽东和周小舟、周惠、李锐的谈话（1959年7月11日），据李锐笔记记录。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81。

[108] 陈晋：《毛泽东之魂》，页139。

[109] 毛泽东和周小舟、周惠、李锐的讲话（1959年7月11日），据李锐笔记记录，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79-80。

[110]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82。

[111] 毛泽东：〈对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959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42。

[112]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74。

[113] 转引〈罗隆基最近对物资供应问题的一些反动言论〉，〈罗隆基妄称目前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757。

[114] 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60。

[115] 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75。

[116] 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60。后来毛泽东在反击彭德怀的7月23日讲话中就说：「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绕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场胡涂，要垮台了。〔……〕。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65。

[117] 毛泽东：〈关于反击挪威报纸侮辱我国领袖问题的批语〉（1959年5月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243。

[118] 毛泽东：〈印发《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的批语〉（1959年7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367；亦可见毛泽东：〈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7月29日、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390-392。

[119] 毛泽东：〈印发江西省委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材料的批语〉（1959年7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387-388。相关亦可参见毛泽东：〈印发《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的批语〉（1959年7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366；毛泽东：〈在国务院秘书厅一份学习简报上的批语〉（1959年7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386；〈印发江西省委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材料的批语〉（1959年7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387-388。

[120] 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1959年7月2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377.

[121] 毛泽东：〈关于研究人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7月29日、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391。

[122]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5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96。

[12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37。

[12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40。

[125]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65。毛泽东的卫士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参看李银桥：《迈向神坛的毛泽东》，页253。

[126]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里专门有一节〈会外漫谈〉，谈到几位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和地方官员私下议论，都为大跃进所产生的问题忧心忡忡，而且认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见该书页53。这大概能够反映相当一部分庐山会议与会者的真实思想和心态，也就是说，彭德怀与张闻天的公开发言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而且如后来叶剑英所回忆，刚开始，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周恩来「都觉得彭德怀说得对」（参见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问题与研究》1980年5月号），这或许是毛泽东最不放心、想要提防的。

[127]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就提到「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21）。并且具体指出：「抗战时〔……〕你是听王明的话」（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17），「用你的名义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封建主义骗人的」，「还讲自由、平等、博爱」（转引自李镜：《庐山会议实录》，页235）。

[128] 彭德怀：〈彭德怀同志于1959年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彭德怀自述》，页283、285。

[129]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毛泽东自己就在1958年八届六中全会上谈过「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题纲〉（1958年12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41。但这样的话只能由毛泽东自己讲，彭德怀讲这句话，毛泽东就认为是矛头指向自己，并且绝不允许。

[130] 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一文（见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页226-232）认为，毛泽东在庐山将彭德怀罢官的深层原因，要追溯到1957年苏共将国防部长朱可夫（Georgy Konstantinovich Zhukov，1896-1974，俄国）罢官事件毛泽东的影响。毛在1958年就提出了这样的警告：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见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1958年1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29），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参看。

[131] 更深入考察，还可以发现，毛泽东在圣人理想与权力的关系之间，也并非完全没有矛盾。据陈伯达回忆，在建国初期的私下长谈中，毛泽东曾问他：自己「是在前台直接主持国事好呢？还是退到后面坐而论道好呢？」（见陈晓农编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123）。所谓「坐而论道」，而不「主持国事」，就是当单纯的「传教」的圣人；而不主持国事，就意味着放弃权力，也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实践圣人理想，这又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的。1956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位，以后又退居第二线，理由都是要思考国际与国内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要着眼于「立言、立德」，但毛泽东终不能摆脱「立功」的欲望，又担心失去权力会给别人背叛自己的机会，导致圣人理想的落空与变质。于是，在1958年、1962年他又回到第一线，直接掌控大权，结果都造成了灾难，更快地促进他圣人理想的破产，这都是毛泽东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困境。

[132]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页279。

[133]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页284、217。

[134]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72。

[135] 毛泽东：〈对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1959年8月2日-1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405。

[136] 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451。

[137] 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379、395；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228。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页520。

[138]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30。

[139]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319。

[140]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300。

[141]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360。

[142]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88。

[14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49。

[144]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58。

[145]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82。

[146]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49。

[147]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339。

[148]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53。

[149]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58。

[150]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205。

[151]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24。

[152]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9年9月1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页523、524。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讲话里，毛泽东还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改，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舒畅一些了」（见同出处，页523）。应该说，毛泽东此时的自傲、自信与自省，都是真实的。

[153] 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提供的材料，1959年粮产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页873），比1957年减少26%以上（见薄一波：《若于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页884）。

[154] 毛泽东：〈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1960年11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352。

[155] 毛泽东：〈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1961年3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440-441。

[156] 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262。

[157] 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237。

[158] 毛泽东：〈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61年5月28日、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505。

[159] 转引自薄一波：〈回忆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新风〉，《缅怀毛泽东》（下），页9。

[160] 收入《课用选文》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民间流传的自印本：《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下文论述中提及的毛泽东的有关观点，都录自这一自印本，不再注明。

[161] 所谓「秀才」是指党内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的读书小组里，就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

第七讲 大饥荒年代（下）

1959-1961

|2009年10月27日、11月3日讲|

一、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民间观察与思考

如果说〈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是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理论总结，那么，同一时期的民间社会，也提出不同于毛泽东的理论总结。这里我想著重介绍二位民间思想者和一个民间群体的思考。

（一）顾准：「社会主义的史前期」批判

第一位是我们已多次提到的顾准。顾准当时已经被完全逐出体制，并在河南信阳地区的农村，亲自经历了大饥荒：这是对于大饥荒的零距离观察、体验与思考，尽管这些思考分散在他这一时期的日记里，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论述，但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启发性。

他在日记中详尽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大饥荒惨像：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余力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个，则死亡比例也不小了。[1]

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 Malthusianism〔钱注：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2]

除民间大批肿一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一是丈夫

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3]

可以想见，这一件件就发生在他身边的血淋淋事实对顾准的冲击。但他作为经济学家，不能停留在事实的记录，而要进行理论的思考与体制的追问。

首先，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史前期」的概念。[4]在毛泽东的〈笔记〉里，将之称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今天则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其实是同一个概念。但顾准强调「史前期」，显然是为了突出它的野蛮性，有点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概念。

顾准认为「史前期的社会主义」有四个特点，这也就是他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所提出的四个判断、四个分析。

第一，史前期发展的是「糊口经济」，[5]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这一概念揭示了「社会主义史前期」的历史任务，就是要解决中国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其中心就是建立糊口经济一毛泽东「吃饭不要钱」的社会主义理想，其实就是以此为目标，只是表达方式更有诱惑力。

第二，如何实现糊口经济的目标？顾准认为，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推行的是一条「集中国力」的「战时经济」发展路线，[6]这其实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富国强兵」的路线。

顾准又对「战时经济」作了以下具体分析：

第一，实行「政治挂帅」，即「离开经济手段，而用政治手段来实现经济目的」。这实际上就是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用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在人民公社里，全面控制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与日常生活，并统一支配和调动生产数据、消费数据与劳动力，以集中力量，按照党的意志和国家计划发展经济。顾准强调：这样的「政治挂帅」其「全部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农村，城市不仅不能实行，相反，还要维持一个比较过得去的货币经济的外观」，[7]也就是说，还得保留商品经济和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一这样，顾准就揭示了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即「命令经济」与「货币经济」的混合，前者主要在农村实行，后者主要在城市实行，但又相互渗透。

第二，「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8]也就是用阶级斗争和专政、准专政的方法完成糊口经济的任务，用「解决一部分人〔钱注：的吃饭问题〕，摧毁另一部分人〔钱注：的生命〕」的「阶级斗争来解决饥饿问题」。[9]

第三，推行「城市中心主义」的建设路线，「拼命地刮削农村来进行建设，而建设本身便是建设的目的」，这是一条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发展路线；顾准说，这是典型的「苛政猛于虎」，「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10]他由此谈到了中国农民的「厄运」：「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剥夺他们、「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11]—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高征购」，其实就是用强迫手段来提高农业的商品率，以供应城市、发展城市工业。这里谈到中国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显示出土地革命时期农民的「救命恩人」，在执政后却要致农民于死地；这样触目惊心的转变，真是历史的悲剧。

在顾准看来，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以及他所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实质上是「国家与农民的冲突」，[12]用牺牲农民的办法来达到国家的目的；因此，他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史前期」的「圈地」和「羊吃人」运动，[13]就像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一样，不仅事实上造成了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而这样的死亡本身就是目的：要借此「消灭过剩人口」、提高农业商品率，也就是说，要以消灭农村过剩人口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顾准说，这是「用活人的生命消耗来对地球宣战」，以获取农业的高产；[14]这确实是「最堂皇〔钱注：打著「超英赶美」的民族主义旗帜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旗帜〕、又是最残酷〔钱注：以牺牲3，000万农民为代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15]顾准说，「人民公社已经建立」、「全部体制已经完成，下马是万万不能的」，只能「咬紧牙关，死一亿人也不要紧，干上去，这是1959年8月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万钧的决心。从外面来，从上而来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歪风，不过剌激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接触媒而已，事情是被决定于「内因」的」[16]——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观察：毛泽东坚信，他所完成的是历史赋予给他的使命，为此，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将之完成，包括牺牲人的生命。

第三，顾准又指出，这样的「史前期的社会主义」是以「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为前提的。[17]也就是说，在史前期社会主义时期里，是要求绝大多数人为「实现国家目标」（国家独立、统一、解决吃饭问题）而作出牺牲（毛泽东在〈笔记〉里一再讲「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就是为此）。因此，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民，是不可能有「正常富裕的生活」，他们换得的是大量的非正常的饥饿与死亡，而享有「正常与富裕生活」的只是少数人——这就是我们一再讨论的社会主义特权阶层。也就是说，特权阶层的形成、两极分化的形成（既是特权与底层人民的分化，同时也是城乡的分化），正是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其体制的必然产物。

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总有人想要打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平等时代」的神话和假像，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的确，毛泽东强调平等，甚至走到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而毛泽东时代的特权阶层，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在质和量上都是不能相比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的特权阶层与两极分化，却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在毛泽东时代，民间连续不断的「反特权」斗争，绝不是无的放矢。

第四，顾准强调，在这样的史前期社会主义里，「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18]正是阶级斗争和饥饿，使中国人「人相食，卖屄，说谎，拍马，害人自肥」。[19]毛泽东时代不断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矛盾高度政治化，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高度紧张与恶性化，其结果就是将人内在的嗜杀性诱发出来，在「不断革命」的口号下，制造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无止境的相互残杀，即「人相食」，并累及无辜。在政治高压与诱惑之下，也必然出现「说谎，拍马，害人肥己」的现象，强迫父子之间、师生之间等划清界线，强制、鼓励相互检举、告密，更是逼迫人们越过道德底线，真正的道德危机于是形成。这当然不是个人的道德质量问题，而是体制性的道德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道德危机，就是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特征——确认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今天同样有人要打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纯洁时代」的神话与假像。

当顾准说这些话，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里面包含著他的自我反省。他在日记里反复提到一个问题：「我是否变得卑鄙了？」[20]他所面临的，也是一个由饥饿而引发的道德危机。

顾准在农村中不仅看见周围农民的饥饿、死亡与人相食的现象，他自己也面临著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他在日记里写道：「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张、谢三人[21]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米汤，想如何「搞」点红薯与胡萝卜吃。想回家时如何尽情大吃一个时期。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窝窝头是美味。实在买不到啥吃时，打算到东安市场、阜外大街作巡游，有啥吃啥。再不然，到专备外宾吃的西餐馆去吃它几次」[22]—人整个脑子想的就是吃，是因为饥饿到了极点。所有的人，包括顾准这样的思想家，求生都成了基本问题，甚至是唯一的问题，其他所有思想、理论问题都不能顾及了，只想著如何求生。顾准先是偷粮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却一边偷、一边自我谴责：「我怎么会沦落到去偷东西呢？」后来偷也不行了，唯有挤进生产队的统治阶层才能有东西吃，因为他们掌握了吃的权力。而挤进去的唯一方法，就是谄媚。顾准最恨那个生产队长，因为他是专制体制最忠实的奴才，但顾准现在却得千方百计地奉承他，不想理他也得要硬著头皮对他微笑。在日记里，顾准又陷入了深深的忏悔：我怎么能这样「卑躬屈节」？[23]我太可恶了！怎么能这样笑脸迎人？我只是「苟全性命而已」啊！[24]我有「二副面孔」，[25]我「精神分裂」了[26]——这样的忏悔，是具有震撼力的，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体制性的问题：这个体制是如何「逼良为娼」，逼迫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人格分裂。

这就是顾准所总结的「中国社会主义史前期」的四大特征。在我看来，这四大特征，在今天也依然保持了鲜活的批判力。

因此，我想从顾准的批判出发，引申讨论一些重大的问题。

首先，顾准所说的中国史前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直延续到毛泽东之后的。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共和国60年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思考与讨论。在我看来，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由毛泽东奠定其基础（这是我们以后要讨论的），而且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毛泽东时代；因此，将其称为「后毛泽东时代」更为贴切，更能揭示历史的真实。也可以说，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1942-），这四代领导人所要完成的，就是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其基本特征，用顾准的话来说，就是「以野蛮的方法」来建立「糊口经济」，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扩大一点，还要解决中国的独立、统一问题。所谓「野蛮的方法」，毛泽东时代是以政治的手段不断发动阶级斗争、大跃进，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后毛泽东时代，则是以经济的手段，利用权贵资本主义的市场方式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一种原始积累和高速发展，如前所分析，都以资源大破坏，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大剥夺为代价；经济高速发展、特权问题严重、社会不平等、道德底线被突破、思想控制严密、文化屡遭破坏，则是其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特征，所仰仗的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下的「低人权优势」。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政治强大」与后毛泽东时代「经济强大」的秘密所在。

问题是，如何评价这样的历史过程、如何评价领导此历史过程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或许，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和显示了顾准（可能还包括我自己）的内在矛盾。

在顾准看来，这是一个历史必然的选择。他一再说：「历史决定这个时代不能不是 Stalinism〔钱注：斯大林主义〕的」，[27]「推动历史前进的，本来是恶而不是善，毛泽东时代又何能免此？」[28]所以他十分痛苦，一再表示：「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29]他经常谈到所谓「跃进的愿望与人道主义」的矛盾。[30]这就是说，为了完成糊口经济的任务，解决中国人口的吃饭，国家的独立与统一这三大问题，为了实现「改变落后面貌」的民族欲望，必须采取野蛮的方式，但这同时又会带来人道主义的危机。顾准，也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比较受黑格尔、马克思的绝对主义影响，所以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讲的「跃进的愿望和人道主义的矛盾」，其实就是「历史必然性和人道主义的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顾准的应对方式，是拒绝参与这段「羊吃人」的历史，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历史的观察家」，并1己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31]这样的选择，又给顾准带来新的痛苦：因为这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进步的左翼知识分子，总是将参与历史运动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顾准在一篇日记里，曾万分感慨地谈到高尔基（Maksim Gorky，1868-1936，俄国）当年所说的「海燕」与「家雀」，从顾准到我们这一代，都志在作迎著时代暴风雨飞翔的「海燕」；但顾准和「顾准们」却要面对这样的现实：这个时代「要求的是驯顺的家雀」，但顾准仍然要发问：「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32]

我们今天可能会对顾准的历史决定论与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持有异议，但他的分析，却能够提供我们一个思路，去认识、评价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我以为，可以总结为两句话。

第一，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处于西方世界包围下的东方大国，要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特殊重要性、而又空前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几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了一个世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又历史地将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推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并赋予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这三大国家目标的历史使命0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与他的后继者，正是应此历史使命而产生的历史人物，应该说，他们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统一，基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经济高速发展的东方大国，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不可抹杀的历史成就与贡献。

第二，但他们又是以极其野蛮，可以说是超乎人们想象、极其残酷的专制手段，来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的。为解决这三大国家问题，中国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导致几千万人生命的毁灭，而且导致自然资源大破坏、社会不平等、精神颓败三大问题，更形成生态、社会和精神三大危机，同时又遗留下一个极其严密、精致而又危机重重的一党专政体制，这种种都显示了顾准所说的「用野蛮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的残酷性。[33]

我们可以不承认这是「历史必然性」，我们也可以设想，是否可以采取更加文明的方式来实现这三大目标，或者有别的领导人、别的机遇采取代价不致如此惨重的方式。事实上，包括顾准与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参加者在内的民间思想者，他们所提出正是另一种可能性。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善良的设想，这些或许更有合理性的愿望，都只是未实现的历史可能性，而历史却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已经实现的历史的现实形态——当然，正视不等认同，我们依然可以坚持自己对历史结果的批判立场，但我们又必须从这样的历史现实出发，以作出自己对历史的评价。

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顾准有一个概括，我觉得很有启发性：毛泽东用「最堂皇、最残酷，也最迅速、最能见效的方法」，实现了他自己的目标，也实现了历史交给他的使命，「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 Peter the Great〔钱注：彼得大帝〕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34]顾准将毛泽东与彼得大帝、曹操模拟，而我更愿意把毛泽东模拟为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毛泽东也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他确实是用残酷的手段实现历史使命与自己目标的「千古一帝」。顾准说毛泽东类似曹操，大概是要强调毛泽东是「一代枭雄」，这抓住了毛泽东的特点：毛泽东本人竭力为曹操辩护，[35]六十年代还由郭沫若带头，掀起「为曹操翻案风」，这些都不是偶然。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出现毛泽东这样的「千古一帝」「一代枭雄」，并由他来完成现代中国的历史使命，这既具有历史的嘲讽意味，又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当然，仅仅把毛泽东说成「千古一帝」、「一代枭雄」，也会遮蔽一些东西：我们不可忽视毛泽东自称「马克思」的一面。毛泽东身上确实有中国传统，特别是帝王传统和农民造反传统的深刻印记，但他毕竟还是一个现代革命家、一个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与实践者，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他的中国社会主义实验，其得失、成败，都是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

下面，我们还要简单介绍，顾准在追问大饥荒背后的体制问题时，所提出的另一个思考角度，即他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分析与批判。顾准把1958年所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特点，作了五方面的概括。因为时间关系，这里只能说个大概，不过我有一篇〈1956-1960年间顾准的思考〉的长文，收在《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36]

首先，顾准指出，人民公社所建立的是「产业军体制」，「它把纯粹农村结构组成营连，并可以从中随时组成野战（如水利）队伍」，而「公共食堂，把农村粮食消耗彻底控制起来」，[37]这就达到了对农民和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不仅控制「生产」，而且控制「分配」与「消费」。[38]同时，它又「把人的劳动力的价格眨低到无可再低的程度」，「它提供县社工业以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大小工业将可以不计成本地建立起来」，「这样，积累的速度将是可惊的」[39]——中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正是建立在压榨农民的基础上。

其二，人民公社又通过「公安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完全剥夺他们宪法所规定的「居住自由」，并以「逃窜犯」的罪名，阻止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形成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40]

以上两方面，我们已有详尽讨论，不再多说。

其三，也是顾准著重讨论、并试图回答的：农民被紧紧束缚在这个体制之下，为什么不反抗？反抗为什么无效？应该说，农民并不是没有反抗，在大饥荒中农民暴动是时有发生的，我们在第六讲中，就提到贵州农民在公社书记带领下的暴动。[41]但应该承认，总体上看，这样的暴动还是零星、分散的，并没有出现整个社会的大动乱。

原因在哪里？顾准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整风反右，加上反右倾鼓干劲，把仅属于萌芽状态的农民代言人禁锢起来，或者洗脑筋」。[42]通过反右运动和反右倾运动，毛泽东和共产党确实成功地割断了有可能成为农民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干部和农民之间的任何联系。毛泽东当年发动革命时，曾号召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播下革命火种、和农民相结合，这是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面向；但在掌握政权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最担心的，就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相结合，因此务必要切断他们之间可能存有的一切联系。我们前面讲1957年历史时就说过，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学生进入到已存有不满情绪的农民之中点火。现在，又通过1959年的反右倾，毛泽东成功地控制了知识分子和党内与农民有联系的干部，到六十年代遭遇大饥荒的农民，已经不可能从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那里获得任何支持，这也就堵绝了农民表达自己反抗意志的一个管道。

其四，和城市知识分子之间失去联系的农民，他们自身会不会出现反抗的领袖呢？顾准又进一步指出，人民公社有一个机制，就是「从农民中选拔了大批人当连长营长会计医生技术员高中生。统治阶级愈善于自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它的统治愈是巩固」[43]——这一点，通常不被研究者注意，这大概是顾准零距离接触农村状况，所提出的独特观察与发现。这项机制对体制的稳定性，起了很大作用。

其五，即使没有知识分子作代表，农民自身也没有领袖，还是有人会反抗，那又怎么办？顾准发现，公社控制农民的最基本手段，就是以所谓「反对农村中的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为由，在农村开展无间断的阶级斗争，把任何不稳定的因素，都消灭于萌芽时期。[44]

在顾准看来，党和国家正是通过「人民公社」这样的组织形式，从以上五方面，形成对基层农村全面而稳固的控制，这就是大饥荒带给农民如此大的灾难，却没有引起全国范围的反抗（特别是有组织的反抗）的秘密所在。顾准由此得出结论：人民公社的「统治体制是崩裂不了的。禁锢与思想统制愈甚，〔……〕，统治维持下去的可能愈大」、「略松松弦，中国农民是容易满足的」[45]—顾准的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这段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历史。

最后要讨论顾准的希望，即顾准的理想主义。

1960年，中国整个经济处于低谷，顾准作为经济学家却预言：「局面将要大变」，其根据有二：一是经济必将复苏，甚至会有新的大发展，二是「老一套的「正确错误」的绝对论维持不下去了。不同意见的人们必定要组成不同的社团，发展的结果必定是社会主义的多党制度」[46]——其实，毛泽东之所以要在庐山发动对「彭（怀德）、张（闻天）、黄（克诚）反党军事倶乐部」i的批判，就是要防止这个局面出现。

这背后，表现了顾准自己的理念和理想。他相信用「经济发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即「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精雕细刻的发挥生产潜力成为迫切的要求，群众的智慧要发作用」，即必然要求「实现经济民主」，同时也就要求相应的思想自由与政治民主，这时候，进入「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水到渠成。[47]

后来，顾准在文革期间交代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时，说他强调的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加速经济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是「比较遥远的将来的事」。[48]在顾准的思考里，中国的问题都取决于经济发展；一旦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包括中国的民主、自由、一党专政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其中当然有。经济决定论」的问题和陷阱；但它确实提供了思考当下中国问题的一个思路。应该说，顾准所期待的「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局面，并未如他所预言的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现，更准确地说，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这个历史进程，将它整整推迟了40年。也就是说，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崛起，才真正完成了顾准所说的「社会主义史前期」历史任务，实现我们前面讨论的三大国家目标。按照顾准的思路，这时候的中国，应该告别「史前期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主义」，即「真正的社会主义」。

顾准提出了三个目标：第一，「关怀多数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悬殊减少」；第二，「在社会道德方面恢复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第三，「消灭社会主义时代所发展的畸形」。[49]据我理解，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根除一党专政的毒瘤，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平等。在顾准看来，这就是一条「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些年，一直有人（主要是党内民主派，大体是顾准的同代人）在呼吁中国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化，其所要实现的，正是当年顾准的遗愿。在顾准（也许还有他的同代人）看来，这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这自然也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顾准原以为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却没想到这个「经济发展决定论」的思路，竟被今天的中国统治者利用，作为证明其一党专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即用经济发展来掩盖一切问题，彷佛中国经济的崛起正是证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顾准所说「羊吃人」的「史前期社会主义」的绝对正确性。这大概是顾准所未曾料及的吧。

（二）《星火》：「国家社会主义」批判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在反右运动后，林昭的出现所代表的意义。这里，我们将要讨论林昭和她的战友在大跃进、大饥荒年代的思考。也就是说，此时林昭已经不是孤单一人：通过各种管道，1959年，林昭和兰州大学以张春元（1932-1970）为首的一批右派学生取得联系，并于1960年元月刻印了《星火》第一期，发出了自己独立的批判声音，却也因此付出血的代价：1960年9月，《星火》成员和其支持者、相关者（包括一些农民）共43人全部被捕，后判刑25人，已经准备发刊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见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张春元以及支持他们的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1927-1970）同时殉难。在1981年《星火》集团「宣告无罪」以后，又经过近30年的努力，才找回了两期《星火》的原稿，并全文收入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星火》幸存者谭蝉雪（1934-）所写的《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一书中。因为有了这份血铸的精神遗产，今天的我们也才有可能来讨论这这段历史。

我们首先注意到，《星火》的成员被发配到农村，进行强制改造，他们是在农村亲历大跃进、人民公社与大饥荒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自己的批判思想。他们当时的实际地位比农民还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农民的一切苦难，面对更加赤裸的农村真实，更有机会体察农民的内心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面对的问题和命运，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命运。他们同时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来思考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以及中国社会体制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他们思考的特殊价值所在。

更要注意的是，他们是戴著「右派」的帽子蒙冤受难，是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进行思考、批判与反抗，这需要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他们其中一个成员在回忆录里所说：「如果说57〔钱注：1957〕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那么，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狱，无怨无侮」，[50]「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选择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严重性和后果」；[51]林昭在《星火》上也发表了两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52]〈海鸥一不自由毋宁死〉[53]，《星火》的战士，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盗得真理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为自由而献身的海鸥。我们前面已经讨论顾准对当代海燕命运的思考，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们和顾准，以及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的张中晓（1930-1966/1967），才是六十年代，以至二十世纪中国的「筋骨和脊梁」（鲁迅语）。

《星火》的批判群体，是这样看待和规定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们是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们的疾苦、他们所受的压迫、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状态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仅仅这样还不够，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从理论上去挖掘这一切祸害的根源，去探讨解救祖国命运的途径和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54]

于是，他们这样命名自己：「农民的儿子」。[55]这样的命名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我们在前面讨论顾准的思考时，曾经谈到他最感痛苦的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中国的体制已经成功地割断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于是农民失去了代言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这样的「割断」是既有效又无效、既断又不断的。毛泽东将1957年的右派发配到农村，也就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和农民命运相同的批判知识分子；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当然，这不是偶然：顾准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归结为「国家与农民的冲突」；[56]几乎同时，《星火》也认定：「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惊人的是农业问题一其实质是农民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是一个判断中国掌权者是否「背叛人民」、「背叛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标志。[57]可以说，《星火》批判群体最为关注、不断追问的是农民的命运，这是他们对现行体制批判的中心、出发点和归宿——或许这是具有更普遍的意义的：直到今天，中国的批判知识分子，都是以对农民命运的关照，作为他们批判体制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要特别提出，中共县委书记杜映华加入《星火》群体的特殊意义。杜映华出身农民家庭，是1949年前的中共地下党员、曾为县立师范的学生运动的领袖、土改工作队队长，他一直和农民有著血肉的联系，他任职县委书记时所坚守的原则，就是「只要心里想著人民，想著农业和农民，你们做事就不会出格」。[58]在大跃进的狂热中，他始终保持低调，却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这反而激起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与思考，于是，他有了这样的反省和反思：「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蒋介石不知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多么奇特古怪的现象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59]怀著类似杜映华这些困惑的共产党干部，当时并不在少数，而且各级都有。但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当党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农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共产党各级干部，都选择维护前者。而杜映华却毅然决然地站起来维护农民利益，不惜和已经背离农民的党决裂。这样，他也就坚守了「农民的儿子」的基本立场，坚守了为劳动人民谋求幸福与解放的原初理想。而毛泽东的共产党，也毫不犹豫地将他，这位老百姓心目中、《星火》批判群体心目中的「真正的共产党人」，送上刑场一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

《星火》批判群体选择和毛泽东的共产党决裂，并筹划成立「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ii（或名「中国共产党革命（或革新）委员会」「中国劳动农工同盟」），[60]是基于一个事实：「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一农村无产者」，[61]这正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结果。

他们更要追问的是，造成农民贫困和破产背后的社会体制原因。

于是，他们就有这样的基本判断：中国现行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62]

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国家集权」，这「其实就是党的绝对领导」。[63]在「以党代政」的党国体制下「国家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一切事情都归书记管」，「书记成了实在的土皇帝」，「原来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只不过是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的变种而已」。[64]

其次，在权力垄断基础上，形成了「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他们明确指出：「一个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在1957年之前就已萌芽，但在1957年后，它的特征才清楚和完美起来。官僚统治阶层的特征在于：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对其他阶层人民进行欺压、掠夺和奴役」[65]——这大概最能体现六十年代的《星火》，和林昭继承的五十年代「五一九民主运动」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始终坚持对「特权阶层」也即「官僚统治阶层」的批判和斗争。这是贯穿半个世纪的历史任务：当代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段，特权阶层都会有新的发展，因此反对特权阶层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当代中国历史而言，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星火》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其三，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另一面，就是其他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被剥夺、侵犯其基本权利，并处于被欺压、掠夺和奴役的地位「由于无休止的加班、加点的红旗竞赛，不断加强劳动强度，严厉的惩罚制度（减薪和开除等），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工人精神和体力终年终月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过高的劳动定额，使他们失去了应得的劳动报酬」；[66]「农民经过公社化后，丧失了对一切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变为生产数据的附属品和会说话的工具，而随著也丧失了对生活资料的享有权，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归自己支配，不能保留与分得生活所需的起码数量」，[67]「并强迫以军事组织形式将农民编制起来，实行奴隶式的集体劳动」，[68]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为「依附农奴与国家奴隶」。[69]这背后，存在一个对农民进行「超经济、超政治的剥削和统治手段」[70]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路线。其四，权力的高度垄断，必然形成「政治寡头」统治；透过提倡「偶像崇拜」，压制党内外的民主，完全「没有法制」，并且剥夺了「人民基本人权」。[71]人民公社制度更「扼杀与堵塞了农民在迁居、就业、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与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给农民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像当代统治者所说的一切公民权利，如选举、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等等，对农民来说则完全是骗局」。[72]

其五，「寡头政治」一方面必然导致思想垄断，「当代统治者还玩弄著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农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以「打击一些对农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从而对农民进行严密的精神控制；[73]另一方面，则必然导致「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74]「胡作非为的能动性」，[75]其结果就是任意执行「违反客观规律、脱离物质基础、脱离现实的反动政策，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紧张局势」，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76]给农民、国家和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

应该说，《星火》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对其政治、经济、思想特征的概括与揭示，把因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危机而起的反思，提升到制度的层面。在很多方面，这些思考和顾准的思考是相通和互补的，构成六十年代民间思考的最高水平，而且具有明显的超前性。而他们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现行体制，提出「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标，[77]更表明这一代人依然坚持「真正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一点和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而他们在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再一次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78]在民间思想史上，更是上承五十年代顾准的思考，下启文革、文革后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民间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再呼唤。

（三）张中晓：毛泽东时代的精神批判

现在，再向大家介绍另一位重要的民间思想者——张中晓。他是被毛泽东钦点的胡风分子，25岁（1955年）时被关进监狱，后因身体太差而保释出狱。他回到家乡浙江的小城镇，在社会底层亲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大饥荒、直至文革初期中国社会的变迁，并进行冷静而独立的观察与思考，在极其艰苦的生活和被监视的情况下，秘密读书写作。他在36、37岁时（1966年或1967年）病逝，不知死期、没有后代，但留下了三本笔记。这些笔记写在小本子里，字迹难以辨认，经过整理，于2006年编辑、出版为《无梦楼全集》。可以看出，他的思考极其艰难，却达到了令人惊异的深度，是一个「未完成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些思想的碎片，加上他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作，许多地方都是隐约其词、欲说还休，需要今人作整理与发挥。因此，以下的论述，基本上依据张中晓的原文，但也包括我的理解与发挥。

如果说顾准和《星火》，主要是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那么张中晓所关注的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背后的精神问题，著重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精神批判。大体有三个层面。

首先，是他对毛泽东时代「精神统治的特点」的揭示和讨论。我觉得在此层面有六个方面比较重要。

（1）张中晓提出一个「绝对光圈」[79]的概念，以讨论毛泽东体制的哲学基础

张中晓指出，毛泽东时代的思维、观念、体制，及其外在语言形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使人不能有自己的心灵世界，而是必须把自己浸没在绝对的光圈中，才能取得自己的存在」。[80]而这个绝对物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绝对真理」，比如宣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此外还有「普遍性」、「历史必然性」「国家」、「公」、「上帝」，这些都要绝对服从、不容任何质疑。而所有这些绝对物，最后都落实在「党」和「毛泽东」身上，张中晓指称为「假先知」。[81]「假先知」是绝对真理的化身，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国家至上利益的代表，是公的意志的执行者，是人间上帝。因此，服膺于绝对光圈，就是要服膺于假先知、服膺于党和毛泽东。

（2）毛泽东时代精神统治的另一特点，就是「流氓政治」与「道德政治」的结合

张中晓指出，「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相隔不是万重山而是一张纸」、「政治的道德性存在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领域，而在实践政治中仅有流氓的跋扈」。他同时指出：「东方世间的王道（政治道德）之所以虚伪，就是在人的经验（特别是感情）中投下道德者的假像，形成温柔性，而把实际政治中的残酷性掩盖了。它形成了人们对统治者的幻想」，[82]这就是流氓政治与道德政治的结合。由此，我联想起东方政治中，「流氓皇帝」与「道德宰相」之间常出现的巧妙分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一个最佳配合。

（3）毛泽东时代的精神统治，还是一个「坚强意志」的统治

张中晓指出，「锻炼一个坚强的意志来统治无数软弱的意志，是中土哲学的中心，也是政治学的基础」。[83]这也是统治者的政治心理学：普通百姓处于贫弱状态下，很容易精神贫乏，形成意志的软弱。这样的百姓，最容易受到如毛泽东这般有坚强意志的统治者的迷惑。就像我们在前一讲中谈到的「右派」和凤鸣那样，当人处在绝对虚无状态时，只要一个人（何况是毛泽东这个政治强人，以及中国共产党这股强势力量）高呼一声「跟我来」，就会不由自主地跟著他走。这就是毛泽东的强权统治能够得到群众呼应的心理学原因。

我由此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哈姆雷特性」，常使他们处于犹豫、怀疑的状态，而不由自主、盲目地跟随他者的强大声音。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国家越弱，其弱势阶层（如农民），就越是希望有一个强权人物能够引领他们，而实际上，农民构成了毛泽东这个强而有力的「好皇帝」的群众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开明专制」在中国始终很有市场的原因。

（4）张中晓在毛泽东的精神统治里，发现了「无知和激情交织的东西」[84]

他特意谈到了「魔鬼的欺骗」和「假先知」的「诱引」：内心「具有正义感但又过于轻信，存心进步但又没见过世面，不知人间利害，没有人生经验的少男少女们」，最容易上当「成为烤祭的牲畜」。[85]他如此描述集权政治下的青春政治：「一个忿怒而又无理的人，只感到可恶但不知为什么恶、恶在哪里的人，还有什么横祸不会产生呢？他两眼充血，满脸凶光，义无反顾地向他认为可恶的东西扑过去，不管对方是不是无辜者。他像野兽，完全失去理智」。[86]我们在大跃进和文革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无知与激情的交织」，这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却正是毛泽东所需要并最善于利用的。

（5）张中晓关注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愚民之道」

对此，他有两个重要发现。其一，「愚民之道，最妙之法是让他满足于他所做的事情」、「不让人了解他被剥削的真相，他将会满足于被剥削，而把被剥削认作为社会服务」。[87]在毛泽东时代，一切事情（包括受压榨）都要说成是「为人民服务」或「为国家做贡献」。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本来高征购是对农民的剥夺，但毛泽东却用它的意识形态宣传，将不惜死人也要完成高征购任务说成一种「光荣」，让农民心满意足地被剥夺、心甘情愿地做牺牲。

第二种愚民政策，是制造一种每个人皆在「被消灭者之外」的幻觉，彷佛自己「不是被人消灭而是去消灭别人」。[88]其实，毛泽东所谓「两类矛盾」的说法，就是要制造这样的幻觉：「他人」是「敌人」，是消灭的对象；而「自己」是「人民」，因此自己在被消灭者「之外」。在反右运动中，我自己就是怀抱著这样的幻觉，参与批判右派以图自救的。即使是右派，因为有毛泽东的「矛盾可以转化」理论，也会使人产生一种幻觉：人可以通过「接受改造」，而将自己变成被消灭对象「之外」的人，条件就是要参与对他人的迫害、永远置他人于被消灭的地位。这样，就必然造成为使自己不被消灭而进行的互相残杀，这就是前已讨论过的「受害者的理性合作」，这也是毛泽东的专政特别有效的原因之一。

（5）「愚民之道」以外，遗有对付异端的特殊方法

张中晓指出：「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说的本心的话」[89]——这是张中晓的三大发现。

其一，是「证明你是异端」。此法就是横加各种罪名：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罪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而当下，就是给异议者加上「反国家」的罪名。其实，只要把你除名，把你排除在党、社会主义、人民和国家之外，之后加以任何惩罚，就似乎有了合法性。

其二，是「逼迫沉默」。通过对图书、报刊的审查，限制言论自由，罗织罪名，网入狱中等等手段逼迫异议者沉默。

其三，是强迫思想改造、强迫检讨，强迫人说出「违反本心的话」。这都是毛泽东思想专政的最大特点、是他最擅长的精神统治手段。张中晓深受其害，自然就能抓住要害。

张中晓精神批判的第二个层面，是对于毛泽东时代「精神病象」的分析，这也有六个方面。

「僵硬」与「敌对」[90]

「僵硬」在此不多说，要集中讨论的是「敌对」。

张中晓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视、残杀与伤害。应当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互相敌对的关系」，[91]这自然是他的有感而发。如我们前面所讨论，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治国路线，从所谓「胡风事件」为开端，实质上就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民众之间制造仇恨与敌对关系。对此，张中晓有深刻的体验，因此他痛心而尖锐地指出，人与人关系的敌对化，是把国民培育成了一个个「满怀复仇情绪的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到处都是仇人」，[92]而这股怨毒，又反过来构成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心理基础。

「恐惧」

张中晓说：「小人畏刑，君子畏天，恐惧和畏罪，是中国道德实践的基础」，谨慎，由于恐惧」，「恐惧的另一端是盲动。一种拼命主义，但是同样由于缺乏内在独立性」，「中国人的行善，同样由于恐惧」[93]——这都是极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有著丰厚的历史内容。

首先，是毛泽东时代的「全民恐惧」：不仅「小人」恐惧、普通老百姓恐惧，「君子」与统治者亦有恐惧。普通百姓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而无安全感，统治者则为统治权威受到挑战而忧心——我们已多次谈过，毛泽东总是时刻感到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张中晓进一步讨论全民恐惧的后果。不但所有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越轨之举，而且恐惧有时还会导致狂热与盲目的行动。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中表现最狂热的那些人，其中有些就是因为自己有把柄落在党的手里，因为恐惧，就表现得特别激烈。在毛泽东时代，出身不好的人反而最容易「左」，这种「左」的背后是一种恐惧感；而「行善」的背后，则是怕「遭报应」，因此以行善求安全。张中晓指出，恐惧的实质就是「缺乏内在独立性」，这是抓住了要害。

「怯儒」

张中晓还发现了大多数普通人身上的「怯懦」：「当看不出是与非之间、固执谬误与坚持真理之间的区别，而根据一己的利害和当时的标准（风气）来纠正自己的不合时宜之处，则对于横逆之来，都可以心安理得」。[94]这也是我们第六讲所分析的，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从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多数人都是出于怯懦而跟著走；他们内心明白，虽有不安却不敢反抗，因而成为毛泽东统治的群众基础。

张中晓还指出：「怯懦之人，无力行恶，但也无能行善（为正义而斗争）」、「当一旦他们认为自己有力（虚假的）的时候，可粗暴蛮横哩」，[95]这真是一语道破毛泽东时代的群众专政的秘密。

「虚无主义」与「感官耽溺」

这又是张中晓的一个独特发现：人们通常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盲目信仰的时代；但张中晓却发现了「虚无主义」与「眼前的快感和欢娱就是一切」的「感官中耽溺」。[96]他指出，信仰一旦褪色，很容易便陷入什么都不相信的虚无主义，「一个伟人无论如何自命为高尚神圣，如果解除了他的思想武器（理性、公义等等），便是一个沉溺于情欲的大坏蛋」。[97]张中晓说，中国的国民性里，「人类精神的三个方面（人道观念，人生义务和人生感情）是毫不存在的，只有封建的放纵」，因此，在中国既不会出现真正的抗争，也不会有真正的顺从；「因为人民总以他们的邪恶的情欲、求生的要求来反抗抽象的「礼」的」，[98]「如果物质生活提高，而心灵空虚，精神萎缩，那么，精神就不足养活肉体，必然流为放纵和狂荡」[99]——张中晓这一分析有相当的超前性：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文革后的中国大陆，会一下子从信仰主义转向虚无主义和情欲主义。张中晓早就看到其背后逻辑，并为我们解释了内在原因。

「廉价的信徒」与「廉价的叛徒」

不能否认毛泽东有无数的信徒，但张中晓一眼看穿：「人们听从你，相信你，为你牺牲和拚命，并不是仅仅由于你的正确，而是决定于许多许多因素。但是使人行动起来的主导原因，往往是一种盲从，而不是出于确信。他们立刻会后悔的，这就是动摇、变节和叛变，因此，廉价的信徒同时也是廉价的叛徒」。[100]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他拥有的只是廉价的信徒，而现在，许多人又成了廉价的叛徒。

「奉承」与「轻信」

这又是一个毛泽东的悲剧：「喜欢奉承便会出现阿谀颂词，自己轻信就会被别人欺骗」。大跃进中无数的人奉承他、对他说了无数的好话，而他轻信了，并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张中晓看得更深，他说，轻信是因为谎言「正中他的下怀，使他有了采取符合他本性的行动的借口，即使没有什么证据，他也会相信」。[101]毛泽东轻信那些高产数字（包括钱学森的「科学论证」），是出于他的统治需要，因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正是因为他需要这些高产数字以证实大跃进的正确性，奉承与轻信，就成为大跃进体制中互相欺骗、自欺欺人的双重表演，即所谓「上有所好」，就必有「投其所好」者。

张中晓思考的第三个层面：关于毛泽东思想统治下的「精神坚守」问题。

首先，他提出一个很深刻的命题：压迫的「腐蚀」。[102]通常讲对人的腐蚀，最容易联想到金钱的腐蚀或名利的腐蚀，但是张中晓却发现，被压迫的状态也会对人的精神产生腐蚀作用、产生精神的迷乱。他说：「在这多难的人间，人成为畜生的机会太多了，人堕落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举凡贫困、监禁、苦役等等，都能使人堕落为兽，使人性情粗暴、脾气怪戾、绝望和不近人情」。[103]专制的压迫会造成人的孤独感、受压抑感、屈辱感等等，虽有可能因此而激发起人的反抗，但也可能造成自我精神的伤害，最容易产生「怨毒」情绪「怨毒」一方面是怨愤，这种怨愤可能引发正义的反抗，但同时又是一股毒气、邪气，使人性发生扭曲，变得孤僻、乖戾，开始对人性的善良产生怀疑，并且会为了反抗而把自己的心灵硬化，把人性中最柔和的部分，关于爱、关于温情等等都极力地排除，有时候人就会变得不近人情，构成了受迫害自身的精神黑暗。因此，张中晓提出：人受迫害，陷于孤独，而「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与地狱的分界线」。[104]我想，有这种受迫害经历的人，大抵就会面对到这样的问题；张中晓的提醒，足以引起我们的自我警觉与反省。

从另一面说，这也是专制体制的罪恶所在：讲到专制体制，通常比较重视它对人肉体的摧残，而忽略它对精神的摧残；讲到精神摧残，常常讲人的被奴化，而忽略了人心的被毒化。其实，对人心灵的毒化是更为内在的。

张中晓据此提出「宽恕和忘记」。他在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过去认为只有睚眦必报和锲而不舍才是为人负责的表现，现在却感到，宽恕和忘记也有一定意义。」意思是说，只要不被邪恶利用和牺牲，宽恕和忘记是有意义的。他因此说：「耶稣并不是完全错」。而让我尤其感动的，是这一段日记下面还有一段话：「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发后六日晨记于无梦楼，时西风凛冽，秋雨连霄，寒衣卖尽，早餮阙如之时也」。[105]就在这般饥寒交迫的逆境下，张中晓还在思考著宽恕和忘记，这确实说明他的精神境界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于是，他又提出了「信深守固」的命题。[106]所谓「信深守固」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强调人要有深刻的信仰，才能坚持真理；另一是主张守住作为人最基本的信念，也就是守住人的纯洁。张中晓说，人如此就能获得「心灵的深度和稳定性」：「根本深者，心境安详，视死如归，如归天国如归大地，或视平常，毫无畏惧之情」、「根本深者，可受长期疾病之折磨」。[107]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张中晓的自我精神描述：他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精神迫害里升华了，并升华出一种精神。而且我们发现，无论是顾准，还是林昭、张春元、杜映华等《星火》战士，无不是以「信深守固」的精神，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拯救了自己和我们民族的灵魂：这是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想，这就是中国历史的辩证法：在反右运动中出现了林希翎、林昭，在大跃进、大饥荒的全民性灾难中出现了顾准、张春元、杜映华、张中晓；这些人都是毛泽东集权体制所培养出来的掘墓人、历史的审判者，他们的思考与批判，都深扎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是民族、民间的精神财富。

二、如何走出困境？

可以这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走到1961年时，已经到了谷底，人心的混乱也到了极点。中国该如何走出困境？这是当时所有中国人（也包括毛泽东）眼前要面对的问题。

这里我们需要补叙一段之前尚未讨论的历史，那就是中苏关系的恶化。我们之前的讲课已经提到，1957年底，世界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之间的分歧就已经显露了，而分歧的核心，是要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08]到了1958年又发生两件事，一是赫鲁晓夫突然建议中苏联合组成潜艇舰队，另外，他又接著提出要在中国南方建立长波电台，允许苏联使用。赫鲁晓夫这个人做事比较鲁莽，他根本没想到这两个建议会引起中国方面（特别是毛泽东）极其强烈的反应。后来，赫鲁晓夫才发现他的冒失，因此承认他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热情，并表示「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109]这就表明，中苏矛盾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更涉及了国家利益；而后者或许是更为根本的。

紧接著1958年，毛泽东决定向金门开炮，却没有预先告知赫鲁晓夫。当时中苏之间尚有军事同盟，中国在金门开炮，很可能引起美国介入、从而成为国际问题。毛泽东的决定没向苏联事先通报，赫鲁晓夫自然很不高兴。后来，中国和印度边境发生战争时，赫鲁晓夫采取所谓中立的态度，这也让毛泽东很不高兴。

连续发生这两件事，就引起中苏关系的进一步紧张。1959年6月，苏共单方面决定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指导，并开始对中国进行封锁；而中国方面做出的反应，是借著列宁的诞生纪念日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几篇文章，[110]这实际上就是公开批判苏联，因而拉开中苏冷战的序幕。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宣布将在华的俄借专家（约即90人）全部撤回，原本要派900名专家来华也取消了，并在同时，宣布停止执行443项专家的合约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111]

苏联单方面地撤出对中国的经济支持，这对正面临著严重困难的中国经济，自然是雪上加霜一一虽然这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但中共之后的宣传，把大饥荒原因归咎于苏联的封锁，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大饥荒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苏联的封锁只是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并不是造成灾荒的原因。

赫鲁晓夫宣布对中撤回苏联援助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当即做出回应：「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现在我们可能而且必须搞自力更生」，[112]并且迅速地将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向全党传达，为全国人民所知。这引起强烈反响，并集中在两点，一是「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已移到中国，我党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另一是强调「将义愤化为力量，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113]

显然，苏联在这个时候对中国高压封锁，唤起了极大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中国所遭遇的第二次封锁：第一次在1950年的建国初期，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mman，1884-1972，美国）宣布保护台湾之后，接著全面封锁中国大陆，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到了六十年代，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封锁。而这次封锁，来自于被大家视为老大哥的苏联。我曾经谈过，我那一代人都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当苏联这个学习榜样突然对中国背信弃义，就使得六十年代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情绪沾染上悲壮色彩。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包括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被欺骗、被出卖、被全世界抛弃、包围的感觉，彷佛整个国家、民族都走到了绝境。我要强调，这些感觉是全民性的，而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正像去年（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说过的，中华民族平常惰性很强，然而一旦到了绝境，就会自然产生一种反弹力量，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就靠自己救自己。在中国，这股全民族的自救力量，是非常巨大而深厚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够非常敏锐地把握民族情绪。当时，他立刻牢牢地抓住这些气氛，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竭力夸大世界反华浪潮，强化中国「被包围」的孤独感，并强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他以「国际反华势力」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所有不满，反过来以此增强国内的凝聚力。我们以前讲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用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来作社会动员，在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已不再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这时就只能依靠民族情绪。毛泽东及时高举两个旗职，一是「自力更生，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旗帜，一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旗帜。历史又再一次把毛泽东推上「民族独立意志的代表」、「民族利益和尊严的维护者」的地位，并且迅速得到了老百姓，也包括知识分子的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有两面，一面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另一面也有强烈的民族性；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而实际上，最后真正站得住脚、真正得到民众支持的，是民族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可以振奋人心，然而，一旦自身发生问题，就很难以之凝聚人心；但民族主义的凝聚作用是持久的，而且很有力量。这一次，本来处于大饥荒困境中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封锁中国为契机，再一次地以「民族利益和民族精神的代表」身分，取得民众支持，绝路逢生。

同时，毛泽东和他的同僚，面对由经济困难引发的整体性紧张状态，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及时提出了「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体来说，这就是向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向知识分子让步，以重新凝聚人心，并且在经济、政治上很快地取得成果。这里要多说几句的是，1961年政府提出「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大幅调整农业政策。

首先是大幅削减国家征收、征购粮食，从1959年的6，740万吨减到1961年的4，050万吨，之后农村留粮大增，占总产量的82.6%，基本上达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水平。同时，农产品收购牌价也提高了，1961年油料作物提高19%、1963年棉花收购牌价提高10%。最后，为了提供低收入农民更多现金和实物，农村地区福利费iii在1963年已达到1958-1962年一般水平的3倍。[114]这些及时、到位的措施，都对促使农村走出饥荒绝境，农业生产恢复并发展，也缓和了党与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稳定社会起了很大作用。

三、我在大饥荒年代形成的毛泽东观和鲁迅观

这里，我要讲一点自己在大饥荒年代的经历和思想。1960年8月我大学毕业，经过一些曲折，最后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教语文。本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很想进研究所继续学习。但那时研究所入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保送。按道理说我很年轻、成绩很好，应该是理想的保送对象，但党组织却告诉我：「你书读得太多，已经够愚蠢了，应该到实际生活中去改造」。当时我听了也觉得有道理，还抱有个浪漫的想象：愈到边疆、偏远的地方去，愈能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是半被迫半自愿地到了贵州。一到贵州，就遇到大饥荒；我每个月的粮食定量，由大学的40多斤（有一部分是饭量小的女同学支持的）一下子降到23斤，几乎减了一半。可以想象当时的我，完全被饥饿所困扰著，情况跟顾准日记所描述的差不多，晚上饿得睡不著觉，真的饿得心慌！不过，我毕竟还有23斤的粮食，再加上「瓜菜代」，尽管我也患了浮肿病，但总算没有倒下。面对饥饿，我自己的办法是用精神来补，用很大的劲拼命读书。读些什么书呢？一是读鲁迅，我从北京带来一部《鲁迅全集》；另一是读毛泽东的著作。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集中了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几年时间的毛泽东著作，突出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我读了以后大受启发。此外，一个偶然的原因之下，我发现安顺小城的图书馆里，正好有一些东方国家的书，我因此读了些印度、日本的作品。我在大学里主要是读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名著和俄国文学，在大饥荒年代，我却补读了东方文学作品，也因此有了下面要讨论的「东方」的观念，当然这也和鲁迅一贯强调「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影响有关，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当时，我还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思考的中心就是毛泽东高举的两个旗帜：一个是自力更生，一个是反对修正主义。正是这样的思考中，我找到了鲁迅和毛泽东之间的连结点，也找到了我和鲁迅、毛泽东之间的思想通道。

我在1962年1月1日那天写的读书笔记，已经收入了《课用选文》，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读，这里仅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1962年初中国还没走出大饥荒，也就是说，我是饿著肚皮写读书笔记的，题目就是〈鲁迅与毛泽东〉。文章一开始，我就引用了叶剑英元帅的诗句：「东方风格千秋在，举世嚣嚣也枉然」。「举世嚣嚣」显然是指全世界的反华浪潮，重点自然是强调在反华浪潮面前无所畏惧（「也枉然」），因为自有「东方风格千秋在」。这里，我突出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精神，而且把毛泽东和鲁迅看作是「东方民族精神」的代表，并由此引出这样一段文字：

在1962年的第一天，我写下这两个光辉的名字，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骄傲与幸福。我为我们民族产生了这两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巨人感到自豪；我也为我们能够从这两位巨人的著作里吸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与力量感到幸福。在我念著这两个巨人的名字的时候，心中很自然地就涌现出在这篇文章一开头所引用的叶剑英的这两句诗。提到「东方风格」就不能不想起这两个巨人；在这一年来，我常常深思这个问题：什么是为无产阶级思想所照耀的我们民族的性格特点？这个民族性格（也就是叶剑英在这里所说的「东方风格」）有什么意义？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作为一个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应该怎样继承与发扬这个「东方风格」？……。在我深思这些问题时，在我的面前，总要浮现这两个巨人高大的身影。他们「横眉冷对千夫指」，在一切敌人与困难面前，昂首阔步，高举著投枪，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俯首甘为孺子牛」，在人民面前，谦虚谨慎，吃进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埋头苦干，实事求是，不事喧哗，不尚空谈，一步一个脚印；他们坚忍不拔，刻苦勤俭朴素，宛如一个田间的农人。……正因为这样，我大胆地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写下了这个题目。[115]

这篇文章很长，有上万字，详细地讨论毛泽东和鲁迅的关系，且著重讨论「毛主席称赞鲁迅先生的那种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性格，那种对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都绝不屈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嫉恶如仇的反抗性格」，[116]并谈到毛泽东与鲁迅共有的韧性精神，「就是「锲而不舍」地与敌人做坚毅、刻苦、执著的持久战斗，就是冷静地对待敌人，注意保存实力，讲究斗争艺术」，[117]因此，我的结论是：「如果说鲁迅先生是站在文化的战线上，那么，毛主席就是站在整个革命斗争的战线上，带领著全民族的大多数「向著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118]

紧接著，我就作了一个历史的回顾，回顾建国初期「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著我们失败」。正像毛主席所形容的，「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但也正像毛主席所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119]

最后，文章就讲到这样一个鲁迅式的东方风格，在1962年的现实意义：

在62年的开始，总结由毛泽东同志与鲁迅先生所集中代表的中华民族这一光荣革命传统、战斗风格是极有意义的。我们现在正在与现代修正主义者展开一场极为复杂难巨的斗争。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他们的最大特色就是「被帝国主义的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别人革命」，他们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企图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他们没有丝毫的革命者的骨气，相反，倒处处显露出他们为人不齿的「奴颜」和「媚骨」。不仅如此，现代修正主义者还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我们施加压力，企图封锁我们，孤立我们。他们更指望几年来严重的自然灾害所给我们带来的暂时困难，会使我们向他们屈服，向他们乞求。但是他们是大大失算了，今天的中国已远远不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了。那时候，毛主席就说过：「多来一点困难算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十年八年已经过去了，中国不知道闯过了多少关，已经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了。现在的形势更加是：「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疯狂一时，也只是回光反照而已。「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民一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发扬民族的浩然正气，发愤图强，立革命大志，树雄心，冲破一切困难，一切敌人的包围、封锁，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应该看到，中华民族的这种「硬骨头」精神，这种「韧性战斗精神」，正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斗争，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目前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尖锐斗争中显得更加明显，也更加重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现在已经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发生更大影响的时候了。[120]

这里所表达的情绪，在当时大概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但在今天重新审视，恐怕也还是要说两句话。

首先注意到，整篇文章谈的都是如何去反抗帝国主义的封锁、如何反对修正主义，完全回避了国内的问题，包括大饥荒这样的严重问题，可以说是用「反帝反修」掩盖了国内问题。这本身就违背了鲁迅的思想。鲁迅一再发出警告：绝对不要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遮蔽国内的压迫关系，用民族问题掩盖社会矛盾，绝不能因为拒绝「异族的奴役」，而甘心做「自己人的奴隶」。[121]

问题更在于，我根本没有独立面对、深入思考大饥荒所暴露出的中国社会体制问题，反而轻信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深深地陷入盲目崇拜毛泽东的思想陷阱之中。今天，对照同时期顾准、林昭、《星火》思想群体、张中晓们的思考，实在感到汗颜。

然而，也不能因此否定文章里所传递出的，当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确实存在的苏、美联合封锁时，所激发出的民族精神的积极意义。这篇文章所强调的鲁迅式「硬骨头精神」和「韧性精神」，以及六十年代中国工人所创造的「大庆精神」iv、农民所创造的「大寨精神」v、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导弹精神」vi，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精神财富。尽管这些精神，曾经被意识形态化，并且产生不同程度的扭曲，但构成其核心价值的「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民族独立自主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民族自救精神、以及「不屈不挠」的长期奋斗精神，依然可以作为「东方风格」，并成为今天的重要思想资源。

对我自己而言，我在1962年的「鲁迅观」和「毛泽东观」，尽管在后来产生很大变化——比如我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更为复杂的认识（可以参看我的〈毛泽东与鲁迅〉演讲）——但其中所强调，作为「东方风格」的鲁迅式硬骨头精神和韧性精神，依然是我今天思考的重要出发点。大饥荒的问题，到这里才算讲完。

编注

1. 「彭、张、黄」反党军事倶乐部，彭、张、黄」指彭怀德（国防部部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黄克诚（中国军队总参谋长）。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些人因批评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被毛泽东定成反党集团，此集团包括彭、张、黄三人与周小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因此也被称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又称「彭德怀反党集团」。

2. 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1960年5月，《星火》群体张春元、林昭、杜映华、顾雁、向承鉴等人筹组拟以「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为名的组织，又拟有「中国共产党革命（或革新）委员会」「中国劳动农工同盟」等名，但因意见不一而未正式拟定，也因成员谨慎而未真正组成。

3. 农村地区福利费：指国家为农村贫困农民专门提供的福利经费，在大饥荒年代有所提升。

4. 大庆精神：1960年代中国遭到了外国经济封锁以后，在东北大庆油田，举行石油会战，集中开采，很快做到了石油自给，并形成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中心的「大庆精神」。

5. 大寨精神：1963年山西大寨遭逢水灾，却提出「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但是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粮不少）的口号。1964年1月支部书记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介绍大寨经验。3月28日毛泽东南巡听取了山西

6. 省委书记陶鲁笳关于大寨的报告，毛泽东在之后强调要搞好中国农业，要依靠大寨精神。1964年4月周恩来考察大寨经验，并于12月将大寨精神写入三届人大的工作报告中，宣布大寨精神是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为原则，特点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7. 导弹精神：指六十年代研制导弹过程中形成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科学技术」的精神。

[1]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17日），《顾准日记》，页177。

[2]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17日），《顾准日记》，页179。

[3]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3。

[4]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6日），《顾准日记》，页164。

[5]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7；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11日），《顾准日记》，页231。

[6]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6日），《顾准日记》，页163。

[7]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15日），《顾准日记》，页170。

[8]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6。

[9]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1日），《顾准日记》，页214。

[10]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月17日），《顾准日记》，页251。

[11]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月11日），《顾准日记》，页231-232。

[12]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月9日），《顾准日记》，页227。

[13]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月11日），《顾准日记》，页232。

[14]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4。

[15]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11日），《顾准日记》，页232。

[16]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1日），《顾准日记》，页216。

[17]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6日），《顾准日记》，页163。

[18]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15日），《顾准日记》，页240。

[19]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15日），《顾准日记》，页241。

[20]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14日），《顾准日记》，页236。

[21] 此三人均为顾准所在的生产队的领导，他们是掌握了包括顾准在内的所有人的命运的。

[22]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15日），《顾准日记》，页168-169。

[23]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1月23日），《顾准日记》，页152。

[24]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8日），《顾准日记》，页166。

[25]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1月27日），《顾准日记》，页155。

[26]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9日），《顾准日记》，页227。

[27]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9日），《顾准日记》，页227。

[28]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7。

[29]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6。

[30]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1月27日），《顾准日记》，页154。

[31]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6-187。

[32]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6日），《顾准日记》，页195。

[33] 顾准：〈顾准日记〉（1956年3月29日），《顾准日记》，页67。

[34]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10日），《顾准日记》，页232。

[35] 1954年夏毛泽东作〈浪淘沙•北戴河〉歌咏曹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见刘景荣、袁喜生：《毛泽东文艺年谱》（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页138。

[36] 参见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页327-355。

[37]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4。

[38]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1日），《顾准日记》，页216。

[39]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6日），《顾准日记》，页196。

[40]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4。

[41] 详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页936-939。

[42]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7。

[43]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7。

[44]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16日），《顾准日记》，页172。

[45]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22日），《顾准日记》，页187。

[46]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2月28日），《顾准日记》，页260；顾准：〈顾准日记〉（3月2日），《顾准日记》，页261。

[47] 顾准：〈顾准日记〉（I960年3月2日），《顾准日记》，页261-262。

[48] 顾准：《顾准自述》，页290。

[49] 顾准：〈顾准日记〉（1959年12月6日），《顾准日记》，页163-164。

[50] 向承鉴：〈回忆录〉，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页238。

[51] 向承鉴：〈回忆录〉，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239。

[52] 林昭：〈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5-51。

[53] 林昭：〈海鸥：不自由毋宁死〉，《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85-94。

[54] 张春元1959年语，见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18。

[55] 这是谭蝉雪对杜映华的评价，可以视为《星火》群体的自我命名。见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100。

[56]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9日），《顾准日记》，页227。

[57] 张春元：〈论「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版），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81。

[58] 向承鉴：〈悼念杜映华〉（2001年9月17日），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253。

[59] 向承鉴：〈悼念杜映华〉（2001年9月17日），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255。

[60] 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圑案」纪实》，页98。

[61] 张春元：〈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星火》第一期，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55。

[62] 顾雁：〈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28。

[63] 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0。

[64] 何之明：〈论「「政治挂帅」〉，《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75-76。

[65] 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4。

[66] 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3。

[67] 张春元：〈论「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83。

[68] 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2。

[69] 张春元：「人民公社化使得农业生产遭受到空前的破坏，粮食减产，各种轻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广大农民陷于饥饿的漩涡中，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究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因为广大农民在政治上既然处于依附农奴与国家奴隶的地位，一些起码的生活条件与生存权利被剥夺得一乾二净，就必然会出现像马克思所说过的那种情况：奴隶对劳动不感兴趣」」张春元：〈论「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82。

[70] 张春元：〈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55。

[71] 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4。

[72] 张春元：〈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56。

[73] 张春元：〈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56。

[74] 何之明：〈论「政治挂帅」〉，《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77。

[75] 何之明：〈论「政治挂帅」〉，《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76。

[76] 何之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78。

[77] 向承鉴：〈自白〉，《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29。

[78] 在《星火》的其他文章里，还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顾雁：〈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28），「民主、自由和科学社会主义」（向承鉴：〈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5）等提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79]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页143。文本里张中晓谈的是「八股文」的特点，但他又强调，这绝非「形式上的缺陷」，他所关注的是形式背后的思维，观念，体制。

[80]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43。

[81] 参看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85、105、135、205。

[82]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06。

[83]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13。

[84]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6。

[85]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85。

[86]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32-133。

[87]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91。

[88]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28。

[89]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21。

[90]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18。

[91]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216-217。

[92]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86。

[93]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15。

[94]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88。

[95]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32。

[96] 张中晓：「怀疑论、虚无主义、不可知论。/存在主义——存在就是一切。/眼前的快感和欢愉就是一切——感官中沉溺，是生活的最高享受，生活的一切不过追求眼前的目标。」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26。

[97]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83-184。

[98]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11。

[99]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01。

[100]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31。

[101]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86。

[102]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202。

[103]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88。

[104]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89。

[105]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25。

[106]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55。

[107]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页183。

[108] 据毛泽东1974年5月25日〈同希思的谈话〉里所说：「中苏的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赫鲁晓夫1955年对来访的西德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德国）说：「中国不得了了」。见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页603。《赫鲁晓夫回忆录》里也说：「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见《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页659）、「我记得1954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见赫鲁晓夫著，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页665），「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爆发出了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又是哪里呢？」（见赫鲁晓夫著，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页673）。

[109] 赫鲁晓夫著，斯特罗勃•塔尔伯特编，上海《国际问题数据》编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三联出版社，1975），页399、401。

[110] 三篇文章除《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列宁主义万岁〉外，还有《人民日报》编辑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时为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参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067。

[111] 转引自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页86。

[112]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页335。

[113] 〈黑龙江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的报告〉（1960年8月29日），详见毛泽东：〈转发黑龙江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报告的批语〉（1960年9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281-282，注释（3）。

[114] 数据转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24-425。

[115] 参看钱理群：〈鲁迅与毛泽东〉（1962年1月1日），《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355 。

[116] 钱理群：〈鲁迅与毛泽东〉（1962年1月1日），《走进当代的鲁迅》，页357。

[117] 钱理群：〈鲁迅与毛泽东〉（1962年1月1日），《走进当代的鲁迅》，页358。

[118] 钱理群：〈鲁迅与毛泽东〉（1962年1月1日），《走进当代的鲁迅》，页358-259。

[119] 钱理群：〈鲁迅与毛泽东〉（1962年1月1日），《走进当代的鲁迅》，页359。

[120] 钱理群：〈鲁迅与毛泽东〉（1962年1月1日），《走进当代的鲁迅》，页363-364。

[121]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1936年10月），《鲁迅全集》第6卷，页617。

第八讲 通向文革之路（上）

1962-1965

|2009年11月3日讲|

历史走到了1962年，这又是共和国历史一次大转折的开端。

这一年，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又经历一次风云突变。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和重要工矿企业及大型军工厂、军队的领导参加，共7，000人，是中共成立以来所举行过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用毛泽东的话说，最后成了「出气会」，总结了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到大饥荒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毛泽东到各级干部都做了检讨，承担了各自的责任，底层的干部终于出了一口气，最后一起商量走出困境的方法。[1]应该说，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走出大跃进、大饥荒造成的困境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同时，也暴露出很多矛盾，为后来的突变埋下了根。不管怎么说，七千人大会进一步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58年以来一直绷紧的弦终于松了下来，国民经济也在逐步恢复中。但是，到了1962年的7、8月又开了一次工作会议，9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情势却又风云突变，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随即又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阶级斗争新风暴。这就是1962年的中国历史：从年初到下半年，短短六、七个月时间之内，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动荡。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突然，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1957年5月「整风」到6月「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从「反左」到「反右」，都是在很短时间内骤然突变。究竟怎么一回事？这又是一个「共和国之谜」。

风源在中国农民这里。我们一再说过，考察中国问题（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定要注意中国农民的动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农民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中国主题」。因此，我们首先要从这里谈起。

一、中国农民的呼声

我想从我身边发生的一件事说起。

1962年3月31号，当时贵州省委的宣传部长汪小川（1913-2005），到我所住的城市安顺的郊区二铺（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屯堡区之一）作农村调查。调查会所反映出来的情况，让调查者大吃一惊：一个大队1957年的粮食产量高达32万斤，但1961年却只收到12万斤，而征购任务仍然是6万斤，这也就是说，农民手里的口粮只有6万斤。如果扣除其他的消费，每个农民拿到平均不到100斤的口粮，按一天吃1斤计算，劳动一年只够吃三个月。于是大队长汪荣武（生平不详）说：「「一日无粮千兵散」，社员口粮少了，牛饲料也没有了。「没有饭吃，人心不齐，社员思想落后，不听话了。」」更严重的是，饥荒造成了大量的死亡：黄腊公社（我曾在那里劳动过）1961年的人口，比起1957年的少了2，000多人、牛的死亡率达到60%。[2]

这位大队长说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也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饭吃」。我们前面讨论过，从顾准「糊口经济」的角度来看，历史所提出的「史前期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要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是，即便1958年曾经雄心勃勃地提出「吃饭不要钱」口号，但到了1961年中国农民却落入「没有饭吃」的境地，这是一个极大的失败，从而构成了史前期社会主义的空前的危机。

如何解决危机？农民提出，他们可以「生产自救」，前提是「把土地还给我们」，农民至少要拥有经营权，这当时称为「包产到户」：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以「户」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收获的粮食在缴纳国家公粮之后，都归农民自己支配。农民说得很清楚，现在若还要像1958年那样搞「大兵团作战」，是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位大队书记说：「农民习惯单家独户的生产，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一家三哥四弟都要分家，何况几十个在一起生产」。农民总结这几年的经验：「酸、甜、苦、辣都尝过了，饭也饿够了」、「只有各干各，不然还要饿饭」。有个农民甚至在会上说：「就是把机枪抵在肚皮上，也是不愿〔钱注：把土地〕收归集体」、「要叫我们饿饭，就把土地收回去，要叫吃饱，就让我们这样〔钱注：各干各〕做年把看」。这就是农民的逻辑：要解决吃饭问题，就要把土地经营权和粮食分配权交给农民自己。[3]

由于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农民要求单干、要求包产到户的意志十分坚决、不可动摇。参加会议的人有94%主张田土下放，而且他们已经采取各种形式，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并已收到效果；事实上，农民是靠著包产到户而逐渐地恢复生产、度过饥荒的。[4]

应该说，我所在的安顺地区的农民呼声，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的声音。农民运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途径，顽强地表达他们的意志。其中一个方式，也是中国农民的传统方式，就是「上书」。这里有一本书《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编者苦心搜集了一批那个年代农民的上书，我在这里选两段念给大家听——这是真正的农民呼声。

一位湖南澧县闸口公社的农民，在1960年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各级的领导：「敬爱的首长，我们今天的生活真是苦极了。我们这里饿死的人太多了，哪个生产队都有上百个人饿死」，「社员没粮食，只好到处去挖野菜、剥树皮，就连观音土都是好东西。还有的人偷偷吃死人，有吃死尸的，有吃逃荒死在路上的，还有吃活人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公社就发现好几起吃人的事，让人听起来就寒心！活著的人就遭了大罪了。家家户户都有人得浮肿，小孩子饿得两根脚杆像麻杆，老人全身像干柴，妇女连月经都停了」「我想，这都是公社化以后的事。一是公社化，土地归公，吃饭食堂，干部有权，作威作福，他们吃肉喝酒，社员吃糠咽菜。二是粮食征购，上交太多，社员吃不饱，生产没积极性」。「领导上只要能开恩，让我们种一点自留地，子孙后代都会感念共产党大恩大德的。政策不变，只怕拖不了两年，人都会饿死的」。

这封信还专门讨论了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得天下是得了人心的。就我来说，饿死也要说共产党好。但如果能让老百姓不饿死，不是更好么？唐皇李世民得天下后，还提醒自己，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资治通鉴》上都有这句话的。当初大跃进时，中央不是告诉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一天三餐，有肉有鱼有水果，楼上楼下，汽车电话么？县委组织各乡讨论，这个档精神是传达了的。怎么今天搞成这个样子？我始终没想出一个名堂来」[5]——大跃进时「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承诺犹言在耳，转眼间却变成饿殍遍野，善良的农民并没有追究责任，只要求共产党和毛泽东放自己一条活路。而共产党与毛泽东又作何回应呢？

这里还有一封从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的花明楼的农民于1960年写给刘少奇的信：「您当了国家主席，是我们宁乡人的骄傲。一说起国家主席是我们花明楼的人，那更是我们的光采。但是，少奇主席，您知不知道您家乡的乡亲们在遭的滔天大罪吗？这两年，我们的生活太困难了。公共食堂吃不饱，粮食绝大部分都交国家了，食堂的粮油，大部分都干部占便宜吃了」「问干部怎么不让人吃饭，干部回答说，收下的粮食还不够交征购任务的，你们不好好地干活，多生产粮食交国家，饿死你们这些懒汉没话说！可怜社员哪里是偷懒吃饱饭不干活，一个个饿得都走不动路了，田里庄稼没心思种，也无力气种。收上来的粮不够上交国家征购任务的，那我们种田的人就该饿死嘛？！我们真怕长此以往，年复一年，那一定有一天社员都会死光的，还有谁来给国家种粮食呢？您当国家主席的人，是不是要想想这个道理呢？刘主席，我们天天在饿肚子，得了浮肿病还不能说，说了就要挨打饿饭，搞不好就说你是「反党、反三面红旗」，要送劳改。饿死人只能说自己病死的，社社队队，死人常见，一个生产队饿死的怕不有几十上百呢！现在我们心里只想吃一顿饱饭，也没枉来一回人世」。「刘主席啊，当了那么大的官，你能不能照顾一下乡亲们？自古以来，好官护一方，好狗护一庄，要让乡亲们百世千代都颂你的好才真好呢，不要让后人说起我们花明楼出过一个国家主席，在他手上，饿死的宁乡人有成千上万！」[6]

这封信据说后来送到了刘少奇的手里，引起他的重视。1961年刘少奇回乡调查，县委书记告诉他：4959年全县是86万人，1960年只有77万了。水肿饿死5万多，外逃谋生的3万多人」。刘少奇大为震惊，当即表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中央和省地县有责任，我当主席的更有责任。要立大碑，铭刻心中，子子孙孙再不犯这个错误」。[7]后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这次调查中一位70多岁的老人对他说的。[8]

上书之外，一些农村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农民代言人和农民思想家。

首先要介绍的，是被毛泽东称为「两个半单干理论家」、[9]来自浙江农村的三个小知识分子。他们都应该加载史册：杨木水（1932-2000），嵊县农业局蚕桑技术员；冯志来（1936-不详），瑞安县湖岭农技站技术员，「右派」；陈新宇（生平不详），新安县专职办社干部。他们三位都写有文章，有的文章还有一定的理论性，借由向报社投稿以表达农民的呼声。他们尖锐地追问：「错在哪里？」并明确地回答，天灾是次要的」，「实质是左倾错误！」[10]这把问题看得很准，可谓一针见血。接著他们又问：「怎么办？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回答也依然明确而一针见血：「包产到户」。[11]他们同时十分坚定：「一人做事一人当」，「打破脑袋扇子扇」，「绝不放弃自己的主张」。[12]

杨木水为了使自己的信能让党中央、毛泽东看到，希望有人传信，因此就把文章寄给了他的老乡、北大马寅初校长，他并不知道此时的马老也正处在被围剿的困境中。但谁也没有想到，近80岁的马校长收到了他的小同乡来信，竟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跑回家乡去见杨木水。这一老一小，一位是中国顶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底层的蚕桑技术员，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进行了攸关国家民族命运的一席长谈：就在这一晚上，他们共同修改了杨木水起草的〈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宣言书，两人分手时，马寅初又丢下一句话：「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13]——这真是让人难忘的一次历史性会见。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多次无奈地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的缺席与无言，但是马老的挺身而出，多少让我们感到一点欣慰。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大饥荒的关键时刻终于和中国农民站在一起，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和浙江临近的江苏睢宁县有两位公社农业中学的年轻教师钮惟新（1939-）、蔡抚民（生平不详），蔡抚民是我所就读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弟，他们于1961年12月写了〈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的长文，并发出〈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紧急信〉，表示自己作为「有文化知识的乡村教师，有义务把广大农民的意见综合起来，反映给亲爱的党」，他们在信中满怀焦虑地说：「凡是一个身居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特别是农民群众之中）的人，都会为我们国家已暴露的严重危机和潜伏将发的更严重的危机而深切地感到不安」，因此他们大声疾呼：「正视现实，行动起来，寻求途径，挽救民族危亡」，而办法就是「根据农民的要求，迅速搞包产到户的试点，并及早推广之」。他们认为，「「包产到户」的生产关系，适应于当前落后生产力水平」，并「适应于当前农民的觉悟水平」；他们同时也看到，「包产到户」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增长」，但认为「是可以通过国家的政权、措施加以克服的」——他们的呼声得到了时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1896-1872）的回应，但邓子恢很快地就被毛泽东宣布为修正主义的代表，这两位农村教师竟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分别判了十年、五年徒刑。[14]

在西北地区则出现了一位名叫杨伟名（1922-1968）的农民思想家，他也是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人物。他是陕西的农民，前几年大陆给他出了一本小册子《一叶知秋》，收集了他有关农村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这人的经历也很特别，他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建国后最初是一个乡的副乡长，但是他不愿意当干部，就自动离职回家种田，一直到1958年才重新入党。他写这些文章的时后职任一个大队的会计，看得出来他读过一些古书、文字是半文半白的。

如果说，前面所介绍的农民上书和农村知识分子的批判，基本上是就农村谈实际的农村问题，杨伟名思考的却是整体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并在这个大视野下思考农村问题。因此，他所提出的问题是：「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什么？」他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打了个比方：「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15]他说中国问题的渊源就出在这个「过」上。什么意思呢？他对中国社会和社会发展道路作了这样的分析：「我们的国家是个「—穷二白」的国家」，首先要做的是「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我们却急于搞社会主义，因此过了。「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揠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16]因此他提出要「退」，退到哪里去？退到「新民主主义建设」；他说，或者叫作「社会主义初期建设」阶段[17]——有学者认为，他提出这个概念，和八十年代末中共十三大ii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相通之处，也就是说，他的想法整整提前了20年。[18]

在另一篇文章里，杨伟名对「社会主义初期建设」时期还作了更具体的分析：

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跃了一个历史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跃」却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又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而所谓「有条件的」，是说，这个「自由竞争」里面：第一，一切剥削方式不容存在；第二，生产资料私人不能占有；第三，经营方针应服从国家计划；第四，竞争的目的旨在谋取全民幸福，最终达到全人类彻底解放。因之，这个「自由竞争」本质上是代替了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竞争」，而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竞赛」。我们的国家要在原来「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尽快地建设成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这样一个「自由竞争」时期。我们目前坚持「按劳取酬」的原则，也正是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掀起一个「自由竞争」的高潮。[19]

这样的论述，同样是超前的。

在具体操作层面，杨伟名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退」，实际是代表农民提出了四大自由的要求。第一，给农民自愿选择土地制度的自由。他说：「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20]关键是农民要有独立自主的选择权。第二，要求开放利伯维尔场，按照价值规律实行自由贸易。[21]第三，要求让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他特意提出应该用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方法，而不能绝对限制资本。[22]第四，要求「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他专门讨论了n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强调「群众意志能否广泛、正确而及时地集中上去，是能否正确制定与贯彻政策的唯一关键」。[23]

在另一篇文章里，杨伟名还提出「我们应立即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地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全国六亿五千万人口的生活，其中约一亿五千万非农业人口的生活由_家统一计划安排。五亿农民的生活由农村自己安排」[24]—这充分表达了中国农民要求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与命运的愿望。

但这些要求却被自以为代表农民的毛泽东坚决拒绝。他在1962年8月北戴河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了杨伟名，抓住他文章中「一叶知秋，异地皆然」这句话，说这是农村倒退复辟的预兆，并且严厉地说：「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25]毛泽东此言一出，杨伟名自然受到了批判；但他却得到当地农民暗地的支持与尊重，地方党组织也在可能范围内予以保护，因此他虽然作了检讨，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杨伟名就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却选择了沉默。后来西安一位叫刘景华（生平不详）的红卫兵大学生，在看了他的《一叶知秋》后就去找他，于是又有一次红卫兵和老农民之间的对话，这和前面所说的马寅初和蚕桑技术员的对话可以模拟，都具有某种历史的象征意义。杨伟名告诉这位毛泽东的红卫兵刘景华：毛主席也是人，也是农民出身的，但是他掌权之后要搞个人崇拜了！[26]刘景华大受震动，说：「在我接触的所有人中，包括大学里马列主义教研室里的教授讲师在内，你的马列主义水平最高，〔……〕而且你敢讲真话，直言不讳的勇气、胆识，是这些人难以企及的」。[27]刘景华于是在这位有独立思想的农民这里，找到自己真正的老师。血气方刚的刘景华把自己对文革的怀疑公之于众，立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抄刘景华家时又发现了杨伟名的信，两人就成了「杨刘反革命集团」。最后杨伟名夫妇双双自尽，以示抗争，这又是一个悲壮的牺牲。[28]

但执政党必须面对杨伟名代表几亿中国农民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在饥饿的年代，对于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所发出的呼声，是绝不能充耳不闻的。正是农民的不断吶喊，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矛盾和冲突。

二、底层和中层干部的反应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接近农民的底层、中层干部。这里也讲两个引起毛泽东注意、并让他震怒的故事。

一个是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的普通干部，叫钱让能（1933-）。他写信给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一边：「「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尽管有人责难它「糟了」「错了」，然而广大农民群众却认为是了/对头了」」——他几乎重复提出了毛泽东在1927年面对湖南农民运动时提出的「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问题。而且他把问题提得十分尖锐：「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怕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害怕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大众的道理呢？」[29]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些话在毛泽东听来，就几乎是向他本人叫板，自然要「龙颜大怒」了。[30]

还有一位胡开明（1913-1997），也是毛泽东所不容的。他是党内知识分子，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曾经当过河北省的副省长，当时是张家口地委书记。作为一个省级干部，他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将问题看得更准、更深刻。他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两个「过」（这一点，倒和农民思想家杨伟名不谋而合），一是「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估计过快」，二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搞过了头」。[31]因此他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要从劳动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上来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不能不认真保障全体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在吃饭问题上保证集体成员的最低需要，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决不是什么平均主义」。[32]这样就将批判提到一定的高度，也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实际上胡开明还是谨慎的，他并不同意包产到户，因为他认为完全单干，会「否认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也难以避免两极分化。但他认为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如果有农民坚持单干，或居住过于分散，不便集体生产，也应该允许。[33]但胡开明这一个比较温和的主张，也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和批判。而且毛泽东居然在他的名字上做文章，一句「河北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34]就把他打入了万丈深渊。

问题是，这些中层干部为什么要冒死上书？胡开明上书前，曾和他的夫人商量，夫人对他说：「毛主席说要五不怕（即指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们革命、工作了几十年，怕甚么？」[35]胡开明在一篇文章里也这样写道：「共产党员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从来都不怕流血和杀头，难道还能够为了一些个人利益得失而不向党讲真情实话吗？」[36]钱让能则说得更加朴实：我在农村工作，「长期以来和农民一往情深」，「我总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为农民说些公道话」，「热爱脚下的田野国土，忠诚已经遭遇不幸的农民，是起码的道德」[37]——这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内有一批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和农民有著深刻精神联系的干部和党员，这本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现在却因为他们违背了毛泽东的意志而遭到残酷迫害，这无异于「自毁长城」，无论对这些忠诚干部，还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而言，都是一个悲剧。

但面对大饥荒，不管毛泽东如何震怒，农民和各级干部的声音却是压不住、也不能不听的。其间的关键是党内高层领导的反应。

三、高层领导的响应与选择

我们还是先讲两个小故事。

1960年3月，有一位四川达县的农民，他觉得日子太苦了、不堪忍受，于是一个人跑到天安门广场，在大白天手提白色灯笼走来走去，显然在暗示「暗无天日」，他用这个方式表达他的抗议，并被一位英国记者拍到照片，由路透社转发了一个报导。这位农民当然很快就被抓起来了，在审讯中他供认自己由于高征收导致家乡农民大批死亡，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老婆也因此失踪，他几次到区、省上访，均遭拘押，不得已才到北京铤而走险。北京公安局派人到达县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彭真向刘少奇汇报此事，刘少奇沉默不语，最后说：「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或许是因为刘少奇有这样的态度，北京市公安局仅给这位农民象征性的判了点刑，并且征询他的意见是否要回家乡；这位农民表示做了这些事无法回到家乡，只能去找贵州的一个老乡，而北京公安局居然就将他送到贵州老乡那儿去。[38]中国的专政部门这样处理案件，过去不曾有，现在也不会有。

还有一位湖南女工刘桂阳（生平不详），她回到农村的家，发现双亲患了浮肿病，很多乡亲都死了，非常愤怒，就写了12张标语：「毛主席、党中央、各位首长，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吧，看看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打倒、铲除人民公社」等，[39]并给丈夫留下遗书：「我为挽救全国人民的生活献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万一如此，望你把儿子抚养成人」，然后孤身来到北京，在中南海的北门贴出标语，还叫守卫出来看。结果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判了5年徒刑。但出乎意料之外，这件事情为刘少奇所知，并写了一个批示：「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相信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刑」[40]——这样的事，同样过去不会有，现在也不可能发生。

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大饥荒的年月。这说明，当时的最高层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底层人民的不幸，听到了农民的呼声，他们对于这些呼声的危险性有充分的估计，同时也怀有理解与同情。当年林昭说她有「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从底层、中层到高层干部也都有著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大饥荒把这样的矛盾激化，也一定程度公开化了。

陈云有一段话，大概最能够表达这个时期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想法。陈云在一次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著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很快就传出，陈云私下还有更加坦白的说明：「共产党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哪怕这个措施在改变了困境之后再弃之不用也可以」。[41]

陈云这段话，传递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集体面对大饥荒时极为重要的思想与心理，大可琢磨与讨论。

第一，「共产党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这也是我们反复讨论过的：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让老百姓吃饱饭，许多共产党员，特别是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之所以参加革命就是因为吃不饱饭，而后来农民之所以跟著共产党搞大跃进，也是因为共产党给他们一个「吃饭不要钱」的许诺。领导革命和组织大跃进的高层干部心知肚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都建筑在使老百姓吃饱饭的基础上，现在共产党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不但说不过去，实际上要失去合法性，失去民心。在他们看来，失去农民的信任是尤其危险的，事关「工农联盟」的国家基础。党的高层还有这样的担忧：党的基本成员都出身于农民，让农民吃不饱饭，就会脱离广大农民党员，动摇党的基础。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能不能让老百姓吃饱饭，关系到政权是否巩固、共产党的江山坐不坐得住的问题。如果说，钱让能、胡开明对农民呼声的响应，更多是出于「朴实的阶级感情」，而最高层的响应，则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利益的考虑：千万不要让无数共产党人用生命夺来的政权，因为「让农民吃不饱饭」而丧失在自己手里，这才是真正让他们寝食不安的原因，统治合法性是他们真正关心与考虑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第三个层面的思虑与思路：只要让农民有饭吃，一切暂时性的办法都能考虑，其实这正是基层与中层干部此时的想法。后来钱让能在回忆他当年的思想时也这么说：「先把全国人民吃饭问题解决再说，关于「责任田」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可以留待以后去解决，因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42]也就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他的著名的论」。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43]——邓小平的这个「猫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他的主要罪状，也因此传遍全国；八十年代以来，「猫论」就成了他的治国方针。这个「猫论」，当然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但至少表明，像邓小平这样比较务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不那么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某种理想，而是更注重于怎么解决实际面临的统治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的「猫论」，代表了1962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这些中共最高层的共识。

这里，必须对此时刘少奇的思想、心理与做法作一点讨论。刘少奇和陈云一样深切感受到统治危机，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就强调「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44]在随后的西楼会议iii（1962年2月21日召开）上，他就作出了更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国到了最危急的「非常时期」，[45]在一个档的批示里，他甚至说到了「亡国」的危险。[46]也就是说，这对刘少奇而言，不仅是经济危机，更是统治危机；可以说刘少奇的心情、心理是十分沉重与紧张的。因此，在他主政期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就南下，留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工作，彷佛毛泽东真的退居二线了），其施政方针，就是「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47]按当时的说法，就是「毒蛇噬臂，壮士断腕」。[48]这一点得到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全力支持；简单说来，就是四个字：「猛抓」与「猛退」。按周恩来的说法，「猛抓」就是「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49]其实就是「解决吃饭问题为中心」，千方百计改善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猛退」就是一切和老百姓吃穿用无关的，通通退。首先就是工业大后退，规定两三年之内不搞基本建设，把多余的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当时精简了940万职工，减少城市人口1048万，这样的大迁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力之强。其次，是过去的高积累率大幅度下降，1960年的积累率还是39.6%，但到了1962年就下降到10.4%。[50]其三，是农业大倒退，宣布食堂解散，并在实际上允许包产到户。其四，在思想文化上也后退，为缓和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便重提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更在1962年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51]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全面的后退，但要退到何处？大致看来，工业要退到大跃进之前，农业至少要退到合作化初期，甚至要回到合作化以前（陈云就提出要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剌激农民生产），而思想文化更是退到了反右之前（此时大量的「右派」都摘了帽子）；从总体上看，几乎退到了农民思想家杨伟名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事实上，刘少奇的确回到了他最初的主张，只不过没有发表公开宣言。这一切当然就超过毛泽东的底线，因为这不仅是在实际上否定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否定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此时刘少奇再三宣称这些方法都是权宜之计，但毛泽东却自有他的分析。于是，我们的讨论也就必然要进入最实质性的方面。

四、毛泽东的决策：重启阶级斗争的战车

在讨论毛泽东怎么反应之前，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在1961、1962年之间，毛泽东的思想、心态与情绪。

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问题的严重，他在1961年的一次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52]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搞不好就下台，由国民党来」。[53]因此他原则上并不反对「退」，并且亲自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宣布解散食堂，一是退到生产小队，就是以村为单位组织生产、经营与分配，这是他对农民做的让步。他在1961年12月和邓小平的一次长谈中他说到「去年前年〔钱注：即1960、1959年〕心情不那么愉快」；[54] 1962年2、3月，毛泽东在修改他的七千人大会的讲话时，突然加上司马迁《史记》中〈报任少卿书〉中的一段话：「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55]自然也会想起太史公的命运。如一位研究者所分析：他正是要借此表达「忍辱负重，待时而起」的心情，[56]这大概能表达毛泽东在困难时期的真实心态。

但1961年底，毛泽东在和邓小平的谈话时，已经认为「经过两年的调整，「退」得已经差不多了，到了「谷底」了。1962年应该是向上爬行的形势」，[57]在同时和地方官员的谈话中就说得更清楚：「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58]，「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再有一年就过去了」，[59]并同时透露出的是他的底线：有错误要改正，有乱子要处理，但改正、处理后还要继续前进一他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中国终于找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绝对不能放弃。

这表明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完全不同于刘少奇，他根本不认为中国到了非常时期，也不认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遭到威胁；他始终相信自己代表农民、人民的利益，他始终相信农民是支持他的。因此，对他来说，1962年不是要「退」，而是要考虑如何「再前进」。他似乎不太反对「工业退」，但对「农业退」却绝对不能忍受，认为只要退到「生产小队」就行了，再退到「单干」就是过线。而他更是不能容忍对知识分子让步，根本反对给知识分子脱下资产阶级帽子。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大饥荒所引发的农民、党员、各级干部的不满情绪。因此他在七千人大会上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公开承认自己对「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60]——如果对照毛泽东在1956年对于刘、周、陈「反冒进」时的压抑，以及1958年表示自己要主掌经济时的踌躇满志，此时毛泽东公开承认自己「还不懂」经济，其内心的沉重与无奈是不难想象的。但深懂进退之术的政治家毛泽东，还要进一步主动承担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61]他的表态让所有干部非常感动，一些地委、县委书记激动地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62]毛泽东还号召大家「出气」，用他特有的幽默语言，宣布「白天出气，晚上看戏」。[63]毛泽东非常能够掌握干部和群众的情绪，他知道党内干部的怨气症结所在：这些年，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造成党内关系的极度紧张。因此，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高举党内民主旗帜，大谈「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现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64]并且猛批第一书记专政：「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65]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66]「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67]他故意忘记了，这个第一书记「独揽大权」的体制，正是他在反右之后亲自建立的，现在他却把体制的问题，轻描淡写变成了第一书记的个人作风问题。他这些政治家的谋略还是有效果：他不但成功化解了党内的怨气，还使自己成为党内民主的倡导者。他这些批判第一书记专政的言论，后来在文革时期，就成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有力武器，比如「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摸不得吗？偏要摸！」[68]这些话，在文革中都是风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不过这已是后话。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只有一处谈到阶级斗争，而且是说「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69]并没有涉及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显然意识到，在困难时期无法再谈阶级斗争。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本里，却有一段大谈「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著阶级和阶级斗争」[70]云云，这是1966年公开发表时加进去的，而且是原封不动地抄录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公报里的话，[71]原因是那时的毛泽东已经断定经济开始好转，可以大抓阶级斗争了。

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基本上是满意的，只是对刘少奇的一些说法，如「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持保留态度。[72]因此，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就南下，放手让刘少奇去收拾大跃进留下的「烂摊子」，其目的是寻求地方官员的支持，也借此观察以刘少奇为首的同僚们。到1962年，经济确实在逐渐复苏，而地方官员也只向毛泽东报喜，毕竟他们的权力本来就来自于毛泽东，自然要迎合他的希望报喜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大跃进的成绩涉及他们自己的利益，当然要竭力夸大。毛泽东却似乎心里更有了底，在他1962年7月6日回到北京之后，便准备按自己的想法，继续前进；然而此时党中央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已经达成共识、要搞包产到户，只等毛泽东回来首肯，以便在全国大规模推行。这样，毛泽东和他的同僚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7月6日下午，陈云向毛泽东报告，提出以重新分田的办法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同日，毛的秘书田家英在取得刘少奇同意后，向毛泽东汇报农村调查结果，希望包产到户。毛泽东听完之后一言不发，只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语抓住了问题的要害；[73]第二天就传出了毛泽东的意见：「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74]7月8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明确表示反对包产到户。[75]

据刘少奇儿子刘源（1951-）的回忆，大概在此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有一场十分重要的对话。当时，毛泽东正在游泳池游泳，刘少奇赶去向他汇报。一个在泳池里，一个坐在泳池外，毛泽东一见他就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按捺不住，说了一句话：「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大概是刘少奇郁积已久的话，包括他看到了乡亲的信以后的反应，而且他又是国家主席、觉得自己有历史责任。毛泽东不予理会，只是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76]这就涉及到更敏感的「接班人」问题，以后我们会再详加讨论。但在此时，毛泽东还是留有余地，只是指责刘少奇「不顶住」，并没有说刘少奇是所有主张包产到户的人的后台。

这里有个问题：从农民到中层干部到上层，几乎全党全民都主张要包产到户，为什么独独毛泽东拒绝包产到户？这有什么原因？不能用道德主义的观点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毛泽东的性格、品德，而应该承认，毛泽东的主张是自有其逻辑的，我们在讨论这段历史时，也应该首先弄清楚毛泽东的逻辑，然后再根据事实（包括其后果），作出我们的判断和批判。8月9号，在一次开会的时候，毛泽东终于亮出他的底牌，说明他为什么反对包产到户。他认为，实行包产到户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出严重的阶级分化：「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77]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我们的依靠」[78]——毛泽东显然是担心两极分化，以及其可能带来更为长远的统治基础的危机。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如果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那就是「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79]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倒退，会根本危及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他所不允许的。

这样，这场发生在1962年的争论，实际上就是1951年争论的延续。这里，我想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建国初期那段历史：1951年较早进行了土地改革的东北和山西地区，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对此党内有两种态度。刘少奇认为发展生产力最为重要，即使发生两极分化，也是应该付出的代价；而高岗和毛泽东则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绝不允许两极分化。1962年这样的分歧几乎重演：刘少奇等认为，解决农民迫在眉睫的吃饭的问题，只能单干，即使出现了两极分化，也要等到生产发展之后再回过头解决；但毛泽东却认为，这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是原则问题，绝不能让步，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要领导农民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绝不允许两极分化。应该说，许多共产党人都心怀社会平等的理想，对两极分化有著特殊的敏感和警惕，因此，当时虽然绝大多数的干部、农民都要求单干，但在党内还是有一些人对包产到户持保留态度，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胡耀邦（1915-1989）。

胡耀邦时为共青团第一书记，在1961年秋到安徽等地考察之后，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他说：包产到户确实有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作用，但是也会「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他的结论是：包产到户「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但要允许不同意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得绝对，避免被动」。[80]胡耀为此写了一个〈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的报告上呈毛泽东，毛看了大为高兴，在批示中说：「写得很好」，「值得一看」。[81]如前所说，即使是被毛泽东批判的胡开明也不赞成包产到户，理由是担心发生两极分化，其实刘少奇也视包产到户为权宜之计，说明他心里也认为共产党应领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只是现在为了解决现实饥荒问题，必须采用非常手段。

对于毛泽东而言，反对包产到户或许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在他看来，如果实行全国范围的包产到户，就意味著人民公社的全面瓦解。如我们在前一讲再三论述的，人民公社对于毛泽东所要寻找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他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决定性的关键环节，因此在这一个事关根本的问题上，毛泽东是不会也不能让步的。

毛泽东也知道自己的主张并不会为农民所接受，但他有自己的说法。他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82]他这一态度倒是符合列宁主义原则，列宁早就有过这样的阐释：工人自发的要求只会产生福利主义，工人（或许还有农民），他们的直接要求只是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他们代表了工人、农民的长远、根本的利益。因此，共产党人反对崇拜工人、农民运动的自发性，称为「尾巴主义」，而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与引导。这也正是中国1962年争论中毛泽东的立场：他认为自己代表了农民长远的根本利益，并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而刘少奇则是屈从于农民的眼前利益，是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于是，毛、刘之争，就变成了照顾农民眼前利益、还是考虑长远利益的争论。

我们今天不一定认同这种说法，很难评断毛泽东就一定代表了农民的长远利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场争论并不具有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性质，实际上仅是执政党面对农民吃不饱的问题，所产生的两种不同意见、思路，因此是完全可以妥协的。那位农民思想家杨伟名提出的方案，就是一个解决办法：愿意单干允许单干，想要集体的可另行自愿结合，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关键是把选择权利交给农民；也可以采取「允许单干，鼓励集体」的方针，以显示党和国家的引导方向。事实上，当时在刘少奇、邓小平等支持下，由田家英起草的〈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其指导思想也是「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田家英还具体设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可能达到40%，集体和半集体占60%。[83]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都是从全面集体化的倒退，是他所不能接受与容忍的。

但是，在1962年的中国，一旦发生不同意见，就绝不允许妥协，而且必然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引发出一系列连当事人都很难预计的严重后果，并成为共和国一个新灾难的起端。

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中国当时的社会体制上，其根源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五七体制」。

「五七体制」有两个大特点，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发生了作用。首先是党的第一书记独揽大权，特别是经过1959年批判彭德怀，共产党在党内已经建立了一种君臣关系。用君臣关系的思路、第一书记独揽大权的思路来看这场争论，就不再是不同意见相争，而是一个％必须服从」的问题——而且是绝对无条件的服从，何况早在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作出过决议，授予毛泽东以「最后决定权」。[84]所以，毛泽东一旦表态说不行，并且再一次像庐山会议那样、以「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相威胁，[85]刘少奇他们只能不战而退。

再者，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书记专政体制是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各省、各区、各县，甚至到各乡，这已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毛泽东在中央一声号令，就立即得到底下干部的响应，这不仅是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性，更是其利益所在。如前一讲所分析，人民公社的最大特点，就是集国家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军事组织、社会组织、教育组织为一体，这就意味著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时也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所结成、上下勾连的既得利益群体：否定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是对他们自身的否定，权力的限制，和利益的损害。因此，是否坚持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否要搞包产到户，实际上是个利益之争。这就是1962年7、8月份八届十中全会上情势风云突变的原因所在。

首先，刘少奇迅速改变态度；毛泽东在7月10日表态，刘少奇在7月18日就做出反应，在一个报告会上强调要巩固集体经济，[86]并且在八届十中全会作总结报告时声色倶厉地批判邓子恢。邓子恢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在农业问题上一贯与毛泽东唱对台戏，因此毛泽东便拿邓子恢作为靶子、批评邓子恢，这也是给刘少奇留了余地，并未直接点名刘少奇。于是刘少奇也就乘势批邓而自救，说他「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等等。[87]整个八届十中全会也完全一边倒，群情愤激地批判包产到户，出现与庐山会议一样的情况。

恰恰就在此时，彭德怀写了万言书为自己辩护，这时他已被眨抑到权力圏之外，并不清楚中央斗争的复杂情况，这一上书，就正好提供了新的靶子。会议立刻转向批判彭德怀，而且重提「高饶事件」，把彭德怀定为高岗事件的头子、是「彭高饶反党集团」，还因此又牵连出另一个「大案」：有人揭发1962年出版的小说《刘志丹》iv是为高岗翻案，理由是刘志丹（1903-1936）和高岗同为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后来在战争中牺牲），这自然是捕风捉影，但正符合批判彭德怀的需要，毛泽东因此而大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88]为文艺上的大批判提供了新的「理由」。会议上，还由此牵连出陕北根据地的另一位领导人习仲勋（1913-2002，为现今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953-）的父亲），说他是小说《刘志丹》的幕后指挥者，搞了一个「彭高习反党集团」。

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重返「高饶事件」并加以扩大化，看来有些奇怪，却充分反映了中共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我们前面已经分析，在某种程度上1962年的论争是1951年论争的继续。吊诡的是，1951年高岗是与毛泽东一起维护集体化、反对刘少奇的；但在1962年，高岗却作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再批判，刘少奇也再次借批判高岗、彭德怀而金蝉脱壳，一如1954年那场斗争——刘少奇始终抓住高岗、彭德怀不放，说明他是熟谙中共党内斗争「借刀杀人以自卫」那套的。当然，刘少奇的迅速转向不完全是出于他的投机，因为根本上他与毛泽东具有共同利益，在维护党的团结、利益这些根本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刘少奇确有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但组织性始终占上风；所谓「组织性」的核心，就是要维护党的统治权力，这就需要党的团结，特别是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刘少奇很懂得这个大局。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补充，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时，除了各地方第一书记纷纷响应之外，还得到了军队的支持。我们一再提醒，考虑中国的问题必须注意农民，这里则要强调必须注意军队的反应，因为军队始终处于中国的核心地位，军队的反应对中国政治的作用与影响绝不能低估。早在1962年6月上旬，就有一些军队干部向毛泽东反映，说他们认为国内形势并没有那么困难，他们对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总是强调形势困难有意见。毛泽东当即表示：你们是中央委员可以提意见嘛」。[89]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有一位军队干部作了这样的发言：「农业恢复的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甚么搞头」。[90]总参谋长罗瑞卿（1906-1978）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也明确表示反对钱让能为包产到户辩护的文章，并且认为「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对此，毛泽东响应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91]军队不能接受刘少奇「非常时期」的估计，这是可以理解的：军队干部是和地方、社会隔离的，他们对饥饿没有切肤之痛，所以更愿意保留那些乌托邦理想：大跃进、高速度，前途一片光明。而且在他们看来，拥护毛泽东就是拥护政权的稳定性，而军队历来是把政权的稳定看得更加重要的。也就是说，在困难时期，军队支持毛泽东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对政局的发展又具有决定性。

毛泽东实际上非常重视军队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毛泽东立刻在军队开展一个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就因为军队中有一批有文化、军校毕业的干部，以刘伯承（1892-1986）为首，主张军队要正规化，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教条主义。在毛泽东打击刘伯承这些人时，所利用的是彭德怀，因为彭德怀是农民革命家，自己承认没有文化、对于军队的正规化不感兴趣。[92]

但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又把彭德怀给打了下去，目的就是要把军队的权力紧紧握在自己手里。在这一次党内的争论中，毛泽东依然十分重视军队的反应。他在一份关于军队对邓子恢的主张的反应报告上这样写道「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93]得到军队的支持，这是毛泽东的「底气」所在。

这里就必须提到林彪的作用。林彪继任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发言。前面说到七千人大会是出气会，唯独林彪的发言是鼓气，他强调「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并且表示：「庐山会议以后，军委一致的精神就是要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方针，处处按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向毛主席请示，向毛主席报告，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94]

这些话自然是毛泽东此刻最想听、也最需要的，因此立即作出批示：「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并且要求迅速向全党传达。[95]这些年学术界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大都谴责林彪投机，但是最近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透露，当时是中央的将领、元帅提出要求林彪这样说的，「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林彪讲话以后，「军队的干部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的讲话讲得好」。[96]这就说明林彪的发言并非只是他个人的意思，而代表了军队的态度，这大概是更符合实际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还是军队最可靠。这并非偶然，而且分量很重，是它决定了后来毛泽东启用林彪等人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见军队的态度始终决定中国的命运。

「五七体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强调阶级斗争，而且毛泽东提出要「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刚才说过，包产到户所造成党内的意见分歧，本来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只是两种对于农民问题的不同响应方式。但是，毛泽东此时已经发展到极端的对立斗争二分法的思维模式，一切差别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都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问题，都被当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严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后来，毛泽东更把它视为修正主义的表现。于是，就有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号召[97]——有意思的是，也就在1962年8月，毛泽东曾主持制定一个〈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的文件，明确规定：「对于党内的思想问题，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分清是非的方法，以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目的」，毛泽东在修改时，还特意加上一句：「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展（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98]可见，毛泽东面对党内在单干问题上的分歧时，内心也有矛盾，他不是没有考虑过用民主讨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1962年党内斗争的情势、体制，以及毛泽东的观念、思维、个性，都决定了他最后采取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方式。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形势看得如此严重？其实他是自有其逻辑的。我们必须把研究的视野放开，看看1962年中国的国际环境。

1962年是个多事之秋。年初在广州和香港之间发生大规模的偷渡v，这是由大饥荒所引起的，却震撼了全世界。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发生的事情，包括大饥饿的消息，都对外是封锁的，世界都不知道；在39，000人偷渡出去之后，中国的内幕就公诸于世了。[99]这就鼓舞了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的蒋介石，他认为这是个反攻大陆的绝好时机。毛泽东也有所警惕，他在这一年的5月份对解放军参谋总长说：「要准备蒋介石集团四十万人秋后登陆」，[100]并且在6月用《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提醒「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101]果然在10月1日到12月6日，蒋介石先后派了九股武装力量从高雄出发，到东南沿海地区骚扰，提出要建立「游击走廊」，但是人少规模也不大，远低于毛泽东的估计，却制造了紧张局势。

紧接著10月20号，印度从中印边界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vi。在这之前，苏联与印度签署协议向印度提供米格战斗机，在中印边界的战斗中，印度就利用了苏联米格战斗机，因此中共认定中印战争的背后有苏联支持。也是在1962年4月，新疆有六万多人集体逃亡到苏联vii，在中共看来，这也是苏联所策划的。到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公开演说里，暗示中国教条主义者是最危险的；年底欧洲五国共产党开党代表大会，又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中国。[102]

于是，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紧张的国际环境：东南方有蒋介石反攻大陆，背后有美国；西南边境是印度的进攻，背后有苏联；北方有苏联的威胁；欧洲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都在谴责中国。中国于是感到了四面受围的威胁，称为「三尼一铁反华公司」，即美国的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美国），印度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印度），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还有一个铁托。

毛泽东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被包围感：在国外，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联合起来反对他所领导的中国；在国内，不仅知识分子和农民心怀不满，而且党内各级干部，从基层、中层直到高层，都有人在挑战他的权威。四面被围的危机感，引发了毛泽东「冲出重围」的冲动。而且按照毛泽东的传统斗争思路、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习惯性思维，外力的威胁越大，就越要在国内，特别是在党内寻找「代理人」，把外斗转化为内斗。因此，毛泽东决定五面作战，不仅要对国际帝国主义（美国）、修正主义（苏联）、反动派（印度）作战，还要对国内、党内反对派作战，而且把重点放在后者一我们今天来看，毛泽东的被包围感，一方面有一定根据，但一方面也被他的想象极度夸大了：他总是要不断犯下夸大「敌情」的错误，他「日日、月月、年年」讲阶级斗争，变成草木皆兵了。

但也因此激发了毛泽东的昂扬斗志，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紧张局面正是他所期待的、是他「设置对立面」、「不断革命」所需要的。1962年5月，他在布置解放军参谋长要准备蒋介石登陆后，又说了一句话：「有点敌人捣乱比较好」。他还引用孟子的话，大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他是相信「多难兴邦」的；[103]到1964年，在和外国共产党领导谈到国内防修问题时说：「我前几年不那么高兴，〔……〕，一斗就高兴了」。[104]正是在1962年底与1963年初，毛泽东诗兴大发，接连写了两首诗：「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暧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罢。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105]这首〈冬云〉，是1962年12月26日他69岁生日所写；还有一首〈满江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106]这表明，至少在1963年年初，他的方针已定，要发动国际、国内的全面阶级斗争，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了一只要一搞阶级斗争，毛泽东就感到得心应手；用我们前面引用过、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说法，他对经济问题知之不多，只有在不断发动阶级斗争中才获得用武之地，并获得他所渴望的绝对领导权力。

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从1958年主动冲到第一线指挥经济大跃进遭到失败，到1962年转过来大抓阶级斗争，还是他当年「打游击」的战法：「在经济阵地上被打趴下了，便匍匐潜行到政治阵地上再爬起来冲杀回去；你打你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打得臝就打，打不赢就走；此处玩不转，另处放把火」。[107]这也不失为一种观察，但这同时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毛泽东在1958年大搞经济浪漫主义、经济乌托邦主义失败以后，现在要重振旗鼓，把希望寄托于政治浪漫主义、政治乌托邦主义；实际上，这意味著毛泽东建国目标和重心的变化。1958年发动大跃进，主要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目标，因此，他不仅在1958年大谈「技术革命」，而且在1963年还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108]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也还在强调「抓革命，促生产」，[109]到了文革后期也依然不忘提醒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10]因此，若简单地以为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而不关心国家建设，也是一种遮蔽。但是，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又确实把重心放到如何保证革命胜利以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继续保持革命性，即防止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样一个关乎社会主义信念的目标上，对毛泽东而言，这或许是更为根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孕育其中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始终对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充满信心；1958年他甚至估计赶英超美只需2、3年的时间，但在1962年谈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时，他的估计就变成了「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了，[111]而且这个时间估计越来越长，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估计一次文化大革命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此要「过七八年又来一次」。[112]看来，毛泽东是把他的党和国家「永远革命化」目标，看作是一个永久的过程，并不指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其实现——应该说，毛泽东的「富国强兵」和「永远革命化」两大目标，都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永远革命化」更是一个乌托邦想象。但是，他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实现这两大目标，就出了问题。

还需要指出另一点，1962年毛泽东下定决心、要通过不断发动阶级斗争来防止党和国家变质时，他同时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虽然下了决心，却还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其中主要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全面恢复，他还需要等待时机。这就是毛泽东——既豪情万丈地渴望斗争，又善于审时度势、绝不轻举妄动。[113]刘少奇、周恩来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一方面，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跟著毛泽东走，痛批包产到户，另一方面，又同时在向毛泽东提出建议：阶级斗争要搞，但不要影响生产。毛泽东也就势同意继续进行调整、恢复经济。于是，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同时，还提到一个「起码的常识」：「我们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114]于是，中国又获得了三年（1963-1965年）经济调整和发展的时间，毛泽东所钟情的阶级斗争，则暂时处于演习阶段。人们往往瞩目于毛泽东不断主动出击，却忽略了毛泽东还有耐心等待、筹划的一面。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就是依靠这种长期耐心、等待与筹划的功夫，战胜一切对手、逐渐取得最高领导权力；而在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以后，毛泽东也绝不轻易出击，特别是他在有大动作之前，都有一个为期不短的筹谋过程。现在，从1962年至1966年，就是毛泽东待机而发的4年，甚至直到1965年，毛泽东还对来访的法国人说：「我会单独和群众在一起。等待」。[115]

但仅仅两三年之后，毛泽东就等到了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1964年，中国经济总产量已经达到1957年的水平；尽管粮食因为大饥荒年代降落得太厉害，但到了1965年也回升到仅次于1957年（大跃进前粮食产量最高的年份）的水平；[116]工业恢复得远比农业迅速，1963-1965年间，轻重工业产值每年分别增长27%和17%，[117] 1963年后期，周恩来就自豪地宣布中国已基本做到石油的自足自给，[118]而到1965年，钢、电力、水泥、重型卡车这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均为1957年的两倍多；在国民总收入上，1965年比1957年高出29%，也比处于低谷的1962年高出51%。[119]《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中国国民收入的下降和恢复速度都超过了美国30年代大萧条期间国民收入的波动幅度。在1929年至萧条最严重的1933年这一时期，美国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32%，而中国在1959至1962年间却下降了35%」，但「由于美国经济结构的问题积重难返」，虽然三年后经济也开始回升，但直到1940年（也即十年之后）才重新达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而中国「由于困难主要因政策错误造成」，政策一调整，仅二、三年就恢复了[120]——这大概就是集权体制的特点：一旦决策错误，就造成极大灾难；但只要纠正、调整，恢复得也快。

问题是，毛泽东又错误地总结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历史教训。早在1962年秋天之后，毛泽东就依靠1957年后所建立、强化的体制，把尚未完全走出饥饿困境的中国逐步推上阶级斗争的战车，一如他在1958年把全党、全国推上大跃进的战车；而这台战车一旦启动，就谁也阻挡不住。1964、1965年经济恢复以后，毛泽东就开始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新一轮的主动出击，而这次的错误决策，又把刚刚复原的中国带入了新的灾难。

编注

- 八届十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1962年9月24-27日于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路线。

- 中共十三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于北京召开。会中赵紫阳报告〈沿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出在此阶段中，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 西楼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62年2月21日-23日于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由刘少奇主持，会中陈云报告〈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 《刘志丹》：李建彤（1919-2005）著，工人出版社出版。小说记述1920年代革命家刘志丹早期在于陕甘宁等处建立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作战并战死的过程。1962年于《光明日报》等处连载。1962年被定为反党小说，是为「刘志丹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征。

- 港逃：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间，大陆居民非法越境进入香港的偷渡行为。1962年因粮食短缺，发生大规模的偷渡，媒体称作「五月大逃亡」。

- 1962中印边界冲突：印度尼赫鲁政府的边境扩张政策，于1962年4月起频繁而大规模地拦截、突袭中国巡逻队，更在7月入侵新疆加勒万河谷，中国于10月出兵。

- 新疆六万多人集体逃亡：史称「伊犁事件」，1962年4月首先发生伊犁市内的人民动乱、围攻中共伊犁区行政机构，之后于4月22日、23日、24日夜晚大量居民冲关、越境逃往苏联，共逃亡6万7千余人。

[1] 参看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2] 《二铺调查》：〈石龙达对座谈会纪要〉、〈对某些经济政策的反应〉（1962年3月-4月），转引自杜应国：〈理性的声音——汪小川《二铺调查》四十五周年祭〉，《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62期（2007年5月31日）首发。

[3] 《二铺调查》：〈石龙达对座谈会纪要〉、〈对某些经济政策的反应〉（1962年3月-4月），转引自杜应国：〈理性的声音——汪小川《二铺调查》四十五周年祭〉，《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62期（2007年5月31日）首发。

[4] 《二铺调查》：〈石龙达对座谈会纪要〉、〈对某些经济政策的反应〉（1962年3月-4月），转引自杜应国：〈理性的声音——汪小川《二铺调查》四十五周年祭〉，《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62期（2007年5月31日）首发。

[5] 湖南沣县闸口公社社员：〈关于干部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人书〉（1960年2月16日），收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165、166。

[6] 花明楼群众：〈关于宁乡灾情上刘少奇书〉（I960年10月16日），收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249-250。

[7] 余习广等：〈共和国主席的故乡——湖南宁乡县大跃进纪实〉，收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327。

[8] 见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页149。

[9]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讲话（1962年7月）：「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转引自〈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载《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专号。

[10] 引文处见冯志来：〈怎么办？〉（1962年）；见〈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载《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专号。

[11] 引文处见冯志来：〈半社会主义论〉（1962年）；见〈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载《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专号。

[12] 陈新宇：〈给《人民日报》的信〉（1962年），〈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载《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专号。

[13] 参看〈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载《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专号。

[14] 钮惟新、蔡抚民：〈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1961年12月），〈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紧急信〉（1961年12月），韩三洲：〈黑荒•热血一钮、蔡上书纪实〉，文收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362、364、365、361、380。

[15] 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1962年5月10日），《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页8。

[16] 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1962年5月10日），《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9。

[17] 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1962年5月10日），《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16。

[18] 卢跃刚：〈不平常的追悼〉（代序），收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5。

[19] 杨伟名：〈有关处理目前「物质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40。

[20] 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7。

[21] 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10-11。

[22] 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9。

[23] 关于杨伟名对于「民主集中制」的讨论，详见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14-15。

[24] 杨伟名：〈谈关于「一类物质」的开放问题〉，《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73-74。

[25]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8月）。转引自卢跃刚：〈不平常的追悼〉，文收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1-2。

[26] 参看仝德普：〈历史的误伤——位农民党员的非凡遭遇〉，文收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177。

[27] 仝德普：〈历史的误伤——位农民党员的非凡遭遇〉，文收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173。

[28] 参看仝德普：〈历史的误伤——位农民党员的非凡遭遇〉，文收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页151-180。

[29] 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文收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薆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403、414。

[30]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钱让能给他的信，作了批示：「印发各同志」（1962年8月2日），作为供批判用的材料。见〈在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来信上的批语〉（1962年8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127。钱让能也因此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到处游斗。见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始末〉，文收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

[31] 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91。

[32] 胡开明：〈对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1962年8月18日），收《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475。

[33] 胡开明：〈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1962年8月8日），收《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459-460。

[34] 胡开明的报告可参见毛泽东：〈对胡开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报告的批语〉（1962年8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152-153，注释（1）。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转引自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464。

[35] 转引自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93。

[36] 胡开明：〈要如实反应情况〉，参见贾文平：《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页194-197，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93。

[37] 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始末〉，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431、432。

[38] 沈河：〈发生在1960年的「白日点灯案」〉，上海《报刊文摘》2006年11月8日，转引自林蕴晖：〈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

[39] 还有一种说法：这位女工刘桂阳所写的标语中还有「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的内容，见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上），页363。

[40] 何志强：〈命运，与刘少奇相连〉，收陈明洋编：《当年事：《南方周末》解密档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页54-70。有意思的是，「故事」的下半截：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刘桂阳再次入狱，加判5年，执行10年有期徒刑。文革后，随着刘少奇平反，刘桂阳也被宣告无罪，并在1998年（即38年后）应邀来到北京，和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相见。

[41] 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3月7日），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64。

[42] 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始末〉，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432。

[43] 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这是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代表时讲话的一部分。文收《邓小平文选》第1卷，页323。

[44]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130。

[4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052。

[46] 刘少奇：〈对财政部一个报告的批语〉（196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49-550。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59。

[47] 刘少奇在1962年2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的讲话，见《刘少奇传》（下册），页898，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54。

[48] 在196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的工作会议上，有人大声疾呼：「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把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用在刀口上，打歼灭战，同时忍痛割掉一些东西」。见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69。

[49] 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插话（1962年3月7日），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页462。

[50] 见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75、176。

[51]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62年3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见《周恩来年谱》（中卷），页467。

[52] 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123。

[53] 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11。

[54]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谈话。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55。

[55] 据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210。修改稿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293。

[56] 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36。

[57]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谈话。转引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56。

[58] 毛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186。

[59] 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187。

[60]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62年1月30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030-1031。

[6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296。

[62] 萧东连等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页822。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168。

[63] 毛泽东的讲话，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纪录〉（1962年1月29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198。

[64]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296。

[65]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294。

[66]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295。

[67]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295-296。

[68]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296。

[69]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301。

[70]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297。

[71] 参看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171、170。参与1966年文本修改的龚育之在〈《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中也有这样的回忆，文收萧克、李锐、龚育之：《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页301-302。

[72] 在研究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的有关文章中，许多人都提到毛泽东1967年2月在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贝基尔•巴卢库， Begir Balluku，1917-1975，阿尔巴尼亚）的谈话中，谈到他在七千人大会讲话里，就提出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问题。据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以及1962年2月的整理稿上，都〉没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显然把他在1964年、1965年的判断，前移到1962年去了。参看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172-173。

[73]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文收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92。

[74] 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086。

[75] 据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232。

[76] 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文收陈明洋编：《当年事：《南方周末》解密档案》，页56。

[77]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核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转引自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文收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页93。「四属户」指农民中的军人、工人、烈士、干部家属，他们的劳动力相对比较弱；「五保户」是指农村中的老弱病残，在衣、食、住、行、医疗等方面不能自理，需要公社特别保护、照顾。

[7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242。

[79] 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237-1238。

[80] 以上引文请见胡耀邦：〈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查看〉（1961年10月2日），见毛泽东：〈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1961年10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575。

[81] 毛泽东：〈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1961年10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574。

[82] 毛泽东对田家英的谈话。见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文收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页91。

[83]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文收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页92。

[84] 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1。

[85] 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239。

[86] 刘少奇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1962年7月18日），《刘少奇选集》（下卷），页461。

[87] 刘少奇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6日），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284。

[88] 据薄一波回忆，1962年9月24日在毛泽东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当场念了这张条子，并且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096。

[89] 毛泽东同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同志的谈话纪录（1964年5月27日），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273。

[90] 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274。

[91] 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246。

[92] 参看萧克：〈建国后军内第一次大批判〉，文收萧克、李锐、龚育之：《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页179-191。

[93] 毛泽东：〈对邓子恢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反映的批语〉（1962年8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159。

[94] 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修改稿〉（1962年1月29日），见毛泽东：〈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62年3月20日）注释（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64、65。

[95] 毛泽东：〈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62年3月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62。

[96]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页546、550。

[97]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251。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旗》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引用毛泽东的话时，加上了「天天讲」，从此，就变成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红旗》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1967年6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红旗》（1967年第10期），页34。

[98] 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的修改〉（1962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125。

[99] 杨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广东群众偷渡问题研究〉，全国党史系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动：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

[100] 毛泽东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谈话（1962年5月29日、31日）。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334。

[101] 社论之题名就是〈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并于1962年6月2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见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的修改与批语〉（1962年6月11日、12日、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102，注释（1）。

[102] 参看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3、332-342。

[103] 1962年5月30日和罗瑞卿的谈话。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268。

[104] 毛泽东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讲话（1964年2月9日），原对话：「1964年2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威尔科克斯，谈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威尔科克斯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还需要有反对派？|毛说：「不是需要，而是事实上必然出现各种反动派。」威说：丨我现在的确越来越年轻。」表示了对毛泽东的论断的赞赏。毛接着说：「我也是这样。现在很高兴。前几年不那么高兴，这有一个过程，一斗就高兴了。」」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314。

[105] 毛泽东：〈《冬云》诗一首和给林克的信〉（1962年12月2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227。

[106] 毛泽东：〈书赠周恩来《满江红》词一首〉（1963年1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243。

[107]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页113。

[108] 毛泽东：〈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293。

[109] 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966年10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141。

[110] 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4年1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页410。

[111] 毛泽东：〈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1962年9月2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196。

[112] 原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71。

[113] 关于毛泽东的矛盾的多侧面，研究者有这样的概括：「革命家毛泽东既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又扮演着多种的角色，他的心理和处世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也远远超过常人：他既无情又狂热，既疯狂又冷静，既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是浪漫的梦想家，既敌视传统又很封建，既不信上帝又搞造神运动，既有巨大的开创力又有可怕的毁灭性，既靠人民起家最终又背弃了人民，观念激进生活保守，有时斯文有时粗暴，自己搞得「无法无天」却不能容忍同志违逆他所信奉的教条，自己坚信意志力、主观能动性，却又死抱历史唯物主义不放」。见韦政通：《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页69-70。

[114]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转引自约翰•布莱恩•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著，曹志为、王晴波译：《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页91。

[115] 安东尼•马尔罗：《回忆录》，纽约1968年版。转引自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译组编译：《历史巨人一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429。

[116]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28。

[117]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29。

[118]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30。

[119]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32。

[120]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32。

第九讲 通向文革之路（下）

1962-1965

|2009年11月10日|

我们继续讲「通向文革之路」。上次讲「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次的题目是「一从大地起风雷」。

一、一从大地起风雷

这还是「风雷乍起」，不是高潮，但已经相当可观了。毛泽东是搞阶级斗争的好手，每次出手，都有新的发展。六十年代中期的阶级斗争，不同于五十年代反右斗争，有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搞「全面的阶级斗争」，即国际、国内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另一是「反对修正主义」，不仅反国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同时反「中国修正主义」。

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开幕式上，一开头就把话点明：「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1]「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是一个新概念，非常值得注意。在1957年毛泽东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曾加了一段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2]那时候所谈的修正主义主要还是指称一股思潮，但到了1962年再讲「中国修正主义」时，所指的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是毛泽东要打击的主要对手，用毛泽东的习惯思维来说，就是「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了。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3]这样，他所要发动全面的阶级斗争，就不止是同时开辟国内、国际两个战场，其最主要目标是指向党内的「修正主义」。

因此，我们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叙述，也就围绕国内与国际两方面展开，而且要特别关注两者间的内在联系。

（一）国内战场：基层、中层和上层的阶级斗争演习

（1）基层：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四清运动，「挖资本主义的根子，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刘少奇报告中的一段插话：「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4]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明在农村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发展为四清运动i），目的是要拔掉修正主义根子，解决社会基础问题；而他所谓「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实际所指的是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接受贿赂的问题，也即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腐败问题。这两个问题之中，所谓「拔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是毛泽东的主观判断和意图，而「农村党组织的腐败」却是一个实际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就引起我们的讨论兴趣：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实际问题是什么？基层党组织的腐败到底表现在哪里，原因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封农民的「上书」里所反映的中国农村实情：

合作化以前，共产党打倒地主分田地，农民是非常感激党的。合作化以后，一搞统购统销，为了要粮食，干部们的作风一天比一天恶劣，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干部对我们农民的态度恶劣到了极点。这几年来我们这里一些干部口口声声代表党的领导，对群众实行的是比国民党统治还厉害的统治。打骂、捆绑、饿饭、送劳教，是他们对群众恶毒的手段。尤其是三元大队总支书记苏海清，人称活阎王，经他打死的人命有无数。他对社员，那真是比国民党土匪还要厉害得多。

今年三队死了头猪，是饿死的。这几年，人都没得吃，饿死一头猪很常见，我们这里不知饿死多少人呢！结果让苏书记撞见了，连打带骂。非要女养猪员戴友姑为死猪当孝子，披麻戴孝，守坟哭地。天哪，自古至今，哪朝哪代，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官？！[5]

从这封湖南农民的上书，大体可以看出农村的三个问题。其一，农民和共产党干部关系紧张，肇因始终是粮食问题——从统购统销开始，实际上就是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民进行控制和剥夺，如我们一再分析，这是富国强兵的治国路线和逻辑所导致的。其二，「农村干部腐败」主要发生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在权力高度集中、干部实际上全面控制农民之后，就肆无忌惮地多吃多占，腐败也就不可避免。其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如信中所说的那位「苏书记」）掌握了绝对权力，就对农民实行比国民党还厉害的法西斯专政。

以上三大问题，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是具有代表性的。它表明，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其根源就在「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路线」，以及1957年后建立的第一书记专政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民的全面控制；这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变质。

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也绝不会从根本体制上来解决党的腐败，但他们又必须面对基层党组织与农民间关系紧张的问题，因此就只能从解决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来缓解矛盾。于是，运动就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转为「四清」一即清账务、清库存、清工分、清财务。可以看出其目标是要清理干部的经济问题，尽管回避了制度性的根本问题，但「四清」涉及对于干部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的处理，因此还是符合农民的要求的。我们应该承认，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一毛泽东发动的运动大都（当然不是全部）是有群众基础的，但问题在于毛泽东如何引导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迅速把四清运动暴露出来的农村问题，纳入到他的阶级斗争轨道上。他在一份材料上作了这样的批示：

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6]

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判断，但却会引发四个问题。

首先自然是「夸大敌情」，所谓「中国变修」ii问题，就是一个想象中的夸大。其二，依然把传统阶级斗争中的对象，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这些老「牛鬼蛇神」作为主要危险、主要斗争对象，但这是不符合实情的，因为经过历次运动，农村里这些被打倒的阶级已被剥夺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并不再具有对抗政权的力量，所以「地、富、反、坏」也是一个被夸大的敌人，若把新体制造成的农村问题归之于他们的破坏，显然是转移目标。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之后还有刘少奇），进一步提出所谓「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一毛泽东早在1960年信阳饿死100万人的恶性事件发生后，就断定「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并说明「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7]刘少奇则说得更明确：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而「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8]这种说法，就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所造成的饥荒致死和打人致死等问题，都算在所谓「国民党残余」头上。

这中间有一个颇为奇特的逻辑转换。同学是否还记得，我之前讲过，建国初期，大陆老百姓确实流行著一个观点，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国民党搞的，腐败根源在国民党，共产党则是绝对清白。那么，现在却发生共产党干部（例如湖南农民上书中提到的那位「苏书记」）对农民实行比国民党还要厉害的专政，这问题又如何解释呢？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逻辑：共产党不可能对农民实行专政，做这种事情的一定是国民党；因此，对农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干部，要么本身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要么就是被国民党残渣余孽或其社会基础「地、富、反、坏」所腐蚀，这都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后果。怎么证明这个逻辑呢？于是，就带著这个先验结论去找证据；找来找去，找到两条：一条是那位信阳地委书记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而这是可能的，我以前讲过，共产党内许多知识分子党员都是出身于地主或上层社会家庭。另一条是18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的20人中，有8人的老婆是地主、反革命的女儿，这就是被国民党残余「腐蚀」的证据[9]——这些「证据」在今天看来近乎荒唐，但在那个处处讲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年代，却是无法辩驳、无人敢提出质疑的。

问题更在于，从这种没有什么依据、全凭主观臆造的前提出发，竟发展成为所谓「补民主革命的课」的新「夺权斗争」：被打击的首先是农村基层干部，在信阳地区1万多名干部被批斗，集训20万人；[10]农村中凡在历史上与国民党有过关系的人，所谓「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也都再遭劫难。

毛泽东在「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旗号下，重提要「补民主革命的课」，即是1960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残酷斗争的重演，这次，毛泽东作出了更加严重的估计。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11]——我们前面刚说到「夸大敌情」，在此发展到了极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重新「夺权」又再次被提出了。所谓「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在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毛泽东在一个批语里，甚至将「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富农地主」一起视为「剥削阶级」，而把「贫下中农」视为「被剥削阶级」。[12]

这背后，隐含著我们要讨论的第三、四个问题一其三，这种斗争，在实质上是要把体制所造成的大饥荒和对农民实行专政的问题，转嫁到农村基层干部身上——这些干部当然有自己的问题，而有些（如那位「苏书记」）还真是农村土霸王，加上他们处在第一线、处于和农民直接对抗的地位，因此很容易激起公愤，但是他们所执行的是上级（包括毛泽东）的政策和指令，他们不受制约的权力也是党（包括毛泽东）给予的。现在，却要这些基层干部来承担全部责任，而真正应该对农村问题负主要责任的党上层和毛泽东本人，却因此而「金蝉蜕壳」，还制造出「毛主席、党中央英明，全是基层干部把事情搞坏了」的假像。

其四，我们在前面讨论中已经说过，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该如何解决？从毛泽东所发动的夺权斗争看，他显然是要用群众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党的腐败问题，这可能对党干部形成压力、取得一时之效，但却极容易、甚至必然会导致斗争扩大化与群众专政，形成新的红色恐怖，并出现大量新的冤案——「打击一大片」，又在实际上保护了「一小撮」。

「四清运动」的实际效果就是如此：最后四清由「清账目、清库存、清工分、清财务」，变成「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结果是对农村社会进行全面清洗，既是对党内的大清洗，同时又是对社会的大清洗，并为毛泽东下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全国、全党范围的大清洗作了思想、舆论与组织上的准备和预演——这才是毛泽东的真正目的。

随后，毛泽东又把这个农村阶级斗争的模式运用到工厂、城市里，并导出一系列更加极端的结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13]「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14]

毛泽东已经断定农村1/3的政权不在自己手里，现在又估计1/3、1/2的城市工业已经资本主义化，这就真的是把中国的形势看作是资产阶级全面复辟了，这显然并不符合实际国情，却成为之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15]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我们首先联想起1957年青年学生提出的「特权阶级」概念，官僚主义者阶级显然是特权阶级概念的延续，和我们上一讲提到的《星火》在1960年提出「，新兴官僚统治阶层」概念，也是相似的。这就意味著毛泽东实际上接下了被他镇压的「右派」「反革命」的观念和口号，而且比他们更为激烈。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思想文化现象：民间思想的先驱者，他们最早感应社会的矛盾，发出「中国可能或已经出现特权阶级」的预警，却因思想的超前而不被一般群众接受，更被当局所镇压；但也正因为人们拒绝了他们的警示，之后的历史发展中特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在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后更是如此，以至毛泽东自己也不能不正视社会主义体制下新特权阶级的形成，进而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个规律性现象：打压民间思想运动的镇压者，往往是其遗嘱的执行者；毛泽东之于1957年的「右派」是如此、邓小平之于八十年代初民间运动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是如果再作深入分析，又不难发现毛泽东与1957年「右派」学生的分歧。后者虽然没有来得及对「特权阶级」作进一步的学理分析，但他们的思路明确，即要从生产数据的占有、分配这些方面进行探讨，坚守从经济地位分析、讨论阶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既然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他就应该继续对其作经济分析，但毛泽东却没有作出任何具体分析和讨论，在「四清运动」中又提出另一个概念「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为替代，以后不再提及「官僚主义者阶级」。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具有不同的意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之后的文化革命中，这就更直白地变成一个「路线」问题，即「跟谁走」的问题——是要跟随毛泽东，还是跟随别人，如刘少奇或林彪？这里也说一个小故事：有一天，以说话坦率著称的陈毅（1901-1972）元帅当面问毛泽东：你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陈毅算不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回答说：「党内的，当权的，又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是党内走资派。你陈毅同志是当权派，只要走社会主义，当权派还可以当下去」；[16]毛泽东没说出来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跟著我走，就要被打倒——这里，就不再以实际客观标准定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以极大的主观随意性「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这个概念完全成为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的工具，而其实质也是如此。但是，毛泽东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两个概念，还是启发了文革中的民间思想者，并曾引发热烈讨论，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

那么，毛泽东在1965年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即使在国际思想文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也「不是第一个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会产生官僚统治的剥削阶级的人。在毛之前有许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其中有韦伯、托洛斯基、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Đ jilas）等人。毛关于新官僚统治阶级的观点的独到之处，不在于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无论如何，他的理论还是不很成熟的——而在于这个观点是由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提出的。这种事情过去不曾有过，将来也不太可能再出现。在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毛的这种观点不啻是异端邪说，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它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极力论证的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17]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后毛泽东时代，从邓小平以降的所有中国领导人不管如何宣称自己「高举毛泽东旗帜」，却都一致拒绝毛泽东这一革命性概念。而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将这一概念坚持到底，这也显示了毛泽东的内在矛盾。

这里我还想把讨论深入一步：六十年代的中国到底有没有形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如果把它作为「利益集团」来理解，著眼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它是确实存在的；但如果从生产数据的占有和分配角度来认识，「官僚主义者阶级」恐怕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形成——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一般又称之为「权贵资产阶级」。这样，六十年代毛泽东所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一方面确实起了动员群众的作用，但由于概念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毛泽东采取群众运动的阶级斗争方式，就很容易把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一般性矛盾变成阶级矛盾，并引发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这同样也带来了扩大矛盾、人为地将矛盾激化和政治化的问题，并造成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群众中也有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与干部的关系不同，很容易形成「保」与「革」两派）之间的搏杀，造成新的灾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发生了许多惨剧。

（2）中层：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大批判运动

毛泽东在推动中国的反修正主义斗争时，有一个基本分析，即认定中国产生修正主义的原因，一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国外修正主义的压力，另一是来自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而且，他把重点放在国内方面。所谓「国内资产阶级」，由于资本家在此时已经不构成实际威胁，因此毛泽东真正视为心腹之患的，还是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他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如果说五十年代反右与反右之后，毛泽东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国民党时代所培养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六十年代中期，他在继续打击这些「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把党内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领域处于领导或领军地位的党内知识分子，也列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认为他们具有更大危险性。因此，他把党内外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都称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他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视作两大打击对象，也即是他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革命对象。

作为一个预演，毛泽东六十年代中期在农村、工厂基层「挖修正主义根子」同时，又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各领域发动了大批判运动。1963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反对修正主义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等等，都应该抓一下」。[18]

接著，毛泽东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非常严厉的批判：「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963年11月），[19]「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著。〔……〕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20]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谈到「高薪阶层」会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毛泽东补充说：「包括高薪文学家，高薪教授，高薪科学家」。[21]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批示里，就作出了更为严峻的判断：「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倶乐部iv那样的团体」。[22]

1964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请示报告〉上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23]

年6月，毛泽东又向卫生部门提出警告：「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15%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24]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一次汇报会里又下了这样的判断：「文化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都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25]

这个估计就比对底层情况的估计还来得严重，当时估计农村是1/3、工厂也是1/3，而在文化部门则是至少有1/2「不在我们手里」：此刻，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已经呼之欲出了。

这一次大批判涉及面非常广，除了所谓「电影毒草」、「戏剧毒草」、「文学毒草」之外，还批判了一大批社会科学各领域中过去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权威」的党内大知识分子，如哲学界的杨献珍（1896-1992）、经济学界的孙冶方（1908-1983）、历史学界的翦伯赞（1898-1968）等等，他们的主要罪名都是在思想理论上和毛泽东对抗——杨献珍对大跃进中的主观唯心论，以及将矛盾、斗争推于极端的「一分为二论」提出质疑和批判，孙冶方强调价值规律作用和企业自主权、批判计划经济弊端等等，这些本来都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而且也都是学理的讨论，现在却变成「鼓吹修正主义」的政治问题，并使倡议者遭到残酷的迫害。但是，这些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信念、至死不变，由此可见顾准并不完全孤立，在中国体制内、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有一批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更关注教育问题。他在1964年2月13日有一个〈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当时称为〈春节讲话〉，可以说是震动了整个中国教育界，以后直接影响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在这里念几段关键性的话，看看诸位有什么反应，这是很有意思的：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欢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扣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批注，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26]

怎么样，大家听了这番话，都深有同感吧？这些话说明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比如他强调学生学习的独立自主性，强调自修自学，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反对死记硬背与繁琐哲学，都具有合理性。问题是，后来毛泽东把它绝对化，完全否认敎师与学校教育的作用，就产生了许多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干脆停止了学校教育，耽搁了整整几代人。然而，毛泽东在1964年根据他的教育思想批判当时中国教育，确实是击中要害，这个批判甚至可能一直延用到今天的大陆和台湾教育——同学们听完之所以产生共鸣，原因就在此。所以完全可以想见，当时被课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大学生、中学生，听说可以不要考试、可以交头接耳，顿时有一种解放之感；当时连我这样的中学教师，也觉得原来那种以考试、分数压人，与学生为敌的教育大有改革必要。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对于群众情绪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对青少年的情绪也有深切了解，在后来的文革中他具有的煽动力、号召力，绝不是偶然。

问题在于，中国教育的问题的背后，依然是体制问题，特别是与我们前面反复讨论过的「五七体制」对人们（包括青少年）所加强的精神控制直接相关。但毛泽东却按照他的阶级斗争逻辑，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进而得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结论，[27]这就不是20%、30%、50%，而是100%地「不在我们（共产党）手里」，需要全面夺权了。这样，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所有教育工作者，从教育各级行政部门的领导到学校校长、老师，都成了残酷打击的对象。青年学生对教育制度的不满，最终被引向了处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和校长；越是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老师、校长，越容易成为学生反抗的对象。其实，老师和校长的「严格要求」本来就混杂了「合理、必要的」和「不合理、过分的」两者，但年轻的学生很难加以区分，所以一经煽动，就很容易产生过激的行动，文革中许多迫害老师与校长的校园暴力就这么产生了。

当毛泽东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时，[28]实际上就把他的思想推向了极端。首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延的进一步扩大：其所包括的不仅是旧社会、国民党时期培养的知识分子，也不仅是党内的权威知识分子，甚至把建国后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五十、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这就几乎是要「一网打尽」，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看作是革命对象——我自己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被打成反革命。虽然我当莳不过是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也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理由是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意即越是名牌大学，学生就会越反动；在这逻辑下，不仅是「书读得越多越蠢」，而且是「书读得越多越反动」了。

1965年4月，也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起始时期，毛泽东在一个批语里对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学生有这样一个分析：「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29]—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就回到我们在第二讲「反右运动前后」里曾经提过、他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的判断：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与「半反革命派」。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注定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而毛泽东对书本知识、学问、科学研究的著意眨抑，对实践（革命、做工、耕田、打仗）作用的无限夸大，就使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反知识、反文化」的反智主义烙印。

毛泽东由此而重申：「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30]这也就把他1958年提出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逻辑推到极端。后来，在教育和文化、学术部门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依靠的对象，变成了文化程度不高的勤杂人员、司机、校工，真正成了「学问少、文化低的」打倒「学问多、文化高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小人物」打倒「大人物」、「普通工作人员」打倒「权威、精英」的「革命」，这些结果都绝非偶然。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被打倒的权威、精英本身并非没有问题。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在讲沈从文的时候曾经说过，沈从文作为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他自己就遭受到博物馆内学术权威的压力，有些权威甚至有点像学霸了。也就是说，在学术界、思想文化界、教育界确实存在这种「权威」与「普通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但借用毛泽东「两类矛盾」的说法，这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毛泽东宣布这些知识分子、权威都是革命对象，就把正常的人民内部矛盾扩大成政治问题，并引向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成为毛泽东「扫荡中层」战略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那些被毛泽东煽动起来「造反」的小人物、非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过是毛泽东所启动的战车里的一兵一卒，他们的不满情绪都被毛泽东利用了。

在这个批语里，毛泽东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31]—这样，在之后的文革中，所有学校一律停课、主张取消文科大学，都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毛泽东的真正关注点，还是在上层的斗争，也就是接班人危机。

（3）上层：接班人危机引发的斗争

我们从研究者在美国约翰逻总统图书馆（Lyndon Johnson Library & Museum）发现的一份「情报备忘录」说起。

1964年3月1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一份机密报告〈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继承问题〉，作出了四点分析：其一，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所有人员都属于第一代革命者，在政治局的18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是60到70岁，毛泽东这时已经70岁了；其二，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威信最高的，中共最高核心层领导基本稳定；其三，刘少奇是毛泽东所确定的继承人；其四，在中共第二代中，也就在当时为40岁到50岁之间当中，目前还不能肯定由谁来接班。中央情报局认为，刘少奇和毛泽东是同一代人，且刘少奇有明显缺陷，即「缺少色彩，没有幽默感，无法和毛泽东一起分享那种「超凡权威」」，因此，即使刘少奇顺利接了毛泽东的班，也只是同代相传，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的路线，因此并不重要。重点在于之后的第二代，而第一代到第二代之间需要有第三人作为衔接，也就是毛泽东、刘少奇之外的第三个人，这才是关键人物。这个人是谁？中央情报局分析，中国当时有三个人可能成为这关键第三人：周恩来、邓小平和林彪。周恩来是温和派，任何时候都不当第一把手，所以周的可能性不大；林彪可能性很高，但是林彪身体不好；最有可能就是邓小平做第三人。因为，第一，邓小平年轻。第二，他又无疑属于中共第一代，在长期革命历史中建立了个人威望。第三，他是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掌握党的实权。第四，在中苏论战中，他是「激进派」，其意识形态更接近毛泽东，因而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信任的人[32]——以后的历史发展已经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相当准确，包括他们分析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系，我认为也比今天许多研究者一厢情愿地夸大毛、刘，毛、邓矛盾，更符合实际。

说到毛泽东确认刘少奇是接班人，这里也有一个故事。1961年英国著名的退休元帅蒙哥马利参访中国，事前英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后来写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1930-，英国）曾向他建议，应该向中国人提出关于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接班人的接班人的问题。[33]所以他到了中国之后，见到中国老百姓就曾二度提问：「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在他与毛泽东会见的时候提出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就告诉他：「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34]实际上毛泽东在此时已经退居二线，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经他这么一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就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直到今天也还是研究界众说纷耘的话题。

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不赞成将毛、刘矛盾说成是两条路线之间的矛盾，而且我认为，要到比较后期，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才真正激化。1962年七千人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形势的分析确有不同，但那时毛泽东基本上还是信任刘少奇的。比较有意思的冲突，可能发生在1962年7月，毛泽东在游泳池上与刘少奇之间的那场争论，仔细琢磨毛泽东的话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那时还是把刘少奇当作接班人看待，他是在怪刘少奇不顶住。因为如此，后来批判党内修正主义时，刘少奇并没有被当作靶子，主要的靶子是邓子恢，批判他在农业上搞「三自一包」（自留地、利伯维尔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还有一位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他主张不要把国际关系弄得太紧张，对外援助也要量力而行，却被概括为「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反动派和，对革命支持少」，即所谓「三和一少」而大加批判。[35]由此可见，在反对国内外的修正主义时，毛泽东最初还是依靠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一至少说，即使毛泽东对刘少奇有点不放心，但也还是处在观察阶段。

更重要的是，这时刘少奇还是努力紧跟毛泽东。如我前面所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候，刘少奇坚决支持毛泽东，而且「左」的程度绝不亚于毛泽东。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出要重新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要反对修正主义，刘少奇态度非常鲜明，是坚决支持的；四清运动的时候，刘少奇甚至比毛泽东还要「左」。这就需要对1962年至1965年间刘少奇的思想、心理状态和行动，作一点具体的考察和讨论。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党内的威望开始发生微妙变化。这也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刘少奇主持工作，推行调整政策十分坚决，而且是大刀阔斧，效果非常好。他在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的支持下，迅速恢复了中国经济的元气，使中国从饥饿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于是刘少奇的威望急遽上升；虽然没有任何人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地位，但毛泽东的威信逐渐下降，已是一个趋势。

这里有一个材料：顾准在1960年初写的日记里，谈到中国经济一旦恢复，「毛先生就大功告成了」，[36]他该走了，大概也真地快走了」。[37]顾准还对刘少奇所主持推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给予很高的期待，认为这意味著要「回到1957年」，即将确立一个「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38]还有这样一份材料：一位名叫王佩英（1915-1970）的北京铁路专业设计院的清洁工，是1951年入党的党员，她在七千人大会后，就认为毛泽东应该为大跃进的错误引咎辞职，让干得好的人（指刘少奇）上去，并扬言「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到1965年，她更提出要求退党，理由是：共产党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而「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在文革中她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于1970年被公开处决[39]——党内高级干部顾准和普通党员王佩英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拥刘弃毛」倾向，在当时党内可能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也多少传达了某种信息，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六十年代中期，即使毛泽东的绝对威望并没有根本动摇，但刘少奇的威望上升却是事实。

重要的是，刘少奇本人在这情况下，也有一点想利用这个威望上升趋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大概是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表现得更「左」的内在原因。他不但和毛泽东一样强调「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甚至提出「三分之一打不住」，[40]而且还提出「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概念，[41]认为很多基层政权「打著共产党的旗号，办国民党的事」，[42]结果，就导致全国各地在各级政权中找「小台湾」，最后便在省一级里，找到了贵州。

当时我正在离贵州省会不远的安顺教书，因为我不是党员，并不太知道党内斗争的情况，但我还是不断听到各种社会传言，先是听说刘少奇派四清工作组前来宣布「贵州烂了」，接著就传来消息说贵州的省府贵阳，就是一个「台湾」。之后，事情越说越离奇，就像一个侦探故事：据说工作组一来，就有省公安厅（类似台湾的情治部门）的人密告，说贵阳市第一书记贪污黄金，市长是叛徒。这情报并未经查实，公安部门就去抄第一书记的家，据说在他家里的字纸篓里面查到一张报纸，上面写有「中华民国万岁」几个字，于是就凭这一点，把贵阳市委书记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并据此而宣布贵阳市委以至贵州省委，都「烂掉了」、是「小台湾」。然后，就是逐层撤干部：时为贵阳市委宣传部长，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有力助手的朱厚泽（1931-2010），就在这次被整肃了，安顺地委第一书记，也一声令下就被撤职了，当时我对他印象满好，他经常跟我们做报告，显得很有水平——有研究者认为，在刘少奇指导下的贵州四清运动「有点像30年代苏联的「大肃反」期间侦破的那些层出不穷的「间谍破坏案」，都是由「契卡」人员率先发」，然后由契卡部门介入，扩大侦探，再对主要领导干部实行逮捕」，[43]这可能是有留苏背景的刘少奇的惯用方式，但他也学到毛泽东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这种专政机关与群众相结合，大概是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其打击面和危害性，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并无实质区别。我亲眼目睹的贵州四清运动，就是一个例子，它告诉我们，在「通过搞大规模阶级斗争，来巩固党的一党专政」这个基本点上，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整个党的领导集体，和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他们既定的治国方针。他们毕竟都是同代革命者；即使刘少奇掌握了最高权力，他搞起阶级斗争时的坚定与无情，也绝不下于毛泽东。

如研究者所说，刘少奇「在治国方面，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但他「又有走偏锋的特点」：「1962年下半年后，在毛一手营造的极左大气候下，刘不愿或无力抵挡，他快步跟上毛的步调，顺风扯帆，到了1964年甚至比毛还要左。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大棒下，不仅许多无辜干部受难，已在社会底层的前国民党时代的留用人员也一再受到严厉打击。一些被处理的干部，特别是在城镇工作的干部，和大饥荒时期的违法乱纪并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出身不好，被打成4皆级异己分子」。刘在1964年的这些举措，很难说没有他个人目的，许多情况都表明，刘想借「四清」真正树立起他「号令天下」的权威」。[44]

这一时期，刘少奇已走向权力顶峰。他先是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1921-2006）去做四清的蹲点，创造出「桃园经验」iv，即按照刘少奇「两面政棹」估计，避开当地干部、秘密进行扎根串连，把群众发动起来夺权一这倒是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的刘少奇所习惯的斗争方式，现在刘少奇想要将之全面推广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他带著夫人从北方走到南方，在14省市作巡回报告，各地党、政、军干部也都纷纷表示支持，大有一呼百应之势。一贯谨慎的刘少奇，此时也不再顾及党内斗争的忌讳，他回到北京，就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所有在京的高级干部来听他讲话，包括政治局委员和元帅。据一位在场者回忆，刘少奇站在讲台上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讲：「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话说到这里就戛然而止，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刘少奇大概没有想到他这次讲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首先，这讲话引起部分听会者的不满，当场就有人发牢骚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来「听训」吗？」还有的军队干部在骂娘[45]——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如果联系我们前面所说，在1962年军队干部在对形势看法问题上和刘少奇分歧，以及他们对毛泽东的支持，的确可以看出之后事变发展的某些端倪。刘少奇在军队的影响远不及毛泽东，他始终不掌握军权，这是他的致命之处。

最后，终于有了「两个主席的摊牌」。冲突发生在1964年12月20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把四清的重点放在整顿「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46]他念了杜甫的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47]实际上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集中力量打击党内各级官僚集团，甚至不惜将整个党组织搞乱；而刘少奇正是担心，在各单位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会根本动摇党的组织和统治基础。因此，刘少奇主张「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既要整顿党内走资派，也要打击旧阶级敌人、新生资产阶级，还要处理人民内部的经济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这就是转移目标，而且「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他说：「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48]毛泽东因此断定刘少奇是形「左」实右：表面上打击「一大片」，实质上是要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而认定刘少奇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在我看来，恐怕就是在这一场1964年底前后的公开论争之后，毛泽东才下了最后决心，将刘少奇作为主要打击目标，至此文化大革命也就呼之欲出了。后来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对刘少奇「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49]1970年他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也说，他决心「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是在1965年1月发布「二十三条」v的时候。[50]所谓「二十三条」就是按照毛泽东意志所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明确规定，运动的目标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此时毛泽东心目中，刘少奇就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毛泽东眼里，刘少奇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这就涉及到毛泽东所面对的「国际战场」，在他看来，这两者是存在内在联系的。

（二）国际战场：中美关系和中苏大论战

讨论中苏论战之前，先要谈谈六十年代的中美关系，这是构成文化大革命的国际背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也是考察中苏关系的重要背景。于是，我们注意到1964年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记者谈话间的一个重要判断：「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当然也是中国的「主要斗争对象」。毛泽东还谈到中美关系之间的两大问题，一是「美帝国主义霸占著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严重地威胁著中国；另一是「它还试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51]——这是我们考察文革前中美关系时，必须重视的两个侧面；淡化、忽视任何一面，都会形成遮蔽，并将问题简单化。

首先，毛泽东所说美国对中国的战争威胁，确实存在。有关材料表明，六十年代执政的美国肯尼迪、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1908-1973，美国）两届政府都认定，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中，中国是「最好战」的，「从长期来看，中国是最主要的敌人」。[52]1962、1963年美国两届政府都有过联合苏联以及蒋介石，以遏制中国核实验的计划。从1964年开始，美国将越南战争迅速升级，当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部，并于1965年3月派遣3，500人海军陆战队进驻越南港口，标示著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53]这就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使中国有可能处于美国与苏联南北夹击的地位。

面对国际威胁，毛泽东自然要认真对待。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分析，比如对于美国「从长期来看」视中国为主要敌人，毛泽东就说：「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54]因此，当时毛泽东及中国的决策层的实际估计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帝国主义要想打仗的象征」，[55]赫鲁晓夫也是「欺软怕硬的。我们硬一点，〔……〕他不见得会怎么样」。[56]然而，即便这个冷静分析是被历史所证明的，却没有减低毛泽东的心理重负，何况真正让毛泽东不放心的事，是中国发生美国所期待的「和平演变」。就如毛泽东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所说的那样，他担心「内外一夹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57]既是「南北夹击」，又是「内外夹击」，在虚虚实实之中，在客观压力和主观意识形态想象里，毛泽东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危机感。

但这也同时激发了毛泽东对行动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他把主要焦点放在国内。于是，就有了国内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把原本被概括为「吃穿用」计划，也即以改善民生为主体的建设方向，改变为发展国防工业和建设「三线」的战争准备计划、[58]继续强化富国强兵的发展路线。[59]到1966年3月文革前夕，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准备打仗」一「备荒」是准备防止荒年对战争的影响，卩为人民」也是「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著想」；[60]其要应对的，是美、苏两大国可能侵犯中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彻底消除内部隐患。

作为一个国际战略家，毛泽东在为中国寻找新的战略空间，这就是毛泽东在六十年代一再作出的「中间地带」分析。[61]他认为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62]于是，就产生了和两大中间地带国家与人民建立广泛「反美统一战线」的战略设想，[63]而这个设想，已经酝酿了他在七十年代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思想。尽管此时的毛泽东还是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但他认为，苏联采取向美国妥协的立场，已经成为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主要阻力，这是他和苏联展开论战的重要原因；他同时认为，只有中国不变修，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反美斗争和革命的根据地和中心，这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动因。[64]

中苏的公开论战，是从1962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这篇社论开始。用1963年1月6日中共党内通知的话来说，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予纠缠」，而是要同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绝不退让。[65]实际上，这就是要准备和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大多数共产党作战了。要发动这样一场论战，虽然国内没有人公开提出反对，但党内外心存忧虑者还是不少：本来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现在又开辟另一个战场跟苏联对抗，如果因此导致苏美合作、对付中国，中国就会非常被动，会危及国家安全。毛泽东当然知道两面作战是一著险棋，但他却偏向「虎山行」，他对苏联大使说5第一，天不会场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66]这话也是说给国内、党内的怀疑者听的。当然，这也基于他的一个判断：斗争可以控制在意识形态范围，不会引发全面的军事对抗；但即使发生战争，毛泽东也不怕。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时称「九评」，把中苏论战推向高潮。这里念一下「九评」的题目：〈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个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从这些题目可以看出，论争几乎涉及到国际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所有重大问题，是一次全面的论战。

毛泽东在这场论战中，是充满自信的，他深信真理在自己这一边，因此，他不仅发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而且把苏联方面批评中国的文章也登在报上，他不害怕中国人民接触「反面教材」。他这样做，也就在客观上扩大了我们这一代的视野，让我们知道全世界还有那么多不同的声音。但当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绝大部分人，还是拥护毛泽东、站在中共这一边，因此对「九评」的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如痴如迷。记得当时总是在前一天晚上通知隔天有重要文章发表，于是大家就在早上七点半守在收音机旁，或者在公共场合的大喇叭下，听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夏青（1927-2004）和齐越（1922-1993）（他们两人的名字当时是家喻户晓），用他们特别有磁性的男中音朗读评论文章；他们读得声情并茂，我们则完全被文章的逻辑力量和语言魅力所征服。听「九评」文章，成了我们当时政治生活中的第一等大事，深刻地影响我们，成为这一代人的难忘记忆。

为了使同学们有一点具体感受，我现在就模仿当年广播员的声调，朗读论战文章的一些片段。这是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中的一段：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经说，如果中国人继续论战，「那么，他们应当非常清楚，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说这样的大话，不是明目张胆的恫赫和威胁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只要你们命令一下，别人就会俯首帖耳，只要你们大喝一声，别人就会浑身发抖吗？老实说，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们一直在等待著，很想领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

公开论战既已经开始，就得按规矩进行。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说得够了，那末，你们应当也给对方足够的答辩机会。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还有很多话要说，那就请吧，请说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们说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说够。一句话，应当机会均等嘛。你们不是也说兄弟党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你们要什么时候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论战，你们要什么时候停止论战，就剥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辩的权利呢？[67]

这里还有跟意大利共产党的论战〈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一文里的一段文字：

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里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贵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答辩的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给予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们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著，这个幽灵威胁著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算公平合理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68]

还有一段：

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声，是不行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法律。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69]

看来，今天大家听起来，也觉得很兴奋，那么就可以想见我们当年听了这样的文章，心里有什么反应了。这是典型的毛泽东语言；而且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透露，这两段文字就是毛泽东在审稿时亲自动笔加上去的。[70]记得我在第一回讲课的〈导言〉中，就提到毛泽东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而且影响了大陆中国人的语言方式，形成了「毛文体」。在某种意义上，「九评」就是「毛文体」的一个样本，我们正好借此来了解、讨论「毛文体」一这是毛泽东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我们刚才朗读的直观感觉，毛泽东的语言是一种有魅力、威摄力、征服力的语言。如果再作冷静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文章一开头，就把自己放上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真理的代表、人民的代表的位置，一下子就把对方可能有的优势剥夺干净，拿到自己手里。这就是中国传统讲的「取势」，一旦占据「高势」，也就不用讲道理，论敌就矮了三分、胆怯了三分，处于守势了。

然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用和高势相适应的、铿锵有力的语言，用大量的排比、反问句，以取排山倒海之势。本来对方已经站在低处，再用这样气势磅礴的华丽语言，奔流直泻下来，就将论敌淹没在滔滔语言的海洋里，毫无招架之力。

然后再加一点调侃，使对方处于很可笑的地步，最后再拿出点流氓腔：「好样的，站出来！」这是中国传统的激将法，但对手已经处于劣势，被滔滔语言搞的晕头转向，怎么敢站出来？但越不站出来，就越显得无理与无力——这时候，实际论战并没有开始，对方已经输了，至少在读者、听众的心理上已经有了「高下之分」。

这就说到毛泽东语言对读者、听众情感的煽动力和心理控制力。面对这种半是正义在身、半是威胁的语言攻势，读者、听众已经不大可能独立思考，来不及作出谁对、谁不对的判断，或者只能在作者划定的范围内来思考，最后，读者就跟著文章的逻辑一路走下去，被文章的气势压倒、征服了。这既是语言战，更是心理战，听众最后只能跟著走，几乎没有第二种选择，而且听者自己心里还觉得很痛快、舒服。这是语言的魅力和魔力，其力量在于此，可怕也在于此。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文章里仍然包含了若干合理因素，并非完全不讲道理。比如大谈「奴隶」、「州官放火，百姓点灯」，就抓住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具有捍卫民族独立的合理性。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当时对于西方和东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心里憋著一股气，当我读到、听到这种「奴隶要反抗奴隶主」的文字，是会产生扬眉吐气之感。即使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话也有局部的合理性。问题正在这里：如果这些文章完全是胡说八道，自然不会对人有征服力；但它有某些合理的内核，再用极度夸张的语言加以强化，就具有某种震撼力和征服力了。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作者在主观上是真诚的。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都确信自己是「真理的代表」、「人民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所以才这样理直气壮，其实这是自欺欺人一这是具有某种真诚性，但实质上又是欺骗性的语言游戏。

所以，「毛语言」、「毛文体」，都是非常复杂的语言现象、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值得认真研究。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回顾我们当年对毛文体样本「九评」文字的迷恋，我感到最为惊骇的，是其语言对自己的情感煽动力和心理控制力，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语言专政，只是我们完全不自觉。

在作了以上语言形式上的讨论以后，我们还要具体讨论「九评」里所提出的思想，及其对国际和国内的影响。这里不打算详细介绍苏共和中共论战双方的具体观点，同学们自己去读，如果你把双方论战文章放在一起读，会更有意思。我只能概括地说三点。

中共方面，首先是坚持战争不可避免，坚持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而议会斗争只能作为补充。这显然脱离北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所以基本上被欧美各国共产党所拒绝。但是它内含的造反精神、反抗精神，却对西方国家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有所影响，后来欧洲六八学生造反运动vi显然跟这次论战有关。[71]

中共论战中的观点，最有吸引力、影响力的，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即今天说的「第三世界」革命的支持及其一系列论述，例如强调武装斗争，坚持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以农村作为根据地等等。在其鼓动下，第三世界纷纷出现「毛派」，即国际上的毛泽东主义者，而在西方也有许多毛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正是通过中苏论战走向全世界。但事实上，各国的毛派最后都放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的道路，这同样说明毛泽东激进主义的革命道路也脱离了第三世界的实际状况与世界发展潮流，并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些是不能回避的。

这里，特别需要特别提到论战告一段落之后，1965年林彪的一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72]这其实是代表毛泽东，对整个国际形势作了一个新的分析，提出从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73]这是后来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最早的一个说法，可以说是按照毛泽东战略意图，勾勒出一个「世界革命」的蓝图，即把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国内革命模式，推广为一个「由亚非拉第三世界来包围北美西欧国家」的国际革命模式，强调整个的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转移，从而把亚非拉国家反抗运动置于世界革命的中心位置，并且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要把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当作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当时，中国也确实用很大的力量支持第三世界武装反抗。

文章的小结相当值得注意：「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特征」，[74]这实际上是主张用毛泽东的人民革命战争理论指导世界革命。其背后显然有两个意图，一是要和苏联争夺对国际共产运动以及世界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针对第三世界领导权；另一是要输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经验，把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和中心，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里中华中心主义的革命版。这反映了之后我们还要讨论的毛泽东「世界革命导师」情结。

其实，「九评」真正关注之处与它所产生的主要影响范围还是在国内。它是要借总结所谓苏联和南斯拉夫「变修」的经验，来讨论中国怎样防止修正主义、为文化大革命作理论准备和舆论动员。特别是「九评」最后一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总结了毛泽东一系列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雏形。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首先是提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概念，并作了如下分析和判断：所谓「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75]据说，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曾经反复考虑过「特权阶层」概念：「曾经想用「高薪阶层」一词，经过斟酌觉得不妥，高薪的标准是什么，怎么样才算高薪，很难说清楚，巴黎公社的原则〔钱注：指低薪原则〕在十月革命初期曾实行过，但随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必然要拉开距离；再说讲「高薪阶层」又要涉及斯大林，不过斯大林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并未形成一个阶层。还曾经想用「官僚资产阶级」的提法，又考虑苏联当时仍保持著公有制，并未实行私有化，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因此决定用「特权阶层」的提法，为表明其阶级性，前边再加上「资产阶级」，叫做「资产阶级特权阶层」」[76]——这里所讨论的，看起来都是苏联的问题，但任何人都会联想到中国；后来在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就这样提出问题：中国有没有「九评」中所说的「特权阶层」？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毛泽东在1965年自己就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这里所定义的特权阶层的两大构成——「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事实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两大对象。

其次，「九评」里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问题，更是直接相关文革的发动。文章引人注目地提出这样的论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顺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77]这段话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下一代，以至第二、第三、第四代，会不会出现修正主义？二是中国领导层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两个问题的中心，就是中国会不会发生「和平演变」，这正是毛泽东和他那一代革命家者的一块心病。

问题的提出，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早在1957年美国艾森豪威尔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美国）政府就提出「和平取胜战略」，鼓吹要通过「和平演变」，以促进「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1958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美国）在公开谈话里，又宣称「共产主义的统治正在产生一个在工业上和科学上现代化的强大的国家。如果自由世界对国际共产主义进行有效的抵抗，中苏统治者多关心自己人民的福利，少关心为了扩张主义的目的而剥削人民的日子就会更快地到来。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会幸运地为一向存在于俄国和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自然的诚挚而友好的精神所支配」。杜勒斯预言「随著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必然发生「和平演变」」，显然给毛泽东很大的剌激，他立即将杜勒斯的讲话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78]并在一次谈话中特意指出：「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79]1959年毛泽东又专门让人印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篇讲话，并且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80]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当总参谋长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81]可以说，到1962年时，毛泽东就在考虑防止儿子和孙子这一代，也就是第二代和第三、四代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同时，毛泽东也提出来要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和野心家」、防止他们篡夺各级领导权。我以前说过，毛泽东老是被蒋介石、王明、高岗缠绕著，现在又多了两个人，一个是美国人杜勒斯，一个是苏联人赫鲁晓夫；他们把毛泽东弄得寝食难安。毛泽东认为，可能导致和平演变的两大危险，与长远来说的「第二、第三、四代（儿子和孙子）接班人」问题，以及眼前的「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篡夺领导权」问题相关，这也就成为毛泽东所要处理的两大问题，更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讲话，他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具体内容我就不讲了，同学们可以去看已经收入《课用选文》的原文。[82]我要强调的是，对毛泽东而言，成为接班人条件的核心，是要能够「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即要永远保持党和国家的「革命性」，这样才能要把毛泽东这一代所创立的「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用今天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要「永远保持党的执政地位」一这才是毛泽东的深谋远虑所在。

而且毛泽东的接班人教育与相关的长远部署都是有效的。就在毛泽东提出接班人问题的五个月后，即1964年11月6日，一位清华大学学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出了这样的响应：「我深深感到我们青年一代肩上担子的重大」、「我们绝不能把先辈们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果实从我们手中丢掉。我要更好地听党的话，努力学习，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劳动化的道路，绝不辜负革命先烈的期望」。[83]应该说，他的响应具有代表性，后来这位青年胡锦涛，成了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虽然就个人而言是有种种偶然因素，但中共之后由一个抱持 T绝不能把先辈们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果实从我们手中丢掉」的志向者接班，却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深谋远虑、长远部署的结果。今天，毛泽东的儿子辈、孙子辈执政了，他们的执政基本方针，就是40多年前毛泽东所定下的「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也即「永远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的底线。把握这一点，是理解当今中国许多问题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实际上仍然深刻地影响著今天的中国、今天中国的接班人。我们还没有走出毛泽东时代。

我在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当毛泽东「挥斥方遒」[84]地指挥一切、「向全世界作战」的畤候，在他深谋远虑地筹划中国未来接班人的时候，他的内心其实是寂寞的。他完全明白，高声拥护者多多，真正理解、支持者寥寥，正所谓「高处不胜寒」。1965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法国）时，就一再说到「我是孤立的」。[85]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在1965年采访毛泽东之后，也留下了这样的记忆：斯诺问他，「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毛泽东回答说：「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见的条件去决定」。「毛的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了眼睛。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86]此时的毛泽东正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再对「中国的环境」施加影响，但他同时想到的却是人类和自己「这些人」，在永恒的宇宙、历史时空中的有限、渺小和可笑[87]1966年她给女儿李纳（1940-）题词，特地写了一句：「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88]——这里所展现的，是那个雄心勃勃，准备和自己国内外、党内外敌人发动总攻势的毛泽东，其内心世界不易被察觉的一面。

于是，我注意到1961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曾特地抄录了鲁迅的诗送给外国朋友：「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89]在我看来，这或许也是可以用来表达1964、1965年间，所谓「决战前夕」，毛泽东的心情和心理状态的某一侧面——他渴望文化大革命的「惊雷」，却感到身在高层的孤独，而他对党和其高层同事已经完全失去信任。他在「于无声处听惊雷」时，或许是在期待底层对他某种程度的响应，而他下一步要做的，正是如何把底层发动起来，再度引动惊天之雷。

同时，他又把希望寄托于军队的支持。毛泽东在1963年发出「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亲自为部队写赞歌〈八连颂〉、宣扬被誉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雷锋，都大有深意，[90]他显然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比之已经官僚化、日见腐败、并被他的对手所控制的党，更具有「拒腐蚀，永不沾」的道德纯洁性，以及「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帝，不怕贼」的革命性，应该成为推行其路线的主要依靠对象。此时的解放军也在林彪主持下，大力宣传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于1964年5月出版了之后在文革中风靡全国以至全世界的「红小书」《毛主席语录》，刻意制造新的个人崇拜；这种彼此呼应自是意味深长，都是在为下一阶段的文革大风暴作准备。

这样，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又要从高层转向底层，重点是中国的校园的动向，因为下一次风暴的起源地就在那里。

二、中国校园的地下新思潮

在讲中国校园地下新思潮之前，我要和大家继续讨论林昭的思考。在第八讲里，我们谈到了林昭和她的西北战友在《星火》上发出的「要民主社会主义，不要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呼唤，但很快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在战友被捕以后，林昭仍孤身一人坚持思考，并继续寻找战友、探讨「中国改革方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他们的八项主张：第一，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第二，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第三，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第四，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第五，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钱注：这实际上表达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而「耕者有其田」正是当年孙中山的主张，这都显示了孙中山对大陆民间思想者的影响——前面提到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节制资本」的主张也来自孙中山）；第六，国家应该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第七，国家应当对负有民愤者实行惩制（钱注：这是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无数冤案的一个反应）；第八，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的援助（钱注：「一切友好国家」，大概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这里实际上就已提出了要向美国和西方世界开放大门的要求）[91]——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民间忧国忧民之士，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这个问题以后会不断地提出）进行的思考与回答，实际上是为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另一种可能性。然而他们所提出的新治国路线和目标，却挑战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治国路线」，遭到了无情的镇压。但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却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或者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得到实现（例如开放中国大门、实行耕者有其田、允许私人开业等），或者依然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有的则成了人们思考中国国家建制问题的一个思想资源（如主张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只是时间已过了40余年。

作为一个先驱者，林昭的思虑是更为深远的。她在狱外、狱中都写下了大量文字，但至今还封存在有关部门的档案里，我们得到最为完整的文本，除了一些诗篇外，主要是1965年她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集中了她在这一段时期大致的思考。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她对现行体制提出批判。她提出了「极权社会」的概念，并且具体分析了其特征。其一，这是一个「极权统治的警察国家」：「首先以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党。然后进一步「以党治国」，而将这个特务化的党来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国」。[92]其二，极权体制是「以血和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的。其三，这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迷信、偶像崇拜」基础上的「极权寡头」的统治，一方面完全「不尊重客观存在」「以主观想望代替客观世界」的主观意志决定论，一方面是「极端妄悖的唯我独尊」、「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状态」、「一贯地不尊重客观，不把人当人」，因而也没有「任何的人情与人性的存在」。其四，要维护这样的极权体制，必然要实行「愚民政策」，培育「奴性」，实行精神欺骗与控制。这就是极权体制下，极为发达的另一套组织机构，即宣传、舆论部门，其受重视的程度及重要性，是历史空前的，中国的党报就是「整套特务恐怖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御用的情况中心」。其五，也是林昭最感痛心的，是极权体制对年青人的欺骗和利用，「用所谓「国家」「社会」、「人民」等诸般崇高概念」，「迷惑」青年，「鼓舞」他们「慷慨无私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将自己最珍贵的青春岁月掷出」。

林昭另一方面的思考，也许是更值得重视的：她提出了两个关系国家和反抗运动发展方向的问题。

她首先问：「中国人的血历来已经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临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局面，即使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她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在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时，能不能避免「以暴易暴」的历史恶性循环？其现实所指，首先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维：在毛泽东正准备以理想主义的名义，将中国引入新一轮血的残杀的关键时刻，林昭的预警，其及时与无效，都令我们惊叹与感慨。其二，这预警同时也指向当时和未来的反抗运动，直到今天，我们也依然为如何走出以暴易暴循环而感到困惑。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林昭是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以一己柔弱之躯进行反抗的情况下，提出反对「以暴易暴」的命题，我们能不为之感动而扼腕长叹吗？

林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反抗运动的反抗目的是什么？也同样关键而且发人深思：「身受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作奴隶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的斗争目的眨低到只是企望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林昭在这里质疑的，正是毛泽东的「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使被压迫者成为新的压迫者，对昔日压迫者实行专政，使其成为被压迫者的革命观。这种革命观，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他发动每一个政治运动背后的指导思想。以后我们还会讨论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要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许多造反派掌权之后，都纷纷成为新的奴隶主，即「文革新贵」。因此，林昭在1965年文革前夕提出这一问题，同样具有预警的意义。

最为可贵的是，林昭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反抗目的。她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隔的整体自由观」：「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不仅「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由此而确立的是一个全新的目标：反抗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使自己取而代之、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而是为了「给一切人以自由」，不仅使被奴役者从不自由状态下解放出来，而且也使奴役者从另一种形态的不自由状态下解放出来，而自身在「不奴役他人」的状态下，也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就最终结束了一切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正是林昭和一切真正的反抗者、革命者的理想。这样的理想显然具有某种乌托邦色彩，但林昭和她的战友，也就最终走出了毛泽东自己都不能避免的「革命者成为新的压迫者，自己也成为另一种形态的不自由者」的历史怪圈。在这个意义上，林昭与毛泽东的思想对抗中，林昭是最后的胜利者。毛泽东时代孕育、出现了林昭，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耐人寻味。

我们暂时和林昭告别，进入1957年至1966年这十年间的中国校园。

我们首先注意到，经过反右的清洗，校园里一片沉寂。一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写了这样一首诗：「教授用枯燥的语言/讲授著枯燥的课程，每一种空洞的教条/要重复讲十几分钟。〔……〕最有逻辑的头脑/也会被折磨得发疯！」[93]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反右以后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将年轻一代打造成党和毛泽东驯服工具，剥夺学生一切精神独立与自由，但同时又提倡、制造虚幻的精神狂热，因此校园里到处充斥著空洞的豪言壮语。

但同时也必然出现反叛者。首先出现的，是反叛的艺术青年：一批革命艺术家的后代，其中有的还只是中学生，他们半游戏性地宣布成立「太阳纵队」。他们通过不同途径，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派诗歌与艺术的影响，认定诗人、画家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徒」。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反抗现实政治的意图，反对官僚、要求自由，只是出于艺术家的天性；但他们又生活在「艺术即政治」的时代，于是，因为要求艺术自由，就成了国家专政部门关注、监视，以至追捕的物件。[94]

大学的反叛者出自未来的哲学家。今天人们经常提到北大哲学系的「 X社」，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核心人物郭世英（1942-1968）。他是郭沫若的儿子，但郭世英却如此向别人介绍他的父亲：「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95]他是深知其父的：但他也有自己的痛苦与问题：父亲在五四时期，那么自由地写诗，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这样的表达自由？取名为「 X社」，就是表示一种困惑： X是未知数， X又是十字架、十字路口。一是怀疑，对无数未知的、弄不清楚的问题的怀疑和探索；一是彷徨，站在十字路口，背著十字架，不知往何处去。这大概反映了六十年代校园里，尚未失去思考欲望和能力的大学生的共同时代苦闷。[96]后来他们被抓起来，罪名是三大条，一是「要求精神开放」，二是「要求自由」，三是「追求绝对真理」。[97]「精神」、「自由」与「真理」都成了罪恶，这很能说明六十年代大学校园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控制。据说这件事引起高层震怒，毛泽东还有个批示：「干部子弟闹也得太不象话了，要整顿」。大概是把郭世英视为高干子弟中的反叛代表——这种来自内部，而且是儿子、孙子辈的反叛，自然会引起高度警惕。「 X社」成了干部子弟变质的典型，据说毛泽东提出革命接班人问题也与此有关。[98]

让党的高层和毛泽东感到不安的，还有校园里出现了「反动学生」。事情还是由中苏论战引起的。我在前面说过，对「九评」文章，绝大部分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是如痴如迷、衷心拥护的，但也还是有一些比较清醒的大学生，对中苏论战有不同的看法。郭世英就说：「说苏联那些干部有自己的别墅，我们家就有啊，凭什么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而我们中国就不是修正主义呢？」有一位北京地质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就向中央广播电台写信提出不同意见，这就震动了中央。那时，北京的大学生毕业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会前来接见讲话，1963年周恩来作演讲时就说：有的学生反对我们党的反修斗争，你有什么理由可以站起来讲吗？那位学生（据说是个山东莽汉）还真的站了起来，但不等他开口，就被当场抓了起来。事情报告上去，毛泽东立即批示，认为这类学生是大学里的极右分子、是阶级斗争在学生中的表现，而且「所在多有，应该清理」。[99]由此，在1963-1965年间，中共在全国高校，特别是在应届毕业生当中，开展了一个清理「反动学生」的运动。被划为反动学生的人都被送去劳动教养，其罪名主要有三：一是反对反修斗争，二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三是同情「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100]其实，这些学生就是1957年「右派」精神的继承者，尽管他们远没有当年反抗的自觉、只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有限的独立思考，但在我们说的「五七体制」的高压下，保留这样一点精神火种已经很不容易。六十年代中期的「反动学生」，正是「1957年右派」与「文革中民间思想者」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其意义不可低估。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中苏论战中，大学校园里开始出现一代新人，他们在当时也被视为「反动学生」，我称之为「毛泽东主义者」。我曾作过一个个案研究，这是一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是我的学弟，名叫陈一咨（1940-），无论在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还是八十年代中国改革中，他都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本书后面相关部分中都会提到他。这里主要讨论他在六十年代文革前的思想起步。

据陈一咨的自我介绍，1957年他还在读中学，却是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此很早就入了党。他的思想发生变化，是1962、1963年中苏论战期间，也可以说是「九评」唤醒了他。他思考的起点，是「苏联变修的教训」以及「中国会不会变成修正主义」，那么，他在起点上就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从一开始，他的思考就纳入到了毛泽东的思想命题里。他因此而完全认同于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级斗争观和「不断革命论」，并由此决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发展方向：他立即由物理系转入中文系，主动告别以建设祖国为使命的科学梦，而以推动不断革命为己任，从此走上了政治家的不归路。[101]

不同于其他毛泽东的口头拥护派，陈一咨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如何学习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对把毛泽东偶像化、神秘化，认为关键是要理解、学习毛泽东的立场，不仅要考虑毛主席说什么、更要想想他为什么这么说，不仅要知道他说得对：而且要追问为什么对。也就是说，陈一咨把毛泽东看成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极力地去理解毛泽东、掌握他的基本立场，而不是他的具体观点；这样，他自己就能够站在毛泽东的基本立场上思考、处理问题，成为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家、政治家。陈一咨还明确地提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结束真理，要继续发展。[102]这样，他从一开始就是以自觉学习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为使命。这就使他和当时与之后的毛泽东盲目崇拜者区别开来——陈一咨真正地把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的信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他和六十、七十年代出现的同类「新人」命名为「毛泽东主义者」。

陈一咨是按照他对革命家、政治家毛泽东的理解和想象，来作自我设计的。他提出要做这样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第一，要思考「大问题」，思考整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方向问题」；第二，要关注「理论问题」；第三，「不仅看今天，而且看明天，看上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第四，要「立志改革，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第五，要「懂得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始终生活在社会斗争和人民群众之中」，「研究当代革命斗争问题」，做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实际家」。[103]——应该说，陈一咨相当敏锐、准确地抓住了革命家、政治家毛泽东的正面特点，而且他的这些自我设计，也是从根本上接近毛泽东对年轻一代的期待，更依稀闪现著「青年毛泽东」的身影。

更为重要的是，陈一咨作为一个基层校园里的大学生，却自觉地努力用毛泽东的思维和眼光去观察当时中国社会，思考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并得出了和同时期处在高层的毛泽东比较接近的一些结论。

结论主要有四。其一，重提「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而重点又在「听谁的话」的问题。陈一咨从对反右运动的反思开始；陈一咨并不否认反右运动，却质疑「五七体制」所建立起来的基层党组织的绝对权威：反右以后「似乎党的基层领导谁也不能批评了，他们所作的任何一件事情，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完全正确的。大多数群众把「听党的话」也仅仅理解为完全听基层党组织的话，以至某个领导人的话」。这样的质疑在仍然处于反右运动阴影下的六十年代中国，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声音，也是一次思想解放，却又是毛泽东所愿意、甚至是希望听到的。因为，此时的毛泽东正深感寂寞，为自己的意志因为各级党组织（包括基层党组织）的抵触和隔绝、不能贯彻到社会底层而愤怒。他看得很清楚，前述反右逻辑已经成为他所痛恨的党官僚体制的护身符。而陈一咨在「反对无条件地听从基层党组织的话」的同时，所强调的是「先听主席、中央的话，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话」，[104]也就是要建立毛泽东及他所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权威，这正符合毛泽东的政治需要。

其二，重提毛泽东当年「放」的方针，用群众民主来保证「江山永不变色」。陈一咨讲了两条理由：一是错误的东西不让它放出来的话，以后「危害更大」。他解释说，我们现在这一代领导人没问题，因为他们是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大概也不会有大问题，但到第三、四代就不保险了；「假使五十年或一百年后，我党领导核心变了，或正在变，按今天的情况，群众能不能将其反掉或提出批评意见呢？」——那些错误的东西，现在不让它放出来，到那个时候才放就糟糕了，群众也不会识别和抵制了，因此不如现在趁毛主席还活著的时候，让错误的东西全部放出来，这样还可以提高群众的识别和抵制能力。陈一咨还认为，只有实现放的方针，才能真正鉴别、锻炼、培养接班人，在盲目服从气氛下选出的接班人是最不可靠的，而且「只有广大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他们的历史主动性和积极创造精神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也才能在他们当中涌现出大批有才干的领袖人物，即使当权者出现几个修正主义者，他们也有能力反掉」[105]—不难理解和想象，陈一咨的这些话，是文革前夕的毛泽东最愿意听到的，因为这正是毛泽东的忧虑所在，是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他正是要发动群众，用放的方针，即他后来说的「大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所谓「中国变修」的问题。

其三，陈一咨强调「接班」问题，提出要警惕老干部及其子女中产生「新生资产阶级」。他作了这样的分析：「在老一代的革命干部中，大多数人是从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旧阶级的尾巴完全割掉是很不容易的」，「战争并不能肃清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经过了斗争考验的人不能保证没有资产阶级的尾巴」，「何况还有一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或是不愿意想社会主义革命」。陈一咨还分析了革命干部子弟，认为他们中「比较差的比好的多」，他们「主观上思想改造不自觉，认为自己是「自来红」」，「客观上的特殊条件和特殊地位，更进一步促成了他们的特权思想」「一些人逐渐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家庭培养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106]—应该说，陈一咨的这些分析，都深得毛泽东之心，或者可说是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其四，陈一咨在大学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主张。他尖锐地质问：「高等院校是集中培育接班人的地方，到底培养出谁的接班人？」他的结论是：像北大这样的高等学校，基本上没有贯彻党的教育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优势还在旧势力一边」。他认为最危险的是「党内专家」，他们「和资产阶级教授形成无形的「统一战线」」、统治著学校。他据此而提出一系列激进的「根本改造」，如改革高考制度和毕业分配制度，「真正贯彻阶级路线，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把大学文科改造成「党校性质的抗大式的学校」等等[107]——陈一咨的分析和主张，正是文革前夕校园里激进主义思潮的代表，后来在文革中都成了主流观念，并得到实施，因为它从根本上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和意图。

这里所出现的正是底层和上层的互动。

陈一咨这种毛泽东主义者的出现，显然是反右以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权威性强化和灌输的结果，特别是毛泽东在1962年后所推动的中苏论战，关于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教育，更是极大地促进了这一代人思想的革命化，使他们与日趋激进的毛泽东思想一拍即合。像陈一咨这种眼光高远、喜欢思考大问题、有浓厚理论兴趣、又极度敏感的年轻人，就有可能敏锐地抓住毛泽东思想的内核与精髓，与高居于上的毛泽东发生心灵的相遇。

对于因和党内官僚体制发生冲突、深感寂寞的毛泽东，这种来自底层的心灵呼应，自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持。特别是当他决心借助群众力量来解决党内矛盾、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陈一咨这种青年学生中的毛泽东主义者，自然成了他的群众基础，他们的民间思考也为他提供了群众性中的思想基础。以后我们会讨论到，在文革中形成了青年毛泽东派，并非偶然。

但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态环境下，陈一咨的个人命运却始终不佳。在文革前，他因为反抗基层党组织而被打成「反动学生」，遭到残酷打击。而他所期待并终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却又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陈一咨对毛泽东的独立态度，又使他这个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真正的革命呼唤者，成了「反毛泽东」的「反革命」。[108]无论对陈一咨这样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还是毛泽东本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历史的嘲讽和悲剧。而陈一咨本人也通过文化大革命，最后走出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反叛者，这样的精神历程，自然具有很大的典型性。

三、社会底历的状况：文革前我个人的遭遇和预感

可能有同学会问，北京毕竟还是上层，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也就是中国的最底层，在文革前又是什么状况、状态呢？那么，我就讲讲文革前我个人的遭遇和经验。我在《我的回顾与反思一在北大的最后一门课》一书中有详尽的回忆，许多同学都看过了，我这里只作一个介绍。

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在文革前夕，我和校长、支部书记发生过一系列冲突，开始原因是，我对我所在的教研室主任的评价问题，而和校长发生了争论。校长是一个「老革命」，于是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压我，我不服、又年轻气盛，就从宿舍里搬来马列原著，据理力争。当时我正在攻读马列主义，校长自然不是我的对手，我把他弄得很狼狈。我也因此犯了大忌，因为顶撞本单位领导，这是「五七体制」绝对不允许的。于是，校长宣布我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钱理群是漏网的「右派」，并布置教研室的老师监视我。那位老师私下告诉我这件事，我当然很生气，以后又和这位校长有很多冲突。这时候学校派来了新的党支部书记，并很快和校长发生矛盾，新书记知道我反对校长，就找我谈话，说党支持你，我听了当然非常高兴，却不料我之后又慢慢和党支部书记发生冲突，这大概是我的反叛本性难移吧。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这位书记要培养一个积极分子入党，却又故作姿态地征求群众意见，恰好这位积极分子人缘很差，大家都觉得他很假，但都知道这是走过场，因此谁也不说话。我又犯了年轻气盛的毛病，站起来反对，一些老师们、党员也就势表示支持我的意见，让这位书记下不了台，从此含恨在心，准备整我。我当时已经从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预感到一个大风暴将要来临，这大概和我大学主修新闻专业、政治上比较敏感有关。当时，四清的精神开始下达，说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立刻意识到，受校长、书记压制的自己，可能有一个说话、出气的机会。也就是说，当时的我正在期待一场新的变动，当然我并不知道这样一场变动会是文化大革命，更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会经受更大的磨难，但至少在当时，我是积极地准备迎接这场新革命的。那时候，我已经有毛泽东主义的倾向，但还不是毛泽东主义者，我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校长、书记的言行，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并偷偷把它记下来，准备有一天要发言。

如果把我和校长、支部书记这些矛盾、争论、冲突，放在文革前夕整个中国的大的政治形势下去考察，就会发现它的意义一它所显示的，是文革前基层社会的许多矛盾，其根源就是反右以后建立起来的「五七体制」，特别是所谓「第一书记专政」的「单位所有制」。

我们以前讲过，单位所有制是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它既维护书记的绝对权力，又制造新的社会歧视，形成新的社会不平等，这就必然孕育和引发众多的矛盾和冲突。而所谓「新的社会歧视和不平等」，主要来源于以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所划分的「左」、「中」、「右」，这必然形成政治歧视和家庭出身歧视。我和校长、书记冲突的背后，正是这样的政治歧视和家庭出身歧视。我当时在学校里，在书记、校长眼里，是具备双重身分、不可靠的人。第一个身分，就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因此就要剥夺我的许多权利，比如当班主任的权利。[109]这一点，同学们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现在中学老师最不愿意做的就是班主任，因为做班主任是很麻烦的事。但在当时，我提出申请要求当班主任，上面却说我不够资格，因为我不可靠，会和党争夺青年，这就是家庭出身歧视。这样的出身歧视当时在中国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基层。以后我们会讲到，文革开始许多人起来造反，就从批判出身歧视入手，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的第二个身分，是一个「政治表现不好」的人。事实上就是我相对而言具有一点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因此就不怎么听话，还时不时冲撞领导，前述和书记、校长的冲突就是一个突出表现。于是，这个体制就对我进行监视、限制等等惩罚，一有运动，我就必然成为首先打击对象，这就是政治歧视。而我这样的不听话、喜欢捣乱的人，在每个基层单位都有，而且这些人一般来说能力都比较强，有的在群众中还有相当影响。当然这些人还有一个致命弱点：骨子里瞧不起单位领导。也就是说，这样有独立思想、不驯服的人，很容易和基层党组织及领导发生各种冲突，「五七体制」中的第一书记专政，更是极大地强化了这样的紧张关系，因此积怨甚深。当文革把批判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这些被当权派视为「政治表现不好」的人首先起来造反，就是当然的，因为他们反抗的，正是单位所有制的政治歧视。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不仅单位的领导，而且单位里领导所信任、依靠的「左派」，也认为这些人政治上不可靠。文革中他们起来造反，在这些单位领导的「左派」看来，自然是「别有用心」，于是也激起了要保卫领导权威的冲动。这就是文革中每一个单位都会形成「革」与7呆」两派斗争的内在原因。

「五七体制」的不平等关系，家庭出身歧视和政治歧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农民的身分歧视，这是由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所造成的。如我们前面所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毛泽东曾经采取了一些缩小城乡、工农差别的措施，如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农村教育与农村卫生事业等，但到了大饥荒后、刘少奇主持的「整顿」时期，这些农村工厂、学校（包括幼儿园、托儿所）、医疗保健站都纷纷下马，而把有限的经济、教育、医疗资源集中于城市，这就反过来加大了城乡、工农的差别。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大饥荒年代的社会稳定，又加强了对农村户口的控制，制定种种法规如《劳动教养法》、设立「盲流收容所」等，严禁农民进城；这都极大地强化了城乡对立和对农民的歧视，也进而影响到农民的子女。当时我所在的卫生学校，就有一个特殊的班级，叫「社来社去班」。这个班级里，所有学生都从人民公社招来，是清一色的农民子弟，而且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子女，但却规定这些人毕业之后必须要回到人民公社去。这样，在同一所学校里，就有两种分配制度：城里的学生，毕业之后分派工作、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农村来的学生却要全部回到农村去，依然当社员，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农村。这就是农民身分歧视。这样，文革时这些农民子弟首先起来造反是很自然的，加上他们家庭出身好，又很自然地成为造反派的领导和骨干。我也因为支持他们受了很多罪，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顺便再说一点，大饥荒后的「整顿」，在工厂里也强化了厂长和技术人员的权威，加强了对工人的管理，这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管理、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差别与矛盾，再加上实行两种用工制度，造成了合同工（契约工）、临时工与工厂管理者，以至正式工人之间的矛盾：这都孕育了文革中工人的造反。

以上所说，尽管限于我个人的遭遇以及我所在的贵州一所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内的情况，但也有一定代表性。其所反映的文革前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我想概括为两点：第一，在「五七体制」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大饥荒以后的大抓阶级斗争，到思想、文化、教育的大批判，再到四清，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社会矛盾，群众中郁积著一股怨愤情绪。毛泽东敏锐地把握到群众对「五七体制」的不满情绪，并利用群众和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之间的矛盾，发动了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有群众基础的一在把握和利用群众情绪这一点上，毛泽东比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们，显然要高明得多。

但我们还必须说另一点，否则也会遮蔽问题。文革前夕的社会积怨虽然已经相当深了，但并没有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比如说我跟书记和校长之间再有矛盾，我还是把他们看作「老革命」，绝没想到要把他们打倒、对他们进行专政。书记、校长尽管对我极不信任，但他们也并不否认我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对我还是采取「有限制的使用」政策，如果不搞运动，也不会随便将我打成反革命。也就是说，文革最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完全是毛泽东有意引导的结果：一是将社会矛盾高度激化、政治化，一是将群众的怨愤情绪引向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引向「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以至「全面内战」一这正是我们讨论过，「五七体制」中「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的毛式战略与策略的全面运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刻意制造出来的。

不管怎样，历史走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只看毛泽东如何点火了。

编注

1. 四清运动：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焦点在于推行社会主义教育以解决干部腐败问题。会后在全国范围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在城市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与在农村展开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的「小四清」运动，直到1965年毛泽东颁发〈二十三条〉，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2. 中国变修：「修」指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列宁、斯大林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不同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派别，如社会民主主义，即为「修正主义」。在中国国内，毛泽东自认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一切不同于己的思想都是「修正主义」。他提出要防止「中国变修」，就是要防止中国走上背离毛泽东自己意志的道路。

3. 匈牙利裴多菲倶乐部：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匈牙利的学术社群。其前身为解放前地下共产党控制的慈善性资助工农子弟求学的团体，后转为知识分子讨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问题的论坛，并被当局定为「反党、反人民民主专政」的团体，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倶乐部扮演重要角色。

4. 桃园经验：指王光美在1963年11月-1964年4月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其要点是出于「三分之一的政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在需要夺权的地区，避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由上级派驻的工作组在农民中秘密串联，直接发动群众起来反对基层干部。

5. 二十三条：1965年1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定稿通过，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该档将四清运动的重点定为清理「党内走资派」，并纠正之前四清运动的人海战术、斗争面过宽等问题。

6. 欧洲六八学生造反运动：1968年3月法国大学生掀起改革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学潮运动，重点为改变封建式的教育制度（如：改善高中会考的缺失，大学生人数超多问题）及「性改革」（抗议大学内男生禁止进入女校、要求女生发禁、服装等解放）。5月2日法国南德合大学开始停课，是为五月学运，学生在巴黎大学及拉丁区示威抗议，并与警察展开冲突，此抗争蔓延至欧洲。

[1]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卷），页1252。

[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92。

[3]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1962年9月27日），收《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653-654。据《毛泽东传》说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四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过他修改审定的」。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卷），页1259。

[4]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1963年2月25日）。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动：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295。

[5] 沣县闸口公社社员：〈关于干部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人书〉（1960年2月16日），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页163、164-165。

[6] 毛泽东：〈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293。

[7]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4号），本文件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67。

[8] 乔培华：〈信阳事件〉，未刊稿。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68。

[9] 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1910-2001）在河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1060年12月6日）。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73。

[10] 转引自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篇），页69-71。

[11]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345。

[12] 毛泽东：〈对陶铸的信和蹲点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4年12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259-260。

[13] 毛泽东：〈对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的批语〉（1964年12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256。

[14] 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5年1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265-266。

[15] 毛泽东在1964年2月，对来访的金日成（1912-1994，北韩）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泽东还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见曹英等：《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页268-270。转引自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文收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页247。

[16] 转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页346。

[17] 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284。

[18]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9月27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页1226。

[19] 毛泽东对《戏剧报》、文化部的批评（1963年11月）。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页1226。

[20] 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1963年12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436-437。

[21]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讲话后的插话（1964年6月11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228、1229-1230。据说毛泽东还提出了「工人贵族」的概念，但这并不符合事实，有这样的统计数字：上海全民所有制工厂，在1961-1965年，月工资在40-60元的，占职工总数的89.69%，月工资在71-80元的占0.48%，月工资在81-90元的占0.07%，最低的40元与最高的90元，仅1倍多。即使是高工薪，1957年少将月薪350元，1956年一级教授（全国仅56人）月薪345元，以后几十年也并无变化，只是最低工资的9倍。高级干部的工资情况也大体如此，地方中级干部的工资和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的差距也在两倍左右。据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所附：〈表八•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平均工资〉、〈表九•1961-1966年上海职工按标准月工资分组〉，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页592。又据黄新原：〈1956年的定级〉，载《人民政协报》（2004年10月28日）。转引自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收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页248。

[22] 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964年6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91。

[23] 毛泽东：〈对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的批语〉（1964年8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135。

[24] 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关于卫生工作的谈话。

[25] 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的插话（1964年11月28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227。

[26]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22-23。

[27] 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1966年5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4。

[28] 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1966年5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4。

[29] 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1966年4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35。

[30] 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1966年4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35。

[31] 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1966年4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35。

[32] 参看李向前：〈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六十年代的分析〉，文收《毛泽东剪影》，页300。

[33]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页640-641。转引自钱库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14。

[34] 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173。参看熊向晖：〈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页386-387。

[35] 参看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261-266。

[36]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1月16日），《顾准日记》，页244。

[37] 顾准：〈顾准日记〉（1960年2月28日），《顾准日记》，页260。

[38] 顾准：〈1962-1964年在经济所——历史交代〉（1969年6月10日），《顾准自述》，页296。

[39]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自印本。

[40] 刘少奇和山东干部的谈话（1964年7月），转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页132。

[41] 刘少奇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修改，见吴冷西：〈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页149。

[42] 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转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页170。

[43] 参看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44] 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45] 李新：〈「四清」记•刘少奇讲话〉，《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页377-378。

[4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卷），页1369。

[4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卷），页1370。

[48] 参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卷），页1369。

[49]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144。

[50] 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页173。

[51] 毛泽东：〈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1964年1月12日），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页510-511；关于「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的论断则见毛泽东：〈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外交文选》，页499。

[52]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395。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443。

[53] 参看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444-451、451-453。

[54] 毛泽东：〈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外交文选》，页513。

[55] 刘少奇在天津部队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1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594。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469。

[56]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页675-676。

[57]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页151。

[58] 所谓「三线」，是把中国从沿海和沿边到内陆分为三道防线。而所谓三线建设，一方面是把沿海一线易受攻击的工厂迁移到内陆山西、河南和两湖西部的二线地区以及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宁夏、青海和甘肃等七省的三线地区，同时在三线地区建立一个完整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并极力改善内陆交通。

[59] 参看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459-460、478-479。

[60] 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196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405。

[61]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最早是在1946年8月和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美国）的谈话中提出的。他强调，美国首先要对付的不是苏联，而是在美苏之间的「广大的中间地带」，因此，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中间地带的革命，直接关系美苏双方的力量对比、甚至影响美苏关系的未来走向。毛泽东那时提出「中间地带」的概念，显然是要在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下，确立中国革命的合理性与重要性，这和六十年代再提〉「中间地带」以建立新的世界格局，具有不同的背景和意义。见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089-1090。参看杨松奎：《「"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的中共成功之道》，页516-517。

[62] 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毛泽东外交文选》，页508。

[63] 参看毛泽东：〈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非洲是斗争的前线〉、〈反对美国——吴庭艳政府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中法之间有共同点〉、〈从历史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等文，皆收录于《毛泽东外交文选》。

[64] 据斯诺《漫长的革命》一书透露，毛泽东在1970年会见他时，曾说到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刘少奇提出恢复中苏同盟，以抗衡美国在越南的威胁。转引自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350。

[65] 中共中央党内通知（1963年1月6日）。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345-346。

[66] 见毛泽东：〈赫鲁晓夫日子不好过〉（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359。

[67]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8] 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批语和修改〉（1963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250-251。

[69] 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批语和修改〉（1963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248-249。

[70] 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批语和修改〉（1963年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247。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载《红旗》1963年第3、4期（1963年3月4日出版）。

[71] 一位同情中国的法国记者卡罗尔（K S Karol）在中苏论战中访问了中国，并写有一本《毛泽东的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hz Chine De Mao: Vautre Communisme），出版后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书的结尾，他谈到了对中苏论战中的中国立场的看法，他认为〃中共立场最大缺点在于无法向全世界讲清楚毛泽东主义政策的主导路线是什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固执地从表面上维持斯大林的神话」，「中国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它自身就是对斯大林活生生的否定，而另一方面却又拒不承认这一点，而且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希望工人运动回到昔日的美好时光」中去」。见[法]卡罗尔著，刘立仁、贺季生译：《毛泽东的中国》（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页407。

[72]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1965年9月3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页445-497。

[73]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1965年9月3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页479。

[74]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1965年9月3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页48。

[75]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6] 见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页243。

[77]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78] 毛泽东：〈为印发杜勒斯演说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1958年1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06。杜勒斯演说内容见页606-607注释（1）。同时参看毛泽东〈为印发杜勒斯批评我国人民公社言论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1958年1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605。

[79] 毛泽东对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1958年11月30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页1140。

[80] 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页2。参看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载《党的文献》1990年6期。转引自郛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页27-28。

[81]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5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卷），页1245-1246。

[82] 参看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85-88。

[83] 胡锦涛：〈生动的一课——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人民日报》（1964年11月6日），转引自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页494。

[84] 这里是借用毛泽东早年诗词〈沁园春•长沙〉里的诗句。见毛泽东：〈沁园春•长沙〉（1925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页6。

[85] 见安东尼•马尔罗：《回忆录》，转引自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译组编译：《历史巨人——毛泽东》，页428-429。

[86] 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之魂》，页108-109。

[87] 人们还注意到，在1964年，毛泽东多次谈到：「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限的」（8月，接见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的谈话）；距离「下一次冰河期的到来时间」，「人类还有一百年的时间好过」（5月，接见印度尼西亚外宾时的讲话）；「动物发展至少经过一百万年，才生出人的头和手，将来还要发展。我就不相信只有人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我看还要变」（8月_，和哲学家的谈话）。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之魂》，页86。

[88] 转引自迪克•威尔逊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译组编译：《历史巨人——毛泽东》，页435。

[89] 毛泽东：〈同日中友协代表团等日本朋友的谈话〉（1961年10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页584-585。

[90] 毛泽东：〈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1963年12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454-456；毛泽东：〈杂言诗•八连颂〉（1963年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332；毛泽东：〈为学习雷锋题词〉（1963年3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页259。

[91] 引自黄政：〈林昭第二次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文收许觉民编：《走近林昭》（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页122。

[92] 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手抄复印本。以下引文皆出于本文。

[93]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页81-82。

[94] 参看张朗朗：「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页30。

[95] 郭世英对牟敦白语，见牟敦白：〈 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廖亦武：〈（沉沦的圣殿》，页22。

[96] 参看牟敦白：〈 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廖亦武：《沉沦的圣殿》，页28-29；亦可参看周国平：《岁月与性情》。

[97] 《干部子弟娩化变质九例》（1963年公安部文件）。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页411。

[98] 宋永毅：〈访 X诗社张鹤慈〉，原载《民主中国》2003年7月号，见地方文革史交流网：http://difangwengeorg/readphp?tid=6246。

[99] 王学泰：〈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多梦楼随笔》（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页420。

[100] 王学泰：〈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多梦楼随笔》。参看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页420。

[101] 陈一咨：〈革命何罪？一给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第一封信〉（1968年10月）、〈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陆平黑帮作不调和的斗争〉（1966年8月），复写手稿。

[102] 陈一咨：〈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点意见〉（1965年2月），油印稿。

[103] 陈一咨：〈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点意见〉（1965年2月），油印稿。

[104] 陈一咨：〈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些意见〉（1965年2月），油印稿。

[105] 陈一咨：〈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些意见〉（1965年2月），油印稿。

[106] 陈一咨：〈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点意见〉（1965年2月），油印稿。

[107] 参看陈一咨：〈给（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信〉（1964年寒假）、〈给校系工作提一点意见〉（1965年2月）、〈给胡耀邦的信〉（1963年寒假），油印稿。

[108] 参看陈一咨：〈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陆平黑帮作不调和的斗争〉（1966年8月），复写手稿。〈革命何罪？一给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封信〉（1966年10月），复写手稿。

[109] 班主任，相当于台湾的班导师或级任老师。

第十讲 文化大革命时代（上）

1966-1976

|2009年11月10日、17日讲|

文革的历史特别复杂，可谓「千头万绪」，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叙述、阐释。这一讲到下一讲，将从文革民间运动和毛泽东的互动关系出发，前面加一个「发端」，后面是一个「尾声」，当中则是「文革故事」。

发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绘制的宏图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要达到什么目的？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1956-1957年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改革」，二是1958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第三件大事就是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首先说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有一段形成的过程。我们上一堂课说过，1964年的「九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里，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原则，大概已见这个理论的雏形;到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一般称〈五一六通知〉）、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般称为〈十六条〉）里，有更进一步的阐释。最后在1967年11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文章〈沿著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里，才作出系统、全面的概括。我现在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为题，选载在《课用选文》，同学们可以仔细去读。这里只作一个简单介绍。其要点，大概有三条。

第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回答非常明确：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前者是后者的党内保护者，因此「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

这就意味著，革命对象已经由传统阶级斗争的对象一社会上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一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大家注意，这里不再提「官僚主义者阶级」，而只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说，是从党内斗争的角度、从执行什么路线、以「跟谁走」为标准来确定革命对象，这就引发出许多问题和争论。而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重点也在党内的学术权威，也即通常说的「党内大知识分子」。

第二，用什么办法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提出，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2]又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也就是要摆脱现有的组织、制度、纪律、方法，而直接诉之于群众。所谓群众民主、「大民主」，在当时称为「四大自由」（实际上是「五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串连。其实就是有限度地给予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集会等自由，这在1949年后的中国是破天荒的。

选择「由下而上」的群众「大民主」的方式，其实显示了毛泽东的一个矛盾。如我们在前几讲里一再谈到的，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以后，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五七体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党「独揽一切」，从中央到地方的第一书记专政。在这样的党及书记个人一元化的领导结构里，各级权力机构，对上只接受单一主管党委的垂直领导，对下则垄断属下一切事权乃至人权，成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北京市委的批评），而又上下勾连，难以撼动。毛泽东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严密的权力结构，来实现他个人对全党、全国的一元化领导；但当毛泽东决定要发动全面的阶级斗争，而且要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革命对象时，他就发现，如果仍然沿用「自上而下」的传统方式，例如「反右运动」，1962年以来的「学术批判运动」，以至「四清运动」等，让各级党组织直接掌控斗争的领导权，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仅会遇到顽强的抵制，而且还会被转移斗争方向。他更发现，被「五七体制」所强化的党官僚系统，已经为刘少奇所控制，成为其权力基础。毛泽东明白，要从刘少奇手里夺回领导权，他所要面对的是整个党的组织系统。因此，他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自下而上地直接发动群众。这样也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他自己建立起来的「五七体制」，打破反右运动以后确立的某些观念（如：「批评基层党组织领导就是反党」）、纪律、制度，给群众有限度的民主权利。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讲的「大民主」，是有一个前提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属性是「无产阶级」的，因此，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全面专政」。这就是说，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3]这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全面专政」是毛泽东「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点，是继续革命的前提，同时也是其最后归宿。

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文革时期的专政和过去十七年的专政，包括「五七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有区别、有变化的。这里我想介绍1957年的学生「右派」理论家谭天荣对文革专政的分析。他引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拿破仑专政的独到剖析：马克思说，原来法国的社会结构里，皇权居最高位置，中间是贵族阶层，最下面是作为臣民的农民。拿破仑专政的特点就在于，他扫荡了贵族阶层，实行皇权和臣民直接结合，由拿破仑这个「农民的好皇帝」直接代表农民利益。谭天荣用马克思的分析来解释文革，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革命对象，实际上就是要扫荡党官僚和知识分子这两个中间阶层，而实行自称代表人民的毛泽东的「领袖独裁」和「群众专政」两者的直接结合。[4]而另一位研究者则指出，毛泽东所要试验的是一条「反科层化」的发展道路。[5]这样的分析，都是有启发性的。

第三，革命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毛泽东的理想蓝图是什么？我们先看《课用选文》里的一篇文章〈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写作时间是1966年5月7日、14日，在文革史上就通称为〈五七指示〉。毛泽东强调「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毛泽东又提出「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6]大家对这样的设计，应该比较熟悉，其实这本来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后来因为大饥荒未能实现。现在毛泽东又再次提出，还是坚持他那个在低生产水平上，打破社会分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他提出要把解放军办成一个「大学校」，紧接著《人民日报》就发了一篇社论，强调要通过文革，使全中国都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7]于是我们就需要注意毛泽东的一个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8]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里，还有这样的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并且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9]这就透露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意图，是要把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用他的思想来改造中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灵魂。所以，后来林彪、陈伯达、康生贡献给毛泽东「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时，毛泽东拒绝了后三顶帽子，却欣然接受了「伟大导师」的称号。[10]这就道破了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年轻时候就怀有的「圣人梦」，现在他的梦想更大，要当影响世界人民思想的全球圣人，这应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个人目的：不仅要输出中国革命，更要将他的思想传播到全世界。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中心论」：「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从东方转到西方，现在又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东方来了」（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在东方起来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高得多。这个新文化的创造者是毛泽东同志代表的中国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11]这种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所谓「中国新文化」，置于高于人类一切文化之上的中心地位，「既比西方文化高明、又是东方文化的最高代表」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同时也将毛泽东的圣人梦赋予某种文化理论的色彩，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标一如果说，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圣人梦主要局限在中国，而且是从经济领域入手；那么现在，文化大革命就真正地要用文化来征服中国与世界了。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在文革一开始，曾写过一张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后来毛泽东把这张大字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且说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12]这也透露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意图：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北京公社」，将中国改造成「巴黎公社」那样的新型国家，用巴黎公社形式代替旧的国家机器——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到，毛泽东在1958年所发动的「人民公社运动」，就是受到巴黎公社的启发。1958年时他强调巴黎公社的「全民武装」原则和「经济组织和政权组织的合一」；现在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关注的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即所谓「巴黎公社三原则」：国家机关各级官员都通过全面直接选举产生；官员一律实行低工资制，工资不能超过工人；人民随时有权罢免不称职的官吏。为了贯彻毛泽东对于国家制度的这一新设计，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就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13]1966年8月21日《红旗》杂志第11期专门发表了〈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一文，具体介绍了巴黎公社三原则，强调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被选出来担任公职的人员，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而不是压迫人民的资产阶级式的官僚政客」。[14]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的天安门群众大会讲话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又作了新的解释，提出「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15]也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实现人民民主主权。这和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里关于劳动者「全面参加国家管理」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这两个思想对文革中的民间思想都有重要影响。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个很有意思的材料。文革前夕，毛泽东选择于1965年5月21日至30日「重上井冈山」，这本身就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1907-2001）暗示：「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16]显然此时毛泽东心中正在酝酿著比社教运动更为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随行人员意味深长地谈到：「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17]「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18]毛泽东显然试图从过去的革命传统里，寻找文革新思路的思想资源。于是，他就向随行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19]随行者按照当时（也是至今）流行的观念，谈到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党支部建在连上」，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两点。[20]毛泽东给予了肯定，同时又指出：你们忘记了一点：「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21]其实，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就已经总结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毛泽东当时就强调：「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22]

毛泽东在1965年重提「民主主义制度」的问题，自然是有明确指向的：「随著我们掌握政权〔……〕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23]当有人问道：「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24]毛泽东明确回答说：「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25]毛泽东还谈到：「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26]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提出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来重建国家机器，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巴黎公社三原则和1965年毛泽东所说的「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之间，存在著内在一致性，两者都尝试建立以人民民主权利为中心的「民主主义制度」。

现在我们作一个简单总结。从以上分析看来，毛泽东主要想在文革中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扫荡中间阶层的党官僚和知识分子，建立一个领袖独裁和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新的一党专政模式。第二件事情，是想继续坚持他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验。第三件事情，是试图创建一个能体现人民民主主权的公社式的新的国家体制。做这三件事要达到三个目的。其一，保持党和国家的革命性，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牢牢地掌握党和他自己的绝对领导棹力，一方面实行人民民主，一方面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其二，这样一个不变颜色的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此为根据地，推动世界革命。其三，由此达到一个个人目的，他要成为世界革命导师，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中国以至整个世界，以此立德、立功、立言，实现圣人理想。这大概就是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也是为中国、世界和他自己绘制的一个蓝图。

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毛泽东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甚至不惜把他创立的党的机器砸烂。但是他也就同时面临一个矛盾或困境，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课时多次提到的，当这个捣毁一切的疯狂机器发动起来以后，就是毛泽东自己也无法完全控制。文革尤其如此，毛泽东确实把全民族、各阶层的几亿中国人都发动起来，所有的地方，连最偏僻的地方，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卷入到这场大革命中来。这当然是他巨大的成功，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没有过，世界也没有过，其动员力度、广度，远远超过了法国大革命，真可谓「空前绝后」。毛泽东1967年夏天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以后，曾踌躇满志地说：「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27]他说的是事实，并未夸张。

但毛泽东同时也冒著巨大的风险。因为群众是有利益区分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间。在参与的过程中，人们就会根据某种利益的共通点，逐渐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产生文革中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这样，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群体和政府之间、党组织之间，以至和军队之间，以及和毛泽东之间，都形成了空前复杂而相互纠缠的关系，并且发生空前尖锐、复杂的思想分歧和利益冲突，最后造成了由地方性到全国性的大乱局面。

毛泽东自己喜欢大乱，文革一开始，他就在给江青的信里明确表达了他的信念和设想：「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28]自信有能力，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局面，文革没有出现全国崩溃，这也是一个奇迹。但这样一个「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局面，又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是出乎他意料的。他后来也承认，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两大缺陷」，[29]其实就是承认他虽然总体上控制了形势，但也有部分的失控。这种失控，就是因为群众在利益驱动下的行动，反过来对毛泽东所预设的蓝图，形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这种冲突和冲击，有利用、有抵制，也有曲解、修正和异化。可以说，是毛泽东发动了革命、发动了群众；革命和群众又反过来裹挟了毛泽东，影响了毛泽东。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将可以看到，毛泽东最初预定的目标，有的实际上被搁置，毛泽东自己也在逐渐后退，而且到最后，几乎所有的努力都走到预设的反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

因此，文革的叙述是十分困难的，它太复杂，涉及面也太广了，我们只能如前所说，从民间思潮与毛泽东的互动的角度来展开叙述，讨论民间社会的各个利益群体，对毛泽东的号召的不同理解，不同反应，他们所形成的不同的民间思潮，都会导致不同的行动，引发不同的结果，这又和毛泽东之间发生复杂关系。这样的民间思潮，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就像我们以前讲过，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事情，瞬息之间会有很大的变化，并与文化大革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形成了几个不同的时期。大体上可分成两大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66-1968年，也可以延续到1970年，基本上是属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第二时期则是1968-1976年。底下将先讨论第一时期，第二时期留待下一章作讨论。第一时期的中心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造反运动」，大概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和思潮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首先起来回应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召唤的，是青年学生，主要是中学生，而且是中学生里面的高干子弟。也就是说，文革这样一个影响深远、举世瞩目的革命，竟然首先由一群中学生娃娃所引发，这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

这正是毛泽东精心谋划的结果。发动革命，首先要寻找火种。我们已经讲过，1957年当毛泽东试图打击党内官僚的时候，他寻找的火种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但到了1966年，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早就已被毛泽东打整得毫无火气，不可能成为火种，何况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这一次再也不能由知识分子来点火了。按理似乎应该是从工人农民那里寻求火种，但毛泽东既是理想主义革命家，同时又是非常实际的实干家，他清醒地知道，再怎么发动革命，也不能影响生产建设，毕竟吃饭是最重要的，因此毛泽东需要工人农民坚守生产岗位，如果工人农民乱起来，没人种地做工，天下就真的要大乱了，这当然不行。于是，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年轻学生，他们的无知和激情正可以利用。其实，如我们前面所说，张中晓早已经发出过警告，林昭在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也提到了青春激情被利用的教训。但是政治家毛泽东却正要利用孩子的无知和激情，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毛泽东面对他的政敌（这回是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出的险棋怪招，在对方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

毛泽东发动青年起来造反，也不完全是出于政治家的谋略，还和他的一个信念有关。这里有一个材料：我们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里，看到毛泽东读《初唐四杰集》时有一个批注：「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毛泽东最后还写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他这番「三七开」论积压在心，实在想把它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30]1958年那一次应该是指我们已经说过的，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他后来还进一步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命题。所谓「现在又想吐」，此条批语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估计应是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但毛泽东又预言「将来还要吐」，那么，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革时，再次想到自己的「三七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文革就是发动「青年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去造老年人、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地位高的人、那些「党内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反。毛泽东看重和欣赏「红卫兵小将」，就是因为他们「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毛泽东要做的事，就是要对他们「加以鼓励」，「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当然，也同时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早在1964年6月、7月，毛泽东就接见了他的外甥女和侄子，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毛泽东在他们面前猛烈地批判当时的学校教育，意味深长地说：「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31]「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32]并且有意识地让他们把谈话扩散到党内和社会上去，实际上就是煽了一把火。

首先得到信息的，当然是高级干部的子弟，毛泽东和他侄子的谈话迅速在中学生中传抄。顺便说一下，中共的许多高级干部，因为常年打仗，结婚都比较晚，到了1964、1965年，他们的子女基本上都还是中学生，只有少数像毛泽东的子女已经上了大学。就是这样一个多少有点偶然的原因，就把中学生的高干子弟推到历史舞台的最前沿。早在1964、1965年间，北京重点中学「四中」、「六中」、「八中」以高干子弟为主的部分学生就开始串联，罢课罢考，还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对中学教育表示不满，要求向中学派驻「四清工作队」，推动中学教育革命，同时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社会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他们自称为「四、六、八学潮」，这可以看成是一次红卫兵运动的预演。[33]到1965年10月28日清华附中预651班的干部子弟骆小海（生平不详），就在学校的教室里贴了一张小字报，题目是赫然六个字：〈造反精神万岁〉，实际上就是对毛泽东1964年11月发出造反号召的一年后的回应。[34]后来就是这位骆小海起草了文革中第一张红卫兵大字报，他完全没有想到，毛泽东是通过他之手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造反之火。

现在我们就来读这张大字报。文章已经收入了《课用选文》。大字报的题目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共有三篇，通称「三论」。[35]据说原来的题目是〈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几个字是后来大字报在《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时，编者加上去的，大概是要强调造反精神的阶级性，以和「资产阶级造反」区分开来。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这是红卫兵组织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时间是1966年6月24日。此时这些清华大学附中的高干子弟，已经响应毛泽东号召，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和学校的团组织和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织之间发生非常剧烈的冲突。他们要求成立学生自己的组织，由于1957年以后，党内有一个规定，不允许任何一个党不能控制的独立组织存在（今天也是如此），因此，学校党组织和工作组自然不予批准，并竭力压制。这些高干子弟就于1966年5月29日在圆明园的旧址秘密聚会，决定不受学校党组织、工作组的制约，自己组织起来，并命名为「红卫兵」，意思是自命为「捍卫红色江山的战士」——顺便说一下，命名者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著名作家张承志（1948-）。在他们之后，北京大学附中的部分学生又在1966年6月2日成立了「红旗战斗队」，这大概就是文革中最早成立的两个自发性的红卫兵组织，但他们的合法地位一直得不到承认，当时刘少奇就有明确指示：「学生搞的自发组织还是要用党、团组织来代替。党外、团外，都不能搞秘密组织、秘密活动。搞秘密组织，后果不好」，[36]「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37]这些一开始不被承认的、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早期红卫兵，在以后的文革叙述里，一般称为「老红卫兵」，以和我们之后要讨论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

了解以上基本背景后，我们就可以讨论了。大字报很短，我们先来朗读其中的「一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感受一下文章所渲染的气氛：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质量，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忸怩起来，絮絮叨叨、呑呑吐吐。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折衷主义。

你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者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槁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空，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38]

你们觉得这腔调是不是非常像我们上次说过的「九评」？它完全继承「九评」的传统，同时，很多句子都是从毛泽东的著作（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里移过来的，这是典型毛派思路和文风。

我们读老红卫兵这些大字报，首先感到的是浓浓的火药味：「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灵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揄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这些话，都是毛泽东在1966年最想讲的话，他就是想把整个天下搞乱，越乱越好。毛泽东早就写过诗词，叫做「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些红卫兵小将以孙大圣自居，起来揄金箍棒，要打翻整个中国、打翻旧世界：这正是毛泽东想做的，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局面。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敏感的中学生，他们感受到了毛泽东的意图，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然后用毛泽东语言说出他们自己的、其实也是毛泽东的心声。所以毛泽东立刻写信给他们，表示他们的大字报「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表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39]在毛泽东指示下，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在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第11期公开发表，红卫兵「造反」的呼声及毛泽东对红卫兵公开支持的信息，立刻传遍全中国。

问题是全国如何反应？这里我想讲一讲我自己的反应。我第一个反应是惊呆了：怎么这样理直气壮地「造反」？这在当时是绝对想不到的，因为「造反」两个字在1957年反右莲动以后，成为一个禁区，已经久违了。在「五七体制」统治下，我们已经习惯于做党的驯服工具。现在突然听见要造反的声音，能不大吃一惊吗？接著第二个反应是恐惧和忧虑，因为反右以后，我们都是惊弓之鸟了，立刻想到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肯定是新「右派」，《红旗》杂志发表们的大字报，恐怕又是一次「引蛇出洞」，由此我预感到可能新的反右运动又要开始了。但是冷静下来，我又产生第三个反应，就是深深地被吸引，有一种在重重的压抑下被重新唤醒的感觉，而且很快地想起我自己的种种遭遇，包括我和校长、支部书记所发生的冲突、我所受到的压抑等等，也就在内心深处引发出「造反」的冲动。应该说，我这一种「吃惊一恐惧」和「忧虑一被吸弓[」的反应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因此，可以说在1966年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语境下，老红卫兵的「三论」所传达出的毛泽东对「造反」的召唤，以及所内含的怀疑、批判精神，是对「五七体制」的一个巨大冲击，对我们这些长期束缚于做党的驯服工具桎梏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无疑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是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它有自己特殊的内涵，它的理念与行动，都表达和反映了这一特殊群体的利益需求，需要作更具体的分析。我们大体上可以作五个方面的讨论。

第一，他们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首先不是由工人农民，不是由一般的受压抑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起来造反，而是高干子弟要造反？回答是：「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理由很简单，只有两条：一条是我们的父母就是造反者，我们当然继承他们的传统，「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的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40]因此，这是「天赋造反权」，其背后的血统论观念是很强的。第二条，也是更重要的，据说高干子弟也是一个受压抑者。这背后显示了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后所面临的一个新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著由革命向建设的过渡和转变，如果说革命主要是靠武器，建设就必须靠知识和文化。而在知识和文化方面，被推翻的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是占有优势的。这就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些被推翻的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在政治上受到歧视，但在知识和文化上，却占有事实上的优越地位。而「十七年」的教育制度，又越来越强调智育教育，在这样的体制中，受到鼓励的是知识分子的子女，甚至是被推翻阶级的子女，我自己大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在中学的时候凭借学习上的优势，发展非常顺利。相形之下，这些高干子弟虽然在政治上占有强势，但却因为在文化知识上不占优势而不被老师重视。这样，政治上的优越感和思想、文化上的自卑感，就构成了高干子弟和工农子弟心理的不平衡。由自傲、自卑与妒嫉，转化为对非高干出身，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或旧阶级子弟的所谓「阶级仇恨」，并产生出造反的冲动。

其二，这些高干子弟红卫兵又扬言：我们是天生的掌权者，「大权一定要我们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利」，理由也非常简单，而且看起来理直气壮：我们父母流血打下江山，我们当然是权力的继承者，「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41]天生造反就变成了「天生接班」，「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42]这样的豪言壮语在当时的高干子弟中不胫而走。这也并非没有根据，有材料说，1966年7月，正是红卫兵大造反的时候，正和刘少奇一起主持文化大革命领导工作的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使工农革干子弟逐步掌握学校的领导权，这要成为一种趋势」，这大概也是他默认的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43]而事实上，那一时期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许多高干的子女，就掌握了所在学校的领导权。此种把领导权交给高干子弟的思想，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一直没有变。四十年后的今天，「高干子弟要掌权」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党内斗争的焦点，这其实正源于1966年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这背后隐含著的正是「打天下者坐江山」的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逻辑，带有极大的封建性，却恰恰是一切独裁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但这合法性是极其脆弱的；因此，在理直气壮地宣称「权力掌定了」的同时，掩饰不住其内在的理不直、气不壮。

其三，不但造反的目的是为了掌权，而且还要垄断造反权利。于是就有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的口号，公开宣称：「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44]对专政的强调和造反的鼓噪，形成强烈对比，却又有著内在的统一，这倒也道出了高干红卫兵造反依然是要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也即一党专政，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

其四，那么，我们就要追问：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他们如何理解「造反」、他们如何「造反」？

我们刚才读的红卫兵的大字报说得很清楚：造反就是暴力，要排除一切人情、温情，实行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这就极容易导致对人性内在的恶与嗜杀性的大诱发。但是他们同时又相信，只有经过这样一个大破坏、大杀戮，才能「杀出一个新世界」，而他们理解的「新世界」，又是一个矛盾的终结点，一个与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决裂的、无限纯粹的、没有任何污染的理想社会。这就是红卫兵的造反双重性，是理想主义与专制、屠戮的奇特组合，更准确地说，是在理想主义旗号下的专制和屠戮。红卫兵也就成了天使与恶魔的混合体。

其实践结果，就是群众专政。正是老红卫兵的造反，直接造成1966年的「八月屠杀」，文革史上称为「血八月」。首当其冲的是城市里的老师、校长。刘少奇早在7月初就发出指示厂中学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45]而所谓「审查」，按文化革命的专政逻辑，就必然是暴力的；这样，中学老师和校长就自然成为红卫兵施暴、拷打到屠杀的对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卞仲耘（1916-1966）校长是第一个倒在血泊中的老师，一群女中学生把她们的女校长活活打死，这确实骇人听闻。[46]在当时的红卫兵监狱（称为「牛棚」）的墙上赫然写著「红色恐怖万岁」几个字。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的40天内，北京地区被红卫兵抄家近3万4,000户，被残酷打死或自杀人数达1,700余人。[47]而这样的群众暴力正是毛泽东所鼓励和支持的。正是在「血八月」高潮时，《人民日报》于1966年8月20日发表〈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社论，大谈不要「用许多清规戒律来束缚群众的手脚」。[48]江青还专门达了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的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了」。[49]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农村里更是掀起一股「屠杀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之风。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兴县。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仅仅三天，在大兴县的13个公社，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和子女就有325人，满门抄斩22户，年龄最大的是80岁，最小的只有38天。[50]

问题是，这是在「杀反革命有理」的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杀人。大兴县的大屠杀，就是在毛泽东7呆卫首都安全」的号召下，在公安部长关于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杀戮，在「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抄家「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的指示下，由县公安局制定计划、公社主任和党委副书记直接指挥，并由民兵执行的。一位学者指出，文革中的大屠杀，是「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个结果和延伸」，[51]这是击中要害的。我们在下面将要讨论的1967年的「二月大镇压」「七月大镇压」，1968年的「夏季大镇压」，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无一不是对群众的镇压与屠杀，而且都是国家机器、军队和政府的行为，现在许多人把文革中的屠杀与死亡完全归之于红卫兵、造反派的「暴民」行为，这是对国家体制的罪责的一个有意无意的遮蔽和开脱。当然，参与杀人的「暴民」，也自有他们的责任，问题是，他们之所以参与杀人，大都是怀著神圣、高尚的革命激情和幻觉，以及革命恐惧感，它和我们上次讲的大饥荒求生性的吃人不一样，此种革命的嗜杀狂，是更令人恐惧的。而这又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的结果，这本身也是国家教育的责任。

其五，我们还要追问：这些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造反的对象是什么？仔细研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可以发现，他们要造四个方面的反。一是反修正主义黑帮；二是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三是反统治学校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四是反「一切牛鬼蛇神」。

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最著名的大概就是「破四旧」，大家可能有兴趣，但或许觉得不能理解，我这里作一个简单的介绍。「破四旧」应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早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毛泽东接见法国国务部长时，就说过：「应当消失的是中国过去的思想、文化和风俗，应当出现的是那些现在还不存在的思想、风俗和文化」。[52]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推行的是一条和一切传统彻底决裂的文化路线，这突出地表现在文革的另一个口号上，即所谓「彻底批判封、资、修」，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中国自己的左翼革命文化，都在扫荡之列。从这一角度看，红卫兵的焚毁一切的「革命行动」是符合毛泽东的意图的；但红卫兵的一些具体作为，却又把毛泽东的意图简单化与庸俗化了。比如当时北京二中红卫兵发布过一个〈最后通牒〉，要「向旧世界宣战」。其实，他们真正宣战的不是「旧世界」，而是他们所理解的「旧世界」的象征。那是些什么东西呢？首先是一些时髦青年的港式发型，比如说飞机头、螺旋宝塔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种港式衣裙等等[53]——大家不要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想得很简单，它也有稀奇古怪的事情，虽然不直接受台湾影响，但还是受香港的影响，所以也有奇怪的发型。此外，还有火箭鞋（尖头皮鞋）等等。所谓红卫兵的革命造反，就是站 P马路上，过路行人中，凡有梳飞机头，穿尖头鞋的，就立即强制把头发剪 Y，把鞋扔了，让你赤著脚走路。这其实就是孩子的恶作剧，但也造成恐怖气氛，谁也不敢上街。

这里，还有一份北京二十六中（当时改名为「毛泽东主义学校」）编发的〈破旧立新一百例〉，其中宣称：「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立即停止出售」（第28条）；「不许资产阶级混蛋随便逛东蹓西、逛公园〔……〕，不许他们想入非非」（第45条）[54]——这样一个让今人会觉得很荒谬的宣告，其所隐含的绝对平均主义、排除日常生活的、禁欲主义的所谓「革命化生活」想象，以及不允许「想入非非」的单一化、模式化的思想管控，倒是道出了文革所要推行的「破旧立新」的某些实质性意图。

「破四旧」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改街道的名字。比如东交民巷，当年是外国大使馆集中地，就叫反帝路，苏联大使馆门前的路则叫反修路。大家现在常去的长安街，就叫东方红大街等等，以为名字一改，就实现「革命化」了。这都可以叫作「革命幼稚病」。

造成灾难的，是焚烧图书、捣毁寺庙。其中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就是1966年10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师大红卫兵大造孔夫子的反。据说有十万人聚集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结果毁坏了文物6，0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其中珍本1,000多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多座。[55]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毛泽东所要鼓动的「破四旧」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其实，早年的毛泽东就提出过要「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的主张。[56]现在竟在毛泽东权力的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民族文物与文化的一次大劫难。现在我们也终于明白：1953年焚烧沈从文的书，不过是一个预兆。

这种有著浓重的反智主义色彩的「破旧」的另一面，就是所谓「立新」。文革所要建立的新意识形态，在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其主要内容就是「三崇拜」：领袖崇拜、革命崇拜与群众崇拜。「崇拜」二字，是最能显示文革意识形态的非理性特征的。

首先是「领袖崇拜」。我们说过，1958年在毛泽东的「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的鼓励下，曾有过歌颂毛泽东的热潮；而文革的领袖崇拜，则有新的特点，主要有三。其一，文革前的个人崇拜是和党崇拜联结在一起的，崇拜和服从毛泽东，同时也要崇拜和服从党；但在文革，特别是初期，毛泽东为了要打乱各级党组织上下勾连的统治秩序，需要一定程度上破除党迷信，于是就在《人民日报》文章所说「我们无条件地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之后，特意加上一句：「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57]这样把党分割成「正确领导」与「错误领导」，实际上就是要建立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威，来取代党的权威，甚至扫荡、破坏各级党组织的权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号召：「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著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58]其二，文革中的毛泽东崇拜，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教仪式化的特征。毛泽东的像章、画像、座像、塑像、著作、语录、诗词，都成了「圣物」，几乎供奉在每一个家庭。背诵毛泽东语录，三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成为集会等公共活动的基本仪式，还修建了各种「忠字台」、「忠字牌」，大跳匕忠字舞」。以后又发展成「早请示」、「晚汇报」，要求在毛泽东像面前每天忏悔，「斗私批修」、跟斗私字一闪念」。[59]不但在工作单位，连家庭里也要做这样的准宗教仪式。最具有讽剌意味的是，毛泽东号召人民大破四旧时，是打著「破除迷信」的旗号的；而在号召新」时却倡导新的、更大的迷信，造成更大的愚昧。其三，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是服从于一个政治的，也是毛泽东个人的目标，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而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意味著思想上的绝对排异性。用林彪的话来说，就是「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就是意识形态专政，而且是以国家政治权力作为后盾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颁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一般称为〈公安六条〉）里，就明确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而如研究者所说，「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的高度结合」，也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这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60]

文革意识形态的第二个要点是「革命崇拜」。如前所说，红卫兵打出的第一个旗号就是「造反有理」，也就是把革命（造反）的合理性推到极致，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除了这样的绝对性与唯一性外，文革中的革命崇拜也有三个特点。首先，如研究者注意到的，文革红卫兵和后来的造反派，在高呼「造反有理」的同时，还高喊「革命无罪」，也就是说，革命造反的参加者都有一种「受虐一反抗」的心态，这既有事实依据（如在「五七体制」下受压，或在文革的不同阶段因为不同原因而受压），也有在想象中被夸大了的悲情。[61]这正是毛泽东所要利用的，这样的受虐心理支配下的革命，是具有极大的煽动力和社会动员力量的，它也极容易趋向狂热与非理性。

其次，文革中的革命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红卫兵的口号就是「红色恐怖万岁」。文革中最流行、影响最大、后果最严重的毛泽东的语录就是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为「痞子」的辩护词，更是传遍文革时期的中国：「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著游乡。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62]不仅毛泽东的暴力思想，连同他鼓励的暴力行为，都成为红卫兵和后来的造反派的行为典范。文革中的许多暴行，都是在「革命」的神圣旗号下发生的；文革中的革命也具有鲜明的「痞子」，即流氓化的特色。

其三，文革中的革命，也同样具有宗教仪式化的色彩。研究者特别注意到了文革中，各种色彩的象征意义：红色与草绿色（军服的颜色）被看作革命的象征，白色与黑色，则是反革命的象征。所有的革命斗争场所都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其间被游斗的「敌人」（从「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到「地主」、「富农」、「历史与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都戴白色高帽、挂黑牌。[63]动辄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集会（批判会，申讨会）、游行示威，还有革命大串连，都成了革命仪式。宏大的场面、如潮的人群、山呼海啸的口号，显示了革命的非凡气势，更成为革命动员方式、心理控制方式，以形成非理性的群众革命意志。

文革意识形态的第三个要点是「群众崇拜」。林彪公开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64]这就将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至上」观推向极致，「将群众意志神圣化，普遍化，以群众的思想和行为为绝对价值」，「将群众的无拘束、无控制、非理性的「自由」当作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所谓「群众自己相信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变成「群众的自我崇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随心所欲，这就是文革中的「大民主」的实质。[65]这样的群众拜物教，也是文革暴力的一个重要根源，即所谓「群众，群众，多少暴力假汝之名以行！」

还需要指出的是，文革意识形态的「领袖崇拜」、「革命崇拜」，以及「群众崇拜」，是以「领袖崇拜」为轴心的：毛泽东被视为革命的象征和化身，群众利益的最高代表，毛泽东思想则是革命与群众的力量源泉，所谓革命意志与群众意志，都是毛泽东意志的外化，而且最终要服从毛泽东的意志。文革中真正具有绝对性、唯一性的是毛泽东及其思想。毛泽东正是要利用群众对革命的广泛参与，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有研究者将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概括为「高度参与的依附型政治文化」，是很有道理的。[66]

应该说，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是上述文革意识形态的忠实推行者，是符合毛泽东的意志的，因此，他们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利用，也理所当然。但随著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却越来越不满意这些老红卫兵。这里主要的问题是，老红卫兵看起来气势汹汹，打击面很宽，不仅国家文物，连普通人民，包括青年的生活，日常穿戴，都要干预，而且还扬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他们革命、造反的对象，恰恰没有毛泽东最在意，也最要打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为当权派都是他们的父母，所以后来有人反对他们，说他们是「保爹保妈派」。事实也确实如此。当他们的父母受到冲击时，他们就组织起来，成立「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和「首都红卫兵纠察大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公开发表通告，宣称要「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以前的毛泽东思想」，[67]「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68]「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反动造反组织」。[69]其实这些高干子弟老红卫兵他们真正要保卫的，是不受制约、监督的党的绝对权力，以及各级党领导干部独揽大权的书记专政的「五七体制」，维护体制给他们的父母、家庭和自己带来的既得利益和既定秩序，这就显示了本质上的保守性。

其实，和这些老红卫兵同时，还有一批人，我们把他叫保守派」。保守派跟老红卫兵都要维护「十七年体制」，不同之处在于，老红卫兵要维护的是「十七年体制」下的高干利益，而保守派的主要骨干成员，是「十七年体制」群众当中的「左派」，还有一些基层党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友，其中也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特别是老工人、老农民、老劳动模范，他们或是要维护自己在「十七年体制」下的既得利益，或者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也都要「保卫党和各级领导干部」。

但他们不知道，在1966年的中国政治中，要7呆卫党和各级领导干部」恰恰违背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搞乱各级党组织的意图。这样，从文革一开始，不仅是保守派，而且更是这些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都和毛泽东发生了冲突。对毛泽东而言，他处心积虑地发动红卫兵起来造反，固然想利用红卫兵煽风，点起了文化大革命造反之火，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这些高干子弟老红卫兵出于自身的利益，却最终走到了毛泽东意图的反面。在毛泽东看来，他们只打击地富反坏右，却放过当权派，都会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甚至他们的「破四旧」，也有使革命庸俗化，造成社会混乱的负作用。这更意味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歪曲和抵制，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高干子弟背后还站著他们的父母。现在很多的材料都证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有很多高级干部的支持与参与。[70]比如邓小平的女儿就是打死北师大附中女校长的红卫兵头头，邓小平本人对这所学校的运动也有具体指示。最近这位当年的老红卫兵头头写回忆录，恰好回避这样一段历史，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说到了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高级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反应、态度和对策。刘少奇说：「至于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诚心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邓小平则说：「有的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这里说的「有的同志」，据陶铸说，实际上是一位中学生[71]—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这些党的高级干部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特殊「革命」。所以，或者是出于本能的抵制，或者是出于习惯性的反应，在一开始，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各级干部，都把文化大革命理解为新一轮的反右运动。他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党内掌握了文化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当作「修正主义黑帮」抛了出来，实际是这些党内大知识分子都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独揽大权的党官僚之间时有冲突，现在就趁革命之机予以打击，其做法和我们以前讲过的借反右排除异己同出一辙。同时他们又把眼睛盯著群众中有独立思想的人，准备他们跳出来就打成「右派」。刘少奇对此有明确的部署：，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著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72]这完全是按照反右运动的做法来部署文化大革命。而且刘少奇的这一部署是符合各级党组织的利益和要求的，因此，得到了坚决的贯彻和执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人称「西南王」的李井泉就公开宣布：「这一次要捉二十万右派，叫马识途（19150〔钱注：在运动一开始就被李井泉抛出的党内知识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带著到大凉山开荒」。[73]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1917-1992）也有一个「七三指示」，提出「要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打击学生中的右派分子」，[74]连用语都和五七反右运动同出一辙。

这样，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在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干和他们的子女合力下，被引向了和毛泽东默认的革命对象完全相反的方向，成了新一轮的反右运动。我自己，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打成反革命。我有两顶帽子，一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另一个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其依据就是我的家庭出身。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喜欢独立思考，和基层党组织发生过顶撞。在全国各地，各学校，各单位，都有我这样的「反革命」。

更严重的是，我们上次讲课中提到的，文革前夕已经出现的毛泽东主义者，他们本来应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但在刘少奇主持下的「新反右运动」中也被打成所谓「假左派，真右派」。像陈一咨就因为他坚持对党的各级领导都要提出怀疑，从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严厉的打击，革命的动力反而成了革命的对象。这自然是毛泽东不能允许的：那会从根本上掏空整个文革的基础。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一个局面也可能是毛泽东有意造成，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战略部署，是他「设置对立面」的策略又一次成功运用的结果。毛泽东1966年5月在北京发出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以后，他自己就南下了，把整个文革领导工作交给刘少奇、邓小平。这个作法很接近于上次我们谈到1962年那次「南巡」。他实际上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设置了一个陷阱，看他们如何「表演」，同时也在等待矛盾的激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上次讲课谈到，文革前夕，虽然已经存在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群众中有怨愤的情绪，但并没有发展到要革命的地步。也就是说，真正发生毛泽东所需要的、以各级党组织为对象的革命，其时机还没有成熟，毛泽东要等待矛盾的激化。现在，从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把文革变成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在各单位抓「右派」、对家庭出身不好的或者是有不同思想、不服从领导的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下子就把矛盾激化，真的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了。像我和学校支部书记的矛盾，本来没那么尖锐，现在书记把我打成反革命，我也只有拼死反抗，把他打倒，我才能真正解放。这样的情绪在当时也是普遍的。

毛泽东看准时机，回到北京，立刻召开第八届十一中全会i，亮出底牌，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把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钱注：指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整顿〕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钱注：指四清运动中刘少奇的主张和做法〕，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75]

可以想见，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传达到全国各地，会引起怎样的爆炸性的反应。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关在牛棚里面的「反革命」一下子就站起来了，觉得是毛主席解放了自己，自己也就义无反顾地要跟随毛主席去造反，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将我们置于死地的各级党组织，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毛泽东很快地就势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造反之火立刻燃遍全中国。毛泽东又反过来收拾那些老红卫兵，说：「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反革命的」。[76]老红卫兵中「联动」和「西纠」的骨干都被投入了监狱，老红卫兵造反运动就此结束，其中一部分人由此走上反毛泽东、反文革的道路。这倒是真正实现了他们大字报里的话：「一反到底」。以后我们还会讲到，「造反」的逻辑坚持到底，都会最终走向反毛泽东。

二、以「五七体制」受压者为主体的造反派的造反运动与思潮

关于「以五七体制受压者为主体的造反派」这个概念，需要做几点说明。首先，这里讲的造反派，已经不只青年学生，也包括社会各阶层，因此有工人造反派、农民造反派、机关干部造反派、教师造反派等等。学生造反派一般又称为「造反派红卫兵」，或「新红卫兵」，以和前面讲的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相区别。在我的叙述里，将「红卫兵」特指「老红卫兵」，而将「造反派红卫兵」称为「造反派」。第二，讲「主体」，就说明造反派的成分非常复杂，包括「五七体制」中的「左派」也有参加造反派的，还有大量的中间派。这些造反派里的当年的「左派」，以后在造反派思潮中，有很独特的表现，我们后面会详细展开。第三，我们这里讲「受压者」，这是一个描述性的、中性的概念，并不包括价值判断，不是说受压者就是好的、革命的。我们后面会讲到，造反派当中有一部分人，属于流氓无产者，他们在「五七体制」下也受到压制，因此他们参加造反派的情况和作用就相当复杂。最后，在「五七体制」里受到镇压的那一方，也就是所谓「地富反坏右」，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革命专政的对象，所以不可能参加造反派。当然，也还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右派」，他们也曾起来参加造反，但很少有造反派组织直接接纳他们。

还要说明的是，造反派在目前大陆的学术研究和舆论及人们的印象中，都还是一个负面的形象。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看有关文革的电影、小说和回忆录，凡是造反派，十之八九都是凶狠的暴徒形象。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是更加复杂的。我觉得对造反派全面的、简单的否定，可能会遮蔽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下面的讲述，就希望能够恢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造反派的最大特点，或者说他们和红卫兵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充分利用文化大革命给予的「大民主」「五大自由」，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真正的毛泽东所发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实践者，也可以说他们是毛泽东终于找到的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力量。他们的使命就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指引下，把批判矛头指向各级党组织，当时的说法，是要「炮轰」各级党组织，所以最初造反派也被称为「炮轰派」，它也确实起到了一个冲击的作用。红卫兵的黄金时代只有1966年6至8月，而造反派的黄金时间，则大概是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全面夺权」这一段时间，也同样只有三个月。在此之后进入「夺权」，情况就非常复杂了。但就在短短几个月里面，造反派对「五七体制」确实进行了全面的冲击，大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的造反导致了阶级队伍的大变动。毛泽东在文革一开始，就提出要以「对待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态度」作为区分「左、中、右」的标准。[77]由此，原先「五七体制」里的「左、中、右」区分，几乎颠倒了过来。原来的「左派」，其主体大都变成7呆守派」；原来的「右派」，许多变成「革命的造反派」。也就是说，在文革中「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划分，代替了「五七体制」中的左、中、右划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的后台，都认为毛泽东是支持自己的。在文革中就有「两个毛泽东」的说法：保守派把毛泽东看成是自己既得利益的代表，是「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实行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人格化的象征」；而造反派则把毛泽东看作「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对于他们，毛泽东甚至具有「革命战友」的意味」。[78]在我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毛泽东的两重性，毛泽东自己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79]所谓「虎气」，就是要维护既得利益、既定的一党专政秩序；所谓「猴气」，则意味著他有时候要打乱旧秩序。但是正像毛泽东自己说的，虎气是为主的、基本的，所以造反派把毛泽东视为「战友」，就再次犯了1957年「右派」的错误，这又是一个导致严重后果的历史大误会。

其二，作为「五七体制」核心的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专政，在造反派的造反中，受到了全面的，甚至是摧毁性的打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全国从上到下所有党组织的第一把手，都被打倒或者靠边站，各级党组织因此瘫痪，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这大概是毛泽东的魄力所在：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将参与创建的党，摧毁于一旦。在各级党组织瘫痪以后，毛泽东采取了极其特殊的统治方式：一方面，在中央一级，保留了几个办事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文革领导小组、国务院工作班子。然后通过所谓「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直接向全国发表「最新指示」，指挥全国运动。那时候，每当报刊上发表毛泽东的新号令，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保守派都会立即游行表示支持。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实行他所理想的「个人登高一呼，群众直接响应」的「领袖独裁」与「群众专政」相结合的统治方式。

其三，极其严密的单位制度，在造反派的冲击下，也被撕开了裂口。作为单位制保证的那些基本制度，如：政治鉴定制度、政治审查制度、档案制度等等，在这一时期都受到尖锐的批判。很多单位、学校、机关，都发生了造反派去抢档案的事件，当年的排队名单、单位领导的私下鉴定，都被公布，更是激起大家的愤怒，这也是发动群众的一个办法。

而且监狱、劳改、劳教部门都受到冲击。当时有个口号叫「砸烂公检法」，一向视为无阶级专政的机构，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都有人造反。造反之风也刮到军队，出现军队造反派，尽管主要是限制在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但冲击力也很不小。

「大民主」、「五大自由」带来有限度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集会自由，更是使得单位的束缚力、控制力几乎失效。任何革命群众都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不需要批准，随时可以上街游行。而且各群众组织都可以自己出报纸，无需经过任何审查，需要经费，就直接向当权派要钱，那时候当权派很害怕群众，很少不批准的。而全国范围，各行各业，各部门的大串连，更是完全打破了各单位之间壁垒和限制。[80]像我这样的青年教师，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大串连就有机会到工厂、农村，甚至到兵营，跟社会各阶层有极其广泛的联系，也没有人管你。许多学生们就趁大串连的机会，到全国各地游山玩水，顺便做社会调查，也让他们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封闭在校园里完全不可能有的各种丰富的经验。这对这一代人以后的思想，以至精神气质的形成、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其四，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思想的解放。一旦从党专政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就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各阶层都提出各自的利益要求，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造反」。[81]这其实是文革相当重要的方面。这里只能作一个大体的介绍。

第一，是农民的要求。这里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材料。文革中福建省有一个农民组织，名称叫「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66027司令部」，并且宣称是刘少奇直接领导的。他们秘密串连，居然有290多人参加，提出的纲领是「争自由，争幸福」，「要打倒一切不合理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82]这其实是表达了农民最朴实的要求：我负责缴公粮，缴完公粮后其他事政府和党都不要管，给我们农民充分自由。为什么要说是刘少奇领导的？因为农民从文化大革命对刘少奇的批判中，突然发现刘少奇主张「三自一包」ii，完全符合农民利益、要求，因此愿意拥戴刘少奇为领袖。这样一个文化革命中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看起来很奇怪，其实是用中国农民传统的秘密结社的方式，打著共产党、刘少奇的旗号来表达农民的基本要求。

还有一些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就更自觉地要代表农民说话。湖南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叫萧瑞怡（1948-），他直接上书毛泽东，提出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三大要求：要求「独立自由地生产」，[83]反对「将农民当作农奴一样箝制在集体」，[84]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土地制度，实行包产到户，即土地国有，农民充分享有耕种、收获的权利；反对「人为的阶级斗争」，[85]反对「个人独裁」；[86]反对将思想「永远束缚在牢笼中」，[87]要求解放人民思想。

第二是工人的要求。工人更多地提出经济利益的要求，如一位广州工人（后来成为工人造反派）所描述：「郁积在广大群众胸中多年不敢讲的话，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时都开了闸门的洪水汹涌而出。工资长期冻结问题，合同工长期不转正的问题，劳保问题，福利补助问题，知青就业问题，宿舍分配问题，拖欠加班费问题，等等」，都提了出来，「群众愤怒地向干部责问著、喝斥著，他们数述自己多年来所受不合理待遇，谴责领导对工人冷酷无情，毫不体恤，继而向领导提出了种种要求」。[88]所谓「郁积多年」，是因为在「五七体制」下面，特别是在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路线下，只谈积累不谈消费、只谈贡献不谈福利、只谈精神不谈物质、只谈集体不谈个人，这就直接造成工人在物质上的贫困，背后自然也有精神的贫困，现在借文革造反之机，工人就开始自觉地争取个人正当利益，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干扰他的政治斗争的大方向，是提倡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修正主义物质剌激、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而以「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名，将其打压下去。[89]而当时的造反派红卫兵也沉溺于精神至上」的迷乱中，没有对工人和底层民众的物质利益要求给予及时的有力支持，这是文革的造反运动以后逐渐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

工人第二个方面的要求涉及「用工制度」问题，当时中国实行两种劳工制度，同一个工厂的工人中，有正式职工和临时工、合同工的区别。正式职工基本上是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合同工和临时工则来自农村，有点类似今天的农民工，这背后显然存在著对农民身分歧视与城乡不平等的问题。这些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就是要破除这样不合理的用工制度，及其背后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

在文革中，各个工厂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如上海、武汉、沈阳、成都、天津等地，工人造反运动都有比较大的发展。如一位研究者所注意到的那样，「自从1927年中国无产阶级受到蒋介石军队的残酷镇压以来，正是文化大革命使城市无产阶级第一次在政治上活跃起来」。[90]我们前面一再说到，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是以农民、农业为基础的，因此，工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是相对被忽视的；只有在文革期间，无论是前期的造反运动，还是后期的「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人的地位和作用都相当突出。毛泽东还有意识地将一些工人（如上海的王洪文（1935-1992）、陕西的吴桂贤（1938-））提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文革中的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应该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可惜至今仍少有研究，我们也只能把问题提出来，而无法展开论述。

第三是青年学生的要求。青年学生的造反，主要是针对学校教育，响应毛泽东号召，要求进行教育改革，其核心是要求独立思考的权利，反对思想的束缚。

第四是历次运动中大量的受害者，这时候都纷纷起来要求平反。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57年的「右派」，有一段时间「右派」相当的活跃，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91]

在前面这些群体纷纷提出要求时，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群体沉默，则更引人注目。这当然跟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处于被革命的处境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知识分子经过历次政治、思想运动的整治，思想已处于萎缩状态，以致于我们下面要详细讨论的文革中的民间思潮里，大概除了顾准等少数人外，知识分子基本上没有贡献，这是很令人痛心和深思的。

1966年造反派的造反，还有另外一方面，即他们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忠诚和执行是全面的，因此，他们在冲击各级党组织的同时，又自觉地承担了「在文化、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的任务。这就造成了校园和机关、工厂里新的红色恐怖，造反派对关在「牛棚」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进行的残酷迫害，完全不亚于「红八月」那些老红卫兵所为，留下了许多真实而血泪斑斑的回忆。我们固然不能将造反派简单的妖魔化，但造反派也确实有嗜杀的这一面，同样不能回避。这是文革的本质所决定的：表面叫「文化大革命」，其实是要在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无论是红卫兵造反，还是造反派造反，都充满血腥性，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还要指出并强调的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造反派既鼓励支持，但其实也是利用的，对他们更是有限制的。最基本的限制，就是造反绝不能反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如前所说，文革一开始，就明确规定：凡是怀疑、批评毛泽东、林彪（后来又扩大到江青等，即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一律逮捕法办。据调查，文革中仅因对林彪、江青不满而定罪被捕判刑的，就有十万多人，因毛泽东而受害者则不计其数。[92]所以文革中大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大字报的「五大自由」、「大民主」，绝不是宪政民主，也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那是一种「恩赐民主」，不但有很大的限制，而且是可以根据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以及党的意志而随时收回的。给不给民主、给到什么程度，就要看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也即「一党专政」。比如说，从表面上看，文化革命期间，特别是初期，可以随便成立群众组织，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结社自由，因为它有一条限制：绝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并于1967年2月发布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93]当时曾经有过一些全国性的组织，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Iii、「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iv、「全国合同工临时工造反团」v、「全国知识青年造反团」vi、「全国聋哑人革命造反团」vii等等，正反映了前面我们讲过的，各个利益群体都组织起来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但这些全国性组织最后都被取缔了，很多组织者还遭到残酷镇压。原因就在于这些全国性组织有可能发展为全国性政党，形成对共产党的挑战。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共产党只能是唯一者，绝对不允许有不受共产党控制的、独立的全国性组织存在的空间。这一点，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大民主」造成的大乱中，还是坚持不变的。因此，造反派的造反，实际也是受严格控制的造反。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特别是考虑到「五七体制」下的「万马齐喑」的全民无声状态，文革中，特别是文革初期的有限造反，无论如何，也该算是一次思想的解放。尽管只有历史的一瞬间，大概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但是民间思想还是非常活跃，甚至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活跃，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批判思潮，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成果。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作简单的介绍。大体上有三大思潮。

（一）「血统论」批判

其实我们刚才介绍红卫兵造反的时候，就已经讲到，高干子弟的造反是以血统论为理论支撑的。当时在中学里有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关于一幅对联的争论。先是高干子弟的红卫兵贴出一幅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是在公开鼓吹血统论，倡导者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是「既得利益者」」，讲血统，就是要维护既得利益。[94]这自然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因为这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能不卷进去。

后来许多中学生，特别是非革命干部子弟的中学生，都迅速的转向造反派，跟这场争论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造反派最主要的理论旗帜之一就是「反血统论」。

批判血统论代表人物是一位名叫遇罗克（1942-1970）的青年工人，他因为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长篇论文〈出身论〉而惨遭屠杀。就是因为他的文章触及了一党专政体制的要害。文章尖锐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这是「反动的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95]——这是文革中第一次提出「特权阶层」的问题，显然是延续了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中关于特权阶层问题的思考，它的特点是揭示了「五七体制」中一个相当核心的问题，即「种姓制度」的形成。

在我们前面曾经提到1957年北大「右派」中的理论家谭天荣，他在文革中写的一篇文章里也指出：「种姓制度，户口管理制度和群众运动」是「五七体制」的「三大支柱」，正是「种姓制度使得中国得以以种姓迫害冒充阶级斗争，掩盖了真实的阶级压迫和剥削」。[96]我们在前面讨论「五七体制」时也说到，「五七体制」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之一，就是家庭出身，而且这样的出身是世袭的。在1964年前后强调培养革命接班人时，更是明确提出了所谓「阶级路线」问题，规定无论上学、就业，都要注重家庭出身。〈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更规定地主、富农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97]在〈出身论〉发表后，一位司机交来一份〈学习驾驶员的条件〉的文件，规定「驾驶员的培养对象要贯彻阶级路线，以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烈军属子弟为主，对家庭出身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原则上不培养」。[98]—位煤矿工人也来信说，在他所在的矿山里，「工资改革，级别调整，几乎也拿出身问题做为一个先决条件」，「出身不好，好像就要低人一头，成了先天罪人」。他问：「这不是人为地要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阶层吗？」[99]问题的实质正在这里：所谓「阶级路线」就是要以阶级出身来划分新的等级，形成新的特权阶层和类似印度首陀罗那样的贱民阶层。遇罗克因此提出，要批判「反动的种姓制度」，反对「侵犯人权行为」和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的许多权利」的剥夺。[100]这里所强调的「人权」、「公民权利」都是反右运动以后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完全消失了的概念，现在再次提出，自然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二）「怀疑一切」思潮

「怀疑一切」一语，来自1957年出版的苏联编写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一书里的一篇据说是马克思的〈自白〉里的一句话，马克思的女儿问他：「您所喜爱的座右铭是什么？」马克思回答说：「怀疑一切」。[101]1966年的造反派当然是借题发挥，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首先，宣布：「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怀疑一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精华」。[102]这是对红卫兵「造反有理」命题的深化和理论化，更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后，所产生的保守性趋势的一种抵制和批判「怀疑一切」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可以怀疑的结论。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毛泽东时代」，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需不需要怀疑主义的革命精神，特别是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精神？这是「怀疑一切」口号最具革命性、颠覆性的方面，它和我们下面就要谈到的，倡导者预设毛泽东思想不能怀疑的防线是矛盾的，但以后历史的发展却证明，许多造反派、红卫兵都是从「怀疑一切」出发，而最终和毛泽东「告别」的。

其二，具体考察文革初期的政治环境，「怀疑一切」的口号主要矛头是指向「五七体制」所确立的「基层党组织代表党，怀疑基层组织领导就是反对党」的「第一书记专政」逻辑，强调对各级党组织「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而要敢于怀疑。因此，「怀疑一切」的口号在当时起到了打破「党迷信」，冲破「驯服工具论」束缚的作用。

其三，「怀疑一切」思潮的另一个方面，是强调「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提出「保护少数」的原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命题，在文革时期更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鲁迅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提出要警惕和防止借众以凌寡」式的民主，这和「以寡御众」的封建专制有著内在的相通。[103]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以众凌独」发展到「群众专政」的极端，借口「多数人民的意志」压制少数坚持独立思考的人，而且这样的群众多数专政已经司空见惯，因此，「保护少数」原则的提出，同样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且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伦理原则，如一篇〈革命少数赞〉的大字报所说：「当他认为自己的少数观点符合真理时，他必须有大无畏的精神敢于坚持少数意见，坚持真理，即使「光荣的孤立」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当他发现自己的少数观点是错误的时候，他同样必须有大无畏精神，勇于向真理低头，修正错误」。[104]而且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人，在我们那个小山城里，就有一位朋友，成立了一个人组织的战斗队，叫「独立大队」（这是文革前一部影响很大的电影的片名）。他很固执，经常坚持一己之见、不怕孤立，但也很真诚，一旦被说通，就心悦诚服、肝胆相待。应该说这样的「不怕孤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对文革中一代人的精神影响是深刻的。

其四，「怀疑一切」的思潮，也有很大的局限。它明确宣布：「怀疑一切，就是用毛泽东主义检验一切」，[105]这就意味著，可以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毛泽东主义，而且要以毛泽东主义为绝对真理，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这就导致他们虽然破除了党迷信，但又陷入毛泽东迷信；摆脱了党的驯服工具的束缚，却又成了毛泽东的驯服工具。然而，党和毛泽东其实是坚持同一个专政逻辑的。

而且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怀疑一切」的口号是在文革的背景下提出的，不仅主张群众有审查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权利，而且事实上不可避免地是把当时流行的「上纲上线」的一套政治批判，对准所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推动冲击一切党内当权派，其作用只能是加剧动乱。「怀疑一切」的口号原则上并非一定要「打倒一切」，硬把「怀疑一切」和「打倒一切」一勺烩地批判，固然难以服人，但是在没有相应民主法制制约机制和缺乏理性的情况下，政治上的「怀疑一切」势必向「打倒一切」发展，威胁社会的正常秩序」。[106]

（三）批判特权阶级新思潮

这是文革中造反派思潮的重要发展。在最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时，造反派主要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用行动冲击各级党组织；但各级党组织基本瘫痪以后，造反派中真正有思想追求的一部分人，就产生了新的焦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于是就开始思考，文革的本质是什么？文革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安于仅仅做毛泽东号召造反的响应者，而是希望有自己的文革理解。而思考文革的目的与本质，其实就是要思考文革所面对的「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究竟存在著什么样的问题、矛盾与危机」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思考此种更深层面的问题，就意味著造反派要把文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他们也就从凭著激情和冲动造反，转向理性的思考，要做一个自觉的造反者。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也由「跟著毛主席造反」变成要做「自觉的毛泽东式的战士」。这时候毛泽东依然是这些造反派的崇拜对象，因此，下一步要产生的也必然是「毛泽东主义者」，造反派要「走出毛泽东」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从多少有些盲动到变成自觉的追求，确实是一个重要转折。

当这些造反派面对中国的现实时，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有没有出现特权阶层」。随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的深入，党的高级干部的种种特权和生活上的腐败现象纷纷被揭露出来，虽然和今天的腐败不能同日而语，却足以让这些天真的年轻造反者震惊了。[107]如当年一位造反派所回忆：「对于我们这一代「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来说，过去都是受的「正面教育」，第一次接触到党和国家的「阴暗面」，很自然就感到触目惊心」。拿这些事实与「九评」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时所举出来的苏联现实相比较，就更加觉得中国和苏联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如果有差别的话，那就是中国还有毛主席在反修、防修。于是，就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5中国的上层干部已经「变修」了，已经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些人曾经是革命者，但是革命胜利后就从人民的公仆「和平演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难怪会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文化大革命就是通过对干部的批判，使中国避免走上跟苏联同样的道路」，「在得到这样的结论以后，我们都很兴奋，自以为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真谛」。[108]他们当然不会预料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文革理解和要求以后，迟早要和毛泽东发生冲突。当时，毛泽东还是他们的启蒙导师。

这确实是一次全新而深入的独立思考和新的思想飞跃。作为思想成果，先后提出了三个重要理论命题。

（1）新的阶级关系论

强调「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阶级是按照人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划分的，解放后的十七年中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以前地主、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所以是革命的对象；现在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是特权阶层，也就是干部阶层，所以走资派成了革命的对象」。[109]从表面上看，这些论述和毛泽东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不再使用他1965年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而突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概念变化的背后，是一个基本判断的变化：不再强调「阶级」，而突出「思想路线」（即「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些造反派重提「特权阶级」，而且重申马克思主义「依照人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也就是要深究特权形成的经济原因，这就突破了毛泽东所注重的思想路线问题的限制，他们之所以被迅速镇压下去，原因就在于此。后来，对于「十七年时期」究竟有没有发生阶级关系的变动，始终是一个辩论的焦点，大概不是偶然的。

（2）「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论

这是北师大的一位叫李文博（生年不详-2007）的学生在〈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的大字报里提出的，他根据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提出要依据巴黎公社的原则，「彻底打掉旧的国家机构，创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坚决反对「打倒皇帝做皇帝」」，并对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了这样的判断：「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李文博在自己的笔记里，就说得更加尖锐：「我们国家目前的政体，也正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桥梁和跳板」「我们国家现在的政体必须打碎」。他正是出于这样的判断，而提出「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张。[110]这是第一次把关于特权阶级的问题深入到「制度」的层面来讨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论家政体。尽管并没有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只是提出「改善」与「革新」，但已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此被称为「新思潮」。这在那些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绝对化、神圣化的人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于是群起而攻之。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态度。他在1967年2月发出指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111]他并没有否认现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模式本身需要改善和革新，这本来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所在，但他同时警惕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绝不允许突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框架，可以说毛泽东其实也在两面作战。

（3）财产与权力再分配论

这是北京的两位中学生在1967年6月的一篇〈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里提出的。

他们的依据依然是毛泽东的理论。这是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传达的毛泽东最新指示：毛泽东引述了《战国策》中〈触聋说赵太后〉里的一段话，并且发挥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112]——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告诫各级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然可能因为他们的变质（或因自身腐败、或因腐败而激起反抗）而失去手里的财产和权力。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要保住共产党的权力和财产。

这两位敏感而聪明的中学生却从中得到启发，引出另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对毛泽东的观点的这种误解和有意曲解，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围绕「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作了一篇大文章。大概有五个要点。[113]

（1）「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但「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实行权力和财产的公有化。

（2）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清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棹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当权派手里」。在这两位中学生看来，这样的状况，在社会主义时期是难以避免的，但只是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最终应该「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

（3）这样，公有财产和权力被少数当权派暂时掌管，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虽然不可避免，却是根本性的缺陷，并且会引发出一个危险：少数蜕化变质的当权派会将「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从而形成新的特权人物，他们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4）「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则会自觉地采取「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棹力的真正公有」。

（5）由此产生了文化大革命的两大任务：一是从将财产和权力化为私有的特权干部那里把权力夺回来，也即剥夺他们私人占有的财产和权力；二是采取各种改革步骤，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公有化。他们把这叫作「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而且他们根据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的思想，认为这样的「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要不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会不断出现财产和权力私有化的问题，就需要不断革命、不断进行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

这显然是一个多少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激进革命思想。但它却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特权阶级问题认识的一个重要理论突破。因为它尖锐地揭示了「特权」的实质就是「权力和财产的私有化」，而且它把形成特权阶级原因的探讨，从思想意识的层面，深入到政治权力和经济分配的层面，且已暗含了「权力向资本转化」的思想萌芽，这是在下一阶段必然得出的结论。应该说，这是1966-1967年造反派思潮最主要的理论收获。这同时也预示著，造反派思想发展的客观逻辑必然导致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突破。尽管这还要经过一段历史的发展过程。

三、从「上海公社」的夭折到军队介入、全国大乱

当造反派提出要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把夺权的问题提了出来。这也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1966年12月26日在生日宴会上，毛泽东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要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14]于是，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把这一号令传遍全中国，把文化大革命由机关、学校，推向工矿企业和农村。[115]以后，毛泽东又肯定了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赞扬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116]文化大革命因此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从一开始在刘少奇主持下，变成新反右运动的阶段，进入到由毛泽东号召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而把矛头转为指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各级党委里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而现在就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短兵相接的全面大夺权阶段。

首先起来夺权的是上海，因为上海工人阶级造反派运动发展比较充分。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在机关干部的支持下夺权以后，就提出要建立「上海公社」，并在成立〈宣言〉里明确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他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对阶级敌人则实行最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117]这显然就是要按毛泽东对文革的最初设计，实行真正的巴黎公社式的人民主权。[118]

现在上海公社把毛泽东的设想付诸实践，就引发了高层的斗争。在1967年2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就提出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及7十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119]这个时候，毛泽东也动摇了。他把主持筹备上海公社的张春桥（1917-2005）找来，作了这样一番讲话：

如果都搞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实际意义。巴黎公社是在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如果巴黎公社不是成功，而是失败了，那据我看，现在也是资产阶级公社了。[120]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非常值得琢磨。这首先表明毛泽东尽管浪漫，时有天马行空之想，但他毕竟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要实际管理国家事务的，他在设计未来发展时可以浮想联翩，但真正要实行的时候，就要考虑实际问题，甚至具体操作问题。比如他在这里提出的改国号、外交承认等等「麻烦事」，都是必须考虑应对的问题。而且「巴黎公社原则」本身是带有很强的乌托邦性质的，原则固然不错，但若要实行，需要有一系列制度性的建设和具体政策措施，更要有一个过程。当时这些造反派提出成立上海公社，其实对于应该如何实施，比如怎么直接选举、怎么监督，这些大的问题都没有仔细考虑过，就凭著一种理想、理念，一时的冲动，贸然宣布成立公社。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如果引起全国连锁反应，就会造成混乱，因此必须泼冷水。在这个意义上，叶剑英的质问，正是对毛泽东的一个提醒。

更重要的，是上海人民公社以至中华公社的成立，都涉及到党的领导。这正是毛泽东最担心的，他连续发问：「党怎么办？党委放到哪里？」这是要害所在：要真正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建立人民主棹，就必然要冲击一党专政。这其实本来就是毛泽东对巴黎公社的一个疑虑或保留之处。毛泽东在1926年写过一篇〈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文章，曾提出巴黎公社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121]现在，对作为已经独揽大权的执政党的领袖的毛泽东而言，党的领导问题更涉及了既得利益、政治权力，因此，毛泽东再一次遇到了党内的反对，叶剑英质问的实质就在于此。而毛泽东是不能不考虑的，他自己也因此面临选择：要实行巴黎公社式的人民民主，就必然要冲击一党专政的官僚化、极权化的国家政治体制。这几乎是1957年毛泽东的矛盾的历史重演。结局是可以想见的：毛泽东最终不可能突破一党专政体制，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从此再也不提。这也就意味著，毛泽东从自己发动文革最初的目标退缩了，而且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退缩。毛泽东1926年对巴黎公社的另一个批评：「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因此主张以「赤色恐怖」代替「白色恐怖」；[122]这在文革，尤其是在后期，更是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文革实际上成为「赤色恐怖运动」，这当然绝不是偶然的。

代之而起的所谓新政权是「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实行的是所谓「三结合」，表面上是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代表、人民解放军三者联合执政，特别是「群众代表」进入政府领导机构，似乎是文革中「群众参与政治」的制度化措施，但实际上政权的核心力量显然还是原来的当权派，只不过他们经过群众运动冲击，已经承认错误，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宣布绝对服从毛泽东。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就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变成「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棹派」，并且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叫「革命领导干部」。这就彻底暴露了一件事：毛泽东发动「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不过是党内斗争的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建立毛泽东的不可怀疑、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力，所谓群众的「大民主」运动，不过是毛泽东驯服这些曾经不够听话的干部、冲击官僚机构的一个工具。在毛泽东看来，造反的群众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需要重新建立和巩固秩序，这就要把被打倒的各级党领导重新请回来掌权。而所谓群众组织代表，不但实际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我们下面还要谈到，他们中有很多人很快又被新建立的官僚机构同化了。

革命委员会刚成立，这些老干部的权力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初期起决定作用是军队代表。这也是毛泽东把天下搞乱、使各级党组织瘫痪以后，所采取的战略部署，即把军队请出来，稳定全国秩序。毛泽东先于1966年12月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123]又在1967年1月明确指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124]从1967年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当时叫「支左」，即打著「支持左派」的旗号介入）开始，整个中国实际上是在施行军人专政，或者说是实行准军事管制。我们在前一讲里曾说到，在文革前的1964-1965年毛泽东就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把解放军的支持作为发动文革的基本保证，因此，在1967年的混乱中，他把解放军请出来为文化大革命「护法」，是顺理成章的。但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军队是国家机构中最官僚化的组织，现在却要由它来支持和帮助一场反对官僚精英的群众革命运动」，这是有些尴尬的，后来部队成为各地方保守派的后台，是必然的。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请出解放军还是出于他的「先进的农民」观：「在毛看来，主要由农民组成的解放军比起城市群众来，是一支更可靠、当然也更有效率的革命力量」，而且「毛一直把军队视为保持革命斗争传统和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大本营」，[125]这其实是毛泽东主观愿望支持下的一个幻觉。但这同时也是一著险棋，因为军队干政历来是统治者的大忌，但毛泽东自信能够控制军队，因此从稳定全国的大局出发，还是把军队放了出来。但他之后确实又面对军队坐大所带来的问题，这就有了和林彪集团的一系列斗争，成为文革后期的主要事件，以后我们再说。

这里要说的是，军队参与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带来的问题。军队，特别是地方军队和他们的家属，和当地党组织的当权派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军队本质上的保守性，所以，毛泽东让他们支持「左派」，也即造反派，但他们却很自然地站在保守派，也就是「十七年体制」[126]里的「左派」这一边，依然按「十七年体制」的逻辑，把起来反对各级党组织的造反派看作是「右派」甚至「反革命」。[127]

这大概是毛泽东所没有预计到的，1967年紧接著「一月大夺权」之后，出现了「二月大镇压」，造反派把它称为「二月黑风」。在中央一级，有所谓「二月逆流」，即一批元帅和老干部「大闹怀仁堂」viii，实际上是不满意文革的党内、军内的老革命和毛泽东与他所支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一次较量。在地方上，则在全国各地都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湖南长沙两三天内就抓捕造反派领袖、骨干约1,000人，[128]广州军区抓捕了1,196人，[129]四川则高达8万余人。[130]其中最突出的是青海的部队开枪，当场打死169人，打伤178人。[131]所以以后1989年「六四」的开枪绝不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就多次发生军队向老百姓开枪的事件。[132]

「二月黑风」的影响也涉及到我个人的命运。在此事件中，我所在的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于是，我们学校的保守派组织就宣布收回对我的「平反」，我再一次被逐出「革命群众队伍」，又成了「反革命」。直到毛泽东在中央把反对文革的老帅和老干部打下去以后，我们这些被镇压的造反派和群众，才又一次得到平反。所以我在回忆录里讲到，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解放我们，我们内心的激动和感激之情，集中在一首那时最爱唱的歌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自己大概也由此逐渐走上成为毛泽东主义者的道路。

造反派被平反之后，就和军队产生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更明确把矛头指向军队，甚至出现抢枪事件，试图建立自己的群众武装。最后就发生了文革史上著名的「七二〇事件」ix：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视察，当地的军队和他们所支持的保守组织「百万雄狮」，于1967年7月20日包围了毛泽东的住所，几乎形成一次「军谏」。接著在全国范围里，以造反派为主体，掀起反军高潮，提出要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133]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又转而支持军队，把造反派打下去，尽管造反派之所以反军，本意是要支持和保卫毛泽东，但毛泽东深知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绝不能搞乱，就宁可牺牲造反派来保持军队的稳定，换取军队的支持。因此，他表示「不能把军队搞乱」，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134]但这时候，造反派也已经自成力量，自然要拼死反抗，也不是毛泽东所能任意支配的了，这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大概是1967年的夏天，出现了「全国大乱，欲罢不能」的局势。[135]这大概是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的。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里，他曾经设想文化大革命运动「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也就是大体在1967年夏天，最多到1968年春天结束；但他同时又说：「那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136]当然，也包括新的问题需要解决，毛泽东是擅长于根据新情况，随时改变自己的计划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害怕大乱而失控，他自有魄力和办法来对付。

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全国大乱的背景下，许多人都在重新考虑调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作出新的选择，于是出现了造反派的大分化。

四、造反派的分化

我们还是从一个细节说起。1967年12月10日，武汉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北斗星学会」，以后又成立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联络站」，还创办了《扬子江评论》，因此称为「北、扬、决」派。在此之前，湖南还成立了「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我关注的，是他们此时成立这些组织的动因与背景。北斗星学会〈宣言〉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隐，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更有人结集在一起，奋勇地前进，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137]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138]

所谓「有人退隐，有人落荒」，这段话是从鲁迅那里引申而来的，鲁迅当时是有感于五四后的分化，[139]那么，现在，这些要继续前进的造反派也感受著鲁迅式的寂寞了，但他们的行动比鲁迅坚定也激进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对1967年夏季分化后不同选择的分析：所谓「要当官的」，大概是我们下面要说的「文革新贵」；「要保命的」，就是逍遥派；「奋勇前进」的，就成了「青年毛泽东主义者」；此外，还有「十七年派」。这就意味著，造反派已经分化为「四大派」。

（一）青年毛泽东主义者和文革的国际影响

这是造反派中最激进的部分，其代表人物是当时湖南一位中学生杨曦光（1948-2004），有些同学可能知道，他就是后来在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前几年刚去世。他可以说是湖南「省无联」的理论家，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文革中不断出现的关于「中国向何处去」思考的一个代表性成果。其内容我们下面再讨论。他当时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中，「最激进、最革命、最生动、最活泼、最本质的思想」发掘出来予以发挥和发展。[140]这就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具有保守性的，另一部分则是激进、革命的。这自然是对毛泽东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67年时，提出这样的区分，显然有现实的针对性。在这些激进的青年造反派看来，毛泽东思想有向保守性方面发展的危险性，或者用大字报的说法，就是存在著「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灵魂」被「阉割和歪曲」的危险。而在更深层次上，则隐含著对毛泽东自己从发动文革时的思想和蓝图后退的担忧。因此，他们要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重新清理，把毛泽东放弃的东西，重新挖掘出来，加以强调，并变成新的社会实践。大字报的结尾特地引述了青年毛泽东的一段话：「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开大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这里说的「新思潮」，就是指「毛泽东主义」。作者说：「如何接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当前最切最要的问题」。[141]这就标示著，自觉接受、传播、研究、实行毛泽东思想「最激进，最革命，最生动，最活泼，最本质的」部分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出现——从文革前夕出现的陈一咨，到文革高潮时期出现的杨曦光，历史终于完成了一个过程。

那么，这些青年毛泽东主义者所要发掘、发展、实行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想中的「最激进、最革命」的部分是什么呢？大体上有四个方面。

首先，他们重申毛泽东于1965年提出、文革中则开始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1红色」资本家阶级」，[142]认为「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143]因此「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144]而反对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一个「罢官运动」，「揪人运动」，或者「改良主义运动」。以这样的观点看革命委员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改良主义的产物，会将旧官僚重新扶植起来，因此至多不过是以新官僚代替旧官僚，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体制改革，革命委员会标榜的「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145]顺便说一点，我自己当时非常认同杨曦光对革命委员会的分析，我所在的贵州是全国最早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分之一，《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称之为「西南的曙光」，但我们这些激进造反派却认为它和旧省委没有实质区别，仍是换汤不换药，因此持继续反对和批判态度，于是我们就被认为是「反红色政权派」，又遭到「新生革命政权」的残酷镇压。我自己也就因此被逼成了毛泽东主义者。

其二，在毛泽东抛弃了巴黎公社原则以后，重新强调和发展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原则，同时重新强调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社会理想，要求建立一个工人直接管理国家、没有官僚的新社会，明确提出「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146]

其三，问题是：如何实现巴黎公社原则，怎样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于是就把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办法重新提出来：第一，要重新建党（杨曦光具体提出先成立「毛泽东主义小组」，以作为「毛泽东主义政党」的萌芽）；第二，由于一些部队已经「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147]因此，要重新建军，建立「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148]使「军队摆脱官僚控制」；[149]第三，要重新发动暴力革命，通过国内战争暴力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第四，要重新发动农民，搞农村包围城市，「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150]他们因此仿照当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出了〈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151]这是真正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毛泽东反对国民党的那一套，对付现在共产党的官僚阶级。这当然是非常激进的理论，实际上已把毛泽东思想推到毛泽东本人所不能接受的地步，完全突破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预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限制。

其四，在国际问题上，也推行激进主义路线，提出「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论。[152]

杨曦光的大字报提出「中国向何处去」，其背后其实还隐含著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向何处去」。这一代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总把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他们热衷于中国革命，更向往世界革命，这是红卫兵、造反派的一个共同情结。这里有一个细节：大概也就是1966年底、1967年初，我所在山城的红卫兵造反派的一位领袖被追捕，逃到我的住所躲了一夜，就在这生命危难的时刻，他还在挑灯夜读列宁的著作，并和我讨论「如何解放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在造反派中还广泛流传著一首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就是希望通过战争形式来输出革命，并且宣称：「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就在今天！」[153]后来真的有不少造反派穿越国界，到缅甸参加那里的游击队，有的成为领袖，有的则献出了生命。在文革中群众游行已成为一种常态，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反帝、反修，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游行，几乎世界各国的革命行动，特别是反美、反修的斗争，都会在中国红卫兵这里得到热烈的响应。有人统计，1967年这样的游行达到141次，1969年就增加到362次，1970年也有260次。[154]而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对世界革命的支持，还不限于道义，更有实际行动。据统计，1968年，中国对外援助费用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高达6.2%，[155]而当年中国自己的教育经费也只占财政总支出的6.25%。[156]

这样的世界革命情结，到了1967-1968年，就形成了激进的理论，集中体现在被称为「上海新思潮」的代表作〈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和〈中串会：一切为了九大〉上，他们宣称：「全世界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革命营垒和以美帝苏修为代表的反动营垒短兵相接〔……〕，现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是世界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157]「世界是我们的」；[158]「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如何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中国，是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的战斗任务」。[159]这里包含的是双重狂热——世界革命的狂热和中国中心的狂热。前者具有乌托邦色彩，后者则是一种狂热的中华中心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揭示了文革的另一面：它实际上是根植于世界革命狂热与中华中心主义的民族狂热之中的。

这里，我们无妨把话题拉开，谈谈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世界影响，这是文革研究的重要方面，却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我自己几乎没有任何研究，只能就所接触到的一点研究成果和材料，谈谈我的一些粗略想法，就算是出一个题目吧，希望能够引起同学们的关注和研究兴趣。

在我看来，文革的世界影响，主要有三个层面。

首先是「输出革命」。如我们在这一讲的开头所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使永远革命的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和中心；我们在前一讲分析中苏论战时，还特别提到在文革前夕，1965年发表的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里，就已经提到了中国的人民战争革命模式的普遍意义；前面我们还讲到了红卫兵要将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世界的雄心：这些都说明，向世界输出中国革命模式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实际上早在六十年代，中国已经开始设立专门的学校、基地，对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进行秘密的军事训练。毛泽东本人也频繁接见前来学习的各国党的年轻学员，以及前来访问的党的领导人，鼓励他们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并且向他们传授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但同时又告诫他们：「请你们不要对我说，你们在我的书本中学到了这样那样的东西。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战争，而我们有我们的战争；你们得根据自己的战争来创立原则和理论，假如书本堆在眼前，那会遮住视线的」。[160]这其实更是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你们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我劝你们要研究失败的经验，当然同时也要研究成功的经验，这样可以做比较」。[161]这都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不仅提供经验教训，还提供部分经费和武器，进行训练。[162]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文革期间，中共就为马来西亚共产党在湖南设立了秘密电台，用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英语广播。[163]

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共支持下，文革期间在亚、非、拉都出现了走中国革命道路的毛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65年被镇压以后，于1966年发表声明，宣布要以「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三大旗帜。[164]在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在中国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菲律宾于1969年建立了新人民军，发起武装斗争。[165]1969年和1970年间，在亲华的「印共（马列）」领导下，印度那夏里特地区出现了农村暴力革命，人们称之为「中共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后来的土改）和60年代的文革暴力的结合」，《人民日报》因此发表社论，赞其为「印度的惊雷」；1970年春天，那夏里特运动的学生参与者又在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发动了一场「校园文革」，学生抵制考试，在墙上涂写毛泽东语录，烧毁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印度）、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iii，1869-1948，印度）、尼赫鲁著作。[166]1967年拉丁美洲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其中有一个模仿中国红色娘子军的「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毛派游击队，他们都宣布要走中国的「人民战争」路线，而批判「不懂得发动农民和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的格瓦拉——卡斯特罗路线x。还有被称为「小毛泽东」和「安第斯山的红太阳」的秘鲁「光辉道路」派的领袖古兹曼（Abimael Guzman，1934-，秘鲁），从中国回国后，就按毛泽东的做法，大反秘共最高领导人的「修正主义」，在大学校园里用辩论会、批判会等中国方式展开「路线斗争」，演出一场小型「文化革命」，「光辉道路」派最后也演变成一个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暴力组织。在非洲，也有安哥拉、喀麦隆、刚果、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的青年在中国受训以后，回国发动武装斗争。[167]

这一切，当然都是毛泽东所期待的，但他却提醒说：「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168]而更为严酷的事实，却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以及八十年代，这些在毛泽东影响下的武装斗争在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坚持下去，而采取与西方和东方邻国缓和关系新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也反过来劝告这些当年的战友放弃武装斗争。[169]依然坚持暴力的像秘鲁的「光辉道路」派，则又转而指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走向「修正主义道路」。历史的发展确实无情。

其次是思想影响。这里就要说到毛泽东的「小红书」的广泛传播。文革一开始，中宣部就提出大力对外翻译和发行《毛主席语录》的任务。1966年10月到1967年5月仅8个月的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就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俄、英、日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以后又扩展到37种文字。到1967年9月，日本就出售了15万册，德国出售6万册，罗马出售4万册，美国也有几千册。以后，日本、英国、法国、瑞典等国用24种文字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秘鲁、阿根廷、墨西哥、乌拉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多米尼加、海地的革命者，都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英文翻译出版了1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在南亚，马来亚共产党和民族解放军，在根据地、游击区普遍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北加里曼丹还在城市、农村开办毛泽东学习班。[170]1970年，智利左派领导人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当选总统以后，更是在全国形成了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在非洲，埃塞俄比亚、贝抚、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国也都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学习中国经验，毛泽东著作也因此大受欢迎。如一位作者所说，从长远来看，在世界各地都有1卖著毛著而成长起来的人」，这样的成长背景对他们今天的选择及其在本国的影响，都是值得注意的，于是，就提到了当下在拉丁美洲颇有影响的查韦斯（Hugo Chavez，又译乌戈查维兹，1954-，委内瑞拉），他就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据说他至今还能说出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171]

需要讨论的是，毛泽东与文革对西方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影响。人们经常谈到的是1966-1968年中国的文革与1968年法国「五月运动」的关系，以及中国红卫兵运动和发生在1968年、1969年初的日本「全共斗」（「某某大学全校共斗会议」的简称）活动的关系。毫无疑问，无论是法国，还是日本的学生运动，都是由深刻的国内原因和背景产生的，而且都有自己的主导思想，如论者所说，真正掀起法国「五月运动」，并「占主导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派和托洛斯基主义派」，其次才是「毛主义派系」。[172]而日本「全共斗」更是一个自发性运动，它所受到的思想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如论者所说，「60年代〔日本〕大学犹如各种思想搅拌在一起的坩锅」（括号内的文字为钱所加），马克思早期著作、存在主义等新思潮都对年轻的大学生产生吸引力，其中也自然有毛主义的影响。[173]这都提醒我们，在考察同时发生在1968年及其前后的中国、法国与日本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左翼反抗运动及其关系时，要充分考虑其复杂性；对中国文革、毛主义的影响，更要持谨慎的态度，既要承认影响的存在，又不可夸大。

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讨论：毛泽东思想和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在哪些方面，对法国、日本的部分左翼青年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吸引力？在我读到的法国和日本研究者的有关论文里，所提到的大抵有四値方面。首先是对「本国的政治秩序」的「革命」，包括文革一开始对既有教育秩序的冲击，对于自己本国的现实和教育制度有著强烈怀疑和不满的日本「不规矩」的青年」，[174]和同样不满现状而又有著土生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影响的、正热衷于反体制、反文化运动的法国叛逆青年，几乎具有了榜样的意义。其二，毛泽东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给因为资本主义文明病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法国），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日本）而陷入精神困惑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就出现了研究者所说的「二十世纪社会文化现象的一大奇观」「1960年代末，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欧美中的激进知识人一起造反资本主义」[175]——但其内涵、精神、意义和价值，又有极大的差异。其三，毛泽东与文革鲜明的反美立场，对「以美国为支配者的既定国际秩序的革命」，同样引起正在反省追随美国的发展道路、试图摆脱美国的日本左翼，以及反对越南战争、要求对国际事务独立发言权的法国左翼的强烈共鸣。他们发现毛泽东的中国「内部蕴藏著某种战胜美国的强大力量。这既然不是物质力量，就只能是精神力量。于是，人们开始设想中国人在精神上、伦理上的崇高性」[176]——当然，这只是「设想」，即幻想而已。其四，毛泽东高举「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旗帜，文革宣称的建设永远保持革命活力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都使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主义秩序不满、对继续追随苏联的本国共产党不满，并因此看不到国际主义运动前途的老左翼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一不难看出，无论是日本的，还是法国的激进青年、左翼知识分子，都是从本国的「问题意识」出发，来看毛泽东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这就必然带有一厢情愿的成分，而产生许多误读。比如，他们把老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抽象化，而看不到其迫害教师与校长的「群众专政」本质；把毛泽东的「思想改造」、文革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理想化，并且和自己内发的「自我否定」（这是日本「全共斗」的口号，即要「否定那个被上大学的考试浪潮所吞没、毫无反思地要当资本主义齿轮的自己」）相混同，而完全忽视了毛泽东式的思想改造具有强制性及思想控制的实质；还有他们把文革中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和自身对「消费社会」的反省也混为一谈，而看不到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而具有的不同意义……等。因此，他们对文革的历史事实，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而取舍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革叙述、想象、理解与评价，就不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实用主义色彩。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他们从不同途径，不同程度上得到的文革信息本来有三个方面：「为了夺回政权，不惜摧毁千万肉体、灵魂和文化」的疯狂行为、[177]革命乌托邦的宣言与实验、对毛泽东个人和他的思想的盲目崇拜。问题是，他们对文革疯狂绝不问津，甚至一律视为「谎言」;对毛的崇拜，虽有保留，却竭力辩解；他们唯一愿意看到，并极力夸大和赞扬的，只是文革乌托邦，[178]这就真正是「一叶障目」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任何外来文化、思想的接受，都必然有误读，并且各取所需；在这个意义上，1968年法国和日本青年、左翼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文革的某种程度上的误读，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资源之一，既是必然的，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复杂化我们对文革的认识。

而这样的误读，在一些欧洲思想家那里，就成为他们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的一个想象性资源。这应该是我们讨论的毛泽东主义、文革影响的第三个层面。我对这些思想家毫无研究，也只能就我所看到的论述，略作一点分析，对西方思想家自然也可能有许多误读的成分，但我的目的还是想借此引发同学们的研究兴趣。我注意到，研究诸如毛主义思想的世界影响这类问题时，研究者往往会声明自己并不否认文革的「荒唐暴行」，但同时又强调这些暴行不是自己的研究中「所要处理的事情」。并且声明自己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研究的论述方法，是因为「我更关心的是这些毛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地人民有什么吸引力」。于是，就根据该研究者所谓的「吸引力」，「抽象」地作出研究者自己的文革描述与评价。这种方式，使我想起了中国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的「抽象继承法」。应该注意的是，当有了这一层层的声明，似乎保障了这类研究在学术上的合理性，但在这背后其实隐藏著「故意给这问题以抽象和思辨性的答案」的陷阱。底下举几个例子。

在这类我所要提醒同学们警惕的研究中，据说毛泽东的文革作为「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了它的特殊意义：（1）「它挑战社会主义革命（和一般革命）在制度化后不免「非激进化」这一公认的想法」，「文革创造新文化所持的理想，在于竭力阻止革命「非激进化」」；（2）「中国向全世界推广她的社会主义模式，用以抗衡原来的苏式社会主义，为世人渴望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抗独裁社会主义提供答案」；（3）「文革试图为新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4）文革「极为强调革命的政治和思想层面的重要性，这汇出一种异于以往现代化假设（包括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的行动方向」；（5）「文革和第三世界独立是同时出现的」，「两者都以对抗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式「社会帝国主义」为其根本」；（6）「毛主义发展思想中心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不但指出要避免依赖外援，也呼吁人民积极参与发展过程」，文革正是「为草根阶层通过民主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契机」；（7）文革「它的目标不但是要借著自力更生来达到民族自治，还要做到社会各层面（下至地方）均能自治」，「文革毛主义提出的发展范式不但解决了新兴后殖民社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凝聚社会的窘境，它似乎还解决了经济进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异化问题」。[179]

应该说，这些描述与评价确实有「吸引力」，而且大体上符合毛泽东自己和文革宣传家们的文革叙述，这确实如该研究者所说的，都是「所持的理想」所「试图」达到的「目标」和「口号」。然而，问题就像另一位美国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对毛主义者的最终的评价，与对所有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必须以他们所做的、而不是他们想做的事情为根据」。[180]会产生此类研究的关键可能在于，毛泽东及其宣传家的这些理想与口号，符合于研究者自己的想象。因此，研究者便根据自己所认同与向往的观念、信念来判断毛主义和文革，而不是根据文革实践的结果以及文革中实际发生的事实来作判断。于是，面对这类研究的判断，就必然产生两个问题。其一，这些有「吸引力」的描述符合事实吗？比如，文革的「激进化」真的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新机吗？文革真的是「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抗独裁社会主义」吗？文革中「草根阶层」真的「通过民主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吗？文革中「极为强调革命的政治和思想层面的重要性」的「政治挂帅，思想、精神至上」所「导致」的「新的行动方向」，真的那么美好吗？文革真的实现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了吗？意在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文革，真的维护了「第三世界」的独立性吗？……等。其二，论者所面对的，正是文革理想、宣言与实践之间的巨大矛盾，而论者所采取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回避了文革的「荒唐暴行」，而简单「抽象」出乌托邦想象中的合理成分，就实际上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具有某种合理性的「乌托邦想象」会最后导致残酷的「荒唐暴行」？这才是「当代视野中的文革」所真正应该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对文革中的「荒唐暴行」进行彻底的科学批判，对文革乌托邦与文革暴行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的清理，从中吸取历史教训，才有可能真正抢救出乌托邦想象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作为今天的现实批判的精神资源。「抽象继承」只会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

在讲完了文革三个层面的国际影响以后，我还想补充一个材料：就在法国的学生和工人在关注中国文革的发展时，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在关注法国的革命运动。1968年5月21日，北京70万人游行，支持法国造反的学生和罢工的工人，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总计约有2，000万人上街游行。北京工人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北京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北京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还联合发表了一个〈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在表示支持的同时，又按照文革的激进思维，特别强调当今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在审阅这份声明时，却把这一段话全部删去，并且在批语里将其称为「自吹」[181]——看来，毛泽东自己也不认同所谓毛主义和文革的「巨大的力量」。

最后，还要谈谈文革对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影响，这或许是同学们更感兴趣的。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1972年出版，流行于台湾的关于大陆文革的书：《天雠：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182]，作者王朝天（署名凌耿，生平不详），是从厦门渡海来台的红卫兵，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反共宣传的需要，不但允许此书在台湾流传，而且安排王朝天到各学校巡回演讲，但却因此给禁锢的台湾校园带来了文革的造反气息。当时正在读高中的郑鸿生先生（1951-）回忆说，作为大陆红卫兵的王朝天「那种毫无禁忌的言词，大令言语嗫嚅埋首联考的台湾中学生瞠目结舌」。大概就是因为说话太无顾忌，王朝天后来就被长期软禁在绿岛。[183]我猜想，这可能就是台湾年轻一代和文革的最早接触。台湾知识界左翼对文革的认识，陈映真应该是一个重要代表。他回忆说，自己是21岁时的1958年初次接触到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作的日译本，并因此「完全改变我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的视野」；六十年代，陈映真「躲在闷热的被窝里」偷听中苏之间「于我为惊天动地的论争」，又以「诧奇的眼光，看到文革的火炬在全世界引发了激动的响应」。也是在1968年，陈映真「怀著这文革的激动被捕」，走进黑牢。而据陈映真回忆，文革真正对台湾左翼产生影响，还是在保钓运动中，他认为，「没有中国大陆的文革，就没有保钓左翼」，而「整整一个七十年代」，正是保钓运动在台湾「奇迹一般地打开了一块反主流、反冷战的思潮的空间」[184]——我想，陈映真的经验对我们认识文革的影响，是很有启发性的。

不过，我们的讨论已经扯得很远，由于文革在大陆之外的影响有特殊的重要性，但一般文革论述却很少谈及，我也就情不自禁地讲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拉回到历史的叙述，进入1967年夏秋的历史现场，看看那些无论对国际问题，还是对国内问题都持最激进的态度和立场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他们的自我描述：

一切决心献身于这场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革命战士，一切有研究政治的决心真正信仰毛泽东主义趋向新思潮，立志改革的激进分子。一切忠于毛泽东主义，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关心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注重于社会调查的实干家！一切善于学习，敢于想，敢独立思考的人，组织起来。

改造中国和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毛泽东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最高信仰！

与工农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猛地投入实际斗争并起先锋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作风！

对于毛泽东主义的真正学习，对于政治的彻底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真调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185]

这里所强调的坚定信仰，远大目光，研究政治与理论的兴趣，善于学习，独立思考，立志改革，注重社会调查与实践，实干精神，与工农相结合，都和我们前面讲过的文革前的陈一咨非常接近。著名的经济学家何清涟（1956-）在九十年代回忆文革时，也谈到她当时所在的湖南邵阳市，在文革中就有这么一批「颇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志的青少年」，她当时还是一个小女孩，却「被他们的文章的气势所震慑，更为那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陶冶出来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在多年后回忆起来，依然对他们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敏锐的思维，博大的志向，对社会的深切关怀」不胜向往。[186]这大概就是这些青年毛泽东主义者永远的魅力所在吧。

称他们为「青年毛泽东主义者」，不仅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只有17、18岁，或20多岁，（当时像我这样30多岁的老青年已经被称为「老师」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深受「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所以都把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87]这样的对天下、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这样的社会主人公的自觉意识，都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人。不仅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志向影响了这一代，他的一些行为方式，如坚持自修、注意身体锻炼、喜欢云游、注重社会调查等等，都被竞相模仿，成为一种风尚。

但更不可回避的，是这些青年毛泽东主义者自身的局限，包括他们精神上的某些缺陷，他们绝不是前述西方理论家想象中的「新人」，而且他们最终还是被毛泽东的文革所扼杀了。

首先，他们几乎是重犯了1957年青年「右派」（我们已经说过，他们实质是五十年代中国真正的「左派」）的错误，他们将毛泽东视为「永远的革命者」、「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就是一个历史的误读。因此，当他们宣布要将毛泽东思想中「最革命、最激进、最生动、最活泼、最本质」的部分，加以发掘、发挥与实践时，根本没有想到，这就是向毛泽东本人挑战。他们要像当年毛泽东那样，重新组党、组军、重新发动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等于是要发动一场新的革命，而其革命对象首先就是毛泽东，因为他正是那些官僚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的最高代表。在这一点上，作为激进造反派对立面的保守派，把毛泽东视为「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代表，是更懂得毛泽东的：毛泽东和官僚阶层确实有矛盾的一面，但更有根本利益（一党专政利益）的一致性，而且他最终还是不能离开这些党官僚，这是他的真正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文革中尽管搅乱了一下，最终还是要把这些打倒的官僚请回来、恢复秩序，就是这个道理。在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当时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得狼狈不堪的党官僚们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188]说的都是真心话，他不过是借助红卫兵、造反派的力量，「冲击」一下，确非要真正打倒党官僚。而这些自称的毛泽东主义者却不懂得这个道理，还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干扰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自然必置之于死地。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激进的革命者，始终是1957年「右派」的继承人，他真正要依靠的，还是反右运动，也即「五七体制」下的「左派」。不仅毛泽东本人，他的继承人都是如此。因此，在中国，没有政治理想与政治操守的「左派」永远行时，是永远的依靠物件；具有政治理想（包括「毛泽东主义」的理想）、政治操守的真正的「左派」，永远被视为「右派」而遭到打击。这是一个历史宿命。

其二，更必须正视的，是这些青年毛泽东主义者，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所谓最激进、最革命的部分发挥到毛泽东不能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又被毛泽东思想所束缚，形成一些根本性的局限。我曾经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曾经毛泽东主义者」的思想，概括为「岛托邦主义、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混合」。一位研究者也对文革中造反派的激进主义，作了这样的概括：「他们崇尚激进的革命而鄙视渐进的改良；他们相信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直接推动力，而鄙视社会矛盾的调和、妥协；他们信奉斗争哲学，轻视社会和谐与宽容；他们崇拜革命暴力、革命战争，视人道主义、人性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以此约束革命的暴力和战争；他们视人权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陈旧观念」，[189]在今天看来，这些观念都有许多可以反思的地方。

或许这些文革中的毛泽东主义者更大的悲剧还在于，当他们沉浸在彻底革命的逻辑时，却忽略了民心正在发生变动。当他们高喊继续革命、彻底革命时，却不知道文革的参加者已经对文革所造成的大动荡感到厌倦，而渴望稳定。当他们仍然热衷于政治、革命时，他们也忽略了民众对于生产建设、经济发展、改善生活的渴望。当他们继续大揪走资派时，民众却感觉到文革中的新贵的荒唐，还不如懂得常识的老官僚来得稳健。这样，这批激进的革命者，青年毛泽东主义者实际上在老百姓当中已经被孤立，因而走上了一条自我孤独的道路，再不能登高一呼、引领潮流了。但他们却依然沉浸在英雄梦中，同时又在真诚、严肃、认真地坚守著自己的革命理想，这究竟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已经说不清楚了——同学们不难体会到，我在这里所说的，既是对激进的毛泽东主义者的反省，更是对我自己的反省，因为当年我正是其中的一个成员。这样的反省，感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五味杂陈而感慨万端吧。

这样，这些文革中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后来发生分化，走上不同道路，也是必然的。我们在下面还会继续讨论。

（二）「十七年派」

在一部分造反派走上激进主义的时候，另一部分造反派则从稳健走向保守，成为「十七年派」，五七体制」的维护者。其典型代表就是1967年4月左右出现的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派」。这是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xi里分化出来的组织。以1967年8月发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和1968年发布的〈和周泉缨谈话纪要〉为标志，形成了所谓「四一四思潮」。他们的理论基本出发点，是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和基本事实」。[190]这里，存在著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新的理解与阐释：如果说激进派的重心始终在「继续革命」；那么，以「四一四」为代表的温和造反派就把重心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里。由此而引发出三个重要观点。

（1）建国「十七年时期」（1949-1966）「红线为主」论与「阶级关系不变」论

这显然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造反派提出的「阶级关系变动」论的一个反拨，强调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我们军权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因此，他们主张全面恢复「十七年体制」：原来掌权的继续掌权，原来受压迫的还要继续受压迫。这就清楚表明，他们要维护的是「十七年」的统治秩序和既得利益，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完善和强化的一党专政的「五七体制」。所以我们将其命名为「十七年派」。

（2）「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

明确提出了「由谁坐天下」，即由谁掌握权力的问题。「四一四派」认为，他们的成员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革命干部家庭，而且大多数是党团员和学生干部，因此是天然的掌权者；而作为他们对立面的「井冈山兵团」的队伍里，有许多造反派是出身于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家庭，因此，绝不能掌权。「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是414」，[191]这样的「天生掌权」论，其实就是老红卫兵的「高干子弟要掌权」论这个逻辑的重演，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十七年」的阶级路线，恢复「五七体制」中「左、中、右」的划分，恢复等级社会结构。

（3）「用铁的手腕维持秩序」论

「用铁的手腕维持秩序」是「四一四派」的宣言：我们必须有革命的魄力和「铁的手腕」，「在夺取胜利之后」，「稳定混乱状况」，要「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192]这就明白宣布了：要恢复「十七年」的旧秩序，就必须以血的镇压为基础，实行铁腕统治。可以说，呼唤以恢复「十七年体制」为目的的铁的手腕，以「稳定」一党专政的统治秩序，这就是所谓「四一四思潮」的实质。邓小平在七十年代复出后所推行的「整顿」，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样的呼唤的一个响应。在这个意义上，「四一四思潮」，又为邓小平这样的铁腕人物在文革中被打倒后重登中国政治舞台，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有意思的是，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以后真正执掌了中国的大权，其所推行的路线中，此种以革命的魄力和铁的手腕来维护一党专政的思路依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这样的统治思路也一直影响到邓小平以后的执政者。当年「四一四派」的一些骨干和成员，以后成为邓小平时代以及邓小平时代之后的掌权者，并不偶然。事实上，四一四思潮在中国，最后确实「胜利」了。当年这一思潮的理论家扬言「四一四必胜」，并非虚言诳语。原因就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十七年」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1967-1968年的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四一四思潮」还是有它的合理方面，因而也拥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其后台是毛泽东）所推行的极「左」路线，以及其所代表的文革新贵的批判；二是提出「修整，巩固，妥协」的方针和「解放大多数」的政策，提醒陷于狂热中的文革造反者：「事情的过程必须是波浪形的，有高潮、有低潮，有峯有谷〔……〕不能老向前进」，[193]突变和冲击很必要，但不能老突变，老冲击」，[194]这正是符合文革后期的人心民意的。正如研究者所说，「无疑，四一四代表了一种旧秩序的复辟思潮，而这一思潮的产生，却是以反复辟为己任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直接后果。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剌」。[195]

（三）文革新贵

应该说，「四一四派」批判「文革新贵」是抓住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要害的。在以打倒老官僚为旗号的文革中，培养了一批新权贵，所谓「文革新贵」，在中央的代表，自然是「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一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我们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特别是被吸收到革命委员会里，掌握了权力的造反派的领袖。他们中的某些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文革新贵，或沾染了新贵的某些气息，成了文革既得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是特别耐人寻味的。

这里我想解剖一个典型，但姑隐其名——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社会思想文化现象。这个人是一所著名的大学里具有全国影响的一位造反派学生领袖。他来自社会底层，他的造反无疑是要为青年学生和社会底层争取自己的权利。但在夺权胜利、成为学校的「第一把手」、掌握了巨大权力、并且尝到了权力的巨大利益以后，他如何稳固自己（或自己这一派）的权力，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巩固执政地位」，就成为他思考与行动的中心，从而陷入了权力崇拜和「党（派）专政」的逻辑中，不能自拔，而且还提出了所谓〈权术三十六条〉，公开扬言：「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容不得稍稍犹豫，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在适当的时间给以毁灭性打击，能瑱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政治威信和组织手段是巩固政权的两大重要因素，要加强组织手段，即健全机构，清理坏人」，这就真正把毛泽东的权势权术学到了手。他还有这样的自我告诫：「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积蓄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不要由于自己的不慎重而被人搞垮」「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利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目标上」，「要善于利用革命高潮时，把革命推向新阶段，使长时间的量变产生飞跃。在这种关键时刻，切不可胡涂起来，要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山崩于前不变色，遭到突然事变、大规模袭击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下来，迅速调查，分析事物本质，以采取相应措施」一这是把毛泽东的权势权术真正琢磨透了，也反过来有助于我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同学们可以回顾一下，从「革命高潮」时发动大跃进，到「遭到突然事变」（大饥荒）时的「迅速调查」、「积蓄力量」、「利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最后，又「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其中的精髓、要义，现在被红卫兵造反派的领袖领悟到了。[196]

还有一位农民造反派、农民政治家，在当上县委书记以后，也总结了掌权经验：「要敢于用权。你敢于用权，人家才服权，你不敢于用权，人家当然不服权」、「当干部要当秦始皇，要高度集权」、「要针锋相对」、「要争主动权」、「要学会制造舆论」。[197]

这是一个又一个的「小毛泽东」，中国传统的帝王、权势家的现代版本。

这背后正是文革的问题。如论者所说：「文革依靠大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培养和扶植起来的新干部阶层，比依靠枪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战场上筛选出来的老干部阶层，在抗拒特殊化和吸取代表社会生产力进步力量等方面的能力，都大为削弱。相反，在搞阶级斗争恶性内耗方面的能力则反而增强。而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在体制上根本找不到自我调整的可能性」。[198]

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尽管口号极端激烈，实际上却是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所谓新政权革命委员会，不仅是改良主义的产物，所执行的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与「意识形态控制」三大任务，而且依然是一个官僚机构，比文革前的旧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199]体制不变，即是鲁迅所说，「染缸」依存，任何人进入其中，都难免被同化，导致自身的异化。这就重演了当年革命者的悲剧：从反抗、造反的这道门进去，又从成为新的统治者那道门出来。文革造反，还是没有逃离阿 Q造反的窠臼。

我们曾在文革中的红卫兵那里发现了天使和恶魔的并存；现在我们又在掌了权的造反派这里，发现了由天使向恶魔的转换：这正是文革真正的黑暗面，它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将人性中的恶，毫无顾忌和变本加厉地释放出来。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对这一代青年反叛者精神气质上的负面影响。我们在前面谈到毛泽东是一代枭雄，在文革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中也培育了一种「奸雄」性格。我们说一个个「小毛泽东」，就是一个个「奸雄」。李敖（1935-）对奸雄有一个概括，我觉得非常具有启发性：「奸雄有一个大的特色，就是永不泄气，战斗个没完。他们不论多么失败，却绝不做失败主义者，不论处境多糟，却绝对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决不灰心、绝不意懒、绝不怀忧丧志、绝不「不来了」」，「但从有韧性，有斗志，有毅力的观点看，奸雄的成功其实也全非做恶，在性格上，的确有著坚韧不拔、越挫越奋的成功条件」。[200]这话完全适用于毛泽东，也适用于他培养出来的一代人。

这里也有一个典型。这是一位文革中的造反派，八十、九十年代中国商场上的风云人物，有人这样描述他和他的团队里的伙伴：「那代人沐浴了50年代新中国的朝气蓬勃和风云变幻，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巨大政治动荡，可以说是血管里都烙上了政治参与意识和毛泽东的烙印。即使在后来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时，那伟岸的政治英雄形象仍在灵魂深处不断鼓动那些有雄心、有抱负的中国男人」。[201]他本人也有这样的名言：「要使自己摆脱困境，保护自己，就要学会说假话，学会骗人」，[202]「「假话不可以说，大话不能不说，大话还说得还不够！」从普通人的智力而言，很难区分假话与大话的区别，但在领袖级的人物是能够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分寸的」，[203]那么，他是以领袖级人物自居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分析和概括：「荒诞滑稽和认真庄严，经济上的贫困与政治上的高远，现实的无奈和语言的磅礴巧妙地揉和在一起」，[204]其「流氓习性似乎可以从他所敬慕的刘邦、朱元璋等身上找到源头。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主流文化意识在每一个朝代都造就了一批不择手段、不讲道义，只求「成功」的黑心流氓英雄」。[205]

这里谈到了「流氓习性」，又涉及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流氓无产者在文革中的作用，和流氓文化对文革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有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源，是「以兵家的斗争哲学与法家的专政理论与民间流民文化的造反运动相结合」的产物。[206]这是很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应该注意一个现象：「从1967年夏季开始」，「社会底层的武术团体、甚至流氓帮伙，逐渐成为各派拉拢的对象，这些人将自己的语言、习气逐渐带文革」社会。特别是这些流氓与某些红卫兵在草莽豪爽、蛮横自负方面很快接近起来，形成了深刻影响「文革」的痞子文化气质」，「显示出「文革」与痞子社会深层关联的一面」。[207]这是一个很深刻独到的观察：历史发展到1967年夏季，大部分老百姓都已经厌倦革命，文革越来越缺少动员力，而且很快又发展为全面内战，打起来的时候就得靠「勇敢分子」，当时的勇敢分子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仍然坚持革命理想的激进主义者或革命狂热分子，再就是底层社会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一定程度受到压抑，因而有反抗的动因，更主要的是，他们要从对权势者的报复和革命的破坏中寻求快感。[208]也如论者所分析，他们的加入和造反派本来就有的草莽气结合后，就加重了文革造反的「阿 Q气」，更形成了一些文革造反派，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人物的痞子文化气质。

以上诸点：政治激情、野心、谋略、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政治想象力等，造成人的极端政治化；大话、假话；英雄气、帝王气、流氓气…-等，都无不与文革、毛泽东的熏陶有关，对毛泽东培育出来，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精神气质的影响，应予高度重视。特别是他们中许多人正在掌握著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权力。

（四）「逍遥派」与文革日常生活

「逍遥派」的大量出现，是1967年夏季又一个造反高潮被镇压下去以后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社会现象。

尽管我们从一开始就说，文革是一个全民性的运动，但也总有些没有卷入或没有直接卷入运动中的人。也就是说，从运动一开始，就有逍遥派的存在，以致有「逍遥派红卫兵」的称呼：他们可能参加某个红卫兵组织或外围组织，但基本上采取消极的，甚至不介入的态度。有一份〈文革期间广州中学红卫兵的派别划分表〉，其中透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讯息：中学生对文革的态度，介入程度，是和他们的家庭出身直接相关的。60%「反动阶级」出身的、50%「中间阶层非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都是「逍遥派」红卫兵，「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只有8%和26%是「逍遥派」，却有73%和40%参加了保守派红卫兵；而「中间阶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32%是「逍遥派」，有61%是造反派红卫兵。[209]当然，这样的统计带有很大的估算成分，不过，根据我自己参与文革的经验，我认为还是大体反映了实际情况。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1967年夏季以后，也就是文革经历了第一年的狂热后，各个派别，特别是造反派开始发生大分裂，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武斗，在这样的情势下，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逍遥派。

在我看来，逍遥派的出现，有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反映了普通民众，也包括青年学生对革命的厌倦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革无休止的斗争的一种抵制。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跟你玩了」。实际上，到了文革中后期，大多数人都逐步自觉或不自觉地退出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那种全民族参与的局面已经结束。文化大革命越来越陷入权力斗争，一方面各省都围绕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来争夺地方权力，另一方面上层几个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林彪集团、江青集团与周恩来集团）则围绕争夺最高权力而展开生死搏斗；老百姓退出这种斗争，只是在看表演了。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激进革命者，还在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实际上却已经成为政治反对派，当时都转入半公开、半地下的活动——我记得，自己就是由于参加了反对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组织，而成为「新生红色政权」的监控对象，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在「地下活动」期间，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仿照电影里的地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方法，发展了一批小学生组成的小红卫兵作联络员，我躲在房间里写文章，然后让这些小联络员秘密带出去，印成传单，每天晚上在街头张贴，或者塞进居民的门洞里，或在菜市场上伺机悄悄塞进市民的菜篮里。由于我们的反叛性的观点，以及受迫害的处境，深得普通百姓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我们的传单也很受欢迎。而这样颇富剌激性的秘密活动，也使我们生命中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情怀，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当然，这是有风险的，我就是在一次以打麻将为掩护的秘密会议中，突然被捕，并被关进了地下室。这些回忆都在《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一书里，这里就不多说了。后来，我们也逐渐退出了直接行动，而转入地下读书和批判性思考，这就最终和那些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思考型逍遥派合流了。

逍遥派出现的另一个意义是，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物质利益，个人兴趣，个人发展空间。于是出现了遍布全国，五花八门的小聚合，类似今天的小沙龙。大家为某种共同兴趣聚集一起，或读书、或绘画、或弹琴、或学外语、或练武功，还有专做木工、打家具等等。这些活动从表面上看，都是没有政治性的，但却实际形成对革命至上、集体至上、精神至上、斗争至上的文革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抵制与消解。

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文革中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这是很多不了解大陆情况的朋友，我想也包括台湾的朋友感到很难理解的：在「五七体制」和文革那样一种无所不至的控制下面，在我们前面所描述过的极其严密、达到精致程度的「网」的笼罩下，老百姓怎么活下来，我们这些人怎么活下来的。这也是我们在讨论「五七体制」时曾经论及的：这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力量。这一点，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本人倒是看得很透，他对身边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人们还不是照旧结婚、生孩子。文化大革命离他们远得很哪」。[210]

应该说，「文革中的日常生活」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这些日常生活在历史的当时并不显眼，在历史过去以后，再来回顾，就显示了其寻常中的不寻常的意义。可惜至今还少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这几年已经陆续出版了一些回忆性的著作。我看到的就有《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生于60年代》、《生于70年代》[211]、《七十年代》等书。因为没有专门研究，因此只能就这些书中所提供的材料，向诸位作一个简单的叙述性的介绍，多少增加一点感性认识吧。

在这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中，说到当年的生活，首先谈到的自然是物质生活的贫困：「那年代，原本什么都要拿票才能买到东西，什么东西都是限量配给供应，比如油、比如粮食、比如鸡蛋、比如豆制品、比如早点、比如饼干、比如布、比如肥皂、比如香烟〔……〕那些票证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212]于是，这些生于六十年代的城市里的孩子最深刻的童年记忆，就是在「天蒙蒙亮的冬天的早上」，替妈妈到肉食品供应站排队，用积攒下来的肉票买肉，「想到能吃到香得会掉舌头的肉菜」，即使在寒风中等几个小时，也兴奋不已。[213]农村孩子的记忆里，难忘的是四季的野食：春天吃榆树钱儿；夏天女孩吸喇叭花里的蜜，男孩烤知了、马蜂；秋天吃白菜心、青萝卜；冬天没得吃，就吃柴禾垛垂下的冰溜子厂盼到过年了，年夜饭是很荤的，我往死里吃，拚命吃，有一年竟撑得吐了，难受好久」。[214]

但贫困的物质生活里，自有在思想控制的狭缝里对精神生活的不懈追求。许多人都谈到「看电影」成为那时代的精神盛典。据说看电影有三类：电影院里看，必须预售，排队；内部礼堂看内部片，这是一种特权，需要开后门，搞关系；只有在露天广场上看，才真正是全民（全村、全厂、全校、全连队）狂欢。看的自然是「红色经典」，除「样板戏」电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之外，还有文革前拍摄的《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清一色的战争影片，文革中拍摄的《闪闪的红星》、《青松岭》、《海霞》、《难忘的战斗》更是轰动一时。《难忘的战斗》是毛泽东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据说银幕上伴随高昂雄壮的歌曲，出现人民解放军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毛泽东看了竟动了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后失声大哭。[215]自然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国电影，除了作为批判用的日本电影（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少量斯大林时代的电影（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外，主要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当时就流传一个顺口溜：「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216]其中由今天的朝鲜领袖金正日编剧的《卖花姑娘》，据说是「哭晕了全中国人民，每一座电影院都在抽泣」。这里的「全国人民」的全称叙述，绝非夸大，那时的中国人是没有不看电影的，连最边远的山区，都会有电影队爬山越岭去放映。因此，这些电影深刻地影响了文革中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情感，以至价值取向。电影里的台词，甚至渗透到下意识里，成为日常生活的代用语，一种特殊的交流语言，如当时还是「大院里的孩子」，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王朔（1958-）所言：「你要不懂，就没法跟我们相处」。[217]直到今天，如果你念一句《闪闪的红星》里的经典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218]就会引起所有的文革的经历者的会心一笑[219]——顺便说一句，文革中的日常语言，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题目，黄子平写有〈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220]一文，可参看。

这大概也是今人所难想象与理解的，文革中，中国的孩子，可能还有他们的父母，普通工人、市民的主要精神食粮，电影之外，就是人书」即连环图画书，以至有人书造就了这么一代人」的说法。这也不奇怪，文革中古今中外的经典都被禁，年轻一代只有通过小人书来接触中国与世界文化传统了。何况连环图画还有娱乐休息的功能，据说毛泽东本人在工作之余就是看小人书。[221]周恩来因此在七十年代还专门布置要编写小人书，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还出了一批儒法斗争题材的小人书，《杨家将》、《三国演义》、《水浒》、《岳飞传》等小人书风行一时。此外，《小英雄雨来》、《海岛女民兵》、《鸡毛信》，以及根据高尔基（Maxim Gorky，1868-1936，苏联）三部曲改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也一时热销。如当年小又书迷，今天的著名电视主持人崔永元所说：「小人书带我们遨游远古，触摸历史。有趣的是，孔孟之道进入我们的视野都是从画页上丧魂落魄的孔老二开始的」，「在孩子们的眼中，小人书里的战争少了几分惨烈和残酷，取而代之的是几分俏皮、几分浪漫」。[222]

看电影外，一个重要的娱乐活动，就是唱「革命样板戏」。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还专门下达档，要在全国普及样板戏。在文革的体制下，中央一声令下，全国所有的城乡都组织了演出样板戏的宣传队，再加上电影、广播、电视反复的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一有意思的是，对文革中这一「全民唱样板戏」的文化与精神现象，人们有著完全不同的记忆和反应。著名作家巴金（1904-2005）在他的《随感录》里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典型的记忆创伤，这引起了许多经历了文革的文化专制的知识分子的共鸣。[223]但对文革中还是江西一个小山村的初中生，现于澳大利亚任教的高默波（19510来说，这却是他「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他说：「样板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其他几个高家村去表演」，「这些活动不但大大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自由恋爱的先例」，「在那个年代，这给年轻人带来了很多欢乐的时光」。[224]

唱戏之外，还有唱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年轻人，特别是知青，都有自己的手抄歌本。从许多人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当时传抄的歌曲，主要有三类，一是文革前的中外电影歌曲和民歌（如《洪湖赤卫队》、《怒潮》、《柳堡的故事》、《刘三姐》，以及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插曲，及〈敖包相会〉、〈跑马溜溜的山上〉等民歌），苏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等），以及少量英美和港台的歌曲（如〈魂断蓝桥〉、〈蓝色的街灯〉、〈寻梦园〉、〈苦咖啡〉等）。前两类和知青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一致的，显示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民间文化，以及俄罗斯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从英美到港台的一路」，则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显示的是「另一种别样的生活」，如一位当时的北京工人、后来的著名学者，这样谈到他最初接触这些歌曲时的感受：「这些歌里少了苏俄歌曲中浑厚忧郁、崇高壮烈的情绪，多了缠绵悱恻、男嗔女怨的小资情调，更个人，更世俗」。[225]这里提供的信息是很有意思的：这一代人除了通过阅读，还通过音乐，或许还有美术，突破文革的禁区，与西方现代文化和港台文化发生精神联系。

当时在云南的北京知青、后来的著名作家阿城（19490的回忆，则揭示了这样的与西方、港台文化联系的另一个特殊途径，即「听敌台」。从玩矿石收音机到玩半导体收音机，有条件的还玩音响，这也是文革中的许多青年，特别是知青的一个爱好。[226]玩熟了，自然要听境外广播。在云南这样的边远地区，就更有条件，也无人管。据阿城说，「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他记得听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听美国之音、英国 B B C时，也主要是听音乐会实况转播，尽管远隔千万里，却有现场的空气感。其结果是：「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227]

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还有文革中的「徒步旅行」。一位诗人甚至将其赋予了某种审美的意味，他说：「徒步」一词在毛时代已从古典山水游历中脱出，获得了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美感，即重精神轻物质的美感。它甚至成为了我们成长中某种必须的仪式：如早年的红军长征，文革中的红卫兵大串联，以及萧索的七十年代，那时一个人连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去见一位朋友也会让他陡升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徒步的紧张和复杂的情感与庄严」。[228]前面提到的那位当年的工人、今日的学者也说到他的一位朋友在文革中的「浪迹天涯」：「出发时号称只带了五块钱，沿途多半靠混车、蹭票、扒车而行」，「几乎每周有一信寄我，信中记载所行遇之奇事。大凡风物人情、遗痕古迹、绝词妙文皆详录之」，最后在云南滇池遇上了心上人，就留下不走了。这「是「路上派」的先锋」，「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剌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229]

以上所说的，都是文革中年轻一代的日常生活。而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却因他们自身少有回忆，也还是只能从年轻人的回忆里，略窥一二。

这是1974年回城做工的蔡翔（1953-）的描述：「一九七六年的上海，已经很生活化了，政治很近，但又很遥远。老人们想著在农村中的孩子，年轻人想著恋爱和结婚。那时的工人，好像没有甚么消费习惯，长了两只手，就是用来干活的。自行车坏了，下了班就在厂里修，厂子里都是些现成的材料。回到家，有个甚么活，顺手就都干了，都是在工厂里学的手艺。在厂里，木工和油漆工是最受欢迎的，当然，还有电工。早早都拢上了关系，想著结婚的时候，给打套家具，铺个电线甚么的。我后来结婚，家具是自己打的，房间也都是工友们相帮著刷的。都是现成的工匠，喊一声，就都来了」。[230]

当时正在湖南一个公社茶场插队的韩少功（1953-）则有这样的回忆：「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于是又有了这样一番议论：「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231]

据父亲是一位著名学者的李大兴（生平不详）回忆，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知识分子纷纷从劳动改造的外地回来，他们的集中居住区北京永安南里顿时热闹起来，「当时就有人说，「一下子冒出了好多遗老」。一个瘦小的老者踽踽独行，母亲告我，那就是俞平伯先生。俞先生住十号楼五单元，好像是为取牛奶，我才常看到他毫不起眼的身影。后来读有关他的回忆文章，方知那时老先生时常在家和朋友唱昆曲，自得其乐。暴风骤雨过后，是高压下的沉闷。外面的革命世界表面上如火如荼，永安南里却多少有些孤岛气息。/在家偷著乐的，不止俞先生」，母亲因看病而结识的住在九号楼的陈绂先生（生平不详），是清流名臣陈宝琛（1848-1935）的曾孙，「当时还不过四十多岁，长身俊朗、玉树临风」，「衣著考究、谈吐优雅」，「他十分健谈，往往是开过方子后清茶一杯、烟不离手，侃上两三小时方翩然而去。不久，陈先生便成了我家麻将桌上常客，他牌打得极好，还拉一手胡琴」。[232]这都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有机组成，在文革叙述中是不可或缺的。

我还要强调底层人民生活与伦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意义。

讲两个故事。一个是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1957年的「右派」和凤鸣的文革遭遇。她被强制遣送回乡监督劳动，她的房东老大爷就召集全家开会，郑重宣布：「这位大姊是落难之人，我们全家要善待她」。[233]这就是说，尽管体制已经把和凤鸣宣判为「反革命」，但在体制控制力稍弱的农村底层社会，父老乡亲却不把她看作「敌人」。这表明无论统治的力量多么强大，在普通老百姓这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老大爷说要善待「落难之人」，更是典型的民间伦理，民间戏曲早就演绎出许多动人故事，代代相传，渗透到了民族心灵深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统治严密性达到极致的时期，也依然在民间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和凤鸣这类体制的「敌人」，让他们在农民的民间伦理那里找到了精神的庇护所，在有限的空间里，获得了人的尊严，顽强地活了下来。

再讲一个我们安顺小城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宋茨林（19470是我很熟悉的年轻朋友。尽管他是我们县城中学的高材生，但在文革之前，就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高考[234]时没有被大学所录取。在城里待不下去，就作为「知识青年」到了农村，文革开始时他正在我一再提到的屯堡村寨劳动。那里则保留著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于是，那个「身材瘦小得像猴子一样」的支部书记，不管城里的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却立志要恢复村里的小学，并让宋茨林当老师。这就使得农村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到他们所不了解的城市现代文化。比如宋老师每天都要刷牙这件小事，就让孩子们惊羡不已。宋茨林读书时喜欢俄文，就教孩子唱俄文歌曲，在似懂非懂的乡村少年面前展现另外一个世界。后来宋茨林又到深山野林里去教书，住在一个叫胡家湾山上的野庙里。庙前有五棵参天的白果树。而且听到了「怪树成精」的传说，还真的体验了「白衣的女人神出鬼没」的恐怖。他因此而顿悟了民间文化的神秘性。更有意思的是，乡民们纷纷传说宋老师不怕鬼，而村寨里的老人的解释更为神奇：「读书人是孔孟子弟，顶天立地的，怕哪样？砚台可以打鬼，毛笔可以杀鬼！天无忌，地无忌，秀才无忌！」这背后的「文化崇拜」让我这位年轻朋友大为震动。他因此而进入民间文化的「小传统」，它以一种民间价值理念、思维和行动逻辑存在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具有超稳定性，即使文化大革命这种空前的社会大动荡也未将其根基动摇。这样，当作为大传统的文化典籍在城市里的破四旧运动中被焚烧、毁灭的时候，是民间小传统将文化血脉保存了下来。正是身置在这革命之外的「化外之境」，在偏远农村的「化外之民」的庇护下，宋茨林才得以在深山古刹里，一面向农村里的莘莘学子传授知识，一面挑灯夜读，心接民族、人类文明传统，并因此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称得上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乱世文化奇观」。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面，理应进入我们的历史叙述。[235]

我们的讨论，也许扯远了一点，却很重要。但现在，我们还要把话题拉回来，谈文革中的逍遥派。其中有两个群体，需要单独谈谈。

一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所谓考的，有追求的逍遥派」。当年北大化学系的高材生、今天的著名学者金观涛（1947-）说得很好：「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在精神上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区别仅在于参与的方式」。他这样谈到自己：「我的参与方式很特别，一切事变在我的心中都变成了哲学。从此，我开始了那长达二十年的哲学沉思——最初从陶醉在思想解放中的欢愉之情开始，接著就迎来了漫长的苦闷和彷徨时期，它包括那一次又一次在非理性主义的黑暗中探索最后重新去寻找光明和理性的历程」。[236]金观涛还谈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痛苦也是最重大的事件。它是中国社会寻找现代化道路以及追求它自身理想所经受各种转变中最令人感到迷惑的事件。作为处于当时革命中心地带——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又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我，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和把握这场运动」，[237]这构成了他几十年探讨哲学问题的原初动力，也正是为了进行根本性的思考，就必须与实际运动保持适当的距离，这就是金观涛和他有著同样或类似追求的红卫兵，选择逍遥派的原因。金观涛描述说：「1967年的夏天十分炎热难熬。外面发生武斗，而我却躺在竹床上反反复复苦读黑格尔的逻辑学」。[238]有意思的是金观涛的结论「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在十年以后发生，我都只可能是一个科学家，而不会走上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的道路」[239]——这大概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以后八十年代中国最活跃的，且在今天占据了主流地位的学者、作家、艺术家都是这样孕育在文革中、后期的「逍遥」生活里的。

还有一个例子。当年的初中生，今天的著名作家韩少功，他探索人生之路是从1967年秋「偷书」开始的：「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经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还有这样的趣闻：一位同学胆大包天到省城最大图书馆偷上万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迷恋美术），因而被判刑一年监外执行，一位老法官竟然对他私下感叹：我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啊丨韩少功说，这是「隐秘的民意宣判」 Z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韩少功后来用「偷书」、1仓书」、「换书」、「说书」、「护书」、「教书」、「抄书」、「骗书」、「醉书」来概括他在文革中、后期的「逍遥读书」的经历，这自然也是具有代表性的：这直接影响了八十年代「文艺复兴」的精神、文化的传递、承袭，正潜移默化于其中。[240]

讲到「换书」，我们就顺便说说文革中的特殊市场交易，即所谓「黑市」。它的特点是以物易物，不经过现金的环节，黑市的经营者主要是青少年，当年的红卫兵，今日的逍遥派。据韩少功回忆：「毛主席像章一时走红」，「一个碗口大的合金钢像章，可换三四个瓷质像章或竹质像章」；「像章热减退，男生对军品更有兴趣，于是一顶八成新军帽可换十几个像章」；「再过一段，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时尚新宠，尤其是白色回力几成极品，至少能换一台三级管收音机外加军裤一条」；「一旦读书潮暗涌，图书也可入场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241]黑书行情的变化，折射出的是青少年日常生活兴趣的变化，大概到了文革后期，读书就成为一时之追求了。

这样的逍遥读书，当具有某种组织形态时，就成了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我们将在下一讲里详尽讨论。这里要略说一点的，是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这样的地下文学其实是有两部分的。一部分是所谓「民间口头文学」，它产生于前面已经提到的田头小憩，以及很多回忆中都提到的车间、炕头的闲聊，知青朋友之间的聚会中，带有很大的自娱自乐的性质，有的有所本（大都是传统的或现代通俗小说），更多的是即兴创作。逐渐就出现了一些「故事王」，练就一方名嘴，「走到哪里都被知青们迎来送往。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寂寞难耐，经常备上好菜排著队请他，把他当成了快乐大本营」。[242]这些即兴创作，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加工，成了集体创作，并且风行全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梅花党》、《一双绣花鞋》这样的「间谍侦探小说」，《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这样的「色情小说」，其实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通俗小说类型的复活，正适合民间趣味，也是对文革主流革命文学的一种反弹。同时盛行的知青歌曲，也有浓厚的感伤、悲凉情调，[243]是文革主旋律的不和谐音。因此，这些民间创作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知青歌曲的代表作〈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竟判了10年徒刑，连我在的贵州安顺小城，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的哥哥就因为刻印《少女之心》而被枪毙。

地下文学艺术的另一部分是「文革地下文学艺术沙龙」所创作的多少具有前卫性的现代诗歌、现代小说和现代艺术作品。最著名的有北京分别以赵一凡（1950-）、徐浩渊（1949-）为核心的沙龙，上海小东楼沙龙xii，贵州以黄翔（19410、哑默（1942-）等为核心的贵阳沙龙等。七十年代被称为「文革新诗第一人」的食指（1948-），八十年代影响一时的诗人北岛（1949-）、芒克（1950-）、多多（1951-）、黄翔，都产生于这样的文学沙龙里。[244]这些现在已经成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有不少成果，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

文革逍遥派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所谓「大院里的孩子」。同学们可能看过姜文（1963-）导演，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反映的就是大院孩子的文革生活，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文革记忆。这和人们通常看到的「血淋淋」的文革很不一样，却也是真实的。所谓「大院」，主要指北京军队和国家机关的大院，「一般是融工作、生活、教育（学校）、娱乐设施（如剧院或操场）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它们大都有围墙和严密的警备保安制度而与城市其他区域相互隔离，是一个个具有院落特征的相对自足的空间」，这是「一种权力空间与实体空间高度统一的场所」。于是，「大院与胡同」就成了1949年建国以后北京城市结构的象征，「分别指称北京的国家性与地方性、政治权力与日常生活、神圣性与世俗性」，在中国的各大、中城市，也都有这样的规模不等的「大院」。但文革中，大院的主人——军队与地方的领导干部，突然成了被冲击的对象，「大院的孩子」也突然被抛弃到边缘位置，「他们经常游逛于北京大街小巷之中，在「莫斯科餐厅」喝酒或在王府并聚会；他们说一种基于北京方言的、由政治意识形态术语与胡同俚语相结合的新型语言。还有打群架或追逐女孩」，并且有专门名词，叫「拍婆子」。也有表明身分的服装，据说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四个兜的的确良上衣（干部服）长期领导服装潮流，泛称「国防绿」、俗称「板儿绿」；衣服怎么穿，也有讲究，比如穿五枚扣子的制服，要害在于第一枚扣子不能扣，最好袖子往上挽两圈，再配上球鞋中的「大哥大」——白色回力牌高腰篮球鞋，就完成了一个「城市浪荡者」的形象。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接班人」的身分幻想，也经常做著在中苏开战，或者干脆是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充当英雄的梦，因此，他们即使已经落魄，也始终保持对「胡同孩子」的优越感和隔膜感，以至隐隐的仇恨。大院的孩子和胡同的孩子的恶战时有发生，更多的是不同大院的孩子之间的内斗。其中的领袖人物，往往称为「顽主」。「未来国家主人」与「城市游荡者」的双重身分，对这一代「大院的孩子」少年成长期的精神影响是深刻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中重要的力量，回顾文革中的这段逍遥、游荡生活里精神历程，是格外有意义的。[245]

逍遥派思潮也有它的负面，同样不可忽略。它是对革命的绝望和厌倦的产物，背后隐含著的是信仰的破灭。正像张中晓所指出的那样，信仰的破灭是极容易导致虚无主义和感官沉溺的。因此，在文革中后期，随著逍遥派思潮的泛滥，虚无主义和及时寻乐的享乐主义的思潮，也悄悄在中国大陆出现。有的人认为，自己把青春白白地献给了革命，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补偿，就产生了疯狂攫取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八十、九十年代，中国迅速地从精神至上转变为精神虚无，物欲横流，从集体至上、一切为公，转变为个人至上、不择手段地为私人谋利的内在逻辑。看起来是八十、九十年代突然发生，其实它的前因早在文革中后期的六十、七十年代就已经埋下了。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也应进入我们的文革历史叙述。

五、腥风血雨：清查「五一六」、1968夏季大镇压和清理阶级队伍

讲完了多少有些温馨的文革日常生活故事之后，我们再回到文革的腥风血雨中来。

毛泽东在1967年的夏天，就提出警告：「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246]这就暗示著他要约束造反派，收拾红卫兵，重建文革的秩序，逐渐由大乱到大治了。

1967年夏天，毛泽东就严厉指出：「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谓「五一六」的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247]其实这是照例的捕风捉影，不过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几个学生组织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兵团」，提出了「彻底打碎旧国家机器」、「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的激进口号，人数与活动都不多，但毛泽东却借此打击全国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干部，更在事隔两年后的1970年，在全国范围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至少有几十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受到冲击的人更多。[248]

但同时，毛泽东还要利用造反派，正是在1967年7月、8月，毛泽东提出了「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两大口号，江青更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公开鼓吹「文攻武卫」，[249]在《文汇报》上发表后，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围绕著夺取地方权力，各地保守派和造反派进行你死我活的生死决斗，加上军队的介入，就迅速升级为真枪实弹的武装斗争，形成全国范围的全面内战，使各地革命委员会迟迟不能成立。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68年夏天，而且越演越烈。毛泽东面临对局势失控的危险。为了尽快制止武斗，结束全国内乱，他决心进行武力弹压，「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250]也正是在1968年7月，北京、广东、广西、青海、黑龙江、辽宁等地造反派在北京航空学院举行会议，商量建立全国性通讯网和成立全国造反派总部。这就更使得毛泽东和整个文革领导集团（从林彪集团，江青集团到周恩来）都感到了造反派有脱离他们控制的危险，因而空前一致地将这次会议称为「黑会」，将酝酿中的全国造反派总部定性为「反共救国团」，[251]并掀起了以造反派为主要对象的「夏季大镇压」的风暴。

其最典型的代表性事件，就是「七三布告」[252]，发出向广西造反派开刀的号令，造成再一次震惊全国的广西大屠杀。仅南宁一地，在广西省军区直接指挥下，炮击闹市区长达23天，共打死1,470人、俘虏9，845人，又将「俘虏」交给各县处理，被打死2，324人。[253]据文革后官方修订的《宾阳县志》记载，在解放军某部副师长指挥下，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全县被打死或迫害致死三千八百八十三人」。[254]这样的大屠杀是遍布广西73个县市的，「以平均每县（市）被杀七百至一千人计算，便有至少六万到八万人被无辜屠杀」，[255]当时就有「其残忍程度有如日寇血屠南京城」之说。就在这次大屠杀中，出现了吃人现象，甚至出现了「吃人群众运动」。在某县，人们吃狂、吃疯了，动不动就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吃人的理由，一是「吃人肉可以补养身体」，一是。杀反革命」：「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这就是阶级斗争」。[256]这倒是一语道破了毛泽东提倡的「群众专政」的实质。

紧接著1968年还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257] 1969年因中苏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国际局势紧张，又将一切武斗和内争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行为」严加取缔；[258] 1970年又有「一打三反运动」，其实也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继续。[259]毛泽东对此有过一个说明：「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260]——这里所说的「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这大概是真的：我们在这一讲一开始就说过，毛泽东一旦启动了文革这一「疯狂的机器」，就是他自己也难以控制的；问题是在局部失控以后，毛泽东的反应和对策。这一段谈话表明，毛泽东又回到了他的习惯性思维，把他自己「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失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归之于已经打倒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

于是，又有了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的概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261]同时宣布：「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侮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262]那么，「走资派」只是「有过错误」，就不再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了——这就意味著，到了1968年，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还是对象，毛泽东都有了不同于1966年的新说法。于是又有了对文化大革命革命对象的新说明：「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263]

这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信誓旦旦地宣布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目标，就被掉包，换成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国民党残渣余孽」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成了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和「肃反运动」，重新把旧的阶级斗争对象「地富反坏右」和与国民党政权有过牵连的「历史反革命」抓出来进行斗争，那些家庭出身不好、又在文革中起来造反的人，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这实际上是回到了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确定的抓「假左派，真右派」的目标。正是清理阶级队伍以及随后的一打三反运动，成为文革中持续最久、死亡最多的运动。[264]

这就意味著，1966年夏天，毛泽东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而到1968年夏天，毛泽东自己却又延续著刘少奇、邓小平的镇压群众的路线，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手法，和1957年先发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反对党内官僚，再联合党内官僚大抓群众中的「右派」完全同出一辙。这表明，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并无不同，他们都是一党专政体制的代表和坚定的维护者。毛泽东在文革初期鼓动、支持造反派造反，完全是发动文革的需要，而且是有前提的，就是必须在他的绝对控制之下，要服从于他的战略目的。但群众一旦被动员起来，造反就自有其发展逻辑，必然要突破毛泽东的限制，打乱他的战略部署；在控制不住的时候，毛泽东就必然要进行无情镇压，其手段是超过刘少奇、邓小平的。

这样，到1968年夏天，青年学生、红卫兵已经成为毛泽东需要排除的障碍。毛泽东在7月28日凌晨，紧急召集北京高校红卫兵的领袖，重申「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提出要实行「斗批散」，让青年学生「统统走光，扫地出门」，全部赶到基层，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265]这番话自然是杀气腾腾，但据说毛泽东说话时却是眼含热泪。[266]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红卫兵领袖都是毛泽东扶植起来的，他就是依靠。红卫兵小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而且如我们在这一讲一开头所说，毛泽东在内心十分欣赏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并寄以希望。现在，他却要亲自将他们赶下历史舞台，对此，他虽然是无情的，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他所谓的「大局」，毛泽东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但他也会有几分无奈、几分怜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毛泽东自身，包括他的信念的失败。

抛弃了红卫兵以后，毛泽东要依靠的力量是工人阶级[267]他一再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268]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269]并具体部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270]大批工人宣传队和军队宣传队，进驻学校和知识分子集中的科研、文教、文学艺术单位，知识分子成了批判、斗争、改造的革命对象。同时提出的是重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实行彻底的教育革命」的任务，明确规定「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271]要「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272]还要把「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的「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273]这就是1968年夏天风行一时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号召，其实质就是要让工、农、兵（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和军人）在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所有的领域发挥绝对性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历来属于知识分子的领地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所谓「全面专政」，一是要掌握领导权，二是「上层建筑一切反动思想都要实行专政」。[274]这大概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最后真正落实下来的目标和任务。

这同时就意味著对仍然坚持怀疑批判和反抗的造反派，红卫兵，毛泽东称为的「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275]进行排斥和打击。在毛泽东这里，所谓「大治」，就是「全面专政」》用他1969年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说法，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276]这本来是早在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已经宣布的，但人们，首先是「革命小将」，只注意他造反的号召，而忽视了他的真正目的，现在就要为这样的忽视付出代价。

当然，毛泽东也不可能像1957年那样，把所有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青年学生都打成「右派」，除了通过「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阶级队伍」对一部分造反派领袖实行专政以外，他的办法是把所有的青年学生都赶到基层去。先是通过毕业分配将大学生赶到工厂、农村、部队基层单位改造，再于1968年12月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277]从而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过，这是我们下一讲所要讨论的问题。

而这样的排斥、镇压和过河拆桥，又会反过来促成人们的觉悟，进而怀疑文化大革命本身，毛泽东本人，以至整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于是，就有了底下的议题。

六、新的觉醒：走出毛泽东

我曾经说过，这一次讲课，要向诸位著重介绍四位女性。我已经讲过林希翎——她是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的代表；还介绍了林昭——她是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者，是1957年至文革民间反抗运动的代表。我在这里要讲述的，是林昭的同乡——苏州陆文秀（生年不详-1970）的故事。苏州在一般人心目中，民性大都比较柔弱，但在共和国历史上却出现了两位刚烈的女性，这是令人叹服的。

选择陆文秀，除了她的精神、气概特别具有震撼力以外，还因为她在文革中的思想发展历程，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有专门讨论的必要和价值。

相对而言，陆文秀年纪比较大，在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在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的「下关惨案」xiii中还受过伤。文革时，她是苏州图书馆的副馆长，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她不但支持共产党，而且十分敬佩毛泽东，虽说不上是毛泽东主义者，但确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毛泽东的崇拜者，而且是极其虔诚，又极其认真的。正是这样的虔诚与认真，她在文革中，就在思想上和毛泽东发生了极其纠缠的关系，经历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最后走出毛泽东，反戈一击，对毛泽东进行了无畏的批判，并因此而遇难。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对她的精神历程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一开始，她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努力去理解和适应文化大革命，但很快就产生了怀疑。但她还是站在崇拜毛泽东的立场，而归之于自己「跟不上」。她这样说服自己：「毛主席的头脑是特别材料制成的」，「他能发动这样一场神妙莫测的革命战争」，是超出了自己，「超出了全世界革命人民想象能力之外」的，因此需要用非常的努力才能理解，她甚至认为这是毛泽东对自己和全国人民的一次「考验」。[278]于是，她苦心积虑、朝思暮想，以至发生精神错乱，在幻觉中，她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丈夫，渴望著和毛泽东进行夫妻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对话，希望毛泽东把他的真正思想和意图告诉自己。[279]

但对话没有发生，她只能独自寻找解求之路。于是，她先是认定毛泽东思想是「相互矛盾，真正绝然分歧的」，然后提出要将毛泽东「整个思想体系和现阶段的发展」区分开来，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280]——她的这个说法跟后来邓小平的解释很接近，邓小平其实也是面临著既要批毛，又要维护毛的矛盾。后来她又提出「运用毛泽东来独立思考」，[281]也就是以毛泽东关于「对错误的领导应该解决抵制，不应该盲从」这类「教导」来作为自己对毛泽东的怀疑、批判的依据[282]——这都表明，这时候，陆文秀还在挣扎，努力在毛泽东思想体系内来质疑毛泽东。

然而怀疑却越来越多。她终于明白厂向毛主席祈求解放，不会得到任何结果」，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探索它，研究它，甚至怀疑它，发展它」。[283]这就走出了很关键的一步，不再站在毛泽东体系内作奴隶的反抗，而是走出体系，进行更为独立的审视和批判。

于是，就有了〈请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电转毛主席党中央〉（1970年3月）与〈再电毛主席〉（1970年3月6日）两篇文章，明确指出：「自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以来，无论是加在刘少奇头上的「资反路线」，或是以毛主席名义推行的「革命路线」，一左一右，都是镇压人民的国民党路线」，她宣称：「我不是向毛主席乞求恩赐」，「文化大革命是你亲自领导，是逃避不了的」，「我死于狱中之日―，也就是历史为文化大革命定案之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论你本人愿意与否」，「何去何从，请即决定，时间已不容你再多拖延了」——这可以看作是陆文秀和她的曾经的「精神教父」毛泽东的决裂书，也是最大胆的挑战和宣判词。

走出毛泽东，使得陆文秀的思想升华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她一篇未完成稿〈自由〉里，[284]她高扬〈共产党宣言〉里的理论旗帜：「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条件」，明确提出「自由」是「人民的最高权利」，并这样总结共和国的历史：革命者「掌握政权以后，随著地位的改变而引起思想的改变，自由仍然没有到来。人们不过是从一种不自由，改变到另一种不自由」。她又这样批判文化大革命：「自由的被剥夺越加严重，直到从思想的不自由，转化为人身的不自由，达到不自由的顶峰」，最后并这样概括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消灭一切经济上、政治上的不平等制度，实现使全体公民真正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是以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和整个社会相结合，而社会也就成为每个自由个体的集合体。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自由才会真正降临人间，成为人民第一次享受到从未享受到的权利」。

在多次审讯中，她发出了这样的历史预言厂权在你们手里，我只知道历史自有它发展的规律」；「等历史结束再下结论」，「中国共产党要由历史来检验。历史本身就是镜子嘛」，「是毛主席、共产党写下的历史，这段历史是抹不掉的」；「如果一直紧跟毛主席，全国人民就绝不会得到解放」；「我这样的人，生命不值钱。我自己一无所有，是无产阶级」，「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历史，我是小人物，历史上只有帝王将相的历史」，「我自己负责」；「按照真理办，就对」，「我只考虑中国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讲了几句真话」，「我比花岗岩还要硬，杀了头还有后来人」，「将来走上层史审判台的不是我」。[285]

1970年3月16日，她写下了这样的〈代遗书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世代代牢记这一血的沉重教训」。「我为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故要求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286]1970年6月30日〈被杀害前四天的最后审讯记录〉里，留下了她的遗言「我死而无怨。人总有一死」。1970年7月3日，她从容赴难。

事实上，在文革中，还存在另一种力量，它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或者通过文化大革命自身的教训，不但放弃了对毛泽东的幻想，完全摆脱了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和控制，而且自觉地与毛泽东及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体制彻底决裂，走上了建立反对党，和毛泽东政权直接对抗的道路。这是和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毛泽东主义者」、陆文秀等体制内的怀疑、批判与反抗不同的另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星火》的道路。我们前面提到的毛泽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杨曦光在被捕入狱以后，遇到了「中国劳动党」的刘凤祥（生平不详）、张九龙（生平不详）、雷特超（生平不详）、侯湘风（生平不详），他们就是这样的「彻底决裂」派。他们中的骨干有许多都是1957年的「右派」，刘凤祥在1950年还担任过湖南浏阳县的县长，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反右运动打破了他们希望通过和平道路使中国走向民主的幻想，于是就转而「想走格瓦拉道路」，他们崇拜当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地下职业革命家」，希望自己也成为那样的人，他们的参与文革造反，是想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也就遭到了更为残酷的镇压：杨曝光判了十年徒刑，而中国劳动党人大都被处以极刑。[287]但杨曦光在出狱后仍写出了《牛鬼蛇神录》，留下了历史的记录，也留下了这些同样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和献身者的历史形象。[288]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们理应占据自己的位置。顺便说一下，这样的体制外的反抗者，在文革前及文革中，都有相当的数量，但他们却没有《星火》、中国劳动党这样的「幸运」，至今还不为世人所知，他们的许多珍贵的思想更是完全深埋在专政部门的档案里，这是我们今天进行民间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最大困难与遗憾，这样的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只有留待后人了。[289]

我们现在可以对六十年代中后期，文革第一阶段作一个小结：从1966年6月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到1968年毛泽东把青年学生赶到农村去，事实上停止了群众造反运动；从1966年6、7月刘少奇、邓小平大抓「假左派，真右派」，到1968年毛泽东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抓「历史与现行反革命」，实现了「全面专政」；从1966年8月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到1967年初全面夺权，再到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xiv，恢复党组织活动，被打倒的「走资派」重新恢复职务，在1973年的党的第十次代表会议 X V「周恩来明确宣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一切归党的领导」。[290]这就兜了一个圈子，完成一个历史过程，一切恢复原状。我们这些毛泽东主义者当时就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

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上也从听从、响应毛泽东的召唤，到开始努力走出毛泽东，而完成一个历史过程。这就意味著，经过这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尽管中国的社会结构、国家体制没有变，但人却变了，而且是社会各阶层一从底层的民众，到中层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再到上层党的领导阶层，所有人的思想都变了。这样的人心大变，就深刻地影响了文革后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

随著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我们所关注的民间思想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编注

- 第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1966年8月1日-12日于北京举行。毛泽东于8月5日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中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标志著文化大革命进入新的阶段。

- 三自一包：为1962年刘少奇为因应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大饥荒，提出农村经济政策。「三自」指：「自留地」、「利伯维尔场」、「自负盈躬，「一包」指：「包产到户」。

-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1966年11月8日于北京成立。

- 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1966年底成立之全国性造反组织，「农垦战士」大都是军队复员官兵，他们退伍后被安排在农场垦荒，在工资待遇等方面提出许多要求。

- 全国合同工临时工造反团：1966年底成立之全国性造反组织，「合同工、临时工」类似于今天的农民工，他们在工厂当临时工人，户口仍在农村，倍感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因此提出维护自己权益的主张。

- 全国知识青年造反团：1966年底成立之全国性造反组织，「知识青年」在被赶到农村劳动以后，同样受到歧视，在政治、生活上有诸多不满，因此试图组成全国性组织以表达其利益要求。

- 全国聋哑人革命造反团：1966年底成立之全国性造反组织，「聋哑人」在社会上更是弱势群体，因此迫切要求政府与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成立全国性组织以求保障其利益。

- 大闹怀仁堂：指1967年2月11日-16日，于怀仁堂举之中央政治局委员碰头会议上，谭震林（1902-1983）、陈毅、叶剑英、李富春（1900-1975）、李先念（1909-1992）、徐向前（1901-1990），聂荣臻等人，与林彪、康生（1898-1975）、陈伯达、江青、张春桥（1917-2005）、谢富治（1909-1972）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后称为「二月抗争」。

- 七二〇事件：又称「武汉事件」或「陈再道兵变」。1967年3月-4月，武汉地区的两大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已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导致流血事件频频发生。到了7月20日前后，其中「百万雄师」派因质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等人对文革处理的立场，因而引发冲突，当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七二〇事件被视为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的标志。

- 格瓦拉——卡斯特罗路线：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又译卡斯特罗，1926-，古巴），「格瓦拉——卡斯特罗路线」指古巴革命的模式，在六十年代受中国革命影响的拉丁美洲的毛派批评格瓦拉是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不懂得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 井冈山兵团：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也称井冈山战斗队，1966年12月19日由北京清华大学学生成立。井冈山兵团于成立四个月后分裂为「兵团总部」（简称「团派」）与「四一四串联会」（简称「四派」、「四一四派」），一个多月后「四派」成立「四一四总部」，双方展开激烈论战并逐步升级，并于1968年4月开始了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

- 上海小东楼沙龙：此沙龙得名为其核心人物孙恒志（生平不详）的家——小东楼，孙恒志在文革开始时是上海中学的高中学生，他的母亲（上海市教育局长）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1967年底孙恒志到北京结识—些老红卫兵，受徐浩渊启发而于1968年回到上海后组成此沙龙。成员中有多位是被打倒、被批判的原上海市领导人的子女。

- 下关惨案：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群众十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去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以马叙伦（1885-1970）为首的代表团乘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数百人殴打，马叙伦、雷洁琼（1905-2011）、阎宝航（1895-1968）、叶笃义（19160、浦熙修（1910-1970）等被打成重伤。这个历史事件称为「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因为请愿代表到了南京下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因此，又称为「六二三」下关事件或「下关惨案」。

- 中共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4月1日-24日于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作政治报告，全面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草案，在此新党章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取消中央书记处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 党的第十次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3年8月24日-28日于北京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全体代表通过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拥护中共中央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所采取的全部措施。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第1版。

[2] 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一段谈话〉（1967年2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220。林彪1969年4月1日在中共九大上的政治报告里引用了这段话。

[3] 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批语〉（1967年10月、1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433。「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7年11月6日）。又，毛泽东在1966年4月〈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里，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命题，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41。

[4] 谭天荣：〈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手稿）。参看钱理群：〈谭天荣：永在探索真理〉，《拒绝遗忘：「1957年学」笔记》（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169-200。

[5] 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和儒学》，页37。

[6] 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1966年5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3-54。

[7] 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第1版。社论还对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也即他发动文革背后的理想作了这样的概括：「促进人们思想的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实现全民皆兵」，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

[8] 毛泽东：〈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966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115。

[9] 毛泽东：〈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批语〉（1967年10月、1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434。毛泽东在审稿时将「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语删去。

[10] 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什么四个伟大」，「 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er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文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74。参看阎长贵：〈「四个伟大是」是谁提出来的？〉，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页51-54。

[11] 〈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30日）。转引自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页176-177。

[12] 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转引自王年一：《1949一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页53。据说，刘少奇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人说他「自己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还要重大」。转引自阎长贵：〈「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使用和废止的内情〉，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页89。

[1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第1版。

[14] 刘惠明：〈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红旗》1966年第11期（1966年8月21日出版），页36。此外，毛泽东：〈对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来信的批语〉里提到，这七位大学生来信提出为防止革命干部「蜕化成特殊阶层」，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1、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2、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3、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4、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回复：「他们所谈的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这表明，毛泽东确有在文革中进行「彻底的改革」，以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的设想。毛泽东：〈对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来信的批语〉（1966年7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77-78。

[15] 〈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1966年11月3日讲），《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第2版。

[16] 据张平化的秘书梅永禄回忆（2005年7月18日梅永禄口述），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页149。

[17]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页156。

[18]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页157。

[19]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页173-174。

[20] 参看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并冈山》，页173-174。

[21] 毛泽东主要随行人员王卓超（原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口述（2001年7月28日），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页174。

[22]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页64。

[23] 王卓超口述（2001年7月28日），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页174。

[24] 孙玉衡（刘俊秀遗孀）口述（2001年9月2日），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页176-177。

[25] 孙玉衡口述（2001年9月2日），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页177。

[26] 王卓超口述（2001年7月28日），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页178。

[27]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967年7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385。

[28]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71。

[29] 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770。

[30] 毛泽东：〈读《初唐四杰集》批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11-13。

[31] 毛泽东：〈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1964年6月24日）。该文出自于文革中流传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内部出版），页134。

[32] 毛泽东：〈教育制度要改革〉（〈和毛远新谈话纪要〉摘要）（1964年7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页96。

[33] 参看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页114、117-118。参看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页10。

[34] 〈造反精神万岁〉（1965年10月28日）参见《首都红卫兵》1967年第1期「纪念八•一八专刊」。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10-11。

[35] 此三篇分别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6月24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4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27日），作者皆署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皆刊于《红旗》1966年第11期（1966年8月21日出版）。

[36] 〈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黑指示〉（1966年7月13日），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在青年工作中的黑话（供批判用）》第二集，页26。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20。

[37] 〈文化革命时期刘少奇对师大一附中运动的部分指示〉，据原编者注，刘少奇的指示是依据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的工作日记，刊载在一份封面缺失的群众组织编印的刘少奇讲话资料，页233。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20。

[38]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6月24日），《红旗》。1966年第11期（1966年8月21日出版），页27。

[39]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7月31日、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87-88。

[40]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原载北京《兵团战报》1966年11月26日，现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页83。

[41]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83-84。

[42] 署名「北京一〇一中，你们的爷爷——老红卫兵」给造反派的恐吓信，成文时间应当不晚于1967年4月，参看新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总部编：《大字报选》，1967年4月，页22。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16。

[43] 转引自陈晓农编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页293。该书引用本段文字时说明：,参见1986年在美国出版的《知识分子》杂志春季号，原刊不在手边，这里只记大意」。

[44]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4日），《红旗》1966年第11期（1966年8月21日出版），页28。

[45] 刘少奇：1966年7月初的批示。转引自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收录于刘国凯主编：《封杀不了的历史》（香港：田园书屋，1996），页311。

[46] 参看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的寻访实录》（香港：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参看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页67-75。

[47] 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内乱与抗争一「文化革命」的十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154。转引自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177。

[48] 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人民日报》1966年8月20日，第1版。

[49] 江青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1966年7月28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电子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50]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页68。参看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页16。

[51] 宋永毅：〈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页16-17、19-20、24-25。

[52] 转引自莫里斯•迈斯纳：〈文化革命的概念〉，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页391。

[53] 北京二中红卫兵：〈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1966年8月18日）。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23。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在略作修改后，发表了这张传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54] 汪学文：《中共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页392-394。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和儒学》，页129。

[55] 转引自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页328-329。

[56] 毛泽东：〈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1917年9月），《毛泽东早期文稿》，页639。

[57] 毛泽东：〈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所加写的批注〉（1966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93。

[58] 本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第1版。

[59] 这也是文革中最响亮的口号，「斗私、批修」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第1版。

[60] 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页354。

[61] 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页254-255。

[6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7-18、21。

[63] 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页257-258。文革中的「红色海洋」，及其所象征的革命暴力崇拜，其内蕴的暴力美学，引起了对于色彩极度敏感的画家张汀的极度反感，以至引起生理的反应，呕吐不已，「直至反感所有色彩，甚至必须把花色被面翻过去作里子，颜色模糊些。作画也只能用墨，故此画起了纯焦墨山水」，自成一派。参看灰娃：《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页103。

[64]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电子光盘。

[65] 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页289。

[66] 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页301。

[67] 这里以「 I960年」为界，似乎有些费解。其实老红卫兵所反对的是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如第八讲所分析，实际上是从1962年开始，以「1960年」为界，是一个笼统的时间概念。但其所表达的意思还是清楚的：老红卫兵反对的是准备和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而拥护的是准备和发动文革之前的毛泽东，也就是通常说的「十七年」的毛泽东，也即我们所讨论的建立「五七体制」的毛泽东。

[68] 这里所说「二个主席」，应指毛泽东和林彪，「几个委员」自然是指陈伯达、康生等（当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都不是中央委员）。但〈通告〉又同时宣布要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

[69] 这里所说的「反动造反组织」，也就是我们下文所要讨论的「造反派红卫兵」。以上引文见〈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106-107。

[70] 参看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第一章注释（11），页43-44。

[71] 刘少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中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转引自阎长贵：〈「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是谁说的？〉，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页102-103。

[72] 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1966年6月13日）。转引自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页25-26。

[73] 马识途：《沧桑十年》（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页72。该书的《附录》保留了文革期间的一张《文艺界修正主义头目》的大字报，记录了在文革中被揪斗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领导和著名知识分子196人的名单。可供参考。

[74] 参看碧峡：〈波澜乍起——武汉水电学院的1966〉，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页195。

[75]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90。

[76] 1967年2月2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的谈话。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页32。

[77]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页631。

[78] 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8-9。

[79]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72。

[80] 王力回忆说，大串连是毛泽东坚决提倡的，他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又说：中国要防修，就要让更多的青少年直接见到我。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页647。

[81] 「形形色色的造反」这一概念是徐友渔在其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和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首先提出的。不过他所讨论的主要是红卫兵造反，而我们的讨论则更广泛。

[82] 据我的一份研究笔记，当时匆忙写作间，未及时注明出处，但肯定是来自某本书某篇文章。在写作本书时，多次寻找也未找到。本想删去这个材料，但又觉得文革期间农民的动向的材料极其稀缺，这一材料自有特殊价值，故还是保留在此，仅供参考。

[83] 萧瑞怡：〈上毛泽东万言书〉（1968年5月-6月），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6），页3。

[84] 萧瑞怡：〈上毛泽东万言书〉（1968年5月-6月），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页4。

[85] 萧瑞怡：〈上毛泽东万言书〉（1968年5月-6月），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页8。

[86] 萧瑞怡：〈上毛泽东万言书〉（1968年5月-6月），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页11。

[87] 萧瑞怡：〈上毛泽东万言书〉（1968年5月-6月），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页1。

[88]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刘国凯主编：《封杀不了的历史》，页340。

[89] 1967年1月11日，在毛泽东提议下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111-112。

[90] 莫里斯•迈斯纳：〈文化革命的概念〉，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外国人怎样评价毛泽东》，页384。

[91] 据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介绍，1967年夏天前后，1957年的右派在全国各地相互串连，进行有组织的翻案活动。其中闹得颇有影响的是湖南。在这个省，《万山红遍》、《赤遍全球》、《新湖南报》等小报，连连让右派出来诉冤情倒苦水，并发表洋洋洒泷的长文：〈评反右运动中的刘邓修正主义黑线〉。在随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们都被打成造皮派的黑手」和「后台」，遭到了残酷迫害。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页569、604。我们在前面提到的1958年四川中学生中的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也成立了「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印发了《千秋功罪》等控诉材料，见《五八劫：1958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书中「文革中的控诉材料」。王建军主编：《五八劫：1958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自印本）。

[92] 郭超人、陆拂为：〈历史的审判〉。转引自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页223。

[93] 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页887-888。

[94] 参看谭力夫：〈从对联谈起〉（1966年作），〈谭力夫在820辩论会上的发言〉（1966年作），以上两文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印），现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88-97。

[95] 遇罗克：〈出身论〉（1966年7月-11月），原载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现收录于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页20、3。

[96] 谭天荣：《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手稿）。

[97]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409。

[98] 遇罗克：〈谈鸿沟〉，原载1967年2月27日《中学论坛》第1期，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现收录于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页66-67。

[99] 铜川煤矿一工人：〈反动的唯出身论在工厂〉（1967年2月22日），原载1967年4月1日《中学文革报》，现收录于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的遗作与回忆》，页171-172。

[100] 遇罗克：〈出身论〉，收录于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页21、101。

[101] 马克思：〈自白〉，载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胡尧之等译：《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原编者注中说明，〈自白〉是1865年马克思对一些问题的答复。虽然是半开玩笑的答复，却对于了解马克思的为人仍然是有价值的。

[102] 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1966年9月7日），原载《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1966年10月7日），现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28。

[103]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1907年），《鲁迅全集》第1卷，页46。

[104] 〈革命少数赞〉，见井冈山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联合主办《并冈山》报选编之《彻底革命，彻底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据文革铅印传单。

[105] 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28。

[106]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73。

[107] 参看谭放、赵无眠选辑：《文革大字报精选》（香港：明镜出版社，1996）。

[108] 华新民：〈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网上刊物《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http；//wwwcndorg/ C R），第227期，2004年8月23日。转引自印红标：《失纵者的足迹：文革期间的青年思潮》，页96。

[109] 中国科技大学红炮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万岁〉。该大字报原稿已失，这里的叙述是根据原作者华新民的回忆：〈我所知道的北京「新思潮」〉。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思潮》，页95。

[110] 李文博大字报的原文已失，这里的引述是根据李文博本人的回忆，与当时批判文章中所引录。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思潮》，页87-88。

[111] 〈张春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2月24日），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322。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89。

[112] 毛泽东：〈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67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310-311。

[113] 以下引文均见〈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后刊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现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48-256。

[114] 对毛泽东生日讲话，王力有详尽的回忆，可参看。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页693-699。

[115]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第1版。参看阎长贵：〈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文章提到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提出的是「全国全面内战」，后在起草《人民日报》社论时改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页112-120。

[116] 毛泽东：〈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1967年1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185。

[117]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1967年2月5日）。

[118] 上海夺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详情，可参看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119] 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208。

[120] 张春桥：〈张春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2月24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北京：内部刊行，1988），页323。

[121] 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5。参看蔡翔：〈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两个「三十年」与「革命之后」时代的文学〉，载《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2期，总第2期，页12-26。

[122] 毛泽东：：〈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页35-36。

[123] 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1966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161。

[124] 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67年1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197。

[125] 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309。

[126] 这里所说的「十七年体制」，指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十七年的国家政治体制，其核心就是「一党专政」。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到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讨论过的「五七体制」。可以说，「五七体制」是「十七年体制」的完备形态。

[127] 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1967年5月14日），文中特地关照：不要「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1967年5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347。

[128] 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长沙党史大事年表（1919-1992）》（长沙：内部出版，1993），页174。转引自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页456。

[129]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页458。

[130]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大事记述》（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转引自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页460。

[131]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青海省大事记》（西宁：内部出版，1986），页182-183。转引自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页461。参看赵淮清〈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页57-60；孙言诚：〈青海二•二三事件〉•，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页10-18。

[132] 在发生了青海军区向群众组织开枪事件以后，毛泽东在〈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1967年4月4日、4月6日）里写了这样一段：「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307。但事实上，文革中军队向群众开枪的事件，还是不断发生，以至成为「传统」。

[133] 据时为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回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林彪首先提出的，他的目的显然是要藉此清除军内的异己，这大概也是毛、林矛盾的第一次公开化。《杨成武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页294。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498。

[134] 参看阎长贵：〈「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页69。

[135] 正是在这全国大乱的情势下，出现了震惊全国的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一个生产大队，甚至将全队全部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共64名统统活埋。而这样的大屠杀和1966年北京大兴县一样，完全是由县、区、社的作为解放军和政府的地方编制的人民武装部门直接指挥的，属于「国家屠杀」。见章成：〈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文收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页117、151-152、122。

[136]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145。

[137] 所谓「鸡血疗法」，是1967年夏，突然在全国民间流行的一个保健法，纷纷传说喝鸡血可以治百病，于是大江南北，到处鸡飞狗跳。

[138]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北斗星学会宣言〉（1967年12月10日），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现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343。

[139]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页469。

[140] 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1967年10月），原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现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327。本篇作者即杨曝光。

[141] 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331。

[142]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12日），原载广州《广印红旗》（1968年3月），现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78。

[143]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94。

[144]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94。

[145]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80。

[146]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75。

[147]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83。

[148]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84。

[149]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85。

[150]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92。

[151] 〈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摘要）、〈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二文皆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346-348、312-324。

[152]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275。

[153] 参看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献给第三世界大战的勇士〉这一节，其中有「潜入越南参战的四名红卫兵」、「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献给第三世界大战的勇士〉和它的创作源起」三部分。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济南：朝华出版社，1993），页50-70。

[154] 廖光生：《排外与中国政治》（香港：明报出版社，1987），页188-227。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和儒学》，页91。

[155] 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页324。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和 I儒学》，页95。

[156] 厉以宁主编：《教育经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表5-5」，页104。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与儒学》，页95。

[157] 反复辟学会：〈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1967年8月5日），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425。

[158] 反复辟学会：〈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1967年8月5日），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430。

[159] 反复辟学会：〈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1967年8月5日），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427。

[160] 毛泽东：〈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谈话〉（1965年3月16日）。转引自约汉•布莱恩•斯塔尔 Oohn Bryan Starr）著，曹志为、王晴波译：《毛泽东的政治哲学》，页42。

[161] 毛泽东：〈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1961年10月7日，和中日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5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页483。

[162] 杨奎松：〈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态度的变化（1949-1973）〉，《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498-499。参看程映红：〈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页70-71。

[163] 关于中共在文革中为马来西亚共产党建立广播电台，以及在此前后中共与马共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三世界毛派的命运，可参看金津：〈马共的革命与终结〉，《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页82-87。

[164] 程映红：〈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团记忆》（上册），页63。

[165] 程映红：〈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团记忆》（上册），页63-66。

[166] 程映红：〈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团记忆》（上册），页66-67、74-75。

[167] 程映红：〈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团记忆》（上册），页69-70、79-80、70-71。

[168] 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写的批语〉（1968年5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文题为〈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页432。

[169] 1971年10月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随后中国改变了支持第三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政策，转而强调和各国政府「和平共处」。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未免有些尴尬」的外交行动：1971年，在斯里兰卡发生革命起义时，中国对时任总理的班达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一如既往；1972年美国对越南发动「圣诞节轰炸」时，中国只是口头提出抗议，仍和尼克松、基辛格保持密切关系；智利军政权推翻了阿连德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以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和军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少数国家之一：1976年初，在安哥拉事务中，中国又和美国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站在同一战线上。这都表明，从文革后期开始，中国就逐渐放弃了「革命外交」，不再按照意识形态决定外交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远离了毛泽东最初的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根据地和中心」的文革目标，而这又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新的战略的一个体现，这都显示了革命家的毛泽东与国家领袖的毛泽东的内在矛盾。以上材料转引自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359。

[170] 详参李晓航：〈《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修订与传播〉，杨天石主编、姚鸿本卷主编：《毛泽东剪影》，页294-295。

[171] 何明星：〈红色经典的海外遗产〉，载《南风窗》2009年2期。

[172] （法）高达乐（Ckude Cadan）著，程映湘译：〈法国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9）〉原载《二十一世纪》总第37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现收录于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页325。

[173] （日）桥爪大三郎著，季卫东译：〈红卫兵与「全共斗」一兼谈6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原载《二十一世纪》总第36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现收录于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页295。

[174] （日）桥爪大三郎著，季卫东译：〈红卫兵与「全共斗」一兼谈6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页295。

[175] 刘小枫：〈现代性演化中的西方「文化革命」〉原载《二十一世纪》总第37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现收录于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页483。

[176] （日）加加美光行著，季卫东译：〈文化大革命与现代日本〉原载《二十一世纪》总第36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现收录于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页309。

[177] （法）高达乐（Claude Cadart）著，程映湘译：〈法国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9）〉，收录于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页324。

[178] 以上论述，均据（日）桥爪大三郎：〈红卫兵与「全共斗」一兼谈6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日）加加美光行：〈文化大革命与现代日本〉、（法）加斯托：〈毛主义和法国知识分子〉、（法）高达乐：〈法国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皆收录于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

[179] （美）德里克（Arif Dirlik）著，林立伟译：〈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原载《二十一世纪》总第37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现收录于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页465-471。

[180] 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和国史》，页191。

[181] 毛泽东：〈对〈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的批语〉（1968年5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498。

[182] 凌耿著，丁广馨、刘昆生译：《天雠：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香港：新境传播公司，1972）。

[183] 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页46。

[184] 陈映真：〈我在台湾所体验的文革〉，原载1996年5月26日出版的《亚洲周刊》。

[185] 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332-333。

[186]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后记——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何清涟说，她要「用这本《现代化的陷阱》来祭奠我青少年时期的友谊和那批「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永远记得他们当年以知青」和中学生身份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页381。

[187]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页390。

[188]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147。

[189]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195。

[190] 东方红战团一战士（周泉缨）：〈四•一四思潮必胜〉（1967年8月3日），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现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392。

[191] 这是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的一个概括，他曾明确表示不同意「四一四派」的意见。见〈毛主席、林副主席七•二八召见红代会代表〉（1968年7月28日（记录稿））。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思潮》，页79。

[192] 东方红战团一战士（周泉缨）：〈四•一四思潮必胜〉（1967年8月3日），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407。

[193] 〈和周泉缨谈话纪要（摘要）〉，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现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381。

[194] 〈和周泉缨谈话纪要（摘要）〉，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现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384。

[195] 宋永毅等：〈清华大学四•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导言，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370。

[196] 〈权术三十六条〉（1968），文收贺雄飞主编：《边缘记录：《天涯》民间语文精品》（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页400-401。

[197] 转引自卢跃刚：《大国寡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页291。

[198] 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1999年1月10日），网上刊物《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http://wwwcndorg/ C R）第55期，1999年9月7日。作为「四•一四派」理论家的周泉缨本人，在经历了1967年10月-1968年10月监狱里的反思，以及在1970年以后被分配到底层工作以后的观察与体验，转变了观点，对十七年体制和文革都有许多批判性的思考，遂有了〈我心中的文革〉一文。

[199] 详参，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网上刊物《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http://www.ndorg/ C R）第55期，1999年9月7日。

[200] 李敖：《李敖文集•书信集「为黑吃黑举一个例」》。转引自吴戈：《红与黑一牟其中为什么毁灭》（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页3。

[201] 吴戈：《红与黑——牟其中为什么毁灭》，页54。

[202] 吴戈：《红与黑——牟其中为什么毁灭》，页3。

[203] 吴戈：《红与黑——牟其中为什么毁灭》，页41。

[204] 吴戈：《红与黑——牟其中为什么毁灭》，页71。

[205] 吴戈：《红与黑——牟其中为什么毁灭》，页524。

[206] 汪澍白：〈影响毛泽东最深的传统文化四大家〉，《毛泽东的来踪去迹》（自印本），页314。

[207] 尤西林（当年西安某中学高中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文革境况片断〉，文收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11-12。

[208] 秦晖（当年广西南宁「小红卫兵」，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在〈沉重的浪漫——我的红卫兵时代〉里，也回忆说，广西造反派（四二二派）里，除了为「主义」而造反的红卫兵以外，还有许多市民草根型的激进派组织，他们是因实际利益而造反，类似鲁迅笔下的阿 Q造反，是所谓「勇敢分子」，自然成为武斗的骨干，其中就可能有不认同现行体制的江湖黑社会团体。文收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293-294、297-298、301。

[209] （美国）阿尼达•陈（陈佩华）著，史继平、田晓菲、穆建新译：《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98），页179。

[21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页486。

[211] 乔晓阳主编：《生于70年代》（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212] 布衣依旧：〈粮票油票豆制品〉，布衣依旧、毕飞宇等著：《生于60年代》（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页108。

[213] 布衣依旧：〈粮票油票豆制品〉，布衣依旧、毕飞宇等著：《生于60年代》，页113。

[214] 老李偶尔在线：〈农村小孩的四季写食主义〉，布衣依旧、毕飞宇等著：《生于60年代》，页119-121。

[21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781。

[216] 刘仰东：《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页158。

[217] 刘仰东：《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页160。

[218] 刘仰东：《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页161。

[219] 参看《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页149-159。又参看布衣依旧：〈红色电影时代：《闪闪的红星》〉、〈红色年代的其他影片〉、〈印象中的外国电影〉，布衣依旧、毕飞宇等著：《生于60年代》，页181-215。

[220] 黄子平：〈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页317-327。

[221] 参看李光彩：〈张玉凤谈毛泽东〉，载《悦读》18卷。张玉凤回忆说，毛泽东「看正书看累了看闲书，看大书累了看小人书」，「处理公事之外，他迷上了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册，看得津津有味，这也是他休息脑筋的独特方式」。

[222] 刘仰东：《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页172。

[223] 巴金《随感录》里专门写了一篇〈「样板戏」〉，写到他的「样板戏」记忆：「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拼命挣扎，大声叫喊」，并且表示：「在大唱「样板戏」的年代里，我受过多少奇耻大辱，自己并未忘记」，「也许是我的过虑，我真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惨剧重上舞台」。巴金：《巴金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页682-683。

[224] 高默波：〈起程——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86-87。

[225]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记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277-281。参看篮子：〈月光下的歌声〉、〈流逝的音符——关于〈南京知青之歌〉〉，《山崖上的守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页45-46。

[226] 刘仰东：《红底金字：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页135-149。

[227] 阿城：〈听敌台〉，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139-140。

[228] 柏桦：〈始于一九七九——比冰和铁更剌人心肠的欢乐〉，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頁533。

[229]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记七十年代的一个朋友〉，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293-294。

[230] 蔡翔：〈七十年代——末代回忆〉，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329-330。

[231]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570-571。

[232] 李大兴：〈明暗交错的时光〉，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550-551。诗人灰娃也有类似的小沙龙」的回忆：「往往是我的小客人进屋后，我煮上一壶浓香咖啡，或者沏红茶。我总要往滇红茶中放几滴干红酒、一点冰糖、一片鲜柠檬，调制成美味可口的飮料。随后即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拉上窗帘。之后，我们便开始听音乐。抄家之后，只剩下三张唱片：有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德彪西《海与风的对话》、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和《第一钢琴协奏曲》。这几张唱片反复听，到后来，一些段落已被有的孩子背熟了」。「春、夏、秋三季，我们还常常到郊区去远足」，「在树丛、草地、寺庙、农家，也在开满雪白梨花的果园和散落羊群的路边，开心地玩、唱、说笑。那年月游人稀少，诺大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们」。灰娃：《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页140-141。其实这样的「沙龙」，在文革后期是遍布全国的。我的贵州家里，岳母是老派上海人，也经常聚会，喝咖啡，唱西洋歌曲。

[233] 参看钱理群：〈「活下去，还是不活？」：我看纪录片《和凤鸣》〉，《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页469。

[234] 即台湾的大学联考。

[235] 参看钱理群：〈「土地里长出的散文」——读宋茨林《我的月光我的太阳》，兼谈《黔中走笔》〉，《漂泊的家园》（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页359。

[236] 金观涛：〈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我的哲学探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页5。

[237] 金观涛：〈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我的哲学探讨》，页8。

[238] 金观涛：〈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我的哲学探讨》，页10。

[239] 金观涛：〈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我的哲学探讨》，页5。

[240]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562-584。

[241]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568-569。

[242] 参看韩少功：〈漫长的假期〉，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57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也有类似记载，页347-349。

[243] 知青歌曲的代表作〈南京知青之歌〉的歌词：「跟着太阳出，伴着月儿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配上感伤、悲凉的曲调，全国各地的知青无不为之动容。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页116-128。参看篮子：〈流逝的音符——关于〈南京知青之歌〉〉，《山崖上的守涂》，页45-48。

[244] 参看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相关部分。北岛：〈断章〉、徐浩渊：〈诗样年华〉，均收录于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

[245] 徐敏：〈王朔与文革后期的城市游荡者——以《动物凶猛》为例〉，《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页50。参看刘仰东：《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页268-271、302-313。

[246]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967年7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388。

[247]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第1版。毛泽东的〈批语〉说：「看了一遍，很好」。并就所谓「五一六兵团」加写了一段，称其为「反动组织」。毛泽东：〈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401、403。

[248] 参看王年一：〈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页31-45。据曾于1972年2月任中央「五一六」项目联合小组组长的吴德回忆，北京市清查「五一六」分子，群众揭发涉及5万多人，触动的有1万4，000-5，000人，办留宿学习班最多时有3,000人，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54。还可参看王广宇：〈「五一六」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页137-145。

[249] 1967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在和周恩来等谈话中就提出要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在8月4日给江青的信中就提出了「「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问题。江青则在7月21日接见河南造反派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转引自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页1012-1013。

[250] 〈毛主席在和聂元梓、蒯大富等五大领袖谈话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1968年7月28日）。转引自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页698。

[251]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刘国凯主编：《封杀不了的历史》，页429-430。在1968年7月25日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吴法宪说：「他（指武传斌——笔者注）有什么资格召集全国十几个省开会。谁给你的权力，谁给你的任务？」陈伯达还说：「你们造谁的反？你们要假借名义造无产阶级的反」。周恩来说：「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康生说：「旗派的头头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周恩来说：「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

[252] 所谓「七三布告」，是指1968年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布告，将广西四二二派在武斗中发生的抢枪、阻碍交通等行为，定性为「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并下令「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进行镇压。转引自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页710-711。

[253] 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转引自徐勇：〈韦国清剿杀四二二派〉，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页248-249。还有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据官方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二万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一万九千多人」。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页254。

[254] 据郑义：〈广西宾阳惨案调查记〉，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页207。

[255] 徐勇：〈韦国清剿杀四二二派〉，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页239。

[256] 参看郑义：《历史的一部分：永远寄不出的十一封信》（台北：万象图书公司，1993），页294。

[257] 见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意见〉（1968年10月3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94。在1968年夏，在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同时，还在内蒙古发动了一个「清查"内人党」」运动。所谓「内人党」全称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是一个成立于1925年的内蒙古地区民族主义政党，它本来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国共分裂和抗日战争期间都和共产党有很好的合作，在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就停止了活动。文化大革命中重提反新内人党」，实际上是借口「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而对蒙古族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进行政治迫害。运动从1968年7月开始，1968年11月到1969年2、3月达到高潮，用尽骇人听闻的各种刑罚，造成特大冤案，受害者达48万多人。参看白音太：〈「内人党」冤案前后〉，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页45-50；哈斯格尔勒：人「内人党」冤案亲历记〉，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页25-30。在文革中，西藏地区虽然没有围剿「内人党」这样的全区范围内的政治冤案，但仍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宗教迫害与破坏，其后遗症至今未除。

[258] 周恩来：〈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1969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1969年8月28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页311、317。参看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447、452。

[259] 所谓「一打三反」是指「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全国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人，逮捕了28万4，800人，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后来成为三大「民族圣女」之一（另两位是林昭和林希翎）的张志新就是「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在1970年8月20日遇害的。参看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337。

[260] 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的谈话（1967年12月18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515。

[261]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话〉（1968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485。

[26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617。

[263] 毛泽东同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518。

[264] 丁抒：〈大规模迫害人民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团记忆》（下），页607。

[265] 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522-1524。

[266] 当时就有这样的传言，后来笔者又听蒯大富当面说过。

[267] 1975年5月，毛泽东在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里，有这样一段话：「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489-1490。

[268] 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段话〉（1968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20。

[269] 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28。

[270] 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31。

[271] 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30。

[272] 毛泽东：〈对〈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一文的修改和批语〉（1968年9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60。

[273] 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8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31。

[274] 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人民日报》1968年8月26日，第1版。后来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里，则将「全面专政」概括为「四个消灭」，即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由此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由之产生的「一切观念」。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1975年4月1日出版），页9。

[275] 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29。

[276]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页37。

[277]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1968年12月22日公开发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616。

[278] 陆文秀：〈思想汇报〉（日期不详），见铅印稿。

[279] 林昭也在监狱里发生精神错乱，产生精神幻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与研究的文革精神现象

[280] 陆文秀：〈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969年11月17日），见铅印稿。

[281] 陆文秀：〈关于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1969年11月17日），见铅印稿。

[282] 陆文秀：〈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的一封公开信〉（1969年11月22日），见铅印稿。

[283] 陆文秀：〈再告全国人民书〉（1969年11月29日）、〈多思〉（1969年12月26日），见铅印稿。

[284] 〈自由〉是1970年3月正式逮捕陆文秀时，公安人员从她的小床上查抄出来的最后一篇文章的草稿，还未写完，写作时间应在1970年3月。

[285] 陆文秀：〈被正式逮捕前的提审笔录〉（1970年3月15日），〈被正式逮捕后的第一次审讯记录〉（1970年3月25日），〈被正式逮捕后的第二次审讯记录〉（1970年4月21日），见铅印稿。

[286] 〈陆文秀代遗书〉（1970年3月16日），见铅印稿。

[287] 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1967年1月30日），就作了这样的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209。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红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里，就特地点名：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这种「反动组织」。当时被取缔的这类组织，应当更多，但这些组织的情况至今还不清楚，有待挖掘、研究。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1967年第3期（1967年2月3日出版），页17。王凡西在《毛泽东思想论稿》中提到：「在上海本年〔钱注：1967年〕一月份出版的第十九期「红卫战报」上，就说到在「造反派内部」，出现了一些托派分裂活动」」。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页393。这些信息，提醒我们要注意文革的群众组织的复杂性，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288] 参看杨曦光：《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其中〈张九龙〉、〈「舵手」〉、〈「反革命组织犯」〉等章节。参看刘国凯：〈血凝成的价值——评杨曦光力作《牛鬼蛇神录》〉，刘国凯：《人民文革论》（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页201-233。杨曦光在他的回忆中谈到，在监狱里，他所接触到的「反革命组织」即民间反抗组织，除「亲苏联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左的路线」的「劳动党」之外，还有「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民主党」，「支持台湾」的「反共救国军」，「因为对三年苦日子」不满」，而藉助解释、传播刘伯温的〈烧饼歌〉进行地下反政府活动」的农民组织「一贯道」等，这些地下政党、非政党的反对派组织，大都成立于1959-1962年间，在文革中经过一段观察以后，都参加了造反派的活动，也就在1968年以后对造反派的大镇压中遭到了弹压。

[289] 在一些回忆录中还会保留一些材料。例如在铁流：〈在死牢里与殉道者的对话——献给21世纪中国的知识人〉和费宇鸣：〈「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奇冤〉（分别载《往事微痕》第5期和15期，自印交流本）里，都谈到了1962年四川省公安厅筑路劳教支队和永川新胜劳教农场里，有一个「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列为「首犯」的周居正，原是中共地下党员，曾从「中美合作所」越狱脱险，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在劳教农场里仍然思考「中国发展道路」问题，在笔记本里写下了〈坚持民主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说〈民主社会主义论〉），并和同为右派的一批朋友一起讨论。认为中国不应该走苏联的路，而应该走南斯拉夫道路」，平民主建设新中国」。具体要求有：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还给农民；实行工人自治，由工人自己管理工厂；军队国家化；实行民主统一制（反对民主集中的独裁制）；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计划经济指导下开放市场经济等。这一「反革命案」涉及69人，其中2人被枪决，3人死缓，6人判无期徒刑，其余或判徒刑，或管制。

[290] 见周恩来1973年8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1975年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也即文革宪法，对1954年宪法有一条重要修订：1954年宪法只原则声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文革宪法却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权力机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1975年宪法删去了1954年宪法的某些自由权利，主要有「公民有从事科学研究、文学和艺术创作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和「居住与迁居的自由」。同时，1975年宪法又增加了公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的自由，文革后邓小平把它取消了。参看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361、366-367。有了这些党的文件和宪法的明确规定，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群众冲击而陷于瘫痪的党的各级组织迅速恢复，一度动摇的一党专政的体制迅速复原，并得到新的强化。一些外国观察者对中共党「组织机构令人惊讶地恢复了活力」感到不可理解，见卢西恩•派伊：〈文化大革命的再评价〉，萧延中主编：《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页415-416。这一方面说明一党专政体制在中国的根深柢固，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他不过是要稍加冲击，最终目的还是要巩固一党专政：那是他的命根，在这一点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与革命对象存在着根本的一致。这是文化大革命真正吊诡之处。

第十一讲 文化大革命时代（下）

1966-1976

|2009年11月24日讲|

上一讲我们讨论的是文革前期，也就是1966-1968年，也可以延续到1970年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当前的文革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i以后，或者到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后，文化大革命就已经结束。但我的历史叙述还是想延续到1976年的天安门群众抗议运动和随后的毛泽东去世、江青集团覆灭等，因此把1968年到1976年视为文革后期。文革后期的特点，一是上层逐渐陷入了权力斗争，另一是底层以「民间思想村落」为中心的民间思潮空前地活跃。因此，本讲的重点也是「民间思想村落的思考」。

一、文革后期民间思考的两大背景

所谓「民间思想村落」，发端于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其得到最大发展，则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因此需要分别讨论这两个背景。

先谈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运动有复杂的动因，大体有四个方面。

其一，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击党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毛泽东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

其二，在某种程度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一次移民，既减轻城市负担，又把城市文化带到农村去，可谓一举两得。

其三，是出于毛泽东的民粹主义信念。人们注意到，在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1]的号召同时，毛泽东还作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2]的指示，并提倡「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3]可以说，毛泽东在1968年将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和城镇居民都赶到了农村去，不仅有移民的作用，更是显示了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把农村作为社会与文化创造力的真正源泉，才是革命胜利后的正确发展路线的核心」的民粹主义理念。[4]既有对农民和农村的理想化，又包含了他改造知识分子的一贯想法。因此知青下乡，就有一种「原罪」，并多少带有惩罚的意味，有某种反文化、反知识的因素在内。

其四，与此相联系的，是毛泽东打破社会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知识青年到农村实实在在地当农民，又可以在公社所兴办的工厂当工人，还可以习武去当民兵，同时继续自修读书，参加农村阶级斗争。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培养年青接班人的最好途径。

事实上，在毛泽东发动全国范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因为经历了1967年夏天的全国大乱，一部分有著更强独立性和自觉意识的中学红卫兵，就开始冷静下来，从根本上思考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道路，寻找新的精神出路。北京清华附中的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就提出「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在农村。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就必需了解农村的社会阶级，不到农村去就不能了解中国」，并于1967年深秋开始串联，准备集体到农村去。当时正好黑龙江农场到北京招工，他们于是纷纷报名，就在1967年12月，北京大约有1,000多名中学红卫兵自愿奔赴黑龙江，这大概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知青支边下乡。[5]这说明毛泽东在一年后的1968年12月发动知识青年下乡运动时，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虽然后来下乡的知青相当多人是被迫的，但其中也并不乏自觉者。据统计，从1968年到1978年这十年间，全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达1,623万人。[6]

我们今天回过头看，应该说，知青下乡运动达到了毛泽东的部分目的，既消弭了年轻人继续造反的危险，又确实通过知青以及同时下放的知识分子，将现代文化传播到了农村。这些年我接触到一些农村出身的学者、作家，他们都谈到小时候从知青和下放的老师那里受到了最初的、良好的教育，这对他们以后的成长起了关键作用。文革完全打乱了原来文化、教育系统中，城乡隔绝、上下隔绝的等级结构，在向社会底层传送教育、文化资源上，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内含的矛盾与问题，都很值得研究。[7]

更重要的是，知青到了农村去以后，他们本身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很重要的、甚至决定后来中国发展的变化。我们无法在这里展开讨论，只能举一个典型例子。一位从北京下放到山西的知青卢叔宁（生平不详），他在2000年出了一本《劫灰残编》，公布了他当年的日记。在序言里对他的知青体验作了一个总结：「到了山西沁县一个叫李家沟的小村，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我才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8]我曾经在一篇评论里说过，这两句话包含非常深刻的涵义。这意味著当年被毛泽东所召唤的红卫兵造反派，经历了文革的狂热之后，终于把自己的脚落实到中国这块土地上，他们获得了真实的中国体验，真正了解到中国的国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真正体会到中国的农民、中国的老百姓多么好又多么苦时，实际上就建立了他们和底层人民的一种深刻的精神联系和感情的联系，这对于这一代人的成长，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自然是意义重大的。他们由此出发重新思考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的改革，就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他们原来在城市里面思考中国问题时，因不了解国情而容易陷于空泛，现在他们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后，就和前期造反派的思考不同，而开始有了新的方向，以及比较明确的目标：要根本改变中国老百姓「多么苦」的状况，同时到「多么好」的中国老百姓那里去吸取力量。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就此达到了新的深度。

而当他们把这些思考、探索进行到底，就必然对毛泽东所建立的体制、毛泽东的思想产生怀疑。所有的知青到农村去时，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自称让农民翻身的、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以及自认要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毛泽东的改革、实验，不但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多么苦」的状况，却制造了无数新的苦难，包括几千万老百姓的死亡？第二，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9]但知青们在农村所看到的现实，劳动人民并没有改变被奴役状态，甚至更加严重了。为什么这些「多么好」的农民百姓，始终不能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国土地上的真正主人？用农村现实对照毛泽东的理论与许诺，自然会产生无数疑问；对现实农村问题的追根溯源，也必然会对毛泽东及其所建立的一党专政的「五七体制」产生不同程度的怀疑。这都是因下乡而深化的民间思考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大陆知识青年大批到农村去的时候，在海峡这一边的台湾，也发生了类似的思潮。我最近看了郑鸿生先生的《青春之歌》，他讲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青年中的左翼思潮与运动，我发现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大陆和台湾青年所面临的问题与思考，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当大陆的知青在毛泽东的号召及政府的组织下，大规模地到农村去的时候，台大的校园里，则有一个学生自发的「到民间去」运动。在1972年甚至提出「拥抱斯土斯民」的口号，反省知识分子和「斯土斯民」的疏离。[10]这和大陆的卢叔宁们重新建立与农民精神联系的努力，至少是相通的。这也提醒了我们，或许要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考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我们现在再来讨论民间思想村落出现的第二个背景：林彪的出逃引发的思想危机。

1968年毛泽东将青年学生赶到农村，基本上结束了群众造反运动后，中国的高层却陷入了权力的纷争。1969年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本来想试图通过这次会议结束文化大革命，但却暴露出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林彪集团与毛泽东的矛盾。到了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的矛盾达到了表面化、白热化的地步，以致于毛泽东不得不出来支持江青集团，打击林彪集团。这时毛泽东感觉到林彪军人集团在文革中迅速膨胀的权力，已经构成对他统治的威胁，毛泽东和林彪对峙的结果，是1971年9月林彪出逃，并坠机身亡于蒙古荒原。这件事情对所有中国人都有如晴天霹雳，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由此打开了一个缺口：林彪这个被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居然出逃，这个事件迫使人们对毛泽东和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特别是曾经一度狂热崇拜毛泽东的青年人，更是经历一次最深刻的绝望。我至今也还清楚地记得，当听到这一消息时，真有天崩地裂的感觉，但又不敢公开表露，只有和几位关系密切的学生和知青朋友悄悄议论，觉得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这种从绝望中引发的反思，是真正刻骨铭心的。这时的思考，因为有了前述上山下乡的经验，及对中国底层社会的深切体察与体验为底，和文革前期革命狂热中的思考相比，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

同样有意思的是，大陆青年因为1971年9月林彪出逃而对文革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此时台湾的青年则正好因为1971年7月基辛格访问北京所引发的巨大震撼，也开始对国民党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即所谓「人心开始浮动，神话开始崩解」，开始思考「另寻出路」。[11]也就是说，几乎同一时间，在七十年代初，两岸的年轻人都产生新的怀疑，开始新的思考，尽管他们面对的问题不同，思考的结论也不同，但思想的震撼和重新思考的力度，却是惊人地相似。

二、文革后期民间思考的特点

（一）自发、自觉的思想运动

当人们因林彪事件而震惊之后，再要回过头来思考时，就认为有重新聚集彼此的必要，因为这些问题太重大，一个人是无法想清楚的，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民间思想村落」。民间思想村落并不是很严密的组织，就是一群朋友有同样的想法，聚集在一起，读书、讨论问题、交换思想笔记、写信、记日记，偶尔也有刻写油印通讯的，还有就是互相访问，当时叫「串连」，从一个村到一个村，还有跨省的交流，假期回城时就有更多的交谈、辩论。我们前面说过，此种后来被研究者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的松散的思想群体，开始于1968年，大规模的发展则是在1971年林彪出逃以后，参与者主要是知识青年，1970年后知青陆续进城，当了工人，就更有条件进行思想的交流。因此，可以说，七十年代民间思想村落的主体，是被称为「新农民」的知青和青年工人，但也有少数我这样的五十、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不少没有下乡，在城里打散工的社会青年。这样的民间思想村落是遍布全国的，正因为组织松散，很多材料都没有留下，现在的研究和讨论，只能根据参与者的回忆，和偶尔留下的零星文章、记录、信件和日记。据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一书提供的材料，今天我们知道的民间思想村落，在北京的分别有以徐浩渊和赵一凡为中心的两个沙龙、上海小东楼沙龙、晋中山村精神飞地iii、河南驻马店农村共产主义大学iv、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v、白洋淀诗人群vi，贵阳以黄翔、哑默为中心的诗人群，还有我们安顺小城的小群体……等。

这些人聚集起来干什么呢？主要讨论和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是要面对自身的精神危机：我们曾为之献出青春热血的理想，还值得相信吗？还经得起考验吗？如何看待我们亲自参与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社会、经济依据是什么？文革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局？我们的文革理解与追求对吗？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探问则是：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

其次，还要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林彪出逃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么又应该走一条什么路？也就是说，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再一次十分尖锐地被提到了这些民间思想者面前，成为思考的中心。

尽管人们尚在迷茫中，但有一个感觉却是共通的：中国必须有一个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历史变革运动正在逼近。大家都有一种迫切感，这些最敏感、最具责任感的青年，就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即将到来、却谁也不清楚将会是何种样貌的变革，我们要作怎样的准备？

这里正好保留了我的安顺青年朋友篮子（本名叫杜应国〔1951-〕，我叫他小杜）和他的一个朋友的通信：

中国人民无疑地在等待著一个巨大而翻天复（覆）地的变革。他们对那些曾经是非常「神圣」的油彩已经感到了失望，进而……。〔钱注：注意这里的省略号，可能是因为说不清楚，更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在文革中即使是私人通信也随时可能被抄去，而带来杀身之祸的，因此就不得不欲言又止〕我想这样的变革，是需要我们来推动的。领导亿万人民群众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而掀起一个波澜状（壮）阔的运动，这需要一个指导思想的理论，我们还做得不够，我们所拥有的还远远赶不上这种革命的需要，我们还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所有人的经验，学习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我们要吸取新的知识！新的力量！给马克思主义以活的灵魂，这是我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太重大了！它需要我们——若干有著远大抱负的人去合力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光荣的、难险的！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坚实的（地）踏上去吧！[12]

我今天重读这段民间书信仍然感动。这两位是在贵州的边远山区，当时只有17、18岁，初中都还没读完的知青，竟有如此眼光、如此抱负、如此历史使命感，这是真正从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一代新人。而他们此时聚集起来是源于他们有自觉的历史意识，他们的民间思考也有著明确的方向，就是要为必然到来的中国思想与社会、历史的大变动做思想准备，铸造理论武器。应该说，这样的历史自觉是属于当时在全国各地兴起的民间思想村落所有成员的。因此，这封信似乎可以视为文革后期民间思想者的一份宣言书。

为了使同学们对这些民间思想村落的思想者，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这里抄录一点当年民间思想者的回忆：

劳动是难苦的。看书同样是难苦的。每天下了工，吃了饭，就已经是筋疲力尽。又没有电、连煤油灯都没有。最初的日子里，我们只有墨水瓶、药瓶自制的「小煤油壶壶」，豆大的灯焰下，挤不了三四个人，于是只有轮流看。第一拨儿从晚饭后看到十一、二点；第二拨儿从十一、二点看到三、四点；再叫醒第三拨接著看到天明。特别是当外村传来好书，限定两三天还，大家想自己做点笔记，唯一的辧法就是换班看，通宵达旦。回忆起来挺苦的，睡得正香，硬要挣扎起来「接班儿」！只有走出窑洞，在雪地上捧把雪擦擦脸，看山区格外明亮的星星月亮，直到冻得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再趴到小炕桌上看。那阵儿不觉得苦，因为不看这些书不知道该怎样往下活！[13]

这个仅九户人家的小村，却「热情地邀请已散布全国各地的同学来小住，聚会。我们知青点实行的是「共产主义」，朋友们可以在我们村自由自在地吃、住、玩、讨论。入夜，点上两盏煤油灯，把所有床板拼在一起便是大统铺，再多的朋友都可以促膝而坐，作长夜谈。我们大坪没有平庸，没有媚俗，没有消沉的生活。每一位到大坪来作客的朋友，都会体会到沟通我们和他们心灵的，是不灭的理想之光！」[14]

这里可能有回忆中难以避免的浪漫主义化成分，但所描述的生活，特别是这些民间思想者超越功利的严肃思考，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还有一段篮子关于我们那个小村落的回忆，当时我还是个单身汉，我所在的学校离小城有一段距离，在一座水库的旁边：

有段时间，我们这一小群人，工人、职员、代课教师，以及没有找到工作的零工，男男女女十来个，几乎每周一次，要到那小屋里去聚会。我们常常沿著山洼里的那条小路，翻上几道高而且陡的土埂，带著自备的干粮或采办的蔬菜，在那小屋里呆上整整一天。由于小屋的主人不善烹饪，我们必须为他（当然主要还是为自己）「帮办」伙食。有时，为了省事便有自告奋勇的朋友骑著车，专门跑到火车站的站台里去买上一大包不要粮票的烧饼，然后，就著一大锅烧好的菜汤，一屋子人一边嚷嚷著，争论著什么，一边喷著手中的干饼。以致后来在为这小屋的主人送别时〔钱注：那是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时〕，我还在一首不伦不类的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更难忘，娄山湖畔，登吟〈井岗〉〔钱注：有一个大雪天，我们一群人跑到山头去朗读毛泽东的〈井岗山〉〕；陋室聚首，鲁迅文章〔钱注：那时每次聚会，我都要向年轻朋友讲鲁迅，我的传播鲁迅思想的历史大概就是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的，一直到今天讲到台湾，大概讲了35年〕；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与清汤」。[15]

这是很有意思的：心想「中国何处去」、「世界何处去」这类大问题，却过著「烧饼与清汤」的清贫生活，我们这些胸怀大志的穷教师、穷工人、穷知青，当时都是以青年毛泽东的名言「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自励的。其实历史已经提出了「走出毛泽东」的要求，我们却依然在精神气质上与毛泽东，特别是青年毛泽东有著如此纠缠的关系，这就注定了我们要真正走出毛泽东，还要有相当一段路程。

（二）面临的矛盾与困境

最早提出「民间思想村落」概念的朱学勤（1952-）教授，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和论断：「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以后，过著一种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卑微的社会身份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16]这里所谈到的民间思想者的「非知识分子」身分，和他们所自觉承担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之间的矛盾，是抓住了要害的。

我在给篮子的文集所写的序里，结合我们当时的处境和所遇到的问题，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我说，「为必然（也必须）到来的中国思想与社会的历史性大变动作思想的准备，铸造新的理论武器。这其实正是在历史大变动的前夕，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但文革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仍然是被专政的对象，而且他们在长期打击和改造下，整体上已经处于萎缩状态，「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都不可能自觉地担负起实际上已经成熟的这样的历史使命」，即使像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仍然在坚持理论的思考与创造，也「只能在个体的闭门反思的秘密状态下进行，不可能进行思想的交流，更无以形成群体性的「思想村落」」，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资源的历史任务就落到了这些「民间思想村落」里的「半大孩子」的身上[17]——「半大孩子」是我从我们那个民间村落的状况中提升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些民间思想者年龄都非常小，不过16、17岁，至多20几岁，文化程度也非常低，学历最高的是高中生，许多人只有小学、初中学历，像我这样的极个别的大学毕业生，就要扮演老师的角色了。也就是说，当时我们这些人比在座各位文化程度都要低得多，至多是「未来的知识分子」，所以叫「半大孩子」，这和朱学勤所说的「非知识分子」身分意思差不多。但这些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磨练，又极其早熟、敏感，如前面所说，有承担为社会变革铸造理论武器的历史任务的高度自觉。这眼光、历史自觉性和勇气，都令人感佩；但他们自身的准备又显然不足，担负这样的历史使命确实有点勉为其难。这之间便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和反差，造成了民间思想者的先天不足。[18]

首先是知识的缺陷。文革前即已实行、文革中更是变本加厉的思想文化封闭政策，人们即使想自学，也无书可读，或可读的书极其有限。我们身处贵州边远山区，更要面临思想资源稀缺的困境，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们思想的视野和眼界。我们尽管一再宣称要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放在「世界向何处去」的大格局下来进行思考，但当时的中国自我封闭，使我们实际上处在与世界文明隔绝的状态，我们对世界图景的理解，其实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想象成分，这同样也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思考。长期实行「强迫遗忘」的文化政策，一个又一个政治、文化批判运动，又使我们根本无法继承前驱者的思考成果，比如我们对1957年民间思想者的思考，不仅一无所知，而且因为他们还背著政治的罪名，而根本地拒绝他们。这样，许多前人早已思考、解决了的问题，我们都要一切从头开始，可以说是完全在黑暗中的独自摸索。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所有这些民间思想者都始终处在公安、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前述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不过是几个知青一起读书、讨论、写文章，就引来了杀身之祸，其中三位主要骨干被判死刑。[19]因此，每一个参加民间思想村落活动的人，都知道其危险性，并且作好了牺牲的准备。这样的精神重压，和难以避免的紧张感，以至恐惧感，都会影响我们的思考，这依然是被监禁下不自由的思考。

更大的困境还来自我们自身。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民间思想者，最初的精神导师都是毛泽东，像我和受我影响的年轻朋友，当时还是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但当人们思考得越深入，就越会和毛泽东思想发生冲突。因此，这些人要走出毛泽东是极其艰难的，稍稍往前走一步，都需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激烈的辩论。因此我说这是一种半是奴隶、半是挣扎状态下的思考。

这一切因素，就决定了民间思想村落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大量数据都已经遗失，而保留下来的部分，理论含量显然不足，大都只是一些思想碎片。因此，篮子曾经说，民间思想者的思考，是「不足月的精神分娩」，我则以为其。思考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价值意义」，[20]这并非苛论，而是包含了当事人的许多痛苦与无奈。在我看来，这些为社会变革作理论准备的民间思想的不足，实际上也构成了以后终于发生的变革一中国改革开放一的一个根本性不足。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内外交困之中，民间思想者的理论贡献又是格外值得珍视的。

（三）思想资源和不同走向

我们已经说到了，由于当时中国整体的封闭性，导致思想资源不足的根本性缺憾，但历史还有另一面：在封闭中也有缝隙，也有少量的窗口。而且这依然和毛泽东有关。毛泽东非常自信，所以他历来主张让人们，包括年青人接触「反面教材」。从1963年以后，为了配合中苏论战、反修斗争，在毛泽东指示下，由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批「供内部参考」的图书，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思潮、流派的代表作，西方学者研究这些思潮的著作，以及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著作，其中就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学术资料选》16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数据》23本，因为一律采取灰色封面，因此称「灰皮书」。同时，亦出版了一批反映苏联和西方当代文学思潮的著述，一律用黄色封面，称为「黄皮书」。197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1972年中美缓和关系，并与日本和重要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后，为适应对外关系的需要，1972年以后，又召集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书籍，以及介绍西方和世界各国情况的书籍，内部发行。1973年上海还出版了《摘译》刊物，发行量很大，分外国文艺、外国自然科学、外国哲学历史经济三大系列，专门介绍六十、七十年代西方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21]这些内部读物原本主要提供高级干部参考，向一般读者封闭，因而被视为「禁书」。但也就因此成为如饥似渴地希望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的民间思想村落年轻人，想方设法猎取的主要对象。知青中有不少高干子弟，他们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其他人也通过各种管道获取与流传，其中就包括到被关闭了的图书馆去偷书。我也干过这样的「勾当」，并且以鲁迅〈孔乙己〉里的话自嘲：「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22]这也可以视为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又译普罗米修斯）的「盗火」吧。

盗来的「天火」是什么？这里有一个书单，很多书是大家很熟悉的。比如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又译托洛茨基，1879-1940，苏联）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斯大林评传》，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Milovan Dilas，又译吉拉斯，1911-1995，南斯拉夫）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还有一本古纳瓦达纳（特加古纳瓦达纳，生平不详，斯里兰卡）的《赫鲁晓夫主义》，弗拉霍维奇（生平不详）的《南共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还有切格瓦拉（Che Guevara，又译盖瓦拉，1928-1967，阿根廷）在玻利维亚的日记，赫鲁晓夫的著作《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这是苏联、东欧、古巴，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著作。另外还有西方的，主要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著作：沙夫（生平不详）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以及加罗蒂（Roger Garaudy，1913-，法国）《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有萨特（Jean- Paul Sartre，又译沙特，1905-1980，法国）的《餍恶及其他》、加缪（Albert Camus，又译卡缪，1913-1960，法国）的《局外人》。此外还有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又译海耶克，1899-1992，英国）《通向奴役的道路》，马迪厄（生平不详）的《法国革命史》，夏伊勒（William L. Siiirer，1904-1993，美国）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的《历史研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美国）的《美国与中国》。还有一系列文学著作，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法国）《等待戈多》，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又译沙林杰，1919-2010，美国）《麦田里的守望者》，索尔仁尼津（Aleksandr Solzhenitsyn，又译索忍辛尼，1918-2008，俄国）《伊凡杰尼素维奇的一天》，爱伦堡（Ilya Ehrenburg，1891-1967，苏联）《解冻》，克茹亚克（Jack Kerouac，又译凯鲁亚克，1922-1969，美国）《在路上》……等等。[23]

读这样一些被长期隔绝因而闻所未闻的书，而且是在秘密状态下读，自然给年轻的民间思想者带来极大的新奇和兴奋，因此有这样一说：「雪夜无人读禁书乃天下第一快事」。[24]有意思的是，郑鸿生先生的《青春之歌》告诉我们，同一时期，台湾的一些左翼青年也在千方百计地读禁书，并因此而被捕。不过他们读的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这些书在大陆公开发行，在台湾却是禁书。但我发现有一本书大家都在读，就是默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德国）的《马克思传》，在台湾当然是禁书，但当时的大陆强调读毛泽东著作就够了，不鼓励读马克思的书，因此，我们读《马克思传》也有反叛的意味。两岸都在读的书还有切格瓦拉的书，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许多思考与想象。[25]我建议大家把郑鸿生先生的书和我的讲稿对著读，会得到很多的启发。

灰皮书、黄皮书之外，作为民间思想者精神资源的还有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西方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以及《鲁迅全集》这样的现代经典。这些经典在1949年以后，都合法存在，并占据主导地位。这里需要澄清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的思想文化并不是和西方完全隔绝的。1949年后的文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依据苏联斯大林时代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Andrei Aleksandrovich Zhdanov，1896-1948，苏联）的一个观点，把资本主义分为上升时期与没落时期（也即帝国主义时期），据说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文化与文学，无产阶级应该借鉴，要拒绝的只是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文化与文学。所以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大陆知识分子，除了受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学影响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文化、俄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受左翼思潮影响，我们对东方文化，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很有兴趣，我们隔膜的是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的西方文化，这一点和同时期的台湾朋友深受西方现代派文化、文学的影响很不一样。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全面1比判封、资、修」，就把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苏联文化，以至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革命文化都视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文化而加以拒绝，几乎所有的书都成了禁书。文革后期，七十年代以来的民间思想村落正是突破了「封、资、修」的禁区，而真正开始努力地全面寻求与吸取中国和世界文化资源，其立足点，又是思考与探索中国自己的问题，这样一种文化立场，在今天也不失其启示意义。

但在文革后期那样一个特殊环境下，我们对外部思想资源的接受与吸取，又受到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我们几乎不可能主动地、有计划地去读什么书，而是因某种机缘得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读了之后可能因此受影响，思想便也往那个方向发展，若是之后读了别种倾向的书，思想又会往另一个方向发展。书读得越杂，思想也越混乱，但久而久之，也会形成某种倾向性的选择。由于寻求文化资源重点的不同，就决定了后来民间思想者不同的走向。

篮子对此有一个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他分析民间思想村落的思想资源，不外乎两大来源，「其一来自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其二则来自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潮」。民间思想者新的探索和思考是「从马克思这里开始」的，但「朝前一步，就出现两大不同的思想取向」：「其一是从马克思前行至黑格尔，到法国大革命，以及作为其思想先导的启蒙思想家，并由此拉开分野」，「靠著自己的摸，索和思考，独立地开辟出一条通往西方宪政民主之路」；「其二，则沿著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踪迹，追溯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历史，由此进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域」，「转而注意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改革思潮〔钱注：也就是被毛泽东视为「洪水猛兽」的修正主义思潮〕，持不同政见运动，进而深入下去，进一步接触到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卢森堡，由此形成一股也许并不成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26]

而这两个路向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必然要走出毛泽东，他们现实批判的锋芒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向毛泽东及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他所维护的一党专政体制。也就是说，毛泽东和民间思想者在文革前期的六十年代，有一段蜜月期，以至一些民间思想者成为毛泽东主义者，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文革后期，就开始分道扬镳，有一部分人很快成为毛泽东的叛逆者，虽然像我这样的一批人，还要经历一段时间，但整体倾向是要逐渐走出毛泽东。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当时我和我的这群朋友都自称是民间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和我六十年代21岁生日时立下的志向是一致的。但在七十年代，这样的立场就要受到两面夹击。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我们是异端，从主流意识形态或者专政体制来看，我们更是危险分子。但另一方面，当时的民间思潮越来越倾向于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下，我们还坚持马克主义，坚持后期的毛泽东思想，就显得比较保守，也同样承受著巨大压力。

安顺小城里，我们另外有一群朋友，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西方的理论，如痴如醉地阅读启蒙主义著作，向西方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民主自由思潮靠拢。两批人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我们那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朋友，从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关怀出发，对文化大革命是否定的，认为文化大革命反人道、反人性、反文化。我们这批人则坚持文革「反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合理性、有本质的正确性，文革的问题是没有根本触动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变成了罢官运动，以我们的说法，这是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我们借用马克思对1948年革命的评价，坚持认为「文革死了，但是文革精神万岁」，也就是说，即使文革失败了，我们也要坚持文革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精神。我们对文革中的暴力事件当然持反对态度，其实我们自己就是文革暴力的牺牲者，但是我们又认为这种暴力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很像今天中国大陆一些年轻人对文革、毛泽东的评价，但我现在对此已经有了反思，有了不同的看法。

不难看出，当年在我们安顺小城里的论争，几乎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大陆「自由主义」与所谓「新左派」论争的前兆、预演。这就告诉我们，要研究八十、九十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纪的大陆思潮，必须追溯至七十年代文革后期，在那里可以看出许多思想的源头。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三、文革后期民间思潮的主要成果

七十年代大陆民间思考的成果，这些年陆续被发掘和整理出来，我想向大家推荐两部著作，一部是宋永毅、孙大进编著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部是印红标所写的《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这里准备就这两本书提供的材料和某些思路，以及我自己的初步研究（我写有十万字的《文革民间思潮研究笔记》），作一个归纳、整理。

我以为，文革后期民间思潮的主要成果有三个方面。

（一）对中国现行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首先仍然延续著激进造反派的思考：中国的特权阶级问题——有意思的是，同时期1972年11月20日出版的台湾大学《大学新闻》上也刊登了一篇文章：〈打倒特殊阶级〉[27]，文章针对的是校园里飞扬跋扈的国民党「高干子弟」，和大陆的探讨自有不同背景，但同样都面对一个极权统治，确也有相通之处。

就大陆对特权阶级问题的探讨而言，七十年代民间思想者的思考，是六十年代造反派思考的一个延续与深化，且更加自觉地从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的分析中，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新的特权阶级的原因，也就是转向对苏联和中国现行社会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样的探讨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1）1972年，内蒙、陕西和北京的几位知青提出「干部是一个阶级」论

他们认为，产生新阶级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本身」，由于现行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国家所有制」，于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干部就直接掌握了生产资料，现在的工业劳动是一种「国家雇佣制」，「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是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剥削和压榨的地位，在工厂，劳动者就变为机器的奴隶」——这是第一次将「特权阶级的产生」和「计划经济的国家所有制」联系起来，提出了「国家雇佣制」的概念。因此，他们也就明确表示，反对「把特权阶层产生的原因归咎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和国内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如前所述，这正是毛泽东的观点，并且一直是文革的指导思想。他们提出「根源在于基本制度」，这正是毛泽东所要维护，文革所要回避的。[28]

（2）1974-1975年间，南京的一位工人徐水良提出反对特权」论

徐水良（1945-）原本是大学里的造反派领袖，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制药厂当工人。他在1974年至1975年，连续在南京闹市区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他对现行体制的批判。他的观点引人注目处有二，一是把特权定义为「政治特权与经济特权」，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人民群众文化程度很低，管理能力、民主习惯与能力不足一这大概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面临的问题。因此，尽管宣布实行生产数据公有制，却不得不把管理国家、管理生产的任务继续委托给少数人。也就是说，建立了新社会、公有制，而保留了旧的特权制、官僚制的形式。这种保留，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暂时的合理性，却又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是一个基本矛盾，并且有可能使少数的特权阶层把全民所有制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他认为文革的任务，就是「消灭生产管理上的和政治管理上的特权制，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制」[29]——可以看出，徐水良的思考，延续了北京四三派中学生所提出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论，他提出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则是一个新的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徐水良的以上批判、分析，针对的是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姚文元阐释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在他看来，这个说法，是对产生特权阶级所有制原因的遮蔽。[30]这表明，对于特权问题的追问，最后都必然导致对毛泽东思想自觉、不自觉的突围。

他同时提出了文革中出现了「新的特权阶级」的问题：文革事实上是「以新的特权官僚代替多少还保留著革命传统的老干部」，「这样做，是越换越坏，换得快也就修得快」。[31]这尖锐地抓住了文革的要害，而且代表了相当多的老造反派的新的觉悟，反映了民心的变动。

（3）陈尔晋的「特权资本」论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论

1974-1976年初，一位云南青年陈尔晋（1945-）写了一部十二万字的著作，原叫《特权论》，定稿时改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部终于产生的理论著作，是文革民间思想中「最后的，也是最具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制度批判」著作。[32]

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出于中国最边远地区一位青年一人之手。陈尔晋是自学成才的，是云南小县城曲靖工厂里的工会干部，他没有参加任何民间思想村落的讨论、交流，完全依靠孤独一人的独立阅读与思考，就写出了代表时代认识高度和深度的理论著作，这实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文化奇迹。他的著作的主要贡献大概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现行社会主义社会体制的分析和批判。

他把毛泽东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命名为「岔路口的社会主义」，并作了三个方面的分析。

（1）他指出，这样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是「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在于，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了一面组织得极为严密的网中，实行政治、经济一体化领导，政治权力支配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全过程。这里所谓政治权力」，实际上就是党权」一在我看来，这是对毛泽东所建立的一党专政体制的一个重要概括。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一切，关于反右运动、「五七体制」、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讨论，都可以用来证明陈尔晋这一概括，而且陈尔晋30多年前所作出的论断，也适用于今天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

陈尔晋认为，「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的社会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能够极有效率地动员整个社会力量，组织整个社会财富，发掘整个社会生产资料，使之投入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大概就是这些年讲得天花乱坠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吧。

（2）但是，陈尔晋接著又指出，这样的体制的一个根本问题：其「公有制本身含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属性」，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就可能导致「权力垄断」，而「垄断权力就能垄断一切」，就造成了「生产对权力的极大依附关系」，并且会产生三大严重后果。

首先是「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化四种形式，实现向特权的转化」，进而形成「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其特征就是集政治领导与经济支配大权于一身，享有所谓「一元化领导」，实则为「一人化领导」的特权。在生产关系上，就表现为「劳动与特权的尖锐对立」。

因此，陈尔晋特别讨论了劳动者，主要是工人，在这样特权制的生产组织中的地位。在我看来，这是陈尔晋思想中特别值得关注的部分。在以往我们关于民间思想的讨论中，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民间思想者的关注，都比较集中在农民命运上，而较少讨论工人的问题，我们的叙述也是主要集中在农民的命运与要求上，这其实也构成了我对共和国历史叙述的一个根本性不足。这些固然都反映了农民问题在现当代中国特殊的重要性，但也和民间思想者和我这样的研究者对工人的隔膜有关。而陈尔晋也许因为在工厂工作，所以他对工人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地位、命运，有近距离的观察和特殊的关照与思考。他作了一个重要概括：在高度集权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工人、劳动者陷入了「一身兼具主体、商品和无条件的服从物」的矛盾中。一方面，在政治上，劳动者，特别是工人，一直被宣布为共和国的「主体」，是领导阶级；但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他们又具有「商品」属性，是劳动力的出卖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劳动管理的权利，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不断强调劳动者的管理权，也提出工人要参加生产管理，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落实，而且毛泽东一直将党的垄断权力，即所谓党从政治到经济到生产的具体管理的全面领导权作为前提，这样，工人、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事实上处于「无条件的服从物」地位。应该说，陈尔晋对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劳动者地位的三重性分析，至今仍然具有解释力，其中的「主体」地位，更是越来越成为一种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欺骗，工人阶级的「商品」特性与「无条件服从物」的特征愈加明显，而其政治、社会地位已经下降到了最低点。

其二，陈尔晋更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垄断特棹，必然会转化为资本，即「特权的资本化」，形成「特权化的私有制」，「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特权资本」一「特权资本」概念的第一次提出，标志著由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开始提出特权问题，到文革中造反派和民间思想者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特权阶级的原因的持续探讨，终于有了一个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收获。如果联系到今天成为中国体制中的主要问题的「权贵资本」，就更显出陈尔晋这位边远地区的青年在30多年前，提出「权力资本」概念的超前性。

其三，陈尔晋又提出了一个「领导权固定化垄断」的概念。他尖锐地指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试图将特权「永远霸占在他们手中，并世袭给他们的后代」，这世袭特权制，正是中国式的权力垄断制的封建特性，这大概也是人们说的「中国特色」。这样一个党垄断权力的世袭制（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干部子弟是天生掌权者」论），仍然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

（3）陈尔晋在尖锐地批判了中国现行的「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已经导致特权垄断制的同时，又指出了另一种发展可能性，即通过他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取缔官僚特权，尊重劳动者的主权、创造性和个人尊严，在此基础上，建立「人民管理制」，这样就能够实现「生产数据公有制和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相结合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其实是他的一个社会主义理想。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他将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概括为「岔路的社会主义」，是试图指明，毛泽东领导下，在已经建立「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同时却又内含「国家资本主义」属性的体制以后，中国面临两种发展可能性：或者走上「权力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或者走上以人民管理为中心的真正社会主义的道路。

以此观点来观察文化大革命，陈尔晋作出了他的文革批判。他认为，最致命的问题是，文革「只在既成形式的框架内寻求改变，而没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进行变革」，「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的最根本最重要最致命的弊病」，批「走资派」，却不从根本制度上去铲除产生走资派的政治、经济根源，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旧东西在新形式中复活的方便条件」。陈尔晋据此而提出要完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就要发动一场新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

于是，就有了他所要重点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思考。

他这方面的思考，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明确提出，要「对欧美社会制度实行革命的扬弃」，「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并具体提出了他的设想：一要「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二要「实行共产党的两党制」，三要实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四要「将人权问题提到显著地位」。

陈尔晋对未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设想，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包含对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的自觉借鉴。这一点，大概是他的思想区别于其他批判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确实反映了中美改善关系、中国打开了和西方交往的大门以后，批判性思潮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33]

陈尔晋等的批判角度，主要是以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性反思，从根本制度与理论的层面，响应历史所提出的「中国何处去」的问题；另外更多的民间思想者，则更偏重于中国现实社会那些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是从实践层面来响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民间思潮的两个新的面向。

（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思想启蒙的呼吁与思考

我们先讲一个小故事。1973年11月初，广州的两位年轻人，原是广州红卫兵造反派的领袖，时为锅炉工的王希哲（1948-），与时为广州美术学院高年级学生、待分配的李正天（1942-），和一位时为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干部的中年人郭鸿志（1929-1998），聚在一起商量，要把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写成大字报。在讨论大字报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什么时，他们决定由王、李二人在手心上各写两个字。这显然是模仿《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和周瑜，当时他们在手心上写的都是一个「火」字，于是，有了以后的「火烧赤壁」。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李正天手里，写的是「法制」两个字，王希哲写的是「民主」，郭鸿志欣喜地说：「我当见证人」。[34]

这确实可以视为一个象征，或者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73年的中国大陆，人心所向，正是「民主」和「法制」。

于是，1974年11月10日，广州中山五路北京路口，出现一篇长文：〈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署名「李一哲」（李正天、王希哲、陈一阳（生平不详）的合称），一共抄录了60张大字报，长约100米，可谓壮观。广州城几万民众争相围睹，闹市为之途塞，而且很快通过各种途径传遍全国，连偏居安顺小城的我们，都得以看到，并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字报也惊动了高层。后来广东在批判「李一哲」时，破例允许他们反驳，而且有「上面」的指示：出了李一哲，是个大好事，不能杀，让他讲话，看谁能够把他驳倒。人们有理由猜测，这「上面」发话的人，应是毛泽东，因为除他之外，当时中国的高层无人有这样的自信与魄力。那么，李一哲的呼声，就一直在毛泽东的关注之下了，这对我们要讨论的毛泽东和底层的互动，是很有意思的。

应该说，李一哲在1974年对民主和法制的呼吁，是在17年后，对1957年「右派」的呼应，但同时又有文革时代的鲜明特点与新的发展。因此，李一哲的大字报引起特殊的关注点有三。

首先，人们注意到，李一哲呼吁民主和法制，其批判矛头直指「林彪集团」的「封建性法西斯专政」。这里所说的「林彪集团」当然包括「江青集团」，就当时李一哲的认识而言，可能不包括毛泽东，他们要与毛泽东决裂，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其所批判的具体内容：文革中的法西斯专政，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因此，我们可以说，1974年李一哲呼吁民主与法制，实质上是对毛泽东在文革中推行的具有「封建法西斯专政」特点的集权政治的批判。

其次，李一哲大字报在其副题里明确宣布，他们是「献给四届人大」的，也就是说，他们要向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谏言，而其核心就是在重新修订宪法时，将人民群众在文革中提出的主要要求写进宪法。

无独有偶，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的卢叔宁，在和他的同学通信中，也提出了要制定「人民民主的宪法」的要求。他设想「这个宪法应当是由下而上制订出来的。它应当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即成的宪法应当成为全中国每个公民的「约法」，应当具有完全的法力和约束力」，[35]这样的约束显然是要将执政的共产党包括在内。

李一哲和卢叔宁提出、要求在宪法里得到确认的人民权利主要有四，一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二是「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革命监督权利」，三是「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权利，四是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结社的自由，李一哲还特别提出了「要允许反对意见和反对派的公开自由」，这与陈尔晋提出的「党内两党制」的要求，是相呼应的。[36]同时期另一位民间思想者、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王申酉（1945-1977）还提了农民的「迁徙自由」问题，他指出「农民是极难脱离土地移往市镇的。这种城乡差别引至配偶选择等等的严格差别」，这是有碍社会公平的。[37]

可以看出，李一哲们所提出的人民权利，其主要内容就是巴黎公社三原则，也就是说，他们依然要坚持发动文革的最初要求。而「制定人民民主宪法」要求的提出，则是他们为文革继续发展所提出的新方向。最近这些年许多知识分子都在提倡「宪政民主」，应该说，李一哲、卢叔宁们正是这样的宪政民主运动的先驱。而当时的毛泽东，我们说过，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利益，已经放弃了他自己倡导的巴黎公社原则，因此李一哲们遭到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围剿，以至被捕入狱是必然的。但中国因此也就失去了一次实现宪政民主的机会。

其三，李一哲大字报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其最重要的方面，是他们关于实行1去治」的呼吁。人们最为关注的，是他们的两个观点，一是强调法制的「制约当权者的功能」，反对赋予当权者以超出法律的权力，二是反对「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这两方面，都是文革专政的要害，人们早已深恶痛绝，李一哲的呼吁自然大得人心。[38]

在民主和法制之外，还有对于「启蒙」的呼吁，这是另一个重要的时代趋向。

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材料，在对于「启蒙」的呼吁中最有力者，是卢叔宁。他呼唤「无产阶级启蒙运动」，并明确提出：「启蒙运动的意义和目的」，就在于「让人民认识自己，使人民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盲目的人类生存者」。因此他的启蒙背后，是以鲜明的「人民作主」理想和理念作为支撑的，他最关注的是「劳动者的觉悟」，他强调「劳动者一天不觉悟，一天不能认识自己的地位，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天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生产的管理，那么他们也就一天不能结束自己过去那种被人愚弄摆布的可悲地位。新的「资产阶级」就一天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殊权力，劳动者一天不会成为自己的实际的主人（而不是主义上的）」。[39]这确实是一种新启蒙运动，它和在此之前的五四启蒙和革命启蒙，既有继承，更有原则的区别。

因此，卢叔宁的如下批判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以往的启蒙运动中，「一旦启蒙者也坐上了以往自己所攻击的王位宝座时，启蒙者就变成了蒙昧者，启蒙运动也就为蒙昧的教育所替代了。往日的市野上革新者一变而成为王侯、幸臣、侍从」[40]——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所走过的道路：在革命初期，为了发动群众，多少做过一些启蒙工作，但一旦夺权权力或权力巩固以后，启蒙也就为「蒙昧的教育」所替代了。

还有对「人民代表论」的批判：「竭力掩住人民的耳目、混淆他们的视听，却将自己装扮成人民的代表者的统治者是骗子强盗」。[41]这是一个相当犀利的观察：毛泽东发动文革，所打出的旗帜，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由此而获得合法性。但在毛泽东的逻辑里，党和自己既然充当了「人民的代表」，就占据了国家实际的、真正主人的领导地位，而反过来要求人民绝对服从党和自己的利益，无条件地为此作出牺牲，这实际上是一种新蒙昧主义。卢叔宁所要呼唤的新启蒙运动，正是要打破毛泽东的「代表专政」的逻辑，以从文革中被无限强化的毛泽东的新蒙昧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

卢叔宁同时指出：「不仅相信人民力量，而且竭力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缺陷，使人民成为自己的自觉的主人者，是人民的真正代表」。在卢叔宁看来，鲁迅就是这样的「真正的启蒙者」，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于是，就有了对「鲁迅启蒙」的独特阐释：他「第一个更深刻地将自己所深挚热爱与同情的人们的被愚弄被歪曲被压抑而畸形化的精神心理揭示出来」，其目的是让人民认识自己，包括自身的缺陷和力量，以便更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42]——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这既是对鲁迅的自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个深刻阐释，又显然包含了作者及他那一代人的文革经验，特别是上山下乡、身处社会底层的体验的一个历史总结。[43]其实，这也是为他们所呼唤的「无产阶级启蒙运动」确定一个目标：必须以人民认识自己，自觉掌握自己的命运为指归。卢叔宁显然把自己这一代看作是「鲁迅精神真正继承者」，并提出了「还我鲁迅」的口号：这正是八十年代「回到鲁迅那里去」呼唤的先声。[44]

「民主」、「法制」、「启蒙」三大任务的提出，实际上是在呼唤一个新的改革时代，后来就成了八十年代的三大时代主题词。

（三）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农村体制的呼吁和思考

1969年12月底，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宿舍区一位知青家里，发生了一场争论，其所涉及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改革，因此，就具有某种历史意义。

这是一群高干子弟，研究者有如下描述：他们「不安于学校的平静生活，一心效仿毛泽东青年时代的革命活动，急于做革命事业接班人，成就一番政治事业。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主动下乡，并不是出于生计的考虑或者迫于政治运动的压力，而是为了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们与一般下乡知识青年不太相同，文化和教育素质往往比较高，并且有强烈的政治精英意识」。[45]这是和我们这些底层毛泽东主义者不同的另一类型的毛泽东主义者。

争论的主方叫张木生（1948-），大约在1968年秋他就写过一篇三万字的长文〈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何处去」、中国的改革方向，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46]这篇文章很快就在知青中广泛流传，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张木生的原稿已失，现在看到的，是油印的张木生在辩论会上的发言记录稿摘抄本。[47]本文结合在此前后其他民间思想者的思考，可以看出，以张木生为代表的「农村体制改革派」思潮，有以下五个方面，很值得注意和讨论。

（1）张木生在辩论中，对自己的批判者说了一句话：你们不要给我乱扣帽子，「我们无非是要把事情弄好一些，让老百姓过好日子」。[48]这句话说得极其朴实，却道出了时代思潮的一个重大转折与变化。人们已经从革命狂热回到现实、从乌托邦理想回到生活常识：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在我的历史叙述里，我们自然会联想起顾准在六十年代所提出的「糊口经济」的目标，还是要回到「解决六亿人口吃饭问题」这一「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上来，这其实也是七十年代顾准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其中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方法的转变，用顾准在文革期间写的笔记里的说法，就是要1足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49]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材料。在清算林彪运动中，曾下发过一份名为〈「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的档供批判用，据说是林彪儿子林立果（1945-1971）主持起草的，但没料到这反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其中，就有这样的内容：要「用民富国强代替他（指毛泽东一引者注）「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50]连毛泽东的政敌都懂得要以「民富」作为反对他的动员口号，这就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文革后期的人心所向：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

（2）问题是，怎样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张木生的回答也十分明确：根本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力」。张木生读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后，在讨论如何防止特权阶级的产生时，说：「不保存〔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平均主义、战时共产主义，也行不通。靠思想革命化吗？没有物质基础怎么有思想？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怎么能产生共产主义的思想？」[51]（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这样，他就对文革的中心主题一反特权阶级问题，提出了和陈尔晋这些政治体制改革派不同的另一种思路：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的问题，要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入手。

另外一些民间思想者，例如陕西的一位农民子弟权佳果（1946-），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上，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他批评「「唯阶级观点」将历史看作阶级史、阶级斗争史」，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52]这就把批判锋芒直接指向毛泽东本人了：在文革中最盛传的毛语录就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53]这在当时连几岁小娃娃都会背诵，现在却备受质疑了。

争论的焦点是：该「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顾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代提出的问题，并在文革后期，十分明确地提出「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54]这在八十年代以后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治国路线与原则。顾准同时提出「对外开放」、进入「世界市场」的主张，[55]也成为以后中共几代领导所坚持的治国路线的另一个要点。

（3）接著的问题是，此种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改革，要从哪里突破？张木生和他的同伴把目光转向农村，把中国变革的重心、起点和希望放在农村。这显然是知青到农村去，对中国农民的疾苦，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切的体察、了解的一个必然结果。

这背后更有深谋远虑。于是，在张木生这个群体之外，我们又注意到另一个群体。这就是前面已有介绍的陈一咨，以及他在河南驻马店的农村实验。陈一咨从他对中国国情（特别是政治国情）的把握，和长远发展的思虑出发，既不走陈尔晋那样彻底的国家体制改革的激进主义道路，也不选择李一哲那样通过街头政治、争取政治改革的道路，而是另择新路。其要点有二，一是从农村改革入手，二是走体制内改革的道路。因此，他在河南驻马店，利用自己担任公社书记的有利条件，有意识地积蓄力量，包括集中了一批高干子弟办「农村共产主义大学」，一面培训农民，一面集体学习，讨论农村和国家形势，作思想与理论的准备。另一方面，他又有意识地和中共高层联系，在1971年他和胡耀邦有一次谈话，汇报了农村十大问题，胡耀邦大为赞赏，鼓励陈一咨说：「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不了解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能是空谈。青年人的雄心壮志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才会有大出息！」[56]张木生在1973年和胡耀邦也有一次见面，胡耀邦说他读过张木生的文章，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并支持他回到北京，进行农业问题的研究。[57]陈一咨、张木生和胡耀邦先后两次谈话，是民间思想者和中共上层的互动，对以后中国局势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4）农村改革从哪里入手？这其实是张木生、陈一咨们最为关心与用心之处。现在保留下来的张木生的发言，中心就是强调「解决体制问题才能解决发展生产力、干部羣众关系〔紧张〕等问题」（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58]另一位民间思想者王申酉也认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状况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公社制的生产关系是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59]这几乎是当时许多关心农村改革问题的民间思想者的一个共识「张木生说得很明白：人民公社体制最初是毛主席定下来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是形式，「公」是内容。「公」是公社核算，事实证明行不通，后来就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实公社只是个乡政府了。队为基础一下子又僵持了十多年，仍然没出路，生产力无法向前发展，因为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60]张木生指出，苏联和中国的病根都是「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剥夺农民，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61]无论是人民公社或统购统销的制度，都是对农民的剥夺，因此要解放农民，就必须从这两个体制的改革入手，把土地经营权、收获、分配权交给农民。在此可以看出，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呼之欲出。有意思的是，张木生同时指出：「体制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说到底是领导权问题」，不过他说：「不能往下说了」，就不说了。[62]

（5）仔细研究张木生的讲话，就可以发现，他在回顾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时，明显地倾向于彭德怀、刘少奇，认为他们对农村问题的主张是有道理的。[63]这正是反映了文革后期人心的一个重大变动。王希哲后来回忆说：「对文革中垮台的共产党的大批老干部，李一哲与造反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一批理应受到人民冲击的官僚，但他们并不赞成「四人帮」为取而代之必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做法。因为他们感到，与其让一批满嘴胡说八道的暴发户、新特权阶层、新官僚上台使国家继续朝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极左走去，还不如让那些「对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官僚重新上台，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现阶段对人民略为有利」。[64]这就意味著人心、民心的天平，正在从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和他所支持、利用的林彪集团、江青集团，向文革的打倒对象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实际倾向他们的周恩来所代表的党官僚倾斜。

正是在1974-1975年间，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批判文革新贵、为老干部说话的年青人、民间思想者，他们每一个人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还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重庆钢铁公司技术员白智清（1945-）、长春青年工人史云峰（生年不详-1976）、上海青年朱锦多（1945-）、北京教师李春光（1950-）等等，[65]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三位女烈士：张志新（1930-1975）、钟海源（生年不详-1977）、李九莲（1946-1977）。张志新在狱中所写的自白里，提出文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她因而以「反毛泽东」、「反文革罪」被判死刑。[66]张志新之后被尊为「民族圣女」，不仅是因为她的观点，更是因为在文革中，当许多人都陷入盲目的崇拜时，她保持了清醒，大胆提出怀疑和批判；当许多人都被迫沉默或说假话时，她大声地说出了内心的真话；当许多人都屈从于权势，她却坚持为真理而献身。因此，有人说，在民族精神沉沦时，她拯救了民族的灵魂。[67]和张志新并肩而立的，还有李九莲，她因为在给男朋友的信中谈到「刘少奇好像很多观点符合客观实际」，被告密而被捕；1974年要求彻底平反时，成千上万人表示支持李九莲的平反，但她仍然在1977年被枪毙。钟海源则是因为同情、支持李九莲而同时被杀害。张志新在赴刑场时被割断了气管、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竹签穿连一起、钟海源遗体的器官被强制移植，这些暴行震惊了全国。[68]

关于张志新，这里还想多说几句。张志新和我们前面介绍的林昭、林希翎、陆文秀不同，她始终是在党内斗争的角度思考问题，她是真正的「党的女儿」。在审讯中她始终咬住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找党，找真正的共产党」，「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也就是说，当党不再是党、背离了党的原初革命目标的时候，她要坚持「党的革命性」。因此，她坚持党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一工人、农民的利益，「忘记就是背叛」；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内民主，「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凌驾于党之上」；共产党员「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应该「讲真心话」；共产党员「要敢于正视真理，不管真理使人多么痛苦」；共产党员要永远坚持「革命」就「应当是强者」：「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她说：「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但恰恰是文革中，绝大多数党的干部和党员，都屈从于毛泽东的专政，而背离了自己原初的「宣言」。[69]这就是为什么张志新在党内引起的反响特别强烈，许多老党员都在她面前感到羞愧的原因所在。我所想讨论的是张志新与毛泽东的关系。前面的讲述中，我们说过，就其主观动机而言，毛泽东在1962年以后，一再发动阶级斗争、以至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保持党和国家的「革命性」；而张志新的命运却证明，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要自觉地保持和维护党和党员的革命性时，就必然要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行为提出质疑和批判，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毛泽东作为革命的对象，而这又是毛泽东绝对不能相容的。因此，当张志新被毛泽东所建立与维护的一党专政体制所杀害的时候，也就暴露了毛泽东所谓「永远革命」的理想的实质：它绝不允许以自身为革命对象。而判断是否为真正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恰恰是要以是否具有自我批判精神、能否革自己的命为标准、标志的。

如此，在文革的后期出现对毛泽东的理论批判，就是必然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上海的王申酉。在我看来，他和陈尔晋、李一哲、张木生，都是文革民间思想者中的最重要的代表，他也在文革结束后被枪杀。[70]他指出毛泽东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空想社会主义，一是东方专制主义。毛泽东「五七指示」所提出的公社理想，「是以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不可能有真正的「大规模的分工的协作」，「人与人的关系必然由这种生产与交换及分配方式决定是封建家长制性质的」，「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71]这些批判都是相当犀利的，也标志著，青年毛泽东主义者中最深刻的部分和毛泽东的最后决裂。王申酉自己说得很清楚：「我和不少青年学生积极卷入文化革命的政治运动在不小程度上是出于对青年毛泽东的崇拜——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只是我们曾好久弄不明白，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锢著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当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72]那么，王申酉和这一代人最后要走出毛泽东，是有内在原因的。

现在，我们可以对七十年代以来，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作两点小结。

首先，当时以林彪外逃为标志，形成了文革巨大的社会与精神危机；所有人都觉得，文革难以为继，中国需要一个转机。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一个思考的中心。民间思想者对此作出了不同回答，并在大体上提出了未来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三种不同路向。一是以陈尔晋、徐水良为代表，要求推进以「防止官僚特权，保障劳动者主权」为核心的、对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二是以李一哲、卢叔宁为代表，以「推进民主、法治和启蒙」作为中国的出路；三是以顾准、张木生、陈一咨、王申酉为代表，主张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

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当年民间思想者的设想，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所提出的民主、法治、启蒙要求，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不同程度上为后来的邓小平们所接受，事实上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确实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的先驱者。

但作进一步考察，也不难发现，民间思想者所提出的许多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思想和要求，如李一哲、卢叔宁所提出的「人民民主宪法」，卢叔宁所强调的「使人民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中心的启蒙理想，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启蒙运动中，事实上都被忽略了。更为严重的是，民间思想中最为激进的部分，即陈尔晋等所提出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事实上也被搁置。民间思想者在这些方面所提供的宝贵的批判性资源，完全被强迫遗忘，这些思想先驱令人叹息地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而这样的搁置与遗忘的结果就是，早在当年就已经提出的「特权阶级」和「劳动者的权利」问题，在这30年的改革过程中，都更加突出而严重，并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这里所包含的深刻历史教训，是足以使我们警醒与深思的。

其二，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后期所有的民间思考，都涉及到毛泽东，且都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对毛泽东思想和体制的质疑与背离。我们刚才说过，这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后期的民心、人心、党心的变动。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干部、知识分子），还是文革的依靠对象（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以至曾经的毛泽东主义者，都对毛泽东的革命产生怀疑，对他所建立的革命秩序表示不满，充满了变革的要求。回顾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毛泽东始终把党的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农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现在，所有被他玩弄、制伏，因而绝对服从于他的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他的对立面，成为怀疑他、抵制他，以至反抗他的力量。最后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于是，就有了最后的结局：1976年4月5日，由周恩来去世而引发的天安门群众抗议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皮」，「中国人民是中国历史的主人」，「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73]——尽管当时群众的主要矛头还是指向四人帮，而且也有像我和我周围朋友这样的人，还在坚持毛泽东主义，因而对「四五运动」viii背后的邓小平，即党官僚的影响，仍然心怀警惕；但像我们这样的存有保留、因而对毛泽东仍持支持态度的，毕竟是少数。无论如何，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四五运动的群众呼声中结束了。

尾声：毛泽东的「遗言」

我所感兴趣，并最后要讨论的是，毛泽东本人对这一切作出了怎样的反应？我们前面说到，林彪的外逃，在全国人民心理上造成的巨大震荡，并成为新的怀疑、新的反思、新的觉醒的契机。应该说，毛泽东本人也受到巨大冲击，他大病一场。两个月后，即1971年11月，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来到武汉军区视察，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74]

我们已经说过，圣人梦，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的他一生的真志，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一。现在，毛泽东终于承认：「我不是圣人」，其中的无奈与感伤，是可以体会的。也就是说，毛泽东以「伟大导师」之尊发动文革，又以承认自己不是圣人告终，历史就这样完成了一个过程。

1972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他们两人之间有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尼克松为了讨好毛泽东，说毛的理论「感动了全中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立刻响应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75]这里的自我估价，和「我不是圣人」的说法是一致的。毛泽东终于承认自己历史作用的有限性，也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这说明了他还是清醒的。

面对这样的失败和不得不承认的自我有限性，毛泽东陷入了深刻的感伤与悲凉之中。他的秘书回忆，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曾用微弱费力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背诵南北朝诗人庾信的〈枯树赋〉：「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76]

毛泽东是更顽强与有远见的。尽管已经面对了失败和绝对的孤立，但毛泽东仍然要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一些东西。

最重要也最具深远意义的，是他在1971年和1972年作出的与美国和解的战略决策。就毛泽东个人而言，这样的决策，也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如一位研究者所言：「毛泽东给人的公开印象往往是「反帝反修」毫不妥协的斗士，这一点尤其在中苏论战中表现出来。但他的内心深处，却对美国的鼓励自由发展的灵活体制颇有好感，而厌恶苏联管得死死的官僚体制」；[77]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曾对美军观察组成员说过，未来中国工业化必须有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业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78]我们在前面第二讲里也说过，毛泽东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也多次强调借鉴美国管理体制；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就曾做过突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努力：派遣中国艺术团访问南美各国，并准备相机访美演出（美国方面也表示了邀请的意图），虽然后来因为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而终止，但这至少说明、改善中美关系以突破西方对中国的包围，一直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79]中美谈判从1955年到1970年，前后坚持了15年，就是这个战略意图的表现。因此，七十年代毛泽东提出向美国开放，自是顺理成章。

当然，选择在七十年代改善中美关系，更是出于毛泽东的战略分析和战略决策。在1974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他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在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Kaunda Kenneth，1924-，赞比亚）的讲话中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80]这个划分不仅表示他坚持一贯的第三世界立场、把中国看成是第三世界上的一部分，更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把美国与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把西方世界一分为二，这就为中国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改善关系打开一个空间。另一方面，他虽然认为苏联、美国都是第一世界国家，但是又把苏联和美国区分开来，而把苏联看作主要敌人，这就形成一个美中联合反苏的新格局。[81]这样，就用「联合反霸」取代「反帝反修」，为中美和解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同时意味著毛泽东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标准，已经不是社会制度、阶级属性，而是根据这些国家的经济地位、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关系中的政策为标准。也就是说，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已经不那么坚持意识形态立场，而更加注重国家利益，因此开启了中国外交的新思维，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决策，它的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时代，8[82]对外开放又必然带来对内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毛泽东开启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老百姓的一份重要遗产，留给他以后的中国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因此，今天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最初的开拓。这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前面讲课中，把邓小平及其后继者的时代，称为「后毛泽东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理由也在于此。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第二方面的作用，是根本改变了台湾的命运，开启了台湾历史的新时期。后来台湾强调独立自主，以至放开党禁，之后又出现「台独」势力，形成所谓「蓝、绿对立」的格局，都跟中美国家关系的变化直接相关。而我们前面还谈到了中美和解对台湾年轻一代思想的冲击，其影响所及，几乎决定了台湾以后几代人的思想走向，这一点，诸位可能会有比我更为深切的体会。

毛泽东的决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更为深远的。今天，中美关系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这个格局也是毛泽东所奠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毛泽东亲自主导下，中美关系的改善，改变了世界历史。

在国内问题上，毛泽东尽管面临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广泛质疑、批判，但他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留下了他的一系列遗言。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1974年，毛泽东发动了「批林（彪）批孔（孔子）」运动ix，在全国范围进行「批儒尊法」的学术批判与教育。人们比较注意「批林批孔」的现实政治目的，显然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所谓批周公，批的就是周恩来。但在我看来，毛泽东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深层考虑：毛泽东要借此强调，自己的思想资源是反儒而近法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本功能是要维持现有秩序，这和他的「不断革命」、「大乱而大治」的思想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当然，毛泽东思想和儒家的关系相当复杂而丰富，金观涛（1947-）和刘青峰（生平不详）就写过《毛泽东思想与儒学》的专著，同学们可以参考。毛泽东在去世前要强调的，是他基本思想、文化立场与儒学的对立，这也可以看作是他留下的思想遗言，是对现实和以后的尊孔思潮的一个警示。对照今天历史的发展，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毛泽东著意突出的反立场，都予能不承认他的远见。

其二，1974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他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83]毛泽东还指示姚文元（1931-2005）、张春桥（1917-2005）写出〈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84]与〈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85]的长文。同学们应该记得，毛泽东在1958年搞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时，曾经提出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改革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的设想，这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那么，他在1974年，文革几乎已经遭到失败的情况下，重提这一命题，至少表明他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86]

其三，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毛泽东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一段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一是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二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依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点：不断发动阶级斗争，打击「党内资产阶级」。[87]因此，他公开亮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钱注：主要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88]这也预警了日后必然出现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毛泽东在这些指示中还最后说了这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89]——看来，毛泽东是自觉地要为自己塑造「最后形象」：一个永远的革命者，一个受压迫者的永远支持者。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坚持，还是对「一百年后还要革命」的预言，如同我在讲述1958年大跃进历史时所强调的，都表明了毛泽东所迷恋的理想国的幻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在前方」吸引著他，召唤著他。这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又自有一种悲剧性。

我又想起他在文革初期，写给江青的信里的一段话，这信也收在我们的《课用选文》里，大家可以去读一读。这封信里有两段话非常有意思：「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会有〕右派当权」「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90]

毛泽东留下的最后遗言是：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91]

毛泽东显然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评价，以及对他自己的历史评价，留给了后人，留给了历史。[92]

今天，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重读毛泽东30、40年前的这些遗言，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和评价，甚至引起激烈的争论。但不管怎样，有一个事实是所有的人都必须正视的：毛泽东去世之后，他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游荡，影响著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他至今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存在、巨大的存在。

编注

1.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2.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亦称1970年庐山会议，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于江西省庐山举行，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本次会议上林彪集团在陈伯达支持下，把矛头指向江青集团，8月31日毛泽东写〈我的一点意见〉，支持江青集团，由此引发了毛泽东与林彪集团的对抗。

3. 晋中山村精神飞地：1968年末，来自北京清华附中的一批知识青年到山西省太谷县插队落户，其中许多是昔日造反派组织的「战友」，他们在体力劳动之余，一同读书、调查、讨论，在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贫瘠的山村，开辟出一片精神飞地。其中代表人物为作家郑光昭（1947-，即郑义）。

4. 河南驻马店农村共产主义大学：1969年开始，在河南驻马店农村，以陈一咨为中心的几位知识青年，在以陈一咨任书记的公社里创办「农村共产主义大学」，培养农村干部，对农村问题进行反思。他们在体制内累积经验，并与其他地方的有志青年联络，这些累积下来的思考与实践，成为他们日后投身农村体治改革的基础。

5. 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由13名大学生与中学毕业不久、在城市工作或在农村插队的青年，1969年11月23日在银川成立的一个自学小组。核心人物为鲁志立（生年不详-1970，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吴述森（生年不详-1970，毕业于宁夏大学，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吴述樟（生年不详-1970，吴述森之弟，毕业于银川二中，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陈通明（生平不详，被判无期徒刑）、张维智（生平不详，被判8年徒刑）等。

6. 白洋滩诗人群：白洋淀诗人群出现于1970年代末，代表诗人有芒克、多多、根子（1951-）、方含（19470、林莽（1949-）、宋海泉（1936-）等。白洋淀是知青下放点之一，地处河北，离北京较近，白洋淀知青当中有相当数量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其家庭背景优越，因而能够接触西方文学作品。他们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白洋淀诗人群。

7.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5年1月13日-17日于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主要议程是修改宪法、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员。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8. 四五运动：即「四五天安门事件」，简称「四五」o1976年3月底到4月初由南京发起，迅速波及全国，并在首都北京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群众自发举行的民众运动。1976年4月4日-5日清明节期间，北京民众自发在天安门悼念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被当时政府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随即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逮捕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因群众声音反被激起，抗议规模增大并开始发生冲突，政府进行暴力镇压。1978年，四五运动获得平反。

9. 「批林批孔」运动：发生于1974年1月18日至6月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毛泽东批准发起的一场以「批判林彪、孔子」为主题的政治运动。1973年7月，毛泽东指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是为了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

[1]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1968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616。

[2] 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1968年9月、10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573。

[3]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的批语〉（1968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614-615。

[4] 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277。

[5] 许成钢：〈探讨，整肃与命运〉，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415。

[6] 转引自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页398。

[7] 当时还是河南嵩县农村的孩子，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阎连科又有完全不同的观察、体验和认识。他在〈我的那年代〉一文里说：「直到今天，对于知青我都没有如许多的人们说的那样，感到是因为他们，把文明带进了乡村」，「于我最为突出的感受，就是城乡的不平等差距，因为他们的出现，证明了远远大于原有人们以为的存在，远远不只是一般的乡村对都市的向往和羡慕，还有他们来自娘胎里的对农民和乡村的一种鄙视」。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395。

[8] 卢叔宁：〈《劫灰残编》自序〉，《劫灰残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页2。

[9] 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页178。

[10] 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页175-176。

[11] 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如火年华》，页97。

[12] 篮子：〈作者与印江的通信〉，《山崖上的守望》，页114。

[13] 据印红标2001年对郑光昭（郑义）的访问记录，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40。

[14] 据印红标2001年对郑光昭（郑义）的访问记录，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240。

[15] 篮子：〈剪不断的思恋〉，《山崖上的守望》，页97-98。

[16]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322。

[17] 钱理群：〈序〉，篮子：《山崖上的守望》，页5。

[18] 参看钱理群：〈序〉，篮子：《山崖上的守望》，页5-7。

[19] 关于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件详情，参看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思潮》，页252-254。

[20] 钱理群：〈序〉，篮子：《山崖上的守望》，页7。

[21]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227-228。参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22] 鲁迅：《吶喊•孔乙己》（1918年），《鲁迅全集》第1卷，页458。

[23] 以上书单据萧潇（宋永毅）：〈文化革命中的地下读书运动〉，电子刊物《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专集」（28）1997年10月，并据印红目标补充。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259-262。

[24] 张木生的回忆，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293。

[25] 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页126-131、144。

[26] 篮子《奔突的地火——个思想漂流者的精神历程》（未刊稿）。

[27] 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页169-171。

[28] S等：《理论通信》，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313。

[29] 徐水良：〈南京制药厂锅炉房工人批林批孔小组战斗宣言〉（1974年2月），原收录于南京市委宣传部1975年9月编印的批判资料，页23-24。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414。

[30] 徐水良：〈致红旗杂志的信〉（1975年7月7日），原收录于南京市委宣传部1975年9月编印的批判资料，页15。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414。

[31] 参见徐水良：〈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1975年8月），原收录于南京市委宣传部1975年9月编印的批判资料，页5。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417。

[32]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页464。

[33] 以上关于陈尔晋的思想的引文均见陈尔晋：〈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四五论坛》发表稿复印件。

[34] 据王希哲：《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学出版社，1996），以及印红标1999年对李正天、2001年对王希哲的访问。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页378。

[35] 卢叔宁日记（1942年4月-1972年7月），《劫灰残篇》，页203。

[36]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本文），收录于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487-490。卢叔宁则明确提出，宪法应当包含的内容，「第一便是普选权。人民应当有选举符合自己利益、能代表人民又为人民拥戴、熟悉的代表的权力，同时又有罢免那些不称职的代表的权力」；「其次，宪法应当保证人民有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利。〔……〕这主要靠报纸，电台，书籍〔……〕即舆论界来完成」。见卢叔宁1972年7月日记，《劫灰残篇》，页204-205。

[37] 王申酉：〈供词〉，王申酉：《王申酉文集》（香港：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页81。

[38] 以上李一哲的观点，均引自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本文）〉，文收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页489-490。

[39] 卢叔宁：〈致志栓〉（1972年11月11日），《劫灰残编》，页281-282、277。

[40] 卢叔宁：〈致志栓〉（1972年11月11日），《劫灰残编》，页274。

[41] 卢叔宁：〈致志栓〉（1972年11月11日），《劫灰残编》，页277。

[42] 卢叔宁：〈致志栓〉（1972年11月11日），《劫灰残编》，页275-277。

[43] 参看钱理群：〈二十九年前的一封信〉，《生命的沉湖》，页262-270。

[44] 卢叔宁：〈致志栓〉（1972年11月11日），《劫灰残编》，页275-276。

[45]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页292。

[46] 张木生的文章题目不同版本有不同说法，一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一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问题的研究〉。这里是根据张木生本人在其所作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一书的〈引子：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论与列宁的过渡学说〉里所说，采用了后一种命名。见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页13。

[47] 我手头有一份根据油印本的手抄本的复印件，和印红标在他的著作中引述的文字基本上相同，但他的引述文字中有一部分手抄本里没有，以下引述主要根据印红目标引述，也部分引述了手抄本的内容。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页294-297。

[48]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页297。

[49] 顾准：〈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1973年5月3日），《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页405。

[50] 〈「571工程」纪要〉（1971年3月22-24日），此件曾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1971年11月14日）的附件下发到基层单位，在好些地方都弓[起了共鸣。和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相近的有如下论述：「用民富国强代替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这几乎重复了1957年「右派」的观点。此文件现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内部出版，1988）。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352。

[51]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296。

[52] 权佳果：〈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此处所引是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里的转述，页321。

[53]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1376。

[54] 顾准：〈蜡山芳郎的日美冲突论的是非〉（1969年9月22日），《顾准日记》，页331。

[55] 顾准：〈经济发展速度质疑，其他〉（1971年6月20日）、〈蠘山芳郎的日美冲突论的是非〉（1969年9月22日），皆收录于《顾准日记》，页329-331、390-391。

[56] 参看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页247-249。

[57]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5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427。

[58] 此为印红目标概述，非直接引文。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页296。

[59] 王申酉：〈供词〉，《王申酉文集》，页77、75。

[60] 此为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的概述，非直接引文，页295。

[61] 此为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的概述，页295。

[62] 见我手头的张木生文章的油印手抄稿复印件。

[63] 张木生后来回忆说，他是在极度苦闷中第一次读到刘少奇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眼前突然一亮」，「亲身的实践化为直觉，刘少奇对了」，由此而走向了新的独立思考。见刘源：《刘少奇与新中国》，页12。

[64] 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网上刊物《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hu//cmlorg/ C R）第226期，2004年8月3日出版。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页387。

[65] 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有白智清、朱锦多的有关文章，可参看。

[66] 张志新：〈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政党和领袖〉（年8月25日），见复印件。

[67] 现在，在北京的雕塑家严正学家中的「铁玫瑰园」里，安放着「民族圣女」张志新和林昭的铜像，林希翎的铜像也在准备塑造中。当局不允许公开陈列这些雕像，但她们已经永远地留在人们心中了。

[68] 李九莲、钟海源案，参看胡平：〈中国的眸子〉，载《当代》1989年3期。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69] 张志新：〈我的那些看法谈不到是犯罪〉、〈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关于「党内民主生活」等问题的看法〉（自印件）。

[70] 在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在华国锋当政时期，因为坚持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杀害了一批民间思想者，其中就有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

[71] 王申酉：〈供词〉，《王申酉文集》，页63-64。

[72] 王申酉：〈供词〉，《王申酉文集》，页71。

[73] 见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页339、281-282、332。关于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大陆现在有许多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回忆与历史记载，我觉得最接近历史现场真实的是阿坚（赵世坚）的〈我在四五事件前后〉，他当时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因被推举为广场上的群众代表与当局谈判，他先是被隔离审查，在四五运动平反以后，又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而他自己说「我凭着基本的正义感来广场，后来发展到出出风头、泄泄青春之火，绝没想着「以鸡蛋碰石头精神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他还说：「来广场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他们最大的政治觉悟是改善生活，而不是非要与谁斗争；悼念周总理主要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广场上的确有闹事的小痞子；所谓谈判小组纯是即兴拼凑的草台班子，全无章法，更无预谋；我所以在隔离审查时屈服，也因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决不想成为任何政治的牺牲品；我的理想仅是想玩遍祖国争取再写点东西；我本是一个看戏的却鬼使神差被戏剧性地推到了舞台上演了一段后来连我都觉惊异的活话剧」。阿坚：〈我在四五事件前后〉，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页208、227。

[74] 转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658。

[75] 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页298。

[76] 李光彩：〈张玉凤谈毛泽东〉，《悦读》第18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页169-170。关于自己对中国古诗词的欣赏，毛泽东有过一个说明：「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他并且说：「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见毛泽东：〈读范仲淹词二首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页27-28。以此观点看毛泽东的晚年阅读，他所欣赏的不仅是婉约派的〉「苍凉」，而且更与「凄怆」、「感伤」、「悲凉」共鸣了。这都可以看出他生命最后阶段的心情和心境的一个侧面。当然，就整体而言，恐怕依然是复杂的。

[77]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页111。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也回忆说，「他对美国，特别美国人，有很大好感。当他号召学习苏联」，大家学俄语的时候，他不学俄文，而学英文。他自嘲说：「我是言行不符」」。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自序页15。

[78] 董志凯等：《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页114-115。转引自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页111。

[79] 参看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页1126-1127。

[80]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页441-442。

[81] 见〈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 Handin 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668-1669。

[82] 1972就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开放之年。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国家计委进口成套化纤、化肥及连续乳钢机技术设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并对中国国内的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622-1623。

[83]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页413。

[84] 姚文元：〈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1975年第3期（1975年3月1日出版），页20-29。

[85]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1975年4月1日出版），页3-12。

[86] 但毛泽东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很快在柬埔寨得到实现，并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正是在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柬埔塞共产党领导波尔布特（Pol Pot，原名 Saloth Sar，1928-1998，柬埔寨）时，指出：「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波尔布特回到国内，就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宣布取消货币、关闭市场、全国实行供给制，用消灭城市的办法消灭城乡差别，把300万城里人全部赶到农村，捣毁电视、冰箱、汽车与高档家具，并按毛泽东的办法，大搞党内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对一切反对他的激进政策的党内外人士一律格杀毋论，不仅造成了民族大灾难，也葬送了柬埔寨共产党和波尔布特本人。据丹童：〈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党史文汇》2000年第1期，页38。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上），190页。

[87] 关于「党内资产阶级」，毛泽东在1965年曾提出过「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如我们在前一讲所讨论的，在文革真正开始的1966年，毛泽东却放弃了这一概念，而采用在「四清」时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倒是文革前期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和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思想者继续坚持使用这一概念，并展开了讨论。有意思的是，当毛泽东于1975年提出「资产阶级在党内」以后，就在他去世前六周，江青集团控制的《红旗》1976年7期，又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论述，显然要以此作为和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官僚集团斗争的思想武器，以至纲领。

[88] 毛泽东：〈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页488。

[89] 毛泽东：〈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页486。这里追问「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如何，表明毛泽东是把他的思维的「未来指向」坚持到底的。

[90]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72-73。

[91] 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781-1782。

[92] 毛泽东对自己的「死后」，也有和中国普通老百姓类似的想法：跟随他15年的卫士李银桥在离开时，毛泽东将他揽在怀里，哭着说：「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见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第十二讲 后毛泽东时代（上）

1977-1989

|2010年6月补写[1]|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这些民间思想者一直在期待的巨大社会变革，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终于来临，这就是共和国历史叙述中，人们通常说的「后三十年」，一般命名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我的叙述结构里，我想把它命名为「后毛泽东时代」。

我的理由有二。其一，我在前一讲已经说过：开放中国的决策是毛泽东定下的，而开放也就必然带来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的格局是毛泽东开启的。

其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末的新形势下的「中学（毛泽东思想、文化、制度）为体，西学（西方科学技术，市场管理经验）为用」，与上一世纪末洋务运动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遥相呼应」[2]——我在199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首先作出这样的判断。我还作了这样的具体分析：「所谓「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仍然保持毛泽东体制不变，其核心是坚持一党专政，即不受监督、制约，不受限制的全面的权力独占，即所谓对领导」。在经济上则实行国家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这正是典型的「毛体西用」。「当然，也非绝对的不变。具体地说，被扬弃的主要是毛泽东的政治浪漫主义〔钱注：也可以叫「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他的思想中的反体制方面，他的平等理想，他的不断革命的战略〔钱注：还有「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治国路线〕。毛泽东的经济浪漫主义则或被扬弃一绝对化的自力更生，封闭的经济体制，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等等；或继续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著领导层的经济决策，如高速度、高指针的战略思想等。而毛泽东体制核心专制极权统治虽有一定松动，却基本上被保留、坚持下来。我们所谓「毛泽东体制不变」也主要是指这一方面」。[3]

这涉及对主宰「后三十年」的邓小平及其思想的认识。有研究者认为，邓小平思想的本质是「半毛泽东主义半实用主义」，[4]在政治思想领域，邓小平甚至「比毛泽东更斯大林主义」，[5]这是有道理的。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本属于「毛派」；在1959年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宣布「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6]事实上，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时，邓小平就是运动的实际主持人，后来邓小平始终拒绝彻底为「右派」平反，绝非偶然。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虽然因为支持刘少奇，把文化大革命搞成新的反右运动，故被视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而打倒，但毛泽东仍然留了一手，把刘、邓区别开来，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7]并避免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8]早在1967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就明确表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9]在文革后期，周恩来患了重病，毛泽东果然再次起用邓小平，第一个理由，就是邓小平在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10]毛泽东并且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内部是钢铁公司」，同时劝告他「外面和气一点」，「柔中寓刚，棉里藏针」。[11]显然有意将邓培养为接班人，至少希望他能和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连手接班，他要求邓小平主持并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因为被邓小平断然拒绝，毛泽东这才决定再次批邓，但仍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如《毛泽东传》作者所说「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12]直到1976年4月发生天安门群众运动，把邓小平推到了和毛泽东直接对抗的位置，毛泽东才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却又拒绝了江青彻底打倒邓的意见，仍然「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3]毛泽东对邓小平这种既不满又始终保护、有所期待的态度，是颇耐琢磨的。邓小平自己有一个说明：「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14]毛泽东确实「了解」邓小平：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和毛泽东持有分歧，这是毛泽东所不放心、也绝不允许的；但他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以及他在维护一党专政上的坚定，铁腕手段，毛泽东是从不怀疑，十分欣赏的：邓小平骨子里是「毛派」，他不可能根本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深信邓小平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在毛泽东自己身后，党内经过激烈斗争——毛泽东已有预感1高不好就得血雨腥风」」[15]——最后大权若是落在邓小平之手，大概毛泽东也能够接受。

而且事实正是这样发展：邓小平执掌大棹以后，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志，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又坚定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体制的统治地位，历史也就因此进入「后毛泽东时代」：基本思想、体制不变，又加上了新的时代特点与发展。

这样，我在上一讲结尾谈到的「毛泽东的幽灵」始终笼罩著他身后的时代，就是必然之事：毛体制基本不变，毛泽东就始终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存在。如何认识与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也必然成为当代中国全民族（上至国家领导层，下至普通百姓，也包括中间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精英层）谁也回避不了，必将持续论争的焦点：对历史的评价，和每一个人与现实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的关系、选择、态度，直接相关。

因此，我们下面对「后三十年」历史的叙述，主要围绕著「毛泽东在当代中国」这个中心展开。这当然不是对1976-2009年这一段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共和国历史的全面论述，但又确实是一条重要的历史发展线索。好在同学们对这33年的共和国历史已经有相当的了解，相关的著作也很多，许多大家熟悉的历史事件，在我们这里就不再多说，而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毛泽东对这一时期中国发展、变化的影响，以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与毛泽东的关系上。这也符合我们这门课的体例与设想。

我准备分为三个阶段来作讨论，前后有三讲。现在先讨论「八十年代」。

一、「毛泽东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一）上层论亊：邓小平的决策

这是人们熟知的历史：在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最高领导层曾有过所谓「凡是派」与「实践派」的论争。「凡是派」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6]所谓「实践派」则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的决策、指示、毛泽东思想，也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该坚持；证明错误的，则应该纠正。[17]这个争论背后的政治意义十分明显，它关系著如何对待毛泽东的一系列决策：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从镇压1976年天安门群众运动到批判邓小平，这都是当时极需解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著在这些运动中受到迫害的数百万党内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命运，更关系著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选择。因此，它首先是以华国锋（1921-2008）为代表的「文革新贵」，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这两个利益集团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同时也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没有了毛泽东的中国，是继续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即「阶级斗争治国」的路线？还是打破毛泽东的禁区，进行新的改革实践，以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这些问题都涉及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评价，是毛泽东后的中国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这对最后掌握了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时，他面临了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新领导人，他当然期待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已经证明毛泽东阶级斗争治国路线的失败，民心、党心都要求新的变革，而要迈出新的一步，就必须突破毛泽东的禁区，首先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毛泽东的遗产——毛泽东在所据传的「政治遗嘱」里早就说过，他的「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18]他的任何继承人都得面对这份遗产。但另一方面，邓小平又绝不愿意走「非毛化」的道路，他后来在接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dana Fallaci，1929-2006，意大利）时，针对西方舆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明确回答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9]——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说过，蒋介石、王明、杜勒斯、赫鲁晓夫都是毛泽东心理上不能摆脱的梦魇；现在，我们又发现，邓小平也摆脱不了赫鲁晓夫，他最不愿意被人们看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顺便再说一句，当下中国的最高领导则是以「坚决不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又译戈尔巴乔夫，1931-，苏联）」为底线的。我因此曾说，两个俄国人成了毛泽东后的中国三代领导人心中的梦魇，这都是毛泽东当年提出1方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防止和平演变」警告的深远影响。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存在著根本的一致。邓小平确实反对「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但他对毛泽东治国路线的核心「富国强兵」却高度认同。事实上，对毛泽东而言，「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只是达到「富国强兵」的一个手段，并非绝对不可改变，我们已经讲过，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就明确提出要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工作」为「党的中心任务」，[20] 1958年他也提过「把党的工作的著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21]对邓小平来说，他也不会根本地放弃阶级斗争，他曾经明确表述：「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他同时强调「反社会主义分子」存在，这「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22]——邓小平反对的只是把阶级斗争像过去那样「扩大化」，特别是「扩大」到党内，如我们前面所说，他坚决拒绝毛泽东「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革命性的概念、拒绝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样的遗训，这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修正；在这一点上，他比毛泽东更为保守，或者说，他比毛泽东更懂得如何维护党的既得利益。

这就说到了更为内在的一面：邓小平确实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在他看来，这是「自毁长城」。他不遗余力要维护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在他的理解里，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又是党的领导，也就是党不受监督、制约、限制的绝对权力，这在实质上又恰恰是毛泽东时代体制的核心：我们在前面关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一切叙述都表明，毛泽东的一切改革（1956-1957）、实验（1958）和革命（1966-1976），都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与目的。邓小平和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就「通」在这维护党的绝对权力上。

邓小平有一点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3]这也是延续著毛泽东的思路：毛泽东当年说「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不得」，也是这个意思。这除了表现邓小平「毛泽东主义者」的一面，也还表现了他「实用主义者」和「实践政治家」的一面，他之所以维护毛泽东，确有实际政治的考虑和谋略。应该说，在当时（七十年代末）的中国，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走出文革阴影，党在民众中的权威性受到极大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发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清算，就有可能导致党的统治危机，进而导致思想和社会的全面混乱，以至动乱。毛泽东所担心的「血雨腥风」在他去世后并没有发生，固然与华国锋、叶剑英等采取的宫廷和平政变方式直接相关，也和邓小平掌权以后对毛泽东的维护有关。这都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一当然，由此产生的副作用，或长远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

正是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邓小平在这个历史的新转折关头上，作出了这样的决策：「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24]应该说，这一决策所具有的战略性与策略性两个方面，都深刻地影_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而且还在继续影响今天中国历史的发展。

决策既定，问题是如何说服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党内知识分子，统一全党的认识。于是，邓小平就决定要再起草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5]（底下简称为〈历史决议〉）。起草〈历史决议〉，还有一个动因，如负责主持起草工作的胡乔木所说，「世界的工人阶级、左翼知识分子以前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后来失望了，又把希望转到中国」，「其中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很拥护」，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对中国也失望了」，「对社会主义感到一种失望、迷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的决议要恰当地答复这个问题」，「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旗帜高高举起」。[26]

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曾集中了4，000名老干部，进行一次大讨论。这里有一个材料，记录了其中一个讨论小组的发言和讨论简报里的一些片段，我们正好借此作一些讨论。

可以看出，有许多老干部在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中都身受迫害，他们在牛棚ii或监狱（许多人都曾坐过国民党的牢，文革中却进了自己的党的监狱）里，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都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因此，这些人很难接受邓小平和决议起草小组为维护毛泽东所提出的许多辩解之辞。他们纷纷指出：不能将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更不能归咎为国外原因；如果把毛泽东的思想、决策分为正确与错误两部分，正确的就是毛泽东思想，错误的就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说不通，而且也会将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局限性的绝对真理」。更有不少人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主张像八大通过的党章那样，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许多人更是尖锐地批判了毛泽东时代的两大失误，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是「推行左倾空想社会主义」；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理论与实践（文化大革命）则遭到了一致的谴责。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对象，也有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批判；对毛泽东的个人功过，更有许多议论，普遍认为他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提倡个人崇拜、唯意志论、追求绝对权力，也引起不满。许多人还用亲身经历，对毛泽东的性格弱点、个人质量提出质疑，并有这样的概括：「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27]

但在这4，000人的讨论中，也有人为毛泽东辩护。其中黄克诚的两句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毛泽东思想「有中国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团结人民、战胜困难、聚精会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 Iii，还要靠毛泽东思想」。[28]黄克诚是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打成「彭、张、黄」反党军事倶乐部的主要成员，受到了长期迫害，他在此时站出来为毛泽东说话，自然引人注目，人们因此视他为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又挨毛泽东整的老干部的代表」，并且有这样的分析：「老干部们对毛泽东的感情就是矛盾的，无论个人受了多少委屈，在维护党的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29]

陈永贵（1915-1986）的态度也很值得注意。这位山西大寨的原党支部书记，因为创造「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而闻名全国，又被毛泽东亲自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坚决反对批毛，早就明确表态：「毛主席不能反对，也反对不了。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我们砍头也不怕」。[30]在4，000人的讨论中，也有人提到了基层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反应。中宣部在《宣传通讯》里，有一个估算，说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中，有50%的人，只要听到说毛主席还有错误，心里就不舒服，「讨论中有人引述材料说，有的农村老党员要求退党，他们说现在把毛主席说得一无是处，受不了。一些与会者感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一个牵动亿万人的敏感问题」。尽管经过文革的磨难许多人都对毛泽东产生怀疑，但普通民众和干部，还是把毛泽东看作是中国革命和国家独立、统一的领导者和象征，这里既有革命的情感，也有民族的情感，「说迷信观念也好，说朴素感情也好，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他们的绝大多数是中共的基本群众。这种情况不能不考虑」。[31]

邓小平对4，000人讨论发表的意见，也作出了自己的响应。他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二是「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质量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质量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质量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32]这更是抓住了要害。毛泽东的失误，当然和他的性格弱点和个人质量有关，在中国这样的「人治国家」，特别是个人集权的国家体制下，掌握了最高权力的领导人，个人因素是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的。但如果夸大个人质量的作用，不仅会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问题，简化为个人道德问题，变成道德审判，更会掩盖背后的更为根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体制问题、社会制度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评价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研究和讲述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时，特别应该注意的。在我看来，这也是八十年代初这一次讨论的一个基本弱点：大多数的讨论，都还是限制在历史事实和是非的辩驳上，而没有进行更深刻、彻底的历史分析与理论批判，更没有进入更深层面的体制、制度的追问。邓小平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又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33]但之后却因为触及最敏感的政治利益而中止。

在议论纷纷之中，最后只能用所谓党的「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原则，即所谓「集中正确意见」来解决。这也是党的纪律，即使违心，也要接受。于是，就有了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iv—致通过的由邓小平直接指导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对毛泽东领导下的共和国近30年的历史也作出了一系列判断，并将之分为三个阶段。建国起的前七年（1949-1956）：全盘肯定。中间十年（1957-1966）：成绩是「主导方面」，也「有过严重失误」。其中特别肯定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不足是「严重地扩大化」；承认大饥荒「主要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回避了人口非正常死亡的问题。最后十年（1966-1976），则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4]

这样的历史决议，留下了两个问题。其一，所谓集中了「正确意见」，「正确」的标准，其实主要还是邓小平的主观判断和意志一当然，他的判断也还是吸取了党内部分高级干部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这里突出地表现为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判断。他在对起草〈决议〉的意见中，首先谈到的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些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35]邓小平在同一个讲话里，还明确提出，在反右前后，毛泽东所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等，都要写进决议，「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36]我们在前面的历史叙述里，一再强调，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邓小平自己似乎也不否认这一点，他明确说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37]而如我们前面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至今依然在制约著中国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党专政体制，正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被完善、强化的，因此，我们又称为「五七体制」，以后的大跃进、大饥荒，以至文化大革命都是这个体制造成的恶果。因此，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坚持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与必要性，并将总结反右运动经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视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以及明确表示「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就绝不仅仅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反右运动）的评价，而是关系著治国道路的选择。邓小平坚持的还是反「右派」运动的逻辑和立场，他要高举的毛泽东旗帜，其核心就是要维护党「独揽大权」和「第一书记专政」的「五七体制」。这集中体现在他此前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8]其实就是毛泽东在1957年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的1979年版。这样的最终选择对以后中国的发展，自然是具有严重意义的。

邓小平的选择，还有另一面，即是他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目标，[39]——再强调「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40]——这就是「富国强兵」的治国路线；「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41]此后就发展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要「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42]这就是「对外开放」，其结果就是将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体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43]此后就逐渐发展为所谓「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以上几个方面，后来就被概括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一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对毛泽东路线的扬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对外开放」代替了「闭关自守」;以「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应该说，正是这样的扬弃，使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高举起了「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旗帜，给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后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发展活力，并因此而获得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因文革的灾难而失去的民心和党心，使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走出了困境，并由此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的命运。

但同时，邓小平的新路线也孕育著极大的危机。主要是这一新路线内含的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把中国的改革简单地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完全不顾及生产分配合理与否、不顾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弊端，也即脱离了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单纯地发展经济，再加上片面强调「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淡化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44]这样从理论到实践对社会平等目目标淡化以至放弃，就决定了以后「经济发展却造成两级分化」的严重后果。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在邓小平时代，「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观念被隶属于使中国繁荣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所追求的是「现代经济发展和强大的国家机器」这两大目标。[45]我要补充的是，现代经济的发展又是服从于国家机器的强化，即巩固一党专政体制的目的。这样，民族主义的目标，也最终服务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既得利益这个根本目标。因此，邓小平及其继承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所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认同，制度、体制的认同，也就是所谓「爱国，就是爱党，爱社会主义」。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曾经表示，我们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却始终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的是老实话。于是就有了他自己的两个独特说法。一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使国家繁荣富强」，[46]这就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了；另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这又将社会主义目标消解在巩固一党专政的目标里了。在邓小平的思想逻辑里，维护党的绝对权力及统治利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邓小平标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核心与本质，他正是以此来统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后中国的一系列问题都由此产生。

这里还要补充两点。其一，邓小平的路线与毛泽东路线绝非简单的断裂。这是我们讨论过的：毛泽东并非拒绝发展生产力、建设经济，也不是绝不可以接受「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的大门，就是毛泽东开启的。毛泽东对于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也有不满，并用他的命令对经济模式不断进行冲击，这样的冲击固然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混乱，却使得邓小平要瓦解计划经济时，相对变得比较容易，而且，只要将「命令经济」的「瞎指挥」，变为科学的、常识的「管理」，经济很快就获得恢复和发展，而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当然，更为重要，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治国路线始终对富国强兵的现代化目标存在著内在的一致性。邓小平所要完成的，依然是我们讨论过的、历史赋予毛泽东的三大使命：现代中国的独立、统一和人民的温饱，而且几乎同样是「用野蛮的方法实现现代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邓之于毛，还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非另辟新路。

其二，邓小平和毛泽东在治国思路与路线的区别，更为明显之处在于思维方式。邓小平真正要彻底放弃、与之决裂的，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而代之以自己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所以他对毛泽东思想新的阐释，就是强调「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不包括群众运动和群众动员）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47]如论者所说，这实际上是将「政策具有实用性，取得成功从而得到大众支持被置于比意识形态纯正更优先的位置」。[48]邓小平也把毛泽东思想实用主义化了。他说得很明白：「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49]这还是他的「猫论」：他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大猫」，就是因为可以抓住「发展生产力」这只「大耗子」，至于背后的价值理念、理想，他既不管，也不准备吸收。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个人思维方式和风格上的不同，也在各自引领的时代风貌上打下烙印：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浪漫、理想的时代，却也是一个疯狂、非理性的时代，毛泽东本人和我们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邓小平的时代，则是一个一切讲究实用、实利的时代，失去了理想和想象力，却因此陷入另一种金钱的疯狂和物欲的非理性，我们民族同样也付出了代价。

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当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中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以后，他所要坚持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就必然出现「类似三民主义之变化」[50]——邓小平和他的后继者，实际追求的就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而在「民权主义」问题上，却始终不肯放弃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他们的「民族主义」也是以坚持党国体制为前提的，即前文所说的「爱国即爱党」），不肯真正实行人民主权和民主，而代之以「权为民所用」的开明专制，这都不是偶然的。在国民党已经放弃了党国体制的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与二十一世纪，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对党国体制的坚持与强化，自然特别引人注目与感慨。

我们再回到1981年〈决议〉后果的讨论。应该怎样看待〈决议〉的效用、意义？现在看来，这在当时就有分歧。胡耀邦在一封私人通信里说：「中央现在的决策是：让人们在历史问题上冷却一段，集中精力引导人们搞四化。四化上去了，那时再来回味一下历史，可能更好些」。[51]那么，〈决议〉是解决当下思想混乱问题的策略性文本，至少为后人的研究与讨论留下余地。但陈云则明确表示：「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52]这就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以自己的认识，来「敲定」历史评价，终结历史研究、讨论，垄断话语权与历史阆释权；垄断的目的，是要防止后人对自己的否定。这是典型的新文化专制，其背后是一种统治合法性、合道德性的危机感。邓小平的态度很值得注意，他尽管心里明白，对这段历史的议论「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这一点，他比陈云清醒），但他从统治的稳定需要出发，断然宣布，决议一出「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要说也只能1炎谈对决议内容」的「体会」。[53]在决议通过以后，他立刻下令：「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54]而实际上他要求绝对从」的，不仅是共产党员，而是包括所有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他要搞的，正是毛泽东当年大力推行的「舆论一律」的思想箝制。从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包括反右运动、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再加上邓小平自己一手制造的「六四」大屠杀，都成了禁区，不准研究、不准进入学校教育，甚至不准议论。这就造成了影响深远的严重后果。

首先是丧失了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进行科学的清理和批判的历史时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近30年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失误。正是因为科学性批判的缺失，导致毛泽东时代所有悲剧的理念、观点、思维方式，特别是体制，都基本不变，或者稍受冲击以后，就以新的形态继续维持，这就使得这些悲剧（包括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都随时有重演的可能——事实上，在邓小平时代和「邓后时代」，大大小小、不同形态的「反右」、「文革」从来没有停息过，1989年的大屠杀就是一次大爆发。

其二，设置禁区、不准研究、不准进入学校教育，这是实行「强迫遗忘」的思想、文化、教育，其后果就是完全割断了年轻一代与历史的联系，不仅不能吸取历史的血的教训，也无法继承历史的光荣的传统，使得今天中国大陆的许多年轻人对反右、大饥荒、文革，对林昭、林希翎、张志新、顾准、张中晓……几乎一无所知。这是一种新的愚民、新的蒙昧主义。当人们对其一无所知，就无法进行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也就最容易被迷惑，上当受骗。今天美化或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言论，在年轻人中都有市场，原因就在于此。

这就说到了另一个后果：将毛泽东思想简单地分为「正确」与「错误」两部分，绝对肯定前者、绝对否定后者，这种「非白即黑」、「非对即错」的二元对立，遮蔽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很容易导致对毛泽东遗产的美化或妖魔化，我们至今也还在这样的两个极端间摇摆。

其四，以邓小平个人的意志和意见来「敲定」历史评价、处理历史事件，不许议论，更不容改正，这就形成了新的「凡是」：凡邓小平定性或处理的历史事件，不仅是反右运动，还包括高饶事件[55]和「六四」，都不能动。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的一个难题，而历史的旧帐不清，中国社会是谈不上真正和解、和谐的。这就实际上将邓小平置于高于党和国家，高于《宪法》、法律，甚至高于历史的地位。这走的正是毛泽东个人独裁、「第一书记专政」的老路，也可能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及其时代更为接近之处：毛泽东时代有反右和文革，邓小平时代有天安门大屠杀，都是这种个人独裁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作一个小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共和国历史正处于从「毛泽东时代」到[，后毛泽东时代」的转折时期，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待「毛泽东遗产」的问题。这是一个思想空前活跃，也空前混乱的时期。经过一番复杂的斗争，邓小平掌握了最高权力以后，他用党的一纸〈历史决议〉，强制统一了思想，又作出了新的历史选择。首先是对毛泽东基本思想、体制的坚守，这集中体现在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同时，又对毛泽东治国方针、道路有所扬弃，而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对外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改革开放」。这就是后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邓小平路线。

在我看来，这两个基本点并不平衡。在邓小平这里，「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是「体」、是根本的；而「改革开放」实质上是「用」，是服务、服从于前者的，当两者间出现强烈紧张时，其真正的「中心」便会清楚显现出来，这就是维护党的绝对权力，其所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因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收入增加了，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获得统治的合法性。[56]这可以说是支配著毛泽东之后几代领导人的基本治国思路和政治、思想逻辑。也正因为是以维护党的绝对权力为目标与动力，所以，所谓的「改革开放」必然是畸形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蜕变为「权贵资本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蜕变为国内权贵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结成「伙伴关系」；「经济发展」也就相应伴随两极分化和资源大浪费、生态大失衡，从而形成「破坏性发展」。

这样，正是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作出了对毛泽东遗产既坚守又有所扬弃的决策，把中国带入一个既有发展又弊端丛生、矛盾重重的新时代。

（二）社会民主运动（1978-1980）：改革与发展的另一种选择和要求

毛泽东时代有两个特点，一是他的控制力直接到达其治下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都和他息息相关；二是他让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卷入历史运动、政治斗争，使得关心国家大事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几代人共同的思维习惯。因此，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的评价，以及由此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不仅成为高层斗争的焦点，也同时成为全民议论的中心，真正形成了上、下的互动。如我们在前一讲里所讨论的，事实上在文革后期，这些问题在民间社会，特别是在以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为主体的民间思想村落里，已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现在，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的垮台，就提供了这些早有准备的民间思想者一个将自己的思考转化为思想、政治、社会实践的历史机遇。于是，迅速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民间社会民主运动，而且在一开始是和党内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运动相互配合的，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1）「西单民主墙」运动

这场社会民主运动，是从「西单民主墙」开始的。1978年9月，为了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民主运动」平反，民众将大字报（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给予的「民主」权利）贴在北京的繁华商业区西单的一道墙上，以表达对当时执掌大权的「凡是派」的不满——「凡是派」拒绝平反的理由就是「这是毛泽东定的，不能动」。民众郁积已久的民主要求，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方式，大字报、小字报迅速贴满，可说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西单成了民间自由表达意见的中心，并随之以「西单民主墙」之名而享誉一时。这样的命名显然与1957年的「北大民主墙」一脉相承：1978-1980年的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确实是1957年民主运动的继承与发展，是共和国历史上民间反抗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同时也成为第三个高潮——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先声。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民主运动的骨干，除了「四五运动」的积极分子（以王军涛〔1958-〕为代表），更多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活跃分子。我们在上一讲里，所提到的王希哲（他是「李一哲」的重要成员）、徐水良、陈尔晋等，都成了运动的组织者或理论家。我们安顺群体中，同学们都已熟悉了的杜应国，后来也参与其中，在理论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有许多运动组织者和骨干，如徐文立（1943-）、魏京生（1950-）、胡平（1947-）、任畹町（19440等，这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民间思想村落，但也是在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978-1980年的民间社会民主运动，是文革后期民间思考的自然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为这次民主运动作了理论与骨干的准备。

1978年「西单民主墙」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冲破毛泽东的思想禁锢、要求思想的解放和自由。这里有一个细节：我们贵州的诗人黄翔，和一群朋友成立启蒙社，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对毛泽东三七开」。黄翔还在大街上发表演讲，大呼：「新式偶像该不该砸烂？」群众齐声回答厂应该！「精神长城该不该拆除？」群众大声响应：「应该！！」[57]—一这是具有象征性的，黄翔确实喊出了时代的呼声。

关于「西单民主墙」，以及随后出现的大批民间刊物（以《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探索》、《中国人权》为代表）的思想倾向，有人作过一个统计，发现其主要关键词有三：一是「民主」——这是一股「社会主义民主」思潮；二是「人民」——他们的主要追求是「人民」权利，包括参与改革，成为改革主体的权利；三是「中国」——它内含著渴望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和民族主义情绪。[58]这很能说明八十年代初的社会民主运动的特质，它的动力显然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文革后期积累下来的以「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变革的要求；二是「振兴中华民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要求——这两方面都对以后中国的发展有著深远的影响。但我们在这里不作详尽的讨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参看我的〈一九七八一一九八〇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文章就收在台湾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以北京大学为背景》[59]—书里。

我要强调的是，1978年9月「西单民主墙」出现时，中共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v，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党内改革派在与掌权的「凡是派」的斗争中，极需民众的支持，于是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西单民主墙，说「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者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60]但在基本上战胜了「凡是派」以后，邓小平就觉得社会民主运动超越了他所允许、所能够控制的范围，于是转而进行打压。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曾经支持过他，他也一定程度肯定过的社会民主力量横加「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相勾结」[61]的「反社会主义的分子」的罪名，[62]他首先抓捕了提出「人民必须警惕邓小平成为新的独裁者」的魏京生，[63]又于1979年12月正式宣布禁止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并进而将在文革中写进《宪法》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条文取消[64]——我们已经说过，毛泽东在文革中实行的「大民主」，实质上是「党赋民主」，而且容易导致群众专政，与现代民主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仍然是民众发表自己意见，表示不满的一个管道。现在，邓小平连这样的管道也加以封闭，又在事实上剥夺了《宪法》规定的出版、言论、结社自由，这就造成了民意的堵塞，极容易淤积矛盾与不满情绪，因此到1989年就有了一个大爆发。更重要的是，邓小平也就从此和民间社会改革力量割断联系，从而失去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支持、补充、制约的历史机遇。

当然，民间社会民主运动不会立即退缩。在经历了1979年和1980年上半年的低潮以后，在1980年下半年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校园竞选运动，一是以民间刊物为中心的「促进庚申变法」运动。

这里需要补述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1977年中国恢复了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强令中止的大学入学考试。这几乎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对「后三十年」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近年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另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们所要强调的：高考的恢复，使文革后期与文革结束初期涌现出来的「民间思想者」发生分流，一部分进入大学体制，随后以竞选为契机，发动了校园民主运动；另一部分则以民间刊物为阵地，坚持体制外的民主运动，而这两部分又是相互支持、殊途同归的。

（2）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校园民主运动

运动的发端，起于1980年的「直选」。依照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vi对《选举法》的修改决定，县级人民代表将进行直接选举，这显然是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举措，立刻得到民间的响应。1979年下半年就开始试点，1980年更扩大了范围。在复旦大学、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高校，都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到1980年10月，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进行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共有18名大学生、研究生站出来参加竞选，他们把这次选举看作是「实行社会民主化的最初步骤之一」，因此在发表竞选宣言和演说时，自觉地就国内外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政见，竞选过程成了「对改革的一场大动员，大讨论」，[65]并由此而形成了一次新的校园民主运动，和1957年的「五一九民主运动」遥遥呼应。也就是在这次竞选中，有候选人明确提出了要为反右运动平反的要求，并且称赞当年的学生「右派」领袖是「青年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试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66]显然是自觉地充当1957年学生「右派」的继承者。我也因此断定，1980年的校园竞选运动，是北大历史上，以至现、当代学生运动史上，继1919年「五四运动」，1957年「五一九民主运动」之后的第三次辉煌，同时也是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先声。从另一个角度看，1980年这一次以北大为中心的校园竞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非由党掌控，而是由选民自主行使《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的真正的选举，[67]这在共和国的民主运动史、宪政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曾经对主导这次运动的竞选人作过一个分析，发现了他们的特点：一是大都下过乡，当过工人，有的还当过兵，有著深厚的底层生活经历和经验，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这就意味著他们是按照毛泽东培养年轻一代的方式成长起来的，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有「青年毛泽东」的身影。其二，他们又是知青、青工中喜欢读书、思考的一群人，可以说都是自学成才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是毛泽东在文革时中止大学教育的受害者，他们现在聚集在北京大学，就是要进行「补课」，找回被毛泽东剥夺了的学习青春。但从另一面看，自学正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学习方式，毛泽东本人也是自学成才的；这也就是说，他们的自学道路又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正是通过自学，他们或者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或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中，有著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因此经历了从「幼稚的狂热」到「理性的反思」的精神蜕变，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开始有了新的怀疑和反省，从而成为文革后期民间思想者的佼佼者。他们中的有些人，进而参与了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初期的社会民主运动，从理论思考走向社会实践，这也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一我们可以如此总结：八十年代初校园民主运动的推动者，他们和毛泽东之间存在著相当纠缠的关系，他们无疑是受毛泽东思想、革命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由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一代人；但他们同时又是首先「走出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进行深刻反思、批判的一代人。

（3）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

这一代人首先要面对，也是在竞选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当时有人对候选人作过一次调查，有两个结果今天看起来特别有意思。一是问他们「毛主席是不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被调查的16位候选人除1人给予否定的回答，1人表示「待研究」，其余14人都基本给予肯定，认为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68]但被问到「你现在最敬佩谁」时，只有1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1人选择彭德怀，1人选择陈云。[69]其中一位竞选者这样解释他的选择：「中国有句古话：要想服人心，以德服为上，才服为中，力服为下，总理做人以德为重，主席服人以才为主，这就说明为什么总理威望比主席高。至于四人帮林彪则是以力服人，所以谁也不服」[70]——这大概反映了文革刚结束时的人心所向。

毛泽东的威望在年轻一代中急剧下降，是因为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于文革所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急于反思并上溯建国后的历史，因此必然会产生许多疑惑，而且都指向毛泽东。在〈答辩会选民问条选登〉里，还保留著当年的提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说法对吗」；[71]「在他〔钱注：指毛泽东〕死之前，全党全国都跟著他走，全是「盲人行路顺墙摸」吗」;[72]「你是否认为赫鲁晓夫把苏联人民从斯大林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而今天华〔国锋〕邓〔小平〕正在把中国人民从毛泽东的专制下解放出来」（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73]「你认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是否应负一定的法律责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有何不同？」；[74]「文革中毛泽东打倒了八大中央委员中的七〇％，他依靠的左派仅有一〇％左右，另外二〇％是没有打倒的文革反对者，毛泽东采取突然袭击手法，凌驾在党中央之上，分裂党中央，这是不是反党？」[75]——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场记录：它反映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从毛泽东专制下解放出来」的渴望，深入理解他们刚经历过的历史的渴望，对曾经的「历史定论」（如「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怀疑；而一再强调毛泽东的巧去律责任」，质问他「是否反党」，则是针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对四人帮的审判。邓小平为首的执政者试图将四人帮和毛泽东分割开来，既追究了文革的历史责任，又保护了毛泽东：这样的做法显然在年轻一代中引发了更大的疑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共产党长期营造的毛泽东神话的动摇，以至破灭。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就有候选人指出，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重新考察」，必然引起对既定的一切观念、理论、体制的「彻底的批判和审视」，[76]这是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政治改革与进步的重要标志」。[77]

在破除了迷信、神话以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竞选人中间，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今天看起来，特别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人怀疑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王军涛指出：毛泽东「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从某种意义上看来是决定性的贡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不愧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家」[78]—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共识。

引发争论的，是王军涛的另一个评价：「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由是，毛泽东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唯意志论」的结合，他推行英雄史观，「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犯严重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之一」，也决定了他只是一个「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内涵的带有历史局限性的革命家」。[79]王军涛显然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质疑，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之论。王军涛评价里，还隐含著一个判断，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基本肯定，而对建国后的毛泽东，无论其理论还是实践，都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这后来就成为得到许多人认同的，评价毛泽东的一种模式。

当时大家都认识到，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一个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其实践中错误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以及许多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但由于竞选运动本身的限制，自然不能充分展开，因此，1980年的校园思考和争论，只是一个开始，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开始。相对而言，对文化大革命的争论，展开得就更充分一点。

在前面已经提到，对16位竞选人的调查中，在回答「文化大革命性质」时，有9人认为，这是一场「大反动」、「大混乱」、「浩劫」，倾向全面否定；不同的竞选人又有不同的批判重点。其要点有二：

其一，指明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封建大反动」，并具体概括为「政治上封建法西斯专制，经济上农业共产主义，思想上大一统的宗教式信条」[80]——这后来就成为八十年代批判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模式，即所谓「反封建」论。

其二，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钱注：指1949-1966年毛泽东统治的历史〕的必然归宿，两者是同一社会模式的产物」。[81]论者具体分析说：特别是在反右运动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到文革就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整套理论与实践，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其要害正是要强化「少数寡头可以撕毁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没有任何保障〔……〕大小官僚主义者可以为所欲为」[82]的专制体制一这里著意强调「文革」是「十七年的必然归宿」，是抓住了中国政治的要害的。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在文革期间就有过一个「十七年派」（以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派」为代表）。到八十年代，「十七年派」又在党内改革派中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的改革目标和理想，就是恢复「五七体制」的统治秩序，他们的改革方针，就是「一切照十七年办」。陈云就是这样的「十七年派」的代表，在各级党组织里也很有市场。

接受调查的16位竞选人中，还有6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不能全部否定」——这是另一种「文革观」。[83]

这样的文革观有三个相互关联的观点。首先是认定中国需要一场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毛泽东是「从苏联的镜子中也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危险」，因此在1965年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是要解决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

其次，他们又认为，毛泽东的问题在于，他虽从苏联的镜子中看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危险，但他15有看见自己也是造成这样矛盾〔钱注：指工人、农民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矛盾〕的根源之一」，[84]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在文革中仅仅对官僚体制进行了冲击，企图「用清洗基层干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85]而不肯从根本上触及官僚体制，「文化大革命成了整人运动，而根本没有触及到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变革」，[86]其结果就是打倒了旧权贵，体制还是旧的，就必然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新权贵，而「新权贵比旧权贵往往更贪婪、更腐朽、更无能」，[87]就不得不把旧权贵重新请回来，因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其三，论者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意味著「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危险。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如果官僚体制不彻底改革的话，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会重新举起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当他们受官僚主义气时，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当权派在群众面前俯首帖耳的情景，那时他们就会忘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切恶果」[88]——对照30年后今天中国的现实，真是不幸而言中。当然历史也不会完全重演，面对今天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我们通常称为「权贵资本阶层」），我们或许应该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毕竟是不能忘记的。

年发出的另一个呼声是：「无论在「文革」初期、中期和末期，都曾涌现出一批主张在真正的马克思学说指引下，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战士，他们是今天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早已惨遭杀害，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但是公正的历史将不会把他们遗忘」。[89]我们今天的问题，恰恰是由于1981年党的一纸〈历史决议〉简单地否定了文革，又把文革列为禁区，文革中的改革先驱者就被强迫遗忘了。

（4）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与期待

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与期待，是1980年校园民主运动的另一个重点。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尽管「中国必须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但改革的方向、道路，却是意见纷耘。我们曾经说过，在文革所谓的「全民参与」中，其实是分为不同利益群体的，他们组成各种群众组织，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产生复杂关系，也因此有著不同的命运。其实，改革运动也同样如此。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方向未定之时，各利益群体都在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以图影响以后改革发展的方向。我们在前面分析了邓小平的选择，就是以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核心、出发点与归宿的，显然代表了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党内的另一些人，如胡耀邦、赵紫阳等，他们依然保持了与普通百姓，特别是与农民的血肉联系，因此他们所要推进的改革，是以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造福于民为指归的。这样，他们最后为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党内元老派所不容，就是必然的。党内斗争的背后，是不同利益群体之争。

问题是，在中国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不同利益群体不可能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而只能采取更为曲折的方式，例如党内斗争的方式，以及民间社会运动的方式。从这一角度来看，1980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就显出了特殊的意义。如前所分析，这一代大学生是接近中国社会底层的，并且有代表公众利益，著眼于国家、民族的长远健全发展，而非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的高度自觉。他们正是要在「改革」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成为时尚，人人「咸与维新」的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方向、路线的独立要求。

许多竞选人从一开始就十分自觉地维护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工人、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这自然和他们自身就当过农民、工人的经历有关，同时也是出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一位竞选者说得很清楚：在思考中国的改革时，首先要问：「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90]他强调：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浅近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的社会的巨大力量」。[91]这是一个重要提醒：如果改革不能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给他们权利，甚至还反过来损害他们的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那改革就会变质。这一提醒的意义，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一位竞选人认为，「二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统一的市场」、「社会主义商品化」，使劳动者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才有根基：这是中国改革的关键。[92]另一位竞选人则具体提出了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企业管理权、组织独立工会、制定劳动保护法、制定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等工人四大权利要求。[93]—位竞选人还提出了「改革的方向与原则是劳动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联合」的理想[94]——「劳动者的权利」问题，本来是文革后期民间思想者最为关注的问题，现在作为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提了出来，意义自然重大，但却被以后实际的改革运动所忽略，这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1980年北大竞选人关注的另一个重心，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与权利要求。他们所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它今天已经独立登上层史舞台」，随著「科技成了主导工农业发展方向的部门」，知识分子也必然掌握社会改革的主导权。[95]对知识分子独立、主导地位的确认与强调，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意义自然十分深远。正是出于此种全新的知识分子观，他们对于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权的要求，当然具有首要的意义：这是知识分子和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有竞选者提出，要以推动选举，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作为改革的「关键的一环」，[96]撬动整个改革运动的「支点」，并得到北大选民的广泛认同。[97]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1980年的校园运动所要表达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劳动群众这两大群体的利益要求，他们对中国改革方向、发展道路有所选择和期待，并且自觉地将他们视为中国改革的基本动力。这样的要求与选择，主要有两个方面。

（i）「一切为了人」：要求「整体现代化」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改革。

这是得到众多选民支持的一篇竞选宣言：

改革的起点和动力是人，改革的归宿点和目的也是人，现在的中国人，广大工农、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社会的压抑。他们渴望经济上的物质利益，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思想上的自由发展。他们的要求是全面的，只有社会整体的改革，实现整体现代化一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98]

这里所表达的，正是「受压抑」的「广大工农、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的要求，其矛头所指是毛泽东时代的「贫困社会主义」、政治上专制和思想控制。而我们要著重讨论的，是其中蕴含的两个重要思想。

首先是「一切为了人」的命题，这是对邓小平提出，响亮一时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和康社会」的目标的质疑：「四化」口号恰恰忽视了社会的主体一人。忽视了社会生产的根本目标一人的需要」。[99]这里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其中又隐含著两个问题：社会生产发展了，国家富裕了，达到了「小康社会」，但这就等于「小康之家」、实现了人民富裕了吗？物质富裕难道就是我们的全部追求吗？总之，「生产力能直接给我们带来社会和谐、家庭的幸福和个人精神情感的充实与丰富吗？」[100]这里有著双重质疑，一是对毛泽东提出、为邓小平所继承与发展的「富国强兵」，要求人民为国家发展作出「牺牲」的发展道路的质疑；另一则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在西方高度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精神危机又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个性的发展脱离了人的群体性〔……〕西方现实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以物质财富的增加做为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使人得到全面的幸福」。[101]

「全面的，社会整体改革」问题的提出，则是传达了一种普遍的隐忧。如一位竞选者所指出的：「我国的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而不应是局部的、片面的，中国现存的不合理结构有各方面的弊病，它们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经济的改革必须并肩前进、相互配合」，[102]而现实的危险恰恰是不敢触及政治改革的、单一的发展经济的路线。

问题正在这里：是推行全面的改革，实现社会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以富国强兵为发展目标，推行单一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改革，在其结果必然是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对人的新的奴役：分配的两极分化，全社会的精神危机？一1980年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争取人民权利，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结合

1980年校园民主运动的另一个响亮口号是「争取人民权利」。除了前面所谈到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所要求的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劳动管理和保护的权利……等等具体自由与权利外，还著重提出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原则和要求：「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103]这同样是有针对性的，如论者所说，在中国长期流行著一种「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的理论：「在使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发达的起飞过程中，一小批坚强有力、富有远见的、掌握大权的领导者，通过「强迫把羊群赶进牧场」的专制手段，较之于听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实利益之所在的芸芸众生漫无节制的要求，变化无常的意见，更能够取得直截了当的成功」。[104]这样的「落后国家的集权发展观」，正是毛泽东的「用野蛮方法实现现代文明」的理论依据，并且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如论者所说：「对于这样一种权力，人民既没有力量纠正它早期不严重的错误（除非这个无限权力自己愿意纠正），更没有力量阻止它后来的扩张（如果它继续扩张的话）。这样一种无限权力排除了一切通过人民的力量以正常程序进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人们几乎只能坐视它把国家引向任何地方」。[105]同学们很容易就能联想起我们讲过的那段「由大跃进到大饥荒」的历史。正是基于这惨痛的历史教训，1980年的竞选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为了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权力变质；同时也为了权力更加有效地发挥其应有职能，我们必须明确权力的行使范围」，保证人民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106]但他们大概也没有想到，此后中国的改革，却仍然依照这种用不受制约的权力发展经济的「开明专制」道路，同样失去一旦发生错误，能够「通过人民的力量以正常程序进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六四」屠杀的悲剧就是这么产生的——不过这都是后话。

摆在1980年的民间改革者面前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改革的参与权，从而实现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与有广泛民众参与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上下结合」。[107]也就是说，这些民间改革者并无意挑战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权，只是要求独立的参与权、监督权，他们期待的是党、国家和民众合作的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这不仅可以加强改革的民众基础，而且更是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同学们可能还记得，这样的上下结合也是1957年的「右派」所期待的，而1980年的民间改革者却有著更大的自觉。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中国的民间改革力量在参与改革时，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活动」，发展自己的「独立自主力量」，「改革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民间〕改革派能够不托庇于权力而存在和发展」（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108]但在中国，这却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因为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并不允许党所不能控制的独立的民间力量存在，这就注定了1980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也和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一样，只能短暂地存在于一个瞬间，但这瞬间却能照亮历史。

（三）以民间刊物为中心的社会民主运动的再度兴起

前面已经说过，1979年12月取缔西单民主墙，民间社会民主运动就进入了一个低潮中的坚守时期。人们通过《学友通信》（王希哲1980年2月创办于广州）、《学习通讯》（徐文立1980年7月在北京编辑出版）的方式，对前一段的街头政治运动中来不及讨论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同时也是一次自我精神的清理，作一次「价值重估」，以实现「精神的蝶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对毛泽东与民间思想者之间的关系的清理。

（1）关于「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的论争

关于「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的论争这个问题，是由一位社会民主运动的骨干，当时是河南大学哲学系的学生顾晋军（生平不详）在1979年12月给王希哲的一封信里提出的：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不正是在于，他对他自己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这在世界上，在历史上有几个人能够这样做呢？我们姑且不谈这种批判态度怎样，有谁能否认它需要勇气和魄力呢？毛泽东是从中国的大地产生的，毛泽东和现代中国息息相关，他是现代中国的化身，也是中国矛盾的体现者，在这样的典型人物的身上，难道就看不到中国现代的要求？看不到中国革命，不存在难能可贵的思想？[109]

其实，这一评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党的官僚体制的冲击，这内含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即所谓「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另一则是强调毛泽东思想里的「中国现代的要求」与「中国革命」的意义。但在1980年引起关注的只是前一方面，因此，接著展开的是关于「毛泽东后期思想」的争论；而后一方面，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现代性的关系，要到九十年代所谓「新左派」兴起时，才会引起关注。

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之所以在1980年特别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在民间思想者中确实有很大影响。我在前一讲里也说过，我和我的安顺朋友一直是毛泽东后期思想的坚定信奉者和维护者；其实，前面介绍的北大竞选中，一部分人把文革视为「失败的革命」，其重要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后期思想。王希哲，这位1980年社会民主运动的重要骨干，也正是看到这一点，在1980年初，提出对毛泽东后期思想要「给予及时的清算」，进而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批判」[110]——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一再谈到，中国的民间思想者都直接受到毛泽东的启示和影响，他们都曾经是不同程度的毛泽东主义者；但如果把他们的信念坚持到底，就必然和毛泽东发生冲突，从而引发决裂。这一「走出毛泽东」的过程，有的如林昭、《星火》群体，他们从反右运动之后开始了这个过程，在大饥荒年代就已完成；但更多的人则要到文革中、后期才完成，比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陆文秀、王申酉，就是其中的代表。八十年代初的社会民主运动提出「毛泽东思想批判」的任务，则是更为自觉地要从理论上和自己的「精神教父」决裂，这是中国民间思想者、民间社会运动，在思想上走向独立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

八十年代初，由民间思想者提出「毛泽东思想批判」，这在当代思想、文化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如前所述，此时邓小平正要借助党和国家权力，用党的一纸〈历史决议〉来中止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的评价、研究和讨论。因此，1980年关于「毛泽东后期思想」的论争，就是一次冲破禁区的自觉努力，显示了历史责任感和胆识。

这一次争论的主要理论成果包括：1980年2月刊登在《学友通信》创刊号上的「顾晋军的通讯」，和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第2期的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1980年10月-11月作），发表于《七十年代》1981年4期的杜应国的〈评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1981年2月作）。杜应国后来又写有〈毛泽东的理论失误与文化大革命〉（1989年）、〈颠倒的革命——读《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有感〉（1996年），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连续16年的清理，虽已在我们讨论的历史时期之外，但为了清理这一思想精神历程，下面的讨论，将以写于1980、1981年的王文和杜文为主，也会涉及杜应国以后对此的某些分析。

如杜应国所说，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突破性贡献，是它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两个本质性特征：「农业社会主义」和「集权专制主义」。[111]他并且这样分析：作为一个落后农业国家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对毛泽东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是具有双重意义的：烕可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这是他们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又可以「摆脱资本主义的灾难」——这一代人具有几乎本能地1巨斥资本主义」的心理。从前者出发，他们「要求集中统一，要求用行政权力来推动经济活动」，就必然要接受以至捍卫「斯大林体制」；从后者出发，他们要求建设超越资本主义的。纯净社会主义」，必然走向「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既「排除小生产的一切弱点」、反对单干和所谓「自发资本主义」，又保留、发展「小生产的一切优点」，追求所谓「自足自给」的封闭式发展与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以及在落后生产力水平上，拒绝社会分工的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将民主、自由、人道、人权、法制等都视为资本主义思想和法权而加以拒绝，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专制体制。[112]

在王希哲和杜应国看来，毛泽东思想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同样也是所谓「毛泽东后期思想」的核心。

需要澄清的是两个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何看待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中华人民公社」的理想，以及文革中用「大民主」的方式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冲击。在一些人看来，这都是毛泽东后期思想中的精髓。

王希哲和杜应国指出，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集「工、农、兵、学、商」为一体，熔「党、政、军、民、学」为一炉的「中华人民公社」的理想社会模式，实际上是「试图把现代的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硬塞到一个几分是幻想、几分是对陈旧生活形式的抄袭的社会形式中」，[113]其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的「封建社会主义」。这种本质上具有反动性的空想，自然无法实现，也必然遭到党内外的广泛抵制，但这却是毛泽东所不允许的。为了排除主要来自党内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干扰」，就需要实行领袖独裁。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旨在建立「以他〔钱注：指毛泽东〕个人专制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的「革命」[114]是一次用暴力手段实行的规模空前、却也是灾难空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试验。这是社会主义史上「第二次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绝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官僚化绝境的尝试。[115]

关于文革中用「大民主」形式冲击「官僚主义者阶级」，杜应国作了比较复杂的分析。他一方面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的提出，确实为群众中郁积的，对党官僚和官僚体制的不满而导致的反抗，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在一个缺乏任何民主保障和民主权利的国家，这种以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标志的大民主还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116]但他同时强调，作为毛泽东思想体系和文革实践中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和「大民主」之间，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谬误。

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作为毛泽东革命对象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文革中又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官僚特权阶级，而是那些对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具体表现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实际运动）不甚理解、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抵制的党干部。因此，他们的主要罪状都是执行所谓「修正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路线。毛泽东实际上是要利用群众本能的反官僚体制要求，来扫除他推行「农业社会主义」的障碍、实现个人独裁的目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面高举「反官僚」的旗帜，一面却根本不触及产生官僚主义与特权的体制，也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的改革，甚至在最后将打倒的官僚全部请回的原因所在。[117]

其二，所谓「大民主」，实际上是要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而其「绝对的、须臾不可离的前提」则是「拥护毛泽东」。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极度民主，一方面是极度专制」，实质上是要「让八亿个意志统一为一个意志」，「这是民主呢，还是专制？」在这「现代迷信」的最强音中，更显示了「大民主」它「本身所具有的专制性」。文革所要建立的「新秩序」，是「领袖专制」与「群众专制」直接结合的「全面专制主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的实际作用与实质。[118]

因此，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其指导思想，还是实践结果，都强化了一党专政的官僚体制。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基本事实，不能将其理想化。当然，作为一个搅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空前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运动过程及效应，则是复杂的。杜应国对此有深刻的分析。其中特别有启示性的，是这样的观察：「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p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毛泽东的「第一推动」下」，「它以一种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有的方式，把中国社会中隐藏得最深刻的矛盾都彻底地暴露出来了」，而且1辱到恶性的发展」：「本来还不尖锐的，现在尖锐起来了」，「本来在压抑状态下表现良好的，现在则恶化了」。「同时，各种力量的相互冲击、彼此摩擦，也大大增强了社会各阶层和集团的防卫能力和自我意识。人们——不管是官僚还是人民，都更加懂得了怎样去捍卫自己的利益。所谓「思考的一代」的崛起和官僚阶层的自觉，从不同方面证实了这一点」[119]——或许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义和历史作用所在吧。

至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利益集团和社会民主运动之间的冲突：他们都通过文化大革命认清了自己的基本利益之所在。对邓而言，就是无论如何也要维护党「不容分享、不允许任何挑战」的「绝对领导」，即一党专政，这是他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毛泽东旗帜的基本原因。社会民主运动也正是通过对于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清理，更自觉地意识著、把握著这个时代性历史使命一最终要结束毛泽东所建立的一党专政。

我们说过，从事社会民主运动的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教育、影响下接受社会主义理想；现在，他们又和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集权专制的社会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决裂，导致了他们中有些人走向「社会民主主义」，有些则走向了「自由主义」的道路。

这里，要略说几句的是，八十年代初社会民主运动中，越来越凸显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此倾向与他们当时开始接触到托洛斯基、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1888-1938，苏联）、考茨基、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羲运动中的异端思潮」直接相关。据杜应国回忆，在1980年初，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学院在罗马召开了一次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国内学者苏绍智（1923-）应邀到会，归国后写了篇会议侧记，发表在《编译参考》第十期上，首次向国内学术界报导了国外布哈林研究的情况，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布哈林研究热。[120]杜应国在此思潮影响下，先后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提纲〉、〈论托洛斯基反对派——俄共（布）思想斗争初探〉等文，于1980年7月和1981年初先后发表在北京和上海的《学习通讯》等民间刊物上。杜应国明确提出，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论战的「历史公案」，「对许多理论重新进行认识」。[121]最重要的是，要「及时吸取新养料，对二战后迅速在欧洲社会兴起和壮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作出正确估价和吸收」。[122]这样，长期处在封闭状态、孤独地思考与探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民间思想者，终于和，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取得了精神的联系。这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王希哲也回忆说，他1980年6月在和另一位民主运动骨干傅申奇（1954-）见面时，就达到了这样的共识：「我们一致赞同考茨基、伯恩斯坦、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认为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才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123]——我们之前的历史叙述里，已经说到了1957年北大校园民主运动中，林希翎等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1956年，顾准在理论上也提出了要重新估价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及考茨基、伯恩斯坦的思想、历史地位的问题，他自己也在1957年前后酝酿「民主社会主义」相关讨论，并曾写有论述「社会民主主义」的提纲初稿（未留存）；在1960年的《星火》群体再一次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而在1980年的社会民主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再度复兴，这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当代民间思潮史的一条重要历史线索。

（2）历史的新机遇：推动「庚申变法」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是瞬息万变的，在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到了1980年6月，邓小平为了党内斗争的需要，吸取了中共元老原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1896-1984）「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的意见，[124]提出了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在1980年8月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批评毛泽东，说他「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25]这似乎表明邓小平试图解决毛泽东所没有解决的体制问题。他指出，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造成了中国的官僚主义，「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126]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五七体制」的要害。因此，邓小平提出，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27]首先要「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128]—我曾经作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将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和1957年的北大学生「右派」的言论一一对照，发现两者在一些基本点上的认识是一致或相似的。也就是说，邓小平尽管拒绝为「右派」彻底平反，但他事实上又不能不在一定限度内吸取1957年的「右派」的意见、接受1980年社会民主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因为他很清楚：「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无限的希望」[129]——邓小平的出发点与归宿，还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也就预伏著他以后的迅速变化。这一点，邓小平和毛泽东是完全一样的。

在中国的体制下，邓小平一言既出，立刻就掀起一股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潮。先是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准备根据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修改《宪法》。接著10月，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4，000名老干部讨论中，不仅讨论了对毛泽东的评价，更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在《光明日报》召开的理论座谈会上，党内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发出压抑已久的，呼唤民主、自由与法制的呼声。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胡华（1921-1987）将方兴未艾的198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潮命名为「庚申改革」。

1980年10月25日，时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vii的研究员的廖盖隆（1918-2001），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党史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因其中央政治局的智囊地位而引人注目。他在报告中强调民主「是我们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同时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庚申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党和国家的民主化」——这正是1957年和1978-1980年的社会民主运动所要坚持的观点、所要追求的目标。报告还透露了一些改革思路：第一，「修改宪法」，「把人代会分为两个院：一个区域院，代表地方；一个社会院，代表社会各阶层各企业，两院共同行使创制和立法权力，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第二，「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取消党委审查案件的权力，法院独立办案，不受党委干涉」；第三，「建立独立农会，以维护农民利益」；第四，「允许各舆论机关、新闻记者独立地报导新闻，发表评论」；第五，「基层（企、事业机关）实行直接民主，逐步直接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第六，「取消政治局，成立三个权力平衡的中央机关：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纪检委员会」[130]——这里显然吸取了社会民主运动的许多要求。

我们前面讨论过，以北大为中心的校园民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80年10月-11月勃然兴起，在年初的春寒中被打压下去的社会民主运动也乘势而起。9月，「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毅然宣告成立，有16个省、市，共31家民间刊物加入。此种的民间组织在全国范围的联合，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正是在这样的时机下，作为社会民主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徐文立，审时度势，于1980年11月15日发表了〈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底下简称为〈建议〉），公开提出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独立意志，提出社会民主运动对中国改革道路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要求。其要点有二：

其一，强调「只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变法才是切实可行的道路」：「当前的中国政治形态明确地告诉我们，自下而上的变革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不想动荡，也经不起动荡了」；「中国变法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自上而下的变革是行不通的，因为仅靠上层的变革力量难以抗拒旧体制官僚主义的反抗」，「中国的事情再也不能由少数人来办了。应该还政于民，由全国人民来办」。

其二，主张「以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口号代替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也即要求推行全面的改革，而非单一的经济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并提出「在当代历史阶段，确立四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即「共产党享有指导权，人大和政协享有立法权，国家机关享有行政权，法院享有完全独立的司法权」的设想。

为保障以上两条改革基本路线的实行，〈建议〉特别提出了以三大自由为核心的基本要求，即思想的自由（「放弃独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真正实行信仰自由的原则」），言论、出版的自由；以及结社、组党的自由。〈建议〉最后强调：「一切变法革新的著眼点在于解放人，尊重人的价值，人的权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131]

可以看出，〈建议〉所要求的两个方面，和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北大校园民主运动中所提出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建议〉看作是1978-1980年间的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总结性、纲领性的档。但它却是「最后的呼声」，因为邓小平很快就翻转过来，开始行使镇压之权了。

这段历史几乎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重演。早在1980年7月，波兰团结工会发动民主运动以后，9月时胡乔木就写信发出中国也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局势」的警告，他说：「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建议必须像毛泽东在1956年发生波、匈事件时那样制定对策。1980年财政出现了100多亿的赤字，物价上涨幅度较大，于是就有了陈云「经济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的担忧。[132]邓小平也感觉到，由他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引发的政治体制改革热潮，党内外民主力量的空前活跃，都超出了他允许的范围，从而产生某种政治失控而「翻船」的危险。在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位以后，「凡是派」所造成的后顾之忧解除，邓小平就决心要对始终是他心腹之患的社会民主运动下手了。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讨论如何处理民间「自发组织」时，党内出现了分歧。时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早就提出「要给那些自发组织以合法地位」，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主张要通过立法（《出版法》和《结社法》）来进行依法管理。[133]陈云则指示，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134]

如此看来，陈云、邓小平，以及他们的后继者，都懂得如何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利盎，不管「法治」、「民主」的口号喊得多么响，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也没有制定《出版法》、《结社法》，原因就在这里。

于是就有了最后的结局：1981年2月20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宣布「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指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他们「打著「民主」、「自由」、「人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必须坚决取缔，对「非法刊物」绝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135]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社会民主运动的合法性。

历史将记下这一笔：从1981年4月开始，进行了全国性的秘密大逮捕（当时有明确规定：「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136]）。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大家所熟悉的文革后期民间思想者的代表人物王希哲、陈尔晋、徐水良，1978-1980年社会民主运动的骨干徐文立、傅申奇等都先后入狱，杜应国也被传讯，从此处于监控之中。

一位研究者说，这是一次「决定性的逆转」：「在中共和社会上民主运动的关系上是一个里程碑」，一段始于利用、终于镇压的历史由此结束。[137]实际上，这对整个中国改革史而言，也是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的改革，变成了完全由中国共产党掌控、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以巩固其一党专政的地位与利益为最高目的、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革；从此，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改革被长期搁置，中国的改革变成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单一的经济改革。这样的改革带有鲜明的「开明专制」色彩。后来发生党的腐败、两级分化、环境破坏、精神危机……等等问题，都是邓小平全面拒绝社会民主运动的要求，选择了「两个单一」（单一的国家主导、单一的经济改革）的改革路线必然导致的结果。

民间思想者关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和体制的批判（我们在上一讲与本讲中都有详尽的讨论），也因此被强迫遗忘，从而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断裂，以至我们今天不能不面对这样的断裂的后果。

二、体制内经济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

然而，结束也就是开始。邓小平改革路线，从确立到后果呈现、出现危机，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民间的变革、反抗的力量，也依然存在，并且会以新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

历史进入了八十年代的中、后期，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革一用许多人的话来说，也是空前活跃、具有活力、大有希望——的时代。但在我们的叙述里，却只能是一个「简述」：主要是因为对这一段历史，我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专门的独立研究，只能依然从「民间」和「上层」互动的角度，说说我的初步想法，而无法充分展开，这是要请同学们原谅的。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上一讲中，说到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主要有四大思潮，即「政治体制改革」派、「民主、法制」派、「思想启蒙」派与「体制内经济改革」派。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到，在文革结束，开始有可能将民间思考转化为社会实践时，首先采取行动的，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法制」的民间思想者。他们用街头政治的方式，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民主运动，试图以自下而上、体制外的独立民间运动，来推动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而和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产生了复杂的关系，曾有过短暂的合作，最终因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思想与体制，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而决裂。邓小平始终将民间改革力量视为当年的「右派」，也就像1957年的毛泽东那样，邓小平对他们同样是开始时利用，在控制不住时，就翻转过来残酷镇压。

历史运动的发展自有其逻辑，而且是无法阻挡的：正当1981年初，以青年工人和学生为主体的社会民主运动被镇压，其骨干人物如徐文立、王希哲、陈尔晋、徐水良、傅申奇等「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时，[138]民间青年思想群体中的另一些人——主要是「体制内经济改革派」与「思想启蒙派」——就开始走上层史舞台的前沿。

这又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机。

（一）农村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首先创造这一历史时机的，是中国的农民——正如我们一再强调，考察共和国的历史，一定要注意中国农民的动向、农民的选择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我们还是从一个细节说起。

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安徽凤阳梨园公社小岗队18户人家自动聚集一起，开会讨论自己的出路。当时小岗村的农民生活也确实到了绝境：人均年收入不到人民币50元，户户讨过饭，生产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济——这也正是文革结束时中国农民的真实处境。一个月以后，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草案〉里，就有这样的基本估计：「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全年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139]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1916-）下乡调查，所到之处，问农民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农民回答说：第一是「吃饱肚子」，第二是「吃饱肚子」，第三还是「吃饱肚子」。万里大为震惊并潸然泪下：「搞了快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怎么还这么穷！」[140]历史似乎又回到起点上：还是要解决中国人民的，首先是中国农民的1乞饭问题」。而解决办法也还是农民在1962年就提出的「包产到户」viii，这在当时被毛泽东所拒绝，并因此引发出一系列的斗争，从批判「中国修正主义」、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现在，毛泽东去世了，文革也结束了，坚韧、顽强的中国农民再一次提出原初的问题：小岗村的农民对干部说，要想有碗饭吃，只有一家一户干，就怕政府不准许。你们当干部的敢不敢！副队长表示愿意为此蹲监狱。群众说，如果你蹲监狱，我们愿意抚养你的孩子。于是，大家达成协议：我们分田到户，如果以后干成，每户保证完成公粮上缴任务；如果不成、干部坐牢，大家保证把干部的小孩养到18岁。各户主在保证书上按下手印，悄悄搞起了包干到户。[141]

这又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当中国的上层还在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改革路线进行著复杂的思想、政治（包括政治权力）的斗争，民间社会运动也在城市底层轰轰烈烈地进行时——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这都关系著中国未来的发展，自有重大意义；中国的农民，也用自己的方式作出了选择，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契机。大概就在1978-1979年间，由安徽发轫，贵州、四川、甘肃、内蒙、河北、河南、广东等省、自治区的一些贫困社队的农民，都或明或暗地突破禁区，搞起了「包产到户」或类似的「包干到户」，并像1962年一样，在党的下层、中层和高层，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激烈斗争。

这时，中国的最高层正逐步完成了权力的更替：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设立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以后赵紫阳又担任了国务院总理，实际上就基本上建立起了「邓、胡、赵领导体制」的新格局。[142]「邓、胡、赵新体制」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响应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首先表态支持，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包产到户4曾产幅度很大」，「关键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还提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因此，政策还需要「放宽」。[143]赵紫阳和新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农村工作的万里，随即组织大规模调查，其中一个引起高层注意的，由陈一咨执笔的调查报告称「「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正是这个伟大创造使人们看到了我国农村的曙光，而农村的曙光就是中国的希望」。[144]到9月就形成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中央文件，正式给予农民「包产到户」的合法地位——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邓、胡、赵新体制」选择支持中国农民的要求，从而使他们主导的改革首先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并以农村改革为基础，完全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与1962年毛泽东拒绝农民要求而产生一系列后果，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在这里要著重讨论的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改革，和「邓、胡、赵新体制」的支持，如何同时为民间改革力量的参与，创造了新的契机。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早在文革后期，以陈一咨、张木生为代表的一些民间思想者，就提出了著眼于体制内的改革，以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突破口的设想。现在，他们要投身于这场农村体制改革的洪流，就是势所必然，或者说是水到渠成了。

其实，对这一历史时机的到来，陈一咨等早有绸缪。在文革后期，他就在河南聚集了一批高干子弟，并且和胡耀邦、邓力群（1915-）（在八十年代他们分别是邓小平、陈云的得力干将）建立了联系。文革后，经过各方力量的聚集、准备，在邓力群等的支持下，于1981年2月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底下简称为「发展组」），小组的最初成员就有陈一咨、张木生等当年民间思想村落的骨干。还有一批也是下乡知青，他们是在恢复高考进入大学，受到了完整的现代教育（主要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有志农村改革的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145]——请注意这个时间：我们刚才介绍过，也是在1981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强力扼杀了方兴未艾的社会民主运动；而代表了另一股民间改革力量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也就在这一个月成立，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月，或许有些偶然，但终结与开始的同时性却是必然的，这意味著，当体制外的民间改革运动受到压制时，体制内改革的民间参与，就同时开始了。

下面这段话，大概可以作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宣言：

我们从事理论研究的基本态度是：站在中国农村发展的立场上，站在八亿农民的立场上，站在振兴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既要具有时代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又要具有历史的眼光，现实的眼光；既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也要探索与此相适应的、中国自己的农村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146]

这里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基本点。其一，强调「站在振兴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这批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个人的发展融入到民族振兴大业里，这是那一代人的必然选择，也是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而把重心放在民族、国家发展目标，不再突出文革时期最为看重的社会主义理想，这其间的微妙变化，则耐寻味。

其二，强调「站在八亿农民立场上」，这是典型的民间思想者的语言、姿态与立场，自然是和小组成员「文化革命时间都在农村生活、劳动过，了解农村，对农民有感情」有关，[147]更和他们把中国改革的「立足点」放在「中国农村的发展」这一选择直接相关，而这样的中国变革与发展道路的思路，是在文革后期的思考中就已经初步形成的。这些，都显示了发展组的「民间性」，和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文革后期「民间思想村落」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和1978-1980年的社会民主运动也有著内在的一致性，在「六四」之后，陈一咨也汇入体制外的反抗运动绝非偶然，这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

其三，强调「时代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则显示出和文革后期不同的、新的时代特点：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开始向世界开放，因此，发展组的成员比之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显然更具有全球眼光，并且对西方世界有更深入、具体的了解。这同时也是那些与世界隔绝的计划经济格局里成长起来的中、老年经济学者所不能及的。成员们给自己规定的历史任务，是寻找一条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样，他们也就抓住了新时期的时代主题，并且和同样关注这些问题的中共党内最具活力的部分一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高层、中层领导，和一大批长期受到压制，而终于获得精神解放和力量释放的党内高级知识分子一取得了思想的共识，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有力的支持。

其四，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时，特别强调了「基本理论问题」，这是最能显示发展组的眼光与特色的。他们专门写文章论证：减少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多变性的关键，是要有适合中国农村发展实际的科学理论、战略与政策；而科学的理论、战略、政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基础上；科学的研究又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且要把作为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中间环节的「战略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148]——应该说，发展组成员的理论眼光、兴趣与修养，和他们成长于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大环境、大背景直接相关，是和我们前面讨论的民间思想者一脉相承的。

这样，这批有志于为中国的改革作出独立贡献的年轻人，就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位置。据说，小组的命名，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农村」自然是标明基本立足点；「发展」则是突出改革的目的是要促进发展，而且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进而通过农村发展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研究」更是一个基本定位，目标是要「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农村发展道路的理论问题」，因此，所关注的更是「发展战略问题」，并同时强调研究的专业性和开创性。如小组的组织者陈一咨所说，「成员们都在大学受过专业教育」，「不受教条束缚，敢于提出独立的意见」。[149]这就表明，他们所自觉选择的，是一条专业化的发展战略的研究，以此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持，并为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提供咨询，进而影响中国的改革方向与进程的道路。这样，就和在此之前那种以直接发动民众的街头政治的方式，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为目的的民间社会运动区别开来，也不同于学院和政府机构里的研究；它要推进的是以农村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为突破口、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相当独特的选择，即他们要在「官方」和「民间」之间的灰色地带来寻找和开拓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就在纯粹的、激进的民间运动遭到镇压以后，为民间改革力量的聚集和继续发挥作用，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以一种更加曲折的方式来实现「上下结合」一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的结合。但这同时也就面临著新的问题：如何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保持相对独立自主性，即自身的民间性。而与高层政治的密切联系，也给自身命运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可能成为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所要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智库式的职业化研究机构，所要发挥的是「智囊团」的作用。这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但在中国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在毛泽东的政治中，不需要、也不允许这样的独立智囊团存在，毛泽东体制里的「政策研究室」，不过是为其个人独断的决策服务的秘书班子。邓小平也延续了毛泽东的思路与做法，只有胡耀邦、赵紫阳这种具有新的胸怀、眼光和民主作风、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领导人才有可能接受一种新的决策方式。赵紫阳是在1981年底，看到发展组f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综合报告〉[150]以后，才注意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赵紫阳在主持经济体制改革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处处遇到现行官僚体制的掣肘，他深感「只是在体制内兜圈子，转来转去始终难以「活」起来」，他的办法就是「发展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这一块先搞「活」了」，以此推动体制内的改革；赵紫阳后来总结说：「这是中国改革的特色」。[151]由此而形成了「赵紫阳的改革策略」，即绕开现行官僚体制，在体制外寻求突破。赵紫阳后来一再称赞「戈尔巴乔夫有效地摆脱了保守势力及共产党组织的阻扰，而成立了总统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委员会，来进行改革」，也是在体制外寻求政治突破。[152]现在，赵紫阳正是从发展组看到了绕过官僚体制，把体制外的，更具有现代思想和知识，更具活力的年轻人吸纳到体制内，又保持相对独立性，进行创造性的改革研究，成为决策的另一种信息来源的新的可能性。这样，具有开拓精神的、新的党的领导人，和具有活力的、来自民间的年轻一代改革者之间，就获得默契和沟通。据说，赵紫阳对这些年轻人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中青年成长起来了，他们上过山，下过乡，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学了各种理论，思想上框框比较少。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服务」。[153]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一致同意，要用几年时间，从各大学选拔300-400个插过队、后又考上大学或读研究生的年轻人到各研究机构和有关国家部门，从事农村改革研究，并发布了专门档。「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也因此迅速发展壮大，从1982年开始，连续5年参加了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档的制定过程，成为中共农村改革的弄潮儿。[154]到1985年初，又正式成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底下简称为「体改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创造了第一个为中央政府工作的同时，又在研究、人事、财务等方面，拥有高度自主权的研究机构」。[155]有了这样的研究机构，这批平均年龄仅有35岁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156]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六四」之后，随著赵紫阳下台，「体改所」也于1990年被解散，陈一咨等流亡到国外，之后参与国外的反抗运动；留在国内的，有一部分就逐步成为政府官员，依然主导著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像王歧山（1948-）就进入了国家领导层；有的则成为大学里的著名的经济学者，依然对中国经济改革拥有重要影响——不过，这都已经是后话了。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和「体改所」是需要专门另作研究的，[157]这里只想针对他们与毛泽东的关系略做讨论。有两篇文章颇值得注意。发展组的一位重要成员王小强（1952-）曾写过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和我们前面讨论中提到的民间刊物上发表的批判文章一样，都著眼于自觉地清理曾经深刻影响过自己的毛泽东思想。清理的重心，则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批判，这显然是为新的农村改革开路的。也就是说，这些年轻的改革者首先是通过「告别毛泽东」而走向改革之路的。[158]而在另一篇我们已经提及的〈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里，他们在作出以农村改革作为整个中国改革的突破口与立足点的改革战略选择时，又以毛泽东的两个论断作为论证基础：「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59]「农民的情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160]他们正是在毛泽东的以农村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地的战略思想的启示下，把自己的改革思想根植于「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这一基点上；基本国情不变，中国的改革也必须以农村体制改革为突破口。[161]这就意味著，他们的改革之路又是从毛泽东出发的。

既「走出毛泽东」、又「从毛泽东出发」，这充分反映了八十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改革者和毛泽东之间极为缠绕的关系。而且他们自己也不回避毛泽东对他们在精神气质上的影响，按其中一位成员回忆中的说法「那时，确实有一点毛泽东当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味道」。[162]我们通常能够在八十年代的改革者那里，发现毛泽东（特别是青年毛泽东）的身影，其中有些人还因为集中了毛泽东精神气质中的正面和负面，而被称作毛泽东」，这都是很有意思的精神现象。

（二）民间学术文化运动

1982年5月19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正式成立——这又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它标示著「八十年代中国民间学术文化运动」[163]的兴起。

这一运动，同样孕育于文革后期对「新思想启蒙运动」的呼唤。文革结束后，在思想、文化界，首先提出的口号就是。思想解放，冲破禁区」，并且开始在官方主持下，有了民间力量的聚合。除了大量学术团体恢复与重建外，更有以刊物为中心的聚合。用一位研究者的话说，刊物「虽由官方主办，却更像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园地」」。[164]八十年代初影响最大的，有三大刊物：

《自然辩证法通讯》（1977年底创刊）、《读书》（1979年4月创刊）和《未定稿》（1978年底创刊）。《读书》提出「读书无禁区」的口号，《未定稿》对毛泽东时代法定或公认的观念所提出的质疑，涉及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领域，[165]《自然辩证法通讯》对西方科学哲学及其他新思想的介绍，它们都在知识界和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产生几乎是爆炸性的影响。这些刊物的作者主要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的知识分子，同时又逐渐吸纳了中年和青年作者，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学人的结合。

中、青年学者逐渐开始了在老一代学者支持下的独立集合。这主要是一批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和在读的研究生，以及靠文革自学的成绩被招入研究机构的中、青年。他们都有底层生活的经验，大都属于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有著强烈的社会、民间关怀，突破禁区、进行独立思考与研究的愿望、要求与能力，渴望用自己的独立研究促进中国的改革，推动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但他们刚起步就遭到体制的阻截：1980年金观涛、王小强、林春（1952-）、李银河（1952-）等分属于科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青年研究者，试图创办《青年文稿》丛刊，第一集《历史的沉思》还未出版，就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认定为非法出版物，而扼杀于摇篮中。[166]而到了1981年，当局宣布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为非法，就逼迫人们用更为迂回的方式，寻找民间聚合、独立发言的新的文化空间。

这才有了前述经过1981年整整一年的准备、于1982年成立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其特点有三：首先，它是「官办」的，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领导，因而具有合法地位。但它却具有极大的独立性：青少年所不能撤换其主编和编委、不过问出书的具体事务、不干涉编委会内部运作，因而具有极强的「民办性」，如金观涛所说，它「实质上是民间的，个人性质的」[167]——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一样，《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同样是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灰色地带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在国家严禁民间刊物的情况下，在其缝隙处，依然发出了民间的声音。其二，它用「编委会」的合法形式，实现了民间改革力量的聚合，同样是在国家严禁民间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建立了不具组织形态的民间组织。其三，它采取了如下生存策略：「在思想学术上大胆冒险、敢于创新，但在政治上绝不踩线」[168]—这样的策略绝不消极，而是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要求的民间社会运动受阻之后，选择了一个新的进攻方向：开展民间学术文化运动，以求思想学术上的突破，更著眼于「中国文化的重建」。[169]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战略选择。

刊物或丛书编委会此后就成为八十年代民间思想文化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影响比较大的，除《走向未来》丛书之外，还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青年经济学者》丛书、《中青年经济论坛》、[170]《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其主要成员是北大和社科院的学习西学的博士，甘阳（1952-）是其组织者）、《青年论坛》（湖北省社科院主办，全国第一个自负盈亏的刊物，主编李明华（生平不详））、《新启蒙》丛刊[171]（王元化（1920-2008）主持，创办于1988年10月，虽仅出版了4期，但他们所提倡的「新启蒙」却在学界不胫而走、迅速扩散，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还有由汤一介（1927-）、庞朴（1928-）等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x。对于他们所进行的思想、文化、学术活动，及其影响（每一个刊物或丛书不仅聚集了一批学者，而且培育了大量的读者，成长于八十年代、喜欢读书与思考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到影响的），还需要进行更专门的研究，这里只能提出一个题目。

不过，按照本书的体例设计，还是要讲一点毛泽东和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关系。从总体而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想启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从在文革中达到极点的「毛泽东崇拜」中解脱出来、从毛泽东思想专制所造成的思想蒙蔽里解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新时期改革运动的需要，如前面提到的对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为农村体制改革开路的。当时几乎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都首先要对占据主导地位的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提出质疑，以此作为突破口。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某些思想也成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资源。这里可以讲一个最后引发了上层斗争的「故事」。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其实有一个中心主题，就是「以人道主义反对专制主义」。我们在前面讲到北大学生竞选运动中所提出的「一切为了人」的改革目标，也是此种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有关人道主义的讨论，一开始就和异化问题联系了起来」，[172]早在1979年，高尔泰（1935-）（钱注：美学家，曾被打成「右派」，改正后在兰州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里，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现象；1980年哲学家王若水（1926-2002）也从思想、政治、经济三方面的异化，对中国现行社会主义体制提出了尖锐批判。[173]1983年周扬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进一步提出了「权力的异化」问题厂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与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174]这就触及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从而引起了党内「老左派」胡乔木等人的强烈反应，并上告邓小平。有意思的是，周扬上书邓小平为自己辩护时，搬出了毛泽东，说毛在1964年就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这是可信的，毛泽东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其实就是承认社会主义可能发生「权力的异化」；如果借用文革中「毛泽东主义者」的说法、承认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这正是毛泽东思想「最革命，最激进」的部分，但恰恰是八十年代的邓小平所要抛弃的。因此，周扬借毛泽东以自辩，结果反而引起了邓小平强烈的反弹，他这样反问道：「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175]——我们多次说过，毛泽东思想的主体部分是维护一党专政体制的，但它也有要冲击官僚体制的思想与实践这一面。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始终坚守的是毛泽东思想中维护体制的主体部分，而体制的批判者也常要利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批判性的一面，这都构成了在「后毛泽东时代」里，毛泽东影响的复杂性。

（三）我和安顺朋友的选择

这里，我想补述一个问题：我和我的安顺朋友在八十年代的选择。这个问题我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里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在本讲里，只能作一个概述。[176]

主要讲两点。一是在历史转折时刻我们的犹疑。如前所介绍，我们在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里，坚持的是「毛泽东后期思想」，关心的是「特权阶级的产生」和「社会主义民主」两个问题，总体是接近陈尔晋那一派思想的；在民主墙期间，陈尔晋还专程来到安顺，造访了杜应国和我们一帮安顺朋友。在政治上，我们既反感「四人帮」这些文革新贵，又对周恩来、邓小平这些党官僚持有高度警戒，而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毛泽东主义者。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犹疑态度。比如对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我们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方面，我们对文革专政的批判深有同感，但另一面，事件本身所传达出的那种明确不误的「拥邓」倾向，又让我们隐隐担心这会把历史引向党官僚专政的复辟。后来，我们把华国锋等抓捕四人帮之举，判断为「右派政变」，也是出于这样的隐忧——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们所在的小城市也在举行「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游行时，我们几个朋友却爬上城市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冷眼旁观」；其实我们内心是非常矛盾的，我们知道，自己应该为四人帮的倒台而高兴，毕竟我们早就对他们在极左旗号下行专政之实有尖锐的批判，但我们又确实高兴不起来，我们担心会从此抛弃毛泽东的旗帜：在我们心目中，毛泽东依然是民众利益的维护者。尤其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是，我们清楚地记得，就在不久之前，就在这座小城，就是这些群众，还在欢呼「粉碎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转眼之间又在欢呼性质完全不同的「伟大胜利」了。我们由此感到中国政治的荒谬和残酷，以及自身的无奈，于是只能沉默。但后来我们还是手抄了一本《毛泽东论文化大革命》的小册子，封面上写著「以此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几个字。这本小册子，我至今还保留著——不管我们在这历史转折关头的认识和态度是否正确，也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反应，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大的代表性，但这都是曾经有过的，是我个人以及我们这一群人的真实历史记录，就让它留存吧。

当然，我们后来对此有过反省：其一，我们的失误与悲剧在于，尽管我们同时反对文革新贵和党官僚，却「没有看清毛泽东其实就是这两大既得利益集团「老官僚」和「新贵」的总代表，我们所应面对与批判的正是「毛泽东专制主义」」。其二，我们对局势的判断严重失误，一旦「面对现实，面对毛、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便只有陷入左支右拙，进退失据的二难之境」，我们甚至不能把握「人心的相背」，不懂得经过十年折腾以后，人们对永无休止的「运动」「斗争」产生了极度的厌倦，因而渴望安定、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希望得到明显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因此，在「毛泽东的「走资派还在走」和邓小平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之间」，「人心都倒向了邓小平这一边」，「我们却未能把握这一时代的脉搏，依然在天真地构想，如何在未来的斗争中去捍卫毛的文革道路、文革思想」，[177]这就严重地脱离了时代和民众，走到了我们愿望的反面。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历史发生大转弯的时刻，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守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例如「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反对「一党专政」的体制），基本要求（例如「人民参与政治，监督与管理国家的权利」），因而也就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这对于民间思想者是带有根本性的，是自身能否存在的基础和前提」。[178]如杜应国所说：「我们作出的「右派政变」的判断，虽然表明了我们思想认识根源上存在的「左」的误区，但它却在个人立场上使我们得以和中共主流派，进而和中共的合法性统治拉开了距离，保持了应有的戒备和警惕。这同时也就为我们后来的思考和选择，保留了更多的独立和自由。而正是这种独立和自由，最终为我们后半生的思想尊严和人格自持，提供了必要的精神保障和心理支撑，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平衡点」。[179]

但在八十年代的现实中，我们确实又面对著「如何走出毛泽东」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认识所谓「毛泽东后期思想」。在前面的叙述中，谈到1980年民间社会运动中关于毛泽东后期思想的争论，同学们可能会注意到，杜应国是坚持批判立场的一方；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批判，其实是一个自我清理，在某种程度上，他代表了我们安顺这批朋友，进行自我批判——这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不过，杜应国在我们这批人中觉悟得最早。我受毛泽东的影响更深，但也在此之后，逐渐通过对毛泽东后期思想的清理而走出了毛泽东。这就表明，我们这批文革中的毛泽东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批判，就是一种自我批判，这是在对已经融为自己生命血肉的一部分进行割舍，因此格外艰难、分外痛苦、又真正刻骨铭心，而一旦割舍，就特别坚定、绝不回头。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人又将毛泽东后期思想当作神明供奉起来，真有一种过来人的「不知如何说好」的感觉。

还是回到八十年代的历史现场。在「凡是派」和「改革派」的论争中，我们理所当然地站在改革派这一边，但在邓小平逐渐掌握了最高领导权、成为党内主流派时，我们却产生了怀疑。特别是邓小平转过来打击曾经予以支持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时，我更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对邓小平为主导的党内改革派「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180]我们对他们已经采取和可能采取的「若干多少含有进步意义的措施是应该支持的。但从最终来说，我们并不是「同志」。我不相信，靠主流派〔钱注：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派〕的恩赐，善心，或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斗争的胜利，我们就能获得真正的民主与自由」。[181]「我承认，目前聚集在主流派旗帜下的人员是复杂的，其中也不乏真诚的革命者、爱国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如果将自己的立场坚持到底，到一定时候也必然地要与主流派分裂。因为在主流派中居统治地位的，也是那个官僚集团的一份子（他们只不过是官僚集团中尚有一定活力的一翼，与腐朽分子是有区别，有矛盾、斗争的）」。[182]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批判性的审视，我们，特别是我，对要不要投身于这场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就有了更多的犹疑。

但我们又是有极强的行动、实践欲望的一代人一这也是毛泽东对我们的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历史巨大变动面前，尽管我们已经预感到它的结局未必如我们所愿，但如果因为这种清醒而完全采取旁观者的态度，又是我们绝不愿意的。于是，接著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介入？加入到哪个改革潮流中？应该说，在具体道路的选择上，我们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和许多的犹豫——我说过，这大概是显示了我们身上的「哈姆雷特气」——但我们更有「堂吉诃德气」，我后来所写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就是对我们这群人身上「二气」的一个清理。[183]最后，还是「堂吉诃德气」占了上风，我们决定按照各自的选择，分别走上殊途同归之路。

首先「冲出大山」的是杜应国：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了解之后，于1979年8月与广州的王希哲、北京的徐文立等取得了联系，以后又与分处各地的民运骨干，如陈尔晋、何求（生平不详）、傅申奇、孙维邦（1943-）、徐水良、王冲（生平不详）等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四五论坛》、《民主之声》、《自由谈》等民间刊物的重要撰稿人。这是一次预知结局的悲壮努力，他在年初的大镇压中，遭到审查，从此一直处于监控之中，成为我们安顺群体的第一个「牺牲者」。

大约就在此时——1981年2月，我们安顺群体中的另一位骨干孙方明（1948-）从贵州来到北京，参加了陈一咨主持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实，早在文革后期，孙方明就和陈一咨在河南驻马店的民间思想村落有了联系，当时这样的全国性的串联很多。因此，他顺理成章地在此时加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从此，孙方明就卷入了八十年代的体制内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并逐渐进入上层的智囊班子。

我是我们群体中行动能力最差的一个。我尽管对政治有极大的兴趣，但对政治实践（无论是体制内的政治，还是体制外的政治）都充满疑惧，是属于「好议政而不参政」的知识分子。我虽几经犹豫，最后还是选择了学者之路，并在1978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成为王瑶、严家炎（1933-）先生的学生。关心现实、关心政治的本性不移，成不了纯粹的学者，于是我也就顺理成章地参与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民间思想学术运动中。不过，在八十年代，我的主要任务是「成为学者，为学术界所承认」，主要精力全放在学习、研究、教学上，很少参加社会活动。

在前一讲里曾谈到，文革后期呼吁「新启蒙」时，就已经提出了要「回到鲁迅的启蒙传统」；这在八十年代就变成了具体的思想、文化、学术实践。我也是从「重建鲁迅传统」这一角度参与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而我的介入方式，又是从清理自己入手。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心灵的探寻》，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清理，是我的「狂人日记」。我所要清理的，是我在毛泽东影响下所形成、也是当时占据主流的「鲁迅观」，这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被纳入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鲁迅」。因此，这样的清理，就必然隐含著对「我和毛泽东」关系的清理。这就是我在该书〈后记〉里所说的：

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的英雄、领袖地位的确认，对于他的许多理论的接受，开始确实是一种理智的选择——由于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由于他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变成了盲从。人们开始是出于信任，以后则出于盲目的惯性作用，逐渐接受了这样的理论与事实：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这类「大事」是毛泽东这样的领袖的特权，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只需要按毛泽东的指示行事，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但我们却长期以来对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当我重读到鲁迅这段话：

「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著，并且不平著，挣扎著，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录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184]

从和毛泽东的关系中发现了自我的奴性，我如遭雷击般被震醒，正是由此而开始「走出毛泽东」。

但我仍在这本著作里，对毛泽东给予了肯定：「如果说鲁迅这一代，还是「呼唤行动与实践」的启蒙的一代，那么，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将先驱者的启蒙理想变为现实的实践的一代」。[185]我在八十年代确实这样认识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不过后来我有更为复杂的看法。[186]

八十年代的学术活动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我和学友黄子平（1949-）、陈平原（1954-）—起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87]的概念。提出这样的概念，是为了在文学史和现代史研究中摆脱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模式；但在对「二十世纪」的理解和阐释里，我又强调了_列宁所说的「亚洲的觉醒」，这样也就内在地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既「摆脱」又「肯定」，这大概能够反映八十年代的我和毛泽东的纠缠关系。好像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不久，甘阳就邀请我们三人加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因为在《读书》上连载我们的「三人谈」，我也就成了《读书》的作者——这样，我就算成为八十年代民间学术文化运动中的一员了。不过，我对这类群体性的活动并不积极，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从前面的概述里可以看出，在八十年代三大民间运动一体制外有社会民主运动，体制内有著广泛民间参与的农村改革运动，民间学术文化运动，当中都活跃著我们安顺小群体的身影。我曾为杜应国的回忆录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大山里的小溪怎样汇入历史的大潮〉。[188]在我看来，这也能够显示「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和1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它把最边远地区、最底层的普通人、普通知识分子，都卷入其中。

三、八十年代末的政治体制改革，天安门民主运动

历史的发展是自有逻辑的：1980年初，邓小平镇压了民间社会运动，从而将政治体制改革搁置，开始了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由农村开始，又扩展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迅速改变中国面貌的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矛盾。政治体制的问题，逐渐成为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的阻力，还导致了改革动力的不足。邓小平很清楚这样的客观情势，他希望把改革的主动权依然控制在自己手里，于是，就在1986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89]到党的十三大就正式重新提出体制改革的任务。但如赵紫阳后来所说，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的改革」，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他反复关照：「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议会政治的影响，连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也不能有」，一再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不受牵制，就能够立即执行，不像议会民主经过那么多复杂，那么多反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他不仅反对政治制度建立什么分权制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厌恶人们用游行、请愿、闹事的方式表达意见」，正如赵紫阳所说，对邓小平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矛盾，可以兼容的」。[190]因此，在1986年，邓小平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又大谈「反对自由化」，宣称「要讲十年二十年」，[191]而他要反对的自由化，主要就是反对实行议会民主。

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提出，并形成社会舆论后，不同利益群体就会对此产生不同的理解和参与。特别是经过七、八年的经济改革和思想启蒙，中国开始出现了新的利益群体，主要是知识精英和民营企业的经济精英，他们也必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要求。对此，赵紫阳也有一个分析：「由于市场经济的实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存，外资的引进，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的发展，股份化的推行，公司制的发展，法人经济的存在，于是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出现了，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要求决策分散化、民主化，这跟上层建筑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产生矛盾，客观上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开放」。[192]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完全被控制与打压，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依然只是扮演一个受益者和支持者的角色；但到了八十年代末，就逐渐形成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并开始发出独立的声音。1988年6月播出的电视片《河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他们的一个宣言，解说员满怀激情地宣称，知识分子是历史给予中国人民的「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手里；能够与海洋文明直接对话的是他们；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洒在黄土地上的是他们！」[193]同时宣称：「比他们〔钱注：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也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的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儿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和冲动，都不可低估」。[194]这里掩饰不住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和对西方文化的浪漫想象，或许这就构成了这些知识精英的内在弱点，而对民营企业家的期待、把中国未来的民主寄托在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上，几乎是当时知识分子精英的一个共识；可以说这股激进自由主义思潮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知识界和民间社会里占有主流地位，此将引起后来人的反思。但是，在八十年代末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下，知识精英和民营企业的经济精英所提出的要求，还是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各阶层民众的心声。他们的要求，主要就是争取《宪法》赋予的更大的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即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和发展空间，以及从体制上防止党内的腐败。这两大要求，最终都指向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如此，也就必然和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发生根本的冲突。

青年学生则把这些要求变为直接的实际运动。显然，正是连续七、八年的思想启蒙运动唤醒了年轻人，加上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的积累一政府官员的腐败，农村改革的停顿，城市改革进展缓慢，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知识分子对于经济、政治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等等一引发了巨大的不满，最后爆发了1986年的「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195]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末的「学潮」，并不像1957年和1980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主要是校园内的思想运动，而是从一开始就走出了校园，成为街头政治运动。这可以看作是1978-1980年社会民主运动的延续，是邓小平在1981年强力镇压以后，民间反抗运动的再度兴起。

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本来对邓小平在1981年对社会民主运动实行强力弹压就持有不同看法，这时就更主张以和平、理性的态度处理学潮，却因此被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元老发动宫廷政变而被迫下台——这自然更引起青年学生的不满，于是又孕育了新的学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激进自由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同时出现了对其进行某种制衡的「新权威主义思潮」xi。如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所说，「这种思潮以渐进、稳定与开明权威为杠杆的秩序作为主要价值。在新权威主义看来，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196]主张者强调，「开明专制派」和「自由民主派」在实现自由民主的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分歧只「在于通过什么方法与途径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197]开明专制派不赞成用激进自由运动的方式，而主张「用开明权威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保持转型的可控制性」。[198]新权威主义者并不否认「对秩序和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从旧官僚阶级中转化过来的新兴技术官员与大企业集团的利益」，[199]因此新权威主义立即在中共党内，包括党的高层领导中引起反响。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听了赵紫阳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介绍以后，曾表示「他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200]如前面所分析，邓小平所要坚持的可以说是一种「党国威权体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都以强化一党专政为指归，这就和「新棹威主义」实现民主政治的最终目标，有著根本的区别。应该说，真正接受「新权威主义」并将其变成政治实践的人，是赵紫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基本分歧，正在于是要坚持「党国威权体制」、还是通过「新权威主义」，以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

最初，他们在「通过权威政治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上还是存在共识。尽管他们对于改革的最终目标存在根本分歧，但这样的分歧是在之后政治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最终也为他们自己所认识，以至最后分道扬镳。因此，在1986年后当邓小平要进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时，他顺理成章地选择新任的总书记赵紫阳具体主持，并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我们安顺朋友中的孙方明也是其中的一员）。

赵紫阳也就按照自己「新权威主义」的理念来推行他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他给自己规定了两条：一是党的执政地位不变，二是要改变执政方式，即由传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转变为「文明、开明、开放」的「现代」执政方式，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的东西通过好的法律一一「落实」。[201]但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却遭到了两面夹击：尽管赵紫阳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变」，但一旦他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就必然触动党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于是一些老人就开始酝酿「倒赵」。[202]这暴露了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元老政治的干预。如赵紫阳自己所说，他（也包括他的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实际上只是执行元老决策的「秘书长」，他的手脚是被捆住的。另一方面，赵紫阳这种逐步到位、权威政治控制下的渐进改良方式，也不被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接受。这里，正隐含著一个更为内在的根本问题：我们前面说过，1978-1980年的民间社会运动，至少在其初期，是和党内的改革派相互配合的；但后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却反过来镇压了社会民主运动，于是造成社会民主力量对党内改革派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感。到了八十年代末，党内改革派中的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已经开始走出了邓小平，在这时候就出现了社会民主力量和以胡、赵为代表的党内民主力量彼此合作的可能性。但是，不但胡、赵一时还不可能与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集团决裂，而且社会民主力量也依然把他们（特别是赵紫阳），视为一党专政既得利益的维护者，而未能给予有力的支持。这样，也就错过了社会民主力量与党内民主力量联合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

这样，中国改革发展到八十年代末，不但政治体制改革已被纳入未来讨论发展的计划中，而且各个利益群体都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一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官僚既得利益群体、元老集团希望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有限度的政治行政改革，减少改革开放的阻力，提高统治的效率，以从根本上维护一党专政的绝对权力；另一方面，以知识分子精英和民营企业的经济精英为主体的新兴利益群体，以及受他们影响的青年学生，则希望冲击一党专政体制（但并不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而提出了「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和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从制度上反腐败」两大要求，并且得到工人和市民群体的支持——由于八十年代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1989年上半年，官方承认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5%），和1988年下半年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严厉的紧缩政策，以至生活水平下降、物质利益受到严重损伤，社会更产生日趋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使市民群体感到震惊、同样不满意改革现状。而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则支持后者的要求，但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走上由权威政治控制的理性的、渐进改良的道路。由此形成了八十年代末的三大政治力量。他们之间的政治博弈，构成了1989年运动的深厚基础和复杂内容。

因此，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可以说是势之所至，而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只是一根导火线，这和1976年以周恩来逝世为导火线而引发的「四五运动」，历史是惊人地相似。而利益冲突的双方：无论是邓小平为首的元老集团（他们此时已在「维护一党专政权力」这一点上取得高度一致），还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工人、市民，都不愿妥协。主张和平、理性解决的赵紫阳既不为元老集团所容，也没有在民众这里得到有力支持。而双方的力量却过于悬殊：邓小平为首的元老集团依靠一党专政的体制，掌握了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而民间社会力量，经过1981年对民间报刊、民间组织的强力镇压，事实上是处于无组织状态，在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也显然不足。如此，天安门民主运动就必然成为一个缺乏有力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而由散漫、没有政治经验的青年学生主导的自发运动。前面我们提到过八十年代保存下来的半民间组织，如「体改所」、丛书编委会，在运动中都只能成为支持力量，而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再加上社会改革力量和党内民主力量的相互隔绝等种种因素，都决定这场运动的最后结局。

青年学生、工人、市民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203]同时留下了带血的精神遗产，为后人永远怀念——我说过，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继1957年民主运动、1978-1980年民主运动（含1980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之后，第三次的社会民主运动，在中国当代政治史、民主运动史上占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

研究者在总结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历史经验时发现，决定最后结局的双方——党内的元老强硬派和民间的激进派，其实是「可以互为对方的镜子：一方是新理想，另一方是有革命的记忆；一方有著刚获得的人民权力的感觉，另一方则早已习惯为人民掌权」，[204]研究者还认为双方有著「同样的摩尼教式的善恶对立的世界观，同样的埋头不看现实的习性，同样的缺乏与他方沟通的能力，以及同样的革命理想主义」，「都同样不愿选择以谈判妥协解决政治冲突的政治行动方式，而是双方都选择「坚决斗争、绝不妥协」、「不屈不饶、寸步不让」的政治行动方式」，「他们几乎全都不假思索地认定，政治冲突只有一种解决方式，那就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亦即「要臝就全臝，不然就全输」」，「政治结果也就变成了只有一种，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205]这个分析是深刻的一我们却惊讶地发现，这些观念、精神、思维、行动方式，完全是毛泽东式的；也就是说，天安门事件的双方，无论是毛泽东的战友，还是青年反叛者，都没有走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模式和思维模式。当然，这样的分析是从总结政治、思想的历史教训出发，并不会改变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基本历史评价：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及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元老强硬派的历史责任，应该都是毋庸置疑的。

但同时，也必须正视历史的后果：时代已经到了八十年代末，毛式政治只能导致两败倶伤。一方面，社会民主力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从此很难形成独立的、有组织的力量，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民主力量，也因赵紫阳的下台而处于群龙无首的地位。而随著「体改所」被合并，《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编委会的被迫解散，体制内的民间参与之路基本上被堵死，八十年代蓬勃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被重创，民间社会反抗运动也就进入了十数年的沉寂时期。正是在这十数年里，失去了民间社会监督、制约，党的权力极度膨胀，肆无忌惮的权钱交易，就最终造成了权贵资本阶层的形成。

另一方面，邓小平在党内元老支持下，为维护毛泽东留下的「一党专政」遗产，不惜在首都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工人、市民开枪一这是毛泽东都不敢采取的极端手段，他在文革中就说过：「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206]于是「一党专政」的体制从此失去了任何道义上的合法性——天安门大屠杀，成为这个政权永远的耻辱柱，成为策划者、指挥者、参与者永远走不出的心中的魔魇。[207]

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的对比：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第一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208]不到三个月前，就在1986年3月29日，海峡另一边的台湾，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也通过了「政治革新案」一也就是说，1986年国、共两党都启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但两者却有真动与假动之别。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成立，国民党党内的专政派主张要立即严禁，其时掌握最高权力的蒋经国（1910-1988）却指示李登辉（1923-）要「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全为念，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范围内，研究组党的可能性」。蒋经国并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到10月7日，蒋经国就对外宣布：「台湾决定解除戒严」，当时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1913-1998）提醒蒋经国：「解除党禁有一天国民党要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回答：「天下没有永远的执政党」。[209]我曾经说过，在现代史上，国、共两党都跨不过「一党专政」这个坎：1927年，国民党要实行一党专政，发动「清党」运动，血腥屠杀共产党人；1948年，两党都要坚持一党执政，打开了内战，失去了一次联合执政的机会，造成两岸的长期分离；1956年，大陆出现了进一步推进民主改革的机会，毛泽东却发动了反右运动，强化了一党专政；到1986年，国民党在蒋经国主持下，顺应历史潮流，主动结束了一党专政，迈出了走向民主的关键一步，但邓小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却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并因此在三年后不惜血腥镇压学生、工人和市民，

又一次错过了历史时机，非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一步。应该认真总结、吸取这其中所包含的深刻历史教训。

编注

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78年12月18日-12月22日于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被称为「新时代的遵义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会议主要讨论加速平反冤假错案，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文革路线，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因此，被认为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时代的起端。

2. 牛棚：始于1966年夏天。为文革早期各机关、团体、学校自行设立的拘禁「牛鬼蛇神」的地方。所谓「牛鬼蛇神」指被群众揭发出来的党的干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知识分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

3. 四化：四个现代化，简称「四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首次提出。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成为之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

4.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81年6月27日-29日于北京召开。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中共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结，并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5.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于北京召开。

6.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79年6月18日-7月1日于北京召开。

7. 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央政研室。负责分析国家情况，进而制定政策，并负责起草中共中央的主要档、草案、报告、理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于1981年，原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于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被撤销，改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1989年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合并为「中央政策研究室」。

8. 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包干到户：19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改革的标志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后来被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

9.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980年2月23日-29日于北京召开。全会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常设工作机构，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此外亦替刘少奇平反，决定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定的「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中的「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予以取消。

10. 中国文化书院：由冯友兰（1895-1990）、张岱年（1909-2004）、朱伯昆（1923-2007）和汤一介等共同发起，是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xi新权威主义思潮：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其代表人物为吴稼祥（1955-）。

[1] 我在台湾的讲课，于2009年11月24日讲完第十一讲，也就是讲到文革的结局就结束了。而且我是边讲边写讲稿的，对于「后毛泽东时代」，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回到大陆以后的2009年最后一个月，忙于处理去台湾遗留下来的工作。2010年前五个月，主要精力放在整理、补充在台湾的讲稿。到6月才开始补写最后三章，并依然采取讲课的体例和语气。

[2] 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1995），《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页491。

[3] 参看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1995），《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491。

[4] 阮铭：《邓小平帝国三十年》（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页71。

[5] 阮铭：《邓小平帝国三十年》，页80。

[6]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9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196。

[7]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一再公开保邓：「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见刘志男：〈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第8卷第6期，2001年11月。

[8] 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语〉（1967年10月9日），陈伯达、江青在书的〈出版说明〉里点了邓小平的名，但被毛泽东在审批时删去了。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页422。

[9] 毛泽东1967年7月和王力的谈话。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页680-681、1056。王力还回忆说，在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提出，下一次党代表会刘少奇要留在中央委员会，并说了这样一番话：「在中国掌舵，首先要有不听指挥棒的精神，就是自己能独立的把中国这个舵掌好。不能让外国人指挥中国人。不管你哪个外国人是个什么共产国际，是哪国人，是哪个人，你发号施令，我不听。在历史上第一个不听话的是毛泽东，第二个是刘少奇，第三个是林彪，再就是邓小平。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没有这样一个精神，就不能领导中国」。

[10] 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1972年8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页308。

[11]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15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对邓小平有以上评论见，毛泽东：〈对周恩来送审的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决定稿的批语〉注释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页348。

[1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761。

[13] 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1976年4月7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777。

[14] 《回忆邓小平》（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页38-39。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650。

[15] 参看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782。

[16] 这在〈学好文件抓住纲〉里首先提出，表达了华国锋为首的当时的执政者的思想，也得到一些党内「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都被称为「凡是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第1版。

[17] 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组织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得到了邓小平和广大老干部和党内知识分子的支持。

[18] 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页1782。

[19]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47。

[20]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页144。

[21]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351。

[22]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168-169。事实上，在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在1983-1989年间发动了一个持续六年的「清查三种人」运动。按〈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的规定，所谓「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所谓「清查运动」，一方面处理了一批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中触犯刑律的「打砸抢分子」，同时又对高干和高干子弟中的指挥镇压群众和参与打砸抢的分子一律包庇下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又以〈"帮派思想严重」、「造反起家」这类毫无法律依据的罪名，对文革造反派的一些骨干进行镇压和控制使用。这实际上是文革「清查五一六」与「清理阶级队伍」，以至「反右运动」的继续。参看宋永毅为刘国凯《人民文革论》所写的〈序〉，文收刘国凯：《人民文革论》，页13-16。

[23]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卷，页298。

[24]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172。

[25] 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通过〈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统一当时党内的思想，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第二个决议。

[26] 胡乔木：〈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1980年7月3日）。这是胡乔木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起草〈历史决议〉时的发言，标题为《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编者所加。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640。

[27] 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纪略〉，载《炎黄春秋》2010年4期，页5。对毛泽东的性格弱点和个人质量，在党的高级干部和亲近他的人中早就有各种议论。张闻天就这样评价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彭德怀批评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私下谈话里，也说到毛的「任性」，「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莫测高深，令人无所措手足」，「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130-131、45-46。

[28] 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198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1981年4月11日，第1版。本文是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千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原载于《解放军报》（1971年4月1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时文字略有改动。

[29] 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页294。

[30] 陈永贵在山西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5月7日），见吴思：《陈永贵浮沉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页307-308。转引自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页167-168。

[31] 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页289。

[32]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98、300-301。

[33]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20。

[3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1104-1139。

[35]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94。

[36]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97。

[37]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95。

[38]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i979年3月30日），《都小平文选》第2卷，页164-165。

[39] 邓小平在文革后复出，重新担任国家领导人后，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里，就提出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任务，见《邓小平文选》第2册，页85-86。在此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都反复强调「四个现代化」的「主题」，如〈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实现四化，永不称霸〉（1978年5月7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9月16日）、〈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1978年10月11日）等等。说是「重新提出」，是因为1975年周恩来在毛泽东批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见《周恩来年谱》（下册），页691。邓小平接过这一旗帜，表明了他和周恩来的继承关系，在文革结束后的中国，自然是广得民心的。

[40]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31。

[41] 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194。

[42] 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198。

[43] 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36。

[44] 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里，第一次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起来，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的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起来」。见《邓小平文选》第2册，页152。这样的「「让少数人富起来」的方针，最初动机可能是要打破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平均主义，但在中国的体制下，首先富起来的，不是工人、农民，也不是「由于辛勤努力」劳动致富，而是依靠权力，转化为资本，形成权贵资本阶层。一直到晚年的年，邓小平在最后一次公开讲话里才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此之前，他所强调的，一直只是「「解放生产力」，他的思想确实有毛泽东最为警惕的「唯生产力论」的成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页373。

[45] 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57。

[46] 邓小平会见罗马利亚代表团的谈话（1980年11月），《纽约时报》1980年12月30日，第1版。转引自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57。

[47]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7月6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人民日报》1981年8月1日，第1版。

[48] 邹谠：〈论中共政党国际的形成与基础〉，《中国革命再阐释》，页35。

[49]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月-5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12。

[50] 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与儒学》，页33。原文为：「毛泽东思想和三民主义的基础均是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逆反价值之结合，这就使得三民主羲做为最低纲领可以融入儒家化的马列主义中，若儒家化马列主义内部的科学主义、乌托邦主义和世界主义倾向减弱，它就会转化为与三民主义类似的结构。抗战时新民主主义的出现和一九八九年六四后中共意识〔型〕态出现类似三民主义之变化均是例子」（括号内文字为编辑所加）。

[51] 胡耀邦给吴江的信（1981年2月9日），见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页110。转引自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页335。

[52] 转引自胡乔木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7月3日），见《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页75。

[53]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5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92-293。

[54] 邓小平：〈在党的「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81年6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83。

[55] 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里，表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他这一句话，就成了定论。因此，尽管高饶事件的许多情况已经澄清，但就因其中涉及到了毛泽东、陈云和邓小平，只能悬置起来。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293。

[56] 参看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月-5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11-314。

[57] 黄翔：〈并非失败者的自述〉，《喧嚣与寂寞》（纽约：柯捷出版社，2003），页216-217。

[58] 参见刘胜骥：《大陆民办刊物的形式和内容分析：1978-1980》（台北：留学出版社出版，1986）。

[59] 钱理群：〈一九七八——九八〇年大陆社会民主运动〉，《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08），页221-330。

[60] 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的谈话，〈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日本朋友时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现四化的指导思想/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团结一致对四化充满信心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决定。有错必纠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8日，第1版。

[61]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174。

[62]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169。

[63] 魏京生：〈要民主还是新的独裁〉，于1979年3月25日在西单民主墙贴出。

[64]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通过），1980年9月10日。转引自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页245-246。

[65] 房志远：〈对竞选运动的总结〉，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香港：田园书屋，1990），页8。

[66] 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92。

[67] 我对此有过一个分析：1980年是一个特殊的机遇：「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尚不明朗，党内外各种力量都处在彼此胶着的状态」，北大校园选举正是在这样的缝隙中获得了一次独立进行的机会：当时的北京市委曾试图干预，但北大党委却在胡耀邦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下，采取了不干预的态度。参看钱理群：〈一九八〇年大陆校园民主运动——重读《开拓一北大学运文献》〉，《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338-339。

[68] 据「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竞选风波》报导组」制表统计（1980年11月13日），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附表二），页300。

[69] 据「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竞选风波》报导组」制表统计（1980年11月13日），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附表二），页302。

[70] 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67。

[71] 〈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275。

[72] 〈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275-276。

[73] 〈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276。

[74] 〈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276。

[75] 〈答辩会选民提问条选登〉，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277。

[76] 王军涛：〈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09。

[77] 王军涛：〈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08。

[78] 王军涛：〈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09。

[79] 王军涛：〈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09。

[80] 杨百揆：〈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转引自〈「稳健改革派」——杨百揆〉，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212。

[81] 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97。

[82] 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97。

[83] 据「北京大学竞选人调查《竞选风波》报导组」制表统计（1980年11月13日），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附表二），页298。

[84] 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66。

[85] 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96。

[86] 房志远：〈怎样评价毛泽东？〉，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59。

[87] 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96。

[88] 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66。

[89] 王军涛：〈对解放后一些问题的看法〉，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98。

[90] 张玮：〈我的社会改革观〉，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23。

[91] 张玮：〈我的社会改革观〉，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23-124。

[92] 〈「稳健改革派」——杨百揆〉，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206-208。

[93] 夏申：〈经济弊病和改革——论整体现代化之二〉，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84-185。

[94] 杨利川：〈主要观点介绍〉，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240。

[95] 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杨百揆：〈「稳健改革派」杨百揆〉，《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63、210-211。

[96] 胡平：〈竞选宣言〉，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5-16。

[97] 我曾说过，〈论言论自由〉是「一九八〇年的北大及中国校园民主运动的理论代表作，而且可以看作是七〇年代末开始至今的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主要理论成果之一」。钱理群：〈一九八◦年大陆校园民主运动〉，《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381。后来，胡平也因此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因为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对〈论言论自由〉所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有兴趣者可以参考我的文章，钱理群：〈一九八〇年大陆校园民主运动〉，《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331-411。

[98] 〈怎么办——关于整体改革的提纲，兼与其他竞选人商榷〉，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74。

[99] 夏申：〈四化质疑——论整体现代化之三〉，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一北大学运文献》，页189。

[100] 夏申：〈一切为了人一论「整体现代化」之一〉，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77。

[101] 夏申：〈一切为了人一论「整体现代化」之一〉，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81。

[102] 王军涛：〈我的社会改革观〉，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84。

[103] 参看胡平：〈论言论自由〉，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57。

[104] 参看胡平：〈论言论自由〉，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71。

[105] 胡平：〈论言论自由〉，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57。

[106] 胡平：〈论言论自由〉，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76。

[107] 房志远：〈对一些问题的回答〉，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166。

[108] 胡平：〈论言论自由〉，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页75。

[109] 顾晋军：〈谈毛泽东同志后期可贵思想〉（1980年2月），载王希哲主编：《学友通讯》1980年创刊号。转引自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未刊稿。

[110] 见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历程》，未刊稿。

[111] 见杜应国：〈评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载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第4期，署名「毕博」。转引自杜应国：《绝地困守（自选集）》，未刊稿。

[112] 杜应国：〈毛泽东的理论失误与文化大革命〉，杜应国：《绝地困守（自选集）》，未刊稿。

[113] 杜应国：〈评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载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第4期，杜应国：《绝地困守（自选集）》，未刊稿。

[114] 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载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第2期，转引自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历程》，未刊稿。

[115] 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历程》，未刊稿。

[116] 杜应国：〈颠倒的革命——读《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有感〉，未刊稿。

[117] 杜应国：〈毛泽东的理论失误与文化大革命〉，未刊稿，杜应国：《绝地困守（自选集）》，未刊稿。

[118] 杜应国：〈毛泽东的理论失误与文化大革命〉，未刊稿。杜应国：《绝地困守（自选集）》，未刊稿。

[119] 杜应国：〈评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载《七十年代》1981年第4期，文收杜应国：《绝地困守（自选集）》，未刊稿。

[120] 转引自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未刊稿。

[121] 杜应国：〈致学友的信〉，载徐文立主编：《学习通讯》1980年第1期（创刊号），文收杜应国：《绝地困守（自选集）》，未刊稿。

[122] 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未刊稿。

[123] 王希哲：《走向黑暗》，计算机刻印本，页51。

[124] 石光树：〈利瓦伊汉建议邓小平肃清封建遗毒〉，《百年潮》1999年第5期。参看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页361-362。

[125]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33。

[126]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28_329。

[127]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36。

[128]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22。

[129]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33。

[130] 廖盖隆报告的「民主改革」部分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第3期。

[131] 徐文立：〈促进庚申变法建议书〉（1980年11月15日），转引自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未刊稿。

[132] 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页271。

[133] 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页272。

[134] 阮铭：《邓小平帝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页117。

[135]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81年月0日）。见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4卷（上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408。

[136]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 S1年月0日）。见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4卷（上册），页408。

[137] 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98）》（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9），页89、295。

[138] 我们这里讲「被迫退出历史舞台_！，主要是指他们因身系牢狱而不能再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影响，但就他们个人的政治生涯而言，这只是一段暂时的休眠而非终止或终结。

[1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页274。转引自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页646。

[140] 吴象：〈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载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218。转引自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页646-647。

[141] 小岗村「秘密搞包产到户」的故事，今天在大陆已广泛流传。较早的研究见龚育之：〈农民的伟大首创——《起源一凤阳农业「大包干」实录》的序言和前言〉，《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页25。以及徐乐义：〈安徽农村大包干」的起源和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页27-36。

[142] 当然，这一体制的完成还有一个过程：先是1980年12月中央政治局确定，后又通过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选举，由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43] 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页315-316。

[144] 〈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关于安徽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考察报告〉（1980年7月），此时陈一咨已经调到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所工作。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页53。

[145] 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的另两位支持者是，时为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是中共农村政策制定的具体主持者的的杜润生，和社科院农经所副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农业局长王耕今。邓力群当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高层的主要参谋。

[146] 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方法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工作的初步构想〉（1980年10月），《农村•经济•社会》第1卷，页13。

[147] 陈一咨：《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北京六四屠杀的背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页36。

[148] 参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原载《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3期，现收录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1卷，頁iii-vi。

[149] 陈一咨：《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北京六四屠杀的背后》，页36。

[150] 这一报告由陈一咨、孙方明执笔，文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1卷，页79-99。

[151]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页46。

[152]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4。

[153] 陈一咨：《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北京六四屠杀的背后》，页74。

[154] 参看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页461-465。

[155] 【美】凯瑟琳•奎塞（Catherine Keyser）著，方冶立译：《体改所与政策制定——毛以后中国的专业化研究》（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页113。

[156] 这是他们在八十年代获得的一个共名，他们先后成立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出版了《青年经济学者》丛书，创办了《中青年经济论坛》。

[157] 我另写有〈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历史背景，作用与经验〉一文，未刊稿。

[158] 〈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一文里，强调「（农业社会主义）它的反动性，倒不在于它的空想成分不能实现，而在于它的实质内容本身就是对自己空想成分的否定」，「当农业社会主义消灭不平等的幻想破灭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加强与小生产相适应的专制统治，靠超经济的行政权力来恢复和巩固自然经济的道路」，这都是抓住了曾经给这一代人以深刻影响的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要害的，和王希哲、杜应国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一致，都具有「走出毛泽东」的性质。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作组编《未定稿》49期（1979年12月15日），后收《刘少奇与新中国》，前述引文见该书页249。

[159]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652。

[16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79。

[161] 〈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1卷，页 I V、 I I I。

[162] 张少杰：〈校后跋〉，【美】凯瑟琳•奎塞著，方冶立译：《毛以后的中国专业化研究：体改所与政策制定》，页559-560。

[163] 这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金观涛的命名，见其《从《走向未来》到《河殇》——八十年代中国民间学术思想文化运动的研究》。转引自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460页。

[164] 李怀宇：〈沈昌文以文会友办杂志「谈情说爱」当编辑〉，南方网，2006年4月5日，http://wwwsouthcncom/nfsq/ywhc/ls/200604050346htm。

[165] 参看李凌：〈勇破坚冰的《未定稿》〉，《书屋》2003年第1期，页4-19。

[166] 引自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页460。

[167] 金观涛：《从《走向未来》到《河殇》——八十年代中国民间学术文化运动的研究》，页17。转引自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页461。

[168] 金观涛：《从《走向未来》到《河殇》——八十年代中国民间学术文化运动的研究》，页17。转引自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页461。

[169] 见金观涛：《我的哲学探索》，页52。

[170] 参看【美】凯瑟琳•奎塞著，方冶立译：《体改所与政策制定——毛以后中国的专业化研究》，第六章：「从丛书热到民间热：追求专业化的呼声」，页193-230。

[171] 《新启蒙》丛刊每期一个书名,从1988年10月到1989年2月共出了4期，书名分别为《时代与选择》、《危机与改革》、《论异化概念》、《庐山会议教训》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172] 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页452。

[173] 参看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页452-453。

[174]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第4版。

[175] 邓小平和邓力群的讲话（1983年9月30日），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页413。

[176] 详参钱理群：〈一九七八——九八〇大陆社会民主运动：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序〉（2007年10月7日-30日），《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221-330。尤其是当中「一九七六：社会民主运动第一次爆发，历史转折时我们的判断」一节。

[177]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242。

[178]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244-245。

[179] 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未刊稿。

[180] 钱理群给杜应国的一封信（1979年9月），参看《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271。

[181] 钱理群给杜应国的一封信（1979年9月），参看《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272。

[182] 钱理群给杜应国的一封信（1979年9月），参看《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272-273。

[183] 参看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词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184]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页307-308。

[185]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页64。

[186] 参看钱理群：〈鲁迅的命运〉（又名〈鲁迅与毛泽东〉，2002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远行以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1936-2001》（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页117-135。

[187] 参看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88] 文收《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改题为〈一九七八——九八〇大陆社会民主运动：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

[189] 邓小平：〈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治观念〉（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页163-164。

[190] 赵紫阳：〈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页271、274、275、276。

[191]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页182。

[192]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80。

[193] 苏晓康、王鲁湘：《河殇》（台北：风云畤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金枫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发行，1988），页97。

[194] 苏晓康、王鲁湘：《河殇》，页98。

[195] 参看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 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页317-326。

[196] 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8期，页60。

[197] 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8期，页61。

[198] 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8期，页60。

[199] 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8期，页76。

[200]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154。

[201] 赵紫阳：〈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改革历程》，页293、296。

[202] 参看赵紫阳：《改革历程》有关〈「倒赵风」的由来〉部分，页261-268。

[203] 「根据政府后来的声明，死亡的平民人数不超过300人。〔……〕尽管确切的死亡数字难以知_，但据当时在北京的独立观察家的估计，平民死亡人数在2000至7000人之间，而伤者的数量要数倍于此」。「军事镇压之后，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逮捕浪潮。据估计，仅在6、7两个月，秘密警察就逮捕了约四万人，其中数千人被判有期徒刑，数百人被处死刑。大多数被判刑的和所有被处死的都是工人和其他普通市民」。转引自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76。

[204] 邹谠：〈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和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页186。

[205] 甘阳：〈序言〉，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和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页xvii-xix。

[206] 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等的讲话（1966年7月19日），转引自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页31。

[207] 最近李鹏公布《李鹏日记》就是企图推脱罪责，摆脱他内心的魔魇。此书未能出版，仅在网上流传。

[208] 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68年6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页160。

[209] 转引自阮铭：《邓小平帝国三十年》，页124。

第十三讲 后毛泽东时代（中）

1990-1999

|2010年7月补写|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我们依然只能围绕毛泽东的影响和我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一个简述。

一、「寻找毛泽东」热

这是1989年末出版的《书刊导报》第26期的一个报导：「毛泽东」的重新复活却成了当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1]该报导提供了几个「小镜头」：

镜头一某地区，一些个体摊贩正悄悄地高价出售毛泽东画像。3角、8角、1元、2元〔……〕售价随购买程度不断上涨。[2]〔钱注：毛泽东像也进入校园。有报导说：「1989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新华书店还进了不少毛主席像」，很受学生欢迎。还有人看见「北京大学47楼侧面一层的走廊窗口上就贴著毛主席像」〕[3]

镜头二一家报纸报导，文革邮票价格暴涨。一套《毛主席语录》票，面值仅88分，中国集邮公司已调至150元。国内交换参考价为380元，新票在日本卖到710.50元。[4]

特写镜头在广西桂南地区公路上，一座公路桥的桥拦上贴著一片小红纸帖，上面写著不太漂亮的几个字：「毛主席在此」。毛泽东成了镇守桥头的守护神。[5]

一位老农说：「我把他老人家请进家门，能驱鬼压邪，保佑平安，挂上他的像胜过拜观音菩萨，胜过求土地雷公」。[6]

湖南省临湘县〔……〕长安街上随处可见少男少女款式新颖、价格昂贵的高档服饰上，别著一枚毛泽东像章，这是流行而时髦的装束。[7]

这是1990年4月4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导：

位于东四南大街的北京青少年书店，就只有27平米的地方，然而3月中旬以来，这里常常人头攒动。

日前，记者慕名前往，在不大的门脸前，有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一「寻找毛泽东」图书展卖周。

〔……〕

「哪一类书买得最快？」

「河北版的《毛泽东传》、文物版的《毛泽东书信手迹选》、中央文献出版的《毛泽柬哲学批注集》、河南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以及《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等，都是很抢手的。」[8]记者来到北京最有名气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值班经理张超告诉记者：从去年6月到今年2月底，书店压了近十年的250套《毛泽东选集》（1-4卷）全部销完，目前供不应求。[9]

根据这则报导中对1989年10月以来，北京新华书店总店对有关毛泽东书籍销售的抽样分析，发现当中个人购买的人数比例，占了94%。[10]

还有这样的报导：

曾经冷清一时的韶山，如今更成了大学生们吸取政治营养的「宝地」，仅今年下半年，观众达40万人次。（《中国青年报》1990年报导）[11]刚刚进入90年代，老歌新唱更是风靡全大陆。〔……〕在各地举办的大型音乐会上，最受观众喝彩欢迎的是〈北京的金山上〉、〈东方红〉、〈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歌唱毛泽东的曲子。[12]〔钱注：还有这样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北京卡拉 O K歌舞厅。著霹雳服、蹬「高耐」鞋的歌手弹著吉他，飞舞的激光中，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南泥湾〉等被谱成摇滚乐的歌曲」〕。[13]

去年〔钱注：1989年〕秋天的中国大地又出现了毛泽东诗词歌曲热。

〔……〕中国唱片总公司〔……〕制作了《毛泽东诗词歌曲欣赏》盒带投放市场，销路颇佳。去年毛泽东诞辰96周年纪念日，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都于晚间播出了《毛泽东诗词歌曲演唱会》专场节目，强烈地吸引了观众」。[14]（《新世纪》周刊1990年7月报导〈「毛泽东热」透视〉）

湖北音像艺术出版社1990年上半年出版了《怀念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的歌曲磁带，将有关怀念、思念、敬仰毛泽东的歌曲汇集一起，并配之非常漂亮的封面，据讲很受人们欢迎。[15]

出现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的这一「寻找毛泽东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它的民间性，这是活跃在大学校园、民间市场、民间娱乐场所的「毛泽东热」。

当时有位学者作了两点分析，很值得注意：一，它标示著毛泽东进入了民间精神生活，毛泽东热成为人们（主要是中、老年人）的「朦胧的精神寄托方式和信念表达方式」，甚至开始成为民间宗教信仰的一个部分；其二，它标示著毛泽东开始成为人们（主要是年轻人厂文化消费」的对象，毛泽东像章热、收藏热、歌曲热等等，无不表现了将毛泽东审美化、娱乐化的倾向。[16]同样引起关注的，是人们阅读毛泽东时，也主要是以描述毛泽东日常生活、家世、人际关系的传记类的纪实作品为主，这也表示著一种走近「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的心态：人们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导师」的1申」的毛泽东，而是和自己更接近的「人」的毛泽东，而在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底层社会）那边，又再转化为有别于「意识形态神」的「民间神」的毛泽东一应该说，这样一个「民间化、生活化、消费化的毛泽东」，从八十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存在于中国民间社会，其内在的思想、文化、心理的机制和意义很值得研究。

还有人注意到，在「不曾平静的校园」里，「大学生成立了一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小组或毛泽东著作读书会等组织」，「他们谈论毛泽东，不仅仅著眼于谈论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琐事，更多的是从毛泽东的一生经历中，捕捉人生的真谛」，研究他的「思想、学说及所走过的道路」。[17]「据中国新闻社报导，去年〔钱注：1989年〕暑假期间，北大、清华图书馆里毛泽东的书被抢借一空；一些大学生宿舍的书架上出现了这些年来已经很少见到的《毛泽东选集》；许多大学生在传看毛泽东传记」。[18]这构成了毛泽东民间热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这样一个「寻找毛泽东」的民间文化热，发生在1989年「六四」之后，相对沉寂的民间社会和大学校园里，在表面的消费性、娱乐性的背后，又包含著怎样的思想、文化意味？当时，许多报纸，学的师生、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还出了一本《中国：毛泽东热》的专著。由此，对「毛泽东热的评说」本身，也构成了一个思想、文化现象，它所提供的「六四」之后的大学校园、民间社会的思想信息和动向，对于认识毛泽东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意义，是特别有意思的。我们且作「文抄公」，把讨论中的各种看法分列如下，并略作评点：

学潮之后，大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反思。温故而知新、知史可明志。通过了解毛泽东，可以了解中国当代的历史，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任卫东）[19]任何有意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无法跨越毛泽东。同样，任何关注中国现实和未来的人也无法避开毛泽东，毕竟我们——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也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一背靠著、脚踏著毛泽东留下的遗产：正面的和负面的。[20]

「毛泽东热」的出现，说明了各方面的人们都在对现实的问题作出反应（不管层次是浅是深），而这众多方面的反应正好汇集在毛泽东这一点上。这个事实本身即说明了毛泽东的巨大丰富性。[21]

虽然其中〔钱注：指毛泽东思想〕有许多乌托邦与民粹主义的因素，与现今工业主义的世界格局格格不入，但它们确实代表了人类的平等、公正、自由、和谐的追求与探索，终究是一笔精神财富，哪怕它只开花不结果、或常结出苦涩的果。就是毛泽东的这些丰富性，吸引了一部分好学深思者。他们人数不多，但却代表了「毛泽东热」中的一支冷静、理性的力量。（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生梅俊杰）[22]

对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民粹主义，在八十年代时对其主要做的是批判性的审视，但现在开始注意到了其内含的积极因素，这本身就很值得注意。

〔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离毛泽东时代甚远了，而且毛的形象曾被放弃一隅；所以，近来的「毛泽东热」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在获得物质上的保障的同时，精神的支柱却发生了动摇。〔……〕经济领域出现分配不公，物价上涨等混乱现象，腐败现象严重，社会不安定因素存在，这些都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全感、无能为力感、迷茫失落感和无所适从感。在这一点上，当今中国与毛时代正好形成一种对照。在毛时代里，虽然物质生活相对贫乏，虽然是一种盲目的个人崇拜，但是，这样却给人们提供了保障和安全感。抛弃了毛的时代的狂热，中国当今却又进入两难境地。〔……〕「毛泽东热」实质上是一种时代裂缝的象征。诚然，中国人并不想再回到毛时代，并不呼唤毛式的领袖人物，而是渴望消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无能为力感、迷茫失落感和无所适从感，这是「毛泽东热」出现的根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李博柏、阎丽静）[23]

这些显示：一方面，人们「并不想回到毛时代」，因为九十年代初，人们（包括年轻人）都还保留著对文革灾难的记忆，这不同于今天完全不了解毛时代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人们又处于对现实的不满，而自觉、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将毛时代理想化，这两方面都展示了许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的复杂态度。

有人认为，毛泽东热「是商品经济冲击下民众意识的一个体现」，[24]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人们都在商品竞争和流动的环境中适应新的角色」，[25]「民众意识正在逐渐显示其重要性。不同民众之间的差别已不能在某种统一的旗帜下被抹杀。各个阶层、各个集团都在寻找著代表自己利益和观点的思想表达方式」，[26]而自称「农民的儿子」，有著「民本思想」的毛泽东就很容易被视为民众的代言人，而成为新的「大众文化」一部分；[27]但民众不过是要借毛泽东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要求。

「〔毛泽东思想充满〕成功与错误的交织，或者过去看是错误的，而今天看则包含著真理的东西」（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比如「毛泽东早就提出，社会主义还存在著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过去还不清楚的话，今天确实应该引以为戒」。[28]因此，有人认为，毛泽东热是「对社会主义的礼赞」，是「民族自豪感的再度爆发和呼唤」。[29]后来「新左派」的毛泽东观已经呼之欲出了。

「一位大学生告诉我，去年〔钱注：1989年〕六月以后，他们沉寂下来反思这一切时，发现需要学习、了解和熟悉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才能更好地从中国国情出发，把握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规律和条件，而不是照搬西方的东西，更不能搞全盘西化」。[30]这里隐含了一个寻找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注意到毛泽东的贡献是有意义的，但对其错误经验教训的总结，也许更为重要，但这在当时似乎是被忽视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报导：「在这股〔寻找毛泽东〕热潮慢慢地扩展的时候，各高校有关部门如学生工作部、团委等予以了高度重视」（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给予了适当的引导，即人们近一年来常用的「导向」」。[31]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提醒」：「一些学生看毛著甚至是把它作为「逆反哲学」，从片言只语中为学潮中的错误行动寻找理论依据。毛著中的个别激进主张对这些学生是很有影响的」，[32]「有些人特别热衷于毛泽东晚年的言论，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33]这里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激进」部分，及其可能对青年产生影响所提出的警惕，是很有意思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引导」：要把「毛泽东热」作为「树立新一代领导集体权威的一次机缘」，因为毛泽东热正昭示著「人们渴望有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来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34]这又是在鼓吹「新权威主义」了，但也反映了九十年代初中国现实政治的需要。

也还有人指出：「有一种人，是在不适应现代社会基础上怀念毛泽东的〔……〕近十年来，虽然我们也遇到种种挫折，但进行扎扎实实的建设都是有目共睹的。这就比毛泽东浪漫倾向有意义得多。如果寻找毛泽东是为了拿毛泽东对抗邓小平，那将是非常危险的」。[35]谈话者显然更认同于邓小平的改革。这说明，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的评价，联系著每个人对现实中的邓小平及邓小平时代的态度、评价。

不难看出，以上关于毛泽东热的评说、讨论所提供的信息相当复杂，其间也多有相互矛盾、冲突之处；但或许正因为如此，其所折射出的「六四」以后至九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与民间社会的思想动向、民间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是多元而复杂的，而且当中许多内容还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以后的许多事情都起源于此。

二、我的「毛泽东研究」

在民间社会「寻找毛泽东」的时候，我开始「研究毛泽东」。

这同样是出于「六四」体验。「六四」后的红色恐怖，确实让我以及许多人都联想起毛泽东时代，而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北大当局提出「丑话说在前面」，「枪打出头鸟」，「不是秋后算账，现在就要算账」「围观即参与」等，如此露骨地公开宣布北大已成为不受法律制约的监狱，大概是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时候也不曾有过的。[36]邓小平所坚守和实行的，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思想路线与体制，这才是发生「六四」最根本的原因。「六四」之后，不同的人都在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总结的是「对思想教育上的放松」，也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控制有所放松，因此「六四」后便要加强思想、政治、社会的全面控制，这就意味著要强化邓小平体制的毛泽东色彩；而在我看来，恰恰相反，1978年以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明确提出并进行对于毛泽东思想、文化及体制的科学批判口我的「毛泽东研究」大概也就由此开始。

当我冷静地面对九十年代的中国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以及我自己的问题时，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清理的必要与迫切。当时我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题目叫〈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困境〉，其中有这样一些具体分析与判断，

（一）九十年代所面对的思想文化问题

（1）关于「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的困惑

九十年代理想丧失、道德恶化与社会风气毒化的现状，重新提出了理想主义的价值，精神的意义，集体主义的伦理观是否还有生命力的问题，而广大工人、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日益恶化，也再一次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的问题。这样，对我们在历史回顾里所提到的对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负面作用的批判，就发出了一个要防止「将孩子与水一起泼出去」的警告。但另一方面，在前述以理想主义与专制主义互为表里为主要特征的毛泽东思想、文化体系没有得到认真清理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产生对毛泽东时代的唯尊精神、崇尚个人牺牲的圣徒社会的怀旧情绪〔钱注：这在前述民间毛泽东热里看得很清楚〕。因此，过份强调追求物质与个人利益孙〔钱注：此「孙」字应为「所」之误〕造成的精神危机，会不会忽略、否定了物质欲望、个人主义精神在今天中国仍然具有的积极意义；对于理想、精神、集体主义、与工农相结合〔……〕的重新强调，会不会导致对毛泽东时代及仍然在当今中国严重存在的专制主义的默认与肯定，从而与官方重新恢复毛泽东主义的权威意识形态的统治与控制的努力划不清界限。[37]

这正是我在九十年代初感到的困惑，并且至今依然困扰著我。

（2）关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如何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困惑

在中国现实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化，这恐怕是不容忽视与否认的事实。（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发生了整个社会资本主义一体化，则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就必然提出了一个对于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批判问题〔钱注：这正是九十年代中期「新左派」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对我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是我一直感谢「新左派」的〕。[38]问题的提出，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不仅有助于打破一些知识分子美化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幻想（这在反省东方专制主义时是极容易产生的）〔钱注：事实上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以「西方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而且提醒中国知识分子要关心中国的现实问题，对中国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化问题不能采取回避、漠不关心与缄默的态度〔钱注：我当时就有这样的反省：自己过多地关心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而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两级分化现象，工人、农民贫困化的问题，则显得有些麻木〕。[39]

但是照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西方现代性、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却是危险的。因为中国的现实不仅存在著正在发展著的资本主义化，更严重存在与保留著专制主义的基本体制〔钱注：这是当时我对「新左派」的主要保留和疑虑〕。一位年轻的学者在与我的通信讨论中，曾这样提醒人们注意：「有些东西，在西方是极须批判的，在中国，却发挥著有效的作用；或在中国，被证明是反动的东西，在西方却是疗效的良方」。他举例说，「人道主义在西方，不仅仅是对人的关怀，更是人与自然主奴关系的确立，是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确立。因此，人道主义在西方是一种现代性，它产生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必须被「消解」。但人道主义在中国，更多的意义是在对人的关怀，它要对抗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如果以同样的方式消解中国的人道主义，那实在是理论上的误区」。

我以为，这一警告，是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多年所提倡的是一种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因此，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批判西方现代性时，或许可以从毛泽东思想中获得某些理论资源；但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前述毛泽东思想体系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以前，却要十分警惕，不要重踏「以专制主义批判（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覆辙〔钱注：当时这一警告，是针对刚刚兴起的「新左派」的;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是更加重要了〕。[40]

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既来自中国资本主义与打著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并存的现实，又来自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重否定与超越欲求。[41]社会主义旗号下的专制主义是他们急欲打破的，但他们又不愿意在中国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化。前者是他们已经饱尝而不愿继续下去的灾难，后者是他们开始感受到、并且是可以预见的灾难。固然可以由此而在理论上提出「各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长，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短」的综合社会的理想，但这一理想是否可以实现，又如何实现，会不会又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梦，都是一个问题。于是，人们不能不陷入彷徨无路的苦闷与惶惑之中〔钱注：这一「苦闷与惶惑」已经纠缠了我近二十年，而且越陷越深〕。[42]

（3）关于「毛泽东思想、文化的当代命运」问题

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包含著两个互相矛盾、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毛泽东构建了以党的全面专政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体系，通过对于人的全面控制与改造，最大限度地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建设现代国家；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具有反体制的天性，他通过不断革命，发动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不断地，无休止地冲击和摧毁在他看来日趋资本主义化的现存体制，以实现他的乌托邦梦想。这样，毛泽东思想就同时兼具「建构与强化体制」与「反体制」的两重性，这就使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要求全面恢复毛泽东时代旧体制的力量，希图维持08中学（毛泽东体制）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体制的力量，必然出现的反旧体制与现体制的力量，都有可能从毛泽东那里找到相应的理论根据，并从中吸取力量〔钱注：从这一角度看前面所说的对民间毛泽东热的种种评说，就非常有意思〕。现在，「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底层人民中已经成为能够帮助他们避祸得福的「神」；可以预计，在今后中国社会的变动中，毛泽东的旗帜仍然会为多种政治势力所反复利用。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文化已经渗透于几代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份。因此，要真正深刻地理解现在以及未来的中国大陆，就绝不能绕开、回避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性存在与影响：这是二十世纪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遗产」。[43]

可以看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1995年所得出的这些结论，[44]与前述1990年左右的民间毛泽东热所提出的问题，青年大学生、研究生、青年学者的思考，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很大不同，但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

（二）关于「毛泽东陷阱」：理想主义向专制主义转化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确立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的清理和批判的目标以后，紧接著的问题是：这样的清理与批判从哪里入手？

事实上，在「六四」，以及接著而来的苏联、东欧瓦解，许多人都在欢呼「历史的终结」时，我却一直在思考一个反向的问题：不能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而否认或忽视一个事实：共产主义运动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曾经吸引过众多的世界各民族最出色的知识分子，它也是我们自己年轻时候的理想，这是为什么？一我认为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解释，也才能从中总结出真正的历史教训。因此，在九十年代初，我做的第一个研究，是写作《丰富的痛苦一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试图通过知识分子身上的「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讨论「共产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45]这和九十年代中期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其实延续了同一思路：通过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关系的讨论，研究「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的关系」。

这同时也是「我和毛泽东」关系的一个连接点。也就是说，我对毛泽东思想、时代的清理和批判，从一开始，就是把自己摆进去的：对毛泽东思想、时代的清理、批判，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清理与批判——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态度，而是同时期的毛泽东研究者（主要是当时被称作「中青年一代」的毛泽东研究者）共同的心态。1989年出版的《晚年毛泽东》一书的主编，同时写有《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的萧延中（时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师、副教授）就这样写道：「批判不仅销蚀著灵魂，它也深深地触动著自我。写作过程中，我时时感到「毛泽东」总与晚年自身联系著，研究他总彷佛背负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令人气闷、伤心和后怕」。[46]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研究发现：「毛文化的几乎每一个命题在其起点，即最初的理论形态都是具有革命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的〔钱注：这正是能够吸引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其理论命题的展开与实现，对象化的终点，都成了反动的专制主义。应该强调的是，终点的专制主义并非对起点的理想主义的反叛，而恰恰是起点的理想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展开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专制主义的后果正孕育于起端的理想主义之中」，「而且这里还奇妙地存在著理论的逻辑过程与现实的历史过程的一致性」，「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运动最基本的特点，即是这起端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逐渐走向专制主义，或者说逐渐展现其专制主义的内质。所有的追求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这正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和荒谬剧」。[47]

问题是如何如实与精细地描述、揭示这个我称之为「毛泽东的陷阱」的「由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向专制主义转化」的理论与历史过程一于是，我就有了底下几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

（1）关于在「地上」建造「天堂」，实现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理想社会的反思

这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讲课中一再强调的，毛泽东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以至最后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他「在中国建立一个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上绝对平等，经济上绝对平均，人人都获得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人间4天堂」」的乌托邦试验，其结果是直接引向大饥荒和文革中的无穷灾难。这确实是一个理论与现实的阱」，并存在著深刻的教训：

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只能存在于彼岸世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远方目标。它的存在，使人们永远也不会满足于现状，从而加强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力量。但这种改造、变革的努力，只能使此岸世界不断改善，不断趋向、接近理想，却永远也不会达到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任何将彼岸世界此岸化的努力，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天堂」的现实化就是「地狱」。[48]

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最大悲剧。这一点，在我们过去的讲课中多次提到，就不多说了。

（2）关于至善至美的人性的追求，以及「人的改造」的反思

我说过，毛泽东不同于其他掌权者，他的革命不满足于社会的改造，更要倾其全力进，人的改造」：这是他所发动的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最大胆、也是最荒谬的乌托邦试验。

毛泽东提倡所谓纯粹、至善至美的人性。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自觉地压抑、克制人的动物性本能欲望，从性欲到物欲，使人成为纯精神、道德的存在物，即所谓「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二是自觉地压抑、克制人的个人欲望，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的人」。[49]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要求人的「非动物化」和人化」——作为个人修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许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境界；但问题是，毛泽东要以此作为普遍、绝对的伦理原则，要求所有的人，并采取强制改造的手段，如文革时期那样，要求人们跟斗私字一闪念」。

问题更在于，毛泽东又强调：「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著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50]于是，就有了这种逻辑性与历史性转换：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人性（阶级性）是善与美的；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是无产阶级利益的自觉代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人性）的集中体现，从而具有至善至美性。这样，前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非个人性的要求就变成了「个人利益绝对服从党的利益」的党性原则，压抑本能欲望的非动物性的要求，就变成了「为实现党的理想、崇高的精神原则，而奉献一切」、无条件地牺牲自己的精神，用毛泽东引述的列宁的话来说，就是自觉地成为党领导的革命机器里的「齿轮与螺丝钉」。这样，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诚心诚意接受的「人的改造」，最后落实下来，就是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目的：通过「改造人」实现对人、知识分子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心灵的全面控制和利用。

（3）关于追求思想的至善至美性、绝对真理性，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宗教化的反思

这同样存在著一个转换：一开始许多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探索民族振兴之路中的一个自觉选择；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却将其宣布为「历史必由之路」，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知识分子的必然归宿与探索真理的最后终结，这样，也就赋予马克思主义以至善至美性与绝对真理性。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更被宣布为全民族必须接受的国家指导思想，使其成为国家宗教，并且写进了宪法；之后，无论是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还是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都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切质疑、批判都是非法的，并能以「维护宪法」的名义，对一切独立知识分子进行残酷镇压——这正是典型的思想专政。

（4）关于「人民崇拜」的反思

「人民（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理论体系和中国意识形态的宣传中，一直占据极其崇高的地位。如前所分析，人民被宣布为历史的创造者、上帝，道德的至高者，更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的源泉、依据。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了许多的知识分子，他们也都是人民的崇拜者。

问题是，历史的发展却由「人民崇拜」转化为「领袖崇拜」。这里也有一系列的逻辑转换：人民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的最大利益与长远利益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体现的；政党是由一定的领导集团领导的；领导集团是必须由领袖代表的。这样，由「群众一阶级一政党一领袖」组成的金字塔结构，逐层推演的结果，处于塔尖地位的领袖，就以处于基础地位的人民的名义，取得了实际上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就变成「人民代表专政」、「党专政」、「领袖个人独裁」。浪漫主义的人民崇拜最终结出了最严峻的专政之果。

（5）关于将矛盾、反抗、斗争、运动绝对化、神圣化的「斗争哲学」的反思

鲁迅说过：「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51]许多知识分子也是因被压迫而走上革命斗争之路的。在备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二十世纪中国，斗争的尖锐、复杂、激烈，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并且具有显然的历史合理性。但毛泽东却将矛盾、斗争、反抗、运动的客观性、合理性绝对化，形成了他「斗争就是一切」的斗争哲学，他宣布对立面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这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哲学的核心，而对立面斗争就是「一个吃掉一个」，你死我活。毛泽东充分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不断地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人的嗜杀性，以及中国人喜欢窝里斗的恶习，都被诱发出来，每个中国人、每个知识分子，都成了这残酷的生存竞争的参与者和受害者。所有的斗争、反抗，都最终成为对他人和自己的伤害。

这样，在毛泽东时代，所有对至善至美的社会、人性、思想的追求，对人民的崇拜，对反抗精神的强调，最后都走向反面，走向新的专制。这里充满了思想逻辑和历史的陷阱。我们必须走出这些陷阱，同时，如前面所提醒的，又要防止「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52]这正是我们面对毛泽东的遗产时最为困惑之处。尽管我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样的困惑，但在1995年，我作出了上述总结以后，却有如释重负之感。[53]

三、1998年前后北大百周年校庆的民间纪念

（一）「寻找真北大的声音」

我们还是从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的一个细节说起：1997年11月20日，北大学生社团「时事社」主办的油印刊物《时事》试刊号发表了一篇〈寻找真北大的声音〉的发刊词：

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 T O F F L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著相互拥抱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实在难以找寻到北大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吶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听不清理想主义的声音，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有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

〔……〕批判地叛逆地永远抗争，积极地建设地不断开拓，这才是真北大的精神。〔……〕时事社为你，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54]

这里，是对「六四」之后中国大学校园的真实的揭示，如学生刊物里的一篇文章所说，「大学生活却出现了狭窄化、专业化、技术化的倾向。「三点成一线」的单调生活，[55]使学习成了机械训练和应付考试的枯燥过程，生活成为注重实用，只对专业技能感兴趣的单维化生活。在工艺层面的操作和忙乱之中，个性和创造逐渐消隐」。[56]

这里，更有对北大「独立，自由，批判，创造」传统的呼唤与自觉继承。这是在「六四」镇压九年之后，终于发出的新一代北大人，新一代中国青年的独立的声音。我当时就写了一篇题为〈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学的历史记事〉的文章，表示「要以史家之笔，作出这样的判断：《时事》、《微光》、《大学》这些学生民间刊物，冲破了九十年代的精神禁锢与商品经济的冲击所造成的思想沉寂状态，重新高举「精神、思想自由与独立」的旗帜，表现了极其可贵的批判、创造的精神与勇气，他们为北大的传统所写下的这新的一页，将会载入史册」。[57]这是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1957年的五一九民主运动、1980年的校园选举运动，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个呼应与回响，尽管它的规模与影响都不能和这些北大辉煌的历史相比，但它又确实是对这些辉煌时刻所开创与发展的北大精神的自觉继承，而且它发生在民间声音完全被扼杀、民间运动失去了生存空间的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和中国，标示著独立、自由、科学、民主的火炬在新一代人中的传递，因此就有了不可忽视的意义。

这里所说到的《微光》、《大学》是同时出现的学生社团「微光社」、「百年同行」主办的刊物，当时还有一些类似的刊物，因此，在1997年的北大，形成了一股民间思潮。我之所以在其一出现时，就对它作出这样的历史性评价，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如我在文章里所说，「《微光》、《时事》的主编均遭审问、调查，强迫交出作者名单，刊物也被查禁，相关社团则被禁止继续活动」。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时事社请我演讲，却不能在北大校园里讲，只能转移到另一所不太知名的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因此，我要记下这历史的一笔，同时又这样自责：「我恨自己的软弱无力，就连此刻我写下的这一切，所谓「史家」的判断，又有什么用呢？说穿了不过是阿 Q式的自慰，而孩子们需要的是现实的保护与抗争啊！……。」[58]

那么，这些年轻的北大学子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意见和思想，让当局如此不能兼容呢？

这是他们对九十年代中国现实的判断和批判：「「六四」事件以后，政改〔即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而经济改革却继续推进」，形成了「政治专制，经济开明」的局面，并反过来影响经济改革，造成「股份制改革起点极不平等」，「操作极不公正」。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的知识界在自身「边缘化」以后，既「丧失了对社会批判的勇气」，又「对日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犯罪保持沉默，以致于伪学者泛滥，知识分子普遍奴性化，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他们因此而发出警告：「随著这种不公平的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社会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显露，而政治上的专制又必然会转化为经济领域的更加腐败，国企大面积瘫痪，失业工人队伍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越演越烈，经济崩溃那一日终将来临！」[59]年轻人是敏感的，他们对「「六四」事件以后」的中国「政治专制，经济开明」的「不公平的改革」的批判，以及对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奴性化」的批判，都抓住了要害，并且为其后的历史所证实。

这是他们所意识到的历史任务：「有必要再一次高举「科学」的旗帜，启科学之蒙，启民主之蒙，要根植于中国国情，以理性批判的态度探讨有中国特色的道路」。[60]这也抓住了要害：中国依然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而且这是在九十年代政治高压下，在民间参与方面，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领域和方式。尽管从一开始就受到打压，但也说明了这样的参与是要付出代价的。

（二）另一种民间纪念

这是我在1997年前后的一个想法，也可以说是我内在生命的一种需要。「六四」以后这九年，尽管我有许多紧张的思考，但总体来说，是过著平静的书斋生活，远离了社会实际运动。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不安，而且与日倶增。到1997年几乎到了临界点，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无法回避内心的疑虑，担忧，恐惧与悲哀。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与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我同时又为成了学术「名人」陷入传播媒体的包围中，在与普通百姓及年轻人的交往中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障碍，而感到悲哀。于是，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漠上，看著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61]我内心的呼唤，就这样和北大学生的呼声相应和了。

于是，就有了一次用民间的力量推动思想启蒙的相互合作，时机就选择在1998年北大百周年纪念。如当时的一篇报导所说，由于北大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它的百周年校庆「已经不仅是一个著名学校的生日，它甚至超乎教育界而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62]为全国所瞩目。当时，在思想、文化、学术界围绕著如何认识与理解北大传统，曾有过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一位学者编了一本《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63]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因为提出「大民主、小民主」的概念而遭毛泽东批判的李慎之（1923-2003），在为此书写的序言里明确指出：蔡元培（1868-1940）「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相容并包」的方针，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64]「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65]文章强调「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并呼吁和断言：「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66]据说李慎之此文是「近四十多年来第一篇公开地讲自由主义的文章」，因此被认为「开拓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言路空间」，使「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因此，也遭到了以后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的批判：这或许就是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战的发端之一吧。[67]

有意思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也高度重视北大的百周年纪念，江泽民发表长篇演讲，突出的是爱国主义传统。[68]于是，北大的校庆就被高度政治化了。这样一个政治功利化，同时又有浓厚的商业化色彩的官方纪念，引起了学校师生、校友，以及社会的不满，于是就有了「民间纪念」的客观需要。我和一部分师生就顺势提出要编写、演出《蔡元培》话剧，让老校长的形象重现北大舞台，开展一个以「继承和发扬蔡元培校长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因为是要宣扬蔡校长，学校当局难以禁止，于是就采取了「不反对，不支持，不宣传」的态度，不管怎样，我们总算获得了一个民间参与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蔡元培》话剧组也就成了「志愿者的精神自由集合体」。剧组用了很大精力进行「传播蔡元培思想与精神」的活动：组织对和蔡先生有关的老人和专家的采访；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发动校友、师生撰写研究论文;举办有关图书、图片展览；，开辟宣传橱窗，印发《编演资料》等等。而剧本的编写、排演、演出、宣传〉，策划等，实际上都是一次次民间的自我教育、启蒙的过程。最后又通过舞台的表演，传递给北大师生，它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这种民间的「另一种纪念」就成为北大百周年纪念的一个特殊亮点。[69]最后，我们编写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书，算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吧[70]——当然，这只是「死水微澜」，既形成不了民间运动，影响也有限；但同时也要看到，类似的民间活动所在多有，只不过发生在北京大学，就有幸留存下来，更多的情况，还是如鲁迅所说的，人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71]而我们自称「志愿者」这一点倒颇值得注意：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志愿者」将成为民间参与的重要方式。

（三）新的思想启蒙：毛泽东文化影响下的国民性批判

下面，还要多说几句我对1998年前后思想启蒙的一种理解，以及相应的教学活动。在我看来，九十年代的思想启蒙，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精神的继承，同时也要面对时代的新问题。我又认为，鉴于八十年代未能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彻底清理，九十年代需要进行补课，因此，「批判毛泽东思想对国民性的影响」，就应该是新启蒙的重要任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于1997年在北大专门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周氏兄弟思想研究」，[72]而且讲明，我的重点是讲鲁迅、周作人的思想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意义；后来，我把它概括为鲁迅、周作人，又接著往下讲」，而讲述的一个重点，就是「改造国民性」。主要讲四个题目，「都是有很大的现实性」，[73]而且融入了我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思考」。[74]这门课开设在1997年，是自觉地为百周年校庆民间纪念提供思想和理论资源的。

（1）说「食人」

鲁迅所说的「吃人」，或者说中国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不仅是象征，而且是实指：中国人真的是在「吃人」，包括肆无忌惮地杀人。而且在中国，「食人」是与「忠」、「孝」这样一些中国传统的儒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号下食人。更可怕的是，这种吃人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文学，被审美化了。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水浒》，都有吃人的描写。而且都是绘声绘色，涂以「道德美」的神圣光彩。

而且还有许多为「食人」张目的现代理论。如将「革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后，还要求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即为整体性的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包括个人的生命，在中国，正是太不把人的生命当成一回事了。鲁迅曾十分沉重感叹说：造物主「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

还有「杀反革命」，好像革命一到，一切反革命者就得死，更泛化为「杀非革命」，实际就是「所有的异己者都该死」。中国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就是以「革命」的名义杀害「反革命」与「不革命」的历史。

而中国知识分子在食人、嗜杀中往往扮演帮凶的角色，借助政治力量来扼杀对手，甚至把对手送上断头台的知识分子是大有人在的，一部「五四」以后的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互相残杀的历史。[75]

（2）谈「做梦」

中国民族没有宗教，好像没有宗教的狂热，但有另外一种形态的宗教狂热。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就是一种宗教的狂信：首先是迷信主观精神和意志，第二，迷信群众运动，第三，迷信权力。将不受监督的权力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彷佛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由此，引申出迷信青春，迷信无知 I等等。

迷信主观精神意志的同时是反科学、反理性；在迷信群众运动的另一面是反专家、反知识分子；在迷信多数的同时压制少数；在迷信权力的同时压制民主；在迷信青春的同时反对老年人。所以「狂信」的另一面就是周作人说的「专制」。

还有「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这首先是语言的迷信，语言的狂欢，用语言的魔力将人的本性迷惑。然后，语言也变成一种「施暴」的力量。但没有人会对此有任何的反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高度兴奋的狂热中，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彷佛自己在创造历史，为「真理」而战。因此这就使这类「狂信的专制」又带上了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中国这个民族没有宗教狂，但有道德狂，道德理想主义的狂热，道德理想主义和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权力的结合，从而造成很大的灾难。

要追问的是，在全民梦造成的全民族的灾难中、专制里，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负什么责任？客观地说，知识分子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推波助澜者，这里也隐含著对于权力，对于「专制的狂信」的恐惧，进而在「从众」心理中寻得平衡，找到为自我辩护的理由。

中国的历史是在一乱一治中循环前进的，本世纪好像有这么个规律一一一乱就杀人，一治就做梦。乱了就杀人，人杀够了，天下太平了，就讲「治」；而一讲「治」就做梦，不顾主客观条件乱来一气，又造成灾难，又乱，又杀人。在做梦和杀人之间不断反复，好像这就构成了本世纪的一部历史。[76]

（3）论「演戏」

鲁迅说，中国人多是「做戏的虚无党」，中国人很少是「信而从」，而是「怕而利用」，整个中国的天地是一个戏场，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做戏的历史。[77]而这种「做戏的虚无党」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中国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国」，[78]在中国「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是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79]中国的语言完全游离于想和做之外，自由行动。问题是，大家都清醒地知道语言的虚伪性，却仍要继续维持这个虚伪性，因为已经形成了游戏的规则。明知是假的，也要做出相信的样子，才能维持游戏的规则，如果其中有一人说出真话，指出它是假的，这人就是蠢物，就破坏了游戏规则，使游戏做不下去，大家都会反过来要把他扑灭。

在中国，权力与语言的合一，形成语言的霸权，所谓「凡当局所诛者皆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只具有政治功能，唯一的功能是征服，不是可以讨论、交流的，官话成为唯一合法的语言存在：在权力者统治下的臣民为了取得生存棹，也必须跟著说官话。强权统治的可怕处在于，不仅剥夺人们说话的权利，也剥夺人沉默的权利，每人必须表态。强迫说话必然带有表演特点，必然说假话，这就造成语言的游戏化，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相互欺骗，而且双方心照不宣。

近百年来中国盛行的是这样两种语言形式，或者是以服从模仿为特征的「土八股」，或者是胡说八道、颠倒黑白，语言形式又很漂亮的「洋八股」、「党八股」、「帮八股」、「革命八股」，基本笼罩了中国人的说话与写作。「党八股」、「革命八股」周作人认为在中国传统中的根源，就是中国「古之史论」，是「宋以后的策论」，韩愈的文章是它的「组师爷」。我认为毛泽东的语言就有相当的策论成分。而「毛语言」是包括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心理方式以及语言方式，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是绝不可低估的。[80]

（4）析「主与奴」

鲁迅发现，在中国，主与奴是可以互换的，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也就是失去权力）的时候就奴性十足。因此，在中国很容易产生「权力崇拜」，产生「权力至上」的观念，在毛泽东时代就有了更大的，或者恶性的发展，以至毛泽东明确地作出理论的概括，叫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发展为「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文化大革命最后变成全民大夺权，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利益都跟权力联系在一起，你这一派掌权了，你就是「主人」中的一分子，可以分享各种权力;你这一派的对立面掌了

权，你就是「奴隶」，随时都有可能被「专政」的铁拳剥夺一切权力。

因此，这种权力崇拜已经渗入到不同程度卷入「文化大革命」潮流中的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并且遗传到了后代。当今之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由于社会分工而享有的权力，既为自己捞取物质的利益，又在施虐于他人中，得到自我精神的满足。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形形色色的精神暴政面前，处处显示出麻木、忍从的奴相。跟阿 Q似的，在对他人的更加肆无忌惮的报复中，臝得精神的补偿与自慰，由此形成恶性的循环。[81]

不难看出，我在1997年重新阐释周氏兄弟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其矛头正指向了毛泽东思想、文化对中国国民性的消极影响，并且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以说是对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精神病象的一次集中诊断。因此，不仅在听课的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引起了最高当局的注意。以致最后在2000年7月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主管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1932-）出面，对我进行点名批判，试图将我赶出北大，后来遭到了北大学生和老师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82]这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吧。

四、「六四体制」：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结构、体制的变化

以上讨论，虽主要集中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校园，但其实，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这十年中国社会结构、体制的变化。

我曾经说过，在共和国历史上，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个关键，其所建立的「五七体制」与之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四清与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密切相关。这里，我还要强调，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又是一个历史的关节点。提出「六四体制」的概念，便是要强调「六四」以后进一步强化、发展的一党专政体制，既是毛泽东时代「五七体制」的延续，又有新的邓小平时代的特点，而这样的「六四体制」又和「六四」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是此结构变化的体制上的原因，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又赋予「六四体制」有别于「五七体制」的新特征，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六四体制」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其中的关键，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1。有研究者在研究「不同的制度背景」对社会结构的变化的影响时，将「1978-1991年」作为一个阶段（在此之前，还有「1949-1956」、「1957-1965」、「1966-1977」三个阶段），而把「1992年以后」列为一个新的阶段，[83]这是有道理的。

「六四大屠杀」，给中国政治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后退，对民间反抗力量的全面打击，以及党的权力的全面扩张。在最高领导层则是陈云影响力的急剧扩大，在政治上提出要把「反和平演变」置于和经济建设同样重要的地位，即所谓「两个中心」；在经济上则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并提出「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而反对「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矛头直指邓小平的改革主张。可以看出，陈云派的目的是要全面地恢复毛泽东的「五七体制」，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毛泽东时代——这一直是中国「老左派」的目标，我们在下一讲里会有详尽讨论。而邓小平对毛泽东时代的态度则更复杂，他一方面和陈云一样，否认文化大革命、肯定与坚持「五七体制」，但另一方面，他比陈云更清醒地看到，不打破计划经济的桎梏，经济无以发展，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就会威胁党的统治权力。因此，他坚持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对毛泽东思想、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扬弃。当时新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重申毛泽东所说的「两把刀子（列宁、斯大林）不能丢」[84]的警告，大有回复毛泽东时代的趋势。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时，就连续发表讲话，这在之后被称作「南巡讲话」，实际是对执政者提出警告，其中心是：「关键是坚持「—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并且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坚决地试〔验〕」（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发展市场经济。[85]所谓「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邓小平路线，其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上就是要走市场经济道路。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及时地阻止了向「阶级斗争治国」的毛泽东路线回归的趋向，将中国重新拉回到「改革开放」的轨道，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看得很清楚，是否「改革开放」，关系著党的统治合法性；现在邓小平重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就再一次挽回了因为「六四」镇压而失去的民心、党心，凝聚了人心，继续保持了中国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重又走出了「六四」之后的困境。[86]

应该说，在邓小平发出警告以后，江泽民迅速地回到邓小平的路线，在以后的执政期间，也基本上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92年以后的中国，邓小平的路线得到了全面贯彻，在逐渐形成、完善了「邓小平体制」（即「六四体制」）之后，其改革路线的正面与负面，才得到更充分的暴露和揭示，我们今天正可以对其进行全面的科学考察与评价。

如前面一再分析的，邓小平路线的核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在这一点上，他坚定不移地要维护毛泽东的「五七体制」，特别是其核心的两条。一是「党总揽一切」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权力的绝对集中与垄断，在「六四」以后，如前一讲所说，社会民主力量和党内民主力晕，都受到了全面、彻底的打压，失去了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运动来监督、制约，党权的扩张就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二是「第一书记专政」，邓小平在「六四」之后特别提出所谓「核心论」，把江泽民指定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并预先指定胡锦涛（1942-）为「第四代」接班人，其目的就是要维护与强化「第一书记专政」。尽管邓小平之后，中国本已无政治强人，但在江泽民、胡锦涛稳定了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都在试图不同程度地制造个人崇拜，[87]也都是意在强化「第一书记专政」。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兼任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实际上取消了人大的监督职能，与此同时，在干部任命上，更加强化了领导人的意图，[88]这都给「第一书记专政」提供了组织的保证。正是在权力的高度集中，即人们说的「权威政治」这一点上，可以说，邓小平的「六四体制」是毛泽东的「五七体制」的自觉继承与强化。

邓小平路线的另一要点，是所谓「改革开放」。它有两个特点，其一是由共产党一党掌控的、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出发点和目的的、单一的经济改革。这一点，在「六四」之后得到了彻底的执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的改革完全被搁置，并自觉地强化了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全面控制。其二是在经济改革上以「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为中心，这一点，在「六四」后才真正得到实现，研究者指出，1978-1991年期间，尽管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但计划体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只有到了1992年以后，市场体制才上升为基本的经济体制，同时，计划体制也在一些重要领域发挥作用。[89]但这样的和「权威政治」结合为一体的「市场经济」，就只能发展为「权贵市场经济」，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90]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作进一步讨论。

这种「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即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可以说是邓小平路线的精髓，事实上也成为江泽民时期的执政纲领，并具体体现为江泽民时期的两大指导思想和努力目标：「稳定压倒一切」、「发展就是一切」。而正是这两个「一切」，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

（一）社会结构的变动，新阶级的出现

在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新阶层[91]，形成新的利益群体：权贵资本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知识精英阶层、下岗工人群体、失地农民群体与农民工阶层。

（1）权贵资本阶层

权贵资本阶层的形成，是邓小平「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体制——即权力和市场相结合——的直接产物。研究者这样分析：「在「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条件下，经济领导部门掌握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审批权，即发财审批权；党政部门掌握的是人事任免权，即升官审批权」，这样的「经济活动审批权」与「官员任免权」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垄断性的商品」，于是，就必然发生「权钱交易」，实行权力向资本的转化，这就是官僚权贵资本阶层形成的一个基本原因。[92]

这种权力向资本转化、新阶级（阶层）出现的危险，是人们早已注意并警惕的。[93]同学们应该记得，早在1957年北大的校园里，就讨论过权力高度集

中可能产生新的「特权阶级」的问题；在六十年代《星火》再一次提出「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的问题；到1965年毛泽东自己也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在文革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特权阶级的问题，更成为民间思想者最热衷讨论的话题，其中陈尔晋提出的「特权资本化」的警告，几乎预言了以后历史的发展。而毛泽东去世前，也发出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警告。但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市场化，这就使得「特权资本化」还只是一种危险，其现实化是有限的，人们所反对、批判的「特权阶层」，是指「政治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对其他阶层人民进行欺压、掠夺与奴役」。[94]再加上毛泽东不断发动群众阶级斗争遏制党的干部的特权，破坏干部队伍的稳定性，[95]所谓「特权阶级」实际上是不具有完整的阶级形态的，还处于萌芽状态，或者叫「低级阶段」吧。

但到了八十年代，特权向资本的转化，就有了经济的基础与条件。据有关研究，这样的「借权力聚敛财富」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首先是1984年以前对外贸易有限度的开放，导致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借倒卖[96]「进口商品许可证」，利用进口商品国内、外价格的差价，获取暴利。其次，1984至1992年，国家实行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价格。1988年，1吨钢材计划价格700元，市场价格「500元；在1988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3，569亿元。[97]巨大价差给掌握计划内商品、资金、外汇的权力者与关系人获得暴利创造了最好的机会。但这都还是「小试身手」。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所掀起的全民经商的热潮中，高干子弟纷纷「下海」，投身于刚刚兴起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利用权力操纵市场，利用所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旧区拆建权和银行贷款权，聚敛了惊人的财富。这是特权向资本转化的第三阶段。1997年以后，国家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一部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给有权力背景的人，变成了对国有资产的变相瓜分。只有进入了生产数据、金融等领域，权力和市场结合，「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98]「权力的资本化」才真正成了现实。[99]

国有资产重组的结果，形成了巨大的国有垄断企业和部门，同样也因为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与制约的原因，使得国有垄断企业和部门，逐渐疏离公共职能而突现其特殊利益，形成研究者所说的「「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成为形成权贵资本阶层的一个重要来源。[100]而这样的国有垄断企业又具有极强的扩张冲动，而且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触角伸向每一个可以获得利益的角落。其大肆挺进房地产领域，就是搅乱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一例。如研究者所指出：「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101]

形成中国权贵资本阶层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即八十年代开始实行、到九十年代又进一步发展的「向地方分权」政策。应该说，向地方分权，倒是毛泽东开创的传统。毛泽东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实行经济改革、1958年发动大跃进，都以向地方分权、发挥地方积极性为重要突破口。现在邓小平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向地方分权，就造成了「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场剌激而形成了改革经济的主要动力」，并且在九十年代逐渐「建立、形成了以扩增 G D P为主要审核》「政绩」的制度」。[102]因此，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的「经商下海狂热」当中，地方政府是一个主要推动力。其结果是，由于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确实有效地促成了各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却同时造成了地方政府功能的根本性变化：一方面是在公共服务上失职，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上的粗暴；另一方面，逐渐以「招商引资」为其主要任务，自身成为经济的主体，形成社会学家所说的「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与企业化」，[103]这就必然为自己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且自觉地站在强势群体（外商和私营企业主）这一边，许多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外资与中资的代理人，这是典型的权力向资本的转换。[104]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及其亲属、关系人，就成为高干子女之外的另一个权贵资本阶层的重要来源。此种地方既得利益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就成了当下中国官吏腐败难以遏制、改革难以推行、社会矛盾难以解决、恶性事件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在实行向地方分权之后，借此举扩大中央的税收和功能，显然是要将经济发展造的财富向中央集中——这样的分权与集权之间的摆动，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这是集权体制固有的矛盾。分税制实施后，县、乡财政普遍陷入困境，地方官员为摆脱困境、维护既得利益，一方面巧立名目增加农民负担，另一面就更加仰赖招商引资，不惜以贱买劳动力、土地，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这样造成的地方经济繁荣，其实预伏著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但在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也因此而滋生、发展，形成日趋强大的以地方权贵资本阶层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这是地方政治的极权（土皇帝），以及地方资本的极权，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长远影响。

权贵资本阶层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军队。1992年以后军队也卷入全民经商热里，军队与市场结合，这在中共军事史上是空前的。如研究者所说：「下海经商大潮中的最大奇观是人民解放军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主力军，除了生产和出口武器外，军队还开办了许多民用品企业，经营著两万多家工业、商贸和服务业的企业或公司」。[105]军队经商，由于更加缺乏监督与制约，就更加肆无忌惮，更为疯狂地攫取财富，这便为军队权贵资本阶层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尽管后来明令禁止，但却是禁而不止。由于中国的军队特别缺乏透明度，许多内幕至今不明，我们的讨论也只能点出问题。但可以肯定其严重程度远超过人们的估价与想象。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果：一是社会财富的急剧集中——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社会总收入的6.1%；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1.9%。[106]另一是权贵资本阶层的形成：中国亿万富豪中有80%至90%是高干亲属，其中2，900多名拥有的资产达20，000亿多元[107]——多年来喊的「很来了」，大概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权贵资本阶层之「狼」才在中国特色的「六四体制」内真正培育成熟。

对于新生权贵资本阶层，我有如下的分析。

首先是「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极大的腐朽性与寄生性」。[108]他们根本就不创造任何新的社会财富，不过是将建国几十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劳动的血汗，在「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下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攫为己有，因此，他们只攫取利润而绝不承担任何资本家都必须承担的风险，这在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是原始积累时期的西方国家，都是未曾见过的、特殊的状况，也即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阶层，他们及其子女在国内外肆无忌惮地、不计后果的疯狂消费，连西方资产阶级都为之瞠目结舌，其秘密即在于此。

其次是「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勾结，具有某种买办性」，[109]这在下面再作论述。

其三是「与中国传统的，这些年有了恶性发展的黑社会相勾结」。[110]中国的不少基层社会事实上已经控制在这相互连通的两种势力手中：他们既用疯狂的掠夺威胁普通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又用暴力维持著权贵资本阶层所需要的社会稳定。这就是所谓「官匪一家」的实质，是所谓「打黑打黑，打而不绝，越打越黑」的内在原因。许多学者已经论证了中国传统中的流氓政治与流氓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应该看到，这种流氓文化对这些年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渗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中国权贵资本阶层的流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后，还要补充权贵资本阶层的代际继承性。这是从毛泽东时代传承下来的，即所谓「打天下者坐天下」，或所谓的「血统论」。我们在以前的历史叙述中一再谈到，这是从「五七体制」中的「重新划分阶级」，以及六十年代「贯彻阶级路线」、「培养接班人」，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高干子弟要永远掌权」等思维一路延续下来的。对权贵资本阶层来说，他们觊觎的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一体化的全面权力，而且要代代相传。现在中国出现了所谓「官二代、三代」，当然不是偶然的。

（2）私营企业主阶层

按社会学家的分析，所谓「私营企业主阶层」，是「由各种非公有制企业组织的投资人组成」的，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毛泽东时代，传统的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先是1956年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上消灭了私营经济，资方人员成为拿定息的阶级；到1965年，定息制度被取消，传统的资产阶级完全失去了经济上的存在基础；而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更对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私营企业有了恢复与发展的可能，但在八十年代初，却或者混迹于个体工商户里，或者隐形于集体企业中，没有获得法律的认可。直到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i U，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才获得了公开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权利。之后，随即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1992年以后，私营企业的户数和投资者人数的年增长幅度均达到了两位数，到2002年，全国私营企业总数已经达到202.85万户。1992-2002年十年间，全国私营企业实现的产值总增幅为了5.5倍、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增幅为87.3倍、实现税收总增幅为206.8倍、吸纳就业人数总增幅13.7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营企业已经占到1/3以上的比重。在私营经济发展较快的浙江等地，私营经济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超过70%。[111]研究者指出：「正是由于私营企业的发展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近年来迅速上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发展寄予越来越大的希望」。[112]

据社会学家的研究，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具有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1）「机关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家庭出身的人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可能性大于总体结构中的平均分布」；[113]（2）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程度在逐渐提高：从1993-2002年，拥有较低文化资源的私营企业主所占比例，从47%下降为19.7%;拥有中等文化资源的业主所占比例从35.9%上升为41.9%;拥有较高文化资源的业主比例从17.2%上升为38.4%，升幅达123.3%。这说明，私营企业主最初是以低、中文化水平的成员为主的，但随著私营企业的发展，

「低学历的人越来越难以进入私营企业主这个阶层」。[114]（3）「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越来越以其他领域的精英为主，尤其经济精英的转化更为明显」，从1993-2002年，原企业负责人所占比例从六分之一上升到一半以上，成为第一位。这都表明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精英」性质，普通老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少。[115]（4厂国家干部和农村干部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极重要来源」，[116]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党员比例也在逐渐上升，2002年已高达30%，这都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日益密切。[117]（5）随著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贡献与地位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也逐渐加强。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也在制度和政策上不断调整、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空间。除了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比例和层级呈上升趋势外，私营企业主阶层更积极介入基层选举，以直接掌握一定的组织权力资源，这都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政府权力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在被自觉地强化。[118]

我对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有这样的观察：党内棹贵资本阶层实行权力的垄断与经济的垄断，迫使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只能在他们的庇护、卵翼下求得发展，从而具有先天的依附性。他们在党内权贵资本阶层上付出的一切，就只能在对工人的疯狂盘剥中得到补偿，党内的权贵资本阶层也利用他们的权力压制工人的任何反抗作为回报。两者的勾结，一方面使私营工厂里的工人处于空前悲惨的境遇，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对工人的盘剥，从一开始就是将现代资本的剥削方式与传统的封建方式结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仰赖专制体制来维护其超经济的剥削。再加上中国的许多私营企业主，在初期有不少是从不具有现代文化知识」[119]的农民转化过来的，因此，他们自身不具有民主的要求，至少这种民主要求是不强烈的。这就是说，中国权贵资本阶层的反民主性与腐朽性，也影响了依附于他们的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质量，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因此，我对一些知识分子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主要寄托于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持保留态度的。[120]

当然，前述社会学家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来源、内部结构、自身的知识结构也都在变化中，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发展，也必然要提出政治、经济民主化的要求，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的一种力量。我特别注意的是，在投入1992年的全民经商、下海的热潮中的人里，有一部分是八十年代民间民主运动和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骨干与积极分子，许多人后来都取得了商业的成功，成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骨干。因此，其中必有一部分人依然坚持当年的理念，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在中国民主化运动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或许是可以期待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代际继承，最初或许并不明显，到了下一时期，才逐渐引人注目，「富二代」就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

（3）知识精英阶层的分化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对毛泽东而言，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知识分子，不能不给予一定的地位，但他却从根柢上不信任知识分子，将其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因此，毛泽东不但从理论上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认定他们只能依附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且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竭力将他们排斥在体制之外。可以说，在1957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社会力量，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全民现代化建设热潮中，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又处在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阴影之下，知识分子自身也在发生变化，逐渐从体制的依附中摆脱出来，在八十年代末，就发出了自己的独立声音。这同时意味著知识精英阶层已开始形成。但在八十年代，知识精英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知识资本所造成的声望对社会产生影响，本身并不具有多少经济实力，当时甚至还有「脑体倒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说。

但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这是和国家体制越来越重视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接纳、吸收直接相关。我对之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花样繁多的评奖、立项，评职称、评学科带头人、评博士点、提拔接班人……，已经形成了一套操作性极强的新科举制度，目的仍是请君入瓮：只要爬了上去，就有钱有房有地位，但必须听领导的话，至少要削弱自己的批判的锋芒。如有个别不识相者，得了利益还要批判，就视为大敌，必封杀而后快：这也是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术的新用」。[121]

知识分子体制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学院、专家类型知识分子的增长与突现，同时，随著网络、报刊等新旧媒体的急剧扩张，造就了庞大的新闻从业人员，更造就了一批所谓「媒体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的情况当然很不一样，但却都导致知识分子独立性与批判性的减弱，这也是十分明显的。[122]

知识分子体制化的结果，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经济实力，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既以体制内的身分获取不断提高的工资、奖金、课题项目费用，其中一部分人同时又以体制外的身分参与市场分配，积累了与八十年代不能相比的经济资本，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生活方式明显的中产阶级化，并成为九十年代消费文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精英进入权力机构，原有的知识资本也迅速转换为文化权力与学术、教育权力，权力资本的极度扩张，也成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显著特征，到了新世纪更有了恶性的发展。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就是这样借助自己原有的知识资本，以及新积累的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加上其以原有和新辟的社会关系资本作为优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逐渐进入了「中间阶层」[123]，而「中间阶层」的成熟与发展，[124]地正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流动中的引人注目的现象。

知识分子精英中间阶层化的结果，总体上形成了知识分子的保守性品格，和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形成鲜明对比。但知识分子由于主要从事精神劳动，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与其精神取向和思想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被体制收编者，也有依然坚持反体制者；在具体的思想、观念、立场上更会有不同的倾向。这样，就形成了知识精英阶层的思想分化，并引发了激烈的论争，这也是九十年代最瞩目的思想、文化现象。

「六四」以后，首先兴起的是保守主义思潮，当时就有「国学在燕园（北京大学校园）悄然兴起」之说，以后新儒学就源源不断鼓吹了20年。与此同时，是建立学院派学术的自觉努力，这既是对八十年代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思，也是在专制回潮下知识分子的自我保护。在九十年代初，又有「人文精神」的讨论，这是对专制体制与市场经济对人文精神的冲击，以及「六四」之后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一个反拨。我曾经说过，「这样的批判性的关注，在整个社会风气趋向远离现实、远离政治的情况下，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形成对照的，却是知识分子对同时发生的两极分化现象，工人、农民生存状态的急剧恶化，反应的迟钝，他们对自身边缘化的敏感，就多少带有自怜、自恋的病态」。[125]

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自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所谓「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论争。[126]尽管这样的命名，特别是用这样的命名，在知识分子中排队，可能把问题简单化，但两种意见的分歧，是确实存在的。在我看来，主要是对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不同，导致思想文化的批判物件认识的不同。「新左派」认为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标志著中国社会的质变，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危险，也应该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就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而言，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毛泽东时代一脉相承，是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实行的专制，而几千年的封建残余还在阻碍中国前进，因此对于中国特色集权专制的批判，还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九十年代获得极大发展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态度。「新左派」把批判锋芒指向市场霸权和垄断精英，认为试图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达到民主、公平和正义，是新市场崇拜，是另一种乌托邦；「自由主义者」则坚持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即使再严重，也只能硬著头皮向前走，并且认为中国问题的根子是没有得到改革的垄断性权力结构，导致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不成熟，需要反对的是权力对市场的干预。

由此而引申出的，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评价。「新左派」强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一应该说，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全新的阐释，产生了很大影响。「新左派」因此对中国革命、毛泽东时代给予了更多的正面评价，也反对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自由主义者」则坚持对毛泽东专制主义的批判、对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毛泽东时代的批判、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以及对暴力革命的批判，因此主张「告别革命」。

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自由主义者」强调民主、自由，并且有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公民社会、走西方已有成熟经验的宪政民主道路。因此，他们延续八十年代的思路，把希望寄托于中产阶级身上。「新左派」则更注重社会的平等，主张借鉴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社会主义实验的经验，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发展人民民主上，同时又强调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认为民族主义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而「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则始终保持警惕，担心民族主义的非理性会被专制体制所利用。[127]

可以看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的论争，同是对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反应，只是有不同的判断和理论分析，也有不同的对应之策，这本身便有著深刻的历史内容与现实意义，同时也可能通过论争而达到某种共识（即所谓「最大公约数」），同时又保留各自的意见。但问题在于，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主要危险：「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者」是垄断精英的代言人，「自由主义者」则视「新左派」为专制体制的合谋。我曾经说过，他们彼此纠成一团，反而把专制体制放在一边了，同时也削减了他们的影响。

这里，想补叙一段我自己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思想的发展和选择。应该说，我在八十年代主要坚持的是启蒙主义立场，思想上则有著自由主义色彩。我在前面谈到，九十年代「新左派」出现，他们对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尖锐批判，使我注意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而引起可谓刻骨铭心的自我反省，我追问自己：为什么对底层人民权利和生活的相对贫困化视而不见？在中国的两极分化中，我作为知识分子应负什么责任？我在面对和批判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时，始终有鲁迅所说的「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尝没有吃人」的感觉，因此，一切外在的批判最后都转化为自我批判，对自己的责任的追问。我由此而反省自己八十年代那种缺乏自我警戒的精英立场，未加反思的西方现代化想象，以及对鲁迅参与构建的、曾经给我以深刻影响的、强调社会平等与正义的左翼传统、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的淡化与忽视。但我同时又警惕于：再走回头路，否定坚持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传统，美化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回到也同样曾经给我以深刻影响的民粹主义立场。对毛泽东时代，我有太多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我不可能忽视和否认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曾经走到反面，给民族带来灾难的历史事实，我也不可能忘记其中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这就使我陷入一种历史选择的两难，以及在现实论争中的尴尬境地。我发现，自己因为无法认同任何一个旗帜鲜明的立场和斩钉截铁的观点，而显得犹豫不决。当然，最终我还是在鲁迅的「真正知识阶级」的选择里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一方面，坚持基于「立人」理想的彻底的批判立场，对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理念，对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都持「既坚持，又质疑」的复杂态度，始终保持对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的怀疑，对任何不能自审的东西始终反感和警惕，因而永远不满足现状，成为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包括不断地怀疑和批判自己，并因此选择永远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在两极分化的现实中，我则坚持站在底层人民、弱势群体这一边，对一切方面、以一切形式出现的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和制度，进行力所能及的批判，但拒绝充当所谓「人民代言人」，在自己与底层民众的关系中，也同样坚守自己的独立性。同时本著「想大问题，作小事情」的原则，做力所能及的建设性工作，研究民间思想发展史，推动民间改革运动——我自认为这是对我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左翼立场、革命理念、社会主义理想，质疑中的坚守与发展，同时又在坚守与发展中质疑。对于我来说，就是首先要「走出毛泽东」，和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政的体制决裂；同时又和毛泽东参与构建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保持某种精神的联系。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最后选择，在我的同代人，也即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有多大的代表性，但至少也算是一种选择吧。

这样的选择也影响了我在学术上的表现，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我就不断提出要科学地研究「共和国文化」，在2002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更加明确地提出了1斗学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任务，并且特意点明「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的重要性：「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经验，主要集中在他们的思想与著作中，不管人们对之作出怎样的评价，他们都是研究与了解20世纪中国不可忽略、绕不过去的「世纪遗产」」。[128]我这样概括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国舞台上演的正是一场历史的大悲剧」，「他留给后人的是这样复杂而丰富的遗产，是一个难啃而又不能舍弃的果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乌托邦思想家与独裁者，在他的思想与实践中，天才的想象与严重的后果是交织在一起的」，[129]毛泽东那些避免西方工业文明弊端，寻找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天才想象与试验，是和他所重新建立起来的专制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胶合在一起的，而后者至今还影响著中国社会」，「如何将其剥离，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工作」。[130]因此，在我看来，对毛泽东的遗产，首先应该进行科学的批判，然后才有可能从中剥离出某些合理的因素，发掘其内在价值。这就既不是「将其理想化，有意回避甚至否认毛泽东遗产的负面及其严重后果」，同时又不是将「毛泽东的遗产看作是罪恶的堆砌而将其彻底遗忘与抛弃」。[131]在当今一切讲「站队」、非此即彼的学术界，我这样的学术立场自然是十分不合时宜的[132]—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我们还是拉回来继续讨论九十年代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吧。

（4）下岗工人群体

在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的是双重用工制度：对计划招聘的工人（主要是来自城市的工人）实行固定工制度~，工人从进入企业之日就纳入了单位体制，拥有完全的就业保障，不存在失业和下岗，当时就称为「铁饭碗」，这其实是毛泽东时代「工人」这个职业为人们所称羡的经济原因，而且工人同时也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计划外，则对主要是从农村招聘的工人实行临时工制度v，他们的就业是没有完全保障的，类似于后来的农民工。这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时代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如我们在第十讲所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不合理的用工制度是当时工人造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到了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实行优化劳动组合vi，被「优化下来」的工人就处于待岗状态，城市工人的铁饭碗从此被打破。到1992年，开始实行劳动市场改革，以及九十年代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vii，不仅导致工人大量下岗，更进一步使他们进入失业者的行列。[133]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1992年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作为1988年〈企业法〉的实施细则，据说这样的「转换经营机制」是为了提高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但在当时（「六四」之后）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扩张党干部权力的背景下，加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结果，只是企业管理层权力的扩张，而企业工人却逐步丧失了参与企业管理和劳动报酬确定的权利。[134]这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如研究者所说，管理层权力扩张的结果，给管理层干部利用权力转移和侵吞国有资产提供了机会，结果导致许多国有企业濒于破产，这就是所谓企业的「空壳化」。[135]据统计，1995年全国30.2万家国有企业中有20.2%空壳化。[136]空壳化导致的企业破产，就必然导致大量工人下岗。这就意味著，管理层和相关权力者对国有资产的侵吞，是以大量工人的下岗为代价的。这也表明，九十年代权贵资本阶层与下岗工人群是同时产生的，是「六四体制」下企业改革的产物。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viii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当中有两条相关我们讨论的问题，一是「减员增效」ix，一是1爪大放小」减员增效」的直接结果是职工的大规模下岗，下岗人数到2004年已经有3，000万人之多。尽管这些下岗人员通常都会在体制外部门求得就业机会，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所享有的种种经济政治待遇，则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而「抓大放小」则意味著国有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完全变成私营企业，其原有职工或成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或下岗回家，他们原有的福利保障、经济政治待遇也同样完全丧失「这样，对工人而言，无论是减员增效的改革还是抓大放小的改革，都同样意味著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下沉」。[137]

1996年至1998年又完成了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完全转变为私营企业。原来的职工也同样或者成为私营企业雇工、或者下岗，并同时失去了原企业的集体福利。[138]

对下岗职工问题，我也有过这样的分析：「下岗职工」（这种称呼本身就是中国特色：中国人总是能够找到一些美妙的词语。例如「下岗职工」之类，来掩盖被剥夺劳动权利的血的事实）」，「人们经常用经济结构的调整来解释这一现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当然不能否认这一个方面」，[139]无论是「减员增效」，还是「抓大放小」，以至集体企业的私营化，从提高经济效率、调整经济结构上都有其客观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必须经历的阵痛。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必然是各个利益群体的相互博弈、协商、妥协的过程。

问题是，当时（「六四」之后）的中国政治体制是「一切由党说了算」，而党和政府完全站在强势群体（企业领导层）那边，作为企业弱势群体的工人，则被剥夺了发言权，也处于完全无组织的状态，「六四」之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全面取缔，对新闻媒体舆论的全面控制，都使得工人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途径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自身无力，又无外援，工人就只能任人宰割，根本没有参与博弈的权利与可能，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协商与妥协，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这样，工人不仅在下岗时只获取了极其低廉的补偿，而且在下岗后也没有得到（或极少得到）社会福利的保障。而我们知道，中国的工人在1949年后的国家建设中，是贡献很大、牺牲也很大的一个阶级——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低消费，高积累的富国强兵的工业化路线，这就意味著工人的劳动成果绝大部分都转化为国家和企业财富，而自身只得到了与其付出完全不相称的低微报酬，但毛泽东时代在工厂内部实行相对公平的职工福利、保险制度，这对工人的低工资而言多少是一个补偿。但到九十年代「六四体制」下的企业改革，却把凝聚著工人数十年血汗的企业财富转移到少数管理层干部手里，他们之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权贵资本阶层的成员，而工人原有的福利、保险却被剥夺殆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改革实际上是对工人的一次掠夺，据有关部门1999年对北京市1000名下岗职工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前后个人收入平均下降61.15%。[140]这就意味著，改革的利益为权贵资本阶层所掠取，而改革的风险、代价则完全转嫁到了工人身上。[141]

人们注意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改革是在空前「平静」的状态下完成的，而在通常的情况下，经济结构如此巨大的转型，是会伴随著激烈的利益博弈，以致社会动荡，但在中国「六四」之后极大强化的专制体制高压下，在「稳定压倒一切」、「发展就是一切」的既定方针下，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吧。这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中国在政治成本、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都极为低廉的情况下，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提高了经济效率，这是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却导致了中国社会急剧的两极分化，并且极大地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出现了「下岗工人」群体，使得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迅速边缘化，因而从根本上威胁、动摇著共和国的根基。现在，许多所谓「中国崛起」的辩护士著意强化前者，将其称之为「中国奇迹」，而有意忽视、掩饰后者，用经济的发展遮蔽政治、社会的危机，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著意遮蔽。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下岗工人群体也是代际继承的。社会学家的调查表明，「有生产和运输工人父亲的人，从生产和运输岗位上下岗待岗和失业待业的比例均很高（分别为42.1%和42.4%），就职于同类岗位者的比例也较高（26.0%）」。[142]这说明，工人的利益受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子女：他们最容易下岗，即使上岗，也很难向上流动。这和前面提及的「官二代」、「富二代」联系起来，就显示出中国的两极分化有逐渐凝固化的趋势，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我还注意到一点：下岗工人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即在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工厂的下乡知识青年。当年，特别是文革后期，进工厂当工人，是许多知青最为向往的（另一理想出路是当兵）。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许多知青和青工（主要是在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上享有优势家庭的子女）都进入大学，因而抓住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成为此后改革的受益者；而仍留在工厂当工人的知青（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出身于工人、农民和市民阶层）却最容易下岗、成了改革的利益受损者：1977年恢复高考，就这样决定了那一代许多人的命运。

（5）「失地农民」群体

毛泽东时代宣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农民一特别是农民中所谓「贫下中农」——被赋予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在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下，农民主要是为国家工业化作出牺牲的对象，并且终生被束缚在土地上。而「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的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入手，首先打破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民的束缚，解放了农民，于是农民在随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和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获得了较大利益，其经济地位较为提高，因此农民也成为邓小平改革的基本动力。

但中国农民和邓小平改革的「蜜月期」只有八年（1978-1986）。从1987年开始，首先，农业经济出现了明显滑坡趋势。统计数据表明，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同时下降，粮食在1999-2001这三年连续减产，农民收入趋于下降；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却逐渐加重。据统计，1993年以来，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负担（税），普遍超过10%，一些地方甚至超过25%。[143]还有这样的统计：「至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费总额达即59亿元，比1990年的469亿元增长1.89倍。其中，农业税收负担增长4.28倍，村级提留增长0.62倍，乡级统筹增长0.29倍，其他收入增长4.70倍，农民人均负担增长2.01倍，农民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大约上升到7-12%之间」。[144]

农民负担的加重有多方面原因，除了前面讨论的农民税收与不合理收费的大幅增长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为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而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同时就造成农村机构的日趋庞大。基层权力掌握者把他们的亲属和关系人大量转为非农业人口，使得基层权力的极度扩张，形成「红」（政府权力）「黑」（黑社会）「黄」（农村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错综复杂、尾大不掉的关系网与利益群体，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就在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投入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农民能够分享的公共资源逐年减少。例如，「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10.26%降至2001年的7.71%。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和其他社会保障」。[145]已经陷入经济贫困的农民却不得不承担高额的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这里有这样一组数字：「1999年，在全国5721.57万在校初中生中，农村学生占57.2%，而农村初中教育经费占全国初中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为47.8%，相差近10个百分点」。[146]财政预算内，城市和农村初中生人均经费的比例为1.67：1。[147]这就意味著经济收入远不如城市的农民却要承受远高于城市居民的教育负担。受教育机会的分配更是不平等。「有数据显示，2001年，与甘肃相比，北京本专各科高考录取分数线低24~72分」。[148]2000年实行「教育产业化」，大学本科收费涨幅高达50%。[149]其最后结果，就是限制、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到2001年为止，中国农村小学生能够考上大学的机会，只有15%」，「机率大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150]

对农民利益损害最大的，是对农民土地利益的抽汲。据统计，1996年到2001年，五年间全国耕地减少了4，335.5万亩，这些土地都转化为非农用地，并由此造成了大批「失地农民」。[151]和下岗工人一样，他们也处于完全无权维护自己的利益，任人宰割的地位。有调查表明，「失地农民所得补偿占土地市场价值的比例仅为10%~15%，集体得到了25%~30%，政府及其机构得到了60%~70%」。[152]而且，「这些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除了得到有限补偿外，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几乎没有从征地一方得到任何保证和安排，沦落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153]而且数量达5，000，万之多。[154]这样，每一次土地的征收，都成了权力对农民的掠夺，政府和相关官员、土地开发商则是受益者，这同样加剧了两极分化。

失地农民群体的出现，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和邓小平改革关系的变化：从1987年开始，农民逐渐从改革的受益者变成利益受损者，这就从另一方面抽空、动摇了改革的基础。

（6）农民工阶层

按社会学家的界定，「农民工指拥有农业户口xi、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155]我们已经说过，毛泽东对农民的基本控制手段是将其束缚在土地上。毛泽东熟读古书，他深知农民离开土地，成为「游民」，最容易造成社会的动乱，并直接威胁统治的安全。因此，他建立了不允许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xii，即使是人民公社时期创办社队企业，一些农民从事非农劳动，但他们收入的也不是工资，而是工分xiii，依然要回到生产队参与分配，而且基本上是「离土不离乡」xiv。在一些城市工厂里也有合同工xv，但真正来自农村的工人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多少有些不合法，具有短期性与临时性。到了大饥荒年代，政府更是严厉地打击「盲流」，同时又在农村不断打击「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严禁农民从事非农业活动。如此，农民工在毛泽东时代是绝没有发展空间的。

如我们一再说明，邓小平的改革是从「解放农民」为突破口的，这里自然也包括将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而随著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外资经济、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客观上产生了从农村吸收劳动力的要求，这就为农民工的出现，创造了物质和经济的条件。因此，八十年代初，在苏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最早在深圳，就陆续有了农民工。到1989年「第一次出现「民工潮」」。[156]在九十年代，农民工一方面成为「农村人口在目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均衡发展中寻求相对均衡的不二选择」，成为农民在农村日益衰败情况下，维持和改善家庭生活的最佳途径，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最有文化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以致有「有文化的人去务工，没有文化的人去务农」的说法，据调查，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具有初中文化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农村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157]另一方面，城市里的各类工厂企业，也发现这些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村廉价劳动力是他们降低劳动成本的最佳选择。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材料：在前面说到的「减员增效」的企业改革中，「很多企业裁减了学历较高，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均较低的城镇工人，由学历较低，但体能、外部技能和勤力性均较高的农村户籍者〔钱注：即农民工〕替代」[158]这样，两个方面的需求，都促成了农民工阶层的迅速发展与成熟，「仅仅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数量，既以从80年代中后期的三四千万人，发展到2003年的9900万人之众」。[159]之后几年又有急速的发展，据说已经高达近两亿人。[160]他们之中许多人已经长期扎根在城市、全家生活在城市，而以非农职业为生。城市的发展，以致居民的日常生活已经须臾难离农民工的劳动和工作，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被称为「新工人阶层」。[161]「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在产业工人中占57.5%，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37%」。[162]

从一个意义上看，「农民工」的出现，是对毛泽东时代以来长期束缚于土地的农民的解放，并因此成为提高农民生活的基本手段。这里有一组数字：4000年，农业对农民纯收入的负贡献高达-112%，其中种植业的负贡献为-229%，而〔出外打工的〕劳务报酬收入的正贡献却为167%」（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163]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农民工支撑了中国的农民家庭与农村社会。同时农民工也从在城市打工中获得了「流动资本」，即积累了经验和阅历，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知识，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164]这也就是农民工可以忍受在城市打工的一切痛苦，而绝不愿意回乡从事农业劳动的原因。

但农民工向上流动的机会又是极其有限的。这是因为农民工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时代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束缚，他们依然承受著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身分歧视。如研究者所说，「跟城镇正式工人相比，他们获得的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三同三不同」的地位」。[165]据统计「同样是从事非农劳动，拥有非农户口者平均工资是拥有农业户口者的1.78倍」。[166]农民工是纳税人，却基本排斥于当地政府的服务范围之外，「不能享受城镇「低保」〔钱注：最低生活保障〕以及社会保险（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167]子女也没有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他们更没有基本的公民权，没有组织权利，对政府决策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和企业对话的权利。[168]和城市下岗工人、农村失地农民一样，在邓小平的「六四体制」下，中国的农民工也没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和能力，只能默默忍受政治、精神歧视和超经济的剥削。

本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就需要不断从农村转移劳动力；而对农民「既解放，又束缚」的邓小平体制造就的农民工阶层，所提供的农村劳动力，既集中了农村最有活力的人才，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却又在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束缚下，处于绝对无权、可被任意宰割的地位。这样，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就获得了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绝对廉价、勤奋，而又有效率的劳动力，而且基本上民间并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博弈和反抗。正是建立在「低人权」基础上的「低成本」，成就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九十年代的迅猛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奇观」：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作出最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却成了这一发展的利益受损者，得益的依然是权贵资本阶层。

以上分析所谈到的新阶层、新群体，都是毛泽东时代所没有的，这些阶层与群体在八十年代或没有、或还处于萌芽状态。其所引起的社会各阶层地位、关系变化，与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既是我们所说的「六四体制」的产物，也表现了与「五七体制」不同的特点。这一切，主要发生在1992年到2001年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内。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它放在九十年代的时段内，它也确实构成了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

（二）一党专政体制之群众基础、阶级基础的变动

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毛泽东时代的「两大剥削阶级」和「两大劳动阶级」在邓小平的「六四体制」下，发生根本性的深刻变化：毛泽东所要消灭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发展成了「私营企业主阶层」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终于以「权贵资本阶层」的形态形成与成熟，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毛泽东视为依靠力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则出现了「失地农民」、「下岗工人」两个群体和具有农民身分的新工人——「农民工阶层」，这都标示著工人、农民经济、政治地位的边缘化。同时也意味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其主要受益者是权贵资本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工人、农民虽然从中也有获利（主要是生活的改善和一定的流动机会），但总体上却是利益受损者。也因此，邓小平的改革逐渐失去了工人和农民的支持。

这样的变动，造成了邓小平所坚持的「一党专政体制」和「改革开放」的合法性与群众基础、阶级基础产生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与相应的新的群众基础、阶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江泽民政权于2001年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就是摆脱危机的自觉努力。「三个代表」理论的核心是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理论；我曾在2001年写有一篇文章对这一理论的实际含义作了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一党专政和改革开放合法性的基础，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但同时又隐含一个「潜台词」：「生产力发展了就有了统治秩序的稳定，生产力不发展就会丧失权力」[169]—这样把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与权力联系起来，不顾长远利益的破坏性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其二，是强调「先进生产力」的三大要素：资本，管理与技术一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奉为指导思想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的一个背离；[170]那么，代表著三大要素的「资本投入者」（权贵资本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管理投入者」（权贵资本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知识精英阶层）和「技术投入者」（知识精英阶层），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既以「先进生产力代表」自任，那么，它就必然要代表这些「精英集团」也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欲求，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六四体制」）就找到了支持与维护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新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一旦如此，中国共产党也就彻底剥离了它「维护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利益」的外衣，变成了一个主要维护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管理精英与技术精英」的上层阶级利益的党。通俗地说，共产党由「穷人党」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人党」;也就是说，以「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质变」。[171]

但「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者又要掩盖此代表基础的质变，宣布自己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这就意味著，背离了工人、农民的利益，却又不允许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和组织（独立工会、农会），对于一切维护工人、农民利益的社会运动，都一律严禁与打压；这说明，其所要维护与强化的还是一党专政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认为「三个代表」理论是标志著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向社会民主党的转化」，这就过于一厢情愿了。还有人认为，中共的这一质变，有可能为实现他们的理想一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开辟道路，这同样是一个单相思。新的利益集团是绝不会放弃一党专制这一命根子的一他们深知自己统治基础的薄弱与不得人心，若离开了武力镇压与言论自由的剥夺，它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于是，我们发现了邓小平「六四体制」和毛泽东「五七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他们都是以「一党专政」为其核心与本质。然而，两者一党专政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却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时代，尽管事实上已经多方地损害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大体上还是保留了较多的「穷人党」传统，它的主要支持者还是中国的工人与农民；但现在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则是以新生的权贵资本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即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技术、管理精英为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此种一党专政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变动，显然是九十年代新阶层的出现、阶级关系与社会结构变动的反映，事实在先，因此执政党执政理念、方式的变动是必然的结果。我也因而将正式提出以「三个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2001年，作为「六四体制」最后定型的标志，作为我们「九十年代」历史叙述的结束。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在第十讲里曾经说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创造了一个不同于「十七年」的新的一党专政模式；在2001年那篇文章里，我又进一步总结出了「1949年以来半个多世纪曾经在中国实践过的三大统治模式」。[172]

所谓「十七年模式」（1949-1966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工人、农民与下层人民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一党专政；所谓「文革模式」（1966-1976），就是「以不断革命为中心，抛弃党的官僚和知识阶层，由领袖的个人独裁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而现在的「三个代表」模式（酝酿于1977-1991年，形成于1992-2001年），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权贵资本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即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为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的一党专政。统治的主要理念、路线和阶级基础、群众基础或有变化，但一党专政的本质则一以贯之。[173]

（三）「六四体制」的意识形态

我们说过，毛泽东的「五七体制」是旗帜鲜明地以「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为其意识形态，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从来都是充满自信的，但他的继承人，从邓小平开始就陷入了意识形态的困境。邓小平本人是没有理论兴趣的，他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并公开承认「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74]他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条：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说，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其实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党的领导」。这样，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非常明确地指向「维护党的绝对领导」。毛泽东时代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多少还能说是一种信仰，因此对党员、党干部，以至民众和知识分子，还具有某种精神吸引力；但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完全成了精神控制的手段，出现了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自称「先进思想的代表」，其实就是要把自己打扮成「当代活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这同样是维护党的新领袖对全党、全国思想控制的一个手段，实际要实行的，就是意识形态专政。于是，就有了要将「三个代表」理论「进入课堂，进入教材，进入学生头脑」的要求，人们很容易就联想起毛泽东时代的「洗脑」，这确实是一脉相承，但却越来越无效了。

因此，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理论、也没有信仰的时代，而且是一种从上到下（从既得利益集团到普通百姓，知识分子与青年）的全民无信仰状态，但是同时又依然把「主义」、「理论」「思想」、「信仰」喊得震耳欲聋。这种「无信仰」和「表演性」，就构成了九十年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特点。

当局真正倡导、并从上到下实际影响九十年代思想文化的，一是实用主义与实利主义，二是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失去了信仰、精神的追求、道德的约束，人的行为就只剩下了利益驱动。我们说过，毛泽东时代有「为了崇高的理想，什么事都可以做」的「革命逻辑」，因而导致了许多滥杀无辜的罪行；九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又盛行著「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可以做」的「趋利逻辑」，同样导致了不择手段地谋害他人生命的罪行。看似两个极端，从精神至上到物欲横流，但实际上都是对人性恶的诱发，抑善而扬恶，形成对国民精神的极大伤害。

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传播媒体的控制与利用，和大众文化相结合，也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特点。这在用各种形式推销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文化这一点上，尤为突出。铺天盖地的广告，各种类型的疯狂演出，一方面粉饰太平，一方面将全民的注意力引向超前享受，无节制的现在欢乐，完全压抑了人们的精神追求与思考力。正是这样的弥漫中国的世纪末的狂欢中，淹没了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的痛苦的呻吟声，也扼杀了清醒、独立的批判声音。当局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此种「坚持主义」为表，「实利、实用与消费」为里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构成了「六四体制」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与特点。[175]

（四）「六四体制」的全球化背景

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实行「锁国」政策，处于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仅留有限的贸易关系；但另一方面，在「国际主义」旗帜下，先是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在中苏论战之后又试图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如我们前面所说，毛泽东离世前，于1975年亲自打开了中国向西方世界开放的大门，恢复和改善了中美关系。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遗产，使八十年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外资与合资企业第一次获得合法地位——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毛泽东早在1965年就提过「允许日本在中国办工厂」的设想，但像八十年代这样首先引入华人资本、进而引进西方资本并专门设置「特区」，却是邓小平的发展与创造。在「六四」以后，最初由于西方的经济封锁，外资引入一度受挫，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外资的流入就更具规模。外资企业与合资企业在中国工业发展总体格局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事实上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或许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事实上实现了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体制为主体的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随著跨国公司向全球所有地区、国家，经济的渗透，人类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而中国的执政者也越来越自觉地以「融入世界」作为执政的基本理念与追求，特别是2001年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更是大踏步地进入了全球化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一切国内问题都是全球问题，反过来说，一切全球问题也都会成为中国问题。这是和毛泽东时代「关起门来，无法无天，自说自话，自行其事」完全不同的。尽管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坚持的还是中国式极权体制，但也必须具有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甚至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新特点。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事情，只有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才能得到科学的认识和说明。这也是「六四体制」不同于「五七体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极权体制与西方世界的相依相存。由于中国党和政府对工人、农民的公民权利的全面剥夺，就使得中国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最好场所、最佳的「世界工厂」：不但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且没有工会、农会的监督以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制约，这在全世界是罕见的，外国资本家只要贿赂了中国官员，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残酷剥削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国内绝不敢施行的野蛮管理却可以在中国畅行无阻。我曾经说过：这真是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的耻辱，中国共产党当年依靠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反抗中外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起家，现在却利用手中的权力严禁工人、农民的反抗运动，主动为国内外资本家的超经济剥削扫清道路，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变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权贵资本阶层是具有某种买办性的。[176]

这也就必然形成了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资争相涌入中国，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新的巨大推动力，以致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完全离不开外国资本的投资；而廉价的中国商品也大量进入西方市场，并依靠以低人权为代价获得的低成本，赢得了可观利润，同时也冲击了西方的劳动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广大的市场，更对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跨国公司大量将投资转移到中国，也同时影响了西方的劳动市场。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关系中，真正获利者是中国权贵资本阶层和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资产阶级，而中国自身与西方的劳动者都是利益受损者：中国工人虽然获得了就业机会，但却忍受著超经济的剥削，西方企业的工人却因此可能失去就业机会。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必然形成政治上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中国极权体制的稳定带来中国社会的稳定，这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需要的：美国要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来支撑；而中国的极权体制也需要依靠西方，特别是美国来支撑，以作为自身稳定的外部条件。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相互承诺：中国公开宣布「绝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则把中国视为「利益攸关方」。这也就在实际上宣布：东方最大的极权国家与西方最大的霸权（这意味著一种世界极权）国家，成了「利益攸关者」。这就意味著，中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世界默许和认可，中国也事实上参与了美国所领导的世界新格局、新秩序构建，并成为其重要成员。

当然，也还有相互冲突、制约的一面。在苏联、东欧瓦解，并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民主体制之后，中国成了为数不多的极权国家中的大国，面对这样一个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上完全不同于己因而难以信任、有著太多不确定因素、多少有些不可捉摸，但却在经济、军事上日益强大的中国，西方政府、政党、以致民众普遍有一种不安全感，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体制的改变上，这自然不为中国极权体制所接受。这正是中国与西方在国家利益冲突背后，更为实质的意识形态与体制的冲突。但它其实又是服从于前面所分析的相互依存的根本利益，因此，双方都把冲突掌握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制约。有意思的是，双方分别打著「人权」牌（西方对中国政府）和「主权」牌（中国政府对西方政府与舆论），但只是打牌而已，并不真正看重人权或主权，目的是最后取得「双赢」。一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看不清这一点，或希望依靠西方的支持争取民主，或希望依靠中国政府维护国家、民族利益，都是一厢情愿。西方和中国政府双方之间实际关系，就是一种相互利用与制约，具有极强的功利性，意识形态的分歧，是服从于党和国家与资本利益的。我曾经说过，中国如果再发生「六四」那样的反抗和镇压，西方世界是绝不可能再对中国政府实行全面制裁的；而中国政府在拒绝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与体制的同时，又毫无障碍地接受了西方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被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腐朽的意识形态」。

当然，也要看到，国际的制约也会使中国当局在对国内思想、文化的控制上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打开国门以后，就无法禁止国际范围的思想、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以及其反过来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极权统治者再也不可能「无法无天」、完全无视国内外的舆论监督。要回到毛泽东闭关自守时代那样几乎无缝隙的密封式控制，已经不可能了。

以上几个方面：新的阶层、利益群体的形成，一党专政阶级基础的变化，意识形态的新特点，国际背景的新特点，就构成了「六四体制」的基本内涵与特点。这是在「六四」之后所建立的「稳定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新秩序的产物，是全面贯彻「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的邓小平路线（这是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路线的坚持与发展）的结果，它由邓小平所创建，又在江泽民时代得到全面实现和完善，并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六四体制」本身的有限性与脆弱性，它的每一个特点都会引发巨大的矛盾与危机：「新的阶层、利益群体的出现」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引发了日趋剧烈的阶层矛盾和冲突；「一党专政阶级基础的变化」，必然使党成为阶层矛盾、社会冲突的焦点，并丧失了原有的合法性；「以「主义」为表，实利主义、消费主义为里的意识形态」不但使党失去对内对外的思想凝聚力，而且引发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与精神危机厂国际背景的新特点」则使中国的极权统治处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中，受到多方面的制约。所有这一切，都会极大地削弱一党专政的统治力量，体制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存在许多缝隙，民间思想与力量也就获得了某些发展空间，「五七体制」下的「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毛泽东时代已经很难再现，从「五七体制」到「六四体制」，其总体发展趋势，是一个一党专政统治逐渐弱化，制约、反抗力量逐渐增长的过程。历史毕竟在发展与前进。

五、闪光一现：1998年的「北京之春」

这一讲已经拖得很长，但我们还是要讲一个发生在这段历史后期的「闪光一现」的事件一正是因为存在著刻意遗忘和遮蔽，我们就应该将其留存于历史叙述里，那怕只是简要的一笔。

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六四体制」构建、完善的十多年间（1989-2001），也正是中国民间社会运动被打压而沉寂时期，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内在的联系。但沉寂中仍有微响——如毛泽东时代经常说的那样，「人还在，心不死」，民间社会运动之根深藏在人心、民心之中，一有机会，就会破土而出。前面提到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民间纪念活动，虽然还构不成我们所讨论的民间社会运动，但「死水微澜」里还是显示了人心所向——追求民主、自由，要求宪法赋予的权利的火种随时都可能复燃。

1997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承诺将进一步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们在前一讲已有介绍的1978-1980年社会民主运动的主要骨干、时已释放出狱的徐文立敏锐地抓住这一时机，和另一位骨干分子秦永敏（1953-）联合，发表了〈告全国工人同胞书〉，号召成立自由的独立工会（中共已签署的前一个公约中有相应的条款），以捍卫中国工人，尤其是下岗工人的利益，由此打破了国内民间社会民主运动近十年的沉寂，引起各方震动。

这里，有三点颇值得注意。首先，号召成立「自由的独立工会」，这是对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自觉承接和呼应。我曾在一篇题为〈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的文章里指出，「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是贯穿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根红线，是运动的基本要求，被认为是迫在眉睫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和突破口」，特别是继「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之后，北京知识分子、工人也成立了「自治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运动后期还成立了「首都各届联合会」，「群众自治组织的出现，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必须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177]而这也正是当局所最害怕的：「六四」最后的大屠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中国出现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各阶层群众自由、独立的组织。十年之后，「成立自由的独立工会」任务被再次提出，正是表明，这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绕不过去的历史课题，不管阻力多大，它总会不断地提出。其二，1997年重提成立独立工会，又是新的时代要求：它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九十年代出现大批下岗工人，这一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的直接反应，这是工人阶级在「六四体制」中被全面边缘化的情势下，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利益的自觉努力，意义自然十分重大。其三，时机选择在中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也是我们前面讨论到的「九十年代中国问题成为国际问题一部分」这一时代新特点的反映。

1997年末，徐文立和秦永敏又进一步采取行动，分别以《人权观察》和《公民论坛》的名义，向当局要求注册为合法工会。在要求未果的情况下，于1998年初，由秦永敏出面编发非正式的《人权观察》，不定期地向国内外报导中国大陆最新人权和民间社会民主运动的信息。与此同时，徐文立还利用在大陆刚刚兴起的互联网新技术，开辟了「空中民主墙」一这是以后在二十一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网络民主运动的先声，是一个伟大的开创。正是「网络民主墙」，使长期僵滞的大陆民间社会民主运动得以启动，各自分散的资源得以重组，并日趋转向活跃。北京、四川、贵州、河南、湖北、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上海、浙江等12个省、市纷纷成立各种民间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徐文立又因势利导，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公开，理性，和平即非理性」的斗争方略，以半公开的方式，极力推动大陆民间社会民主运动的统合与发展——这就是1998年中国大陆悄然升温的民主之春，又称为「北京之春」。[178]

1998年6月，徐文立被国内55名民间社会民主运动参与者推举为国内政治反动派代表，要求与准备来华访问的美国克林顿（Bill Clinton，又译柯林顿，1946-，美国）总统会面。7月，浙江发生了震动国内外的「七一〇」组党案，王有才（1966-，北京大学毕业生，天安门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等民间社会民主运动骨干，因申请组织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分部筹委会而悉数被捕，一时舆论哗然，科学史家许良英（1920-）、胡耀邦秘书林牧（1927-2006）等著名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派代表发表了〈呼吁释放王有才的公开信〉。10月，徐文立与京津地区的民间民主运动骨干又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党京津分部，并出任分部主席。前述12个省、市也纷纷成立民主党分部——此种全国范围的公开「组党运动」，是1949年建国以来第一次，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的正面冲击和公开挑战。

中共当局自然绝对不能容忍。11月29日，徐文立再次被捕；11月30日，秦永敏也遭逮捕。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李鹏（1928-）文章，公开表示「绝不允许出现反对党」，「旨在导向多党制，而且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不允许的」。[179]12月18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会「上，宣布要「始终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180]

但反抗并没有因此停息。1998年12月27日上午，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王有才时，数百名群众围观抗议，包括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学生，杭州工人、市民、下岗人员、全国各地的民主党成员。一位名叫任兵（生平不详）的下岗女工还举著「抗议」的横标。[181]事实上，在1998年对民主党公开弹压之后，民间组党建社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息过，只是总是很快就遭秘密逮捕，难于为外界所知罢了。

这都是历史，是中国民间民主运动中不可抹杀的一页。

江泽民政权因此而如惊弓之鸟，又于1999年发动了对4去轮功」的镇压。法轮功本来并不是民间反抗运动，而是半宗教性质的民间组织[182]。它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对底层民众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而且都与前述九十年代社会结构的大变动直接相关。首先是大批城市下岗工人组成了庞大的城市贫困市民群，他们因下岗而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不享受任何社会福利，看病困难成了一个有关基本生存的大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法轮功的健身功能，对于医药无门的底层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二，法轮功还为其信徒提供了相互往来、交流的机会，这正是被排斥在单位、社会之外的下岗职工与无人过问的老年人所渴望的。其三，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三大理念，更是为陷入极度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底层民众提供了精神的支撑：「真」与「善」坚守了人性的基本底线，对前面讲到的物欲横流的世风是一个有力的抵制；而。忍」字则道尽了人世的艰辛，最容易引起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的共鸣。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些自称的启蒙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为我们眼中的启蒙对象提供任何精神的力量，倒是法轮功的「三字诀」以老百姓最能接受的方式让他们获得了精神的庇护。因此，法轮功及类似的各种气功组织，在九十年代盛行于中国民间社会，并有逐渐向中、上层社会渗透的趋势，绝不是偶然的，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我们所说的「六四体制」所造成的底层民众的生存、精神困境与挣扎，是九十年代典型的民间思想、文化现象。它和同时期以及以后不断发展的民间宗教，都很值得我们注意。

法轮功从众多的气功组织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是它的组织性。有意思的是，后来在所谓「清查法轮功」运动中，人们才发现，法轮功的各级领导层的成员和骨干，有许多是中共的党干部和党员，他们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来组织法轮功的，结果如江泽民所描述：「人不知、鬼不晓，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口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183]而江泽民尤感震惊的是，「对这种已形成为全国性组织，涉及相当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却迟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184]这样具有巨大组织力、而党又不能控制的民间组织，使得江泽民政权要视为心腹之患而必欲灭之，是其坚持一党专政逻辑的必然结果。1999年夏天所发动的大规模、不择手段的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是「六四体制」本质的大暴露：它表明，一党专政的体制，为了使党成为「唯一者」，是随时准备对民众行使「镇压之权」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四」之后，1989-1999年这十年苦心经营而形成的新既得利益群体，特别是权贵资本阶层，依附于他们的各级官僚，以及为数并不少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都积极地参与「清查法轮功」这场实际上将矛头指向以底层民众（特别是下岗职工）为主体的城乡贫民群体的大镇压。

历史的辩证法在于，江泽民政权镇压法轮功，对底层民众如此下手，不仅使其民心丧尽，更将法轮功成员及其同情者「逼上粱山」：本来并不具有政治色彩的法轮功组织，从此走上了政治抗争的道路，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反抗运动，这大概是镇压者所未曾料及的。

本来，在一个世纪就要结束、新的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是实行民族和解的大好时机。但1998年对组织独立工会、政党运动的镇压，1999年对法轮功的大清洗，却使得九十年代的中国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结束在一片杀伐之声中，这大概也是一切善良的人们料所未及的。

编注

1. 南巡讲话：指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广州、上海时发表的重要谈话，当时称「南巡讲话」，后官方改称「视察南方谈话」。

2.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开始对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改造为公私合营经济或国有经济，1956年宣布改造基本完成。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第一次会议中通过，该会议1988年3月25日-4月13日于北京召开。

4. 固定工制度：固定工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在国家劳动计划之内，经由各级劳动人事部门正式分配、安排和吸收录用的职工。固定工不规定工作年限，一般不得辞退，一分配即定终身，并享有国家法令所给的福利待遇。

5. 临时工制度：「临时工」是和「固定工」相对的，大多来自农村，没有终身就业的保障，也不能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

6. 优化劳动组合：此优化劳动理论讲求劳动力的配置合理化，以便提高劳动效率。其实行的结果，导致大量工人「下岗」。

7. 全员劳动合同制：1986年7月公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其中招用的职工称为「合同制工人」，亦是在国家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的常年性工人，他们与固定工享受同等的劳动、工作、学习、社会福利等待遇。但自九十年代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后，固定工和劳动合同制工人一样，都必须与受雇企业签定劳动合约。

8.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995年9月25日-28日于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1996年起展开「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

9. 减员增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有关研究表明，大型国有企业的亏损额最大，但其亏损面最小，亏损率最低；反之，中小型企业的亏损额较小，但亏损面大，亏损率高，于是政府进行「放大抓小」的改革，意即「搞好大型企业，放活小型企业」。搞好大型企业的措施就包括「增员减效」，「增员减效」最后造成大规模的下岗。所谓放活小型企业则是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意即改革小型企业的产权结构和经营机制，使其产生新的活力。

10. 抓大放小：指公有产权的转让，把原来的国有小型企业以及集体企业改变成非公有制企业，于九十年代启动。被改制企业的职工，或被买主接收成为私营企业雇员，或下岗成为失业人口。

11. 农业户口：起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当时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农业户口指靠自己生产口粮的农业人口。

12. 户籍制度：其特点为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当中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个人试图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工作，皆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而至省外工作则需有六种许可证。离开本人户口所在地的人，没有粮食配额、单位住房、公费医疗。

13. 工分：工分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普遍采用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一般由生产队组织，社员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进行劳动并取得报酬。「工分制」以潜在劳动能力为依据，根据性别、年龄为每一个社员指定一个工分标准，按工作天数记录工分数，年底根据每个人的工分数进行分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废止农村的评工记分。

14. 离土不离乡：为因应农民无法伴随工业化的过程进入城市的困难，改由鼓励农民在农田上发展工业，提出「离土不离乡」的模式。

15. 合同工：自1956年来出现于中国的一种类似临时工的用工形式人们普遍把季节工、临时工统称为「合同工」。其身分多半为外来农村户口，称为「农民合同工」，而非「农民合同制工人」。外地农民合同工虽享有所签合同中的工资待遇，但其身为农村户口，没有用工档案，不适用于离退休待遇规定，而他们在都市工作时用的是「暂住证」而不是常住户口，因此不能享有失业保险、退休养老保险、住房基金等待遇福利，雇用企业也无义务为合同工缴纳失业保险费、退休养老保险费和住房基金。在台湾的语境中指「契约工」。

16. 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会：2008年11月7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1]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页16。

[2]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6。

[3]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39。

[4]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6-17。

[5]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7。

[6]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8。

[7]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7。

[8] 据统计，《毛泽东传》首版发行5万册，《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首版发行5万册，《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首版发行7万册，《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首版发行均在10万册；此外，《毛泽东》首版发行25万册（一说28万册），三次印刷达55万册，《晚年毛泽东》两次印刷发行7万册，《生活中的毛泽东》首版发行6万5，000册，《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版）首版发行8万册，《毛泽东逸闻录》首版发行10万册，《毛泽东家世》首版发行5万册，《领袖泪》首版三次印刷发行26万册等。这样的发行量相比今天的畅销书发行量不算什么，但在当年图书市场非常疲软的情况下，则相当突出。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24-25、46。

[9] 转引自〈写在前面的话：毛泽东重回人间的震撼〉，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序言，页1-2。

[10] 转引自〈写在前面的话：毛泽东重回人间的震撼〉，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序言，页3。

[11]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21。

[12] 林涛：〈「毛泽东热」透视〉，《新世纪》周刊第13期（1990年6月出版）。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50。

[13] 《中国青年报》报导：〈中国「领袖热」〉（1990年），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77。

[14] 林涛：〈「毛泽东热」透视〉，《新世纪》周刊第13期（1990年6月出版）。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50-51。

[15]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33。

[16] 陈晋：〈我看「毛泽东热」〉，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21。

[17]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39。

[18] 林涛：〈「毛泽东热」透视〉，《新世纪》周刊第13期（1990年6月出版）。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46。

[19] 〈中国人大师生座谈「寻找毛泽东」〉，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58。

[20] 〈首都青年学者、博士生讨论「毛泽东热」〉，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11。

[21] 〈首都青年学者、博士生讨论「毛泽东热」〉，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14。

[22] 〈首都青年学者、博士生讨论「毛泽东热」〉，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14。

[23]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15。

[24]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主编王延中在座谈会的发言，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17。

[25]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主编王延中在座谈会的发言，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20。

[26]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主编王延中在座谈会的发言，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20。

[27] 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主编王延中在座谈会的发言，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17-121。

[28] 《北京青年报》载：〈寻找毛泽东什么？〉，该文为1990年3月20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之「毛泽东思想研讨会」情况介绍。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63。

[29] 北大哲学系学生辛鸣在「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座谈会上的发言」（1989年12月13日召开），载《大学生》1990年第2期。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87-88。

[30] 林涛：〈「毛泽东热」透视〉，《新世纪》周刊第13期（1990年6月出版）。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46。

[31] 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43。

[32] 〈中国人大师生座谈「寻找毛泽东」〉，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57。

[33] 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程仁华的发言，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109。

[34] 徐文秀对毛泽东热的评介，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75。

[35] 〈中国人大师生座谈「寻找毛泽东」〉，转引自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页61。

[36] 参看钱理群：〈未名湖畔的老人——悼吴组细先生，并悼北大〉（1994年10月1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507。

[37] 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008）》，页493。

[38] 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493-494。

[39] 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494。

[40] 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494。

[41] 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494-495。这恐怕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想法。《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开放中的变迁〉里就明确指出：「历史轮回所告诉当代人的，决不是应该毫不保留地重返资本主义文明，而是要超越一百多年以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对立」，「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开放社会，和社会主义一样，并不是人类社会演化之终极》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至今尚未完成。一个开放的，稳定的理性社会也许只有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极震动中吸取教训后才能出现」。「中国学者必须为当代批判意识的重建去承担自己应有责任」。见〈导言：寻找历史之路〉，《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页18-20。

[42] 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495。

[43] 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1995年5月19白），《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496-497。

[44] 以上所引自〈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的内容，于1995年写于韩国汉城（今称首尔），本是为韩国部分左翼知识分子作的一次讲演准备的讲稿，后未发表，1999年12月按原文重录入计算机，后作为「附录」收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

[45] 详参：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6] 萧延中：〈出版后记〉，《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页356。

[47] 见钱理群：〈为什么要研究毛泽东，打算怎样研究毛泽东〉，电子稿。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一生投入于中国革命的美国人李敦白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也有这样的反省：「我们当初所选择的构筑乌托邦世界的方法，一开始就已经埋藏了毁灭的种子；我们当初所设想之计划的原罪，在于一开始就认定要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民主，就一定要利用「镇压」来对付一小撮的阶级敌人」。而「十全十美的民主」这样动人的承诺，便诱使原本善良的人们加入了镇压的行列」。李敦白、雅玛达•伯纳著，林瑞唐译：《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页2。

[48] 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484。

[49]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1937年12月21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620-621。

[5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827。

[51] 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1928年4月4日），《鲁迅全集》第4卷，页84。

[52] 后来我对防止「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问题有进一步的思考，对1995年的反思又作了反思：「是的，我们必须吸取将"彼岸理想此岸化 I的教训；但是，我们能因此放弃对"乌托邦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吗？是的，我们要反对将人「非动物化」和「非个人化」的思想改造」；但我们又能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人仅仅看成是动物性的，纯个人的存在吗？是的，我们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宗教化；但我们能从根本上抛弃马克思主义吗？是的，我们反对人民崇拜」；但我们又能鄙视人民，漠视他们的利益，完全脱离普通老百姓吗？是的，我们反对将斗争绝对化，但人受了压迫，为什么不能反抗？难道反对国内阶级压迫与剥削，就是「破坏稳定」，反抗国际强权，就是恐怖主义」吗？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问题。比如，在历史的再认识、再考察中，我们如何认识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的革命思潮及其实践？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等等」。见钱理群：《我的回顾与反思——在北大的最后一门课》（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页221-222。

[53] 以上讨论，均见〈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年月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481-498。

[54] 在时事社被取缔以后，我把学生送给我的这份刊物保存起来，并将这篇发刊词收入我编辑的《走近北大》一书，算是我的默默纪念。《时事》编辑部：〈寻找真北大的声音〉，钱理群主编：《走近北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页282-284。

[55] 指每天奔走于「寝室」——「教室」、「图书馆」——「食堂」三点之间的直线单调的读书生活。

[56] 〈大学的兴盛和文化重建〉，转引自钱理群：〈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学的历史记事〉，《我的精神自传一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417。

[57] 钱理群：〈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学的历史记事〉，《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418。

[58] 钱理群：〈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学的历史记事〉，《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415、418。

[59] 《中国雪崩》，转引自钱理群：〈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学的历史记事〉，《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416。

[60] 《我说中国学术界的现状与出路》，转引自钱理群：〈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学的历史记事〉，《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页416。

[61] 钱理群：〈寻求精神支持——《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及其他》（二）（1997年4月27日），《走进当代的鲁迅》，页323。

[62] 参看钱理群：〈另一种民间纪念——《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序〉，《论北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204。

[63] 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64] 李慎之：〈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页2。

[65] 李慎之：〈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页1。

[66] 李慎之：〈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页5。参看杨继绳：《灿烂的夕阳——悼李慎之》，《怀念李慎之》，自印本。

[67] 关于这场由北大百周年校庆引发的论争，可参看李蔚新：〈9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复兴〉，文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夏季号。

[68] 江泽民：〈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1998年5月4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页121-126。

[69] 一位社会学系的学生曾以北大百周年校庆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写了一篇毕业论文，因为要经过体制内的答辩，自然不可能写入我们的民间纪念活动；但这位学生却执意要将这篇论文送给我，或许是要藉此弥补他的某种遗憾吧。我们都相信，1998年前后的民间纪念迟早是要进入北大的校史的。

[70] 参看钱理群：〈另一种民间纪念——《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序〉，收录于钱理群编：《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后又收录于钱理群：《论北大》。

[71]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1934年9月25日），《鲁迅全集》第6卷，页122。

[72] 这次讲课的讲稿后来整理成了《话说周氏兄弟》一书，在该书的〈后记〉里谈到了听课的情景「因为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不得不一再地改换教室，直至全校最大的可容三百多人的阶梯教室，有时还有学生要站着听课。听课的人远远超过了中文系的范围，包括了许多外系（甚至理科）的学生，进修教师，更有不少外校的有工作单位、无工作单位的旁听者。这样的听课热情八十年代中后期有过，在九十年代却是久违了的。这或许传递了时代氛围的某些变化的某种信息」。钱理群：〈后记〉，《话说周氏兄弟》（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页304。

[73] 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页159。

[74] 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页306。

[75] 参看钱理群：〈说「食人」——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一〉（1997年11月11日、18日讲），《话说周氏兄弟》，页157-178。

[76] 参看钱理群：〈谈「做梦」——「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二〉（1997年11月11日、18日讲），《话说周氏兄弟》，页179-197。

[77] 参看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1926年7月12日-8月16日作），《鲁迅全集》第3卷，页346。

[78] 参看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逃名》（1935年9月5日），《鲁迅全集》第6卷，页409。

[79] 参看鲁迅：《伪自由书•推背图》（1933年4月6日），《鲁迅全集》第5卷，页97。

[80] 参看钱理群：〈论「演戏」一「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三〉（1997年11月18日、11月25日讲），《话说周氏兄弟》，页198-233。

[81] 钱理群：〈析「主与奴」（上）——「改造国民性」思想之四〉（1997年11月25日讲），《话说周氏兄弟》，页234-248。

[82] 参看：〈「大批判」纪实（1999年8月-2000年12月）〉，《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78-113。

[83]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页183。

[84] 「两把刀子」是毛泽东在1965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强调中国不能丢」。详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页321-322。

[85] 以上材料转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491、493。

[86] 在听了我的讲课以后，一位台湾学生曾来信提出她的困惑，其中一点即是「始终无法理解毛一次次政策与实践出现巨大落差后，人民怎么继续被吸引？」我在给她的回信里，说了这样一段话：「建国60年来是出现过三次大的危机的：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文革造成的大破坏；六四造成的信任危机。而实际情况也并非你说的「人民继续被吸引」，事实上每一次危机后，都有因对根本体制的怀疑而引起的民间反抗。〔……〕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以致今天人们（包括你在内）都已经不知道这些确实有过的反抗》这是硬」的一手。当局同时还有「软」的一手：一是对人民作出让步，〔……〕另一方面，就是提出一个多少反映了老百姓要求的新的目标，例如在饥荒年代借着外国的封锁而提出自力更生」，高举维护民族独立的旗帜；在文革结束以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新目标；在六四以后提出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些都是符合民意的，至少向老百姓表明，毛泽东、共产党虽然犯了错误，但他们还是愿意改正的。〔……〕在中国只有一个党，而完全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共产党始终是唯一者，而不可能有任何力量取代。……这样，在更根本的、也更彻底的反抗被镇压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就只能采取支持共产党自己改革的态度，这就容易给人（包括你）一个「人民继续被吸引 I的印象，其实是有很多无奈的」。见钱理群：〈和台湾学生的一封通信〉，载《思想》第15期（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0），页265-266。

[87] 这一点，江泽民做得十分露骨，引起了普遍不满；胡锦涛在2009年的国庆游行中推出自己的「方阵」，在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的开幕式上都着意突出个人，其实也是在强「核心地位」。

[88] 参看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509。

[89]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4。

[90] 参看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510。

[91] 我这里使用的是社会学上的「阶层」概念，这也是当下中国大陆学术界普遍运用的概念；而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左翼政治经济学上的「阶级」概念〃阶级」的概念，在毛泽东时代强调的是「区分敌我」，「区分依靠、团结、打击对象」，在实际政治中会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我们选择了「阶层」这一相对中立的概念，但也并不忽视、回避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92]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510。

[93] 从下文的引述看来，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基本上是用「阶级」的概念（「「特权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等），也有用「阶层」的概念（「新兴官僚统治阶层」、「特权阶层」等），两个概念是重合的。

[94] 向承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星火》第1期，油印稿。收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页34。

[95] 据统计，1957-1962年，受到清理、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有433万人，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册），页1043-1044。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65。在文革中，全国脱产干部中有17.5%，近300万人被立案审查，据魏宏文主编：《国史纪事本末•「文化大革命」时期》，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66。

[96] 「倒卖」是大陆习惯用语，台湾叫「转卖」。

[97] 转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513。

[98] 孙立平：〈中国正在加速走向社会溃败〉（2010年4月1日发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中华网：http://dubdiinacom/clata/threacl/l638757/2713/17/51/6_lhtml。

[99] 以上讨论参看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512-514。

[100] 参看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本文原刊载于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电子报第1254期。但该网站上目前本文刊载不全，故转引学术批评网，2011年7月27日取自：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cl=94l2&type=1002。

[101]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页3。

[102] 参看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103] 据孙立平分析，「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和企业化」的主要表现有几个方面：1/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的经营活动」；2/利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个人的经济收入」；3/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4/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针，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参看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147-169。

[104] 参看温铁军：〈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

[105] 海耶（Eric Hyer）：〈中国的军火商：指令利润〉（China、s Arm Merchants： Profitsin《中国季刊》1992年12月第132期，页1101-1118。转引自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页443。

[106] 李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财经》2004年3、4期合刊。转引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页522。

[107] 转引自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下），页787。

[108] 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39。

[109] 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39。

[110] 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40。

[111] 以上数据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241-243、245、257-258。

[112]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258。

[113]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247。

[114]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249。

[115]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51。

[11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253。

[117]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249。

[118] 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263-265。

[119] 主要指近现代从西方传入的现代文化知识，其中包括科学、民主等现代观念。

[120] 以上分析详见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40。

[121] 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45。

[122] 参看李陀：〈序言〉，《七十年代》，页xiv-xv。

[123] 据社会学家的分析〃中间阶层」具有以下特征：（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2）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3）所从事的职业有较高的市场回报。（4）具有一定职业权力。（5）收入和财富在社会属于中等水平。（6）具有购私产房、私人汽车、定期旅行休假等消费能力和相应的生活方式。（7）对社会公共事物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参看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270-271。

[124] 据《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的分析，中国中间阶层主要来源，除干部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外，还有小业主、小商贩，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就业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和白领员工。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277-279。

[125]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中心》，页148。

[126]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标志性代表作是：1998年李慎之为刘军宁所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写的序言：〈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1997年《天涯》第5期发表的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

[127] 以上概括性介绍，参看杨继绳：〈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8章第3节，页539-557。

[128] 钱理群：〈科学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页21。

[129] 钱理群：〈2005年小结〉（2006年1月12日-15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268。

[130] 钱理群：〈2005年小结〉（2006年1月12日-15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269。

[131] 钱理群：〈2005年小结〉（2006年1月12日-15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268。

[132] 以上分析原以〈拒绝遗忘，科学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第一步〉为题，后以〈科学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为题，收录于：《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页21-34。但以上引文，凡引自《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一书者，在《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中则全部被删去，后又补录于〈2005年小结〉一文，收录于：《知我者谓我心忧一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267-269。

[133] 以上材料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03。

[134] 游正林：《内部分化与流动——家国有企业的二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冯同庆：《中国工人的命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4-95。

[135]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5。

[136] 吴敬琏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页26-27。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5。

[137]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6。

[138] 以上有关下岗职工的材料均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4-96。

[139] 参看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41。

[140] 转引自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页67。

[141] 参看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41。

[142]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05。

[143] 以上材料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3-94。

[144] 赵云旗：〈中国当代农民负担问题研究（1949-200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页100。

[145]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4。

[14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1。

[147] 吴刚：〈教育与社会再转型期的关系形态〉，载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2辑（上海：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1。

[148] 吴刚：〈教育与社会再转型期的关系形态〉，载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2辑。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1。

[149] 吴刚：〈教育与社会再转型期的关系形态〉，载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2辑。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2。

[150] 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2。

[151]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4。

[152] 〈农民因土地的低价征用将损失的3万亿走向〉，http://www.ccrs.org.cn，2003年9月11日。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4。

[153]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4。

[154]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18。

[155]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07-308。

[15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21。

[157]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11。

[158]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04。

[159]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21。

[160] 据李昌平：〈九十年代三农政策基本错误〉（2008年1月6日发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cn/article/2008/0106/article/8748.html。

[161]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36。

[162] 以上材料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09。

[163] 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进城〉，载李培林主编：《农民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22。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14。

[164]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12。

[165]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16。

[16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17。

[167]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16。

[168]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316-317。

[169] 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52。

[170]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不是没有问题，主要是将劳动创造价值绝对化，以致唯一化；但如果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以致否定劳动、体力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作用和地位，就会出现分配不公的问题。

[171] 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52。

[172] 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56。

[173] 参看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56。

[174]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页137。

[175] 参看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47-151。

[176] 参看钱理群：〈酷夏忧思录〉（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143。

[177] 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2009年在大陆知识分子纪念「六四」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未公开发表。

[178] 参看金枫：〈1998：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被镇压纪实〉，《北京之春》1999年第4期。

[179] 转引自金枫：〈1998：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被镇压纪实〉，《北京之春》1999年第4期。

[180] 江泽民：〈二十年来我们党的主要历史经验〉（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页260。

[181] 以上关于「北京之春」与「组党运动」的叙述均转引自杜应国自传《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未刊稿），以及金枫：〈1998：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被镇压纪实〉。

[182] 对法轮功组织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个人对其气功理念与某些行为方式，都持保留态度。这里仅是将其作为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现象来作讨论。

[183] 江泽民：〈一个新的信号〉（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页319。

[184] 江泽民：〈一个新的信号〉（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页320。

第十四讲 后毛泽东时代（下）

2000-2009

|2010年8月补写|

我们的叙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是刚刚发生的事，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因缺乏时间的距离，为历史考察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的讨论也将更加简略，只能大体提出几个问题。

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正、负面效应

如前所说，邓小平的改革起始于1978年，1992年以后则进入一个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到了2000年以后，就逐渐显示出其全部后果，无论是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都十分引人注目，同时其内在矛盾与危机也都暴露无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完成了一个历史过程。

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一系列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首先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1978-2008年中国 G D P平均增速超过9.5%；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为3.0%。中国这一时期的增速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9.2%和8.5%）还高一些。2008年中国 G D P总量达到30.07万亿元人民币，升至世界第三。内部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在 G D P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1.3%、48.6%、40.1%，资料反映出中国已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

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改善，1979-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400元（人民币）上升到10，000余元（人民币），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50元（人民币）提高到2800元（人民币），增长近20倍。[2]1979-2003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向「小康社会」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3]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亿5，000万人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人，25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4]

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据温家宝（1945-）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基本上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此外，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已经基本建成。[5]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垄断与社会控制的松动，社会流动机制的初步形成，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不断改善的希望，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6]

由此而形成了所谓「中国的崛起」。在2008年前后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更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中国已经完全独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世界正在发展中的多元化结构的主要成员。

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的相继回归，此后十年的稳定发展，以及2008年国民党恢复台湾的执政地位以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和平发展的前景，都可以视为中国统一大业的重大进展。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历史赋予毛泽东及其后继者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应该说，直到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年，这样的三大历史使命才算基本完成。这60年，是上接100年努力奋斗的结果，最后30年的改革、开放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都是必须肯定的历史进步。

同样必须正视的是，这样的进步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取得的，更同时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和矛盾，并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危机。

首先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这是我们前一讲所讨论的「六四体制」必然带来的后果。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中国八十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资料「基尼系数」1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九十年代末上升为0.458；[7] 2008年就到了0.5%的「高度不平等」程度[8]——所谓「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此数据之数值介于0到1之间。如果基尼系数在0，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在「则表示全社会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在0.3与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则不平等程度偏大。

据财政部2009年公布的资料，全国10%的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总额，仅是全部居民财产的1.4%。[9]七个垄断行业职工不到全国当年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10]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专家的调查统计研究，目前全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11]

还有这样的统计资料：「最低工资人均 G T 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工资报告08/09》的资料是60%，见该报告第35页），〔……〕中国是25%」；[12]「经合组织24国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值平均50%，中国平均工资按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13]「中国最低年收入为6，120元，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排在158位」。[14]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不平等程度也居世界前列。这两个「居前」便形成巨大反差，经济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增幅的背景下，却存在著这样的不平等，已超出了人们的精神承受力，而且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如研究者所说，「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收入〕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实际上是一种仰仗权力的掠夺，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这就使「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的国家更高」。[15]我还要补充一句：如此巨大的社会不公，发生在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高唱「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中国，而实际生活中却高度贫富不均，两者之间的反差如此巨大，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社会的不公还表现在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共品缺少公共性上。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著这样的问题：党的干部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收入低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则享受较少的或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这就是过去我们通常说的「特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但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特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毛泽东的办法是不断发动群众运动，打破能享受特权的干部队伍的稳定性），而且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单位所有制，对普通干部、工人的基本福利是有保障的，尽管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但至少会造成相对平均的印象。而如前所说，邓小平的单一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群、下岗工人群，大约有7，000万人，还有近亿的农民工阶层，不仅经济收入极低，而且基本上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之外。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并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这样，「「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16]于是，又有了这样的统计资料：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17]这些为经济高速发展曾经作出或正在作出重大贡献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恰恰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享受改革的成果，这不仅是最大的不公，而且也对改革的合理性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与此相联系的是政府自身支出的浩大。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公布的资料，该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公务用车费、公款出国考察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占年度财政支出的30%。而这个比例在日本仅是2.4%，英国为4.1%，印度为6.1%，俄罗斯为8.2%，美国为9.9%。[18]如此高比例的政府支出便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匮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滋长了政府的官僚化与腐败，也彰显了社会的不公。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1990-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了七倍以上，即使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也扩大了三倍以上；据2002年统计，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1995-2002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贡献率从7.5%提升到8.7%。此外，还有城缜中行业垄断所造成的收入差距，2001年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86%。[19]据统计，中国行业之间的工资差高达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20]——此种多方面的收入差距确实已经到了临界的水平上，无疑在加深改革合理性危机。

其次，在「发展就是一切」的思想指导下，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是以资源的大浪费、生态的大破坏和环境的大污染为代价的。这又是一组惊心动魄的数字：「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75%的湖泊和一半左右的河流被污染」；「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至少有七个在中国」；母亲河黄河「93%的水流不符合中国自己制定的质量标准」；「60%人口的飮用水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21]

这就意味著，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是一种既吃老祖宗又遗患后人的暴发户、败家子的发展经济的方式，它在本质上，和我们说过的毛泽东时代一样，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这本身也同样构成了对改革合理性的极大损伤。

其三，如前所说，支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因此，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物欲横流、道德底线突破、权贵资本阶层腐败，腐蚀了整个社会，形成精神的糜烂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而教育市场化，即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更是造成了教育腐败，这样的腐败又直接、间接地腐蚀了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是真正的贻害子孙后代；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不公，2000年实行教育产业化以后，大学本科[22]收费比1999年涨幅高达50%左右，一些重点学校的收费在6，000元（人民币）以上。[23]而当年官方统计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2，210元（人民币）。[24]到2001年为止，中国农村小学生能够考上大学的机会，只有15%」，[25]据研究者估算，此机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26]

同时发生的，还有医药卫生的全面市场化，导致「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的三大困境，被称为「三座大山」。[27]其背后原因是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的极度扩张，使本来应该是公共服务的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现在都纷纷市场化，成为权力资本获取暴富的领域。这就意味著，当社会改革的主导权掌握在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所谓「社会改革」就必然成为对底层民众利益的新的损害，导致老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同样对改革的合理性构成了极大损伤。

这可以说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尽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但改革的共识却迅速丧失，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都在急剧流失。[28]改革的获利者早已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更确切地说，他们已经把改革变成是新的获利机会，因此，每一次新的改革，不管打著什么旗号，都会是对民众利益新的损害。这就形成了研究者所说的「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的局面：「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29]

这同时意味著，改革的受损者（更准确地说，是「受损大于所得」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随著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是不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随著官方一再失信于民，民众最终意识到：必须自己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如前所说，在「六四体制」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新的阶层与利益群体形成的时期，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就更为自觉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于是，就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执政者也对其作出了自己的响应与调整。下面，我们将作四个方面的讨论。

二、维权运动、网上监督、非政府组织：三大民间力量的兴起

前一讲最后谈到，1998年「北京之春」组建独立工会和组党的努力，遭到了镇压，这也就意味著在中国大陆现行专制体制下，民间抵抗运动很难有发展的空间；随后对法轮功的镇压，也表明一切独立于党之外的组织，那怕是法轮功这样的半宗教组织，也都不允许存在。

另一方面，如前面的分析所说，随著改革共识的丧失，底层民众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强烈，也就是说，在上层既得利益阶层逐渐丧失了改革动力的时候，底层民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却在增长，这也就必然要突破邓小平自上而下的、党所控制且以维护一党专政为指归的改革，转而推动自下而上、民众参与且以维护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为指归的改革运动。但这样的民间改革运动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公开、有组织的反抗形式，而必须寻找新的组织方式、行动方式，以至新的思维、新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国现代民间思潮、社会运动在二十一世纪必然具有一种新的形态。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短短十年间，就有三大民间力量兴起。

首先是以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城市贫民、农民工为主体的民间维权运动。这可以说是「六四体制」自身产生的对立物。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这些年人们经常提及的所谓「群体性事件」i H。据统计，2007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已经超过了八万起，平均每六分钟发生一起，比14年前的1993年增加了十倍。2008年、2009年，这样的上升的趋势还在继续。[30]群体性事件主要有以下特点：（1）大都是不同阶层与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弱势群体自身利益受到伤害而奋起的反抗，因此，我们以「维权运动」命名。其中有：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维权，国有企业私营化过程中工人利益受损引发的反抗，农民工因拖欠工资等原因引发的维权，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乡村干部、私营企业主、粮食收购站、工商税务部门、派出所）的直接对抗，强制拆迁、征地、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事件等引发的维权……等。（2）这样的维权抗争，最初是利益受损者的自发反抗，以后就逐渐有知识分子支持与参与，发展到后来，有些突发事件聚集参与者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冲突者」，成为发泄社会不满的管道与方式。（3）维权抗争主要发生在利益冲突的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但由于地方政府往往站在强势群体一边，并为维护稳定而不惜动用武力，这就使维权的群体事件越来越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成为官与民的冲突。（4）由于地方政府滥用警力，维权群体性事件最后往往导致暴力反抗，造成严重后果。（5）民间维权运动尽管已经具有、且可能还要继续增强其政治色彩，但就总体而言，其主要要求，还是集中在经济利益范围，比较少涉及政治体制的问题，并且仍处于分散的、偶发突发的自发状态，暂时还不可能形成自觉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对执政者而言，尚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因此也有一定的容忍度，同时也使得维权运动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当局最要警惕与严处的是知识分子的介入，特别是法律介入，这些年连续发生对维权律师的迫害事件，就是一个信号。

在维权运动中，还有两个特殊的群体。一是1957年的「右派」，一是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1989年「六四」受难者的家属。这些年他们奋起抗争，臝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其主要要求有二：为1957年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平反、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同时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权利。他们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为了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写下了大量的血泪回忆，其「拒绝遗忘」「维护历史与自我尊严」的斗争精神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与维权的还有一个庞大的「上访者」v群体。和集体性的反抗相比，他们具有更大的个人性与自发性，但却更为持久，其纠缠不休，此起彼落，让权势和官僚头痛不已。他们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也因此获得广泛的社会同情。人们也把上访群体人数的急遽上升，看作是社会不稳的重要标志。

其次，网络技术的出现，给民间表达要求、凝聚力量，提供了新的空间与可能性。前一讲提到的1997-1998年间，民间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徐文立开辟的「空中民主墙」，就是推动「网络民主运动」的第一个尝试。二十一世纪以来迅速兴起的网民群体，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以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他们没有徐文立这一代人的民间反抗运动经历，也没有那样强烈的政治意识，但他们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就能够成为民间改革运动的推动力量。大体上他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参与改革事务：（1）利用网络的搜寻技术，对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官员，进行有效的民间监督，发展「网络民主」；（2）在网络上，就国内外重大问题，改革的重大问题，以及当下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学术事件，发表意见、提出要求，以形成1搏络舆论」；（3）利用网络发布信息的便捷、较难控制的特点，对维权运动进行舆论支持，或直接组织维权活动；（4）利用建立网站的方式，彼此交流信息与思想，逐渐形成某种「意见群体」，进行志同道合者之间，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力量的聚集、合作，形成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民间组织，并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各种兴趣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一般不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其中的骨干力量大多具有自觉的社会参与意识，或是人们通常说的「公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网民参与的是一种公民运动。

其三，非政府组织，即所谓「 N G O」组织，又称为「志愿者」、「义工」组织，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发展最快，也是目前中国唯一合法存在的民间组织。据民政部门发布的统计报告，2006年全国各类公益性民间组织，已达35万4，000个，[31]因为有许多未注册的组织，所以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多。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计算：「如果每一个组织参加者有三十人，就有近一千万人；如果每个组织的活动受益者也是三十人（当然这是大大保守的估算），那么，也有一千万」，[32]这两个「一千万」意味著什么，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33]

实际上，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发展，有一个从不合法到合法的长期博弈过程。我在2000年最初接触的一个志愿者组织，其领导人就因此而被捕入狱（当然用的是别的「理由」），经过可以说是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得到了政府有限度的承认。特别是2608年汶川地震和奥运会里，中国志愿者，特别是青年志愿者的出色表现，为举国、举世所瞩目，更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顺便说一点，2008年末，中国大陆很有影响的《南风窗》，在评选4008：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时，破例评选了「三大群体」：「网民，志愿者，集体维权者」。我因此说过：「2008年是中国民间三大群体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一年」。[34]

有人将志愿者组织称之为是「非政府性」与「非营利性」的「第三部门」，由此决定了它的最大特点与作用，在于「它对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形成必要的补充与制约，是所谓「第三种力量」」。[35]我自己还把它称作是「理想主义者聚合」，也就是说，它是以某种信念、理念为支撑的志愿的聚合。这样的理念可以是「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社会正义」，因此以救护、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为主要宗旨与服务对象；可以是「认定农村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关键」，因而关注「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积极参与「支农」vi、「支教」vii活动；也可以是「追求人和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发展」，进行各种环境保护的实验；还可以是「以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己任」，开展经典阅读与普及活动等等。可以看出，志愿者的这些信念、理念，都是针对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某些弊端，有著隐含的批判性，但却又采取了积极补救的建设性态度，就其本质而言，正是用民间参与的形式，对政府主导的改革的一种纠偏与制约。

另一方面，志愿者组织的非营利性，则表明了它所信仰与坚守的，是和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新的价值理念。我曾在「志愿者论坛」上的一篇题为〈「我们」是谁〉的演讲里，作了这样的表述：

当许多人奉行个人中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责任和承担，我们却尝试「利我利他，自助助人」的新的伦理。〔……〕当许多人沉湎于个人的无止境的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奢侈消费，我们却相信人不仅有物质的欲望，更有精神的追求，我们尝试著一种「物质简单，精神丰裕」的新的生活方式。我们更关注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希望在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公正、平等的社会和谐中，在人和自然的和谐中，获得自己生命的愉悦和意义：我们正在尝试著建立一种新的幸福观。〔……〕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的丛林规则，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时，我们尝试著视他人为兄弟，在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在志愿者之间，建立起人与人的相互信任、尊重、支持、合作、互助的新关系。〔……〕当许多人陷于所想与所说、所做的分离，将真实的自我掩盖、保护起来，被迫或主动生活在谎言之中，我们却尝试著通过志愿者活动将「想、说、行」统一起来，努力生活在真实之中。[36]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志愿者的「追求和尝试显是对现实中国社会实际起著支配作用的生活逻辑，对当下相当多的人的选择的一个挑战」。[37]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现行体制下的「另一个存在」，具有内在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同时，它又是通向未来的，可以说是理想公民社会的雏形：这都是其真正价值所在。

在志愿者队伍中，有两个群体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青年志愿者」，其主力是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和毕业不久的各行各业青年，这是一批年轻一代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中的骨干，是出于对现行教育体制和体制下的自我生活方式不满，而走上志愿者道路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参加志愿者运动的主要意义是在寻找自我人生道路，我因此把青年志愿者运动看作是「当代大学生自己联合起来，在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寻找新的价值理想，确立新的人生目标的自我教育运动」。[38]在汶川地震中同时引起关注的，还有民营企业家组织的志愿救助活动，而许多志愿者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民营企业家的资助，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主阶层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这不仅是他们对社会的回报，同时也是一种参与民间运动的方式。民营企业家与民间运动的结合，会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这里需要对我自己在2001年以来的思想、活动作一个简要的介绍：——这也是本书结构所要求的话题。我在2002年退休以后，不仅把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对共和国历史中长期被遮蔽的另一面——民间思潮与运动史的研究，本书即是这一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而且把自己的社会活动转向对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运动的参与和推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可以说是从文革开始，特别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形成了我的根深柢固的底层情结。因此在八、九十年代我尽管主要生活与活动在上层的学院里，但关注的中心，还是民间的社会运动和民间思想文化运动，并自觉充当民间社会运动的观察者和参与者（从八十年代的民间学术，到九十年代的北大百周年的民间纪念）。在退休以后，远离了学术体制的中心，自觉地边缘化，因此，我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摆脱了体制的束缚，我觉得自己就应该「走向民间」，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新世纪的民间运动。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没有参与维权运动和网上监督，而主要集中精力于民间教育改革运动和青年志愿者运动的推动。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则是为这两个运动作鼓吹和经验总结，以提供理论资源，提倡一种「志愿者文化」和「新教育理想」。这样的理论建设，是民间运动健康发展所需要，却往往被忽略，又是我能够做的。为此，我作了很多演讲，也写了许多文章，积有《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39]、《做教师真难，真好》[40]、《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41]、《致青年朋友》等书，还计划写一本《论志愿者文化》，并在《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里有详尽的说明，这里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二十一世纪的三大民间运动——其实，更全面地说，二十一世纪还存在著迅速发展的民间宗教运动，由于情况比较复杂，我自身又没有任何研究，本书的叙述只有阙如，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这三大民间运动，从精神谱系来说，和本书详尽讨论的民间思潮、社会运动一从1957年的民主运动，到1978-1980年的社会民主运动，及1980年的校园竞选运动，以至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都以民间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和进步为指归。但如前面所说，现在的民间运动又确实具有新的形态，这不仅是因为有新的时代条件，比如像网络民主运动就显然与新的科学技术有关，为以前的时代所不可能有；而且更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在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都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公开的政治反抗空间极小。民间运动就出现了一种特殊形态：尽管就其发展背景、实质内容而言，具有显然的政治性，但表现出来的形态却是一种「非政治性」：维权限于经济范围，志愿者主要从事社会服务，网民监督也只限于地方个别政府部门与官员。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间社会运动尚处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超越了单一的政治性，也未尝不是一种丰富与发展。

此类民间运动和执政者的关系，则十分微妙与复杂。一方面，无论是维权、网络监督，还是志愿者，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党和政府也予公开承认；但另一方面，各级当权者又都将其视为「不稳定因素」，因而对之交互使用了「限制与打压，控制与利用」的政策，这就使得这些民间组织与运动，既面临活动空间逼仄、不得不在狭缝中求生存的困境，又随时有被收编、利用而变质的危险。

最后，还想谈谈毛泽东对三大民间运动的影响，这也是颇有意思的。人们注意到，底层的维权运动，特别是在其初期，往往都打著毛泽东的旗号，这不仅是出于怀旧，参与维权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强迫搬迁的城市贫民，他们要怀念毛泽东时代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反体制方面，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的批判，对底层人民利益的维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投诉无门的底层民众又产生了新的吸引力。尽管毛泽东在其统治期间实际上又损害著底层人民的利益，但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些方面比较容易被忽略，反而是把毛泽东为底层说话的言论放大，使之成为新的反抗运动的资源。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网民中最为激进的部分，所谓1贲青」中出现了新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和文革前夕与文革中出现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既有某种精神联系，又有更鲜明的新时代的特色，因而显示出很大不同。他们建立以传播毛泽东思想为己任的网站，也吸引著为数不少的青年网民。这与这些年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直接相关。我们说过，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有极强的民粹主义色彩，在当今中国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一部分知识精英自身特权化，成为特权阶层的辩护士和代言人的情况下，可以想象，毛泽东反精英的极端平民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自然会引起本身就充满非理性的反抗激情的年轻网民的共鸣。在志愿者运动中，则集中了一批有著底层情怀、实践精神，怀有浪漫激情的新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也同样很容易和毛泽东，特别是青年毛泽东产生共鸣，尤其是毛泽东「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更成为许多志愿者组织的指导思想。[42]这一切都显示了毛泽东在当下中国民间社会的影响。据2008年一个居民宗教信仰调查，中国人在家中供奉毛泽东塑像的达11.5%，仅次于祖宗牌位（12.1%），高于佛教塑像（9.9%）、财神（9.3%）和土地爷（8.8%）。[43]于是，就提出了一个中国民间「毛泽东信仰」的问题，这里既有保平安、求安定的祈福，也有对社会、生活不满的倾诉。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毛泽东「再次成为社会舆论中象征著正义、公平、贫富均等的精神符号」。[44]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在讲文革时曾经提到，当年（1966、1967年）的造反派将毛泽东视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45]到了二十一世纪，毛泽东又在中国民间社会重获这样的形象，这是耐人寻味的。而我所关注的是「这样的怀念毛泽东的民众情绪对当下中国政治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样的影响，有两个发展趋向。或者以毛泽东思想、观念、体制作为批判和否定现行体制的资源，或者以毛泽东思想、体制、统治经验作为维护现行体制的资源。后者正在得到最高当局的鼓励和支持」。[46]

三、知识分子的不同走向

2001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直接影响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资金投入大幅度增加，中上层知识分子收入急剧提高，这一方面确实为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充足的物质条件，促进了科学、文化、教育及相应事业的发展；同时，在中国集权体制下，又极大地强化了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对思想、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控制与干预，加速思想、文化、教育、学术权力向资本的转化，出现越来越严重，并且遏制不住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之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其结果就造成了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

伴随著全球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的崛起」，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潮也同时「崛起」，在执政者的强力支持与引导下，迅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知识分子向现行国家体制靠拢的趋势，并且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倾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创造力和批判性被削弱以至丧失，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我在很多场合，都一再引述鲁迅的警告，他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一是「同意」，在今天来说，就是支持、拥护他们的「伟大思想」、「英明决策」；二是「解释」，即从知识层面、从理论上阐明这些思想、决策的「科学性」，「合道德性」，以至 M韦大的历史意义」；三是「宣传」，也就是「说谎」;最后就是「做戏」。[47]可以看出，到二十一世纪，就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自觉、半自觉地履行这「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四大职能，开始时还有些心虚，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后来，就习以为常，理直气壮，并以此炫耀于世了。

首先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变成新的中华中心主义。本来民族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它是对在中国颇有市场、同样具有危险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反拨。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以未加反思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式的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强大思潮，此后也一直有知识分子坚持「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的立场。这样的极端立场，到二十一世纪就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美国在苏联、东欧瓦解以后，进一步推行国际霸权主义，西方右翼势力将经济崛起的中国视为威胁、对中国进行围堵时，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有一定社会与群众基础的。但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本身又存在著两个陷阱。其一就是将民族主义膨胀为「中华中心主义」。比如有论者提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48]鼓吹「大中华经济文化圈」，[49]扬言「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著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50]「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潮的唯一动力」。[51]还有人预言：「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必然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支撑的商战」，[52]主张要确立「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53]重新站到领导这个世界的位置上」的「大目标」，[54]于是，顺理成章地就有了「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的呼唤，[55]而且还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即使「造成我们国家前进的一度滞迟」，但「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为之重著编年史。有道是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56]论者引人注目地引用了毛泽东诗词，当然不是偶然，因为这样的豪言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响彻云霄。现在，这些话语在「后毛泽东时代」重新响起，正说明在所谓「中国崛起」背景下出现的新中华中心主义，和毛泽东时代在文革中推到极致的「中国应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用革命战争拯救世界」的论调，是一脉相承的。民族主义发展到这样的极端，就失去了自身的合理性，并且具有极大的危险。

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陷阱，就是发展到国家主义，用「一致对外，反对美国霸权」来掩盖日趋严重的国内问题与危机，甚至为现行的专制体制辩护。[57]于是，就有了为「中国崛起」作出种种「解释」的高论。据说「人类在解决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生态贫困四类贫困中没有什么太大成功的案例，只有中国在其特定的国情条件和体制下，才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一这里不仅存在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夸大，更存在有意的遮蔽，甚至把中国单一经济发展导致的生态危机以及隐含的生存危机，都说成巨大成就，完全颠倒了事实。同时，这又暗示著全人类都没有摆脱四大贫困，唯有中国获得了「成功」，这就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全世界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中国去解救」的呓语，这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话，而今又以新的理论形态出现了。

要害是要证明现行「体制」的优越性。于是就有了对「中国经验」也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如下概括：中国发展的「奥秘」就在「中国六十年不变的强政府」，「有效的政府」，「与其他国家相比独一无二的中央集权」。而且据说这个「中央集权」的「强政府」具有特殊的优越性：这是「中性无偏私的政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代表」，「是一个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并且具有「分工制衡纠错机制」等等——这里所说的一切，和真实地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普通人的实际感受大相径庭。但他们却偏要强调自己高度认可的国家与政府（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都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叫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建设，也就是给社会、给人民以很大的权利的保障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不管是政治模式、社会模式还是经济模式，其中最重要就是发展模式的人民性问题」。最后概括出来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也就是所谓「集权为民」四个字。[58]应该客观的说，「集权为民」倒是概括了毛泽东所开创、邓小平及其后继者所坚持的「一党专政」体制的特点：「集权」是实，「为民」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实际就是「开明专制」。因此，这些知识分子所做的，无非是用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来论证「毛泽东时代」及「后毛泽东时代」一以贯之的一党专政体制的合理性、优越性。而且还有充当「中国智库」的自我角色定位，据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言」和「行」之间存在著明显的落差，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卓越，但却往往表述不出来。这就需要提升中国智库和国际对话的能力，能够把自己的行动转化成科学语言和外交语言，并通过学者宣讲出去，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也会提升中国的软实力」。[59]本来充当智库也不失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问题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智库所实际担负的只能是「宣讲」，也即鲁迅说的四大职能，缺乏独立自主性、本质上的依附性，就成了这些知识分子先天的致命问题。

应该指出，这样的「新开明专制」论，看起来似乎是八十年代的新权威主义的重现，但却具有鲜明的为现行权威体制辩护的色彩。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所说，「当今中国的权威体制的结构特点〔……〕脱胎于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与「极弱社会」相结合的权威统治」，这样的「社会制约力度极低的「极强势政府型」的权威政治」，可能因为强大的国家行政优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必然越来越为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越来越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60]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基本事实，将这样的权威体制美化为「集权为民」，倒是和自己选定的当局「智库」的身分相一致。

引人注目的，还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凸显。这既是九十年代初便已「悄悄兴起」的「国学热」的延续，但也有新的时代背景。如论者所分析，大体有三。一是「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观的世俗化，引起全民的寻根意识与文化认同感的觉醒」。二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激发起「遭受百年屈辱后的扬眉吐气感」，「强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一这一点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具有同一背景的。第三，「回归传统的思潮也与新中产阶级的发展有关，这一思潮体现了这一新阶级在文化上的更精致的趣味与追求」。[61]但和所有的社会思潮一样，文化保守主义既是势所必然，也存在著自己的陷阱。在我看来，主要有二，一是商业化、娱乐化，成为消费文化的新品种，就又陷入了原本要对抗的世俗化。其二是政治化，这恐怕也正是许多文化保守主义的鼓吹者所自觉追求的，即要使儒学重归庙堂、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新核心。但在中国现实体制下，这样的要求却会走向愿望的反面：成为现行专制体制的新装饰，政治化的另一端，则是通向国家主义和新中华中心主义。这也是当局所需要的。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向体制靠拢的同时，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主动走向民间。我们在前述的三大民间运动中，都看到了越来越活跃的知识分子身影。特别是维权律师的法律救助，使维权运动纳入现代法制的轨道，并注入现代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其影响将是深远的。知识分子成为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骨干，从事各种公益活动，进行相应的社会调查与研究，不仅取得了许多实际成效，而且越来越发挥了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启蒙运动，特别是通过青年志愿者的组织与培育，也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网民监督本身就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它把分散的、本来处于社会生活边缘地位的年轻人吸引到国家公共事务上，并行使公民权利，其影响同样深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书斋里的知识分子终于在这三大民间运动中找到了自己介入社会的方式。但同时所受到的限制，由此带来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像网络这样的新技术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展网络民主的同时，也会出现网民多数专政——对民间运动和民间知识分子，也应持分析的态度，切不可将其理想化，成为新的乌托邦。

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还是坚守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并尽可能地保持思想与行动的独立，这明显地具有积极意义。更有知识分子坚守独立批判立场，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及时给予响应，并试图创造新的批判理论，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理想，这样的努力，其意义不可低估。

在2008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表了〈零八宪章〉（底下简称为〈宪章〉）。〈宪章〉一开头就特意点明：「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这就表明，他们所要推动的2008年「宪章运动」，是百年立宪运动的继续，是以「西单民主墙」为标志、1978-1980年的民间社会民主运动的继续，而且要和推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运动相联结。〈宪章〉明确宣布自己的价值理念：「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并从这样的价值理念出发，对毛泽东时代作出了尖锐的批判：「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对「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在肯定其「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等历史进步的同时，特意强调：「抽离了〔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制度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隐含著对邓小平改革路线的实质性的批判。对当下中国的现状，〈宪章〉则作了这样的批判性的论断：「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宪章〉由此而提出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抉择：抛弃「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而走上「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的道路，并具体提出了：「修改宪法」、「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人权保障」、「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财产保障」、「城乡平等」、「联邦共和」、「政治平反，查清历史事件真相，寻求社会和解」等要求[62]——可以看出，〈宪章〉力图将历史与现实的民间反抗运动之主要要求，用「宪章」的形式明晰化，形成一个以推动「宪政民主」为主要旗帜的新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同时，提倡一种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精神。有人认为，〈零八宪章〉运动的出现，标志著「持不同政见运动基本结束，中国社会已经转进到非暴力公民权利实现的阶段」。[63]这其实是显示了自由主义走向温和化的倾向和趋势，他们力图缓解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的紧张关系，希望形成一种可以和当局进行谈判的政治力量，以达到和解与合作。但他们始终得不到当局的认可，却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打压，就更显得一厢情愿。

〈零八宪章〉运动采取了在网上征求署名的方式，签署人最初有303人，后来发展到了数千人。除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许多普通网民。也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认同其理念，但又认为〈宪章〉的自由主义色彩过浓，不利于吸引更多民间改革力量（例如持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左翼知识分子）加入，而未参加联署。[64]还有人认为〈宪章〉没有提出维护劳动者权利的要求、没有高举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旗帜，以「融入主流文明」为目标，对西方文明价值观缺乏反省，仅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运动，而持保留态度。显然，这样的不同意见的讨论都是正常、有益的。

但〈零八宪章〉却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围剿。极左的毛泽东派把〈零八宪章〉视为「彻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企图颠覆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反革命行动纲领」，「使中国重新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宣布宪章的发起于签署人是「汉奸」、「卖国贼」、「外国资产阶级代理人」。海外一些反共人士则指责零八宪章旨在「为共产极权思想留一条生路」，「让中共苟延残喘」，甚至是「掩盖中共罪行，欺骗民众」，「与虎谋皮」。[65]

最后是权力出场：执政当局宣布〈零八宪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对部分签署者采取传讯、监控、跟踪等违反宪法的措施，严禁〈零八宪章〉传播。最后，以「配合敌对势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宪章的主要发起人刘晓波（1955-）判以重刑。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这是执政者要「向世人传递出明白无误的三大信息：一，在当今党的核心领导下，中国是不允许任何反对派，不同政见者存在的，哪怕是最温和的反对派；二，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是不允许讨论的；三，中国的民间民主运动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哪怕是最理性的民主运动。这就从根本上拒绝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相应的司法改革和社会改革」。我曾谈到「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起三落」：「1980年邓小平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到1981年宣布取缔民间组织和报刊而自动中止；1986年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又因1989年镇压学生运动而终止；近年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恐怕要以对刘晓波的重判为标志而终止」。[66]在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当局对所有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支持者，都加强了控制。这更是表明，中国的执政者不但完全无意于对一党专政的体制进行任何改变，而且还要加强其思想、社会控制。他们似乎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在镇压国内不同意见者时更加有恃无恐，这样，就再一次失去历史的机会进行改革，其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四、中国共产党的分化：党内毛泽东派与民主派的出现

2004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离世之前，作出了一个严峻的判断：「这个体制实际上是腐烂了」。[67]在此之前，他已经断言：「邓小平的路线已走到尽头」，[68]邓小平的「两手都要硬」viii，他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是矛盾的」，[69]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此路是行不通的」。[70]这其实是所有正视中国现实的人（包括社会上与党内）的一个共识，人们普遍感觉到「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可以说各阶层的人，都要求突破邓小平的「两手都要硬」，作出新的选择。这样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执政党内部。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国共产党内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总是存在著不同意见，但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没有形成派别，无论是刘少奇、周恩来，还是彭德怀，他们尽管和毛泽东有各种矛盾，但基本上是忠于毛泽东的，都是「毛派」。只有在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所谓「凡是派」与「改革派」之争，后来又有陈云派与邓小平派之争，但总体来说，在维护党的一党专政这一基本点上，还是一致的。应该说，直到天安门事件，在是否要镇压学生、知识分子、市民民主运动问题上，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与冲突，但使这样，赵紫阳还是避免了公开的分裂。但到了九十年代，当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利益群体形成，两级分化日趋严重，各阶层都更加自觉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时，党内的分化才真正有了阶级、阶层的基础。到2001年以后，党的性质发生质变，一党专政的阶级基础发生变化，「改革共识」的丧失，意味著赵紫阳所说的「邓小平路线已走到尽头」，党内的分化的公开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于是，就有了党内毛泽东派与民主派的出现与对峙。

党内的「极左派」，在「六四」之后，曾经团结在陈云的旗帜下活跃一时；但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他们就基本上退出了权力中心，但仍不断通过上〈万言书〉的方式，对江泽民的党中央施加压力。而且随著社会两极分化的发展，普通民众、青年和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怀念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情绪，这就使得「极左派」开始有了群众基础。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党内「极左派」发表了题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决捍卫四项基本原则，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底下简称为〈献言书〉），上书者包括170名党、政、军中、高级干部。如〈献言书〉的标题所示，他们的主要要求有二：一是「坚决捍卫四项基本原则」，二是「高举毛泽东旗帜」，这也就意味著公开亮出了「毛泽东派」的旗帜。

首先是要放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称其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核心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即党的绝对权力，不允许任何分权。这里包括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即党的既得利益集团打著「代表国家、工人阶级最高利益」的旗帜，实行对经济所有权、分配权的绝对控制，并获取最大利益；「全力恢复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即巩固党对思想、文化、学术的垄断地位和绝对控制；坚持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具体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其中的关键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控制，拒绝「军队国家化」；坚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旗号下，剥夺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党在思想、文化、学术上的「专政」。

在这些毛泽东派看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绝不能丢掉它的核心和灵魂。否则，就是假高举，而不是真高举」。那么，他们要真高举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什么呢？回答也很明确：「近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和阶级关系的空前大变化，不是证明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谁胜谁负」问题尚未解决，「继续革命」不可避免吗？」这就是说，他们要重新恢复和推行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党治国路线，其具体的实践步骤，就是重新发动一场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其中又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两部分）为打击对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等于径直地呼唤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所要「回到」的，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进一步建立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走到极端的极权体制，也即我们一再提到的「五七体制」。这也就同时表明，所谓党内「毛泽东派」，所代表的就是「五七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71]

值得注意的是，〈献言书〉已经指明：「邓小平在思想上可能是错误的东西更多些，这些错误思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严厉指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性质」的「改变」。到了2008年和2009年，党内毛泽东派的一部分人就公开成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x、「中国工人（共产）党」xi，实行组织上的分裂，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反对邓小平、江泽民的「修正主义」，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重塑毛泽东思想权威」，而且重点是毛泽东的后期思想，宣称「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是世界发展史上人类社会最辉煌、最美好的历史时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72]他们同时提出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认为「文革前三年天下大乱，后七年基本天下大治——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各行各业硕果繋繋，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型革命秩序初步确立」，是一个理想的社会，[73]进而重新拾起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号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消灭私有制」，[74]这就意味著要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同学们可能会联想起我曾经向大家介绍过的，毛泽东文革初期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出的期待与预言：在他死了以后，会有「左派」高举起他的旗帜来反对「右派」。对毛泽东派兴起的影响，自然不可低估；当局对此的暧昧态度，与对〈零八宪章〉的严厉打击形成鲜明对比，或许更值得注意。

与毛泽东派同时兴起的，还有党内民主派。

应该说，党内民主派的形成与出现，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复杂过程的。党内民主派的主要构成是党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就是所谓「两头真」。曾任张闻天的秘书的何方这样谈到他们艰难的思想历程：「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而且回头一想，反而是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甚至走到了它们的对立面。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原来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地反思？人到暮年，再不好好想想，以后可就连想的时间都没有了」。[75]应该说，这样的反思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因此，这些党内知识分子，在「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中，坚决地站在邓小平这一边；在胡耀邦、赵紫阳与邓小平产生分歧以后，又都团结在胡耀邦、赵紫阳周围，这都不是偶然的。但在八十年代，他们都不可能和现行体制决裂，这一点连胡耀邦与赵紫阳都做不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何方所分析的，「七十年的革命生涯，是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等这些重大原则的指导、规范和约束的。〔……〕虽然有许多行为是被迫的和随大流的，但整个说来，还是基于对这些重大原则自觉自愿地皈依和遵守」，[76]对这些老共产党员来说，「党的领导」几乎成了不可逾越的「底线」，要从中摆脱出来，是极其艰难的，这不仅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说到底，也有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和党的执政利益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正是「六四」大屠杀震醒了这些真诚的革命者，使他们看清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维护党的绝对权力）和他们所期待的「改革开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产生了怀疑。随后十年中，改革成果为新的权贵资本阶层所夺取，广大工人、农民却陷入物质与权利的贫困，党自身也蜕变为权贵的「代表」，这就迫使这些老共产党员作出新的抉择：要坚持自己原初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革命理想，就必然要维护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的利益，并和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源——党专政的现行体制一决裂。这样，他们自身也回到了原初的「真」，坚守了对真理的追求，而真理是高于党和主义，更高于集团和一己的利益的。

党内民主派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就以《炎黄春秋》杂志为中心，逐渐酝酿、形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断通过个人或联合的发言，对党内和社会产生影响。到2007年，就以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为全国和世界所瞩目。

首先是《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1921-2010）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高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文章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具体说明：「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同时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77]我们首先注意到，和党内毛泽东派要求放弃改革相反，党内民主派要求深化改革，这就要改变单一的经济改革模式，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又是实行「民主宪政」，突破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这恰恰又是党内毛泽东派所要死守不放的。

其次，党内毛泽东派要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党内民主派则要高扬「民主社会主义」。对这些忠诚的老革命党人而言，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的基本信念。因此，在他们抛弃了毛泽东主义（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主义依然没有摆脱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模式」），就要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去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他们找到的，是长期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他们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将他们的追求民主、自由、博爱的理想和为劳动者谋福利、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且有了北欧等社会福利国家的成功经验作为借鉴，在已经有社会主义传统的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可能是能使中国共产党比较容易转弯，而且具有一定民意基础的选择。

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是由来已久，自有传统的。这也是我们的讲课一再强调的，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是更接近社会民主党人的；而从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到六十年代的《星火》，到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村落，再到1978-1980年的社会民主运动，都始终贯穿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线索，并且出现了顾准这样的理论家——他早在1956年就作出了选择与预言：「民主社会主义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它的逐步实现，要在二三十年之后」。[78]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经济获得了大发展的二十一世纪，民主社会主义终于从一种理想而成为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选择，这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民间思想运动里长期孕育和发展的一个结果。历史就这样完成了一个过程。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于2007年公开出版，这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我曾经说过，「这本「宗凤鸣记述，李锐、鲍彤序」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考虑到此书的「记述」性质，毕竟不是赵紫阳亲笔所写，因此将其视为以赵紫阳命名的中共「老共产党人的集体思想的结晶」可能是更准确的。从另一面说，经过二、三十年的思想积累，出现这样的总结性著作，也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79]党内民主派也因此有了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更具有凝聚力与召唤力。

以赵紫阳为代表的这些民主派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同样鲜明：「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切弊端，皆渊源于邓小平虽主张经济上改革开放，却又坚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是由这条政治路线造成的」，[80]中国的问题，关键就在于一党专政」，[81]因此，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其核心「只能是、也应当是政治改革」，[82]而「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放弃党垄断一切的权力」。[83]

作为具有一定理论性的著作，《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对造成这样的现状，形成这样的「中国问题」的原因，作了历史的追溯和理论的追问，讨论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诸如，「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如何看待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认识和估计近三十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无产阶级专政」」、「计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我写有专门的研究文章〈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文收《知我者谓我心忧一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参考，这里就不多说了。

需要略说一点，也是本书结构所要求著重讨论的，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这也是党内民主派和毛泽东派分歧的焦点之一。赵紫阳及他所代表的老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点：「在落后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84]而毛泽东的问题正是在于，「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超越阶段地实行社会主义」，[85]就必然「畸形发展，使社会主义变形」。[86]「不是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以工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由「农民坐天下」的社会主义，即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天国」本来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的乌托邦理想，毛泽东却要用群众暴力的方式来强制推行，也就必然导致了专制主义。[87]此种对「新民主主义时代的毛泽东」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毛泽东」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倾向，在党内民主派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这背后正隐含著一个基本信念，即坚守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时的「新民主主义」理想。因此，这一部分党内民主派更愿意高举「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当然，在他们的理解里，「新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相通的，但因为是来自中国革命历史自身，也就更具合法性。这也使我们联想起六十年代的那位农民思想家，他当年提出的「退到新民主主义」主张，在二十一世纪又得到某种回响，当然其背景与意义都已经大不相同，但仍是很有意思的。

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对毛泽东「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路线也提出了批评，赵紫阳特地指出了「不惜牺牲农民利益，甚至剥夺农民来发展军事工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88]这其实也是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试验的根本矛盾：既以农民为基本动力，却不断损害农民的基本利益。这正是这些始终与农民保持血肉联系的老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历史时最感困惑与痛苦的，而且此种对农民的剥夺，在现实生活中还在继续，这也是他们最终要和毛泽东及其体制决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和毛泽东派的对峙中，特别是感觉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现实威胁，使得近年来党内民主派加强了对毛泽东的批判力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上、下两卷），此书于2007年在香港出版，2008年、2009年都连续重新增订注释出版。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明确作出「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的评价。作者提出，在历史发展的「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回头看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89]这大概也是许多党内民主派的一个共识。他们显然对于他们所认为的「美化毛泽东时代」的倾向，充满焦虑与警惕。

再回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来，该书提出了超越「主义」的「社会进步新指标」，[90]这或许是更值得注意的。可以说，这正是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历史经验的总结。按照默认的「理想社会模式」来强行计划社会的发展，按照未加检验、未加反思，因而成为先验的理论观念、逻辑来指导社会发展，并且以是否符合「主义」作为衡量社会实践的标准，此种乌托邦的、强制性的「社会主义实验」，是曾经带来灾难的，这正是毛泽东时代最大的教训。赵紫阳还指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什么理想的社会模式，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今后社会的发展，不应从什么模式出发，也不宜以什么主义来划分」，[91]而要「根据实践发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更根据民意一步步向前发展」。正是从「实践」和「民意」（赵紫阳说，「民意就是人们内心里的真正追求」）[92]这两个跟据」出发，赵紫阳提出了他的「社会进步新指标」，即「以生态环境即生活质量，文化水平即人的素质，生活水平即富裕程度，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劳动生产率、经济效应、人均收入、社会公平等为指标，不以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为界线来作为先进与否的指标」。[93]这样的新指标，显然是以人自身的健康、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注重人的生活环境、人的素质、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的良性、优化发展。它超越「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融合」，这也使我们想起了顾准当年提出的「东西方渗透」理想。它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再度提出，是很有意思的。我把它称为「中国改革新思维」，或许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提供一个思路。

五、调整与坚持：执政者的响应和选择

人们不难发现，党内的毛泽东派和民主派，都是针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危机所作出的不同响应，分别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提出了修正，并给出不同的发展路径。

问题是，党的最高执政者对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危机带来的执政危机，以及党内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又作出怎样的响应与选择。

在我看来，最高当局的回应，集中在三句话上。

第一句话是保证「党的执政地位」；[94]这在2009年又有一个新的说法：「党的事业至上」。[95]这就是赵紫阳所说的，「当政者目前一切是保卫维护一党专政，这一点，在他们看来绝对不能动，这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他都是虚的」。[96]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谈到两个俄国人对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影响：赫鲁晓夫是毛泽东、邓小平挥不去的梦魇，而当今中国最高领导怎样也摆脱不了戈尔巴乔夫的阴影一绝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自己手里失落，这是胡锦涛的底线，也是对他年轻时候的誓言：「绝不能把先辈们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果实从我们手中丢掉」[97]的一个兑现方式吧。

第二句话是：「牢牢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98]这是对毛泽东派要恢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毛泽东路线的一种拒绝，也显示了这一代领导人务实的一面：他们深知，真要搞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必然天下大乱，党的统治也将毁于一旦。

第三句话是：「绝不走改旗易帜的斜路」，[99]这是对民主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拒绝，他们还是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特别是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党的「核心利益」，是绝不能放弃的。

三句话合成一句话，就是「不折腾」。[100]既不回头搞阶级斗争，也不往前真正推进社会民主、结束一党专政，依然在邓小平改革路线的框架内，在维护「六四体制」的前提下，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危机。

于是，又有了「调整」与「坚持」这软、硬两手。

首先是「调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面对「发展就是一切」的发展观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失衡，资源、生态大破坏等危机，作出经济改革与发展方向、方式的调整，提出「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国策」。[101]

其二，面对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民众日趋激烈的反抗，作出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提出「以人为本」、「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等理念，对长期奉行的「富国强兵，剥夺农民」的发展路线有所修正，并采取「城市回馈农村」、「废除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相应措施，要求权贵资本阶层作出某种让步，以缓和社会、阶层矛盾。[102]

其三，面对邓小平单一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道德危机，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提出了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103]

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调整，我想作三个方面的评价。一方面，不可否认其积极意义，应该说，这样的调整符合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像废除农业税、城市回馈农村，都是带有历史性的，也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因此得到老百姓支持，从而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六四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这样的调整必然受到极大限制，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形、变质。而我要强调的是，这些调整，并非执政者的恩赐。首先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势之所至，那样一种依靠所谓人权优势」和「资源、生态大破坏」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更重要的是，它也必然受到底层民众、普通工人、农民、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和抵制，这就迫使既得利益集团不能不作出某种让步，对执政者来说，这也是保证其执政地位必须作出的让步。也就是说，所谓「调整」，实际上是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和结果，而且也只有依靠利益受损一方的长期反抗、斗争，不断对执政者施加压力，才有可能坚持调整，并保证调整向有利于普通民众、弱势群体的方向发展。

执政者还有「坚持」的一面，在我看来，有三个「绝不让步」。第一，绝不给民众以实质性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自由，尤其是绝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第二，党必须对军队实行绝对的控制、领导和指挥，这是防止内乱（党内之乱与社会之乱）的根本，也是制止内乱的最后手段，绝不允许军队的国家化。第三，党必须管干部，即坚持等级授权制：一切干部的权力都由上级党组织授予，并可随时撤换，这样的逐层依附关系，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的绝对权威的基本保证。以上三条「坚持」，都是毛泽东的「五七体制」和邓小平的「六四体制」的核心，目的是要保证党成为「唯一者」：舆论的唯一控制者、军队的唯一控制者、权力的唯一控制者，而且是唯一具有实际意义的组织，也就成为唯一的可选择者。这五个「唯一」正显示了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的实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标榜，亦被一些知识分子极力美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涵。这是中共的命根子，是执政者不允许有任何松动的底线。

人们还注意到最近几年执政思路的变化。2008年举办奥运会前后，中国的经济崛起，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都大大加强了执政者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自信心。于是，在总结所谓奥运会的经验基础上，便提出了建立和强化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之发展、治国路线。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大权独揽」的极权体制的发展，毛泽东就是依靠此独揽大权的体制，集中力量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大事。其所造成的灾难，早已被强迫遗忘，今天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又作为新的神灵重被祭起。这样的举国体制，在指导思想上强调党国至上，在意识形态上强调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在组织领导上强调绝对服从，在组织和动员方式上强调军事化，在社会管理上强调全面控制，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战备体制，这在毛泽东所创建的依靠战争臝得权力、又用战争的方式治理国家的体制里，是自有传统的。因此，举国体制的重新强调本身，就显示了向毛泽东时代靠拢的趋向。

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无论是2008年的汶川救灾、举办奥运会，2008年以来处理经济危机，2009年举办国庆盛典，2010年举办世博会、亚运会、抗洪救灾、舟曲救灾等，都无一不是自觉地发挥举国体制的威力。应该说，在处理危机事件时，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公共卫生危机、自然灾害，因为都是非常时期，国家处于类战争状态」，此种战备性的举国体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高效率，似乎很有优越性；但如果以此作为治国路线、发展模式，并要将其常态化与制度化，则是十分危险、贻害无穷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教训，无论怎样遮蔽，都仍是客观存在，足以警示今人。

而且我们发现，在自觉推行举国体制的努力中，出现了三个特别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重新强化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试图重新恢复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强人政治（尽管限于主客观条件很难做到），奥运会、国庆大阅兵等场合，都成了突出领导者个人、献忠心的大好时机。这正是意味著向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书记专政靠拢。其二，是强化党的思想、舆论控制，特别是网络的控制，而且越来越自觉地用立法的方式来实行合法的控制。同时进行的是重建意识形态的努力，其特点有三，（1）以打著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作为核心价值。（2）提倡复兴传统，从传统中获取统治合法性的资源。（3）是鼓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将所谓「中国模式」理论化与普世化。在这三个方面都得到一些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的配合。可以看出，这些年当局在意识形态宣传上，是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地进行强势出击，一面猛批普世价值，一面又向世界输出中国软实力，这其实也是向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输出靠拢。其三，强化社会控制，即所谓建立「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实际上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群众专政。以上三个方面，都表明了执政者有限度地向毛泽东时代回归的意向。

这样的意向，其实有著深刻的国际背景。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国际多元化格局出现，本来是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实现前面所提到的东西文化相互吸取、融合的历史机遇，但我们这里却陷入民族狂热，在「走自己的路」的旗号下，猛批普世价值，拒绝向西方学习，并在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包括毛泽东时代）缺乏反思的情况下，强化举国体制，把即使可能有的某些长处，也推向极端而走向反面，以为这是发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其实预伏著更大的危机。

问题是，此种有限度地向毛泽东时代回归的趋向，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前面提到部分民众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民粹主义思潮的复兴、党内毛泽东派的兴起，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式的中国道路的推崇，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出现，都是必须正视的现实，这里纠缠著许多复杂的理论、历史、现实问题，不可以简单对待。或许正因为如此，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就成为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的、历史的、现实的课题。或许也是我们要开设这门课的一个主要动因和意义吧。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来。如前所说，中国今天的执政者采取「既调整又坚持」的对策，这本身就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调整，就要一定程度限制既得利益集团，首先是权贵资本阶层的利益；坚持，就是要强化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级党和政府的权力。今天的执政者面临著政令不通、任何改革在推行过程中都会变形、变质等一系列的困境，都是根源于这样的内在矛盾，也是今天的改革之所以陷入学者所说的「尺蠖效应」的原因所在：「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著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仍然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产仍然看守不住」[104]无论怎样改革，采取什么政策，获利者永远是权力的掌握者，权力的资本化越来越是体制性的、不可逆转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研究者所说的「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如论者所描述：「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著走，哪里著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而且彼此矛盾。[105]在我看来，这样的矛盾与失声，其实就是当政者在邓小平路线已经走不下去的情况下，还想采取「既坚持又调整」路线所必然遇到的尴尬与困境。

于是，就出现了社会学家所说的「中国正在加速走向社会溃败」的危机。社会溃败的核心，就是「权力的失控」，「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就意味著「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由此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溃败：「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

「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最后就造成了「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106]全社会——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社会上、中、下层之间，各阶层内部彼此之间——都陷入了深度的不信任，充斥著不满和怨恨。这种结构性的社会危机，才真正致命。与此同时，民族问题逐渐突现，这几年连续发生的西藏、新疆地区的骚乱，都为全国、全球所瞩目。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我对此没有专门研究，只能把问题提出，无法展开论述。

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一面在快速发展，一面却危机重重一夸大或忽略任何一面，都得不到中国的真实。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这样一个看法：当今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经过建国后60年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基本上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在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以后，将「向何处去」？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问题，也同时是世界的问题；「中国走向何方」，不仅影响中国的未来，也关系著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切关心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人们正在思考的中心，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我著来，前面所讨论的，无论是毛泽东派主张「回到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继续革命的路线」，部分知识分子所鼓吹「集权为民」的「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还是〈零八宪章〉运动倡导的「宪政民主」，党内民主派高扬的「民主社会主义」，赵紫阳等老共产党人提出的「超越「主义」的社会进步新指标」，都是对「中国何处去」问题的响应。在理论旗帜的背后，是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107]而更多的民众，则以行动作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空前活跃的状态，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让许多人感到焦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这或许是一种混乱，又未尝不可视为一种发展的生机。

越来越多不同阶层的人们，越来越不满意于现状，于是，开始思考，争论，聚集，行动一或许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由人民，也是由我们每一个人书写的。

2010年8月13日写毕，2010年12月30日修订，2011年7月16日定稿

编注

1.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或译坚尼系数、吉尼系数，是20世纪初由吉尼（Corrado Gini，1884-1965，意大利），根据经济学家马克思劳伦茨（Max Lorenz，1876-1959）所提出的收入分配曲线——劳伦茨曲线（Lorenz curve）所定义的，一种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此系数以比例数值表示，介于0和1之间。

2. 维权运动：又称「中国维权运动」或「中国人权运动」，是指中国大陆人民维护基本权益的自发运动，主要要求是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权利得到保障和反抗权利受侵犯的事件。维权运动约于2000年后开始出现，在2003年逐渐成形，民众透过游行、法律控诉及媒体曝光等，挑战政府或大企业的权限，以维护自身权益。运动最初多维护消费者权益、业主权益，后来已触及公民政治权利等政治禁区。

3. 群体性事件：指社会群体与统治当局的冲突与对立，多为社会底层为争取自身权益，而与统治阶层进行对抗，或因统治阶层不当行为触怒民众，引发与统治阶层冲突与对立。

4. 「天安门母亲」运动：由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丁子霖（1936-）等人发起，连同一群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遇害者的母亲组成。主张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运，呼笼彻查及公布「六四」事件，并向死伤者家属和公开道歉。

5. 上访：或称「信访」（即「来信来访」的简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有的政治表达及申诉方式。按照官方定义，信访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或者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官方（警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等。为处理信访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专门设立有国家信访局，各级政府、人大及政协也设有信访办公室。

6. 支农：指城市里的志愿者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公益性活动。

7. 支教：指支持落后地区乡镇中小学校的教育和教学管理工作。

8. 两手都要硬：「两手」指中共宣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侧面，即改革开放」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社会主义道路与无产阶级专政）;「两手都要硬」指在这两方面都要严格彻底执行。

9. 中共十七大：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007年10月15日-21日于北京召开。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大会确定了「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为重要指导思想。

10. 毛泽东主义共产党：2008年5月宣告成立，其纲领是要反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目前只见于网上活动。

11. 中国工人（共产）党：2009年8月宣告成立，提出「无产阶级两党制」，目前只见于网上活动。

[1] 参见赵德馨：〈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的路径、成就与经验〉，《百年潮》2009年第10期，页19-20。

[2] 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页742。

[3] 据温家宝2004年5月26日在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页742。

[4] 据国家财政部提供的数据。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页744。

[5] 温家宝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转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页744。

[6] 据统计，1949-1979年，从前职到现职，实现向上升迁的流动率只有74%；；1980-1989年，向上升迁的流动率提高到18.2%；1990-2001年，进一步提高到30.5%。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导言页13。

[7] 转引自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页22。

[8] 转引自马庆钰：〈市场经济呼唤政治改革〉，《炎黄春秋》010年第11期，页15。

[9] 人民网北京2009年12月9日电。转引自马庆钰：〈市场经济呼唤政治改革〉，《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页15。

[10] 何伟：〈「国进民退」五定位〉，《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1月25日。转引自马庆钰：〈市场经济呼唤政治改革〉，《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页15。

[11] 见王小鲁：〈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总31期，2007年7月。转引自马庆钰：〈市场经济呼唤政治改革〉，《炎黄春秋》010年第11期，页15。

[12]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2010年3月3日），2011年7月27日取自，刘植荣博客——飞翔的铁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904e310100gufvhtml。

[13]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2010年3月3日），2011年7月27日取自，刘植荣博客——飞翔的铁塔：http://blogsinaxomen/s/blog_46904e310100guf Vhtml。

[14]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2010年3月3日），2011年7月27日取自，刘植荣博客——飞翔的铁塔：http://blogsinacomen/s/blog_46904e310100guf Vluml。

[15] 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本文原刊载于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电子报第1254期。但该网站上目前本文刊载不全，故转引学术批评网，2011年7月27日取自，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412&type=1002。

[16] 参看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本文原刊载于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电子报第1254期。但该网站上目前本文刊载不全，故转引学术批评网，2011年7月27日取自，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412&type=1002。

[17]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2010年3月3日），2011年7月27日取自，刘植荣博客——飞翔的铁塔：http://blogsinacomen/s/blog_46904e310100guf Vlitml。

[18] 转引自马庆钰：〈市场经济呼唤政治改革〉，《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页16。

[19] 参见李实、岳希明：〈中国个人收入的最新变化〉，熊景明、关信基编：《中外名学者论21世纪初的中国》（香港：香港中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页382、386-387、389。

[20] 「根据2009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国行业之间工资差达到了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2010年3月3日），2011年7月27日取自，刘植荣博客——飞翔的铁塔：http://blogsinacomen/s/blog_46904e310100guf Vhtml。

[21] 转引自陈智宏：〈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责任和遵守行为：一个分析框架〉，熊景明、关信基编：《中外名学者论21世纪初的中国》，页331。

[22] 即台湾的大学部。

[23] 吴刚：〈教育与社会在转型期的关系形态〉，载丁纲主编：《中国教育：研究舆评论》第2辑。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2。

[24]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2。

[25] 〈警惕农村缀学率上升〉，《中国教育报》2001年6月6日。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2。

[2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页92。

[27] 「三座大山」一词，来源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当时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这三座大山就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充足的理由。现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出现的新的社会不平等造成的民众生活的三大困境，称为「三座大山」显然含有讽剌的意味。

[28] 参看孙立平：〈中国正在加速走向社会溃败〉（2010年4月1日发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中华网：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638757/2713/17/51/6_1html。

[29]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页3。

[30] 于建嵘：〈中国骚乱事件和管治危机〉（2007年11月5日发布），2011年5月23日。取自，大道网http://wwwmethodfirstcn/cl_inhtml？id=129。

[31] 转引自党国英、于莫：〈中国改革的现代性解析〉，《读书》2010年第8期，页20。

[32] 钱理群：〈「我们」是谁〉（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愿者论坛上的演讲），《致青年朋友》（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页77。

[33] 参看钱理群：〈「我们」是谁〉（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愿者论坛上的演讲），《致青年朋友》，页77-85。

[34] 参看钱理群：〈2008总结〉（2009年2月7日-2月16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446。

[35] 参看钱理群：〈「我们」是谁〉（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愿者论坛上的演讲），《致青年朋友》，页79。

[36] 钱理群：〈「我们」是谁〉（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愿者论坛上的演讲），《致青年朋友》，页81。

[37] 钱理群：〈「我们」是谁〉（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愿者论坛上的演讲），《致青年朋友》，页81。

[38] 钱理群：〈「我们」是谁〉（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愿者论坛上的演讲），《致青年朋友》，页78。

[39] 钱理群：《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0] 钱理群：《作教师真难，真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1] 钱理群：《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2] 在一份〈青年中国（志愿者）行动宣言〉（2009年4月）里,就明确宣传：「知识分子唯有主动与工农结合，支持执政党中央打破腐败特权阶层的特权，中国的改革才会有大的新的质的突破」。〈青年中国（志愿者）行动宣言〉（内部交流本，2009）。

[43] 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研究调查。转引自李向平：〈「毛泽东信仰」的现象解读〉，《南风窗》2009年第6期，页90。

[44] 李向平：〈「毛泽东信仰」的现象解读〉，《南风窗》2009年第6期，页91。

[45] 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亿》，页8。

[46] 参看钱理群：〈2009年总结〉，未刊稿。

[47] 鲁迅：《准风月谈•同意和解释》（1933年9月3日），《鲁迅全集》第5卷，页303-304；《二心集•宣传与做戏》（1931年11月20日），《鲁迅全集》第4卷，页345-346。可参看钱理群：〈2002回顾〉（2003年1月1日-8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211。

[48] 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页24。

[49] 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页30。

[50] 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页49。

[51] 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页51。

[52] 宋晓军：〈中国无法不显其大〉，宋晓军等著：《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页96。

[53] 王小东：〈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宋晓军等著：《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页98。

[54] 王小东：〈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宋晓军等著：《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页99。

[55] 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页41。

[56] 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页42。

[57] 也有些民族主义的鼓吹者看到了这样的危险，因此提出了「内修人权，外争族权」的口号，力图调和「政治民主化目标和民族主义目标」。王小东：〈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宋晓军等著：《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页100。

[58] 以上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讨论意见，见支振锋、臧勤：〈「中国模式」与「中国学派」——「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综述〉，《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59] 见钟舒民：〈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外交面临新挑战，中国智库要提升国际对话能力〉，《文汇报》2010年8月16日，第7版。

[60] 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8期，页62。

[61] 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8期，页74。

[62] 〈零八宪章〉（2008年12月10日发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零八宪章http://www2008xianzhang.info/dbinesehtrn。

[63] 欧阳懿：〈《零八宪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2009年11月25日发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零八宪章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Reviews/20091204%20ouyang%20yihtml

[64] 参看秦晖：〈中国更需要民主辩论与重新启蒙〉（2009年3月8日），《亚洲周刊》第23卷第9期，2011年7月27日取自，亚洲周刊•http://www7zzkcom/cfm/ Content_ Archivecfm P Channel=tt& Path=3104908231/09tt1cfm。

[65] 转引自杜光：〈零八宪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杜光文存•纪念特辑》，内部交流稿。

[66] 钱理群：〈2009年总结〉，未刊稿》如果联系毛泽东时代，就应该说是「五起五落」。毛泽东也曾两度试图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一次是1956年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放」的方针，如前所分析，这是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政治改革」，后来以发动反右运动而结束。第二次是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要以「巴黎公社民主原则」进行国家体制的改革，但又以毛泽东的退缩而夭折。

[67]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373。

[68]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296。

[69]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192。

[70]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296。

[71] 以上引文见《170名党员、干部对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献言书》，2011年7月27日取自《批判与再造》（复刊版）http://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cipresscom/2007/10/02/170%e5%90%8d%e9%bb%a8%e5%93%al%e3%80%81%e5%b9%b9%e9%83%a8%e5%b0%8cl%e9/obb%a8%e7%9a%84%e5%8d%81%e4%b8%83%e5%a4%a7%e7%9a%84%e7%8d%bb%e8%a8%80%e6%9b%b8/。

[72] 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关于时局的声明〉（2008年5月4日），转引自杜光：〈从史学危机透视政治危机〉（2010年3月27日），《杜光文存》第23期，内部交流稿。

[73] 中国工人（共产）党主席齐志平：〈致胡锦涛建言献策书〉（2009年8月15日），转引自杜光：〈从史学危机透视政治危机〉（2010年3月27日），《杜光文存》第23期，内部交流稿。

[74] 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关于时局的声明〉（2008年5月4日），转引自杜光：〈从史学危机透视政治危机〉（2010年3月27日），《杜光文存》第23期，内部交流稿。

[75] 何方：〈前言〉，《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页x-xi。

[76] 何方：〈前言〉，《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页xi。

[77]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78] 顾准：〈我的反动世界观和反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初步清算〉（1969年3月14日），《顾准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页327。

[79] 钱理群：〈中国改革向何处去——2007年的观察与思考之一〉（2007年1月20日-2月14日），《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页316-317。

[80]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313。

[81]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328。

[82]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28。

[83]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378。

[84]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86。

[85]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45。

[86]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86。

[87]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123-124。

[88]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123。

[89] 辛子陵：〈导言：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页xlv-xlvi

[90]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30。

[91]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177。

[92] 宗风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327。

[93]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30。

[94]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第1版。

[95]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体制改革成效〉，《人民日报》2010年2月22日，第1版。

[96]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页349。

[97] 胡锦涛：〈生动的一课——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史诗《东方红》〉，《人民日报》1964年11月6日。

[98]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第1版。

[99]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第1版。

[100]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月19日，第1版。

[10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10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10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104] 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本文原刊载于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电子报第1254期。但该网站上目前本文刊载不全，故转引学术批评网，2011年7月27日取自，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ieasp?Newsid=94l2&type=1002。

[105]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炎黄春秋》2010年11期，页5。

[106] 孙立平：〈中国正在加速走向社会溃败〉（2010年4月1日发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中华网：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l638757/2713/17/51/6_lhtml。

[107] 有研究者指出当代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阶层的对应关系：「大体上看，追求自由与个体权利的自由主义思潮，确实在中产阶级中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强调秩序与稳定的新权威主义，在官员与大企业家中有更多的赞同人。呼唤平等与社会公正的新左派则在青年一代而不是中老年人中，有许多支持者。〔……〕新左派中的激进派或民粹主义派，在中西部地区的底层弱势群体与「愤青」中有许多支持者。在70后的知识型白领、中产阶层、企业家中，文化保守主义有比较大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在饱经政治风霜的老干部中有相当多的支持者」。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萧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火花——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析论〉，《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8期，页75。

后记

本书是我2009年9月至11月在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给研究生上课的讲稿：课前我自己写了详细的文字稿，讲完后，又由学生整理出录音稿，我再修订成初稿。三个月下来，居然积有近30万字。2010年，我又集中了一年的时间，除了将当时来不及讲的最后三讲补写出来以外，还把多年积累在手头上的毛泽东著作和相关的研究论著重读一遍。在原有的框架、结构内，作了大量的补充，力图展现毛泽东的方方面面，使论述更加复杂，内容更为丰富，同时尽可能地吸取海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增加论述的深度与厚度。为此，加添了大量的注释，也增大了篇幅，最后达到现在超过70万字的篇幅。尽管仍有未尽意之处，但已经到了年底，无论如何也要交稿了。就写此「后记」，借机「打住」吧。

按理说，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写出了这么一本厚厚的书，速度是够快的了，我自己也有些吃惊，这完全是意外的收获。但细想起来，其实为了写这本书，我已经酝酿了25年，也准备了15年。这里，就不妨说说这本书的写作经历、过程吧。

1994年，我写过一篇研究笔记，题目就叫〈我为什么要研究毛泽东，打算怎样研究毛泽东〉，文章一开头就这样谈到研究的缘起：「在决定一生道路的青年时代，我的精神导师有二，其一为鲁迅，其二即是毛泽东。因此，在我写完了《心灵的探寻》，对「我」和「鲁迅」进行了基本的清理以后，我的心就转向了毛泽东，渴望著对「我」和「毛泽东」这个更为基本的自我人生命题进行一次清理。也就是说，写作本书的最初冲动是产生于1985年。[1]但那时，我自觉还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作这一工作，或者说，自觉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以及对于思想文化界的意义特别重大，而当时主客观条件似乎都还不够成熟。这样，内心的冲动，一压就是十年」。[2]记得当时因为觉得独自一人难当此重任，曾邀约安顺的老友杜应国君合作，他也作了一些准备。但最终还是搁下了。

再次引发研究冲动，已经是1989年：「那个难忘的夏天的一个晚上，中国和我自己都仍处于血腥镇压之后的恐怖中。我的面前，放著两个历史时期的两份文件：七十年代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元帅的讲话与八十年代末（1989）邓小平和中央军委的谈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当时怎么会把这两个档放在一起的；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同时阅读这两个档所产生的震动：我发现，尽管人们已经千百次地宣布「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但两个时代，两个领袖人物——毛泽东和邓小平，其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至语言，却是惊人的相似。我当时顺手写下了所感觉到的这种内在与外在的一致，但现在却找不到了这张纸条，或者在某一个恐怖的瞬间将其烧毁，或者隐藏在不知何处，但结论却始终没有忘记：并不存在所谓「新时期」，我们仍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线，所谓「中学」就是「毛泽东文化」，包括毛泽东所建立的以党为核心的一体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和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而「西学」不过是西方的技术，现在又加上的西方的管理经验」，「事实上，在八九政治风波以后，所谓「后毛泽东时代」已经呼之欲出」「1978年以后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最大失误，就是没有明确提出并进行对于毛泽东思想、文化的科学批判，而这一历史任务不能完成，则将长期地禁锢中国思想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我们迟早要补上层史的这一课」。[3]这样一来，研究毛泽东，就不仅是我个人生命的需要，更是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响应。

但只有在1994年，当我有机会到韩国外国语大学任教一年，有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以及现实与心理的距离，才有可能正面地来处理这一历史研究课题。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在韩国开始进行毛泽东研究的，我因此对当年邀请我讲学的朴宰雨教授等韩国朋友，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但我选择毛泽东作为研究课题，还是有一些心理负担，也有朋友善意提醒我，要考虑这一研究在政治与学术上的风险。早在1993年，我54岁生日时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知道我的选择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为未来研究，写作。这几乎同时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不仅因此选择了寂寞和孤独，而且选择了局限性。正如一位朋友所指出的，我不仅要受到材料的局限，我将在大量事实材料被封锁与歪曲的情况下从事我的研究；而且要受到自身眼光和方法的局限。因此，尽管我竭尽全力去研究，我的研究成果在后人眼里，其科学性是极其有限的。但我仍然坚信，即使是这样，我仍然有仅属于我自己的价值，就像唐人选唐诗，同代人的某种感受、体验、观察与理解，是后人不可能重复的。因此，我应该自信，自尊，自重，坚持自己的选择，不为外界的种种干扰而动摇。同时，我也应该有自知之明，绝不将自己的选择绝对化。仍然是马克思说的那句话：走自己的路！[4]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选择毛泽东研究，是明知其失败，或明知其局限性，但仍然要硬做：这可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是一种「反抗绝望」吧。

这样，1994-1995年间，我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专家公寓里，开始了毛泽东研究。我的第一步工作是阅读毛泽东的原作，以及已经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研究著作，我记得大约有1,000余万字，并作了相应的笔记。最后「为了清理自己的思想，又考虑到研究课题的尖锐性，预计未来公开出版时，不可能畅所欲言；更怀著发生突然事故，写作计划不能开始或完成的隐忧」，我还写了前面提到的〈我为什么要研究毛泽东，打算怎样研究毛泽东〉的长文。这篇文章写到我当时思考所达到的某些结论，在本书〈导言〉与相关部分多有涉及，这里不再重复。

我著重要说的，也是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对研究方法的设想。文章这样写道：「从一开始，我便确认，要用我的方法，也即从《心灵的探寻》就已经开始的方法，抓住毛泽东的「基本单位概念」来进行研究。最初开列出来的，计有：1，党；2，军队，战争；3，人民（卑贱者，农民，痞子）；4，民族；5，乌托邦，理想；6，群众，群众运动，群众路线；7，斗争，革命，专政；8，实践（知与行，知识，理论）；9，改造；10，精神，意志；1「浪漫主义；12，历史」。并作了如下说明：「以上都是毛泽东时代最大限度地普及了的概念、观念，它支配、规定著历史的发展，决定著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并且已经深入几代人的心灵深处，习以为常。今天应该拉开距离，作历史的反思，揭示其内在的真实意义与作用」，「不仅注重毛泽东本人的论述，而且注重毛泽东本人的实践，以及在他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实际生活，即他的理论的群众实践活动，也即理论命题的对象化过程，从思想命题的展开与现实化中来反观原始思想命题中内蕴的多重因素」，「而且要揭示毛文化的这些基本概念、理念，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各自在毛思想文化体系、总体结构中所处的地位」。[5]

从韩国回到北京后，我又作出了整体设计：书名定为《毛泽东：世纪中国遗产》，共分二部。「第一部：中心词的转移——讲述毛泽东（我们的时代，以及我自己）的故事」，其写作要求与设想是：「「历史的，与心理的描述，历史的细节的感性呈现；2，毛的故事为主，也讲一点时代故事，以及我的故事：彼此的互动——叙事的隐与显，主与次，主体与客体，现实语境和历史语境；3，一边讲述，一边质疑。如实地留下空白，揭示矛盾和袒露困惑，建立4旦诚」的新规范——叙述的颠覆性；4，平静而从容的叙述调子，内蕴著历史的激情与苍凉感。一回忆式的」。接著，「第二部：中心词透视一解析毛泽东（我们的时代，以及我自己）」。具体写作要求与设想是「「词语的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综合分析；2，理论意义和实践后果的双向考察与揭示；3，缜密的解剖（层层剥茧式）与冷静而犀利的剖析（正视后果，不回避一切）；4，对毛话语的批判，也就是对我们时代话语的批判，对我自己的批判（以前者为主）一自省式的」。还有「患体风格」的要求与设想：「自由无羁的，不受规范与约束的。一既是思想的，又是文体的，更是心态的，是终于找到的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契合。曾有「童言无忌」之说，如今两鬓斑白却要追求「无忌」。同时又要质疑：真的能「言无忌」吗？——相对而已！」[6]

以上设计写在1995年10月，正要著手进行，但11月8日，一个偶然的约稿，使我改变了计划，转过头来写《1948：天地玄黄》一书。尽管那本书的写作，我也准备了很久，但突然搁置毛泽东研究与写作，也是出乎意外。但细想起来仍是事出有因。

原因大概有四。首先还是研究方法的困惑，尽管已经有了以上设想，但真正要落笔，却感到很困难，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其二，是我摆脱不了其他研究课题的诱惑。事实上在1994年去韩国之前，我同时关注两个课题，毛泽东研究之外，还有四十年代的文学与知识分子选择的研究。因此，当我的毛泽东研究因为研究方法的困惑而难以动笔时，转而来写1948年历史转折点上知识分子的选择，也顺理成章了。其三，我更无以摆脱对现实的强烈关怀。因此，在1996年写完了《1948：天地玄黄》以后，我并没有回到毛泽东研究。从1997年开始，我直接介入了当下的思想、文化、教育的民间运动，而研究的兴趣，也转入更具有现实迫切性的课题，逐渐集中到对毛泽东时代的民间思想和民间反抗运动的研究、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以及对当下社会（也即「后毛泽东时代」）的观察、评论、研究。现在看来，我的这些研究，表面上似乎远离了对毛泽东个人及其思想的研究，但却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更具体、深入的考察，这当然也就加深了我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理解与把握：原来，我始终没有离开毛泽东，他一直是我关注的中心。其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将毛泽东研究搁置，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当我从韩国回到国内，就不能不面对中国的现实：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正是毛泽东所向往、追求的；另一面却是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这又是毛泽东当年曾经想竭力避免的。然而，以损害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富国强兵」路线，又恰恰是从毛泽东那里继承、发展而来的。这样一来，我所面对的当下中国社会（我称之为「后毛泽东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关系，就远比我当初的认识、理解要复杂得多，不仅有继承、发展（这是主要的），同时也有背离。如此，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的评价，以及对其当下意义的认识，也必然要复杂化，并且至少要跳出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也就意味著，我必须要从更高的角度，重新审视我自己与毛泽东、毛泽东时代的关系。与此同时，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以至后毛泽东时代，也越来越成为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界关注与争论的焦点，并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歧。当我意识到，这样的争论与分歧，实际上和每个人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选择，以及每个人对现行体制的认识、态度、相互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又产生了重新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时代的冲动，而这样的研究又必须是和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联成一体的——更准确地说，这已经不是冲动，而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责任。

但我面对这样的责任时，又不能不多有犹豫。这也有两方面。最主要的，自然是我对毛泽东、毛泽东时代的认识与评价的犹豫不决，我在本书〈导言〉里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另一方面，是我始终找不到适合的结构方式与叙述方式，而我对写作形式问题又极为重视，若形式问题不解决，即使材料准备好了，也无法动笔。我也曾经试图做过一些尝试。大概在2004年左右，我重拾1995年写的那份设计书，想在其基础上作一点变动：不全面铺开，而只集中在1956-1966这十年，因为我认为这是建国以后毛泽东独特思想形成的时期，我曾对有关的材料作逐年梳理，但这也只作了两年就没有继续下去。这样断断续续的写，我却越弄越没有信心，后来就死了心，准备完全放弃毛泽东研究，以为这将会是我学术生涯，以至人生的最大遗憾。

没料到，经过台湾友人陈光兴先生的努力，我突然有了一个到台湾讲学的机会，我这十数年来的梦想就又死灰复燃了。当陈光兴先生专门到我家来讨论讲学内容时，我立刻想到，如果要让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历史与思想文化，最佳切入口无疑是鲁迅与毛泽东。于是我决定同时开设两门课：在清华大学给大学生讲鲁迅，在交通大学给研究生讲毛泽东。但这也把我自己「逼上梁山」了：在仓促间，我只能把这15年所积累的全部材料都带到台湾，在临行前又逼出了一个「讲课提纲」。这样一逼，却逼出了灵感：长期困扰我的结构与叙述方式，突然有了一个可操作的方案，或者说，我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历史书写方式，这正可说是「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关于终于成型的这本书的结构、叙述方式，我在〈导言〉里曾有过交代：「我试图建立一个三维讲述空间：上层的毛泽东空间，中层的知识分子空间，底层的我和民间思想者、普通民众的空间，从他们三者的互动中来讲述这段历史」，[7]「我想把毛泽东的故事，知识分子的故事，民间思想者的故事，普通民众的故事，以及我的故事，放在同一时空中来讲述」，[8]不仅叙述历史过程，而且尽可能地揭示历史当事人的心灵世界，讲毛泽东的内心矛盾，更讲毛泽东极权体制下人的心灵伤害，思想迷误，精神挣扎，以及背后隐含的人文问题」。[9]这里，再作一点解说与发挥。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这一段共和国历史的叙述与展开，可以说都围绕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这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尤其是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毛泽东和党的意志、思想、政策，在历史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若仅将中心放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因此而完全忽略或抹煞普通民众的意志、思想、活动，却会造成历史的遮蔽。尤其是毛泽东治国的最大特点是注重群众的动员，以及强调群众运动的作用，尽管毛泽东时代的群众基本上是处于「被动员」状态、是高度组织化的，但普通民众依然用各种方式，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独立意志，对高层决策发挥著自己的制约作用。因此，讲述毛泽东时代，就不能只讲毛泽东这样的历史「大人物」的故事，还要讲述普通民众，尤其是中国农民这些历史小人物」的故事。但由于「默的大多数」话语权的缺失，留下来的材料极少，我也只能利用有限的史料竭力恢复他们的历史地位。比如，在讲述大饥荒时代的历史，就以「底层农民的声音」作为叙述的起点，然后再依次讲到「党的中层、上层的反应」，最后写到「毛泽东的决策」，虽然这仅是一个尝试，但却反映了我的历史观。

民间的异端思想与活动，在历来的历史叙述中都常常被忽略，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奉行「强迫遗忘」的思想、文化政策，就更是将民间思想强制抹煞。但恰恰是毛泽东时代，由于毛泽东所采取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就把许多完全边缘化的普通民众也卷入到历史进程中，并且形成全民的政治关怀，尽管这也是被动参与、并受到严格控制，但一旦人们参与其中，一部分人就有可能会产生独立思想，再加上毛泽东思想中本身就存在著某种异端成分，他在动员群众时，也有意无意地培育了异端思想者。通常的情况是，这些民间异端最初被毛泽东所唤醒，最后发展到对毛泽东产生根本性的怀疑，就为毛泽东所不容、遭到残酷镇压，从而激发出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所建立与维护的体制的自觉反抗：这样的「互动」，贯穿了毛泽东时代全段过程，却在当下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叙述中，完全被遮蔽、抹杀了。我要做的，就是要将「民间异端思想和民间反抗运动史」作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其写进历史，恢复民间思想者应有的历史地位。因此，我以极大的篇幅，叙述历史各阶段的民间思想与运动，并将其杰出代表，如民间思想者中的顾准、张中晓、杨伟名、李一哲、陈尔晋、王申酉，民间反抗者中的林昭、林希翎、张志新、张春元、陆文秀……等写入历史。

这不仅是尽一个历史学者的责任，而且也会对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形成新的认识。所谓「民间异端」，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提出与毛泽东和执政党不同意见和思路。比如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当历史提出「如何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时，毛泽东和民间思想者（顾准、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毛泽东主张进行有限的改革以巩固党的专政，而民间思想者则提出要走一条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因此必须对一党专政体制要有所突破。最后，毛泽东将民间思想者通通打成「右派」。这段历史说明，毛泽东的选择，并非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也就是说，并非「存在就是合理」，历史原本存在著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尽管这样的可能性被毛泽东的强力镇压所扼杀，由于种种历史条件而未能实现，但我们绝不能按照「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否认民间思想者的另一种选择的历史合理性。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事实上存在著两个中国、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个是毛泽东领导的、占主流地位的中国，另一个则是尽管被镇压、被抹杀，却始终顽强存在的「地下中国」；一条是在现实上实现的毛泽东的发展路线，另一条是与之相对立，尽管没有现实化，却存在著合理性的发展路线。而所谓「毛泽东时代」，就是两个中国、两条发展路线，相互搏斗，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的历史过程。即使是我们讲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存在这两种社会主义思潮一不仅有毛泽东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主义（民间思想者把它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史前期社会主义」），也还有一个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主导的民间社会主义。因此，将民间思想者引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进入历史叙述，将会改变并丰富对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之历史图景的认识、描述与想象。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走出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陷阱，我们就能发现民间思想者及其思想成果的意义和价值，它能够成为我们今天重建批判性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本书也引入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而且我的叙述是想强调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中，不仅是一群被动的受害者（这当然有事实根据，却往往被现在许多悲情叙述所夸大），他们同时也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所谓的参与，包括有所贡献、反抗，更有许多的依附与屈辱）。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关于知识分子的叙述相对比较简略，以后我会有专著来展开。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我都提到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是作为一种思想倾向的代表而进入我的叙述，并不是对其作全面的历史评价，这也是需要说明的。

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本书所讲的「我的故事」，其实我在台湾交通大学上课的讲题就是《我和毛泽东、共和国六十年》。研究主体的介入，这本是历史研究和叙述的大忌，据说这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而客观性正是历史研究最高，甚至是唯一的法则、标准。我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否认这样的法则及其合理性，但如果将此法则推向极端，就会有问题，这正是我在本书写作中想要自觉地挑战的，我所追求的是主客体交融的历史叙述。这首先受研究的性质、特点所决定：如前所说，本书是一个历史在场者对自己亲历的历史所做的观察、研究与叙述，这段历史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对象，而是和自己的生命纠缠在一起。我要传达给读者的，不仅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还有特定的历史情境，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人生命的、情感的感受与体验。这样的历史叙述，就不能没有「我的故事」。由于「我」在毛泽东时代所处的位置——出身在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家庭里，一开始是个普通的中学生、大学生，之后是边远地区的普通的中学教师，后30年又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与学者——这就使得我的故事，具有某种典型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描述毛泽东时代，就会将一般历史叙述所难以进入、却并非没有意义的历史内容包容进去。比如，在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作为这场革命对象的家庭与相关的个人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几乎是无人关注，甚至被认为是必须忽略不计的；但我却从这里开始我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叙述，这至少是别开生面的，而且恰恰是这一点，让听我讲述的对象——台湾青年深受感动，这段对他们来说本是完全陌生的历史，就突然和他们的父辈的历史记忆有了某种关联。而以后，「我」的日记和原始笔记里所反映的，作为一个大学生在大跃进年代的态度、心理，以及作为身处底层的中学教师在大饥荒年代、文革前夕以及文革中的种种经历、观察、体验、思考，也引起了台湾学生强烈兴趣：他们从中感受到了历史的个别性、具体性与可触性，而这些都是为今天许多宏大叙事所忽略，甚至鄙视的。

这里已经谈到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我深知自己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来写历史研究著作的危险性，因此，我以极大的努力作史料的收集、发掘、鉴别、整理工作，力图做到独立的史料准备，不仅大量利用其他学者在史料上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有自己发掘、搜集的「独家史料」，这样就能做到每一个分析、论断都有详实的史料作为支撑。我特别坚持一条原则：「面对一切事实」，一旦发现那些「不利于」我的某些判断、主观倾向的材料，也绝不回避，或者修正、完善我的论述，或者在注释里如实记下，以形成一种张力。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保证我的研究的「历史性品格」。但另一方面，我也试图适当地发挥文学研尧的优势，以保持某种「文学性品格」——这可能又触犯了大忌，但我仍想尝试一番。所谓「文学性」，主要有二：一是注意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二是注意对历史人物（首先是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情感、心理、内在矛盾）的揭示和剖析，也就是说，对历史的关注，首先是对人的关注，个体的人的关注，人的心灵的关注。我以为这都是文学关照世界的方式，现在，我想尝试将此方式运用到历史的关照中。其实这样的历史性和文学性的结合，本来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所开创的中国史学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本书的写作，是继承中国史学传统的一次自觉尝试。

这也涉及到叙述语言的问题。总体来说，本书自然要追求严谨、准确的学术语言，但同时我也尝试运用某种随笔式的语言，保留课堂教学的语言风格——有节制地插入偶发的感触与感想，随意拉开又随时收回的议论，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交汇……等，这其实是回到当年（1995年）的研究设想：「平静而从容的叙述调子，内蕴著历史的激情与苍凉」。

此外，还有「坦诚」的风格，坚持研究的「自省式」与「颠覆性」：不回避自己面对历史复杂性的犹豫不决，「揭示矛盾与袒露困惑」。[10]比如书中多次谈到我评价毛泽东时代所面临的「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与困惑等等。也就是说，我写本书，并不以为自己已经有了对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明确而正确的认识和结论，因而急于向读者展示、灌输自以为是的「真理」；而只是向读者展示我观察、掌握到的历史材料，以及我的若干思考，希望和读者一起来探讨、研究这段我认为不可回避的历史。

最后要说的是，我自己对这本书的估价与期待。前面已经说过，本书，以及我们这一代人，在当下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是一种先天不足的研究。因此，我对本书的分析、判断，是信心不足的，尽管我也认为它自有价值，比如「五七体制」与「六四体制」概念的提出、概括与贯穿性分析，或许可以为研究毛泽东时代和当下中国社会提供某些思路。我更为看重的，是本书在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研究上所作的研究方法与结构、叙述方式的试验。因此，在书名中自称「另一种历史书写」，我心向往之的始终是「自由无羁的、不受规范与约束」的研究。[11]当然，我不是要借此否定至今仍占主流地位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但我确实希望能够尝试探讨另一种可能性。

在终于可以为本书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些年一直激励著自己的座右铭：「我存在著，我努力著，我们又彼此搀扶著——这就够了」。真的，在这一年半的讲学与写作过程中，我是怎样地「努力」，又得到了多少朋友的「搀扶」啊。我应该感谢我自己，更要感谢所有的搀扶者，特别是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的刘纪蕙所长，陈光兴教授，苏淑芬、林家瑄、胡清雅、宋玉雯、刘雅芳、翁建钟、阮芸妍、胡璨文、詹亚训、张瑜珊等年轻朋友，联经出版社的林载爵先生。我要特别致意的，是本书的责任编辑芸妍和清雅，她们的细心与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一个比较粗心的人，又写得匆忙，在原稿里，就有不少疏漏。正是两位责编的辛勤劳动，严格把关，纠正了许多错误，让我既惭愧又感动。不可不提及的，还有海内外毛泽东研究的先行者，我从他们的出色研究成果里所受到的教益和启示，使我对这些学术前辈和同行永怀感激和敬意。我还要感谢所有听课的台湾学生一这样的特定对象，对我的历史叙述的内容与方式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在某种程度上，台湾学生也参与了本书的写作，这本身就是别有意义的。最后要感谢的是一直在关心、支持我的毛泽东研究的大陆和台湾的朋友们，以及我的老伴一我现在可以向你们交差了。而我自己，完成了毛泽东研究，这一生，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

2010年12月23日

本书完稿后，曾电传给一些朋友，回馈回来的许多宝贵意见，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年轻的朋友——贺照田、何浩、何吉贤、萨支山、程凯、陶庆梅，他们不但仔细地通读了全书，进行了多次讨论，还和我座谈了一天。他们的严肃、认真，让我深受感动：我的书本来就是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写的，现在能够引发他们的思考和响应，我为之付出的一切，都得到了最好的报偿。在响应中，这些年轻朋友也坦诚地提出了他们的不同意见，甚至某种不满，这也是我所期待的。他们的批评，更让我看清了自身的不足。我认真地思考了他们的意见，感到本书的写作上，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存在著两个根本性的矛盾。一是由于本书是一个过程性的写作，开始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对许多问题都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但在讲课与写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某些比较明确的观点，看法，并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结构，这对于讲课与写作，都是必要的，必须如此的。但将复杂的历史纳入日见明晰的观念指向与叙述结构里，这本身又会形成某种自觉、不自觉的遮蔽，把复杂、丰富的历史简单化了。我在写作后期，试图进行某种弥补，在重新阅读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补充了许多论述和大量注释，以便和原来的论述形成某种张力。但由于行文的匆忙，没有经过更充分的酝酿，更成熟的思考，就留下了许多的疏漏，遗憾，给人以「夹生」的感觉一急于求成，不够从容，一直就是我治学的致命伤。这样重大的选题，竟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这本身就显得有些孟浪。但正像我多次说过的那样，对此我也无可奈何，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研究设想、目标在前方诱惑著我，我只能拼命赶路。因此，我的研究，包括这本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只能是粗线条的，谈不上精细，虽有启发性，也有一定的开创性，却多有可斟酌和有待深入研究之处，因而只具有「有缺憾的价值」。我承认，这是我的学术的宿命。

最根本的，还是我的学术追求本身带来的遗憾与问题。这些年轻朋友注意到，我的研究有两个自觉追求，同时，也就有了两个陷阱。一是追求「主客体的融合」，用朋友们的话来说，就是试图「通过历史的研究，达到自我确认」，而「在自我确认过程中，就有可能模糊历史形象」。他们因此提醒说，我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知识分子」的坚定立场，固然使我的论述，具有相当的力量，以至魅力，但如果将这样的立场绝对化、静态化与固定化，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因为这样的批判立场，就将一党专政的体制及其具体体现的我所说的「五七体制」和「六四体制」作为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的终极性的解释，会不会将历史简单化？这就涉及我的另一个追求：历史研究的「历史感」与「当代性」的结合，这就会带来的历史书写与现实介入的矛盾。最容易落入的陷阱，就是将历史的事实、材料，纳入现实的批判框架内，把「历时态」变成「现时态」，从而妨碍进入历史情境，形成某种遮蔽一当然，这只是「可能的陷阱」，而非「必然」，承认与正视这样的危险，并非否认追求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只是提醒我，要注意掌握主体介入与现实批判的「度」，在客体与主体，历史与现实之间保持恰当的张力，留有必要的余地，切忌把话说得太满。因此，在本书最后定稿时，我也就根据朋友们的提醒，对全书的论述作了认真、反复的推敲，力求掌握好分寸。

在讨论中，我也发现，在如何认识这段历史（包括具体的历史事件、现象）上，我和年轻朋友之间，还是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分歧。这也属正常，是我预计中的。而且在本书公开出版以后，在读者中可能还会引发更大的论争。其实，面对历史，人们总是会有不同的看法与态度，而且又总是和个人的现实立场相联系。不仅研究和书写历史的作者如此，阅读历史著作的读者，也都同样存在著历史与现实，客体与主体的纠结。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这就要求，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讨论中都要既坚持各自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又同时认真听取他人的批评，进行自我调整和修正。我在最后定稿时，也就根据这样的原则，没有变动本书的基本论断与结构，但又作了局部调整和补充，并且期待更多的读者更严厉的评判。

这一切，都应该感谢我的这些年轻朋友，并向本书的读者与批评者预致我的谢意。在这个意义上，我期待本书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是引发思考和争论的子」。我们共同的讨论对象：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无论其复杂性，还是丰富性，在中国历史以至世界历史上都几乎「绝无仅有」、「空前绝后」。它绝不是一个人、一本书，能够一次性把握的，它必然是由历史的亲历者和后来者，学者和读者广泛参与，不断探讨、争论的一个漫长的，永无终结的认识过程。而且，在和年轻朋友的座谈中，我还谈到，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我们还有一个历史责任或雄心壮志：我们要通过对这段内含著最深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教训」的历史研究与叙述，进一步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创造出具有历史与现实阐释力的中国批判理论。这对我来说，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而且只有寄希望于年轻一代了。

2011年7月13日补写

[1] 1985年这一年，我在连续为北大中文系1981、1982、1983、1984级学生开设「我之鲁迅观」选修课的基础上，整理出了《心灵的探寻》。

[2] 参看钱理群：〈我为什么要研究毛泽东，打算怎样研究毛泽东〉（1994年12月10日-12日），未刊稿。

[3] 参看钱理群：〈我为什么要研究毛泽东，打算怎样研究毛泽东〉（1994年12月10日-12日），未刊稿。

[4] 此日记也为〈我为什么要研究毛泽东，打算怎样研究毛泽东〉一文所摘录。

[5] 见钱理群：〈我为什么要研究毛泽东，打算怎样研究毛泽东〉（1994年12月10日-12日），未刊稿。

[6] 见钱理群：〈毛泽东：世纪中国遗产〉（总体设计）（1995年10月草拟，1996年9月定稿），未刊稿。

[7] 参看本书〈导言〉，页22。

[8] 参看本书〈导言〉，页22-23。

[9] 参看本书〈导言〉，页23。

[10] 见钱理群：〈毛泽东：世纪中国遗产〉（总体设计），未刊稿。11见钱理群：〈毛泽东：世纪中国遗产〉（总体设计），未刊稿。

[11] 本选文为钱理群2009年9月至11月于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开设之「大陆战后思想状况——我和共和国、毛泽东六十年」课程时所用之自编教材。该课程另一教材为，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参考书目

一、历史文本

（一）专书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文革流传本）。

《广场》（195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刊物）（复印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6级13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6级13班班史》（集体编写，1960）（油印本）。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下册）（北京：内部刊行，1988）。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军事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巴金：《巴金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毛泽东：《毛泽东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9）。

毛泽东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王民三：《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工作：王民三日记摘录（1959-1961）》，《贵州粮食》（增刊）（2010年3月）（内部刊行）。

王申酉：《王申酉文集》（香港：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

王建军主编：《五八劫：1958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自印本）。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1957年10月）（内部参考）。

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1957）。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朱光潜著、朱光潜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朱光潜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竹内实编：《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0卷）（日本：苍苍社，1985）。

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6）。〔钱注：本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大陆版，大陆版和香港版基本内容一致，个别选文有些许不同。〕

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香港：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

宋永毅、孙大进编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电子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周扬、郭沫若编：《红旗歌谣》（北京：红旗出版社，1959）。

林希翎：《林希翎自选集》（香港：景顺书局，1985）。

林昭、张春元、向承鉴等著：《星火》（第一期全文，第二期稿件），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香港：天马出版公司，2010）。

胡平、王军涛等著：《开拓——北大学运文献》（香港：田园书屋，1990）。

胡杰编：《林昭诗集》（打印稿）。

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

徐晓主编：《民间书信（1966-1977）》（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国家科技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2004）。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张志新：《张志新遗文》（自印稿）。

张新蚕：《红色少女日记：一个女红卫兵的心灵轨迹（1966-197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粱漱溟：《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陆文秀：《陆文秀遗文》（打印稿）。

傅雷：《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94）。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贺雄飞主编：《边缘记录：《天涯》民间语文精品》（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杨伟名：《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北京：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4）。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卢叔宁：《劫灰残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钱理群：《下乡日记》（未刊稿，1960）。

罗瑞卿：《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谭天荣：《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手稿）。

谭放、赵无眠选辑：《文革大字报精选》（香港：明镜出版社，1996）。

苏晓康、王鲁湘：《河殇》（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金枫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发行，1988）。

顾准：《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顾准：《顾准日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顾准：《顾准自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顾准：《顾准笔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二）单篇文章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1967年2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第1版。

〈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三百万人总动员第一天歼灭八万三〉，《人民日报》（1958年4月20日），第1版。

〈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人民日报》（1981年8月1日），第1版。

〈陆文秀代遗书〉（1970年3月16日）（铅印稿）。

〈革命少数赞〉，见井冈山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联合主办《井冈山》报选编之《彻底革命，彻底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据文革铅印传单）。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第1版。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第1版。

《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第1版。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第1版。

《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第6版。

《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人民日报》（1966年8月20日），第1版。

《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体制改革成效〉，《人民日报》（2010年2月22日），第1版。

《红旗》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红旗》，1967年第10期。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刘惠明：〈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红旗》1966年第11期（1966年8月21日）。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专栏「寿张来信」，第3版。

吴传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中国青年》1957年13期。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第4版。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第1版。

姚文元：〈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1975年第3期（1975年3月1日）。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1975年4月1日）。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第2版。

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抄件复印件）。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文革流传本）。

江枫等：〈我们的歌〉，《红楼》第4期。

疾风：〈反对党的某一个组织就不是反党吗？〉，《中国青年》1957年18期。

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第1版。

胡锦涛：〈生动的一课~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史诗《东方红》〉，《人民日报》（1 S〉64年11月6日）。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第1版。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9月23日），第1版。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钱理群：〈2009年总结〉（未刊稿）。

陈一咨：〈给胡耀邦的信〉（1963年寒假）（油印本）。

陈一咨：〈给杨秀峰的信〉（1964年寒假）（油印本）。

陈一咨：〈给许立群的信〉（1964年9月）（油印本）。

陈一咨：〈给校系工作提几点意见〉（1965年2月）（油印本）。

陈一咨：〈给毛主席的信〉（1965年2月）（油印本）。

陈一咨：〈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点意见〉（1965年2月）（油印本）。

陈一咨：〈关于我的一些情况〉（1965年2月）（油印本）。

陈一咨：〈让事实说话——和黄某的关系〉（1965年）（油印本）。

陈一咨：〈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陆平黑帮作不调和的斗争〉（1966年8月）（油印本）。

陈一咨：〈革命何罪——给首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封信〉（1968年10月）（油印本）》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红旗》1958年第4期（1958年7月16日）。

陆文秀：〈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969年11月17日）（铅印稿）。

陆文秀：〈关于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1969年11月17日）（铅印稿）。

陆文秀：〈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的一封公开信〉（1969年11月22日）（铅印稿）。

陆文秀：〈再告全国人民书〉（1969年11月29日）（铅印稿）。

陆文秀：〈多思〉（1969年12月26日）（铅印稿）。

陆文秀：〈被正式逮捕前的提审笔录〉（1970年3月15日），〈被正式逮捕后的第一次审讯记录〉（1970年3月25日），〈被正式逮捕后的第二次审讯记录〉（1970年4月21日）（铅印稿）。

陆文秀：〈思想汇报〉（日期不详）（铅印稿）。

马寅初：〈附带声明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1959）。

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4月11日），第1版。

二、回忆、传记、年谱

《往事微痕》第5期和15期（自印交流本）。

「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编：《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编：《毛主席的光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编：《毛泽东人际交往侧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编：《在毛泽东身边》（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编：《我见到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编：《缅怀毛泽东》（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中、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56级13班编：《那时我们多年轻（1956-1960）》（内部自印，2004）。

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一版）（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王力：《王力反思录》（上、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学出版社，1996）。

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卡罗尔（K. S. Kami）著，刘立仁、贺季生译：《毛泽东的中国》（中译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布衣依旧、毕飞宇等著：《生于六十年代》（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灰娃：《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吴江：《政治渰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千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上、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吴祖光等：《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吴德口述，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

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49-1980）》（第一、二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李新：《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上、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下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北京：春秋出版社、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

李蕴晖（邹世敏）：《追寻》（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杜应国（篮子）：《奔突的地火一个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未刊稿）。

杜应国（篮子）：《绝地困守（自选集）》（未刊稿）。

沈泽宜：《北大，五一九——学生右派们是「怎样炼成的」》（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

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孟胡翁编：《梦萦未名湖：北京大学四代校友挑战应战怀旧文集》（上、下册）（香港：香港文艺出版社，2009）。

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下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者永平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下册）（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金观涛：《我的哲学探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凌耿著，丁广馨、刘昆生译：《天雠：一个中国青年的自述》（香港：新境传播公司，1972）。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马识途：《沧桑十年》（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张元勋：《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

张先痴：《格拉古轶事》（[美]加州：溪流出版社，2007）。

张戎、乔哈利戴0cm Halliday）：《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张戎著，张朴译：《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台湾：中华书局，1992）。

许觉民编：《走近林昭》（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自印本）。

陈伯达著，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一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陈奉孝、谭天荣：《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陈明洋编：《当年事：《南方周末》解密档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陈晓农编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

乔晓阳主编：《生于70年代》（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冯亦代：《悔余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杨天石主编，姚鸿本卷主编：《毛泽东剪影》（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杨胜群、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北京：三联书店，2006）。

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杨泽泉：《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的日子里》（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杨曦光：《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叶匡政主编：《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叶剑英、刘伯承等：《回忆毛主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熊向晖：《我的情报和外交生涯》（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

赫鲁晓夫（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著、斯特罗勃塔尔伯特编、上海《国际问题数据》编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三联出版社，1975）。赫鲁晓夫（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著、张®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赵蘅：《下一班火车几点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刘仰东：《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刘海军著：《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刘景荣、袁喜生：《毛泽东文艺年谱》（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刘宾雁：《刘宾雁自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

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

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

萧克、李镜、龚育之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钱理群主编：《附中：永远的精神家园》（南京师大附中1956届校友分会自印）。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3）。

谢冕、费振刚编：《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1）。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罗斯特里尔（Ross Terill）：《毛泽东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篮子：《山崖上的守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党史编委会编：《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1994年11月）（传抄件）。

权延赤：《领袖泪》（北京：求实出版社，1990）。

权延赤：《红墙内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三、研究论著

《青年中国（志愿者）行动宣言》（内部交流本）。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丁抒：《阳谋——「反右」前后》（修订本）（台北：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

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田园书屋，2007）。

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下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6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于光远著、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孔庆东、王岚、叶文曦编：《我们的诗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桃园：连结杂志社、香港：新苗出版社联合出版，2003）。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一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王年一：《1949-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王学泰：《多梦楼随笔》（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布拉穆尔（Chris Bramall）著，李小川等译：《毛时代经济再评价一一四川：1930-1980》（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布兰特利沃马克（Bmntlymmack）、霍伟岸、刘晨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著、陈纬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上、下册）（香港：明报出版社，1989）。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上、下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8）。

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吴戈：《红与黑一牟其中为什么毁灭》（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

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

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宋晓军等著：《中国不高兴一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9）。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雅玛达伯纳（Amanda Bennett）著、林瑞唐译：《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台北：智库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4）。

李锐：《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修订本改名为《毛泽东同志早期革命活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杜光：《杜光文存》第23期（内部交流稿）。

杜光：《杜光文存纪念特辑》（内部交流稿）。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沈志华：《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1956-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3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汪澍白：《毛泽东的来踪去迹》（自印本）。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增订注释本）（上、下册）（香港：书作坊，2009）。

阮铭：《邓小平帝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

阮铭：《邓小平帝国三十年》（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5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4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林蕴晖：《国史札记史论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

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和儒学》（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阿尼达陈（陈佩华）著，史继平、田晓菲、穆建新译：《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98）。

洛朗若弗兰（Laurent Joffdn）著，万家星译：《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时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 Gohn Bryan Starr）著，曹志为、王晴波译：《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

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译组编译：《历史巨人——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韦政通：《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

韦政通：《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和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马畏安：《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香港：时代出版社，2005）。

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

张良编著：《中国「六四」真相》（上、下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

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张轶东：《毛泽东最后二十年》（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辑：《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莫里斯迈斯纳（Mau Hce Meisiier；「、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陈一咨：《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北京六四屠杀的背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

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音：1989年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册）（修订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1）。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陆益龙：《户籍制度一一控制与社会差别》（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麦阳、刘蓬：《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傅国涌编：《林昭之死：1932-1968四十年祭》（香港：开放出版社，2008）。

凯瑟琳奎塞（Catherine Keyser）著，方冶立译：《体改所与政策制定——毛以后中国的专业化研究》（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

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斯塔尔、史华兹等著，萧延中主编：《「传说」的传说——外国人怎样评价毛泽东》（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黄翔：《喧嚣与寂寞》（纽约：柯捷出版社，2003）。

新岛淳良、德里克等著，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一国际大背景下的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济南：朝华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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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著，姜和平译：《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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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主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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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钱理群主编：《走近北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钱理群编：《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钱理群、刘铁芳编：《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钱理群：《压在心上的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钱理群：《六十劫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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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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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远行以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1936-2001》（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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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生命的沉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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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北京：中华书局，2008）。

钱理群：《我的回顾与反思——在北大的最后一课》（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钱理群：《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08）。钱理群：《漂泊的家园》（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8）。

钱理群：《致青年朋友》（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

钱理群；《论北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钱理群：《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钱理群：《作教师真难，真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钱理群：《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修订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钱理群：《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公司，2009）。

钱理群：《活著的理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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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内乱与抗争——「文化革命」的十年》（上、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胡尧之等译：《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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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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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一改革三十年之我见〉（原刊载于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电子报第1254期，2008年2月22日转发），2011年7月27日取自，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4l26aype=1002〔钱注：本文原刊载于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电子报第1254期。但该网站上目前本文刊载不全，故转引自学术批评网〕。

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一改革三十年之我见〉，〈上篇：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一中国奇迹1978—1989〉（原刊载于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电子报第1254期），2011年8月17日取自，爱思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687.html0

秦晖：〈中国更需要民主辩论与重新启蒙〉（2009年3月8日发布）《亚洲周刊》第23卷第9期，2011年7月27日取自，亚洲周干（http：//www.yzzk.com/cfm/ Content_ Arciiive.cfm？ Channel=tt& Path=3104908231/09ttl.cfm。

附录：课用选文[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20日）。

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1958年12月7日、10日）。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

钱理群自编：毛泽东酝酿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

毛泽东：〈对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的批语〉（1964年12月5日）。

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4年12月12日、1965年1月15日）。

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966年4月14日）。

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1966年5月7日、14日）。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7月31日、8月1日）。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1967年10月）。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1957年5月23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6月24日、7月4日）（附）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北京市中学生四三派红卫兵：〈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7年6月11日）。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1974年10月）。

钱理群：〈鲁迅与毛泽东〉（1962）。

钱理群：〈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与现实困境——异国沉思录之一〉（1995）。

钱理群：〈拒绝遗忘：科学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的第一步〉（2002）。

台湾社会研究论坛

01《战争没有发生？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评论与纪实》|冯建三编|2003年9月出版

02《反思台湾论：台日批判圈的内部对话》|陈光兴、李朝津编|2005年6月出版

03《四海困穷：战云下的证词》|赵刚著|2005年4月出版

04《全球化与知识生产：反思台湾学术评鉴》|反思会议工作小组编|2005年6月出版

05《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贺照田著|2006年1月出版

06《批判连带：2005亚洲华人文化论坛》|陈光兴编|2005年12月出版

07《百年离乱：两岸断裂历史中的一些摸索》|郑鸿生著|2006年9月出版

08《当前知识状况：2007亚洲华人文化论坛》|陈光兴、苏淑冠编|2007年12月出版

09《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钱理群著|2008年8月出版

10《实质民主：人民性的觉知与践行之对话》|丘延亮著|2008年8月出版

11《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白永瑞著|2009年9月出版

12《鲁迅入门读本》（上、下）|钱理群编|2009年9月出版

13《全球化下的亚洲跨国企业劳工：抗争的图像》|张大业编|2010年7月出版

14《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沟口雄三的思想方法》|陈光兴、孙歌、刘雅芳编|2010年7月出版

15《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白永瑞、陈光兴编|2010年11月出版

16《韩少功随笔集》|韩少功著|2011年8月出版

17《陈映真：思想与文学》（上、下）|陈光兴、苏淑芬编|2011年9月出版

18《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上、下）|钱理群著|2012年1月出版

[1] 本选文为钱理群2009年9月至11月于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开设之「大陆战后思想状况——我和共和国、毛泽东六十年」课程时所用之自编教材。该课程另一教材为，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