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邓小平、胡锦涛关于重新评毛的谈话

李锐序 功劳盖世 罪恶滔天

谢韬序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导言 伟大的革命家 失败的建设者

01 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毛泽东后半世的追求

02 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毛泽东是怎样失足的

03 江青初露锋芒

04 帝王南面之术的运用

05 根据斯大林意见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

06 三个会议一部书轰起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

07 资本家敲锣打鼓过共产关

08 务实的八大路线

09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10 中苏两大党由盟友变成仇敌

11 周恩来被剥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权

12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13 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14 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15 于无声处听惊雷

16 彭德怀为民请命

17 林彪助毛为虐

18 共产主义地狱（上）

19 共产主义地狱（下）

20 三代贫农的女儿高举“打倒毛泽东”的标语闯中南海

下 卷

21 七千人大会上的较量

22 毛刘决裂

23 毛泽东江青的夫妻店——党内另一个司令部

24 罗瑞卿伴虎被虎伤

25 打着反政变的旗帜搞政变

26 利用学生把国家主席拉下马

27 人民在红色恐怖中战栗

28 毛泽东的痞子政治

29 第四号人物败在江青脚下

30 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代替了军委

31 刘少奇的悲惨结局

32 林彪志得意满认真要接班

33 毛林庐山决斗

34 将军百战身名裂

35 尼克松给毛泽东送上一把核保护伞

36 请邓小平当军师

37 周恩来——江青临朝不可逾越的障碍

38 “任四凶苟活，民祈速死；伍豪壮逝，民祝永生”

39 毛泽东让江青“挑大梁”

40 毛死江囚

团结资产阶级 建设社会主义

附《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

邓小平、胡锦涛关于重新评毛的谈话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注：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它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和平的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胡锦涛2004年7月与万里的谈话

李锐序 功劳盖世 罪恶滔天

本文指要：

“在意识形态改革中，要以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历史源流，确立改革派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影响，为中华腾飞创造最好的国际环境。”（《结束语》）辛子陵这些建言，属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如同扭秧歌一样，不能一往直前地前进，究其原因，就在于“左”的干扰不断，总是有人说三道四，甚至兴风作浪，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攻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邓小平遗言，把评毛引向深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突破，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道路”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两道唬人的紧箍咒，为改革派争得了话语权，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从今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再也用不着打“左”灯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笔，兼有评论，尤其《导言》和《结束语》的理论阐述，极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书《结束语》明确指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以这个“总成绩单”为依据，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我一九七九年初回到工作岗位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读者看本书第十八章《共产主义地狱》（上）、第十九章《共产主义地狱》（下），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但这盖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四千多名高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老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团结全党初步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原来的历史错误路线，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正道，是起了历史性作用的。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作者在书中记载，十二年以后，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把重新评毛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尽管《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遵从邓小平的遗言，可能书中有关评述，仍会在中国政坛引起震动，有人会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本书的问世，使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对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遏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自有极大的意义。

本书在理论上有建设性的贡献。有关《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在《结束语》中作了提纲挈领的梳理。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是共产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加上暴力革命手段），而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没有建立过共产党，在他们指导下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共产主义”是被他们晚年抛弃了的口号。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争论，第二国际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是中肯的。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没有对资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议会斗争、工人运动，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变化，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共产党宣言》误导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使徒，这些伟大的使徒又把《宣言》中的空想和暴力发挥到极端，误导了第三国际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党和人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的。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在科学、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

新民主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可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坚持毛泽东思想，即珍视新民主主义。一九九一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泽东选集》，只包括前四卷，而不包括第五卷以后的着作和讲话，就是这个意思。作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结束语》）这个“定位”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转轨舖平了道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三面红旗”都没有丢，但又彻底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羁绊，抛弃了误导中国三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极左教条。

作者建议：“在意识形态改革中，要以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改革派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影响，为中华腾飞创造最好的国际环境。”（《结束语》）辛子陵这些建言，属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关于改变党的名称问题，可能会引起惊骇。这是真正的与时俱进。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开始叫同盟会，建立民国后为适应责任内阁的需要，与几个小党派联合改组为国民党，袁世凯篡国称帝，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改称中华革命党，护法战争中为强调正统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据曾在延安担任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谢伟思回忆，一九四四年八月，毛泽东与他谈话说：“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1邓小平在晚年与高级干部谈话时也说过必要时改变党的名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并没有共产党，这个文件本来叫《共产主义宣言》。2 共产党这个名称是“腰河里发水”—— 一九一八年列宁与第二国际闹分裂才叫响的。既然消灭私有制的整个理论体系错了（详见本书《结束语》第一部分，这里不展开论述），目前我们经济中出现了私有制，在宪法中又有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作为执政党仍叫共产党就不合适了，还准备“共”谁的产呢？！

我常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和实践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我们过去是怎样执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怎样发展，我们都搞清楚了吗？长期以来，假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而真马克思主义却蒙上了“修正主义”的灰尘。这主要是文化专制主义在作祟，它来源于政治专制主义。一党专政导致思想意识形态定于一尊，而这个“一尊”，又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理论中的错误部分。理论界不少人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我又一次从辛子陵的书里找到了知音。原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所搞的穷社会主义，执行的是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错误的东西，是恩格斯晚年承认“只是一个幻想”3的那些理论和主张，而把它正确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批了几十年。尽管作者回答得有些简约，但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给人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线索。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曾长期“一边倒”，走苏联式的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改革开放后，实际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前进，导致腐败丛生等严重问题，但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只要坚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不难解决的。这个成功表现在二〇〇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鉴于过去犯过的错误和今后应走的道路，我在近年来写的文章中，常谈必须弄清楚三个有关的问题：一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文明进步究竟依靠什么？载入宪法的马列主义等“理论领导”应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及其同国家的关系，党应当怎样执政？这本书的内容同这三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或解答。交谈中辛子陵讲了个政治笑话：一个中国人去德国特利尔城参观马克思故居，问看门人：“你们德国出了马克思，为什么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看门人说：“马克思是大学问家，他留下两本经典，一本穷马克思主义，一本富马克思主义。听老辈人说，上个世纪，有个叫列宁的人很厉害，把那本穷马克思主义抢走了，而且撂下话，不许我们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剩下一本富马克思主义，也不争什么正统，反正日子过好了，偷着乐吧。”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当信奉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富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而与穷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彻底告别。

注 释

1 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

2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着：《恩格斯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3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低95页。

2006年4月

谢韬序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本文指要：

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摒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在天之灵看到列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要在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看到斯大林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专制独裁滥杀无辜的时候，看到毛泽东把祸国殃民的 “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一定会气愤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

我们要更加珍视、更加尊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而不要陷在被恩格斯否定了的旧理论体系的迷宫里寻章摘句找不到方向。

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在本书中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辛子陵在本书《结束语》中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一九六五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

“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既是美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美欧巩固关系的要求。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把效率和公平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

会议公报强调：

“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阮宗泽着：《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六十一名议员（全是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简称DSA，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政党，但结合了许多左翼组织。DSA是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及其附属青年部（Young Democratic Socialists）的成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2000年东，布什、戈尔竞选总统的时候，记者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里根时代的主要经济顾问弗里德曼，这位八十八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出语惊人：无论布什还是戈尔入主白宫，“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如果布什掌权，可能溜得慢一点，戈尔掌权，可能溜得快一点。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一千五百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一比九），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一千至一千二百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一千八百至二千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八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清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二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八点四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按现行汇率计算，二○○三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二○○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勿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

“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也很骇人听闻：

“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得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二○○五年十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 》。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二十七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书稿《千秋功罪毛泽东》 ，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结束语》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页）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就是我们在教科书中常讲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除了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剥夺剥夺者之外，社会生活还没有提供就解决这个矛盾的别的方法。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一卷是的历史局限性。股份公司打破了垄断，创造了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相匹配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占有形式。马克思不是抱残守缺、维护过时论断的“权威”学者，而是对历史负责任的革命家。在研究了股份公司之后，他马上作出了新的结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

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这就是股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所设想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形式，是让每个人都能占有一定的企业股份，具体地讲，这种公有制是以职工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股份私有制来实现的，是以全民持股制为实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化。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

政治上，英国、美国、德国等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逐年增多。一八九三年恩格斯说：“如果选举到一八九五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三百五十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一千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七百万。如果在总数七百万选民当中有三百五十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工人阶级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权成为可能。恩格斯甚至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十九世纪末就可能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经济上的股份公司——马克思认定：这是“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但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用股权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代替寡头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政治上的议会道路——不是打碎就的国家机关，而是通过选举进去掌握它，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虽没有明确写成文字但已勾画的轮廓分明的民主社会义道路。

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页）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得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有资格把列宁称作自己的学生的普列汉诺夫（1856—1918）说：

“要是我们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们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

“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是么都干得出来。

“布尔什维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朗克主义。布尔什维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为补充的布朗克策略。

普列汉诺夫提到的布朗克（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列宁主义是布朗克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普列汉诺夫还以惊人的历史洞察力预见到布尔什维克在经历饥荒、经济破坏、剥夺农民三次危机后，将出现第四次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这第四个危机中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从内部体解。”这个体解过程将持续几十年。普列汉诺夫的预言被历史一一证实了。

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着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着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九三○年才在苏联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国出版），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着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一八九五年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一九一八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在天之灵看到列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要在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看到斯大林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专制独裁滥杀无辜的时候，看到毛泽东把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一定会气愤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河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

“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页）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他说：

“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稿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三○八页）

这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毛泽东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在这个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资本论》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珍视、更加尊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而不要陷在被恩格斯否定了的就理论体系的迷宫里寻章摘句找不到方向。

其次，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导言》指出：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他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六二八—六二九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页）

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让人们过上好日子的话，今天欧美国家普同老百姓所拥有的、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真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老老实实地走人类文明的大道。你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就是永远键不起来的空中楼阁。毛泽东领导的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这样一场几亿人参加的空忙，越搞越穷，越奋斗离共产主义越远。好像对着目标倒走一样。建立共产主义的说教表现了共产党人对发展先进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无能。把实现不了的许诺推向遥远的未来，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的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我们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度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唐刘禹锡：《陋室铭》）

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结束语》）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宪政。“四大法宝”我们学了后面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由于权力不受监督，其它三项改革出现异化。腐败发展到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危险的程度，成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提倡过的民主宪政。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教，长期搞一党“训政”，坚持个人独裁，结果被主张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中国共产党推翻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当年中共和毛泽东执政地位的合法的合法性即源于此。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 “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本质上和蒋介石独裁体制一样：党在议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理论上讲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问题是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怎么办？是党拍板还是议会表决？最后决定权属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按照宪法程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让人民当家作主，是可以避免这场浩劫的。说是党拍板，也不是中央委员会讨论表决，而是领袖拍板，毛泽东乾纲独断。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当年刘少奇也是这么说的。直到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共和国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的时候，他才想起了民主宪政。他没有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建立起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不能保护他了。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我国经济上完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转变之后，政治体制改革跟上来，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就一定会赢得世界上一百六十多个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欢迎，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明确走瑞典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外界认为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对外掠夺和扩张的疑虑，是对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新贡献。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既然像毛泽东、邓小平这样伟大的领袖人物都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后代的继承者们就一定也会出现错误，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仙逝之前的一九九四年年底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 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2006年4月

谢韬简介：1921年生，四川自贡市人。金陵大学毕业。1945年在中共南方局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后任新华社编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48年秋华北大学成立任社会科学系党支部书记、哲学教员。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1954年高等教育部授予教授职称。1955年在胡风文字狱中受株连。1980年平反。1979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编审，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兼常务副社长。1982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产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第一副会长。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

导言 伟大的革命家 失败的建设者

本文指要：

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是头顶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权没有话语权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所谓“话语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承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在野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气壮如虎，在朝的主持改革开放的人胆怯心虚，于是逼出个“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来。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刘少奇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三自一包”（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政策，既挽狂澜于既倒，救了百姓，救了国家，却成了自己的紧箍咒，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错误。被他救了驾的“伟大领袖”就是念着这个紧箍咒将他置于死地的。如今“三自一包”的继承者们尽管把改革开放搞得有声有色，但在旗帜网上天天受到批判，当局敬畏的正统意识形态视他们为“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这就是邓小平留下话若干年后要重新评价毛的深谋远虑。本书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本书是拙作《毛泽东全传》（1993年香港利文出版社初版，1997年出新订本）的续篇，充实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史料，并增加了评论的分量，意在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允诺的在他的任期内重新评价毛泽东提供支持。

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是以讲真理不讲面子在中共党内深受敬重的元老陈云说过的话。这个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的评价是有群众基础的。199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教委联合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就把两个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第一个问题是：毛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热是否正常？调查的结果如下：（1）高级干部：37%认为毛过大于功，30%认为功大于过，33%不回答；（2）高级知识分子：67%认为毛过大于功，8%认为功大于过，25%不回答；（3）记者和理论工作者：48%认为毛过大于功，18%认为功大于过，34%不回答;(4)教职员工和学生：40%认为毛过大于功，34%认为功大于过，26%不回答。总的概念是过大于功。至于毛泽东热的问题，63—72%的人认为不正常。（《你怎么看毛泽东？》《中国聚焦》(China scope)，1994年英文版第二卷第一册第三页）

不回答的人实际上是认为过大于功，但明确表态有风险。如果把不回答的人列入过大于功行列，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高级干部占70%，高级知识分子占92%，记者和理论工作者占82%，教职员工和学生占66%，四部分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者平均数是77.5%。所谓过大于功就是倒三七开，三分功劳，七分错误。这是个总的概念。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建设失败了，革命并没有搞错。肯定和发展他缔造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功劳，否定和纠正他使国家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迷途的错误，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作为一个使受尽压迫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抬起头来、挺起腰来的历史人物，将受到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毛泽东革命事业的光辉顶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顶点。这些业绩在《毛泽东全传》中用了三卷的篇幅记录在案，本书不再重复。本书将要记述毛泽东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到封建社会主义者发展过程。封建社会主义当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但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落后、更反动，它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搞专制独裁，搞世袭制和家天下。笔者将要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赤裸裸但绝无夸张地揭露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和罪行，并着重分析他铸成种种大错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是非常必要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文选》第三卷）

历史的遗憾是毛泽东取得政权以后，背离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废止了受到各阶层人民广泛拥护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急于废除私有制，推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个左转弯，中国走上了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实验，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悲剧—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研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抓住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破解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毛泽东晚年的种种政治举措，都是为了掩盖这个空前绝后的大错误，推卸自己的责任。所谓“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为了把饿死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神圣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则是要主动出击，打倒那些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领导国家走出危机、救人民于水火的领导人。为此，他悍然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作破釜沉舟地一搏。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十年文化大革命。他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实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接班。毛泽东搞家天下的阴谋一曝光，将善良的知识分子对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崇高动机的种种猜测彻底粉碎了。如果没有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他不一定出此下策。他传位给江青，带有一点儿无奈，他并没有万世一系的信心，他盘算只要有两代人（江青一代、毛远新一代）的时间，就能根本改写这一段历史，赖掉他饿死3755万人的历史责任。这段历史是不能抹掉也不能修改的。要用浓墨重彩在这里做一个标记。中国人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多的惨痛代价，证明“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个实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坐标，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失败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正面意义就是，让后世那些憧憬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共产主义）的中外仁人志士们到此骇然止步！让世界不再发生由于道路选择的错误几百万、几千万饿死人的事情。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他说：

我们没有终极目标，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式的详细情况的预订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他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8-629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中国共产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恩格斯在1890年9月写的一封信中指出：“根据历史唯物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6页）资本主义在出世之前就创造了高于封建制度的劳动生产率，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所向披靡地战胜了封建制度；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暴力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只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就付出了饿死五千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一千三百万，中国饿死三千七百万），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也没有赶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制度使出浑身解数也创造不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理所当然地被历史所淘汰，其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自然也就幻灭了。

人类历史自然演进的趋势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政策而发生了自我改良，在所有制上走向了混合经济。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政策，也从单一的公有制走向了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叫新资本主义，又叫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在俄国，在中国和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

美国学者W.E. 哈拉尔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说：

混合经济：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

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意识形态。

两种制度都在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利用自由企业有吸引力的特点，来避免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国家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新资本主义》，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92、397页）

法国经济学家让?拉佛（他和雅克?勒卡莱合着《混合经济》）也指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成了混合经济，以致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混合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模式’，从理论上正是针对计划经济中全面国有化的明显失败和自由主义思潮鼓吹国家退却解除管制、实现全面私有化的弊端而提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补救措施。”

他还指出：“根据1982年世界发展年报，十九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型经济。因此若以经济实践，而不是以空洞的承诺来讨论哪一种制度更能解决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地，以市场为中心的混合经济是一种较优良的制度。”

英国在1951年和1971年两次实行国有化，将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一大批企业收归国有，使英国经济成为典型的私人经济和国有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法国的国有经济比英国的有过之而无不及。1944年至1946年法国根据第一个国家计划，对煤炭、电力、运输部门以及法兰西银行和四家全国性大商业银行实行国有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再度实施国有化，国有化的企业不仅涉及基础部门而且还扩大到某些竞争性很强的尖端工业部门，如达索飞机公司、马特拉军火公司等，德国、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国有化。

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互相影响演化的历史产物，历史自然形成的制度才是合理的和长存的。混合经济是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中国二十七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毛泽东的以暴力为后盾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受尊敬的成员。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汇聚而成的这次社会转型过程，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迷途回归民主社会主义，是自西方现代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进步。改革开放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暗中恢复新民主主义。与其暗中恢复，不如公开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二十七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重弹“左”的高调是自己否定自己。维护毛泽东的错误，与“左派”寻找共同语言，经济政策的“右倾”，意识形态的“左倾”，只能证明自己二十七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蔷”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做旗帜挥舞的本党“左派”。看看旗帜网上那些蛊惑人心、杀气腾腾的言论吧！《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一文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2003年11月1日，作者马宝）邓小平临终留言：“要警惕右，主要是反‘左’。”实在是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企图与“左派”共同维护毛泽东的错误以换取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只能助长他们反对改革开放的气焰，“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已走到了尽头。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保护私有制度重要条文载入宪法，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接轨，标志着中国历经曲折以后回到了那个正确的出发点，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十世纪末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后，“民主社会主义仍然是推动进步的历史运动，然而，这是这样一种进步，他当旧的道路不再继续向前或者干脆引向谬误时将采取新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承担着为新型的进步充当辩护人和组织者的历史任务。”（社会党国际前主席维利?勃兰特：《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这个建设成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定位。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改革派把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写进宪法以“安抚”左派，如今作茧自缚地把自己套住了，“左”派要出来“护宪”，拿着宪法叫板，在2006年3月“两会”期间，某政协委员质问：“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92年，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48%。现在，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还占多大比重？这些年，国有经济被大量地廉价卖给私人，或改制为私人所有，这是否违犯宪法？应当追究谁的责任?”政府自觉理亏，无人敢出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各届各级领导人是拼命想保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因为这是是最后一块“社会主义阵地”。尽管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也进来了，改革派手里必须保留“国企占主要地位不动摇”这张牌，以应付那些以“毛主席革命路线扞卫者”自居的“左”派。但这个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国企实在是不争气，年年亏损。于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无偿划拨，用农民和私营企业交上来的国税养国企；国家实在养不起了，就推给了银行，银行每年发放贷款约一万五千亿元，贷给国企的占70%；由于国企只贷不换，欠下天文数字的呆账，一旦爆发金融风潮，势必国本动摇。于是又把国企推到了证卷市场。前些年的上市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企。股民们发财心切，被圈走了一万五千亿元，为国企输血作了奉献。就是这样，也没把国企救活。“据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企业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有的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1—3%，与五年期的国债收益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据2003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为了把国企“激活”，改革方案一个个制定，管理机构一次次整合，搞了二十年还是一个亏损。于是才有了股份制、私有化改革方案。

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现在中央仅管辖一千二百家（原来是九千家）关系国家命脉的大型国企。这种做法和世界先进国家类似。世界发达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制度的都有国有企业，主要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私人无力兴办的企业（如核电站、石油、天然气），以及公益性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自来水、电力），这些企业不以赢利为主，有些就是补贴性企业，带有全民福利性质的，要靠国家投资和补贴。但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不能大，更不能为主，大约占国民经济的15—20%。据国际金融公司公布，1996年中国有十一万四千家国有企业，200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二万七千家，77%的公司部分或全部私有化，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到23%，接近发达国家的比例关系，这本是由不正常变为正常，在“左”派看来，这是动了社会主义的命根子。

西谚有云：“如果几何公理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人们也会把它推翻的。”因此，必须修改宪法。其理由是1978年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比主体还大得多，占99.1%，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今年国有经济不占主体地位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十八万二千三百亿元。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是要十七万八千六百七十七亿财富呢？还是要那个“主体”地位的虚名？不要把那个比例关系看得那么重，如今，新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实行混合经济制度，我们应该从自己制造的国企占主导地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勿庸讳言，国企改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大量工人下岗，弱势群体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官员贪污腐败，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

国企改制，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主持。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为国企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制”“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是很难洁身自好的，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大小把利益摆平，政府、党委和人大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党；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的问题。

国企改制发生的那些问题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发生过。他们不是退回去让国企继续亏损“化”掉，而是以民主私有化反对权贵私有化，私有化的方向道路不变。什么叫“权贵私有化”？就是官商勾结，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实行市场经济没有政治民主化配套，必然要产生官商勾结，想给改制国企怎么估价就怎么估价，想把国有资产给谁就给谁，想把工人推向社会就推向社会，这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厉害。假如我们启动民主进程，进行政治改革，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真正给予工人，支持国企工人监督改制，用民主去争取公平和正义，维护自己的权益，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定不是党和政府代表工人去主持公平和正义，你再派一个纪委或检察院的干部去监督主事官员，一旦被拉下水，就变成了另一只更为强大有力的黑手。怎样支持工人呢？例如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新闻自由等等。只要有新闻自由，及时把瓜分国企的黑箱操作曝光，就能斩断借改制攫取国家财富的黑手。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不让工人参与和知情，控制媒体，实际上是为官员坐地分赃保驾护航，引发工人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游行示威，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关心中国稳定与民主、市场化与公正、自由与秩序的人们希望的最好的结果。

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跟上，凸显了改革开放的消极面，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1979年到1982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二万起，去年（2005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三千万起，增加了一千五百倍。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了一千五百倍。有些“左”派分子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形势，在网上煽风点火，兴风作浪，蒙蔽群众,拢络青年，他们认为“国退民进”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鼓吹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去，挑起了又一轮姓“资”姓“社”的争论。

“左”的理论一旦掌握了这些群众，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破坏力量。文化大革命的干柴在聚集着。“左”派兴风作浪还是文革的老套路，打起反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旗帜，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建立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处长张勤德擂响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战鼓。他宣告：“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2005年10月张勤德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文化大革命的野蛮性、残酷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对现存的一切可以进行玉石俱焚的彻底破坏。一旦民众被“左”派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幽灵，并且以毛泽东教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当局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患，只有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识形态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浩劫。不实行民主宪政。迟早要引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执政者在他们自己认为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往往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想起政治改革来，但这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经失去主导政治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的潮流席卷而去了。例如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机遇期，蒋如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治改革，放弃一党独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则不致被赶出大陆，最坏的情况是两党轮替，有时侯国民党执政，有时候共产党执政，为要争取选民，谁都要往好处做，谁也不敢胡来，中国就此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再如1961年是刘少奇的机遇期，那时候，大跃进惨败，饿死几千万人，毛泽东在世界面子丢光，在国内人心丧尽，在七千人大会上敦促毛泽东下野的力量一度占了优势，那是毛泽东政治上最脆弱的时刻，刘少奇如趁势召开九大，团结全党，彻底清算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提前二十年。国家避免一场浩劫，刘本人也不至于是那样一个悲惨结局。刘少奇当断不断，等到毛泽东缓过神来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才想召开九大；等到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的时候，他才想起了宪法。

因此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权没有话语权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所谓“话语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承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在野的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气壮如虎，在朝的主持改革开放的人胆怯心虚，于是逼出“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来。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刘少奇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三自一包”（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政策，挽狂澜于既倒，救了百姓，救了国家，却成了自己的紧箍咒，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错误。被他救了驾的“伟大领袖”就是念着这个紧箍咒将他置于死地的。如今“三自一包”的继承者们尽管把改革开放搞得有声有色，但在旗帜网上天天受批判，当局敬畏的正统意识形态视他们为“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这就是邓小平留下话若干年后要重新评价毛的深谋远虑。本书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为了雅俗共享，笔者采用生动活泼的写作形式，使政治家看了不觉得浅薄，大学生看了不觉得艰深，历史事件和背景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滔滔六十万言，就是要用毛泽东的历史性错误警示后人：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不得，走不通，那个想像中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天堂”，是一个饿死过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人间地狱。走了这一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极左教条，改革派和他们的路线才能摆脱“打左灯，向右拐”的扭秧歌状态，站稳历史的脚跟。

笔者行年七十，经历了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年代，是反右派、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长期在高等军事学府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思想历程是紧跟毛泽东的，否则不可能经历那么多政治运动而不被淘汰。毛泽东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在讲课和撰文中都曾真心实意地鼓吹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过他所推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为毛的错误作辩护，把这看作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天职，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在颂毛的浪潮里也有我的浪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本党的错误，我也有一份责任。甚于这种负疚感，我愿意把我经历的真实历史告诉后辈，不要像我年轻时侯那样狂热了。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重大话题。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档案尚未解密，这是本书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史实的迷误和评论的不当在所难免，作为抛砖引玉，欢迎各界的朋友指教。

辛子陵 2006年6月

电子信箱：xinziling6611@hotmail.com

01 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毛泽东后半世的追求

在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个大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斯大林建议中国今后多负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现在又转移到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说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关于革命重心转移到中国和要中国在社会主义者阵营坐第二把交椅的谈话，给了毛泽东极大的鼓舞。

11月16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亚、澳工会大会上，表扬“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做得正确的。”宣称“武装斗争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 要斗争形式。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在国内所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

所谓毛泽东的道路，简约地说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认为他此生的历史使命就是把这一革命道路推广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最后夺取欧洲，消灭英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完成世界革命。而毛泽东将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和伟大领袖。这是毛泽东对自己后半生的历史定位。毛泽东决不甘心只当中国的领袖，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要登上世界革命的广阔的历史舞台。他后半生的内政与外交，文治与武功，成功与失败，功劳与罪孽，都直接间接地与他这个要当世界领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毛泽东要“一边倒”，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倒向斯大林的怀抱，就是必然的了。所以建国以后毛泽东第一件大事就是访问苏联，给斯大林祝寿，缔结新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意味着新中国在国际上亮相，在二战后形成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的两极格局中，中国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和西方民主阵营抗衡。

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完全放心，担心他变成东方的铁托。斯大林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将毛泽东拖入朝鲜战争，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是将来成为国家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条件，毛泽东决心抗美援朝。

南北朝鲜的分裂局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1945年8月，反法西斯盟军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登上朝鲜半岛，占据朝鲜半岛三十五年之久的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1896年俄国和日本曾经以横贯半岛的北纬三十八度线瓜分朝鲜半岛。此时苏美两国沿用这条历史分界线划分了势力范围。在朝鲜半岛南部美国控制地区，1948年8月15日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朝鲜半岛北部苏军控制地区，1948年9月9日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后。根据雅尔塔协定，苏美双方分别于1948年底和1948年6月从朝鲜半岛撤军。金日成以合并为名取消他曾经加入过的朝鲜共产党，另成立朝鲜劳动党建立朝鲜人民军，由苏军提供武器装备进行训练。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朝鲜半岛的南北政府都有用武力吃掉对方，统一南北朝鲜的企图；但第一抢是北朝鲜打的。

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金日成带着作战方案访苏，与斯大林就进攻南韩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斯大林批准进攻，他说：“如果你们想打，就打吧。我们答应提供武器支援和派遣军事专家顾问。”但苏联不能出面。万一美国干涉，就“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4月25日金日成回到平壤。5月13日至16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13日晚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据罗申向莫斯科报告，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二十三时三十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达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答复：“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民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5月15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继续会谈。毛不讳言原打算解放台湾后再帮助朝鲜解放南方。现在既然斯大林已决定先解决朝鲜问题，他也没意见。金日成详细介绍了进攻计划后，毛强调，作战要有充分准备，兵贵神速，要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能为占领它耽误时间。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毛泽东担心美国会驱使日本军队直接干预，告诉金，如果日军介入，战争进程将延长。假如美军直接介入，由于苏联与美国有协议限制，不便出兵。但中国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可以出兵。金认为，日本介入可能性不大，美国出兵几乎不可能。毛说：“我们不是美帝的参谋长，做不了它的主，准备总是必要的。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如果美帝不干涉也没妨碍；如干涉，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过“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表示感谢。

这时北朝鲜已经拥有十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空军师，总兵力一十三万五千万人，有一百五十辆T-34坦克；大量重型火炮；一百八十架高性能作战飞机。苏联援助的其他军事装备也於1950年初运到，使部队齐装满员；南韩军总兵力九万五千万人，八个师只有四个接近满员，二十四架教练机，装备少得可怜，没有坦克和重武器，甚至连反坦克地雷也没有。军力对比北朝鲜显然占有优势。从6月12日起，朝鲜人民军开始在三八线附近集结，23日完成了进攻部署。

1950年6月25日凌晨，金日成的部队向南韩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为了使这次军事行动带上防御的、正义的性质，国防部长捏造敌情说：“南朝鲜军队已入侵三八线挑起了一次军事攻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命令朝鲜人民军进行反击。”真实的情况请看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在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发给苏联远东军区负责人扎哈罗夫的电报：

绝密。扎哈罗夫收。仅限私人传送。我要报告朝鲜人民军军事行动的准备与进展情况。从6月12日起，人民军开始在三八线附近地区集结，并按照参谋部计划的部署，于23号完成集结。这一师一级的行动方案和区域侦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部队于6月24日凌晨24时到达指定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四时四十分开始。炮火准备是二十至四十分钟的“定向直射”和十分钟的炮火网掩护。步兵斗志昂扬地起立，开始进攻。头三小时，各单独分队和集团军推进了三至五公里。人民军的进攻使敌人完全措手不及。敌人只在瓮津和汉城方向拼力抵抗。

是北朝鲜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动了朝鲜战争，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朝鲜人民军攻势凌厉，当天九点三十占领开城，几名美国军事顾问被俘。仅仅三天就攻克南韩首都汉城。

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陆军介入朝鲜战争。7月1日，美军第二十四步兵师从日本空运南韩南端的釜山。7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织联合国军支持韩国作战。除美军外，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法国、英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南非、泰国和土耳其等十五个国家也都象征性地派出了部队，总计三万九千人。于7月上旬陆续到达朝鲜。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但麦克阿瑟坐镇东京，7月13日任命美军第八军司令沃克中将为联军在朝鲜的战地指挥官。14日韩国总统李承晚也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沃克中将。在中国介入之前，战争实质上变成了北朝鲜军队与联合国军作战。

7月5日，朝鲜人民军与美军第二十四师在汉城以南四十八公里处接战，继续以破竹之势向南韩腹地推进，两个月，席卷南韩大部分领土，把联合国军赶到了北纬三十五度线上长一百四十公里，宽九十公里的釜山半岛，背后就是大海。沃克中将在釜山半岛组织了顽强的防御，美军第一海军陆战队混编旅和第二步兵师于7月底适时赶到投入作战。8月15日，金日成发布命令，要求在8月份完全解放南朝鲜国土。但朝鲜人民军已成强弩之末，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也未能突破釜山防线。

美军出兵朝鲜的同时，1950年6月28日，第七舰队由菲律宾开入台湾海峡。其用意是牵制中国不要北顾朝鲜。毛泽东敏锐地看到美国出兵朝鲜可能使整个战局逆转。他于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三次提醒朝鲜领导人，要顾一顾自己的后方，掩护好自己的交通线，谨防美军从仁川登陆。朝鲜领导人寄希望于速战速决，把李承晚政府赶下海去，统一国家，迟迟未做战略上的调整。

为敦促中国出兵，7月30日斯大林电告驻华大使罗申转毛：“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经决定部署九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作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一百二十四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介入朝鲜战争。并且还说，这个师以及在上海的另一个苏联空军师的全部装备，在中国飞行员掌握后，都将移交中国方面。此言确实吊起了中国许多高级将领的胃口，使他们以为快速解决朝鲜问题后，可以获得这些飞机以及其他先进装备，用以解放台湾。

9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第十军（由美军陆战队第一师和第七师编成）七万人和韩国陆战队五千人，在二百六十余艘舰艇和五百余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蜂腰部月尾岛登陆，第二天占领仁川。美步兵第七师往南挺进，在乌山与北进的联军会合，斩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9月26日美军夺回汉城，而后兵分两路，沿着东海岸和西海岸向三八线推进。朝鲜人民军主力八个师被隔断在南方釜山战线，在后撤突围中伤亡五万八千人人，后方空虚，节节败退。十月一日退回三八线以北，10月19日撤出首都平壤。金日成和北朝鲜首脑机关退到离鸭绿江五十公里的江界。

斯大林关于敦促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的电报送达毛泽东手中，原文如下：

1950年10月1日3时

北 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和第二方面军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四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一和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帅。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等候您的答复。此致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1日

10月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朴一禹到京紧急求见毛泽东，面交金日成的亲笔信函：“请求您给于我们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尖锐地提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议事日程。在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没有想到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特别是军队高级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会后，毛泽东只得停发拟好的出兵电报，而重新起草了暂缓出兵的电报，这份电报斯大林收到并存档。全文如下：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3日）

发自北京 1950年10月3日12时15分收到

送：斯大林同志（二份），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致菲利波夫

呈上毛泽东对您第4581号电报的答复如下：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可能苏联也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

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慎重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立刻让周恩来同志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

盼复。

毛泽东 1950年10月2日

毛泽东这时是清醒的，谨慎的。他是个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人。但这一次决策硬是压得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也睡不着。他深知，搞得不好，就有可能走李自成的道路，退出北京城，再上井冈山。正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个问题太大了，参政的民主人士纷纷谏言：“不能和美国打仗，千万不要引火烧身。”党内领导层多数也有顾虑，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打这一仗。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大略雄才。已为全党所信赖、所折服。政治局委员们虽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都不是定见，寄希望于毛泽东做出正确的决断。这时候已经不能用多数表决的方式来决定问题了，政治局委员们认为毛主席比我们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毛主席一定能够掌好舵，领好航。这种局面是自然形成的，形成的背景就是解放战争以来的辉煌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衰落了，英、法打得遍体鳞伤，苏联虽然战胜了，实际上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国家，真正的胜利者是美国。由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战争中除珍珠港以外没有遭受战争破坏，而且通过大量销售军火（珍珠港事件以前是卖给交战的双方），获得了一千零七十七亿美元的利润。在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二千八百亿美元，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分之二，钢产量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以现代化装备和原子弹为后盾的美国军队横行全世界。

毛泽东所要决策的就是敢不敢跟有这样国力、这样军队的世界霸主——美国交战，如果交战会打出一个什么结果来？是打胜，是打平，还是打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己”方情况如何？内战还没有结束，和美国在北边打起来必然给台湾的蒋介石造成反攻大陆的机会；大陆上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新区的土改还没有完成，后方并不是巩固的；连年战乱，满目疮痍，民穷财尽，赶跑了蒋介石，接收的国库空空如也，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一百亿元，钢产量只有六十万吨；几百万军队基本上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日美枪支，战车和火炮很少，海空军刚刚建立，凭这样的国力和军力，能和美国人交手吗？其实没有把握，所以还是下不了打仗的决心。后来和苏联商量，斯大林答应出动空军协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解除中国军队没有制空权的顾虑；斯大林并答应给中国军队四十个师的武器装备。有老大哥支持，毛泽东疑虑稍解。

毛泽东深信，战争的胜负，不仅是经济力和军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作为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毛泽东知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下面蕴藏着多么大的能量，亿万人民同仇敌忾，这个优势美国是没有的。杜鲁门派兵到朝鲜来“保卫”美国的利益，美国人是不信服的，国会议员的说三道四，新闻记者的评头品足，根本谈不到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如果战事不顺利，有了伤亡，国内更是哇哇乱叫。在中国，只要毛泽东作出决定，上至国务总理，下至普通士兵，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况且，又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美国有原子弹，苏联也有，美国人不敢摔原子弹，还是打常规战争。凭我们军队的革命素质，凭我们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和美国人见个高低的。最近他注意到一个情报，杜鲁门总统和前线总司令麦克阿瑟之间好像有什么分歧，麦克阿瑟在越过三八线后口吐狂言：“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杜鲁门则嘱他慎重。“在任何情况下。你在对中国领土的目标采取行动前，应获得华盛顿的批准。”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麦克阿瑟的骄狂是直接违背美国占全球的战略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给麦克阿瑟一点颜色看看，挫一挫他的锐气，就有可能把战火阻止在鸭绿江边；示弱，会助长麦克阿瑟的骄狂，以致杜鲁门也管不住他，他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跨过鸭绿江，打到我国东北来。与其在东北打，不如在朝鲜打。

三八线是毛泽东决策的底线。只要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参战，。毛泽东三天三夜不睡觉了，吃安眠药也睡不着。他一支一支地吸烟，在红地毯上踱步，转了无数个圈了，逐渐形成了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决心。

10月4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列席会议的有林彪、罗荣桓、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杨尚昆、胡乔木。

会上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仍是不同意出兵。

下午四点，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被用专机从西安接来参加会议。进入颐年堂会场毛泽东正在讲话，打了个招呼，和高岗坐在一起，高岗悄悄地告诉他：“毛泽东要点你的将。”只听毛泽东继续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机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当然，我们有困难，特别是没有飞机，大兵团作战没有制空权是很不利的，这个问题我们同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至于原子弹，美国有，苏联也有，我看谁也不敢甩，还是打常规战争。地面作战我们应该有信心战胜美国人。美国固然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它的弱点。第一，美国现在要管全世界的事情，他的战线太长，到处建立军事基地，他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他能够投入到朝鲜战场的兵力是有限度的。第二，他后方太远，吃的，穿的，武器，弹药，都得横渡太平洋运到朝鲜来，他那些兵过惯了舒服日子，后勤保障是个很大的负担。第三，他是不义之战，侵略人家，士气不高，民心不顺。要流美国人的血，替李承晚打天下，美国人是反对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对反共是支持的，但流美国人的血就有意见了。只要我们志愿军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他一个团，歼灭他一个师，这样的仗打得多了，就能扭转战局，。”毛泽东有这样一种超人的禀赋，他的决心能感染别人，使怯者勇，使弱者强，使蔽者明。

5日上午，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彭德怀慨然允诺挂帅出征。毛泽东如释重负，感慨地说：“有你挂帅，我就放心了。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在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说：“美国如占领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华东、上海。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他利速决，我利持久，他利正规战，我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战法。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帮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了几年。”与会者听了彭德怀的发言，知道出征的大将必是彭总了。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宣布：“我和恩来、少奇、朱总司令商量了一下，我们想让彭德怀同志挂帅出征，我也同彭德怀同志谈了，他慨然允诺。好吧，德怀同志，我感谢你，中国人民感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啊！有你去我们就放心喽。”会议决定：一方面成立志愿军，作好参战准备，另一方面派周恩来、林彪去见斯大林，敲定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空军掩护问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通过驻朝大使倪志亮给金日成发了电报，全文如下：

倪志亮同志转金日成同志

（1）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2）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

（4）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毛泽东 10月8日

同日，派出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10月11日，在高加索黑海边克里米亚休养胜地的别墅里，斯大林接见了周恩来和林彪，苏共的全体政治局委员陪同。

斯大林说：“金日成同志由于战争开始时进展顺利，疏忽了对情况逆转时的思想准备，也产生了轻敌思想。当美军在仁川登陆反扑后，对朝鲜的压力很大，现在招架不住了。看来敌人不会就此止步。而且，朝鲜目前已经受到极大的挫折，战场的形势是严峻的，对我们都是很不利的。我们曾经设想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经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朝鲜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今天想听听中国同志的想法。”

周恩来说：“我们党中央感谢苏联对我们的援助，帮助我们装备四十个师。”

没等周恩来说完，斯大林接过话说：“你们提出要苏联帮助你们装备四十个师，我们同意，但要分期完成；目前，我们可以立即着手先为你们装备二十个师，这件事由布尔加宁同志负责。依我们的经验，不必改装完了再作战，可以边作战边改装，这样士兵会更加熟练地运用这些装备。”

“毛泽东同志一再嘱咐我们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我们衷心的谢意!”周恩来见斯大林插话告一段落，赶紧说下去：“我们已经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任政治委员。现在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在南满。但是，我们还想向您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情况，那就是我们的空军刚刚组建，飞行员正在训练，还不能立即投入战斗。如果没有苏联的空军配合作战，我们的地面部队将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斯大林说：“请原谅，目前苏联的空军还未准备好，需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做掩护，支援志愿军作战。自然，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虏，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

周恩来说：“斯大林同志，如果没有苏联空军配合作战，我们也准备暂缓出兵。”周恩来用尽量和缓但十分清晰的语句，说出了他此行要说的最重要的话。

“那么，您这次来苏联就是与我们商量这件事的！”斯大林听明白了这是问题的重点。

“是的，斯大林同志。请理解我们的困难。”周恩来有礼貌地说。

斯大林沉默俄顷，然后说：“那么好吧，我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金日成，让他在满洲通化建立流亡政府？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他们白白牺牲，那就不如马上告诉他们做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质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退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病残、伤病员大部分撤到苏联境内。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是为了以便于重新进入朝鲜。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要把从苏联进入朝鲜容易得多。总之，我们两个国家都得承担起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量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即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

周恩来说：“待我向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报告之后，再电告金日成同志。”

林彪说：“朝鲜人民军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该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进入深山密林，坚持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战机。”

斯大林不以为然：“恐怕敌人不会允许游击队长期存在下去，而会很快把他们消灭掉的。既然目前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得具体地筹划，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人员，保存实力和有生力量，以待时机。”

谈判至此告一段落，随后斯大林举行了隆重的宴会，招待周恩来和林彪。

11日晚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会谈情况。双方翻译字斟句酌，准确表达了斯大林和周恩来的意见。电文要点有四：一是苏联在军事装备方面援助中国；二是苏联空军在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以内不能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三是中国志愿军暂缓入朝；四是通知金日成做好撤退的准备。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后，于12日二十点给彭德怀、高岗发电，原准备过江的13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请彭、高来京作最后决策。

又是两个不眠之日。吃安眠药也睡不着，索性不睡了。说好中国出志愿军，苏联出空军支援，斯大林说变就变了；你斯大林对我不讲信义，我毛泽东对金日成不能不讲信义。让金日成带着流亡政府到满洲来，李承晚统一了朝鲜，将来金日成再往回打，变成了中国侵略韩国，政治上将十分被动，这是下下策。不过斯大林与周恩来联署电报，是表示说话算数，两个半月后出动空军的问题不会再变卦。毛泽东思来想去，还是得把美军挡在鸭绿江以北。暂时没有苏联空军支援，志愿军也要过江。他带着这样的决心13日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尽快出兵，但苏联空军必须两个半月内出动。13日晚上十点给周恩来回电，全文如下：

周恩来同志：

（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它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支援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3）真日（引者注：11日）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的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等地，则我们也不怕美军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5）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

毛泽东 10月13日22时

周恩来看罢电报全文，立即要求师哲译成俄文，首先送给莫洛托夫，要求他立即转告斯大林。斯大林看到毛泽东决心立即出兵朝鲜的电报译文非常高兴，14日明确表示。只要中国出兵，军火供应没有问题，算半价；并将在两个半月以后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气式战斗机，配合中国志愿军作战。

1950年10月，麦克阿瑟正在挥兵北进，扬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联合国军”集中四个军十个师另一个旅、一个空降团，总共十三万人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于东西两线（主力置于西线）分兵多路，向鸭绿江边疾进。

10月19日，正当敌人越过平壤、元山一线时，彭德怀将军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军）、三个炮兵团共二十六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第四十军从安东渡江，向球场、德川、宁远地区开进；第三十九军从安东、长甸河口渡江，主力向龟城、秦川地区开进，一部至枇岘、南市洞地区布防；第四十二军从辑安渡江，向杜仓里、五老里地区开进；第三十八军尾第四十二军渡江，向江界地区开进。

志愿军渡江后，敌人正在分兵冒进。10月20日，西线韩军第六、第七、第八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之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仅九十至一百三十公里；东线韩军首都师已进至五老里、洪源等地，到达了我预定防御地区。其东西之线相距八十公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电令，决定集中三个军于西线，各个歼灭韩军的三个师。

10月25日，西线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继续冒进。其先头团韩第六师第七团前出至鸭绿江畔楚山以南的古场洞地区。我进至北镇以东地区的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由北镇前进的韩第六师后续部队。十时许，敌第六师第二团之先头第三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其进至丰下洞至两水洞之间地区时，我第一一八师第三百五十四团在第三百五十三团队配合下先敌开火，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其全部歼灭。当夜，第一一八师、第一二○师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26日凌晨占领温井。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一天，1950年10月25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次战役，扭转了战局。1950年12月31日，中国志愿军跨过“三八线”拿下了汉城。1951年1月8日将美韩军驱逐到三十七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堤川、三涉一线。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创新做出安排；停火之后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提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美国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用艾奇逊的话说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火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

然而，正如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拒绝了联合国议案，这时的中国外交听命于斯大林。斯大林决心要在朝鲜继续打下去（1950年12月7日葛洛米柯给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维辛斯基的电报，转达政治局的指令：“我们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您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英国、瑞典、印度等13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对中国持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这个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中国拒绝停火议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以四十四票对七票（七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也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遵照斯大林的指示，由彭德怀统一指挥的中朝联军又发起了第四和第五次战役，双方不断增兵，战争规模越打越大。

敌方参战兵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除了美国以外，还有十五个参战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希腊、南非联邦，通称十六国。如果再加上南韩，即为十七国。另外，还有五个派有医疗队的国家，即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对方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为一百一十一万余人，其中美军五十四万人，南韩军五十一万余人，英法等国军队四万八千余人，美国参战兵力占它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半数。

我方参战兵力：中国、朝鲜和苏联（出动了一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一百八十余万人，其中中国志愿军一百三十四万余人，朝鲜人民军四十五万余人。志愿军先后入朝的部队共有：步兵二十七个军、空军十二个师、炮兵十五个师、铁道兵十个师、坦克三个师、公安军二个师、工兵十四个团。先后入朝的部队占全军陆军的70%、空军的41%、炮兵的11%、铁道兵的100%。战争期间敌我双方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总兵力已近三百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第四、五次战役双方开展了长期的拉锯战。中国军队的重大牺牲全是跨过“三八线”以后付出的！本来是我军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结果成了美军把我军打回并打过了“三八线”，形成实际控制线。最终也只能在这条实际控制线签订停战协议。

1951年6月30日李奇微奉美政府提出停战谈判的要求，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立即复电同意。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由于斯大林有令：“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打打停停，停战谈判拖延下来。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新领导给毛泽东、金日成的信指出：继续执行原来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要主动停战。

周恩来奉命于3月21日飞抵莫斯科，同苏联新领导谈停战方案问题。苏联新领导明确表示不同意再打，我方一直坚持要美方退回“三八线”及全部遣返战俘，苏联新领导叫让步，金日成也不想再坚持了，提出无论如何都要签停火协议。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元帅，代表朝鲜人民军签字的是金日成将军，代表联合国军签字的是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上将。

1957年7月27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发表战绩公报。公报称：自1950年6月25日至本日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一百零九万三千八百三十九名，其中美军三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三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三十六万余名（其中阵亡十一万五千余名），非战斗伤亡四十一万余名，朝鲜人民军作战伤亡二十六万余名，总计一百零三万余名。

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显示的伤亡失踪被俘数字是：美军十七万二千八百四十七名，联合国军二百二十五万六千五百二十三名，总计二百四十二万九千三百七十名。其中阵亡美军五万四千二百四十六名，联合国军六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三名。

总起说来，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是打胜了，比起鸦片战争，比起八国联军进北京，比起“九?一八”奉天事变，抗美援朝是天字第一号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大胜仗。打开中国门户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了十六艘舰船，四千名陆战队；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这支联军总共只有一万八千人，“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一万九千人三天占领沈阳，一周控制辽宁，三个月控制了东北三省。抗美援朝战争因为苏联没有直接卷入被定性为局部战争，实际上是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西方世界十六个国家出了兵，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英、法三大国出了兵，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三百万，还不是世界大战？！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以久战疲惫之军队，以久战残破之经济，敢下决心打这一仗，实在是大智大勇。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昂首挺胸自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没有人再敢找上门来欺负中国。这是给新中国在世界上奠基的一仗。这是毛泽东一生革命事业光辉的顶峰。

02 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毛泽东是怎样失足的

对于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问题，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在预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时，毛泽东插话说：“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根据毛泽东这一提法，刘少奇在1949年7月4日在党内作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的报告中说：“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这“我们”二字是代表中共领袖集团的，主要是毛刘二人的共识。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毛泽东报告中所勾画的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政治形态。这种共识的法律性表现是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在政协开会期间，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说：“有些代表建议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果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所以《共同纲领》中没有写中国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从9月3日到9月11日，毛泽东对共同纲领至少作了五次修改。《共同纲领》通过以后，起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该受它的约束，在它规定的范围内行动。

《共同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第三条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建国初期，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就是这么来的。理论上的依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法律上的依据是《共同纲领》。

1951年3月，刘少奇在起草《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第二条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

这年5月7日，刘少奇在中南海给马列学院一班学员作《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讲了以下要点：

1、“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是很长的，大概在十五至二十年之间。

2、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3、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五种经济成分，将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经过这个阶段，“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经济，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以便逐步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4、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他认为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积累资金，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

5、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中国的产业落后，过早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在农村，国家拿不出机器、化肥等工业品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实行集体化也不可能。他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刘少奇的思想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这时的毛泽东悄悄地改变着自己原来的一些想法，悄悄地丢弃了《新民主主义论》。他不同意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但是他隐忍未发，可能是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他要再看一看，再想一想。

毛刘分歧的导火线是山西省委的一个报告，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给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原文如下：

1．山西老区的互助组织，基础较大，历史较长，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力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我们去年曾强调地提出了“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一涣散趋势，并未完全扭转，从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基本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说，目前已发展了多少富农，而是富农方向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种趋势，这一问题，我们是很注意的。如搞不好，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成为富农的“庄园”。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互助组织，产生了新的因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是十分重要的。

2．那么，我们应如何增强新的因素，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呢？最根本的问题有二：

第一，互助组织仍是私有基础，同时公积金也不可能保持互助组内等价的生产关系，所以公积金

出组可以带，按互助组成员享用公积金也不妥当。而我们的认识，却与之相反，认为：增强公共积累，按成员享受这一原则在互助组见诸实施，它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当是牢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所以公积金应当是出组不带。

因而在公积金问题上，重要的归纳为以下三点：（1）按土地应产量征集；（2）为全组成员所有（不以征集时土地产量多少为准），每个成员在公积金的处理上，都有自己的平等权利，一人一票；（3）出组不带。

至于公积金征集多少？我们认为这不是原则问题，可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和组员的意见确定。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红问题。应当采取按劳力、按土地两个分配标准，按土地分配的不能大于劳

力分配的比例，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

总之，我们认为，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的因素，在互助组织逐步地增强，

它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地前进一步。

第二，尚需注意解决的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第一，公积金如何使用的问题。用于扩大再生产是

比重应多一些；公益事业数目不要太大。第二，在已有公积金的互助组，新吸收社员应予优待。但也应带一定的股金。第三，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予优待。

上述意见，妥否？望示。

以薄一波为书记、刘澜涛为副书记的华北局于5月4日给山西省委写了一个批复并报中共中央。批复全文是：

《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意见已阅，你们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你们提出：

1、 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

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地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目前你省有相当数量地区的互助组需要提高和巩固，但提高与巩固不是逐渐动摇私有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

2、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只能试办几个作为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即便试办，也要出于群众自愿，不能强行试办，更不宜推广。我们同意长治地委试办七个，但这七个是否出于群众自愿，请你们加以检查。

3、另据武光汤同志估计，山西省参加互助的农户达55%（不包括临时小型互助），是否过高？即使如此，亦还有近一半农户未组织起来。因此，以山西全省来说，仍应把进一步组织起来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注意。详由出席此间互助组会议诸同志面达，你们讨论研究后的意见望告。

刘少奇在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听了薄一波的汇报之后，从理论上对山西省委的观点几次提出批评。

第一次是5月7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

第二次是7月3日对山西省委的正式批复。刘少奇批复的全文是：

在土地革命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党内已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在写上述批语的天头上，又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则批语：“5号下午二时，马列学院一班来春藕斋上课，此件请印发给学生，并发给各中委和中央局。”

第三次是7月5日刘少奇给马列学院一班学生讲课时，联系到山西省委的报告，他说：“对农民自发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趋势。’这完全是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第四次是在修改华北局7月25日向中央作的《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时，经他修改的报告有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先工业化后集体化问题，他说：“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将来在这些条件下普遍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场，对于目前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组织。在集体农场组织之后，目前形式的互助组就没有必要了。”二是回答了新富农出现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富农已开始发展，但并不可怕，到将来适当时间可予以限制，如实行农业累进税等；现在即提出限制富农政策来阻止和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害的，所以也是不对的。上述错误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是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毛泽东的主张则相反，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后来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更上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的主张是基本正确的。按刘少奇的意见办，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错误可以避免，待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自然就走上了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道路，根本就用不着合作化了。

在中共党内领导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准备不足的。据王力说：“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没有系统地读过《资本论》。这是上层领导的通病。”“对陈伯达、胡乔木两位，毛泽东认为他们最大的短处都是没有读过《资本论》。别人他并不要求都要通读《资本论》，而中国的大理论家，没有读过《资本论》是不行的。”（《王力回忆录》第702页，第1057页）毛泽东的主要理论顾问是陈伯达。关于农业合作社可以像十八世纪的手工工场那样依靠分工提高生产率的观点，毛泽东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而陈伯达自己并没有弄通原着，误导了毛泽东。这个理论错误，后果非常严重，后来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认真真地搞合作化、公社化，搞大跃进，以他那样高的智商犯那些常识性的错误，都是以这个理论为精神支柱的。

毛泽东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华北局的批语和刘少奇的批语之后，经过一段思考，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我不能支持你们，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的论点是：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也是可行的。

请读者不要忽略上面这段话。历史巨人毛泽东在改造小农经济问题上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整个社会主义空中楼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上。毛泽东对自己这一理论创造是非常重视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解决了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太弱小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他如果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起一个富裕、文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那将是对马克思主义更大的发展。有这两大理论贡献，他将使斯大林黯然失色，而与列宁相比肩，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当强迫命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遭遇你们抵抗造成农业减产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主要理论助手陈伯达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十七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依靠分工可以形成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而20世纪中国的农业合作社不能依靠分工产生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呢？为什么表面看来貌似相同的事物竟不能产生大致一样的结果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十七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除表面相似之外，本质上是不同的。进入手工业工场做工的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到工场做工是自愿的，是别无选择的谋生手段。被“说服动员”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国农民却不同，他们是有土地、有农具甚至有耕畜的小私有者，具有独立经营发家致富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入社等于剥夺（立即剥夺或逐步剥夺）他的生产资料，不允许他发家致富。马克思把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看作是社会一般的分工，这个分工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大的分工概念。个体农民属于这个大的社会分工的概念，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是有区别的。他说：“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本论》第一卷第12章）

陈伯达经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既然农业合作社社员与手工业工场工人的区别是：一个是小私有者，一个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那么，加速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割掉他们的小私有者的尾巴，让他们成为对土地没有产权的农业工人，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再辅以大规模的、反复地、持久地宣传教育，让他们破私立公，就定能使农业合作社像十七世纪的手工业工场一样，产生提高生产效率的奇迹。因为集体化产生分工，分工提高效率，这是一般公理。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理论尖兵，他在前面探索，把他的发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就一步紧于一步地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三年时间就让农民与土地脱了勾，把土地改革给农民的恩惠全收回来了。农民个个成了“赵光腚”（电影《暴风骤雨》中土改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照毛泽东和陈伯达的设想，这下你们赤条条无牵挂，只能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了，活命只有这路一条。但公社照样不增产。为了制造增产的效果，于是乎搞“大会战”，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铁姑娘队”，“老黄忠班”，腊月天叫社员光膀子抖干劲。这些虚的东西登报造政绩可以，但年终一结算，打的粮食更少，社员更穷了。这下陈伯达也傻了眼。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们结合实际生活说一说工场手工业依靠分工是如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合作化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视察一个生产扣针的手工工场时，发现了分工协作所造成的巨大生产力。他生动具体地描写了全过程：

一个工人抽铁丝，另一个工人把它弄整齐，第三个工人把它切断，第四个个人把它磨尖，第五个个人镟光它的尖端，以为装置针头之用。单是针头的制造，又分两个或三个独立的作业：装置针头成为一个特别的作业，磨光扣针又是另一种作业；甚至把扣针包在纸内也成为一类完全特殊独立的工作。这样一来，制造扣针的劳动约分为十八种不同的作业，在有些工场内每一种作业都由独立的个人去执行。我看见一个工场，只雇用十个工人，这十个工人每天能造扣针十二磅。每磅有中等长短扣针四千多个，因此，这十个工人共能做扣针四万八千多个。倘若这些工人各自独立，互不配合，那么，他们之中自然没有一个人能在一个工作日做出二十个扣针，甚至连一个扣针也做不好。换言之，他们能做的，还不如现今在各种不同的作业巧妙地分开和互相配合的条件下，所能做出的二百四十分之一，甚至四千八百分之一。

毛泽东期望中国的个体农民通过组织起来（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进行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总是缘木求鱼越搞劳动生产率越低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农业生产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

第一、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散布在广袤的空间中的，无论是种麦、种稻还是种

杂粮，你不可能把它装进工场的车间，这就不具备像生产扣针那样每人完成一道工序流水作业的条件，农业生产这个特点被称作空间上的“广延性”。

第二、农作物的生产有一定的周期，播种、管理、收获都有一定的季节，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不能颠倒也不能提前或推后。北方种麦，有农谚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就是秋分前后那十来天播种，错了季节就要减产或绝收。这个特点叫做时间上的“继起性”。

再怎么组织起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都不能打破农业生产的时空结构，将不同地段和不同节气的农活归类集中作业。“广延性”和“继起性”这个时空的“硬件”是打不破的。有些特殊的农活需要一定规模的集中劳动，如打井、修渠、灭蝗等，这是自然给定的条件下产生的集体劳动的需要，不是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如果从这里面看出“社会主义因素”来，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就都是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在一定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各种组织形式中，一家一户的单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是效率最高的、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营形式。这是人类社会几千年选择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情况要分清楚：以道义为目的的济贫和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经营。土改后的农村往往出现劳力强、有牲口的种田能手土地不够种，寡妇家分了土地无人种的现象。寡妇家可以把土地卖掉，可以出租分成，如果政府不干预，几年后就会出现劳力和土地的最佳配置，使土地产量最大化。这是一个农业社会自然调适过程。但毛泽东把这类情况看得过于严重了，认为这是新的两极分化的苗头，要用互助合作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碰巧那位寡妇的儿子参军了，她成了军属，村支部组织代耕队把她家的地给包了。寡妇当然感激，给帮助她的乡亲送水、送饭、洗衣服，这种互助合作是产生不了提高生产率的效果的，所产生的效果是寡妇家地里也有了收成，但这个收成不会是最高的，如果最高产量是亩产五百斤，寡妇家亩产三百斤就不错了。这与手工工场基于提高功效增加总产量的劳动分工，是不可类比的事情。

毛泽东忽视了手工业工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本质的区别”，为了防止土改后的农村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不准中农和富裕中农冒尖，强迫他们入社，让他们富帮穷，强帮弱，惜老怜贫，这在道德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经济领域是违反规律的，是行不通的。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主张更多的着眼点是济贫，是慈善家的观点，而不是经济学家的观点。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实践证明，大锅饭，养懒人，它产生不了提高生产率的效果。

分工合作不能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不能多打粮食，所以至今先进国家的那样仍然是家庭农场，而没有“组织起来”。自奴隶社会解体以后，农户天然就是农业劳动单位，它不需要组织起来，任何超越农户的组织形式，不管叫什么名字，叫合作社，叫公社，叫集体农庄，叫农业公司，叫规模经营，都会损害农业劳动的效率，这是我们走了二十年合作化道路应该得出的基本结论。

毛泽东是农民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内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基本停留在儒家的“大同”思想上，这种大同思想的经典表述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让人不独观其观，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独、废、残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背，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要“使人类进到大同境遇”。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很自信，以为自己找到了。

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之后，刘少奇立即表示赞同主席的意见，重新处理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并收回了已经印发的在马列学院一班讲课的讲稿。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1951年9月，毛泽东委托五谷不分的陈伯达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据说草案写好后，遵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送给熟悉农民的党员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讲了老实话，说据他的了解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那时毛泽东还能听一点不同意见。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9月会议之后又对文件作了修改，至12月份，仍以决议草案的形式发到全国县委和城市区委一级。

这第一个互助合作指示写得很全面，一方面，另一方面；一种倾向，另一种倾向，都关照到了。但基本精神是“左”的，并没有重视赵树理说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意见，是提倡、发展合作社才作这个决议的。后来由互助组而初级社，由初级社而高级社，由高级社而人民公社，毛泽东在中国开始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破坏最烈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实验。

经过土地改革，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随毛泽东“干革命，闹翻身”的贫雇农们，大多数成了中农和富裕中农，革命革到他们的头上来了。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占农村人口70～80%的基本群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读者看几篇权威的史料。

1947年1月1日，着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给上级机关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一年来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他说：“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解放区农村的社会关系。封建剥削者地主阶级大大削弱了，在土地改革实行彻底的地区，他们都已转向自己劳动或经营工商业；富裕中农，特别中农大大增加；贫农减少，赤贫绝迹。许多典型材料都证实了这个趋势。如太岳长子县六个村，地主全数转入劳动，富裕中农由三十七户增至五十五户，中农由四百六十四户增至九百五十户，贫农由六百三十八户减至三百八十九户，赤贫由一百八十九户减至七户。”这六个村一千四百零一户中，中农和富裕中农占了一千零五户，占总数的71.7%。

1950年5月，华北局向中央的报告《华北老区农村阶级变动与生产情况的调查》中说：“据冀、察两省二十三个村材料：土改前有二千九百六十四户，土改后三千零九十七户。经过土改，原来占户数51%的贫雇农，减少到15%（地富下降在内）；原来占户数37.6%的中农，增加到77%；原来一百户地主（占总户数3.3%），有四十户留到中农程度，三十一户被斗到贫农程度；原来一百二十二户旧式富农（占总户数4%），有八十七户留到中农和富裕中农程度，三十五户被斗到贫农程度；原来九十四户富裕中农（占总户数3.2%），有四十八户被侵犯成为一般中农，九户侵犯成贫农。上升为新富农的仅一户（原中农）。”

“经过最近几年的生产运动，农村阶级关系又有新变化，总的趋势是上升的。山西五个村的材料，土改后经过几年生产运动，上升者占总户数的17%。9.4%的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和富裕中农。2%稍多的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由地主、富农下降为贫农的，也有一部分上升为中农。但无新富农发生。目前整个农村一般情况，由贫雇农上升为中农速度快，中农升富裕中农速度慢，升为富农是个别的。上升的原因：68%是因为劳力较强，经营有方，生产条件改善；14%是因为兼营手工业和副业；10%是因人口减少。”但也有少数户下降。上述山西五个村下降户，占总户数的5%。其中贫农上升中农后又下降为贫农者占将近一半（三十九户占十七户），主要由于贫农在分得土地后仍很空虚，经不起任何打击。其他下降者为中农（占本阶层3%多）和富裕中农（占本阶层14%）。下降原因：一半以上是疾病、懒惰、牲口死亡、无劳力，其次因土改时侵犯过重，现尚不敢积极生产者，少数因不会经营。”

目前农村生产情绪一般是高涨的。中农已占到农村人口绝大多数（上述五个村中农占88%），成为生产之主力。”“由于过去‘左’倾错误影响和农村中普遍流行单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般中农顾虑是大的，剩余财产除吃点穿点外，仅以坏房盖好房，坏牲口换好牲口，坏地换好地，再向上就觉得严重。”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向我们讨指示：继续发展往哪里去呢？富农的道路是他们盼望的，但视为畏途，不愿戴剥削帽子，投资工商业又没有把握。目前许多中农正以这些人的马首是瞻。

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廖鲁言撰文：《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文章指明了土改后绝大多数中农是由土改前的贫雇农上升的。“三年来土地改革运动的实践完全证明：占农村人口70%无地和少地的贫农和雇农，是运动的骨干，他们在土地改革斗争中最积极，最坚决。他们在各地农民协会的领导成分中占多数。消灭封建的土地改革，就是依靠着广大的贫雇农群众才得以胜利实现的。同时，贫农、雇农也得到了相当于当地每人占有土地平均数90%左右的土地，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土地要求。”“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自然也得到了改善。在许多地区，中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由过去的20%左右发展到80%左右；贫雇农则由70%减少到10～20%，而且在逐年减少中。”

以上三个材料说明了互相联系的四个问题：

土改前的贫雇农绝大部分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上升为中农了；

1、这些由贫雇农上升的中农占农村人口的71～88%，是农村生产的主力，是被解放了的农村生产力的

代表，打击他们便是打击原来的贫雇农和中农；

2、经过土改仍然不能上升的贫雇农，一半是因为家里有病人、劳力少或耕畜死亡；一半是不会经营，

或地富下降为贫农怕再富又遭清算而不敢积极生产者；

3、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合作运动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但他像古代希腊

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的那样，所趟过来的已经不是同一条河流了。土改中的依靠对象（贫雇农），变成了合作化运动中的联合对象（由贫雇农上升的中农），他没有意识到合作化运动脱离了原来追随他闹革命的农村基本群众。他领导的土地革命是让农村80%以上的人口富起来，因而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当这些人果然开始富起来时，他又反对互助合作运动，不许这些人富起来，因而遇到广大农民的消极抵抗。如果他把政策的重点调整为依靠这80%的新老中农，农村会很快富起来，国家也会很快富起来。历史留下的最大遗憾是，他要依靠那20%的孤寡和二流子，再一次走穷人路线。

毛泽东一辈子都是站在穷人一边，他是穷人的领袖，是穷人的救星！他最担心的是“两极分化”。有两种两极分化，一种是同向分化，一种是反向分化，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所谓同向分化，是普遍增加收入，但增加的多少不同，多增者对少增者并没有经济剥削或超经济剥削；所谓的反向分化，是有人增加收入，有人减少收入，减者减少的收入进了增者的钱袋，减者与增者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同向分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分化，是应该提倡和支持的；反向分化才是应该反对的两极分化。毛泽东把两者混为一谈，不许任何分化，不许任何人冒尖，不许任何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也不行。谁发家打击谁，谁富起来打击谁。这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依靠贫雇农!”谁敢说不对呢！在政治上他处在无懈可击的地位；如果不同意他的政策，说你是富农利益的代表，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你就站在了无法辩解的在党内受审判的地位。这就是共产党内“左倾”的厉害。心里明知它不对，明知基本群众不赞成，但你得高声喝彩，在行动上去努力贯彻执行。既然“少奇同志”都受了批评，谁还敢再替那些土改前的贫雇农、现在的中农和富裕中农请命呢！于是，全党上下一致全力推进互助合作运动，而且各省各县在做法上比学赶超，进展速度越来越快，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唯恐自己的辖区落后，总之一句话，越来越“左”。

毛泽东是出自崇高的愿望，高尚的动机，但他阻碍了、窒息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应该出现的一段富足康乐的太平盛世没有出现，出现的是贫穷、浮肿病、饿死人等待。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未能入睡。他的办公桌上堆满文件和电报。饥饿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省发来了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看到。”“十一”那天，毛泽东照常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子民的三呼万岁。“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是为农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这是这位一辈子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伟大人物的悲剧。

纵观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莫不是借助农民大起义的力量。革命发生的深层原因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于是跟上自己的领袖人物起来造反了。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实行“均田”政策，满足了起义战士们的要求，于是出现了一段太平盛世。当然，在太平盛世年代，勤劳的、会经营的、条件好的农户逐渐发起来了，由中农而富农，由富农而地主，懒惰的、不会经营的、主要劳动力患病或死亡的又卖掉了土地成为赤贫，新一轮的阶级分化随着土地兼并悄悄地去开始了。但这并不可怕，主流是生产力的大发展。要一二百年这种阶级分化才会显现，三四百年才会尖锐化，在这之前完全可以通过国家政策调解来防止的，毛泽东顾虑陷入旧式农民革命的轮回中去是有道理的。但他太性急了。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也是毛泽东自己建国前的主张）建设十五年至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农村出一批新式富农庄园，会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等国家工业化了，有足够的农业机械设备装备农业了，由富农庄园演变的现代化家庭农场就出现了。这才是小农经济的真正出路。看看美国，看看日本，看看西欧国家，他们的农业现代化都是这样走过来的。1947年至1970年，正当社会主义国家把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合作化当作提高粮食产量的“灵丹妙药”，把农民折腾得死去活来，粮食产量却越来越低的时候，美国实现了真正的农业革命，依靠科技进步，美国农业实现了高度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但所有制一点儿没有变化，还是个体户，还是家庭农场。1950年至1977年间美国农业劳动力从七百三十三万人减至二百四十一万人，谷物产量却从八千五百一十四万吨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一万吨，肉产量从一千二百零七万吨增至二千五百五十一万吨。1880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可供养五人，1962年增至二十六人，1983年增至七十九人。196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不足五十亿美元；到1974年农产品出口额突破二百亿美元；到1980年再度飞跃，农产品出口额跨上四百亿美元的台阶。1987年，美国农业县的人均收入比非农业县要高出25%。

历史的局限性和狭隘性的意识形态偏见使毛泽东不能正视一下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做到丰衣足食的，而醉心于他那个“天下为公”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

03 江青初露锋芒

毛泽东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江青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夫人。她知道，第一夫人是现代社会的说法。倘在封建社会，就是皇后。她的这种封建思想在一次对女服务员发脾气时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她怒气冲冲地说：“倒退回几百年去，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住在中南海，那浓重的历史氛围，强烈的帝王气息，使江青念念不忘自己至尊的地位。回想年轻时从山东老家出来捞世界，先到了大上海，又到了红都延安，阴差阳错，认识了毛泽东，自己慧眼识英雄，嫁给了他。转战南北，跟着吃了不少苦，但值得，如今熬出头了，生活的一切，应有尽有。光汽车她已经换了四辆，开始是一辆雪佛莱，缴获的美国车；以后换一辆毛利克，又换苏联的吉姆?吉斯，吉斯当时是最高档次的，政治局委员配的专车。

毛泽东不许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曝光。进入北京后，派给她最荣耀的一项任务是以主席夫人身份代表毛主席给宋庆龄副主席送行——开国大典后，宋氏回上海去。这次在北京站她给孙夫人留下的印象很好，宋庆龄对身边人员说：“江青很懂礼貌，讨人喜欢。”

住进丰泽园，毛泽东和江青分居两室，很少在一起。虽然江青风韵犹存（进京时她三十五岁），但毛泽东情有别移，很少眷顾于她了。怎样巩固与提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怎样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让她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江青进城初期昼夜萦怀的一个大题目。

“两性关系只是头几个回合起作用，能长期保持利益的是权力。”这是江青悟出来的“道”。这话她后来跟一个外国记者谈过。意思是像她这样身份的女人，经过头几个回合打入毛泽东的生活圈子以后，要想长期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有在巩固和发展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上面对丈夫有所贡献。她按照这个既定方针行动起来了。在以后二十多年中，江青逐步获得了成功，毛泽东虽然对她时有批评，但那是做给“外人”看的，实际上是越来越宠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权在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党的总书记之上。我们且看江青是怎样一步一步地爬上权力顶峰的。

1950年3～5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这部电影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编导和演员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抱着扼腕痛惜的心情的，对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是着力揭露鞭挞的。这部电影的进步性和爱国主义，是普通观众一看便知的，用不着多深的马列主义修养。

公开放映之前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放映专场时，毛泽东没有去看，刘少奇及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夫人看了。在和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胡乔木闲谈时，刘少奇肯定了这部片子。陆、周、胡认为，一部电影片，党和国家二号领导人点了头就行了，没有再请示毛泽东。江青认为这是毛泽东大权旁落的苗头，问题不在于这部影片究竟如何，而在于树立树立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问题。她鼓动毛泽东要出来讲话，单独调演了《清宫秘史》。毛泽东此时不愿为这么个小问题与刘少奇摊牌。后由江青出面，找了陆、周、胡，指责《清宫秘史》宣扬了卖国主义，要组织批判，但江青并不说明哪些意见是毛泽东的，哪些意见是她的这使陆定一等非常为难，当时答应下来，组织人写了文章，后来没敢发表。因为毛泽东并无明确的指示。如公开批判，少奇同志那里怎么交待？搞得不好会弄成挑拨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主管意识形态的几位领导人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件事悄悄压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写了一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批驳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反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小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1年春，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新片《武训传》在全国上映。这部电影是根据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遗愿和提供的史料创作的。编导孙瑜青年时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1949年7月26日在北京饭店全国影协成立大会上，孙瑜将拍摄《武训传》之事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取了孙瑜的汇报，指示了三条：“1、站稳阶级立场；2、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3、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三条成了编导的指导思想。

武训原名武七，生于1838年，死于1898年。父亲是个贫苦农民，早年去世。他跟着母亲到处流浪，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扛长活，地主欺负他不识字，克扣了他的工钱，他痛感不识字的苦处，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分家分得的三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要来的钱，积攒起来，存在一个富绅家里（那时没有银行啊！）让他去放债生利。为了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经过了三十多年，武训积攒了二千多两银子，他仍然“居不求安，饥不择食，服则褴褛，卧无枕衾”，继续受苦受难。1888年他在堂邑县柳林镇办了第一所义学，第二年又在馆陶县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在他临死前在临清县办了第三所义学。这就是武训的愿望。

根据这个原型和周恩来的三条指示，编导进行了艺术创造。武训兴学的本意是为了穷人，当他听到考第一的学生赵光远说学成以后可以做官的时候，他失望地痛哭流涕，给学生们下跪，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当封建统治者的代表—皇上赐给他“黄马褂”表彰他办义学时，他拒不跪谢皇恩，以装疯进行悲剧性的反抗。为了指明武训办义学的历史局限性，编剧又写了当过太平军的车夫周大领导囚犯们进行狱中暴动，组织起农民武装队伍，与官府恶霸进行英勇斗争。为了指明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作者又在故事结尾的时候，用心良苦地增加了一段道白：“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所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他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如此小心翼翼，如此曲意迎合，还是没有过关。

1951年2月21日晚上在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放映《武训传》。周恩来在胡乔木陪同下来了，朱德携夫人康克清也来了。大约有百余名中央机关干部一起观看。但毛泽东和江青没来。看完电影，朱德和编导孙瑜热烈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

2月26日子北京举行《武训传》首映式，观众踊跃，一片赞扬之声。各种报纸连日发表群众写来的观后感。一位教师写道：“我做教育工作仅仅两年，好几次不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犯冷热病。当我看到老年的武训摇晃着歪辫，坚定地走在北方的原野上时，我的眼被泪水模糊。……《武训传》教育了我，虽然武训的斗争方法与道路，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但他那坚忍不拔的性格，将指引我更踏实、更细致、更专一地为孩子们工作。”

江青抓住《武训传》做文章，是因为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尊崇武训，生前积极提倡和支持拍摄这部电影。陶行知对江青有大恩也有小怨。恩在两次帮助她，怨在一首诗。

1933年夏，江青（那时叫李云鹤）离开青岛，第一次来到上海。在着名戏剧家田汉家落脚。田汉介绍她参加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办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师，陶行知收留了她。

1934年夏天，江青第二次到上海谋生。晨更工学团已遭封闭。陶行知又介绍她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现在单说这“怨在一首诗”。江青嫁给唐纳后并不安分，蜜月未满她借口回乡探母，又去天津与前夫俞启威鸳梦重温。1936年6月26日唐纳追到济南，从江青的姐姐处知道江青负心抛弃了自己，愤恨莫名，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在旅行社服毒自杀，幸而及时获救。但他那时留给阿萍（江青艺名蓝萍）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媒体公布，大小报刊竞相转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的唐纳自杀案件》为题报道。为此，陶行知写了一首新诗《送给唐纳先生》，发表在邹韬奋主编、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报》上，诗的第一节如下：

听说您寻死，我为您担心！你要知道，蓝萍是蓝萍，不是属于您。您既然陶醉在电影，又何必把她占领？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要问一个分明。人生为一大事业来，爱情是否山绝顶？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谁也高兴听喜讯。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这“飞去的夜莺”是把江青比作水性杨花的娼优。这是江青兴风作浪积极主张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深层次原因。他要通过批判“武训传”兼带否定陶行知先生作为平民教育家的一生。

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杨耳的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暴露了这深层次的历史恩怨。这一层原因连毛泽东也未必知晓。

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朱德审片的情况，并点明《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是周恩来青年时代的同学。周恩来、朱德一捧场，全国的报刊都在吹捧这部电影。江青的耸动听闻的报告和如此下去将大权旁落的分析，使毛泽东心动了。江青下令从中国电影公司华北管理处调片子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决心干预此事。1951年5月20日他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以最高权威的语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名义发表出来，全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被惊得目瞪口呆。党内小道消息也在迅速传播：“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又由党内传到社会上，更增加了人们神秘莫测的

惊恐。

这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篇指鹿为马的文章。目的在于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言权，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为了证明《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的正确性，《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由十三人组成：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壁（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调查团的实际领导人是化名李进的江青。所到之处的各级机关，都知道李进就是江青。所以，在调查团和被调查人见面之前，接待单位都已经在群众中做了布置。

调查进行了一个月。回到北京由袁水拍、钟惦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在1951年7月23—28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后来还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

《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通过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和江青主持的调查，硬把武训的历史颠倒过去了。一个行乞兴学的贫苦农民被打成了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由于共产党的崇高威望，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这一指鹿为马的事件被党的领导集体接受了，也被全国人民接受了。于是《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写影评的，发表观后感的，为发表这些文章提供园地的主编、编辑，各级宣传部门领导人，乃至在小组会上赞扬过这部影片的观众，纷纷作出检讨。

由于江青在电影评论上连连“立功”，1951年11月，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处长。胡乔木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批复：“此件很好，可照此执行。”

按孙瑜的回忆，1952年春天，周恩来到上海。“在和我握手时他微笑地问我：是否听见了他在北京对《武训传》所作的检讨？我从来没有想到，周总理会因《武训传》而在党中央做检讨！”“第二天上午，组织了在文化广场向一万多名干部作国际形势的政治讲话时，又顺便简略到底提到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和批判的事，说他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孙瑜、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以周恩来的检讨而告结束的。

在武训的历史上颠倒黑白，不过是江青（当然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小试手段，初露锋芒。但由于中共领导集团对指鹿为马的容忍，十八年以后，即1969年，还是这个江青，以中央专案组组长的名义领导调查并主持写成调查报告，经毛泽东亲自审查修改，经党的“九大”一致通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由把武训打成“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到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大内奸和大工贼”，这中间中共应该吸取的教训太辛辣、太深沉了。

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中共对批判电影《武训传》一定程度的反思。胡乔木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

1953年，又发生了如何评价《红楼梦》的争论。

五月，《文艺报》第九期介绍了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说该书对《红楼梦》“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成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山东大学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与俞平伯观点不同的文章，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他们写信问《文艺报》，像俞平伯这样的权威学者可不可以批评，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九月号上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李、蓝两位青年学者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正在观察全国动态企图掀起更大波澜的江青，在九月中旬的一天拿着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九期来到《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热情接待。江青还是老办法，并不说哪些是毛泽东的意见，哪些是她的意见，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位青年的文章。邓拓表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奈难同意；但可请示中宣部请《文艺报》或光明日报转载。于是，在一年以后，即1954年10月16日，引出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全文如下：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发出了他们的文章《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了北京，有人（引者注：这个人就是江青）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引者注：这个人就是邓拓）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代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侯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1954年10月16日

在这封信的信封上面，毛泽东亲笔注明给哪些人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的第一号收信人刘少奇，对信中说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一事，竟如蒙在鼓里，丝毫不知是给他记的一笔账。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质问刘少奇：“为什么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与伟大领袖唱反调？”时，刘少奇才有机会答辩：“我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至此才弄清楚完全是江青在毛泽东耳边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但毛泽东这时已下了从根本上打倒刘少奇的决心，这个小小的误会的解除已经没有意义了。

毛泽东这封信，表面上是堂堂正正的大道理，隐蔽在字里行间的负面作用是，对江青从评《清宫秘史》、评《武训传》到评《“红楼梦”研究》所起的无事生非、挑拨离间的恶劣作用，作了积极的正面的肯定。江青所追求的就是这个。尽管暂时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给江青高级的和重要的官职，但江青知道，她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稳固了，提高了，只要耐心等待，总有登上政治舞台的一天。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55年，又发生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这一案件是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的恶性发展，整治胡风也是江青挑起来的。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见何梦觉编《鲁迅档案：人与神》第216页）这是毛泽东决心要整治胡风的起因。

胡风，本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1902年生于湖北掸春县。父亲为做豆腐的小贩，母亲是雇农孤女。幼年从事牧牛拾柴劳动，十一岁上村学，1920年到武昌上中学，后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22年终北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研究会。1933年，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文化团体被日本警方逮捕，7月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初任宣传部长，继茅盾之后任左联常务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为中共中央和鲁迅之间传递关于营救方志敏的信息。1934年秋，因左联一盟员被捕，出狱后向左联诬告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胡风愤而辞职，退出左联，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活。1936年支持鲁迅提出的“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与主张“国防文学”为文艺界联合战线口号的周扬等日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自此与周扬结怨。抗战初期，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文协成立后，任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1938年7月至1941年9月，主办《七月》杂志，发表抗日进步作品；同时为《新华日报》主编《文艺周刊》。1942年5月毛泽东发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庆左翼文艺界对如何贯彻《讲话》精神发生意见分歧。居主流地位的的多数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认为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连续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论中庸》，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中共南方局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批评胡风的思想倾向，胡风不服，与一些党员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隔阂日深。1949年进入解放区，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诞生，歌颂毛泽东。案发前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在文坛上声誉颇隆，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戴光中：《胡风传》）这些桂冠给胡风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灾难。

1952年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文艺界进行整风。《论主观》一文作者舒芜写了一篇检讨认错的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长江日报》上；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说胡风 的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但胡风拒绝检讨认错。于是中宣部决定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又授意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了《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先后在《文艺报》第二、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不服，于1954年3月21日至4月30日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这年6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合起来，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总题目，共约三十万字，后称“三十万言书”。他绕过了与他有嫌隙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于1954年7月22日面交习仲勋，请他转呈毛主席。

“三十万言书”主要对立面是周扬，说周扬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的英明政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周扬“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在处理这桩公案中，毛泽东有力地支持了周扬作为党的代表在文艺界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将胡风的意见书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以便展开讨论。

1月15日，胡风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主动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希望不要公开印发他给中央的报告，如要印发，他要附一个初步认错的声明，欢迎大家批判。周扬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的。毛于当晚批示：“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既定部署，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随《文艺报》作为批判的靶子送到读者手中。

四月，舒芜在强大的压力下，为了表示坚决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四十年代胡风给他的十几封信。周扬责成舒芜将信件分类整理摘编，准备配合胡风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看了之后，亲自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写了编者按，按语和材料在5月17日报纸上登出，从此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为反党集团。在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批材料时，毛泽东在按语中加进了“反革命的胡风分子”这一新提法，于是，胡风的问题进一步升级，由“反党”变成了“反革命”。

6月10日，毛泽东在公布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的勾当。”这就把第一、第二批材料的“反党”性质的胡风问题，向“敌我矛盾”性质推进；从而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风及其同仁们推进“反革命集团”的深渊。把文章向“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顺势“做”过去，胡风事件成立不可替代的过渡和桥梁。至1956年底，这次内部“肃反”一共查出八万一千多名“反革命分子”，有一百三十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就是这样在知识分子中立威，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绝对统治地位的。

毛对桀骜不驯的、在文艺上有一定能量的胡风派的斗争，断断续续十多年，用毛的话说，“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经有多次了”。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这次文化围剿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了马力，开展以搞臭胡风及其追随者为目的的大批判。仅毛亲自撰写序言和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小册子，全国就印了七百多万册；有本以妖魔化胡风及其追随者为能事的漫画小人书，印数达千万册。我记得，这本漫画连环小人书，当时在北京城是挨家挨户散发的。

在公布第三批材料时，毛泽东共写了十七条按语，其中一条说：“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划人物）”以清君侧的着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三十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周扬成了晁错，成了“今上”的股肱之臣。这则按语大大加强了周扬在文艺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地位。但怎样回报主席的支持，毛泽东在支持他的背后对他有什么要求，周扬缺少“乔木式”的世俗的聪明。江青就在中宣部电影处任处长，，既然在评《清宫秘史》、评《武训传》和评《红楼梦研究》中连立三功，自然应有升赏。这件事只能由江青的直接首长提出建议来，任命江青—譬如说，副局长、局长。周扬不通此道，或者他心知肚明，但不愿那样做。结果，招致江青怨恨。周扬的宠幸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文艺口的工作越来越难做，怎么也做不对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周扬不再是晁错那样的股肱之臣，而成了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收监入狱，这是后话。

1955年5月16日晚，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带领几个陌生人，来胡风家搜查。至17日凌晨1时半，胡风在家中被逮捕。公安人员继续搜查，大约天色将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因胡是全国人大代表，5月18日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办手续，取消胡的人大代表资格。

在随后的五月至六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场席卷全国的搜捕胡风分子的风暴开始了。被捕的知名知识分子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鲁煤、杜谷、闫望、於行前、冯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贾植芳、彭柏、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天津的阿垄、鲁藜、芦甸、林希、李离……，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浙江的冀访、方然、孙佃……，陕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武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谷怀……，辽宁的晋驼、侯唯勋……，重庆的何剑熏、刘异……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悲剧。

路翎，这位曾经被一些现代文学专家认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被捕时只有三十二岁，在狱中，他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默默无言，便是长时间狂嚎。他一度被保外就医，痊愈后又不断上书申辩，再次入狱，被判二十年徒刑。1975年被释放后，由街道派出所监管在胡同里打扫卫生，靠每户交的一毛钱清洁费维持生活。哀莫大于心死。他那贫民窟一样的家里，甚至不再有一本书。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二千一百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六十二人，停职反省七十三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内有党员三十二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二十三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六十二人。”

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胡风不是完人。他的思想、作品都有缺陷，他孤高自许，目无余子。他和许多文艺界同仁不能友好相处。但胡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真正的罪名是和江青争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鲁迅的思想？而这个“罪行”又上不了台面。当法院宣布判他十四年徒刑，形式主义地虚伪地告诉他可以上诉，可以请辩护人时，胡风说：“这次判我十四年，材料在哪里呢？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护，只是心安理不得！”

“文革”高潮中，由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送，把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转到了位于四川省芦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这里夫妻还能在一起，一年多后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单人囚禁。1969年5月，他因十四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却是“关死为止”。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发明了“文艺黑线专政理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她“率领群众”把周扬作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头子揪出来了，关进了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正在四川劳改农场服刑的胡风被管教干部找去谈话。

“周扬被揪出来了！对他的问题你可以揭发，可以控诉。”管教干部说完又给他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叫他学习参考，提高觉悟。

胡风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揪出来示众了，但是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这样的一篇大批判文章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来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这就是胡风的文人本色！正直、无私，以直报怨，绝不落井下石。

其他参加整人的人后来也很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反胡风的积极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最先被打到的就是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亲自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追随周扬整胡风的一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撤销了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在“左”的路线下曾经整过胡风，后来又在“左”的路线下被整的周扬，这时已经平反，他为给胡风平方奔走于各个有关机关。拿到中央为胡风平反的文件，周扬到医院探望胡风和夫人梅志，亲自把平反的喜讯告诉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位争吵半世纪的文化老战士和解了。

在周扬的积极推动下，中央办公厅又在1988年的补充通知中，撤销了平反通知中关于“错误言论”和“宗派活动”的提法。补充通知说，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关于“宗派活动”问题，“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做出政治性结论。”至此，胡风冤案不留任何尾巴，彻底平反。

1985年3月14日，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二十四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一篇文字。他告诉读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写。”

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6月8日，中国现代文艺家、着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三岁。文化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胡风的骨灰盒上，披着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捧上了天，他说：“二十年来，这股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胡风是很认真地看待这段话的。他坚持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就因为这个，给胡风和他的追随者们招来了灭顶之灾。幸亏鲁迅死得早，如果他活到五十年代，活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可能比胡风的下场还要惨。据着名演员黄宗英回忆，罗稷南亲口告诉她：

“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第22版）

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1933年1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时，罗稷南曾代表十九路军到瑞金谈判，与红军代表张云逸共同签署反蒋抗日协定，并为苏区运去急需的药品、布匹、食盐、医疗器械等，为此，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曾在瑞金设宴招待罗稷南。罗稷南与毛有过这么一段交往，所以敢于向毛泽东提出那样一个带点挑衅性的问题，而毛不以为逆，还认真作了回答。

04 帝王南面之术的运用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熟读诸子百家，尤酷爱读史。在取得天下以后，1952年购得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全书三千二百多卷，八百多册，共四千多万字。他如获至宝，十分爱读，圈点批注最多。据给他管理图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从1952年到1976年，毛泽东以风雨春秋二十四载的时光，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写下了大量读书批注”。“对某些帝王的成败得失也多所评论。”当然，除繁忙的政务外，毛泽东还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和现代着作。但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进京以后，《二十四史》是他读书的主线，从中可以研究他的思想走向。铸成毛泽东晚年种种大错的，诸如迫害和诛杀功臣，在党内制造派系，坚持终身制和家天下，纵容后党擅权等等，皆属“帝王南面之术”。这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怎样巩固皇权，防止大权旁落的学问，就是怎样坐稳皇帝，怎样驾驭群臣的学问。帝王南面之术的思想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其结合实际的运用是《二十四史》中所记录的花样翻新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给秦始皇正名，要给法家正名，正是他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而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掩盖下对法家思想的运用，使全国人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自“七大”以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抗战末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思想一致，路线一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刘负责党务和政权建设；周负责军事和统战，凡有赞划，莫不为毛泽东所器重和采纳。住进中南海以后，他们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悄悄地、逐渐地发生着变化。刘周感到毛的意图越来越难以领会和掌握，明明是按照毛过去提出的理论和路线去做的，但动辄得咎，毛恰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刘少奇和周恩来越来越深地陷入惶惑不安之中，谨小慎微，随时注意与主席保持一致。

高岗是建国之初新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他生于1905年，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协助刘志丹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毛泽东到陕北后，高岗作为地方干部的代表受到重视。1936年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1941年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942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与司令员贺龙比肩进入中共高级军政领导人行列。但是以他的资望和年龄，与党内同志如朱德、刘少奇，党外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并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仍出乎全党的意料之外。当时的解释是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有了陕北根据地，万里长征的红军才有了个落脚点。陕北的代表人物刘志丹、谢子长都牺牲了，数下来就是高岗了。另一个没有提出来的理由是因为高岗是亲苏派，毛泽东要“一边倒”，需要借助高岗疏通与斯大林的关系。

1949年6月，毛泽东派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团秘密访苏。刘少奇为团长。任务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联合政府的组成，新中国的内外政策，请求苏联援助，并商谈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共代表团。当刘少奇谈到新政府的组成“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总理，我和任弼时同志不参加政府”时，斯大林插话问：“高岗同志呢？他参不参加政府？”

刘少奇回答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当刘少奇提到贷款问题时，斯大林很爽快地答应先贷三亿美元，并建议组成一个贷款条约起草委员会，说：“我们方面有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你们方面呢？”

刘少奇说：“我们方面由我本人、高岗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参加。”

斯大林说：“我建议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出面要方便一些。”

刘少奇只好表示同意。

斯大林立即转向维辛斯基，吩咐道：“外交部长同志，请明天就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陪同中国代表团访苏的柯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罗斯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访问时，谈出了以下一些重要事实：

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有意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讲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有十六个共和国，卡累利阿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证东三省免受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作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的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已经怒不可遏。

会议结束，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回到住地。上车后刘少奇指责高岗叛变，，两人发生了争执。当到达住地后，刘少奇马上向毛泽东发了密电，要求召高岗回国。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来到毛泽东处，请求允许他们前往东北观光。毛同意了。百万富翁们观光回来后再次到毛那里报告观光印象。他们在东北基本感到满意，他们说，与南方国民党地区一片混乱不同，那里很有秩序。与此同时香港人士表示，虽说东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点不像中国，而更像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东北根本看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见斯大林的肖像。毛听到此事，非常生气，当天便召来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唯一问题是肖像问题。

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夜，大约在凌晨四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议上的情况。会上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苏联第十七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说为挚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建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最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到我处，就肖像一事做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是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并谴责了高岗，这使我大吃一惊。

我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不过斯大林谴责高岗的那一段话我并未读给毛听。不知怎么毛知道了此事，并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莫斯科问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见毛，这次把全文告诉了他。毛对补充的内容很满意。很遗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结束。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予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为斯大林七十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经挂在他的列车上了。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车拉到高岗家中，另一车拉到林彪家去。请你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毛出访莫斯科期间，高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出访前夕我已经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及其战友的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对我这份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了高岗的命运。”

以毛的观点看，高岗并不可靠，他曾经企图靠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时，毛还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账。毛泽东对高岗事件的处理，表明他深得帝王面南之术的精微。毛泽东接到刘少奇反映高岗在苏表现并要求立即召回高岗的电报后，比刘少奇还要“怒不可遏”，但当高岗提前回国出现在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对他慰勉有加面许高岗准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使高岗受宠若惊，产生了天大的错觉，以为毛泽东在走亲苏路线上他的地位可以代替刘少奇。

接着就是解决高岗把东北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问题。毛泽东的办法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为充实中央领导，调五位大区负责人到中央工作：调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调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调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调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调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高岗是很不情愿进京工作的。别人在大区都是担任一个职务，包括很受毛信任的邓小平，仅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是贺龙。高岗在东北却是四个一把手，他既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又是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还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后来毛泽东面许他调中央后东北的兼职不变，他放心了，这不是调虎离山之计，是毛泽东高看他一头。及至到了北京，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毛泽东确实是对刘少奇、周恩来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信任，确实要高岗挑大梁。有一系列的事实为证：

?推广东北经验，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1月1日，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他亲自起草批语转发全国，决定：“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称之为“经济内阁”。1952年11月16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由高岗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子文、马洪、薛暮桥等十五人，阵容之强大为党政各机关之冠。陈云是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27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病逝，陈云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是政务院副总理，又被拉到计委当委员；还在朝鲜打仗的彭德怀和远在苏联养病的林彪这两位和经济工作根本不沾边的元帅级人物，也成了高岗的部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人事安排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烘云托月，突出高岗。所以，1952年底，京城流传“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抓住新税制问题，上纲上线。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发表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和《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周恩来认为修改税制是政务院根据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施政中的一项具体政策，内阁不应拿这些问题去干扰主席。在决定政策时他和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了口径的，毛泽东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人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在修正税制时，财政部曾设想过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营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反映；“‘三反’、‘五反’私营企业主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财政部采纳了这个意见。这次修正税制主要是针对流通环节的，货物一上市，就只能对物不对人，商品按照一定的税率平等纳税是应该的。这是周恩来作为总理决策的过程。

在修改社论时，薄一波把“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改为“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这句话当然可以不改，但改了也没错。社论解释说：“因为，对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转费用。”这里有鼓励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努力改善经营”增加竞争机制的积极思想。

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被毛泽东抓住不放了。他在1953年2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后下令，新税制停止执行。

撤销政务院党组，使周恩来有职无权。1952年3月10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决定尖锐地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机会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今后政府各部门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相当于政务院总党组，1949年11月9日毛泽东决定设立，周恩来任书记。设立时说是“为了实现和加强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以便统一并贯彻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执行。”如今撤销总党组，说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各部门党组的领导，等于说周恩来由加强中共中央对中央政府领导的代表变成了实现这一领导的障碍。这对周恩来的打击是很重的。在中国组织系统中，党委系统历来高于行政系统。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即是说直接对中央主席毛泽东负责，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有职无权的民主人士了。

?以分工为幌子，向周恩来夺权。1953年5月15日毛泽东决定把政务院分为工业、财贸、交通、农林、劳务五个口子，政务院各经济部门归口管理。将八个工业部（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划归高岗为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财贸口负责人薄一波、交通口负责人邓小平、虽在政务院有职务，但他们同时又是计委委员，需接受周恩来和高岗的双重领导；农林口负责人邓子恢、劳务口负责人饶漱石在政务院根本没有职务，只在计委有职务，等于说这两个口只受高岗领导，周恩来不能过问。虽然说国家计委名义上仍是政务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已经坐大到吞并政务院，周恩来作为总理只能领导外交部、教育部、公安部、侨委等部门的工作了。周恩来总理的地位确实出现了危机。不久，又传出学习苏联体制，改政务院为部长会议，人们不免对谁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纷纷猜测，高岗的人气越来越旺。

?责刘周擅权。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华南分局一个报告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写完这则批语，毛泽东感到意犹未尽，又写短信一封：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1、请负责检查去年8月1日（8.1以前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2、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毛泽东 5月19日

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维护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出发，见到毛泽东的批示立即给毛泽东写一报告，说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都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

? 批转高岗的报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分歧已在党的中上层干部中暗暗传开，附带流传的是高岗早就站在了主席一边。就在毛刘就处理山西省委报告时摊牌不久，高岗及时送上了东北地区的报告，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立即提笔挥毫写按语，连同原件，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党。按语如下：

兹将高岗同志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印发给你们。

?在政治局批刘少奇。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不指名地批刘少奇。他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说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

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都过渡完。

毛泽东批评的三个观点，都是从刘少奇讲话中挑出来的，大家心知肚明。从此刘少奇的党内理论权威的地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权威阐释者的地位，彻底崩溃。与此相连带的，刘少奇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谁能代替刘？最有希望攀升的是高岗。许多人都这样想。高岗自己也充满了自信。他不仅要取代周恩来，而且要取代刘少奇。

以上就是毛泽东这位大权谋家为搞垮高岗—这个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所造成的“势”。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解决高岗问题的时机成熟了。在这种形势下，高岗像喝了“催命符”一样，一定会跳出来，必然会跳出来。

高级干部中悄悄地发生着重新排列组合。连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都改换门庭，背叛刘少奇，投到高岗的旗下，结成倒刘反周的高饶联盟。

饶漱石生于1903年，江西临川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满州省委代理书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1935年受命去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回国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皖南事变时随军行动。项英离队后中央指定饶漱石为政治负责人，与叶挺军长一起共同组织军中大计。重建新四军刘少奇出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对饶提携重用，1942年刘调回中共中央时，任命饶漱石为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七大”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建国后成为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高岗和饶漱石自以为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在毛泽东策动的倒刘反周的暗潮中他们是得天独厚的“弄潮儿”，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肆无忌惮地行动起来了。先是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上，抓住新税制问题发难，“批薄射刘”（即明批薄一波，暗点刘少奇）；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1953年9、10月间）上抓住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讨安伐刘”（斗争安子文，通过追后台的办法指向刘少奇），在全党造成了倒刘的声势。据薄一波回忆：

财经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比以往更加迫切地走向前台公开活动起来。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对着刘少奇同志，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还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同志去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遭到了陈云同志的拒绝。

后来，他南下杭州、广州游说。在杭州对陈正人同志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1953年10月间，他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曾对陈云同志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意思是将刘、周、陈、高都包括在内，遭到陈云同志断然拒绝后，他又反咬一口，诬陷陈云同志。毛主席生病，罗瑞卿同志对高岗说，我们大家都要劝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却幸灾乐祸。他告诉秘书：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撑得起来。毛主席12月要休假，提议由少奇同志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实际上，过去毛主席离京外出，中央的工作都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轮流。唯独高岗表示反对，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其用意就是要使少奇同志降格。十分清楚，高岗阴谋活动的本质，就是要推倒刘少奇和周总理，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他后来在《我的反省》等书面检讨中，承认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的唯一助手，准备自己接来做领袖。”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国人民不可多得的人才。人才难得，人才也难以驾驭，怎样使他们在极人臣之位的时候，永远忠心耿耿，不生僭越之心呢？精通君臣之道的毛泽东是法家的笃信者。韩非子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治于人。”（《备内》）法家认为赏赐、封爵乃至联姻等等，固然可以换取臣下的忠心，但这种忠心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不巩固的，时移势易，可以反目成仇，下反上，臣弑君，骨肉相残，这些事例不绝于史书。因此，任何亲信都不是绝对靠得住的。那么怎么办呢？“圣人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君》）做国君的能得到臣下的忠心爱戴固然很好，但不能依靠这个，依靠这个就危险了；要有使臣下不敢不忠心，不敢不爱戴的办法，有了这个办法，王位才能巩固。法家认为这是“人君面南之术”的精微。这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不长期地专一地信任一个人或一派政治势力，要设立牵制力量，要他们访查、监视和密报对方的不忠言行，要他们互相揭发，争表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设置对立面，利用矛盾，控制矛盾。他把这手段用得出神入化。高岗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利用自己“东北王”的身份，超越北京单独和斯大林联系，成为苏联在中共的代理人，比王明走的还远。王明在中东路事件中提出改“保卫苏联”的口号，高岗竟提出划东北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在建国之前。高岗与柯瓦廖夫串通，监督着毛泽东的内政外交，构成了对毛泽东的主要威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下了干掉刚刚的决心。但他认为刘少奇、周恩来有专擅之嫌，危及他独断朝纲，他对刘周的批评和措施也是认真的，并不是故意做给高岗看的。他要利用高岗制服刘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再四两拨千斤，利用刘周除掉高岗。毛泽东把这一出连环大戏演得有声有色，把群臣们看得目瞪口呆。

当然，党内高级干部洞察幽微看清毛泽东路数的不是没有，陈云和邓小平可以作为两个代表。陈邓根据自己对毛的了解，无论如何一个主张将东三省划给苏联的人是不会得到毛的信任和重用的。他们适时地向毛泽东谏言了。陈邓向毛泽东谏言的时间大约是1953年12月中旬。这时毛泽东住在玉泉山静宜园别墅正在静心思考怎样转弯子的问题。陈邓谏言后，毛泽东从善如流，立即部署解决问题。当然，陈邓向毛谏言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毛刘之间的分歧，毛对周的不满，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高岗能够呼风唤雨，也不是全靠造谣。如果谏言不纳，毛决心贬黜刘周，他们会被看作是刘周的同党而受到牵连。

毛泽东找了刘少奇谈话，表示对刘继续信任，无意改变刘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提出由刘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的问题。刘少奇检讨了自己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特别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跟不上主席的错误，对自己历史上工作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对七大以来中央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在四中全会做完政治报告后，要接着做一个自我批评，在中央全会上有个交待。刘少奇同意了。

面临党的危机，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先给公安部长罗瑞卿打个招呼。当罗瑞卿来到静宜园时，毛泽东突然发问：“我退居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

罗答：“主席退居二线，当然刘少奇主持一线，不过最近有些传言。”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人睡在床上，有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不问问旗帜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了。”

毛泽东又把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分别召到静宜园别墅，对高饶怀有个人野心，攻击少奇、恩来，分裂中央的错误，跟几位高级将领打了招呼。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高岗竟没有听出这是说他的，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说刘少奇，所以在毛宣布要去杭州休假，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刘表示谦虚建议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时，竟不识时务地叫嚷：“轮流吧，搞轮流好。”

安排好这一切，毛泽东带上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罗瑞卿到杭州去了。他在西子湖畔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解决高岗问题之前，毛泽东于1954年1月3日子杭州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毛以他自己特殊的风格把解决高岗问题向苏联通气。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

两位苏联客人惊诧不已。

他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的陕西（毛用手指翻译师哲，师哲是陕西韩城人），楚就是湖南（毛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到看。”

捷沃西安还是不明白，但中国通尤金大使明白了。

1954年1月初，刘少奇命杨尚昆专程到杭州给毛泽东送去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毛阅后做了些修改，并给在杭州疗养的林彪看过。7日，毛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各同志写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和政治报告的写法做了具体布置。然后，又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拟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要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有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1月7日

杨尚昆回京向刘少奇面交毛泽东的两封信之后，1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陈毅、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军队高级将领及党政方面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这次会上高岗十分孤立，他感到与会者都跟他保持距离。他急于面见毛泽东弄清形势的变化，自己如何转这个弯子。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杨尚昆转交。

会后，杨尚昆再往杭州，将刘少奇准备的在四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和个人检讨送审稿以及高岗的信件面呈毛泽东。经过几天思考，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了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了他犯的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同志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1月22日

毛泽东这封致刘少奇顺便答复高岗来信的电报给高岗看过之后，高岗有一种被利用又被抛弃的感觉。过去说过那么多私房话，说不见面就不见面了，连直接回封信札都不可得，他领教了什么叫翻云覆雨。

1月25日，刘少奇约上周恩来、邓小平与高岗谈话。高岗想对毛泽东说的话，当然不能对刘少奇等人说；高岗想问毛泽东的事情也不便于问刘；更不能把毛与自己单独说的那些话，那些事抖露出来，只能自己承担，这是将来翻本的希望。所以，高岗竟然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冷场了一支烟的功夫。后来高岗表示要做一个像样的自我批评，接着询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他希望是口头的，不往下传达，不存档。

刘少奇说：“恐怕要书面作，不光你作，我也要作呢。是毛主席要我作自我批评的。”

闻听此言，高岗心头一震，他对毛泽东导演的这出戏还没有完全看懂，心存侥幸。“出水才知两脚泥。等出水后再比咱俩谁的腿上泥多吧。”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头一句话就是：“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作下述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在会上发了言。发言者呼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了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会后的一些事情，但遵毛定的基调，没有一个人敢指名道姓批评高岗和饶漱石。

在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在做完政治报告之后，又做了《我的自我批评》的发言。他检讨了八个问题：

1、1951年7月“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2、1948年华北有很多地方提出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虽然1952年6月中央发出《无条件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的指示并不算迟，但我“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应该取消或纠正。

3、“李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的时间犯了不少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

4、“1949年6月，我在一个关于讨论供销合作社盈利分红的文件上批示‘基本上是在主张合作社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这个批评是不适当的，应该取消。”

5、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对“左”倾错误纠正不力。“这种‘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杀人过多，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在有些地方则在执行整党工作中采取简单的办法去对付有缺点和错误的干部。”

6、1943年延安审查干部时，“在大会上追迫和抢救。我是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

7、“1946年2月1日，中央发出《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做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8、“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判

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的情绪，虽然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

刘少奇最后说：“有些问题我如果能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

在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准点高岗的名，是怕转移了与会者对刘少奇检讨的注意力。四中全会在政治上保留了刘少奇二号人物的地位，但在政治上使其自我降格，亲手砸了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牌子。从此刘少奇不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一，而是一个犯了许多错误、被毛主席团结使用的高级干部，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在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才从杭州传回话来：对高饶问题“彻底揭露。”2月15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有四十多位知情者和有关人员与会。共开十天，25日结束。周恩来定的基调（当然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是：“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高岗经受不住众叛亲离地揭发批判，于2月17日举枪自杀未遂，中央乃决定对高岗施行隔离审查，从此高岗失去自由。

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到会二十六人，开会七次，揭发了饶漱石在新四军排挤、打击陈毅，在中组部排挤、打击安子文，以及配合高岗进行反党夺取的阴谋活动问题。3月15日，中央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1954年8月17日，高岗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4月1日，因发现饶漱石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问题，将其收监审查。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力十年。1975年饶漱石患中毒性肺炎死亡。

高饶和刘周这两股势力较劲，是此消而彼长，彼消而此长的。这是常人的逻辑。一般政治家处理这个问题也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但毛泽东以他深不可测的权谋，纵横捭阖，既除掉高饶，又削弱了刘周，令彼消而此弱。毛的手段太厉害、太可怕了。这使高级干部们凛凛畏惧。不论是受到毛的信任，还是受到毛的猜忌，只有对主席忠诚不二，才是明哲保身之道—这就是他们从四中全会得到的教训。

高岗、饶漱石的倒台，顺便解决了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的问题。每个大区都管辖几个省，比一个中等国家都大，而且都拥有军队。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而反叛，民国北洋时代直、皖、奉地方军阀争锋的乱局，毛泽东不能不防。七届四中全会后，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做出撤销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决定。

通过处理高饶事件，邓小平的品德和才能进一步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所赏识，1954年4月27日任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1955年4月4日，增补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05 根据斯大林意见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

毛泽东骄傲了。他再没有初入北京时暗暗叮嘱自己不能做李自成那种临深履薄的谨慎。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斯大林的去世使他觉得自己是当今世界第一强人，只要他下决心，挥巨手，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他要凭藉中国这个历史大舞台，率领他的六亿子民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谁要说三道四，谁要制约他，谁要阻拦他，谁要反对他，他就准备和谁决裂，不管是老朋友老战友，党外人士还是党内同志。他的老朋友梁漱溟先生为农民说了几句话，他在1953年9月17日政协会议大庭广众之中，出言失态，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就是这种心态的充分表露。他指责梁漱溟“班门弄斧”，觉得自己才是最了解农民的。但他了解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代的农民，至于土改以后分得了田地的农民的理想和追求，忧虑和担心，他并不真正了解，至尊的地位把他和农民远远地隔开了。在以后的几年里，恰恰在毛泽东认为自己最了解、最熟悉的三农领域—农民、农业和农村，他栽了大筋斗。

毛泽东为了贯彻自己的农业合作化思想，1952年11月12日作出决定：在省委、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建立农村工作部，专管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2月成立，调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为副部长。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早年留学日本，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又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树红旗时的早期追随者，长期做农运工作和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对农民有深刻的了解。

1953年4月3日至2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作了长篇总结报告，提出许多重要的政策思想：

1、影响农民生产情绪的是怕“共产”，目前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就是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现在的方针是把农村安定下来，巩固我们党在农村中已得到的阵地。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从东北黑龙江的材料看，生产积极性高，扩大生产的占24%，缩小生产的占13%，而维持现状的占63%。24%是贫雇农，土改后仍未上升到中农。13%是富裕中农、富农与土改前的地主之类。而问题的关键是那63%，他们是中农，他们多少有些顾虑，不敢放手经营，是现状维持派，也不缩小，也不发展。中农不安的，有顾虑，对我们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什么时候“共产”，必须使他们安定下来，否则就不能够巩固党在农村中已经得到的阵地。

2、互助合作反对一哄而起，主张慎重稳进。毛主席说要十至十五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要跟县委书记、县长们讲清楚，他了解这个过程就不急了。我们的前途是集体化。现在是个体农民占优势，互助组的组员、合作社的社员也还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保守性，不能不照顾。如果急躁冒进，那就不仅单干农民不加入互助合作，而且还会影响互助组合作社的巩固。参加互助合作是为了多生产、多收入。组员社员都是小私有者，如果加入以后，生产不好，或者生产多分得少，他们就不来，就是打耳光也不来，耳光打了思想是打不丢的。虽然经过了土改，土改时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从共产党手里得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互助合作搞不好，对他们不利，他们怕吃亏，当然就不来了。这我们不能怪他们。

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办事，由小而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地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慎重稳进。

3、必须把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对农民私有制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去解决，不能过急。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随便被剥夺了，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就会造成群众恐慌。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动摇的，但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去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4、限制富农发展，允许富农存在。一条是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化的道路，另一条是让富农泛滥发展的道路。两条道路我们走哪一条？我们走前一条，这是总路线。但今天的问题是既要限制富农发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不能说不允许富农存在，而且完全不让富农有一点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富农发展一点不要害怕，总的方针是限制富农发展，这个是决不能犹豫决不能动摇的。这个改变了，那么进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但又不能完全杜绝富农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是矛盾的。在这方面掌握起来是要很艺术的。

5、有条件地允许“四大自由”。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是不是雇工会有增加呢？当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没有人敢雇工的问题，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对雇工的工资问题，雇工的各种待遇问题，当然不是允许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

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贷。农民要借钱。规定几分利就是高利贷，几分利不是高利贷，用意是好的，但如没有国家的农业贷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相配合，则其实际效果不大。因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贷。允许自由借贷是否就是让高利贷泛滥发展呢？不！我们要搞信贷合作，低利借贷，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贷，减少高利贷，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单纯用行政命令，高利贷是禁止不了的。

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规定了，今天还不能禁止。但这种自由的范围很小，实际上也许孤寡烈军工属没有劳动力从事耕种的人出租土地。将来是否要禁止土地买卖，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去禁止土地买卖，中央还没有考虑。今天土地买卖是可以的，但是否随便买卖呢？不是的。我们要尽可能帮助农民克服困难，要从各方面来帮助贫困农民，如贷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卖地，卖去土地对他们很不利，卖了就更加贫困了。所以这个自由很有限度，并应尽量缩小这个自由的范围。

商业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国营贸易的领导和节制下。所谓领导就是控制。贸易自由的范

围也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不是让其自由泛滥。但是不是不让私人做买卖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调整了商业后，私人商业有些发展，这是必然现象，不要怕。

6、办社中一定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互助合作社的内部问题，基本是贫农和中农的关系问题。对中农要照顾，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时那样，土改时是搞地主以满足贫雇农，那是对的；今天揩中农油以满足贫雇农，那就错了。今天的贫雇农将来也要成为中农的，今天要他揩中农的油，将来就会让别人揩他的油，这就使贫雇农上升增加顾虑，结果两头不讨好。

必须把互助合作办好，确实做出成绩来。走这条路，确实多分红、多打粮食。中农是左右摇摆的，

我们办得好，确实有利，多打粮食，多分红，生活有改善，中农就过来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对中农、贫雇农是好的，就是对富裕中农也没有什么不好，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不要再揩他们的油就是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以后，尽管刘少奇当即表示尊重毛的意见，但刘始终认为“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实际政策上，刘少奇支持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不热心发展动摇私有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又不能违背毛泽东规定的农业合作道路，于是强调照顾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特点，稳步前进。企图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待国家有大机器装备农业了，再办集体农庄。邓子恢的就职演说讲了六条，实际上也是这种主张。

在一定条件下，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确实能够增产，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农民欢迎。据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发展概况》提供的资料，总计全国共有互助组六百余万个，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三千余个，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三千五百余万户，约占全国总农户40%左右。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本年度全国兴建及整修小型渠道七万四千三百条，塘坝圩堤等一百六十余万处，打砖井四十五万五千眼，共扩大灌溉面积二千二百九十万亩，超过1951年扩大水田面积两倍以上。山西省运城、临汾、榆次、长治等四个专区组织起来开渠打井，安装水车，以及合理用水即增加灌溉面积四十四万亩，等于1951年全省增加的水田面积。平原省互助打井的农户约占50%左右。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互助组也起了很大作用。如热河、辽东两省曾组织起来五十一万多群众，编成防虫队，划分防虫区，进行防虫灭虫的斗争。湖北省天津专区前后发生蝗灾二十九万一千七百八十八亩，发动群众八万零六百三十人，广泛组织互助，订立合同，保证完成灭蝗任务。河北省有些县群众普遍组织起来治棉蚜虫集体配药，互助根治收效很大。像这种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农民是乐于接受的，对发展生产确实是有利的。

但如果再向前多走一步，看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当时有些基层干部企图动摇私有基础，动员农民带着土地和牲畜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农民就不干了。据河北大名县委提供的资料：“强迫入社的结果引起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四区小龙杨文选社，未并社前社员生产都很积极，盲目并成一百四十四户的大社后，冬季积肥和副业生产搞不起来了，社员闲了一冬天，社里的二十多垛花生秧子和一堆堆谷挠子都丢在村外场里任风雪飘没，无人经管。一区儒家寨村里村外满地粪无人拾，遍地棉柴无人拔。五区小寨张遂学社扩大后运输歇业，磨粉数量较1951年冬减产50%，积肥数量也大为减少。社内的六十一个牲畜因断草料都饿瘦了。又六区老庄朱秀亭社共有十三头牲畜，已饿死母牛一头，还有三头瘦得要死。”“群众被威胁入了社，现在有很多社员来要求退社，有的社员为了达到退社目的，故意毁坏社里的工具，企图叫社把他开除。该社一个社员反映：“俺社五十多户，如果允许自由退社的话一天就能退四十户。”（1953年《河北大名县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犯盲目冒进错误的检讨》）像大名县这样的情况华北其他省区、东北地区、中南地区都有发生。

邓子恢上任后，1953年3月8日向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汇报全国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建议。中央采纳邓子恢的意见，于当天发出《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给各大区的指示》，指示说：

关于农业增产的五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发展计划以及1953年这两项的指标数字，各大区所已经提出者，现在看来都嫌过高。在农业增产方面，不能根据三年恢复时期中每年的增产率来计划今后五年的增产，因为发展时期的增产要比恢复时期困难得多。证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农业增产的计划也不能订得太高。而且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机器投入生产农业，农业增产主要还是靠农民群众积极性与互助合作，靠兴修水利与若干新式农具和初步的技术改良。如果计划一开始就订得太高，完成不了，将大大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中央现在正考虑将农业五年计划增产数字缩减到1952年实产为基数的30%。其中1953年的指标是增产7%。在互助合作方面，计划订高了，也势必发生急躁冒进，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地区）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因此，中央现在考虑将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五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20%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是30%左右。以上两项数字都是初步拟出的平均数字，望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把你们原定的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在3月20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汇编新的计划。

到195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的急躁冒进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7月间，华北局向中央报告说：“纠正冒进的结果，农民生产情绪已趋安定，部分地区卖土地、卖耕畜、杀猪宰羊、伐树等混乱现象已停止，抗旱播种任务已顺利完成。干部认识到冒进对工作的危害，开始转变了重社轻组的错误认识，曾消沉一时的互助组，又开始活跃起来并有了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局在1953年7月向中共中央送的这份报告中，提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根据目前条件，必须坚持以互助组为中心”。刘少奇和邓子恢1953年10月4日向全国批转这个报告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此作了肯定。批文说：“华北局在此报告中，确定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从全国范围看来，互助组依然是适合广大农民群众生产要求和文化水平是一种合作形式；同时也是目前在克服生产困难和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便于广泛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

毛泽东见邓子恢就任农村工作部部长之后，没有积极贯彻他的思想，却和刘少奇配合默契，对邓子恢非常不满意。于是，趁邓子恢外出公干的时机，毛泽东直接找陈伯达、廖鲁言两位副部长，委托他们在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推翻了二十二天前中共中央对全党发出的《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的指示，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命令摊派下去，第一次把全国农村搞乱。

会前（10月15日），毛泽东同陈廖谈话，不指名的批了邓子恢。他说：“‘确保私有制’。‘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借用孔子的话，赋予调皮的新解。批邓子恢言不及“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真是难矣哉！”

毛泽东急于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52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会上宣布，苏联以前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对毛泽东影响很大。粮食对他来说，不仅是军需民食问题，发展工业、发展城市需要粮食，积累资金、出口换汇需要粮食，偿还外债、与苏联等国发展易货贸易需要粮食，特别是支持世界革命，需要取之不尽的粮食—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他要扮演世界革命领袖的角色，指导世界革命，光有思想指导，没有物质支援，世界革命领袖是做不成的。正如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开始，因陈伯达不会讲普通话，先由廖鲁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把主管你要到干部刚刚端正了的指导思想，一下子吹到了“左”边。到11月4日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接见陈伯达、廖鲁言，对当年春天进行的反冒进提出批评，不仅批邓子恢，也批了刘少奇。由廖鲁言在会上传达他的讲话：“批评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估计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

这是毛泽东绕开书记处，绕开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领导两个副部长，直接指挥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一次把全国农村搞乱。他给强迫命令正名，说：“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摊派”怎么能不“强迫”呢？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从注重互助组转向注重合作社的转折。从此，互助组被认为是过时的落后的形式了。一上来就办“动摇私有基础”的合作社，根据毛的指示，全国六大行政区摊派的结果是：从1953年11月间开会时全国现有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一个社，到1957年要发展到七十万个社，占全国总农户的16%。中央通过决议时又加码十万个，变成到1957年要发展到八十万个，占全国农村总户数的20%。

这次会议上，各大区与会者带着毛主席的新指示和摊派的数字，回去后向所属各省委摊派，省委向地委摊派，地委向县委摊派，县委向区委摊派，区委向乡委摊派，乡委向村支部摊派。1954年，以土地入股、土地分红为特点的初级社在全国出现了“大发展”（实是大摊派）的高潮。

毛泽东责令：“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并把是否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化运动作为考核干部的标准，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纲。党的领导发出指示，各级干部谁也不敢怠慢，谁也不甘落后，于是层层加码，都要超过摊派数字，超额完成指标。

动员农民入社的办法越来越简单有效。浙江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跟他们一样。”农民害怕重划成分，与地主、富农一样挨斗，有痛哭流涕要求入社者，这被认为是“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证明。

强迫入社，农民认为要“共产”了，引起极大的不安，生产力开始遭到破坏。其第一个信号是大量屠宰出卖牲畜，包括生产用的耕畜。据中央商业部1954年12月发出的《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报》指出：

第四季度以来，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收购计划大大超过，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牛、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这种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均有发现。热河省出现大量宰杀耕牛，山西北部牲口向绥远倒流，四川农民养猪数字大减。

中共热河省委1954年12月报告：

入秋以来牲口市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反常现象，各地牲口价格普遍下跌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大批牲口有价无市冲击市场。国营公司第三季度收购牛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二头，超过计划99.4%，超过去年同期十点二倍。第四季度两个月又十天的统计收牛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二头，羊十六万八千二百七十六只，其中有一部分是耕畜母畜。有些地区还发生宰杀耕畜现象。据宁城县报告，全县杀驴一百四十九头；凌源十区七个村杀驴二十一头，杨大营子一个村即杀了十头；喀喇沁、平泉、朝阳、赤峰等地亦发生杀驴现象，有的农民因政府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喀喇沁旗卖耕畜的农民见国营公司不收购耕畜，先把牛牙打掉，装作退役老牛牵到市场出售。

中共华南分局送来古大存、赵紫阳的调查报告：在1954年12月下旬，各地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猪价陡降。中山县张家边乡杀死母猪七十多头。小猪仔的价格从过去六十万元（旧币，相当于人民币改制后的六十元）至一百万元一担的正常价格陡降至十四万元一担。粤东潮安县九区发现一天即杀母猪四十多头，台山县一农户将刚生下来的十只小猪全部弄死。总而言之，农民认为要“共产“了，不过了。春耕大忙季节，不积肥，不添修农具，入了社的出勤率很低。再加上1953年施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强迫农民卖过头粮，加剧了农民与共产党的严重对立。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绑了八九个人，竟将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捆起来，由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秤粮食，不卖的当场捆绑起了（捆了二人）。将用部分粮食喂鸭子的一个中农拿来斗争，甚至没收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全乡没收了三户）；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五十三人，该区依坑乡搜屋三十六户，十区东园乡封了一户富农的屋，将一老怄封在屋内，致删掉自杀。部分干部认为，斗争富农就是合作化高潮。全县应逼粮造成的自杀事件一百一十一起。群众反映：“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新会、高要县农民反映：“共产党变了脸！”“共产党要整死人！”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从1955年1月至3月接连下发五个紧急指示，以遏止农村的严重混乱。

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四十八万余个，在现有社中，约有十万个是1954年春夏建立的，还有三十多万个是秋收前后建立的新社。这些新社由于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无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条件下建立的，又由于1954年11、12两个月全党正集中力量进行粮食统购工作，没有对这些新社进行整顿。因而在许多地方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的现象发生。整顿和巩固这四十万个社，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指出：“近几个月来，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优点省估计至少杀了三十万头，有的省估计耕畜减少20%……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部分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政策还有某些误解，部分地区在政策执行中也存在着某些偏差。例如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而估价也偏低，价款也不按期归还；或者是合作社使用私有牲畜所给的报酬过低，于是有牲畜的农民往往入社之前卖掉牲畜。”“大量出卖和滥宰耕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如果不及时扭转，不仅今年春耕受到阻碍，而且今后将农业生产的发展，亦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耕畜的大量损失，不是一两年能恢复的。为此，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把保畜工作列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

2月25日中共中央、政务院发布《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因为强迫命令，硬赶汉区，建立所谓“直升”合作社，引起群众骚乱的事实，“要求各地党委，认真研究和检查中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工作，防止和纠正这种‘硬赶汉区’的冒进倾向。”

3月3日中共中央、政务院发布《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说：“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生产积极性的任何损害。必须认识，粮食的购销是具体表现工人阶级同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既取得粮食，又能巩固工农联盟，既照顾国家需要，又照顾农民的可能。这里，政策的界限具体表现于粮食统购数字和粮食统销数字的正确规定。”并下达了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九百亿斤（比上年多二十亿斤），销售指标为七百五十三亿斤（比上年减二十亿斤）。“国家的购销计划已经确定，销售数字已经没有增加的可能。突破这个计划，就将陷我们于完全的被动，引起严重混乱。”

同日，政务院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春耕生产的决议》，提出：“按照国家的计划，1955年要求粮食产量较1954年增加二百亿斤，棉花总产量增加约四百五十万担。”为了保证能够增产，《决议》正面看到了一年来农业合作社的大发展，因为这是总路线，这是大方向，在“但”书后面纠正“左”倾冒进的做法。这个意义文字上是这样表述的：“农业生产合作运动，一年来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55年2月初，已经有近六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已达一千五百万户，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正常的。”“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较快，而我们的经验不足，准备不够对于合作社的多项政策缺乏统一详明规定，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就难免有些地方未能切实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在处理有关社员实际利益的种种问题时照顾不周，或者使贫农吃亏，或者损害中农应得的利益，也由于对合作化的政策和步骤宣传不够或解释不很恰当，甚至发生了强迫命令的错误，有些地方急于并大社，急于实行牲畜农具归社公有，过早降低了土地报酬，主观要求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以致引起部分农民对合作化的怀疑和误解。去年秋收前后各地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批新社，紧接着就忙于粮食工作，而放松了对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的正常的发展，农业合作运动的步骤应放慢一些，在春耕以前，应停止发展新社，集中力量围绕着春耕生产这一中心要求来整顿现有的社，认真贯彻自愿互利原则，把它们巩固下来。”

周恩来签发这一文件用心也是良苦的。他以自己和政务院的名义，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承担了1953年冬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下令摊派数字，强迫发展合作社，搞乱了全国的责任，把毛泽东放在“永远正确”的第二线。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次会议标志着《共同纲领》的终结，标志着民主联合政府的终结。

中共原来打算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再着手制宪。建国前后，反对“一边倒”的声音多来自民主人士。在斯大林眼里，中国充斥着民主人士的“联合政府”若长期存在下去（至少按中共规定的时间表来说已经太长了），可能导致中国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所以坚持要中国提前制宪。根据苏共操纵建立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的经验，为中国设计了体制转换的模式，通过看似最合理合法的选举，将还稍微有点“民主协商”味道的联合政府改换成一党政府；而改换成一党政府之后再“给其他党派以恩惠”。如此既可将民主人士从权力结构中基本排除，把他们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点缀”，却又令他们必须对共产党感恩戴德。通过这样的巧妙安排，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转换。虽然依然保留政协，但是它已由之前的代行“国会”变成了咨询机构，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由宪法规定为议行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它与政协一样，政治仪式的作用要更大一些，也可以使民主人士的安置有了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原来民主人士占主要成分的政务委员会取消了，原来拥有大量民主人士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也取消了（这个委员会曾担负讨论国家政策和重大行政举措的职责，所以非同小可）；取而代之的是最高国务会议，参加者有严格的限制，由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组成，也就是说，民主人士基本上被从最高国务会议中排斥出去了；原来的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权力有所扩张，不过副总理中却连一个民主人士也没有了，政府各部长中民主人士也大幅度减少（在三十六个部委的正职负责人中仅占十二席），这些尚保有部长位置的民主人士在此后的几年内逐渐退了下来。此前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的政务都转移到了最高国务会议，原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时政协委员得列席参加，大家七嘴八舌发言讨论的情形从此再也不可能重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新中国政治演进和制度变迁中起了非常关键的转折作用，通过制宪仪式，中国完成了体制的转换，确认了转换的合法性。这一转换，民主机制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在民主制度建设上是一个倒退。

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基本上和蒋介石的独裁体制一样：党在议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理论上讲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问题是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怎么办？是党拍板还是议会表决？最后决定权属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按照宪法程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让人民当家作主，是可以避免这场浩劫的。说是党拍板，也不是中央委员会讨论表决，而是领袖拍板，毛泽东乾坤独断。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当年刘少奇也是这么说的。直到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共和国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的时候，他才想起了民主宪政。他没有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建立起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不能保护他了。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是假民主，真专制，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彭真兼秘书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公务员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国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董必武；中国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张鼎丞。

在政府系统的高级职务作了合理安排之上后，1954年8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过一个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没有另外的的的军委。这次政府系统军委改称国防委员会下有委员八十一人，成为安置原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的统战机构，并没有指挥军队的实权。重建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不再担任军职，朱德、彭德怀由军委副主席降格为委员，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说：

我国在1949年至1952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工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36.9%。在建设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当然要低些，但是1953年总产值仍然比1952年增加了33%。1954年预计现代工业总产值将等于1949年的四点二倍。如果加上农业和手工业，那么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等于1949年的二点二倍。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能设想的。

我国的那样做土地改革以后有了新的发展。1952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预计今年的粮食产量可以等于1949年的一点五倍，棉花产量可以等于1949年的二点八倍。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改建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约有六百个，大家知道的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就是其中的骨干。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自己生产汽车、火车头、拖拉机、飞机，并将使我们有新的工业区域和工业基地，使我们目前工业分布上的不合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将在1958年完成，其余部分要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由于毛泽东那些天马行空的大计划尚未提出来，国民经济基本上在务实的周恩来主持的政府系统的控制之下，按部就班地发展着。虽说成绩很大，但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总体水平只是超过了旧中国所谓的“历史最高水平”。例如粮食，旧中国最高产量是1936年的一点五亿吨，1949年为一点一三一八亿吨，1952年为一点六三九二亿吨，棉花1936年为八十四点九万吨，1949年为四十四点四万吨，1952年为一百三十点四万吨；钢，旧中国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43年的九十二点三万吨，1949年为十五点八万吨，1952年达到一百三十五万吨；棉纱，旧中国最高年产量是1933年，达到四十五点五万吨，1949年为三十二点七万吨，1952年为六十五点六万吨。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是相当严肃认真的。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沼文六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主持“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八月，写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带着草案前往莫斯科征求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意见。1954年4月，调整工作班子，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八人小组，成员有高岗（未参加实际工作）、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写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毛泽东阅后，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八月，在陈云和李富春主持下，起草小组接连举行十七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十月，毛、刘、周三位最高领导人聚会广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讨论修改“一五”计划草案。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十一天时间讨论“一五”计划草案，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1955年3月，召开中央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中国民经济的一个五年计划》。11月9日和12月9日，国务院先后颁布命令，将“一五”计划下达各省和各部执行。

这个苏联模式的“一五”计划，指导方针是：首先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选拔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

“一五”计划投资总额为新人民币七百六十六点四亿元，折合黄金七亿两。计划规定投资比例是“工业部门占58.2%（其中重轻工业的比例为9：1），农、林、水利部门占7.6%，运输、邮电部门占19.2%，文教卫生部门占7.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部门占3%，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占3.7%，其他占1.1%。计划注意了财政、物资、信贷的平衡，不留缺口。整个计划安排比较符合实际，预订的发展速度是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5.3%，农业平均每年增长4.3%”

“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助和改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为重点，后因情况变化实际动工的为一百五十项。这一百五十个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四十四个（其中航空工业十二个，电子工业十个，兵器工业十六个，航天工业二个，船舶工业四个）；冶金工业企业二十个（其中钢铁工业七个，有色金属工业十三个）；化学工业企业七个；机械加工企业二十四个；能源工业企业五十二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二十五个，石油工业二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三个。来华帮助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达到三千余人。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情况下，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对中国的这些援助是非常宝贵的，帮助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对此，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当然，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在1954年至1959年期间，中国向苏联提供了钨砂十六万吨，钢十一万吨，锑三万吨，橡胶九万吨，以及大量的农副业产品，作为对苏联援助的补偿。

不怕慢，就怕乱。只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变，搞上三四个五年计划，一切都有了基础，上了轨道，再说改进和创新，中国也会发展起来，至少不会把造福于人民的经济建设变成一场大灾大难。但毛泽东是个不耐寂寞的人，似这样编制经济计划，依靠经济专家，依靠技术专家，依靠统计专家，他这位大英雄是没有用武之地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两年多，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跑到第一线，他把总理和国务院晾在一边，以执政党主席的身份亲自指挥经济建设。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睡醒一觉一个主意，游着泳心血来潮就决定钢产量翻一番。指标天天变。他先搞乱了农业，又搞乱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后把“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冲了个一塌糊涂，把全国的经济搞乱。

06 三个会议一部书轰起来的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5年3月上旬，毛泽东回到北京，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汇报工作。毛泽东肯定了他离京期间刘少奇、周恩来为缓解的农村紧张局势所发出的文件和所采取的措施。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当场共同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它地区（迟解放的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后来毛泽东又单独约见邓子恢，提出：“全国合作化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个五年计划完成三分之一，十五年在全国完成合作化。”

4月20日至5月7日，邓子恢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在5月6日的总结中分析了农村出现紧张形势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他说：

（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私商改造）这三种都是造成紧张的带根本性的因素，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当然应该承认，合作化是最根本的……在去年12月以前，那时我也感到粮食问题压到我们身上，但是去年12月以后，今年1月以来，我越看越感到合作化是主要的。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人回家的，没有合作化的那些地方牲口都很好，没有什么乱子，那些地方也有统购统销，就是没有合作化，一个合作社也没有，所以那些地方有牲口的就不那样恐慌，这是很明确的。当然，牲口大批的杀卖也与粮食统购统销有关，不是没有关，但合作化是最根本的。

邓子恢强调反冒进，推出“冒进现象不是全国性的，比较多一点是少数省份……比如浙江、山东、河北、安徽”。“但是我感觉干部中的冒进情绪是带普遍性的。这种冒进情绪如果不讲清楚，如果不克服，他将来还要冒进，今年不冒进，明年冒进。”冒进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对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对农民的小生产的本质认识不足……有些地方农民觉悟是有高涨，比如社办得好的地方，老社有基础，互助组有基础，互助组办得比较多，比较好，社会主义旗帜在那些地方有个榜样，那些地方农民的觉悟当然就有高涨了，这个不可否认。但是你说的那个普遍高涨，普遍的高涨，没有看到不平衡，这样也是不对的，这只看到了它的表面，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只看到表面现象，没有看到它的内心。把这个高潮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是主观主义的，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从本质上看，就是不看究竟办好了多少社，互助组究竟办得怎样，合作社办得怎样，已经有多少合作社摆在那里，不是从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光看他的表面：高高兴兴，双手举起来，甚至哭哭啼啼地要求入社，你就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这样看会使我们犯错误的，就助长了干部的冒进情绪。

第二个原因，对合作化是改变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最深刻的阶级斗争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对把合作社办好，对增产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真正使合作社增产，那是很费劲的，除非天老爷保佑他。认为只要插上社会主义旗帜就增产了，那就不是唯物论。要把合作社办好，真正增产，内部团结好，样样上轨道，样样制度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对今后的方针，邓子恢宣布了四条：

1、要求一般停止发展。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就停下来，以后主席说，干脆就停止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2、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老社十万个，新社五十万个都要巩固。

3、少数的省是要适当的收缩。丢掉一些包袱，不是消极的退却，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更好地巩固。

4、把互助组办好，整顿好，照顾个体农民，这就是为了搞好生产，为了将来合作社的再发展。

邓子恢在北京正在贯彻毛泽东关于停止发展一年半的指示，到了上海的毛泽东，思想已经起了变化。中共高层干部中承欢媚上之徒，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是个代表人物。他摸清了毛泽东好大喜功急于实现合作化的心理，对毛说：“党内有30%的高中级干部和基层干部反映中农的情绪，不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改变了他十几天前与其他中央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改变了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全国合作化，每年“化”三分之一的比较稳健的计划。

毛泽东急急忙忙回到北京，5月5日在颐年堂召见邓子恢，开门见山提出“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

邓子恢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做检讨。”

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毛对他提出的三字经“停、缩、发”作了新的解释，主要强调“发”。说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

6月14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批准了1956年在现有六十五万个社的基础上发展到一百万个的计划。因为毛泽东在外地，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刘少奇说“明年发展到一百万，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刘少奇主持的这次会议，是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变化，由“停”而“发”的一次会议。

不料还是没有跟上毛主席的天马行空的变化。六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又找邓子恢，他认为政治局会议定的到明年春天发展到一百万个太消极，提出要翻一番，六十五万个翻一番就是一百三十万个。邓子恢建议还是一百万个，不要变动了。讲了六条理由：（1）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2）现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任务相当繁重；（3）地区之间群众觉悟水平不同；（4）干部的领导经验尚待积累；（5）会计的培养训练颇费事；（6）苏联和匈牙利农业合作化过程的教训应加注意。谈话间邓子恢犯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争吵。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并要谭震林也参加，这是准备用谭震林代替邓子恢抓农业。一见面毛泽东就重申了自己的一番意见，批评邓子恢；邓仍然坚持自己意见。毛泽东不悦，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谈话持续了五个多小时。邓子恢犯颜直谏，一片忠心，可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理解。

7月18日，毛泽东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一便条：“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议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毛要的是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文件，据以做靶子，着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重炮猛轰邓子恢。这件事情，是对邓子恢，也是对刘少奇。发展一百万个社是6月14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定的，毛要邓子恢加码到一百三十万个，邓硬是不同意，毛认为不仅是三十万个社的问题，是他能不能左右政治局的问题，是邓子恢跟刘不跟毛的问题，是谁代表党中央的问题。毛泽东超越于政治局之上的权威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所谓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是个以退为进的策略，中央政治局除他以外的多数定下来的事，要经过他点头认可才算数，这不是政治局与主席的关系，这是军机处与皇帝的关系。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绕开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所谓“绕开”就是说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对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要讲什么事先并不知道，他们是和省委书记们一起聆听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只听毛泽东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我们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掇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通观毛泽东这篇演说，高屋建瓴，头头是道，把个邓子恢和主张稳步发展合作社的干部批得抬不起头来。从形式逻辑来看，毛泽东的推理是严密的，环环相扣，无懈可击。但这一番大议论的前提是农民到底有没有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这是通篇立论的基础。毛泽东说有，很大，而且是高潮，这种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邓子恢认为：“把这个高潮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是主观主义的，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认为这种不同的认识，“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是以救世主的慈悲心肠认识问题的。他充满感情地说：“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被贫苦农民称颂为“大救星”的毛泽东，领导农民分了地，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其中85%左右的人经过三四年的劳动发展，上升到中农的地位；还有一些人家很快享用完了土改的胜利果实，重新陷入了贫困，究其原因或由于主要劳动力有病或死亡，或由于不会经营，或由于好吃懒做等等。毛泽东关心这些贫困户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办法是政府出钱来救济这些人，但毛泽东领导下的政府百废待兴，拿不出钱来；再一个办法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农民组织在一起解决富帮穷的问题，避免有些人发家，有些人卖地。如果这样做能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政府从农民手里拿到更多的粮食去发展工业，这是解决五亿农民问题的最佳方案，毛泽东对此充满了先知先觉的自信。

在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后，各省、市、自治区闻风而动，开展了批判“小脚女人”的反右倾斗争。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六中（扩大）全会。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毛泽东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主题作会议总结，又有惊人之论，他说：

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从毛泽东的这一番宏论来看，他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生产，都是作为政治概念来看待的。

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东西同时还是个经济概念，是个生产力的概念。毛泽东既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政治观念，他消灭这些东西的手段也是政治手段，即在他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运用政权的力量，发动和领导群众来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作为代表一定生产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如果不是用经济手段，即创造更高的生产率的生产方式来代替他们，而用政治手段—政府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消灭它们，那必然会流于荒谬。但毛泽东竟认为只要不是“太仁慈”，只要“良心少一点”就可以办到，这里确实表现了毛泽东对经济理论的惊人无知。他的鲁莽灭烈的改造中国的计划—消灭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计划，最后弄得一塌糊涂，一片混乱，绝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在总结时心里有些不踏实，自问自答地说：“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他要求各级干部一定要坚决贯彻他的路线。“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如果老是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这里“改换工作”是撤职罢官的客气说法。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各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小脚女人”，成为时尚。各级干部承受了巨大压力。本来毛泽东给共产党的干部定了一条规矩：对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是毛泽东得民心、得天下的一个法宝。这个规矩一破，党风整个就变坏了。从开展合作化运动以来，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不一致的情况，甚至截然对立的情况，越来越多。你要坚持对人民群众负责，就要准备当“小脚女人”，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就要准备撤职丢官。你要跟上上级精神，跟上毛泽东的路线，就要昧着良心说瞎话，报假情况，对下级，对群众，强迫命令，不择手段，按上级要求的数字，完成发展指标；你要想有突出政绩，比别的乡、别的区、别的县、别的地区、别的省市自治区发展得快，发展得多，就要完全不讲良心，不顾群众死活，吹牛造假，瞒天过海，无所不用其极。反正毛主席说了，不讲仁慈，不讲良心，才是马克思主义。各级干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抉择之后，大多数跟上来了，决心只能顾一头，顾上头。少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要讲良心，讲党性，对群众下不了狠手的干部，就当了“小脚女人”，被淘汰了。1955年10月，山西、浙江、广西、四川、广东五个省（自治区）的党委向中共中央送来报告，大讲本省农村“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证明毛泽东的预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确实已经到来了。

毛泽东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促退部”，下令各省关于农村合作化的文件电报，直接送他处理。他通过写批语，树“先进”的办法，选择一些报告转发全党，无形中造成了各省在做法和指标上互相攀比的形势。8月31日毛泽东在批发安徽省委的报告时写道：“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安徽省委承认本地区有“小脚女人”，用斗争“小脚女人”的办法，解决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促进本省的农业合作化高潮。

呼风唤雨，造成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不是广大农民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是广大干部不讲“仁慈”，不讲“良心”，强迫命令造成的；是“三个会议一部书”改变了干部思想作风一哄而起的。三个会议就是1955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月31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全体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毛泽东主持并作结论的七届六中全会，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选编并作序言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书选了一百七十六篇材料，九十多万字，发行一百五十二万册，当然是公家印，公家买。毛泽东在谈到这部书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用了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还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就是声明，他说：高潮来了是有根据的，是唯物论，不是胡思乱想。这就增加了他的结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但他这一次调查研究，与井冈山时代对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研究有根本的不同。那时他像穷教书先生一样，亲自深入到农民家庭中去，农民和他没有一点隔阂，无拘无束地谈自己的境况，毛泽东口问手写，整理成篇。这些成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发动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的最可靠的理论基础。现在不同了。他是国家元首，是主席。在农民心目中，主席和总统、皇帝是一个概念。而毛泽东又给农民分了土地，使他们得到了翻身解放，因此毛泽东在广大贫苦农民心目中又是大救星，有一种半人半神的神秘和敬畏感。他一出现在群众中，就是山呼海啸的一片“万岁”声，他再也无法接近群众，无法接近农民了。有时他要“抗议”，一定要见群众，也能见到。但那是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陪同下，在从中央公安部到省公安厅到县公安局的秘密保卫下，见什么人，在哪里见，被召见的人要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都在事先导演排练好了，毛泽东很难知道群众在想什么，很难知道农民的真正忧虑和渴望。这是毛泽东的悲剧。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国家领导人下去视察是很难看到真实情况的。所以古代有作为的皇帝讲究“私访”，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照片，群众不知道皇帝长得什么样，“真龙天子”青衣小帽出现在市尘酒肆之间，很能看到和听到一些真实的民间疾苦。毛泽东既无法真正向农民作第一手的调查，就只能依靠各省送上来的报告。在报忧得忧，报喜得喜的情况下，各省的第一书记要摸准毛泽东的意向，才敢向中南海报材料。于是，省委对地委，地委对县委，县委对区委，区委对乡委，乡委对村支部，一级对一级，对材料的观点和导向是非常明确的。既然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了实话，碰了那么大的钉子，当了“小脚女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谁还敢再讲实话呢？于是迎合毛泽东的“高潮”说，从各个角度反映农村确实出现了社会主义高潮，反映农民确实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合作化比单干确实有“增产”的优越性的典型材料，经各级文章圣手层层编造、层层修改、层层把关、层层拔高，最后送进了中南海，毛泽东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他据以判断“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些东西。

毛泽东在1951年12月27日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

1955年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多万农户中，到现在——1955年12月下旬—已经有60%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户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前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这种氛围下，各省不断加码，悄悄修改自己的指标，以免成为落后的典型。所以，实际运动的发展，又比各省报的发展规划快得多。到1956年11月底，全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共建农业生产合作社七十六万四千多个，入社农户一千六百七十四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1%。由于毛泽东在《高潮》一书中对北京郊区白盆窑农业社由互助组直接升入高级社加以肯定，各地立即掀起了“一步登天”办高级社的高潮；由于毛泽东肯定了浙江省慈溪县岐山乡办大社的做法，一乡一社，几乡一社的大社也多了起来。到合作化完成时，高级社占全国总农户数的83%，达四十八万八千五百个，入社农户超出一亿户，平均每社二百零六户。

于是，奇迹出现了：原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由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换，在短短四年时间就宣告完成了。

就在毛泽东期望农业合作化带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时候，“不识时务”的忠臣邓子恢又给毛泽东送去了坏消息。1956年12月6日邓子恢在一份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简报上说：“最近在电话中与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八个省委农村工作部作了联系……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出现了社员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摇想退社的户，所占比例要大一点。浙江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广东全省已退社的约7万户，占社员户数1%，并已有102个社垮了台。辽宁省今年是丰收的，也发生社员退社的现象。”退社的主要原因“大多数是因为减少收入而引起的。各省一般就有10～20%的社员减少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有技术的手工工人等，积极想出去单干；减少收入不多的户，情绪也有些动摇。”

接着河南省委于12月21日报告：“临汝县汝南原十区一带，曾经一度发生所谓‘闹社’。其规模涉及十三个乡，六十七个自然村，三十五个合作社，八十四个生产队，共包括三万人口的地区。严重的地方，发生打骂干部，甚至私自改选干部和人民代表，个别社抢分公粮，最后闹分社、退社。”

12月24日毛泽东又接到广东省委的报告：“据最近到省人民委员会请求退社较严重的中山县南头区调查统计，全区增收的户五千一百六十四户，占54%；保产保收的二千四百三十一户，占25.5%；减收户一千七百六十七户，占20.4%。在减收的农户中多数是上中农。如中山永宁洪水村一户老中农邓丙业，入社前每年纯收入一千七百五十元，入社后只得六百元；九州基老中农刘旺兴，入社前纯收入六百五十元，入社后只得一百八十元。上中农认为：合作社富养穷，强养弱，是大拉平。”

毛泽东认为这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没有一番严重的阶级较量是不行的，他要打退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他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说：“在中国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合作社这面站着共产党”，“在富裕中农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这个阶级阵容一摆，还有什么和平竞赛呢？谁还敢闹退社呢！合作社成功的标志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超过富裕中农，社员的平均收入超过富裕中农。毛泽东没有办法把合作社的生产率提上去，让社员增加收入；却有办法把富裕中农的生产率打下来，让富裕中农减少收入。把富裕中农推向地富阵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很快就办到了。他用政治手段把富裕中农经济催垮，合作社就一枝独秀，没有人和它比美了。

毛泽东要防止两极分化，要富帮穷，这在道德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经济领域是落后的，是行不通的，是空想社会主义。

所谓贫富“两极分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坏事。如果不允许分化，人类还处在集体渔猎、集体耕种的原始公社时代，实行共同生产、个体分配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维系是以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没有剩余产品为前提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原始公社解体的。奴隶社会的产生不是某个人有了邪恶的思想，是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的结果。所以恩格斯说：“文明向前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一步。”恩格斯还辩证地指出：“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反杜林论》）把两极分化当做绝对的坏事，一辈子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毛泽东自己就陷入了形而上学。

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绝不会想到要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灭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再说话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恩格斯：《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有两种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一种是把社会拉向倒退，回到野蛮人和半野蛮人的“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状态，那当然是普遍的贫穷，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求社会平等，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另一种办法是把社会推向前进，不怕道家义愤填膺地喧嚷，允许竞争，允许会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情况下，“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前一种办法是毛泽东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办法；后一种办法是邓小平“包产到户”，也许“自发资本主义势力”自由发展的办法。

在农村经济领域，人们追求多劳多得发财致富的努力，即所谓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先进生产力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活的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掐尖减富”（即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死穴，是毛泽东农业合作社道路失败的根源、所以他坚持办起来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年年整顿，整顿20年也没有整顿好，公社化的优越性全在报纸上，在广播里，而实际生活中，人民的口粮越来越少，布票越来越少。1956年人均口粮四百零八斤（市斤，每市斤折合半公斤），合作化道路走了二十年，到1976年人均口粮是三百八十斤，减少二十八斤；食用植物油1956年人均消费五点一三斤，1976年为三点一九斤，减少一点九四斤，1959年棉布凭票供应时每年每人二十九点一七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分之一米），1976年为二十三点五五尺，减少五点六二尺，其中1966年每人只发了九尺布票。（《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477页）经济发展数字可以造假，平均到人头上的油、布，几亿人口在那里证明，造不了假。经过二十年穷折腾，在毛泽东死后人民公社全部垮台，回到包产到户，恢复单干。这就是历史对社会制度的选择。

现在又有人鼓噪，包产到户搞错了，在每人几分地上农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农民是富不起来的，还是要搞集体化、合作化。把“包产到户”理解为发展农业的终极政策是“左”的流毒未肃清的表现。包产到户是开头不是结尾，接下来土地私有（农民可以买卖租赁土地），兼并分化，土地向种田能手那里集中，形成种田大户，最后出现私人农场，都是以包产到户开头的农业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到包产到户就止步当然不行。现在的问题是邓小平破题的文章没有人敢往下做。在上层是怕承担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责任；在下层是把土地所有权控制在政府手里，可以任意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剥夺（只象征性地给一点补偿）本该属于农民的土地。于是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越来越严重，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五十多年“三农”问题的源头，是合作化中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的“产权”。“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这就不去“三农”的根基彻底悬空了。改革开放以来连发八个中央一号文件，没能解决“三农”问题，其症结就在于指导思想老是要绕开“耕者有其田”这个本质问题。没有土地的产权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是永远发展不起来的。

我国的土地制度，参照世界先进国家情况，以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混合土地私有制为宜。美国公有的土地总共将近八点七亿英亩，它大约等于美国全部土地面积的38%，其余62%的土地则分布在几百万私人手中。日本现行土地所有制有三种主要形式，即国家所有、公共所有、个人与法人所有。属于国家所有和地方自治团体所有的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35%，属于私有的土地面积占占国土总面积65%，其中，个人所有的土地占57%，法人所有的土地占8%。土地的自由买卖推动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终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其实现了强国富民的梦想。

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虚置的。按我国现行的土地法，用地单位如果要取得所需的农村耕地，不是直接面对他的的主人农民，而是要向政府提出申请。由当地政府（省、市、县）出面将所需耕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政府出面买农民的土地，农民的法人代表村长或村支部书记只能乖乖地听政府的，在村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主将耕地卖出；再由当地政府高价卖给用地单位。当集体的成员（农民）不具有实际的土地财产权利，而具体的法人代表在失去农民监督的情况下，行使所有者权利时，任何外来的对集体土地权利的侵害和剥夺，在满足了个别人利益之后，不会遇到任何阻碍。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在乡以上各级对方政府官员手里，大至一个开发区的建立，小至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建立，那里头包含多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乃至地方官员的私人利益呀！“南方某市市政府国土部门征用农民土地每平方米十至三十元，卖给开发商每平方米一百五十至三百元；中部大省某市征用农民承包土地每亩三万元，而农民实得不过一万元，市政府国土局卖给房地产商每亩十万至三十万元；某城市2000年征地十三平方公里，每亩农民得补偿三万元，卖出挂牌价每亩一百三十五万元（引者注；政府的暴利达四十五倍），当地政府通过卖地已赚了六十五亿元，正在建四套班子的办公大楼。”（2005年8月24日《文汇报》，张根生：《关于土地经营的调查》）这样干法还能说党和政府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吗？据国土资源部主办的中国土地杂志2001年第九期刘田一着文说：“近二十年内，国家向农民征用土地约1亿亩，国家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制度和征地廉价剪刀差（土地市场价—征地补偿费之差）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资产大二万亿元以上（这显然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数）。”这二万亿元以上的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政府的第二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城市扩张上，对农村则是极大的损失，有人推算，这笔资金如果大部分能用到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那么农村的发展将大为改观，城乡差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悬殊。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在政治体制下以国家的名义已经剥夺了四千万农民的耕地，使他们成了赤贫。农民贡献了土地，一座座新兴城镇闪亮登场，但城市化并没有带动农村的现代化，并没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据多部门多渠道调查，土地补偿金分配结果一般是各级地方政府拿走50～60%，村组拿走30～45%，农民只得到5～10%。2003年底，我国耕地面积只有十八点五一亿亩，人均耕地仅一点四三亩，为世界耕地资源的45%。我国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年均需粮五千亿公斤左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连续四年达到这个水平，但2003年降为四千三百零五亿公斤，这个底线敲响了警钟。我们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须保证全国人均有一亩基本农田。目前全国已有八个省低于这一水平，有六百六十六个县已低于人均零点八亩。地方政府靠倒买倒卖土地搞创收，增加GDP，得实惠，出政绩，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断送了子孙后代的生计。

必须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土地私有有两个最主要的标志：一是无限期可以继承的所有权，二是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他可以出租或卖掉土地，让土地转化为货币资本。可自由出租买卖的土地比不可以自由出租买卖的土地市价要高得多。国家建设必要的土地征用，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有参与权、要价权、谈判权。要让土地资本化，并将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还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台湾很多农民比城里人富，就是因为他们有大块土地的所有权。

邓小平破题的文章群众在自发地往下做。废除公社制度二十多年来，农村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湖北省江汉平原的监利县，改革开放以来，出外务工者日见增多，据2000年统计，外出人口达三十三点八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其中劳动力二十二万人，占全县总劳动力的49%。村庄是“三八六一九九（妇女、儿童、老人）部队”留守，出现了弃田撂荒现象。监利县弃田四十一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6.4%；弃田最厉害的毛市镇占本镇土地的38.9%；在毛市镇的吴村这个比例达71.4%。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种田大户”，土地向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发展。“种田大户”万良伍原是洪湖市农民，老家只要七八亩田，但他懂农活，会经营，1997年来监利县网市镇扒头村承包二百亩田，据他自述：“种七八亩田就算一亩收入五百元也不过四千元，种二百亩田就算一亩收入只有二百元，收入也有四万元。”

据《南方周末》2001年6月14日《新土地革命》一文报道：

就在万良伍二百亩水稻田旁边，三十出头的黎维华种植了五百亩湘莲，去年他种湘莲二百亩，赚了七八万元，预计未来几年收入可以突破二十万元。

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调整种植结构，种田人因此节约了开支，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记者在田间遇到万良伍时，他的一条机耕船正在犁田，而在他只种七八亩田时，使用的是耕牛。

桥市镇南塘村的张新芝刚化九万元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

在监利、桥市镇南塘村的张新芝有种田大王之称，今年他种了一千一百亩田，去年更是达到一千五百亩。去年年初张新芝对一些乡亲们说：“你们外出打工放心走，你们丢下的田我一个人包了，年底我们比一比，看谁赚的钱多。”她认准一个理：“只要肯吃亏，种田有钱赚。”在张新芝的“庄园”内，不光种水稻，还种棉花、大豆、甘蔗、高梁；不光搞种植，还养鱼、养鸡、养猪、榨油、酿酒。

“都说现在种田不赚钱，我的体会是种憨田不赚钱，憨种田也不赚钱，现在粮食价格下跌我不怕，我有粮食加工厂，粮不赚钱，粮食酒还是赚钱，菜籽不赚钱，菜油也赚钱。粮食滞销我不怕，我办有养鸡场、养猪场、油厂、酒厂，都可转化余粮。”去年一年，张新芝的“庄园”纯利润达十几万元

在耕作方式上种田专业化与社会化初步显露。一些农户在逐步摒弃以往事必躬亲的小农经营方式，他们雇人播种、管理、收割、指导技术，种田大户张新芝去年开给雇工的工资就有六万多元。

一些专门的农业服务行业逐渐兴起。监利县拓木乡谢北平今年与人合伙买了三台联合收割耕种机，花费二十六万元。自从机械买回后，农忙时节没有一天空着，租用机械的不仅有本乡人，还有外乡人，“生意好得出奇”，当年就可以赚回本钱。

现在，拓木乡做农机服务生意的有八户十一台机械，而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谢北平说：“先有种田大户，再有我们农机大户，反过来农机大户又带动了种田大户。”

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变得轻松了。棋盘乡桐湖村村民张连发在做水产生意积累一定资金后，今年初一次性承包低湖田八百亩养河蟹，养河蟹每亩效益比种水稻高出二十倍，在张连发等一批大户带动下，全乡有70%的农户搞起了养殖。在棋盘乡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土地流转后形成的大户或前来投资的公司起了关键作用。

据统计，到今年三月中旬，监利县承包或租赁一百亩以上农田的种田大户有一千多个，其中开发一千亩以上的有三十多个，比去年都有翻番的增长。

各省都有自己的“监利县”，监利县是全国农村的缩影。监利县的农业发展道路概括地说就是：通过土地向大户集中，农民向城镇转移。监利道路为为中国“三农”问题找到了光明前途。如果把土地产权给了农民，这条道路接近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道路，经过二十世纪许多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不要干预，让农民自己去搞，自发地搞；一干预，搞什么变相的合作化（如合并农户搞农业公司之类），那些生机勃勃的现象很快就会被扼杀，回到共同贫困的合作化老路上去。

中共在反思历史的时候，企图以1958年大跃进为界，在这以前的合作化是正确的，在这以后的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好像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只是过快、过急，工作粗糙的问题，如果采纳邓子恢的意见，稳步发展，工作细致一些，按原来计划十五年过渡完，也许情况就不同了。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分歧，是工作方法的分歧，邓子恢不敢也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农业合作化道路。按照邓子恢稳步发展的意见，农村可能少遭受一些破坏和损失，但最终农业还是发展不起来。

试图通过农业合作化让农民摆脱贫困的苏联集团各国，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苏联的农业，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尽管已经有了拖拉机，粮食还是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1913年沙皇时代俄国的粮食产量为八千六百万吨，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时的俄国已经变成了苏联，由一个俄罗斯变成十六个加盟共和国，领土增加了24%，“解放”和“发展”了四十年生产力，粮食产量是多少呢？八千二百万吨，比起沙皇时代的俄国，不仅没有增加，还减少了四百万吨。苏联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及其相关政策，被实践和时间证明是失败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说合作化基本正确，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是不对的。公社化后期实行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是恢复合作社。三级所有就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队为经济核算的基础。实际上，保留公社名义，是为毛泽东保留面子，队为基础就是退回初级社阶段。问题的关键是退到这一步并没有使我们在农业上摆脱困境。二十年来，许多农民付出了温饱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了年年丰收的虚假数字。请看1978年的农民收入吧：

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一百三十三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全国有四千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人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靠政府经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约有二亿人每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足两角，有二万七千一百六十万人每人每天挣零点一六四元，有一亿九千万人每人每天挣零点零一四元，有一点二亿人每人每天挣零点零一一元。山西平鲁县每人每天挣六分钱。提供这些数字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记者，1978年他访问了沂蒙山区农村，拍下了许多珍贵照片，用镜头定格了毛泽东模式的“农村社会主义”：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一位老人一个冬天都躺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病人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的农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纪政策上摒弃了合作化那一套，农业退够，回到了包产到户、单干，但理论上只推倒了1958年。2003年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仍在鼓吹毛泽东“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睁着大眼说瞎话，硬说合作化“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大量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年年增产。”（《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418页）这等于宣布，改革开放第一炮—解散人民公社后没有回到合作社搞了包产到户—搞错了，为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下一轮大折腾留下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这是明目张胆地否定改革开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如果采纳他们的理论，胆敢搞第二次农业合作化运动，再重复一遍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错误，那就真的要亡党亡国了。

07 资本家敲锣打鼓过共产关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高潮”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手工业建社速度明显加快了。在中国七届六中全会“反右倾”的压力下，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筹委会于12月9日召开全国手工业座谈会，检查“与总路线不相适应的保守思想”，提出了“加快发展，迎接高潮”的政治任务。

12月21至28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检查和批判了过去工作中的保守落后思想后，着重研究了今后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并要求各地订出全省、全专区、全县和全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并且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手工业领导机构。进行全行业分期、分批、分片的改造，积极发展，积极过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上完成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并且要注意发展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积极推动低级形式的互助组织向高级的生产合作社过渡。”

1956年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这次会议拟定的全面规划。认为：“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是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总的要求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社（组）员达到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70%，1957年达到90%，1959年至1960年全部组织起来。

1956年3月4日，毛泽东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程子华汇报时说：“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党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毛泽东批评加表扬，又给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增加了新的推动力。到1956年6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90%；到年底，达到手工业者的92%，建立手工业合作社九万九千一百个，社员达到了五百零九万一千多人，至此，手工业由个体经济体制到集体经济体制的转变基本完成。

手工业者建社后市集中管理，统一核算，把原来分散灵活，方便群众的优点搞掉了。据当时的一些典型调查，石家庄市将八十八个小组合并为三十三个大社，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社，社员达到一千四百余人。广东省有的综合社包括十四个行业，有的跨地区社纵横达六十华里。四川省眉山县五金社把十三个乡的铁匠炉、制秤的、修自行车的、修钟表的多种行业的从业人员包容在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管理，发一次工资财务人员要骑着自行车跑七天。上海修理自行车的原有一千八百零八个服务点，改造高潮一开始，就撤并了四百五十个。沈阳市北市区原有一百零三户裁缝师傅，就近为居民服务，改造后合并成一个缝纫合作社，只设十个门市部。走乡串村修锅补盆焊洋铁壶的小炉匠、修理雨伞的、理发的、磨剪子磨刀的、修鞋的等等，全没有了。

一个个体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化”出了三个结果：

第一，国家背了个大包袱，大约有五百一十万个给国家纳税的手工业者，变成了每月由国家发给工资的工人。国家给予他们铁饭碗，但这个铁饭碗小得很，并不能保证他们丰衣足食，所以手工业者并不感谢政府。

第二，劳动生产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改造前找个体裁缝做件衣服一个星期取活，就近服务，居民称便。成立了缝纫合作社，做件衣服要跑好远的路，一两个月也做不出来。老太太家里水壶漏了，十里八里找不到焊的地方，群众多有烦言。由于并社撤点，活收得少了，社的收入下降，社员的收入也跟着下降。从1956年8月份起，北京、天津、上海陆续发生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要求退社的现象。10月20日，手工业管理局给中共中央报告说：“合作化以后，约有20%左右社员的收入，比入社前有所减少，合作组织的劳保福利也比较差多数社员的疾病医疗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第三，传统名牌产品逐渐退化。虽然毛泽东说：“小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必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但改造的结果，原来的师徒关系破坏了，徒弟成了共青团员领导改造师傅，师徒的一些行规也被当成“陈规陋习”给改掉了，师傅和徒弟拿一样的工资，这样谁还带徒弟手艺呢！毛泽东说的许多话都是对的，但他的“大政策”把他的“小正确”给否定了。自己的左脚踩了自己的右脚。大跃进以后名牌刀剪还是没有了。无锡的惠山泥人是世界着名的工艺品。有一个传统产品“阿福”，是一个笑呵呵的胖娃娃。改造以后，惠山的“阿福”不乐了。不笑的娃娃没人买。青年工人很用心，娃娃就是不乐，老出废品。公方代表给老师傅做工作，给老师傅落实政策，改善待遇，要求老师傅把绝活往下传，老师傅把徒弟捏的娃娃接过来，用手轻轻托一下下巴，娃娃就乐了。你政策不对头，他这一手就不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当作具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亲自来抓。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在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做了报告，对《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成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

我们处理对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处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于地主阶级，我们是在无偿地没收他们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之后，再在劳动中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则是在同他们联合的过程中，用赎买的办法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同时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以便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能力为国家服务。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几（可能有5%左右）是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以外，一般地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这三部分之间的比例大约是这样：比较进步的分子，约占20%左右；处在中间状态即所谓“随大流”的分子，约占60%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顽固分子）约占20%左右。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第一，要把其中更加进步和更加靠拢人民政府的分子组成为推动工商业资本家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力量，并且适当地扩大这种力量。第二，要把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用教育的方法逐步地争取过来，使他们中间的多数提高觉悟，有所进步，使落后分子一年一年地减少下去；第三，分化那些顽固分子，使最顽固的分子孤立起来。

要把一切行业的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期分批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这种全面规划要包括以下各项：（1）统筹安排各行业的生产和经营。为此，对于各行业的公私企业之间、私营企业之间、近代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要有适当的调节；同时对于各行业私营企业要加以必要的或大或小的改组。（2）建立各行业的专业公司（有的是一个行业的单一公司，有的也可以是几个行业的综合公司），以便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轨道组织起来。这种专业公司要担负起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上的任务，也要担负改造资本家的政治教育上的任务。（3）准备由原来的按企业所得利润的一定比例分配给资本家利润的办法逐步过渡到有分别地按资本定息的办法。这种定息的办法实际上是将企业交给国家的专业公司直接管理，而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将大大地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积极性。

小商业的改造，在乡村中一般应该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在城市一般可以在长时间内代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经营的业务，这种代销经营的形式应该作为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

应该使上述的在两种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争取达到90%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家不是过渡到国有化。

1955年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邀请以陈叔通为首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到勤政殿叙话。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上海的荣毅仁，北京的乐松生，天津的李烛尘等都出席了。陪同毛泽东接见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

从1955年年初以来，由国家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品已占全部私营工商业产值的90%以上。许多工厂实行了公私合营，并且在方式上已由个别合营发展到了全行业合营。私营批发商业基本上都已合营，零售商业也出现了要求公私合营的“高潮”。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说：

希望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们要主动，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应该来反对，应该来主动参加。资本家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适当安排，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这次接见以后，11月1日到2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举行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由主任委员陈叔通作《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为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提出：“全国人民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就是把我们祖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繁荣富强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商业者当前首要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一些思想上有怀疑和顾虑的人，要进行耐心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使他们认清前进的道路。对少数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必须展开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希望全体工商业者努力学习，接受新思想，不断地改变旧思想，改变旧生活，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公民。”

1955年11月以后，首先在上海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上海轻工业中，有棉纺、毛纺、卷烟、搪瓷、面粉等八个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重工业的重播、机器、电器等十三个行业也开始进行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北京的面粉、电机、制药等九个行业带头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2月上旬，仅据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和重庆等大城市和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的不完全统计，私营工商业中有三十多个行业、二千多家工厂、私营零售商业中有十多个行业、三千多家商店，经政府批准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6年1月10日，新年已过，春节未到。北京的闹市区忽然爆竹声连连不断，锣鼓声铿锵不停，大小商铺张灯结彩，游行队伍抬着大喜报鱼贯而来。原来这一天又有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三户私营工商业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郊区农民给毛主席的报喜信说：“自从您发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以后，我们郊区就掀起了一个空前的社会主义高潮，没有入社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入社，所有的低级社都积极要求转变为高级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北京郊区就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

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报喜信说：“我们听到政府按行业批准所有申请入社的手工业者入社的消息喜欢得跳了起来，互相道喜。在11、12日两天里，共有五万三千八百八十二人被批准入社。现在我们新老社员已有八九万人了。”

私营工商业的代表，同仁堂药铺总经理乐松生宣读报喜信说：“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已于本月10日胜利地全部走上了公私合营，向着社会主义大大迈进了一步。”

最后，北京市市长彭真讲话说：“我们要庆祝郊区农业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胜利。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的胜利。庆祝手工业全部合作化的胜利。庆祝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

1月21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大会宣告：“上海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今天已经公私合营了；上海全市的手工业，今天已经合作化了；上海郊区农业，今天已经转为社会主义高级社了；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资本家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企业“共了产”，这真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景观。你要说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强迫中国的资本家这样干的，绝对不是；你要说是中国的资本家是真的提高了觉悟，从内心愿意交出自己毕生甚至几代积累的资本来，那是天方夜谭。资本家的真实思想，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少数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表示拥护总路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主动申请合营。他们平时出头露面，政治上有一定地位，与政府靠拢，自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常州大成纺织公司董事长刘国钧可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对于带头接受公私合营，他私下说：“先走一步既有利可图，又有位可得。”绝大多数是无可奈何，只好随大流走。天津的资本家说：“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也没有办法。”工商界“上了贼船，跟着走，能有出路；逆着办，只有下水。”“自动走吧，何必让人家用鞭子赶呢。”还有极少数非常抵触，幻想变天。无锡广裕布厂董事长王尧臣说：“美国已在日本训练精兵二百万，下半年出兵打下越南，然后进攻中国。”常州大成纺织厂老板闻亦友散布：“上海朋友谈北京有三个人生病，毛泽东已去莫斯科治疗，刘少奇肺病沉重，朱德血压过高。”这三种情况，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他起草的那个文件，不能不佩服他把资本家确实琢磨透了。他能够造成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势，特定的社会潮流，让资本家“敲锣打鼓”过共产关，毛泽东确实是政治斗争的高手。

从政治上讲，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没有流血，没有“剥夺”，实行赎买政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创举。中共对此一直引为骄傲，在较短的历史时段内也确有值得骄傲的理由。

但是，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从经济上来来考察，从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来考察，从创造物质文明推动社会进步来考察，这一改造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就值得怀疑了。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关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倒资本主义制度，剥夺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胎记。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运动，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党人。这些伟大的使徒们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党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带给社会（包括工人阶级）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二十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经历。马克思主义以暴力为后盾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世界，但最终没有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原因就在这里。一场以消灭先进生产力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先进生产力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声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改造社会的经典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大同”理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他的发展是马克思+秦始皇，加进了很多封建性的东西，最后蜕变为封建社会主义。一旦掌权执政，立即把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上日程，心急火燎地搞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凭藉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政权，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更不怕农民不听话。他理智地、坚决地、持续地干了半辈子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对先进生产力的事情。自以为是在干一件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的事业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空前荒唐的在历史上丝毫没有进步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凭藉国家政权的力量劫富济贫，实现人人平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以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有一些看是正确的语句和观点，但综合起来考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根本错误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主观上想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破坏和毁灭了大批生产力，窒息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用用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不断变动生产关系（即法律上的财产关系）的办法，对有限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虽然是越分越小，越分越少，但要在市场萎缩的条件下寻求社会公平，消灭阶级，消灭差别。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就是怎样造成的。

有一种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多留几分成绩的说法，认为“三大改造”至今仍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承认“改革开放”也是正确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的错误。“三大改造”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改革开放”是把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又请回来了。“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如果是正确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发端。改革，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经济模式；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禁锢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满怀信心地前进；理论上的羞羞答答，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动动摇摇，给左派留下阵地和市场。

为什么说“三大改造”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发端呢？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毛泽东在着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三大改造”的时候，具备了恩格斯所说的实现这种改造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没有呢？没有。有的仅仅是“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的矛盾”的义愤，还有就是共产党掌握着国家的领导政权，所谓“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当然，有这两样，改造个把资产阶级是绰绰有余了。

资本主义不仅代表剥削和压迫，不仅有罪恶、陋行和血泪，而且代表现代物质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

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揭露和批判的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除了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夺、奴役、剥削和压迫之外，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和屠杀尤其令人发指。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殖民主义者带上他们的常规军和现代的枪炮，征服和屠杀土着民族，占领殖民地。在美洲大陆，资产阶级甚至在立法会议上规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或俘虏一名印第安人，赏给四十英镑。整个整个的印第安部落被他们斩尽杀绝。资产阶级还在殖民地进行欺骗性贸易，用玻璃球、小镜子等廉价小商品换取非洲人的象牙、黄金和钻石，换取印尼人的丁香、胡椒和豆蔻，用鸦片换取中国人的茶叶和丝绸，运回欧洲高价出售，谋取暴利。殖民主义者还抢掠非洲黑人，贩运到美洲充当奴隶，奴隶贸易延续了三百六十多年，成千上万的黑奴死于贩运途中，累计非洲被掠走的人口在一亿以上。为了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还进行过多次战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之后，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还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几千万人口丧生，使军火贸易兴隆发达，资产阶级大发横财。如此等等，罄竹难书。

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有千条罪恶，万条罪恶，应该被推翻一百次，但是它有《共产党宣言》中说的那一条好处——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高得多的生产力，你就不能推翻它；除非你创造了比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生产力。

毛泽东发出豪言：要让资本主义绝种，要让小生产绝种。其志虽然可佳，但事实上办不到。他可以组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人，可以运用手中的政权剥夺资本家和小生产者，但他拿不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来，在农村甚至连高于小生产的生产力都拿不出来，资本主义和小生产就绝不了种。任何伟大人物在经济规律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顺应而不能违抗。就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要闹出大笑话来。

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是非常弱小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说还没有发育起来。如果毛泽东按照《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指导思想，采取“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的政策，其社会效果可能好得多。据1956年8月统计，中国的工商业资本家大约有五十三万三千人，私营企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其中工业一百六十万人，商业九十万人）。资本家拥有资本一万元以上的仅有二万二千七百人，资本在二千元以下的约四十三万六千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其实是小商、小贩、小业主。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总资产大约是三十三亿人民币，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七百六十六亿人民币）的二十三分之一。这笔钱拿到国家手里在建设上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但却消灭了其极具经济活力、为国计民生所需要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并入了单一、僵化、大锅饭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其弊端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资本家拿定息后，成为一种旱涝保收的固定收入，是大锅饭的另外一种型号，其个人收入与企业经营好坏盈亏脱钩，虽然名义上他仍然当经理、厂长、副经理、副厂长，但实权转移到公方代表手里，资本家的经营积极性没有了，他如果太积极还有抓住企业不放的嫌疑。公方代表多是经营上的外行，想的是如何贯彻党的政策，而不是经营状况的好坏，所以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每况逾下。像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是中外驰名的老字号，合营时把匾烧了，改名北京烤鸭店。但鸭子却越来越不好吃了，生意也大幅度下降了。它原来的鸭子是定点供应货源，小米和绿豆磨成粉精工饲养，所谓“填鸭”，一百天上市，又鲜又嫩合营后用劳改农场的鸭子代替“填鸭”，烤鸭当然就变了味。各行各业都是如此。用主管领导人陈云的话说是“出现比合营前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管理马虎的情况。”

其次，造成了人民生活的莫大不便。1953年全国有商业网点四百三十四万多个，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减少到二百一十万个，缩减了50%以上；到1957年又减少到二百零四万个。其中私营网点1953年是四百一十四万个，1957年减少到四十一万个，留下了十分之一。全社会饮食业网点1953年是八十四万个，1957年减少到四十七万个。由于商业体制集中社会商品要经过一、二、三级批发站才能转到零售点，流转时间长，费用高，消耗大；同时，国营商业对生产厂家是包销的办法，生产什么卖什么，很少考虑市场和人民生活的各种需要，常常出现积压和脱销。消灭了长途贩运致使许多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城乡流通渠道中断。城市推车挑担卖菜的，组织起联营小组，由行商变成了坐商，不到胡同叫卖了。夫妻店估产给定息，按月领二、三十元，原来半夜敲门买合烟也卖，如今叫不开门了，因为卖多卖少跟他的收入脱钩了。游街串巷叫卖的上海莲子粥、北京的杏仁茶、天津的馄饨、豆腐脑全都改造得没有了。

第三是国家得不偿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结果，是增加了三百万吃皇粮的人员，资方人员变成了国家干部；私企职工变成了国企职工，也要一视同仁。工资是铁饭碗，还有公费医疗以及各种福利。国家都得包下来。许多个体手工业者、小摊贩等等，积极要求“改造”，要求“合营”，也是冲着铁饭碗来的。本来这些私营企业是国家的纳税人，如今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失去了一部分财源，还要支付工资和定息。

换而言之一句话，“三大改造”不是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大衰退；不是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的繁荣，而是市场的萎缩和人民生活的不便。这种改造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只是一场虚热闹。

一个历史之谜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急急忙忙抛弃新民主主义的正确理论和七届二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中国学者有种种解释和猜测。据笔者看来，其个人动机是毛泽东急于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强烈愿望。自从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泽东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只有他才有资格递补斯大林留下的空缺。要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自己的国家搞的是新民主主义，在社会形态上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落后一个时代，那就不具备这种领导资格，必须使中国尽快地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犯急性病的思想根源。

在建设理论上，毛泽东一个致命的错误是认为：只要消灭了私有制，改变了生产关系，就能给生产力带来大解放和大发展。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番话：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是对的。

但生产力只有受到束缚的才需要“解放”，才应该“解放”，像女人十月怀胎一样，足了月份，才需要助产士接生。生产力并没有受到束缚，在自己的母体—生产关系的胎胞中正在成长发育，还不足月份，你要“解放”他，提前催生，认为这样可以为他长成巨人创造条件，这就是聪明人办蠢事。所以毛泽东后来的事似是而非。“三大改造”是毛泽东怀着崇高的动机，神圣的理论办的一件大蠢事，大错事，可悲的是他一直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捁，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毛泽东不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不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基本适应还是受到了限制，发生了矛盾，不管这种生产关系是处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阶段，还是到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捁”的阶段，莽莽撞撞，上去就打碎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中国的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工作正处在“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的阶段，他把这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打碎了，以为可以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其结果是这种先进生产力像不足月的胎儿一样，被扼杀了。从此中国就没有了先进生产力，毛泽东所建立的制度是不允许先进生产力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代之而起的是与大锅饭的报酬相适应的大锅饭生产力。社会进入了一个停滞缓慢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时期。

如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衍化和进步与时俱进的。他们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开过两个处方：第一个是暴力革命。这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8月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的处方。在1865年至1881年马克思撰写和修订《资本论》第三卷时期，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的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的一定部分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劳动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于是马克思开出了第二个处方：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经过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1894年6月由汉堡的奥?迈斯纳出版社出德文版。一年后，恩格斯在临终前发表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工人阶级斗争策略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和平演变，在保留私有制的条件下，把资本家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了；但资本家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组织形式监督企业的运营和掌控企业的发展，这就避免了那种因“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浪费无人过问、亏损无人负责的国营企业弊病。在这种制度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马克思指出：

“我们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4-435页）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度转化为生产者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通过股份公司解决了。这是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提出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恩格斯是反对轻易地实行国有化政策的。

只有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宜由股份公司来管理，而且国有化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由现代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9页）

马克思对那些怀疑第二个处方的人说：

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论》第三卷，1975年版第435页）

《资本论》第三卷俄文版是1947年出版的。列宁和共产国际，陷入了庸俗经济学家的立场，只宣传暴力革命的处方，误导了几代共产党人。所以在共产党人中，第一个处方深入人心，许多重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根本不知道有第二个处方，把和平过渡这个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得出来的最重要的政治结论，视为异端邪说和洪水猛兽。

毛泽东一生，没有到过资本主义世界，没见过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见过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他的资本主义概念定格在1921年的安源煤矿。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得其“三昧”的是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对经济建设他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1949年他第一次访苏会见莫洛托夫时承认自己没有读过《资本论》。自从中共清算了王明的教条主义之后，毛泽东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这在民主革命时期，指导战争和革命，他是当之无愧的。但逐渐地他被神化了，成为类似宗教里面的“先知”，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他的至尊无上的地位，连刘少奇、周恩来也不能跟他平等地讨论问题了。清算高饶反党集团以后，他们更加谨小慎微，毛泽东要上天，他们跟着上天；毛泽东要入地，他们跟着入地。伟大舵手是毛，他们只能跟，不能纠正偏差。但他们是参与最高决策的人，毛泽东把国家搞乱的种种错误，他们当然也有一份责任。在毛泽东天马行空的胡来把乱子闹大的时候，他们出来检讨，承担责任，收拾局面。他们都是超一流的伟大政治家，当然不是甘心扮演这种角色的，于是就想在总路线、总任务方面遵从毛的思想的前提下，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对毛的空想社会主义有所匡正，使之变成务实的社会主义。他们和毛泽东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后来由于发生了饿死人的大乱子，毛泽东知错不认错，竟发展成为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

08 务实的八大路线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召开的。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纠正斯大林错误，谴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罪行，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这个报告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披露，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毛泽东对此事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在历史上斯大林曾支持王明反对他。毛泽东说起斯大林他有“三肚子火”，如今批判斯大林他是高兴的；惧的是这一反对个人崇拜的国际性思潮不能不影响他在中共内的地位，起码要主动降点温才显得协调。毛泽东觊觎斯大林在国际共运在的领导地位，觉得斯大林去世以后这把交椅非他莫属，这样一来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只好推迟，但他并没有放弃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愿望。

要做世界革命领袖，要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他的基地还在中国，必须把中国的事办好，在短期内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他要否定苏联的某些经验，创立自己的路线、道路和方法，就像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样。从1955年2月到4月，他要薄一波给他组织，连续听取了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在各部门汇报的基础上，他归纳提出十个问题，在4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演。这十大关系是：（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个问题是想借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过的道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新的道路。这些思想中有闪光的东西，但毕竟是听下面汇报中形成的灵感，比他战争年代写的自己斗争经验的那些作品来显得苍白得多了。如他自己在1953年8月12日一次讲话中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后来他对自己在建设问题上的一些理论并不珍惜，一句“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又把自己正确的东西全推翻了。

但这毕竟是毛泽东开国以来第一次系统表达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见。以《论十大关系》作为立论的根据和基础，刘少奇准备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准备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准备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讲话点明了八大的主题：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以钢为例说：

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钢。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有可能超过二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一亿七千万人口，我们的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亿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亿吨钢、三亿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他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六人，代表党员一千零七十三万人。五十多个兄弟党代表团前来祝贺。八大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在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和大会决议中，勾画出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党应该遵循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特点是以苏联五年计划的发展模式为样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得到解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大会根据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所作的建议中指出：“我们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2）关于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国家市场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为了“防止由于统一过多过死而发生产品质量下降和品种减少的现象，现在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商业方面，将采取许多重要措施。例如，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批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级论价办法”，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陈云在大会的发言中发挥了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为了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开放一部分自由市场，周恩来提出手工业和小商业，要大社、小社、小组并存，允许一部分个体户存在。他在大会报告中说：“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地不宜过分集中，应该根据发展生产，适应社会的需要、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在；某些制造性的行业，特别是许多修理业、服务性行业，都应该让它们继续保持分散活动和原有的经营特点，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同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社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可以让它们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从商业方面说，商业机构的分布应该最大限度地方便居民，因此更不应该过分集中，而应当适当分散，并且采取多种的经营方式，为居民服务。我们的商业领导机关，过去往往多考虑自己管理的方便，而少考虑如何便利群居民，因而发生了集中过多的偏向，不适当地集中了和取消了一些小商店和小商贩。这种倾向应该迅速加以纠正。今后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产自销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3）关于综合平衡和反对冒进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说：“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曾经犯过错误，例如，在1953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倾向，结果，影响了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1956年初，当《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两年内做完。这种倾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

周恩来1956年上半年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将向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由于反右倾保守引起各种项目争相上马所造成的财力、物力紧张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这是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的共同意见。为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反冒进的精神，刘少奇指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起草社论进行宣传，统一全党思想。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是周恩来审定发表的。社论说：

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在反保守主义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

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以上是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1956年反冒进的全过程。后来这成了毛泽东抓住不放的一大罪行。立此存照，容后再表。

（1）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包工包产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说：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采取许多具体办法。凡是农民有经营习惯而又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生产，应该继续经营并加以发展。凡是社会迫切需要、特别是有重大经济价值的产品，例如亚热带作物和热带作物、出口需要的各种农产品和副产品，除由国家或者地方统一经营之外，还应该鼓励合作社经营，由国家进行技术指导。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我们要求所有的合作社贯彻执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能够完成农业的增产计划，就有可能使农民的全部收入在五年内增长25～30%。”

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逆境中继续忧国忧民，尽职尽责。1956年4月2日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部长会议，在刘少奇的支持下他第一次提出了“包工包产”的主张。他说：“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社会的物质基础。不能增产那就是空话，要增产打下巩固社的物质基础，这个社才能巩固，新的生产关系才能正常化。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空了。”关于搞好生产，调动社员积极性的办法，他提出：“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在他领导下制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5年11月9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章程》第五十六条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尽可能从实行耕作段落和季节的包工制（小包工）逐步过渡到实行常年的包工制（大包工）。”这是土地公有，包产到户的最初设想。

（2）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问题。八大前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越来越多地需要知识分子参加”。“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的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3）关于改进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给予企业适当的自主权的问题。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力。”

1957年1月27日陈云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对大企业的管理时进一步指出：“有些企业的管理权要下放，财务要下放，利润也要下放。地方上要求税收和企业利润按比例分成，三年不变。中国一个省等于外国一个国，如果像现在这样做，地方机动的余地很小，这种情况不应该是经常的，中央不可能包揽全国的事情，所以应该有适当的分权，重点不能过分集中。”

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在发展生产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对于提高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具有重大作用。为了改善职工生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并且继续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改进工作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二，应当切实加强对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第三，应当努力保证和改进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第四，应当逐步增加职工的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难。第五，应当保证职工有时间料理家庭生活，得到应有的休息。”

（4）关于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经济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们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25～30%。这样的增长速度，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是适应的。”

周恩来还谈到，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提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当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么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成“财政框框”盲目反对。

对此，副总理薄一波在八大的发言中作了重要补充，提出了“二、三、四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即积累率）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

（5）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自由，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总结发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应郭沫若的邀请，向科学界和文化界做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这一方针。他说：“我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专政。但在人民内部，我们主张一定要有民主自由。这是一条政治路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全面主张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这种自由。”陆定一说：由于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态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第三，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地削弱了；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正是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现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八大的决议指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6）关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国家工作中的紧迫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的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犯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证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必须严格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7）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以非凡的勇气谈了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敏感的问题，尽管他尽量不触犯毛泽东，但其后果不能不对毛泽东把自己置于中央集体领导之上的家长制作风发生制约作用。邓小平说：“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在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在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人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群众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停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期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在八大的党纲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遵从毛泽东本人的意见。1954年12月5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通知中作了如下说明：“党章已经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指示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的词语，并不是出于谦虚。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填补斯大林所遗留的世界共运领袖的位置。二战以后，斯大林在世界的名气比毛泽东大得多，但斯大林只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并没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思想’。各国共产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若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能会成为毛泽东充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障碍，被认为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所谓‘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是指外国人的误解，这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语的历史背景。

以上十个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构成了中央领导集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政方针，可以说是一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他们在毛泽东过于性急和匆忙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企图稳定局面，建立秩序，立下章法，妥善解决三大改造的遗留问题，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建设国家。这十项大政策，有些是毛泽东提出别人加以发挥的，有些是别人提出毛泽东同意的。中共八大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是毛泽东领导主持制订的。按照中共这些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也应该包括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之中。

八大选出中央委员九十七人，候补中委七十三人。9月28日举行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总书记 邓小平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董必武、林伯渠、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中央书记处书记 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 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选举中出现一个插曲是选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经查是毛泽东自己那一票未投自己，他投的是林彪，那别具一格的毛体字工作人员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小道消息在高层干部中流传。引起了许多猜想。林彪当然也听说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后，八届五中全会上增补林彪为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牢牢记住这是毛泽东力排众议的结果。在政治局常委议事时林彪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毛的坚定支持者。

历史最大的遗憾是毛泽东背离了他应该分享光荣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在八大以后的几年中，他逐渐地推翻了这十项大政策，用相反的十条取而代之，形成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

关于第一条，毛泽东认为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重新把阶级斗争提到首位。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田家英对毛泽东说：“看来八大对于矛盾的分析和方针任务的规定是不对的。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但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现在不宜提，等以后相继提出。”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做结论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三中全会统一到毛泽东的新提法上，改变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决议。从此，阶级斗争被提到了首位，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推到次要、从属地位了。

关于第二条，国家统一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的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关于手工业和小商业要大社、小社、小组并存，允许个体户经营的问题。

1958年4月2日，根据毛泽东总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示说：“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市场商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时期，许多地区又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其中从事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约有七十万人，从事小商小贩的大约也有六七十万人。……他们的生产经营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其中一小部分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程度不同的违法行为，这就不仅妨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危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若干手工业、农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社的巩固，在不同程度上副司令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思想意识。”（引者按：个体户便利群众，发展生产，收入多，引起了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羡慕，此之为“腐蚀”。）解决办法是：“高地应该抓紧目前全国整风这个有利时机，在这些残余的私营工业、个人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中间有领导地开展以法定资本主义道路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他们的生产经营，加以审查，区别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分别地有步骤地进行整顿、登记、改造、排挤、淘汰或取缔。”“对于需要转变的私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应作妥善地安排。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应当组织他们上山下乡，从事农业劳动。”对于“同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密切联系”因而不能取缔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实行控制其收入的政策。“（1）个体手工业者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稍低于当地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平均收入。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个体户，应当从原料、加工、订货、税收等方面适当地加以控制。某些有特殊技艺的人员的收入，可以高于一般社员的平均收入。（2）是、小商小贩全年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略低于当地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营业员的平均水工资。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应当在货源分配、税收、批零差价、代购代销手续费和盈余分配等方面加以控制。”这个文件一贯彻，私营工业和手工业、小商小贩一扫光，市场失去了残余的一点生机。

关于第三条，周恩来所坚持的经济建设要反对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问题，受到的打击最重，因为不批倒这一条，疯狂的大跃进就搞不起来。在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面针对周恩来，对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竟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都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反冒进离右派还有五十米，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说周恩来总理反冒进离右派还有五十米，全党震骇。

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左”倾路线上来。

关于第四条，《农业生产合作示范章程》问题。

一哄而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问题成亟待整顿和巩固。刘少奇、周恩来、邓子恢等想在承认毛泽东“三个会议一部书”所造成的高潮的前提下把局面稳定下来，制订了《示范章程》，不仅交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还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打算约束一下毛泽东，不要率尔再出新招，农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毛泽东天马行空，眼空无物。人代会算什么！果然又出新招了。

1958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宣示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在《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又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这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一篇讲演，他以期望的姿态披露：“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农业社的藕田和稻田，当听到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就凭这一句话，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在五亿农民的广大农村，立即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同年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报道：“截至本月底，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其中两万户以上的大社五十一个。毛泽东的气魄超过了秦皇汉武的封褝大典。但秦皇汉武祭告天地是空家伙，劳民伤财也仅是随御驾而行的仪仗扈从而已，顶多几百人。毛泽东封出个“人民公社好”来，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浪费逾千亿，死人几千万，二十年没缓过气来。此时，毛泽东的骄横专断到了顶峰。

关于第五条，等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在反右派中翻云覆雨，先是动员知识分子帮党整风，然后又以言定罪，把五十五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说：“给知识分子也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号。”他说有两个剥削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地、富、反、坏、右，“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他们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从此中共在政策上把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无论是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还是没有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都属于阶级敌人，只不过是把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一样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出来。

关于第六条，改进对国营企业的领导，从物质生活上关心职工的问题。1958年10月4日至11月14日全国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要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办工业。195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不属于国务院系统，是毛泽东抛开国务院，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大跃进建立的结构）下发《关于企业党群领导干部停止领取奖金等问题的通知》，规定取消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奖励制度，具体办法是：（1）现在还没有实行这种奖励的企业，不要实行；已经取消的，不要恢复；能够取消的取消；实在不能取消的，其季度奖励标准最高不能超过本人月工资的25%。（2）厂长、副厂长的奖金，自今年第二季度停发。各地企业党和群众组织的脱产干部的得奖办法也照此原则办理。从此开始了企业干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经济效益和企业领导、技术干部的经济利益脱钩的时期。工人奖金成拉平趋势，即不分干得好坏，年终时加半个月薪。对企业的要求，不讲质量，不讲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高速度，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速度问题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快是多快好省的核心环节。”196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跃进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是辩证地统一》。社论说：“国民经济是在波浪式运动中不断发展的。我们的任务在于采取积极平衡的方针，不断调整比例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在高速度中前进。我们不应该采取消极平衡的方法，让速度来迁就某种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比例框框。”

关于第七条，发展经济建设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邓子恢主张制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积累部分为6%（其中公积金5%，公益金1%），将来生产发展了，最多不能超过13%（公积金10%，公益金3%）。毛泽东在1958年1月31日写的《关于工作方法六十九条》中认为：“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需要研究。”他推广一个省的经验，提出：“以1957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六四分( 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给社员，七成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

毛泽东又提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农家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收入和经营自留地收入占到农家收入的60%，70%）。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二比八（即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0%或80%）。”毛泽东心里知道，各级党委，政府干部没办法把合作社的产量提上去，却有办法把农民的个体经济收入减下来，他没有明说，实际上是要后者。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各地缩减农民的自留地，对副业生产作出种种限制，名之曰“割资本主义尾巴”。比例倒是变过来了，农民的收入大大地减少了，提供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原料也越来越少了。

195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中说：“1958年入冬以来，市场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粮食全年库存比去年减少五十亿斤；油料库存比以往哪一年都紧，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有些副食品长期紧张；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市场上排队抢购的现象很多，有些商品的黑市价格高于国家牌价很多。”

关于第八条，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自由，实行双百政策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捧为一大贡献，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最大政治家和科学家不同。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发明的人，尽管他私德很坏，或犯了杀人抢劫的罪行，人可以判刑，但他在科技上的发明不能抹煞。政治家贵在言行一致。言行不一致，他的理论就是欺世盗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随着一场反右派斗争，把几十万爱国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随着文化大革命把几十万党内同志迫害致死，随着把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而变成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欺世盗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甚至是欺骗口号。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言论，着书立说，招来灭门之祸。到文化大革命中，文字狱遍全国，十亿人民读一本书（《毛主席语录》），看八出戏（所谓“八个样板戏”），钳制言论，控制思想，超过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王朝。

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毛泽东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从以后的历史来看，确乎如此。他是既不要民主，也不要法制。1958年1月他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有四句话值得注意，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这时他已下定决心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了。外国学者说毛泽东因为大跃进失败才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这是不对的。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本人正处在志得意满的陶醉中。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最后，即第六十条说：“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适宜。……关于这个要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的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毛泽东主席主动提出不做下届共和国主席，一不是真心，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而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做国家主席，外交礼仪上讲对等，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他得到亲自机场欢迎，并陪同苏加诺乘敞蓬汽车穿过市区。苏加诺算什么？他认为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机场、车站欢迎任何客人，不论总统、国王、皇帝。在国内，共和国主席、国家元首、共和国主席是他的大副，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至于权力，他不但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急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大权独揽”就是这个意思。他要专做党的主席，因此进一步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第一书记挂帅，第一书记说了算，在中央则是主席说了算。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讲话：“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注：评剧《刘巧儿》有个马专员，正确处理了刘巧儿的婚姻问题，被誉为：“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这一套。“文革期间，他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藐视法律的尊严，私自决定逮捕审讯国家主席刘少奇，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这在现代国家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的。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那是封建社会，没有宪法，没有议会，皇帝废立是皇族内部的事。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完全把自己置于太上皇的位置上，他的内心世界，根本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

关于第十条，反对个人崇拜问题。1958年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是在中国兴起新的个人崇拜的宣言。毛泽东先声夺人，说是谁要反对崇拜他，就是有让人崇拜自己的野心。他借用列宁的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个人独裁制造理论根据。

在成都会议上，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由于这个不寻常的表态，两个月后，即5月25日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样板一立，带坏了整个党风，紧跟和吹捧毛泽东成了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都被抛弃了。在这种政治氛围包围之下，中共要犯全局性、历史性的大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09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开谈话会，即席发表讲话，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各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排队，算一个账。过去好像一讲矛盾就不得了，其实有什么不得了。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对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混淆两种矛盾。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报纸天天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要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们的饭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把矛盾从各方面分一下类，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等。卫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党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报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目的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得不到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该是大家有权有责。同共产党一道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插话：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委员会管教学。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意见和办法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做，不赞成的就不做。这个问题要研究。要李维汉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5月8日起，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着名的无党派人士共五十多人开座谈会。李维汉说：“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帮助我们进行整风，帮助我们改正缺点和错误，通过统一战线方式来推动我们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发表一些批评意见。”至6月3日，这种座谈会共开了十三次，有七十多位知名人士发表了意见。又从5月15日至6月8日，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二十五次，有一百零八位工商界人士发言。北京这两个座谈会，每天由新华社发消息，批评中共和政府的意见上了公开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量刊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地也都仿效北京，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整风。广大知识分子，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被发动起来了。

带头响应号召出来讲话的是费孝通教授。他是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民盟中央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1957年3月24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说：

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注：指周恩来1956年1月14日的报告，报告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像春雷般起了惊蛰的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因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好像现在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周总理的报告对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作用是难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窝，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变化。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许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浪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订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领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人看起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卷，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太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

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很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还是占多数。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的是怕出丑。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级评薪，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费孝通这篇文章，是代表知识分子向党交心的真情实话。对共产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溢于言表。如果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毛泽东所首肯，所支持，真正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振兴，指日可待。

凭这篇《早春天气》把费教授打成右派，实在令人费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恭维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作为党的代表。这在毛泽东是最敏感的问题。虽说拥护共产党是不错的。但在毛泽东心目中拥护共产党里面的周恩来和拥护共产党里面的毛泽东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妒忌心情，1957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就有充分表露。开头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些话正式发表时都删去了。但他逐渐形成了唱《拷红》的决心。后来抓住一个所谓“反冒进”的问题大做文章，1958年逢会必讲，就是要把周恩来的威信打下去。

或曰，费孝通等八教授《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是反党纲领，查看原始文件，也属指鹿为马，罗织罪名。5月13日，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两位副主席约集费孝通、黄药眠、吴景超、褚圣鳞、侯大千、李西山、陶大庸、陆近仁等八教授对高等学校应否实行党委制正式提出了意见。这个问题毛泽东在。4月30日天安门座谈会上亲口讲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所以八教授即使提出教授治校的主张也没有错，问题是他们没这么说也难逃“反党”的罪名。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说法。在过去反动统治年代，教授治校乃所以抵制反动派向高等学校的侵入。今天的形势显然和以前有显着的不同。教授治校的提法，颇有和党对立的意味。再从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本身来看，也是不够妥当的。1、因为大多数教授的是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行政事务未必感到兴趣，那也只能做到少数教授治校，并不是教授治校。2、教授是高等学校的学术中心，但学校是一个整体，如果强调教授治校，那就有可能把广大的讲师、助教、职工和学生群众的利益忽视了。

因此我们的意见是：

（1）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是党内党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2）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3）设立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地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服务。

（4）在校务委员会、行政委员会之外，另行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地吸引教职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总的精神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办校。

改善中共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最尖锐、最系统、最有代表性的意见，不过如此。硬说这些意见是反对党的领导，主张教授治校，把八教授打成右派是毫无道理的。

更可骇怪者，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遭遇。马寅初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学校党委制的。他在1957年5月15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

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也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说，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学校实行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例，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他们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发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但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么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就更大了。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会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我认为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我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在整风中表现是好的，以上意见完全是无骨头可挑的左派言论。但马老先生也在劫难逃，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书面发言。这篇文章登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上，题为《新人口论》，共10个问题：（1）我国人口增殖太快；（2）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3）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4）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及其破产；（5）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6）不仅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7）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8）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9）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10）几点建议。完全是忧国忧民、利国利民的意见，怎么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受到批判呢？

这件事情的底牌是违背了“最高指示”。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了如下一段话：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长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马寅初大概对毛泽东着作研究不够，一不留神在一个经济科学领域里踩响了一颗政治地雷。毛泽东正要在知识界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自己的至尊无上的权威，如何能容许这种挑战！于是，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大会上，理论打手陈伯达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突然点名说：“马老要做检讨。”定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从此开始了对马寅初的围攻。1959至1960年对马寅初的持续批判从北大扩展到了社会，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但马寅初没有屈服，他表示：“我虽年近八旬，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那些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投降。毛泽东的另一理论打手康生下达指示：“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老先生的批判进一步升级，1960年撤销了他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由于不纳马寅初的忠言，及时采取控制人口的国策，中国至少多生了四亿人口，成为今天的沉重包袱。

主持中央统战部座谈会的李维汉，每隔两三天要向毛泽东及政治局常委做一次汇报，当李维汉汇报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时，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本想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赢得知识分子的心，逐步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思想领袖地位，如今他看到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是不同的，在中共党内高级领导人都把他看做是伟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的时候，罗隆基居然认为他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在这些人中建立信仰，让他们崇拜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决心要整倒一批“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用暴力树立自己的权威。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下了反右派的决心。继续组织座谈会，具有了“引蛇出洞”的性质，使整风运动中途变质，不再是诚心发动群众给执政党提意见，而是在提意见的群众中抓右派，整提意见的人。从而使共产党失大信于天下。

在1946年旧政协期间，民盟是作为第三党和共产党并肩战斗，与蒋介石国民党作斗争的。新中国成立前后，民盟在国统区乃至全国威信日益提高。经过冷眼观察，毛泽东认为，民盟的政治资本在增加。队伍在扩大，领袖人物的能量也比较大，有发展成为“反对党”的趋势。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反右派的战略部署，重头戏是打垮民盟，改组民盟。所以反右第一个战役就是围剿民盟。他发出的信号是：“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确。就民盟、农工的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数人，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关于“章罗联盟”、“章”是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是老资格政治家，时任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罗”是罗隆基，早年留学美国，曾任清华、南开、西南联大教授，《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旧政协期间配合周恩来与蒋介石面折廷争，受到蒋介石和马歇尔的重视和拉拢，不为所动，坚持与共产党合作，为欧美派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森林工业部部长。章罗虽同为民盟副主席，但素来不睦，几至不能同堂议事，这是盟内人人皆知的事情。说他二人密谋反共，无人相信。但毛泽东“钦点”，就是要在民主党派中抓出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司令部来。章伯钧很快就看清了形势，他在家里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决国家的困难了。”御笔钦点，他要是不承认，毛泽东怎会善罢甘休。到了批斗会上章伯钧违心承认了“章罗联盟”，开始说是“思想联盟”，后来承认是“政治联盟”。罗隆基正在国外访问，6月21日回到昆明，看报纸知道了章伯钧的检讨，怒不可遏，连打三个长途电话给章家，责问：“我什么时候跟你结成‘联盟’？怎么联的？”章无言以对，说见面再谈。第二天罗隆基飞回北京，直奔章家，跟章伯钧从下午三点吵到六点，说：“我跟你思想分歧那么大，那会存在‘思想上的联盟’？我们之间，不光是没有组织上的联盟，就连思想上的联盟都压根儿不存在！”章伯钧痛苦地听训。临了，罗隆基说：“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你联盟，现在没有跟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跟你联盟！”说罢把一根手杖折为两截。罗隆基不承认是徒劳的，自有统战部领导民盟、农工左派，落实毛泽东的“钦点”，他们上下株连，广为罗织，编造了一个“章罗同盟”的反党司令部。到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在复查右派时才承认：“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因此，对过去因“章罗联盟”问题受牵连的地方组织和个人，一律作了解脱和改正。

一场反右派斗争，据二十年后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对这个历史大冤案的善后处理，是在“两个凡是”阴云未消的1978年进行甄别的。高层决策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说：“毛主席说过，右派问题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说：“我们不是给右派平反，只是给划错了的右派改正。”

邓小平的机智为五十多万右派取得了平反的权利。为了绕过凡是派设置的障碍，平反不叫平反，叫改正。这年8月25日中发第五十五号《中共中央文件》说：

1957年，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见附件），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当时有些地区和部门未能完全按照文件规定办理，错划了一些人。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1957年中央规定的依据，凡符合划右派分子标准而定为右派的人，是摘掉他们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错划了的，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这样一来，对右派的甄别有两个等级：一曰摘帽，二曰改正。摘帽者是应当定为右派，因为个人表现好，或因党宽大为怀，摘掉右派帽子，在政治地位上仍是“摘帽右派”；“改正”者是压根儿就不该定为右派，从根本上搞错了，还给蒙冤者历史清白。甄别的结果，除了九十六人外，全部得到改正。未改正者占右派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八，即一万个人里面不到二人。九十六个不予改正的右派，也已摘掉了帽子，但是决不能给他们改正。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摘帽右派五人，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储安平。他们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呢？

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处，就多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实现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开展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这就是被指为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头号“大右派”反党言论的核心部分。还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是所谓“轮流坐庄”，这本是程潜发言时上纲上线批章的话，不是章伯钧说的，大家重复来重复去就变成章伯钧的反党言论了。章伯钧提议“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无非是开放民主，扩大民主，并无恶意。通观其全篇发言，完全是共产党的诤友，绝无反党的意思。如果毛泽东能纳忠言，把自己设计的大跃进方案和人民公社方案交四个设计院论证一下，征求一下人大和政协的意见（按照宪法他本该这样做的），而人民代表大会像民主国家议会那样有权否定总统提交的议案，毛泽东完全可以避免犯那样全局性的、历史性的大错误，这两个大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彪炳功业、半世英名。

罗隆基在1857年5月22日的座谈会上发言，开头他说：“最近有两个外国记者到我家去，让我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我说这次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是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发言的最后，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建议：

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1、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2、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放”和“鸣”之后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阂。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3、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当时受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中共党内多数均认为是“反党言论”，同仇敌忾。但在二十年后，有胡耀邦领导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成了名副其实的“平反委员会”，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中共自己认识平反冤假错案的必要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由于毛泽东个人独裁。无法无天，以言代法，自1957年反右派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他犯了全局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为了文过饰非，压制不同意见，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党内斗争，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这些罪名，和“右派分子”的罪名一样，没有法律上的界定，也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毛泽东一句话，省委第一书记一句话，各级第一把手一句话，就可把管辖任免的干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停职、罢官或送入监狱。1978年中央组织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一千七百万人，立案审查的占17%，即二百八十九万人，到1982年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基本结束，实际得到平反的干部是三百万人，经中央批准平反的重大冤假错案三十万件。

陈仁炳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被定为右派的。据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

陈仁炳承认他是罗隆基反党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说，他从1947年起就靠拢了这一集团，1948年—1949年起完全参加了这个集团。1949年民盟召开四中全会，罗隆基提名他当选了中央委员。在那次会上，罗隆基打击史良等盟内进步人物，陈仁炳为罗隆基作打手。那时。罗隆基经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张东荪、费孝通、曾昭伦等在范朴斋家里开会研究策略。在1951年的民盟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仁炳和罗隆基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激烈反对民盟的阶级联盟性质，怕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进来。罗隆基和陈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过潘大逵的工作问题。最初他们认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图南的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顺利，准备把他调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传部，继而一想中央宣传部已有曾昭伦，同时四川非常重要。罗隆基认为潘大逵在四川比总不在好，先抓一个副主委也好。此后，罗隆基、浦熙修到上海来，和陈仁炳都有密切来往。陈仁炳还说，他在罗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增高，同为他比彭文应更加“埋头苦干”。罗隆基原想把彭文应搞上一个上海市副市长的职位，后来又想改变以陈仁炳代替彭文应……

陈仁炳又说：这个反党集团在上海的成员除他以外，还有彭文应、赵文壁、孙大雨、孙斯鸣、韩鸣等近二十人。他们的活动策略，是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三种情况，即有职无权、外行领导内行和失业问题，到处挑拨，到处放火。

由此报道来看，陈仁炳并没有什么反党的言论和活动，完全是受了罗隆基的牵连。说陈仁炳1948—1949年靠拢罗隆基就是为了反党，实在是冤枉人。那时的陈仁炳正在演出自己人生中的最壮烈的一幕。1948年5月，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学生在交通大学召开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大会，指定几位左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演讲人之一。大会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上海国民党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特务。临开会时，其他几位演讲人为肃杀气氛所震慑逃避了，只有陈仁炳挺身而出跃上讲台，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演讲完毕，他被地下党掩护安排从后门离去。虽然当场没有被捕，但上了军统特务的暗杀名单，东躲西藏，直至1949年4月他转移到南京去才躲过这场劫难。

彭文应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介绍他的文章标题是《为章罗联盟打天下——彭文应是罗隆基的一等功臣》。他在大鸣大放中的主要言论如下：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忧，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道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经营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没有什么过激的、出格的言论，早就应该摘帽和改正。然而他摘帽最迟，至死未得到改正，其原因据说是他是“死硬派”的代表人物。彭文应是五十五万右派中唯一的一位拒不认错、抗拒到底、没做过一句检讨的人。他也绝口不提自己的光荣历史：1933年4月15日在王造时主编的《自由言论》第一卷第六期上，彭文应着文《剿匪呼？剿民呼？》公开抨击蒋介石对朱毛红军的围剿；三十年代，他慷慨解囊给周恩来去救赎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的共产党员，周总理对此一直念念不忘；他因支持上海学生的反蒋斗争，1848年5月初，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手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解放初，他积极协助军管会工作，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由于他拒不认错，生活陷入了窘境。他是以市政协常委的官方身份领工资的，每月一百八十元（相当于司局级工资）。被撤销市政协常委后生活断了来源。由于交不起房租迁出原来的宽敞住所，带着六个孩子（妻子在他被批斗时亡故）住进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后来家里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小女儿跪倒在他面前：“爸爸，为了女儿，你就承认下来吧。”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登门造访说：“你们家的门槛都给我踏坏了，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应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成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彭文应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上海市委统战部既有意照顾彭，为什么不能对这位“拗相公”再灵活一点？原来有毛泽东的面子问题。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彭文应的名，彭文应一句话不检讨，那就是毛泽东错了。毛泽东面子问题的重要性在千百万人的死活之上，毛泽东要错到底，彭文应要抗到底，悲剧就这样注定了。

在1957年6月1日的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器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位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解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孓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说他代表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天下，在全国大张鞑伐。民主人士向往开国时期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和衷共济的团结局面，这难道错了吗？说造成那种团结局面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又说向往那种团结局面的储安平是反动的，这不是拿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吗！

反右斗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摧残是毁灭性的。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一千五百人在反右派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了此一生。二十二年后，又把这一千五百人全部平反，就是说这些思想敏锐、头角峥嵘的有为青年本来就不是右派。

特别令人扼腕的是有些风华正茂的学子被杀害了。

1958年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被绑赴刑场，临行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某劳改农场逃走被抓回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

中文系新闻专业1954级女生林昭，则是被惨杀的才俊之士的代表人物。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1949年就读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以后曾在《常州民报》当记者。1954年她以江苏省最高分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为替打成右派的同学鸣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但她被送去劳动改造时，致信学校领导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

1968年4月1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难友丁芸女士记载了林昭的一次谈话：

我关押在这里，已经快八九年了。一提起我的案情，就要气愤，所谓罪名，都是强加到我头上的，完全是毫无法律根据的荒谬绝伦之事。1954年我在北大新闻系读书，在这座素称民主摇篮的高等学府里，我为北大《自由论坛》编过墙报，将鲁迅先生着作《伤逝》改编成话剧演出，为瞎子阿炳写了一部传记，我那时怀着多么大的信心，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些贡献啊。可是，到了1957年整风期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根据毛主席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向党提了一些意见，但是，真想不到这些由衷之言竟成了罪状，结果被押到劳改场所进行劳动教养。我因病保外就医，押回上海家中。嗣后，一批北大同学到我家里来探望我，并一起到打工妹咖啡馆聚谈，谈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况，表示对《南共纲领》有较大的兴趣和赞同的看法，结果被人诬陷告密，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党活动，随后我又被捕了，不明不白地被判了二十年，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这样，就成了一件不白之冤的冤案，然而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

就凭这些事情，1968年4月29日上午10时，对林昭一案重新审判，法庭就设在提篮桥监狱里，没有陪审员，没有律师，没有记者，更不准家属旁听，法官宣判：林昭由二十年徒刑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林昭没有哀号、没有恐惧，她当即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从容就义。

林昭被处决后，30日下午二时，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林昭家门前，有人呼叫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应声开门。来人说：“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母昏厥于室内。令范交了子弹费，询问：“尸体现存何处？”来人拒不回答，扬长而去。

1980年12月11日，随着全国右派的改正，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布为林昭平反。

2000年4月22日，林昭的亲友同学五十六人为她举行骨灰安葬仪式。墓地在苏州灵岩山南麓。墓碑后面刻有林昭1964年2月写下的遗言：“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10 中苏两大党由盟友变成仇敌

1957年是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赫鲁晓夫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庆典的机会，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高级会议，确立自己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他需要得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支持。

这年6月18日至22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刚诺维奇等召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以7:4的多数，通过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由莫洛托夫担任第一书记，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表示，根据党章，主席团无权撤销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他得到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朱可夫调动军用飞机几小时就把外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在22日至29日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得到了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形势直转急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刚诺维奇成了反党集团，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赫鲁晓夫化险为夷，专门派米高扬来到中国的杭州拜会毛泽东，通报苏共党内发生的变化，得到了毛泽东支持赫鲁晓夫的保证。为了投桃报李，赫鲁晓夫同意苏联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导弹和新型歼击机的研制。米高扬走后，聂荣臻副总理与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进行了会谈。7月27日，苏联政府同意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去苏联进一步商谈。毛泽东和周恩来派聂荣臻、陈庚、宋任穷到莫斯科，同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正式谈判，历时三十五天，于10月15日双方达成协议，签定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毛泽东接到了赫鲁晓夫的邀请信，希望他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典并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毛泽东欣然接受了邀请。

11月1日，苏联政府派来迎接毛泽东的专机，当时苏联最为豪华气派的“图—104”客机。二日上午八点。毛泽东率代表团启程。代表团团员有：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郭沫若、乌兰夫、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飞机升空后，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

尤金知道毛泽东又要讨论哲学问题，微笑着说：“那好吧，争取及格。”

毛泽东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

尤金大使被问住了，说“哎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直视舷窗外的漂浮的白云，一副令人莫测的哲人形象，停了几十秒才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请你鉴定对不对？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太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否定之否定。”同机的代表团成员都笑了。

尤金博士连声说：“妙！妙！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这段插曲过去，翻译李越然给毛泽东递上一份文件，这是中央办公厅为毛泽东准备的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稿。毛泽东翻阅了一下，把杨尚昆叫到跟前问：“尚昆同志，在机场必须讲话吗？”

杨尚昆说：“做个准备吧。如果赫鲁晓夫同志致欢迎词，主席总得讲几句，礼仪上才对等。”

“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

“那当然是可以的，我们遵主席指示，已把您要求简化礼仪的意见告诉了对方，也许主客双方都不讲话。”

“好，做个准备。”说罢毛泽东把讲话稿装进了衣袋里。

飞机在伊尔库茨克短暂停留，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前来欢迎。

莫斯科时间下午三点多钟，“图—104”专机在伏努科夫机场平稳降落。赫鲁晓夫率领几乎所有的苏联党政军显要人物来到机场欢迎毛泽东。先期到达的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也来了。

毛泽东沉稳地戴上礼帽出现在机舱门口，面对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然后，从容地走下舷梯

赫鲁晓夫热情地迎上前去，稍后跟着胡志明。当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热情拥抱之后，第一句话说：“感谢你能够前来参加莫斯科会议。”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能亲自前来捧场，是对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盟主地位的一种承认，一种支持，内心十分满意。

“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毛泽东的回答不是普通的应酬，是话里有话的。那时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即是要‘重新肯定’暴力革命的道路，这既是对十月革命的颂扬，又是对赫鲁晓夫的批评、

赫鲁晓夫心里明白，但不能反驳，作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东道主，能说十月革命没有普遍意义吗！只好随声附和一句：“你说得很对。”

胡志明上前与毛泽东热烈拥抱、胡志明会说中国话，两人交谈用不着翻译。

然后，在赫鲁晓夫的介绍下，毛泽东与伏罗希洛夫以下的苏方领导人一一握手见面。

在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导引下，毛泽东由赫鲁晓夫陪同，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同志们好！”毛泽东用湖南高腔向肃立的仪仗队答礼。

“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虎虎生威，用俄国话向毛泽东三呼万岁。

行礼如仪，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上了第一辆“吉斯牌”轿车。这种车的底座同卡车一样大，很宽敞，在前排和后排之间设有一排活动椅，翻译李越然和卫士长李银桥坐在这里。坐在后排的两位领导人交谈时，李越然要侧过身来帮助他们沟通思想。司机旁边坐着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局副局长谢尔巴阔夫，他是中国领袖的苏方卫士长。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宋庆龄还是副团长，他们两位不是共产党，但长期与我们党合作，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希望安排他们参加一切会议，在接待工作中，尤其要给他们应有的礼仪和尊重。”

毛泽东带了两个非共产党员，出席世界共产党的高峰会议，这件事是很出格的。如果斯大林活着，毛泽东是不敢也不会这样做的。如今他这样做，就是要显示中国党和毛泽东本人地位和身份的特殊。赫鲁晓夫认为，由他召集、主持的世界共产党人会议，毛泽东能屈尊而来就是对他的支持，就是他政治上的一个胜利，绝不愿意在出席会议人员资格问题上和毛泽东闹别扭。所以迎合着毛泽东的意思说：“宋庆龄是孙逸仙的夫人，我们知道她在中国有很高的声望，我们安排她住在克里姆林宫，还为她专门配备了卫士长，设了她的专门餐厅。我知道她喜欢吃甜饼子。”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那好。感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

汽车驶入莫斯科市区。毛泽东见高楼林立，市民熙来攘往，以赞许的口吻说：“从人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很愉快。人们穿着不错。看得出这几年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的进步，成就不小。”

赫鲁晓夫听了很高兴。

汽车在克里姆林宫停下来。苏方把最好的房子：当年沙皇的寝宫留给毛泽东住。为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搬掉了俄国皇帝的龙床，换上了木板床，卫生间临时改装了蹲式便池。

11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应邀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在一般地赞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光荣历史之后，他有分寸地说了一段话，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斯大林、击败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撤销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等重大问题，表示赞同与支持。他是这样说的：

苏联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保证了苏联人民的建设事业不断地取得胜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所提出的奋斗纲领，就是一个范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服个人崇拜，在发展农业，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在扩大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机构的权限，在反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在改善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工作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明智措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毛泽东的演说数次被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所打断。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的正日子。毛泽东作为主宾在赫鲁晓夫的陪同下登上红场的检阅台。与各个国家、各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一起，检阅阵容强大的苏联武装部队。晚上，出席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1月14至16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在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他们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越南劳动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

会议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举行。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在14日和16日两次发表讲话。

论赫鲁晓夫的资历、功绩和威望，是不具备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条件的；但他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正所谓“萝卜不大，长在背（辈）上了。”这就需要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党出来讲话，需要毛泽东这样在共产主义世界有崇高威望的大党领袖出来讲话。根据赫鲁晓夫的请求，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就提出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

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目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第一，现在承认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斯大林在世时以“老子党”自命，随意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撤换兄弟党领导人，东欧各党深受其害。斯大林去世后，苏共继承“老子党”的传统，继续对兄弟党颐指气使。又加深了裂痕。哥穆尔卡是波兰党的老资格领导人。1942年1月在反对法西斯占领军的斗争中，重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任总书记。后因于1947年4月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被苏共和斯大林视为异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1948年8月31日至9月3日波党中央举行全会，解除了哥穆尔卡的总书记职务，后又将其逮捕监禁。斯大林逝世后，1954年12月哥穆尔卡出狱。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波党召开四中全会，决定恢复哥穆尔卡的党籍。10月17日波党政治局根据广大党员和波兰人民的要求，决定第一书记奥哈布让位，拥戴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10月19日，波党十届八中全会决定撤销罗科索夫斯基波军总司令和波党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罗科索夫斯基是波兰人，入了苏联国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被斯大林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罗氏被安排在波兰位居要津，露骨地表明了苏共控制波兰的意图。赫鲁晓夫怀疑哥穆尔卡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于波党八中全会的当天，率领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刚诺维奇和华约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乘飞机抵华沙。在空中盘旋两个小时，机场才开放准予降落。与此同时，科涅夫调动驻波的苏军坦克部队向华沙开动，下令苏海军舰队驶入波兰领海，向波党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行了干预。毛泽东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到丰泽园，他穿着睡袍出场宣布：“如果对波兰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尤金大使紧张地出汗，连说“是，是。”回到大使馆就给苏联外交部发了电报，赫鲁晓夫只好让步，与哥穆尔卡进行了会谈。赫鲁晓夫强调：“波党政治局如果没有罗科索夫斯基，等于向全世界宣布取消苏波友谊。”哥穆尔卡说：“我们声明，对国内形势作出评价的只有我们，也只能是我们，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感觉到人民的情绪。”赫鲁晓夫碰了钉子，悄悄地撤回部队，于10月20日回国。波党中央选举时，一致推选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落选，未能进入政治局。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在十三个兄弟党会议上，哥穆尔卡坚决反对“以苏联为首”，而对毛泽东有特殊友好的感情。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应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去做客。二人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哥穆尔卡最后被说服了，他说：“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帮了苏联和赫鲁晓夫的大忙，把“以苏联为首”的问题定了下来，并写进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文字上是这样表达的：“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共产党没有签字。南共领袖铁托没来参加会议，派第二号人物卡德尔前来考察动态。所以发表宣言时签字的是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毛泽东根本没有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他不出来争帅旗，主要是中国力量太弱，他有这个自知之明，就像他劝哥穆尔卡时所说：“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但他认为就个人的才能和禀赋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军事、政治经验，赫鲁晓夫是无法和他相比的。有一次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用餐，席间闲谈时说：“毛泽东同志，你大概看过有关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打仗，卫国战争的胜利跟他没有关系，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受一次次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专心致志地夹菜吃饭，咽下一口食物，抬起眼皮对赫鲁晓夫说；“我愿意和你们哲学界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赫鲁晓夫竟然没有听出弦外之音来，接茬说：“这好办，我们负责安排。”

细心的读者会看出来，毛泽东在14日会议上提出“以苏联为首”。对这个“首”，他是下了明确定义的，这就是：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原来，为首等同于“召集人”，不是任何政治上、军事上或思想上的领导作用。毛泽东心里的算盘是：会议由苏共召集，其人格化的表现即赫鲁晓夫召集；主意由中共拿，其人格化的表现就是毛泽东拿。社会主义阵营一旦有事，你召集会议，我来拿主意。在中国国力没有赶上和超过苏联以前，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争取的就是这样一个名义上的二把手，实际上的一把手地位。所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有所让步，有所坚持。“为首”问题他主动让一步，在“和平过渡”问题上毛泽东局限于自己暴力革命的经验，无视西欧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在和平改良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列宁教训第二国际的咄咄逼人的姿态，挑起了争端。

在起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宣言时，苏共提出的草案沿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只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把“和平过渡解释为“在议会中争取多数，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人民政权的工具。”毛泽东认为和平过渡在历史上没有先例（毛泽东孤陋寡闻，他不知道和平过渡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观点，瑞典模式是和平过渡的样板，瑞典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即通过选举参加联合政府，1920年开始单独执政，并连续四十四年保持了执政的的地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果争论，做了两处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二是争取议会多数的同时，还要展开议会外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对势力的反抗。这一场斗争，毛泽东在幕后领导，是由邓小平出面和苏斯洛夫折冲交锋的。苏方妥协做了修改，毛泽东寸步不让，又指示写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实际是批判了苏联的观点，作为备忘录，交苏共中央存案。

11月16日至19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18日会议上发言。因为各党代表团全体出席，格奥尔基大厅有几百人，发言者都是登上舞台站立着面向群众讲话。毛泽东却坚持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即席讲话。赫鲁晓夫认为这又是一件不尊重会议主席、不尊重与会者的很出格的事情，但他无可奈何。开头毛泽东解释了几句，说他前几年患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两年好一些，但站立讲话有些不方便。这完全是一种托词。就在这年夏天，他还在中南海游泳，怎么会不能登台发言呢？他要在这些小地方，显示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主持会议的赫鲁晓夫自然不敢勉强毛泽东，任他坐而论道。于是，毛泽东口似悬河，开始了他的哲学漫谈，毛泽东讲话不愿意念稿子，尤其不愿意念秘书班子写的稿子，他愿意周密地思考之后，讲自己想讲的话。他是个思想深刻、语言锋利的政治家，他的漫谈有征服人的魅力。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说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赫鲁晓夫通过翻译琢磨毛泽东谈话的含义。这不是说我赫鲁晓夫犯了错误或可能犯什么错误呢，需要他毛泽东帮助呢？再往下听，还有更厉害的，只听毛说：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的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9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8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7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6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10%、20%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几个人谈判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要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赫鲁晓夫越听越嘀咕。你毛泽东把在这个大厅开会的共产党人，分成了各种成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你毛泽东是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赫鲁晓夫是什么成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呢？是90%还是80%，还是成色更低些呢？如果是测量金子纯度的话，那么，谁是拿着试金石的金匠呢？看来毛泽东把自己看作是金匠，他要对各国共产党领袖，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杂质，作出评定。你毛泽东提议“以苏联为首”，一个成色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当“首”呢？赫鲁晓夫自愧弗如。比如关于纸老虎的论断，毛泽东说：

1946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时谈到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号称强大的反对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在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候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可不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毛泽东这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解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解说战略和战斗、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使那些理论修养不足的领导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外国人不会讲“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感受。许多第三世界的党的领导人，把毛泽东当作当代的列宁。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毛泽东作了一个夸张地、极端地估计：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要设想一下，如果要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说是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说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作为一个完整的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话原是无懈可击的。已经感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盟主地位受到挑战的赫鲁晓夫，会后在与人交谈中多次攻击毛泽东“好战”，“要把世界上的人口消灭一半”，讥笑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由于语言、思维方式和文化素养的不同，也有些领导人没有完整地理解毛泽东讲话的意思，抓住几个片断，几个论点，觉得毛的东方式哲学不好理解。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毛的讲话，反对的、摇头的都有，但多数人是尊崇的。

毛泽东最后说：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们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至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至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没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是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注：英共主席）高兰（注：英共总书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英国现在年产二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钢，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散会时，毛泽东起立，大家才起立。但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站在那里不动，让毛泽东先走。毛泽东礼让赫鲁晓夫先走，赫鲁晓夫看到与会者对毛泽东的敬重，身不由己地后撤一步，坚持让毛泽东先走。毛泽东以个人传奇般的经历，以泱泱大国的领袖地位，以渊博的学识，以无与伦比的领袖风度，成了这次共产会盟的中心。赫鲁晓夫对此是不能忍受的。宣言上“以苏联为首”，会场上以毛泽东为中心，共产主义阵营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毛泽东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回到了北京。这次共产主义世界群英会他独领风骚，使赫鲁晓夫相形见绌。他感到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非毛润之莫属。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使他感到力不从心。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在莫斯科得到的印象，亚非拉美的共产党，有他的崇拜者，他们觉得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比马恩列斯那些宏篇巨着更适用，更解决问题。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但他又想到，光有理论指导。没点武器物资的援助行吗？看来按照常规走路发展经济是不行了，得想个办法。于是他想出了发展经济的新路子，这就是“大跃进”。毛泽东在莫斯科亲自审定《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于1957年11月13日发表。在这篇社论中不指名批评周恩来“害了右倾保守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提出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后来的中苏论战，不是苏联欺负了中国，不是赫鲁晓夫欺负了毛泽东，是毛泽东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地位蓄意挑起来的。赫鲁晓夫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一反斯大林在世时那种居高临下、颐气指使的姿态，谨慎、谦和，甚至有些低首下心。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坚持要中国接受不平等的合营公司等等，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在发展核武器和军事工业方面派遣专家提供技术。两党两国关系中出现任何问题，通常都采取了个人协商的态度，扑扑风尘，来中国会晤毛泽东，沟通解决。共产会盟八个月以后，中苏蜜月就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竟然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在自己的私人游泳池与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被接来时，只见毛泽东穿着游泳裤，披一件毛巾浴衣，悠闲地吸着烟，像罗马国王召见从属国使臣一样。这与去年冬天共产会盟时，赫鲁晓夫给予泽东的破格礼和尊重有天壤之别。这种故意激怒和挑衅的做法，就是要恶化中苏关系，并且逼着对方先翻脸。赫鲁晓夫于八月三日离开北京回莫斯科。在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汇报中国之行时，他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都不理解我们的盟友：一个我已经觉察到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人。”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藉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合同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举极大地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苏破裂成了不可挽回的事情。

毛泽东要仿效列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第二国际决裂，另立山头，组织第三国际的做法，把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搞臭，使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他高扬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开始了与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争夺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后，苏联的外交和内政开始了重大调整，赫鲁晓夫在外交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避免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在内政上提出了建立“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淡化国家政权的专政色彩和党的阶级色彩。毛泽东把苏联的这一政策转变概括为“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

那时候，在中共党内，悄悄地、半公开地制造一种舆论：革命中心转移论。据说十九世纪世界革命中心在德国，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俄国，这以十月革命为标志，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成为世界革命的指挥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革命中心在从俄国向中国转移，“三和两全”的路线标志着苏联的变修，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扑扑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使这种转移得以完成。

1960年是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在毛泽东的导演下，中国比苏联更热烈地纪念起列宁来。1960年4月连发三篇重头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和《列宁主义万岁》。拉开了全面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序幕。

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的来信。4月3日，毛泽东带病在丰泽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与苏共翻脸。4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从此，两党争论就在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化了。6月17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把中苏大论战推向了新的高潮。

尽管中国共产党反修高调义薄云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十分孤立，各兄弟党谁也不愿意为了给毛泽东捧场与苏联闹翻。只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因与苏联有过节发出几声微弱喝彩。为此，毛泽东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明灯”

为了维持阿尔巴尼亚这盏明灯不灭，据前中联部部长耿飙透露：1964年—1970年中国给了阿尔巴尼亚无偿援助九十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亿。等于给阿国二百万人口发了一个四千元的红包。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中说，1962年他来中国要求粮食援助，先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李强说中国有困难；后来找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才解决了问题。怎么解决的呢？中国向加拿大购买了一批小麦，几艘装满小麦的中国货轮正在太平洋驶往中国的途中。北京一道命令，货轮改变航向，掉头驶向地中海，绰绰有余地满足了霍查的要求。毛泽东常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为了听霍查的一声鸡叫，几百万吨粮食就这样撒出去了。而这时的中国，大跃进成了大跃退，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与苏联叫板，在亚洲竟没有一个支持者，这使毛泽东感到难堪。他想到了越南，想到了胡志明，1950年至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十一万六千多支（挺），火炮四百二十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讯器材和工兵器材等，1956年，中国刚刚定型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在中国军队尚未装备的情况下，优先援助越南五万支。1969年，生产了重型舟桥。也首先援助越南。从1953年至1963年，中国还为越南组建六个高炮营、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歼击机团，补充了轻武器、汽车和通讯、工程及观测器材等武器装备。为了在越南南方开展游击战争，中国又援助越南九万支（挺）步、机枪。这份战斗情谊胡志明不应该忘记。为了叫越共和胡志明响应他那封回答苏共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他派邓小平带着文稿和向越南提供二百亿元人民币的承诺去了河内。这二百亿在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1963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当年财政收入的60%。胡志明还是不愿意得罪老大哥，他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办？”这次没有买动越共，毛泽东认为中苏斗争是长期的，继续在胡志明身上下功夫。毛泽东亲口告诉胡志明“我们是一家子，要让给人，要物给物，要多少给多少。”

越南提出缺少救治伤员的血浆时，毛泽东批示：“人命关天，拟援助二百万毫升。”周恩来总理责成卫生部、铁道部迅即落实实施。经卫生部、铁道部及越南驻中国大使馆三方协调，最后决定，在与云南河口接壤的老街市办理这批特殊援助物资的交接手续。则可以以水运方式把援助物资送往河内。铁道部反复论证，决定把这批特殊援助物资的始发站定在杭州。届时将装载援助物资的代号为“663”的车厢挂在上海开往昆明的79次特快列车上，直接运往昆明。然后运往河口中越边境政府。这不像小麦可以进口转送，这是从大饥荒之后的幸存者身上一管一管地抽出来的。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接待了胡志明。一见面，胡志明掏出一张在越南北方修建公路的草图，要求中国帮助修筑。毛泽东一口答应下来。越南北方十二条主要公路，中国援建的七条。八万工兵带着机械油料干了三年，吃中国的饭，给越南干活，那真是无私援助。为了在北部湾海上对敌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还轻率点头把隶属海南岛的白龙尾岛“交给越南北方使用”。该岛居住着二千名中国人。周围海域有一大片资源丰富的油气田。至今年深日久，白龙岛的主权归属产生了歧义。（见香港《开放》杂志1996年11月号）就是这样，“同志加兄弟”的友谊也没有维持住，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黎笋立即倒向了苏联。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不死，反而认为这是转移人民视线、摆脱个人困境的出路。1961年后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十三亿七千万元，连同前三年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二十三亿六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十八亿七千万元，援助非洲国家部分为五亿元。他所期望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一个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并没有形成，他连个世界革命领袖的虚名都没买到。这些受惠国只承认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坐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名为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二十公里处，自南向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在中朝蜜月期，朝鲜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祥地，希望中国人党能理解朝鲜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毛泽东大手一挥就把天池切了一半（一说53%）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捎带送了出去。朝鲜立即将白头峰改名“将军峰”。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的红卫兵在中朝边界上架起高音喇叭高呼“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时，金日成下令砸了志愿军烈士陵园，也在边境上架起高音喇叭，高呼“金日成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为了当世界革命领袖，毛泽东干了多少蠢事啊！

正当毛泽东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找不到忠诚的拥戴者和追随者而满腹惆怅的时候，1967年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西部杀得兰县点燃了农民暴动的星星之火。波尔布特于1952、1957年两次秘密前往中国南方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游击战的训练，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1970年3月18日，金边亲美的郎诺集团，趁西哈努克国王访问苏联时刻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除国王，成立柬埔寨共和国。按预定日程，西哈努克下一站是访问北京。19日上午，西哈努克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当亲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出机舱时，举目望去，机场上彩旗飘扬，仪仗队肃立，少年儿童手举鲜花，周恩来在众多官员簇拥下已迎候在机场，依然是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西哈努克着实受了感动，与周恩来拥抱时眼里噙着泪花。

在机场贵宾室里，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

西哈努克慷慨激昂：“我准备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从此，西哈努克亲王成为毛泽东手中的一张王牌，毛泽东开始导演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原来碍于西哈努克的情面，不好意思公开支持波尔布特推翻王国政府，如今好了，美国背景的郎诺集团夺了权，红色革命可以放开手脚地干了。波尔布特作为柬共最高领导人仍神秘地在幕后指挥，三月底由乔森潘发表声明，宣布毫无保留地支持西哈努克亲王3月23日子北京发表的《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柬埔寨左派力量集合到了西哈努克亲王举起的抵抗旗帜之下，乔森潘等柬共领导人成为第一届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红色革命。

1970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撤出入侵柬埔寨美军，实行“战争高棉化”的战略方针。

在中共和越共大力支持下的柬共武装力量与受到美国支持的郎诺政府军对垒，战争打了四年，柬共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节节胜利，郎诺政权则进入了风雨飘摇之秋。

1974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西哈努克亲王、王国首相宾努亲王和柬共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

毛泽东对柬共领导人说：“你们对两位亲王，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

乔森潘回答：“我们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

西哈努克隐含深意地插话：“主席阁下是指将来。”

英?萨利补充说：“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除任何阶层，要把大家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要排除郎诺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他转而面向西哈努克和宾努：“你们两位亲王也不要打倒他们。”他风趣地一指乔森潘和英?萨利。“他们是共产党，亲王代表另一个党，两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郎诺反革命党。”

西哈努克表示：“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真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他们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实际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以后不会发生动乱，我们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

毛泽东幽默地插话：“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

英?萨利以无比敬仰的神态说：“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历体会。”

毛泽东指示说：“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倒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十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是正规军。要减租减息，要给农民土地。可以没收买办资本，但不要忙于没收民族资本。不仅要让富农和你们站在一起，和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

这次接见以后，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尔布特发出了总攻的动员令。4月17日解放金边。毛泽东随后发去贺电，宣称：“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共同前进。”

柬埔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毛泽东幽默的谈笑间完成了。新的国名是“民主柬埔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波尔布特亲自前往北京朝觐毛泽东。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波尔布特，给他的建国真言是：

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的口号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丹童：《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

柬共夺取政权后的一切举措，无不打上毛泽东的“左”的印记。中国银行帮助柬共设计印制了建国后流通的货币。波尔布特竟拒绝使用。当着毛泽东的面，他表示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

回国以后，波尔布特为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真正解决“在平等的口号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问题，柬埔寨政府立即宣布取消货币，关闭市场，全国实行供给制。更可怕的是他用消灭城市的方法消灭城乡差别，把三百万城里人包括西哈努克的子孙亲属、佛教僧侣、大学教授都赶到乡下务农，捣毁电视、冰箱、汽车和高档家具。数日内全国城市都成为死寂的空城。但另一方面，他感受到了中南海的气氛，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要保证高级领导人的“无产阶级法权”。他自己搬进了靠近独立纪念碑的一幢豪华别墅，油料高级轿车，以及前呼后拥的卫队和服务人员。农谢、英?萨利、乔森潘等也有了豪华的住宅。

下放到城里人在政治地位上比当地农民低，被称为“新生者”。按军事编制，分开男女，住进各自的营房，夫妻一周团聚一次。晚上有民兵持枪巡逻，遇有反抗逃跑者，轻则毒打，重则枪杀。按照柬共中央文件，在农村每三十到四十户办一个集体食堂，十人一桌，饭菜定量。农民饲养的家禽家畜，种植的瓜果蔬菜，全归集体所有。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柬埔寨，历来盛产瓜果，革命成果后，老百姓吃个水果成了很大的奢侈。1977年8月，波尔布特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四年计划”的报告，走集体化、合作化道路，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他描绘的宏伟远景是：“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粮食、钢铁生产指标都定的很高，根本完不成。于是虚报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是集体食堂难以为继，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的悲剧在柬埔寨重现了。

波尔布特的倒行逆施，首先引起柬共与西哈努克的分裂。柬埔寨立国宪法是张春桥起草的，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保留西哈努克为国王，内阁掌实权。但经波尔布特的修改，宪法丝毫没有提到君主制和国家元首。1976年1月3日，西哈努克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对新宪法表示“由衷的满意”，接着提出了辞呈。波尔布特在核心会议上说：“西哈努克、他的妻子和革命之间形成的阶级矛盾，他不再与我们同路了。”

波尔布特又制造舆论，说“党的机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尚不能确定。”他给出数字，全柬埔寨有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十四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一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在柬埔寨拉开帷幕。

许多原来与柬共合作的西哈努克的部属、柬共高级干部以“叛国”、“反党”罪名被捕入狱，关押在金边东北郊的图士伦，代号为S—21在这里关押的二万人中，只有六个人生还，其余全部被处死。肃反扩大化，导致内部分崩离析。1977年6月9日，波尔布特下令，处死了第四号人物宋成，他的妻子云亚和九个孩子。柬共再也不能容忍这个暴君了。13日宋成的部下进攻波尔布特总部，18日波尔布特向反叛的部属投降。

1977年7月25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举行公判大会，以谋杀、虐待和腐败罪，判处波尔布特终生监禁。1998年4月16日，波尔布特因心脏病死去。

1979年1月7日晚上，越南军队攻克金边，“民主柬埔寨”灭亡。柬共掌权三年零八个月，六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柬埔寨非正常死亡人口近三分之一，达二百万人。

毛泽东的忠实学生波尔布特所领导的这场袖珍版的全景式革命，无论是成就还是错误，都带有深刻的毛泽东的印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波尔布特打下了天下，他耳提面命告诉波尔布特如何走社会主义的要言妙道使波尔布特把天下坐塌。

11 周恩来被剥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权

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经过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已被制服，没人再敢多嘴多舌。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统一全党干部的思想。从北京的中央机关、国务院，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到一百八十多个地委和专区，到二千多个县委县府，到八万多个乡镇和七十多万个农业合作社的党政领导，要用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从上到下把大家统一起来，依靠各级党政机关再去发动和组织亿万人民，鼓足干劲，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限，这个力量是可以移山，可以填海的。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这就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务实的周恩来总理有经邦济世之才，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主张尊重经济规律，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稳步前进。他的主张又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不把这些人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

继1957年8月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住1958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会议，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批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全党推行开辟了道路。

在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上，毛泽东下令将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周恩来主持定稿经过政治局批准发表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反冒进的罪证，并选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作为批判的武器，一并印发给了与会者。

《登徒子好色赋》是古代词赋家宋玉先生的一篇着名作品。大意说，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说：宋玉长得漂亮，口齿伶俐，又性好色，请大王不要让他出入后宫。楚王实之宋玉，宋玉奏对：“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词，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并举事实为证：“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女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而登徒子的妻子，秃头，呲牙。驼背，满身疥癣，还有痔疮，这样一个丑陋不堪的女子，登徒子与他生了五个孩子，大王明察，究竟是谁好色呢？毛泽东发思古之幽情，是把周恩来比作华言喧听、并无真才实学的宋玉，说反冒进所用的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诡辩。

周恩来因有外事活动，于13日到达南宁。在16日的会议上，大庭广众之前，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指点着周恩来：“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只能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在众多高级干部面前，与周恩来摊牌。与会者得到的暗示是柯庆施可能要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周恩来顾全大局，1月19日晚上作了检讨，承认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2月18日，陈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时，毛泽东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加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加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加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与闻，事后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是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这等于说周恩来要夺他的权。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到成都会议（3月9日至26日）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还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话的说法当然有毛泽东的风格：

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把我画得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共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相结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好。

按实际身高，斯大林比毛泽东略矮些。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在条约上签字，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一大批中苏高级官员在条案后站成一排，摄影师拍照，待要按快门时，斯大林机警地向前迈了半步，这样照出像来，毛泽东和斯大林不相上下。中国画家是根据这个画的，两位领导人的身高谁也没有去量过。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是马恩列斯毛，把毛列在第五位，毛泽东则多次公开讲话，要求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如今斯大林去世了，毛泽东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新的信息，借批评那位画家，批评党内同志不敢把他捧上斯大林那样高或比斯大林还要高的政治地位。谁要是反对个人崇拜，轻则是屈服赫鲁晓夫的压力，重则是“要求崇拜自己”。

柯庆施扮演新一轮个人崇拜的头羊，他竟然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其他人也跟着吹捧毛泽东，新一轮个人崇拜开始升温。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九百七十九人，列席代表三百八十九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的省委书记、大企业的党委书记。这次会议，正式宣告大跃进开始。

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基调，报告认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报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恩来当然知道，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公开检讨，等于公开宣布取消自己的作为国家总理领导经济建设的资格。为准备这次检讨，他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在中央领袖集团中，周恩来是极少数的几个和毛泽东共事到底得到善终的人。他太了解毛泽东的为人了。他知道进入北京以后，与毛泽东作为同志和战友的关系已经结束，而开始了一种君臣关系。令由毛出，事由周办。虽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伴君如伴虎，随时可能被虎伤害，他得慎之又慎。在他面前摆着三条路：眼看整个国民经济像野马一样狂奔，凶险是可以预计的，作为总理，应痛切陈词，说服毛泽东，但好心不一定被理解，自己很可能成为一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的代表，毛泽东已经说“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并几次讲到准备党的分裂，就是表示一意孤行到底的决心。这条路是不能走的。一条是辞去总理职务，不做违心检讨，让历史证明谁是谁非。这样做等于和毛泽东摊牌。毛已经有了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能量，党内希图通过拥毛捧毛得宠高升的人大有人在。这样做，自己错了要被打倒；如果对了更要被打倒。最后一条路就是违心检讨，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紧跟毛泽东，保持路线、政策的一致。将来出了乱子，我再出来承担责任，收拾局面，把毛泽东放在永远正确的第二线。周恩来的思路定在第三条上。他把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总理兼职秘书范若愚找来，夜阑人静之后，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说得很慢，有时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中间陈云来了一次电话，二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打完电话，周恩来说得更慢了，足见其内心的矛盾冲突何等激烈。

检讨稿写出来后，周恩来又细细推敲修改，然后打印清楚，送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过了几天。稿子退回来了。毛泽东把一些过重的话删掉了，有些话改轻了，把问题的性质限制在认识的范畴以内，好像毛泽东并无撤换总理的打算。周恩来理解，毛泽东这次逼他检讨类似七届四中全会让刘少奇做检讨一样，毛认为这对于巩固他的领袖地位是绝对必要的。只要刘、周挂不起帅来反对他，全党都只能跟着走。对，一块儿对；错，一块儿错。

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下，周恩来走上怀仁堂的讲台、他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中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正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现在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建设社会主义，包含着目标和方法两方面的问题。也不要社会主义，是关于目标的问题。这样建设和那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关于方法的问题。前者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后者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矛盾。毛泽东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地方法，也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所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化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我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困难做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扩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底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建设规模的意见。就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最后讲话，坚定地肯定了1956年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前进和发展是总的趋势，指出必须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不要“促退会”。不久，党中央又根据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采取了积极的方针，在全国展开了增产节约的运动。这样，才扭转了形势，使1957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但是，尽管如此，如果那最近三年生产和建设的速度作一个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反“冒进”的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我国1957年建设事业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个事实，正是说明了两种方法造成的两种结果。大跃进从正面教育了我们，诚如少奇同志所说的，“正是由于这种反复，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正确性，就看得更清楚了。”

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了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的转折点。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会”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这样，才从整风和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党的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比光辉和无穷无尽的力量。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错误。

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

周恩来这个检讨发言，听起来真诚、朴实、自然，定性准确、分寸适度，上纲恰当。最后他说：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或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着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把毛泽东定格为“真理的代表”，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大大强化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的地位，赢得了毛泽东的欢心，检讨过了关。

随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作了检讨发言。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1958年5月25日召开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名，林彪晋升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党内盛传柯庆施将出任国务院总理、知趣的周恩来向毛泽东上了辞呈，彭德怀与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周彭的请辞报告。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直对周进行挽留，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由于周恩来检讨得“好”，毛泽东尊重常委多数的意见，没有撤销周恩来的总理职务。但他深知周恩来是个讲“良心”的人，依靠一个讲良心的总理是不能完成大跃进的历史任务的。据胡乔木回忆：

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质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是管家人，知道1955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7%，基本建设却要翻一番，增加100%，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周恩来说服了刘少奇和政治局的多数，把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二百亿元减少到一百四十亿元。这才勉强把日子过下来，没出大乱子。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确认了反冒进的方针，周恩来把基建投资预算从二百四十三亿元削减到一百一十一亿元，减幅为54%，这才使1957年成为建国以来少有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年。

有这样务实能干的“贤相”本是毛泽东之福，但毛却认为周恩来妨碍了他。这时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以便手里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支援世界革命，使自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他要亲自挂帅到第一线来领导工农业生产，组织和指挥大跃进。既不能搞大动作撤换周恩来，他搞了许多小动作把周恩来架空。毛泽东提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谭震林任副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0日，专门发了一个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毛泽东在文件中明确规定：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一同有检查之权。

毛泽东写完这段话，又写一批办笺：“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阅，小平办。”毛改变了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把周恩来排在了彭真后面。彭真不是常委，协助邓小平管书记处，是个没有名分的副总书记。这个名单排列表明，周恩来降格了。

这样一来，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毛泽东亲临第一线，直接指挥那五个小组，组成了“政治设计院”，自兼“院长”，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果然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只要他一句话，各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就闻风而动干起来。这就是大跃进的领导体制和指挥班子。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九条发明了“生产计划两个两本账”的跃进工作法。“中央两本账，一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地方”当然是指省市自治区一级，地、县、乡三级怎么办呢？按照这个模式来套，计划就浮夸得没有边了。

对于两本账工作法，中央财政部党组1958年5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是这样理解和贯彻执行的：“这种方法，就是先定第一本账，组织一次平衡，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突破第一本账的收支标准，打破第一次平衡，编制第二本账，组织第二次平衡。这种计划的方法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提出来的，它是我国计划上的一次革命。”所谓“放手发动群众，挖掘潜力。……组织第二次平衡”，实际上是不顾财力、物力的条件，留下很大的缺口，硬干、硬上，干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两本账工作法是给浮夸、虚报、造假披上计划革命的外衣，使高级干部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吹牛撒谎。

根据两本账工作法，毛泽东亲自挂帅的“政治设计院”运作起来了。

六月中旬，李富春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要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钢产量，周恩来2月18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是达到一千六百万吨，如今李富春提出的指标是六千万吨，翻了四倍。他还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打开眼界。”

6月16日，李先念送上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财政收支的预算。第二个五年的财政收入，初步框算为四千亿元，每年平均递增33.8%。支出初步框算，为四千三百四十亿元。与收入差三百四十亿元，可以在动用预算外收入和仔细核算过程中解决。支出中，基建投资为三千零五十亿元，占全部支出的70%以上。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

6月17日，薄一波向毛泽东送上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说1958年的国民经济，从上半年看全年，第二本账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这就使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对1959年的工业生产，估算工业总产值将比上年增长60～70%，钢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毛泽东阅后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二至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农业部也不敢落后，六月中旬送上报告，说“二五”期间农业方面的第二本账是：1962年粮食产量八千五百亿斤，按七亿人口计，每人一千二百斤，粮食作物总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棉花产量八千万担，平均每人十一点五斤，棉花单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大家畜计划发展到一点五亿头，猪五亿头到七亿头，羊二点三到三亿只。居然把第二本账毫无根据的空想当成了马上就要实现的现实。

1957年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时制定的1958年经济计划，其主要经济指标是：

钢：六百二十四点八万吨

粮食：三千九百二十亿斤

棉花：三千五百万担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靠边站，毛泽东亲临第一线主持党政合一的“政治设计院”，经过两本账的戏法，制定了1958年的跃进指标：

钢：一千○七○万吨

粮食：六○○○——七○○○亿斤

棉花：七○○○万担

钢产量1957年是五百三十五万吨，1958年指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恰好是翻了一番。

从决策翻一番的经过可以看出，毛泽东治国真如同小孩做游戏。据陈云回忆：“6月19日晚上开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注：冶金部部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日才决定搞一千一。”最后敲定1958年钢产量的这次会议，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王鹤寿关于钢产量的一些报告，也是绕过周恩来，直送毛泽东或经刘少奇转。

追踪这个热昏的决策，又追到了那个正在为当总理创造业绩的柯庆施。他是上海第一书记，还是华东协作区主任。据他在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华东五市（注：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钢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八百万吨。”柯庆施送来的“好”消息成了毛泽东的第三本账，既然华东可以搞到八百万吨，其他地方还不能搞三百万吨吗？！翻一番的指标是毛泽东的第四本账了。我们可以说，柯庆施误导了毛泽东，但是，难道不正是毛泽东误导了柯庆施吗？

封建王朝留下的谚语是：吴王好剑术，百姓多疮瘢；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好什么呢？他好的是高速度、大跃进、一年赶上英国。下边的各级干部在升官的巨大诱惑和保官的巨大压力下，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去创造奇迹，实在创造不出来，也得把奇迹编造出来，既然不能说办不到，就只好不讲“良心”说谎造假。

不整人无以立威，不提人没有干将。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和紧接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李富春等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王任重等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地方主管柯庆施、王任重、陶铸、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等捷报频传；中央部门中李富春、谭震林、罗瑞卿（庐山会议后，他荣升总参谋长）也相当积极。

为了把右倾保守（即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打下去，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和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告诉大家要从组织上准备和调整大跃进的各级领导班子。毛泽东点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作宾，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等，这些人都受到了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对省、地两级班子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打击有不同看法的人，提拔信用支持者，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压力与动力的支持下步步走向高潮的。

地方大员中迎合上意吹牛撒谎最不讲良心的要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村发展纲要》。规定黄河以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一百五十斤到1967年提高到四百斤；黄河以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二百零八斤到1967年提高到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粮食产量由1955年的四百斤提高到1967年的八百斤。这就是所谓的四、五、八计划。这个计划并不离谱，如果在十二年内扎扎实实地去完成，粮食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半以上，已经算是跃进了。河南地处中原，三种情况都有。吴芝圃在成都会议上说：河南一年之内就能实现四、五、八，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被毛泽东封为大跃进的先进典型，3月20日，毛泽东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在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农业纲要的重要一条是水利化。吴芝圃把河南水浇地面积虚报了二点四倍，也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说：“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吴芝圃本是河南省省长，把讲良心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提出的农业发展计划打成“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在5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点了潘复生的名，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的支持下，揪出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全省抓出“小潘复生”二十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十八人。提了一批以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为代表的没良心的“左派”，形成了河南大跃进的领导班子。八大二次会议还没开完，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知，任命吴芝圃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免去潘复生的职务，从北京揪回河南批斗。

对河南问题的处理把各省的第一书记骇了一身冷汗。谁要是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当了“观潮派”、“促退派”或“秋后算账派”，就要准备当潘复生，南宁会议时潘复生还是座上客，如今成了阶下囚；同时也提醒各省的二三把手，盯着第一把手，只要他讲良心，讲实事求是，你们升官的机会就到了，吴芝圃就是你们的榜样。于是，你左我比你更左，你说谎我比你更能说谎，你吹牛我比你更能吹牛的政治环境形成了。为了迅速筹集手里那一把米，把国外的鸡叫来，毛泽东要让国内人民做出最大的牺牲，他不仅需要一批敢于杀鸡取卵的根本，而且需要一批能够画饼充饥的干部。

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二千一百零五斤，这是全国第一个“高产卫星”，新华社广播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全国“卫星”齐放的局面。

6月11日，河北魏县，二千三百九十四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三千五百三十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四千三百五十三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四千四百一十二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四千五百三十五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四千六百八十九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五千一百○三斤。

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登载了着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他是看了遂平县连发两颗“丰产卫星”的消息撰写此文的。他说：“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就等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成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钱先生的文章影响了一大批醉心放卫星的干部，成为后来放亩产四五万斤的“科学”根据；连毛泽东也相信了钱氏的理论，相信亩产几千几万斤是真的。这篇文章对大跃进推波助澜，起了很坏的作用。

6月底，国家统计局在保定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提出统计工作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卫星”就放得更大了。

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

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蹵什克农场小麦亩产八千五百八十五斤，这是小麦的最高亩产量。

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亩产早稻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

8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亩产中稻四万三千零七十五点九斤。

8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应城百湖乡长春社亩产中稻四万三千八百六十九斤。

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六社亩产中稻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九斤。

9月5日，《人民日报》广东蒲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中稻六万零四百三十五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中稻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五斤。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中国市斤，十六两为一斤，所以还有十两四钱的小数）。这是水稻的最高亩产量。

这些高产卫星是怎样放出来的？我们解剖一个卫星就知其余了。

河南信阳鸡山公社的水稻，8月下旬基本成熟。公社党委于8月下旬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放出水稻高产卫星。公社党委认为，能否放出水稻高产卫星，不仅取决于党委的决心，而且也取决于党委一班人的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所谓统一认识、统一口径，就是对弄虚造假不能有任何怀疑，上级公布后不能说三道四）。共同欺骗上级、欺骗舆论，这作为全体委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放水稻高产卫星，必须要内定一个标准，经过党委研究确定，不能低于四万五千斤。28日晚，公社党委在新集大队召开放水稻高产卫星动员大会。公社书记要求参加放卫星的全体社员，要统一组织，听从社队干部指挥，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讲的绝对不讲，有说三道四者按右倾论处。29日早晨六时许，二百零五名社员，在社队干部的组织下开始收割水稻。30日下午，六亩六分三厘试验田及其周围总共四百三十多亩水稻都集中统一堆放在十三个打谷场中，日夜突击打场，9月1日中午十二点打收结束。然后过秤计算产量。过秤结果共打稻谷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斤五两。这本是四百三十六亩的产量，鸡公山公社党委将其认定为六亩六分三厘试验田的产量，(324375.5斤÷6.63亩 = 48925斤/亩)，得出亩产四万八千九百二十五斤的卫星记录。迅速向县委报喜；然后，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中央登报广播，宣布又一颗“卫星”上天。

脱离常识的造假是很难统一群众的思想的，总有一些人说长道短，这就需要借重于专政的威力。信阳事件后，陶铸、王任重前往调查，据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麦卫星，受打击的有一万多人，打跑七千多人，打死三百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

毛泽东对自己呼风唤雨造成的大跃进局面踌躇满志，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番话：

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底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如果今年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了，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二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把大话说出去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后果非常严重。当发现“卫星产量”都是假的，粮食根本没有增产的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决心按各省虚报的产量跟第一书记们要粮食，于是，省委书记逼地委书记，地委书记逼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逼公社书记，公社书记逼生产队长，交不出高指标的粮食，就说他们伙同农民瞒产私分了。这个反瞒仓私分，成为后来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12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在卫星竟放的高潮中，毛泽东南巡去也。

卫士长李银桥替他打点行装。毛泽东出巡，犹如孔夫子搬家—尽是书。根据需要，李银桥找人特制两个大木箱，分层次的，可以分门别类地把各种书装在一定的位置，到了驻地，又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把这些书摆放陈列起来，保证毛泽东随手可以找到要读的书，做到不乱不丢。这次出发，除带上毛泽东正在读的《三国志》、《楚辞》等史书外，还有冶金学、土壤学等。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出发，第一站到徐水。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陪同毛泽东视察。八月骄阳似火，毛泽东头戴一顶大草帽，走几步就汗流浃背了。步出车站，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个大标语牌，上面画的是徐水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平面规划图。县委书记指指点点，向伟大领袖介绍他们的宏伟构想。然后驱车来到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视察了农业社的幼儿园和敬老院（供养无子女依靠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毛泽东同老人们亲切握手问候。又看了农业社办的集体食堂，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新生事物之一。最后，张国忠领路，陪伟大领袖来看本县的杰作——丰产田。据几天后进行追踪采访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灈报道说：

大寺各庄的卫星山药更是花样繁多，毛泽东看过的一种粪堆形山药（地），是用粪和土垒起一个个堆堆，在堆堆上载满了秧子，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肥力厚实。还有毛主席看过的一条埂道上分别是种四行、八行和十二行的山药，过去每亩两千棵秧子的耕作方法发展到这里的每亩一万五千棵，计划产量是每亩20-100万斤。大寺各庄还有多样化的沼气山药（地）。用粪垒成堆堆，外面使土封实，土上栽满山药；堆顶上插一根竹管直通粪堆，从竹管上浇下水去催动肥料发酵并放出沼气，这样来养育土层和作物。或是用粪垒成一个圆锥形的宝塔，再沿着塔坡把土围成一层层环形的梯级，在每个梯层上栽种山药，这后面两种沼气堆的顶部，也都插入了浇水的竹管。此外，大寺各庄的多样化的沼气堆，现在已经发展到栽种徐水有名的大白菜，或者是栽种萝卜。所有这些利用沼气或不利用沼气的卫星作物，不仅粪大水勤，而且还施钾肥，喷磷肥和洒生长素，大寺各庄亩产百万斤的山药，甚至还浇狗肉汤。

看完亩产百万斤的山药地，毛泽东又来到了大寺各庄的七亩棉花地里。着名作家康翟的追逐报道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看过的三棵棉枝都绑上了红布。每亩四千棵，平均高六尺，谁看了都说那是棉花树。每棵平均果枝二十五个，花蕾四十五个；成铃最多的已达一棵一百一十个，眼前的情况就可亩产皮棉两千斤。但人们还要叫棉花长到八尺高，叫每棵长一百二十个棉铃，以保证亩产五千斤皮棉。这七亩地的耕作是有疏密对比和早晚对比的，还有搭起棚子，晚上在棚顶盖被单，棚底下用电灯光照明催生的一片。这里每亩施底肥五万四千斤；追磷酸钙一百二十斤；追硫氨四次，共用一百七十斤；追氮肥一次，生长素和钾盐各四次，喷磷四次，除虫七次，锄八次，浇水两次，整枝十八次。这片棉花已有中央和省的负责同志再三说过要赶快拍成电影。这片棉花将如许多人所说：今年秋后农业上不知道要出现多少吓人的高产怪事那样，会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康翟的报告最后说：

所有这些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和徐水的大面积丰产田连成一片，要把这儿的粮食亩产从去年的二百一十四斤提高到今年的二千斤。人民公社的建立和毛主席的视察，就是目前争取二千斤的足以使山倒海平的力量。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一个二分地的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可除了几万人大的人民公社，哪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办得到？

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到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这是当时在宣传工作上进行舆论导向的一篇代表作。毛泽东8月4日参观徐水，康翟紧跟着追踪采访，写成《徐水人民公社颂》于26天后，即9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如果河北省委和徐水县委弄虚作假露了底，毛泽东对看到的某些现象表示怀疑，表示不欣赏，有所制止，有所批评，有所纠正，报道的舆论导向就是另外一种精神了。《人民日报》这篇“本报特约记者”的报道告诉全国五亿农民和一亿城里人：徐水县的领导和农民所干的这一切，已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徐水的方向就是全国两千多个县的方向。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记载下了毛泽东与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一番对话：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二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

毛泽东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来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多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从此，毛泽东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着实发过一阵子愁：粮食多了怎么办？

事后查明，并不是徐水农民解放思想，有了冲天的干劲，创造了人间奇迹，完全是强迫命令弄虚作假。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十五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群众接受不了这种超乎寻常的胡闹，又怕张国忠手中的权力，于是采取办法抵制，在田边地头密植，在地中间稀植。但张国忠带来一班人马检查，结果有五位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被送到监狱劳改。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三个月就死了。有群众说，张国忠就是法律、为了弄虚造假不被揭穿，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三百五十八人。而张国忠认为，逮捕人能起作用，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徐水共逮捕四千六百四十三人。四千六百四十三人种有包括二名支部书记在内的三十一人死去。

毛泽东视察徐水之后，刘少奇为了表示紧跟。8月6日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率工作组来到徐水，给县委领导人带去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康有为的《大同书》，搞共产主义试点。

1958年9月15日，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宣布实行县社合一，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9月20日，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从9月份起，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农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八元，科局级每月五元，一般干部三元，平民百姓二元。同时宣布，对全县老百姓实行“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部由县里统一包起来。

于是，徐水这个不出名的河北小县，出了大名。当年先后有四十多个国家、九百三十多名外国人去参观；有三千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去“取经学习”。赫鲁晓夫知道后，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看个究竟。赫鲁晓夫听了记者的汇报后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

这年11月，县里筹款五百五十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们发了第一次津贴及部分生活用品。12月，又筹了九十万元，终因罗掘俱穷，点金无术，凑不起必要的款项，便挪用商业上的流动资金七百万元，发了第二次津贴和实物。实际是把县百货公司和供销社的东西给分了。这个共产主义的试点就这样夭折了。后来查明，那个棉花树是人工嫁接的；山药山是连夜堆出来的，山药只是上面几层，里面全是土疙瘩。

河南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发祥地。这给河南的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也给河南的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58年4月间，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有四个乡、二十七个小社合并而成，有六千多户，三万多口人。

1958年6月16日，谭震林副总理在郑州省委南小院会议室接见了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听完娄本耀的建社情况汇报，谭震林说：“你们这算啥哩？工农商学兵都有，这个部那个部不和中央一样了吗？再说政社合一，社也大了点。法国有个巴黎公社，他们也是工农商学兵都有，我看你们有点像巴黎公社。”

娄本耀根本不知道巴黎公社为何物，顺着首长的意思说：“对！对！俺们这个劳什子，也是公社。”

谭老板大跃进中头脑也热得厉害，听娄本耀一说，庆幸自己发现了新事物，睁大眼睛问：“你们真的是公社吗？”

娄本耀连说：“是哩，是哩，俺们是公社！”

谭震林欣喜地说：“你们这是中国第一个公社。”

接见完毕，娄本耀连忙给遂平县委打电话，办公室主任高运坦接的，娄本耀说：“中央肯定了我们是第一个公社。请你赶紧向蔡书记、赵书记汇报一下，让全县几个乡都挂上公社的牌子，尤其是嵖岈山卫星社要改成卫星公社，把牌子挂出来，后天新乡七里营的同志要去参观。”

谭震林回到北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为赞赏。

1958年7月16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文章写道：“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的把工（业）、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吴芝圃得风气之先，抢先在全省办起了大社。8月2日河南省委给毛泽东送上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情况的报告》，说：“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开始。小社并大社，自留地归集体。大搞公共食堂，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在城市街道居民中，组织生产、办工厂、搞集体福利事业。这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公社的雏形，但还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农场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在城市里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有的叫社会主义大家庭。直至《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同志所写《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证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后，才明确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向。”

毛泽东看罢河北的三个县，于1958年8月6日到了河南新乡，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吴芝圃、省委书记杨蔚屏、史向生前来“接驾”。

6日下午，毛泽东在吴芝圃等陪同下来到七里营乡。全乡农业社合并成立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说：“人民公社名字好。”

在社干部引导下，毛泽东先看托儿所、敬老院、食堂，然后看麦粉加工厂和滚珠轴承厂。毛泽东听说这个小工厂两天生产出五千多个滚珠轴承极为称赞。

毛泽东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问道：“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

社长王文生答：“七里营生产队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二千斤。”

毛泽东笑着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7日，专列在郑州停靠。毛泽东在车上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的汇报。史向生特别说明，是根据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了三天，8月9日到了山东。由省委书记谭启龙、裴孟飞陪同来到历城县北园乡。当谭启龙谈到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消息，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公社化的高潮。

在北园乡的稻田里，毛泽东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当问到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二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亩产四万斤。”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一路之上，毛泽东到处看到群众冲天的干劲，听到想不到的大丰收的美好前景，毛泽东心醉了。这般热浪烘托出毛泽东久已心响往之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在他看来，1958年出现的这些情景，同他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设计正相吻合。这两者产生了某种互动：本已有些浮夸和被曲解的实践场面，为毛泽东的空想提供了“实证”；而毛泽东的空想，又给这些实践场景赋予某种理论色彩。

农业问题解决了，六亿人口吃饭的问题解决了，这是毛泽东视察三省农村获得的总概念。

他对于沿途看到的红薯山、棉花树、计划亩产二万五千斤的玉米、计划亩产四万斤的稻田，都是深信不疑的。毛泽东混混然纷纷然，对粮食的乐观情绪溢于言表。

8月11日毛泽东在徐水说：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高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党组负责人到会。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列了十七个，主要议题是两个：一个是人民公社问题，一个是大炼钢铁问题。

毛泽东在8月21日上午的会上说：

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的名字是河南的创造。毛主席肯定了这个名字，吴芝圃心花怒放，干劲倍增。到了北戴河回忆中央作出决议正式要搞，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在河南全省实现了公社化。截止于8月底，全省农村在原有三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农业社（平均每社六十户）的基础上，建成了一千三百七十八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七千二百户），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八。他这一带头，哪个省敢落后？全国很快出现了公社化的高潮。

毛泽东表扬的公社“宪法”，是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这个文件表面上来自基层，是群众的创造，实际上是毛泽东授意陈伯达派《红旗》杂志的编辑李友九“帮助”嵖岈山农民搞出来的，是越俎代庖伪造民意的作品。8月17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作为会议文件发给与会者，具有了中央文件的权威。毛泽东对对推广这个章程很热心。他在8月21日上午的会上说：

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来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

8月29日，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是什么？按当时舆论导向生动的表述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决议》对人民公社基础规模和内容有了十分具体的说明和规定。

建立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进一步培养和锻炼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通过建立“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

成立人民公社的基础：“打破地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在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也可以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人民公社的组织成分：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

在8月3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七十万个公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最好。河南提出二千五万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离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人要三年。决议上有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动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把嵖岈山卫星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第七期（9月1日出版）全文发表了。毛泽东肯定过的东西，在当时的中国就像受了“皇封”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嵖岈山的共产经验一推广，共产风在中国广大农村就像十级台风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刮开了。

《简章》第四条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为公社负责偿还。”这就是将穷队和富队拉平。后来毛泽东批评“共产风”，盖源于这个章程。

第五条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应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禽和家畜，仍归个人所有。社员私有的牲畜和林木转为公社所有，应该折价为本人投资。”

第十三条规定：“盈亏由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第十五条规定：“实行粮食供给制。”

第十七条规定：“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一生产队为单位建立。”

第二十条规定：“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这个《简章》的要害是剥夺了农民的一切：土地、房产、对农业社的投资、牲畜、林木等等。得到的就是一个：不分男女老幼都到食堂吃饭，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

实行公社化，有决议，有样板，有章程，到9月30日，北戴河会议后的一个月，即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运动简报》第四期宣布：

截至本月底，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一个多月。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十个省、区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四个省、区（浙江、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省计划在十月底完成。

毛泽东对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准备是不够的，他也缺少领导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那时中共正在批判教条主义。林彪带头，贬低马克思主义，说毛泽东在各方面都超过了马克思，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道，叫做“洞察一切”。公平地说，毛泽东在有些领域，例如军事领域，确实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是不懂打仗，不会打仗的；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但他不谦虚了，也飘飘然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经济领域搞“领袖意识那是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当然，马克思的知识有他的局限性，但至少在公社问题上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最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的产品分配给公社社员，而每个家庭则从事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副业。除了这些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帐员，登记农业帐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情；一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护送到另一个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边界防止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银匠，有时可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银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员。这十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负担。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公社，公社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因为对木匠、铁匠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资本论》第一卷第395-396页）

在十八世纪的印度存在着这种公社，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公社何其相似乃尔！也是共同耕种土地，也是政社合一，也是工农兵学商都有，只要把“首领”换成“党委书记”，把管理治安的“官吏”换成“公社武装部长”，全套管理机构可以原封不动地运转。毛泽东在创立公社体制的时候，成天沉沦于《张鲁传》和《大同书》，没有去翻一翻《资本论》，他才有勇气把自己创立的公社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新发展推倒历史前台，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分析过的印度公社是不能产生大生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在经济史上被淘汰、瓦解、消亡的，他也许会慎重一些，不会急于下“人民公社好”的圣旨，向全国推而广之了。

在北戴河海滨的毛泽东丝毫没有意识到他闯下了滔天大祸，对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这从他请张治中一起到南方视察一事可以看出来。

1958年8月末的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的北戴河别墅吃饭、看电影。席间，毛泽东说：“文白先生，我想到外地视察，你可愿同行？”张治中说：“能够有这样难得的机会，那太好了。”于是，一言为定，相约先回北京，一起南下视察。在国民党营垒时，张治中多次陪同蒋介石外出视察。毛泽东不邀别人，单邀张治中，显然是想让张治中看看他治国安邦的手段和魄力。

9月10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和张治中分别坐两架专机由北京飞武汉，十一点四十到达，在东湖宾馆下榻。

住下后，毛泽东对负责照顾他生活的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交待；“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我党老同志，一大代表、他比我大六岁，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此人如来看我，随时可见，你们不要挡驾。”

毛泽东急于会晤故人，是由于听够了属下的阿谀奉承之词，想从故人中听到对他发动大跃进、使国家一日千里地进步的赞颂。没想到这次与李达见面大吵了一顿，不欢而散。

事情缘起是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刘西瑞（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干部）的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在文章中说：“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上再一次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

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之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湖北鄂城县政府大门口贴出两条标语，一条是“宁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一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两条标语被搞社会调查的武汉大学学生发现并写进了调查报告里，送给李达校长看。李达认为第一条是表示决心，害处不大；第二条是唯心主义，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条件的，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为害不浅。决定立即去见老友毛润之。

这天，毛泽东正在会见古巴领袖卡斯特罗，谈论游击战问题，陈毅陪同在座。李达在梅白陪同下来到东湖甲舍，稍候一会儿，毛泽东送别卡斯特罗，立即传见李达。

“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真是故人见面，李达一句客套话没有，逼毛泽东对这个口号表态。

机智善变的高手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这口号有两重性。”然后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就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

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旁征博引：“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对打断他的话有些不悦。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梅白见李达慷慨激昂，到主席多有冒犯，就用自己的腿悄悄地碰了一下李达的腿，示意他适可而止。

毛泽东看见了，冲着这位秘书长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

“你脑子发热，达到三十九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这是自大跃进以来，毛泽东听到的唯一几句忠言。

“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发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的。”毛泽东的意思是，你敢这样跟我讲话，实在是热昏了头。

卫士长李银桥要安排吃完饭，想缓和一下气氛。李达在气头上，表示告辞。毛泽东说：“小梅，你送李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

李达在梅白的陪同下上了汽车，在车中，“My Dear Xiao Mei（注：我亲爱的小梅），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和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问题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的弄清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

梅白回到东湖宾馆，毛泽东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和李达干起来。”停了一下，毛泽东又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梅白听伟大领袖在他这样一个晚辈、一个下级干部面前说这番话，很受感动，趁机把李达在车上说的那些话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很动感情。他叫梅白教他英语中“我亲爱的鹤鸣兄”怎么发音。然后说：“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只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你先告诉李达同志，改日我们再谈，感激他的帮助。”

梅白如实向李达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李达说：“还是润之气量大。”

李达这一番谏言，使毛泽东清醒了许多；还没有完全清醒。他的“左”倾冒进思想支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左”倾冒进情绪又反转来影响了毛泽东。中国这艘大跃进航船体积太大，一旦起锚发动，无法减速掉头了。他还心存侥幸，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固然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亩产几千几万斤麦稻可能有浮夸，但1958年的大丰收应是无疑的，粮食过了关应是无疑的；看了那么多地方，难道都是假的？！他无法想像全党各级干部都会欺骗他，他无法想像这是一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闹剧。

毛泽东有些悲凉，但还得撑着。九月中旬，他在王任重、张治中等人陪同下视察了武汉钢铁公司和武汉大学之后，离开湖北前往安徽。

张治中被请到毛泽东专列上述话，见毛泽东书案上放着一本《冶金学》，就说：“您也钻研科技方面的书？”

毛泽东莞尔一笑：“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张治中是见过世面的政治家，谦恭有礼地说：“主席日理万机，建议您少过问具体事，多考虑方向性的问题；不要以个人意志代替大多数人的思考。”

前面有了李达的犯颜直谏，毛泽东心态平和了许多，顾左右而言他。

书案上放的另一本书是《三国志》，书翻开，毛泽东正在读《吕蒙传》。话就从吕蒙说起。在座的除张治中外，还有毛泽东每次出巡都随行保驾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打败关羽就是这个吕蒙。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以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车到安徽合肥，第一书记曾希圣前来接驾。毛泽东在曾希圣陪同下视察了舒荣人民公社。当听到社干部介绍他们已经做到“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满意地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一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毛泽东又视察了江苏、上海，与9月29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出身农民，搞农民运动起家，一生以解放农民为己任，说他发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存心跟农民过不去，要制造全国大饥馑，这绝对不符合事实，其初始（！）动机绝对是好的。毛泽东犯错误主要是因为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是“理性的过度自责”（哈耶克语）。他当了半辈子“人民的大救星”，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深信只有他给农民指出的道路才是金光大道，他带领农民走的道路能让农民得到万年幸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

1958年11月19日，毛泽东真的发愁粮食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找不到出路，批准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决定将粮食播种面积由十九亿亩减少至十五亿亩。（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42页）各省执行的结果实际减少一万七千三百八十六万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30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

两天以后，即11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

过渡到共产主义，你们看如何？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因为革命从马克思开始没有成功，列宁完成了十月革命，他们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还没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者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渡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些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可是一定要让他先过。

今日我们读毛泽东的这一番话，仍可感觉到他当时的那份自信，那份陶醉，那份超越马克思、超越列宁，开辟共产主义新纪元的成就感。

13 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游泳池里轻言1958年钢铁翻一番，使整个国民经济乱了套。1957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三十五万吨，翻一番就是一千零七十万吨。8月中旬北戴河会议最后决策此事时，钢产量指标才完成了四百五十万吨，剩下四个半月时间要完成六百二十万吨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作出翻一番的决定等于打造了一个紧箍咒套在了自己头上。一生谨慎，向来做事留有余地的毛泽东，被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太相信自己的领袖意志了，只要他下决心，挥巨手，全国人民赴汤蹈火去干，没有办不成的事。

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钢铁翻一番下了死命令。他说：

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

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党有头，债有主。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以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实现不了，我要做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完不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

笔者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传出的记录稿，没有看到原始记录，但精神是不会错的。令笔者惊诧的是毛泽东似不应荒唐到下令拆铁路去炼钢，以凑数完成翻一番的任务，这是建设呢？还是破坏呢？但记录稿上就是这么写的。他对自己说过的话看得极重，实际是暗示中央和省的领导人，铁腕政策，强迫命令，不惜代价，把铁轨回炉，也要完成翻一番的任务。

北戴河会议上对大炼钢铁执行不力者内定了六条纪律：警告；记过；撤职留用；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辽宁省委、鞍山市委认为鞍钢生产进度上不去，是鞍钢有“右倾保守”思想作怪，在鞍钢大搞“拔白旗”运动，炼铁厂厂长蔡博就在运动中被拔了白旗，受到错误批判与处理。

8月25日至31日，在北戴河专门召开了各省工业书记会议。“中央钢铁的头”、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向各省下达了钢铁生产指标。全国在本年度后四个月，九月要生产二百万吨铁，一百二十万吨钢；十月要完成二百八十万吨铁，一百六十万吨钢；十一月要完成三十二万吨铁，二百万吨钢；十二月要完成三百五十万吨铁，二百二十万吨钢。总计在1958年9—12月，要完成一千一百五十万吨铁，七百万吨钢。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戴河会议公报，用的是通栏大字标题：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

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按照今年二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六百二十万吨，比去年增加八十五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八百至八百五十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为了保证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了指挥系统：“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每星期检查一次生产的进度，采取最有效的方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

全国人大决议正式通过的钢产量指标按法规来讲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共产党的政治局无权推翻或撤销全国人大决议。要改变这个数字需经以下程序：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提交国务院认可，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新的议案，全国人大有接受或否决的权力。如果全国人大有权否决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指标，不仅避免了一个劳民伤财的大折腾，也使毛泽东悬崖勒马，避免一个大错误。毛泽东当时可能感到很不舒服，但很快会清醒过来，感激立法机关对他的制约，不幸的是毛泽东一意孤行，踢开国务院，踢开全国人大，这些能避免他犯错误的保险装置都被他置于无用之地，他的历史性大错误也就不可避免地铸成了。

根据毛泽东“要每周抓一次”的指示，9月4日晚上，撇开国务院和省政府，中央书记处召开各省市委书记电话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中央书记处领导炼钢，但总书记邓小平没有出面，他把彭真和谭震林推到了前台。

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电话会议上说：“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主席又提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少了就是失败了。这个要求也不能不完成，这就势必要逼得我们又要拿出相当的劳动力去挖铁矿、去办小高炉。”

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说：“最高国务委员会上主席说，钢铁上不去，其他就跟着上不去，你不能光吃粮食。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跟得最紧，率先组织了本省钢铁大跃进，赶在9月15日放了一颗钢铁卫星。据《人民日报》17日报道，9月15日，河南全省建成四万五千多座炼钢炉，动员三百六十万农民，出动四十万七千辆各种运输车辆，“打了一个日产生铁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三点九二吨的打胜仗。”而这个省在九月上旬，即9月10日前日产生铁只有七百八十多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河南大捷》，说河南的钢铁日产量，比老钢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当时的日产量还要高。河南大捷证明，生铁这一关是一定能够突破的。要求各地像河南一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争取九月份根本扭转土高炉生铁生产不正常的局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九月份的产铁计划。

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这时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不相信河南的卫星，派工业秘书顾明去抽查一个点。顾明曾经留学日本，在鞍山钢铁公司工作过，是个内行。他到放了日产生铁一百零二吨高产卫星的新乡，看了现场，向干部群众做了调查，还带回一块生铁样品，向周恩来汇报说：“完全是弄虚作假。我们在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两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要十多吨。日产一百零二吨生铁，原材料要一千多吨的运输量，新乡那里的运输能力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总理请看，最上乘的产品就是这种海绵铁。”周恩来接过样品，良久无言，后来才掂量着那块铁说：“这哪里是铁嘛！”这块卫星铁一直摆在总理办公室的书架上。

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封了“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等于不要周恩来管钢铁的事。作为总理。周恩来还是每周开一次钢铁会议，以求加强领导，减少损失。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竟拒绝参加会议。在9月14日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汇报炼钢的农民不认识矿石，往往把较重的黑石头当作矿石；农民没有“吨”的概念，把一吨当成一担，在计算产量和投放原料、辅料时引起混乱。周恩来下令调了一万三千多名化学系的大学生，派往各地指导。虽说杯水车薪，周恩来的力量也只有这么大了。

周恩来虽然发现了河南钢铁卫星有假，但当时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中央工业交通部部长高扬奉命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大放“卫星”的地方了解炼铁情况。他发现产量不实，质量不好，向中央写了封信，对所谓“小、土、群”等违背科学的做法提出异议，据理力争，提出看法。毛泽东看后龙颜大怒，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携儿带女，发配到贵州劳动改造。这个标杆一立，就把各级干部的嘴都封住了。眼睁睁地看着造假，承认造假。表扬造假，这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因为“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河南的钢铁卫星，是这样应运而放的。谁要敢对河南的钢铁卫星有怀疑，谁要敢否定河南的做法，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跟毛泽东过不去，就会使毛泽东发出的“伟大号召”变成空话而下不了台！而毛泽东的威信和面子，这时候已被摆在了所谓“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那时候各级干部都有一句自我解脱的话，就是：“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质言之，所谓“政治账”，就是毛泽东的面子；所谓经济账，就是人民财产的损失。

河南这个样板一树，各地、市、县的书记们就知所趋处了。《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报道了第二个典型——湖南省邵阳专区。报道说：

在工业战线上也是这样，谁发动群众最彻底，群众运动的声势最大，谁就能飞得最快，跳得最远，奇迹也就出现最多。湖南省的邵阳专区，是一个土铁生产发展很快的地区。邵阳专区是怎样组织生产大跃进的呢？最主要的，也是彻底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他们组织了全民大辩论驳倒了“农民炼不出钢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使“为什么要发展钢铁，如果发展钢铁”的道理家喻户晓，从而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干部，九十三万群众投入炼钢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仅一个湘乡县，就发动了七万多人找到一百二十处铁矿和五十一处煤矿。焦煤运不及，他们自己去挑、去搬，仅一个涟源县就发动两万多人排成长蛇阵，从山上运下六千多吨焦煤，当群众发动到这样的程度，奇迹就一定出现。河北武安县所以能在三天之内使生铁产量从一百多吨提高到一千多吨，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组织了十二万人投入钢铁战线。山东等省为什么敢于提出万吨省的目标？其原因也在于广泛发动了群众，因而满怀信心。

为了在1958年年底完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按月按日计，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30日为止，全国钢的日产量必须达到六万吨，而生铁日产量必须达到十万吨，“否则是不行的。”要求从省、地、县到乡，各级第一书记亲自挂帅，亲临钢铁生产现场，日夜不停地指挥钢铁大会战。为了完成这样的指标，计划10月份在全国建起三十几万座小高炉。中央书记处要求安徽、四川、河北、湖南、山西、山东六省力争在九月份以前达到日产生铁万吨的目标，要求全国有三十到五十个日产千吨的县。

9月29日，毛泽东南巡回京向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批评“还有一些同志”，是指各级工业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坐不住了。10月7日到9日，王鹤寿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土法炼钢促进会；11日，又在河南商城召开同类会议。据当时计算，在1958年最后三个月，现代化高炉炼出来的好铁，只能满足钢产量翻一番的四分之一，下欠的四分之三炼钢用的生铁，要靠土法冶炼。冶金部连续召开两次现场会，就是要介绍、推广土法炼钢方法，宣传所谓小（小高炉、小平小转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大搞群众运动），大破“保守思想”，“怀疑论”和“条件论”。配合宣传的《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搞群众运动》指出：

在当前的钢铁生产中，怎样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呢？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大办土高炉最能把千百群众的积极性动员起来，最能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效果。

9月1日到20日生产出的全部生铁中有50%左右都是土高炉生产的，这个比重还可能提高。可见土高炉在当前钢铁的生产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许多地方九月份的生铁生产上升得比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抓了土高炉。广大的群众，不管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不管是十几岁的小孩子，都能出一份力量，因而出现了男女老少一起动手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几万座土高炉铁水奔腾的兴旺局面。

有人认为土高炉耗费的劳动力太多，生产成本太高，不经济，不合算，是的，搞土高炉必须要动员很多人，生产成本是比较高。但是，问题在于速度，在于争取时间，就是说必须保证今年拿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

10月4日至11月14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认为；两个月来以钢为纲的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成绩很大。巨大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它的伟大政治意义，找到了以钢为纲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道路。从此，我国工业化事业将由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来搞。通过运动，打破办工业的神秘观点，打破消极平衡论，建立以钢为纲的积极平衡论。炼钢又炼人。死全国人民都受到多种锻炼。会议要求今冬明春要广泛发动群众，把以钢为纲的群众运动引向更高阶段，要调整、解决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小、土、群”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工作，为迎接明年工业生产更大的跃进而奋斗。

毛泽东不断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书记挂帅，党的组织系统成为最有权威、最有效的系统。两次书记电话会议，两次工业书记电话会议，首先把全党、进而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了。毛泽东亲自挂帅的“政治设计院”运动群众的魄力和能量果然不同凡响。“为一千零七十而奋斗”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最强劲的主旋律。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钢铁元帅升帐，其他一切都要让路。”《人民日报》9月5日发表题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当钢铁生产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必须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能力和技术力量的，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钢铁工业搞上去，实现“一千零七十”！

为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面子，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疯了”。七月底。用在钢铁工业上的劳动力几十万人；八月底，增至几百万人；九月底，猛增到五千万人；十月底，增至六千万人；年底，达到九千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大炼钢铁的，全国投入的劳动力超过一亿以上。

随着人数的激增，小高炉、土高炉的数量也按比例增长。七月，有三万多座；八月底，增至十七万座；九月底，增至六十多万座；十月底，达到了几百万座。不但公社炼钢，而且部队、学校、机关，甚至外交部和文联。以至于宋庆龄公馆的后院，都建起了炼钢炉。那时你若有幸乘火车站神州大地巡游，真是空前绝后的壮观景象：铁路两侧，火光冲天，人声鼎沸，标语醒目，红旗招展。昼夜三班倒，人停炉不停。新建的一座座小高炉拔地而起，还把砖瓦窑、瓷窑改成了小高炉、土高炉，就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留下来的碉堡、炮楼，也被改造为土法炼钢的炉具。炼铁用的焦煤缺乏，就用普通煤炭。煤炭不够，就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代替。高品位的矿石缺乏，就用低品位矿石代替，也有因农民不认识矿石，把黑石头当矿石送入炉中冶炼的，当然，一样算成果，一样放卫星。实在找不到铁矿石的地方，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锤、铁锨，庙里的铁香炉、铁鼎，殷实人家的铁门、铁栅栏等一切能够搜罗到的铁器送到炉里去，炼出来的烧结铁，铁丝直支楞楞，半个门环镶嵌在铁疙瘩上，这些都作为产量放了卫星。

到1958年12月22日，新华社庄严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钢产量一千一百零八万吨，生铁产量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吨，超额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

没有宣布的是，有三百零八万吨钢。四百一十六万吨铁是凑数的废品，根本不能加工使用。而冶炼这些土钢铁，国家补贴了五十亿人民币（没有炼成的土铁和烧结铁七百四十万吨，亏损三十一亿元；炼成能搭配使用的土铁三百万吨，因成本过高而损失十一亿元；炒土钢亏损八亿元）。当时一顿钢的市价是一百五十元，土法炼一吨铁的成本是三百四十五元，那真是赔本赚吆喝。这就是所谓的“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据大陆官方认可的统计数字是一千二百亿元人民币，周恩来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共五百五十亿元。大跃进浪费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

1958年是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大放异彩的一年。世界观察家看中国，难免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这一年，毛泽东除了提倡钢铁大跃进外，还提出在全国城乡大办公共食堂。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指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公共食堂要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河南范县要把公社建成新乐园，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起点就是公共食堂。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28日子全县万人大会上作报告说：“让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一个县委书记，不懂经济，作此梦呓，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伟大领袖”竟然认为这是可行的，11月6日毛泽东在登载这个报告的《宣教动态》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毛泽东的疲于和范县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告，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全国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到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三百九十一万多个，参加公共食堂吃饭的约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河南最彻底，到食堂吃饭的人数达到社员总人数的99%。

毛泽东热心提倡吃饭不要钱，决心要施这样的“大仁政”，是以粮食多得发愁为基础的。

他想象的粮食有多少呢？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说：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任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规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提供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称：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超过八千亿斤，比1957年的三千七百亿斤，翻了一番还多。

9月1日发表会议公报时留有余地，打了折扣，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六千至七千亿斤，比上年增长60—90%；棉花产量达七千万担，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

10月，在西安召开的华北、东北和陕西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在作总结报告时言之凿凿：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八千亿斤是肯定的，一万亿斤是可能的。

12月初召开八届六中全会，认为西安会议估产有水分，打了折扣，12月10日发表的会议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七千五百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六千七百万担左右。1958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和经济生活，基本上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

后来经过落实，1958年粮食产量为四千亿斤，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这就注定了公共食堂是短命的。

一开始，公共食堂很红火了一阵子。虽无大鱼大肉，但大锅饭管饱是真的。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放开肚皮吃饭”；一个是“吃饭不要钱”。据薄一波回忆：“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这个口号很积极，看了过路人走了多远，还强拉回来，说天黑了还不吃饭？反正吃饭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看这种景象，正如《镜花缘》中描写的君子国世界。

我们看看虚报产量最严重，后来饿死人最多的河南是怎样办食堂的？这是195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

河南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三百多个人人夸、个个叫好的公共食堂，从九月份起已经做到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在“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满意”的战斗口号下，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使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粮，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

现在，这三百零七个食堂，有二百七十九个食堂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制度。

一堂三个灶，就是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就是在食堂内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面、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

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特别注意社员们每天在饭厅吃饭的情况、议论和反映，以便及时改善饭菜的花色品种。现在全社已经在二百一十四个食堂做到了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社员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羔、葱花卷、炸红薯丸子等等，他们也吃菜馍，但做得好吃。有一种叫五香纸卷馍，很像春卷，群众非常爱吃。做法是：把南瓜、红薯叶等五种家菜和野菜切成小碎末，加上油盐、大料、葱花、蒜汁和其他作料，把白面杆得像纸一样，然后把拌好的菜馅卷在里面蒸熟。

这些食堂并不是一开始就办得这么好，这么受群众欢迎。开办初期，有一百五十多名地、富、反、坏分子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混入食堂，把食堂搞得一塌糊涂。党委会发动群众，把这些坏家伙从食堂管理和炊事工作中彻底清除了出去，立即调配了三十二名共产党员、六十三名共青团员和八十五名“建设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当炊事员和食堂管理人员。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张金生还深入第十七食堂，亲自管理伙食，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创造了上述“一堂三灶”以及许多饭菜新花样，马上召开现场会议，于是全公社三百多个食堂的工作都陆续得到了改进。

这篇报道虚夸是显而易见的，九十顿饭菜不重样，那是宫廷御膳的水平，公社食堂肯定做不到。但不光是吹牛，食堂初期确实风光过。那是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左邻右舍参观，开现场会、评比会等等。笔者曾有幸亲临胜境，在北京丰台区某公社吃过几天食堂，大白馒头，大锅菜，还是很实惠的。因为我是去探亲的客人，当然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待遇。据主事者跟我私下谈论：“干部、群众大多数人不愿意吃食堂，懒汉、二流子最积极。但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毛主席的号召，谁行动慢了，拔谁的白旗（撤职处分）。我们是拿出全社几千口子一年的口粮垫底，让大家放开肚子吃，吃到哪天算哪天。口粮分到户，可以吃一年，这样吃半年就得吃光了。到时候上级总得想办法。”后来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在农村公共食堂，免费供应导致无节制的消费，有的把可以维持六个月的粮食三个月就吃掉了；还有的地方两个星期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经济学家、当时的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估算，农民吃食堂浪费的粮食有一千七百五十万吨，相当于1958年农村供应粮食的11%。这种无节制的过度消费是后来导致大饥馑，饿死人的原因之一。

虽然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但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大锅饭，养懒人。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可以到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勤劳的农民想：起早贪黑，深耕细作，下多大力气，多产多少粮食，也是全部归公，自己混个“肚儿圆”；懒惰的农民原来还随大流出工，只是多歇几次，多吸几袋烟，队长看不见的时候早收工，今见啥也不干的二流子、陌生的过路人都可以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索性工也不出了。广东新会县吃食堂的结果出现了“四多四少”，即：“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如此坐吃山空，岂能持久？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她：“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当时，因“右倾机会主义”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就有这种经历：“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太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当地农民告诉阎书记：“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相信他的话，怕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阎红彦在总结云南饿死人的问题时说：“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本来，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菜蔬由农民自己支配，除集体分配的口粮外，这是另一个食物来源。1959年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上批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但是，庐山会议后，毛又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将早先下达的文件作废。才发给农民没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农民唯一能获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么吃什么，食堂没粮了，农民就只好等死。

1958年，本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收获季节，全民炼钢铁正在节骨眼上，为了保钢，保那个图虚名得实祸的“一千零七十”，把青壮劳力都赶上了钢铁第一线。农村的景象就如湖南平江县一位伤残的老红军给彭德怀元帅的一首诗所描绘的那样：

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当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比上年减少了三千八百一十八万人，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上年的13.8：1，下降到3.5：1。大量的车辆和牲畜也被调用去大炼钢铁。结果，在许多地区，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或运不出来而烂在地里，据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最保守的估计，“1958年底农作物估计有10%左右未收回。”10%就是四百亿斤。

一个虚报产量，一个丰产不丰收，一个吃饭不要钱，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败象到1958年底就逐渐暴露了。首先表现在那个吃饭不要钱的的食堂上，开始由干饭变成稀饭，而且越来越稀，由粮食而瓜菜、野菜，终于难以为继了。譬如四川井研县县志记载：“起初食堂吃饭不定量，吃饭不要钱，浪费了不少粮食。1959年粮食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定量供应。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十二两（十六两为一斤），后又降至三至六两不等。”三两粮不到一百克，每八个人饿死了一个人。

1959年2月17日，年高德昭的朱德元帅视察广东，在同江门地委领导人谈话时说：“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六月十六日他在吉林视察时又对省委负责人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7月9日，他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有些人以为凭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搞起来，实际上是不行的。”7月11日。朱德在长沙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时说：“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饭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产出一点东西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很大的教训。”

朱德的讲话，虽无文件下达，还是流传开了。1959年夏，发生了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全部公共食堂的事件。他提出：“三还原，两开放”，即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自由市场开放集团设有鱼塘开放。亲自帮助农民拆掉公共食堂的锅灶，这个县共解散了四千多个公共食堂。

对无为县解散公共食堂事件，毛泽东勃然大怒，1959年8月10日他亲笔写下了《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的批语》，说张凯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这个文件发到全党，全党震骇莫名。承担分裂党的罪名是要有的资格的，一个省委书记解散了一个县的食堂，怎么能上纲这么高？当时大家不理解，毛泽东的这则批语，是明批张凯帆，暗批朱德的。8月12日他在庐山会议常委会上讲，他担心“总司令可能闹乱子。”这就是指朱德对食堂问题说了几句实事求是但是和毛口径不一致的话。毛泽东在巩固领袖地位问题上是非常敏感（甚至是神经过敏），见微知着的。凡全局性的问题，他不能容忍其他常委先讲话，讲对了也不行；他认为这是谁当家，谁说了算的问题。

公共食堂面临严重危机，毛泽东早已意识到了。他硬撑着不回头，但也需要了解真实情况。1959年2月，他派自己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率工作组前往四川调查。

田家英是中共党内着名的才子。原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从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的秘书。由于他博闻强记，熟读经史，兼擅诗词，很得毛泽东赏识。田家英率工作组来到成都北面的新繁县崇义桥，这是田家英的外祖家，他的一位舅母仍健在。他来到这里，是希望了解真实情况。

家英结识了大队支部书记林功谦。他记下了与林的问答。

“你们每亩田能产多少斤哪？”

“去年大春，我们的卫星田亩产二万四千斤。”

“真有那么多吗？”

“四川省广播电台广播了的，那还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点，总也有一两千斤吧。”

“产量既然这么高，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还要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与林功谦这一问一答，是崇义公社对付上级调查人员的标准答案。田家英又问了许多群众。都是这么说的。隔了几天，林功谦了解到田家英的真实身份，为他急于了解真实情况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才悄悄告诉他：“田主任，说老实话，充其量每亩只有六百五十斤。”

田家英又找到一个小队长马世才，问道：“你们队仓里还有多少粮食？”

“还有三千斤。”按照虚报的产量，完成上交征购任务后，理应还剩这么多。马世才硬着头皮回答。

“你打开仓门，我要看看。”

马世才打开仓门，果见一堆稻谷，像座小山。田家英跨过仓板，走进仓里，踩上黄谷堆，只觉松泡泡有弹性。用竹竿一捅。稻谷纷纷下落，原来是一个稻草堆，上面洒了一层稻谷。马世才惭愧地低下了头。田家英知道基层干部弄虚造假是出于无奈，没有责备这位队长，只是幽默地说：“这些稻谷恍谷太多了。”恍谷是当地土语，指无实的空谷。

每到开饭时间，田家英就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食堂外观察，大家打完了饭，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也在这里喝一碗粥。一天，一位陈大娘来打饭，颤颤巍巍地走出食堂，腿一软跌倒在台阶上，全家的稀饭撒了一地。这位老人大哭起来。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慰说：“不要紧，另外再打一盆就是了。”陈大娘抽噎着说：“另外打？咋个能够另外打嘛！田家英掏出自己的五斤粮票，要陈大娘去食堂秤米。陈大娘感慨不尽，接过粮票，为了多活几天，她秤的是连麸面。”

田家英，这位正直的共产党员，叉着手，面对墙上“公共食堂万岁！”的大标语愤愤地说：“公共食堂万岁，嘿，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这就是田家英调查公共食堂的结论。田家英在崇义公社待了六个月，中间曾于1959年4月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如实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各省情况逐渐严重起来。由于粮食匮乏，劳累过度，从1959年下半年起，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1960年2月18日，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据2月15日统计，全省有四十四个县、二百三十五个公社、五千六百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10%），发现浮肿病人五万九千多人，已病死四百五十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仅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一万九千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

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当属有良心的干部，及时把最初农民外逃、浮肿病、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如果把人民的生死忧患摆在第一位，紧急转舵，调整政策，不至于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饿死几千万人。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把自己的面子、威信摆在了几亿农民的生死忧患之上，顽固地坚持要把公共食堂办下去。他把河北省委的报告压下来，却把贵州省委的报告批转全国，

贵州省委书记周林，摸准了“大方向”，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公共食堂问题。2月24日给毛泽东送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全省十三万个食堂，有80%是巩固的，20%左右不深巩固。“农村结果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公共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六中全会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搞垮食堂，这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批示：“贵州省委的报告写得很好。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该救灾放赈时候，继续不择手段搜刮农民的粮食，说这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这个文件下去所引起的作用就是阻塞言路，各省有灾情也不敢报了。

与此同时，还有两个措施成为以后大规模死人的直接原因。

195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只许农民就地饿死，不许出村。民兵巡逻站岗，像看集中营那样看住农民。在旧社会，遇有荒年灾月，农民扶老携幼“下关东”，到富庶的地方移民，到城市要饭，人挪活，树挪死，多数能活下来。。这条路一堵死，大大加剧了灾情。这是第一个损招。中央文件一下达，全国都大抓起“盲流”了。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会设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教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盲目外流”而已。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这样我就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押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二百多人。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61年1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人口，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第二个损招是改变粮食管理体制。1959年4月22日，河北、山西、黑龙江、陕西、甘肃、山东、江苏、上海等十六个省市的财贸书记在合肥举行粮食工作会议。粮食厅长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改变农村粮食管理体制问题，过去，除了国家征购粮食以外，留在农村的粮食基本上由承包单位（生产小队）管理，有些则分到社员家里。会议认为，这种管理体制不符合兴办公共食堂、实行生活集体化的要求，不利于加强基本队有制（生产大队）和逐步向公社私有制过渡。因而提出将留在农村的粮食全部由基本核算单位（大队）统一保存和管理，如何动支都必须经过基本核算单位批准。这样一来，种田的农民就根本看不到粮食了，家里有一点粮食都是非法的，完全失去了自救能力。

毛泽东在知道了全国严重缺粮的情况后，他的指导思想是：保住城市，牺牲农村，1959年7月5日，他在粮食部部长陈国栋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

下年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亿斤，似乎也略微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二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干有稀，糠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就在毛泽东决心牺牲农民、保全面子的这两年，许多拥护共产党、听毛主席话的农民被活活地饿死了。那些贫苦农民多数人饿死不造反（小反发生不少）。是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毛主席给自己分了房屋和土地，叫办公社、叫办食堂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怎么能反对自己的恩人呢？他们至死也不明白，大救星毛主席为什么这几年光出馊主意呢？

毛泽东心里比谁都清楚，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按照中共党内的术语，他犯的是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估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必须下台，以谢全党，以谢国人。这时，毛泽东头脑清醒了，他想得很深、很远，他出奇地沉着冷静。如毛泽东自己所说过的，犯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难就难在要自己否定自己。他要发明理论，组织队伍。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谁能为他的错误辩护，谁就是亲密战友；谁要准备纠正他的“左”倾路线成为，谁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内的多事之秋从此开始了。

14 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

1958年10月25日凌晨三时，彭真给湖北省委打来电话，秘书长梅白接的。彭真说：“现在有个紧急通知，毛主席的专列将在明天即26日下午四时左右在湖北孝感站外岔道停车两三个小时。与十五军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通知廖冠贤同志；并要同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和一位生产队长、一名妇女代表座谈。任重和你参加，请告诉任重同志准备好。”梅白问：“谈什么内容？”彭真说：“毛主席对中央向湖北提的今年年产六百亿斤粮食要摸个底，究竟能搞多少？”梅白立即向第一时间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作了报告。

26日下午，驻孝感的空降第十五军政委廖冠贤周密部署了专列外围的警戒，与王任重，、梅白提前赶到孝感车站东段岔道迎接一号专列。毛泽东先接见廖冠贤和十五军的领导干部。这时孝感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和大队书记都来了，大家在外面等候。

送走廖冠贤等军队领导干向毛泽东汇报。部，叶子龙引导王任重等登上专列，进入一间宽敞的会议室。简短寒暄后，由梅白代表王任重（因王发低烧）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日子不好过，自己骗自己，这也许是下情不能上达。”

梅白说：“彭真同志说主席对湖北年产六百亿斤粮食要摸个底，允不允许讲真话？”

毛泽东说：“就是要你讲真话。”

梅白开始了他的讲真话的汇报：“我刚从我的家乡黄梅回来。在黄梅我秘密调查了六十个生产队。在端午节前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每日只有四点二两粮食（注：中国市制计量单位，十六两为一斤，相当于五百克，一两相当于三十一点二五克）。李家湾的支部书记说实话，平均每人每日四点四两。黄冈地委还要从黄冈调出四十万斤粮食，老百姓就要饿肚皮。我提议取消这个决定，经姜一和任重同志同意停止了调粮。从调查情况看，我估计全省1958年能搞到二百亿斤左右，至多二百二十亿斤。”

毛泽东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发热，决定一切呀！”然后伤感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梅白讲完，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说：“梅白同志说的符合我们孝感地区的实际情况。”

孝感县委书记王振民说：“高指标是中央压省委，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一级一级压出来的。”

这时被指定晋见主席的妇女代表晏桃香来了。由于连日夜战，她感冒了。一到专列前就打了个喷嚏。叶子龙怕她传染给主席，不让她上车，她说：“是组织通知我来的。”正在交涉，毛泽东看见了，说：“快让她上来。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少年也没有传染给我。来，小姑娘，请坐。”晏桃香怯生生地坐在毛泽东对面，主观上是想离主席远一点，别把感冒传染给他老人家。。不料刚坐下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喷了毛泽东一脸。地方官员们面面相看，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脸都没擦，和颜悦色地说：“不要紧，我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能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这几句话，气氛顿时缓和了。

毛泽东问：“你怎么感冒了？”

晏桃香说：“报告主席。”

毛泽东一摆手：“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接着说：“昨夜我开通宵夜车锄棉埂，天亮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之前我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三百瓦电灯，还有二十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满意。”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差十万八千里。”

“那你想如何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毛泽东转向劳动模范官木生：“你就是官木生，是国计民生的‘生’啊！”

官木生说：“现在的生产指标，不造假不见报。省委书记都有责任，省压地委，地压县委，县压到我头上。我解放以来是劳模，都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毛泽东动了感情流着泪说：“你们要我实事求是，我就希望看到你们实事求是。我不该同意给湖北六百亿斤的指标。六百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任重，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

毛泽东又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同叶子龙说打喷嚏的事。对‘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呀！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这件事让晏桃香回家说了，全家都流了泪。

基层干部和群众离去了。毛泽东对省、地、县委书记们说：“多好的人民呀!我们对不起人民，唐代诗人韦应物有句诗：“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然而毛泽东是个十分复杂、充满矛盾的人物。从1958年11月初到1959年6月，这八个月中他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1至27日）、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9日在武昌举行）、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海会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举行）等一系列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重大失误。每次会议，他都作基调性讲话。在这几次会议上。他的姿态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借用《纲鉴易知录》卷一对纣辛的评价）综合他在几次会上的讲话，其要点有五：

一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广大农民是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大跃进中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笔者按：这完全是伪造民意!这和毛泽东在孝感火车站说的‘对不起人民’。‘国有流亡愧此生’的话，简直是判若两人。）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私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决心固守的一道防线，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要在这条防线上与全党和全国人民作战。

二是“一个指头”的错误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

“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举起群众运动的盾牌，毛泽东就避开了自己的责任。“一个指头”的错误没有他的份儿！

三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姿态给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以指导，纠正他们“急急忙忙向前闯”所出现的偏差。

11月9日，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印发了他给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四级干部写的一封信，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号召大家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领导与会者读斯大林的书，边读边发议论说；“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经济规律的。”这里批的是陈伯达。陈伯达主张产品调拨固然该批，但所谓“理论家”陈伯达是没有自己的理论观点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自己的灵魂的。他完全是靠刺探、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得先机之利，拉大旗做虎皮，在党内冒充先知先觉的。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的“左”倾冒进思想开始回头时，陈伯达按毛泽东原来的思路继续往前走，碰了个大钉子。其实，违背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主张产品调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他在八十天前，即8月18日北戴河会议上说：“所有计划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省委书记调东西的“条子要灵”。

毛泽东又批评说：“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是谁把三级所有的界限模糊了？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又是毛泽东。他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一大二公”，所谓“一大二公”就是变生产队所有制为公社所有制。他钦定的公社宪法——《嵖岈山卫星公社章程》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这一交哪里还有什么“三级所有”呢？后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毛泽东掩饰公社化运动失败的一块遮羞布，队为基础公社就名存实亡了，但人民公社的牌子不摘。

四是他对强迫几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必要性作出解释。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3日武昌会议上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铁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几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谁愿意画画就画画，谁愿意唱歌就唱歌，谁愿意跳舞就跳舞，怎么行呢？如果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他的这种新颖的思路，新颖的语言，当时在党内是很得彩头的。但如果冷静一想，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试问，1958年以后和以前，没有强制几千万人的大炼钢铁，哪里出现了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的荒谬现象呢？

毛泽东对吃饭不要钱情有独钟，在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20日）期间仍在提倡。12月7日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想把公共食堂坚持下去，是一种政治上作秀。他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在毛泽东时代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掩盖和歪曲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生产和分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仍然要参加劳动，而且这种劳动必须要有所收获，农民才可能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并无区别。粮食仍然是农民自己种出来的，收不到粮食就仍然没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也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粮食收获后，不再分配给个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户不再起伙做饭，而是到食堂吃饭，农民付出了劳动，也就不存在“不要钱”即“白吃”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恩赐给农民饭吃，还是农民自己养活自己。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放了一炮，他综合自己在六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所见所闻，以他惯常的坦诚和直率在会上发言：“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不光是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训练，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担心彭德怀的意见影响别人，急忙插话表态：“德怀同志，你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仅仅是下面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

彭德怀忙声明：“主席，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才这样讲，我应该讲。”

毛泽东微微一笑：“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

洞察幽微的周恩来会后找彭德怀个别交谈：“彭总，我们都是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了，如今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都要随之转变过来。主席不是多次讲过，要树立党的威信和对待两种崇拜观点的问题嘛，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娴于辞令的周恩来这番话的要害是“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按照中共党内的语言习惯，中央政治局的“班长”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怕彭德怀闯祸，也怕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将吃亏，作此善意的提醒。

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对总理的话理解了，但回了一句：“我认为还是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稍顿，又说：“总理，我是个臭嘴媳妇，免不了有失公公婆婆体面的时候，请主席和总理海涵。”

辞别周恩来，彭德怀回北京处理西藏叛乱问题。从1959年4月26日至6月13日，他率领军事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虽是出国访问，但国内形势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故乡之行的见闻给他脑海打上的烙印太深了。无论是坐在飞机上，还是坐在火车上，一闭眼就回到了湖南。

那是1958年12月16日，彭德怀元帅在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他穿一身青呢子服，圆口布鞋，全然是乡下老倌模样。在湘潭县乌石公社，那是元帅的家乡。彭元帅到来的消息传遍村村寨寨，乡亲们沸腾了。

按照接待中央首长视察的规矩，先把彭德怀请到公社办公室，由公社领导人汇报。当公社书记谈到他们的“小、土、群”炼出了六百四十多吨钢时，彭德怀追问：“是怎么炼的？”

公社书记说：“为保钢铁元帅上马，我们是不惜血本的，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配，青壮男女齐上阵，县里还从外地调来劳力支援。燃料主要靠砍伐森林，还拆了一部分房子，挖了一些坟墓……”

听到此处，彭德怀火了：“砍森林，拆房子，挖祖坟，砸锅炼铁，真算得是天下奇迹，哪朝哪代见过？”公社书记吓了一大跳。

彭德怀又耐着性子询问粮食的产量。公社书记说：“今年是大丰收，亩产上千斤的队不少。”彭德怀接住话茬：“附近有没有千斤队？”答复是“吴公塘就是个千斤队。”彭总叫把生产队长找来。队长听说公社书记汇报时碰了钉子，先就有些胆怯，支支吾吾地回答彭老总的问话说：“亩产怕会有……千把斤。”

彭元帅笑了：“一队之长，连本队产量数字到现在还无得底，不太好吧。”队长说：“劳动力都炼钢铁去了，忙不过来，收回的谷推在禾坪至今无晒，还有几丘田收都无收。”彭德怀一听，明白了，说道：“你领我到无收的田里看看。”队长带路，来到一片禾叶枯焦的稻田，彭德怀数了数一丘田的褐篼数，又蹲下拔出数了数棵树，然后对跟随的干部说：“你们看，禾篼这么小，种得这么浅，能有上千斤的产量吗》我那时候在家作田，一亩田收上五百斤就算好禾咧！”有人低声插话说：“现在的产量都是喊出来的。”彭德怀接着说：“我最近看了很多地方，都说亩产上千上万，我就不信那一套！你们是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鬼话了吧？说假话，吹牛，无一点好处，既害国家又害百姓。”

回到村里，彭德怀被少年时代的伙伴拉到了幸福院。彭总进了幸福院，见锅灶正在冒烟，上前接口锅盖，见是一大锅野菜，几粒米上下翻滚着。他黑着脸，坐在灶旁一个小凳上不说话。

彭德怀盯着这位老伙伴蜡黄浮肿的脸，说：“我看看锅里，看看你们的脸色就明白了。你们这名字好听：幸福院，饭都吃不饱算什么幸福院？”

这里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三场孤寡老人都围了上来，其中有几个老红军挨着彭总坐下。附近的群众闻讯也来了，屋里屋外都站满了人。

“彭总啊！”一位老红军说：“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的人，只要是共产党的话就听就信。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乡亲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样子，每人每天二三两米，毛主席知道吗？”

一个抱着娃娃的老婆婆说：“年轻人可以勒勒肚子，老年人可以咬咬牙，娃娃们咧，他们忍不住饥，要叫哇！”

彭德怀上前看看这个孩子，骨瘦如柴，头显得特别大，不禁掉下眼泪来。脑子一闪，他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饿死的小弟弟，想起了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弟弟出去讨饭的情景。可那时候，还能讨回一些剩饭，记得最多一次讨回了三升米，如今到处是揭不开锅的公共食堂，讨饭都没处去要。三十二年前，因为贫困，因为没饭吃，领着穷人造了反，那是平江起义，南征北战。如今打下了天下，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自己被封为元帅，可家乡成了这个样，对不起父老乡亲啊！这样下去，江山能稳吗？正是这种江山不稳的责任感促使他在上海会议放炮，在庐山会议上书。

“老彭啊，你回来就好了，快给我们出个主意吧！天灾我们能对付，现在兴的那些规矩，都说是毛主席叫这么办，我就不信，改一改不行吗？”

又有人说：“别的地方不是一亩十几万斤稻谷吗？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动员他们支援一下我们嘛！”

彭德怀苦笑：“你们这里报纸上登的不也是亩产万斤吗？”

“那才是哄鬼的！一万斤，在地上铺一层要占多少地？”在场的人愤愤然。

“万把斤哄鬼，十几万斤就是真的吗？”这算是彭德怀对那位要从别处调拨粮食支援湘潭的答复。

大家不说话了，有的叹气，有的掉泪。

“老彭，你说为啥子搞成这样？”

“老彭，这里的事毛主席知道吗？”

彭德怀说：“毛主席派我来，就是叫我了解真实情况，我要向毛主席报告的。”

离开乌石，彭德怀又去了韶山，那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周小舟悄悄告诉他，这个大队吃了“偏饭”（意思是省里给了特殊的照顾），1958年也只增产14%。彭德怀看到，韶山的百姓在食堂也吃不饱饭，苦不堪言。

1958年12月21日，彭德怀到了平江。这是他领导平江起义的地方。对于军事统帅来说，这比家乡还亲。平江县委的王书记跟这位平江人引为骄傲的彭元帅说了实话。彭德怀掏出小本，一一记下。

“平江1958年开始大跃进。九月，将九百五十一个高级社合并为十五个人民公社。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砸烂千家万户的锅灶，城乡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根据大跃进的精神，全县提出‘二一二’的口号（即稻谷亩产二千斤，红薯亩产一万斤，人均收入二百元）同时提出四十天大办工业的口号，到年底建国营工厂二十三个，由手工业社组扩建的集体工厂一百二十八个，国家对县里的工业投资四百六十九万元，添置各种机器设备一百一十多台套，但由于土法上马，追求高指标，不顾质量，产品大部报废。根本不能用。全县为支援大炼钢铁，发动十万劳力上山砍树烧炭五十万担，烧掉木材一万零五百立方米，另砍木材五十多万立方米。毁掉的林木，超过十五个正常年景的生长量。粮食亩产最高的八百斤，年景本来不错，但丰产不丰收，壮劳力都被调上山烧炭，炼钢，许多庄家没有收回来，烂在地里。因为虚报了产量，上面征购征调的多，全县年人均原粮（带壳的稻谷）二百七十四斤，大家吃不饱，还得继续苦战，继续跃进。”

年底，彭德怀到了株洲，恰与薄一波相遇。谈起经济形势，心直口快的彭德怀把在湖南的所见所闻，都对薄一波讲了。彭德怀说，：“上个月武昌会议时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食数字时，谭老板（指谭震林）的报告，建议公布数字可定为一万零五百亿斤，我就不赞成；又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哪有那么多！后头谭老板问我：‘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你说怎么办？’我说：‘公布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彭德怀迟疑了一下，又说：“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农村会饿死人的。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一波同志，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吧。”薄一波对彭总说的情况深有同感。但他1953年财经会议被整，1957年跟周恩来一起反冒进又挨了批评，觉得自己说话，主席不一定会听。或许联系以前的事又批一顿。转念至此，就说：“彭总，还是你来打这个电报，可能会引起主席的重视。”彭德怀说：“好，请你写吧。”于是由薄一波起草，彭德怀签名，给中央发了电报，建议统购粮减少三百亿斤。

彭德怀在上海会议放了一炮就出国访问去了。1959年4月2日至5日，会议转成了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议作出了1959年“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宏伟计划”，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粮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

会议进行中，每天晚上有舞会、电影、戏曲等文艺节目。一天晚上，演出湘剧《生死牌》，因为是家乡戏，毛泽东专门去看了。演的是明朝的海瑞，秉公断案，大义凛然的清官戏。从剧场回到华山路1235号别墅，毛泽东即吩咐秘书借一部《明史》来。这天晚上，他专心阅读了《明史》中的《海瑞传》。

4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工作方法十六条。但旁征博引，议论纵横，极有吸引力。他号召各级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毛泽东扫视会场，双目如电，接着说：“现在党内说假话成风，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看风转舵，风（看风）马（拍马）牛（吹牛）盛行。要学习海瑞。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批评嘉靖皇帝说：‘嘉靖，加价皆净也。’还把这话写进上疏里。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有一天，牢头给他端了酒菜来，他刚刚吃下去，从牢头嘴里知道嘉靖已经死了，便嚎啕大哭起来，把刚吃下去的东西又吐出来了。可见，海瑞虽然对嘉靖批评得很厉害，但他对嘉靖还是忠心耿耿。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要像海瑞那样，做到五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用右手举起《海瑞传》说：“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大家可以学习这本书，尤其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更应该学习海瑞精神。我送了《民生?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看一看，又丢到地上，然后又捡起了，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但终究把他送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有海瑞出场。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回答：看了。）”

海瑞（1514—1587）明嘉靖举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上疏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很生气。吩咐侍臣，看住海瑞，别叫他跑了。侍臣回奏说：“海瑞上表前，连棺材都买好了，打发走了家中僮仆，与妻子行了告别礼，现独居一室，就等万岁爷抓他杀头了。”海瑞坐牢半年，嘉靖死，新皇帝隆庆继位，赦免海瑞。隆庆三年，任命海瑞为应天巡抚。海瑞为民做主，抑制豪强，被誉为“海青天”。

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急急忙忙赶回北京，找到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向吴晗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两篇介绍海瑞的文章。吴晗对毛泽东素来敬重。1948年他出版《朱元璋传》特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选集》出版后，毛也曾亲笔题款向吴晗赠书。这些文字交往使吴晗对毛泽东的信赖无半点保留。听完胡乔木的传达，吴晗说：“主席号召宣传海瑞，我义不容辞而且尽快交卷。”1959年6月15日，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谈海瑞》；第二天，他又用笔名刘勉之发表《海瑞骂皇帝》一文。这时候，彭德怀还没有罢官。1960年底，他又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请，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演出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奉命做事的吴晗，万万没有想到《海瑞罢官》导致他家破人亡。此是后话，按下慢表。

历史人物海瑞，被毛泽东一鼓吹，在中国文化历史领域活跃了十来年。开头是被歌颂，后来又受批判。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动机何在？是真希望有人上书提意见，批评当今皇帝，还是钓鱼？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是钓鱼。但是他最初要钓的不止是彭德怀，还有周恩来、据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上将在军队系统传达：“后人写了海瑞传，叫做‘大红袍’，就是写海瑞的故事。主席把这本书介绍给周总理看。主席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只报好事，不报坏事，去年的浮夸风就是报喜不报忧。下面有严重问题不报上来，报上来的都是好的。如果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制定方针政策，那就危险得很，就会犯大错误。’”这一谈话很有深意。他在鼓动周恩来对他“大胆批评”。他深知所谓“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三面红旗是错误的，造成了目前的严重困难局面。1956—1957年周恩来反冒进是正确的，对周恩来的批评和整治是错误的，周恩来一定不服。一定有话要说。他认为在核心领导层，刘少奇已经在反高饶斗争中被制服，朱老总是个招牌，挂不起帅来；只有周恩来，在国际威望、国内威望、党内追随者等等方面，都有资格出来挂帅与他抗衡，批判和清算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斗争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要因势利导，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先发制人。这些年毛泽东读《三国志》，研究曹操，研究司马懿，他心中的丘壑机关越来越深不可测了。在几次中央全会上，他见周恩来态度含蓄深沉，于是打出海瑞这张牌，以观动静。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败象渐露的时候辞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前夕，4月15日，毛泽东召开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他对下届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做了说明。他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说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合适。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毛泽东这个讲话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把刘少奇推出来当国家主席，同时也把国家的巨大危机叫刘少奇背上。因为，知道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务的”。大跃进原来毛泽东亲自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带领六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他实际上是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决策核心之外。至于具体工作，他管到了农业社发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级社升高级社，管到了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管到了种庄稼要深翻七尺（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七册第506页）；工业上他管到了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管到了钢铁元帅升帐，管到了亲自下达指标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如今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文教搞乱了，全国都乱了套，他说他没管具体事务，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刘少奇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高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毛泽东从此在形式上退居二线。

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才逐渐恢复工作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举行。会前并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快散会了，3月2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函，与陈云一起飞抵郑州参与讨论毛泽东的会议总结和《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草稿。

4月30日。周恩来接到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通知。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说：“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形势很好，但产量指标搞高了，打被动战。总想知道一点，摸不到底，心情有些苦闷、不安。去年定的1959年敢的生产指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上海会议和人大又把指标提出，还是问题。要注意党在国内外的威信，向党提出的东西，自己没有把握，不能泄气，要想办法，情况让大家了解后，大家想办法，共同努力。”这番话道出了大跃进以来周恩来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的苦闷和彷徨。

5月11日，周恩来出席政治局会议，会上，陈云建议将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关于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1958年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1959年4月上海会议降至一千六百万吨。周恩来支持陈云的意见，建议降至一千三百万吨。并发言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周恩来还建议由他会同八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5月16日。周恩来约八位副总理谈话，建议在二十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的重点地区视察，六月十五日左右返回北京。他还郑重其事地向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报告：“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除此以外，对市场供应，农业生产等问题也就近进行一些了解。”这是大跃进以来周恩来第一次管工业，管钢铁生产。一个国家总理过问一下钢铁生产情况，本是份内工作，却要如此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扭曲了的领导体制所造成的。中央经济小组组长是陈云，副组长是谭震林，按毛泽东1958年6月10日所说“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的规定，中央经济小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位在国务院之上，所以，总理、副总理的调研结果，是“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而总理去过问一下钢铁生产，要事先向总书记报告，否则就有擅权、越位之嫌。1959年5月23日周恩来出发到河北天津、邯郸、石家庄等地视察，6月1日致信邓小平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来天津八天的工作情况。明确地对干部和群众讲去年农业确实大丰收、大跃进，但由于一时吃多、用多、花多了，今年才出现一时，一部分物资不足的现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彻底地讲增产节约是大跃进中的两条腿走路，这是结合生产和消费、结合局部和全面、结合今天和明天的必不可少的积极的绝非消极的方针。9月13日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采纳了周恩来、陈云的意见，确定1958年钢的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1958年10月25至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继续跃进”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没有参加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破例没有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只作了《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的报告；而会议主题—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是由计委主任李富春作的。直至1960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十年总结》的讲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时，才给周恩来恢复名誉，并破例地请周恩来谈农业方面的问题。这之后，周恩来才负起总理责任，把国民经济全面抓起来。

15 于无声处听惊雷

因为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盲目乐观，公布的粮食产量是七千五百亿斤（实际产量是四千亿斤），按照这个基数安排出口，所以1958年出口粮食二百六十六万吨，比1957年度（一百九十二万吨）增加38%；根据1958年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1959年底粮食产量是一万零五百亿斤。粮食出口量也随之大增，达到四百一十九万吨，比1957那增加118%。国家粮库急需补充，各省的粮食却迟迟调不上来。

从1958年夏天起。政府和农民就展开了夺粮大战。1958年底粮食产量，毛泽东钦定为七千五百亿斤，这个数字是根据省、市、地、县吹牛、撒谎、放卫星的产量综合起来的，根据各级自报的产量征购粮食，大家都得认账。

粮食征购任务是怎样逐级下达直至发展成为政府与农民的夺粮大战的，我们看看河南省遂平县的情况就可知一般了。

据当时任遂平县委副书记的娄本耀回忆：“1958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调子就很高，他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河南省人均粮食超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征购，除了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也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于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会下，信阳地委召开小组会。地委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着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表态提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五百斤。标杆一定，人们都往高报，唯独平兴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报的产量偏低。结果，路宪文书记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蔡中田找到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看咱报多少呢？’我说，‘报个三百多斤算了，多了咱拿不出这么多粮食呀。’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架得住这么来一家伙呀。’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百姓吃啥哩？’蔡中田说：‘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蔡中田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说：‘九千万斤，怎么样？’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不成，去年才征购八百万斤。’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样还过不了关哩。’我想想，也只有这样了。蔡中田还说：‘人家淮河南边都他娘的报一亿斤了。’”

遂平县1958年粮食产量是二点四四亿斤，大豆四千九百六十四万斤，芝麻九百零四万斤，总共三点零二六八亿斤。可县财委账面上记载着上报的粮食产量：十点二七九亿斤，比1957年增长三点一倍。按这个账面产量计算，全县人均产量一千五百六十五斤，根本吃不完。蔡中田悔不该当初吹牛，如今把自己套住了，只好报九千万斤。

省、地、县三级干部离农民较远，在升官的诱惑和撤职的压力下，眼一瞪，心一横，把高征购指标接下来了，到公社、大队、小队三级就很难落实了，特别是小队长们，他们是农民选出来的当家人，和社员们同呼吸，共命运。

和兴公社第十一小队队长吴国祥，是条硬汉子。征购开始时，会计问他：“是先交征购粮，后留种子粮？还是先留种子粮，后交征购粮？”

吴国祥说：“先留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

“完不成征购任务咋办？”

吴国祥一拍胸脯：“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没你的事。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吧着留下了万把斤种子和口粮。这样一来征购任务当然完不成。公社一次次催交，吴国祥说是没有，硬扛着不办。乡里急了眼，派出找粮队夜里偷袭进村，从牛棚里挖出了存粮，当场把吴国祥队长五花大绑地带走了。乡亲们不敢拦，流着泪默默地为他送行。吴国祥因为流着泪对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沈寨公社二十个大队，最高亩产一百二十九斤，最低七十七斤，公社原来报的平均亩产四百三十五斤，按照这个“丰产”比例交征购粮，农民就得挨饿。该社三大队六队队长李如意，在征购开始时召开社员大会，他语气沉重地说：“老少爷们，今年粮食征购任务大，咱们要完成了，明年没吃的了，咋办？我做主，咱村先藏七十筋（注：一筋十斗，一斗十五市斤）大麦，明年度荒春。要是上级查出来，我李如意挡着。不过，我要求老少爷们保密，任死也不能说。”经过社员大会商定，把七十筋大麦放在最老实可靠的社员陈宽家里。不料，队里出了“叛徒”，跑到公社把藏粮的事告发了。上面一追问，李如意如五雷轰顶，“哇”的吐了一口鲜血，昏倒在地。

据统计，在遂平县和兴、诸市、沈寨、文成等公社，在征粮的头几天里，受批判的干部和群众二百六十四人。

尽管政府采用高压手段，农民的藏粮斗争仍在进行，这是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一场斗争啊!

卫星公社第十五大队半截楼村，把扬净的麦子重新掺进麦秸垛里，再把麦秸垛重新垛上，从中抓把麦秸就有半两麦子。

周庄大队让饲养员把麦子倒进牛草垛，上面是牛草，下面是麦子。

王彦庄王朝汉将麦子放在棺材里，上面堆放破衣服。

杨里怀村杨凤珍把粮食用袋装好，封死了口，沉在尿缸里。

大营村张葡萄连夜将麦磨成面，做了十几个锅盖大的烙饼，铺在床上，上面用床单盖好。时间一长，饼子发霉变黑了。

还有的将粮食化整为零，分成小包，趁夜晚无人时爬树放进鸟窝里；有的把粮食放在风箱里；有的把墙推倒，把粮食垒进墙里。

藏粮人道高一尺，搜粮人魔高一丈。

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反瞒产运动的指示，中共各级组织，政权机关公、检、法各个部门，都紧张运作起来。

在大跃进中出了名的嵖岈山人民公社，反瞒产动员大会正在进行，到会的各级干部和会计五十四人。大家眼观鼻，鼻观心，谁也不说话。会议主持者，公社书记陈丙寅为打破沉默开始引导。那时的各级干部，既挨过整，又整过人，都是老运动员了。对付藏粮的农民都有一套办法。

一个队的当家人就是队长和会计。来参加会议之前，他们藏好了粮食，订好了攻守同盟，甚至发了毒誓，谁也不能说。在一个屋子里开会是没人开口的，于是宣布生产队长和会计分开，队长进一间屋，会计进一间屋，，由公社干部一个一个地过堂。六连连长（即生产大队队长）刘贺圈没有经过这阵势，吓得拉了一裤裆，当即招认藏了六百斤谷子。那边厢是审会计的会场。一连科技包根一入会场就害怕，上牙打下牙咯咯作响。公社干部一眼把他看中，作为重点突破对象。这种会一般选在傍晚开，进行夜战，增加森严恐怖的气氛。说是“教育”运动，大辩论开路，实际场面是让受教育者在会场中间一站，一群民兵围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把人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再把这人拉起来，继续进行“教育”。过了子夜十二点，这拨人睡觉，换一拨人接着斗，被斗的人是不能睡觉的，这叫“熬鹰”，直到把受教育者的肉体和精神全部摧垮。包根没经过几个回合就全招了，供出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藏粮五百斤的经过以及藏粮地点。朱遂平在队长会场还在为老少爷们扛着，揭发材料一到，立即被揪了出来。他开始昂首挺胸站在屋中央，一阵拳打脚踢，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着头发拉起来。有人搬来一条凳子，让朱遂平站凳子上，一条腿抬起来，这叫“金鸡独立”，他晃晃悠悠还没有站好，有人一脚踹翻了凳子，朱遂平从上面跌下来，又是一顿暴打。就这样他仍然不肯承认藏粮。于是他被捆了个“小鸡凫水”，细麻绳勒进肉里，吊在院子里的树上，只消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已是满脸豆大的汗珠子，脸呈猪肝色。终于，朱遂平也被这种“坚决的教育”制服，大喊：“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这两个典型一树立队长会计们谁还敢硬扛呢！

硬的一手之外还有软的一手。公社干部在会上宣布：谁要主动揭发别的队的藏粮情况，挖出的粮食给揭发者分一半。三连连长贾守业最先受不住诱惑。他们队二百多人已经断粮了，社员们吃糠，吃野菜，甚至剥树皮吃。他自己太老实，没敢藏粮留一手，都上交国家了，对不起父老乡亲们。他太想弄点粮食给那些哭爹叫妈的孩子们，给那些饿得下不了床的老人们。贾守业狠了狠心，揭发二排长（小队长）赵德文在皂角树旁挖了红薯窖，藏着二千八百斤红薯。公社干部找赵德文谈话，他还装得若无其事，指天发誓没藏粮。当上级把他藏红薯的地点和数量都准确地指出来时，他一下就瘫在地上了，随即发疯似的蹦起来，大声喊叫：“日他奶奶。我也揭发，刘耀西在村东头有六个红薯窖，他只报四个，瞒了两个，也有两千多斤红薯。”刘耀西为弥补损失。幻想从揭发别人立功中分一半回来，当即揭发：“我揭发五排长李春华，他家藏了四百斤扁豆。”互相揭发的结果是国家又挖出一批粮食来，过些日子，农村又多饿死一批百姓。

据当时的《简报》记载：一连（大队）党支部书记陈世俊成为反瞒产运动中的光荣旗帜。上大会当典型之前，公社领导找他谈话，说：“陈世俊，上级知道你瞒产了，就等着看你的行动，你要是积极带头报粮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责。”陈世俊吓得两天没吃饭，左思右想，觉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与其被整，不如当一回典型，争取上级宽大。他一口气报了两万一，粮食品种、藏粮地点，都不含糊。大小队干部在陈世俊的带动下胡乱报起来。三连三排长赵德志说：“我在阮成金北屋的芝麻叶下面放了一万五千斤豌豆。”三连一排长钟保才说：“我在陈书青家里放了一千八百斤黄豆，一万一千斤黑豆，在靳新春家放了四千斤高梁。”钟清同、钟德江交代：“在刘庄的菜园旁挖了个地道，从屋里一直挖到后山，共放小麦二十万斤，稻子三十万斤。”公社按照藏粮地点派人去挖粮，一两没挖到。反瞒产运动中继续搞虚夸，遂平县委不光不纠正，而且把这些虚假藏粮数字认下来，与实际挖出来的藏粮数加在一起，向信阳地委报喜，完成了九千万斤的征粮指标。这样做的结果是给上边一个错觉，以为反瞒产的潜力还很大，农村粮食还很多，农民的承受能力远远未达到极限。农村的严峻形势通过了千丝万缕的管道传到城市，传到党政机关，传到军队。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再也不能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了。

1959年5月，传达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实事求是，讲实话，反对“风、马、牛”，江西省委党校八十多名县级干部，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讲了实话，其要点是：

▲“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

▲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粮食、副食供应紧张，就是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

▲人民公社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

▲人民公社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

▲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把两种所有制转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

▲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省、地三级应负责任，因为决议本身就提出先搭架子，由公社统一核算，自负盈亏，；武昌会议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比苏联容易；北戴河会议提过工资制改供给制等等。

▲公社仍应以农业为主，工业放在从属地位，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时过早，原料、技术、设备、产品、销

路等等环节，问题极多，且影响农业生产容易造成劳民伤财。

▲ 公共食堂并非共产主义因素，有三大坏处：排队、抢食、浪费粮食，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

天津市各区党员说出了如下看法：

▲否定“大跃进”，认为是冒进了。

▲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成了盲目发展，

▲大炼钢铁有四大坏处：1、影响秋收；2、影响整个工业生产；3、炼出的钢铁不能用；4、国家赔了23个亿，结果是劳民伤财，全面紧张。

▲粮食不够吃，市场空前紧张，生产上“跃进”了，生活上倒退了。

▲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

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认为：

▲办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快太猛。

▲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

▲“全民大炼钢铁”的口号不对，“小土群”可以不搞，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这是领导上主观主义的规定。要算政治账，但也要算经济账，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赔的钱可以买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会使政治影响不好。

广州军区第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说：

▲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

▲有人说：中国大跃进世界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

▲公社成立太早了，太快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

▲苏联建国四十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十年，就什么都公有化了。

▲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

▲经济社会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

▲有位排长听战士们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时很反感，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

▲海南军区一个政治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年不如一年。”

▲一位排长说：“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

在国务院工作的党外干部和技术专家也议论纷纷，据统战部搜集的综合反映如下：

▲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说：“1958年的成绩，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

▲有人说：“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进。”

▲有人说：“现在物质供应紧张，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

▲四位工程师谈论大炼钢铁，一个说：“炼钢损失了二十三个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一个说：“如果拿这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一个说：“去年炼钢到街上去挖砖，这叫一面建设，一面破坏。”一个说：“给钢铁让路的提法不恰当，不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一机部一位工程师说：“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懂装懂。”

▲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

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于1959年3月29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山西各县人民公社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所谓“五级干部”是指县、区、社、队、小队五级干部，每个县到会都有四五千人。会前向大家宣布“言者无罪”、“不戴帽子”，“放手发动群众，有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形成大鸣大放的高潮。”比较尖锐的意见是：

▲有人说：“你们十个指头都烂了，还说九个指头是好的。”

▲有人说共产党的工农兵学商相结合，还不如阎锡山的兵农合一。

▲有人说：“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

以上这些情况，通过专题报告和《内部参考》、《经济消息》等党内刊物送到颐年堂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他阅读后心情很沉重。一日，用毛笔挥毫，以他那别具风骨的毛体字抄了鲁迅的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槁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这是当时他的真情实感的流露，他听到了中南海地下党的隆隆雷声。

庐山会议前夕，神州大地已经是饥民遍地，怨声载道了。1959年春，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等十五省发生春荒。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将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绘制的关于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上送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常委。毛泽东阅后，心情异常沉重。一年的大跃进，放了那么多的高产卫星，到如今二千五百万人没饭吃。4月17日他写信给周恩来，全文如下：

总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1)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即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以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收，请他们迅速处理，以救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的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2）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1959年4月17日下午11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209页)

周恩来遵办，并给各省第一书记写一封信：“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落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缺粮的紧急危机。”

毛泽东决定7月初上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6月23日，毛泽东到湖南长沙，24日下午畅游长江，25日由周小舟陪同到韶山。28日到武汉，乘船到九江，29日上庐山。

牯岭的东谷河东路一百八十号，无论就所占的地势，就建筑的风格、气派，就室内的豪华讲究来说，均为庐山众多别墅之冠。这是一座两层楼房，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墙上爬满生长多年的凌霄藤。站在二楼阳台眺望，右有日照峰，左有吼虎岭，极目之遥是汉阳峰，庐山佳绝美景，尽收眼底。这原来是蒋介石的别墅，那时叫“美庐”，盖以夫人宋美龄命名也。山河易主，人去楼空已十余载，今日迎来了新主人，这就是打败了蒋介石，在中华大地上主宰沉浮的毛泽东。

毛泽东进入180号，那里的一切都由汪东兴精心安排就绪，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风格和习惯对室内陈设家具作了改造。席梦思搬走了，换上宽大厚实的木床；锦被毛毯撤走了，换上里面都是白细布的棉被；要看的书籍已经在习惯的位置摆好；写字台上文房四宝已经备齐。毛泽东登山路上得句，在酝酿一首诗。进屋坐在书案前，展纸挥毫，成诗一首：

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又抄在韶山宾馆作的一首七律：

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他给胡乔木、周小舟写信一封，附两诗征求意见。通过胡周两人，这两首诗在庐山流传开来。知诗者欣赏诗文，不知诗者也恭恭敬敬地抄在本子上，从字里行间去猜度最高领袖的微言深意。从这两首诗的意思来看，毛泽东一路南巡，看到的是一片丰收、祥和的景象，绝对没有饥荒。这表示他已经调整好情绪，换了一副面孔：坚定、自信、绝不认错、还要整人。他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是顺应民心，改变错误政策，而是在庐山画符念咒，呼风唤雨，刮起十二级台风和万钧雷霆把他听到的地下的滚滚惊雷压下去，坚决压下去。

刘少奇和朱德是7月1日上山的。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住在东谷河西路一百二十四号。这原是中华民国时代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别墅。刘少奇下车以后，服务员出来列队迎接，齐声说：“刘主席好！”

“同志们好！”

刘少奇说着进入别墅大厅，坐在迎面的大沙发上。一个服务员捧上一杯茶来。刘少奇说：“你告诉同志们，以后就叫我少奇同志。我们党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

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自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作了检讨以后，小心谨慎，亦步亦趋，紧跟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发烧三十九度，他绝不停留在三十八点五度。北戴河会议后，有一天机要秘书刘振德给他送来一份《简报》，说是水稻亩产四千斤，刘少奇看来了笑着问：“你相信吗？”刘振德说：“我对南方的水稻不了解，北方的谷子、玉米、高梁这些作物，最高亩产四、五百斤。”刘少奇说：“南方的水稻比北方的谷子、玉米产量高一些，也不会亩产四千斤。人家在骗我们。请你查实一下这份《简报》反映的情况。”刘振德奉命认真地查了，实际亩产不到一千斤。这时报纸上的消息越来越离谱，出了亩产几千斤的小麦和几万斤的水稻。有一次他当着秘书刘振德、吴振英的面很激动地说：“什么放卫星，万斤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浮夸、大话，骗人就是了！敢想、敢说、敢干也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嘛！”后来一打听，毛泽东对这一切都是肯定的，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肯定的，还为这个口号跟李达吵起来了。刘少奇赶紧出巡，于1958年9月19日至28日，在省长惠浴宇陪同下，视察了江苏城乡。据《人民日报》9月30日报道，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的四亩试验田里，刘少奇弯下身子数了一下一蔸有多少棵稻谷，然后问公社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公社书记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注：深翻是毛泽东提倡的），还能多打些。”当政治家就得当两面派，真难、真累呀！听了假话不敢批评纠正，还要装作天真，说更大的假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他的内心痛苦和难处是别人不能理解的。他深知就是毛泽东错了，也得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在毛泽东自己认识错误，决心改正的时候，才能根据他定的步骤和分寸，协助做补救的工作。如果他当时就把窗户纸捅穿，把和平公社的书记批一顿，对一切高产卫星表示怀疑，并出来纠正浮夸风，他也许就当不上国家主席了。从当上共和国主席那天起，他更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警惕自己，一定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大事小事都要一致，同时要避免造成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印象。不许服务员称呼“刘主席”，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反映。

朱德和夫人康克清牯岭东谷河西路三百五十九号。这是民国时代另一位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朱德改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本来朱德是有资格出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恐怕形成新的权力中心，不让他做，还逼他作了检讨。虽然朱毛共事多年，毛泽东知道，就私人感情来说，朱德更倾心于周恩来。如果朱德当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手，权力中心就可能转移。朱德在党内的地位，不是靠毛泽东提拔；而刘少奇是靠毛泽东的提携，上升到第二号人物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的。在当时来说，把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做，毛泽东更放心些。上得山来，朱德醉心林泉，神游物外，他知道自己戎马半生，与战友们一起领导党、军队和人民，打下了这个天下，如今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作为总司令该退隐了。只希望在经济建设上不要发生大的偏差，政通人和，使国家富强起来。7月7日，朱德作诗一首，与董必武唱和。诗云：

庐山面目何难识，扬子江边一岭奇。公路崎岖开古道，林园婉转创新陂。

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五老峰前庄稼好，今年跃进不须疑。

元老林伯渠，填词《浪淘沙》一首，词云：

牯岭雨声喧，气象万千。爱听东谷水潺湲。日照香炉知何处？雾里云端。

智慧何人先？卡尔开山。重峦叠翠更新鲜。一二三四大手笔，宝藏兴焉。

所谓“一二三四大手笔”，指《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林老的词落脚到对领袖的歌颂上，这同朱德的心境是一样的，他们知道大跃进搞得天怒人怨，但还得歌颂大跃进；知道毛泽东犯了大错误，还要歌颂毛泽东的伟大英明。当时许多高级干部都是处在这一种矛盾状态中。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7月1日上山。他给自己挑选的是四百四十六号。这不是别墅小楼，是一幢筒子楼，原来是英国人盖的一所医院，是平房，解放后加盖了一层，改为庐山交际处招待所，接待中档客人。“高档”的住别墅，“低档”的这里也进不来。周恩来住楼上二零一房间，邓颖超住对面二零七房间。在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周恩来受命主持会议，为了处理会务方便他住在了这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为周恩来的助手也住在这幢楼房。

陈云因为健康原因未上庐山。邓小平因运动中不慎腿骨挫伤正在疗养中。

秀才们特别活跃。一日，田家英、陈伯达、康生结伴同游。走的路线是从含鄱口经植物园到五老峰。陈伯达、康生结交田家英，主要是想通过田家英探听毛泽东的动向，他在读什么书，说了什么话，表扬了什么人，批评了什么事，以弄清方向，摸准气候。关键时候表态，惊四座，立头功。他们预感到，随着大跃进的的失败，必有一场大的党内斗争。陈伯达在郑州会议摸错了脉，把话说反了，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这回无论如何不能再搞错。不料田家英口风很紧，只谈诗。但见云雾低迷，峰峦隐现，田家英提议联句。于是，你一句，我一句，成五古一首：

三人结伴走，同上含鄱口；不见鄱阳湖，恨无拿云手。

鄱阳忙开言，不要拿云手；只因圣人来，羞言难抬首。

五老牛马走，鄱阳紧闭口；东海圣人来，群山齐拱手。

若请诸葛亮，西风去借来；晴日君再来，畅饮浔阳楼。

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是小有诗名的。他的一首初上庐山的记事诗，概括了会议初期所谓“神仙会”的轻松气氛，诗云：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

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随吟今古句，高谈且饮雾云茶。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

庐山会议前期（7月2日至6月1日）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省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部长，约百余人。一年多的大跃进，大家都心劳力拙，疲惫不堪。这次有机会放松一下，休息一下，白天浪迹山水，晚上有戏看，有舞跳，自是一件乐事。“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就是指的这种升平景象。“弥撒堂尖”是指东谷中路的庐山俱乐部，原是个基督教堂，误会就在这里举行。从江西省歌舞团、赣剧团中，经过严格的政审，挑了几十名女演员来，再加上能登大雅之堂的女服务员，舞伴就齐了。会议前期，毛泽东，刘少奇等也经常在这里流连。

7月2日，毛、刘、周、朱开常委会一次，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此次会议的十八个问题。

一、读书。中央、省、市、自治区三级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第三版）。

二、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要坚持。总的来说，湖南省委有三句话：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是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三、任务。今年钢是否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不能超就算了。以后年增四百万吨，二千三百万吨就超过英国，定要确保质量，不要追求太多数量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三成，即一千亿斤，1964年达到一万亿斤。恢复农业四十条，还是十二年达到。十五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

四、体制。人、财、商、工四权下放了，现在要收回，归中央、省两级。

五、食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约归己。能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多种多样。

六、学会过日子。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四千八百亿斤标准过日子。

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新的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

十三、质量问题。

十四、去年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十五、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十六、全国协作关系。

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一百二十万基层干部，四十万犯错误，三千六百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十八、国际问题。

这十八个问题，反映了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羞羞答答地在对缺点的估计上让了一小步，即由“一个指头”变成了“一、二、三个指头”，90%，80%，至少是70%的成绩和光明面。这是他让步的底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即第二条“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要坚持，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左”。对于自杭州会议至八大二次会议他整治周恩来、反冒进问题，毛泽东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周恩来等“反冒进”就是主张综合平衡，周在八大作报告时就提出了“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思想，毛泽东抛开哥伦布，第二次发现新大陆，作为自己的一大发明。

在中共党内，真正把毛泽东的丘壑机关看透了的是周恩来。1958年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并把《海瑞传》送给周恩来看，希望周恩来像海瑞那样，挺身而出，再反一次冒进，底下毛泽东就可以翻脸做文章了。但周恩来唯唯仅受教，自己决不当海瑞；同时关照彭德怀，要“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上了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会务工作，包括编组、日程安排、编辑整理影响会议方向的简报等等。大跃进以来，毛泽东亲自披挂上阵，把主管经济建设的总理抛在一边，现在经济建设出了严重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让周恩来主持会务，即是说让周恩来去引导会议方向，毛泽东冷眼旁观，看周恩来挂什么旗，引什么路，还是等着周恩来出来“反冒进”。

老练稳健的周恩来，严格按照毛泽东划定的框框去引导会议。各省第一书记和北京来的部长们按摩足底定的基调发言。大讲大跃进的成绩，然后讲一点缺点（而且已经改了），落实到明年怎样继续跃进上来。田家英在西南组谈了他在四川调查研究了解到的一些真实情况，受到组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批评和制止。比较“右”一点的，如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是以严格的自责为主调，决不涉及中央的路线和毛泽东的领导。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吃透了毛泽东为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错误轻描淡写，掩盖农村严重缺粮的基本事实。，成绩是大的，水利、钢铁都了不起，“左”的一套要坚持下去。他说：“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者三千六百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树木，房子都算了细账，退赔了。由于得到群众的谅解。已有95%的干部连选连任。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粮食大调动，比历年春荒吃得好，人均一斤。巩固食堂，勉强支撑下来。粮食基本供给制。食堂改革炊具，用磨面机。开辩论会后，现在食堂一个未散，90%可巩固下来。多种经营好的，全省有90%发工资，从六、七元到一元不等。5%自留地，一半在食堂，一半在私人。农业大胆实验，创造了一些经验。最大变化在水利。去年六百万人上山找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每县有了机械厂，可造锅驼机。每个公社有个修配厂，车床多了。铁今年可以完成六十至七十万吨，钢五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事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了。错误已作适当检讨，怨气还不是太大。不过，党内外讲话顾虑太大。知识分子有三不讲：报上没登的不讲，领导没讲的不讲，同公布数字不合的不讲。这是反右的副作用。河南今后方针：一切为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

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过七次言，有些尖锐的话，如“人民公社办早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炼钢铁’这个口号对不对？”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但这些意见整理印成《简报》后，被协助周恩来主持会务工作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棱角磨平了，以致彭德怀看了还不满意，私下对周小舟讲：“有些意见在小组会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彭老总不理解这是周恩来和杨尚昆在暗中保护他，决定向毛泽东直言上书。

16 彭德怀为民请命

毛泽东每天阅读《简报》，看每个人的发言和表态，但没有人跳出来，毛泽东心里很是着急。对于党内、军内和人民中汹涌而起的的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暗流他寝食难安。必须要打倒一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才能把这股暗流压下去。

7月14日下午，彭德怀的“致主席信”送上了毛泽东的书案。毛仔细看了两遍，心中窃喜，提起毛笔在信上加了个眉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给大会秘书处，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与会全体同志。

意见书分甲乙两部分。甲的题目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当时公布的各种数字。说：“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地总路线是正确的。”“在全民大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做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乙的题目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开头说：“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下面谈了两个问题：

一、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可以腾出手来大干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部门各地区，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

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7月16日，毛泽东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议事，决定会期延长，要评论彭德怀这封信的性质，通知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上山。薄与安都是“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批评彭德怀的当事人，这时候毛已下了从历史到现实全面清算彭德怀的决心。

对于彭德怀的信件，毛泽东并不亮明自己的观点。在党内斗争中，任何时候他都注意掌握多数，跟一些他认为该打招呼的人打了招呼利用各种机会召见一些人，首先是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例如，邀王任重在庐山水库划船时，谈到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时，说：“我现在不发言。”

从7月17日至22日，各组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讨论。

第六组（东北组，组长欧阳钦）22日上午讨论，对彭德怀信件的评论是这样记载的：“有些人认为，这封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有的人说，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 ，如果再多说几句，分析分析就清楚了。”对于后来被抓住不放，上纲为反对毛泽东的几处提法，即大跃进造成比例失调，影响城市各阶层和农民各阶层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问题；处理经济问题不如金门打炮、平定西藏叛乱那样“得心应手”问题，大家也表示了看法。有的人说：“从实际工作执行中，从一个时期发生的具体情况看，如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说它是政治性问题也未尝不可。”有的人说：“有些问题热得过火，如有的县提出‘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不过分，但这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不要说成是普遍现象。”有的人说：“说我们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不像平定西藏叛乱、金门打炮那样得心应手，指我们这方面缺乏经验，也是可以的。”

第四组的陶鲁笳（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关系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然已大体纠正了，但完全解决还要做很多工作。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有缺点错误，当然非右即‘左’，大跃进中的主要倾向，肯定不能说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一机部部长赵尔陆也在第四组。他是带了一箱子“海绵铁”上山的。大跃进以来他和王鹤寿的关系很紧张。王是钢铁工业的“头”，赵是机械的“头”，这是毛泽东在北戴河封的。王把炼出来的钢铁交给赵尔陆。赵尔陆想展览这一箱子宝贝，后来一反彭德怀，没敢拿出来。赵尔陆在小组会上是这样说的：“过去一个短时期经济社会中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应该感到沉重。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是个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政治性的，容易引起误会。”

四组组长、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食堂问题上继续护短（因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揭了老底）。他说：“应该承认，半供给制是多数农民赞成的。四川实行包两头，对老人和小孩实行粮食供给制。公社经过整顿后，占人口多数的贫农心情舒畅，劳动积极。食堂对组织生产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出勤率可增加10～20%，劳动时间增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半供给制和食堂尽管还有缺点，我是很留恋的。”李显然知道，田家英的“御状”没有告倒他，他对彭信没有正面评论，但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李先念也在第四组，跟组长唱了对台戏。他说了四个问题：“一、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分别不同情况办常年的、季节的、临时的、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食堂的好处是可以节省劳动力，但有三个问题要考虑：1、是否多吃和浪费粮食？三百六十斤口粮肯定不够，在家吃饭可以糠菜半年粮；2、燃料问题，北方用煤肯定要增加，今年预计要销八九千万吨；3、副食品的商品率是否会下降？（有人插话：肯定要下降。）二、公社问题。步子走得快了点，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这是大跃进中一条主要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并不能离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要注意三方面的平衡：各部门内部的平衡，如搞多少钢，不能只看有多少高炉、平炉和转炉，还要看矿石、轧钢能否跟得上；左邻右舍的平衡；最后集中在物资、综合财政和劳动力的平衡。去年计划工作在这三方面都有缺点。四、小高炉问题需要整顿，否则不能坚持。去年小高炉贴了四十个亿，也不可惜。但有的同志认为四十亿搞一千万吨的生产能力，比武钢用十五亿搞三百万吨并没有多大不合算，这一点要研究。小高炉的账要细算。”

具有现代科技意识的聂荣臻元帅在六祖发言，委婉地反对两小无猜（注：毛泽东把小高炉、小平炉称为“两小无猜”）他说：“大型企业的发展应当是向现代化、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前进，而不是搞土设备、土机床。今后必须注意提高质量。目前我们钢的品种只有三百多种，而世界上钢的品种已达三千多种。应该对钢的品种规定出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合金钢最低应占10%以上，而现在只有3%。现在有些特殊钢厂为了完成数量任务，在炼普通钢。”

总参谋长、书记处书记黄克诚19日在第五组发言。他说：“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公社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要是只挂个牌子就好了。去年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地了解炼铁情况，这是大放“卫星”的地方，发现质量不好，产量不实，向中央写了封信，提出看法。材料转到省委后，省委大发雷霆。这就是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去年兴起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现在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大跃进以来，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影响。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主席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三组组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说：“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党内应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晦自己的意见，大胆讲出不同意见的精神。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群众运动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否可靠。”

二组组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发言中没有正面提及彭德怀的信，说华东一切都好，仍是太平盛世、他说：“就得失关系，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1959年华东四百二十八万吨生铁任务，就是靠去年建设起来的‘小土群’设备完成的。农村粮食真正紧张一点的是山东济宁，但济宁现在基本上稳定了。华东其他各省，尚有小部分地区的粮食曾有不同程度的紧张，都已做了安排，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我们正在切实改正缺点，同群众关系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紧张得不得了。”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在二组表态：“我认为彭总的精神、态度是很好的，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这已经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至于信的内容，有些问题的估计，例如‘基本证实总路线是正确的’，‘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不能同意。”

贺龙元帅在第三组发言，他说：“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些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就纠正，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回想博古、王明路线的错误，整个湘西苏区，被承认为党员的只有关向应、陆冬生、夏曦和我。提起这些事，我真痛心。而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像这样的路线错误是难以纠正的。而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这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

从贺龙这个发言看，毛泽东给他交底了。贺龙元帅虽然文化不高，但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是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贺龙作为二方面军的统帅，不是毛泽东的嫡系，一般会采取“疏不间亲”的原则，不轻易介入毛彭之间的争吵。如今不仅介入，而且调子比谁都高，毛泽东自己都承认有一个指头到三个指头的错误，他却说连一个指头都不到；又回顾历史，批王明路线反衬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对彭德怀，不仅有批判，而且有揭发，这是对彭德怀批判斗争进一步升级的信号。

7月21日，张闻天在华东组（柯庆施为组长）作了长篇发言。在众多高级干部猜度毛泽东的心理，窥测会议方向，以求作分寸适当地表态，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张闻天说话了。他仿佛又回到了遵义会议时代，想唤醒全党的迷狂，端正会议的方向。他说：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够，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例如，他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毛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工业得和失的提法，他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炼钢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从他的讲话意思看，他强调的是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要看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考虑。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我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我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 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一比九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但是问题既然存在，也得忧虑一点。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问题不少”一句值得特别重视。我们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着产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去年搞了大跃进，就很容易产生不冷静。去年九月以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人民过去受压迫，现在不断胜利容易产生大国主义。不碰这个钉子，气焰压不下去。中央现在纠正这种现象，很必要。谦虚一点有好处。

讲缺点并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它也要通过实践的证明，并且不断修改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账。

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是不行的。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

总之，民主空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东西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张闻天发言长达三小时，一共讲了十三个问题，以上是他发言的重点。通篇发言摆事实，讲道理，逻辑严谨，充满了作为执政党一员的主人翁的善意。饥荒开始蔓延，农村在成千上万地饿死人，参加庐山会议的大员们，没有一个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有不识时务的，把人民的命运摆在个人荣辱之上的张闻天。

当天晚上，华东组组长柯庆施跑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说是大事不好，主席要是再不明确表态，人都被他们拉走了。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入夜，一百八十号宽敞的书斋他仍觉得憋闷，到外面竹林里去踱步，边吸烟边走，走完一圈又一圈，吸完一支又一支，脑子里三十六计想了个遍，柯庆施说得对，是该亮明旗帜组织队伍了。

他知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在挨饿，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在蔓延，各级干部在向上面追究责任，公社埋怨县级领导，县级领导埋怨地区领导，地区怪省，省怪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都在看着自己，怎样收这个局？

要是周恩来能出来该多好啊！那时可以将一切罪过归咎于政府，自己以正确路线代表的资格，反对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偏偏这个周恩来拒绝扮演海瑞的角色，只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整顿被搅得一塌糊涂的国民经济，无半句怨尤，更不提“反冒进”的旧账。回想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公社化运动，全民办食堂等等，都是自己在大庭广众之前拿的主意，周恩来处于半靠边，既没有建议，也没有反对。在保持一致方面，我说一百，他不说九十九，也不说一百零一，实在无辫子可抓。

跳出来的这两个人，一个彭德怀，一个张闻天，彭是管军事的，张是搞外交的，经济建设上的失误，怎么拐弯也拐不到他们的肩上。他们的意见反映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看法，都是实情话，有根有据，实事求是，但危险也就出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上，他们的观点一旦统一了上下的思想，自己的地位还能保持吗！虽然彭德怀承认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张闻天说缺点是一个指头，但遵义会议不是也说博古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吗！？

毛泽东的思想集中在一点上：当前形势是反“左”还是反右？彭德怀要求彻底纠“左”，提反“左”的口号，顺乎党心民心，让整个国民经济从“大跃进”的癫狂中退下来。休养生息，但自己呢？当反“左”成为汹涌潮流的时候，自己还能在这象征对全中国的统治权的昔日的“美庐”，今日的180号发号施令吗？

一条饿死人的“左”倾路线是要有代表人物的。反“左”反到最后不就是引火烧身反到自己头上来吗？！自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千辛万苦，家破人亡，前不久大儿子死在朝鲜战场上，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吗？不能！绝对不能！

保住自己的“帝位”是高于一切的，这就是结论。鉴之于历史，为巩固帝位，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是不择手段的。他想起了庐山锦绣峰下的御碑亭。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洪武十三年杀丞相胡惟庸，洪武二十六年又杀大将蓝玉，其家族、同僚、部属，因胡蓝党案株连被杀者达四万余人。最无道理的是杀韩国公李善长。因占星官报告：“会有星变，其占为大臣当灾。”“勋臣第一”的李善长，为此全家七十余口满门抄斩。朱元璋几乎杀尽了为他打天下的功臣，然后，建造了这个御碑亭，说自己做皇帝是天意，流传至今。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毛泽东得到历史的启示后回到了现实。

毛泽东又点燃支烟，一个亮点在竹林中游荡。新的一轮踱步、新的一轮思考开始了。

要从根本上扭转会议的方向，扭转全党的方向，扭转全国人民的方向。当前的形势不是反“左”，而要反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了保卫这三面红旗，要组织队伍同一切反对派作战，把这股汹涌蔓延的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压下去。然后，在实际政策上，悄悄地纠正“左”的偏差。

看来要牺牲老彭了。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第二号元帅，打败美帝国主义的英雄，这样一个人物倒下去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有相当震撼作用的。谁再提反“左”，谁要再翻腾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那就看看彭德怀的下场。

还有那个洛甫（张闻天），在延安当了十年“开明君主”，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扳倒他可以防止在三“左”路线时期犯过错误的干部（这个数字不小）重新在他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22日天亮以后，一百八十号一位值夜班的老工人在竹林里看到数不清的足迹和几十个烟头。毛泽东下了决心了。该纠“左”时他反右，这一念之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入了绝境，只要他活着，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从此以后，他不再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在他一念之差的后面，是亿万生灵涂炭，上千万人活活饿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和兵变。

又想了一天一夜，7月23日早晨，会议秘书通知大家开会，九点听毛主席讲话。连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不知道毛泽东要讲什么。这是毛泽东对全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会议在庐山交际处招待所西餐厅举行。毛泽东提早几分钟来到会场，坐在铺着白台布的桌子前吸烟。他吸的是一种特制的熊猫牌香烟，据说尼古丁含量很少。又重新开了一包，放在桌子上，这就是他的讲话提纲。他有这个本事，第一支香烟引路，有不尽的才思，足以使他的听众目瞪口呆，像接受催眠术一样入其壳中。

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和部长们都到齐了，毛泽东自拉自唱，也不用人主持会议，平静地开了腔。这是一篇“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代表作。以下是李锐记录的讲话全文：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辉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些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数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够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了这股风，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没有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教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得延长。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注：梁朝的曹景宗），打了胜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兢；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注：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译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青年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似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切切的泄气性，悲观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人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纸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法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有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三十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等省有一半食堂还在，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句话？三分之一农民，坚持下去就了不起，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56年就有办的，58年搞得更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差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缺点。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此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会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自己开脱一下。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对建设也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袖”，没有领导，哪来英明。58、59年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摊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钢铁指标柯老讲六百万吨，我6月讲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发表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了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我，一个儿子在朝鲜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补贴八十亿，搞小洋群、小土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碳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的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那些意见就是驳。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个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党讲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钢铁、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点，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说是就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到列宁时候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1927年那样的失败？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了？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如果讲责任，富春、鹤寿有点责任，谭老板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你要搞六百万吨，是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九千万人上阵，第一个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

说到此处，毛泽东嘎然而止。

17 林彪助毛为虐

毛泽东的讲话，真如一声惊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观望者总算摸到了底，知所趋处，知所依归了。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位阅历尚浅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却怎么也拐不过弯来。他们不能忘记十二天前，7月11日的晚上，毛泽东把他们三个湖南人找到一百八十号。说是“开个同乡会”，进行了无拘束的谈话。周小舟在延安时代给毛泽东当过秘书，所以有幸被任命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大跃进中他的主要德政是，全省修了五万个小高炉，他下密令，有两万个没让点火，避免了很大的损失。对形势的看法，周小舟说：“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很为毛泽东欣赏，成了庐山会议的基调。周惠是湖南书记处书记，主管粮食。没搞“放开肚皮吃饭”，湖南后来饿死人较少、李锐是水电部副部长，1957年力排众议反对修建三峡大坝。毛泽东赏识他不随风倒，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缓建三峡工程。后来要他当自己的兼职秘书，以便随时有所垂询。

在这次同乡会上，毛泽东十分坦诚，引咎自责。他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哩！”说到这里，毛泽东和他的三个湖南老乡哄堂大笑了一阵。

“万斤亩，主席怎么也相信了呢？”李锐插话。

毛泽东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植物如能利用照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就能亩产几万斤；接着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许多事情我都要负责。有些也真负不了。在河南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了报：‘人民公社好！’”

三位老乡说：“下面乱传话，传得快，还是形成文字为好。”

毛泽东说：“讲得不对，文字也一样不好。钢翻一番，谁知当成了法律，党比人代会厉害得多。北戴河规定翻一番，索性登报，是薄一波和乔木的建议。”

李锐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注：毛泽东在1958年9月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等口号不科学。”

毛泽东虚怀若谷地说：“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周小舟说：“农业是根子。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有些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了。没有往下传。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故此没有失收的问题。现在会议还有压力，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

周惠也插话：“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李锐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还是唱一个调子。”

毛泽东欣然同意：“那好。”随后就通知了秘书处，从7月16日以后，人员就打乱混编了，但组长没有动，仍分六个组。

李锐乘机进言：“二五计划轮廓要定下来，否则不好办事。”

毛泽东说：“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注：李锐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指客观规律不易掌握）。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计划搞乱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李锐说：“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二周也附议。

毛泽东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打袁绍。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陈云当总指挥好。陈有长处，也有短处。”

这次召见，使周小舟、周惠、李锐如坐春风，他们简直忘记了毛泽东九五之尊的身份，忘记了“伴君如伴虎”的宫廷戒律。周小舟信口开河，竟说出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在中国历史上专用于讽喻帝王的话。而毛泽东竟心平气和，不以为杵。三位忠君大臣得出了一个结论：主席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的种种错误，很能听得逆耳忠言。

7月12日上午，周小舟进入一百七十六号别墅，向彭德怀介绍了11日晚上毛主席召见的情况，关于会议多谈缺点还有压力，建议混合编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及郭嘉、蒋干故事等都谈了。周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总去找主席谈谈，更引起主席的重视。”

彭德怀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

周小舟说：“那些发言加以充实整理，就很好了。”

周小舟也是封疆大吏，中央委员，精明过人的政治家。在他忠心耿耿地要帮助主席虚心纳谏，走出困境，使大跃进实现软着陆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本人充当了钓彭德怀这条“大鲨鱼”的鱼钩，而鱼钩一旦搭在鱼的身上，就再也不能解脱，自己的政治前途要和彭德怀一起葬送在庐山。

24日听完毛泽东亮明旗帜的讲话，三个湖南人在周小舟处放言高论。

周小舟说：“我怀疑主席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的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将导致党的分裂。”

周惠说：“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

李锐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

周小舟说：“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我们一起到主席那里去一趟，问问到底是为什么？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劝阻说：“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了也没法谈。”

周小舟提议到黄克诚那里谈谈，黄克诚是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是周小舟的老上级。他上山后，为工作方便，也住在一百七十六号，与彭德怀同住一幢房子。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思想极为沉重。周小舟拨通电话后，黄克诚婉拒， 因周小舟坚持要去，黄认为周李都是毛主席的心腹近臣，或许不要紧，就答应了。三人一进入客厅，惯常的让座倒茶全免了，就站着说话。

周小舟说：“主席可能受了蒙蔽。袁世凯称帝前，筹安会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他看。”

李锐说：“主席也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闻言大惊失色，在他这里说这种话还了得吗！连忙截住话茬：“你们是主席身边的人，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中央集体领导很好。有错误，自己多想想，可以做检讨。”

这时是晚上九点多钟。彭德怀手持西藏军区要求增派车辆的电报推进门来，他是来找总参谋长黄克诚处理军务的。周小舟上前打了个招呼：“老总啊，我们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又谈了几句，三人告辞出来了。偏巧在归路上遇见了罗瑞卿。罗瑞卿回去向毛泽东报告：“彭德怀有非组织活动。”於是，由思想批判深入到追查反党集团。

7月26日傍晚，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在彭德怀的观念里，君臣的关系很淡薄。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好像还停留在井冈山时代。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毛不称“主席”，直呼“老毛”。对于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文过饰非，强词夺理，他反感极了。谈话中二人各不相让，顶起牛来。彭德怀骂街了：“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位元帅指的是“七大”前的华北座谈会，因为打了“百团大战”，你组织人批了我四十天，如今你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庐山会议开了二十天，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我给你提了点意见，为什么就不行？这个话没有录音，没有记录，但原版保存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三年之后，1962年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搞乱了，工作受了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话是有录音、有记录的。

谈话谈崩了，彭德怀大不敬，辱骂了“今上”。这样一个事态发展恰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於是彭德怀的问题“升级”了。

7月27日凌晨，毛泽东召开常委会给彭德怀定性。周恩来说：“对彭德怀的问题还是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刘少奇、朱德同意周的意见。毛泽东一票否决三票，要挟说：“看来我只好上井冈山了。“於是三常委屈从毛，同意打倒彭德怀。

7月27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继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要对人。毛主席说：彭德怀与他长期以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联系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批判。”将原来的六个小组，合并为三个大组，任务包干。第一组组长李井泉，领导批彭德怀；第二组组长张德生，领导批黄克诚；第三组组长柯庆施，领导批判张闻天和周小舟。

也在这天上午，汪东兴召集各中央领导人的保卫人员和秘书及江西省接待委员会的负责人开会，宣布：

一、这几个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及其追随者）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住地。

二、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示，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

三、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另外，不能把这几个人的名字传出去，这是纪律。

7月30日，聂荣臻和叶剑英奉命劝说彭德怀检讨认错，叶剑英流着眼泪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然后二人又劝彭，不管“事实”，抛开“细节”，要从“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的高度去认识和检讨。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个意思是说，维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而揭露和批评毛的错误，即使是有“事实”根据的，从“细节”上看批评是对的，但“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不利”，因而也是错误的。

林彪于7月29日应召上山“勤王”。他一上山就参加了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两次常委会都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四常委出席；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彭在党内的地位实际是副总书记）上山后，从7月22日起接替周恩来领导会务工作，所以列席参加常委会；另一个政治局委员贺龙因为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彭德怀在火车上的谈话，也被吸收参加常委会。在当时。能列席常委会，是受到主席特殊信任的标志。贺龙列席常委会，不能不对其他政治局委员以及全体与会者发生影响。大家看到，主席不分山头，只要在路线上坚定地支持他，就有希望升入党内更高的层次。于是各大组的批判会迅速出现一边倒的局面，批判发言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彭德怀是以受审判的身份参加常委会的；另外还有四人列席：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是来受教育，以便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的。彭真指示李锐兼作会议记录。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朱总司令发言，他希望彭德怀的检讨认错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谅解，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说起，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奋斗了大半辈子，不要就此分手。

突然，毛泽东将左脚抬高，超过了面前的茶几，他右手拿着烟，用左手去抓圆口布鞋的鞋面。与会者一看就懂了，这是说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脸一红，停止了发言。

林彪以他那特有的尖刻湖北嗓音，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一语惊四座，一下子就把纲提上去了。然后缓缓地展开他的意见：

不少人说你传假话，有野心。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在党内藐视一切，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根本问题要从世界观解决，你是经验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有个人野心，没有脱胎换骨，是个不驯服的党员，危险在此。入党后独立为王。滕代远是个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的独立性。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级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为群众服务？这种成分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是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炮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少奇）谈不上。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彭德怀：就是一稿），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确定基本，成绩次要。目的有两面，哪面主要？（毛泽东插话：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期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写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你是个投机分子）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告状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消防，采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一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学毛主席着作，马克思主义着作与毛主席着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另搞一套，自以为有正确的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跑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泽东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你我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最重要的是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主义。

林彪的发言，通篇以“野心”二字立论，抛开具体的是非，大合了毛泽东的胃口，频频插话，心痛唱和。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各路英雄哪个没有救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这种雄心大志，换个贬义词就是野心。从这里下手，能诱导彭德怀承认错误；而一旦彭承认了这个错误，就被打中了要害。一个有个人野心的元帅，在朝中还能立足吗？当彭德怀表示辞去军职时，毛泽东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林彪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彭德怀承认：“个人英雄主义，还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做过检讨。洗脑筋不容易，还要发作的。不守纪律，现在好一点。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展下去就危险，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主席23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毛泽东说：“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还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能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

烈火金刚的彭元帅，在毛泽东和林彪一打（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三顶致人死命的大帽子）一拉（“还是你干”，不撤军委和国防部的差）之下，终于软化了，由进攻变成了防御，由原告变成了被告，由提意见的人变成了被清算的人。由斟酌给别人戴个什么帽子合适变成斟酌自己领哪一顶帽子合适，此次走上了漫长的检讨认罪的道路。

毛泽东在制服了彭德怀之后，腾出手来收拾张闻天。8月2日深夜，他提笔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怎么答复张闻天在发言中论列的十三个问题，毛泽东是费了一番思考的。就事论事，叫洛甫牵着鼻子走，和他讨论经济形势和大跃进的得失，自知心虚理短，洛甫发言后曾很自信地对秘书讲：“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但毛泽东想起来他运用纯熟的军事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根本不着当前经济形势的边，却议论起汉代学士枚乘的文章《七发》来，嬉笑怒骂，几分霸气，几分痞气，把张闻天奚落一番。这封信也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于是，张闻天变成了旧病复发的楚太子。连自己也得承认得了病。信是这么写的：

闻天：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得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病了。昔人咏疟疾诗（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麽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

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34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箦，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违我悃忱。

张闻天接信，对这种文不对题的论战虽然不服，但这时庐山会议的气氛，他的处境，已不允许他再说什么饿死人的事情，只有“谢主隆恩”，按毛的调子检讨了。

参加会议的大员们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见到主席给张闻天的信及随信附枚乘《七发》原文复印件反复研究，相互切磋，以求领会其中的要言妙道。他们的思想离开了已经破产的经济和正在挨饿的人民，离开了前几天还在争论的大跃进的得失和经验教训，一下子被毛泽东引到了汉朝，更加敬服毛泽东的博学和高深。

从8月2日起，庐山会议由政治局扩大会议变成了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一百四十七人，列席会议的十五人。这次中央全会是斗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的大会。

8月13日上午召开大会，周恩来同志奉命主持会议。张闻天按照毛泽东来信定的调子，承认陷入了军事俱乐部，承认自己体内“疟疾原虫”复活。从张闻天的检讨可以看出人性、党性被扭曲成什么样子。他说：“现在我认识到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主席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老原虫复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上结合起来，我也就有对总路线的怀疑、动摇，走到反党。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志的学生。”

8月13日下午的大会是斗争“反党集团”的头子彭德怀，仍是周恩来主持会议。积极分子都被发动起来了，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昔日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以低沉、悲沧的语调发言。按照毛泽东在小会上算的历史旧账，他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或者支持不力，贯彻不力，上纲为几次路线错误。

谈到现实问题，他无可奈何地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知道，不承认这个罪名过不了关，而认了这条罪名自己也就完了。可怜的彭德怀像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把稻草那样，他咬文嚼字地用了“事实上是”四个字，意思是说主观动机不是；“事实上是”就够定罪的了，谁管你的善良动机呢！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缺点，片面夸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九千万人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更错误的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这次攻击，正是党处于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将成为敌人打击我党的有力武器。从这些分析来看，我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接着，彭德怀逐一交代了他和“军事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按照中共党内生活的程式，彭德怀还深挖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检查了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上纲到“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真正确立”这样的高度。在检讨的最后，彭德怀这样表示自己的决心：“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解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这时候彭德怀对毛泽东还没有完全失掉幻想，甚至幻想着将来刘少奇接了班在刘的领导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他清楚记得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他说请罢兵权的话时，毛泽东当着众常委的面说：“还是你干。”林彪也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你，工作要你做。”彭德怀幻想用自己的深刻检讨换取毛泽东的宽容大度，毕竟我为你打江山三十年，你老毛要是真能宽容我，再说一句“还是你干”，我肝胆涂地地一如既往，保你的江山。政治上的翻云覆雨，彭德怀还是小学生。毛泽东阴险地微笑着。他要一步一步地收拾这位桀骜不驯的元帅。

彭德怀检讨后，李井泉第一个发言，说彭“态度有所进步，但没有交代新内容，而且对野心家、伪君子的问题，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的问题，都回避了。主席在公社化和全面炼钢这两件事上，有着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不是两条大罪状，而是两条大功劳。”

康生说：“彭德怀还在耍两面派手法，只承认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下去会成为野心家，而不承认已经是野心家、伪君子，共产党内的野心家必定是伪君子，最后采取阴谋手段分裂党。彭不承认这一条，就不能使全党相信你不会造反。”

谭震林说：“我看平时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刮共产风，是我要负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当的。这一条，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又有许多人急于表现，站起来慷慨激昂，对彭上纲很高，同时表白对毛泽东的忠诚。为追逼彭德怀，刘少奇还拍了桌子。

只有朱德、刘伯承等少数人保持沉默。面对此情景，两位元帅内心非常痛苦，由心底生出了“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凉。一年前，彭德怀奉旨蛮横地整了刘伯承。熟读经史的刘元帅此时此地没有一点幸灾乐祸之心，他只为功臣们的命运担心，下一个倒下去的该是谁呢？！

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彭德怀元帅，因为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倒下去了。麦克阿瑟也和他的总统杜鲁门有过激烈地顶撞和争吵。他在朝鲜前线公开批评杜鲁门的亚洲政策，杜鲁门总统下令撤了他的职；更使他感到丢脸的是总统竟然没有事先打个招呼，麦氏是在收听新闻广播是听到自己被解除一切指挥权的消息。政府是有权威的。军人，包括麦克阿瑟这样卓越的军人，也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对麦克阿瑟的处分，仅此而已。麦克阿瑟不服，回到美国后，在国会和全国各地演讲，抨击杜鲁门的亚洲政策，尔后又参加了总统竞选，企图取杜鲁门而代之。虽未当选，但体面地度过了晚年。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的一切活动，都被思维正当，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并没有被认为是“野心家”，更没有加诸什么“篡党篡国”的罪名，批倒批臭。

中国元帅和美国元帅晚年的不同遭遇，反映了两种政治制度、两种历史传统、两种文化背景的不同。制造彭德怀冤案的罪魁祸首当然是毛泽东，但又不仅是毛泽东，是一种制度、一种传统、一种文化所形成的历史合力。强化这种历史合力的人，让刘少奇、林彪、贺龙、陶铸、罗瑞卿、李井泉等人，在后来的几年中，又都被这种由他们自己强化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合力整得家破人亡。中共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必须进行以扩大党内和党外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保证能及时改正错误，避免全局性、全国性的大错误，实施对国家，对人民的正确领导的先决条件。

1959年8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宣称：“在1959年7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与此同时，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竟然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我们取得了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伟大胜利。在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一光荣道路勇往直前，为新的伟大的胜利而奋斗。”这段话表面上看来是中共惯说的套话，实则不然，它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它以中共文告堂而皇之的名义，宣告中国共产党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决裂。错误可以说成正确，失败可以说成胜利，六亿人民深恶痛绝的“三面红旗”硬说是他们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党的认识、党的决议完全和党心民心的良知背道而驰、此次。中共走入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死胡同。为了改变这条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左”倾路线，继彭德怀之后，一大批为民请命的共产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许多人牺牲了性命。单一个包产到户，多少想要老百姓吃顿饱饭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

8月17日，还是在庐山人民剧院，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山的高级干部都参加了。他说：“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需的。”毛泽东以小喻大，单讲领袖的重要。

然后，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刘少奇作主题讲话，大讲个人崇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他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运动、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袖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有人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党要有领袖，领袖要有威信。恩格斯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而反对权威的，‘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

在紧跟毛泽东这一点上，刘少奇与周恩来不同。如果说，毛泽东说一百，周恩来绝不说九十九，也不说一百零一；刘少奇则不然，他总要过一点，说一百零一，甚而至于一百零二。所以在文革中他被打倒时多了一条罪名，叫做形左实右。这次讲话是毛泽东三天以前交待的，说是“大约在十七号，我将讲‘班有班长’，不讲多了，我讲过了，你接着讲。”这次刘少奇又来了个一百零二，毛泽东叫他讲对毛一个人的崇拜，他却大加发挥，说“还要搞林彪同志、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这是个最犯忌讳的问题。刘少奇要对三个人“搞个人崇拜”，有窃弄名器之嫌。因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你刘少奇，他没讲刘以后的接班人立谁。刘少奇如今讲要搞对林、邓的个人崇拜，俨然是把毛泽东尊为太上皇，自己就皇帝位，指定自己身后的接班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进出，名次的上下，这个权只能操在毛泽东一个人手中，这就是具体化的“名器”，这个权是不能分割、不能转让的，帝王南面之术所谓“惟名与器不可假人”，毛泽东是谨记在心的。毛泽东在政治局、在政治局常委中，任何时候都能操纵多数，其秘诀就在于他掌握着这个权。这个权如果丢了，他就失去控制多数的能力，不能控制决策机构的多数，下一步就会丢掉政权，被赶下台。刘少奇出言不慎，以为是按摩足底示意的方向，多发挥几句，但在毛泽东心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不料，刘少奇还有惊人之论，仿佛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发挥，但来了个一百零三，他说：“揭穿底，我看是这样的：彭德怀同志也不完全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他要反对；对彭德怀的‘个人崇拜’他是不是反对？那就很难说。实际上，我看他是高兴那个东西。这几天揭露的也是这个事实。与其你搞‘个人崇拜’，就不如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搞‘个人崇拜’好。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我也这样讲：与其你篡党，我看就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如果你篡党，我一定‘篡’，你不篡，那好，我也可以不篡党。”

庐山人民剧院悄然无声，寂静得可怕。与会者凝神静气在听，生怕漏掉一个字。毛泽东一声咳嗽，震掉了手上寸把长的烟灰，打破了全场的宁静，也掩饰自己心头的微微一震：难道我搞掉彭德怀，是在为一个赫鲁晓夫扫平道路么？人心难测呀。

庐山会议闭幕了。在全党和全国，一场保卫三面红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所谓“路线斗争”的大幕又拉开了。

毛泽东在与彭德怀作战的时候，始终用一只眼睛盯着周恩来。他所以在大跃进问题是，横下心来顶住不退，就是因为退下这一步来，跟着就要承认周恩来的“反冒进”是正确的，于是都能正确路线的代表就转到周恩来身上。庐山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指示编一本哲学小辞典，书的主体，那些条目其实是附件。真正的主体部分是毛泽东定的书名和作者 的序言。书名定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序言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给彭德怀戴的也是经验主义的帽子， ，说是为了深入批彭，也说得过去。但中共党内中层以上干部，都知道延安整风时，经验主义这个名词，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在庐山打倒彭德怀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其潜台词就是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与他争夺领导权的主要人物是周恩来。他要不断地念经验主义的紧箍咒，才能控制周恩来，而周恩来以他在国内外的巨大声望来支持毛泽东，又是毛不可缺少的。

周恩来反冒进，是以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实现综合平衡为立论依据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承认了这一条，尽管他把发明权抓到了自己手上，但毕竟是承认综合平衡出了问题。回到北京。他有后悔了，觉得承认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会被人从这里打开缺口，否定大跃进。这对继续大跃进，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是非常不利的。于是，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伯达，要他邀集国家统计局的人员开一次座谈会，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是否失调的问题。这是强迫专业机关作伪证。7日陈伯达召集国家统计局的国家和业务人员

开座谈会。8日下午，陈伯达给毛泽东回一封信，说：“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化轻工业的全部情况来看，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当的。第一类内部，第二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去年大跃进式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以及国家统计局座谈会的材料。在1959年9月11日《内部参考》第2868期（发给地委以上党员干部阅读的秘密刊物）上发表了。国家统计局虽然衙门不大，但在评论大跃进是否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问题上，是最权威的机关。这个材料一发表，像猫盖屎一样，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掩盖起来了。毛泽东知道，这是自欺，也是欺人，但斗争需要，只好如此。

这一切文章做完之后，毛泽东又吹响了新的大跃进的法螺。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是“根据最近的经验，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会议确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三至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跃进得更好，会议规定，196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会议设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会后，各省纷纷响应，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为继续大跃进，为提前实现过渡创造条件。1960年3月9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说是“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应该一律挂出人民公社的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到七月底，全国一百九十个大中城市。建立了一千零六十四个人民公社，参加城市公社人数五千五百多万人，占到这些城市人口的77%。

毛泽东铤而走险了。他要办的事，一定要办成；他要走的路，一定要走通。然而，经济规律是不接受任何长官意志的，等待他的将是更惨重的失败。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造成的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像世界末日一样来临了。

18 共产主义地狱（上）

就在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宣告“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以后的四年里，发生了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人间悲剧，这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为害最烈的一次空想社会主义实验。毛泽东亲自设计、亲自领导建造的共产主义天堂，变成了人间地狱。本章史料取自互联网，笔者做了一些去粗取精的整理，所有的典型案例，必具姓名、地点、时间三大要素，都是身当其时、身经其事的人留给后世的信史。

大跃进实际分成两次。第一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1958年底就陆续发现了大跃进问题严重如能及时纠“左”转弯子，也就是饿死几百万人。庐山会议后，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毛泽东在全党发动反右倾运动，然后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这二次跃进作孽最大，时间长达一年多，就是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底。第二次跃进又失败了，粮食产量更低了。

1958年9月3日，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这个牛虽然是在国内吹的，但外电纷纷报道，早已传遍世界。春种秋收。突然各省说交不出预期的粮食来，这下毛泽东急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亲自拟稿于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仓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凡教育必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毛泽东用“坚决”修饰教育运动，有深意存焉！怎么“坚决”法，他不明说，给下级干部留下了充分地想像发挥的空间。以“坚决的教育运动”为手段“反瞒仓私分”，把农民的口粮挖上来，是大规模死人的主要原因。

河南省1958年秋收有50%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1959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省委书记吴芝圃却按各地委虚报的四百五十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的伟大，将当年产量的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

信阳地区1959年实际产粮食四十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八十三亿斤。省里要征购九点六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十点四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掠夺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

据原信阳行政公署专员、党委副书记张树藩回忆：

1959年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要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地委书记）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七十二亿斤总产（量）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语，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经把我定为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兴县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的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十六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季刚完，许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的现象。很多石头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还在召开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有大问题。于是我就到下面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其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经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的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七百万斤粮食，就让他们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到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围着许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面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一万二千多封。即是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的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边缘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尚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的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产包工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帐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数县农村工作部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福鸿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

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和我一样（被撤职）了吗？过来谈话也好嘛。与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时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说怎么半个月四个老人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还对我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留一会儿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的掉了眼泪。接着我又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人饿死都没有人埋。

张树藩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在他还当专员的时候，派他到遂平县反瞒产，挖粮食，他开仓放粮，遂平县在1958年秋天没饿死人。十月他被罢了官遂平就开始饿死人了。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只保护谎报产量、残害百姓的干部，却不保护张树藩这样的好干部。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解决的教育运动”的精神，我们看看信阳专区的干部是怎样“坚决”地整治农民的。在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演出《刘介梅》的戏，批评农民“忘本”，以体现“教育”；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主持，在会上斗真了六十多人，并从监狱中提出四人公开审判，威胁群众。但到会六千代表，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其中有40%患浮肿病。在当天的大会上，就饿死一个人，抬走尸体后继续开会反瞒产，以体现“坚决”。会议结束后，又有十九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这样的大会各县都开，固始县就开了四十次。固始县在郭陆滩公社开了三次万人大会，第一次要每人带5斤粮向大会献礼。粮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带鸡、鸭、鹅、猪向大会献礼，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带其他东西向大会献礼，结果，大门的铜环、破衣服、棉被等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都交给了大会。有四个农民，在会上被逼把身上的破棉袄的旧棉絮挖出来上交。

1959年11月8日，光山县槐店公社梨树大队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认为“有粮不交”，为“教育”群众，大队干部派民兵把徐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六天后死去。徐传正一家六口随后全部饿死。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粮不交，遭到毒打，五天后死去。晏妻黄秀英给孩子们偷炒麦子吃被发现，开群众大会批斗，会后捆绑起来，11月天气，往身上泼冷水，被折磨致死。家中留下五个孩子，除十四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四个小的被活活饿死。有多少农民被这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教育得家破人亡啊！

据原遂平县委副书记嵖岈山卫星公社创始人娄本耀回忆：

大约在（1959年）11月中旬，我在医院接到刘班庄群众一封来信，信上写道：娄书记，俺庄已经死了六十二口人，外出跑到黄河北的有几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一口气，你快来吧，晚了就见不到俺们的面了。我大吃一惊，摇摇晃晃地出了医院，到县委找到办公室秘书赵文亮和通信员徐文堂，由他俩架着我向刘班庄走去。天下着大雪，路很不好走。我们一口气走到八里杨的场地里，准备靠到麦秸垛上休息一会儿，忽然发现麦秸垛下有个死人。我们也顾不上休息了，就一口气赶到刘班庄，时间是下午五点多钟，天已经灰灰的了。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西屋，见当门处坐了一个妇女，脸肿得小盆子一样，吓人，眼睛肿成一条线，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有吃饭了，饿得很。再一看，她家三个小孩全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禾棍。床头还有一个老头，剩下一口气。我又走进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下饿死两个，屋里冷冷清清的。我们就去找队长，队长是个女的，出家门时脸红扑扑的，家里两个孩子活蹦乱跳的哩。我到乡造纸厂，找到了魏厂长，想让他弄点粮食给老百姓吃，魏厂长作难地说，厂里也没吃的了，十几个男女工人都饿跑逑了。我打电话找到公社书记魏祖提，让他找几个人。把村南头几间屋子打扫一下，把村上所有浮肿病人都背到那里去治。我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又继续往西走，先是到酒流村，一打听，村里死了九口人。又走到小岗村，一问村里死了十口，又走到一个村，村里死了三口。我们连夜走到关帝庙，见到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苗庄饿死最厉害，十室九空。我们三个人就急忙往苗庄赶，走到苗庄东地碰上公社妇联主任陆桂英。我问她干啥去了。她说去苗庄安排群众生活了。我问她安排的咋样？她说有吃有喝，一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我说我得去看看。她慌忙劝阻说，时间晚了，别去了。我没听她的，和小赵、小徐一直奔了苗庄。苗庄很静，连声狗叫都没有了，狗都没有力气叫了。月光冷冰冰的，雪仍在不停地下。走着走着碰到一个光屁股小孩，在雪地尿泡。我问他队长家在哪儿住？小家伙说往东走第三个门就是哩。我找到队长家，队长叫苗长富，四十九岁，说：“我身体不好，没上河工，你看我这腿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来。我一问，村上百十人口，已经饿死二十多口了；全村二百多亩地。全年打五万斤粮食，可今年一下子就征购了十万斤，村里连块红薯都上交顶任务数了。苗队长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逑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早就开始吃红薯秧子了，又苦又涩，人在8月份就浮肿了，小孩饿得到地里拾豆子吃，天天拉稀，社里还在反瞒产，挖粮食。”我连夜赶回公社和别守志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生长在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康健，毕业于嵖岈山高中，曾在北京某部队当兵。复员后在驻马店地区宣传部、报社工作，以其亲身经历以及不懈地调查、采访，写了一部反映家乡在这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纪实着作《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1998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下面是本书的片段摘录：

十二个活蹦乱跳、天真可爱的娃娃，把张庄村闹腾得分外热闹。一向贫困的张庄村解放以后，村民的日子逐渐富裕了，山外的姑娘争着往张庄跑，把张庄的光棍汉们乐得合不拢嘴。新媳妇一过门，不出一年都养出一个白胖胖的娃娃，把个打扮的花团锦簇的娃娃往外一抱，全村上下生动活泼。老人们擦着喜泪说：“托共产党、毛主席老人家的福啊，张庄人丁兴旺。”可是，一入这年（1959年）冬天，十二个娃娃再也出不了门，村里不见了娃娃们的笑声、闹声，娃娃们都被饿得坐在家里站不起来了、生产队会计苏全明把娃娃们的口粮减少一半。每顿只给孩子们半勺饭。这半勺饭也是清水煮红薯叶，放了一点盐。娃娃们饿得哇哇直哭，在地上爬来爬去找东西吃。抓着草根，吃；抓着草虫，吃；……看着娃娃们饥不择食的饿相，大人们的眼泪往肚里流。村东头的小强吃了糠，几天拉不出屎来，他连拉屎的气力也没有了，疼得哭爹叫娘，最后活活地憋死了。村后的毛旦瘦得只剩下一根筋，临死时嘴里吞了一把黄土。十二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月里死了八个，剩下四个也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这一年的爆竹声没有了，人们出门拜年问好声没有了，村村都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唯有风雪扑向原野。这就是1960年的春节。雪原上艰难地蠕动着几个人，张吴楼大队民兵营长董运秀背着老套筒枪，押着一根绳子拴着的六个人，向大队走去。这六个人都已经浑身浮肿。脚步蹒跚，随时有倒下的可能。他们全都因为偷吃了大食堂的菜，而被民兵营长董运秀抓住狠狠打了一顿，押送大队听候发落。走着走着，高秀亭一头栽倒在雪地，嘴急急地地吞着雪。董运秀走过去给了他一枪托，骂道：“还叫你吃。”拉他起来时，高秀亭嘴里含着雪，人已经硬了。这五个人被押到大队，关在房子里，董运秀锁上门扬长而去。等几天以后，干部们把门打开，五个人全部硬邦邦地倒在地上，有的嘴里塞满麦秸，有的嘴里塞满棉袄中的破套子，有的满嘴是黄土。遂平一中退休教师魏玉超回忆说：“我在韩楼住队，看到一个富裕中农老头，饿急了眼，把队里的羊偷杀了，煮到半生不熟时，让民兵营长碰上了，当场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住，挂到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把老头用绳子往树上一吊，不管了。从上午一直挂到夜里。老头不停地惨叫：‘我活不成了，救救我吧。’我不忍心，说：‘把人放下来吧，人快吊死了。’民兵营长蛮横的说：“这事你别管，死了与你无关。”夜里，老头被吊死了。民兵营长派人用绳子拉到河坡里，在死人身上堆了点麦秸，一把火烧了起来。”

1960年春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要求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许收留农村来的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大人之所以有恃无恐骄横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一件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治下的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经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路宪文还怕个鸟？！

（揭盖子以后）据中共河南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一百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暴虐啊！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十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六百三十九个。饿死八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饿死十万人的新蔡县，至今还在贫困线上挣扎。

人民公社的发祥地——嵖岈山人民公社仅四万人，三个月期间就饿死了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竟达一万二千人之多。

河南省饿死二百万人（注：比较准确的统计是二百九十三万人）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扒毁民房一百六十多万间。

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有的年轻人想当然地不相信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生过那样一场大饥荒。认为那是“右派学者”编造谎言诋毁毛主席。他们振振有词地叫板，要求列出一个名单来。认为中国没有一个村子能提供这样一个名单。

家在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原城郊）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的吴晔与他的父亲吴永宽一起，收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饿死人的名单。他说：“我的良心驱使我花了一些钱，委托村里的人，在今年（注：2004年）清明节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立下两块纪念碑。我也请求父亲回忆并写下了当时的情况。我想为这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历史，做一点点见证。”以下是隽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

碑 文

1959年我刚满十五岁，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让我悲伤、恐惧，让我叙不完的苦。那个时期中央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得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还有吴德桐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几个人把他活活地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我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受到队长吴永寿的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11月3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我那时候很需要父母养护，可失去了亲爱的父亲，任务无法上学，连病都无法治疗，让我痛苦一生。

1959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一万二千斤，豆类三千五百斤，上述这些油料、棉花全部上交到国库，其中夏季小麦每人提留三十斤，秋季水稻提留三十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可是后来搞起了反瞒产，把收的粮食全部交到国库还不罢休，说还有好多粮食〔要〕交出来，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那个时间仍然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面找野菜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七十多人。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中共中央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也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的亲身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吴永宽 2004年4月

名 单

1959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一百二十人中有七十二人饿死

死者姓名 性 别 现家属姓名 死者与家属关系 备 注

1 李兴奎 男 李传如 祖父

2 吴德勤 男 吴永富、吴永炳 父亲

3 吴永厚 男 吴向发 父亲

4 吴跟林 男 吴向发 弟弟

5 吴二毛 女 吴向发 妹妹

6 吴德荣 男 吴向能 祖父

7 吴德金 男 吴永宽 父亲

8 吴德才 男 吴永宽 三叔

9 吴老友 男 吴永金 三弟

10 余财运 男 余思礼 祖父

11 余黄氏 女 余思礼 祖母

12 余敦山 男 余思礼 父亲

13 余思义 男 余思礼 二哥

14 余思信 男 余思礼 弟弟

15 吴冯氏 女 吴向明 祖母

16 吴永应 男 吴向明 父亲

17 吴小油 女 吴向明 妹妹

18 吴二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19 吴三孩 男 吴向明 弟弟

20 李成奎 男 李福寿 父亲

21 李王氏 女 李福寿 母亲

22 吴德润 男 吴永明 父亲

23 吴德桐 男 吴永明 二叔

24 吴永冠 男 吴永明 大哥

25 吴少山 男 吴桂霞 祖父

26 吴德炳 男 吴向军 祖父

27 冯长友 男 绝户

28 冯小二 女 绝户

29 冯云毛 女 绝户

30 杨世英 女 绝户

31 吴永昌 男 绝户

32 潘秀成 女 绝户

33 吴小成 男 绝户

34 吴二毛 女 绝户

35 吴德立 男 绝户

36 吴永恩 男 绝户

37 吴德刚 男 绝户

38 徐乃兴 男 绝户

39 徐乃韶 男 绝户

40 徐之太 男 绝户

41 余敦海 男 绝户

42 余陈氏 女 绝户

43 余小富 男 绝户

44 余自明 男 绝户

45 王富汉 男 绝户

46 李明奎 男 绝户

47 李福喜 男 绝户

48 李刘氏 女 绝户

49 李小毛 男 绝户

50 徐安义 男 绝户

51 徐小照 男 绝户

52 吴永清 男 绝户

53 吴小成 男 绝户

54 吴二娌 女 绝户

55 吴大孩 男 绝户

56 吴云毛 女 绝户

57 陈友来 男 绝户

58 陈刘氏 女 绝户

59 吴松山 男 绝户

60 吴华厚 男 绝户

61 吴王氏 女 绝户

62 徐乃珍 女 绝户

63 吴小油 女 绝户

64 吴舍毛 女 绝户

65 吴四毛 女 绝户

66 吴向山 男 绝户

67 吴桂氏 女 绝户

68 吴永才 男 绝户

69 吴王氏 女 绝户

70 吴永堂 男 绝户

71 吴马氏 女 绝户

72 吴向成 男 绝户

合计七十二人，分别在1959年农历10月，11月死去。

河南干部作风如此之坏，是反右倾、拔白旗的直接结果。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国的“反潘杨王事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纠集“左派”，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撤换了一大批具有老革命传统的、说实话办实事的好干部（包括不脱产的基层干部整了二十多万人），把一批风（看风）马（拍马）牛（吹牛）干部提拔起来，是大跃进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是“左”倾路线下面的一个“好”干部的典型，是吴芝圃的爱将，也是毛泽东的爱将，毛泽东多次表扬、向全国推广的第一个卫星公社就是路宪文抓出来的。农民深恶痛绝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不就是依靠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路宪文式的干部才得以在全国推行开吗！他在信阳地区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还真不是为了自己，就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产量不能动摇，谁否认1959年代产量不如1958年，谁就是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他是在忠实地贯彻庐山会议的精神。不把粮食挖出来，怎么能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呢？让大城市的人饿饭，在城市如果饿死人那还得了吗！反正粮食不够吃，毛泽东为自己的面子又迟迟不批准进口粮食，总要有一部分人饿死。宁可农村饿死人，也要完成征购指标，支援城市，这是没写成文件的中央精神。路宪文是这一精神的忠实的铁杆执行者。

信阳事件曝光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下令逮捕路宪文和信阳地区十六个县委第一书记和县长，撤职查办下面的干部九百八十三人，逮捕法办二百七十五人。吴芝圃将罪孽深重的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改成了死缓。就这样受处分的干部还是不服。杨守绩向省委申诉：“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的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边。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西屋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边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被查处的县委书记们不服是有道理的。他们执行的是省委的指示，不择手段地搜刮粮食是要完成省里压下来的高指标，他们是吴芝圃的替罪羊。吴芝圃执行的是北戴河会议精神、庐山会议精神，是毛泽东关于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从根本上说，饿死人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秦始皇”——空想加暴政的政治体制，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在救济灾民问题上，毛泽东的暴政连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济灾民、抚恤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个月降一级，晚报三个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免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返流民、设粥场施粥、发放衣物药品、修房补助、借发种子、以工代赈等等。在大跃进年代，今日的总督巡抚—第一书记和省长们以掩盖灾情（实为人祸）为第一要务。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关注救济饥荒、抚恤流亡的，关注的是饿死人以后如何使“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损失。因为饿死人的事传到外面去就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给毛主席抹黑，而毛泽东的威信是高于一切的。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饿死人，另一方面各县的粮库里又都堆满了粮食（各省大体类此）。干部们干的事情不是开仓放赈而是封锁灾情，饿死人不报；开仓放赈的专员张树藩被撤职查办，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级党政机关，都以封锁人祸所造成的灾情为政治任务。河南信阳专区从邮局截留下来的群众和干部报灾求救的信件有一万多封；不是抚恤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锁村庄不许饥民逃荒和把逃到城镇的饥民抓起来。毛泽东建立起来至今受到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信阳事件惊动了北京。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1960年5月，董必武将两位处长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常委，毛泽东看到报告批示定调子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又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责成讲“良心”的总理周恩来起草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来称之为“十二条”）。可见毛泽东知道信阳事件是党的农村政策出了问题，作出反革命定性的判断，是用阶级斗争掩盖路线错误。根据毛的批示，中共中央派出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为首的由几十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河南，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率领庞大的工作组下来了。中央工作组带来了毛泽东的指示，首先统一河南干部群众的思想，给信阳事件定调子，第二位的任务才是救济灾民。他们造舆论说信阳事件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漏网的地主、富农“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所造成的，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路宪文领导的遂平县出了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赞扬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然后，粮食产量放卫星，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瞒产，继续跃进，他们无一不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如今被中央工作组“点金成土”，这些“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好干部”一下子变成了“混进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漏网的地主、富农”。这种做法，有深义存焉。

在改组后的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中说：“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

“必须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这一补课任务是艰巨的，应该掌握以下几个重要环节：（1）正确认识信阳事件的性质，提高阶级觉悟，明确指导思想。（2）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民主革命补课，同时，还要彻底反‘五风’，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3） 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这一独具匠心的“理论创造”，要害是破除认为“信阳事件是我们党犯了错误”的观点，树立“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的复辟”的观点。这一破一立，使毛泽东这位饿死几千万人的罪魁祸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高扬阶级斗争的旗帜，再次成了人民的救星。

信阳地委的报告说：“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了，派干部来了。’‘真诚地回来了，老八路回来了！’有的群众对着毛主席像说：‘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就是说，整个领导信阳地区大跃进、公社化的是“假共产党”，现在来的这一拨工作组，才是真共产党。毛泽东接信阳地委报告如获至宝，于1960年12月31日批发全国：“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407页及注3）信阳报告转发全国，就是告诉各地。用阶级斗争掩盖“左”倾路线，巧妙地转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线。信阳的经验和这两句“御批”使毛泽东瞒天过海，由这场大灾大难的罪魁祸首变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由此得到启发，后来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四清运动”。

吴芝圃炮制信阳报告这一“功”，抵了饿死二百九十四万人的罪，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芝圃灰溜溜地坐在后排，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当着中央和各省大员的面作了一个不寻常的政治姿态，以他那湖南高腔喊道：“之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面来！”

这样，吴芝圃保住了中央委员，不久，调任中南局书记。

19 共产主义地狱（下）

河南并不是饿死人最多的，整个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据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说：四川饿死人超过一千万。（见《文摘周报》2005年12月30日文章《我向中央讲实情》）以下是记者采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后发表的文章摘要：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胜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踩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动力丧失，只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杆扎起来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从1959年到1961年，四川省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二百三十一亿斤，比1958年的四百四十九亿斤下降了二百三十八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三十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1年三年就往外调一百五十七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许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同志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有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作者注：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找省里一个干部谈话。本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为什么要“掩人耳目”呢？怕谁知道呢？怕毛泽东知道。那时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处已隔阂日深），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以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一千万。”

“一千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点七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在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底的数字，从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二百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经县委书记所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来就收回去了，别说中央，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出材料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二百五十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引者按：由此可见，中央书记处有一本反映饿死人数真实情况的底账。后来这被毛泽东认为中央办公厅要搞他的黑材料）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说，谁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六百三十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三百七十三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农民的口粮。四川城镇居民每月的口粮是二十一斤，干部只有十九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十六两为一斤）的四到五两原粮（即谷子），打出来只有老秤的二到三两，折合新秤只有一至二两，城里居民每月供应二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的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来的四千八百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粮食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来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么搞怎么能不死人！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粮食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寄了一百元钱去。”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汇报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十七名干部都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十七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八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径看到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展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汇总到萧泽宽（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从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五个副书记被撤了四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重庆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二十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的平反。

四川饿死了一千万人以上，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罪责难逃。这里需要点评的是，在清查他的罪行时，他为什么气那么粗，腰杆那么硬？他为什么敢和中央书记处对着干？中央书记处为什么连廖伯康等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都保护不了？眼睁睁地看着李井泉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其原因在于有一只比李井泉更大的黑手在捂盖子，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对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的大组组长李井泉是引为知己的。就是四川省饿死人最多的时候——1960年9月，毛泽东任命李井泉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掌管云、贵、川三省，成为中央书记处“惹不起”的西南王。

四川遗留下一些人吃人的案例。据四川灌县县委办公室1960年3月26日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

案例一：“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四十一岁，地主成分。五一年丈夫病死，为逃避改造，五二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3月16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现，管理区具棺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夜静更深，带上锄头剖、菜刀、背篼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煮熟自食。为及时有力地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逮捕法办。”

案例二：“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三十九岁。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3月16日下午竟将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这两个案例是县委作为抓阶级斗争的政绩上报的，所以将报告留存下来了。至于贫农吃贫农，父母吃孩子的案例，则隐瞒不报了。原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回顾说：“那是一个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少得多。一方面他们不想去、不敢去看；你为什么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下边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他们去看：为什么不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好？粮食哪里去了？你贪污！你破坏！你。一级一级都在竭尽全力抹杀事实真相。言路闭塞至此，一个不清醒的领导眼里，只会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镜世界。”

温江专区崇庆县离休老干部郑大军回顾这段痛史时说出来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

党对不起农民啊，和平时期，比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可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正式的交待。

1958年我二十六岁，是县委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几个方面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1960年11月3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1958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舂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才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家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几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譃，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趁我们发愣，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

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

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农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的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家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都调查研究，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呦。”大队支书吧胸脯擂得崩崩响：“100%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新“敌情”通报派往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八十二户四百九十一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产生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1959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约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能冒烟——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地铲回家。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尝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黏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为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灌服超量泻药：

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

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它带点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

所以人们掏山泥把山都掏亮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下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瘪了。出纳说：“这餐加的，尿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群众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又说：他妈吃了豹子胆！

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丝淡烟兜着圈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反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前房后都是敞地，我们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后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窜开了。我喊：不准动！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扑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划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才挪开—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三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小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戳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卷裹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的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做了倒地门板，这畜牲抓了一块好肉就塞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竖条的瘦肉丝。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口，这一窝野种就疯逑了，当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只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吱吱呪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檐装了一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篼，头颅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面无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有喝饱过，好不容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她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树才妹呦，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压下这起吃人案。

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抄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摸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死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馋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闻声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响才栽进坑中。

一直到1962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农民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谁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包谷杆、稻草、麦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炕饼子，很香。还派人收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莹莹的“苔藓”，叫“小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三十，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1961年春荒过去，地里依旧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浮肿了，一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他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时堵得深，勺够不着，就将勺把绑在竹签上，再深度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

这一轮新的吃人案件，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吸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在掩埋之前，好肉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抓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判断、定罪。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铁的事实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竖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都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见我的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刍，侵不进肚肠，还是倒灌来的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涨破肚皮强。我再能说啥呢，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有造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

三年大饥荒期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在历史档案不公开的情况下，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搜集公开资料，写成《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一文在网上发表，揭露了人民反抗的冰山一角：

1960年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一百八十起，据查清的九十六起统计，抢走粮食三点六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六十五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十三个县二十二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五千四百九十五人。甘肃省在1961年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五、六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1961年在张掖市发生三千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1961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粮食事件。四川省的石柱县在1960年5月发生百余人的暴乱，吊打干部，抢夺粮食。贵州省雷山县在1960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贵州黎平县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间发生四千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体粮食事件。

1958年甘肃的广河、东乡等地发生大规模反革命叛乱。1960年甘肃泾川县发生反革命叛乱6。1963年甘肃嘉裕关市发生反革命叛乱。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1960年四川开县发生武装暴乱。1958年云南鹤庆县在三县的结合部发生土匪骚乱。大跃进中，云南丽江地区部分藏族、彝族群众暴乱，红河、曲靖地区都有小规模暴乱。边沿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八万人。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1958年云南禄劝县发生暴乱。1959年云南建水县发生暴乱。1961年云南省南华县发生暴乱。1958年9月云南西盟发生武装叛乱，1962年云南镇源县发生三十余人的暴乱。1958年11月贵州水城县发生暴乱，1960年贵州织金县、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发生暴乱。1962年贵州盘县发生暴乱。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1960年安徽绩溪县发生反革命暴动。1958年湖北五峰县发生暴乱，同年湖北竹溪县发生暴乱。

据杨小凯在《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一文中披露：

史实是1960至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后来都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三年大跃进全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的一个重要史实。改革开放前一直严密封锁这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在这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突出报道了1960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一千万吨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91年8月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以无可争议的权威性指出：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三千四百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四千亿斤减少六百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五千四百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年产量五千亿斤增加8%。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三亿斤，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八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了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的水平。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9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着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见该书第368至369页）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地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三百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后由相关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为基础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一千零五十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能取得这样的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长地方志修撰工作的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列表数字建立在对一千四百六十二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表一 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单位：万人）

省名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7191.5 940.2 13.97 2

贵州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2009.9 93.1 4.63 7

云南 1918.3 80.4 4.19 8

山东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6644.6 61.0 1.10 16

江西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2570.3 14.1 0.55 1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63474.9 3245.8 5.11

据表一，四年大跃进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三千二百四十五点八万人。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5%。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这种差异与各省第一书记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凡是大跃进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跟得紧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紧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圣，四川的李井泉，贵州的周林，湖南的周小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等。有些年轻人认为，如果饿死三千万，按当时人口算，差不多每二十个人里就有一个饿死，这个数目是不可能的。他们生活在城市或较好的省份，在自己周围的亲友中没有发现饿死人的现象，就认为全国都是如此，忽略了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饿死人的这种极大的不平衡性。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一十七点七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点八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点八万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点八万人。

这个数字与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互为印证，说明民间学者的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并无夸大抹黑之意；官方数字是以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稍高于民间统计数字，说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实事求是的，无文过饰非之心。

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二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二万多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十期，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首位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点八万，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的错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总根源，应予彻底否定。

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是人祸。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三百四十三亿斤，折合一千七百一十五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三千万吨（六百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却决定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1960年全国缺少二千四百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三百二十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和七十六点八亿斤，三百八十四万吨。如果不出口那四百一十九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杨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三千七百五十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会、不敢、不可能这样决策的，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敢这么干。不能把发展原子弹和出口粮食对立起来，推迟三四年再出口粮食换汇，就可以出现既舒缓了民困、避免饿死人，又造出原子弹的两全其美的结果。1961年又动用外汇进口粮食七百五十万吨，就更加证明1960年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是饿死人的直接原因。所以，饿死人的事情是决策错误，是人祸，是毛祸，是毛泽东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排挤周恩来，亲自担任“政治设计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的直接结果。这样说不是免除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和省、地、县各级领导人的责任，而是说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的责任人是毛泽东，就如同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正确路线、正确领导一样，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错误路线、错误领导造成的。历史应该这样写、

在民主体制下，议会是民意机构，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其任务是对政府决策是代表还是违背人民的利益作最后的审查把关。执政党是不能左右议会的，议会不通过，政府的政策就不能出台。如果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具有当家作主的权力，不通过钢铁生产翻一番的高指标，不通过公社化的体制，或有权力断然制止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是可以避免和大大减轻这场大灾大难的。令人遗憾的是在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二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毛泽东的决策，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一个人置疑，没有一票反对。党外没有民主，党内也没有民主。这种政治体制是非改不行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印度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

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以自由看待发展》

20 三代贫农的女儿高举“打倒毛泽东”的标语闯中南海

1960年6月10日至18日，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1962）的补充计划问题。

18日下午，毛泽东以《十年总结》为题目，羞答答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57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958年5月党大会制定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年8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着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8月底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11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12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限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限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1959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1959年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始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致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7月的党代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三千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如此。

这篇讲话，据毛泽东自己说是用了二个多小时写成文字的讲稿，问题的提法、分寸到都是经过斟酌的。这是大跃进失败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承认自己有错误。这次毛泽东没再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是充满感情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二五”计划是周恩来在八大提出来的，会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认为是“右倾保守”，“消极平衡”，不符合“两本账”的工作方法。如今承认“二五”计划是好的，是间接地、迂回地撤销了原来的批评。毛泽东对1958年8月以来大炼钢铁问题上的失误所作的回顾和检讨，是避重就轻的“杰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坚持要在1958年实现钢铁产量翻一番，完成一○七○万吨钢；他不提一○七○万吨，大谈不该提出1959年完成三千万吨，而后又一次次递减，直减到一千三百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如此说来，在大炼钢铁问题上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他批评下边，“管农业的”，“管工业的”，“管商业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县、社、队的同志”，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是把自己摆在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贯正确的位置上，强调“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这种说法下边是很难心服的。

开完上海会议，7月3日毛泽东到了避暑胜地北戴河。他在继续思考怎样既转好弯子，又保住面子，这时候，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使他的面子扫地以尽。

一天中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靛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地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反革命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察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铐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问，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说明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有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北门值班室人员不敢隐瞒，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于百忙中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病中的毛泽东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份简报是别有用心。1960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扔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一千八百万吨钢、六千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才勉强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事实。真的死人了吗？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粮食紧张吗？死了一些人，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但政治局委员的绝大多数，都明确肯定地向他汇报：有统计数字，各省区的农村人口在成千上万、成十万、成百万的减少，再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了。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修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同意为一百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根本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总司令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全会（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全会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总书记邓小平在7月31日会议上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归我们处理了。”邓宣布后，毛说：“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渡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此次，毛泽东退居二线（但绝对不是放权），开始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整顿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分头下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就地处理灾情。只有毛泽东、林彪两人没有下去。毛泽东去了杭州疗养，林彪常住苏州养病。

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非正式地给周恩来“反冒进”的问题平反，恢复名誉，似乎是让他放手整顿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的一个信号。

周恩来机敏地接受了毛泽东的信号。在8月国家计委讨论编制1961年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8月底，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同意计委的意见，并增加了“充实”二字，变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其适用范围则由计划部门个工作方针变成党和政府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时肯定了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大跃进的终结。

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后果是极端严重的。各种比例失调，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乱了套。

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年至1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期间平均积累率24.2%的水平。

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钢铁工业畸形发展。1958年至1960年，重工业增长二点三倍，而农业却下降了22.8%。

第三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工业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

第四是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基建规模盲目扩大，增加了几千万职工生活保障的开支，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最后是商品粮的供应能力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严重失调。以农立国的中国，自己养活不了自己。

周恩来做了巨大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甚至自己拨拉算盘，总算弄清了三年粮食产量的糊涂账。

1958年，庐山会议“核实”为五千亿斤，经再次核实为四千亿斤。

1959年，原估产五千四百亿斤，比庐山会议“核实”的1958年产量增加8%，实际不但没有增加，还大幅度减产，实际产量为三千四百亿斤。由于估产偏高，这年征购粮食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三亿斤，达到一千三百四十八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一，各地饿死人的事情日趋严重。

1960年由于农业上调整政策不落实，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为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五百三十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1949年的水平、

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

面对这样的局面，周恩来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责任心和卓越的治国安民的能力。

在1958年5月至1960年6月两年时间国务院脱离周恩来掌控的情况下，国家战略储备粮被掏空了。作为总理，他首先要让全国人民吃上饭，不能再让饿死人的势头蔓延。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0年6月底报告称：入夏以来，北京存粮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队十个城市的存粮只能销八、九天，周恩来艰难地与产粮省商量，调运粮食给几个大城市化工业区，保证这些地方没出大乱子。周恩来在陈云的支持下，冒着政治风险，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建议进口一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第一批运粮船1961年初从澳大利亚抵达天津港。为了及时向灾区分发调拨，他指示外贸部紧急进口一千二百辆卡车，交粮食部专用。1961年进口粮食五百八十万吨，减去出口一百三十六万吨，净进口四百四十四万吨。粮食部副部长杨少桥说：“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令人遗憾的是，周恩来恢复职权太晚了，他1960年秋天才弄清全国缺粮的数字，尽管火速行动，在1961年初第一批粮食紧急调往灾区时，又有成千上万的农民饿死了。

1960年是国家经济形势最糟的一年，是死人最多的一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出现信仰危机的一年，是毛泽东应该退出政治舞台的一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年9月林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一个挺毛的决议，有这样一些石破天惊的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

在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二号人物，主席接班人刘少奇的专利。别人只有跟，不能超越。八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些年一直是提“学习毛泽东着作”，直至1960年9月28日中宣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宣传和学习报告还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宣称要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还没有什么大动作，林彪突然以军委扩大会议的名义，搞出了这么一个超越八大、超越党章的文件，等于从刘少奇手里抢过了“个人崇拜”的大旗，中共上层平静有序的生活被打破了。全军乃至全党都得跟林彪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调子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形成了又一个司令部，与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相对立的另一个发号施令的机关。而毛泽东是站在路边那一边的，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最初形成。因此，林彪此举是向八大通过的党章挑战，是向刘少奇、邓小平挑战，是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挑战。在林彪和几百万军队的威慑下，没人敢再翻腾三面红旗的错误，没人敢追究饿死人的责任，只能悄悄地纠正“下边”的错误。

周恩来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农业生产，“左”的高调再不能唱了。他亲自于1960年11月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泽东加上“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允许社员经验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毛泽东加上“至少二十年不变”）；恢复农村集市等。

当时妨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最大问题是“穷过渡”的政策。“共产风”是它的表现，共产风的出发点是穷过渡，落脚点还是穷过渡。毛泽东认为农民穷，没有什么财产的拖累，愿意共产，容易过渡。1958年北戴河会议通过的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毛泽东亲自规定“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到1960年上海会议他还“设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如今毛泽东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紧急指示信》中加上“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是对上海八年过渡完的重申。这就为日后的再一次折腾埋下了伏笔，《紧急指示信》在农村的贯彻，起了稳定人心，恢复农业生产的作用。

在1960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随即问在座的人：“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大跃进，接受了八字方针。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

福建龙岩地委发现毛泽东写于三十年代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后来正式发表毛泽东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会前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如获至宝。在会上借题发挥，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的一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言下之意是他早就是实事求是的，有三十年代的文章为证。这几年的不实事求是、吹牛、撒谎、弄虚造假，绝不是他煽起来的，是忘了他多年的教导。错在各级，只有领袖最正确。他又站在一个正确的制高点上。

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命令他的三大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各率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下到生产队做调查。

1961年4月，刘少奇来到湖南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进行调查。他选择的住处是生产队养猪的一间破旧空房。一张铺着稻草的旧木床，两张油漆剥落的饭桌和四条长凳，构成刘少奇的卧室兼办公室的全部陈设，窗户漏雨用雨布遮挡，没有电灯用蜡烛照明。他和王光美就住在这里，开始了四十四天地湖南调查，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省委第一书记们也纷纷下去了。

毛泽东在林彪的支持下牢牢地控制着局面。尽管他是这几年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犯了大错误，制造了大麻烦，本该引咎辞职，但他摇身一变，成了置身事外纠正全党错误的教师爷。因为林彪说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全党都得跟着他的魔笛跳舞。

这时候，农村的集体食堂还被当作“社会主义阵地”艰难地固守着。

4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送来报告称：“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

河北有一位农民当面毫不客气地对周恩来总理说：“再吃两年大锅饭，连你们也得饿死了”。（《羊城晚报》1998年3月11日，第十版）5月7日，周恩来从邯郸给毛泽东打来电话：“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问题。”

5月9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给毛泽东来信：“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强烈。我重点调查了三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几十个食堂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如何勉强。当前即是要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

5月9日朱德从四川给毛泽东写来亲笔信，为民请命，再次建议解散农村的食堂，说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40～50%。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和粮食问题。

在讨论修改公社条例的过程中，取消公共食堂达成了共识、条例（修正草案）中是这样表达的：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由社所有制退回到生产大队所有制，即是说在所有制问题上，由人民公社退回到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在中共的文件中，“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队的含义是不同的，在这以前是指生产大队。

9月27日，毛泽东在河北邯郸找了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解学恭，管农业的省委候补书记王路明，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邢台地委书记刘琦，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山东省委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农村工作部部长程怀仁开座谈会，征询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大家认为，“农业六十条”规定的大队是经营核算单位，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仍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主张实行大包干制，即生产队承包农业生产任务后。除了上缴给国家、大队的部分外，剩下全归生产队支配，绝大部分分配给社员，实行这种办法的，人心稳定，生产都比较好。毛泽东口问心写，亲自作如下调查记录：“三包一奖制度是繁琐哲学：你看，有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光定额就有四百多个。”回到北京，29日他给常委们写了一封信，说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问题。我的意思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

从此，在所有制问题上又退了一步，退回到1955年初级农业社的水平。所谓“一大二公”的公社制度名存实亡了。毛泽东要面子，公社是他提出来的，名存实亡可以，但不能说搞快了，更不能说搞糟了，公社的牌子还要继续挂着。所有制放在哪一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农民自己能够解决好的问题，被毛泽东搞得十分复杂，十分玄虚，好像全党都不明白；如果1955年听邓子恢的话，不批“小脚女人”，不办高级社，不一误再误进入人民公社这个迷宫，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多的脑筋，既要说明进入迷宫是正确的，又要从迷宫里走出来。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时毛泽东住在武汉的东湖甲舍。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辉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奉周总理派遣于9月22日到达武汉，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辉谈到：“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敬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北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第二天，即23日，蒙哥马利的专机到达武汉，在胜利饭店下榻。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你知道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讲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是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他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夏天，毛会见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林彪看到外交部这份简报，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他的病一下子加重了。头疼，烦躁，坐卧不宁。产生一种随时可能被揪出来的恐惧感。他对叶群说：“搞得不好我真会是高岗的下场。”

党内老狐狸康生，自告奋勇要当《刘少奇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

陈伯达控制的《红旗》和《人民日报》1962年8月1日全文发表经刘少奇修改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至于刘少奇本人，那更是感恩戴德，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来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局。

下 卷

21 七千人大会上的较量

大量饿死人的事发生后，各级领导人以保境安民为主，不大听中央的瞎指挥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粮食调不上来了。1961年全国征购粮食七百二十亿斤，中央上调六十——七十亿斤。九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三十二亿斤。到11月中旬，时间过半，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供应全面告急，中央忧心如焚。遂决定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决定吸收军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参加。因有七千多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分散主义。

大会于1962年1月11日开幕。没有隆重的开幕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先把主题报告的草稿发给大家，与会者在宾馆住地阅读文件。12日—14日分组讨论。各组议论纷纷，反应强烈。集中到一点是不同意报告（草稿）中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调不上粮食来当然是分散主义，但文章顺势做下去，把大跃进以来“政治设计院”的一切胡思乱想所造成的恶果，都归结为分散主义，都要省以下负责，地方干部就不干了。

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问题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

一位县委书记感慨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1959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子时做检讨、挨批评，这是应该的，但从此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心理，好像给蛇咬了一样，见草绳也害怕。1961年就生怕出问题，做工作胆战心惊，关照群众多了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

许多省委书记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过去几年好多政策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跟着中央走，现在出现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原本是想通过这次会议，把饿死人的责任推下去，见地方各级干部顶得很厉害，就改变了策略，16日他提议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统一思想，然后再写稿子、起草委员会有二十一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还有五人是执笔的秀才田家英等。起草委员会17日开始工作，每天下午讨论。这个阵容包括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主要成员和六个大区书记，毛泽东要观察每个人的态度。他重申三不主义，实际上还是记账、钓鱼。

1月18日，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大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的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伟晶石。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我们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

这时邓小平插话：“毛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平心而论，彭真的发言，讲话，方向还是为毛辩护。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劳民伤财饿死人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这个大错误，毛泽东应负99%的责任，而不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问题。要支部书记和毛泽东平摊责任是不公平的。革命胜利的功劳为什么不这么平摊？就是这样一个小批大帮忙的讲话，成为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原因。

把毛泽东琢磨透了的周恩来，绝不提毛泽东成立“政治设计院”让自己靠边站的旧账，仍以自我批评为主调：“在目前的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情况是我们供给的材料、情况有问题，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奋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大家都知道，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周恩来没有什么责任，他把自己摆进去，一口一个“我们“，就是动员大家把责任承担下来，保毛泽东渡过这一关。

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向彭真发难：“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陈伯达说他“编辑主席语录”是怎么回事呢？七千人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中央书记处具体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以后这三年的文件和指示，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邓小平说：“毛主席的出发点是这样：只讲过去我们错误的责任，应该是中央第一，省第二……各省去传达，就不肯讲中央有责任，自己担起来了，主席说，这不合实际，所以主席要我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文件，系统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研究的结果，编了两个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这个阶段的语录，这是确定我们党总路线和各项具体工作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没有错误。这个本本，将来会印发的，因为这些东西过去没有拿出来过，常委还要先议，还要主席批准。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比如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搞得东西，批转了，这个毛病就很多了。许多问题是出在这上面……而这一部分，说到中央的责任，主要是书记处的责任。因为这些文件主要是经过中央书记处拿出去的。”陈伯达丑表功说他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就是邓小平说的这个本本。这是书记处为毛泽东背过。将为讳过作为指导思想从大量毛的讲话中选编只言片语，完全可以把毛泽东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先知。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邓加以区别，对邓网开一面的原因。

周恩来、邓小平的高姿态、高风格一摆，各中央局书记就知所趋处了。起草委员会同意报告草稿的框架，原来的三个问题不变，只是对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较大的调整，多讲成绩，少讲缺点，还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只是把小标题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开了四天会最重要的成果是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性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

1962年1月27日子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下午二时，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刘少奇同志报告。”

刘少奇的开场白是：“中央通过的书面报告已经发给了大家，我就不再宣读了。我准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他只有一个提纲，一气讲了三个钟头。

对于形势的估计，刘少奇讲了实话。他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少的百分数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先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的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

这种困难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我们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生产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三年自然灾害”说，是宣传部门制造的“舆论导向”，是为毛泽东掩饰错误的第一块遮羞布，在饿死人最严重的1959年还想用强大的舆论吧“人祸”压下去。1959年秋天，《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报道秋粮大丰收的消息：说江西取得了“桓古未有的大丰收”，农民“生活显着上升”；河北“粮食超产一、二成”；贵州“玉米大面积丰收”；青海“增产一成到二成以上”；山东、安徽、江苏“齐报秋粮丰收”。到1960年夏天，又报《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农业大丰收的序幕》。到1960年“十一”国庆节，才有高人指点，把饿死人的“人祸”转嫁到“天灾”头上。《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突然宣布：“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接着又说：“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这篇社论告诉人们：粮食紧张，压低定量是天灾造成的；饿死人的事情一个也没有，这是中央统一的宣传口径，不管看到什么，也得按照这个口径说话，否则就要犯下攻击人民公社的大罪。经过一番铺垫以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宣称：“在1959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点严重自然灾害。”后因情况未见好转，又顺延一年，变成“三年自然灾害”。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要老天为饿死人的事情承担30%的责任，仍然是要减轻毛泽东的罪责，因为这三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此事的科学数据见上海学者丁辉撰写的长文《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发表在《方法》杂志1988年第三期。该文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1979年全国历年旱涝等级资料中一百二十个水文站资料得出全国平均指数，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但刘少奇这一说法却大大地得罪了毛泽东，让他承担70%的责任他也受不了。毛泽东提出反分散主义，就是要省、地、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为他背黑锅，由他——这位永不犯错误的领袖——出来纠正全党的偏差。印发的书面报告罗列了十二条成绩，四条错误，十六条经验教训。报告的基调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前进。”羞羞答答地承认“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继续为毛泽东在大跃进和公社化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和灾难性后果文过饰非，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批评下面说假话，不实事求是，强迫命令，脱离群众。这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极大反感。县委书记和县长们是这次会议上的基层干部，大跃进、公社化以来他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虚报产量，强迫命令，拆房，扒坟，砸社员的锅，共生产队的产，强迫老百姓搞深翻，放农业“卫星”，放钢铁“卫星”，反瞒产私分，浮肿病，饿死人，他们都有责任，但难道不是上级硬逼着让这么干的吗？！想当初我们不这么干，有多少人被拔了“白旗”，有多少人受了处分!(后来甄别平反时，邓小平说，全国在反右倾、拔白旗、反瞒产三个运动中，受处分的干部，包括社队一级干部有一千万人。)如今怎么上级那么马列，把屎盆子全扣在县以下各级头上呢？

刘少奇借用群众语言，说造成工农业大减产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实际上是对书面报告的否定。弄出七分人祸来，，三面红旗不那么光鲜了。他继续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服人的，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正中，听了这一番话心中大为不悦；全国人民都知道，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是我说的，即使要纠正，过两天我讲话自己纠正，你刘少奇抢这个头彩是什么意思？把我的威信打下去，把你的威信树起来！全国三七开还不行，还得说有些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就是要动摇总路线。他心中暗暗记下一笔账：黑暗风。后来在十中全会才出来算账。

“其次，讲一讲三面红旗问题。”毛泽东听到这里歪过头来看着刘少奇。只听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原来是现在不取消，将来要取消。你刘少奇要从根本路线上否定我，好，走着瞧吧。毛泽东心里又记下一笔账：1962年的右倾。

刘少奇这次讲话，引起毛泽东的嫉恨，却得到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家感到中央讲了实话，不再戴着假面具教训人了。刘少奇每天都抽出时间，参加各省讨论会听取意见，也陆续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三年饥荒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己诏。可以考虑在每个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门口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彭德怀同志可以平反，错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动，总不能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听说青年女工刘桂阳（就是举着“打倒毛泽东”的标语牌闯中南海的那个）被郴州法院定为敌我矛盾，判了五年徒刑，刘少奇还特意到湖南组嘱咐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回去要给那个女工平反。

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让步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防线。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林彪登上舞台，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副新的光环，使领袖的头上再放异彩。林彪1月29日大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多快好省，毫无疑问，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而且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干劲，不争上游，少慢差费。人民翻了身，党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正应该迈开大步向前进，这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当然在执行中，不能把总路线的各个部分分离开，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检一个，丢一个，那就错了。说明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跃进。因为那种指标本身就是不符合客观的，用它衡量大跃进，首先就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根据现实情况来比，根据各国情况来比，这是大跃进。即使去年今年和明年数字低，仍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着，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人民公社在实践中更加证明它是正确的，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使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发展形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

这一番话立即使毛泽东坚持错误的胆气又豪起来。有林彪带着几百万军队帮我守住三面红旗这一道防线，社稷无忧矣！他心中暗自高兴，脸上放出红光。

往下听，这个林彪，还有精彩的：

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党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从看得到的，听得到的，同志们的思想经常出现的三种情况：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左”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有些同志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思想，但是把事情往“左”拉，执行主席思想走了样，精神并不一致。当然也有右的问题，党内党外都是有的，如彭德怀就算一个，庐山会议暴露得很清楚。凡是“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的东西，是 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比之我们某些同志的只是一股蛮劲不同，也与某些同志没有劲，不振作，没有大的打算更不同，我们的世界观中，最主要的是唯物主义，这就是尊重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综合起来办事。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只有这样，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国家才能更好起来。

这一段话如醍醐灌顶，把个毛泽东说的五体通泰，六神皆安。他底气更足了。只要有林彪支持，就不怕你们—刘、周、朱、陈、邓联合起来反对我；刘少奇你胆大包天，把你培养成为第二号人物，你竟然企图从路线上清算我，要否定三面红旗，好吧，走着瞧吧。现在是困难时期，一些棘手的难题先让你们去解决，账将来再算。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由此可知，毛泽东在会上的自我批评，他的请求大家批评的高姿态，全是假的。

乱世奸雄林彪，制造了中共历史上两个最大的谎言：一个是饿死三千七百万人，他还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一个是毛泽东亲自指挥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罪在全党，只有领袖是完人。这篇讲话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林彪发完言，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刘少奇和众常委迟疑了一下，他们没有勇气和毛林决裂，也随着站起来鼓掌。随后，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与会者多数对林彪的讲话虽然表示捧场，但那是政治表态，实际上大家非常抵触。就在这天，会场上出现了一条标语：“打倒毛泽东！”毛泽东破例没有让追查，息事宁人了事，严禁此事的传播和扩散。

在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时，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杨殿国的发言，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

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的，什么交学费了，毛泽东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

有了林彪的讲话作铺垫，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加强和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把饿死的三千七百万人说成是分散主义造成的，是省地县各级干部没有听他的话造成的。他以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姿态讲了一番推卸责任的话。

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

另一个稿子在“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后面是说：“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应负第二份的责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负第三份责任。依此类推，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则要负第四、第五、第六份责任。大跃进是全党对手，出了问题也应由全党来负责。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要端正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困难面前要表现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当前正是考验全党干部党性立场的时候。本主席愿意和大家一起接受新考验，适应新形势，学习新事物。对于被错划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可以甄别平反，恢复党籍和工作。但同时也要防止刮两股风：一是翻案风；一是黑暗风。要保三面红旗，而不是砍三面红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非但不给平反，还要成立专案审查，继续查清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等问题。”这篇讲话经过七次修改才发给县团以上的干部阅读，发下来的文件把这些明显推卸责任的话删掉了。

他怕下面继续顶牛，摸完“老虎屁股”的晚上，他把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找到他的住处，讲了许多安抚的话，还古为今用，讲了个秦穆公的故事，他说：

秦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秦国军队全军覆没。晋国俘虏了三个将军，这三个将军在晋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个人放走了。晋王发觉后就派人追，没有追上。三个将军跑回秦国，秦穆公穿着孝衣去迎接他们，并且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责任。秦穆公仍然重用三位将军。三年以后，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全军覆没。

第二天，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原原本本地向省委书记和政府部长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和秦穆公的故事，省委书记们和部长们豁然开朗，只要我们把责任承担下来，“打了败仗”不受责怪，将来依然会受到信任，受到重用。

在这样的氛围中，各中央局、各省的负责人，都纷纷出来承担责任，检查自己的错误，听取地、县干部的批评。与会人员都敞开了思想，县级干部对省的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把压在心里三、四年的怨气都吐出来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们也都作了自我批评，他们说：“中央把责任承担太多了，工作没做好，在下边的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地县委书记们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无不联系到自己工作的地方饿死人的事情，许多人热泪盈眶，痛悔不已，发誓、诅咒，再也不搞“左”倾狂热那一套了。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没成为秦国的那三个将军，而是成了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各地引向灾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他说要讲讲党的问题，一上场就说中国共产党有五好，也就是说有五大优点：

第一、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从历史上证明了是好的。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

第二、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1937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27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

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县以上的主要骨干，军队团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地委一级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县委书记多半是抗日战争中期入党的，当然也有一批新的。这些骨干，是经过风浪的，是很可宝贵的。

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第五、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群众还是这样想的：共产党不见了。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说：共产党回来了。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们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是毫无道理的。

邓小平看出来了，在饿死人几千万人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如不承担责任，反而发明新的理论，转移目标整人，党有分裂的可能。他维护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维护县以上领导骨干的团结，希望毛泽东能在保持面子的情况下，主动地、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由刘少奇挂帅，彻底纠正错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渡过这个非常时期。所以他讲话一个半小时，却巧妙地避开了对“三面红旗”作出评价，避开了追究饿死人的责任问题。

邓小平之后是朱德在大会讲话。会前常委通过了他的讲话稿。1月29日林彪讲话后，他给毛邓写信，说前稿不适用，重写了一个讲话稿。他显然是要跟林彪的讲话对口径。第二个稿子对毛泽东和“三面红旗”的赞美调子很高。反彭德怀以来，朱总司令因为袒护自己的副手被毛泽东整怕了。

2月7日，大会最后一天，周恩来讲话。他严格按照毛泽东定的基调展开：

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本来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政治设计院”指挥各口子瞎指挥、乱提指标、乱提口号造成的这些恶果，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全担起来了。对此。毛泽东是满意的，这也是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传位给江青不得不整周恩来、但又总是手下留情的原因。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希望陈云也讲一讲，陈云说：“我不讲了。”

毛泽东要把中共全党各级领导班子通通打倒的荒谬念头大概也是滥觞于七千人大会。他听了许多人的发言，看了各组的简报，看到了党内正汹涌着一股批评、否定、反对“三面红旗”的思潮，这股思潮一旦成了气候，将彻底清算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将彻底清算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将作为一次错误路线的代表被狼狈地赶下台。会场上出现的标语事件使他刻骨铭心。参加七千人大会的这些领导骨干，共和国的四梁八柱，大多数已不是他的支持者，而是将来可能逼宫的异己力量。庐山会议打倒了彭德怀，但还是没有把反对“三面红旗”，威胁到自己宝座的汹涌潮流镇住。这么多的反对派，该怎么对付？怎样战而胜之？到哪里寻找依靠力量？不能等你们打倒我，我要先打倒你们，问题是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这是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日夜萦怀的中心问题。

刘周陈邓想的是如何恢复生产，渡过难关，让人民吃上饱饭，使国家摆脱危机。

毛泽东想的是先让你们去恢复生产，等眼下的困难过去，不能等你们清算“三面红旗”，我要先发制人，发明新的理论，组织新的力量，批你们的右倾，批你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你们措手不及地陷入被动地位。

新的斗争在表面一致的掩盖下已经开始了。会议结束时，书记处安排呼两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以显示党的团结，安抚毛泽东因出现“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事件所受的创伤，同时树立刘少奇的威信，为权力交替做舆论准备。面对这种逼宫的形势，毛泽东气得想杀人，但这位大阴谋家面带笑容，拉着刘少奇的手说：“我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的大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总之，错误在我。不论直接的间接的，再说一次。少奇呀，你听到了吗？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重任，你早挑起来啦。”

据最近启封的邓颖超日记记载：七千人大会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1962年2月12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要进一步搞清楚，各常委在大会上的表态是真心拥护他继续当领袖还是礼送他下台？他诚恳地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欢迎毛主席辞去主席职务。周恩来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以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他这一票是决定性的。他这一表态，一直受到毛的提拔重用的刘少奇，又最讲共产党员的修养，就说不出逼宫太紧的话来，使毛保住了摇摇欲坠的宝座。如众常委态度一致，作出同意毛泽东辞去主席职务的决定，乘势召开九大，团结全党，彻底清算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与民更始，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二十年。国家避免一场浩劫，刘少奇也不至于是那样一个悲惨结局。

如果众常委同意毛泽东退位，毛泽东有可能串通林彪发动军事政变。但他们取胜的可能性很小。饿死三千多万人的惨状摆在那里，毛泽东人心丧尽，那时候摊牌，毛泽东绝对无法造成文化大革命那种政治上的优势。如果失败，毛泽东就不是体面退休的问题，而会遭到彻底地清算，两害相权取其轻，毛泽东有可能接受体面退休，去当那个名誉主席。

中共党史界有人说七千人大会“真正贯彻了三不主义（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保证了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进行。”只是就会议的二十八天而论，其实哪有什么三不主义，清算和报复只是延期而已。

在全国人民陷入大饥馑的年代，毛泽东为了表示与人民同患难，宣布不吃肉。从1961年1月1日起不吃猪肉和鸡，坚持了七个月。他可能是受到隋文帝的启发。公元594年秋，关中大饥，隋文帝杨坚前去视察并让扈从带回一碗灾民吃的饭——豆腐渣和米糠合成的饭团子。“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期年。”（《纲鉴易知录》中华书局版第三册，第1058页）隋文帝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传遍全国毛主席不吃肉的事是一种政治上的作秀。实际上在全国人民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毛泽东生活日益腐化。曾制止他选妃子的彭老总被他软禁了，没有人敢对他的私生活说三道四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了“一一八会议室”。据知情者评述，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名曰会议室，其实是毛专用的与女服务员密戏的行宫。中南海的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舞厅。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里的女工作人员以及从部队文工团选去的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挑选伴寝对象。毛这样做，一方面是政治上受挫折需要发泄；另一方面，也有装作沉迷女色，淡泊朝政，等候去做名誉主席，麻痹刘少奇的意思。

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兴起了为毛泽东大修行宫之风。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时，指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为他在滴水洞盖“几间茅屋”。后任的省委书记张平化、华国锋在万绿丛中，背靠毛氏祖宗坟茔，面朝龙头山，仿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房式样，修建了一座青灰色四屋脊的平房，内部装修和陈设极尽豪华。有回廊通二号楼，那里是客房二十四间。三号楼是卫队驻地和省委接待处办公的地方。还有可以防震、防毒、防原子弹轰炸，长约百米的地下工程。这个别墅主体建筑三千六百三十八点六二平方米。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直到1962年底才完成。耗资一点二亿元。从此，一个连队守卫者滴水洞别墅，直到1966年6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满意，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饿死了二百四十八万人的时候盖起来的。1969年毛泽东如果稍一转念，用盖别墅的钱去买粮食赈灾，可供二百四十八万饥民吃一年（一点二亿元均分给这些灾民，每人可得五十元。全国有20%的农民年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三湘子民一个也不会饿死。

上海本有的是高级宾馆，柯庆施却又为毛泽东扩建了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之为额“四一四工程”。1962年毛住进去的时候，既没斥责柯庆施不该在各地饿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更没为一百多人常年为他守着那空别墅待命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

这些超级挥霍，使毛泽东那几个月不吃肉、穿一件带补丁的睡衣等艰苦朴素的事迹，黯然失色。

毛泽东一生重权力，轻财物。他指使或默许各地在民穷财尽的最困难的年代，为他大兴土木，挥金如土，政治上的意义大于享受和占有的意义。他明知住不了几天，也明知不能传给后代。他要用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地位，让全党知道，他虽然“退居”二线了，但仍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他仍是全党供奉着的天字第一号尊神。

22 毛刘决裂

七千人大会由于毛泽东和林彪的干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纠“左”问题，调整政策贯彻不下去，据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记载：“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还有些盲目乐观和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明年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等待，硬撑着空架子，不肯收摊子减人，又错过了近半年的时间。”高级干部凭他们的政治经验，感到毛泽东一定会反右，所以按兵不动，单等毛泽东一反右再来个大干快上。

针对这种情况，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休养，林彪在苏州休养，陈云请病假）。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共一百零五人。

针对全党存在的恐右病，邓小平说：“现在是有个右的问题，就是不要信心，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拖下去，无非是拖垮。拖垮是什么东西呢？拖垮是“左”还是右？拖垮是右。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丧失信心，就是看见困难不采取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见到了，不采取办法，慢慢拖下去，拖垮，毫无办法，恐怕真正的右是这个。”

刘少奇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在经济上来说，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

经过近一年的调整，按照1962年代调整计划，同1957年比较，农业总产值仍将减少22%，主要农畜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还将低于1952年的水平；轻工业总产值将增长9.6%，而其中六种吃的将减少37%，十四种穿的将减少39%。1961年粮食（包括大豆）总产量约为二千八百五十亿斤，比1957年减少了八百五十亿斤。1961年全国农村每人平均口粮只有三百斤左右，比1957年大约减少一百三十斤左右。粮食收支还有八十亿斤的短缺要靠进口来解决。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周恩来、陈云、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报告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减人、平反和恢复粮食生产问题。所谓减人，是为了解决商品粮危机，下决心减少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

会上印发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把裁减一千万职工和缩减二千万城镇人口的方案，作了详细周密的说明，细致地规定了各系统减人指标、对象、具体办法、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处理职工待遇等问题。

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是三年大跃进“大办”各项事业的直接结果。工业上到处铺摊子，到处“大办”，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七千亿斤粮食，棉花七千万担的错误估计上面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厂，所以大量招收职工。1961年底全国职工总数为四千一百七十万人，比1957年的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多一千七百二十万人。实际上1961年比1957年粮食产量减少23%，而职工人数却增加了70%，农村提供的农副产品。供养不起这么多职工。以棉纺业为例，1962年棉纱的计划产量这样二百六十多万件，加上下一年增产的需要，仅保留五百万纱锭，一百个以下的纺织厂就够了。可是当时棉纺织工业有一千万个纱锭，二百三十六家纺织厂。许多机器没有原料（棉花），工人没有粮食，停产下马就减工人势在必行。陈云在西楼会议时说：“去年压缩城市人口一千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掉四十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村征购四十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十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大办教育还多招了一些学生，办起了许多根本不够规格的所谓“大学”。刘少奇特别嘱咐：“减少学校的学生，我看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中不闹大事，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要准备出乱子……我想，我们是不是准备一种戒烟性的维持秩序的办法，大乱子已经出了，秩序已经乱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戒严，断绝交通，把秩序恢复，我们要有所准备，讲清楚，先要开会研究一番，中小城市也不要乱来，开枪打死人是不行的。”

刘少奇还说：“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状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恢复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除开这样搞，还有什么积极措施呀？你说还要搞多少万吨钢，多少万吨煤，那才叫积极？这叫消极呀！恐怕提出那样的高指标是最消极的。我们要拉长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拉长农业战线。”

所谓平反，是给在三年大跃进中主张守生其实，被“拔白旗”、“反右倾”受到处分的成千上万的干部平反。不给这些人平反，那些颇带有右倾色彩的各项政策上的调整，就很难推行。人民心里有顾虑。想当年每个县办多少个工厂是有指标的，要求少办几个工厂受了批判，犯了右倾错误；如今要关厂下马，比当年的罪过严重得多，中央政策一变，再来一次反右倾，那还不得进监狱？干部有这样的痛苦经历，你批他观望等待也不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错案翻过来。1962年4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制定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干部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问题，主要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影响群众，实际是影响很大量的群众。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比如河南四十万，实际上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有数千万……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刘少奇插话：不要一个一个地去甄别。）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下级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听到，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这件工作，请各个中央局告诉各省，凡是做了的，继续做；没有搞的，用迅速的比较简便的办法。凡是这样做的，一定要向前走当面公布，不止是当面，不止是对干部，一定要对群众。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是搞得不对。”

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使六亿五千万人民吃饱肚子，摆脱饥馑，是国家的大政。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上发言：“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的所有制问题尚未完全落实，耕畜、自留地等均有不少遗留问题；房产、林权等也没有定下来，均应尽快解决。看了几个县，不管气候怎么样，凡是自留地都是好的，大田都不好。这说明，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小自由有它的优越性，个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将来造成两极分化，危险在那时候，在将来，危险不在当前。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是会满意的。我认为，平均土地在二亩以下的，可以20%，二至四亩的7%，四至六亩或者六亩以上的不超过5%。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总数不要超过总耕地面积的20%，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广西龙胜县的小区有十万人口，土地不多，这个地区，现在单干60%。原因有多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山区分散。我告诉他们，这样的地区不要集体，就要他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上调（粮食），有什么不好？”

朱德说：“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现在下去的人，每一个人都分自留地，人没有地不行，我们北京为什么要搞机关生产呢？就是因为吃靠不住。赚钱是小事，吃要紧得很，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农业和副业结合起来，社员的收入就增多了，生产队也就富裕了。国家把生产资料统统拿到手里，不分给他，你有什么法子不让他偷？他不偷得不到东西。你分给他，他就不偷了。”

包产到户，兹事体大，刘少奇不敢决断，说：“邓子恢讲的这些问题，以后将来再讨论。”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上上下下都明白，包产到户能救荒，能治穷。但这违背毛泽东思想。饿死百姓事小，违背“思想”事大。各级干部都被整怕了，大多数信守这一条官箴，看住百姓，不许单干。但在活活饿死的威胁下；仍有铤而走险的人。1959年安徽省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有个老汉刘庆兰，七十三岁，带着有肺病的儿子进了深山，做了桃花源中的化外之民。父子俩开荒十六亩，第二年收了粮食三千三百斤，留下口粮、种子粮、饲料粮一千五百斤，给队上交了一千八百斤粮食和六十元现金，以赎单干之罪。

附近灾区的农民闻之红了眼，于是兴起了单干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大跃进中跟得紧，安徽饿死人在六百万以上，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说过曾希圣应该开除党籍。曾觉得对不起安徽百姓，这次冒着丢官的风险同意了下边搞包产到户。为了应付中央，他在名词上动脑筋，起名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从1961年3月6日起，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

安徽的包产到户风很快就吹遍全国。到1962年上半年，一般生产队占20～30%，有的达到70%。1962年7月24日，新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上送《关于河南实行借地渡荒问题的报告》称：豫东、豫北四百万人口的地区，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28.6%；一般地区（约四千万万人口）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16.5%。农民交口称赞，说这是“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可以减少人口外流），“叫人政策”（可以把外流人口叫回来）。正在河南负责查处吴芝圃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

1962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带工作组到湖南韶山调查，农民知道他的特殊身份后，强烈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希望他把乡亲们的要求告诉毛泽东，给农民一条活路。田家英回到北京，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湖南农民的意见。同时向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作了汇报，他们都同意，并授意田家英起草文件。田家英就起草了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内容的《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但最后一关要通过毛泽东。

7月8日，陈云求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他在家乡的农民家里十五天，开了十次座谈会的情况，结论是：农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毛泽东未置可否。

陈云将毛后的一天，刘少奇带着常委多数的意见又去找毛泽东。这位宣称退居二线的主席正在游泳池奔涛戏浪，似乎知道刘的来意，在水里吼起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觉得总不能这样谈工作，就在更衣棚坐下来，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把想好的话端出来：“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调整政策还得继续，该退的要退够。”

毛泽东蛮横地否定了常委多数的意见，他把自己的面子和“一贯正确”看得高于一切。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竟没有把这位独夫唤醒。如果说毛泽东开始推行合作化、公社化是出于好心，饿死人的后果是他始料不及的，这时仍不改弦更张，则是出于私心恶意了。

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是检讨三年来的错误，实行各种调整政策以来，毛泽东进行反攻倒算的一次会议。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主题讲话，大讲阶级斗争，严厉批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说：“现在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起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农村集体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为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于是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上至陈云、邓子恢，下至田家英纷纷作出检讨。

开完北戴河会议，又回到北京开八届十中全会。从8月26日开预备会议，先批邓子恢的“单干风”，再批彭德怀的“翻案风”（彭德怀上了八万言的申诉书），最后借批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以平掉彭德怀的西北山头。开了二十九天的预备会，八届十中全会于9月24日正式开幕。毛泽东不再扞卫那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新提出了一条基本路线，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悄悄地用这条“基本路线”代替了那条“总路线”。毛泽东抓经济失败了，要在政治上赢回来。他不再为“三面红旗”辩护，讲什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那样老打被动仗，他退出了不熟悉的经济领域，转入轻车熟路的政治领域，他由经济上的退却转入政治上的进攻。他攻击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领导国家渡过了困难时期，使政权免于崩溃，使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王位得以保持住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几位领导人。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62年底，取得了显着成效，1963年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回升的趋势。经济刚一好转，毛泽东迫不及待，又开始折腾。毛泽东从政治上转入进攻，突破口还是选在农村。1963年2月，他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群众提出的四清是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被毛泽东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十条，被称为前十条。前十条有厚厚的理论包装，但核心思想是要说明：“党高举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前几年农村中的一些坏事，虚报产量、一平二调、拆房伐树、反瞒产、浮肿病、饿死人，都是阶级敌人和四不清干部在捣乱。因此，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用这种办法把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等根本政策上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责任，转嫁到广大农村干部和那些被管制的地主、富农身上。部分农村干部确有作风不好、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错误，但不是那些大灾大难的主要原因。被贬为贱民阶级的地主富农更没有操纵政局的能量。毛泽东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一个浅显朴素的真理是：在全国政权100%不在共产党手里的时代，在国民党时代，在封建王朝各个时代，都没有饿死过这么多人！

刘少奇没有参加五月杭州会议。他于4月12至5月16日子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以共和国主席身份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回国后看到前十条，刘少奇认为有些政策界限还不够明确具体，为了紧跟主席，他于9月6日至27日，在彭真的协助下，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被称为“后十条”。后十条高度评价前十条“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但重点强调团结两个95%。在“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问题上，提出了“四个区别”，即“把进行复辟活动的的阶级敌人同落后群众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以及少量的贩卖活动加以区别；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在“团结95%以上农村干部”问题上，提出要做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上中农成分的干部和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表现好的还可以分配适当工作。农村刚搞完甄别平反，刘少奇、彭真怕又把农村搞乱，想在政策上作些规定，尽量缩小打击面。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刘少奇还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社教工作队副队长。

毛泽东号召各级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一千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的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清”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因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

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泽东以诗文唱和，只对党外民主人士，像柳亚子、郭沫若等，与党内高级干部很少题诗、赠诗一类的事。林彪又是个从无诗文雅兴的军人性格，毛泽东忽然题赠《神龟寿》，有深意存焉。

毛题《神龟寿》一诗赠林传出来后，《解放军报》曾邀笔者写一篇注释性文章，介绍一下这首诗。为此，笔者见到毛书《神龟寿》的影印件，并写了一篇短文：《关于曹操的“龟虽寿”—答李祖建同志问》，共一千多字，发表在1964年1月1日《解放军报》文化副刊上。当然当时只能是就诗文论诗文。时至今日，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毛泽东题赠《神龟寿》，是向林彪进行“路线交底”，透露他改变接班人部署的初步决心。

诗的头一句：“神龟虽寿，犹有竞时。”是毛自比，虽目前健康，有望长寿，但总有寿终的一天，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第二句是关键：“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乘雾的腾蛇指的谁？是暗指刘少奇的，意在告诉林彪：别看刘在第一线很活跃，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但他不是“真龙天子”，是乘雾的“腾蛇”，对此你心中要有数。后四句则是林彪好生保养身体，准备担当大任。

林彪接此诗后，多日领悟、理解、着实兴奋了几天。后来拍成放大影印件给许多人传看。意在炫耀。但很快冷静下来，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不要做了第二个高岗。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群众运动。郭兴福是南京军区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百团第一营第二连副连长。他带着敌情，带着仇恨，重难从严训练部队。叶剑英到镇江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现场表演。他写报告给军委领导人，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毛泽东仔细阅读了叶剑英的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体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红线，批道：“这一条我最感兴趣。”根据毛泽东的批示，1月3日军委发出指示，迅速在全军掀起了练兵高潮。1964年是建国十五周年，全国人民刚从大饥馑中缓过劲来，中共中央决定不举行阅兵。总参谋长罗瑞卿建议组织一次全军大比武，检阅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训练成果。毛泽东同意，林彪、贺龙等军委副主席也在报告上划了圈。组织了以叶剑英为主任委员的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解放军报》发社论，发消息，声势造得很大。

从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时各项调整政策初见成效，工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是：基本建设投资一千亿元左右。预计1979年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三百亿斤至四千六百亿斤；钢产量一千六百万吨至一千八百万吨。预计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二千三百三十亿元至二千六百一十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1～9.5%。毛泽东在会上大造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舆论。

会议期间，贺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军区杨村军事表演的情况。毛听了很想地说：“有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贺龙立即通知罗瑞卿调那些尖子分队来京给毛主席表演。

6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诸常委（陈云、林彪请假）率领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来到北京十三陵射击场，观看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军事表演，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同参加表演的分队官兵合影留念。然后，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陪同下巡视了演习场。当毛泽东看到沙袋上有蒋介石的漫画像时，上前用拳头打了几下，诙谐地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

7月2日，毛泽东同贺龙、罗瑞卿谈话说：“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多久？”

贺龙答：“要两年。”

“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毛泽东叮嘱说。

从7月16日到8月23日，全军分十八个区长陆地、天空和海上进行了比武，参加比武的指战员和民兵一万三千七百人，参观者八万七千人。通过比武，在陆海空三军掀起了军事训练热潮。据统计，全军1964年在步兵武器训练中获得优秀成绩的师比1963年增加了四倍，投弹平均四十米以上的师比1963年增长六倍。

总政治部兼主任罗荣桓于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1964年9月21日肖华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上任后根据林彪的指示派出刘志坚副主任率领八个工作组到基层蹲点，意在为否定大比武搜集材料。

1964年11月23日，林彪派叶群带三个秘书来到在广东英德驻防的第四十三军第一二七师第三七九团。这个团队红二连是林彪发迹的老连队、叶群避开红二连，说是要在1、4、7连做调查。如果是好事。是树立先进典型，是少不了红二连的。一连是参加比武的尖子连队。叶群在一连召开的支委会上说：“这次比武是林副主席不知道的，是背着林副主席搞的，林副主席被架空了，说话不灵了。现在部队是军事冒尖，政治不浓，脱离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是很危险的。”她在1、4、7连调查后写出了报告，把这三个尖子连队糟蹋的不像样子。有些基层干部想不通要自杀。

1964年12月27日《林彪日记》记载：

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的座上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按着有预谋的政治步骤，12月28日，林彪来到了广州，召见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对他们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的地位。”当晚，刘志坚给在北京的罗瑞卿打电话通报了林彪讲话的内容，罗瑞卿听了很不安，当即在电话里说：“那今年我们岂不犯了路线错误？”

这时（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正在北京召开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下一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照例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是一般的汇报情况，曾好意地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毛不满意，但隐忍未发。后来讨论问题时刘少奇插话打断了毛泽东的高谈阔论，冒犯了毛的权威，到12月28日的会上，毛泽东雷霆震怒。他进入会场时，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上来就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他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意犹未尽，冲着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成为毛刘决裂的转折点。分歧的焦点是四清运动的重点指向哪里的问题。

毛泽东主张要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都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这番话把自己摆在了代表贫下中农跟四不清干部做斗争的政治制高点上。

在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千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束手无策，退居二线，浪迹于春藕斋美女的怀抱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刘少奇等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举其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三千七百五十亿斤，比上年增加三百五十亿斤，农业走出来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渡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领情就得承认自己错了。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置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提法，是因为生产刚有所恢复，人民有口饭吃了；通过甄别平反，刚把干部情绪稳定下来。在形势好转的情形下正该好好抓一抓生产。在全国到处抓走资派。势必又把局面搞乱。他在会上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主当了权的。”他想把斗争矛头引向阶级敌人，保护农村干部。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刘少奇想打乱仗。

毛泽东强调：“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张霖之就是。”毛泽东脱口而出。与会者面面相盱。张霖之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就凭毛泽东这一句话，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

在广州的林彪听说28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的消息后，考虑了一天，29日晚十一时，再次接见刘志坚和唐平铸，口授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给毛泽东以强有力的支持。其要点是：

1964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造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其自然，不加纠正，那就不得了。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着作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把毛主席着作当做最根本的必修课。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着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着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

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首先是大抓学习毛主席着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继续搞四好。考核评比标准，第一是政治思想，第二是三八作风，第三是军事训练，第四是生活管理。一定要按照这个程式来评定部队的工作。

这一支持是以凸显林彪的政治分量和权威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堂堂正正，义正词严。林彪四两拨千斤，把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所提倡、所组织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所检阅、所赞扬的军事大比武给否定了。

最微妙之处是毛泽东默许了、同意了这一否定。从时间的巧妙配合上看，这是毛林合演的一出双簧。没有毛泽东的授意，林彪绝不敢如此孟浪，以一票否定军委，以林彪否定毛泽东。军队要练兵习武，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军队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这次大比武毛还亲自检阅、亲自表彰、亲自指示推广。毛泽东所以能够容忍林彪这一动摇毛的权威的“拨正反乱”，是因为林彪主张代替“全军大比武”的是要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地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毛可能损失的权威，要在这里得到几十倍、几百倍的补偿，此其一；毛泽东正在跟刘少奇摊牌，而刘少奇得到政治局常委多数、政治局多数、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毛有意识地要强化林彪的权威，要强化到能压住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政治局的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为了压住这三个多数，毛认为即使自己的权威受点暂时损失也是值得的。在跟那三个多数摊牌的时候，有林彪和自己站在一边，将极大地加强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此其二。

毛泽东没有失望。在他批准了林彪的“拨正反乱”之后，一个把毛主席语录当作圣经的带有宗教性狂热的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群众运动，在三百万万军队中兴起来了，随后普及到了全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就发行了一千二百一十三万册。军队集中统一，搞一件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地造成声势，加上《解放军报》推波助澜地宣传，很快压倒了《人民日报》和所有地方报纸，更使刊登过批评大跃进文章的报章杂志的领导人胆颤心惊。颂毛成为全国舆论的主旋律。三百万军队天天大造歌颂毛、忠于毛的舆论，这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不久就要到来的决战中，使毛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毛泽东这时对军队的要求就是起这个政治作用，不是要打下台湾来。所以放松军事训练，专搞突出政治，竟成为这一时期建军的大方向。

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蚌埠同安徽省委领导人谈话时，找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二十三章，够了，比孔夫子的着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短文章。”当安徽省委领导人表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时，毛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提。”可见，毛泽东对林彪主持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是非常欣赏的。从此，这本小红书推广到全国、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毛主席语录》最后发行量是五十亿册。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要打倒刘少奇之后，对全党的震动太大了。为了弥补这个巨大的裂痕，刘少奇登门谢罪，向毛主席检讨。1965年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有十七位政治局委员参加，自己检讨之外，大家进行了批评帮助。由陈伯达记录向毛泽东汇报。

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表面上刘少奇继续主持一线工作，作为国家主席从事日常国务活动，但毛泽东不再与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暗地里指使林彪、江青等少数人进行新的斗争的准备，实际上另立了一个党中央，另立了一个司令部。

23 毛泽东江青的夫妻店——党内另一个司令部

三年大跃进的失败成了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一个梦魇。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人民币），这是历史上最昏聩无道的暴君都不能望其项背的虐政。无论过去多么英明伟大，作出过多么伟大的贡献，也不能弥补这个天大的失误。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的那些情景，那是全党的一个缩影，对他的信赖，对他的拥戴，明显地动摇了。只要刘少奇振臂一呼：三面红旗是路线错误！全党全民会闻风而动，跟着声讨。他不能消极地等待刘少奇召开九大清算三面红旗的错误，他要积极主动地发起进攻，利用自己掌握话语权的优势，颠倒是非，清算“三自一包”的“错误”。

1964年2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访华，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时全盘否定了困难时期的各项调整政策，他归纳为“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是：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是根据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的意见概括出来的。1962年王稼祥上书中央，主张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不要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引到中国来；对苏联的斗争，要力图避免孤立自己；中印关系要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的敌人；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毛泽东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的民族主义要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说刘少奇等“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谈话在高级干部中一传达，刘少奇立刻变得灰溜溜的。

反对“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这就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为什么饿死百姓的“三面红旗”还被高举着，还被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成了弥天大罪，成了修正主义？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共产党的政权没有倒台，但没有人敢出来说“三自一包”是正确的都得跟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死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为国为民做了件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所谓话语权在当今中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刘少奇只在政策上拨乱反正，没有在话语权上拨乱反正，纠正毛的政策，承认毛的话语权，高举“三面红旗”搞“三自一包”，尽管救了国家，救了百姓，但毛泽东一翻脸，刘少奇就处于被审判的地位。秉政者不懂得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或在话语权上妥协投降是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所代表的党政系统作战，他个人当然有极大的能量，但独龙难布雨，他需要助手。林彪和军队只能起战略上配合的作用。进行这样一场大斗争，他需要在战役、战斗上冲锋陷阵的斗士。毛泽东手里丢了真理，单凭权势压人，就很难找到政治上志同道合的知己了。政治局、书记处那么多才识超群的政治家竟然没有什么人可用，多数跟着刘邓走了，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于是他决心培养江青，以江青为中心在党内形成一个派系，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己站在她们背后，将大大加强这个派系呼风唤雨的力量。

想那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四十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盖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有人说毛泽东的本意是反修防修，但他把打击对象搞错了；有人说毛泽东仍在追求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社会，他的方法有问题；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等等。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侄子才靠得住。文化大革命是用最激进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掩护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的实质。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

1938年毛江结婚时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据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的笔记，其内容主要是：江青同志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以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岁月悠悠，二十四年过去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刚刚开过，毛泽东由经济上的退却转入政治上的进攻，念着阶级斗争的符咒夺回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恰好此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夫人访华。按照外交礼仪，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出面接待。报纸上发了消息登了照片。毛泽东突然决定他要接见苏加诺夫人。这就顺理成章地要把江青带出来。既然王光美能出台曝光，江青为什么不能？别人不好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于是，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的标题是：“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见哈蒂尼?苏加诺夫人”。旁边是一幅半尺见方的照片，毛泽东与苏加诺夫人正在握手，江青笑容可掬地站在旁边，画面的位置恰在中央。毛泽东巧妙地把江青送上了政治舞台。

后来，毛泽东对王光美表示特别“器重”。1964年7月27日将王光美蹲点的《桃园经验》批发全党学习，允许王光美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作报告，一方面是为了麻痹刘少奇，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江青出台铺路。

果然，江青在王光美之后，踏着文革的政治风云参与朝政了。毛泽东给她的第一个任务是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就势把现实生活中的海瑞——彭德怀揪出来。1967年5月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中说到组织写文章的经过：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里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毛泽东自己承认批《海瑞罢官》是他的主意，江青只是执行者。

1965年元旦刚过，江青乘坐专列沿津浦路南下。按中国的制度乘坐专列是政治局委员及副总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的高级干部才能享受的待遇。这时江青是个九级干部（相当于地委一级），敢这样张扬，当然也是毛泽东同意的。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到上海站迎接江青。安排她住在华山路一二四五号豪华的别墅里。这所宅地极大，松柏错列，假山掩盖，腊梅盛开，虽是冬季并不显得萧瑟。进到里面，尽失大都会喧嚣，真如世外桃源。毛泽东和江青都有别墅在这里。江青的别墅是一座二层西式楼房，建在一个孤岛上，四面环水，虹桥连接，别有洞天。

柯庆施是着名的“左”派，大跃进积极分子，这几年正觉得日子不好过。听说毛泽东要组织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进一步清算彭德怀，不禁眉飞色舞。他向江青推荐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张春桥又推荐了手下的处长姚文元。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无得意地回顾此事时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写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江青所谓“对外保密”，这个“外”是谁？是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他常委们。毛泽东这是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是另立司令部，是分裂党，分裂中央。但他以攻为守，强词夺理，说别人另立了司令部。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准备去南方休息。彭真利用列席常委会后的空档时间，向毛泽东汇报文化革命小组的工作情况。文化革命小组是毛泽东在1964年7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成立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开展学术批判。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工作。就在毛泽东要拿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刀、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的时候，彭真要保吴晗，乘机谏言说：“还是照主席讲的，首先分清敌我，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解放十六年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我想，对那些犯有一点错误的知识分子，还应该讲团结。我们还是多保护些文化界的朋友和历史学家好，他们大多数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我们合作过，还要照顾一下感情嘛。有人把我们史学界看得一团漆黑了，这太影响情绪。”

“你指的是谁？能不能具体点？”毛泽东追问。

“还是不提名吧。我这个人性情直爽，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的。”彭真说。

“你肯定是指江青他们嘛，因为江青是我老婆，所以你们都口里留情，是不是啊？其实对她的话，我听的并不多。江青有她的优点，有她的缺点，我心中有数。我们两个人，她是她，我是我，她并代表不了我嘛。就像张洁清同志，她能事事代表你吗？”

“主席说得对，大家也看出来你对江青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过对她还是有些反映。”

“呕！什么反映，你说说看。”

“大家总觉得她有些观点很“左”，而且办事强加于人……”

“她总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她的问题没有那些人的问题严重吧？吴晗的情况你了解吗？”

“基本情况都了解，他算是左派。”

“《海瑞罢官》你仔细研究过吗？”毛泽东点题了。

“清官戏。没有什么问题。”

“你对吴晗再了解一下，他在我们党内到底有多少朋友？和谁靠得最紧，你了解吗？他和彭德怀同志有什么接触吗？”

“吴晗和彭德怀没什么接触。这事我和小平同志议过，他对吴晗同志也是了解的。据说有人要批判他，我看批不出什么名堂来。对这些忠心耿耿跟着共产党走的人过不去，知识界会寒心的。”

“是吗？你和小平同志议论过这件事，找过少奇吗？”

“没有。”彭真说。

毛泽东不阴不阳地送客了。

吴晗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副主席，1957年3月经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和副市长张友渔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要求高级干部讲真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的秘书胡乔木从上海跑到北京，动员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吴晗遵命，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登在1959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九月份，着名的京剧演员马连良请吴晗写海瑞戏，于是有了《海瑞罢官》。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完全是别有用心，出了个直言敢谏的当代海瑞——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而如今又株连奉他之命写海瑞的人了。

就在毛泽东与彭真谈话的时候，江青正在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成稿后经毛泽东审阅三遍，背着其他政治局常委，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为了表示对姚文元的鼓励，毛泽东在上海丁香别墅里“赐见”。在江青、张春桥的陪同下，姚文元来到别墅，毛泽东一见姚文元，拉着他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照例是用几句轻松的话开头：“我以为你长得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呢！原来也是位文质彬彬的秀才哟，是红秀才。”他又面对江青、张春桥说：“这个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哟！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1959年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撤了他的职，他很不服气哟。党内那些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服气，一直吵吵闹闹地要翻案。如果他们翻案，就是我们错了嘛。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都该拔掉，那就让赫鲁晓夫上台，我们上山重新打游击，所以说这是原则问题。《海瑞罢官》就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它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自称是今日的海瑞，敢于为民请命。三百多年前的海瑞敢骂皇帝，所以嘉靖罢了他的官。1959年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所以就借古讽今，替今日的海瑞招魂呐！姚文元的文章很厉害，很有辣椒味。”

当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邓拓将11月10日的《文汇报》摆在彭真写字台上的时候，彭真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对邓拓说：“这事我再三向中央和毛主席作解释，说明不能批吴晗同志的道理，而且主席也认可了这一点，他们还是一意孤行，他们想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他们眼里还有中央吗？”

毛泽东隐身杭州别墅里，冷眼观察北京对姚文的态度。毛泽东自己承认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到1965年11月20日，北京各报还没有转载，毛泽东指示江青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彭真正在办公室和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中宣部部长周扬、胡绳议事，邓拓匆忙进来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单行本，新华书店急电北京各书店，问我们订购多少。北京新华书店已经送来了请示报告。”

周扬说：“好家伙，来势这么大，肯定有大人物在幕后指挥。”

刘仁说：“我看上海市委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彭真看了刘仁一眼，迅速决断：“告诉他们，北京市一本也不订。”

邓拓和在场的人一样，钦佩彭真天塌下来也敢顶的精神，但又为这样做的后果担心，冷静地说：“上海接二连三这么干，肯定有更复杂的背景，我建议我们还是弄清楚为好。”

彭真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关键看真理在哪一边。中央开了好久的会，五个常委没有一个说要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要跟上海跑？他们有他们的行动，我们有我们的计划，除非中央有明确的指示，否则就是不理他们，”

刘仁大声说：“这不仅是彭真同志个人的意见，而且也是北京市委的决定，出了任何问题，我们集体负责。”

过了两天，红色电话机铃声阵阵，这是中南海专线电话，彭真拿起听筒，是周总理的声音：“毛主席指示我们，北京各大报刊都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并且要加编者按。对《海瑞罢官》的各种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

“我同意这个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彭真说。

“我们是不是开个会，研究一下转载的具体口径。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我们也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的斗争，不能掉以轻心啊！”

彭真一怔，问道：“总理，你对吴晗同志也是了解的，现在突然出了这样的事情，你的意见怎么办？”

周恩来机敏地答道：“现在不是听我的意见的时候，而是考虑如何落实毛主席这个决定的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必须转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建议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负责人，商量一下转载的具体问题。”

彭真一向钦佩周恩来处理各种政治风波和复杂关系的高超技巧和斗争艺术，他能很快找到摆脱危局的出路，答道：“我完全同意总理的决定，我马上通知有关人员明天下午开会。”

1965年11月28日下午三点，彭真的红旗轿车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厅前的停车场。彭真进入人民大会堂，没想到冤家路窄，正赶上江青从楼梯上下来。她戴着金丝眼镜，穿灰色中山装，披一件黑披风，高视阔步。

“江青同志，你从上海回来了。”彭真上前打招呼。

“想回就回，想去就去，怎么还要经过你的批准吗？”江青开始挑衅。

“你是来参加会议的吗？”彭真尽量缓和。

“你开会是从来不通知我的，我怎敢参加您市长大人的会呀！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啊!”

“话不能这样说。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我们都是熟人了，难道还让我猜哑谜吗？”

江青冷笑一声，想到从丈夫那里摸来的底，气壮如虎，瞪着彭真说：“啊，你原来还挺谦虚，我倒听别人说，北京市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了独立王国了。我劝你还是收敛一点，别走得太远了吧！”

彭真对江青仗着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狐假虎威。一向反感，拿出中央领导人的威严说：“江青同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讲话的，是同志，你就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你自命为领导，我倒是劝你还是先认识一下自己。北京是人民的天下，只要我还当一天市长，我是不容许任何人肆意欺凌我们的同志的！”

“好，你说得很好。”江青脸色苍白，声音颤抖。“至于我以什么身份和你说话，你将来会知道的。”说罢将披风拉紧，跺着脚走了。这时毛泽东已在杭州“封了”江青出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她不便说出来。

彭真主持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在周恩来的授意下，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明确提出是学术讨论，各报要写好编者按。会后，彭真把邓拓、范瑾（北京日报总编辑）等留下，彭真交待：“明天《北京日报》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了，你们要写好按语，要写出水平来，要在历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的时候，注意一律加同志二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邓拓、范瑾领命而去。

1965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在第二版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强调：“《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这反映的是林彪的声音。

3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转载姚文，按语说是要“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讨论。”这反映的是周恩来的声音。

《北京日报》的按语更温和。彭真指示邓拓：“你再给有关方面布置一下，把《海瑞罢官》的讨论题目扩大，战线拉长，来一个混战一场，不要把矛头对准吴晗同志。”

彭真宁掉乌纱，也要保护吴晗，这种精神真令人感动和敬佩。为保吴晗，他犯颜直谏来到了杭州。毛泽东在接见彭真时，把康生也找来了，这是要设置对立面。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说：“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或直接联系。”

康生阴沉地说：“起码是政治问题。”

“不！不是政治问题，充其量只是个学术问题或理论问题。”彭真说。

“彭真同志，你别忘了你是在毛泽东面前，态度还是放谦虚点吧。”康生拉大旗了。

“正因为我是在领袖面前，我才敢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说心里话。”

彭真直视毛泽东：“我总不能眼睁睁地委屈一个同志，明明人家不是反党硬给人家戴上反党的帽子吧？！”……

毛泽东平静地听着彭康二人对话，后来彭真要求和毛泽东单独谈，毛才开了腔：“在《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也许彭真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你必须要听听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嘛。你还没有和春桥同志坐过吧？我建议你和他们坐一坐。我准备很快到上海，你这个市长陪我一块去怎么样？”

彭真说：“能和主席一块到上海，这对我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当然同意喽！”

第二天，毛泽东单独召见彭真。彭真来到毛泽东的书房，毛正在读《警世通言》，见彭真来，随手把手放在桌上，说：“今天我是准备好好听你的苦谏喽！”

彭真坐下来，简单介绍了吴晗的历史，又谈了胡乔木动员他写文章的经过。有些激动地说：“人家是为了响应主席的号召写海瑞的，如今说人家写海瑞是为了反对主席，我们不能这么办嘛！吴晗一直跟党走，后来又参加了我们党，整这样一个人，会令知识界寒心的。”

“少奇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呢？”毛泽东问。

“我找过他们，也向他们汇报过我和市委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吴晗同志说来，有点不大合适。”

“噢！”毛泽东躺在沙发上，眼睛看着天花板，陷入了沉思。

“那您看吴晗同志的问题怎么办？”彭真想讨个“圣旨”。

“那先按你们议定的办。等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毛泽东又转为轻松地说：“晚上我们要动身到上海了。你可以明后天赶过来。后天就是我七十二岁的生日，为了躲避人们给我祝寿，只好到上海避避难了。不过，你的祝酒我是要喝的，彭真同志。”

“我一定准时赶到。”彭真告辞。

12月25日彭真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华东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前来迎接。

晚上，在丁香别墅的小客厅里，为毛泽东祝寿的生日宴会开始了。在大圆桌的主座上坐着毛泽东，彭真隔着曹荻秋与毛泽东相望，市委和市府的领导都已入座，张春桥和江青姗姗来迟，曹荻秋连忙站起来给江青让座，毛泽东却微笑着叫张春桥：“让我们这位红秀才坐在我身边。他是我们的理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就是他和姚文元组织的。我很赞赏他的文章风格。”

张春桥面露得意之色，朝彭真瞧了一眼，然后在毛泽东身边坐定，江青上了另一张桌子。

彭真明白，刚才这一幕，是毛泽东特意安排给他看的。但从容端起酒杯说：“今天恰逢主席生日，我们大家敬主席一杯酒。”

毛泽东一饮而尽。然后他用湖南高腔说：“彭真同志，我也敬你一杯，希望你向上海的同志们学习，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向深入。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希望你过好这一关。”

到此为止，毛泽东还想拉彭真。总要有几个有分量的政治家支持，文化大革命才撑得起局面来。

彭真回到北京，继续把批判《海瑞罢官》引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他想搞一场百家争鸣，批一通吴晗，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无论如何不能搞成一场文字狱。为此，在他的领导下，1966年2月3日至5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钓鱼台连连举行会议，由许立群，姚臻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并决定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任主任。

2月5日下午三时，在刘少奇的官邸福禄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常委出席，讨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

刘少奇主持会议，扫视一下与会众人，然后说：“今天政治局常委大多数都在，主席在外地巡视，林彪同志请了病假。彭真同志，你先把五人小组的意见给大家汇报一下吧！”

彭真说：“许立群同志是五人小组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让他先把大家的意见讲一下，完了我再补充。”

许立群把五人小组给中央的《汇报提纲》的内容的重点段落又读了一遍。他拿着文件打印稿念道：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朱德问：“查出吴晗和彭德怀有啥子关系没有？”

彭真说：“我特意到成都问了德怀，他根本不认识吴晗，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丝毫瓜葛。”

朱德说：“如果真到了连素不相识的人都为彭老总鸣冤叫屈，那可真是他的莫大荣幸。我了解德怀，他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肚子里没啥花花肠子。吴晗写个戏也没啥子嘛。海瑞的戏我就是爱看，老百姓都夸他是‘海青天’嘛！不管怎么说，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趁朱德的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彭真小声对刘少奇说：“刘主席，一定要想法通过这个提纲，把当前的浪头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要不然发展下去后患无穷呀！”

刘少奇轻轻地点了点头。待朱总说完，刘少奇说：“我对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我觉得，这是当前学术批判中最好的一个文件了。吴晗同志的性质怎么定？根据现有材料还很难下结论。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一定要注意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艺界的形势，十六年来总的形势是好的嘛。不要以为有一两出坏戏就能把我们无产阶级政权颠覆掉，那除非我们的政权是纸做的，泥捏的。”

邓小平说：“这位吴教授我了解。去年12月27日报上登了他的自我批评，我看了，态度还是好的嘛。他与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他的问题恐怕就是那么些，没什么别的大问题了。彭真同志《汇报提纲》我也没有什么补充的，就这样吧。”

周恩来从康生泥雕木塑般的沉默中发现了什么，对彭真说：“看样子这个提纲还没有来得及在你们五人小组中传阅，是不是？对了，一定要让大家都看一遍，把文字、内容都搞得很严密，送交主席审阅。”

刘少奇接茬说：“不，要向主席汇报去，五人小组全体成员都去。”

“对，你们要集体向毛主席汇报，征得他的同意后，才能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下去。不管大家在会议上有什么意见，但一定要注意维护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我们毛主席的威信。这一点，我们在座的常委们意见是一致的。”周恩来说。

根据中央常委的决定，五人小组又都仔细审阅了《汇报提纲》。

2月8日，彭真率五人小组全体成员乘专机来到武汉，下机后，早有九辆专车迎接，把他们接到了东湖宾馆。

毛泽东同彭真、康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以及许立群一一握手。让大家坐下，点燃一支烟，幽默地说：“你们是掌管文化革命的五员大将，我今天是要听你们的了。听恩来讲，你们准备了个《汇报提纲》，已经在北京议了议，好，今天我也见识见识。”

彭真说：“今天主要是请示主席来了。当前的学术讨论正向纵深方向发展，我们提了些意见，请主席指正。”然后示意许立群读一《汇报提纲》。当读到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起争论时，彭真插话说：“主席，我们都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学术之争，不能和政治扯到一起。我们不能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漆黑，毫无是处。我们要保护历史学家呀！”

“那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呀？”毛泽东闭着眼睛问。然后自问自答：“吴晗的文章的要害是‘罢官’二字。也就是我们罢彭德怀的官嘛。这是康生同志向我讲的，是他的发明权呐！”毛泽东睁开双眼注视康生，希望他证实这一点。

康生十分尴尬，急忙摇手说：“不，不，不是我的发明权。”

毛泽东有些不悦瞪了康生一眼：“明明是你的发明权嘛。早在1964年你就和我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有联系，和庐山会议有联系，难道你忘了吗？”

康生红着脸不说话了。

彭真继续说：“通过这次学术讨论，我们打算对学术界的左派们进行一次整风，帮助他们进一步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比如关锋、戚本禹、陈伯达这些同志，都写过一些有错误观点的文章，都需要通过讨论改正他们的缺点。”

毛泽东挥手示意：“不，这个问题三年以后再谈。现在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吴晗的，其他左派要保护。不要打击左派。”

“那吴晗的问题要不要下政治结论？”彭真请示。

“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出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完结的。”毛泽东环顾左右而言他。

说完这些，毛泽东又伸手要过《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看完递给彭真，笑着说：“这个汇报提纲我清楚了，你们都是这个意见吗？”

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点了点头；康生坐在那里发怔，但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他方寸有点乱，猜不准毛泽东的意向。

毛泽东继续谈笑风生，说：“看来，你们五人小组的副组长还是陆定一当好。少奇同志建议康生当，我改成定一同志了。中宣部长就应该抓文化领域里的大事嘛，你们说对不对？”这番话更把康生说懵了。

彭真说：“主席，您对我们的汇报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我建议你们五人再议一次，争取统一思想，就这样吧。”

五人小组再加上许立群，六个人的共同感觉是：毛泽东同意了《汇报提纲》。辞别毛泽东，回到五人小组住的宾馆，康生向彭真请了病假。说“你们研究吧，反正到时候我画圈。”

彭、陆、周、吴等人都很高兴。

陆定一说：“想不到这么顺利主席批准了这个文件，文件一下达，全国的风向就会跟着转变。姚文元他们苦心经营的叫卖摊子该收场了。”他心悦诚服地佩服彭真，停了一下又说：“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学问家毕竟比不上你们政治家。我发现在你身上有一种高超的能力，善于洞察局势，抓住时机，巧妙地扭转危局。”

“别夸了，下一步的斗争还很难说。”彭真说。

“那除非他们摧毁整个中央，否则很难把这个问题再扳回去。”

彭真领导大家研究起草了一个中央批文。

1966年2月9日下午三点，北京的常委们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又听了彭真等人晋见毛主席经过的汇报。刘少奇拍板定案：“既然主席没有什么意见，我同意以中央的名义将《汇报提纲》发至全国县团以上党委或党组，成为指导全国开展学术批判的纲领性文件。北京的学术批判，你们五人小组要亲自抓，抓出经验来，然后用典型指导全国的学术讨论。”这是常委多数为团结毛泽东、弥合分歧的最后努力。

2月12日，经邓小平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将《汇报提纲》发至全国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

3月11日，彭真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责问：“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毛泽东转移到了杭州汪庄别墅，冷眼旁观，看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做完了这一切。《汇报提纲》已在全国层层下达，层层学习，层层贯彻。

刘少奇被毛泽东的表面认可所麻痹。以为毛还认可北京中央的地位，进而试探地提出按照预定计划出国访问，毛也同意了。这就是承认刘少奇对外仍代表国家、于是刘少奇于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在陈毅陪同下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

3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毛泽东打来电话，赫然震怒，责问：“彭真那个《汇报提纲》是哪个皇帝决定用中央文件名义发到全党的？！”

周恩来汇报了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经过，连连检讨，承担责任。毛泽东显然知道决策过程的一切细节，嘱咐周恩来：“先要保密，怎么处理听我的招呼。”

《汇报提纲》下达以后，吴晗心情宽松了一些，他特意把这个文件拿给老朋友、着名历史学家剪伯赞看。由于高兴，二人到北京烤鸭店吃了一顿烤鸭。为了理解整个中央这一政策上的转变，吴晗告诉剪伯赞：“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罢官》毛主席看过，而且赞扬过的。”

剪伯赞大感兴趣：“是吗？那姚文元他们是吃了豹子胆了，不可能吧，你听谁说的？”

“我听马连良亲口告诉我的。《海瑞罢官》是他主演的嘛。那个戏公演后，毛主席特意在中南海家里接见了马连良，还请他吃饭，马老板当场给毛主席演唱了几段。毛主席很高兴，说：“戏编得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很激动地对我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这怎么可能有假呢？”

吴晗告别老友剪伯赞回到家里。万里副市长来找他。他们住在一个大院，所以来往很方便。

“老吴，市委决定安排你下去参加社教运动，避避风头。”万里关切地看着吴晗。

“是不是最近又出了什么事，或者我的问题要升级？老万，你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

“刘仁同志叫我来找你谈谈，别的事他也没有说。”

“是谁作出让我下去参加社教的决定呢？”

“这个我问过刘仁同志，他说是周总理。总理很关心你，让我们务必保证你的安全。”

“好，我去，我听从总理的安排。”

毛泽东利用刘少奇不在国内的时机，以迅雷闪电之势，打倒了彭真和陆定一，架空了中央书记处，使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陷于瘫痪。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找康生谈话两次，找康生、魏文伯、赵毅敏、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一次，以空前激烈的言辞批判《二月提纲》和彭真、陆定一，他说：

《二月提纲》不分是非，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吴晗、剪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3月31人日康生从杭州回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周恩来、彭真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康生已经先到了。他以会议召集人的身份，提前二、三分钟来到这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康生先叙述了这两天“伴驾”的经过：“毛主席昨天和前天两次接见了我，和我进行了长达七个多小时的谈话，还共进午餐两次，晚餐一次。毛主席有很多重要指示，他指定我先向总理和彭真同志传达。”说罢开场白，康生从皮包里掏出笔记本，边找边读，断断续续：

毛主席说：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毛主席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毛主席指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五人小组”也要解散。

4月9日至12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做了传达。彭真主持会议（邓小平不在北京）作出决定：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通知，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刘志坚担任副组长，康生担任顾问。中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

代替《二月提纲》对文化工作作出评估的是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了把江青捧上政治舞台，毛泽东借用了林彪的力量。

据1966年1月5日《林彪日记》记载：

婆娘（注：指江青）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肖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

1966年2月1日，叶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打来长途电话，说林总有几句话，你一字一句记下来，明天转达给江青同志，然后就口授林彪的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根据江青“请尊神”的要求，2月2日，刘志坚和李曼村（总政宣传部副部长）、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部长）、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和一名秘书，一行六人到达上海。当天。江青在丁香花园别墅接见刘志坚一行。刘志坚先把林彪吹捧江青的那番话告诉江青，江青听了很高兴，微笑着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我给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文艺界这些年愈来愈不像样子，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没有办法，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彪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上海发表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的时机尚未到来。我们的座谈会，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

江青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分为2月2日至10日、16日至20日两段，主要活动是看电影三十余部，看戏三场，江青对每部电影都有批评。差不多和张春桥有时也参加。开座谈会四次，说是座谈，主要是听江青。

座谈会结束了，刘志坚整理了一份给总政党委的汇报提纲，主要是追记江青历次讲话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共约三千字。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修改拔高，经过大手术，题目叫做《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增加到五千多字。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他看了修改稿后亲笔修改十一处，将题目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增加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有画龙点睛之妙，一下子就把这个文件的分量给提上去了。三月中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修改纪要，增加到一万余字，加进了吹捧江青和样板戏的内容。3月14日，又送毛泽东审阅，毛再做修改。17日，毛泽东批示：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3月22日，林彪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附上了江青的《纪要》，收信人贺龙、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元老，奉命画圈而已。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林彪的信和《纪要》报送中共中央，那时彭真还主持书记处的工作，叫刘志坚代中央拟了一个批文，无可奈何地于4月10日转发全党，要求全党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建议》危言耸听，说“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批来批去，从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文艺界只剩下两个好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江青。有了这个纪要，江青拉大旗做虎皮，披挂上阵，杀向文艺界。从此，万木萧瑟，百花凋零，开始了一个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时代。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书记被扩大进来。毛泽东赫然震怒，主要对着彭真，说：

彭真要按照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教训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然后宣布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如此翻云覆雨，如此个人专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彻底决裂。

刘少奇4月19日由仰光回到昆明，随即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他到杭州参加政治局扩大常委会议。他面对的事实是：彭真、陆定一被打倒，北京市委、中宣部瘫痪，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解散，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

新的文化革命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姚文元

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是江青。为了叫全党同志明白这一点，1966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了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这样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陈伯达是个没有独立人格的迂夫子，他在的时候也是听江青的；康生早就是江青的私人顾问了，以后几经淘汰，江青把看不顺眼的人都弄走了，剩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江青的后党就这样形成了。这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开始并没有吸引人们多么大的重视，但是到后来竟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体核心部分，中共中央成了毛的夫妻店，江青爬上了权力的巅峰。

24 罗瑞卿伴虎被虎伤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这时已下了倒刘的决心，但他没有阻止刘少奇的再次当选。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党内处于少数，扳不倒刘少奇。他在寻找新的力量，新的斗争方式。

根据宪法，刘少奇还是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提名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楷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时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没有罗瑞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虽然是个荣誉职务，并无实权，但是罗瑞卿这一提升意味着跻身于元帅行列。后来在一次公开场合的谈话中，刘少奇说：“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这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的警觉和不满。

4月22日，林彪单独晋见毛泽东。告了刘少奇和罗瑞卿的状。说刘少奇在抓军权，已经把罗瑞卿拉过去了。看来林彪说动了毛泽东。23日林彪写信给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信中说：

4月22日，我见到了毛主席，谈了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指示……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个副秘书长，其中肖华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副秘书长之一。同时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罗瑞卿同志有时不在京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还可以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通气和商量问题的便利。

这是毛泽东和林彪不完全相信罗瑞卿的第一步：分权。

5月2日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到达上海，向在苏州的林彪报告要去看林总，林彪在电话中提出，先见罗瑞卿，后见杨成武，然后同时接见罗瑞卿和杨成武夫妇。

罗瑞卿、杨成武一行到了苏州。按照电话里讲的，林彪先接见罗瑞卿。罗瑞卿一进客厅，见茶几上摆着《毛泽东选集》和《党章》，顿觉气氛森严。林彪是东施效颦，学习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脾气时的斗争方式，毛拿的是《宪法》，他换了毛着，另一本《党章》是一样的。让座以后，林彪不阴不阳地说：“今后要加强通气，这样我才好工作，这是组织原则。”说到这里，他打开毛选，念了有关请示报告的章节；接着又打开党章，念了有关组织原则的章节。然后，抬起头来，冷若冰霜地说：“我这也是唯物主义，要了解情况。才能出主意。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还不够。比如说，今年一月你来了，二月又来了，这两次距离太近，二月以后两个月都没有来，距离又太长了。现在给你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

罗瑞卿赶紧打开笔记本记录。林彪说：“一、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二、我在北京时，×日通气一次；三、我不在北京时，×日通气一次；四、重大问题，立即通气；五、来我这里，不要事先通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不准阻拦。”

罗瑞卿合上笔记本，说：“我一定照办，一定办到。”

林彪说：“你办得到，那好。”说着起身握手送客。罗瑞卿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地退出。

五月初，罗瑞卿回到北京，主持召开作战会议。与会人员希望毛主席接见，但毛不在北京。罗瑞卿提议在京常委接见一下，林彪同意。罗瑞卿问：“林总能不能去？”林摇摇头说：“身体不好，不见了。”但是5月19日接见前林彪又突然到场。接见会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们听了会议三位组长的发言。这三位组长的发言当然都是罗瑞卿审定的稿子、接见将要结束时，林彪突然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我还要讲话。”接着便讲了一通，批驳三位组长的发言。最后他说：“作战会议我不讲话了，要讲，让杨成武他们讲去。”

作战会议于5月底结束，结束前与会人员建议由总参谋长罗瑞卿作总结发言，这件事登在会议简报第六十三期上。5月25日，林彪针对这件事作如下批示：“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为结论，不准任何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三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妥。”

罗瑞卿看到秘书送上来的电话记录林彪批示全文，知道林彪对自己采取了更严厉的第二个步骤：降格。

罗瑞卿正闷坐写字台前对着电话记录出神，理解这件事情的含义，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是叶群打来的，以非常关切的口吻说：“总长，今天下午我有事去总后，就出了这件事。一○一发了大脾气，把两个孩子都吓坏了。我一回家，两个孩子就批评我：‘妈妈，你今天可是检了芝麻，丢了西瓜啊！’现在，他已经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请你到我这儿来谈谈。”罗瑞卿说：“我马上就去。”

车子拐进毛家湾大院，叶群在屋门前等候，引着罗瑞卿进便门，穿过一个卫生间，来到一间屋子，是临时搬来的几张木椅，林豆豆和林立果两个孩子在屋里坐着，罗瑞卿不解，光明正大的事弄得这么神秘干什么？客听主便，只好拣一张木椅坐下。

叶群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个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他们两个（她指自己的一双儿女）也叫来、”

罗瑞卿默然。

叶群继续说：“下午他可是大发脾气啊！站在电话旁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向各处打完电话。我是不在家，我要在家就可能不出这个事。我回来后，一听说这事，连忙向他解释，并不是你自己要作总结发言，那天我在场嘛。大家推了半天，是大家要你做的。简报只是今天大发脾气的导火线。其实，他早就有一肚子气。这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呀！四月份你说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五月份，亚楼同志刚死，刚刚做了通气的规定，又出了干部评级定薪的问题。干部的事情，他林彪要负责呀！”

这时已经取消了军衔制，军队干部套改地方党政干部级别，所谓评级定薪就是这件事。关于兵团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定级问题，总政拟了一个方案，并附名单，同时报给林彪和罗瑞卿。罗瑞卿已阅，让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请示林彪。徐立清给林办打电话，请秘书安排向林彪汇报，催问了几次，林办主任叶群答复：“一○一身体不好，名单不看了，汇报也不听了，军委办公会讨论即可。”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后，指示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将文件和名单一起上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此文件附名单送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传阅。林彪是常委之一，高级干部评定级别的方案和名单又从中央办公厅渠道送到了毛家湾。叶群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文件后，立即打电话给罗瑞卿提出责问：“刚刚规定了要通气，为什么又不通气？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不经过一○一就送中央？”

从诬陷迫害罗瑞卿开始，叶群登上了政治舞台。她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否认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向林办几次请示，否认她对徐立清几天前说过的话。罗瑞卿、徐立清受委屈、受诬陷，但有口难辩。知道愈辩解愈坏。现在无理可讲。徐立清被“捎”进去陪罗瑞卿检讨也不是没有原因。1956年授衔时，叶群想要个大校，总政经过反复衡量，还是给叶群授了个上校，那时候徐立清就是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因为有罗荣桓在上面顶着，叶群只好把气忍下来，今天才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只听叶群又说：“今天这件事不要扩大，公开是不利的。我已经把所有电话记录追回了，并交代秘书任何人不准讲。，连杨成武、李静（注：作战部长）现在都不知道。我向他们的秘书交代了，不准告诉首长，这是纪律。”

“我怎么过关？”罗瑞卿终于开口了。

叶群眉飞色舞地说：“由我来转弯，说服他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什么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以后不管开什么会，大家都讲是发言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总结发言。把开会的作风也改一改。”

罗瑞卿说了两句感谢叶群帮助转弯的应酬话，他是条硬汉子，说这一类话有点不情愿，因而很不自然。叶群觉得一阵快意。

罗瑞卿回到家，对妻子郝治平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什么角色！”

5月26日早饭后，叶群又给罗瑞卿打来电话，亲切地说：“总长，我和一○一谈通了，你来吧，按照昨天晚上说的办。治平同志在眼前吗？我和她说两句。”罗瑞卿把听筒交到了夫人手里，只听哪边叶群说：“我怪想你的，你也过来吧。他们两个男的干巴巴的，搞不好又谈崩了。有我们女人在跟前，气氛就不一样了。要是出事，也好缓和一下。”

“我还去吗？”郝治平问丈夫。

“叶群叫你陪我去，是去负荆请罪。你要是不去，等于不给她面子，不知她又生出什么是非了。”罗瑞卿说。

于是罗瑞卿夫妇来到了毛家湾。林彪和叶群都来到院子里迎接。进入大客厅，叶群把郝治平领到自己卧室里述话去了，客厅里只剩下两个“干巴巴”的男人。林彪很不自然，招呼罗瑞卿坐在沙发上，这次茶几上没有毛选和党章了，只有一部“药典”，林彪经常翻一翻，有时自己还开药方子。罗瑞卿按照叶群的导演，把准备好的话讲了一遍，最后“请林总指示。”林彪说：“去讲一次好，就照这样讲，”罗瑞卿又问候了几句林总的饮食起居，便起身告辞。

这时，院子里的牡丹、芍药盛开，叶群带着郝治平正在赏花。叶群突然说：“你们为什么不送点东西给我们呢？”郝治平没想到有这一问，有些不会应付，因为根本没有想过要给林副主席送点什么礼物，党内同志关系从来不兴这一套，但叶群把这方面的“孝敬”看作是不是真心跟林彪的表现。如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及其夫人胡敏，在这方面就很机灵，很擅长。给林叶夫妇送睡衣、保温拖鞋、高级毛衣；一次送蘑菇、木耳就花了八百多元，当然全是公家报销的。胡敏得知林彪要吗啡，密嘱三○一医院一位副院长负责提供。派专人监督仿制“太尔登”二万片，胡敏亲自检查了样品。罗瑞卿夫妇是“老正统”，还不懂悄悄兴起的官场上的这一套，郝治平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给您送点什么合适？”这一问就更外行了，只听叶群说：“就是送张孩子们的照片也好嘛！”

郝治平陪丈夫回到家里，二人商量一阵，还真在第二天给叶群送去了几张孩子们的照片。叶群马上回电话说：“一○一喜欢极了，已将这些相片装了镜框摆在办公桌上，”其实叶群这时正在翻阅授意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送来的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经过这一回合的斗争，林彪和叶群带着胜利感和满足感到呼和浩特避暑去了。

罗瑞卿又回到了作为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日理万机的第一线。一日，《解放军报》送来一份社论清样，大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感到不妥，就打电话请教康生，康生不知“最高最活”的提法出自林彪，很有分寸地说：“这是新的提法，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要问问主席本人。”于是，罗瑞卿便将“最高最活”删去了。6月29日，总政为再版的《毛主席语录》起草了一篇用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又有“最高最活”的提法。照说，军委秘书长才改掉的，又送文稿审查，应该不再出现这样的词语；又端上来了，显然是立此存照，改掉是你上边的事情，追责任追不到我头上来。另外还有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又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请教，田家英心直口快地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今后就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可能再发展了吗？”于是，罗瑞卿又将“最高最活”、“顶峰”的词句勾去了。

为了和林、叶改善关系，罗瑞卿还采纳了夫人的意见，和郝治平一起看望了林立衡和林立果。7月22日，叶群打来感谢电话：“总长去看望豆豆、老虎，他们很高兴，第二天就给我打了电话。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副主席，他很高兴，说，天气这样热，还去看小孩子，要总长注意身体，豆豆到空军工作，思想有进步，老虎也很好。请总长放心。”

七月下旬，罗瑞卿夫妇到北戴河短暂休息。8月3日给转移到大连休养的林彪打电话，叶群代表，罗瑞卿说：“我想最近两天去见林总，按规定通气。”叶群说：“你来吧，他在想你，前两天还问你现在在哪里呢？”罗说：“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气象不好，大连天降大雨，沿途云层都很低，有雷暴。有人劝罗改变行期。罗瑞卿令专机冒雨起飞。在大连降落时，但见机场白茫茫一片，只这一架飞机降落。乘车来到棒槌岛林彪休养的别墅时，雨更大了。林彪一见面说：“唉呀！下这么大雨也来了。”但事后又说罗瑞卿对他“搞突然袭击。”

196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准备用林彪的名义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文章，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罗瑞卿先汇报这篇文章起草情况。他说：“为了写好这篇文章，军队在三座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康老带着一帮秀才在钓鱼台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准备最后将两篇稿子的优点集中起来，两稿合成一稿，一定要写出最高水平来。林总对这篇文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新思想。请作指示。”

林彪摇头。

罗瑞卿接着“通气”：“今年用军队领导人名义发表的文章有三篇。这是最重要的一篇。”

“还有两篇什么文章？”林彪来了兴趣。

罗瑞卿说：“一篇已在5月11日发表，题为《纪念战胜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是用我的名义发表的。中央原想开个纪念会，后来又决定纪念会不开了，把讲话稿作为文章发表。还有一篇是《光明日报》约稿，让我写一篇纪念军队三大民主的文章，我组织写了一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送给总理审查，并建议用贺龙的名义发表，总理同意了。此文经贺总审阅后拟在八一建军节发表。”

林彪很注意听，点了点头。

罗瑞卿从大连回到北京，《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初稿已写出，罗瑞卿精心修改，印出大字清样，送常委审阅，也送给了林彪。

8月21日，罗瑞卿打电话给大连，林办郭秘书接的，郭秘书转达林副主席的话说：“中央同意发表就行了，我不看了。”

26日，郭秘书又来电话：“林副主席说，我这次病比较久，身体比较虚弱。为恢复一下身体，请总长两个月内不要来汇报了。等身体好了，我告诉他再来。这两个月总长可安排其他活动，希望总长自己也注意身体。”

罗瑞卿的直觉是林彪在疏远他。他只对自己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中央领导人的信任感到欣慰，对自己危机四伏的处境竟无察觉。作战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迅速传遍了三大总部和各军兵种总部。机关高层人员都知道罗瑞卿不受林总信任了。总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或卖身投靠的人，要利用这种形势谋求自己的升迁，更何况有叶群穿针引线地授意。

1965年9月30日，林彪在日记中记载：

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造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们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整垮人了。

10月15日，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给林彪写了一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说海军党委给军委有一份报告提出：当肖（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苏（海军政委苏振华）不在时，由王（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杜（海军副政委杜义德）负责，而罗瑞卿竟在这份报告上批了“同意”二字。因为林彪指定的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是李作鹏，罗这样一批就是用王宏坤代替了李作鹏，把李作鹏降格了。王宏坤是二野的，比李作鹏资格老。历史上任职也比李高。1956年授衔时王是上将，李是中将。所以9月17日罗瑞卿在同李作鹏、张秀川谈话中说：“这份文件没有批错，常务副司令不等于第一副司令，你常务副司令管行政方面的日常工作嘛！”

张秀川在揭发材料中说：“罗瑞卿说此事给林总报告过了。”

10月19日，林彪在这份材料上批道：“纯粹造谣。”“从未报告。”林彪抓住此事，说罗瑞卿要夺海军的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三座门写作班子又飞出了揭发罗瑞卿的尖端材料。材料是写作班子成员、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写的：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您汇报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叵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

1962年五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您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您最信得过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做法不对头，甚至他对您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您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九月三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叵测的。

雷英夫发现什么问题呢？捡短捷的说，他揭发罗瑞卿拍板，以林彪的名义于1965年9月3日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用了康生主持的钓鱼台写作班子的稿子，据雷讲，三座门的稿子篇篇锦绣，字字珠玑，罗瑞卿不让往林彪文章上加，以便留下来充实自己将要于9月3日在首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人民战胜了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报告。

开这样一个会，让罗作报告，在9月4日的报纸上全文发表罗的报告，这都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一线工作的常委决定的。林彪认为，今年5月11日罗发表了一篇大块文章，又在9月4日发表更引人注目的一篇，在分量上是二比一，超过了林彪，军队的重心到底在哪？到底是谁？是林还是罗？！林彪认为这是军队中重心转移到信号，所以下黑手要打倒罗瑞卿。

据雷英夫讲，他们写作班子觉悟高，决定“三座门的稿子一个字也不准用到总长的讲演稿中去。”因而阻止了罗的讲演稿见报，以免罗超过了林。

1965年11月26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柬埔寨首相郎诺。这是罗瑞卿在文革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接见郎诺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让罗瑞卿也参加。周恩来谈完，罗瑞卿说：“我准备明天到苏州看看林总。”毛泽东弦外有音地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对于毛泽东这番话，周恩来听懂了，而罗瑞卿没有听“懂”。周恩来说：“请罗总长把我向主席汇报的事情向林副主席报告一下。”罗表示谨记在心，遂起身向毛泽东敬礼辞行。他没有料到这是与敬仰了一辈子的伟大领袖最后一次见面。

当晚，一位不速之客来罗瑞卿下榻的宾馆拜访，这就是江青。罗瑞卿热情接待。

江青说：“现在文艺界问题颇多，被古人、洋人、帝王将相、公子王孙统治着，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想请罗总长在部队帮我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罗瑞卿又没有听“懂”，他说：“部队文艺界还是好的，政治方向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重点是提高艺术性。现在在部队搞文艺界整风恐无必要。”

江青又说：“上海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总长看过了吧？”

罗瑞卿说：“我要来一本小册子，还没有来得及看。”

江说：“北京各报到现在也不转载，不知是为什么？现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罗说：“回头我要《解放军报》加按语转载。”

“总长，我想要套军装穿穿，请你给我批个条子吧！”

“批套军衣穿可以，不过不能发给你领章、帽徽，你没有军籍呀！”江青因为罗瑞卿答应转载姚文引起的满面笑容顿时收敛。变得冷若冰霜，起身告辞。罗瑞卿送她到走廊，江青头也没回，扬长而去。

孔子说：“刚毅木纳曰仁。”是说君子的好品德。这位罗瑞卿大将真够得上刚毅木纳。

罗瑞卿没有想到，得罪了江青就是得罪了主席。江青此来，可能就是毛泽东派出的侦察兵。毛要弄清楚，在未来“两个司令部”的决战中，作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到底站在哪一边？这次考核的结果，罗瑞卿“不及格”。

江青回到了丁香别墅，就给叶群打了个电话，通告了这次在罗长子（注：“长”音chang，罗的绰号）会见的经过。

叶群接完电话立即兴冲冲地告诉林彪：“罗长子的路是走到头了。刚才江青来电话说，她要罗帮助在部队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罗说没必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正，不需要整风。她跟罗要套军衣穿，罗说给套军衣可以，不能发领章、帽花。”

“你怎么说的呢？”林彪很严肃。

“我是说给她定做两套的确良军服，过两天连领章、帽花一起给她送去。她的衣服尺寸我知道。江青高兴的不得了。”

“那召开文艺座谈会的事呢？”林彪问。

“这事我没答复。”

“赶紧补个电话去，告诉江青，我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命令。

叶群大悟：“还是一○一，一下就把要害抓住了。”说罢去打电话。

罗瑞卿的苏州之行，同样不得要领。

他向林彪汇报：“最近空军一个飞行员驾机投敌，吴法宪急得满头大汗。”

林彪说：“吴法宪这个人责任心就是强。”

这使罗瑞卿想起海军在1962年3月也跑了一架飞机，林彪批肖劲光、苏振华“四个第一”不落实。有现成的药方（指四个第一这一套）不用，另开药方子。把总参作训部长李作鹏派去当常务副司令，把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派去当政治部主任，改组了领导班子。罗大将不明白：怎么肖、苏跑了飞机就是“四个第一”不落实，吴法宪跑了飞机倒落个“责任心强”呢！所以罗瑞卿半天没说上话了。

林彪问：“你怎么了？”

罗瑞卿正闹牙疼，他倒不是随机应变，真的在闹牙疼，就说：“这两天牙疼。”

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疼了。”这是林罗最后一次见面林彪的临别赠言。

就在路边对罗瑞卿说完“莲子炖鸭子”以后的第三天，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负责的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月30日（1965年）

信中没提罗瑞卿一个字，但随信附去的十一份材料都是揭发罗瑞卿反毛、反林、反对突出政治、反

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毛泽东听了江青的报告，对罗瑞卿已经心中有数了。他把罗瑞卿不给江青发帽徽、领章，看得比罗拒绝为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还重。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太强。原则性本来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但在与刘少奇摊牌的这场斗争中，不需要刚直不阿的君子。需要的是随风转舵的机灵人。像罗瑞卿这样爱论个是非曲直，办事爱讲个“理”，这么一个人在未来这一场大搏斗中让他无条件地支持自己是不可能的，而军队如果分裂，林拉一股，罗拉一股，就可能破坏了自己的全盘战略部署。他要牺牲自己忠心耿耿的大卫士长了。

11月30日。叶群乘坐吴法宪派来的专机秘密地到杭州。这时杨成武住在空军疗养院，叶群在这里落脚。杨成武把张耀祠找来与叶群见面。

叶群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林彪同志叫我带一封面交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张耀祠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

张耀祠与杨成武谈话，叶群出去了一会儿，回到客厅又说：“我给林彪同志打了个电话，他说让我亲自交给主席。”

张耀祠又把信退给了叶群。说：“我回去给你向主席报告一下。”

据张耀祠回忆：“第二天早晨五点多，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给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

第二天是12月1日，叶群在汪庄别墅晋见毛泽东。毛泽东看来林彪的信，然后听叶群作了五个小时的汇报。

因为只有毛叶两人在场，具体内容和情节就成为永远的秘密了。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收下了材料，吩咐叶群立即回苏州，不要在杭州停留，并派汪东兴动用毛泽东专列护送叶群回去，回程时把林彪接来。

毛林12月1日这次深夜会见，颇有些“阴谋”气氛，坊间有资料透露，谈了罗瑞卿的问题，彭真的问题，刘少奇的问题。毛意在倒彭倒刘，嘱林“抓紧军队的指挥权，千万不能落到别人手里。要保证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正常进行。”林说“不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军队可能发生分裂。我不能保证这个人听话。”促使毛泽东下了整倒罗瑞卿的决心。

毛还说：“这几年你的进步很大。有马列主义。你和我们这些人比较，你是年轻的，今年大概58岁吧？”

林彪说：“主席说的丝毫不差，我是1907年农历十一月初三生的。”

毛泽东说：“希望你再作一次像七千人大会上那样的报告，说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

林彪会意地答道：“我回去就考虑准备。”这是一次“路线交底”，林彪明确地知道了打倒刘少奇以后他将成为主席的接班人。

1956年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送来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兰州军区的报告说林11月18日送给毛的。毛避开了林彪11月30日的那封信，在兰州军区的报告上批，也是要掩盖近日杭州与苏州的联系。这个批示和林彪信一样没点罗瑞卿的名，但这是置罗瑞卿大将于死地的“御批”，林彪和叶群告罗瑞卿的状告准了。

1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到会三十八人，除七名常委外，有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三十一人被扩大进来。但罗瑞卿却被剥夺了参加会议和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权力。一些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高级将领列席会议，毛泽东叫林彪主持。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叶群登上了讲台，揭发罗瑞卿阴谋篡党夺权，逼迫林彪让贤。她说：

同志们：

因为我刚从“四清”点上赶回来，没有很好地准备，（笔者批注：叶群说了谎，隐瞒了她在杭州见过毛主席，有充分的准备，给毛汇报了五个钟头等重要情节）只讲我了解的情况。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想到罗瑞卿同林彪同志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不敢轻易上报，一怕看不准，二怕材料不够过硬，三怕给中央军委常委出难题，四怕转移工作重点。

……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罗的个人野心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1964年罗即逼林退位，林从包头回来时，刘亚楼来说：罗曾听主席说，希望林多活二十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林约罗来，罗只呆了十几分钟又走了，并说明天即出发去看地形，在林问到主席有何指示时罗才说，主席是说了希林多活二十年，因有点马列主义。

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气得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后廊上路过，听到罗讲的这些话。林对我说：“我是让贤的，但国防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得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就不能让给他。

最蛊惑人心的一段是把已于1965年5月7日逝世的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扯了进来，说刘亚楼对叶群说了这样的话：

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待的。

四点意见是：

一、林总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

三、今后林总不要再多管军队的事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不会亏待你的。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回家路上小孩都说：“刘讲得不对，你答的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叶群“创作”这个剧情的背景是上海医院刘亚楼的病房，而刘的俄国夫人翟云英在场。为了给叶群的材料提供旁证，叶群叫吴法宪去找翟云英，连吓带诱，翟云英说：“没听刘亚楼说过四条，只见他去世前伸出了四个指头……”秘书写下来，叫翟云英签上名，这就成了说过四条的旁证材料。但叶群这个剧本有个漏洞。她说带着女儿林豆豆去的。豆豆还有台词。事后翟云英咬定不认识林豆豆，豆豆也说不认识这位俄国血统的阿姨。这样就把叶群编造的话语和情节都揭穿了。当然，这是在以后，在当时。林彪主持会议，毛泽东双目似电扫视全场，撤销罗瑞卿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全部职务的议案还是通过了，不过不是全票通过。常委表决时，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投了反对票。政治局表决时，彭真、刘伯承投了反对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震林弃权。

到了小会上，刘少奇说：“难以置信。”

邓小平说：“死无对证啊！”曾提出要让罗瑞卿到会对质，毛泽东不准。

朱德长叹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很多人，怎么得了啊？”

罗瑞卿作为“被告”，始终没有出席上海会议，开会时他在西南边防视察。接到开会的通知，他与夫人郝治平立即飞往上海。12月11日下午二点在虹桥机场降落。陈丕显和吴法宪来接，被安顿在建国西路六一八号（原波兰领事馆）。周恩来、邓小平奉命与罗瑞卿谈话。然后，就被软禁起来了。

他怒发冲冠，满腔悲愤，要求见毛主席，毛泽东不见他；要求见林彪，林彪不见他。12月17日罗瑞卿回到北京，闭门思过。从1966年3月4日起，军委设专案组审查批斗罗瑞卿。他受不了栽赃诬陷，18日气得跳了楼，摔成残废，从此倒下了。

25 打着反政变的旗帜搞政变

在1966年4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被扩大进来的人都有表决权。毛是想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左”派干将弄到会上示威。刘少奇强调党内人事变动必须经中央全会通过。如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不一定能取得多数的支持。毛觉察到这一点，所以坚持不开中央全会。不让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毛紧紧抓住林彪，抓住军队，决心必要时“枪指挥党”挽回颓势。抓军队主要是拉林彪，建立毛林联盟，以压住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三个多数。但毛对林彪也防着一手，并不用林彪的亲信部队。最高奖的一颗棋子毛抓住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杨成武并不是林彪的亲信，在战争年代杨林有过龃龉。第六十三、六十五军是杨成武指挥过的华北部队。全面代替罗瑞卿，跻身于党、政府和军队重要领导人行列的希望吸引着杨成武，杨成武这时是绝对忠于毛泽东的。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叶剑英和杨成武，指示撤销公安部队，与国防军统一编组。盖因罗瑞卿当过多年的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5月15日毛决定设立首都工作组，以叶剑英为组长，以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成员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付崇碧、万里、苏谦益等，这十一个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第一副组长杨成武。杨推荐第六十三军政委丁莱夫为广播事业局第一书记，第六十三军参谋长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5月14日周恩来指示北京广播电台脱离北京市领导，由广播事业局代管。这样就牢牢地把对外发言的喉舌控制起来了。杨又建议调第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第一八九师和第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第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由付崇碧任卫戍死了，均获毛泽东批准。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或期间完成了部署。毛以自己枪杆子的优势成功地压住了常委的多数，孤立了刘少奇，挫败了刘少奇召开中央全会的企图。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七十六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指定会议仍由刘少奇主持，但由康生保持和毛泽东的联系指导会议的开法，这样一来刘少奇只起一个司仪的作用。

5月5日下午和6日上午，康生以传达“圣旨”的神秘身份在会上讲了八个钟头。康生其人，战场上披坚执锐，和平时期治国安民，他百无一能，唯独有搞阴谋权术的天赋。从延安整风他背弃王明投靠毛泽东，只是在促成毛江婚姻上起了一点作用，其他方面寸功未立。毛泽东豢养着他，八大给安排个政治局候补委员，无任何实职，1962年让他进书记处，作为牵制邓小平、彭真的一颗棋子。在这次会上，康生挑大梁，起了沟通南北。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自是得意非凡。康生传达了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毛泽东批评彭真、陆定一，要解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等历次谈话，又着重炫耀1966年3月与他个人的两次谈话和一次集体谈话。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没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这次会议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伯达、春桥等同志起草的。一开始主席就指出，这个通知不应该是技术性的，而应该是理论性的。主席亲自做过多处修改和增补，比较重要的地方有：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非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康生停顿几秒钟，叫与会者体会这些话的含义和分量，然后说：“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党内这么重要过，透过近视镜片，一双小眼睛扫视全场。

此时此处，知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的，知道毛泽东决心要搞倒刘少奇的，据陈伯达后来在狱中回忆称，“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几位常委就像听天书一样不得要领。一般地讲反修防修，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又不便于反对，。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既要打倒（或半打倒）又要叫他们举手通过。

毛泽东在杭州秘密地会见林彪时，嘱其“像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再讲一篇。5月18日，林彪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法语政变[coup d’Etai]的音译）毛主席最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说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着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队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二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二十六人。汉高祖在位十二年，后来吕后专权，夺取了刘家的政权。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二十五年，以后爆发了巴望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宋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此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十六年，他的儿子铁木真在位十三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取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他的儿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三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还把他的好多兄弟都杀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直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少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详细去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注：陆夫人严慰冰因为给叶群写匿名信成为轰动一时的反革命案件），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者，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林彪说这一番话的背景是所谓“窃听器案”。

1961年2月，毛泽东乘专列南巡，来到湖南长沙，车停北站一条支线上。毛的专列由十一节车厢组成，有毛的卧室、办公室、书房兼会客室、餐室、医疗室等，其他为工作人员车厢。

毛正在会客室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话，列车上的工作人员都到月台上去散步。

一个专管无线电设备的工作人员突然心血来潮，对毛身边的一位漂亮女服务员开了个玩笑：“我听到你在主席卧室里的声音了。”

女服务员大惊失色，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睡房里有人窃听！”

毛泽东挥走张平化，把随行的杨尚昆和罗瑞卿找来，查问：“你们在专列上安装了什么机关？谁叫你们这么干的？”

杨罗面面相盱，只好说实话：“大跃进以来，主席经常在列车上接见各地负责同志，即席发表讲话，秘书记录不全，许多重要指示遗漏了或失真了。为了能够跟上主席的思想，中央书记处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列车上安装一套设备……”

毛泽东控制情绪的能力是惊人的，他知道这个时候——全国到处饿死人，自己众叛亲离，正是统治权最薄弱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发作，不能摊牌的，但是要把情况问清楚，遂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是一番苦心喽。我不责怪你们。设备是哪里产的？是老大哥提供的？”

杨尚昆说：“是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过有关渠道，从海外进口的。”

“很先进啰。什么时候装上去的？”

“1959年1月。”

毛泽东又是一惊，但依旧平和地说：“哦，哦，整两年了，你们还真能够保密。我的那些工作人员知道吗？”

罗瑞卿说：“秘书们是知道的。但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保守机密。”

毛泽东哈哈大笑着说：“既然大家都知道，还算什么机密？也算不上阴谋喽，顶多算个阳谋。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阳谋，自己也搞过几次阳谋。”

罗瑞卿补充报告：“只有进出主席房间的服务员不知道。他们经常轮换。流动性大。”

毛泽东像是漫不经心地交谈：“这么说少奇、小平同志也是事先都知道的？”

杨尚昆说：“经他们同意的，中央书记处有个内部决议。”

“恩来呢？还有汪东兴，他们都知道吗？”毛泽东要弄清楚每个关键人物对此事的态度。

杨尚昆答道：“总理知道，还指示过：‘既然是从全党利益出发，就一定不要闹出误会来才好。’汪东兴同志曾有过保留意见，后来书记处做了说明，他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笑着说：“还是恩来虑事周全。现在本人已经不误会了，前嫌尽释，如何？”

谈话一结束，杨尚昆带着一身冷汗赶紧给刘少奇打了个电话。

刘少奇马上飞抵广州，向已到广州的毛泽东负荆请罪。他交上了1958年12月中央书记处关于在毛主席卧车上安装录音设备的决议文件，上面确有书记处成员的签名，还有周恩来画过的圆圈。刘少奇想以此证明，此举确是阳谋，目的是为了紧跟主席，学习主席，绝无别的意思。刘少奇还提出。由汪东兴负责清查、检视、销毁存放在中央办公厅保密室的所有录音带及其文字整理资料。刘少奇说，此事最初虽是书记处的主意，但是经过了他点头的，应由他个人负责，向主席检讨、道歉，并请求纪律处分。

毛泽东深藏不露，面带笑容地说：“少奇呀，你知道广州有个六榕寺吗？在弥勒佛大殿有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我就喜欢那个大肚弥勒佛。明天我们拉上罗长子，还有尚昆，一起去游六榕寺。你们是好心办了件不太好的事。事情讲清楚了，就算了结了。你放心好了，那件事就按你讲的办，今后在党内任何人都不准再提。我也不会提请中央处分任何人。法不责众嘛。目前最重要的是全党团结，一心一德，稳定军心党心，共渡难关。少奇呀，历代的农民起义，多因饥荒而起。千万不要闹到陕北出李自成，四川出张献忠，洞庭出杨幺；蒋委员长再从南边一攻，苏修从北边一压，我们就霸王别姬了。当然，我不会去自刎乌江的，至多上山重新拉队伍……”一席话稳住了刘少奇。

杨尚昆一直强调是录音不是窃听，是中央工作需要，不是个人阴谋活动。他自己也没有对此作出检讨，承担责任。这是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从此，毛泽东对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整个失去了信任，是毛刘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

林彪继续说：

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够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无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了。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会就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

打起仗来，人家也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实现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过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也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任务。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是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是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的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和林彪5月18日讲话，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而刘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国家元首。绕开宪法，绕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军队支持的群众运动废黜国家元首，这本身就是一场政变。毛泽东和林彪是打着反政变的旗帜搞政变。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这篇讲话真像是一颗政治原子弹，把全党炸懵了，炸服了；把全国人民炸懵了，炸服了。使毛泽东彻底摆脱了七千人大会以来的尴尬和被动，把他捧上了至高无上的终身领袖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众神殿里，他被摆在了马、恩、列、斯之上，极大地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没有人敢再追究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连想都不敢再想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潜意识地感觉到只有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自己才会有人身安全，家庭才有安全，这个政治上的队非站不可。一个全民性的个人崇拜高潮，既是被逼的也是自愿的，像滔天洪水一样席卷了神州大地。

对林彪这篇讲话及其在党和人民中的震慑作用，毛泽东是相当满意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先说行踪：“自从6月2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武林是指的杭州，“西方的一个山洞”指韶山滴水洞别墅，“白云黄鹤的地方”是说又到了武昌。接着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的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的朋友的讲话”是指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这里没有责备林彪讲政变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妥，是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吹得太高、太离谱了。既然“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只能违心地同意，先吹上一阵子再说。毛把这封信给周恩来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作为见证人。

毛作为权谋家，他当然知道林彪那样吹他是别有用心的，是要用这篇讲话换取毛泽东手中的“神器”，换取他的“江山社稷”，换取接班人的地位；并非林彪不知道毛泽东在三年大跃进中说了那么多的昏话，走了那么多的臭棋，犯了那么多的错误。这种鼓吹作为打败刘少奇的一个攻势，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是有用的，也是有效的，但作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不能长久的，将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写这封信是要预先挂上先见之明的“号”，在他充分享受个人崇拜的丰硕成果的时候，挂上一个反对个人崇拜的“号”，以便将来从反对个人崇拜中得到另外一份好处。这是一层意思。

毛把写给老婆的私信给周恩来看，是用不经意的形式告诉周：我和林彪之间是有嫌隙、有距离的，作为执掌大权的总理，你心中要有数，不可与林彪走得太近。这是第二层意思。周恩来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他立刻领悟到，在毛泽东已经是众叛亲离，只剩下林彪一个“亲密战友”的时候，竟然还有一个比林彪还要“亲密”的战友，这就是江青。周恩来一方面不露声色地、分寸适度地与副统帅拉开了距离，绝不犯陈伯达那样的错误；另一方面，施出浑身解数与江青曲意周旋，绝不硬碰硬顶，但又绝不允许江青成为吕后，坚决阻止毛泽东世袭传家的图谋。毛泽东晚年，党内斗争出现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政治局面，盖源于此。

毛泽东在个江青写信之前，即1966年6月，还有七律一首，题为《有所思》：

正当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园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洒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江青先是拿这首诗向叶群炫耀，又说：“主席在武汉还给我写了一首诗，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可以作为这首诗的注解。”叶群赶紧把诗抄下来，回家拿给林彪看。林彪仔细琢磨后说：“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有所思。他到底怎么想的，我们得搞清楚。一定要找江青把信要来看一看，这点面子她会给的。”叶群找到江青说：“林彪同志想看主席写给你的那封信，好跟上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江青说：“这事得请示主席。”过了些日子，毛泽东当作一件大事，派周恩来拿上那封信的原件送给林彪看。那时正是伏天，林彪在大连休养，周恩来为此事专门上了一趟大连。林彪看得很仔细，半天才说话：“伟大领袖出于谦虚，不让我们那样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能够因为主席谦虚，就不树立毛主席的权威吗？我认为不能，绝对不能。毛主席越是这样讲，我们就越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请总理向主席转达我的一点意见，这封信销毁为好，落到右派手里，对大局不利。我们知道主席的意思，以后在讲话中适当注意就是了。”

“好吧，我就这样告诉主席。”周恩来说。

周向毛泽东报告后，毛同意把原件烧掉以安抚林彪，但留下了一份经毛亲自校阅的抄件存档。这里就潜伏着毛林分手的危险。

近年海外学者对1966年7月6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是“九?一三”事件后康生、张春桥伪造的，也提出了一些言之成理的理由。2004年戚本禹接受学者余汝信访问时说：

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了这封信，觉得应该在党内高层部分人中传阅，得毛同意。在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抄了一份。

余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余问：“那么，在江青处的抄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这么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个人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时，叶才离开。”

查《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0页，有这样的记录：（注：这种年谱常有伪造之处）

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同志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戚本禹的证言和《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是可信的。就是说，7月8日这封信是有的。问题出在，印发全党的信件和烧毁的原件上不同的。因为没了原件，根据秘书的抄件印发这封信，这就留下了增删修改的可能性。康生、张春桥作伪不是无中生有造了一封信，而是修改了信的某些关键字句、段落。

康生在1971年9月21日的日记中说：“为了维护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在一些材料上作出补救、增加，是革命事业、对敌斗争的需要。”

据张玉凤在十六大前夕披露的材料说：“1972年12月26日……主席又提及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

毛泽东说“在信中做了文章”和康生说的“补救、增加”刚好吻合，精神是一致的，是先有一封信，在信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至于“补救、增加”了哪些内容，只消把下发件和抄存件对照就清楚了。这有待中央档案馆公布那个抄存件。

我听到关键是要弄清楚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打“接班人”这张牌的深意。准确地说，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接班人”的说法，是个诱饵，是个烟幕，他实际要找的是辅佐“皇后”的辅政大臣。他意中的接班人是江青，但深藏不露。要一步一步地过渡，林彪——王洪文——华国锋——江青。没有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也要找别的理由把林彪废掉。不是毛泽东真要把班交给林彪，林彪出了事情，毛选错了接班人下不了台，才造出这么封信来，而是林彪在发表“五?一八”讲话时（这时林彪对毛的支持是真诚的），毛就对林留下了一手。在树立林彪的时候，预留了打倒林彪的底牌。毛泽东是把林彪当作打鬼的钟馗使用的，刘少奇被打倒了，林彪的使用价值就没有了，就成为毛泽东实现既定目标的障碍了。在这场政治交易中，林彪被毛泽东耍了。有这封信是顺理成章的事。

1966年9月（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林彪被封为“接班人”不久）的一天，林彪秘书张云生在人民大会堂亲眼见到毛泽东把两本线装书《郭嘉传》、《范晔传》推荐给林彪看。郭嘉是曹操的谋臣，履立奇功，三十八岁英年早逝，范晔为南朝宋国左卫将军、太子詹事，“詹事”的职责是“掌皇后太子家”，因谋反被诛，时年48岁。毛泽东以古喻今，告诉林彪，要学郭嘉，忠于主公；不要做范晔，要忠于皇太子，否则小心你的脑袋。林彪看后口述了感谢主席的信。从事后林彪对行动来看，他拒绝扮演“太子詹事”的角色。从未接见过毛远新，对江青的扶持也是在毛威逼之下的敷衍。

就在毛泽东和林彪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术语制定《五?一六通知》和发表《五?一八讲话》，导演文化大革命这一幕历史大戏的时候，江青和叶群的一次私下谈话说出了她们对她们的丈夫那些闪闪发光、道貌岸然的理论的理解。

那是1966年10月4日，江青来到了毛家湾，叶群奉为上宾，迎入自己的卧室。那里门窗隔音，是个说私房话的好地方。二人嘻嘻哈哈一阵，江青忽然正色道：“你说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叶群一时愣住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谦虚地望着江青。

“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你的仇人统统打倒。”江青咬着牙，绷着嘴，看叶群的反映。

叶群连连点头，表示心领神会。

江青接着说：“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去整他们。我的仇人，告诉你，你要想办法帮我去打倒。”

叶群想了想说：“我倒没什么事，只是在反高岗的斗争中，高岗说过一些不利于林彪同志的话，全是他的诬陷，林彪同志一贯反对串门子，是个守纪律的人。那些个材料不知存放在哪里？”

江青说：“这个你放心，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调谁的档案都能调出来。”

叶群说：“您有什么事叫我办，尽管吩咐就是了。”

江青仰在沙发上，眼睛里露出凶光，咬着牙说：“有个叫严朴的（注：严朴，江苏无锡人，生于1898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是中共六大代表），这个人也是你的敌人，他是严慰冰的父亲，1938年他从上海写信到延安，阻止主席跟我结婚。这个人死了，葬在万安公墓里，要把他的坟扒掉。还有孙维世，她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在延安夺走了我心爱的人……”

叶群插话：“你说的孙维世是不是孙炳文的女儿？”

“正是她。”江青说。

叶群接着说：“她也是我的仇人。她在苏联追过林彪同志，后来林彪同志跟我结婚好几年，都有了豆豆和老虎了，打四平时她从苏联回国，专门到司令部去找林彪同志。我一看两人谈话的神色就不对。林彪同志还想把她留着东北，我找了政治部（注：她不说找了高岗），坚决不能留她。”

江青大感兴趣：“还有这事，我也为你出这口气。”

江青接着说，叶群很注意地听着。

“当前比较急迫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上海公安局处长王济普，他保存了我的历史材料。1935年我在上海被捕，那次是误捕，我叫他把这份材料清出来给我。他卖关子，不办，不过此事张春桥可以帮我办。另一个人是郑君里，他手里有我一封信，很重要，你要想办法给我追回来。”

“是封什么信呢？有个目标好查。”叶群问。

“你不要管什么内容，他家里要是有我的信，都弄回来就是了，还有些30年代的杂志、书报、海报什么的，我那一段挺红，演戏比较多，现在我们身份不一样了，那些东西散落在民间不好。”

叶群连连点头。

送走江青，叶群把江青说的一些人和事告诉了林彪，但她没说孙维世的事情。

江青要追回的是封什么信呢？1957年5月，曾是杨开慧的同学，时在长沙第十中学任教的李淑一（他的丈夫柳直荀追随毛泽东搞农运，任湖南农民协会秘书长，1932年终洪湖牺牲），给毛泽东写信，附赠怀念柳直荀的词一首，并索要毛泽东年轻时写给杨开慧的一首词。5月11日，毛泽东填词《蝶恋花》随信赠李淑一。李淑一接到毛主席的信和词，如获至宝，同事相互传抄。后征得毛泽东同意，在报刊上发表，还影印了毛泽东《蝶恋花》手迹，在文坛是引起很大反响。

江青读报至此，醋海波澜，闹了个天翻地覆。她跟毛泽东摊牌：“你怀念你的杨开慧，我还怀念我的唐纳呢！”毛泽东说他“胡闹”骂她“混”，她说：“你怀念前面的老婆写诗登在报上，我还怀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没死，我找到他要跟他通信也登载报上。我无官一身轻，怕什么呀！”

一怒之下，江青真的写了一封信，不过不是给唐纳——她不知道唐纳在何处——而是给唐纳的好友，名导演郑君里，请郑君里帮忙找唐纳的下落。这封信由一位可靠的密使送到了，在大上海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如今要爆炸了。

1966年10月上旬的一天，原上海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应召来京。他是林彪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寒暄过后，叶群说：“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搞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一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凡是书信、笔记本、三十年代的书报杂志都拿来。”

“是！”江腾蛟说。

叶群补充：“关于一封信的话，到你这为止，怎么向下交代任务，你再想别的词儿。”

“是！”江腾蛟俯首帖耳，一片忠心。

“就按我刚才说的五个人的顺序，把他们编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抄家的时候，用这个代号把抄来的东西分别装起来。行动要绝密，慎之又慎。”

“请要求停止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江腾蛟懂规矩，上边说多少记多少，再不多问一句。

回到上海，他挑选了空军机关一些年轻干部、战士和干部子弟，分成五个组，每组都有处长一级干部带领。带队人佩戴手枪。编组完毕，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打着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幌子，叫大家假扮成红卫兵去抄那五个人的家，江腾蛟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坐镇指挥，并挑选了一个会讲上海话的女护士帮他听电话。

11月9日夜十一时，抄家小分队集中在上海空军大院图书馆，又进行了临战动员，检查了着装。戴好红卫兵袖标，分乘五辆大卡车，于十二时十五分离开营门，按照姓名和地址，分头奔向各家。

郑君里就是妇孺皆知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因与江青的特殊关系，文革兴起之后日子很不好过。张春桥亲自找他谈话三次，暗示他交出江青那封信来。郑君里当时收到那封信，就像收到一颗定时炸弹一样，不知如何是好。真帮助找唐纳，他不敢；把信给江青寄回去，万一落到别人手里后果严重，他也不敢；亲自给江青送回去，见面说什么？怎么说呢？他更不敢。过来好长时间，左思右想之后，一根火柴把这封信烧了。所以他告诉张春桥：“那封信我随手烧了，没有保存下来。请江青同志放心，运动过后，我们都搬到农村去落户。在乡下搞文化馆的工作，了此残生。”等于私下保证不再提这件事情，但张春桥、江青就是不信。

在劫难逃。9日深夜，一队“红卫兵”闯入郑君里的家。领队的是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刘世英和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他们封锁楼道，砸开了房门。郑妻黄晨问道：“你们属于哪个单位？通过电影厂的关系没有？”

刘世英回答：“不准问东问西，”命令带来的人：“抄吧，动作要轻。”

赵丹家被抄过好几次了，上一批红卫兵在箱柜上贴了封条，见又来一批，幽默地说：“欢迎红卫兵来抄我的家，帮我破四旧。”“敢不欢迎!”带队的人说着，就去扯封条，黄宗英大叫：“来人哪！有人撕革命组织的封条了！”

“不许嚷，再嚷毙了你！”带队的人拍了一下腰间的手枪。

等这批“红卫兵”走后，赵丹对黄宗英说：“来的肯定是秘密警察，用的是法西斯的一套，像当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搞我们一样。”

……

抄来的东西经过筛选，装了五个麻袋，编上号，由江腾蛟乘飞机押送北京，先存放在空军司令部保密室。后来江青在谢富治陪同下来到毛家湾。叶群叫赵秘书把材料从空军司令部保密室取来。三人一同来到后院的开水房，叶群令赵秘书把锅炉捅开，把火拨旺，由谢富治拆封，由叶群一份一份地送入炉门，江青离着十几步远，走来走去，亲眼看着将这些材料变成一堆灰烬。

过了两天，江青告诉叶群：“高岗诬蔑林副主席那些材料，我调出来，一根火柴，烧了，为这事还跟陶铸吵了一架。”

为了感谢江青，林彪亲自下条子，把江青的级别由行政九级提为五级。当时中共的女干部，级别最高的是蔡畅，是四级；周恩来压低邓颖超级别，给定了个六级。江青的级别比邓颖超还高了一级。

两个女人的行为给两个男人的理论作了绝妙的注释。

26 利用学生把国家主席拉下马

在毛泽东觉得有把握（这个把握是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给夯实的）控制和操纵中央全会的时候，他下令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是在中南海书记处大楼召开的，在忠于毛的八三四一部队的严密保卫之下。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就代替刘少奇的人选问题征询意见。相约五人同时在手上写了一个字，伸开巴掌一对，都是一个“林”字。

但林彪端着架子躲在大连不肯到会。这件事迷惑了很多人，认为林彪不热衷于当接班人，如果这样，这些年来林彪那样卖力气为个人崇拜造势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8月6日毛泽东派汪东兴去请，晚上林彪才从大连飞抵北京，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与毛一见面就作揖，说是：“身体不行，不能当此重任。”毛泽东对林彪的假谦虚生气了，斥责道：“你想当明世宗（注：明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解放后，林彪在卧室挂的条幅是“张良范蠡，急流勇退”。他经历了高岗领受毛的密旨但谋刘太急，毛翻云覆雨，又叫刘主持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问题的前车之鉴，一定要沉住气，火候要看老一些，绝不可急躁莽撞，所以出现了这样一幕。

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百四十一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按惯例列席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了会议。写了第一张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也非常显眼地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宣布预备会决定的会议日程：1、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的重大措施；3、通过会议公报；4、追认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任免的决定。请读者注意，议程中没有改选常委，撤销副主席的内容。

然后，由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作工作报告。他对前一段往大专院校派工作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连连检讨。毛泽东频频插话，语言锋利，当众出他的丑。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起来以后，躲到杭州刘庄别墅修养去了，叫刘少奇、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挡在第一线，应付北京和全国的乱局。这是一个大阴谋、大陷阱。刘邓怎么做都不对，都要被毛泽东抓住辫子。现在知道的结果是，刘邓出来管了，往大专院校派了工作组，毛泽东说他们镇压了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红卫兵和刘邓对立，大轰大嗡，大吵大闹，缠住不放。逼刘邓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假如刘邓都不出来管，不派工作组，听任局面乱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了呢？否！那时毛泽东会说，打砸抢抄，杀人，这是反革命暴乱，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刘邓就是黑后台，修正主义党变成了法西斯党。毛会牺牲几十万学生，出来保护那些受害者。他又一次变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掌握着话语权，一言九鼎。这就是独裁者的厉害。毛泽东料定刘邓是不会看着局面乱到失控不管的，经过反右斗争，地方各级党员干部—这是刘邓的基本队伍—也不会看着不管的，毛泽东稳操胜劵，看着刘邓和省地县各级领导，犯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刘少奇谈到派工作组的着眼点时说：“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厉声说：“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不管怎样是做了错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

刘少奇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尖刻地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插话说我们有解放军，不怕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一个现代政党的中央全会，开成了金銮殿上的御前会议，没有一点民主气氛，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其他政治局常委们，个个面面相盱，战战兢兢，只听毛泽东在那里颐指气使，嬉笑怒骂。

8月5日，毛泽东写了他那篇讨刘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最初他是写在一张《北京日报》的边角上，由秘书誊清，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大家的。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

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8月5日下午，刘少奇还在履行共和国主席的职责，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了赞比亚代表团，回到家后，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刘少奇知道，这是传达毛泽东的声音。

没有经过常委、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任何讨论，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就凭毛泽东随心所欲地写在一张旧报纸上的几行字，就停止了国家主席的工作。在做足了铺垫之后，毛泽东在常委会上宣布他要改变接班人：“看来这个问题已经紧迫了，万一发生战争，发生突然事变，或者我马上见上帝，谁来主事？得从我们中间选个最年轻的，林彪就可以。”

刘少奇早就看出了这步棋，率先表示赞成。他说：“相比之下，林彪同志比任何人都合适。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我们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关头，都是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同历史上的各种‘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英勇地扞卫了毛泽东思想。建国以后，特别是他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加强军队工作的革命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开展了全党全军全国性的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群众运动，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所以，他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一定会得到全会的拥护。”

刘这样一表态，全体常委都投了赞成票。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从8月8日下午开始，全会转入讨论毛主席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江青扮演前线指挥官的角色，向一些政治局委员交底，动员他们向刘邓开炮。会议后期，毛泽东开列了个十一人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未经常委讨论，只给林彪、周恩来、江青看过，让中央委员们投票选举。选举后的名单排列，几经修改才正式公布。

最初的名单根据陈伯达和王力的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邓小平因为在选举时得全票，所以列周恩来之后，居第四。江青看了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上升到第四位呢？不行，这样排不行。”然后，去找林彪提意见。林彪一直认为邓小平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与江青一拍即合，由林彪向毛泽东建议，将陈伯达调到邓小平前面，成为第四位，邓小平排第五。江青看了调整后的名单，仍不满意，找到毛泽东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最后圈定的名单排列成这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谁会想到，这个神圣的名单竟是江青排列的，或者说是江青指挥着毛泽东排列的。

毛泽东将刘少奇、朱德、陈云排到陈伯达、康生的后面，即不想再保留他们的副主席职务。他想设林彪、周恩来两位副主席。此时周恩来主动提出，只保留林彪一人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原来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周恩来主动退一步，既免去了毛林的猜忌，又极大地赢得了人心。

全会还增补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增补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为常务书记。

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参与最重大、最核心的党国机密—改组政治局常委—来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是将江青作为继承人来培养的。邓小平被打倒，中央书记处瘫痪后，毛以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江青在文革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相当于总书记，后来传说的毛如何讨厌江青，如何批评江青，那都是毛作秀给外人看的，也有老同志因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而夸大渲染的成分。据戚本禹近距离观察，“毛、江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接受余汝信访问时的谈话）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后一天，林彪发表讲话，他说：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能力和我的工作是不相称的，意料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诸同志，依靠文革小组的同志，以毛泽东为轴心，我们做磐石，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说的办。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有时候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的思路怎么办？那就是朝朝夕夕的不坚持错误，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革命最伟大的天才，我们和他比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思之再三，既然中央主席都决定了，我就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随时也准备交给别的同志。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从北京到全国，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号召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两头热，中间冷。所谓两头热，上头是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下头是被蒙蔽、被利用的红卫兵小将们；中间冷是说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动不起来，是一种顶牛状态。笔者就参加了工作队被派到北京艺术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维持秩序。学生要写大字报，没笔墨纸张不行，工作队要负责解决；写出来没浆糊贴不出去不行，工作队得提供；墙上贴不下了，工作队又张罗用杉蒿芦席在操场搭起一排排的席墙；炊事员起来造反没人做饭了，工作队员下厨房和炊事员一起做饭。中央音乐学院上千名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那幅对联，辩论中发生武斗，差点把钢琴家刘诗昆打死，是工作队把刘诗昆救出来的。两派学生都说工作队是亲人。听说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学生们一夜之间就变了脸，要揪斗工作队，说我们对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就出来跟他们辩论，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所以，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广大干部中批不起来。

刘少奇背后有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使毛泽东感到极大的不安。于是，10月1日，毛泽东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组织力量，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总攻击。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大会和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人数最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就在这一天，一队受领秘密任务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向，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在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高压下，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的报告。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承认犯了路线错误。23日，刘少奇在会上检讨，他说：

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的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

按照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他说;

在1962年犯过右倾错误，在1964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发言，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中，都肯定1958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组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1962年2月21日到23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1962年的国家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经济上是处在一个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2月26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3月18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该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这样一来，发动大跃进、公社化运动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毛泽东成了一贯正确的，领导国家走出危机、使人民摆脱饥饿的刘少奇倒犯了路线错误，理应被打倒。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见主要目标已经达到，趁势收蓬，说：“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在七千人大会结束时，他不得不拉着刘少奇的手承认两个“万岁”，今天，他要依靠红卫兵的力量把刘少奇拉下马去。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值得一评。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手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七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十七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天下，以谢国人。从今以后，毛泽东又亲临第一线了，他要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重新干起，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在审判张春桥时，蒯大富出庭作证说：“1966年12月18日上午，中央文革办公室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打电话，要我下午两点到中南海西门去一趟。下午两点前，我乘清华大学一辆小轿车到中南海西门，对警卫说：‘有人找我，让我进去吧！’此时，从中南海里来了一辆车停在西门里，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绿色军大衣的人，我一看是张春桥。张对警卫说：“让他进来吧，是我找他来的。”张春桥领我进了传达室，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谈话过程，除了张春桥和我。没有其他任何人。”

“张春桥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说：“我一听就明白，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向我交底。是表示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回去以后全力以赴，坚决贯彻。”

蒯大富说：“12月25日，我亲自率领清华大学五千余名师生员工，开着两辆广播车，步行进城，游行示威。贴标语、大字报，发传单。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是清华大学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而这后面的罪恶黑手就是张春桥。”

1967年1月6日，发生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智擒王光美”的事件，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这是江青一手导演的。这天下午，刘少奇的卫士长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说刘平平（刘少奇的女儿）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马上截肢，否则有生命危险。但手术之前家长必须签字，要请刘平平的父母到医院来一下。

因为周恩来一再关照刘少奇、王光美不可走出中南海，卫士长决定先让刘源源和刘亭亭到医院去看看，如需手术。由他们代家长签字。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源源、亭亭没有回来，也没有电话。这时医院又打来电话催促，卫士长只好把事情报告王光美。王光美请刘少奇拿主意。刘少奇无论如何想不到毛泽东、江青会这么下作，一切都信以为真，马上调车去医院。

那时刘少奇国家领导人的待遇还没取消。卫士组立即把刘少奇要出行的消息报告中央警卫局，并通知北京市公安局。

到了医院，急诊室里都是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他们抓住刘亭亭为人质，目的是把王光美引出来，就到清华大学去批斗。刘源源、刘亭亭到医院后也被扣押。刘少奇的出现使这些穿着白大褂的红卫兵有些慌乱，他毕竟还是国家主席。

王光美简直气疯了，大声说：“我抗议你们制造这种骗局！”

红卫兵头头自知理短，说：“抓你是江青同志的指示，办法是我们想的。”

王光美想到刘少奇的安全，马上说：“既然是冲我来的，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卫士们簇拥着刘少奇立即返回。

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园批斗，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被放回。1月13日深夜，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去谈话。共和国主席的专车——苏制吉斯牌防弹高级轿车已经被封存了。刘少奇随秘书来到人民大会堂。这是毛刘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毛泽东假意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回答：“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刘少奇看清了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冲他而来，向毛泽东提出：

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都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2、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吸着烟，呆了一会儿才说：“认真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器人》值得一读。”

临别，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从刘少奇回来的境遇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些言不由衷的话是多么样的伪善。

1月16日子夜十二点过后，周恩来给王光美打来个电话：“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王光美很激动地说：“总理，你真好。”这个电话看来被窃听了。第二天，中南海造反派奉命来拆电话。刘少奇抗议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你们不能撤，也无权撤。”造反派回去请示汪东兴，又过了一天，还是撤了。这是迫害升级的信号。

4月10日，在江青的精心导演下，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三十万人参加的批判王光美大会，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三百多名“走资派”拉去批斗。这天早晨六点，清华大学红卫兵开着车到中南海抓人。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主楼七层，强迫她穿上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时穿过的旗袍和高跟鞋，并用乒乓球串连成一个硕大的项链给她套在脖子上，拉到批斗会会场。这一幕恶作剧充分体现了江青的狭隘、嫉妒、心理阴暗、人品下流。1963年4、5月，刘少奇携夫人访问东南亚几国，重点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和夫人隆重接待中国元首。雅加达繁华的街道上并排悬挂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巨幅画像，王光美雍容华贵，落落大方出现在各种宴会、酒会和晚会上，中外报纸、电视、纪录片，都作了突出的报道。把个江青气得妒火三千丈。出国前江青帮王光美作形象设计，要穿黑丝绒旗袍，不要戴项链。后来王光美竟敢不听她的，戴了项链（缅甸总理奈温夫人送的），这使江青更加歇斯底里，这就是乒乓球项链的由来。这次批斗会开了一整天，中间还在清晨六点，下午一点和下午五点四十分穿插了三次审问。第二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的照片和三审王光美的纪录，都上了红卫兵小报，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扫地以尽了。

毛泽东对这种有失国家体面的事情没有一句微词，是要纵容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6月30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井冈山”、“前锋”等十几个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搭起帐篷，安营扎寨。宣告成立“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到7月初，中南海西门，北门、直至故宫北护城河沿岸，连营接寨几十里。搭起七千多个棚子，架起五百多个高音喇叭，树起三千多面旗帜，代表七百多个造反派，除北京的以外，还有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山东、安徽、新疆等省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常住人数在一万五千人以上。歌声、口号声，高音喇叭宣读的声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沸沸扬扬，昼夜不断。7月4日凌晨三点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来到“揪刘火线”，钻进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帐篷，声称“代表中央文革向你们表示支持和慰问！向小将们学习，向小将们致敬！”传达了江青迫害刘少奇的密旨。

7月4日晚，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份书面检查。国家主席立即遵行。五天以后，即7月9日他交出了认真写的检查。他在检查中说：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的。由于去年8月5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所以我的几次讲话，都没有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

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的革命师生表示赔礼道歉。

毛泽东亲自坐镇，满意地看到刘少奇陷入红卫兵的天罗地网之中。在揪斗刘少奇的前夜，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巡去了。

两天以后，即7月15日，红卫兵给国家主席一道“勒令”，这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文，有实录下来千古流传的价值。文曰：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他妈的什么“检查”！又臭又长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帐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励大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

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这些的红卫兵不是好惹的，你这个不齿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你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二十五日零点前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红代会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1967年7月15日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代表作。

毛泽东南下的专列刚开江青就向中南海的造反派们说：“你们为什么还不揪斗刘少奇？一点造反精神也没有。怕什么？等什么？还看不出来吗？斗！现在正是时候。”

中南海的机关造反派，根据江青指示研究了批斗方案，准备于7月18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批判刘少奇假检查真反扑罪行大会”。15日将报告送交戚本禹。戚本禹批了一句：“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转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陈伯达在报告的标题上勾掉了“少奇”二字，加上了“邓陶夫妇”四字，批斗会就变成了“批判刘邓陶夫妇假检查真反扑罪行大会”。江青和康生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个圈。会前，戚本禹对中南海机关造反派面授机宜：“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

1967年7月18日，中南海的批斗会分别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所住的院子里进行，同时，抄了他们的家。

批斗会的情况通过专线电话报告了住在武汉东湖的毛泽东。毛说：“我不赞成那样搞，那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不搞面对面。”让汪东兴同志把这些话传给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林彪。林彪和江青是知道毛泽东处置刘少奇的腹案的。自然知道毛泽东这个温和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离开北京，就是要造反派放开手脚。

8月5日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中央文革在天安门组织了百万人大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又分别在各家院内组织批斗会、康生的夫人曹轶欧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专人录音、照相、拍电影。这一场批斗会下来，把刘少奇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丢了，他穿着袜子被押回办公室。他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扞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尊严。睡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国家。”

1967年9月12日，这是刘少奇妻离子散的一天。跟他一起生活的三个读书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被勒令回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不许再回家；最小的女儿小小（六岁）交给保姆带着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这天晚上被逮捕入狱。刘少奇剩了孤身一人，他昔日的办公室里，成了囚禁他的牢房。他不知道后院的变化，老是站在后窗前睁大眼睛盯着后院，侧耳细听，想看到妻子和孩子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从这天起，他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了。又过了几天，来了两个战士，命令刘少奇解下腰带。刘少奇厉声抗议，话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强行把腰带解走了。

请读者注意:这是在中南海，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办公室，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还没有免，办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以前，一直住在这里，他没有进秦城监狱，毛泽东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着他精神崩溃，看着他身体崩溃，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毛泽东还是顾及到宪法和法律的。他绕开宪法，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利用学生的恶作剧，使刘少奇威信扫地事实上打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看，我并没有下令逮捕刘少奇把他关入监狱，也没有派人暗杀他，更没有下令处决他。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呆在他的主席办公室里。至于群众不拥护，要造他的反，那是自发的群众运动，怪得谁人？！如果追究共和国主席受迫害致死的案子，你还真抓不住毛泽东的把柄，很难定他的罪哩！他没说过要刘少奇停止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没说过要揪斗刘少奇，没说过要关押刘少奇，在文字上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不签字，叫周恩来代表中央签字，自己逃避了责任，还把周恩来拉下水。这种流氓政治是毛泽东政治品德的堕落。然而，道德法庭的审判毛泽东是逃不掉的。刘少奇专案是在江青一手控制之下，人身自由和安全是在汪东兴的一手控制之下，这两个人是毛泽东的两只手，谁都知道刘少奇的命运是掌握在毛泽东的魔掌中。

迫害在步步加紧。一日，江青的爪牙迟群代表中央文革来给昔日保卫共和国主席的警卫队训话，明确告诉他们：“现在，你们的任务已经根本改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要肃清刘毒、划清界限。”

刘少奇这年六十九岁了。几次揪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的臂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已不能自由运转，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食堂吃饭，短短三十米距离，他拖着伤腿一步一步地蹭，要走五十分钟，看守的战士们被告知谁要上去搀扶一把就是失掉阶级立场。后来他根本不能站立，不能行走了，就由看守人员打饭，打饭的战士被称为“保皇兵”，因此谁也不愿意干这个差使；后来就打一次饭，让他吃几顿，馊霉变质不管。刘少奇只要七颗牙齿，这样的伙食，使他常拉肚子，又不能洗换衣服，室内臭味难闻，

就这样还要每天接受批评，室内贴满了打倒他、侮辱他的各种标语，他的名字被打上红叉，被写成“刘少狗”。他气愤满腔，但又不能发泄；他需要休息，又不得安眠；他有病要看，但每次医务人员要先开批斗会，跟他划清界限，用听诊器抽打他。逐渐地，他神志恍惚，精神崩溃了。

看看那些关押战犯的监狱吧。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写了一本《战犯改造所见闻》，盛赞在共产党监狱里所受的人道待遇。他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各个地方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的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十六元一月底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戴有脚镣手铐的一律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最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当时四川物价低，十六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经常买鸡鸭等。”当然，这些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政策。毛泽东可以宽容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死仗的战犯杜聿明、王耀武、沈醉等，却一定要将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等置于死地。

毛泽东还泽及废帝溥仪。1964年2月2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对章士钊说：“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边的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一百八十多元薪水，怕是太少吧。我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剑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送钱给溥仪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溥仪感激涕零。

毛泽东这个人真是个千佛面，令人难以认识，难以理解。刘少奇的罪恶怎么也超不过溥仪吧！末代皇帝溥仪，被推翻了，后又在日本的扶持下正二八经地复辟成为满洲国皇帝。刘少奇主席，照毛泽东给定的罪名，至多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吧，并没有复辟成，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宽容呢？你做过溥仪的臣民不能忘，你正是在刘少奇等人的拥戴下成为中共领袖的，难道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要解开毛泽东处事哲学中这个似乎不可解释的矛盾，只需吃透他一句话：“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的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对溥仪和战犯们他能宽容，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反对共产党，反对他，是反对错了，他是胜利者。在延安整风中，他也能团结张闻天、秦邦宪等党内同志，历史也证明这些人反对他反对错了，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但历史、实践如果证明，毛泽东错了，反对他的人对了，她一定要将这个人弄死，刘少奇、彭德怀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换句话说，毛泽东手里有真理的时候，是能够容人的，是能够团结反对派的；他一旦输了理，发现自己错了，对反对派绝不容情。刘少奇、彭德怀对他的“三面红旗”提出质疑，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毛泽东也知道他的“三面红旗”祸国殃民，惹了大祸，但认错就得下台，与其我下台，不如你们下台，不仅要你们下台，而且要置你们于死地，以免我死后翻这个案。《三国演义》上有个田丰，袁绍的谋臣、袁绍在官渡与曹操决战，别驾田丰上书袁绍：“今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袁绍不听，将田丰下狱。后来果然大败。狱吏来见田丰：“与别驾贺喜。”丰问何喜？狱吏说：“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田丰说：“吾今死矣！”狱吏问何故？田丰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狱吏未信。忽使者斋剑至，传袁绍命，欲取田丰之首，狱吏方惊。”毛泽东其人，“外宽内忌，不念忠诚。”这一点很像袁绍。

27 人民在红色恐怖中战栗

民国以来，自有了新式学校就有了学生运动。从北洋军阀到蒋委员长时代，学生运动都是以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锋。还没有那一位统治者能利用学生干坏事。只有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他利用青年学生去搞乱整个社会，把各级党政机关摧毁，假学生之手去摧残他旧日的战友、今日的政敌。这也是他“高”于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的一个方面。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1966年5月初，清华附中学生写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通过江青将这三篇大字报的底稿和一封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敏锐地感到，青年学生可以利用，“红卫兵”可以利用，他终于找到了捣毁刘少奇经营了多年的盘根错节的党政系统的天兵天将，乃于8月1日回信，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了三个“热烈地支持”。3日，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很快，红卫兵在北京、在全国就成了气候。

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穿上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包括从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几十万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女生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向毛主席敬献红卫兵袖章，并给毛泽东戴在左臂上，毛泽东问她姓名，宋答：“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泽东说：“要武嘛！”按照封建时代的礼教，皇上赐名，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红卫兵运动向武的方面发展，毛泽东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还将造反最凶的五个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请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群众游行队伍，他还命令将一千五百名红卫兵代表安排在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上。总之，红卫兵小将被捧上了天。那天笔者作为工作人员在东观礼台维持秩序，亲眼目睹了红卫兵对毛主席那份虔诚的敬仰和热爱，他们面对城楼上的毛泽东，双泪长流，拼命还挥动着小红书，有节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既然造反就能上天安门，文革胜利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大的官可以做呢，这在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了无穷的幻想。当学校讲唯成分论，分配工作时许多好位置都被干部子弟占据，广大平民子弟气氛难平的时候，毛主席号召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打倒那些包揽好位置的同学的老子，平民出身的学生们把毛看成了贴心人，立即起来造反了。干部子弟为了摆脱被动，以更“左”的姿态出现，他们不好直接揪斗自己的父亲，但大方向又要造走资派的反，于是去揪斗父亲的上级、同级或下级，揪斗外单位和外地的走资派。不管是平民子弟或干部子弟，全疯了！上天安门，这诱惑力太大了。这种造反虽然高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这“皇帝”是指刘少奇，毛泽东支持并下令保护这种造反。成群结伙，揪斗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名作家、名演员，他们没有还手的力量，因此，绝无任何危险而有说不尽的好处。这就是红卫兵运动深层的思想基础。

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全国来京串连的红卫兵一千三百万人，对毛的个人崇拜的狂热达于沸点，毛作为“风眼”，使造反的红色风暴成了气候，席卷六亿神州。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红卫兵致敬》，指出，：“红卫兵充当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8月31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表示：“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进行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那时候，只要穿一身旧军装，扎上腰带，手执红宝书，上火车不要票，到各地政府接待站免费招待食宿。解放军总参和总政于8月21日向各军区、各野战军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公安部队文告经毛泽东圈阅也于22日发到各级公安局直至派出所，明确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胁也绝不允许。”“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红卫兵按自己的理解，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一队杀向王府井的红卫兵砸了百货大楼的化妆品柜台，理由是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位女士从四联理发馆烫发出来，几名女红卫兵手持剪刀按住她给她剪了个鸳鸯头、冲进清华园浴池的小将用皮带将一个搓澡的老头打出来，并要搓澡工起来“革命”打他的顾客。笔者那天就在王府井，我的任务是“观察社会动态”。接下来就是改名热，把王府井改名为“反修路”，把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把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

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登上颐和园佛香阁，砸了释迦牟尼像。以此为开端，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一队一队的红卫兵杀向了社会。北京地区的红卫兵带领，全国各地响应，发起了“南下、北上、西进、东征”的大串连。

红卫兵大串连最大的恶迹是抄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户被抄。上海抄了十万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是个五十万人口的小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

曾与毛泽东面折廷争的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词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红学家俞平伯五十年代被毛泽东钦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自是红卫兵的重点攻击对象。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

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是着名的“大右派”，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占用作为“红卫兵总部”。冬天到来时，章氏藏书成了红卫兵昼夜取暖烤火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红卫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烧字画文物不计其数。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伯怕自己的“反动书画”殃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纸浆，再攥成纸团，让家人深更半夜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国宝级的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画，苏东坡的墨竹，文征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尽家财，费尽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的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被政府拿去，作为国宝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用了几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连同他的国宝级佳作，通通被红卫兵烧毁。

“破四旧”造孽最为严重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她带领二百余名红卫兵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还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出来了，《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下来了，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从1966年11月9日到12月7日，仅谭厚兰率领的这一支红卫兵，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古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多册，给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

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明嘉靖年间（1556年重修）。这座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流亡中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来朝拜白马寺，周恩来总理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阳白马寺，掩饰文化大革命的野蛮和罪恶。

四川乐山背靠乌龙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达七十米，红卫兵砸不了。就将背后乌龙寺的五百罗汉挨个斩首。

山西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破四旧。砸烂庙宇佛像，开和尚、尼姑的斗争会，然后强迫二百八十九名僧尼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当了社员。

陕西周至县境内有存留二千五百年的道教圣地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洱讲学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修建的宗圣宫。文革中都遭破坏。红卫兵命令道士们剃头刮须，还俗回家。

哈尔滨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东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国），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被红卫兵捣毁……

那些破四旧的提倡者、鼓动红卫兵造反的文革新贵们对四旧却爱得如醉如狂，经常去文物管理处（保管红卫兵抄家物品的地方）挑选四旧中的珍品。1970年秋，江青约上康生到文管处选“购”珍品，江青挑了一件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嵌着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但请注意，江青并没有白拿，她付了七元人民币。康生珍爱字画，他化十元买走汉朝蔡邕书写的诗经的宋代拓本，花五元买走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还有汉朝大将军韩信的印章，《红楼梦》最早的刻本等等。据康生死后清点，被他掠入私囊的文物多至千件。

当代着名画家叶浅予获平反后，许多珍贵字画和文物无法归还给他。文管会给了他一个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还制造了一场红色恐怖，放手让红卫兵和贫下中农杀害“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就像希特勒在纳粹运动初期迫害犹太人一样，也不是犹太人妨碍了他什么，而是杀鸡给猴看，压服全国人民的反抗。毛泽东为了向家天下过渡。要打倒或半打倒所有的开国元勋，功臣宿将让江青等新贵上台执政，人心是不服的。为了封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必须造成全国性的大恐怖、

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派出所将辖区内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名单提供给红卫兵，让他们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向武的方向发展，被打死的人数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增至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抄家、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十一万四千户居民离开北京。8月25日，在北京市崇文区，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业主拿菜刀要自杀，红卫兵把他打死了，反诬他用菜刀要杀红卫兵。这一事件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乘坐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橄榄市事件”。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网上的一篇资料《京城东厂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作者王友琴）真实地记录了红色恐怖的一个镜头：

左奶奶和马大娘，1966年时是东城区东厂胡同六号的居民。胡同里的人一直叫她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她们的名字。1966年8月24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了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着她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分自己住，一部分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别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们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做家务挣钱。

1966年8月24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点多钟左右，中学红卫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阴，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在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里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她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她听到她们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听到她们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夜半三点钟，声音静了下来、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来，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车的声音。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她们的时候，声音像杀猪一样。实际上她们受到的待遇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8月24日，东厂胡同二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被红卫兵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他们的“理由”。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像穿着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一天，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的北京，那么多的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作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比如像左奶奶，曾经有过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市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险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被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做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提高她的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Q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到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做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提醒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活活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有“现代史研究所”（注：中国社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设在那里），可是他们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在那里）在将来去做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怎么被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道者”。可是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她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

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残忍？一位叫陈向阳的当年红卫兵在网上发了个帖子：《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不明白呢！红卫兵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残忍。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去使：身边的敌人都让革命先辈们消灭光了，剩下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让我们够不着。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来，突然知道身边还隐藏着那么些敌人，简直把我们乐坏了，欣喜若狂，憋了那么多年的劲一下全使出来了。那股子疯狂别说现在的人不信，连自己回头看也不敢相信了。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

北臧公社位于大兴县的西部，那里的屠杀行动从1966年8月27日开始。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死五十三人，马村死三十四人，六和庄死十一人，共计九十八人。

1998年远方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年代的我们》一书，有一篇张连和先生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他是9月1日跟随大兴县县委书记，靠边的“走资派”王振元到马村制止杀人的，亲眼见到了杀人的现场：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问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账”，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一个七十多岁的奶奶身边，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噗”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所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去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内没有，又指挖房山墙影壁、院墙都没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被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李恩元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要求杀绝，不留后患”。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这位“走资派”冒死救出马村的一百零八个“黑五类”分子。

北京是首都，是全国学习的榜样。杀“黑五类”的阴风，很快传遍全国。在农村，成分不好的人，所谓“地富反坏右”都被推上了祭坛、湖南省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道县文革初期发生的事情，不仅在湖南有代表性，在全国也有代表性，它可以让人们看清楚什么是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记者在零陵地区监狱接待室访问了道县大屠杀的主要指挥和凶手。

关有志，原道县清塘区人民政府武装部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他1950年参军，在部队入党提干，1958年转业回道县，先在县邮电局当指导员，后被提升为区武装部部长。他说：“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能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在‘红联’这一边。”他作为总指挥，1967年7、8月份，带领民兵，用锄头、鸟铳、扁担等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二百零七人。因为抓阶级斗争有功，当年他被评为省级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袁甫礼，原道县祥林铺区区长，他组织基干民兵一百二十人，亲自主持誓师大会，作动员报告，要杀尽本区的四类分子，来一个大扫除。三天后，民兵回到指挥部汇报战果，共杀四类分子五百六十九人。袁甫礼不认罪，他说：“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说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

周光国，原祥林铺区涔江公社赤塘坝大队贫协主席。他说：“文革杀人那阵，上面说人家把刀都架到贫下中农脖子上了，你们还睡得着觉？那天，大队召开各生产的干部和骨干分子会议。人到齐后，支部书记唐绍志组织大家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然后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种场合下气氛一下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护唐姓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都向着周姓的人、唐绍志头一个提到周家渡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举手；周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唐家的人却没有一个作声、你要杀我队上的人，我就要杀你队上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种场合，就晓得要末一个不杀，要末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十二个全部杀光。”

“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边一排跪着。我把一百多名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铳的站在前三排，拿梭镖、棍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看热闹的也都自动站到后排去了。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让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志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了求情：‘你们不要杀我，我还有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几遍，对中国喊了又对那个喊。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喊。一排开完枪从两边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镖、棍棒打，接着一窝蜂用石头砸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子，浑身稀软，一头倒在床上，心口怦怦乱跳。刚躺一会儿，听到门外有人说，山上有人没打死，已经起来互相解绳索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周发亭和大队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有人肯去。他们几个看见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去补火。唐绍木在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唱得好，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唱：‘叫你杀，你不杀；叫你夺（刺杀），你不夺，千斤重担我来挑……’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田拐在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块钱做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到过朝鲜，是个复员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到这话，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人没断气，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巾，拿回家去，因为死人的汗巾可以避邪，扎了可以长寿。下了山，又过河来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5块钱。”（这张条子1986年还存放在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组的档案中）

陈登义，下蒋大队贫协主席，杀人和轮奸案的主犯。他见本村地主子弟陈高肖新婚妻子漂亮，嫉妒“这个地主崽子有艳福”，起了歹心。

1967年8月26日晚上，陈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陈高友把他传唤到大队部。陈高肖一进大队部，就被五花大绑起来。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用梭镖朝他腿上刺了一枪，疼得陈高肖大叫：“哎哟！那么远杀人呀？”陈登义也不答话，把手一挥，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乱棍齐下，像打牲口一样，把陈高肖打死了。陈登义还把陈高肖和另外两个照样被打死的地富子弟的头用马刀砍下来，以示其革命坚决。

陈高肖的妻子是贫农的女儿，为躲避噩运，第二天一早就逃回娘家朱家湾。

陈登义派民兵陈高友把这个女人追回来。然后就造舆论：“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呢！”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撰足精神开大锅饭啦！”这群民兵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出来，头一个上的是陈高友。女人死死护住下身，拼命反抗。陈锡位就把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胁说：“再动就杀了你！”女人想到前天被砍头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你们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杀我了。陈高友动手去撕她的裤子。女人说：“你莫撕，撕烂我就没得穿了，我自己脱。”女人又哀求：“你轻一点，我肚子里有毛毛。”陈高友嘻皮笑脸地说：“就是要重点，一个地主崽子，压坏了有什么要紧！”

他发泄完了后，还顺手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二十元钱和四丈布票、第二个就是陈登义，这位贫协主席早就对身下这个漂亮女人垂涎三尺，经过精心策划，今日如愿以偿。第三个是陈锡位，第四个是陈高和，第五个是陈吉光，第六个是陈高仇，第七个是郑××，第八个是陈××，第九个是陈××，第十个是陈积登，第十一个是郭发清，第十二个是陈高辉。

贫协主席陈登义带领民兵们开完“大锅饭”，还没忘记党的政策，要彻底改造这个地主婆、第二天，命令民兵把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抬到贫农老光棍陈月高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老贫农。当晚，她又遭受陈月高的蹂躏。女人恢复神志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唐兴浩，原横岭大队党支部书记，硝眼杀人案组织指挥者。

在道县源山沟横岭中心小学，有一个叫周群的女教师。她出身贫农，丈夫蒋汉正出身地主，头天被民兵抓走了。他们有三个孩子。1967年8月26日深夜，周群带着孩子们已睡下。只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随即门被踹开，大队党支部书记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闯进来。说是叫周群去开会，把她抓走了。来到大队仓库变得禾场上，点着火把，只见四围民兵环列，手持马刀或鸟铳。被围在中间的是地富分子或地富子女，共十四人，蒋汉正也在其中。周群以为要把这些人押到区里去。没走多远，有人提醒支书，蒋汉正还有三个崽。支书返回小学宿舍，把三个孩子带来了。山路高低不平，在民兵的看押下，周群被绑着双手，与其他被绑的人一起，跌跌撞撞地走，三个孩子跟在后面。

到了木枫山，唐兴浩下令停下，都站好不许动。然后，他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处你们死刑！”

这里属岩溶地貌，山上有许多溶洞，有的十几米深，有的几十米深。当地群众叫硝眼。处决的方法带有本地色彩，让被害者在洞口跪下，民兵抡起钢棍朝后脑打下去，然后一脚踢下溶洞。支书唐兴浩开始点名……

第三名是蒋汉正，他见这个场面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双腿迈不开步，被民兵拖到洞口，三个孩子见状大叫，连哭带喊，眼睁睁地看着爸爸被推下硝眼。

下一个受害者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叫蒋文凡，他从容赴死，要讨口水喝，民兵喝道：“哪有水给你喝！”蒋文凡说：“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分吧，从前砍脑壳还要给三个热包子哩！”话刚说完，就被踢下了硝眼。

周群是第八名，孩子们眼睁睁看着妈妈被害，哭得极惨……

不知过了多久，周群听到叫“妈妈”的声音，她醒了过来。原来她的三个孩子和另一个四岁的女孩也一起被扔下了硝眼，因为已经扔下了许多人，她和孩子们掉在死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解开绳子。”八岁的女儿用力解开了捆绑妈妈双手的麻绳。周群发现，她的一个本家兄弟也没死。凭着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这个青年爬出硝眼，但立刻碰上了大搜捕，他东躲西藏，不敢下去救人。

第二天，那些杀人者发现有人还活着，就往硝眼里扔石头。原来周群和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入底层，复杂的溶洞结构有些死角，她发现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在这里，他们侥幸活了下来。一家人在这里团聚。像在阴曹地府又见了面一样。这里又黑又冷，要坐只能坐在死尸上。要睡觉也只能睡在死尸上。

丈夫蒋汉正已经精神失常，铁丝捆住他的双臂怎么也解不开。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忽然说：“你看，你看，高梁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高梁呀！……”

周群拉住丈夫：“汉正，哪来什么高梁，这是在硝眼里面。”蒋汉正听了，立刻不作声了，直挺挺地倒下去。

不知道过了几天。两个男孩没有声音了，不动了。大女儿断断续续地说：“妈妈，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周群紧紧地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不久，也死了。

蒋汉正还没有死，想喝口水。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血水里浸泡，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了一下，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只剩下周群一人了。后来她的两个学生把她救了出来。她在硝眼里呆了七天七夜。因为她活下来了，这件骇人听闻的杀人案才曝了光。

据湖南省两位记者披露的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证实：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六十六天，道县的一个区，三十六个公社，四百六十八个大队，一千五百九十个生产队，二千七百七十八户，共死亡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其中被杀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被迫自杀三百二十六人。

我长期不解在土改后，毛泽东为什么还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挑起农村的阶级对立？看了一位网友的文章使我茅塞顿开：

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5%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95%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统治者”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既侥幸还属于95%，又惶恐于坠入5%，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资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

28 毛泽东的痞子政治

对红卫兵如此放纵究竟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当我后来听说彭德怀元帅被红卫兵打断了两根肋骨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前一段的放纵，就是让这些大孩子练手练胆，然后去摧毁那些失去法律保护的毛泽东的政敌们。

彭德怀庐山罢官，京西挂甲屯挂甲之后，眼看国家经济形势越来越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请求回家乡看看，做些调查研究。毛看了彭信，颇费踌躇。不让这个老倌子乱跑乱说吧，不妥，他是在“休息”而不是坐监牢，于是毛泽东批道：“可以，去什么地方都行。”杨尚昆特派中央办公厅的金石做彭总的临时秘书，还从北京医院抽调一名护士做保健工作，又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了电话，告以彭德怀要回湖南看看，地方要提供方便，保证安全。

1961年9月16日，彭德怀一行南下了。在萧瑟的秋风中，彭德怀穿了一身打了补丁的黑制服回到了故乡湘潭县乌石寨。乌石轰动了。乡亲们不势利眼，还叫他彭老总。一连四五天，彭德怀自己花钱买了五百斤米和三百斤面，招待大家，很快就吃光了。

11月9日，彭德怀从锰矿回到湘潭县委招待所。看到听到的事情使他满腹惆怅。这天傍晚为排遣胸中郁闷，他来到湘江边散布，见一收网的打鱼人，彭德怀上前搭讪：“老倌子，你好啊。”

渔夫抬起头，看了一眼彭德怀，信口答道：“好！好！谁敢说个不好呀，老倌子。”

“老倌子，你是在发牢骚吧？”

“牢骚？哼，谁个敢发？寨里那些打了点粮食斗上交了，上级给他发块大红布，他披着大红布站在大桌子上一讲就是半宿，胡吹现在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倒吃甘蔗节节甜。呸！孽种。”

“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嘛。”

“反映有屁用？堂堂彭德怀元帅说了真话，结果怎么样？惹了一身祸，把官都给撤了。”渔夫凝视江面，抬手指着一条满载难民的船，对彭德怀说：“老倌子，你看，又要扯崽拉女出外讨饭了，这和过去有啥子两样嘛？有哪个当官的出来管哪？那喇叭里唱得满响‘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叫人民吃饱了，江山坐得牢……’哼，这样下去能坐得牢吗？”

彭德怀无言以对，心如刀绞。

近两个月，他走访了四个公社，九个生产大队和一座矿山。在煤油灯下写了四份共九万字的专题调查报告，告诉秘书金石，誊写清楚，叫湖南省委转给中央。金秘书劝他别报了，他说：“要报，明人不做暗事，有话我还要说。”11月16日彭德怀返回了北京。

在毛泽东心目中，彭德怀是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有这面黑旗在，他早晚要否定“三面红旗”，彻底翻庐山会议的案。问题是怎么处置这个老倌子，既不能关，又不能杀。凭他写的那封信治罪，实在上不了台面，连刘少奇都说“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从《海瑞罢官》入手，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先把彭德怀揪出来。

1965年9月，江青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正在上海紧张地炮制着。

9月23日早晨，毛泽东亲自打电话来，约彭德怀谈话。彭德怀放下电话，兴奋得像个孩子，立即吩咐：“备车，去中南海。”

到了丰泽园，毛泽东在院子里踱步。彭德怀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叫了一声“主席”。

“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晓得你要来，早在这里等着。好，你终于来了，请。”毛泽东把彭德怀让进书房。

为了存真，现在把彭德怀事后追记的这次谈话，实录如下：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些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情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着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主席继续说：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

中午时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来到颐年堂。毛泽东说：“我们两人谈了多时了，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

刘少奇说：“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呀！主席说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话，主席和大家都希望你振作起来。”

然后，毛泽东招呼大家一起吃中饭，毛还向彭敬了酒。

下午三点，彭德怀辞别出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送他上汽车。坐在车里的彭德怀一回头，见毛泽东站在丰泽园门口，目送他的汽车绝尘而去。

彭德怀委实受了感动。在车里对参谋景希珍和司机赵凤池说：“主席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庐山会议，真理可能在你那边……既然主席这样说了，我还有什么不通的呀？我能不高兴吗？”

又过了几天。杨尚昆打来电话，通知彭德怀到怀仁堂小礼堂开会。彭德怀按时出席。这是毛泽东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西南局、西南建委和四川省领导人参加的特别会议。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钱敏、李大章、任白戈等地方领导人参出席。李井泉介绍了西南大三线的情况。毛泽东亲自宣布：“西南三线要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同志。”他转头对着李井泉说：“德怀同志以后给我写信，你们要快点给我送来。对他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他要到哪里去，要看什么就看什么、你们要对下面说，多创造条件，方便他的工作。德怀同志这个人你想让他有职无权是不行的，他会不干的。要叫他有职有权，这样才好干工作嘛。光有职没有权，那是养老，怎么能叫工作呢？”

西南同志纷纷发言，欢迎彭总去大三线工作。

会议开得很认真，但只凭口讲，没有任何文字的命令、通知、决定。盟员新闻记者参加，当然更不会登报公布。

一个多月过去了，彭德怀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

11月12日，侄女彭梅魁来看望彭德怀，见伯伯闷闷不乐，就问：“又怎么啦？”

彭德怀抬起头，愤愤地说：“鬼知道怎么回事，前天我给中南海办公厅打电话，没想到就在这一天。杨尚昆的办公厅主任给撤了，由汪东兴接任。主席说叫我到西南工作，我的行期一直定不下来，中央办公厅说那边房子没有准备好。不知你看了《文汇报》没有？十日那天发表了一篇叫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把剧本中的‘退田’、‘平冤狱’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吴晗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树碑立传，虽然没有点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说我嘛。真扯他娘的蛋！”

梅魁说：“伯伯，你不要多心哪，既然主席让你出来工作，下面的人谁敢反对？再说，文艺界今天批一部电影，明天批一出戏，不是常见吗。不就是那么一篇文章吗、嘛，有什么了不起。”

梅魁安慰伯伯，心里也有疑惑，就问：“伯伯，中央在最近的一次会上，讲过您没有？”

彭德怀摇摇头：“到目前为止，除了主席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参加过一次西南三线有关人员的会议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要出来工作。咳，两人说的话有什么用？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向外透露，有什么证据？谁能知道？”

梅魁说：“伯伯，你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复杂了。”

彭德怀说：“梅魁呀，伯伯我一生胆大包天，可也有时心细如发。事情本来就不简单嘛。”

11月25日，彭德怀终于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他可以于近期赴川。

1965年11月27日，彭德怀离京赴川。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党校的代表前来为他送行。挂甲屯的乡亲们扶老携幼地都来了。当汽车开动的时侯，送行的队伍里传出哭声，似乎在预示彭德怀这次入川凶多吉少。随他一起入川的有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和司机赵凤池。他的夫人浦安修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与他分手了。

30日，彭德怀一行风尘仆仆到了成都，住在永兴巷七号。第二天，即12月1日，他被完到一天的《人民日报》吸引住了，那上面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切都像是有意的安排。

赵凤池义愤地说：“有些人就是靠整人起家，耍阴谋，设陷阱，杀人不见血！这边让人出来工作，他们同时在那边又来这一套。”

彭德怀越烦越抽烟。他深吸了一口又急于说话，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等平复下来才平静地说：“我早就知道我的事还没有完。唉，无非是再一次把我搞臭嘛！我等着。”彭德怀思想上有些准备，但准备还是很不充分的。他不知道这次调虎离山——应该说是纵虎上山，是为了要他的命。关在北京动物园里的老虎无人敢伤害，倘若把老虎放到四川大山里，就变成了任人捕杀的野兽。彭德怀不是消极地等待。1966年上半年他以毛泽东口头任命的大三线副总指挥的身份，跑了二十多个县市，视察了十五个工厂、矿山、水电站，拼命工作以不负毛泽东的委任。他希望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与他的谈话是真诚的，他不敢想像那是一个把他诱出北京任由红卫兵虐杀的骗局。

1966年12月13日，江青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江青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头头朱成昭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不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呀！”她看了一眼林彪，又高声朗朗地说：“刘少奇在彭去西南之前，就对他说：‘如林身体不好，还由你来当国防部长。’他要是再当国防部长，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

12月15日，陈伯达、康生、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等，戚本禹指着造反派整理的打倒叶剑英的材料说：“你们的攻击点没有选对。你们先不要搞叶剑英，‘海瑞’还没有斗嘛！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

于是，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了“专揪彭德怀战斗团”。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了“赴川揪彭敢死队”，各自出发了。两支揪彭红卫兵在成都经过一番较量，11月24日凌晨，北航的红卫兵绑架了彭德怀元帅，后又被上过天安门的王大宾率领地院红卫兵抢走了。

秘书綦魁英把彭德怀遭绑架的事情报告了北京总理办公室。根据周恩来指示，成都军区派某师参谋长谷正岭率少许警卫分队监督地质学院红卫兵护送彭德怀回京。12月27日晚八时彭德怀乘坐的火车进站，一个军人登车，向谷正岭参谋长敬礼，交出卫戍区证件，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卫戍区算了吧参谋王金岭，奉总理指示接彭德怀同志。”周恩来巧妙地把彭德怀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了，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安排彭总住在五棵松东北五团团部，给保护起来了。1967年上半年彭德怀没有遭什么罪。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已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当晚乘车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然后到武汉东湖别墅休息。14日周恩来乘飞机先到武汉，因原来的党政系统都乱了套，周恩来要亲自面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安排警卫部队，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和生活供应。毛泽东抵汉后，见周亲自来汉检查布置一切，心中不无感动。毛周在东湖宾馆见面时，周恩来有意识地谈了几位老帅的处境，特别讲了彭德怀。毛泽东逐个表了态：“聂荣臻同志，那可是个厚道人。徐向前同志过去的事情不能搞了，河西走廊失败，他要饭回延安；在草地时，他反对红军打红军。”唯独对彭德怀不置一词，周恩来心中一凉，彭德怀是保不住了。

大凡毛泽东离京，就是让江青后党放手干坏事。周恩来心中明镜一般。他要摸到毛泽东的底，知道哪些事情自己可以干预，干预到什么分寸，哪些事情根本不能管。看来彭德怀的事毛已下了决心，根本不能管了。

7月26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在北航操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彭德怀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子，上写“三反分子彭德怀”，名字上面划了红叉，被红卫兵押进会场。后面是陪斗的张闻天。北京中伏正是最热的季节，让两个七旬老人低头弯腰几个小时，接受红卫兵口沫横飞的批判。大会结束时，又要两位老人从红卫兵组成的人巷中走出，接受红卫兵的拳脚、唾沫、西瓜皮的批判。这算是既触及了灵魂，又触及了皮肉。然后将彭德怀和张闻天抛上卡车，有红卫兵押解在北京游街，北京市民惊愕万分。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8月4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把彭德怀揪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之外，还有彭的夫人浦安修（她是师大的党委副书记）以及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王若飞也是不赞成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王若飞空难死了，如今折磨他的未亡人，江青有难以言状的快意。

彭德怀看见浦安修低头弯腰被扭上来，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叫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安修抬头看见了彭德怀，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浦安修嫁了个元帅，确实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安修去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彭德怀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有来，你来干什么？”浦安修哭了，但她理解彭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如今两人此时此地见面，太离奇了！这是国民党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不是。这个地方不还是北京吗？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毛泽东吗？你毛泽东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党性，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彭德怀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跃进搞错了吗……彭德怀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青筋暴涨，嘴唇咬出了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那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毕，又是抛上卡车游街。一顶用铁皮做的两米高的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游斗汽车先在校园转一圈，然后出大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只见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参谋王金岭从车上下来拦住了迎面开来的游斗车。“我是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你们这样是违背总理指示的，必须马上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于是，游斗停止，彭德怀被扶上轿车。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他的权力也只有这么大了，稍微减轻一点彭德怀的痛苦。

七、八两个月，彭德怀被批斗一百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到，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瘀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

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但删去标题和正文中彭德怀后面的“同志”二字，这是昭告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彭德怀是敌我矛盾。其实敌我矛盾的话，毛泽东早在三年前会见金日成时就讲到国际上去了。后来让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的谈话、会议，完全是一场骗局。

1970年11月3日，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审阅了专案组的报告，签署了这样的批文：“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1973年春，彭德怀患直肠癌，4月，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关怀下，让他住进了三○一医院。这时候，林彪已经折戟沉沙，黄永胜等四员大将也进了监狱。如果是林彪集团执意要害死彭德怀，而毛泽东的态度不是如此，这是一个转圜的机会，宣布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的批文是“背着伟大领袖干的”，一切推到林黄头上就算完了。反正彭已失去工作能力，沉疴在身，也活不了几年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迫害如果中途罢手，这是个机会，但毛决心置彭于死地。

1974年9月，彭德怀处于有时清醒有时昏迷的状态。一次医生来查房，问：“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说：“医生，听我说，庐山会议我没有错！不是不怕提意见吗？不是让说真话吗？我提了几条意见，说了真话，就说我反党，成了反革命了！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不让我革命啊！我要见毛泽东。”

癌扩散了，彭德怀疼得厉害，打打止疼针，减轻病人痛苦，原属普通的人道主义治疗。但医院奉命：治疗还要为政治服务，不给用。专业人员和看押人员昼夜在病房监视着。

他的病房北向，把玻璃窗户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没有光，不通风。彭德怀元帅忍受着人间的最后痛苦。他疯了。给他输液，他把针头拔掉，说“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喂饭，他把饭碗推到地上，说“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高声骂毛泽东！

1974年11月29日十五时三十五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伟大的民族英雄、为民请命的清官彭德怀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火化后，专案组奉王洪文之命将彭德怀的骨灰运往成都，骨灰盒上的名字改为王川，暂存成都殡仪馆。

假手红卫兵杀死政敌，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第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第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玩的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蒋介石都不如。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的处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蒋介石栽那么大的跟头，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据张学良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最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一付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如仇仇。”反观毛彭之间，彭德怀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把毛泽东抓起来，强迫毛泽东改变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政策，只是写了一封信，对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谈不上“政见之争，宛如仇仇”，毛泽东就必欲置彭于死地。毛泽东不敢关彭德怀，借红卫兵之手将他摧残折磨至死。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揣着崇高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

另一个毛泽东阴谋诡计杀害的元帅是贺龙。

林彪“五?一八”讲话讲了半天政变，总要被现实生活印证一下，才显得不是无的放矢，不是危言耸听。于是，林彪和叶群开始算计贺龙。林彪知道，算计贺龙是符合毛主席心目中的革命大方向的。

那是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赶下台，撤销了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为争取和苏联缓和关系 ，这年十月革命节，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伍修权、刘晓、乔冠华为团员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联新领导人探讨改善两国两党关系的可能性。

在11月7日阅兵之后的国庆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贺龙元帅正同崔可夫元帅交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赶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解。”贺龙听完翻译，敛容变色，当场提出抗议。马利诺夫斯基讪讪而去。贺龙当即找到周恩来总理，报告这一严重事件。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米高扬指出：“这是严重的挑衅。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以后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今天喝多了，是酒后失言。”他代表苏联党和政府表示道歉。

周恩来、贺龙率代表团于11月13日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一大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在常委会上向毛泽东和常委们如实报告了宴会上发生的挑衅事件，以及代表团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处理虽然表示满意，但心底留下一个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他做出判断：在中国党内如发生推翻他的政变，是可以得到苏联支持的，苏联支持的第一个对象原来是贺龙，而贺龙是周恩来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是周恩来使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全国大混乱是形势下艰难地维持运转，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是周恩来使中国政府在世界面前保持了稳定、完整的形象，并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与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人望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党内和党外、干部和人民，惧怕毛泽东，爱戴周恩来；是周恩来所代表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寄托着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寄托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希望。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强化党的系统，弱化政府系统，在强化党的系统推行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过程中与他的主要助手刘少奇、邓小平发生分歧，在周恩来不厌其烦地检讨“反冒进”的错误的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冒进”路线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异议；在毛泽东决心将自己多年培植起来的嫡系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他的新的支持者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又没有治国安民能力的时候，他只能依靠周恩来支撑住国家局面，使江、林集团有一个稳固的地盘大闹天宫，与刘邓司令部作战。所有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离不开周恩来的合作与支持。毛泽东愈要依靠周恩来，也就愈要防范周恩来。

毛泽东和林彪认为，刘邓是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的，有能力发动军事政变的是周恩来。马利诺夫斯基游说贺龙使毛泽东和林彪念念不忘。周恩来在贺龙的心目中有极高的信仰，他们肝胆相照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四十年。周恩来如果来个新版的“南昌起义”，贺龙、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五位元帅会跟着走。徐向前对西路军问题心怀怨恨，也会跟着走，叶剑英是参谋长出身，没有自己的山头，他在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时，投了毛泽东的票，如今毛泽东如果跟周恩来摊牌，他很有可能投周恩来的票。自己在红一方面军的两大支柱之一——彭德怀元帅被打倒了，他要站出来也会支持周恩来。罗荣桓元帅过早地去世了，这样一算，在世的九个元帅，有八个会跟周恩来走，毛泽东无论如何难以抗衡这一巨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将军们跟着走的会更多，党政干部、知识界会出现闻风景从的局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最危险、最可虑、最担心的。

当然，周恩来从历史上一贯忍辱负重，没有争夺领袖的野心，他不会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异军突起，加重中国的政治危机。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根据多年对周恩来的了解，有相当的把握，正因为如此，他才敢把相当多的党政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毛泽东是法家的崇信者，把韩非子的“自恃勿恃人”，“恃术不恃信”（《外右下》）作为巩固君权，驾驭臣下的基本原则，他要谨防万一。这就是毛泽东把基点放在从根本上破坏发生新版的“南昌起义”的任何可能性上，而不是放在相信周恩来的忠诚上。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毛泽东复杂的心理背景下，贺龙元帅的厄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南昌起义的诸帅中，别人或转到了政府部门，或政治上受过伤已退出第一线。如朱德、陈毅都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做过检讨，刘伯承经过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已一蹶不振，只有贺龙，在政治上没有伤痕，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共掌兵权，成为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但罗瑞卿对林彪说：“毛主席看你身体不好，要贺老总多多管一些军队工作”时，林彪说：“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

南昌起义时。贺龙是军长，总指挥，林彪才是个连长。林彪与自己的老长官共事，虽然自己更受毛的宠幸，但总觉得如锋芒在背，坐卧不安。贺龙还兼任彭德怀专案组组长，这个组长虽非要职，但代表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毛林看来也是“闹事”的资本；而且贺龙有自己的亲信将领和亲信部队。不管贺龙有没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必须先褫夺他的军权，把他打倒（可以制造任何理由），这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步骤”中是秘而不宣的关键性的一步。把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先放倒，新版的“南昌起义”就搞不起来了。

倒贺的藉口终于找到了。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发表讲话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从此，“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在北京市各个学校、各个机关，在街头巷尾，辗转传抄，“二月兵变”的主角就是贺龙，闹得风雨满城。

八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受林彪指使写了诬陷贺龙的材料，说贺龙要在空军和海军夺权。

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把贺龙召到他的新住所游泳池谈话。毛泽东把吴法宪等人的揭发信给贺龙看了，然后宽慰地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并说：“我当你的保皇派。”19日，毛又找贺谈了一次，开门见山地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毛泽东当面保了贺龙曾使贺龙激动不已，贺龙的夫人薛明至今对毛感恩戴德，认为是林彪害死了贺龙。

检验毛泽东保一个人是真是假？有两种办法。一是看毛泽东的谈话是否印成中央文件正式传达下去，如传，是真的；不印不传，是假的。再一个检验的办法，是看毛对诬告材料的态度。如真保贺龙，就会对吴法宪等人的诬告材料采取严厉态度。如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外事口鼓动打倒陈毅，夺外交大权，毛泽东在王力的讲话记录稿批上一句：“大、大、大毒草。”王力就被踢出了中央文革。，进了监狱，陈毅就保住了。吴法宪第一次诬陷彭德怀，第二次诬陷罗瑞卿，第三次诬陷贺龙，其人可恶，其心可诛。以毛泽东的睿智对吴法宪当能看透，但他对吴法宪没有任何责备，这就说明他保贺是假的。其目的在于稳住贺龙，弱化贺龙斗争反抗的决心 （如果贺龙准备有所行动的话），抱着“毛主席会给我做主”的幻想，一步步进入牢笼。

在1966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在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江青突然出语惊人：“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了？我有大堆的资料，非常确凿的，他是个大坏蛋！他要搞军事政变。要把贺龙端出了。你们不敢，我去触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她这个文不对题的发言使与会者大惊。

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议。”

江青以爱妃兼爱卿的身份，半滇半恼地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宣布散会。

1966年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到清华大学，专门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们可要触动他啦！”不久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一般认为，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动贺龙，光有林彪，分量是不够的，江青在清华表态后，贺龙的家就被抄了。

到了1967年2月，李作鹏接见为查清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问题的装甲兵两个干部。装甲兵干部问道：“传单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参谋长，这是事实吗？”

李作鹏答：“有那么回事，总参谋长，是事实。”

又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

李答：“去年二月兵变，贺龙要×军（贺龙的老部队）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龙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

至此，“二月兵变”就由空穴来风变成全须全尾的事实了。

说二月兵变是空穴来风，这个“穴”需要介绍一下。1966年二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后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派人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学校大学生下去“四清”，有空房。卫戍区干部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供部队暂住。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知道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那个团组建以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1966年7月，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见“五?二五”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出尽了风头，遂捕风捉影地贴出了《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那时邓小平还没有倒，他亲自到北大、人大做工作，说“没有二月兵变”。但林彪、江青再加上康生，存心要把水搅混，大肆演绎“二月兵变”，先把贺龙放倒再说。

贺龙被抄家以后，周恩来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暂住。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与贺龙正式谈话一次。为解除毛泽东的疑心，他约江青参加；为防止江青造谣生事，他又约李富春陪他谈。到时候，李富春来了，江青没有来。她组织红卫兵把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呼“打倒贺龙！”的口号。在这样的气氛中，周恩来很为难地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又说：“毛主席和你谈过话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 ！”

1967年1月19日凌晨三点，周恩来派杨德中把贺龙夫妇送到西郊云岗半山坡。周恩来精心安排，像在上海搞地下工作那样，中间还还换一次车，以甩掉跟踪者。他把贺龙藏起来，过了几个月的平静生活。

7月9日，叶群在中央碰头会利用武汉二十中学教师晏章炎的诬告信，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这件事的真相是1933年12月贺龙在众多指战员面前，杀了前来策反的国民党政客熊贡卿。当时就报告了中共中央。这段本是清楚的历史又被搅浑了。叶群代表林彪，建议立案审查，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贺龙专案组，专案组组长是康生。

专案组找到了1934年3月17日写，4月18日送到中共中央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内称：

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认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作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夏曦、贺龙、关向应

（1934年）3月17日

这样有力的证据，专案组隐匿不报，另找一些人，大搞逼供信，为贺龙罗织罪名。

10月，周恩来冲破重重阻力，又两次派杨德中来看望贺龙。杨德中说：“贺龙总，今年缺煤，总理想到山区冷得早，怕你感冒，要我来告诉他们提前为你烧暖气。”

从1968年6月14日开始，贺龙由中央办公厅管理保护的对象，改为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的监护对象，处境迅速恶化。这是因为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对贺龙进行专案审查。到这年秋凉以后，不仅不给烧暖气，竟收走了床上的被褥枕头；藉口供水困难，连续四十五天，限制用水，每天只给一壶，不洗脸，不漱口，保证贺龙饮用。贺龙患有糖尿病，限制饮水等于慢性杀害他。为了能够喝上水，赶上雨天，他们就把洗脸盆、洗衣盆都摆在屋檐下接雨水。一次接满一大盆，贺龙与薛明去抬这盆水，七十一岁的元帅又重病在身，他气力不支摔倒了，扭伤腰胯，十八天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

根据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黄永胜的授意，贺龙专案组从天津某医院挑选了一个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无限忠诚”的护士，来给贺龙当医生，他一到就收缴了薛明从家中带来的给贺龙治疗糖尿病、心脏病会神经衰弱的药品三十七种计三千多片、用药由他另开，但他连降压灵也不给，实际上中断了治疗。使贺龙的健康迅速恶化。

专案组来提审贺龙，追问：“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找你谈判，参加谈判的都是谁？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胡子气得胡子乱颤：“见他妈的鬼，人都叫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专案组给留下纸，叫他写交代材料，他只写两个大字“冤枉！”

元帅近乎精神崩溃了，大声喊叫：“想整死我，想拖死我，杀人不见血哟！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

就在这天夜里，元帅翘首望天。“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呀……”一个低沉的男中音唱的这首《洪湖赤卫队》主题歌由远而近。贺龙一阵激动，真像在敌人的营垒里接到了前来接头的地下党的暗号一样。后来又明白过来，自己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不是在敌人的监狱里。“这他妈的算什么事？共产党的监狱关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解放军部队看押解放军的元帅。”他断定唱歌的人是看押部队的战士，这说明人民、战士，没有忘记贺胡子，给了他活下去斗争下去的勇气。

贺龙很想见一见唱歌的人。

上级指示看押部队严厉追查唱歌的人。因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故。

连长管东春找到了在贺龙囚室门外站固定哨的战士宋根立，问道：“上岗时听到有人唱《洪湖水》了吗？”

宋根立答：“听到了。”

“是谁唱的，你看到了吗？”指导员问。

“可不许乱讲。”连长补充道：“看清楚就说看清楚了，没看清楚就说没看清楚，这可不是小事情，你明白吗？”

宋根立很机灵，答道：“我听到有人唱了，好像在东南墙角，我过去看，没发现人；这时，又听到北边墙角有人唱，我又转回来，还是没有看见人，又不能走远去找。”

“贺龙听到了吗？”

“我看他扒在小窗上，认真地听。”

后来传下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的命令：“查不清楚就别查了。”

等风波过去，专案组不查了，宋根立才悄悄告诉连长，唱歌的是咱们副连长孙旺。

连长正色道：“小兔崽子，不许再提这件事。”

孙旺是河南襄阳人，父亲是军区副参谋长。连长怕他再出乱子，找他谈了一次话。

连长说：“你小子想蹲监狱了是不是？也光荣光荣。”

孙旺说：“我父亲是他的老部下。父亲说，他一家人不但冒死投靠了共产党，还背负着家乡父老的重托，带着数千名家乡子弟兵投奔了红军。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党，他的姐姐被敌人俘虏后，用集束手榴弹放在两腿中间，人全炸飞了，连尸首都根本没法收。贺家宗族，死了不下几十口。到全国解放，他所带领的将士，活下来的不过百分之几，现在说他是大军阀、大土匪，关押批斗，侮辱，人心能服吗？连长啊连长，这世上还有天理吗？”孙旺的一对不大的眼睛像是要喷火，瞪着连长。

连长说：“你是个党员，又是副连长，你老子是高级干部。这时候我们下级干部能说什么！不理解，但是你得执行。人心是秤杆，让后人去评论吧！”

不久，专案组认为这支部队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忠”，把他们撤了。换了一拨“忠”的来。贺龙的处境愈来愈坏了。

贺龙望穿秋水，希望周恩来能在秋后派人来接他。白天听见汽车喇叭声，他说：“总理派车来了。”晚上看见远处路灯摇曳，他说：“那是总理派来的汽车的车灯，你看愈来愈近了。”夫人薛明抬头望去，知道这是年迈的丈夫的幻觉，但不忍把事情说破，让他多存几秒钟的幻想，就是几秒钟慰籍呀！贺龙终于作出结论：“如果总理不派人来，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这是糖尿病酸中毒的现象。直到晚上八点才来了两个医生，说是肠胃炎，治疗方案是输葡萄糖液，吊上瓶子就走了。这一切都是在专案人员监视下进行的。整整输了一夜，输入葡萄糖二千毫升，血糖高达一千七百度。这不是庸医造成的医疗事故，是在“医疗为专案服务”的原则下，给患者输入足以致人死命的大量葡萄糖液。6月9日上午八点五十五分，贺龙被送入三○一医院第十四病室，住院簿上患者姓名是王玉。下午三点零九分，这位英雄一世、叱咤风云的元帅与世长辞。

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泽东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贺龙是被害死的第一个元帅。建国以后，贺龙小心谨慎，很注意迎合上意（如庐山会议），对毛泽东没有不忠的表现。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提醒了毛泽东，必须除掉贺龙，防止一场新的南昌起义。毛泽东有点像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但他唱的是红脸，当面说要保贺龙，背后纵容林彪一伙夏收，置贺龙于死地。贺龙没有反毛，这一点毛心里清楚；先害死再平反，这也是他的“战略部署”。

周恩来一生有很多遗憾，但他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有保住贺龙，而逮捕贺龙的命令竟是在毛泽东的威逼下由他签署的。所以在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六周年之际，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他以憔悴疲惫的重病之身，向他的老战友贺龙元帅的遗像一连鞠了六个躬，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因贺龙案受株连的干部就是原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他是谣传中“二月政变”的“总参谋长”。从1967年8月至1969年，在长达十八个月的时间里，许光达受审四百一十六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直至他含冤离开人世以前，还被专案人员从病床上拖下来“请罪”。他患癌症得不到治疗，于1969年6月6日惨死在马桶上。

29 第四号人物败在江青脚下

陶铸，湖南祁阳人。1908年生命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老资格的革命家。调中央工作之前是中南局第一书记蒋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毛泽东说陶铸是党内的一头牛，头上长角，谁都敢顶。在历史上“顶”过刘少奇两次。在延安大庭广众之前说“我觉得刘少奇不如毛主席有本事。”在1953年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陶铸又向刘少奇放了一炮，对刘在土改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和天津讲话提出批评。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锁定的目标是刘少奇。把陶铸调来中央，破格提拔为第四号人物，显然是要靠这头牛冲锋陷阵，在摧毁刘少奇的“司令部”的斗争中起大的作用。

1966年6月1日，陶铸来到北京，住在钓鱼台9号楼。这时江青、陈伯达、康生都在钓鱼台有别墅。他们看望陶铸，进行拉拢交底；陶铸也礼貌性地回访。一个多月下来，陶铸总觉得自己和中央文革这帮子人格格不入。7月24日，他离开钓鱼台，住进中南海卍字廊原来杨尚昆住过的房子。这下惊动了江青，跑到卍字廊来问个究竟。

江青一身戎装，春风得意。坐下来单刀直入：“才听说你搬家了。为什么不住钓鱼台了？”

“我考虑，我的工作主要在国务院这边，我是副总理，住这边和总理联系方便，可以多协助他搞些工作，”陶铸压低惯常的大嗓门，有礼貌地回答。

“你还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嘛，怎么可以不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那边有会我就去参加，尽量两边都顾着。

“是不是文革小组名声太小？”

“文革那边我只是顾问，国务院这边我是副总理，有具体职责，而且我还兼着中宣部长，也是很具体的一摊子。”

“办公室设在哪里了？”

“在西楼。”

“哦，你刚来中央工作，情况不熟悉，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江青仍然对陶铸寄以希望。

陶铸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央文革和这帮人。认为文革小组是临时设的非编单位，算哪一级？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我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岂能在你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石榴裙下辱求保护？所以对江青发这番好意很反感，没有表态。

“好了，说正事。政治局生活会上的发言，你准备好了吗？”江青指的是即将于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期间毛泽东要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发动政治局委员们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显然是传达毛泽东的意思，要陶铸带头向刘邓开炮。

“我正在准备。这次运动来的突然，我思想没有跟上，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我也有错误。”

陶铸有些怯阵，江青看出来了，接茬说：

“你是左派，这一点我们文革小组的人都清楚。你早就同刘少奇有斗争么！这次生活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我来就是向你作路线交底，我是一个传令兵。”传谁的令？当然是毛泽东。

陶铸陷入了极大的困惑。沉重地说：“江青同志，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江青截断他的话，说：“是啊，所以我来向你交底。多少人想摸底我们不说，不能随便告诉。可我们先来找你了，因为你是左派。主席很器重你，信任你。林彪同志也很看重你。他说过，你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在东北他就很看重你。”

派工作组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毛泽东点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后，就到杭州西子湖畔隔岸观火去了。1966年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开会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率领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周恩来当场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毛表示同意。为慎重起见，5月30日，刘、周、邓联名致信毛泽东书面请示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一事，信是刘少奇亲自起草的，毛泽东在信上批复：“同意这样做。”陈伯达工作组于5月30日进驻人民日报，张承先工作组6月1日进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进驻北大的消息于6月3日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其电讯稿是周恩来起草的，发稿前向毛泽东请示，毛看了这则电讯稿表示同意。刘周邓看出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态度暧昧，在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普遍派出工作组之前，于6月9日三人同乘一架飞机飞到杭州想向毛泽东讨个准主意。陶铸也于这一天单乘一架飞机到杭州。

会议在毛泽东的别墅刘庄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增加的陈伯达、康生、汪东兴和六大区的中央局书记李雪峰（华北局）、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魏文伯（华东局）、李大章（西南局）。毛泽东主导会议，进行不着边际的漫谈，就是不说运动怎么搞，对于党委已经瘫痪，学生无法无天的大中学校，到底派工作组还是不派工作组这个当前最紧迫、最尖锐的问题，就是没有准话。

刘少奇在毛云山雾罩的谈话的间隙，提出派工作组的问题，陶铸也发了言，他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请他回京主持工作，他说先不回，让在京的常委临机处置。刘周邓陶6月12日回到北京，1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派工作组便在北京和全国铺开。

想到这里，陶铸说：“我不行，讲不出什么，更不能开头炮。”他怎么也想不通，派工作组，怎么会成为路线错误，而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这不是罗织罪名整人吗？

到了会上，陶铸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结果谢富治打的头炮，立了头功。但陶铸主持会议秘书处，竟没有批准在会议简报中刊登谢富治的发言，这使毛泽东和江青很失望。但毛泽东继续在陶铸身上下工夫，用高官显爵笼络他，希望他为己所用，成为后党的台柱子。江青门下只有几个秀才，是撑不起大局面的。

最使陶铸没有想到的是他当选为常委，窜升到第四号人物，在邓小平靠边以后，毛让他以常务书记的身份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陶铸对伟大领袖又生出了极大的幻想，认为自己没发言，如此得到重用，可见毛主席任人唯贤，是正派人，肯定是江青假传圣旨，今后要与中央文革拉开距离。毛泽东的意图是让中央书记处淡出政治舞台，把江青和中央文革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又让陶铸当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陶铸的兴趣在中央书记处，他把王任重、张平化调来准备充实书记处的班子，自己准备像模像样地当总书记。书记处如果重建成功，就把文革小组压下去了。陶铸自己想搞一摊而不与江青合作，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陶铸后来被打倒的根本原因。

陶铸也想拍一下马屁，平衡一下关系，不料拍在了马腿上。他向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均无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有个名义联系工作。”从这个建议的提出，可以看出陶铸是多么迟钝，落后于政治形势有多远，他好像还没有进入文革时代。他竟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党政机关，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不是个“官”（职务），他把文化部副部长看得比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还大，还显赫。这个建议如果在五十年代提出，江青会欣然接受。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提出，江青当女皇帝野心已经萌发，她的中央文革小组将要代替中央书记处，所以江青不但不领情，而且气得要命，找到陶铸说：“你们碰到鬼了。”

1966年国庆节，新华社要发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照片。陶铸审稿时发现没有刘邓的照片。他认为刘少奇虽然下降到第八位，但还是国家主席、还是政治局常委，就令新华社补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又令在一组领导人照片上作技术处理，加上了邓小平。因为书记处并没有撤销，邓还是总书记。陶铸认为，对人民群众，对外国人，还是要显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团结。这和毛泽东要公开化刘少奇的矛盾，把刘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群众打倒的所谓“战略部署”是南辕北辙的。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允许他们革命，准许改。说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会后在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966年10月21日，陶铸在中宣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讲：

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路线错误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他们是打不倒的，他们的错误是认识问题，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很不赞成有些人给他们张贴大字报的做法，这和中央精神是不一致的。你们要问我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我是要保的。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他第一步是把刘少奇拿下来，逼他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然后再慢慢收拾他，直至将其置于死地。他要扮演“和稀泥”的角色，赢得人心。背后通过江青的文革小组鼓动红卫兵小将“造反”，对刘不依不饶。上纲上线，步步升级。最后再“尊重群众意见”将刘少奇彻底打倒。这个底陶铸并不知道，认认真真地保起刘邓来，所以成了“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公开化江青闹翻是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主编，是中国社科学院学部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在他的观念里，他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而中央文革是隶属中央政治局的一个临时机构，他理所当然地是江青的上级。可一进会议室，江青瞪着眼睛直呼其名：“陶铸，你为什么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有历史问题，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同时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这一条原则只有康生跟得上。北大聂元梓写了第一张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后，调查组向康生汇报聂元梓政治上、作风上都有问题。康生的回答很干脆：“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陶铸这位正人君子哪懂这个，坚持认为吴传启是国民党员，不能支持这样的左派。不料江青冷冷地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再也忍不住了，反驳江青说：“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革命军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候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江青一拍沙发扶手，杏眼圆睁，高声尖叫：“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

啪！陶铸的大巴掌不是拍沙发，而是拍面前的茶几，茶杯都跳起来了，他怒不可遏道：“我就是不去！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也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潜台词是：我是为党工作，党是有组织系统的，你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指挥政治局常委？这话本不错，摆在桌面上是这么个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成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夫妻店。江青是以皇后的身份发号施令的，对皇后大不敬，就是对皇上大不敬，毛泽东岂能善罢甘休？

江青打出意料，没想到这头牛对自己冲过来了，她愣愣地不知所措。自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以来，没有人敢这样顶撞他。她认为假如败在陶铸手下，还怎么向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们发号施令！旋即大哭大闹起来，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江青决心倒陶，当然得经过毛泽东默许。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会上讲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按照常委名单的排列，陈伯达前面是陶铸，康生前面是邓小平，略去这两位常委不提，意味着将新提升的陶铸置于邓小平那样的地位，不属于“亲密战友”，是可以“炮轰”、可以打倒的。瞪着眼睛观察上层动态急于立新功的造反派们，一读《人民日报》上登的江青讲话立刻就懂得了。请读者注意，这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的一次讲话在中国政局中竟有了这样的分量，她不提陶铸，这位第四号人物就面临灭顶之灾。

偏就在这时候，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允许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辞去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目前主要是治病。陶铸和王任重都是毛泽东为江青后党笼络的重臣。陶王摆出了一付与后党不合作的姿态。江青指责王任重“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其他人商量（注：实际是没有请示江青）。”王任重心情不舒畅，肝病又发作，天天低烧，到十月份就去广州养病去了。不料毛泽东在陶铸的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这个表面温和的批示是要把“不识抬举”的王任重搞臭。

王任重抱病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联席会”。会议于12月28日召开，由周恩来主持。除政治局委员外，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了与政治局委员相等的政治身份。政治局委员们沉默着，只听文革小组成员激昂慷慨。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张春桥、姚文元为中锋，江青、陈伯达、康生做总结性发言。先是批王任重，后来风向一转向陶铸开炮了。说他支持刘邓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保皇派。是刘邓反革命路线的代理人……政治局委员就两个人发言。李先念说：“陶铸同志工作方式跟不上形势。”李富春说：“我看老陶同志也回中南海算了。”

第二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进会议室，毛泽东就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着又对众人说：“陶铸来中央後，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又转头批评江青：“江青太任性，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

散会时，又把陶铸留下个别谈话。让他过年以后以中央常委的身份巡视各省，还亲自拟了一个20多人的名单交给陶铸，郑重地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要把他们保下来。”陶铸接过名单十分激动，起身说：“我马上报告总理，过了年就下去。”

陶铸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追记毛泽东的指示，然后连同那个要保的省委第一书记名单，一起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看过之后，唯恐吃不准精神，又当面请示毛泽东：“具体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毛泽东说：“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

当天下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正式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宣布：“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但陶铸走不了了。

12月30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到了北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下通令要陶铸交出王任重。陶铸刚从毛泽东那里领受了保一批省委书记的指示，其中就有王任重，自持有“尚方宝剑”，不怕当保皇派。他立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北造反派。

对造反派的通令，陶铸十分反感，他努力克制自己，平静地说：“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王任重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但是你们采取揪的办法，揪啊斗啊，我们不主张……”

造反派立即炸了窝，高呼口号：“陶铸必须交出王任重”、“陶铸当保皇派绝没有好下场！”

一造反派头目跳上来，指着陶铸的鼻子说：“陶铸，你听着！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需要老实回答。”

陶铸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种态度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造反派后面有林杰，林杰后面有关锋，关锋后面就是江青，这次来就是奉了皇后密旨，故意寻衅，要把陶铸拉下马。一个造反派头头“勒令”陶铸回答问题。

陶铸要维护第四号人物的尊严，严正表示：“我拒绝接受质问。我今天来这里是参加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接见我们？”“你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接着就喊起了口号：“陶铸与群众对抗绝无好下场！”“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陶铸怒不可遏，说：“我以个人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陶铸抗议群众就是抗议毛主席！”“陶铸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造反派开始了口号战，夹杂着质问、侮辱、围攻陶铸六个小时。

陶铸是个硬汉子，横眉冷对。造反派上前要揪陶铸，警卫人员理所当然要保卫中央首长，局面失控，引起混乱。推拉中造反派发现警卫人员身上有枪，有意扩大事态，大喊：“陶铸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弥天大罪由此构成。1967年1月4日下午，江青、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陈伯达唱主角，他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那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小组，而且背着党中央。你们揭得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站起来走到造反派中间，表示她与群众站在一起。她告诉这些造反派：

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那，先不要赴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新的代表人物。

当晚九时，住在中南海卍字廊的陶铸夫人曾志听到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的口号声。广播车一遍又一遍播放着陈伯达的讲话，但不播江青的讲话，为追究责任时给江青开脱埋下了伏笔。陶铸，这位中共第四号人物，就这样被揪出来了。

1月7日凌晨一点，“批判陶铸联络站”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周对陶铸问题表态。周恩来郑重表示：“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

是真保陶铸还是假保陶铸，问题尖锐地提到毛泽东面前。若真保，就支持周恩来的讲话，若假保，就支持陈伯达讲话。形势逼着他非表态不可。1月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陶铸被打倒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的问题。出席者有江青、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人民日报》总编）、胡痴（《解放军报》总编）。毛泽东指定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毛泽东十天前保了陶铸，如今又承认打倒陶铸这个既成事实，他怎么解释呢？他说：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来中央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自己揭穿了自己。十天前的常委扩大会上，他不是不想保陶铸，“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周恩来主持的联席会上，只文革小组的人猛攻陶铸，政治局委员多数不发言，发言的两个还是同情陶铸的。这种情况表明，要开政治局会议，按党的组织程序表决罢免陶铸，是不会得到政治局多数支持的。江青后党，除陈伯达、康生外，少壮派还不是中央委员，离进政治局还远，他们在政治局暂时还不能控制多数。所以毛泽东演了一出戏：保了陶铸，批了江青。然后看准陶铸的弱点，鼓励他胆壮气豪地去当保皇派，陶铸果然上当，和红卫兵顶起牛来。机器利用红卫兵吧陶铸打倒，在全国造成既成事实，毛泽东立即出来承认，陶铸一倒，书记处就没有人了、毛还趁倒陶的余威，逼周恩来就范。据王力披露：

一次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逼得总理只好说：“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下卷第984页）

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本来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毛泽东在这方面确有伟大的创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切都被扭曲了。许多违反党纪，违反国法。甚至于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情，都是假手“群众”的名义干出来的。毛泽东假手红卫兵小将，打倒了第四号人物陶铸，解决了他“没有解决得了”的问题。

1月8日，有关部门停止给陶铸送文件。一个月后政治局的红色电话机被拆除。卍字廊增加了四个哨兵。得罪了江青的第四号人物，一下子变成了囚犯。陶铸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每天在武装人员监押下到中南海西门去看大字报。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硬说半年前就失去自由的陶铸是黑后台。受江青操纵的中南海造反派突然闯入卍字廊，把陶铸和他的夫人曾志押去批斗。晚上回来，见箱子被撬开，柜门被砸坏，文件、书籍、信件、笔记本都被抄走。

1968年3月，根据江青的指示，看管陶铸的兵力增加到两个班，在屋子里设三道岗，一个在房门口，一个贴在陶铸身边—走路跟在身后，写字站在桌旁，睡觉站在床边，二十四小时不许离人。

8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批判刘邓陶大会。根据江青的指示，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陶铸金刚怒目，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被拳打脚踢，伤痕累累。

陶铸被打后。蒙垢忍辱，在卍字廊过了两年多的囚禁生活，对他政治上、生活上的迫害步步升级。1968年底，他患了胰腺癌。1969年3月，在周恩来的关怀和直接干预下，为陶铸切除了发生癌变的胆囊和十二指肠。

1969年10月15日早晨七点钟，中南海“大总管”汪东兴找曾志谈话说：“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信，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第二天，中直机关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又来雪上加霜，他来到病榻之侧告诉陶铸：“正在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以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作出说明。”

陶铸拒绝妻子陪同他去合肥囚禁终生，希望她活下来，能有自由之身，争取与独生女儿陶斯亮生活在一起。生离死别之际，有诗一首相赠：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陶铸于1969年10月18日离京，11月30日子合肥去世，只活了四十三天。

得罪了江青就是陶铸的下场，这是给高级干部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

陈伯达的一篇讲话，广播车一广播，传单、小报一登，就打倒了中共第四号人物陶铸，虽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承认，但他极为敏锐地感到，陈伯达的位置太突出，权力太大了，这样下去他有大权旁落之虞。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毛泽东在会上发火了，他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同志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他有转过头来批评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江青走到造反派中间说的那些话没有了，板子主要打在陈伯达身上。消除这件事的后果本来很简单，让他在辞职就完了。但这样做，中央文革必然威信扫地，他还要运用这个机构做很多事情；况且从根本上说，陈伯达是奉旨办事，江青不把毛泽东的底交给陈伯达，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老夫子是绝不敢造次的。陶铸要重建书记处，是违背毛泽东的意图的，这是他失宠的根本原因。毛要用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这个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加强中央文革，是要给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搭梯子，不是要加强陈伯达的地位，所以毛把板子主要打在陈伯达身上。

根据毛的指示。14日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会场在钓鱼台十六楼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耍娘娘脾气，拒不到会，成了专批陈伯达的会。陈伯达沉痛地作了检讨。大家进行批评帮助，从下午三点开到七点。张春桥、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话心领神会，说主席10日的讲话，对陈的批评和对江的批评有性质上的不同，陈伯达是路线问题，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风问题。陈伯达当然听出了毛泽东雷霆之怒的锋芒所向，觉得很委屈，闹着要自杀，经王力、周恩来劝说，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陶铸以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被打倒，为各省市的群众组织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谁也不敢保党委了。省委书记和省长原来还都拉一派群众保自己，这下彻底孤立了。原来森严的省委省府机关，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冲了个七零八落。

1967年1月6日，上海市的所谓“革命造反派”在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领导下，根据毛泽东1月2日批示，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这时原市委书记兼市长柯庆施因病逝世，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休养，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主持工作。造反派发布《第一号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起，时候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把曹荻秋绑在消防车云梯上游街示众。陪同游街的还有大批市委、市政府官员以及着名的学者、教授、演员，有的高帽子长达三尺，演员一律穿上戏装，着作家们捧着自己的“黑书”，在造反派的呼叫声中，站在大卡车上通过繁华市区。“当权派”的威信扫地以尽，广大市民目瞪口呆，惊诧莫名。这一幕历史闹剧被称为“一月革命”。

1月11日，中央文革起草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称“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从此，一个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榜样的夺权运动，相继在其他省市自治区展开。这个贺电是中央文革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齐名发布文告，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中央文革的地位超过了过去的中央书记处。

为了给各地造反派壮胆，让他们放手起来打倒原来被他们视为神圣的党政机关和书记、省长们，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有这样精彩的段落：

一场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之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上海夺权的样板一树立，《人民日报》社论一号召，全国大乱。何谓“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从横的方面说，包括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共产党掌权的地方；从纵的方面说，要“炮打九级司令部”，这是湖南造反派提出来的，九级者：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之谓也，即各级的权都要夺，出毛泽东继续当最高领袖，整个的改朝换代。

1月14日，山西夺权。

1月25日，贵州夺权。

1月27日，山东夺权。

1月28日，北京夺权。

1月31日，黑龙江夺权。

经二十个月社会大动乱和夺权反夺权的斗争，中国大陆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长大部被打倒，个别的参加革委会新班子，各地一把手多为当地的驻军首长，一批造反派头头进入了新班子。如上海的王洪文，原是时候国棉十六厂的保卫干事，一当了革委会副主任，马上成为副省级干部，就有了专车，有了秘书。这太有诱惑力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以疯狂的热情投入了夺权斗争。但这派要夺，那派也要夺，一颗政府大印几易其手，于是为夺权展开了全面内战。开始是木棍铁棒，后来造反派抢了军队的武器，或是军队武装了自己支持的造反派，武装的群众动用了自动步枪、手榴弹、机枪以致大炮，成都还出动了坦克。

毛泽东不是疯了？这样自毁江山，他到底为什么？他没有疯。他心目中的目标就是要整个地打倒七千人大会上那一批人，以及那一批人的各级同僚，给他们安上“走资派”的罪名，统统打倒。他要把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亿人民币这样一笔历史孽债转嫁到他们身上，转嫁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走资派”身上。是他们歪曲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把事情搞糟了。如今毛泽东要直接领导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革命造反派”，打倒各级“走资派”，把人民群众从“资本主义复辟”的苦海中拯救出来。于是，毛泽东更加英明，更加伟大，他又当了一次“人民的大救星”。这就是毛泽东发动从上而下的大夺权的政治背景。

通过 对各地夺权的承认还是不承认，支持还是不支持，通过对各省市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的组建，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大显神通，拉人抓权，初步建立了对全国的控制。毛泽东搞政治斗争不按规矩出牌，借助于红卫兵，借助造反派，把刘少奇的权力根基，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权力根基—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九级司令部，全部摧毁了。林彪对此评论说：

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注：指张春桥）、婆娘搞的，从上到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林彪日记》1967年1月9日）

30 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代替了军委

中央文革支持各地造反派乱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在南京被造反派抓住，装进一条麻袋里，一顿毒打，打掉了八颗牙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在上海舰队招待所不明不白被人头朝下塞进井里，溺水而死（这个案子至今没有破）。军队许多高级将领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这些情况报到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和军委秘书长叶剑英那里，徐向前和叶剑英等心急如焚。

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陈、江矛头指向肖华，指责军队运动没有发动起来，总政治部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总政主任肖华是“资产阶级政客”，“解放军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责令肖华当晚到他们已经布置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深知批肖就是批自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聂荣臻也提前退出。叶在退出会场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此事。

第二天，军委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江青继续在会上纠缠肖华的问题，追问他昨晚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叶剑英为昨晚收留肖华一事承担责任，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的状。

在听完叶的汇报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要江青来一趟。

根据吴法宪回忆录的记载，下午三点，江青来到林彪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同志的诬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这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但是，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组员，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肖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听到这里，林彪火了，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林彪说：“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这时，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个时候，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拦在他们中间，哭哭啼啼，苦苦哀求。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主席，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拉住林彪的腿不让林彪往外走。叶群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肩负重担，在这困难时期不要闹，有话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肖华，抓肖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说道：“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林彪不吭声了，开始坐到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定下来了。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陪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紧接着在21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通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传达毛主席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了肖华本人到场。江青派关锋到会，其他人都没有来。关锋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作了检查，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1967年7月23日《林彪日记》记载：

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林彪坚决抵制了毛泽东要江青在军队挂职的图谋。毛泽东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在军委办公厅或总政治部挂个副主任的职务，我问：“谁的主意？我不相信主席有这样的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一风吹。’”

1967年2月11日、16日下午在怀仁堂开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有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元老重臣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文革派。这两次会议是在陈伯达、江青受到毛泽东和林彪批评以后召开的，江青暂时失势，请假缺席；老帅和副总理们胆气较壮。几位元帅和副总理跟文革派唇枪舌剑，还拍了桌子，被文革派称为“二月逆流”。

11日会议上，陈伯达坐定后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搞定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过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

叶剑英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

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了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你们凭空捏造刘志坚（注：原军委文革组长）是“叛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

在16日的会议上，谭震林单挑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北京）了吗？”（陈丕显是华东局书记，周恩来关照把陈丕显接来北京，保护起来）

张答：“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四十年来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捕鱼问题（注：1966年12月初，谭震林指示担任海上捕捞任务的渔轮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只能轮流进港学习。陈伯达说这是生产压了革命，逼谭震林做检讨）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那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

“我就不让她保！我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着谭震林站起来：“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罢夹起皮包要走。

周恩来拍了桌子：“不要走，你回来。”

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怎么样？

周恩来听了赶紧表态：“我有错误，应该检讨，整得对嘛。”

李先念说：“《红旗》十三期社论（注：说派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来后，干部都被打倒了，我们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注：联动全名是“北京市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北京八一中学为首的中学红卫兵组织，因为干部子弟较多，主张保老干部，反对打倒一切。江青指使蒯大富组织一万多大学红卫兵，砸了八一中学，抓了很多人。）

聂荣臻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周恩来接过话问康生：“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总理目光盯着陈伯达时，陈说：“我也没有看。”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泪。”

余秋里正被计委造反派“勒令”检讨，气愤之下也拍了桌子。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回到钓鱼台，马上对笔记，由王力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会议记录，就到十一楼找江青汇报。江青暴跳如雷，说：“这是一次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符合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江青马上给毛泽东打电话，秘书徐秉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秉夫回电话：“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他们。”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都去了，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关于延安整风一些话时，毛泽东发了脾气。谈到周恩来责问康生、陈伯达，《红旗》十三期社论应该给“我们”看看时，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谭震林这次担当了与后党斗争的主将，回到家中他余怒未息，提笔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封信，我所以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不少，谭启龙、江华等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但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再说吗？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把信送给了林彪，林彪经过江青把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倒很冷静，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倘是别人骂江青武则天，肯定过不了关。毛泽东独对谭震林谅解，一方面固然是从井冈山起，追随多年；更重要的是谭震林主动为大跃进的失败承担了责任，他在1959年7月26日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说：“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的。……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左’的错误，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文化大革命，主要打击对“三面红旗”有异议的干部。如果谭震林这样的干部多起来，对于毛泽东改写三年大跃进的历史是有帮助的。全国各级干部，从刘少奇到公社书记，都要追究他的责任，是为这个才下决心把他们打到的。对谭震林格外开恩，其奥秘在此。尽管江青气得咬断银牙，鼓动农业大学的造反派要“油炸谭震林！”毛泽东说声保，还是把谭震林保下来了。

陈毅16日那天下午离开怀人堂，又于晚上九点在外交部会议室接见了归国留学生代表，他激昂慷慨，一气讲了七个钟头。其精辟段落是：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现在把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子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嘛！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家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救出来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元帅们团结在林彪旗帜下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干预军队事务的抵制，元老重臣大闹怀仁堂，谭震林的信，陈毅的讲话，给江青和中央文革造成极大的压力。毛泽东看到，如果他不出来顶，中央文革小组可能被压垮，文化大革命就要流产。在摊牌之前，毛泽东于1967年2月15日下令，第三十八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第六十九军防务（六十九军调山西），划归北京军区建制。命令强调：“三十八军务于3月8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2月15日凌晨四时，三十八军受领移动防预先号令。当日，该军部分主要领导即乘飞机先期到达保定。2月18日十九时二十分，军先头部队第三三四团第一营乘火车离开通化。三天全军移防完毕。“勤王”部队到了保定，毛泽东以很足的底气与元帅老臣们摊牌。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开政局会议。参加者名单是他亲自定的。他们是：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毛泽东天威震怒，他说：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届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让刘邓上台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待毛泽东发完脾气，周恩来出来转圜，主动承担责任，说怀仁堂风波是自己没有掌握好会议，并建议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毛泽东同意了，要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率领她的文革成员对四位元帅三位副总理逐个批斗，并布置蒯大富、聂元梓等造反派，在北京市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二月逆流新反扑！”的大标语、大字报，声讨“四帅三副”的游行示威每天不断；3月14日，中央文革组织了十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喊出“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

批判“二月逆流”，使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七位政治局委员处于“半打倒”的状态，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早已是“半打倒”状态，刘伯承沉疴在身，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再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政治局瘫痪了。从此，在中央高层权力机关，与文革派相对立，能对文革派有所制约的元老派阵营不复存在，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不仅代替了书记处，而且代替了政治局，成为行使党内最高权力的执行机关。名义上周恩来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人，好像他是代表毛泽东领导中央文革，实际上是江青代表毛泽东领导和监督周恩来。毛泽东的交班部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林彪那个接班人，是个摆设，是震慑刘邓集团和老干部的，实际上最高决策权在毛手中，最高执行权在江青监督下的周恩来手中，林彪什么权也没抓到。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悄悄地在向江青手中转移。

2月19日凌晨。叶群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家里，把毛泽东天威震怒说的那些话一句一句念给林彪听。林彪反复听了三遍，才开口说话：“主席说我的地位不稳，有人要夺我的权，这是要我彻底解决军队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不止是两个司令部，是五个司令部的问题。”

“哪有那么多司令部？”叶群不懂。

“一个野战军就是一个司令部，还有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这不是五个司令部吗？现在我的权力主要在北京，在空军、海军和总后，连总参、总政的权都没有完全在我手里。杨成武、肖华不知为什么一个劲儿往周恩来那里靠。除了北京，南京军区、武汉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你算算看，哪个军区司令能像吴法宪那样死心塌地地跟我走？”

“广州军区黄永胜没有问题，能死心塌地跟你。”叶群说。

“现在不是算不跟我的嘛！说我是接班人，能不能接班靠什么？靠实力。如果多数军区不支持，还是接不了班。那些有二心的军区司令，每人后面都有个元帅支持，不消除这几个元帅的影响，我统不起来。”

毛泽东一句林彪地位不稳的话，离间了林彪和其他元帅的关系。从此，林彪以叶、徐、聂元帅为盟友抗御中央文革的局面不复存在。当林把矛头对准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时候，毛泽东又做好人出来保护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林彪在军队孤立了。这时候他还没有看懂毛泽东更深一层的考虑，不知道自己是毛泽东为了打鬼而利用一下的钟馗，认认真真地想接班，他以为这样想，这样做，是符合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的。

“要解决大军区的问题，要从武汉下手。武汉军区那个政委钟汉华，在延安就整过我的黑材料，说我参加三青团的那个材料就是他写的。1965年我们到武汉，那个司令陈大麻子不露面，是黄永胜从广州赶到武汉接我们，要是徐向前到武汉，你看陈再道接不接？！”叶群越来越精明了，很能跟得上林彪的思想。

于是，林彪接见吴法宪，说他最不放心有两大军区，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吴法宪立即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说：“你们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能跟大军区跑。”

南下串连的军内外造反派打着北京来的旗号，在武汉市刷出大标语，“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武汉大乱特乱起来。

群众迅速分裂成两大派。一派叫“工人总部”，受中央文革支持。戚本禹明确告诉“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要揪出陈再道（注：武汉军区司令员）、孔庆德（注：副司令员）、韩东山（注：副司令员），后台是徐向前。”另一派叫“百万雄师”，多是党政系统的机关干部，工厂的老工人以及大量街道居民，全武汉市的共产党员有85%参加了这个组织，人数达到了一百二十万，故称“百万雄师”，受到军区的支持。他们认为，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党政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两派都有后台，都想把对方压下去，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乱，武斗愈来愈升级，军区抓了朱鸿霞，宣布“工人总部”是反动组织。一场大乱酝酿着。

1967年7月20日，王力和谢富治到了武汉，代表中央文革明确表态支持“工人总部”，激怒了“百万雄师”，酿成两派群众组织全市性大武斗，20日这天，受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上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解放军、机关干部，排成四路纵队，进行武装游行。高呼“打倒王力！”“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游行队伍冲击了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他们不知道你知道住在这里）。武汉军区第二十九师和独立师的干部战士也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和群众一起造反了。他们冲进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把王力揪出来，塞进汽车，拉回军区大院，痛打一顿，秘密扣押。这就是所谓“七?二○”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将领，徐向前的老部下，据此推论，说徐向前是“七?二○”事件的黑后台。

7月20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要见林彪。这时毛家湾修房子，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叶群住在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

继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相继到达，江青叫把叶群找来。最后，周恩来也来了。

这是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林彪主持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碰头会。会议的内容和结论，据叶群会后对秘书张云生讲：

武汉出大问题了！王力和谢富治在武汉挨打了，这简直是翻天了！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打了他，就等于打了中央文革。主席正在武汉，这也是把矛头指向了主席。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

会后林彪还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由张云生记录，经陈伯达、戚本禹等修改后，署上林彪、江青两个人的名字，送信的特使选中了邱会作。临行前江青亲自交待：“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邱会作把这封信装在贴身的衣袋里，于7月20日下午两点十分飞抵武汉。五点多钟，邱晋见毛泽东时说：“林副主席、江青派我来送信，叫我把信亲自交给毛主席。外面形势不好，可能要发生兵变，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担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转移。希望给林副主席、江青同志回个信，哪怕几个字也好。”

周恩来到汉后，立即和汪东兴等商量，决定把毛泽东转移到上海。毛泽东每临大事有静气，不失幽默，谈笑风生。21日凌晨二点，毛泽东坐空军的汽车，在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的陪同下，绕道前往王家墩机场。到机场后，邱会作再次讨回信，毛泽东说：“不写信，你回去同林彪、江青说说，就这么办。”

毛泽东的专机在上海降落，张春桥从北京赶来“接驾”。据张春桥说，主席到了上海的别墅里一夜没有睡觉。当晚，外电报道“武汉发生反毛叛乱。”毛泽东对张春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还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这里面说的“他们”，前一个指的是外国人的报道，后一个指的是在北京的林彪和江青。毛泽东在政治上确有超凡的锐敏和洞察力。他感觉到林彪在“调动”他，在北京要甩开他行使中央的权力。

第二天他睡足了觉起来，见送来了一大摞各地的报纸，就坐在沙发上翻阅，见各种报纸，中央的、地方的，各种红卫兵小报，反复出现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翻着翻着，念念有词，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在场的人，他说：“谁封了我四个官啊！”在场的人，从杨成武以下直至卫士，大家面面相盱，谁也不敢问话。本来，谁封的，报纸上印得明白，毛泽东心里也清楚，不需要谁告诉他。只听毛泽东又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毛泽东放下报纸，要杨成武陪他到院中散步。在修葺整齐的林荫道上，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成武答。

“他会反对我吗？”毛又问。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杨成武回答得体。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从武汉就出不来了。”

这时，林彪正在北京得意忘形。

王力在武汉叫群众揍了一顿，回到北京成了英雄，江青决定要在天安门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

7月25日下午三点，离大会开始只剩下二个小时了，林彪亲自打电话给江青：“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际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议，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中央文革的人当然一致拥护，“请”林总一定参加。关锋还建议：“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可以参加，而住西山的那一位（注：指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就可以不参加了。”江青把这个意见告诉林彪。林彪同意了。

下午四点多钟，林彪像众星捧月一样在中央文革成员和他的几员爱将的簇拥下登上天安门城楼。虽然还是右手挥舞着小红书，但今天他是主角，所以兴致很高、由蒯大富给林彪戴上了“清华井冈山红卫兵”的红卫兵袖标。林彪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目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极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在谈话中，王力点了徐、叶两帅，点了南京、福州两个军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他们不满意。蒯大富冷眼观察林彪，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蒯大富在会上说：“林副主席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高级干部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陈再道搞的，后台是徐向前。林副主席提出的‘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这些人来的。林副主席对我说要做大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对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这位“蒯司令”对形势的分析，是相当透彻的。

7月27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的职务。任命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随后武汉军区下面的领导班子都作了调整。

正当对陈再道和钟汉华等人的迫害步步加紧的时候，杨成武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主席有指示，请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注：独立师政委蔡炳臣）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于是周恩来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了。但林彪不甘心。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指使吴法宪去放炮，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向前，同徐向前划清界限。到了会上吴法宪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然后提高嗓音咆哮：“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愤而退出会场。

谢富治发言说：“七?二○事件是陈再道这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暴乱。矛头是对着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当陈再道起来检查时，吴法宪、刘丰带着几个打手冲上来，撕掉了陈再道等人的领章、帽徽，带头动手打了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江青却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派的精神。”

1967年八一建军节快到了。“八一”前夕，毛泽东把代总长杨成武叫去吩咐：“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顶上的‘八一’军徽砸掉。”

“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觉得口说无凭：“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紧拿起纸笔，只听毛泽东说道：“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杨成武说：“还是老帅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述一遍，毛点点头说：“就这样。”杨成武带着重大使命回去了。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否定了林彪在北京主宰一切，发号施令的地位。改建军节，林彪和江青鼓吹得最起劲。毛泽东的“打响第一枪”的经典式表述后来上了社论，从此林、江再不敢提此事了。

“揪军内一小撮”本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途他改变了主意，要团结“军内一小撮”抑制林彪。毛泽东是想削弱徐向前的势力，但并不想加强林彪的势力。他要利用林彪削弱徐向前的势力，当林彪要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展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巨大作用的时候，毛又适度扶持徐向前和保护四方面军的干部，使林彪在政治上的得分大大打了折扣。

林彪是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不让他致祝酒词，让杨成武致祝酒词；不是让杨成武向林彪报告，而是让他向总理报告；明确指示让朱德、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几位元帅都在建军节招待会上露面。四两拨千斤，把林彪在7月25日天安门城楼上那点威风全打掉了。

这年8月1日《红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修改定稿，陈伯达签发的。林彪正在拉关锋，叫他当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管“解放军报”。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彪同志直接指挥，有军权转移的危险，这是毛不能容忍的。所以一见社论，毛泽东脸就拉长了，说了一句：“原来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军队呀！”再往下看，落脚到“揪军内一小撮”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照武汉的局势看，既然军队支持的造反派敢把王力打了，再揪下去，矛盾激化，可能会出更大的事情，如果军队挑旗子造了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他决定改变“揪军内一小撮”的既定方针，对武汉军方采取安抚政策。想到此处，他提笔挥毫，在《红旗》社论的天顶上写了“大毒草！”三个字，又批“还我长城！”毛泽东把军队比作长城，说“揪军内一小撮”意味着毁掉这个长城。8月12日周恩来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文革小组见毛泽东对军队文化革命改变了方针，知道有人要为此做出牺牲，一片惊慌。

王力被毛泽东封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后，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处在昏昏然的状态。8月7日他窜到外语学院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夺陈毅的权。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就被夺了权，被红卫兵押着到王府井卖《批陈战报》，外国记者纷纷拍照，消息传到华盛顿、伦敦、巴黎、莫斯科……8月22日，外事口各路造反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周恩来忧心如焚。派杨成武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带去了王力的“八?七讲话”、国际上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反应等材料。毛泽东考虑了两天，把杨成武找去说：“我考虑好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向周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杨成武正确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话。临回京前，杨成武去辞行，毛泽东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杨成武记下，又念了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回到北京，按毛泽东的交代报告总理，由周恩来通知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找到姚文元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汇报，主席指示也要由他传达，你回趟上海，摸摸主席的底。”

风风火火，姚文元从上海回来告诉江青：“主席说，这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中央文革内部生活会。周恩来被请来参加。坐在主席位置上，陈伯达、康生左右相陪。江青主持会议，由王力、关锋检讨，大家作批判发言。最后江青宣布：“根据主席批示，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周恩来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给了江青面子，事情办得漂亮。王力、关锋“请假检讨”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不同，陈毅等只是不参加政治局会议，起来、关锋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毛泽东居中操纵，左右开弓，先打了“二月逆流”，又打了中央文革，是为了保证实现他的主要目标：顺利召开九大，彻底打倒刘少奇。

由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没有彻底摧毁，打倒“九级司令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还要借重林彪的支持，所以对林彪制约的同时又有所让步，他批准林彪成立军委看守小组的建议。军委看守小组于1967年8月17日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组成，吴法宪为组长。军委看守小组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处理驻京机关、部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陈毅、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诸帅不再过问军务、但几位元帅并没有倒，他们在军中影响力依然存在，林彪并没有一统军权，他所耿耿于怀的“五个司令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军委看守小组，改名军委办事组，由杨成武任组长，组员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是对林彪的小班子掺沙子。杨成武几次随毛泽东外出，执行毛的指示，每次回京只向周恩来报告，不向林彪报告。林彪不能容，半年以后，即1968年3月，他伙同江青制造“杨、余、付事件”，逼毛泽东同意，打倒了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林彪提名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战士，毛泽东同意了。

31 刘少奇的悲惨结局

与中南海汪东兴管辖区内对刘少奇生活上的虐杀相配合，那边厢江青为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刘少奇制造着伪证。

1966年12月18日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里，谢富治、汪东兴召集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来的四名干部开会，宣布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任组长。1967年3月21日政治局常委决定把有关刘少奇的材料“叫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谢富治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文件上批示：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打倒辽宁造反派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1967年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看见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这位炮兵出身的军人专程来沈搜集“重型炮弹”了。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十五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五十天地时间里，查了1929年前后的二百四十五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江青不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公室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法院—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担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画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恐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三十八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你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按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即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关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1968年向全党公布的中央专案小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个月一个月地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被捕地点。刘多荃说：“听说破获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塘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刘少奇被捕地点的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者的身份，刘多荃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多荃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最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了。刘多荃出狱之后，就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七十一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

定刘少奇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八份主证中七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潜（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1929年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时，与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奉天纱厂被奉天警察局逮捕。因没查出他们与纱厂罢工事件有关，被取保释放。为了将刘少奇打成叛徒，1967年5月22日，江青控制的专案组宣布对孟用潜进行“隔离审查”。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交代，审讯取证是这样进行的：“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时讲不出了，或者讲的不符合专案组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胁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漫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供了。”孟用潜在被关押期间，先后写了二十份申诉，推翻假供，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都是编造的，没有事实根据。”但定案材料附件上还是把孟用潜被追逼七天，在强大压力下写出的假供当作定案的依据。

根据康生的高见，王光美和刘少奇是一案。只要把王光美打成特务，刘少奇就是内奸。1946年国共两党和谈期间，王光美当过军调部共产党代表团的英文翻译。突破口就在这里了。谁介绍王光美进的军调部呢？中共地下党的崔月犁。文化大革命初期崔月犁是北京市副市长，于是，祸从天降，崔月犁被关起来了。对他的审问是这样开始的：

问：“你知不知道美国在北京的特务机关所在地？”

答：“不知道。”

问：“东四六条，门牌多少号？”

答：“我也不知道。”

问：“你数数字，从一数起，数！”

答：“1、2、3、4、……35、36、37、38、 ……”

啪！一个嘴巴，把崔月犁打了个趔趄。

崔莫名其妙，问：“为什么打人？”

答：“你还装糊涂！东四六条三十八号，你不知道怎么能说三十八？你早知道三十八号，为什么不说？然 后又拿出一张照片，叫崔月犁辨识。

崔说：“不认识。”

“会背百家姓吗？背！”

崔月犁像个启蒙童子：“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

审问者又开打。把刚才的照片翻过来，叫崔月犁念写在背面的名字。

崔念：“杨成祚。”

审问者：“你知道是杨成祚为什么不早说？”

杨成祚，解放前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杨成祚夫妇有亲属在美国，就变成了美国特务，被投入监狱。要杨成祚承认是他发展了王光美成了美国情报局的“战略特务”。但这还需要旁证。又找出一个无辜的人张重一，让他证明老朋友杨成祚夫妇是美国特务，这样才能把案定死。

那年张重一六十七岁，患有肝癌、1967年11月9日专案组写给江青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做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转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我们创造了七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的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审讯录音带有八十多盘。最精彩的是最后的对话。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答：“我……有这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答：“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咱们政府公报上我知道的……”

这就是江青领导的专案组制造伪证的一个断面，掐头去尾的运用这些口供，内幕之黑暗超过军统。

粉碎“四人帮”后审判江青时，1980年12月3日上午，法庭还就江青伙同康生诬陷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肖孟在1967年5月至11月间，曾任“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

肖孟在法庭上作证说：“1967年9月3日晚上，康生打电话通知我到钓鱼台的住处去一趟。等了很久，康生叫我上楼，楼上只有康生和江青二人，江青说：‘今天晚上不能专案组要写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案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赶快搞出来。’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因为很多调查工作还没有进行，更没有确凿的材料，报告很难写。但是明知这不写不行，又不敢不写，便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尽管写了‘基本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但是江青看后划了个‘？’”

肖孟说，他知道江青生气了，不敢再去问。拿着报告去找康生。康生看了说：“你们写的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体会我和江青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康生说：“报告你们不用搞了，我亲自写好了”。后来，这位制造伪证不力的专案组组长被江青清除出专案组，并被关进监狱五年之久。

肖孟说，事后我们看到康生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不仅肯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还硬加上“日本特务”和“蒋帮特务”。在康生的报告上，有江青的亲笔签名。“由此可见，诬陷王光美是‘特务’，完全是江青、康生一手策划制造的。”

江青在炮制完毕对刘少奇诬陷、栽赃的三份所谓“罪证材料”时，1968年9月16日在材料上作批示，记录下了自己的“成绩”，她半得意半疯狂地写道：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隐藏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来？

江青只顾眼前不顾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把刘少奇提到这样高的位置的？提拔刘少奇的这个人如此失察，一定是个大白痴、大混蛋；长期以来领导刘少奇的，也就是刘少奇的“上线”，一定是个更大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江青丑表功，想给自己的丈夫脸上擦粉，却把丈夫的面目涂黑了。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原中央委员九十七人， 去世十人，被打倒四十七人，实到中委四十人，不足法定半数。从候补中委十九人中，挑选了十人（而不是按顺序）递补为中央委员，使中央委员人数达到五十名，稍稍超过半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七十四人列席会议。

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通盘考虑：“我们估计大概要搞三年，到明年夏天差不多了。”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江青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人证、物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公报说，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通过时没有表决器，也不是无记名投票，而是举手表决。在毛林高压之下许多人只好违心地举手；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她就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这说明了在中共党内人心不死，正义尚存。

刘少奇并没有及时听到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直至二十四天以后，即11月24日，刘少奇七十寿辰这一天，江青安排专案人员给他播放《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公报》录音，刘少奇听完，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260/130，体温升高到四十度。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摩顶放踵的人，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人，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自己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后，在自己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挽救了毛泽东所造成的亡党亡国的危机之后，竟是这么一个离奇、荒谬和悲惨的结局。

1969年10月17日晚上七点，奄奄一息的刘少奇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针，用一条棉被裹身，被抬上了担架，让共和国主席卫士长李太和护送，上了一架军用飞机，秘密送往开封。

在开封市人民政府大院（已经清空无人）的东北角，有一个独立的小院，解放前看是金城银行的金库。小院的每个屋门，都由厚厚的钢板制成，窗户上装有拇指粗的钢筋，是插翅难飞的地方。为了万无一失，还在小院四面的屋顶上架了四挺机关枪，派了两个排的解放军看守。这就是囚禁刘少奇的最后一个地方。小院外设有中央文革派来的专司监管刘少奇的“特派员”办公室，从开封陆军155医院调来一位姓刘的医生，两名男护士和两名女护士，组成监护小组。

18日上午8时，经过反复审查挑选的刘医生率领护士们来到刘少奇住的房间。在检查身体之前，先拿出毛主席语录，刘医生念一句。护士们跟着念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这算是站稳了立场，和病人划清了界线。然后，北京随来的曹护士递上一叠病历，并介绍说：“他原来患有糖尿病，长期用维生素和D860，已经停用了。他现在还患有心脏病和大叶肺炎……”

这位刘医生，当然是坚定的左派。但在左的面貌下面，他仍有一颗人道主义的心。这从他写的监护日记中可以看出来。

第七天——1969年10月23日，刘少奇咳嗽复发、刘军医提出为病人化验，透视拍片建议。

第八天——1969年10月24日，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拍透视片不行。

第九天——1969年10月25日，刘医生为刘少奇化验尿样和血样，他在监护日记中写道：经过化验，总算搞清楚，他得的病本来不是什么难症，只是治疗不及时，才引起多重并发症。加之病人长期僵卧，造成双腿肌肉萎缩，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过多，也被扎烂，使全身血管局部坏死，引起心力衰竭……可是他的生命力还是那么顽强。这从医学角度似乎是难以解释的。

第十天——1969年10月26日，刘医生提出给病人勤翻身、擦洗，防止生褥疮。又准备向上级提拍透视片和会诊。

第十一天——1969年10月27日，刘医生要用D860，但上级不准用。

第十三天——1969年10月29日，病人咳嗽复发。刘医生提出透视、拍片、会诊建议。

第十四天——1969年10月30日，病人轻度发烧，开封药品告急，上级不准购买。

第十五天——1969年10月31日，上午给病人翻身擦背，下午上级通知：病人不适宜透视、拍片、会诊，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问题。

第十六天——1969年11月1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中写道：已经过去第二周了。这一周末，他的病情明显恶化。这不能不说与药物的减少有关。同时，他们又否决了我提出的透视、拍片、会诊的建议。我算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监护，而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

第二十一天——1969年11月6日，刘医生在监护日记中写道：好危险！像他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又那么衰弱，高烧四十多度，已近生命的极限。可他的神智似乎还是那么清醒，还是那么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今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持续在三十七点二度。他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第二十二天——1969年11月7日，从北京来的卫士长李太和和曹护士被送回北京。临走时，李太和俯下身子，把嘴凑到刘少奇耳边，轻轻地告诉他要走的消息。

刘少奇脸上表情木然了，两颗混浊的泪珠从他的眼中流出。

曹护士也将脸贴上刘少奇，轻声叮嘱：要活下去，活下去！

第二十四天——1969年11月9日，刘少奇的体温是三十九点七度。而退烧药已用完，上级不准买，北京带来的D860也被带走。

第二十六天——1969年11月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浑身哆嗦。

第二十七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六点四十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两分钟后，刘医生和护士才赶到、刘少奇是在没有得到抢救的情况下死亡的。

当李太和赶回开封为共和国主席收尸时，停尸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白被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扭曲变形，嘴角流出一片淤血……他保卫了多年的共和国主席，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地死了。他带来一把剪刀，给死者剪去一尺多长的白发，剪短了胡须，穿上衣服和鞋子。专案人员照了相，以便向江青和毛泽东交代。然后，把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上一辆军用吉普，车短身长，死者小腿露在外面，拉到了火葬场。一个排的兵力警备森严，秘密火化。火化单上的姓名是：刘卫黄，无业。办完以后，专案组宣布：谁也不准泄露出去，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

直到1972年8月16日，刘少奇的子女们要求看望父母，毛泽东在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刘少奇的死讯才透露出来。

历史应该用浓墨重笔记下：毛泽东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非法囚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并将其迫害致死。

32 林彪志得意满认真要接班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出席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代表党员二千二百万人。主席台上左右两派营垒分明。毛泽东、林彪居中，右首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左面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按毛泽东的说法，陈毅等老革命家是“以右派代表的资格”出席会议。

开幕式上出现一个戏剧性场面。毛泽东出语惊人，他玩笑似的微笑着说：“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代表们发出会心的笑声。林彪赶忙把嘴凑到扩音器前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忙站起，笑着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举起手臂。林高喊：“通过！”掌声如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随之而起。毛接着说：“他这个人啊，讲客气了。那就请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代表大会上主席团主席就是将要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是惯例。毛这个又似玩笑，又似正经的姿态，给与会者的印象是：充分信任林彪，随时准备让出主席位置，交班给林彪。

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扞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算是毛泽东对林彪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报偿。

过去一直说是江青积极主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最近披露的《林彪日记》说清了事实真相。1968年3月21日，林彪记载：

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扞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和江青串演的的一出双簧。在讨论过程中，根据毛的决定，江青积极鼓吹过是事实。据原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回忆：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进党章。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13-115页）

这件事可评可点。

第一、九大党章对林彪的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对毛泽东终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泽东用曲笔在党章中载明，他这个主席要当到老死。

第二、毛泽东想以此换取林彪集团对江青后党的支持，特别是换取林彪对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4月24日举行选举。到会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人，毛泽东获全票，周恩来获一千五百零九票。林彪为了表示不能和毛平起平坐，与叶群投了自己的反对票，获一千五百零八票。江青盘算，减去丈夫和自己的两票，应得一千五百零八票，实得一千五百零二票，少了六票，一定是林彪和黄、吴、叶、李、邱没投自己的票。后经秘密查票，果然如是。从此对林彪、叶群心结日深。

九大共选出一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和一百零九名中央候补委员。在这二百七十九人中，八届中委、候补中委继续当选的只有五十三人，占九届中委、候补中委总数的19%，许多功勋卓着的领导人被淘汰了，大量造反派头头突击入党涌入中央委员会。

据陈伯达狱中自述：“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4月30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复，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定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这个“接力棒”的传递过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传递到江青手里，“革命”才算完成。到那时候经济建设问题才能提上日程。但这回林彪没跟上主席，认认真真地想接班，刚把第一棒拿到手，就想让运动停下来。所以九大进行当中，后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实际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就开始了。江青那样卖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没有这样做，只提名黄永胜为常委，江青找自己出头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泽东是不允许林彪在常委中有两票的。最后拍板，两个都不当。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毛泽东、林彪；以下按中文简体字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九大以后，毛泽东要亲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与后党合作，保毛家的江山，为此，他带上张春桥，打破他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亲自到林彪的苏州别墅看望林彪。寒暄过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竟一时语塞。

短暂的沉默后毛泽东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话林彪没有听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你看江青怎么样？”毛泽东拿张春桥说事，是想让林彪推荐江青。

林彪绕山绕水地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此事见《晚年周恩来》，高文谦着，香港明镜出版社第276页）

这是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转折点。近来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九?一三”事件，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林彪，许多事实是可以成立的，可以讨论的；但真理再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我指的是不能给林彪平反，这个案不能翻。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为虐的罪人。毛与林的斗争是两个封建派系的矛盾，有成败，无是非，延续毛姓王朝与建立林姓王朝均非中国人民之福，林彪反对江青后党临朝固然是对的，但他要培养林立果为接班人，这个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国就会沦为北朝鲜，会是更厉害的法西斯专政。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反对任何家天下的民主宪政的立场，林彪集团被粉碎，是清除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一大障碍，既消除了建立林氏王朝的可能性，又削弱了延续毛氏王朝的可能性，这对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宪政是有利的。

全国夺权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大大地膨胀了。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十六人。在大军区正副职中有五十四人出身于四野系统。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四野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掩藏很深的心机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终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传手”，从刘少奇手里把球抢过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林彪没有看清这一点，九大以后不是为建立毛氏王朝保驾护航，而是认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泽东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碍。毛泽东为把第二个接班人拉下马的斗争开始了。

林彪却浑然不觉。听说毛泽东1965年曾重上井冈山，并填《水调歌头》，他也要步伟大领袖的后尘。林彪要用重上井冈山的壮举，振奋自己的拥护者，平息党内外对他孱弱的身体的议论和猜测。他对随行的亲信说：“毛主席批二月逆流时说：‘你们可以把王明请回来，把张国焘请回来，当你们的领袖。我和林彪同志重上井冈山，我们重新搞革命。’我要让天下人知道，我还可以翻山越岭，还可以领兵作战。”

1969年8月下旬的一天，林彪带着叶群、吴法宪、林立果和一百多名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分乘两架“子爵号”专机和一架“伊尔—18”飞机抵达江西省樟树机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程世清带着警卫部队和一大批服务人员前来迎接。次日换乘“安—24”型小飞机在吉安机场降落。然后，乘汽车上山。叶群下令，从北京空运林、叶的专车到吉安这是两辆美造卡迪莱克高级轿车，林彪那一辆大一些，叶群的一辆小一点。后面是十几辆轿车、吉普、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

上山后，在井冈山宾馆下榻。人心情一好。身体就好。这时林彪也不怕风了，也不怕水了。连日在各处寻踪怀旧。他看了黄洋界，看了步云山，看了七溪岭，看了和毛泽东第一次谈话的攀龙书院。想想在井冈山的斗争，自己是朱毛麾下的主要战将、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崭露头角，军界成名。在朱毛发生分歧的时候，坚决拥毛反朱，成为毛泽东的头号亲信将领。井冈山时代唯一的遗憾是不该给毛写那封“套磁”的信。本来是拜年的话，本来是虚心求教的意思，引出毛泽东那样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议论。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疵点。将来如果接了班，当了领袖，在历史上怀疑过星火燎原，也就是政治上曾动摇过，起码是一度不那么坚定。这个“一贯正确”怎么说？！这个案必须翻过来。他想好了，在季后赛宾馆召见了一位随来的清客，此人姓朱名彦，是叶群物色找来在帅府帮忙的，主要是教叶群写毛笔字，讲解诗词格律，帮她改诗，也奉命替她作诗。

朱彦四十多岁，颇具文人气质。这是第一次见林彪，他有点紧张。林彪起身握手，以礼相待。然后就回顾井冈山的斗争，讲红军怎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他特别爱讲第四次反围剿，那是他的得意之笔。大约讲了二十分钟，林彪疲劳了，握手送客。朱彦惶惑不解，这次副统帅召见，给我讲了这么多，是要我做什么呢？他去请教叶群，叶群这才把题点透，是请他代作一首诗或词什么的。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有《满江红》一首，林副主席也应该有一首类似的作品传世。叶群强调说：“1929年末，林彪同志给主席写信，是反映别人怀疑红旗能打得多久，主席误会了，把林彪同志也说在里面了。你想，林彪同志打仗那么坚决，怎么会怀疑星火燎原呢？”朱彦这才明白了这次跟着上山的艰巨任务。

朱彦冥思苦想，几乎寝食俱废，用了三、四天的时间交给叶群几首词。叶群展卷吟诵，还能上口，基本满意，又作了一些推敲修改，就定稿了、原词如下：

西江月

一、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二、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顽敌埋葬。

三、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起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四、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这四首《西江月》虽是朱彦作的，但应由林彪负政治上的责任。后来，叶群又请作曲家劫夫谱了曲，邱会作附庸风骚，练毛笔字，就“恭录育蓉同志《西江月》”。

回到北京，林彪为了取悦毛泽东，叫秘书将这几首词誊录清楚送进了中南海。毛泽东展卷一看，是林彪作的，他浏览两遍，略作沉吟，拿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两句下面，划了两条粗杠，批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后来问江青：“林彪长进了，会作诗了。这几首词是他写的吗？”江青莞尔一笑：“林彪懂什么对仗平仄呀！叶群找了一些清客，教她练字作诗。这几首词准是请人代作的。”附庸风雅也就罢了，又翻腾历史旧账干什么？1948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他听说要把批评他那封信收进去，赶紧打了个电报来，要求删掉他的名字，为了照顾他的情绪，采纳了他的意见；如今干脆提出反驳，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毛泽东说：“林彪要树立一贯正确的形象。他一贯正确，我对他的批评就错了。”林彪东施效颦。非但没有给毛泽东留下好的印象，反而在毛心中结下一个疙瘩，但他隐忍未发。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苏交恶，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召开了“三北”（按：东北、西北、华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做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在全国大中城市组织群众“深挖洞”，准备防空，战备费用比上年猛增34%。9月上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则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林彪认真地把打仗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他调整指挥机构，将解放战争时期的老作战科长阎仲川调任总参作战部长。国庆前后，战争的空气愈来愈浓。9月22日，周恩来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讲形势，谈到10月20日中苏准备进行副外长级会谈。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苏军动向，得到情报说，苏联同意举行副外长级会谈是个烟幕，苏军内部有人主张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包括受审查的）疏散到外地安置，毛泽东到武汉，林彪到苏州，只留周恩来在北京坐镇。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陈毅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被疏散出京的。许多文章、回忆录把这次疏散和林彪的“第一号通令”联系起来，认为是林彪迫害老同志，这是不确切的，从下面林彪口述命令的原文中可以看出，纯属军事行动，没有迫害老同志的内容。

林彪10月17日被疏散到苏州。同是疏散，待遇不同，林彪仍住在豪华的南园别墅里。第二天（18日）下午，他让秘书张云生给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了个电话，口授六条内容，原文如下：

（1）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的所谓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21日应特别注意。

（2）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军区，对重型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3）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战备，防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4）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生产，如40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82无后坐力反坦克炮）。

（5）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

（6）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当晚7时左右，张云生照林彪口述记录向北京的黄永胜电话传达。黄永胜和作战部长阎仲川研究后，关于抓紧军工生产，不普遍下达。只向有关单位下达。其余内容向全军下达。下达时。阎仲川将林彪的指示定名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令前指作战组的参谋向全军下达。阎仲川定的这个名字给林彪帮了一个很大的倒忙。如果朴朴实实传达林彪指示也许什么事情也没有。当叶群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时，住在武汉东湖的毛泽东阅后面色阴沉，一根火柴把文件烧掉了。毛泽东没有否定或撤销这个命令，而是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分寸适当地表达了他的不满，

这个信息传回苏州，林彪惶恐不安数日、他想起1967年6月，有个军区请示一个连的调动问题自己都没有擅自做主，请示了主席才定下来。这回调动千军万马，竟然一个电话就捅下去了，太草率，太不谨慎了。当日（19日）他就写了内容相同的两张条幅，一幅挂在自己起居室的墙上，另一个送给叶群：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书赠叶群同志

育容 1969年10月19日

林彪这里突出“克己复礼”的意思，是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对毛泽东的谦恭和尊敬，不可越位，不可擅权。后来“批林批孔”中那些批判“克己复礼”的文章，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

林立果在战备中也有突出表现。林立果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有一定的科技知识和动手能力。他曾在一个连队里用两个小时教会战士开坦克，受到林彪的表扬。在空军他搞过一些科研项目。他参与设计了一种小型喷气歼击机，让江西飞机厂试制，当时没搞成。后来经改进搞成了，制造出来的第一架，保存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内。林立果还组织研制过小型天线，防飞机撞山器，穿云指示器等。他还让人把张家口北面的黄阳山劈去一半，对着莫斯科方向装上雷达兵部研制的新式雷达，据说苏联一发射洲际导弹这部雷达就能马上发现目标。1969年10月，林彪将这一方案亲批“呈主席阅”。这一工程尚未完成，就使毛泽东高兴不已，专门写了批示，夸奖林立果是敢想敢干的小将，还接见了他，与他一起合影。毛泽东对林立果的恩宠轰动了空军。

1969年10月2日，林彪在毛家湾召见吴法宪，二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群众反映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经常传达您的指示，把您的指示运用的空军。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

吴：这是我们空军的幸福，空军的光荣。

林：因此，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空军搞好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立果同志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同志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林：也可以嘛。我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工作，你要放心，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角的。豆豆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你的大字报。

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把儿子、女儿都放到空军工作，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升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为了培养她，这样做也可以，边做边学嘛！

这次谈话之后，1969年10月17日，空军司令吴法宪、政委王辉球签署了空军（69）政干字第94号命令，任命二十三岁的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大区首长的任命权最高到副师）。第二天下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宣布这一命令，并说：“林立果同志是来自最革命的家庭，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最有创造性和发展性。作为林副主席的接班人，我们要无条件地学习林立果同志，无条件地服从林立果同志。空军的一切立果都可以调动，空军的一切林立果都可以指挥。”与此同时，林立衡也被任命为《空军报》副主编。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已经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彪、叶群心里不平衡。急于把儿子推上政治舞台。为了确立儿子的地位和形象，1970年7月23日，林彪亲自出面，带上儿子和几员大将去国防科委审查某工厂。在事先安排好的夹道欢迎仪式上，林彪居中，黄永胜在林彪右侧，林立果在林彪左侧，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依次往下排列，拍了照片，摄制了录像，在军内广泛宣传。

1970年7月31日，在周宇驰，刘沛丰的“帮助”下，林立果在空军直属机关作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报告，报告分五部分，约七万字。第一部分是中国一定要富强；第二部分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第三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第四部分是空军作战使用方面的几个问题；第五部分是调查研究的体会。许多观点和材料是从为林彪准备的“九大”报告素材中移植过来的，所以听起来挺唬人。林立果口沫横飞，从上午讲到下午，一共讲了七个多小时。

讲完后，吴法宪说：“林立果同志这个讲用报告，是我们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的杰出代表。”

主持会议的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说：“吴司令一向很欣赏林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立果同志在行政上不是我的上级，但他政治上强，是林副主席的代言人，在政治上是我的上级、认识一个领袖不容易。林立果同志具有领袖的条件，现在认识了，就要跟一辈子，风吹浪打不回头。”

办公室主任周宇驰说：“立果同志的讲用报告是马列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注：第一个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里程碑是列宁主义，第三个里程碑是毛泽东思想，的事个里程碑就是林立果这个报告）”。“立果同志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

会后将林立果报告印制了七十多万册，在军内广为散发，适值空军召开三代会（学习毛主席着作代表大会、四好连队代表大会、五好战士代表大会），有五千多人参加，又把林立果讲话的录音拿到会上反复播放。

两天后，活用报告录音带送到了毛家湾。林彪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连连夸奖：“思想像我的，语言像我的，连声音都像我的。”

有人向毛泽东报告了空军大捧林立果并附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毛泽东把江青、康生、张春桥叫到自己的书房，让他们传阅这些材料。大家都浏览了一遍，毛泽东才说：“你们看到了吧？人家已经开始吹上了，我还没有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娃娃，被捧为超天才，这不是我们这个党的天然领袖吗？讲天才，名曰树我，实际是想树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那个接班人哪！”

康生说：“这个林彪，怎么能够允许底下的同志这么搞呢！昏了，昏了，已经昏了头脑了。”

江青说：“我看这是想建立自己的家天下，这和封建皇帝传宗接代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哪有什么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罢了。一个人只要脚踏实地接受教育，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多积累一些经验，多吸取一些教训，就会逐步地成长起来。当初林彪说我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就对那三个副词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党的九大删去了那三个副词，就是要逐步纠正林彪的错误，可是他还要继续这么讲，不但用到我的头上，连他的儿子也成了天才了，而且是超天才！”

张春桥说：“关于这个问题，是否要和林副主席打个招呼？”

毛泽东说：“首先是你们把好关，要带领宣传我的这些思想；其次，是和林彪同志打招呼，这个招呼在九大期间讨论党章的时候已经打过了，现在是需要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林彪知道了毛泽东说的那番话，对叶群说：“毛主席搞的这些名堂，我看是受了江青、张春桥的蛊惑。江青早就说不要那样宣传了，影响不好。什么影响不好？无非是打倒刘少奇了，用不着这些舆论了。但取消了这些舆论，中国马上就会乱。”

听林彪这么一说，叶群心中又有底了，她继续忙碌儿女的婚事。叶群重男轻女，主要精力放在给林立果找对象上，最后选中了张宁。

林彪对毛，以“大拥，大顺”为总诀。毛泽东实在抓不住林彪反毛的把柄。经过多日思考，毛泽东决定布设一个陷阱，作为打击和削弱林彪集团的突破口。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据吴法宪口述：

70年3月8日。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回京传达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主席的意见大意是：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传达完后，来不及讨论，早早地散会了。叶群、黄永胜和我跑到汪东兴家里，又问了一遍。汪东兴又这样说，还是这几句。叶群很高兴。记得那次汪东兴还请我们吃地瓜。（《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至25日》）

汪东兴在他的回忆录中，把上面那段话简略为“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专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官方正史也都如是说。隐瞒了 “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这句关键的话。因为有了这句话，才引出林彪的三条意见来。这是一块斗牛士的红布。逼得林彪非表态不可。

汪东兴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修宪和国体的意见确使林彪为了难。毛的意见包括两个要点：1、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2、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林彪要不表态就等于默认自己有资格出任国家主席；他要同意不设国家主席，又与毛泽东在这之前跟他达成的君子协定相悖。据颇知林彪集团内幕的大陆报告文学作家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口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做事。

4月11日，在苏州休养的林彪被毛泽东的“红布”撩拨，一反“不建言”的方针，口授三条意见由秘书于运深记录，并电话报告中央政治局：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担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 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反党政治纲领”的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转达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林彪和黄、吴、李、邱的面明确表示：“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林彪的亲信更感兴趣的是汪东兴后来隐瞒了的毛泽东那句话：“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他们积极鼓吹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想用劝进的办法换毛泽东一句话：我不当，让林彪同志当吧。但毛泽东不再说这句话、斗牛的红布只能显一次，显多了会被牛撞倒的。

7月中旬，叶群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在宪法修改委员会上，出现了对立的两种意见：吴法宪主张设国家主席，张春桥主张不设。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张春桥成了反对设国家主席的代表，毛泽东叫他充当斗牛士的角色。拿到毛泽东那里裁决，毛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明确表态。

后来在宪法修改委员会，林彪的人不好再提设国家主席公然和毛泽东唱对台戏，改在三个副词问题上大做文章，迂回进攻。又掉进了毛泽东布设的“天才论”的陷阱。修改宪法，康生是原则抓总。具体条文的斟酌推敲落在了张春桥身上。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大难题，在宪法总纲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要不要写上三个副词？如果写上，毛泽东不会同意；不写上，林彪那边不好交代。张和康反复权衡，还是要听毛泽东的，就没有写三个副词。8月13日子怀仁堂讨论宪法修改稿，吴法宪拍了桌子，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林彪得知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13日晚上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分别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的语录。他们想揪出张春桥，扫清设国家主席的障碍。

陈伯达本来就属于后党。江青要打倒陶铸，他出了力。毛泽东一方面承认了打倒陶铸的既成事实，一方面又批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吓得陈伯达要自杀；1967年毛泽东追究《红旗》第12期社论（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江青把他抛了出去，他差点又吃了安眠药。经过这两件事，他觉得江青跟毛太危险，早晚是林彪的天下。就悄悄改换门庭，和江青拉开了距离。和林彪挂钩。叶群得知老夫子想吃螃蟹，就派秘书把空运来的大闸蟹给送一篓子去。正如叶群所说：“螃蟹里面有政治。”果然把陈伯达拉住。所以林彪这边是两个常委了。

1970年“八一”建军节“两报一刊”（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社论是陈伯达起草的。几句关键的话是这样表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讨论中张春桥说：“我几次听毛主席说过，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了吗？把缔造者排除在指挥之外，是哪家的规定？”他和姚文元改成了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7月25日，政治局讨论这篇社论的送审稿。陈伯达发言：“过去，我们都是这样提：‘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怎么现在突然改变了字样，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极大的误会和混乱。为了不产生负面影响，我主张还是回到原来的提法中去。我的文章初稿中没有这样的话，现在又要加上这样的字句，容易在国外产生巨大的后果，好像我们国内有发生什么内部矛盾了。”

张春桥针锋相对：“不能改。现在的提法比以前的流行提法，实际上是更科学、更准确，仅仅把林副主席作为指挥者并不科学呀，难道毛主席没有指挥权吗？”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支持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支持张春桥，别人都不表态，周恩来不好决断，让张春桥写个报告，请主席拍板。

7月29日，周恩来和黄永胜陪外宾到了上海，到别墅看望毛泽东。一见汪东兴就问：“报告批了没有？”汪东兴说：“还没有圈阅，你们直接问主席吧。”到了毛的书房，周提起社论送审稿的事，毛很不高兴地问汪东兴：“我不是让你把这件事办好吗，你怎么没办？”汪说：“两种意见，你到底赞成哪一种？你没有说清楚，我怎么敢画圈呢！”毛还不想摊牌，说了个模棱两不可的意见：“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很多人嘛。”汪东兴不知怎么听出了毛的倾向性意见，当着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的面，把“毛泽东和”四个字删去，恢复了陈伯达初稿的提法。

周恩来回到北京，把圈阅件给了张春桥，并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张春桥跟江青说：“汪东兴怎么能这样替主席画圈呢？他这不是明白无误地支持陈伯达吗！”江青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汪东兴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对这件事，陈伯达很得意，军委办事组的人捧他，他也觉得为林的幕府立了一功。上庐山开会之前，劲头更足了。毛泽东故意退让一步，压一下张春桥，是要诱敌深入，让林彪一伙发起足以导致全军覆没的更大的进攻。

33 毛林庐山决斗

1970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到会二百五十三人。

8月19日毛泽东上山，住在庐林一号—新修的别墅里。19、20、21日三天，他读书休息，是一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姿态。

8月20日，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上山，林立果以军委办公厅“宋秘书”的身份跟着。周恩来指定黄永胜留在北京“看家”，所以黄没有来。在林彪的驻地，架设了六条军用专线指挥着全国军队，还有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

周恩来20日下午上山。当晚拟就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第二天向毛泽东、林彪提出报告。

22日，在毛泽东别墅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五个常委除毛泽东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都主张设，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

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过于劳累，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其他国家领导人代理。”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林彪没多说话，符合大家意见。

这样，五个常委中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四人都同意设国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国家主席。其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毛四次公开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背后又布置林彪发起动议推荐他当国家主席，大家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没有摸准。袁世凯就是在“两推两让”后答应做皇帝的。

前章所引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的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的话，其实尚有下文。兹全引于此：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口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们知道，当时军队和中央党政方面的很多领导，都对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动员我，想和我结盟，推张春桥当总理。我看清了，如果张春桥当了总理，以后江青就会当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绝对不能在那样一个女人下工作。

这段话是理解扑朔迷离的庐山会议的关键。从九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两次推举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来看，毛泽东两次与林彪个别交谈说“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当党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当。所谓“可信”是说这个话确实说了，不是说毛诚心禅让；恰恰相反，这是毛诱使林彪犯“抢班夺权”错误的大阴谋、大陷阱。当林彪“奉命做事”，带头发起建议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判定这是林彪个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抢班夺权”。抢哪个班？抢党主席的班；夺什么权？夺党主席的权。毛泽东所看重的是党主席和与此相连的军委主席的权、不是那个虚君元首国家主席的权。因为毛私下对林做过承诺，把党的主席让给林彪，自己“当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让出党主席的位置，毛泽东的雷霆之怒起自这里。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说漏了嘴，泄露了天机。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时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议程和九大路线。（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传》第1596页所公布的原始记录）

“九?一三”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准备下发的南巡讲话稿时，亲自把讲话记录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有意混淆视听。毛讲话时，是讲林彪要当国家主席，但林彪在庐山讲话并没有表示出这样的意向来，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审定记录稿时改成“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这就引出一个新的问题来，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因为毛没有对周、康许诺过要把党主席让给他们，自己去做国家主席。在毛泽东看来，周、康提议设国家主席，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善意的，没有逼他交出党主席位置的潜台词，而林彪有这个潜台词，是恶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于夺权”的野心家了。毛泽东在1971年11月14日在成都与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谈话时说：

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党的）主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传》第1608页）

林彪认为，打倒刘少奇之后，九大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党章，选举主席团时毛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动议，两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谈话，都是毛泽东真诚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轻信，他认为毛在大跃进中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全党搞翻。毛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后只有林彪压得住台，能稳得住局面。离开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泽东会耍他，会给他下套。当他看清了矛盾阴谋诡计的时候，愤愤地对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的痞子劲不够上。”

据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第二十章记述，林彪确实不想当国家主席，而准备当党的主席。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中，林彪对林立果说：

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有想当什么国家主席。

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话不当国家主席，说得明明白白；后一段话，说要保证“国家的统一……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显示了要压台，掌舵，当党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准备这样当接班人的。

叶群和林彪手下的将军们对待林彪当国家主席是热衷的，特别是叶群，是颇想领略一下元首夫人的风光的。在他们看来，毛直接交班，由林出任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更好，如毛还想再干二年，林彪第一步出任国家主席是必争的。他们认为，刘少奇原来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家主席，林彪全力支持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这两个职务都给他是理所当然的，对他的安排不能低于原来的刘少奇。只是“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文学语言，不是法律语言，是私人友谊，不是国家职务。要是出国访问，人家怎么称呼？“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来了！”在不像话。林彪集团有一种受利用、受欺骗、受愚弄的感觉，对毛泽东十分不满。国家主席他们是要力争到底的，一定要争取到刘少奇原来的地位，并不多要什么。他们估计到一定时候毛泽东会让步的，汪东兴3月8日的传达（毛说“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给了他们这样的信心；然而，他们估计错了。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三位常委在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方面都有过人的精明，他们不顾毛四次“不设不当”的讲话，而坚持“要设要当”，自有其内心的根据和道理。

还有毛的近臣汪东兴，上层官员把他看作是老佛爷跟前的“李莲英”，是毛泽东真实意向的晴雨表。他也摸错了脉，成为“要设要当”的急先锋。

为了诱敌深入，为了让林彪集团陷入被动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把四个常委和最贴近的心腹都耍了。他表面上说“不设不当”，背后又说“要设要当”，大家都认为他的真实意图是“要设要当”，要经过几推几让，“迫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戴才不得已而屈就之，于是就有了后面的一幕。

据陈伯达回忆，大会之前，林彪单独和毛泽东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谈话以后，叶群给吴法宪打了个电话：“开会前，林总同毛主席谈话，向毛主席报告了讨论宪法草案时你同张春桥的争论。林总说，想就这个问题讲几句话。毛主席说，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名。”

林彪在讲话前，仍然认为江青推举张春桥当总理，她想当党的主席，是加强对个人野心，不是毛泽东的意图。有分寸地打击一下张春桥是符合毛的意图的。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林彪走错棋路的根源。

1970年8月23日下午三点，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场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林彪首先讲话。这是一种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斗争方式。毛泽东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勾掉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主席的伟大谦虚，林彪不能反对；但在修改宪法时张春桥公然反对将三个副词写进宪法，吴法宪跟他拍了桌子。今日讲天才，批张春桥，就是重申自己的权威，是和毛泽东暗中较劲，又使他不便公开反对。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然后重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明着说不当，暗中又说当地暧昧态度，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也说得比较暧昧：“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林彪想说的是：毛泽东当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是宪法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一条，应该写上。

林彪讲完，康生说：“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以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注：康说了这个话而没有被追究，是因为毛也说过）。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毛泽东没有吭气，他在静观事态的发展，考虑对策。

8月24日早晨，叶群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找到一起，传达了林彪的四点意见：1、对林总的讲话要表态拥护，坚持天才地观点；2、坚持设国家主席，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3、可以串联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发言，注意不要点名；4、把主要矛头对准眼镜蛇（注：给张春桥起的外号），不要扩大打击面，张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准涉及江青。

24日上午八时。根据吴法宪等人的提议，全体与会人员在礼堂听林彪讲话录音。由汪东兴主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两遍，十一点半才散会。下午，各组讨论林彪讲话。叶群到处散布，林彪同志的讲话时经过毛主席同意的。

陈伯达在华北组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陈伯达讲完，主持会议的华北组组长李雪峰说：“现在请东兴同志发言。”

汪东兴虽然不是常委，但他身份特殊，大家认为他的话最能表示毛泽东的真实意向，都洗耳恭听。只听他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代表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建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他们还在巧妙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根据我们中央办公厅机关和部队的意见，热烈希望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

华北组的人觉得这下摸准了毛泽东的“龙脉”，原来他屡屡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伟大的谦虚”，于是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对毛劝进，对反对的人要“千刀万剐”，后来就产生了华北组二号简报，结尾是这样说的：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计划，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在小组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我们党内，竟然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思想反动的人，情况是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宪法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

叶群在中南组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说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多。难道这些观点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鹏补充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是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中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吴法宪秘密串连空军的中央委员王维国、陈励耘等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观点。他自己在西南组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二中全会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是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这几个人一讲，各组就哄起来了。华北组二号简报一发下去，群情激愤，要揪那个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人。

陈伯达正在观山景，汪东兴过来找他，惶恐不安地说：“我碰上江青了，她说我们的发言是跟她分道扬镳，这是怎么回事？”

陈伯达满有底气地说：“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天经地义的正确，不要怕。张春桥就是靠着江青的支持，才不把林总放在眼里，他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你放心，毛主席不会只要老婆，不要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这也是大局。”

汪东兴连连点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是跟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

这时陈汪仍认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宁可抛弃老婆，也不好抛弃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乱局，毛泽东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像毛那样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在大局问题上是不会犯糊涂的；再加上毛泽东对江青小打小闹的批评，更加深了人们这样的认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林彪只是个“二传手”，他的任务是把权杖从刘少奇手里夺过来，传给江青，当林彪攥着权杖不肯交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逼林彪交出来；当然，他不会直接把权杖传给江青，他要再找一个“二传手”，一个他认为能在他殡天以后，自觉自愿地把权杖传给江青，把加强推上主席宝座的人，一个弱一些的二、三流政治家，绕来绕去，几经曲折，他找到了华国锋。毛泽东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担“家天下”的骂名。此是后话。

我们仍然回到庐山、江青一看要揪出张春桥“千刀万剐”，急了。25日上午，她带着张春姚文元去见毛泽东，进入别墅就喊：“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25日下午，毛泽东找林彪个别谈话，林彪在叶群的陪同之下来到庐林一号。一进门叶群被挡住了，只让林彪一个人进入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满脸严肃，开门见山：“林彪同志，我一上山就说，要把这次会议开成团结胜利的会，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这两天，气氛不对头嘛！”

“主席，出什么问题了？”林彪故作惊讶。

“陈伯达带头，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坚持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把庐山炸平，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把庐山炸平，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别当。”

“我原来主张设国家主席，是让主席当，不是我想当。”

“我知道你和陈伯达在天才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你们两个情况不一样，他是混入共产党内的反共分子，我今天跟你打个招呼，要好他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好，我向军队的几个中央委员打打招呼。”

毛泽东故意将这场斗争说成是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斗争，假装公允，把陈伯达抛出来到同时，又对林彪说：“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交给你处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300页）这个两年以后交班的许诺把林彪暂时稳住了。

毛泽东又找周、陈、康谈话，他一票否定了四票，众常委又都同意不设国家主席了。

然后，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各组组长都参加）。没有多余的话，没有花絮和插曲，毛泽东严肃地宣布了三条：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精神的。

会议一个急转弯。毛泽东当然清楚发难挂帅的人是林彪，但他稳住林彪，拿陈伯达开刀。一方面是因为陈伯达原来是他的驯服工具，如今他的船还没有“漏”，陈伯达改投新主，意味着林彪的行情看涨，他要把这种颓势扳回来；另一方面，林彪在他的别墅里架设六条电话专线，指挥着全国的军队，两架云雀式直升机在山上待命，不能一下子把林彪逼急了。

毛泽东稳住林彪以后，为防万一，他又把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召去谈话。据说一见面，毛泽东把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意思是没有发烧，不是说胡话）。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当然，还说了些别的，许世友将军不会传达。

8月26日至30日，各小组暂停开会，让与会者看戏看电影，游览庐山。

8月26、27日，周恩来、康生连续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要他们做检讨。吴法宪27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又没有错，不要做检讨。”

8月29日，毛泽东指示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吴法宪做第一次检讨。陈伯达已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检讨是好。他这个检讨是康生帮助写的，因为他的口音难懂，是由周恩来代读的。其要点是：24日在华北组作了煽动性发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林副主席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乱讲天才，乱编语录。

吴法宪则强调上了陈伯达的当，把一切推给陈伯达，保护林彪和叶群。

8月31日黄永胜上山，立即召集军委办事组几员大将开会。

叶群流着泪对黄永胜说：“你不知道，这几天的日子可难过了。多亏你晚来，没有卷进去。”她又转头对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还有林彪和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涉他们二人就好办。林总在主席那边说话了，你的职务不会动。”

林立果还打电话给北京的周宇驰，让他代表林家去慰问吴法宪的夫人。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继续保林打陈，表明毛泽东政治斗争手腕的高超。他说：

这个材料（注：指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几条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着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已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要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六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人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有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这一番宏论，固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大道理。但我们要问毛泽东：您早干什么去了？林彪鼓吹天才论，谣言和诡辩横行，于今十年矣！这十年，毛泽东靠天才论支持，靠谣言和诡辩，压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三面红旗”祸国殃民，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硬叫全国人民高呼“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该纠“左”时他反右，否定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制造了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制造了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了所谓“文艺黑线”、“教育黑线”、体育“黑线”等等，罪在全党，只有领袖是完人，毫无道理地打倒和整死那么多忠心耿耿的各级领导干部，那么多热爱国家、拥护共产党，在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什么错？有什么罪？所罗织的罪名，是不是谣言？是不是诡辩？毛泽东知道，人民对林彪鼓吹这一套早就厌倦了，不仅是厌倦，是一种厌恶的逆反心理，如今他高扬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帜反对天才论，当然是得人心的，说出了大家多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样，毛泽东先从纵容天才论中得到好处，后从反对天才论中得到好处；既享受个人崇拜的成果，又成为反对个人崇拜的哲人，真所谓左右逢源，炉火纯青，搞政治搞到这个份儿上，手段当然是极高的，但他没有想到，既今是而昨非，人们必然要把过去十年的事情翻过来，此是后话。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陈伯达被隔离审查。

下山以后，毛泽东把汪东兴树立为检讨后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的样板，威逼和诱导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检讨，进而威逼和诱导林彪检讨。

9月末的一天，毛泽东派汪东兴去毛家湾现身说法，临行前交代：“和他好好谈一谈，争取让林彪写出检查来，只要他能认识他的错误，我还是欢迎他的。这个检查要联系历史上的错误，不要让人家说他是一贯正确的，其实并不是嘛。”汪东兴硬着头皮进了毛家湾。

林彪正看录像，叶群陪着。

汪东兴一脸忠顺的样子，足将进而趔趄，嘴将言而嗫嚅。叶群起立让座。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麻烦。怎么办呢？”汪东兴沉重地开口。

“汪主任，这不是我们找麻烦，是江青、张春桥他们捣乱。我听说主席对你的检查比较满意，是吗？”

“闭嘴，叶群！听东兴讲。”林彪这一吼，汪东兴也不讲了。

林彪起身在地毯上踱步，转了两圈才说：“现在我已经无法和黄总长他们保持联系了，其中包括和你的联系，为的是又怕江青、张春桥他们在主席面前告黑状。我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各地的揭发材料和原始证据，都是他们的丑闻。我无法想像，为什么主席会听他们的谗言！东兴同志，你说呢。”

汪东兴说：“我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林副主席为了主动，还是向主席写个检查比较好些。”

林彪双目放着寒光，直射汪东兴：“怎么，你是想让我授人以柄吗？是你个人关心我还是有人派你来当说客的？”

汪东兴窘迫无言。

林彪接着说：“我要写了检查，主席马上批发全党，那就等于我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承认了我的所谓‘错误’。不！我不会上那几个笔杆子的当，我没有什么错误，我也不会违心地写什么检查。”

“那我们该怎么收场呢？老这么僵着不是个办法。”汪东兴说。

“这是毛主席考虑的事，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叶群以及军委办事组的同志都在接受审查。我们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一切让主席决定吧，我从来相信他的领导和英明果断。”

林彪像打仗下了最后决心一样，坐在沙发上再也不说话。汪东兴讪讪告辞，叶群送客。

林彪是军事家的性格，只有胜败，没有折中、妥协。回想解放战争初期，他和彭真在战略方针上发生分歧，彭真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自己虽是司令员，但党内只是个中央委员，东北局领导层大多数唯彭真的马首是瞻，彭真背后还有刘少奇的支持。最后拿到毛泽东那里去裁决，毛力排众议，改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的领导，让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降格为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建国以后，罢谭政，撤罗瑞卿，谁跟我林彪唱反调谁倒霉。江青算什么？张春桥算什么？靠娘们、秀才能镇得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淘淘反对的洪流吗？能封住人们的嘴不翻腾饿死几千万人的老账吗？只有靠我林彪，靠我的四野，没有我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你毛泽东今天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越想越觉得陈伯达的话是对的：毛泽东不能只有老婆不要接班人。

10月8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短信，令人高深莫测地说：“秋风又起，保重身体。”林彪以退为进，10月12日给毛泽东信：“我深感在路线上，思想上跟不上主席教导，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不适合再做主席的接班人。请主席酌定，我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

毛看完后又回一信：“此议不妥，党章的规定，党的决定，我不能违反。你我在路线上，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还是基本一致的。”毛的策略是先稳住林彪先剪羽翼，把军委办事组几个人搞倒搞臭。

林彪和陈伯达对毛泽东都做了过高的估计，以为他无论如何不会糊涂到搞家天下，传位给江青。他们错了。毛泽东打击削弱林彪集团，就是要为江青后党临朝扫清道路。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担任，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康生这个组长是挂名的，纪登奎、李德生都有数个军政要职在身，列为组员是个陪衬，中央组织宣传大权实际落在江青手中。这个组织，是九大后撤销的中央文革的借尸还魂，是中央书记处的雏形，是与军委办事组相对抗的“中央办事组”。

11月16日，这个“中央办事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反对天才论在全党公开化。

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斗争，他自己总结的高招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在叶群、吴法宪等人的检讨上批示：通报全党，这是“甩石头”；派非四野的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所谓“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将司令员郑维山，第一政委李雪峰撤职，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这是“挖墙角”。

1971年2月20日，军委办事组对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检讨报告，毛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的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批陈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要他们揭发批判林彪。

4月15日至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地方和军队负责人共九十九人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主要解决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问题。林彪19日回到北京，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听说你们过不了关，林总回来坐镇，必要时他要出来讲话。”

29日毛泽东授权周恩来做会议结论，基调是：“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的性质根本不同。”

毛泽东逼迫林彪检讨的目的仍未达到。林彪给毛写过一封信，不是检讨，是讲条件。据说这封信是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林彪认为他和毛泽东还是有共同利益的，这就是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劝毛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所以没让发。林彪觉得自己有理，是奉命行事，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和毛见面，当面把事情说说清楚。毛自知理亏，像当年对付高岗一样，就是不见。为了稳住林彪，毛叫江青于6月9日为林彪拍摄了大幅学习毛着的免冠像，登在1971年七、八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封面上，作者署名“峻岭”。向林彪暗示：尽管“批陈整风”沸沸扬扬，黄吴叶李邱做了检讨，但到此为止，不会动摇你的接班人地位。同时也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表明毛林之间亲密无间，掩盖上层深刻的政治危机。

34 将军百战身名裂

在毛泽东和林彪逐渐决裂的过程中，林立果推波助澜起了重要作用。吴法宪说：“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并向下普遍传达，实际上把空军的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正因为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才能建立“联合舰队”；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周宇驰才能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空军内部建立十四个秘密活动据点；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才草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准备“实行暴力突变”以夺取全国政权；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密令林立果动用空军的兵器、火器，从轰炸机到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图谋杀害毛泽东；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指使林立果私调三叉戟飞机，妄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并在最后仓皇北飞叛逃。

林彪对林立果是寄以厚望的。林立果的类似特务组织的那个小舰队也是在林彪的卵翼下形成的。林立果当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后，林彪向儿子面授机宜：“一员猛打猛冲的大将，充其量只有匹夫之勇，而成不了帅才。真正的帅才应该会组织人、指挥人、利用日。要做到这点，首先要笼络人。要得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

林立果按照乃父的指导行动起来了。首先抓人事，抓干部，抓队伍。空军军以上干部的提升，要由林立果代表林彪接见谈话。他在空军司令部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自任组长，成员有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刘世英、处长刘沛丰，副处长于新野，这是小舰队的雏形，

1970年5月2日晚，林彪破格召见周宇驰、王飞、于新野、刘沛丰和他们的妻子，看内部电影，并合影留念。这四名中下级干部当然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闲谈中林彪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周心领神会答道：“当然是立果领导我喽。”这次接见的意义是林彪批准了小舰队的成立。

第二天，小舰队第二号人物周宇驰召集受接见人员开会。他说：“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这一段文字是周宇驰亲笔，作为罪证留在人间。

林立果继续发展他的组织，调动各方面人才，先后加入进来的骨干分子有：上海空四军原政委江腾蛟、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武汉陆军某师政委关光烈、广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顾同舟、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四军组织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计划处处长郑兴和、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伯羽、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朱铁铮、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副处长王永奎、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副处长许秀绪、空军司令部外事秘书兼英语翻译陈伦和、空军司令部管理局副处长兼汽车队队长王琢、南京空军司令部气象处副处长陈玺等。

1970年10月，林彪庐山受挫之后，要搞武的，联合舰队正式命名。某日，林立果约周宇驰、刘沛丰、王永奎、王琢、许秀绪等到毛家湾看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受了电影的启发，林立果提议：“我们的组织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从此，调研小组变成了联合舰队，又称小舰队。林立果的代号是康曼德（司令官的英文音译）。组织内部进行了分工：周宇驰是参谋长，协助林立果总管舰队事务；刘世英是办公室主任联系各方；刘沛丰负责空直机关和广州方向；于新野负责民航总局和杭州方向；李伟信负责上海方向、广州民航和外贸部门；程洪珍负责济南方向；刘沛丰和于新野共同负责成都、昆明方向；王永奎负责情报；许秀绪管理电信器材；郑兴和负责武器供应；陈伦和负责翻译；王琢保障用车。

林立果强调，组织原则是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个别做工作，不能同不清不白的人来往，看准了再打招呼，正面提高觉悟，不要轻易点破，先过渡到舰队外围，然后再加入舰队。活动原则是以北京为中心，兼顾沪穗，技术掩盖政治。上上下下都要保密，泄密者、动摇者、叛变者，严加制裁，要让他们掉脑袋、杀子绝孙。

1971年1月24日，毛泽东突然决定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叶群大为恐慌，叫林彪早拿主意。林彪集团内部有两大块，一个是以黄吴李邱等人为首的老字辈，这些人跟随林彪南征北战出生入死，都是亲信将领；但在毛林之间作出选择，他们顾虑多多，不敢冒险犯难。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黄永胜以下就更不行了。所以林彪虽有“反”意，始终没有和黄吴李邱说破。另一个是以林立果为首的小舰队成员，这些人中像周宇驰、王飞、李伟信、于新野等，是林彪集团的铁杆死硬派，是些小野心家，他们敢冒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拼个鱼死网破。在毛泽东步步紧逼之下，小舰队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叶群的秘书兼内勤王蓝多回忆说，她在叶群的枕边发现过一张被叶群一直保留的写着“与其坐以待毙，何若起而伐之”的纸条。（参见焦烨所着《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与林彪》，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版）这张纸条反映了当时林彪集团内部的主导思想。林彪曾对叶群说过：“一个权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这样专诸的刺客也最难最难最难。”这是林彪研究政变经得出的体会。（参见少华等人着《林彪的这一生》）只要能找到专诸那样的刺客，“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杀毛成功，就能把政权拿到手。那时再运用军委办事组这个现成的机构，整合军队，控制政局。政变的第一阶段，林彪靠儿子的小舰队，不动用黄吴李邱，自有他的道理。

3月21日至24日，在上海巨鹿路八八九号一幢日式楼房的地下室里，林立果接受父命，找上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起草了“武装起义计划”，林彪策划的武装政变进入了实施阶段。

林立果说：“现在首长（注：指林彪）接班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52（为毛泽东起的代号），实行武装起义。根据目前形势，要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他直视于新野，接着说：“这件事我已和首长谈过，就由你先写。”林立果把这个计划定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纪要》的核心杀毛夺权。说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说与毛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何时动手？“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是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纪要》制定的策略是“打着B—52旗号打击B—52的力量。”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52就范”；或“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杀害毛泽东。

《五七一工程纪要》写成后，林彪、叶群看过没有？看过。据李伟信1971年10月13日交待：

“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曾自己夸耀说，林立果把计划和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了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刘沛丰1971年8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的代号也全部要去了。”

3月31日夜。在上海新华路一幢小楼里，被林立果命名的“三国四方”会议正在进行。参加这次会黑会的有：“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林彪拟任命他为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未批准，说“此人不可重用”林就叫江在空军政治部当党委书记，行使政治部主任职权，但无军委主席的任命。江腾蛟升官受阻，对毛非常仇恨）。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杭州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上海，杭州，南京谓之“三国”，加上北京的江腾蛟，谓之“四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第17页“实施要点”里，记载着“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三姓即：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

会上议论了一阵形势。林立果提出要加强地面武装力量。“上海要成立一个教导队，对外用培训基层干部的名义，选一些可靠的人，多配汽车，机枪，增加机动能力，作为骨干力量。”

“人好办，地面武器不够怎么办？”王维国说。

江腾蛟说：“空军总部给你拨一点，你们想法自己生产一些。还可以把飞机上的枪炮改装成地面武器。飞机要进行攻击地面目标的训练，高炮要训练平射打地面目标。”

林立果说：“京、沪、杭是我们的根据地，上海是我们的大本营。今天定的各项任务要很快落实。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以内，可能出现大的反复，我们要有应付反复的准备。以后，你们几个要互相支持，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由江政委拉总。咱们这个会议，就叫‘三国四方会议’。”

王维国回到上海空四军，立即组建了教导队，下有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十二人。选人的条件是身强力壮，身高一米七十以上，老实服从，不要高干子弟，不要学习毛着积极分子，不要城市兵。班以上干部都由王维国审批。由小舰队成员蒋国璋统领教导队。组建起来以后驻在新华一村，这里的房子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修建的。每人都配轻型冲锋枪和手枪，班有机枪，每个区队一辆卡车，两辆吉普。经常进行擒拿格斗和射击训练。政治上灌输“对林副主席、林副部长无限忠诚”，成立第一天每人发一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强调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不许有丝毫怀疑和动摇。5月22日，组织全体队员宣誓，誓词如下：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林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拒绝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扞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主持者是要教导队为林家父子效忠，为了掩人耳目，虚提了一句“永远忠于毛主席”，这成了反叛者欲达成目的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几年来林彪掀起的对毛崇拜的狂热，有的战士把毛的像章别在胸脯的皮肉上。没有军官敢下谋杀毛主席命令，没有士兵执行谋杀毛主席的命令。这是他们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林彪集团要闹乱子的蛛丝马迹。1971年8月15日他又南巡了。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劝说各路诸侯与林彪划清界限。8月16日，他到达武昌，停留了十二天，于16日、17日、25日和27日先后找刘丰（武汉军区政委）、王新（河南军区司令员）、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谈话。他指名道姓批评了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他说：“我看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介绍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位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是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他还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8月28日专列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党政军负责人华国锋（华国锋是北京赶到武汉和长沙听毛泽东谈话的，兼有保卫毛的重任）、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当着各方面负责人的面，毛泽东点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一方面是叫丁、刘与黄永胜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是叫在座的其他的党政军领导人与丁、刘以及黄永胜等划清界限。毛泽东在长沙说的最有分量的话是：“预计我于23日回京，15日至29日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议上要端出林彪的错误，要增补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增补为副主席。”华国锋很快就把这个重要精神打电话告诉了周恩来。

8月31日，毛泽东到南昌。在南昌，他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谈话两次。他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可见心里有鬼。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之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是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为林家办过一些事情的程世清要求向毛主席单独汇报。他揭发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庐山会议刚开，叶群找过他，告诉他坚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第二件是7月上旬周宇驰来南昌，将委托江南修造厂仿造的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第三件是林立衡过去来南昌在他家里住过，曾严肃地对他妻子说：“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毛泽东提高了警觉。

9月3日零点，毛泽东从南昌到了杭州。他在专列上，召见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林立果指定的杭州的“头”，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一见陈励耘，毛严厉质问：“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你们空军有八个中央委员。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不敢仰视，狼狈不堪。毛泽东说：“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要求大家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谈到军队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注：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羽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陈励耘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如五雷轰顶，哪里还敢执行小舰队的任务啊！

这时，躲在北戴河海滨别墅的林彪和叶群，千方百计地刺探毛泽东的南巡路线，在各地的行止时间，见了什么人，谈了什么话，以便选择动手的时机。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毛泽东同华国锋、丁盛、刘兴元谈话的内容要点，于9月5日密报“联合舰队参谋长”周宇驰，周的电话记录达十五页。6日下午，周驾直升机到北戴河，将记录交给林立果。林彪、叶群阅后，忧心如焚，当读到“毛主席要在8月23日回京。25日至29日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会议上要端出林彪的错误，要增补张春桥，李德生进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增补为副主席”时，林彪气疯了，决心拼个鱼死网破。9月6日凌晨六时，陪外宾（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来武汉的李作鹏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密谈。当天返回北京。将刘丰密告毛泽东湖北谈话内容报告黄永胜，黄永胜用保密电话密报叶群。

9月7日，周宇驰驾机回京，向舰队成员下达林立果的“一级战备”命令。他首先找到江腾蛟，给江讲了形势的最新发展，然后说：“先下手为强，很快就开三中全会，张春桥要当副主席；开人大，重建政府班子，首长的国防部长可能被拿掉，这样首长就被架空了，说不定被搞下台。就算首长能过关，他们把黄、吴、李、邱搞下去，我们再组织力量就困难多了。”

“怎么下手？”江腾蛟问。

“一组（注：管理毛泽东警卫和生活的班子在中南海被称为一组）现在正在杭州，很快要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是动手的最好时机。”

尽管江腾蛟已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林彪的船上，尽管他对毛泽东充满了仇恨，事到临头，真叫他到上海去组织指挥刺杀毛泽东，他还是打怵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掩饰自己心脏的狂跳，尽量平静地说：“那就叫王维国干吧。“

周宇驰拿出了“舰队参谋长”的身份，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王维国太粗。”

“那谁合适呢？”

“我就是同江政委来商量这件事的。我们现在都是有进无退。要是别人上了台，你这个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还能当下去吗？”

周宇驰这一挑拨，江腾蛟又想起了毛泽东对他的终身判决：“此人不可重用。”不除掉毛泽东，没有我江腾蛟的出头之日。转念至此，他掐灭烟蒂，凶狠地说：“我去。”

“江政委能亲自去，首长就放心了。你办成这件事，这可是开国元勋的功劳。事不宜迟，要去就快点去。”

毛泽东在汪庄住了一个星期，据汪东兴说：“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汪东兴午夜打电话给陈励耘安排专列转移事，陈励耘竟然“有事”，派秘书来见。这使汪东兴感到蹊跷。主席在杭州，作为地方大员，天字第一号的事情就是伺候主席，除非他得了急病不能来，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呢？这些情况促使毛泽东果断转移绍兴。10日十三点四十分专列由绍兴返回。十四点五十分进杭州站，十五点三十五分离开杭州，十八点十分就到了上海。

9月8日晚九时，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连夜飞回北京。林彪的手令用红铅笔写在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从右向左竖写：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9月8日

在法庭上江腾蛟供认，9月8日晚林立果给他看了林彪的武装政变手令，他当即表示“坚决干”，并担任了在上海地区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第一线指挥。

9月10日，林立果、周宇驰又把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王飞在“必要时”送给黄永胜。这封信没来得及送出被查获了。庭审时当场用幻灯投影出示了这封信的原文：“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信中的“有事时”，是他们搞政变的隐语。

林立果亲自向江腾蛟、王飞、胡萍、李伟信等传达林彪手令，研究行动计划。9月8日晚上十一点三十分，他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林立果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林立果又为江腾蛟鼓劲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林彪）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油库，趁救火的乱劲上去干掉。”“再一个方案是，在专列行经上海与苏州之间时炸硕放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周宇驰（他是“联合舰队的参谋长”规定：江腾蛟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与林立果约定：“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他离开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但江色厉内荏，迟迟其行，不到上海去。

毛泽东到上海，不下火车，住在专列上。汪东兴下令。当地的警卫部队一律撤到外围。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了中央警卫团的人。他带了一百名精兵强将，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还特别在据专车一百五十米的机场油库放了双岗。毛泽东令汪东兴打电话通知南京的许世友司令员立即来上海。11日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与王洪文一起被引到专列上与毛泽东见面。王洪文这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负有谋杀使命的王维国把手枪放在了汽车后备箱里，好像被识破了，不允许他接近火车。中午，毛泽东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和其他被找来谈话的人去吃饭，王洪文特意把王维国也拉去吃饭去了，一顿饭就吃了两个小时，王维国哪也不能去。

9月11日十三点十二分，毛泽东下令，谁也不告诉立即发车，就在王维国他们在多种谋杀毛泽东的方案举棋不定、互相推诿的时候，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了上海沿津浦线疾驰。第一站就是苏州。硕放桥在苏州和无锡之间，小舰队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放都测量设计好了，他们是按毛泽东于9月23日返京组织实施的，一切都还没有到位，毛泽东的专列安然在桥上通过。十八点三十五分抵达南京，停车十五分钟，许世友在月台上保卫专列通过。

过了南京就脱离了危险区域。毛泽东的专列于12日列车五点到达济南。停车五十分钟。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值班室打了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接毛主席，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

1971年8月12日十三点十分，毛泽东的专列安抵丰台。饱经忧患的毛泽东，头脑一点儿也没有衰老。在斗争中还是那样敏锐机智、高人一筹。他安然回来了。因摸不清北京虚实，毛泽东先不进北京。他在车上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去，询问了北京情况，，说：“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命令李德生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到北京南口待命。专列12日十六点零五分到达北京站，在严密的保卫下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根据鲁珉在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出庭作证的证词：“9月11日晚约八时，江腾蛟和我到了北京西郊机场。林立果见到我们就说，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在硕放桥的第二次攻击，再不成让陈励耘派飞机炸火车。”林立果这时仍是按照毛泽东23日回京安排行刺计划的。

9月11日深夜，王维国打电话给周宇驰，代号、暗语也没用上，直白地说：“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在中午离开上海。”

林立果闻讯大哭：“首长（他称自己的父亲从来是叫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呀……”

在北戴河莲峰山96号别墅里，林彪闻讯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像个泥雕木塑。

谋杀毛泽东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了、林彪决定实行第二个方案，带上黄、吴、叶、李、邱五个政治局委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分庭抗礼。

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江腾蛟在法庭供认，1971年8月12日晚上，他参加了周宇驰在空军学院一座小楼上布置南逃的秘密会议。在场的人有：周宇驰、于新野、王飞、他和李伟信。周宇驰说，明早8时，林彪将从北戴河乘飞机到广州沙堤机场；七时周宇驰先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前往广州。周宇驰要王飞和他在早晨六时到西郊机场。由王飞给黄永胜打电话，就说林彪找他到机场来，带黄永胜来后，再要他打电话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说林彪要到某地开个会，要他们来机场。周宇驰制定机上的警卫由江腾蛟负责。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了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周宇驰作为“舰队参谋长”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他干了四件大事：1、命令胡萍准备五架飞机，配好机组人员。2、和广州顾同舟派来的人接头，要广州方面做好接机的准备，并在白云山准备好房子。3、把王飞、鲁珉、贺德全、刘世英、于新野、朱铁铮、郑兴和等召集在一起，研究确定了联合舰队南逃名单；4、令李伟信给上海的王维国打电话，通知他13日早晨有一架伊尔—18在上海着陆，让机上的警卫团二中队下机，空四军教导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搭乘这架飞机去广州。

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在审判林彪反党集团作证时交代了为南逃广州安排8架飞机的情况。他说：这八架飞机是三叉戟256号和254号两架，伊尔—18型703号和902号两架，安—12型231号一架，安—24型402号一架，云雀直升机两架。

林立果和他的姐姐林立衡对于父亲的政治出路有一场争论。林立果说：“上策是谋杀毛泽东；中策是割据局面，到广州另立政府；下策是逃往苏联。”林立衡三条都不赞成，她提出：“父亲能不能像朱老总那样，靠边站，什么也不管。”林立果说：“他只能是刘少奇的结局。像咱们老头子那身体，住三个月监狱就得死。”

林立衡很关注家里的动向。9月12日下午三点，叶群让林立衡和男朋友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让父亲高兴一下。”林立衡顺从了。晚上八点在九十六号楼放映室放映香港电影《假少爷》和《甜甜蜜蜜》。把不执勤的警卫、服务人员都吸引到那里去了。林立衡和未婚夫也在那里看，八点十分，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了，背着手枪，献给姐夫一束鲜花作为祝福。然后，林立果就到林彪房间里去了。林立衡悄悄出来，发现情况有异，他们真的要跑，就决心向中央报告，阻止这个家庭的毁灭，挽救父亲的半世英名。

中央警卫团派出保卫林彪随驻在北戴河的是二大队的四个区队，共一百六十余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由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大队长（编制相当于营，但干部配置的都比较高）姜作寿统领，林彪外出都是二大队执行保卫任务。林彪家人和他们熟了。

林立衡找到二大队值班室见到姜作寿，像正规军人那样向前一步说：“姜大队长，我有事报告。”姜大队长让她坐下，她也不坐，眼睛看着值班参谋等人。姜会意，把豆豆（即林立衡）带到隔壁一间空房子里，豆豆仍觉隔墙有耳，于是两人走出楼房，到一片空旷的小树林里。

“什么大事啊？你慢慢说，别着急。”

“叶群、林立果欺骗首长，他们要带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

姜作寿一听，头都大了，再看林立衡，精神没毛病，就问道：“你说的这些，可靠吗？”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啊！你看我该怎么办？”

“这事首长自己知道吗？”

“他们骗他，他哪里会知道。”

回到值班室，姜作寿马上向副团长张宏报告。张宏要通中央警卫团的电话，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林立衡的话如实报告。

张耀祠说：“我立即向东兴同志报告。”

汪东兴报告毛泽东以后，毛命令中南海和钓鱼台进入一级战备。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二十二时左右，接汪东兴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邬吉成问。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挖好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

9月12日二十二点三十分，汪东兴向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报告。

过了一会儿，张宏又给汪东兴打来电话，说林立衡第二次报告：“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汪东兴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突然停止了开会，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他的办公室，要通了吴法宪的电话，叫吴法宪立即查清。隔了一会儿，吴法宪向周恩来报告：“我问了一下胡萍，确实有一架飞机到了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点故障，暂时飞不回来。”

周恩来挂断吴法宪的电话，因山海关机场属于海军，又打电话给李作鹏。周对李交待：“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李作鹏知道事情严重了。周恩来的机敏老练实在令人钦佩，他这一个电话把林彪集团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粉碎了。所谓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实际上是要经周恩来批准才能放飞，说四个人一起下令，使林彪集团无法抗拒，也无可挑剔。

当晚十一时半，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电话：“不好了，总理查256号飞机了，总理要把它调回北京去。”正当林彪、叶群、林立果商量对策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叶群拿起耳机是熟悉的周恩来的声音。

“叶群同志，林副主席好吗？”

“林彪同志很好。”

“北戴河有架飞机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是我儿子坐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要上天转一转。”

“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有些冷了。”

“晚上飞行不安全。”

“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语带双关，主要是提醒他们政治气象不好，冒然行动不安全。然后又说：“我要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非常紧张地说：“总理不要来，你一来，林彪同志就紧张，总理千万不要来。”

林彪和叶群认为他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周恩来一到。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得你哪也不去，等着当俘虏。林彪当即下了决心对叶群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

平静的别墅马上乱了营。

夜里十一点四十分，林彪的避弹“大红旗”以时速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呼啸而出。大队长姜作寿站在马路中央打手势要停车，叶群在车里命令：“八三四一部队对首长不忠，冲过去。”若不是姜作寿身手敏捷就被轧死了，坐在司机旁边的警卫参谋李文普，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去大连呢，后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李大喊停车，司机老杨习惯听他的命令，车停下来，李文普跳下车，喝问：“你们要把首长带到哪里去？”林立果拔枪就射，李文普一侧身，膀子上中了一弹。大红旗疯了一样，穿过海边大桥，向机场奔去，13日零时十八分驶进山海关机场。

林立衡为父亲洗刷，说林彪是服了安眠药神志不清的状态下被叶群、林立果架上汽车逃亡的。也有研究者认为李文普是自伤。即使是这样，有人下车、开枪这样大的动作和声音，是足以把林彪惊醒的，他在老婆、儿子面前还是有绝对权威的，只要他说声不走，汽车就得转头开回去。

林彪一行，包括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迅速登上256号三叉戟专机，在没有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的情况下，于1971年9月13日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向苏联伊尔库茨克方向飞去。256号专机起飞时，山海关机场报告了李作鹏，李作鹏没有采取措施，推脱说：“可以直接报告总理。”这样一个打电话的时间差，把256号放走了。

大陆有一本记述“913事件”的书，说256号“飞机起飞二十多分钟，留在96号楼林办人员听到飞机返航的声音，九十六号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飞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谁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意思是林彪飞上天，又后悔了。想飞回来，但毛泽东、周恩来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即禁空令，不让他降落。这是个重要的历史关节，不可不澄清。

当时李德生作为中央代表在空军坐镇，空军司令部作战参谋朱秉秀协助他上承下达。这位朱参谋是下达禁空令的见证人和执行者，他提供了准确详细的史料。历史的真相是：

周恩来指示，要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按：256专机驾驶员）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此时吴法宪也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飞回来。一切都好办。但是始终没有听到潘的回答。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一点五十分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飞机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同时还示意我赶快拿起笔做记录，一句一句地复诵着电话里周恩来传达的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记完后我又向李德生复诵了一遍。他说没有错。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由于林彪出逃当时是绝对机密，命令下达后所及的人将很多，所以在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梁（按：空军参谋长梁璞）同时对我们两个作战参谋说，赶快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我与徐心德（当时任作战参谋）分工，由他接通电话，由我传达命令，流水作业。从一点五十六分到二点二十分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禁空令传达完毕。

问题的关键是禁空令下达的时间。256号专机起飞的时间是9月13日零点三十二分，就算是二十分钟以后林彪想返回山海关机场，那是零点五十二分左右，这时并没有下达禁空令，他完全可以下得来；是在一个小时之后，即一点五十分，256号专机飞出国境，进入外蒙领空以后，周恩来才让李德生下禁空令，作战参谋拨通第一个电话时已经是一点五十六分了。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出逃升空后向回来，毛周不准他的专机降落的问题。

当周恩来正在与毛泽东谈论林彪出逃的经过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给汪东兴打来电话，说“林彪的飞机将从张家口方向飞出河北，进入内蒙，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汪东兴说：“你等一等，我马上报告主席。”汪东兴向主席报告后，毛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要他飞吧。”

下达禁空令以后，13日凌晨三点多钟，空军司令部报告：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驾驶员陈修文，副驾驶陈士印五人。汪东兴马上又去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因陈修文巧妙地同小舰队的几个人周旋，不执行他们叛逃的命令，在空中转了一圈，又回到京郊怀柔上空，在沙峪降落。周宇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陈士印装死躺下。三个小舰队成员相约开枪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死亡。李伟信放了空枪被捕。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到外交部转来中国驻蒙古大使徐文益的报告：9月13日凌晨三时，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一架坠毁，机上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后经鉴定，一号尸体上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二号尸体是林立果，三号尸体是刘沛丰，四号尸体是机师邵起良，五号尸体是林彪，六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八号尸体是叶群，九号尸体是飞行驾驶员潘景寅。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何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蔷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贺新郎》）

林彪半生征战，盖世英名，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只能使故人长绝了。

林彪出此下策，孰令致之？林立衡说：“真正逼爸爸出逃的是毛泽东。”这话是对的，但不全面。往大里说，毛泽东、周恩来，往小里说，叶群、林立果，都是影响他思想行为的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他自己。直到爬上飞机，林彪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没有人能够强迫他。林彪读到毛的南巡谈话后作出的决定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与毛对着干；是周恩来那个256号专机四个人批准才能放飞的电话，四两拨千斤，打乱了林彪集团南逃广州的计划；后来周恩来又要到北戴河来看望林彪，林彪认为林立果的杀毛行为可能已经暴露，周恩来是来抓捕他的，这成了促成林彪马上出逃的直接动因。林彪如果不出逃，最坏是刘少奇的结局。但刘少奇临终前有信心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和人民都没有辜负刘少奇。林彪就没有底气说这句话。他支持极“左”路线，大跃进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毛泽东本该下台以谢国人，恰在这时林彪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以三百万万人民解放军撑住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后来又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与全党作战的强大后盾。离开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离开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林彪后半生的历史和业绩，就没有他的政治地位。他想反毛，就像《五七一工程纪要》写的那样，做纠正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救世主，这个角色转变是不可能完成的。党和人民对他的后半生，不敢恭维，不会原谅。临到最后，林彪陷入拥毛拥不上，反毛反不了的尴尬境地。他无颜见全党同志和全国父老，只有离开这个国家了。那时，中苏对立，林彪反对毛泽东与美国和解，借用美国的力量反制苏联。或许能够在苏联反华反毛的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可能是林彪飞往伊尔库茨克时的“活思想”。

林彪死后，无端生出许多谣言。海外出了一本书《林彪的阴谋与死亡》（姚明理着），说林彪死在北京西山，是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纯属天方夜谭。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1994年3月8日报道，二十九岁的自由撰稿记者彼得?汉纳姆为了解开林彪死亡之迷，从1993年5月开始，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往返于苏蒙等国，查清了林彪死亡的真相，向世界发表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六个月过去了，汉纳姆足迹所至六个国家。最后在莫斯科的一个军事资料室里，他获得了一份克格勃档案。那份档案当时仅有四个人看过：两位苏联病理学家，以及已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后者为当时的克格勃头目。据档案记载，前苏联在事发地点秘密进行过仔细的尸体解剖。结果证明：林彪及其夫人和儿子在坠机事件中确死无疑。

新近披露的这一证据，结束了多年来关于林彪神秘死亡的种种虚妄猜想和离奇的分析。

35 尼克松给毛泽东送上一把核保护伞

1971年9月13日上午，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防止各种突发事件。周恩来还亲自给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叛逃，要求各地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局势。

10月3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军委办事组，逮捕了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成员有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矩、张才千、刘贤权共十人组成。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个国家的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大？毛泽东过去说过：中国不怕孤立，不急于进联合国，中国自己就是个“联合国”。这种思想影响着外交部领导人，所以竟然提出回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感谢他的邀请，中国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的意见。正在这时毛泽东给周恩来打来电话，，周恩来汇报了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辉带人去摸一摸情况。”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注：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做团长，熊向辉可以做代表团副团长。”

“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毛泽东试图在外交上打开新局面，给人民一些振奋，稳住阵脚。毛泽东决心打开中美关系。

中美改善关系的背景，要从珍宝岛事件说起。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两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十七辆，击毙苏军五十八人，击伤九十四人。苏军吃了亏。对此，苏军高层反应强烈。国防部长格列齐科元帅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灭中国威胁。”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询美国意见。尼克松总统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尼克松总统采取两项重大措施帮助中国。一是把这个重要的战略情报即使告诉中国。那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名义上美帝国主义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采取什么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中国呢？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内容如下：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基辛格在发这条消息时曾说：“但愿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掉。”中国没有掉以轻心。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后，命令全国“深挖洞，广积粮”进入临战状态。美国的第二项重大措施是：用最明确的信号把美国在苏联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情况下将要作出的反应告诉苏联。尼克松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美军发出准备对苏联本土一百三十四个城市、军事要地、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打击的总统指令。苏联领导人得到这个消息还有些将信将疑，拨通苏联驻美大使馆的电话，多勃雷宁大使告诉勃列日涅夫：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透露，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对我国一百三十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的第一颗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听完就泄了气。中国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核危机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化险为夷的。

尼克松是一位着名的反共分子，他是有是一位最有战略头脑的美国总统。他在中苏交恶时保护中国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的。他深知毛泽东“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双打方针是不能持久的，他期待着毛泽东的橄榄枝。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晤了在保安结识的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明确表明了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他是这么说的：

他（注：指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保密呀。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谈到和苏联共产党的争论，他对斯诺说：

他（按：指苏方）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住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

毛泽东嬉笑怒骂，关上了与苏联和解的大门。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经过中美都信任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巧妙安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北京。7月15日，一则公告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全世界大吃一惊。公告说：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据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8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总统为了这次访问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史料，从政治、经济、军事、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的诗词，他都有所涉猎，并请教了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包括本国的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等。

马尔罗是与毛泽东直接交谈过的一个中国通。这年七十岁了。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地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五年前他以法国文化部长的身份访问了中国。马尔罗告诉尼克松：

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

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他国党内需要的反映。

五年前，我见到毛的时候，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五十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讲：“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我不懂毛这句话的意思。毛又接着讲：“美国人永远也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遍，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是最重要的话。

有一次我还问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阁下，你是做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个幻象迷住了他。

总统先生，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是将是在对死神说话……总统，你去中国跑一趟是值得的。

1972年2月21日十一点二十七分，尼克松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

舱门开启，尼克松总统和穿红外衣的尼克松夫人缓步下机，其他人被命令暂留机上，以突出美国总统和中国总理握手的历史性场面。美国星条旗和中国五星红旗在机场迎风飘扬，太阳冲出云层给机场铺上一片金光。三百五十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整齐列队。周恩来率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中国官员沉着冷静看着尼克松缓步走下舷梯。当尼克松不下扶梯走完一半的时候，周恩来像个乐队指挥一样开始鼓掌，其他中国官员随着发出一阵掌声。尼克松也已鼓掌答礼。尼克松回忆说：“我知道，1954年终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受了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随后下机的是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代表团成员。

乐队奏两国国歌。尼克松总统在周恩来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随后周恩来陪同尼克松登上一辆防弹红旗轿车进城。尼克松一行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六号楼下榻。这是清朝乾隆皇帝住过的地方。奇花异木，假山怪石，小桥流水，匾额对联，集中国园林的精巧构思，尽东方帝都的皇家气派。

午宴是丰盛的。尼克松和夫人帕特熟练地用筷子得到主人的赞许。帕特说：“这是我们半年前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后休息了片刻，中南海给周恩来打来电话：“主席要会见尼克松总统，请基辛格博士也来。”

一辆高级红旗轿车，由钓鱼台驶过西长安街，从金碧辉煌的新华门驶入中南海。四个门卫行庄严的军礼。这座门具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神圣象征，平时是没有人出入的，在中南海上班或者开会的中国官员走府右街西门。汽车绕过影壁，但见苍松翠柏，宫殿巍峨，汉白玉石栏环绕中南海。尼克松想通过认识毛泽东所生活历史氛围认识毛泽东。汽车在中南海西岸“游泳池”门口停下。这是外表看来很普通的一个院落，里面有个游泳池。因为身体缘故，毛泽东早就不游泳了，池子盖上了木板，又加了个顶棚，成了一个大厅。这个院落是毛泽东最后十年居住的地方，不像丰泽园那样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响亮名字，工作人员习惯地称之为“游泳池”。毛泽东没有迎出院中，并非有意怠慢美国总统，他的腿力不从心了。

细心的基辛格博士是这样描写中国最高统治者会见他们的这间房子的：

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节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V字型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作为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是，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当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进来时，毛泽东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上前一步把手伸出来，紧紧地握着。尼克松将左手搭上去，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两人相视而笑。接着毛泽东又跟基辛格博士以及专门来担任记录的洛德握手。担任翻译的是唐闻生小姐。经过基辛格的亲自面试，她的英语水平是无可挑剔的。在座的另一位女士是王海容，她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的孙女，这时的职务是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周恩来挑选她参与接待尼克松总统，一方面是她可以在毛周之间起一个很好的联络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毛有一个可靠的管道了解中美会谈的一切细节，可以免除误会和猜忌。

分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毛在这里自称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这就把苏联勃列日涅夫排在后面去了。中苏论战，引经据典，义正词严，说到底所争的就是这个“头号”、毛此时仍在追求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可是他比他所批判的苏联修正主义走得远得多。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反修理论，所谓“九评”等大块文章，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在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泽东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您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您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汗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的约翰逊，而您不同。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的前任几位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继续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只是在这间房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们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的防御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绝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你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毛泽东和任何人谈话都是紧紧掌握主动权的，他决不跟着别人谈话的思路走。

机智的尼克松马上转换话题：“主席先生，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懂得‘只争朝夕’。”

当翻译介绍，总统引用了主席的诗词时，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在中国，引用毛的话是表示对他的尊重。

尼克松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晤。”

毛泽东说：“‘只争朝夕’，我这个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微笑着引火烧身。

“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毛泽东又指指基辛格：“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您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在美国总统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的不错。”

这次会见，原计划十五分钟，实际上谈了六十五分钟。毛泽东大病未愈，但思想敏捷，谈锋甚健。临别，毛泽东送到书房的门口。他脚擦着地毯慢慢挪动脚步，要是在前几年，他会送客到院子门口目送客人登上汽车的。

尼克松也学了中国式的奉承：“看上去主席先生的气色很好。”

“那是骗人的。”毛泽东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全中国各大报都在头版上用半个版面，刊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大幅照片，以及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总统面带笑容伸着右手走过来的照片、八亿中国人民才从林彪叛逃事件的惊诧中镇定下来，一看这天的报纸，有一种天朝大国的自豪感。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不承认中国凡二十五年，如今它的总统来到北京，像来朝觐一样。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在这一天老百姓这种感情特别强烈。林彪算什么，叛逃也罢，摔死也罢，无关大局。我们有毛主席，我们有周总理，这两个人在，中国人民就有主心骨。毛泽东巧妙地通过尼克松访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声望。马尔罗等观察是敏锐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问北京某“是他国内需要的反映。”

美国人是另一种感情，另一种价值观念。当周恩来总理回拜尼克松总统的时候，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在楼厅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满面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很自然地帮助周恩来脱下呢子大衣。周恩来微笑着感谢总统的有货举动。这个场面被随团访问的美国电视记者摄入镜头，霍尔德曼安排通过卫星的电视转播中连续播放好几次。美国人民看了电视很赞赏尼克松的做法。好几家大报在头版刊登这张美国总统为周恩来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在尼克松游览故宫、长城和杭州的时候，基辛格和乔冠华在宾馆中为中美联合公报字斟句酌，斤斤计较。最难通过的是“台湾海峡”，中美立场尖锐对立。

周恩来定下的基调是：“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十五年也一直僵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与乔冠华，态度时而严峻，时而和缓，争来争去就卡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强调：“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所以，想了多少措辞，都因涉及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而为中方所坚决不能同意。最后，基辛格终于在他的助手洛德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难题。基辛格对周恩来和乔冠华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此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周恩来重视、回味着这段话的每一个字，脸上露出了笑容：“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秘的发明。”僵局就这样打开了。

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了协议。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这个公报被称为“上海公报”。

28日早晨，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送走了尼克松。

在返回的伊尔—18总理专机上有位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比分来比喻，二十一比二，可以报道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问：“是哪个记者？”

“美联社记者卡洛。”

“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美国总统访华，表面看来，像是番邦国王朝觐天朝大国的皇帝一样，给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极大的满足，中国得分多多。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一招是美国战胜苏联，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阶段性步骤；这也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开始。尼克松—这位温文尔雅、给中国总理脱大衣的美国总统，影响了二十世纪后期的历史走向：苏联解散，东欧巨变，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美国成了领导世界潮流的头羊、如果美国要用军事手段达成这个战略目标，得准备牺牲一百万人，还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尼克松对自己谋求的目标是底气十足的，这从他晚年的一部着作《1999不战而胜》可以看出来。

又有记者说：“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不能那样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球外交（注：中美往来是从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的）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这些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功则归君过则归己。这就是周恩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中方主角是周恩来。但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任凭周有多大能耐，这件事也不能办，也办不成；周恩来随时坚持“功则归君”的原则，后来还是差一点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36 请邓小平当军师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因九大以后，陈毅只是中央委员，没进政治局，追悼会规格低，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因此之故，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想以生前好友的身份参加也奈难同意。1月10日午饭后，毛泽东不睡午觉，烦躁不安。这天下午要开陈毅的追悼会。他想到了反对“二月逆流”的那一场斗争，为了江青，他与陈毅等元老们几乎全部闹翻了，还说过要和林彪上山打游击等过头的话。如今林彪摔死了，历史已对谁忠谁奸作出了结论，要挽回人心，今天下午是个机会。转念至此，他下令：“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周恩来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后，立即决定提升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参加陈毅追悼会。

毛泽东这年七十九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林彪事件给了他精神上很大的打击。临时要出门，秘书张玉凤、护士长吴旭君帮助他换衣服。他下身穿一件薄毛裤，要给他套上制服裤子，他嫌罗嗦，说：“不要换了，我在睡袍外面套件衣服就行。”结果就在睡袍外面罩了件灰色中山服。张玉凤和吴旭君怎么看也觉得出不了门，这像个什么样子呢！就又给他穿了件大衣，才算把睡袍盖住了。然后，张玉凤搀扶他上了那辆吉斯牌防弹轿车。

毛泽东进入八宝山殡仪馆大休息室。周恩来、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迎上前来向他问候；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也不得不来参加。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是唯一的外宾。不一会儿，陈毅夫人张茜率四个子女晋见毛泽东。毛泽东握住张茜的手。张茜泪如泉涌，努力控制感情，收住泪说：“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的意外出现，当然给死者增加了极大的哀荣，所以张茜有此一说。毛泽东也凄然作哭灵状（据一位细心的目击者说，毛泽东一滴眼泪也没掉下来），让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是个好同志。”张茜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毛主席……”毛泽东不让她继续说下去，接过话茬说：“不能这么说，也不能全怪他，他是个好同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的，这已经做了结论了。”

毛泽东又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向他通报了林彪去年9月13日乘飞机叛国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的简要情况。又对着大家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二月逆流是陈老总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又说：“邓小平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是何等的机敏，密嘱张茜和孩子们，把“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传出去。”他知道，启用邓小平的时间不会很远了。

追悼会仍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改由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向陈毅遗像三鞠躬。追悼会结束，周恩来等送，毛泽东上车，张茜搀扶毛泽东走到车前。毛泽东下肢开始萎缩。迈了几下竟上不去车。张玉凤前去扶了一把才上了车。

这时候的周恩来真是中国的擎天一柱。内政外交，还有亟待恢复的国民经济，千钧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他的日益消瘦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国家。送走尼克松回到北京，周恩来又把主要精力转到内政上来。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工资总额突破了三百个亿，粮食销售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是个警号，不注意解决就会出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他总要有几个助手啊！然而，副总理们、部长们，几乎都被打倒或半打倒，不能工作了。谁能砥柱中流，帮助他撑起这个局面呢？周恩来想起了邓小平。他根据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说过的话，开始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邓小平是1969年10月20日被流放到江西的，作为第二号“走资派”，林彪和江青都想把他置于死地，但毛泽东不松口，连报纸上点名都不行，所以他们谁也动不了邓小平。周恩来对于哪些人不能保，哪些人能保，保到什么分寸，和毛泽东的配合非常默契。

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打电话，是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接的。周恩来要江西安排邓小平夫妇的住处和“锻炼”的地方，并要他们办好了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江西报上来的方案是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19日周恩来又在电话中明确指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按照总理指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让邓小平住上南昌市郊望城岗原南昌步校校长的房子，二层楼，独家独院。“锻炼”就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由省革委会保卫部长陈昌奉（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警卫员）亲自管理，严格保密。看管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也都对邓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敬。劳动活不重，只干半天，分配他当钳工。年轻时留法勤工俭学，邓小平干过这个话，所以很熟练。工人们称赞：“老邓起码有四五级工的水平。”劳动之余，邓小平可以读读书，散散步，在院子里侍弄蔬菜。夫人卓琳和继母夏培根仍跟邓小平生活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虽然子女们受牵连跟着吃了不少苦，长子邓朴方摔成残废，但邓小平的流放生活没有造反派的批判揪斗和肉体摧残，比起刘少奇、彭德怀、陶铸来，就有霄壤之别了。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邓小平是在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和工人们一起听的传达。厂长罗明知道他耳背，叫他坐在前面，和县工业局长坐在一起。邓小平身板挺直，两手扶在大腿上，两眼平视，眼睛会神，给他斟了一杯茶也没顾上喝一口。回到将军楼住所，他对卓琳说了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对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处理表示拥护。8月14日，毛泽东作了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1、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将《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2、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3、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时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也讲过几次，现在再说一遍。

8月15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就邓出来工作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纪、汪向周恩来提议，邓小平仍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党政军各机关。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重登政治舞台。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举行。修改了九大的党章，修改党章的报告是由四十岁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念的。对林彪反党集团作了组织处理。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一起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 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 青、朱 德、许世友、

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十大闭幕式上出现了一个尴尬场面。代表们起立鼓掌欢送伟大领袖退场，但毛泽东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叫两个卫士上来架着主席出场，又怕冷了大家的心，造成人心党心的不稳定。面对如潮的掌声，周恩来机警地解围，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目送代表们退场。”

1973年12月十二人，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13、14和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和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军区司令员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有，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七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提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这次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邓第二次复出後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目前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军区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像王洪文、张春桥是指挥不动军队的。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他的帐，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个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确实是把邓小平当做“秘密武器”，如今用上了，不仅他要代替林彪，而且他要代替周恩来。

1973年12月22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

任命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任命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丁 盛为南京军区司令员

任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

任命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济南军区司令员

任命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任命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个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泽东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厢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处，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住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年4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他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中26日得以通过。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启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批周，说：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划了个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

散会后江青等连夜商量，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去告状。18月18日，王洪文晋见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带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毛正期待着江青与邓小平联手将周恩来排除出局的局面，这个江青，又一次破坏了他的安排，听了王洪文话十分不悦，当下批评道：“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经过两天的考虑，毛泽东决定让步，叫陪外宾来长沙的王海容、康生回京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他的意见：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委员长一、二（注：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第一副委员长）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在筹组四届人大之初，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交代王洪文负责，出任组织工作小组长，没有明确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只是叫张玉凤直接通知王洪文，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告周恩来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后，毛不仅没有追究，反而亲切地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而且叫周名正言顺地过问人事安排，这是一个策略上的退却。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有意压一压江青。1974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写信，推荐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毛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不久，江青又叫王海容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一旦两位元老谢世，王洪文就可以出任委员长。毛对王海容说：“江青有野心，她想让王洪文但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这句话后来成为粉碎“四人帮”的理论依据。

在官方发表的文本中，“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十个字被删去了。这句话毛泽东讲过两次。第一次是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个话正式发表时也被删掉了。毛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唱了大半辈子《拷红》。

现在告诉江青，就是要江青善养人望，团结多数，少露面，不要争国务院和人大的位子，你的位子是老夫人—在幕后大权在握的中共主席。毛泽东的传位计划实在说不出口，因为这和他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等等相差太远。于是只好正话反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叫王海容去散布，叫大员们去领悟。发现野心家而不除掉，就是要人们反话正听。对内告诉江青，“要做老夫人”，对外告诉追随者们，江青“做党的主席”。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吗的报告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23、24、25和27日，汇报了四次，毛泽东有许多重要指示。26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单独谈话。这是周毛之间一次重要摊牌、周谈到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毛表示已经知道了。周恩来不掌握确凿的证据，是不敢碰江青、张春桥的，特别是毛泽东已经表露要让江青做党的主席的时候。这个重大历史关节点，官方公布的唯一史料是《周恩来年谱》下卷第六八八页：“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这次摊牌，达成了一种妥协：毛满足了周的要求，保证四届人大国务院领导权没有落入“四人帮”手中；周满足了毛的要求，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保持缄默。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知道张春桥是叛徒还作此任命，说明他要捂盖子。如果江青、张春桥一倒，文化大革命所依靠的几乎都是坏蛋，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就更加令人生疑了。

1月8日至10日，毛泽东托周恩来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批准李德生关于免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李德生在一次介绍领导人时把江青放在了老帅的后面，被江青大骂一顿，受到免职处分。这是警告朝野，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对江青稍有不敬就得免职，谁若敢提她的历史问题小心脑袋！

1月13日至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抱病作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臣、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满朝文武中，毛泽东把邓摆在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医院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除十二位副总理外，还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明确了副总理的分工。然后，扩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并宣布：“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2月2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副总理的分工，其中说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理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九年文化大革命，又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是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复出以后。他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毛泽东在观察他，周恩来也在观察他；“四人帮”和造反派在观察他，老干部和党内的民主派也在观察他。。以上这段话是邓小平的施政纲领。请读者注意，邓小平的大局不是“反修防修”，也不是“批林批孔”；既不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又不是“坚持法家路线”，他的大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四化。他所根据的不是“最高指示”，而是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自从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周恩来就是坚持八大路线的代表人物。如今周恩来病重不起了，邓小平接过了接力棒，成为坚持八大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在会上一讲，在座的领导干部听了耳顺心服，觉得国家有救了，不抓生产，成天研究儒家法家，全国人民非喝西北风不可！经过九年折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周恩来、邓小平所坚持、所代表的务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才能救中国；毛泽东所坚持、所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误国误民，害国害民，所谓“反修防修”，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为后党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这是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思想基础。

当时的国民经济，百业待理，百废待兴。邓小平说：“毛主席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就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1975年3月5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

周恩来、邓小平选任万里为铁道部长。万里所面对的铁路形势是严峻的。造反派拦截火车，中断运输，制造事故，哄抢物资，挑起武斗，停工停产，猖狂极了。1974年至1975年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七百五十多起，比文革前增加了八点五倍。全国二十个路局都不能完成运输计划。非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万里是不是“利器”，这次整顿铁路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率领工作组先到了徐州。徐州造反派不是那么好惹的，用停工停产迎接他。刷出大标语：“万里不倒，火车不跑！”有邓小平撑腰，万里豁出去了。在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仍不奏效时，他下令抓了挑动武斗、煽动停工停产的造反派头头，召开十万人大会公审。结果，万里没有倒，徐州这个联结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被打通了，火车跑起来了。然后他又到太原、郑州、长沙等路局，反复宣传中央九号文件，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对坏头头坚决打击，逮捕法办。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全国铁路形势改观，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二十个路局除南昌路局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运输计划，列车正点率大大提高。

邓小平上台，第一板斧劈到铁路上，铁路通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无比振奋。“这个老邓，听说他有本事，以前没看出来，这下看出来了。整顿这个乱局，非他莫属。”这是笔者当时听到的街谈巷议。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同日，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借批林彪影射现实，说“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1日，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江青在4月5日的讲话中点明：“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党内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从延安整风以来，周恩来成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中层以上的干部都知道，批经验主义，就是要批周恩来。上海《解放日报》扩大了批判对象，着文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这就把邓小平领导广大务实派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全批在里面了。江青后党批判经验主义，矛头所向主要是反对邓小平的整顿。

4月18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邓小平陪同在座。毛泽东是这样介绍邓小平的：

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我们要他，

会见过后，邓小平利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谈到，自3月以来，江青等同志大反“经验主义”，直率地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了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

他指着周恩来的鼻子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注：即李德）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他又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东，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接着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月27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仗”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萧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客，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萧何”。

1975年5月8日至29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十七省市自治区和十一个大钢铁厂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座谈会、邓小平在李先念陪同下一进会场，与会者都站起来，在前排的负责人都准备和昔日的总书记握手，只见邓小平严肃地说：“不拉手了，等钢铁生产搞上去再拉手。”大家一看这架势，这回是真要抓生产了。万里在会上介绍了整顿铁路的经验。邓小平两次发表讲话。在29日的计划中，邓小平提出了与“四人帮”作斗争的着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泽东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当然是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科学的说法应该是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主张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执行毛的错误主张中的正确部分。在当时“四人帮”正在大批“唯生产力论”，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是不可能的。“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平心目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才是纲，其余都是目；后来毛泽东号召批邓，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恰恰说明邓和毛是两条路线，互不能容，调和是不行的，掩盖也是不行的。

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抓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所谓“肿”是臃肿、庞大要减人；“散”是不统一，派性，有山头主义；“骄”是骄傲；“奢”是奢侈；“惰”是懒惰，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邓小平抓工作像个高明的针灸大夫，每一针都点在了穴位上。会后把各大单位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把一些追随“四人帮”闹派性的人调开。叶剑英还和各大单位的一、二把手谈话，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叶帅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四人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他还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毛去世后，军队不分裂，同仇敌忾对付“四人帮”，这次会议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经过邓小平大刀阔斧几个月的整顿，197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0月17日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个月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结余。”邓小平治国安邦的魄力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信服。

37 周恩来——江青临朝不可逾越的障碍

1972年2月12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立即请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抢救。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面色青紫，已完全昏迷。经过二十分钟紧张的抢救，毛泽东又苏醒过来。这次重病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领导一个一流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日以继夜。关注毛泽东的病情。

当毛泽东转危为安的时候，他表演了一出病中交权的戏，为周恩来设置陷阱。

据在场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当时的场景如下：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小腿收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明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办吧。”

以周恩来政治上的炉火纯青，自然不会像林彪那样轻信毛泽东交权的许诺，若真交权应召开中央委员会，起码是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并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议才能算数。病榻之前，当着江青的面做戏，老谋深算的毛是什么意思？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

“我建议在毛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走如果这样说，是得满分的答卷。毛还得再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同志当个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

周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会被打倒。以周的明达，岂能跳这个陷阱？他选择了第三个答案：拖。过了几天，毛的身体稳定下来，周恩来郑重其事地对张耀祠说：“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把毛抛过来的探球又扔给了毛。

尼克松访华后，外国媒体大捧周恩来、在中美首脑会谈期间，对周恩来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有生动的描绘，好评如潮，称之为“周恩来外交”。这把毛泽东气了个倒仰。毛泽东因眼疾每天听人读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对周恩来自处理林彪事件到接待尼克松总统，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已超过自己大为不安，加上上次交权一幕周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决心要整治周恩来，把周的风头压下去。

自“九?一三”事件以来，周恩来协同毛泽东挽救了中共政权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接着又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为共和国未来的发展拨正了航向，建立了旷世之功。毛泽东为未来家天下的布局迷住了心窍，视周恩来为建立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碍，大功不赏反而加害。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医疗小组与上海、天津的专家共同认为，患者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80～90%的治愈率，如错过时机，发展成为晚期膀胱癌，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医疗小组给中央写了报告，制定了早期治疗方案，上报给中央办公厅。等了几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医疗小组的专家们传达了中央的（实际是毛泽东的）四条指示：

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第二、不要检查；

第三、不要开刀；

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78页）

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出面拦回，说中央这样决定“是保护总理的”，“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问题，可过一段时间再看。”这样，周恩来的病便拖下来了。一拖九个月。1973年2月一天早晨，周恩来小解时大量尿血，把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染红了。当医疗小组向汪东兴反映总理的病不容再拖时。这位大内总管坚决贯彻毛的意图，说什么“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嘛。”是叶剑英直接面陈毛泽东，毛才不得不批准治疗。但通过汪东兴继续搞小动作。告诉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灼。这是很内行的破坏治疗的意见。吴阶平为首的专家组冒着抗命的风险，在检查中悄悄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但已过了早期治疗的时机，一切都无可挽回了。1974年5月上旬，周恩来体内的癌病灶扩散转移。5月9日，医疗组组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向中央陈情，力主马上住院手术。张春桥代表毛泽东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恩来“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手术问题一拖再拖。直至6月1日，周恩来才住进三○五医院，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尽管专家们尽心尽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但两个月后，周恩来又大量尿血，这是癌症进一步转移的信号，8月10日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听了汇报，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了。

毛泽东所考虑的所谓“全面问题”，说穿了就是让周恩来“先走一步”，以便他安排江青后党临朝，如果毛先走了，以周恩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江青后党不是对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迷梦，毛泽东晚年心理时非常阴暗的，品德是非常卑鄙的。他决不允许周恩来平静地疗养，接连对周进行了三次打击，第一次是1973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第三次是批《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来，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毛让周“先走一步”的阴谋计划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损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反倒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1974年6月1日至1975年10月下旬。这是周恩来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一年零五个月。在这个关键时刻期，周恩来最后奋起，与毛泽东和“四人帮”周旋到底，不使政府落入“四人帮”手中，扞卫民主共和国，阻止毛泽东搞变相的封建世袭，实现家天下的阴谋。1975年“四?五”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周恩来，不要毛泽东！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的脚。“四?五”事件预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第一次打击：

1973年2月15日至1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与中方谈判各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的问题、周恩来接见了他。美方强调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湾。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和非和平两种可能性。当然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对美国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这本是无懈可击的外交辞令，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至今仍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毛泽东根据王海容的汇报，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误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匪子，不打他就不投降。”政策基点放在“打”字上当然是对的，周恩来拒绝对美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毛泽东对此不是不知道，是故意找茬。

1973年6月，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发一篇评论文章，就美苏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一事，认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阅后认为这等于说他与尼克松和解后没有达到“联美反苏”的目的，说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7月4日，他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点名批评外交部，借题发挥，矛头直指周恩来：

都说此文（注：指《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

你们贵部（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乔老爷（注：乔冠华）、姬老爷（注：姬鹏飞）的贼船。

凡是这类狗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王海容、唐闻生两位通天的小姐在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解释贼船的含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单位。

7月4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赶紧写检讨，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送了检讨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把批周的经典性语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写进了十大的政治报告，但他绝成不了毛的接班人，在讨论中央领导班子时，毛泽东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宣示了自己家天下的意图。与会者联系现实一想就明白，毛的意思是“非毛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为了不留下话柄，毛又接着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把王洪文这个小混混抬出来，彻底堵死周恩来继任主席的可能。

毛泽东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是希望在他百年之后，由这个造反派领袖代表中央文革中兴起的“新生力量”，把江青捧上主席的宝座。但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名列第一副主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惧怕毛，爱戴周，希望在毛谢世后由周出来领导。十大选举副主席时。许世友提出只设一个副主席，就是名列第一的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上的周恩来、九大后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整治林彪的问题；十大以后，如何整治周恩来又成了毛泽东昼夜萦怀的心事。

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当时已当了国务卿）第六次访华。11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周言语谨慎，没说什么有分量的话。12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给基辛格留下的印象是：

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周恩来低首下心，像个秘书一样重复毛泽东的话，让毛充分表现他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

11月13日周恩来举行晚宴为基辛格送行，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动议再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只是交换意见，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决定什么问题，周恩来说的都是活话，“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定”等，这都有会议记录可查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今后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本是一个外交部副部长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心想抓辫子整人的毛泽东，把这上纲为“右倾投降主义”，说是不向他请示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本来是毛泽东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前，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后，如今核危机过去了，他又出来逞英豪，说周恩来就军事合作问题与每个人交换意见是“右倾投降主义”。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家连日开会对周恩来展开批判斗争。

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大唱高调：

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注：指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18日的会议上，江青调子最高。她一方面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主张两个拳头打人”；一方面，又说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蒙骗主席”。

周恩来忍无可忍，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毛泽东正在树立江青的权威，对此岂能容忍！下令批周的会议扩大规模，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人员名单，除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飙外，还点名让邓小平列席。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指定王洪文、唐闻生作他的联络员，对会议进行遥控。

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进行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这时周恩来的膀胱癌已经转移，出现血尿。带着重病来接受批判。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政治动物。大跃进他搞砸了，周恩来任劳任怨地给他收拾局面；文化大革命他搞乱了全国，周恩来几乎是独木支撑使国家没有跨；他把林彪逼反了，周恩来帮他稳住了局面，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使他安然渡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他要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与苏联彻底闹翻，差点儿招来一场核战争，美国向中国示好，他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邀请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他的“联美整苏”的方针下，出色的完成了中国的战略转变，打开了与美国的关系。如今他又反咬一口，说周恩来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他自己才是天不怕地不怕，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会议的开法就不寻常。首先让唐闻生做了八个钟头的报告。细说毛泽东一年多以来对外交部和周恩来的批评，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执行伟大领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她传达毛的话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466页）简直是要把周恩来置于死地。

“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借用这两首唐诗谈玄可以，作为外交方针，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执行？这两句诗作为外交方针提出来就是荒谬的，怎么做都可以说你不对，只有具有最终解释权的毛泽东永远是对的。

江青提议病情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所谓“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开过几次会议，汪、华退出，剩下王张江姚四人，自此形成“四人帮”。

江青说这次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又抖出1972年毛泽东病中交权之事，歪曲成为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有口难辩。跟着起哄的有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以及章含之的新任丈夫乔冠华。乔是周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外交人才，从此上了江青的贼船，为外交部正直人士所不齿。

毛泽东每天听联络员的汇报，知道与会者都不敢跟周恩来打招呼了，在高层搞臭周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对周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已达极限。他也不想在制造了一个“卖国贼”林彪之后，再制造一个“儿皇帝”周恩来，真这样干，自己也会翻车。于是，叫联络员传话：“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还制止了大字报上街的做法。他对会议的总结是：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35页）

这几句批评江青的话，要正话反听才能搞懂。毛澄清了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真要“迫不及待”那就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要全党共诛之的。是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江青迫不及待的表现是提名自己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没有批准。这就是说，江青有资格当主席，只是“迫不及待”不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推背图”式的语言向党的高层宣示，他的接班人是江青。

毛没有说透的话让邓小平来说，邓州会议最后对周恩来提出忠告：

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能十分警惕这一点。（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472页）

这是十天批周会议的点睛之笔，批周的原因和要达到的目的都在这几句话里边。

周恩来理解毛的用心，要求见毛泽东当面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坚持要周知会上检讨。江青为首的“帮助小组”，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这份检讨，不许用秘书帮忙。这时的形势比大跃进前那次挨整还要严峻，那时还允许范若愚帮忙。周曾向王海容、唐闻生提出，自己年岁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周企图通过联络员摸主席的底、连王、唐两位小姐在总理面前都敢如此飞扬跋扈，可见周恩来政治上的处境是多么困难。12月4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检讨末尾提出自己只能做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这才过了关。毛泽东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批周会议的情况，使大家明白要“跟线不跟人”。所谓“跟线”就是紧跟毛主席定革命路线，“不跟人”就是不能听周恩来的。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谈笑风生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她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又拉着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拉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会见以后，两位小姐发牢骚：“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第二次打击：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注：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974年1月18日发下江青主持起草的1974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家大事于不顾，转发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史上行将灭亡的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批判。从此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以后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汉高祖刘邦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沸如羹。毛泽东要借用古人的服装，演出中国历史的新场面，为建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江青，大造“革命”舆论。

1月25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给周恩来打个招呼。会上，江青以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恩来被置于受江青领导和指责的屈辱地位。江青端坐在主席台上，迟群（中央警卫团的科长）、谢静宜（江青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一国总理周恩来，她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替毛泽东君临天下。

迟群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道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给主席看看。……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看得非常仔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还谈到了奉江青之命到驻浙江的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材料的事，他说：“我们当天到达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注：江青致二十军防化连的信），并且把材料发给了大家。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单独的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是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

谢静宜还嫌不够，又补充说：“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

迟群说：“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么联系实际呀？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人拍的一部纪录片，叫做《中国》……我们有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实际吗？！”这个片子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安是意共党员，与中国友好，是周恩来批准他来华拍摄这部影片的。周恩来一番苦心，想借一个外国人的手说明文化大革命没有毁灭中国文化，给毛泽东粉饰一下，结果呢。照迟群信口雌黄，安东尼奥尼成了“间谍”，周恩来成了“汉奸”，批林批孔联系实际，要清算周恩来。

迟群接着说：“教育战线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一个中学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是昏头昏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死者是该校初二（一）班学生张玉勤。1973年7月10日下午，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文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在试卷后面写打油诗一首：“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校长罗天奇12日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也批评了张玉勤。张当日离校，14日在水库中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究竟这个女学生是自杀，是他杀，是事故死亡，并没有搞清楚，就一口咬定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逼死的。这个学生如此富有“造反精神”，她可以罢课，退学，斗老师，受点批评就投河自杀，十分不近情理。江青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关押判刑二年，唐河县大抓“罗杨式的人物”，共批斗了二百八十余人。在全国掀起“揭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斗争，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教师被打成“复辟”的典型，下放、撤职甚至判刑。造成学校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不敢进行考试，学生纪律废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打骂老师，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八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她像口宣圣旨一样：“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江青念的是一张纸，看来她有准备，把毛泽东这段话抄来宣讲，以壮声势。

25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过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着，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相”，拉郭加入反周恩来总理的行列，郭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诗文唱和友谊甚笃。今至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写了《十批判书》，揭露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帝王面南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毛泽东暗中信奉和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毛泽东通过江青传出一首诗：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甚至一天不如一天了。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不久，他的表亲王海容去看望他，他说：“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

两人讲了一阵闲话，又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停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喻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力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加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4年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是有计划地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发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来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在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犬”这些最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上，文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1939年夏，周恩来在延安党校作报告，骑马返回杨家岭时，江青作为毛的新夫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策马和周恩来并肩而行，她突然扬鞭疾驰，使周的坐骑受惊，周恩来坠马摔伤右臂。治好后落下终身残疾。周习惯性地端着右臂，别具风采）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都看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大儒是指周恩来。

第三次打击：

毛泽东患老年白内障不能阅读，请北京大学的一位女教授给他读《水浒》。突然于1975年8月14日发表谈话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姚文元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贯彻执行意见，毛批准这些意见，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场评《水浒》的飓风又吹遍神州大地。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毛深恨邓小平没有成为他的家臣而倒向了周恩来、所谓宋江让人招安，是影射这件事情，说邓被周恩来“招安”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周恩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帅，邓小平是披挂上阵的急先锋。评《水浒》的谈话，一箭双雕。

9月7日，周恩来强撑病体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对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说：“我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接替我的工作。”把邓小平继任总理，作为一个既成事实通过外宾向全世界宣布。他还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出任总理。毛泽东后来要改变总理人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引发了“四五运动”，自己差点翻车。

躺在医院里的周恩来敏锐地感到“架空晁盖”、“投降派”的暗箭是冲他射来的。这使他非常伤心。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7月6日，20日。他强撑着病体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疾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为了给毛使用一种新眼药水。他甚至拿自己的眼睛做实验，在确信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才给毛使用。23日为毛实施白内障治疗手术时，一直守侯在旁。这些表现居然一丝一毫没有感动毛，在周恩来走向黄泉的途中，毛泽东又捅来一刀。8月下旬，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

9月20日，周恩来在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之前，将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审阅修改1972年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示”的专题说明的记录稿，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把这份毛曾经批准印发省部级而又没有印发的文件。印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二、三把手，以杜绝有人在他死后往他身上泼污水。毛扣下这份文件始终没有印发；但他做了一件相反的事：1974年6月，毛泽东把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所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这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是对30年代在苏区周恩来支持王明、博古排斥毛泽东的历史老账的总清算。他把这些文章印成大字本，给亲信们传阅。并允许毛远新吧其中涉及批周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作为秘密武器收藏着。（根据陈锡联1980年8月6日的揭发材料）准备在他死后继续批判经验主义。

在周恩来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他特意把邓小平叫到跟前，用力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尽管声音嘶哑而颤抖，但他用最大的音量当着许多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在平车靠近手术室大门的一刹那，他用尽平生力气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毛泽东自以为聪明，他借古讽今，搞影射史学，以为周恩来会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没想到周恩来反应如此强烈，那天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集聚了许多高级干部和医务人员，周恩来以鞠躬尽瘁之身，满腔悲愤的抗议，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历史上的任何暴君，对辅佐自己一辈子的宰相临终时都是优渥有加的毛泽东此举比暴君还要无道，使自己失尽人心。

守在周恩来身旁的邓颖超平静地向在场的汪东兴说：“将恩来的话报告给主席。”

38 “任四凶苟活，民祈速死；伍豪壮逝，民祝永生”

1976年1月8日九点五十七分，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官方宣布成立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一百零七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10日和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要求向总理遗体告别的北京市民有几十万。本来可以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或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仪式。满足人民的要求。当局有意要降低规格缩小影响。选在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告别厅一个狭小的场地。周恩来并不是在北京医院去世的，安排在这里举行告别仪式毫无道理。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花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东西数十里的长安街上，出现了百万群众哭灵送殡的场面。

1976年1月12日，邓颖超对总理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颖超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大约晚八时许，高振普和张树迎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总理骨灰撒放地点，是邓颖超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使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名族哺育了无数的志士仁人，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

要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周恩来去世在中国党政军各级干部和亿万百姓心灵中引起的重大震撼，笔者的答卷是：恩来去世，神州陆沉。笔者当时在京汉路火车的软席包厢里。那时乘车讲级别，这个车厢都是地师级以上干部。9日凌晨火车上的早间新闻一播放哀乐，大家心头一沉。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一播出，整个车厢哭声一片。那绝对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总理走了，小平靠边站了，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这是大家的共同心声。车到汉口，在我出站坐上汽车前往军区招待所的大街上，行人表情肃穆，有的流着泪，或戴白花，或戴黑纱。一队队群众，捧着周恩来画像，捧着花圈，去参加追悼会。机关、工厂、学校遍设灵堂。一家新华书店门口出示告白“总理画像售完，请到别处购买。”

预告15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毛泽东是否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

周恩来去世后，有四十名军队高级将领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毛泽东看了信说：

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文化大革命。（据张玉凤提供的资料）

后来政治局讨论毛是否出席的问题，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表态，请主席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汪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最后拍板时圈了华国锋等人的意见。对由谁主持追悼会的争论，毛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据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姚文元解释，“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毛“抬邓压周”，封邓小平为毛派的代表，一路提拔。就是想把邓小平争取过来，为己所用，辅佐江青坐天下、由于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认同，坚持为百姓不为君王。反对毛泽东搞家天下。还是成了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从此不再是“毛派的代表”。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他只好用自己不出席追悼会的办法表示他对周恩来的嫉恨，并为日后批周埋下伏笔。

1月12日，毛泽东说：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了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根据张玉凤提供的材料）

在邓小平致的悼词中，对周恩来盖棺定论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悼词中原来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毛泽东勾掉了。在共产主义的神庙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高规格的谥号，只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一贯正确如毛泽东者才能当此殊荣。对此群众硬是不服，因为毛泽东犯的错误比谁都大。后来在清明节悼念总理时，群众对周恩来的第一个谥号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谷牧在一篇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对周公的历史贡献有公正的评价，是悼词之外的悼词：

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这位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履建丰功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三年困难时期指挥若定、力挽狂澜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文革”动乱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况下，竭尽全部精力，发挥高超才智。力使新中国航船免遭沉没的人，不会忘记这位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心心相印的好总理。

周恩来死后声誉鹊起，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抵制毛泽东家天下的阴谋，反对江青后党接班，坚持民主共和的斗争旗帜。

就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痛悼周总理的感情，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通栏发表《大批判带来大变化》的文章，强奸民意，硬说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教育战线带来的大变化。长期以来，宣传报道的主旋律是和民心对着干。1月13日一天之内，姚文元三次给新华社下达指示：“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还指示说“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太多，太集中”，并具体指示以后唁电版面往后放。人们对压低总理丧事的宣传规格不满。心中的怒火淤积着。

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载新华社一篇通稿时，删掉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在3月25日自编的一篇新闻稿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一看，一箭双雕，要把死去的周恩来和活着的邓小平都打成“走资派”，人民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文汇报》数日之内接到抗议电话一千多次。抗议信件、电报四百二十一件。这一事件成了“反昏君，颂贤相”的“四五”运动的导火线。为扞卫周恩来的一世英名，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发生群众自发地抬着周恩来巨幅画像的示威游行。

在北京由于不许各单位设灵堂祭奠。人民群众发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最好的祭奠场所。3月19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在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随着越聚越多，铺天盖地，成了花圈山，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诗文悼词，贴在纪念碑上。执勤人员奉命每天清理撤走花圈，引起群众不满，轮流派人看守自己的花圈。4月2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们做了一个搬不动、撕不坏的钢花圈。用起重机送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科学院一○九工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竖起四块钢铁做的巨大诗牌：“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有妖魔喷毒火”、“自有擒魔打鬼人”。矛头直指“四人帮”。

4月4日是清明节。市政府当局宣布要移风易俗，不许纪念，等于是火上浇油、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到二百万人次。上午七点。青云仪器厂职工分四路纵队，共一千多人。抬着三十四个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

曙光电机厂三百多名工人，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

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队伍开过来了。

中国科学院的队伍开过来了。

国家机关干部队伍开过来了。

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也送来了花圈。

朋友，如果您对“历史潮流”、“人心向背”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缺少具体的、感性的认识，就请看看这堵不住、截不断的人流吧！这就是“历史潮流”！这就是“民心向背”！人民的抗议使毛泽东认识到“反周国必乱！”打消了批周恩来的念头。据公安局统计，那天在纪念碑前献花圈二千零七十三个，单位一千四百多个、诗词、悼词、小字报不计其数，有四十八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诗词中的上乘之作以陈明远的作品为代表。陈明远幼时学诗，得到郭沫若、田汉的指点，有诗坛神童的美誉。其作品十九首，因气派宏大，格调卓绝，文革初期被误认为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在群众中辗转传抄。被打成“伪造”毛主席诗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天安门传抄张贴他的诗词几十首（当然未署名），现录其《沁园春》、《总理魂》以飨读者。

沁园春 清明祭总理一首

春涌回声。三虎总理，万泪纵横。集岗兰庐菊，斑斑带雨1；银花铁蕊，耿耿含晶2。

海角天涯，朝思暮悼，亿众凝目望碑亭。灰云漫，亦难遮伟迹，正大光明。

惊涛直上黄庭3，君可见，江山意不平？任四凶苟活，民祈速死；伍豪壮逝，民祝永生。

民望崇山，民心洪水，谁敢欺凌谁敢轻？传花信，指殷红遍野，堪慰英灵！

原注释：

①“岗兰庐菊”，指井冈山之兰，庐山之菊。“岗兰”高洁清香，是朱德和周总理共同喜爱

的花；“庐菊”傲霜耐寒，象征彭德怀的高尚品格。

②“银花铁蕊”，当时群众献的花圈，多为纸花或绢花，也有工人们用金属做的花圈。

③“黄庭”，《云笈七签》云：“黄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

这首词的后半阙，是给毛泽东下的战书。译成白话文就是：坐在黄庭上的人，你是否知道天下人义愤难平？你所保护信任的四人帮，人民咒他（她）们早死；你所嫉恨迫害的周恩来，在老百姓心中永生。民心如载舟覆舟的洪水，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玷污总理的英名，将被席卷以去。看来是“惊涛直上黄庭”，天安门二百万群众的呼声毛泽东听到了，所以才有“反周国必乱”的指示，使四人帮策划的批周阴谋胎死腹中。

陈明远有律诗八首，在群众中传抄，引起强烈共鸣，成为“四五”运动的先声。

总理魂（八首）

一

天下安危系此身，伍豪海量敌千人。一生吐哺归完璧，九死回旗阻逆轮。1

墓表山川谁敢诋？碑文星月莫能焚。从今更爱在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

二

临没难忘地母恩，里程终始天安门。弱冠去国惟怀夏，引剑横眉誓护春。

黄埔乱云杨浦夏，梅园骤雨枣园晨。血花尽洒天涯路，处处皆存总理魂！

三

遍野哀鸿微夜闻，倩谁拂晓净烟尘。长沙火海泪焦迹，重庆刀山血透痕。

心展虹桥严铁石，目随云席扫妖气。群情满仰春归日，处处皆存总理魂！

四

铁斧丛林开混沌，纺车窑洞纺经纶。拼将赤县天将亮，定使黄河浪不混。

手执钢铁铜粹美，汗挥水库水甘醇，山川锦绣谁描绘？处处皆存总理魂！

五

革命前驱昼夜奔，笑赢敌手誉如神。御仇争寸干喉舌，援友传戈卫当唇。

名共国名扬宇宙，志同众志劈乾坤。环球仰慕真君子，处处皆存总理魂！

六

手植青苗深扎根，足追红迹勉儿孙。惯教孺子开门笑，频对奸人怒眉嗔。

未现宏图三代恨，无名金字亿民尊。百年所树待林立，处处皆存总理魂！2

七

五岳巍峨烈士坟，一声总理泪纷纷。血溶国脉连心跳，灵入民身暖体温。

广场披襟何坦荡，丰碑挺骨益坚贞。熏风化雨颂无尽，处处皆存总理魂！

八

衣未戎装真赤军，笔无遗嘱壮诗文。毕生风韵注川海，终古征程耀火云。

曾唤小名公笑永，常怀巨影我心沉。此生誓献中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3

①“九死回旗”：《三国演义》载：诸葛亮死后，蜀军秘不发丧，撤回川中时仍高举诸葛旗

号，吓退司马懿大军。今民众高举周恩来旗帜，成功地阻止了江青后党临朝。

②“无名金字”，人民英雄纪念碑主文为周恩来书写。

③ 周总理生前见过陈明远，亲切地叫他“小远子”。

广大群众的诗文，直白犀利，直刺四人帮。

其中有一首《向总理请示》：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暗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眼看要垮掉。

请示总理，是拆还是烧？

有题名《赠某女士》的新诗，直指江青：

某女士真猖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兴奋又作浪；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也有直批毛泽东的诗词：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自诩为中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朱德是“老机”，陈云“一贯右倾”。林彪成了“叛徒、卖国贼”，连周恩来都不是，七个常委六个被他打倒或半打倒，剩下自己唯我独左，可人民群众不认同，认为他搞的是“秦始皇的封建社会”，是假社会主义。在毛泽东家天下的布局日益明显的时候，人们终于明白，成天叫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原来他要搞封建主义复辟！

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歌颂周总理，批判“四人帮”。北京铁路分局工人王海力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示血书：“誓死保卫周总理的英名不受玷污！”群众中还传唱一首歌曲：“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斗争是全国性的。南京、武汉、杭州、太原、西安、郑州、洛阳、天津、合肥、成都、广州、兰州、银川、昆明、贵阳、抚顺、上海以及青海、西藏都出现了群众性的自发斗争。

3月28日深夜，安徽师范大学一位学生，芜湖一中的一位教师和芜湖缝纫机厂的一位工人，用“党的儿女”署名，在芜湖市安徽师大附中墙壁上刷出三条大标语：

周总理革命精神万岁！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今日思总理，热血更沸腾！

小平小平，为党为民。何罪之有？遭此不幸！

还有三条没贴完，就被当做罪证把他们抓起来了。后三条更厉害：

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保住邓小平同志，挽救我们伟大的党，挽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春桥春桥，放屁造谣，诬陷总理，罪责难逃！

江青！江青！毒蛇妖精，残害忠良，祸国殃民！

4月4日晚，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治理活动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认定：“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反革命。”“四人帮”认定“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在讨论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情况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张玉凤在场。据张披露，毛说：

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翻文化大革命。

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反周批邓，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后果。他太迷信自己权威了，太迷信自己的威信了。“913”事件后，是因为他倚周用邓，全党继续拥护他，全军继续拥护他，人民继续拥护他。当他抛弃这两个人要把班交给江青的时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跟他翻了脸。

毛泽东决心一意孤行到底，批准镇压在天安门前表达民意的群众。

4月5日下午六点二十五分，天安门广场高音喇叭反复播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讲话，宣布：“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动员群众离开，“不要上当。”晚九点三十五分，卫戍部队五个营、公安干警三千人、民兵一万人，对尚未撤离的群众大打出手，当场逮捕三十八人，“四五”前后共逮捕三百八十八人，收走花圈，刷掉了大小字报。

4月7日上午八点○五分至九点十五分，毛泽东躺在病榻上听取民意在汇报。根据毛远新的手记，毛泽东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

后又补充说：“兼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的这些指示，需要政治局在形式上通过一下才合乎组织原则。他特别叮嘱，不叫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参加会议，以保证决议一致通过。由此可见，毛虽沉疴在身，但头脑清醒，大事绝不含糊。有人说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重病的毛“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是为尊者帏过。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决议》在4月8日《人民日报》上公布。人心硬是不服。12日报社收到署名“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群众来信，寄回8日的《人民日报》，在决议和社论旁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的传声筒！”并建议：“从今日起改为：法西斯机关党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北京部队某部副营长王勤，听完广播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营房附近十字路口一颗白杨树上：“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

当局为了壮胆，下令北京和各省省会，组织大规模游行，表示拥护两个决议。

6月15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江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说了如下一番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吧，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的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他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说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赶走日本；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说，从1949年到1965年，十七年建国他没有插手，什么事也没管，什么事也没干。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把十七年的一切错误、罪责全部推给刘少奇。这个大的历史框架，文革之初他就想好了，一以贯之，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希望后人这样写他的历史。

实事求是地说，在1953年以后，毛泽东推行了一条以空想社会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比历史上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危害大得多，那只是局部的革命失败，丢掉几个县的革命根据地，损失了几万部队，而毛的错误路线的后果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饿死。一个将解放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挂在嘴边的党的领袖，犯下如此罪行，拒不认错，拒不引咎辞职，反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他胡来，抵制过他，对他提过不同意见，约占80%以上的正直的共产党员撤职、打倒甚至斗死、害死，这与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比较起来，要残酷多少倍，无情多少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乃至取得主导地位，他真的退居二线，垂拱而治，没有1953年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判，没有1955年批邓子恢的“小脚女人”，没有1958年反周恩来的右倾，没有公社化和三年大跃进，没有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决不会造成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空前绝后的大惨案。毛泽东驱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跟着他胡折腾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年又回到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才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建设时期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应该是坚持党的“八大”路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心中的改革开放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继承和发展。

39 毛泽东让江青“挑大梁”

毛泽东很看重自己的身后名。他的“武功”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他是胜利者，这一点他有充分地自信。他的“文治”却一塌糊涂。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但没有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他想把人民送入天堂，却把人民送入了地狱。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跌落到2.5%。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二倍，1960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5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呢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四千六百亿美元，到198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三万六千八百亿美元。1949年以前的上海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市，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上海的工业化水平远远高于香港，在亚洲属于领先地位。时候人民的生活水平比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好许多。但是到1976年，上海人均GDP只有四百美元，而香港的人均GDP达到七千美元。上海已完全沦为亚洲二、三流的城市。1979年中国大陆人均GDP四百一十六元（人民币），同期台湾人均GDP一千八百九十五元（美元），按当时汇率，台湾GDP比大陆高六点八倍。1978年世界银行年底的报告中，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索马里、坦桑尼亚为伍排在倒数第二十位。夸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能造成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比如要被历史所淘汰。

特别令他午夜心惊的是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刘少奇跟他说：“人吃人，你我要上书的。”他太怕这件事上书了。有学者统计，毛时代饿死人的数目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比各朝各代两千多年饿死人的总数还多。这个数字若上了书，毛泽东还是人民的大救星吗》他还是人们心目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吗？他还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吗？他还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挥斤运斧创立的新制度，开辟的新道路，还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还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吗？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最残暴的假社会主义。每念至此，毛泽东不寒而栗。

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刘少奇和省、地、县、社各级“走资派”替他背这个黑锅，当他的替罪羊。这些人是毛的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不忠实早就被打倒了），是大跃进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饿死人的直接责任者和见证者，是老百姓最恨的人。七千人大会上，这些县以上干部不愿当替罪羊，要跟他论论责任，分分是非，逼着他作了检讨。散了会他就高扬阶级斗争的旗帜，制造党变修、国变色的舆论。当他占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制高点以后，登高一呼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各级走资派。连连得手，几年之间，他把从中央到公社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换掉了。他年复一年地宣传，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误了中国，害了百姓；是那些走资派制造了大饥荒，让老百姓手二遍苦，遭二茬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罪责，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条件，就是能忠实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扞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了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的幌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启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79页）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时继续执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女政治家。”在介绍武则天时，吹捧“武则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六万多人”，“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要做女皇已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1974年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重头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江青后党比作是“法家领导集体”。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于是，当今的吕后——江青，和上海帮的几个哥们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央政权内部的“法家领导集团”。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蜕变成为二十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毛泽东晚年患有多种疾病：下肢萎缩，双脚浮肿，行走困难；心脏病日益严重；眼睛患白内障，近乎失明。但他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党国大事最后都得他最后拍板定案。他不相信外人了，只信得过家里人，把侄子毛远新调到身边。毛远新进中南海之前是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是以准太子的身份出现的，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毛泽东对身后事的布局。从1975年10月10日起，让毛远新当“主席联络员”。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传达“主席口喻”。小毛曾说：“我随便说几句，就够他们学几个月的”。对待政治局成员好像对待下级，王洪文十分不服气，说“我到底是党的副主席”。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分析形势，他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一、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

二、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主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批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一大堆；

三、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对文化大革命，有

一股风，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

1975年整顿，路线有问题，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怎么看等等。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该不应该坚持下去？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成问题。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这一番话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如果要邓小平主政，将来他会不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虽然他说对自己被打倒受批判的事情“永不翻案”，但如果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给翻了，他自己不就翻案了吗？毛泽东决定，一定要摸清邓小平对待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态度？他叫毛远新把汪东兴、陈锡联找上，三个人一起同邓小平谈一次话，嘱咐毛远新：“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看他怎么说。”

毛远新当天就照办了。邓小平果然提出异议，他对自己不批十七年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解释是：“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对于自己二次上台以来的工作，他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整个否定文革前的十七年，把各条战线都说成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虽说可能否定一些不该否定的成绩，但最重要的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这笔历史大帐转到刘少奇头上，我老毛兴师动众发动文化大革命，绕了那么大的弯子，花样翻新的大批判搞了九年，就是要做这个文章。这个邓小平是真不开窍呢，还是硬要跟我对着干呢？毛泽东作如是想。

11月20日，毛泽东指示由王洪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这时毛对邓仍采取“拉”的政策，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只要答应这一条，邓小平就有了和江青混蛋合作的政治基础。毛泽东对邓还没死心，还想把他（她）们捏合在一起，江青监国，邓小平执政。

这对邓小平确是一次重大考验。只要他答应毛泽东的条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高官厚禄，安富尊荣，终此一生。想想江西流放的日子，用汽油去洗那些锈迹斑斑的零件，照顾年迈的继母，给高位截瘫的儿子翻身擦澡，经纶满腹，报国无门。重返政坛，不易啊！一般政治家都会屈从的，但邓小平属于大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他不否定，别人会否定的，子孙后代会否定的；三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这笔历史大帐终究要向人民作出交代的。想一人掩天下人耳目是不可能的。违背人民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他下了决心，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毛泽东的条件。话说得还是很婉转的：“由我主持写这样的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晋魏？”意思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打倒的人，你那些“战略部署”，我一概没有参加，一概不知道，我不能稀里糊涂出来给文革唱这个赞歌。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对邓小平深深地失望，乃决心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15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毛这时对邓有一种用之不放心，弃之不甘心的矛盾心理，环顾朝野上下，再也找不出一个“萧何”来了。对邓的请辞报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儿再说。”

11月24日，召开一百三十六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并宣读经毛泽东批示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要点共三条：

毛泽东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2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这个《打招呼讲话要点》发到全国。从此，持续了九个月的对文革乱局的整顿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开始。

躺在医院的周恩来焦虑地注视着政局的发展。12月28日，邓小平来医院看望周恩来。据毛毛记述：

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能否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回答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这一次交流，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第430-431页）

周恩来的问题很含蓄，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会不会改变态度，接受毛的条件，去做“辅政大臣”？邓小平心领神会，说“永远不会！”就是庄严表态，宁可第二次被打倒，也不会辅佐江青坐天下。

12月下旬，叶剑英来到三○五医院，周恩来紧紧握着他的手密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

1975年12月26日，康生病死。康生死前有一个大动作，他向毛泽东揭发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问题。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概述了此事的经过：

去年（注：1975年）夏天，大约8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的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他们转报毛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经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生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是叛徒。

康生老奸巨猾，两面投机。1975年夏天他看邓小平主政风头正劲，估计最后收拾文革局面的是邓小平。乃向邓揭了江青、张春桥的底，以求将来写历史时把他列入反后党的行列。邓小平要避嫌，说江、张的事情他不便向毛进言，要康生另觅上达途径。这才找了王海容、唐闻生。康生揭发的事情是真的。王观澜和吴仲超当时都还健在，随时可以调查取证。

毛泽东要决心处理江青、张春桥的问题，这是一个机会。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所谓“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云云，纯属欺世盗名。他借重叛徒江青把不是叛徒的刘少奇打成叛徒，而把真正的叛徒保护下来，做自己的接班人，他保护叛徒张春桥，把“亲密战友”林彪逼上绝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是受蒙蔽，不是失察，是不可原谅的。应该打破“奸臣祸国，皇上圣明”的神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毛泽东启用邓小平是为了给江青找一个辅政大臣，当邓小平拒绝扮演这个角色时，他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但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为了逐步加压，逼邓就范。

1975年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在邓小平主持下批判邓小平。“四人帮”气焰嚣张，措辞激烈，全面否定了九个月来的整顿工作。其他人跟着帮腔。邓小平静静地听，大家说完了他就宣布散会。

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他说：

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

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先谈我的思想状态。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较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当时我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着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着有些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

这个检讨，实际上是对整顿工作的辩护。会后，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并附上他的“检讨”记录稿。“四人帮”说整顿工作是“翻案”，是“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干部和全国人民不这样看。整顿工作的成绩他们都看到了，都感觉到了。这是文革九年来国民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15.1%，粮食、钢、原煤、电、财政收入比上年都有较大增长。经过全面整顿，重建规章制度，生产迅速恢复，派性受到抑制，干部群众信心大增，形势十分喜人。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顿带来的成果被彻底否定，刚刚看到希望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了不安和迷茫，突变的政治形势和新一轮的批判运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更不能紧跟。

1976年1月20日夜，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我12月20日和1月3日两次检讨，主席批示政治局讨论。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要我讲讲要面见主席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20日）晚点会议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请审阅。

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的错误和主席的教导外，实在想说说我的工作问题。批判时提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十分犹豫。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权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面谈这些问题好些。再不提会影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请予以批准。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自己不再提出，实在是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主席和中央的决定。（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第448-449页）

第二天，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20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

(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意做自我批评，而刘、林根本不愿。

毛远新汇报说：“邓小平要求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的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他自己的工作问题。”

毛泽东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试探性地问毛泽东：“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1976年一月底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他又强迫叶剑英“生病休息”，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政治局早已是毛泽东的军机处，遵旨于1976年2月2日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全军、全国县级以上单位从此，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

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汪东兴提议的，附议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让”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

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江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2月25日，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领导人会议上讲话，号召大家在“批邓”问题上转弯子，“深入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从此，批邓公开化。

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就是对着邓小平”。毛泽东既然说了江青可以“挑大旗”，她也就肆无忌惮地说：“有人给林彪写信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骨干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燃，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了。一些铁路干线重新瘫痪，交通堵塞，列车晚点，物资积压，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的局面。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的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恨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恨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八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辆不起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八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情。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脚，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两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抗战时期是一二九师政委，而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二、三、野战军并肩作战，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贺龙，伤了和一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驱走林彪，伤了和四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如果再害死邓小平。会和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闹翻。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

76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这就是毛泽东不敢害死邓小平的原因。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里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之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画，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有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

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停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在1976年8月1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江青要求讲话。本来，江青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职务，华国锋是可以拒绝江青到场讲话的，但华国锋把最后的“压轴戏”还是让给了江青。没想到江青在讲话中大放厥词，胡乱点名。不仅大骂万里（时任铁道部长），而且指责李先念是邓小平的“黑干将”。最令人震惊的是，江青竟然公开点名批评起华国锋来，说华国锋也跟邓跑。这就给与会者也给全党一个信息，她的地位在华国锋以上。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中央委员会主席：江青

副主席：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中央军委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陈锡联、丁盛

江青内定的名单值得评点的有三：一是根本没有准太子毛远新的位置，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都没有毛远新，这是违背“先帝”遗嘱的；二是把华国锋架空了，只保留一个副主席的虚名，国务院和军委，他没有任何发言权；三是张春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三个职务，掌控党政军实权。这个名单在后党内部就摆不平，蕴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

40 毛死江囚

1976年9月9日○点十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伟大的革命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毛泽东逝世。

丧仪是超级隆重的。11日至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隆重的吊唁，三十万群众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广大人民群众行礼如仪，感情是复杂的。有一部分人对毛迷信很深，他们接受了“奸臣祸国，皇上英名”的公式，许多人拭泪的场面是真实的。就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来说，对毛的敬畏多于爱戴但敬畏不是为了祈福，而是为了免祸。文革初期最崇拜毛泽东的那些青年学生，那些红卫兵小将们，南抄北打，东砸西杀，为毛泽东打倒了一大批政敌—各级走资派，当年许诺他们当革命接班人，后来才知道这个革命接班人的当法，不是到政府去做官，而是与那些成分不好的“狗崽子”一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青年人的心中充满了被利用、被愚弄、被欺骗的愤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是他们觉醒的证明。天安门追悼会一结束，在返回的路上，大多数人有一种轻松之感，好像参加完“十一”游行一样，那感情同周恩来逝世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民心的向背由此可见。

追随了毛泽东一辈子的广大中高级干部开始觉醒。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正军级）董铁城是“三八式”老干部，笔者的老上级，彼此能说过心话而不必担心被出卖。他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也转不过弯子来，亲口对我说：“党内同志希望毛主席早点走，他不死，国家没有希望。‘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他说这话时时严肃而沉重的。他说联系的更高级的军队将领对”四人帮“上台应变计划没有问。我隐约感觉到”四人帮“真的上台会有一场血战。

那时军队中还流传一首“枪杆诗”：

娘们秀才太猖狂，三起三落不应当。

谁敢杀我诸葛亮，老子打他三百枪。

“三起三落”、“诸葛亮”指的邓小平、这首诗说是出自许世友将军，我看是假托他的名义。不管版权是否属于他，这反映了军队的一种情绪——要跟“四人帮”动武的情绪。

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表文章，讲了亲历的一件事：

1976年，我在合江县城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9月10日下午。我正在乡下家里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讣告。消息来的太突然，我吃了一惊。我的邻居，六十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连忙告诉他这个消息。哪知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复一遍。他连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后毛泽东的一套做法相当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点死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果在城市，被人告发，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骤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叶老太爷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苞谷红苕都吃不饱。”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全家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合江农村属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死，为什么？以前叶老太爷曾对我讲，“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侄子邓自立在宜宾地区当地委书记，大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合江才少饿死许多人。

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有做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四川的相当一部分农民。

有一首民谣，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面子好，世界穷国齐来朝。粮食给人做工事，自己百姓饿死了。

毛泽东时代工厂好，物资奇缺都要票。产品质次只求量，反正不怕卖不掉。

毛泽东时代工人好，饭碗铁做砸不了。干多干少一个样，谁敢动我一毫毛。

毛泽东时代农民好，种植计划官管了。大寨工分大锅饭，天天开会好睡觉。

毛泽东时代学生好，无法无天把反造。阶级斗争天天讲，国家主席命难保。

毛泽东时代媒体好，党的喉舌墙头草。昨日最最敬爱的，今天口诛笔伐讨。

毛泽东时代大家好，全国人民一个脑。主席挥手我前进，刀山火海往前跑。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是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黯淡下来。“八大”形成的人才济济阵容强大的领导班子忽然全不行了，政治局常委全修了，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全修了，中央委员会79%以上被打倒了。这样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才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够资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所要达到的目的。人们看清这一切之后，深深失望，摇头叹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局。

追悼会一结束，尖锐的争权斗争就开始了。

关于接班的安排，毛泽东先后留下了三个名单，第一个名单明确江青是党的主席，后两个名单又把毛远新排在了第一位，把江青排在了第三位。究竟谁当第一把手，后党内就引起了纷争。这就需要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推举确定，江青还不能在“先王”殡天之后立即就“女皇”位，仍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就留下了变数。

毛泽东晚年多疑寡信，刻薄少恩。他没有一个亲密战友，没有一个可以“托孤”的重臣。后党集团内部首先发生了分裂。华国锋、汪东兴站出来在叶剑英为首的元老派的支持下，于1976年19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四人帮”的被捕，标志着祸乱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年3月17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批林彪、江青集团的问题。最后确定，林彪、江青集团十六名主犯，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六名已死，只列入起诉书，不审判。出庭受审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十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确定彭真为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壁、中纪委书记王鹤寿。

1979年2月，彭真获得平反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七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因此，他复出后仅三个月，就主持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是“；‘案”审判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彭真调阅了对林彪、江青集团的起诉书后其他材料后，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经过深思熟虑，他在1980年3月底的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方案的会议上提出：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件事。他认为林彪、“四人帮”的犯罪和党犯错误，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罪行和错误要分开，决不能审判党的错误。据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彭真曾多次找他到家里谈话，强调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党的路线错误分开。路线错误是党犯的错误，不能审《我的一张大字报》、九大决议等问题。

这就是说，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的旗帜表面上不能倒，不能丢，但又要让千千万万受害者和中国人民出一出十年的恶气，让毛泽东的威信扫地以尽，从今以后再没有阻止改革开放和左右党的路线政策的影响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审判毛的未亡人江青，让江青代毛受过是最妙的办法。这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中国政治的矫情.京剧里有一出戏叫《打龙袍》，是说皇帝犯了错误，但不能责罚皇帝，用打他的衣服来代替。这次审判是演出现代版的《打龙袍》。幕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台前的审判官，台下的阶下囚，旁听席上的文革受害者们，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又都激昂慷慨地坚决否认说不是这么回事。

根据彭真提出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于1980年9月29日决定：

一、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

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为副庭长；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进行检察起诉。

公元1980年11月2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永志史册的日子。这天下午三时，在北京正义路七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九亿人们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

这是全国人民期望已久的一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这是中国人笃信的格言。为了等待这一天，中国人民走过了心惊胆战、苦难艰险的十年，付出了沉重而巨大的代价。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法庭庄严肃穆，审判台灰色幕布中央高悬的特大国徽，天安门上方的五颗金星闪耀着耀眼的光辉，使人感到今天的国徽特别神圣而威严。

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百八十名旁听代表分别在一楼和二楼的旁听席上就坐，其中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贺龙夫人薛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还有许多遭受江青迫害的三十年代文艺界人士。王光美回忆说，1967年夏，刘少奇曾说过：“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他的这个信念终于实现了；受尽迫害的贺龙多次向薛明说过：“林彪、康生、江青等，不是好人，他们没有好下场。”今天他的预言也应验了。当时传抄一首《好了歌》据说是赵朴初所作，颇能反映人们的心情，今照录如下：

好了歌

——《红楼梦旧曲新编》

受审公堂，当年趾气扬；今日惶惶，曾醉歌舞场；横行十年露锋芒，栅栏今却在铁窗上。说什么人正红、屁正香，为何炎日又降霜？昨日四人聚谋藏密室，今朝万民声讨遍城乡，钢满箱，帽满箱，到处扣人人遭殃；整人嫌人命太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巧伪装，原是叛徒装贤良。厌膏粱，听不见怨言在城街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铁枷扛；能绕三寸舌，却断九廻肠。乱哄哄你吹我捧闹登场，反诬他人野心狼。甚荒唐，撕下来只有一层马列外衣裳。

本书作者释：毛泽东曾批评江青开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到处整人。

法庭人员均已入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坐在审判席前排中央，他的右边是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后边是特别法庭全体审判员，他们都身着藏青色毛料制服。坐在左侧的，是出庭支持公审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后面是特别检察厅的全体检察员，他们均身穿灰色毛料制服。审判席两边分别是法庭书记员席和辩护人席。四名身着蓝色新制服，身材魁梧的法警分列两旁。

今天出庭的辩护律师是：甘雨霖、韩学章、张思之、王舜华、王克昌。

下午二点五十六分，书记员郭志文向庭长江华报告：“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已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下午三时整，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过，法庭强光灯齐放，光明耀眼，法庭一片肃穆。庭长江华威严地宣布：“现在开庭！”

十名主犯被押进被告席上的铁栏里，左起：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恰在正中。

下午三点十八分，计划庭长宣布宣读起诉书。

法庭上下一片肃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史进前交替宣读了长达两万多字的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四大罪状四十八条罪行。

起诉书宣读完毕，庭长江华宣布：对本案的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第一审判庭在公安部礼堂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五名罪犯；第二审判庭在空军俱乐部（现空军学院）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五名罪犯。

庭长江华在法庭上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规则》，告知他们：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取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被告人有辩护权和最后陈述权。

1980年12月23日，第一审判庭开庭继续审问江青诬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

法庭出示江青犯罪的证据，幻灯放映了几张照片：一位老干部头上戴着六十斤重的铁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彭真死党”的牌子，跪在地上，正在任人凌辱殴打—这是在批斗张霖之。

法庭陈述说：张霖之是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12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诬陷他是“彭真的死党”。张霖之在被关押的三十三天中，据有记录可查的逼供、审问就多达五十二次。1967年1月21日，张霖之被迫戴着铁帽子，举着牌子，在北京矿业学院校园内外游斗。晚上又遭刑讯，身上被打伤三十多处，头部被打露出骨头，当夜就含冤惨死。

谁都知道毛刘决裂最后摊牌时的争论，刘少奇问：“谁是走资派？”毛泽东答：“张霖之就是。”是毛泽东“钦点”，使张霖之成为红卫兵第一批冲击对象，最后被活活打死。江青是在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咬谁。”

如今只追究走狗的责任，不追究那个发纵指令的人的责任，显然有失公道。

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办事的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起诉书中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罪证，证明林、江勾结，好像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林彪心血来潮委托江青搞了这么个文件。《纪要》的主题是“专政论”说什么“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相结合。”1967年第九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要》的贯彻执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林彪、“四人帮”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理论根据，打着所谓批判“文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打成毒草，诬陷、迫害、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全国文艺界受害的人数无法计算，仅文化部及直属单位就有二万六千多人被诬陷；祸及教育界，建国十七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也被全盘否定了，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十七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教师就有一十四万二千多人。

事实真相是：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审阅三次，亲笔修改十一处，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文件的名称原来是《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样一改，文件的分量就提上去了。经毛批准认可，作为中发（66）211号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发至县团级。

起诉书指控江青、康生勾结迫害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说1968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江青、康生等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从组织入手，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了审查，把其中许多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对！毛泽东在本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做叛徒、内工贼的结论，永远开除出党。如果按照民主程序办事，八届中央委员会肯定通不过，这才需要先对中央委员会动大手术，使其中的多数人不能到会，换上新选的革委会主任和造反派头头滥竽充数，以便毛泽东为所欲为。不是江青和康生，是毛泽东要给八届中央委员会大换血，江康只是执行者。

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亲启的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江青这时是个普通党员，九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康生是把她当作皇帝的代表——皇后来伺候的。没有毛泽东的指示。她（他）们俩敢办这种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大事？

名单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八十八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要考查的”二十九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迫害，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三名中的70%左右。他们是：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肖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芳、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维三、徐海东、萧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立、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璧、欧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建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诘伯、廖志高、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共一百二十三名。

打倒一百二十三名中央委员，居然说是背着毛泽东干的，这可能吗？

毛泽东晚年心地阴暗，虚伪狡诈，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把坏事做绝，又希望万古流芳。封建王朝老皇帝要传位，废立之争往往引起流血冲突，但这局限在宫廷范围内，与百姓无干。毛泽东要废刘少奇，立江青或毛远新，这么简单的事，他把它搞得比春秋战国还要复杂。他要以革命的名义搞帝制，实在说不出口，说出来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用一篇一篇的革命理论，一次一次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一套一套的阴谋诡计，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把全党全军和十亿人民“运动”起来，晕头转向地跟着他走，妄图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不能永远为尊者讳过，时至今日，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毛泽东的卵翼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江青后党，一个婆娘几个秀才，没有毛泽东在后面撑着，怎么会有摧毁全党搞乱全国的能量？！江青在与公诉人江文对簿公堂时有惊人之论。江青说：“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那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论100%都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只有这几句是实事求是的，是说明了事实真相的。盘踞金字塔顶端作威作福，破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各级领导干部，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不止是那四个人，而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

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了如下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判处我发现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从此，江青开始了漫长的、永无出头之日的牢狱生活。江青在秦城监狱呆的地方就是彭真多年住过的牢房。让毛泽东的未亡人活着，就是为了羞辱那个躺在纪念堂水晶棺里的毛泽东，让她偿还毛泽东所欠下的罄竹难书的孽债。

1989年11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过软禁生活。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护士陪同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加强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表示她对毛泽东的怀念。“李”是江青的本姓，“润”是毛泽东早期使用的字，“青”则是江青的“青”。

5月13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她叱咤风云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权势，荣耀，享受，风光无限。如今，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政治舞台的迹象。今昔的反差使她气愤、悲哀、绝望。5月14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江青从卧室来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栓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将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以便将头伸进手帕打成的绳套里，接着又踢开垫脚的被子等物……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两脚悬空吊死在铁架上。其他的护士和医生闻讯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差一点成了中国女皇的毛泽东的妻子，在她七十七岁的时候离开了被她捣乱了十年的中国。当天下午，李纳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李纳不同意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纳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官方发表了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关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透露了一个数字：

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者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治理国家的总成绩单。

1992年春，香港《镜报》报道，北京市某宣传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采用问卷笔答方法，让被调查者写出自己最尊敬的十位领导人，按照获选票高低排出的前十位是：

一、周恩来，获选率100%；

二、邓小平，获选率97%；

三、邓颖超，获选率90%；

四、刘少奇，获选率88%；

五、朱德，获选率84%；

六、万里，获选率835;

七、胡耀邦，获选率80%；

八、杨尚昆，获选率78%；

九、江泽民，获选率76%；

十、 彭真，获选率72%

答卷中提到毛泽东的不到2%，看到这里，笔者心中有些茫然，甚至觉得难以置信。怎么？文革中地动山摇地被亿万人民三呼“万岁”的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竟跌落得这么惨么？然而这是事实。细思之，也在情理之中。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视人民为刍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全党为敌人，犯了滔天大罪，民心党心的变化是必然的。回想文革十年，兴师动众，开动全国的舆论工具，辅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结果呢，历史才过去了十五年，文革中被打倒的两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获选率97%，刘少奇获选率88%，大批判的幕后主持者毛泽东获选率不到1%。正是：一时是非在于力，千古是非在于理。刘少奇临终前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信哉斯言。人民既已觉醒，继续把毛泽东的肖像悬挂在天安门，继续把毛泽东的遗体作为神物供奉在纪念堂，就有些落后于群众了，应作妥善处置，使我们的国家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次民意测验有一点值得注意。人民群众是把共产党和毛泽东作了区别的。并没有因为毛泽东威信骤降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任。选出来的前十位最受尊敬的领导人，还都是共产党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要把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寄托在维护毛泽东错误的基点上，改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共产党才有执政的合法性，改正得越多，合法性越大，全部改正了。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有了全部合法性。

团结资产阶级 建设社会主义

——《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

本文指要：

解决公平和效率这一对矛盾的瑞典经验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全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误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由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三大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不平等，建立劳资双赢的和谐社会。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讲团结时不忘为工人和全社会谋福利，不允许资本家对社会进行统治：讲斗争时不损害私有制，保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者保证相对公平，社会和谐：后者保证绝对效率，经济发展。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双赢的结局。

2002年11月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提出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自提出“三个代表”以来，为防备“左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其深刻含义没有为广大人民所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新意是：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各级地方官员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敢于在本地区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敢承认这是发展资本主义。年轻创业者陆诒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因为违背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把“资本家”三个字上了企业名称，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论证“资本家”的非法性。法院一审判决维持被告决定。僵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阻碍着中共的纲领路线与人民的沟通。本文要把在中国现阶段可会意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彻底敞开说一说。

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产力维持生产线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平衡地运转；先进生产力要打破旧的平衡，创造新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使生产上一个新的台阶。工人是生产力的代表，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这是被生产力的发展史所证明了的。

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初期，反对一种织带子花边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这种机器是在德国发明的，它能同时织四至六条花边；但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制了这项发明，并派人将发明者处死。1629年，荷兰莱顿工场主采用了这种机器，引起花边工人暴动，迫使市政当局下令停止使用这种织机。荷兰国会还通过了禁用织机的法令。1676年织机传入英国，也引起了织工骚动。1685年2月19日，德皇颁布敕令，为了社会的稳定，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当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了一家风力锯木场被民众捣毁。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十万名由它所造成的失业者焚毁了。五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发明的梳毛机和梳棉机。1779年兰开夏的工人展开破坏机器的斗争参加者达八万余人。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以英国诺丁汉的“卢德运动”为代表，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了大规模地破坏机器的运动。卢德是一个失业工人领袖，他带领自己的弟兄们疯狂地捣毁机器，直到政府武力镇压才遏制住这个破坏的狂潮。

青年恩格斯在考察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业区之后，对科学技术的结晶—机器进入生产领域是持否定乃至反对态度的。他义愤地指出：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越大，工人失业的就越多。因此，每一种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0页）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计。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些，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却一天天地被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机的普及推广，把八十万熟练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大量的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44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的就业，保持工人的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胎记。据《资本论》记载：当时“英国五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二亿人，这当然不是说纺纱机排挤了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二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大量增加工人人口。”（《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434页）1870年英国总人口是二千一百万，如果只靠人力纺车，不仅工人一个不会失业，加班加点一辈子也干不完；就是从国王到臣民都去摇纺车也干不完二亿人的活来。有了纺纱机，五万人能顶替二亿人，生产率提高了四千倍。英国的国民收入，十八世纪末叶是一亿二千万英镑，1870年达到十二亿镑，增加了十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发展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着物质基础。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不是工人。在由机器和工人的辅助劳动合成的生产力中，工人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他们希望在生产劳动中维持现状，挣稳定的工资，过稳定的生活；害怕由于机器的改进或新机器的发明被迫改行甚至丢掉饭碗。工人们本能地仇恨新机器，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新机器、新技术被普遍推广使用后，先进生产力就变成了普通生产力，更高级的新机器、新技术又在发明中。于是，工人们又去反对那些将要发明出来打乱他们甫告平静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更高级新机器和新技术。先进生产力是个相对的、变动的概念它永远同工人的既得利益处于对立地位，但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又寄托在生产力无限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的无限增加中。过去我们一直宣传工人阶级与大生产相联系，是最先进的阶级，理所当然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资本家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俈。这是不正确，是既不符合历史，又脱离现实生活的。股份制使生产的规模可以无限地扩大，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和平演变，在保留私有制的条件下把资本家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了，经理或厂长成为企业的灵魂，但资本家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组织形式监督企业的营运和掌控企业的发展，这就避免了那种因“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浪费无人过问、亏损无人负责的国营企业弊病。在这种制度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科学技术外化为各种不同用途的机器设备，“变成一种独立的劳动生产力”。（《 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365页）机器设备虽说是手工工具的进一步发展，但它同工人的关系与手工工场时期工具同工人的关系不同，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手工工场时期，工人是劳动劳动的主体，工具是工人身体的延伸，是起辅助作用的配角。当然，机器设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的发明创造，是科学家、工程师们艰苦劳动的结果，是这些科技人员赋予了机器设备“人”一般的生命，我们可以把越来越自动化的机器设备看作广义的机器人，所以机器设备也具有劳动者的意义，它是一种以化身形式存在的劳动者，机器设备本身是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先进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当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时，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就逐渐缩小范围直至完全不起作用了。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经济生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科学技术人员的创造发明是先进生产力的源头活水，但停留在这一阶段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形不成现实的生产力。从前述花边织机的遭遇可知，要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件阻力重重的事情。最热心、最积极、甘冒风险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是受超额利润驱动的资本家，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打倒的资产阶级是把科研成果引入生产线的推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认识和承认这个结论十分重要，资本家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的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的推广普及者。现代的一些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一些托拉斯，为了研制新产品，都设立专门研究机构，把引进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看做是企业的生命线。新产品比起老产品来物美价廉，只有拿出新产品来，才能取得高于本行业平均利润的额外利润。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会在一定时期内给这个企业带来额外利润；但同行们很快就会起而效尤，使整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普遍地提高起来，又把利润率扯平，进而使平均利润率下降。这时又有新企业拿出新产品来，追逐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额外利润。社会生产力就这样在竞争中不断地提高。一百五十年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步，新产品目不暇接地涌现，社会财富无止境地增加，资本家或资产阶级都是首功。

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是以生产不大发展、社会财富匮乏为基础的，它将被先进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消灭贫困的正确途径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先进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面才能得到充分地发展。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曾经是共产党员，现在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他在2003年8月访华时接受《环球》杂志专访，谈到罗马尼亚与西欧的差距时讲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在罗马尼亚当总统不如在德国当失业者，因为一个德国失业者每月的救济是二千三百马克，罗马尼亚总统每月的工资是一千二百五十马克。”德国能给失业工人发放高于罗马尼亚总统工资的救济金，是因为没有按《共产党宣言》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在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解放的新的含义和新的道路。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阶级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市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三十岁，恩格斯二十八岁。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不能超越曼彻斯特资本主义这个原型给他们带来的历史局限性，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错误地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一种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想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运动。恩格斯宣布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以此为题目写了一本小册子。但所谓的“科学”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是目标的现实性，其目标中的空想成分，并没有改变。“科学社会主义”成了“暴力社会主义”，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党人。这些伟大使徒们的错误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标的现实性混为一谈，把手段当作目标，把形式当作本质，殊不知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他们高扬“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手段的有效性实现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目标的现实性幻灭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从1945年到199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四十五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这四十五年是两种制度和平竞赛的四十五年。四十五年的比较，谁优谁劣？谁代表先进生产力，谁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谁用大话和空话欺骗了民众？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社会主义制度首要的一条就是没收私营企业，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1945年开始，东德的企业主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向西德逃亡。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制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1961年跑了二百七十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

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的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的反思。（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说“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率更高的一种形式”是欺人之谈。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在国营企业干活时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四十五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4—125页)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依靠力量，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我们一直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偏见：说是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二十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制度性的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职工工资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 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五百八十二元下降到1978年的五百四十九元。（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剥夺资产阶级，保留了私有制。从1951年到1973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暴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的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个不能消灭的阶级，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最根本的教训。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

1836年至1852年，德国有一个密谋起义的工人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思想领袖、裁缝魏特林“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9页）这是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因理论不完备，同盟会求助于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虽然震撼了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却没有为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恩格斯后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宣言》“虽曾被译成法文、英文、法兰德斯文、丹麦文和其他文字，但是它对其他民族却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梅林着：《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396页）“从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决时起，便结束了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41页）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德国工人运动第一阶段从此画上了句号。

1849年欧州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恩格斯：《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页）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改变曲高和寡的状况，1852年11月17日解散了共产主义同盟，他们没有建立共产党，转而支持拉萨尔领导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上的重大转变，由共产主义者向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重大转变。在他们指导下，1869年8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这个德国工人运动第二阶段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阶段。

为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李卜克内西解释说：

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一样。民主的国家，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成的社会唯一可能形式。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呼，包含着我们的纲领。（《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七、八页）

此后，欧洲国家新建的工人政党都叫做社会民主党（个别的叫工党），而不叫共产党。

恩格斯在1894年1月26日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屠拉梯的信中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字，将《共产党宣言》作了重要修改。

原文是：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479、502页）

修改后的文字是：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15页）

这一重要改动表明，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者”才是无产阶级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人”没有被欧洲工人运动所接受，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自从1864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以后，在马克思起草的各种文件中，“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便被“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马克思不再拘泥于暴力革命，提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有两条道路：

在新堡和巴塞罗那，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的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不良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1871年7月3日《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638页）

1871年巴黎公社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血战后，欧洲大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普遍采取了让步政策，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看到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多次发表关于和平过渡的意见，使他们的学说更全面、更能反映欧洲国家的实际生活。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告诉国际工人协会荷兰支部的追随者和工人们：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179页）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二版，第504页）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捁。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

这就是在教科书中我们常讲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股份公司出现之前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除了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剥夺剥夺者之外，社会生活还没有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别的方法。这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一卷时的历史局限性。股份公司打破了垄断，创造了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相匹配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占有形式。马克思不是抱残守缺、维护过时论断的“权威”学者，而是对历史负责任的革命家。在研究了股份公司之后，他马上作出了新的结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

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这就是股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时所设想的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形式，是让每个人都能占有一定的企业股份，具体地讲，这种公有制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股份私有制来实现的，是以全民持股制为实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化。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恩格斯认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0页。）

政治上，英国、美国、德国等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逐年增多。1893年恩格斯说：“如果选举到1895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三百五十万张选票。全德国的选民是一千万，其中参加投票的人数平均是七百万。如果在总数七百万选民当中有三百五十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9页）工人阶级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权成为可能。恩格斯甚至预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十九世纪末就可能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使命。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过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六月出版。

经济上的股份公司——马克思认定：这是“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但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用股权分散的个人所有制代替寡头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政治上的议会道路—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关，而是通过选举进去掌握它，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虽没有明确写成文字，但已勾画的轮廓分明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将会有很大的意义：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要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年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籍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利用来对这些结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95，603，607页）

说完这些话还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中就有了两条社会主义道路：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是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资本论》第三卷和《“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是摒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

恩格斯逝世前，指定他的忠实学生倍倍尔、伯恩斯坦为他的着作的遗嘱执行者。伯恩斯坦发挥了恩格斯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在于“民主”，而不是“专政”，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靠“暴力革命”进入社会主义。1898年和1899年，以伯恩斯坦发表着名的《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为标志，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开始反思以往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忠实地执行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遗教，以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正宗，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实行以职工持股、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办法，体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社会民主党人尊重马克思主义，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枷锁，一切从实际出发，广泛吸收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改良社会的先进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1951年6月20日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了国家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通过了基本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通称《法兰克福宣言》）。这个纲领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法兰克福宣言》认为：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失，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即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了，而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是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团结资产阶级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运动。代表们把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看作是“1864年在卡尔?马克思参加下成立于伦敦的那个国际组织在历史上的新阶段”。

列宁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将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说东方经济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这里首先取得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十月革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胜利大大加强了暴力革命派的地位，列宁另树旗帜，1918年1月18日，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改名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暴力革命派攻击“和平过渡”是修正主义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而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则是“创造性地发展”。

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恩格斯在晚年是厌弃布朗基主义的，他说：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580-581页）

列宁及其继承者斯大林发展了布朗基主义，把对一个国家的领导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共产党专政，把共产党专政变成了党的领袖集团的专政，把领袖集团的专政变成了最高领袖一个人的独裁（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奠定了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体制。这种极权体制窒息了社会的生机，也窒息了执政党的生机，导致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全面衰退。前苏共党员、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语中的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1995年8月10日答记者问）

两条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一个世纪人类的选择，当暴力社会主义由于固有的理论阙失以及在传播中扭曲变形，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造成国家权力异化，专制独裁，官员腐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失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十月革命的灯塔熄灭，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消退之后，原是社会主义运动一个支流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条道路不是宏篇巨着的经典文献，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理想，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他们凭藉议会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经济、社会市场机制和福利保障制度这四大法宝，成功地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接，在西欧和北欧建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考茨基说：

社会主义也只能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职能发挥得愈好（资本主义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构成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就愈容易建立。

那种认为为了建立完全新的社会大厦，必须把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消灭掉的说法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种消灭旧东西的做法只意味着消灭新东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它不是为新东西创造条件，而是强迫我们再一次重新建立旧东西。它不是使我们前进，而是使我们后退。（考茨基：《唯物史观》第一卷，1927年德文版）

这就推翻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打碎旧世界，同一切传统的东西决裂、在“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左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年4月16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的见证下，欧洲联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的局面的终结。欧盟的魅力来自入盟国人民对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认同。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标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历史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地、理性地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该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的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

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营运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势不两立的劳资对立，有识之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既是美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美欧巩固同盟国关系的要求。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把效率和公平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

会议公报强调：

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阮宗泽着：《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290-291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六十一名民主党议员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简称DSA,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政党，但结合了许多左翼组织。DSA是社会党国际（Socialists International）及其附属青年部（Young Democratic Scocialists）的成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后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具有能增不能减、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点，谁削减社会福利谁丢掉选票。工人和普通老百姓是能够通过投票阻止不利于自己的政党上台的。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2000年冬，布什、戈尔竞选总统的时候，记者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根时代的主要经济顾问弗里德曼，这位八十八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大师出语惊人：无论布什还是戈尔入主白宫，“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如果布什掌权，可能溜得慢一点，戈尔掌权，可能溜得快一点。（《南方周末》2001年11月8日第十五版）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力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社会革命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为一千五百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一千至一千二百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一千八百至二千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达八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当过德国社会民主党顾问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J.A.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资本主义将向社会主义进化。他的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劳资关系的变化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论点、经理阶层作用的突显将导致资本家退出生产经营舞台的论点，都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引用和阐发。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的完整表述，被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奉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曼彻斯特那样压迫工人阶级的老资本主义社会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经过社民党的能力，不断改良的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部分都付诸实施了”。这种已经变化的社会，在社民党执政事情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其他党执政时期是新资本主义时候。这里举一些数据说明这一点：2004年，政府财政总支出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政府是42%，英国政府是49%，加拿大政府最好，是52%，中国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开支的比例是多少呢？7.4%。就教育而言，中国一年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才一千五百亿元，而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九千亿元。2005年12月7日《报刊文摘》报道：公车一年花销三千亿元，“远远超过我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医疗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在一百九十一个国家中排名一百八十八位。唯独行政管理费开支，中国“赶超英美”：从1978年至2003年的二十五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八十七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而英国占4.19%，美国占9.9%，加拿大占7.1%。我们还好意思讲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本质永不变，只有我们中国才是社会主义吗？还好意思讲资产阶级政府都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只要中国政府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还好意思讲我国那些更多统治色彩、更少服务色彩的官员特权是由于学了美国、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吗？应该有勇气承认，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在为百姓谋福利方面，比中国政府做得好！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在清正廉洁方面比中国官员做得好！中国离民主社会主义差得远！中国的执政党一个向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执政党学习，民主执政、廉洁执政，扎扎实实地为全体国民谋福利，从善如流地完成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这种和平演变将使百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福利，使官员丧失了越来越多的特权。以“保卫革命成果”的名义抗拒和反对这种演变，所“保卫”的不是百姓的福利，而是官员的特权。这种和平演变不是输给了杜勒斯，而是输给了恩格斯；不是输给了帝国主义，而是输给了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平、理性、建设、不输出革命，不强加于人，没有批判的锋芒，只有示范点魅力，不损害任何阶级、阶层的利益，不威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所以它赢得了全世界的青睐。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

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放宽自由，而社会主义的恐惧也使资本主义增加平等，东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东方，不久两者就要碰头。（《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1卷【下】第1180页）

历史正在这样发展。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走瑞典人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由于极左理论长期灌输造成的干部队伍中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精神状态，邓小平派出许多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考察的地方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他非常重视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和经验。许多到过西北欧的高级干部不由击节三叹：“人家这才叫社会主义！”

英国是个什么国家？我们定型的认识是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工党领袖艾德礼成为英国首相，他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国有成分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入的五分之二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老年、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尊重英国工党领袖的自我陈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工党政府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制，对英国和欧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后来保守党执政并不改变工党的社会福利政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队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经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的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照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九十一元，电梯工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八十六元。王震那时的每月工资不到四百元，周工资不到一百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六分之一，电梯工周工资的八分之一。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拙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对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那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75—176页）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四十二倍。

据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较全面考察，我参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访问后期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王震对英国的评论在驻英使馆引起了震动，也促使大家更加关注英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状况。”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一位市委书记访问了瑞典，回来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者；人家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这位市委书记对“人家”搞的那一套，有些羡慕，又有些迷茫，为了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敢承认“人家”搞的是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正在推行《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试图让工人占有企业的股份，成为有产者，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法案》规定：每年从资方超出五十万克朗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给本企业职工设立的基金会，再将资方为职工代缴的养老金增加1%，就能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成为股东，成为有产者。据《法案》的设计者麦德内尔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百分之十至十五，转移到职工名下的“雇员投资基金”可在二十五至三十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随着“雇员投资基金”在企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可以从经济制度上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私人资本构成，实现社会民主党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理想。通过“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部分所有权。这并不是为争取选票糊弄工人阶级的甜言蜜语。1982年社民党竞选胜利，社民党主席帕尔梅正是在台上执政的首相，而社民党在议会又是第一大党。所以，尽管资本家反对，1983年10月4日以六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第一年提取十五亿二千四百万克朗，1985年提取了十二亿三千一百万克朗，1986年提取二十七亿一千万克朗，三年累计工人股份基金五十四亿六千五百万克朗。瑞典民主社会民主党实行“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的政策是真的，他们把这一政策叫做“基金社会主义”。1991年保守党等四党联合政府上台后取消了雇员投资基金，这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严重斗争；但这时候工人阶级已普遍成为本企业的股票持有人，尽管是小股东，在1994年的大选中瑞典民主社会党以百分之四十五的得票率夺回执政地位。社民党上台后，没有再恢复雇员投资基金，推出科技福利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以及社会公平来说至关重要。为了纠正现存的社会不公平，公平的分配受教育的机会比事后再分配社会财富更有效。瑞典社民党不屈不挠地为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三位国际领袖照片：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尊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导师。第四位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布兰亭。瑞典社会民主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科学理论。同所有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其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1920 年，瑞典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下台。由于政治上存在优胜劣汰的民主选举机制，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自身“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的内在弊病而被自然“劣汰”了。民主政治机制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错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管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年再次上台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四十四年！

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创新方式来解决企业的劳资矛盾问题。摒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国有化政策后，致力于劳资妥协。1936年，工会联合会（LO）和雇主联合会（SAF）开始进行谈判，到1938年双方签订了“萨尔茨耶巴登（Saltsjobaden Agreement）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机构等等，对企业主的管理特权作了一些限制。协议规定双方代表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为期一至三年的协议，共同遵守。如果协议到期以前两个月内，双方中任何一方没有提出异议的话，就继续有效；如果一方提出异议，争执不下，达不成协议，就由政府指派一名调停人介入谈判，促成问题的解决。这个协议被认为是瑞典劳资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劳资协调合作的新时代，对以后瑞典社会关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76年又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废除雇主联合会章程的第32款，就是原来由雇主单独决定问题，改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工会有权参与决定投资、生产战略等过去由资方单独决定的问题。其要点是：（一）企业主在决定对企业经营作出重大改变之前和决定雇员劳动条件以前，要和工会进行谈判，工会可以要求对任何其它问题，举行地方一级的谈判或中央一级的谈判，这种要求一经提出，企业主就应推迟作出决定或推迟决定的实施，直到谈判结束为止。（二）要求企业主将经济技术情报以及人事政策的指导原则，经常向工会通报。（三）工会有权查询帐目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文件。《劳动生活共决法》大大提高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

瑞典工人阶级队伍共有四百二十万二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产业工人有三百万，体力劳动者百分之九十都参加了瑞典工会联合会；白领人员另外组织“中央职员组织”，有七十万人。瑞典的中央工会联合会是最大工会组织，有二十五个分会，二百五十万会员。三十多年来，每次大选，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工人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它是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和坚强后盾。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在工人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二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出身产业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议员本身过去就是产业工人，这个比例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例都大。

瑞典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比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多四倍，瑞典的机械设备甚至高出十四倍，它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瑞典的工业企业92%都是私营的。国营企业的比重并不影响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全部交通、能源、卫生、教育等公用事业，大部分采矿、炼钢、造船业，一个最大的银行，共同组成一个由每个部门行业参加的全国企业委员会，职工达一百四十万。社会民主党在教育、卫生、环保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不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而是由公共部门来管理。瑞典的学校全部是国立的，没有私营的，医院也没有私营的，教育卫生部门没有盈利任务。

瑞典的农业基础是十一万户家庭农场，所雇佣的农业工人只有一万二千人，主要的重担落在农场主机器家庭成员身上。瑞典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8%，而从事农业加工、储存和食品生产的人员则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多三倍。瑞典农产品自给绰绰有余。粮食、肉类、油类等有30～50%的剩余，出口给波罗的海国家。瑞典也有合作社组织，是为家庭农场服务的。每个农场主可以同时参加几个合作社，比如种子合作社、奶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等等，社员自己推选领导机构。农民有自己的组织—瑞典农场主联合会。国家向农场主联合会协商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国家和合作社之间签订经济合同。国家在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的利润或降低消费者的支出的时候，才对价格的形成进行干预。这时国家往往要从国家预算当中拿出数十亿克朗用来补贴。国家通过经济政策，扶持小农场主，“管束”大农场主。

2002年瑞典人均GDP为二万五千四百美元。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一个瑞典公民，从出生到十六岁，一直享受政府给予的未成年补贴，生病享受医疗保险，上学从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到高校都不用交学费，成年人就业后又纳入了社会保险体系，直到耄耋之年进入养老院，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瑞典是个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收入最高的10%国民与收入最低的60%国民，税前收入差距有的高达一百四十四倍，政府这个平衡杠杆竟做到了税收后人的绝对平均差距是三倍。目前产业工人的月工资是二千美元。，教授的月工资是四千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积四十平方米，四分之三的家庭有汽车。瑞典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制，也就是收入越高，赋税越重；收入越低，赋税越轻，远远低于穷人所享受到的福利。瑞典的高赋税是一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制度，它保证了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有效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实现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瑞典是个最廉政的国家。据一位瑞典检察官说，三十二年没有一起官员贪污受贿案件。“透明国际”每年都按各国政府的廉洁程度进行一次大排行。在2002年排行榜上，瑞典排在第五位，满分为十分，它得了九点三分。瑞典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首相绝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国家配备的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不允许使用公车。整个社会和谐安宁，是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瑞典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社会福利制度以及阶级合作政策是独特而成功的。英国学者库尔特?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瑞典：“人们常把瑞典看成异乎寻常的国度。因为她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发达的福利政策，劳动市场的安稳与和谐，和平政策，一致与妥协。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国家。”（《瑞典社会发展300年》，第225—226页）瑞典模式包括以下要点：

A. 瑞典社会民主党恪守民主宪政，但依靠自己的政策正确和人民拥护，连选连任长期执政，主导社会进步，实现自己的纲领。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1917年大选后参加联合政府，1920年单独执政。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通过竞选，一次一次地得到选民的认可，从1932年到1976年，曾连续执政四十四年，短暂在野后又重新执政，把瑞典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公正、最廉洁、最稳定的国家。

B. 解决公平和效率这一对矛盾的瑞典经验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全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误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由于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三大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不平等，建立劳资双赢的和谐社会。

C.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自由、平等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团结的社会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2001年11月6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讲团结时不忘为工人和全社会谋福利，不允许资本家对社会进行统治；讲斗争时又不损害私有制，保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者保证相对公平，社会和谐；后者保证绝对效率，经济发展。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双赢的结局。

这就是“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雏形。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政治上主张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经济上保护私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毛泽东这时已经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他说：

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1944年3月22日《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据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回忆：“1944年8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再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目的。因为他们这时相信：‘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谢伟思：《在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

到“七大”时，毛泽东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路透社记者问，“自由民主党新中国”如何解说？毛泽东回答：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7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带有很严重的自由主义色彩，一下子就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中间势力吸引过来了，这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借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2004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私财产有制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是因为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团结资产阶级，不是支持它“剥削”，而是把它作为经济管理层使用，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作出贡献。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一定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平、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要把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和谐地、理性地进化过程，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在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共同富裕 不是剥夺有产者，而是让工人、农民富起来，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工人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这是政治长期稳定的关键，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出口总额在GDP中只占20%，而GDP中80%要由“内需”来消化。如果没有本国广大农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在本国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所以中国对“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这次修宪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相衔接，意义重大。过去纠“左”，每次都是在承认“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这次修宪，从根本上纠正了暴力社会主义的错误，回到了建国时的政治基础—和资产阶级合作。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根据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修改宪法，是对《共同纲领》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继承和发展表现在：

(一) 恢复我们建国的政治基础，承认和保护私有制，恢复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

(二) 承认民营企业家（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是暂时允许存在，若干年后就要被消灭的剥削阶级。

(三) 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民营企业代表新建的生产关系，对他们不再是利用、限制、改造，而是鼓励、支持、引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重新评毛，此其时矣！

建国以后，毛泽东最大的失误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急于实现建立大同社会的梦想。他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以宣传加暴力实施社会改造。《共产党宣言》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暴力社会主义模式。从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二十年是民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也是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草率形成、恶性发展和彻底崩溃的二十年。

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有伟大功绩，起了历史作用的；但又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即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所遗留的“纠左“不彻底性。

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会上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邓小平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议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这一代走后，做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这件事过去了十三年，党内外都有强烈的呼声，重新评毛的时机成熟了。

《决议》最大的后遗症是肯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给了它一个历史正统地位，从而使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背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原罪。从实施“包产到户”到把保护私有制写入宪法，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突破“三大改造”的框框进而完全否定它的历史。为了和《决议》保持一致，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要“打左灯，向右拐”，步履蹒跚，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战战兢兢地领导着这个国家。

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决议》为根据写出的《毛泽东传》，仍然肯定“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上卷第461页）给回归“左”倾路线、推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左派”看来只要你承认这个“空前的创举”，改革开放就是“背叛了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大大鼓舞和增强了他们推翻改革开放新政的信心。这像一把利剑悬在民营企业家头上。许多做大的民营企业家把总部移往香港或境外，表明他们的惶恐和疑虑，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近些年国内众多民企借道英属维尔京等国际避税地纷纷“外资化”，摇身变为境外企业后转而收购境内企业。整个面积仅一百五十四平方公里的西印度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超过了美欧发达国家。

2005年4月16日李成瑞等七十三名“左派”上书中央总书记，提出所谓《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建议》，采用拉胡捧毛贬邓批江的策略，分裂党，企图全面恢复毛泽东的极左理论和极左路线。配合这种要求，“左派”网站发表大量文章，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把那个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年代描绘成世外桃源。说改革开放把事情搞坏了，鼓吹回到毛时代去。

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在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声名狼藉，彻底破产；现在最重要的要把毛泽东时代的真相告诉青年。

改革开放是对“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条极左路线的否定而不是对它的继承。划清这个界限改革开放路线才有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的历史正统地位。维护毛泽东的错误既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

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拨乱反正前夕，消灭私有制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全国人民的绝对贫困化。这期间中国搞了二十年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每次运动都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哪步田地呢？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呢？从吃的方面看，1956年人均消费粮食四百零八斤（市斤，每市斤合半公斤），1976年为三百八十斤，减少二十八斤；食用植物油1956年人均消费五点一三斤，1976年为三点一九斤，减少一点九四斤。从穿的方面看，1956年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是而是酒店一七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分之一米)，1976年为二十三点五五尺，减少五点六二尺。其中1968年每人只发了九尺布票。（《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第477页）从1957年到1978年二十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实际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作从1957年的五百八十二元下降到1978年的五百四十九元。（《奠基》，刘仲藜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据国家农林部1973年统计，有七十二个县的粮食产量还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近一百万个生产队（约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每人年平均分配在四十元以下。这些队基本上没有现金分配。有的队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很困难。

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二十八万多个生产队，只有百分之十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百分之六十七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六十元，四十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据比较准确的统计，三年大跃进安徽七十个县饿死六百三十三万人，是全国饿死人比例最高的省份。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

有人瞎起哄，罗列一些计划经济时代虚夸的国民经济发展数字为毛泽东时代粉饰，否认文革后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章含之讲了一段乔冠华陪同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秘闻，有力地反驳了那些起哄者。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1975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赴美。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我有点儿不信，查了一下《中国历年外汇储备总表》，1974年那年的表中数字是：○○○○，四个大○（十万以下不计，所以是○）。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中国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豪华酒店。出现了我们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服务员，他回家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一万二千亿美元。超过日本，世界第一。改革开放挽救了频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居然有人说文革没有把国民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建设还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全是医好疮疤忘了痛的胡话。

判别制度优劣，政策好坏，一看人民生活的改善，二看发展速度。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正是要在速度上超英赶美。赶超的结果是：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跌落到2.5%。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两倍，1960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5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四千六百亿美元，到198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三万六千八百亿美元。夸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历史宣告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彻底破产。

毛泽东想让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提出“解放生产力”的口号，急切地想把生产搞上去，办法却是批判“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具体政策上跟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办法过不去，如反对“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割资本主义“尾巴”。连给工人发奖金，八级工资制他都反对。在经济领域中，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即人们追求多劳多得的发财致富的努力）是先进生产力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要想富必须给这个批了多少年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正名。“掐尖灭富”（即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暴力社会主义的死穴，是毛泽东领导经济失败的根源。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道”，决不改弦更张。可为什么按他的一套理论去发展生产，生产就是上不去呢？按《共产党宣言》去改造国家，越改造国家越穷，人民越苦呢？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是一个想为人类做好事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悲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了一些错误的、误导后人的话（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等）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是受到股份公司的启发提出这一主张的，股份公司是全体股东的共同财产，这是共同占有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每个股东手里的股票，是那个重建的个人所有制。股东手里的股票，当然是个人的，当然是私有制。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补充和修正。“左派”学者是经过皓首穷经地研究考证，硬把“个人所有制”考证成了“公有制”。比较中立的学者说这是马克思留下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宁可束之高阁，也不能拿来指导改革开放，为的是远离私有制，远离资本主义，坚持革命传统。改革开放要拨乱反正，就是要拨毛泽东消灭私有制、割资本主义尾巴之乱，反重建个人所有制、发展民营经济之正。排斥个人所有全的占有方式，是空想社会主义，是欺骗民众的假社会主义。

提到理论上说，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三自一包”的继承和发展，是“三自一包”的发扬光大。从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到城市国营中小企业承包、租赁、卖给个人经营，以及大企业改为股份制，都是在“生产资料的共同的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明明是马克思的主张，老左们一口咬定这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论据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话。改革派不再膜拜制造贫穷和苦难的二三流神庙，直接去请教马克思。结果发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才是正确的，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才是社会主义的正路。倒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论着中，特别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许多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起码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也就是私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是彻底地错了，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性失败证明错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搞的那个穷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他们的理论不能成为衡量今日之事非的标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政策。

奥地利学者哈耶克1944年在他的成名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善意地提醒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追求目标的反面。”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想把人民带入天堂，却“不知不觉中”把人民送入了地狱。

当这位“大救星”死去，解散了人民公社，农民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小农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充分发挥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得救。摆脱了公社的桎捁，单干的农民实现了毛泽东费尽移山心力也没有达到的产量九千亿斤的梦想。1996年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棉花产量超过八千四百万担，至此中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已经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中国用占世界近10%的耕地，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并自1997年以后，每年农产品出口达五十亿美元。河南上蔡县在大跃进中饿死了四万人。在2006年除夕之夜，这个县的杨集镇李桥村，一个只有七百多人口的普通村庄，村口竟然停放了四十多辆豪华轿车，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全是富起来的外出务工村民。（据2006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共和政府必须摆脱“替农民作主”、“为农民指路”的思维定势，不要总觉得比农民高明。只要把应有的权利和自由还给农民，他们自己会现在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会创造自己的灿烂未来。

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毛泽东所主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空想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迟滞了社会的发展，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是子孙万代应该牢牢记取得惨痛教训。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2004年5月26日温家宝在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宣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有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八点四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水平”，中国的标准是（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二千五百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二千五百元相当于九百美元）；（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二千四百元；（3）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千二百元；（4）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十二平方米；（5）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十五平方米；（6）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七十五克；（7）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八平方米；（8）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9）恩格尔系数（食品类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50%；（10）成人识字率85%；（11）人均预期寿命七十岁；（12）婴儿死亡率3.1%；（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14）电视普及率100%；（15）森林覆盖率15%；（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见200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全面小康什么样？——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1979年 至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1979年的四百元上升到一万余元，增加了二十五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一百五十提高到2003年的二千八百元，增长近二十倍。1999年，世界银行根据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将中国的级别从“低收入”国家提升到了“中低收入”国家。

这种魔幻似的生产力来自哪里？来自混合经济共同发展，主要来自民营经济，也就是改革开放前我们要想赶尽杀绝的那个资本主义经济。有人说今日之成就全赖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事实：1958年大跃进发动九千万人砍树炼钢，浪费二十三亿人民币，炼了六百万吨海绵铁，凑足一千零七十万吨，圆了毛泽东的面子。到毛去世的1976年全国钢铁产量不超过二千六百万吨，而2003年全国钢产量已经达到二点二亿吨，连续八年世界第一，到底伟大的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完成的还需要论证吗？！苏钢（苏南某国营钢厂）是一家大型国营钢厂，职工一万二千人，总资产五十三亿，永钢（全国十大民营企业之一江苏永钢集团）有职工二千人，总资产十五亿。苏钢对国家贡献的利税不到永钢的一半。据调查，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至少是国营企业的四倍以上。中国城乡人民1993年告别票证经济时代。国内市场物价稳定，商品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我们走进百姓家庭看一看，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话、手机、电脑，哪一件是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毛的暴力社会主义阻碍了、阻滞了、滞缓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2005年6月30日，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问世。根据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结果，从三次产业划分的角度看，上规模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79%）和第三产业（20%），第一产业企业仅占1%。在第二产业中。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74%）和建筑业（3%）；在第三产业中，主要集中在商业、餐饮业、综合类和房地产业。蓝皮书预测，在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改善的前提下，未来五至十年我国民营经济将会保持年均十以上的增长速度，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将保持在60%以上；二是民营经济领域的工业增加值也将保持15%左右的增长速度；三是民营经济每年将吸纳一千万左右的新增从业人员；四是民营经济的出口将保持30%的增长速度。民营经济已经取代传统国有经济成为出口的主力。

对农民最大的德政是减免农业税。农业税在历史上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建国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渐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1950年代41%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1%。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05年1月17日，已有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全面停征农业税，预料明年全国将实现全面停征农业税。这种德政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安徽省来安县邵集乡松呈村六十七岁农民葛美和2005年春节写的春联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二十五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20%以上来自中国。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说，目前中国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粮食年产量从三亿吨增长至五亿吨，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据国家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二点五亿（只是继承毛泽东的公社化“遗产”）减少到2003年的二千九百万，二十五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到3%左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2005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说，中国成为全球消除贫困的成功范例。

据温家宝总理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加大投入解决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问题。四百一十个“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县已有三百一十七个县实现目标，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由2003年的77%提高到96%。中央财政连续三年累计投入九十亿元，用于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七千六百五十一所学校受益。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已投入八十亿元，覆盖中西部地区80%以上的农村中小学，一亿多中小学生得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已经基本建成。启动了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央财政安排二十七亿元国债资金用于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扩大到一千四百五十一个县（市、区），占全国总数的50.7%，有四亿一千万农民参加；中央财政支出四十二亿七千万元。地方财政也先应增加支出，较大幅度提高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以社区为基础的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城乡医疗救助工作有所加强。中央财政安排五十一亿元，用于支持地方加强公共卫生服务，艾滋病等重大疾病防控取得明显进展。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能有这样的财力物力，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生产上了一个大台阶的结果。

据美国专家预测：“到了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大体达到美国和欧洲的水平。每个中国人的收入也许只有美国人收入的五分之一，但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会比现在有显着提高，上亿的中国人会在旅游、教育、文化和住房等方面感受到中国的变化。”（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5月号《变化的中国》）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走苏联式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成功表现在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做起的。在一定时期内对“左”的意识形态的挑战采取“不争论”的对策是正确的。发展是硬道理。许多事情是经济发展以后才能说清楚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说清楚的“硬道理”。胡锦涛及时地提出在意识形态上正本清源，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历史性任务。从马克思主义遗产中，扬弃暴力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糟粕，提取民主社会主义精华，清理毛泽东思想，让新民主主义理论发扬光大，应成为这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核心部分。废止了暴力社会主义路线和政策，不触动产生和维护这些路线和政策的极左理论是不行的，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变革。明确地、大张旗鼓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否定改革开放的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左”的教条。2005年6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他说：

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以人为本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精髓。在意识形态的改革中，要以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都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广告怕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为中国腾飞创造最好的国家环境。

2007年11月修订稿

附《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

——2008年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辛子陵

各位前辈、各位同志：

首先我给大家拜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为国珍重，老有所为。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情况。这本书能够写成和出版，首先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党一直坚持解放思想所造成的政治大气候、大环境；其次是极左派打着毛的旗帜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对中央所造成的压力；第三是得到李锐、谢韬、朱厚泽诸前辈的支持和指导，使我能够心明力定地把这件事完成。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去年2月杜导正社长以极大的政治魄力把谢老的序言在《炎黄春秋》发表，震动朝野。尽管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激烈反对意见，但许多没有公开讲话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换脑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个意义就很大。改革开放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不能有效地遏制贪污腐败，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中央的对策是：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运用国家手中巨大的财政力量，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全民福利，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被称为胡温新政。胡温新政遇到了极左派的严重干扰。极左派要利用群众的不满策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领军人物马宾（此公是个部级干部）2005年5月15日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批评胡锦涛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这些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东西。极左派把马宾的文章、讲话汇集成一本小册子，正在网上炒作。开篇第一页公然提出：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在第二十一页说：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马宾还告诉他的追随者们：要认真准备，打好‘战则必胜’的基础，要好好研究形势，周密制定计划，防止破坏和搞内战。（第199页）他们已经进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行动阶段。

《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版的。一切都比我预期的顺利。去年7月在香港举行国际书展，隆重推出本书，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式，我顺利成行了。8月《明报》和香港大学举行民主社会主义座谈会，邀请谢韬和杜导正同志参加，也没有受到阻挠，他们在会上都作了有分量的发言，中央表示满意。本书有两篇序言，李锐序言是政治性的，谢韬序言是理论性的。

李序的题目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这在中国是石破天惊的话，是对正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否定，为重新评毛定下倒三七的基调。现在中央没有邓小平、陈云那样的人物了，没有人敢定这个基调，借重于德高望重的李锐同志，是一种恰当的做法，中央特邀李锐同志列席十七大，是对倒三七基调的肯定。这些巧妙的做法都是很有深意的。有人说这八个字的评语把毛泽东的功劳说低了，我说不低，功劳盖世，都盖世了，怎么能说低呢？问题是他的错误、他的罪行比他的功劳还大得多，两者相抵，功劳就成了第二位的了。

本书出版后，供不应求，辗转复印，已经传播的相当广了。四川大学拿到一本书，一下子就复印了一百三十本。人民大学一位教授买到一本书，自费复印五十套，分赠亲友。我给中央机关一位老同志送书去，他正在看复印本。我问您哪里得到的？他说办公室发的。《千秋功罪毛泽东》第一版很快卖完了。第二版改为注释版，加了几百个注。据说外国学术界很重视注释，没注释他们认为是文学，是随意创作的，不是严肃的历史。注释版可望在五一前后上市。同时正在筹划出外文版。

本书的初步传播，对遏制以反对改革开放为目的的毛泽东热已经起了作用。最近几年每逢毛的诞辰和忌辰，极左派都要组织大型活动向中央示威。据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9月13日《简报》记载：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十八个城市，都搞了纪念毛泽东忌辰的活动。参加人数由二百多人至一千七百多人。纪念活动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号召在中国大地掀起一场革命风暴。2005年9月10日，天津极左派举办了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题集会，极左作家魏巍在会上

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集会结束时，魏巍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

到场列席观察的中宣部官员曾多次出示警告：会议已超越了界限。主持人则播放文革中的语录歌《造反有理》以壮声威。2005年9月9、10两日，延安极左派搞纪念追思会，近一千二百人参加。有离休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政委一级高级干部携带家属随员出席。与会者情绪激动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会场外还朝天鸣枪，表示要展开武装斗争。《争鸣》杂志的评论是：朝野毛派谋造反。而去年毛诞辰，只昆明、郑州、北京等三四个城市搞了纪念活动，参加的人最多三四十个，不那样嚣张了，反对中央的调子也降了许多。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本书产生的影响。以毛的空想社会主义为旗帜、阴谋聚众造反的政治野心家，最怕中央公布毛的错误，最怕群众了解历史真相。只要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群众，把群众争取过来，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就孤立了。

五十岁以下的两代人是在神话和谎言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脑海中，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共产主义天堂，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把天堂污染了。一些言辞激烈、对现状不满的青年想法就是这么天真。我们不能苛责受极左派影响为数不少的青年，因为这正是我党多年误导造成的。要解开他们的心结，只有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他们。那些受蒙蔽的年轻人，一旦了解历史真相，定会幡然醒悟。寒假前，政法大学两位研究生给我打电话，说是一定要见我。他们到我家第一句就说，看了《千秋功罪》这本书，知道以前受骗了。中央越软弱，极左派越嚣张。重新评毛的时机和条件成熟了。

前不久，谢韬同志转给我一份材料，是前广东省军区政委江锋的夫人苏毅写的一篇读后感。这位八十六岁的老干部用工整的硬笔书法写道：辛子陵同志这部巨着以及谢韬、李锐二老所作的序言，我求知如渴，废寝忘食，总算初读了一遍。深感这部着作揭示了我过去几十年来从未听到上级传达的关于毛泽东主席大致自建国以来连续不断操作他的权术欺诈伤害同他几十年同患难，共生死，对他忠心耿耿的老战友的种种不可告人的恶行。更重要的是：这篇巨着使我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政治经济理论中哪些论述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不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是错误的，因而已被他们推翻、否定、抛弃了的；哪些是他们晚年予以肯定并经欧美许多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

由于长期的所谓正面教育，有些青年人连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都不信。我到政法大学与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座谈，跟他们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一万二千亿美元。超过日本，世界第一。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听了很信服。

我发言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