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雾锁中国

－－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

何清涟 著

序言两篇：

吴国光：多重的真相还原――何清涟着《雾锁中国》与中国媒体研究

张锦华：万山不许一溪奔

目录

致台湾读者：中国“媒体市场化”的神话褪色之后

前言：云遮雾罩的神秘中国

一、一些专家的感叹：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越不了解中国

二、中国的“媒体”是公共传媒还是政府的宣传机器？

三、中国传媒业是怎样处理“新闻”与敏感内容的？

四、观察中国最重要的是“观其行”，而不是“听其言”

五、中国当局为什么总被美化？

六、阅读中国媒体的几条重要经验

第一章控制新闻是愚民政策的主要手段

一、1978年以前中国新闻控制的演变与特点

二、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体管制

三、2003年的“新闻媒体改革”神话

第二章 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

一、法律与宪法相悖

二、中国政府对媒体的跟踪管理

三、重大事件实行“统一报道”

四、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政治教育与思想控制

五、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命运

第三章 政府对媒体从业者的双重控制

一、传媒帝国的政治金字塔结构

二、传媒政治等级在中国的现实作用

三、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看中国当代传媒的处境

第四章 “内部文件”与信息保密制度

一、无所不包的“国家机密”

二、剥夺民众知情权的“内部（秘密）文件制度”

三、作为政治特权的“内部新闻”

第五章 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记者

一、中国政府对信息源与记者采访的严格控制

二、各地“矿难”发生后例行的新闻封锁

三、用殴打记者的暴力方式阻挠记者采访

四、地方公安局与法院发“文件”禁止记者采访

五、政府收缴载有不利本地政府形象报道的报纸

第六章 封锁消息与制造混杂着部分真相的谎言

一、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希望工程”腐败案报道的干预

二、制造混杂部分真相的谎言：“南京投毒案”

第七章 记者成了高风险职业

一、西安《各界导报》记者冯钊侠被杀案

二、《证券市场周刊》披露李鹏（中国总理）家族暴富，作者被捕

三、山西记者高勤荣反腐败受诬冤案

四、“中央文件汇编”竟然成了反动书籍

五、辽宁省记者姜维平揭露该省高层腐败，锒铛入狱

六、为什么总是揭露腐败者受到惩罚？

第八章 牺牲者墓园

一、一朵被掐断的带刺玫瑰：《南方周末》

二、牺牲者墓园

第九章 外国记者在中国

一、“自由”的外国记者与不自由的被采访对象

二、外国记者面临的种种管束

三、中国政府对外国新闻报道的机会主义态度

四、在中国媒体工作的外国记者的遭遇

五、什么样的外国记者能成为“中国政府的好朋友”？

第十章 外商能否进入中国传媒业？

一、仍未开放的外商投资禁区：传媒业

二、一些纯属虚构的谎言

三、严格控制境外媒体内容进入中国

四、外商投资中国媒体会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吗？

五、世界媒体进军中国市场竟成南柯一梦

第十一章 中国政府对网路的控制

一、中国互联网发展概况

二、中国政府对网路的严密控制

三、专制高压下的“心理长城”：中国网路的高度“自律”

四、中共政府的国家“黑客行为”

五、通过网路监控抓捕“异议人士”

六、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黑色幽默：“我们没有网路警察这个警种”

第十二章 “老大哥”在看着你

一、“老大哥”监控着每一个需要被监视的人

二、与跨国公司建立不光彩的技术合作

三、网路大牌如何向中国政府叩头――GOOGLE在中国的经历

四、庞大的现代科技监控体系：“金盾工程”

五、网路公司的集体辩护与美国朝野的谴责声

六、一份说谎的网络调查报告

七、宽严之间见章程

第十三章 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杰作”：冷战意识

一、浸透冷战意识的国际观念

二、虚伪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作用

三、中国政府执导的传媒“仇美爱国秀”

四、中国人为什么对美国的“9·11事件”喝采？

第十四章 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神话

一、GDP神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二、GDP神话光环下掩藏的巨大阴影

三、中国的统计数据之谜

结语 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多远？

一、中国的“变”与“不变”

二、墨写的谎言涂饰着中国

三、中国离政治民主化还有多远？

四、一个民主的中国更能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作者说明：

本书是在中国人权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2003年）的基础上增修而成，比原报告增加了11余万字。但因版权所限，未能将书稿登载于个人网站，只能刊登序言、目录及书中的书评等内容。敬祈中国读者见谅。《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请见本网站上链接的《当代中国研究》网站。

多重的真相还原

――何清涟着《雾锁中国》与中国媒体研究

吴国光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

一、“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大众媒体与中国研究

大众媒体的功能，一般认为是报道事实，使大众了解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是，世界上却有一种媒体，是以隐瞒事实为目的，旨在使大众不能真正了解世界上 在发生什么。或者，准确地说，它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已经发生的事实，并报道这些事实，再塑一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这个“超真实”的“真 实世界”，在细节上可以是十分逼真的，但在根本上却是被剪裁因而是被扭曲的。生活在这样一种信息世界的人们，认为自己了解一切，但事实上却在被蒙骗、被愚 弄、被塑造--这可以说是生活在信息发达的当代世界的人类所能经历的最大讽刺剧和悲剧之一。

人们不免要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出于什么样的需要，具有如此之大的本领，可以在媒体上“重新安排”世界呢？进一步，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媒 体，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说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是因为这类媒体自身的运作实况，即属于首先要被隐瞒的重大事实之一；不然的话，一切的“重塑”将白费心机。 在现实世界，每一家媒体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陷入这个信息的怪圈，因为从事媒体事业的人们不可能完全没有他们的主观判断，更因为人们认知和报道周边事情的能 力毕竟有限。但是，只要大众媒体不是处于信息垄断状态，而是处在多家媒体相互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则这种怪圈很容易就被打破。换句话说，自由、多元的媒体， 是克服这个怪圈的基本要素。反过来说，从属于垄断、专制的制度环境的一元媒体，则必然趋向所谓的“超真实”媒体。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媒体， 正是这类媒体发展到顶峰的经典之作。

当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始作俑者。根据政治学的研究，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垄断媒体的制度特点，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政体模式。[1]在制度性垄断的基础上，这类媒体形成了一系列独特运作方式和社会功能。对这种制度、这些方式和功能 的研究，特别是它们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下的表现，20世纪中叶之后的学界不乏有力之作。[2] 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毛时代中国媒体的研究，也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3]当然，这里所说的学界，主要是西方学界；因为在斯大林和毛的统治下，共产主义苏联 和中国连自然科学也要服从政治意志[4]，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就更成问题，甚至连其存在的必要也一度被怀疑和限制。由于大众媒体和社会政治生活密切 相关，更由于共产主义制度下媒体高度从属于政治权力，对于这类媒体的研究，往往还超越了媒体研究本身，而是扩展到政治和历史的广阔领域。更进一步说，由于 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不高度依赖经由大众媒体报道的社会信息，特别是外界几乎无法直接到当时的共产主义世界（比如说，中国）进行科学意义上的实地和社会调 查，则一般的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对于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也事实上受制于共产主义世界媒体的信息传达。在后一个意义上，这类媒体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制约 研究的环境，甚至往往是在发挥它们自己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可是，恰恰是在这个层次上，媒体研究对于中国研究的意义，尤其不能低估，因为媒体 本身已经超越了单纯作为媒体研究的研究对象的范畴，而进入了与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之间发生着的不可回避的互动过程。这等于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 中国媒体的研究，成了一般中国研究的前提和必修。

因此，一旦中国稍有开放，对中国媒体的研究便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某种有利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同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总体的领域一样，西方对于中国媒 体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90年代和本世纪初，具有华裔背景甚至具有共产主义中国生活经验并经过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恕我孤陋寡闻）学术训练的 一批学者，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为之注如了充沛的活力──这也和英语世界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基本状态类似。特别是，在中国本土，也开始兴起对于大众媒体的 社会科学研究。经由本土与海外的交流和激荡，中国媒体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就本人有能力阅读的英文和中文世界来看，已经甚为繁荣。[5]

在这样已经颇见万紫千红的研究领域，何清涟新着《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依然堪称一枝独秀。在一定程度 上，对于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领域，这本书都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和冲击性的力量。这种突破和冲击，在我看来，主要植根于本书所做的可以称之为“三重 的真相还原”的努力和探索。这“三重真相还原”，第一重，针对中国媒体对于中国情况的报道，力求在对比中国现实和媒体报道之间发掘和还原被中国媒体扭曲的 中真相，是媒体研究的文本研究和认识论；第二重，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力求了解和还原这套控制机制如何运作，是媒体研究的操作研究和 制度论；第三重，则针对当前市场化改革开放状态下中国媒体的政治本质，力求探索和还原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是如何继续实施乃至强化媒体 控制和操作的，是媒体研究的发展论和政治经济学。在这样架构宏观但却层次细微的研究中，此 此书以丰富的资料和深入的分析，把中国从中国媒体所塑造的“超真实”中拉回到真实世界，也把中国媒体从某些媒体研究所塑造的“超真实”还原到现实之中。

无疑，这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这是一项挑战。何清涟恰恰具有巨大的优势来接受这项挑战。这些优势，也可以归纳为三重：第一，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资深从业 人员，在深圳等地报界工作多年，对所谓“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中国媒体运作有切身的深入了解。共产主义革命家列宁有句名言，“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同理，对于某种封闭机制的运作的了解，也往往要从内部才能观察、体验得实在和真切。这并不是说，离开这种从业经历，人们就无法研究中国媒体；而仅仅是 说，有这种从业经历，无疑可以成为一种难得的优势，比较容易掌握那些通过一般实地调查（fieldwork）所不容易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第二，她又是一位 学者，具有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而且是当今中国出类拔萃的政治经济学家。不仅使她娴熟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搜集资料、归纳整理、条分缕析、理论概 括，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训练使她具备研究和思维的有力的方法论──这在本书中有很好的说明。

能够具备上述两条，已经很有“鱼与熊掌兼得”的独特优势了。然而，何清涟的最大优势，还不在这里。她不单是掌握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新闻记者，也不单是具 有丰富第一手媒体经历的资深记者；她首先是具有社会关怀、人类良知、独立精神和批判思考的知识分子。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这种关切民众基本权利（当然首先 包括“知”的权利）并愿意为争取它们而努力甚至而牺牲自身重大利益的公益精神，这种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为此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道义风骨，是何清涟在面对中 国媒体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时的最大优势。因为有这种优势，她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困难的课题，也才可能去深入发掘诸种真相，因而才可能向读者呈现那多重的真相 还原。在这个意义上，《雾锁中国》已经不单单是一本普通的学术著作了；它已然是道德勇气和科学探险的结晶。

二、谁知道中国的真相？从中国民众到外国专家

从形式到内容，从风格到技术，当代媒体花样百出。但是，衡量媒体品质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原始，那就是：通过媒体，人们能不能充分了解自己所关心 的公共事件？所谓“公共事件”，就不是个人对于歌星或者时尚的爱好──人们当然也关心歌星或时尚，大众媒体当然也有报道这方面内容的功能。但是，这种服务 的好坏，难以用来评判大众媒体的品质，原因在于这些方面基本上属于“私人口味”的领域（尽管它们已经通过市场而有其“大众化”的内容），并且一般不直接和 严重地影响群体利益。事实上，什么是“公共事件”，是通过媒体报道和受众反应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动态地确定的。

那么，研究中国媒体的最基本的问题，也就应该是：通过中国媒体，中国受众能不能充分地了解他们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常倡导“讲 政治”，中国媒体也被要求“讲政治”，我们从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网民高涨的政治热情：那么，我们通过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是否可以充分了解中国正 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没错，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国民众比别的国家（比如说，美国）的民众可能更多地知道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每 天都会见了哪些人；但是，他们会见时讲了什么，为什么讲这些东西，讲的这些东西与中国民众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会对中国民众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民众恐 怕就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道了。进一步讲，为什么这位领导人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过程和原因中国民众恐怕就了解得更少了。撇开这些高层政治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民众其实不关心这些问题），回到底层生活，一个中国居民，通过大众媒体，是不是知道本市本地的社会福利金是如何使用的，一条道路的修建 是如何决定的，自己孩子上学的学校为什么经费不足，乃至最为具体的，比如昨天当地有没有发生爆炸事件、为什么发生这起爆炸事件，诸如此类？我想，应该不会 有人说中国民众也不关心这类事情了吧？可是，中国媒体给了他们充分的（甚至是不充分的）信息来了解这类事情了吗？

何清涟的书，正是从这样的问题入手，来解剖中国媒体的。她主要是从外国人不能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的角度入手；但是，她也没有忘记中国民众同样无法通过中 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只不过，西方人似乎更天真，生活在自由（当然也不是完美的）媒体制度下，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媒体了解事件；而中国人可能有些习 以为常，也许假定媒体的存在就是只谈论媒体自己在谈论的那些东西，而与自己的生活无关。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那并不是中国媒体的作 用，而是生活本身的作用。说到底，由于中国媒体几乎完全不能行使让民众充分了解公共事件的社会功能，中国人通过诸如生活经验和小道消息等等而形成的对于中 国本身的了解，往往朦胧模糊，既不具备充分经验的支持，更缺少深刻理性的切入。更可笑而可悲的是，对于许多具体事件，比如朝鲜战争、林彪外逃、三年饥荒、 “文革”时期人吃人，国人的了解程度，其实还不如外国。即使对于今天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比如汕头的抗议、河南的艾滋病、上海市委的人事地震、华东干旱而 粮油涨价等等，那些没有信息渠道接触境外媒体的国内民众，也了解得相当少。说的难听一点，一个仅仅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情况的人，差不多就是一个瞎 子和聋子。

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在中国没有“中国研究”这门学问。没有信息，何来研究？还不要说其他方面的限制。即使是这个国家的政策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进入了所谓 “盛世”，它也依然害怕自己的国民研究自己的国家。当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研究，这个政府也很忌讳。否则，不能解释，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上百万种书目，翻 译出版国外作品不甘人后，但却从来没有翻译出版哪怕一本，比如说，美国大学使用的中国政治教科书。当然，对于这类研究，中国政府有其鞭长莫及之处；但这并 不表示中国政府不在设法影响它们。中国媒体对于中国片面、不充分、扭曲和虚假的报道，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影响手段。而一旦这类研究受到影响，符合了中 国政府的口味，中国政府就反过来可以借助外国的研究进一步愚弄中国民众：你看，洋人在说如此如此了。在中国国立持续增强、中外交流持续拓展的背景下，这一 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何清涟特别强调外国人通过中国媒体不能了解中国了。

三、媒体是谁的玩偶？在“喉舌论”的背后

为什么中国媒体是这样一种状态？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垄断和控制。这是何清涟此书的中心主题。而揭露这种控制的机制、手段和方 法，就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公平地说，媒体控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垄断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既有深厚的历史经验积累，更有锲而不舍、臻于 完善的毅力，也有穷思妙想、花样翻新的创造力。把这一切埋没在暗室之中，不免让外界小看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执政能力”。现在，何清涟搜集、发掘、整 理和揭露了这些东 西，全书内容丰富、翔实 、生动、深刻。可惜，中国共产党好像没有申请控制媒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打算，否则，它们要感谢何清涟为它们准备了最好的申报材料。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强调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党。因此，在这一整套制度和手法背后，中国共产党还有一整套的理论，来支持这套媒体控制制度。为了有助提纲挈领地理解何清涟书中的丰富内容，我们在这里不妨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所谓的理论，看看它们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所谓的“喉舌论”。这是中共关于大众媒体的基本理论；“喉舌”就是中共对大众媒体的基本定位。谁的喉舌呢？当然是党的喉舌。这种说法，把共产党比作 一个人体那样的有机体，而中央领导层是大脑，所谓的大众媒体就是用来表达大脑思维并沟通的嘴巴和舌头。既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那也就只能有一副喉舌 ──这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宪法所宣称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别人都没有嘴巴，要言论自由有什么用处？ 在《雾锁中国》中，特别是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何清涟从制度上剖析了“喉舌”与党和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把中共的“喉舌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必须补 充的是，“喉舌论”对今天正在“与时俱进”的中共来说，并不是已经过时的东西，而是必须发扬光大的传家宝。中共十六大前后，中共负责宣传的高级官员拍马 屁，总结出了所谓“江泽民新闻思想”，其诸多要点中的第一点，还是“喉舌论”。[6]

“喉舌论”不仅形象扼要地表达了中国媒体是中共的传声话筒这一研究中国媒体所必须了解的第一现实，而且直接蕴含了“媒体不能客观报道事实”的基本原则。“ 喉舌”不是具有认识功能的器官，而仅仅是具有表达功能的器官。换句话说，中共并不要求媒体能够实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使民众充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 的功能，而仅仅要求它们能够传达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宣传”看得极为重要，而大众媒体不过是“宣传工具”。既然要宣传我的看法，当然就 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观事物与严格控制媒体，这样两个方面在这里就合二为一了。事实上，被控制的媒体必定扭曲事实，扭曲事实的媒体报道背后必定有其政 治控制者的独特意图──它们在“喉舌论”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当然，中共的媒体控制理论并不都是老一套，而是也有其“与时俱进”的方面。“导向论”就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发明。不过，中共最初的党刊，就叫《导向》。不 过，明白提出“导向论”，却是迟在中共总结1989年天安门镇压经验的时候了。所以，“导向论”更被认为是江泽民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大新闻思想。[7] 话又说回来，这作为一“论”固有其新的一面，但所包含的内容其实并不新鲜。延安时代，中共的所谓理权威、其实也是新闻研究权威的胡乔木就提出过“报纸是人 民的教科书”的说法，听起来比“导向论”客气一些，也没有那么急功近利，但那种思想内核即必需要“教导”和“引导”人民，明显地一脉相承。换句话说，在中 共这里，媒体从来都不是人们了解客观世界的渠道，而是接受某种主价值的训练，至多是通过讲解客观而灌输价值的课堂。你要了解什么是真相吗？对不起，共产党 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真相”，或者说只有党知道真相。你亲眼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你亲身了解的周围中共官员的腐败，对中共媒体来说，并不意味着“真 相”。党会告诉你，这只是部分的现实，而更大的现实是：你没有见到的官员都不腐败，即使有腐败那也只是暂时的、支流的、现象的，而党的本质、主流、长远发 展，都是会克服腐败的。而且，党正在与腐败作斗争；所以，党的官员腐败越严重，说明党越伟大，因为它正在与这么严重的腐败英勇地斗争着。

很明显，所谓舆论“导向”，就是歪曲事实──这在何清涟的书中有精辟的描写与分析。进一步说，谁来“导向”呢？如果媒体是人民的教科书，那谁是人民的教师 呢？答案毫不含糊：中国共产党。所谓“制造舆论”、“引导舆论”，这些伟大的任务，如果没有党对媒体的牢固、严密、精准的控制，怎么能够实现呢。这样，说 到底，“导向论”也与“喉舌论”一模一样，无非是论证两点：第一，媒体要按照党的意愿和需要来剪裁它们呈现在民众面前的世界；第二，党要在组织上、思想 上、财政上、运作上，在方方面面，严密控制媒体。

这就是中过共产党的媒体理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实践。我们看到，这些理论其不打自招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大众媒体的严密控制，并要求媒体歪曲一切 需要歪曲的事实和真相──也许我们也该造个新词，不要说什么“歪曲”吧，就说是“正曲”吧──党总是正确的，而事实真相常常不能符合这些正确标准，于是党 要求媒体（严密的控制当然是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把这些事实扭曲到“正确”的样子。换句话说，媒体是党的玩偶，而真相是党的媒体的玩偶。这就是中国媒体“应 该”实现的价值标准。可笑某些中共官员，还是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和媒体事业的官员，居然在那里按照西方的价值准则宣称“中国的媒体是最自由的”。中共媒体理 论里有“新闻自由至高无上”这种说法吗？如果没有，这些中共官员不是在明目张胆地与党的理论和政策唱反调吗？他们是想削弱党对媒体事业的领导吗？我看，中 央组织部可以撤销他们的职务了，甚至开除他们的党籍。对不对？不会的，中央组织部不会这么干。为什么？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变得开明或者软弱了？还是这些所谓 党内的“自由派”太猖狂，已经“和平演变”了这个党？显然都不是。原因更多地还在于，就如何塑造一个“超现实”的“现实世界”而言，中共已经“与时俱进 ”，发现、发展和发明了一系列蒙骗世界的新手法；而恬不知耻地宣称“中国媒体最自由”，就是这一系列新手法的一种。

四、市场化改变了中国媒体吗？事情的两个方面

的确，经过将近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媒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在结 构和运作上出现了新的特点。那么，中共对于大众媒体的控制，是不是因此削弱或放松了呢？中国媒体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报道，是不是进步和真实了呢？──回答这 个问题，是何清涟在书中最下功夫之所在。事实上，《雾锁中国》基本上是对当今状态的中国的媒体控制的揭露；不多篇幅的对于历史演变的研究（主要在第一章第 一节），仅仅旨在增加读者对于背景的了解。这样一种研究重点，这本书的强烈现实针对性，以及其动态的研究方法，使得本书份量大增：这不是一项历史探索（固 然，历史探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许是厌烦了自己那过于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对于历史，除了拿来娱乐、发财和学习阴谋诡计之外，往往是倾向于不大在乎 的），而是一项直接关乎每个其生活与中国有关系的人的当下生存状态的研究。

我们说过，本书另外一个特色，是它针对国际受众的论说重点。的确，在一般的西方概念中，市场即等于自由；中国既然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化变革，那种认 为中国因此已经大大自由了的假设计相当普遍。在这种假设下，中国的大众媒体当然也被认为比改革之前大大自由了；自由的媒体所报道的信息当然也就具有更大的 可信性了。殊不知，这是当今世界对于中国现实的最大误解。何清涟集中针对这种误读而下笔厘清真相，是极具眼光的。

那么，市场化究竟有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控制媒体的作为呢？我们看到，何清涟的研究结果，和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媒体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本人感到 鼓舞的是，这也与本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虽然本人的研究其规模比何清涟的研究小得多，研究的重点也颇有不同。[8]这一研究结果，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中国媒体从业者在不断争取新闻自由，力求哪怕部分地摆脱政治控制，具有市场化因素的社会经济也为他们的这种抗争提供了新的资源和空间；另一个 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控制媒体的努力也在持续强化、细化、集中化和精致化，它也同样（如果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加便利地）在利用市场化所提供的新资 源、新机会和新途径，来更新与加强对于媒体的政治控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媒体发展的这样两个方面，并非半斤八两；就制度层面而言，后一个方面占据主 导地位，既制约着前一个方面的发生发展，也决定中国媒体的整体生存状态和职业表现。在这一点上，何清涟和本人一样，也许是少数派；而更多的研究中国媒体的 学者，似乎倾向于把研究重点放到第一个方面，致力于发掘能够改变中国媒体被控制的那些因素。这样两种研究思路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但是，如果因为较多 关注抗争而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媒体世界今天更多地是为了争取自由、独立、专业的媒体报道的抗争所支配，党国机器的媒体控制已经边缘化、已经相对有 限，甚至已经或正在趋于失效，那就未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反过来，我们看到，就像何清涟在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她对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反抗和斗争，没有丝毫的忽视（而且，她本人不久之前还站在这一斗争行列的最前 沿），给予了很多篇幅加以论述，但她总是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分析这些抗争，总是深深体会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艰难处境（如果不是党国控制媒体的基本制度环境占 据主导，这种处境也就不会那么艰难），总是着眼于抗争与控制的互动。因而，在我看来，她也就总是能够牢牢地把握那些理解中国媒体状态的基本线索。正是因为 这一特色，这本书在有关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的领域，占据了一个学术和思想的制高点。

五、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资深新闻工作者，更秉持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思维，何清涟转战媒体研究，推出重头著作《雾锁中 国》，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深刻犀利的解剖，对中国媒体的真相实现了三种还原：还原充斥着谎言的报道背后的中国现实真相，还原自称“自由”的媒体背后其被 党国机器严密控制的真相，还原市场化中的媒体依然作为党国喉舌的真相。通过这些真相还原，何清涟从多方面对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 献：首先，这部著作深入、细致并令人信服地发掘并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控制媒体的制度及其运作，填补了中国媒体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为世 人了解中国政治、中国媒体乃至中国的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打开了一扇面向暗室神秘操作的明亮的窗口；其次，这部著作系统地厘清了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之 后中国媒体所处的制度环境，沿着媒体与党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主轴勾勒出一幅真实、动态并充满细节的宏观图画，从而为理解中国媒体多年来发展与腐烂、变化与僵 化、斗争与镇压、开放与控制等诸种现象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第三，对于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如何深入探讨中国真相，乃至对于一般舆论和大众如何了解中国，这部 书具有正本清源、振聋发聩的功能，甚至有从根本上颠覆那种筑基于中国媒体报道和中国官方宣传而形成的种种对于中国的似是而非的判断的冲击作用。这三个贡 献，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意义。为此，值得向何清涟祝贺这部书的完成和出版。

无疑，没有一部书，无论它多么丰富和深刻，可以穷尽一个领域。中国媒体研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学术领域，如何了解中国更是一个涵义深邃、具多方面动态发展并 对人们的认知和思考能力深有挑战性的问题。何清涟此书显示了一个深具学术潜力和足以激发思考动能的研究方向，更多的后续工作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延展和深化下 去。比如说，何书中引用了多种媒体控制的案例，其中多个案例可以成为不同的专门研究的课题，从而以小观大地深化、细化人们对于中国媒体制度如何运作的了 解。再比如说，何书对于中共党国推出的所谓新闻改革颇有关注，并给予揭露性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所谓改革措施还在不断有新的花样或新的包 装，因此党国及其宣传机器也在不断更新或重复那些“中国媒体不断进步”、“更加自由”等等的宣称。[9]追踪这样的动态发展，研究其动能与过程，并透视其 对于媒体发展的复杂涵义，探问为什么权利垄断的党国具有这种不断精致化的能力，也可以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又比如说，何着特别关心外国记者在中国的 工作境遇，着重揭露党国巧妙控制外国媒体工作者的手法。随着中国深入卷入全球化，国际联系日益深化和复杂；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党国向国外媒体 （首先是华文媒体，但也不止于华文媒体）渗透和延展能力也不断增强，具有新的范围、力度和运作特点的中共党国媒体控制机制正在出现。这诸种机制的仅仅一个 侧面，都可以成为深度学术研究的一块处女地。还比如说，电子网络新技术仍在不断发展更新，其在中国的普及也持续扩大，由此带来的无国界传播是个新的领域。 何着对此有专门的两个章节加以描述，但是，很明显，这片天地无比广阔，完全容得下几百本专著。总而言之，何着成绩斐然，并不意味着它所涉足的课题就因此成 为一块开发殆尽的熟土；相反，这本书可以开启更多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一本具有创造性的著作，往往如此。

【注释】

[1] Hannah Arendt, TimesItalic{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BJ, 1948/1973);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imesItalic{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2] 例如，Peter Kenez, TimesItalic{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例见：Alan P. L. Liu, TimesItalic{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Frederick T.C. Yu, TimesItalic{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64).}

[4] 有关苏联案例的研究较多，不赘。关于中国相关情况，参见：Danian Hu, TimesItalic{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in China: 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着，《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北京：商务印书 馆，1986）。

[5] 比如说，华人学者李金诠在这个领域有持续的努力和丰硕的成果。参见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当然，这个领域还有更多的学者和著作。例如：James Lully, TimesItalic{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Daniel C. Lynch, TimesItalic{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Yuezhi Zhao, TimesItalic{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相关论文不胜枚举，从略。}

[6] 徐光春，“江泽民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新闻战线》，2004年2月号。

[7] 出处同上。

[8] Guoguang Wu, "The Birth of Sophisticated Propaganda: Domestic Politics and Mass Media in Post-Reform China,"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Kristen Gunness eds., TimesItalic{The Chinese Media System: Continuity, Chaos, and Change} (Armonk, NY: M.E. Sharpe, forthcoming).

[9] 就在本文写作之际，中国政府发布了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及此前这一阶段对于外国记者管理的新规定，这被一些海外华文媒体欢呼为中国“新闻改革”“ 划时代的信号”。参见：邱立本，“摘取新闻改革的金牌”；王健民，“温家宝总理揭奥运东风吹开新闻窄门”；吕宁思，“新闻绿灯亮起，是真是假”，均载《亚 洲周刊》，2006年12月8日。

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美] 2006年第4期（总第95期）

万山不许一溪奔

张锦华 （台大新闻研究所所长）

我最近在做一份研究，分析台湾的媒体如何报导中国大陆与贪腐相关的新闻。一般学者听到这个题目，都很好奇的问：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中国有贪腐，台湾也有啊！我问他（她）们：台湾的高捷泰劳弊案，最近的ETC收贿案，媒体都接连报导数个星期，甚至数个月之久，相关官员下台的下台，起诉的起诉，如果有人再爆料背后还有其他藏镜人，媒体显然仍可以再报、再查。但是，大家看过任何一个中共的贪腐弊案，被连续报导超过两天以上吗？甚至，大家记得最近台湾的媒体报导过任何一个中共的贪腐弊案吗？

答案是：没有人能答得上来。很多人会说：我看到媒体报导大陆如何高速开发、很多台商投资成功赚大钱的例子；也常常看到报导大陆的黑心商品，或是偶尔有少数台商遇害的消息。但是，确实没有看到任何中共的重大的贪腐弊案，这个现象很严重吗？

总部设在巴黎的智囊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去年发表了一篇报告，指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有8,300名中国官员逃到美国。另外还有6,500名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为逃避法律惩罚在中国国内隐藏起来。报告还指出，“在逃官员中大约有2/3是国有企业的高级主管，非法带出国的资金数额约在87.5亿和500亿美元之间。”

我们当然不完全确定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不过，从相关的资料中已可发现，中共的贪腐问题不但是很严重，而且，累积的民怨已不可想像。例如，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93到2003的十年间，中国民众抗争事件从每年1万件起，逐年大量增加，2003年已有6万件，2004年爆发了7万4千次维权抗议（这是指100人以上的民众抗争事件），参加人数估计高达360万。到了2005年则更创新高至８万5千件，平均每天发生200件以上！

因此，OECD指出，贪腐猖獗正在威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中国普遍存在的严重贪腐正成为社会不满的一个源头，形成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不安因素，并对中共政权造成威胁。

但是，我的研究发现，台湾的各电视台在去年(2005)几乎没有报导任何一件！主要报纸如《中国时报》、《联合报》，平均每年只报导了不到5件，而且，通常这些案例中的主犯都已经被绳之以法，无论这些贪腐案牵连数百人或广及各种层级，就是从来没有中央高层涉入，报导中通常显示中央高层己经在努力惩治贪腐；而且，从来没有一个贪腐个案被报导一天以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台湾媒体不是揭弊案的高手吗？我们不是有不少媒体派驻大陆采访吗？世界各国不是也有很多媒体派驻大陆吗？大陆两千一百多家报纸、一千三百家广播电视台，难道都没有报导吗？大陆媒体不是已经比以前更开放了吗？还有四通八达的互联网呢？为什么它们可以报导黑心商品，报导超女、报导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却完全不会报导这些不利于整体中共形象的贪腐案例呢？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不解，如果你希望知道中共控制媒体的全貌，如果你想知道大陆记者被整肃的悲惨状况，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这本书的价值不仅是一部资料丰富，解析透彻的著作，它其实是一个不向强权妥协、并已付出沉痛代价的知识份子的生命告白！

何清涟的这本书，和她其他的著作一样，是在刀子口上做学问，在揭开刀口的伤痕和血腥的同时，随时也可能为利刃所伤。这当然不是一部普通的分析中共媒体控制的学术著作，要了解本书的价值，先要了解它的作者，以及这个作者所处的时代。以下的介绍是综合相关的报导而成：

湖南才女　铁肩妙手

一九五六年出生湖南邵阳的何清涟，中学未毕业即下放农村，由于其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背景，在文革中屡遭打击与孤立的痛苦屈辱经验中成长。但在一片红卫兵造反的年代中，她却努力读书，自学完成中学课程。恢复高考后，凭借其过人的毅力和聪慧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其后再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88年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并先后在湖南财经学院，广东暨南大学任教，后在深圳任杂志和报纸编辑。

何清涟第一部受到学界注意的作品为《人口：中国的悬剑》，但成名作则是《现代化的陷阱》。 《现代化的陷阱》写的是改革开放后，至一九九七年之前被扭曲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官僚寻租（亦即贪腐行为），造成社会的不公。该书未出版前，曾辗转连续寻求过八家出版社，所有看过的编辑都极为赞赏，但却没有人敢于出版。直到受到刘吉的好评及作序才获得出头的机会。刘吉曾是江泽民的幕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经约何清涟进京长谈了五小时后说：“这本书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

《现代化的陷阱》被认为是剖析中国转型问题最尖锐、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仅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而且国际各大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纷纷以巨幅进行报导，甚至登上国际最王牌的书评杂志《纽约书评》封面。据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法律编辑兼记者张伟国说，部分认同她的官员大力为她宣传，汪道涵就随身带着一本《陷阱》，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向全国党政官员推荐。

《我们仍然仰望星空》则是何清涟近年的作品，该书是由多个中短编评论，以及一个自传式叙述组成。其中，二万五千余字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分析」最具震撼力。文中清晰的分析了中国当前各利益集团精英，如何在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这场改革中的形成经过，以及造成严重贫富差距，阶级分化和对立等尖锐问题，该书出版不到十日便售完。北京学术界还就此文自发性的组织了十多场研讨会。

国际上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国家，也十分重视何清涟的意见。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开始她先后应邀访问日本、瑞典、美国等国，与各界交流、分享研究心得，这大概是她平生难得的一段愉快时光。

不料，二○○○年六月何清涟访美回国不久，即被告知，中央已下令“降级减薪“、解除《深圳法制报》专稿部副主任职务，并且不准以本名或笔名在任何报刊杂志上发表任何作品。导火线据说就是前面提到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分析》。在经历了长期被跟踪、监视，住处被入侵，她发觉生命危在旦夕之时，即时的选择了逃出中国，终能成功的摆脱的监控，于二○○一年六月她到了美国。

何清涟在接受外界访问时，曾特别强调，她坚持做一个有道德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湖湘文化一向以经世致用、敢于担当天下事为己任。湖南那所天下闻名、长达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里，至今还留有很多表达湖南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的诗词。她生于湖南、长于湖南，湖湘文化对她影响很大。半世纪以来，“两广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出血“。作为一个湖南人，她已用半生的经历，树立了一位不惧流血的知识侠女型像。

为什么这位经济学者会跨足媒介领域，再度出版了一本资料丰富，析理透彻，强烈的散发着一股铁肩侠骨、勇者无惧的二十万字的大着《中国如何控制媒体》呢？

事实上，何清涟长期在中共的媒体工作，并因言论入罪，甚至命在旦夕，继而只身逃亡海外，她对中共控制媒体的手法，她的优秀的媒体同业身陷镣铐、有志难伸的遭遇，以及媒体管制和整个中共制度间的紧密纠缠的关系，不但有亲身体会，掌握第一手资料，也有着切肤之痛的义愤填膺。

因此，书中详细的提供了中共控制媒体的各种法律、规定、禁载命令，针对所谓的社会敏感问题、政治体制问题，如何高度而严密的控制国内媒体、网路媒体、外国记者（包括台湾记者）。同时，她也试图揭开外商带来媒体自由化的迷思、跨国公司和网路公司如何向中国屈服的事实，中国媒体如何执行政府的仇美反帝和鼓吹民族主义，如何编造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神话，她更搜集了近年来大量而完整的中共迫害媒体和记者的记录和分析。这些重要议题，必将成为今后中共体制和传播研究及教学的重要课题。

读完这部著作是沉痛和愤怒的，没有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民主的机制，言论自由像一只笼中之鸟，笼子大小或有不同，但终究是插翅难飞。在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中国到来之前，我们能为她做些什么呢？作者最后的呼吁十分深沉有力：中国的希望在一些为了自由与强权抗争的勇士身上，这些勇士当然包括书中所列的那些为了新闻自由而付出犠牲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在一点一滴的改变着中国。 ． ． ．我真诚的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民主正义力量的热诚帮助。

这本书显然是这样的努力之一。这本书在台湾所征求出版的第一家公司──黎明书局，在经过征询学者专家的专业意见后，立即欣然同意立即出版，也是令人鼓舞和敬佩的；而正在阅读本书的您──相信也将加入这份让涓滴汇成江河的努力。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或许更生动的描绘出这份期待：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2005/3/20 于台大杜鹃花开时节

致读者：中国“媒体市场化”的神话褪色之后

――《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自序

何清涟

2006年，中国政府日益加紧控制媒体的种种举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从2005年年底开始，中国媒体接连受到政府整肃的消息在网路上广为流传，从《新京报》停刊开始，继之是《中国青年报·冰点》被封，《公益时报》总编换人，《深圳法制报》关张，《百姓》一度停刊。尽管事情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这一连串事件却组成了中国媒体受政府整肃的悲情画面。紧接着就是美国国会在人权组织的压力下，就帮助中国政府控制网路一事，两度传召微软等四大网路公司。尤其是7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用法律的形式限制媒体报道疫情、灾害等突发事件，对于违反政府规定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事态发展信息的媒体，草案规定将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此公然限制新闻自由的恶法出台，终于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良好期望撕得粉碎，外国驻华媒体终于开始考虑他们的记者对中国的采访报道是否也会受到这条法律的限制――而这距离我完成“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这一研究报告已经有两年半之久。

研究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想法，并非始自我流寓海外。早在当年就职于深圳一家媒体时，因为对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内幕有太多的了解，就一直在搜集资料，期望有一天能够将其写出来公之于世。而来到美国之后，承蒙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资助，使我在2003年完成了《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这一研究报告。目前这本英文稿就是在当年这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增补修订完成的。

通过这本书阐述的事实，读者会明白一个严酷的现实：在中国，是中国政府在监督媒体与媒体从业人员，而并非媒体这些所谓“社会公器”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而且中国媒体与民主国家媒体最大的不同，完全可由中国政府对媒体的定义而见一斑，中国的媒体号称“党的喉舌”。由于拙著对中国政府制度化控制传媒已有系统的阐述，在这篇为台湾读者写的序言中，笔者就只分析在写作这本书时，中国之外的媒体采访我时，经常会提出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疑问――因为这些疑问代表海外对中国传媒现状的一些普遍误解。

误解之一：市场化能够促进媒体自由化

当我申请“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研究资助时，反复遇到的一个提问是：“中国的媒体正在市场化，外国传媒也在陆续进入中国市场，这些都将促使中国传媒业的自由化，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还能够成功地控制媒体吗？”――这个问题远未过时，就在2006年2月16日BBC英文部的Tim采访我时仍旧提出同样的问题。

我只能尽量简明扼要地陈述事实。中国媒体业人士对市场化有一段精确的描述，那就是：在不放松新闻管制的情况下迫使媒体下海（即市场化），有如先捆住一个人的手脚，再一脚将这个人踢下海。在禁区多多、新闻来源相对单一的情况下，中国媒体为了在市场中立稳脚跟，只好被迫在声色犬马上做文章，中国网路媒体上的色情内容早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各国。而中国政府也乐意将国民引导到放纵物欲，不问政治的犬儒式生存之道上去。至于外国媒体在中国投资，也必须遵循中国的新闻审查规则，尽量不碰政治话题。

而外国各大媒体在中国为了生存，为了在巨大的中国传媒市场当中分一杯羹――虽然这仅仅只是想象，但已经让他们激动不已，怀抱这种理想的典型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与英国的BBC。他们忙于向世界描绘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中国传媒市场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如何瓜分这块蛋糕，将牵涉到21世纪世界媒体市场的利益格局。如果说世界各大传媒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还曾经幻想过假以时日，缓慢地促进中国的新闻自由，但到了2000年以后，早已没有任何传媒集团愚蠢到要在中国坚持传媒理念。大家心照不宣的话题是：在绝对服从中国政府政治领导的前提下，中国当局究竟将中国媒体市场这块蛋糕赏给谁吃？

对自己在中国市场上瓜分一块蛋糕最有信心的当属世界传媒大亨、新闻集团（News Corp.）的默多克。多年来，为了成为中国政府的好朋友，默多克曾花了不少精力金钱与中国高官结交，并获得相当大的成功。而他的成功秘籍就是从不涉足政治领域，更不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甚至中国媒体都关注的民生也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对促使中国媒体自由化，他更是刻意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之态。他甚至还采取了一些中国式的借道方式，比如投资香港凤凰卫视（这家电视有很明显的中国政府背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中国传媒市场。总之，直到2005年8月3日中国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之前，谁想要告诉世界：市场化并不能促进中国媒体自由化，谁都认为言说者有偏见。BBC虽然还未走得那么远，但至少也效法默多克的态度。

默多克在中国撞了墙之后，市场化将促进中国传媒自由化这一声音暂时沉寂下去，但将市场化与中国政治民主化挂起钩来的声音还照样那么强烈。这些人误解了一个基本事实：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与多种政治体制相结合。比如历史上曾有纳粹的极权政治，现实中有美国的民主政治、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与拉美国家的军政府统治，这些国家都是高度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误解之二：网路能够促进中国的信息传播自由化

20世纪留给人类最伟大的科技文明就是网路的发明与普及。毫无疑问，在若干年后，它必然对中国的政治民主与新闻自由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但如果将这个结论往近拉至现在及今后5－10年，这个结论就不能成立。因为网路在中国的使用，却让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发展了网路业的一大偏门：网路控制。

作为一个网路的使用者来说，要想弄清楚中国政府如何控制网路并非易事。我在写作中国政府管制网路这一部分时，非常有幸地发现了几篇英文文章，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那篇题为“金盾工程：中国庞大的电讯科技监控系统”。该文作者Greg Walton曾参加中国的互联网开通建设工作，对外国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中国政府建设网路控制系统的情况非常了解。回到美国后良心发现，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另一位作者干脆在他的文章里指出，美国有责任帮助中国人民夺回互联网这一促使信息自由流通的工具，“我们可以铺下革命的联络网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不会原谅我们。”

我根据自己对国内互联网的分析，以及这些英文文章对外国高科技公司内幕的介绍，写成了有关互联网控制的有关章节。此后，我多次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提出要求：希望美国立法限制美国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这种不光彩的技术合作。

在研究中国网路控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有哈佛大学的一个项目，openNet Intiative。这个项目的研究小组有关中国的报告是《中国的网路过滤，2004－2005》，而事实上他们这个报告是连续性的，在此之前还有2003年中国网路控制情况的一个报告。去年这个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在国会的美国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作证时，也曾要求国会立法限制美国公司帮助中国控制网路言论。

在这里还必须要提到的两个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与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这两个组织从未相信过中国政府的谎言，一直在为促进中国的新闻自由而做持续不懈的努力。我自己当年遭受中国政府的迫害，被安全局特务24小时全天候监控时，记者无疆界组织为此专门给江泽民写信，要求停止对我的迫害。其他受迫害的中国记者也都得到这些组织的关注。现在世界终于相信中国媒体严重受到控制，言论自由于中国人还只是个遥远的梦，这里面，有上述这些组织与研究者的功劳。

误解之三：中国人可以骂国家领导人＝言论自由

还有一些人士（包括常常回国的海外中国人）常说：中国人已经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他们可以骂国家领导人。有一位从事人权活动的女士曾充满怀疑地对我讲：她的家人告诉她，目前中国人在朋友家人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讲，没有什么禁区。末了她还问：“你的文章不也是在国内媒体上大量发表吗？”

对于我的著作与文章在国内发表之后的遭遇，我可以列举出若干媒体因发表我的文章而受到整肃的事例。但将朋友家人之间可以自由讨论等同于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却是个很大的误解。我不止一次地对持类似误解的人解释：私人之间的自由谈话与公共领域内的言论自由有实质区别。前者只表示在彼此信任的人之间一种意见交流，而后者才代表社会公共领域的言论自由。

最重要的是，这一见解还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在苏联斯大林铁腕统治时期，苏联还有一种“厨房文化”，即家人坐在一起讥骂苏联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而中国人现在这种私下里可以批评时政，但在公共场合又被迫说假话的政治文化，只使中国人现在养成了一种两面性格，随时在不同的场合根据政治需要变换面孔。

误解之四：中国老百姓不需要新闻自由

由于中国的媒体实行批准登记制，任何媒体都必须挂靠在党政机关之下，让党政机关做主管与主办单位，更兼中国公众无结社自由，这就使得中国公众完全被剥夺了在公共领域内发言的任何可能性。这种现象外国人无从了解，而中国政府又常常代民立言，甚至声称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不太成熟，因此许多外国人常常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老百姓是否觉得经济生活改善就已经足够，不需要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

这实在是太深的一种误解。应该承认，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与现在的新极权政治，当局者确实在利用权力剥夺人民的记忆并重构历史。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政府对人的思想的的控制和操纵不仅能扭曲国民的历史记忆，并且能够使人民对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产生免疫力与抵抗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九亿农民中的绝大多数阐述关于新闻自由的理念当然不太可能，但中国底层社会近十余年来几乎养成了一种将报社电视台等媒体当作申诉冤情之处，至少表明他们已经模糊地知道通过公众传播媒介帮助他们讨公道，申诉自己的利益主张。这种投诉大多数时候无果而终，但愤慨的民众却难免发出对传媒的指责，比如“你们也是吃官饭的，当然官官相护”之类。

而中国知识界对新闻自由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是心知肚明，这些年来一直有不少人身体力行，为了披露一些社会真相、说一些真话而被中国当局无情整肃。为了让人们了解中国记者与知识界当中的良知人士为了中国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我在研究报告当中专门撰写了“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记者”与“牺牲者墓园”。

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由争取新闻自由开始

平心而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曾出现过一段言论管制相对宽松时期。当时，《南方周末》的大胆敢言一度在报业独领风骚，而《书屋》等杂志更是一度成为知识界人士发表前沿思想的阵地。与这些媒体相比，《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所载文章并不算出位。只是上述媒体相继遭到大整肃阉割之后，“冰点”以及后来开办的《新京报》就成了韭菜地里最高的那一茬韭菜。而这两家绝不涉足政治，只涉足社会领域的报纸最终也被中宣部挥刀相向，只说明中国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日益加紧，已经收缩到让人们无法再有任何腾挪余地。

遭受整肃的媒体在中国几乎无时无之。以往媒体受到整肃时，知识界往往有人说这是因为所发文章言论太偏激，作者、编者不善于保护自己。这种心态说是“犬儒主义”也罢，说是“明哲保身”也罢，其结果使得中国政府日益肆无忌惮。

最近这几年有一段话在中国被引用得最多，那就是“二战”以后，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牧师为了让人类社会永远记住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血腥耻辱，在波士顿树起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铭刻了这样一段话：

“当初他们（指法西斯德国纳粹党）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後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我想借此提醒我的中国同胞，争取自由民主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但同时我还想说明，在这一过程当中，国际社会的帮助也绝不可少。一个极权专制的中国政府，对世界的自由和平只能起负面作用。也因此，国际社会负有促进中国民主化的义务。

我很欣慰的是，从2006年开始，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态与新闻自由的关注逐渐多了起来，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已经意识到一个专制极权的中国政府无法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这种关注使得为中国人权与政治民主化而奋斗的人不再那么孤独。而行动必始于思想，新闻自由不仅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知情权，也将使诸多有价值的独立思考得以传播，而这些正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作者2006年7月初写于美国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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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云遮雾罩的神秘中国

何清涟

世界早已成了一个地球村，人们了解其他国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媒体的报道自然成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人们借助媒体（现在得加上网路信息）提供的各种信息，构想他国景象。旅游者们凭兴趣一游，对于各种信息的真实性要求较低；但投资者对于各种信息的要求则要严格得多，因为一旦判断失误，花一生心血积累的财富可能付诸东流。随着中国成了世界瞩目的投资宝地，有关中国的各种新闻与分析逐渐占据着媒体越来越多的版面。

每个国家都向世界展示着它们各自的魅力。区别在于民主国家的媒体有言论自由，信息杂然纷陈，呈多元状态；而专制国家的媒体却受到严格控制，必须随着当局的指挥棒起舞，因此只有一种声音。在“冷战”结束以前，世界各大国当中，苏联与中国显得最为神秘。但从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的解体退下了蒙在铁幕上的神秘面纱，而看似正在逐渐开放的中国，却因其真实面目笼罩于神秘云雾之下，总是让世界感到困惑。

这层神秘云雾，实际上是因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媒体而产生。中国一直以外松内紧的方式严格控制媒体，将中国与世界主流价值不一样的“异端”紧紧包裹在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之中，使得中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世界的主流价值正在接近。中国当局控制媒体的目的简单明了：对国际社会，永远不让他们知道这个国度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对内则要让人民因信息不畅而处于互相隔绝状态，丧失分辨事实与假相的能力，并无法形成集体抗争力量。可以说，中国的媒体是只被政府紧紧控制的“万花筒”，国际社会只能通过这只“万花筒”了解中国。由于信息的“万花筒效应”，使得许多号称“中国通”的专家们都认为“了解中国是一场挑战”。

一、一些专家的感叹：在中国呆的时间越长，越不了解中国

在世界眼光中，中国的13亿人口意味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因此了解中国成了开拓市场者们所必需。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却实在让国际社会莫衷一是。且不论中国为世界勾勒的“中国”是何种图景，仅仅是国际社会，就有“崩溃论”与“繁荣论”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而且持两种看法的论者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外国人了解中国为什么如此之难？为什么对同一个观察对象会得出如此水火不容的印象？这一问题恰好是笔者多年来就关心的。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遇到一位美国的政治学教授，她那年正好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乡村选举的论文，将这一问题带入了英语世界的视野，从此这一选题成为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趋之若鹜的领域。在与这位学者交谈时，我问她：“你认为自己在多大的程度上了解中国？”她很认真地告诉我：“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学习中文，从第二年开始，我认为自己懂得了中国，也懂得了中国人。但这种自信到了第5年以后慢慢减弱，因为通过媒体阅读到的信息与中国人私下里告诉我的总是不一样。到了第8年，随着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日益加深，我越来越认为自己并不真懂中国。”

类似的看法我还听到其他的中国问题专家（至少他们在自己行内获得了如此评价）谈过，其中包括一些在中国工作多年的高级外交官。一位在中国工作过8年的美国外交官曾对我谈到：去中国之前，曾经通过情报部门得到过一些有关中国的信息。但到中国之后，他通过中国媒体报道得到的初步印象是完全否定来自美国的那些信息。这种情况让他困惑且无所适从，直到第三年他才开始明白：不能仅仅只通过中国的媒体了解中国。因为真实的情况可能与媒体上报道的正好相反。这位外交官不无幽默地说，“中国的媒体是只万花筒，看起来很美好，但一切都是经过变幻处理的。”

一位曾驻中国5年的日本记者在采访中对我谈过：“我在中国看到的与听到的情况，让我感到中国经济很繁荣，与你书中谈的不一样。我当然知道你的书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你怎样解释我看到的与你看到的不一样？你要能说服我，才能说服日本读者。”于是我问这位记者：“我想请你告诉我两点：第一，你有关中国的信息来源有哪些？第二，你到过中国哪些地方，除了大中城市之外，去过农村没有？尤其是去过政府限定之外的农村地区没有？”这位记者告诉我：“我去过中国大多数省会城市，也偶尔搭上出租车看过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我没有去过离城市几十公里之外的农村，也没机会做调查；有关中国的信息我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中国的媒体，二是与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接触，三是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了解。”于是我对这位日本记者说：“首先，这三个来源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媒体是按照政府意旨进行宣传，政府官员是政府的发言者。至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消息，其来源也主要是这两个。而真正的中国，其实完全被这三个来源所屏蔽了。其次，70％的中国人住在农村，你如果没到过中国的农村，就等于并没到过真正的中国。一些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包括部分中国人在内，经常拿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与一些省会城市做例子，证明中国的繁荣发达，甚至还有人拿上海与纽约及东京相比，最后证明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逊色。但恰好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住在这几个大城市里，农村的面貌才是中国的真正面貌。有一句这样的经验之谈：没到过美国的乡村不知道美国的富饶，没到过中国的农村不知道中国的贫穷。而且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去什么地方，不可以去什么地方，是有法律条款加以限制的。你如果认为走马看花式地走了一些地方就了解中国，那么我已经来过日本三次，也到过日本的东京、京都、大坂、福冈等不少城市，参观过一些企业、媒体，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了解日本了，并描画出一个你们日本人完全不认识的日本。你能同意吗？”在笔者对中国经济详加解析之后，这位记者最后承认，他所了解的中国确实不全面。

越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人，越是知道应该怎样解读中国。曾从事对华工作50年，并于1989年开始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James R. Lilley ）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过自己的经历，并举出一位到中国参加一个合作项目的美国人比尔（Bill）为例。这位比尔先生因为自己到过中国（其实就是作为旅游者走马看花），以为已经了解中国，而且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坚持认为自己主观诠释的“中国”就是真正的中国。李洁明先生谈到，有比尔特点的绝对不止比尔一人，还有美国一些四星上将及其他各种人物。因为这类凭自己一管之见观察中国的人太多，故此李洁明一再强调：“中国有许多令人费解、难测的地方。矛盾遍地都是，使得了解中国成为棘手的挑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erry Link教授的经历，正好是美国怀抱理想主义热情的左派青年的典型经历。他年轻时因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深深向往中国的社会主义。这种因不了解而产生的向往与热爱，最后却因对中国的深刻了解而破灭，最终他成为对中国政府持坚定批评态度的人士，因而他的名字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二、中国的“媒体”是公共传媒还是政府的宣传机器？

作为一位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我当然知道认识中国之所以会如此困难，完全是因为政府控制与操纵媒体，并向社会提供虚假信息所致。

一个人如果仅仅通过中国的媒体来了解中国，得到的印象肯定与真实的中国相去甚远。我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地演讲以及在美国国会作证时都指出：被视为中国最权威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被视为美国最权威的报纸之一是《纽约时报》。但如果某位读者同时阅读这两张报纸任何一段时间的报道，肯定会得出一个与事实相去甚远的结论：美国社会弊端丛生，治安状况不佳，公民经常抱怨政府，总统更是不得人心，备受指责；而中国人则有如生活在人间天堂：政府勤政爱民，官员廉洁奉公，时刻倾听下情；失业率低下，失业者也常得到政府关心爱护；人民对政府感谢不已，对国家领导人更是由衷热爱，经常主动学习他们的讲话与指示；虽然偶而有点腐败，但总是在中共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及时得到纠正……

其实，只要对这两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就应当明白这一结论之荒谬。但产生这种荒谬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在于两国的媒体性质有着根本差异。美国的媒体奉行“新闻的专业主义”，这是上一世纪中叶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其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因此，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体只需要秉承媒体的几个原则：尊重事实，秉持职业道德与良心。防止官员营私舞弊，监督与批评政界要人，讨论各种正在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都被视为媒体的天然职责。

美国新闻界有个名词，叫做Muckraker（耙粪者），意为“专揭丑事的人”，这个名词的发明者是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在任的20世纪初期，正是美国政界与实业界腐败现象严重之时。当时一群记者不畏艰难，专门揭露腐败现象，他们写的报告震撼人心。罗斯福总统担心记者们写的报告会引发社会危险的不满情绪，于是他向这些记者们开火，称这些记者象英国作家约翰·布尼安(John Bunyan)所著《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一书中的人物。这个人因揭发丑事有功，被请去天堂称帝。然而这个人对献给他的皇冠看也不看一眼，原来他只会手握粪耙，看脚下的污秽。罗斯福总统认为这些参予调查的记者就象这个人一样，乱耙污秽，胡乱指责主要的实业公司，指责他们控制政界人士。

但这些记者们骄傲地接受了这“耙粪者”这个名词。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所写的文章引起了全美国对腐败问题的关心，结果促使国会通过了新的法律，政府开始对存在多年的腐败弊病实行更严格的控制。时至今天，“耙粪者”留下了一个献身改革的传统，而每一个社会总是需要责任心强的专揭丑事的人。“耙粪者”也早已不再是个贬义词，成为美国新闻行业引以为傲的职业要求。

与此同时，西方的媒体还经常要遇到来自于媒体行业内部的批评，以及来自于全国新闻委员会与职业记者协会的批评监督。总之，民主国家媒体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于专制制度下苟活的中国媒体。

而中国的媒体则是由中共政府掌握控制的巨大宣传机器，中共政府自己将其定位于“党的喉舌”，意即新闻媒体必须为党的利益说话，粉饰太平被视为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至于什么是事实并不重要，记者的道德良心必须让位于中共政府的利益。中国的新闻记者们对此感到痛苦，曾编了一段打油诗来描绘媒体在中国的角色：“我（媒体自称）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阅读中国的报纸杂志，最深的印象是这些报纸满纸洋溢的那种对权力的敬畏与对权势者的谄媚。香港回归以后，这一特点也已经为香港一些报纸与杂志维妙维肖地加以模仿。

然而，自从“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等前苏联集团国家已经民主化，不再控制新闻舆论及学术研究；而中国媒体因其展示的“改革”形象与世俗化、市场化方向，使西方社会忽略了中国媒体作为“党的喉舌”的性质，并产生一个误解，将中国媒体“市场化”与走向新闻自由等同起来，虽然时有新闻媒体遭受整肃的消息传出来，但人们却总将其当作个案或者政府一时一地的控制行为，而不是一种体制化暴力。这一误会相当普遍，笔者经常遇到由外国人提出的这类问题。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与中国的南京大学于80年代在南京合办了一所“中美文化交流中心”，这地方如今已经成了美国有志于中国研究的语言与中国文化学习摇篮。笔者曾于2000年11月受邀到该中心讲学。一位美国学生在提问时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看你们的报纸，上面总是谈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大好，与你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为什么你的书在中国那么受欢迎？这说明中国人相信你的分析。但如果报纸说的东西不可信，那么中国又为什么要办这些媒体？”一位南京大学的教师当时非常激动地站起来说：“你对中国政治还不了解，否则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中国哪有什么新闻自由，媒体都是党的喉舌，报纸上说的大都是谎话”。

这位美国学生生长于民主国家，不了解专制独裁国家都有操纵媒体的天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素质不高且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国家里，控制媒体就基本上能左右国民的思想。

这位美国学生的问题已经有几位受聘于中国媒体工作的美国人作了回答，其中一位是受聘于中国中央电视台四频道的美国人琼·玛尔蒂丝（Joan Maltese），她回到美国后，曾将自己在中国工作时的亲见亲闻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的宣传机器是如何欺骗世界的”（How China’s Propaganda Machine Works）i。她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好几年，终于弄明白“冷战”期间的一个常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新闻自由，媒体就是一架不断制造谎言的宣传机器。有这种经历的西方记者还有好些，将其经历写出来的就有好几位。

真正的问题在于：受到蒙蔽的外国人总还有觉醒的一天，因为他们从小养成的价值观与是非标准让他们对事物还有起码的识别能力。但在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与媒体宣传灌输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有不少人丧失了分辨事实与假相的能力。更可悲的是，中国政府一直努力灌输的意识形态还让他们坚信：只有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点将使中国人在觉醒的路上步伐迟缓。一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修博士学位的中国姑娘，其博士论文选题是分析中国1950年代的《人民日报》，她做得非常努力，并且得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吃惊的结论：“中国1950年代的报纸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她的论文计划未获通过，论文指导教授委员会做的结论是：这位学生连分辨事实的能力都没有，因此不具备任何研究能力。

这位姑娘出生于1960年代中期，其父母是军队干部。她在中国得到的知识主要来自于中国政府统一编写的教科书。而在中国政府统一编写的教科书里，所有的历史都涂饰了厚厚的谎言，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历史更是如此。2001年7月，中国当局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光辉历程展览”，在这个展览里，不但看不到1989年“六四事件”，甚至看不到对“文化大革命”、60年代初大饥荒、1957年“反右派”等由于“党的错误”造成的巨大历史灾难的最一般、最简略的叙述。在中国共产党那里，历史已经被完全“叙述”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Cicero)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Not to know what has been transacted in former times is to be always a child.)”这位姑娘是中共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的受害者，我相信她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一定是想用她的“研究”证明“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描绘是相反的，要按照毛泽东说的“将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她，以及与她相似的中国人之最大悲剧在于：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错误的。在这位姑娘看来，论文题目被否定只不过是“国际反华势力”在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的一次“思想围剿”。

还能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对本国历史的完全无知，或者完全颠倒地去认识更让中国人感到耻辱呢？

三、中国传媒业（含出版业）是怎样处理“新闻”与敏感内容的？

且不说中国人是否享有言论自由，仅仅是知情权一项，中国人就被严重褫夺。中国人看到的新闻经常是被肢解与过滤的残破新闻。比如2003年7月1日香港50万人民举行反对“二十三条立法”1的大游行，震动世界，国际媒体争相报道，而中国所有的电视、电台、纸质媒体却都保持可耻的沉默，不置一辞，而在此日期之前的报道更是只有“香港人民拥护二十三条立法”的消息。即使是号称总部设在香港但在中国能够收视的凤凰电视台，也因惧怕审查而保持沉默，只能在若干天之后在转播别的新闻时插播一两句而已ii。2003年9月13日至15日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中国，相继在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举行了三次演讲，在演讲中提出了人权、新闻自由与信息自由等中国政府严厉禁谈的问题，照例被中国政府所封杀，只能见之于德国媒体iii。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大使馆照例阻止列在中国政府“黑名单”上的数家媒体进入会场采访，直至美国国会广播委员会加以干预，才有一家媒体（自由亚洲电台）获准入场。而演讲期间，一位美国女学生因呼喊“给西藏自由”，而被在场的三位中国女士夺去标语并“请”出会场，中国对这次演讲的所谓“现场直播”也因此中断一段时间。iv

此类事例甚多，不胜枚举，这里只分析几件牵动世界的大事。通过这几件事情，读者可以知道中国媒体是如何“尊重”事实的。

1、SARS事件

2003年2月开始，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笼罩于怪病“SARS”阴影中，而SARS的源头中国大陆却对疫情的真实状况讳莫如深。从2002年11月中旬广东佛山开始出现第一个病例，到2003年2月初数百人被感染这段时间，中国广东省政府一面按照惯例压制媒体对实情的报道，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内部渠道上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但北京方面当时正值中共“十六大”权力交接时期，维持表面上的安定是第一要务，中共高层领导根本无心过问疾病流行这类事情（因为区域性的疾病流行在中国是常事），于是习惯性地掩盖疫情，对外则矢口否认SARS的发源地是中国，从而让整个国家失去了宝贵的防疫时机，最后导致SARS传播至世界范围，与中国大陆毗邻的香港更成了SARS肆虐之地。

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公众从官方传媒那里得到的有关SARS的信息与国际社会完全不相同。根据广东一位新闻记者的披露，面对SARS的肆虐，广东省一位官员居然说出如此惊人之言：“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其言下之意是：如果疫情失去控制，还可以通过控制媒体来封锁消息；而如果失去了对媒体的控制，那比疫情失控更可怕。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制约、干预“力度”之大可想而知。

中国记者对SARS的报道其实早在2002年11月刚出现疫情时就开始了，但一直受到广东省宣传部门的干预。2003年2月份（中国的春节期间）SARS随着香港人到大陆过春节而传播至香港，此事在香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引起恐慌。但从2月8日开始，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不断下达各种禁令，声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要求媒体从社会稳定的立场出发，不得采访报道此事。据广州一位资深编辑称，从这天起，有关部门针对“非典型肺炎”（中国对SARS的称呼）的通知就没有停止过，最多的一天达到三道。v当海内外逐渐了解到SARS的源头在中国时，广东省政府于2月11日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疫情公布没有“缓报、漏报、瞒报”现象，被称为病源的广东省广州、佛山、河源、中山等四个市“已无新发病例报告，全省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之后，中共广东省委分别于当天、2月14日与17日，多次以书面与口头通知的方式，警告全省各媒体，不要擅自报道有关SARS的任何消息，有关报道一律采用官方提供的宣传稿。与此同时，官方更将有关SARS的统计数字列为国家机密，泄漏者一律按泄漏国家机密罪行处理。仅仅在广东，因为报道SARS而受处罚的媒体就有数家，最先被用来祭旗的是广东的《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因这家报纸隶属于《南方日报》集团，由此株连至《南方日报》集团旗下各报，中共广东省委趁机改组他们早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南方周末》vi。

然而，该部门的禁令只堵住了媒体的嘴，却堵不住社会的口耳相传，从官方媒体那里得不到可靠的消息，社会上各种流言蜂起，出现了罕见的恐慌性抢购。在媒体的强烈要求下，中共政府的宣传部门作了“让步”，安排刊发“通稿”2，但“通稿”内容语焉不详，没能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直到4月8日，解放军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军医蒋彦永冒着极大的危险投书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Susan Jakes――此信原来是写给中央电视台4频道与香港的凤凰电视，未获答复，这才通过人转投给《时代周刊》记者――将他所了解到的SARS疫情透露给国际媒体，国际媒体才算是有了第一手的资料vii。

在这段情况最紧急，最需要政府承担防疫责任的时期，中国政府却完全未采取任何行动去防止疫情的扩散。那么这段时期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一是将SARS的病源说成是美国。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SARS并不可怕，可以治疗，也可以防治。即使在美国这个医学发达的国家，每年也有560万非典型肺炎病例，其中住院死亡率达13％。与美国相比，广东省有7,000万人口，目前发病的比例是很小的viii。此后的50天是疫情控制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除了继续敷衍塞责，向国际社会提供假情况之外，几乎什么也不做ix。正是在此阶段，SARS传播至香港，并经由香港传向新加坡、台湾和加拿大等地，引起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直到4月4日，中国政府才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派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中国疾病防疫中心调查，第二天被迫承认中国确有SARS出现x。

根据中国媒体后来陆续发布的资讯，其实早在1月21日，中共高层领导就得到广东省通过政府内部秘密渠道送上来的疫情报告，此后一个月内也派出卫生部的专家们三次去广东取样回北京分析。这说明中国政府高层非常清楚疫情的流行，只是中国政府从来未将知情权作为公众的天然人权，垄断信息并堵绝任何“负面消息”的流传是中国政府控制新闻舆论的主要目的。

二是拒绝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早在3月15日就拿出了有关SARS的全球疫情报告，并指出SARS“看来是21世纪的第一种严重和易于传染的疾病”xi，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到疫区观察的要求，但中国政府足足让WHO等了两个星期，直到4月2日，才允许WHO派员前往广东。而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为了逃避WHO的检查，要求北京一些医院将SARS病人放在救护车上拉着在全北京城乱跑。直到疫情高潮过去，世界卫生组织都一直对中国政府提供的病情资料表示怀疑xii。

三是迅速立法，将传播SARS信息定为“传播谣言”，声称将予严惩。中国政府被迫承认SARS疫情之后，对国际社会承诺此后将每天公布疫情的真实数字。但这种承诺无非是对外欺骗而已。5月中旬，SARS正由北京向全国扩散，各种流言随着北京的外地民工纷纷回乡不胫而走。于是中国各地政府开始抓捕“传播SARS谣言者”。所谓“谣言”，其实就是与中共官方版本不一致的消息xiii。事实上，根据在疫区的人士观察，中国政府公布的疫情新闻与实情差距太大。一些人冒着被政府逮捕的危险向北京电台、《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媒体披露真实情况xiv。中共政府还用杀一儆百的方式惩罚了《中国青年报》及其下属《青年参考》 的两位编辑与一位记者xv。用这种“抓谣言”的方式限制言论自由与民众的知情权，当今世界上恐怕只有北韩和中国等少数几个极权国家还在实行，这真是对人权的一种极大亵渎。

最滑稽的是中国政府如同变色龙一般的表现：开始是隐瞒疫情，继而又找出两只替罪羊（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书记孟学农）来洗刷中央政府的严重过失，最后又将自己打扮成“率领全体人民抗击SARS的英明领导”。

2、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回忆录中文版被删改风波

2003年8月下旬，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回忆录《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异常畅销，一个月内已印刷至少4版，总销量售超过20万册。不过，中国读者或许没想到，他们看到的中文版至少有10处被删改，这些改动甚至没有及时通知版权所有者－－美国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Simon & Schuster)。

据美联社报导，有关删改主要涉及美籍华裔人权活动家吴弘达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已在其网站上专门设置一个页面，将中文版的改动做了标识，为了方便中文读者阅读，该网站专门附上了英文原文和对应的中文翻译。例如，中文版中有一处称吴弘达在中国被捕，因间谍罪等候审判，但英文版原文是：吴弘达是一名“人权活动家，作为政治犯在中国劳改营被关押了19年”。据该网页显示，英文版共有10页被删改，删改之处集中在两章，分别是“妇女权力是人权”（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这一章当中的第298、299、300、301、302、304、306和308页，以及“想像未来”（Imagine the Future）这一章当中的第457、460页。其它一些章节，比如描写希拉里的中国之行，前总统克林顿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国政府压制媒体，镇压西藏和政治异见分子等，都被删短或修改xvi。

据《纽约时报》披露，希拉里对这些改动表示“吃惊和愤怒”，她和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已致信出版该书中文版的译林出版社，要求收回已经发行的中文版，重新依照英文原文翻译。译林出版社则以时间紧迫，来不及同美国出版商联系并告知他们这些改动为由，承认是“失误”，但又表示这些修改只是微小的“技术性修改”，不影响书的完整性xvii。中国青年作家余杰将该书的大陆中文版与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作了仔细对照，发现这两个中文版本之间的差别相当大，余杰撰文逐项罗列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别，任何一位中文读者看了余杰的分析后都能很清楚地知道，中国的译林出版社所犯的绝不是“技术错误”，而是故意改动文义。余杰的结论是：“经过这样的一些巧妙的处理，希拉里的回忆录已经面目全非了。大陆的编辑和新闻检察官们都是图书整容手术的高手，他们能够让每一处的删改都不留痕迹。我不得不戳穿他们的把戏，我不接受这种对读者智力的侮辱和对读者自由的侵犯”xviii。

希拉里自传《亲历历史》被删改一事，让国际社会颇为失望，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一事实：虽然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体，包括中国的出版社已经相当市场化和商业化，但依然受到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和政府的严密控制和审查。此后经过将近4个多月的谈判磋商，译林出版社未对此做出任何让希拉里及其出版代理满意的答复，2003年12月24日，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向译林出版社发出正式信函，取消译林在中国大陆的《亲历历史》出版权，并要求译林销毁库存的擅自删节的印本。代表克林顿夫妇谈判其书籍在外国出版事宜的律师罗伯特·巴奈特表示，鉴于《亲历历史》在中国出版的不愉快经历，今后克林顿和其他西方作者可能会要求事先审核中国出版社的译文，然后再最终授予中国出版社出版权。在过去，中国的出版社在出版外国书籍的过程中没有这种外方的事先审核xix－－这一要求其实只是美方出版代理保存体面的做法，按照中国的现实情况，这本书将会在市场上继续销售，而出版社与政府都会解释成这是“盗版”，并承诺他们会“尽力打击盗版行为”。但真正的事实则是：只有等这本书根本销不动了，这本书才会在中国图书市场上绝迹。

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始终装聋作哑，宣布这是“企业行为”，与政府无关。这当然是遁辞，因为多年来对翻译著作中有关中国与社会主义的部分进行删改，几乎是中国出版界约成俗定的做法。这当然是出版社在多年言论管制下形成的反应，因为不这样做书就会被查封，出版社将被关闭。在就业艰难的今日中国，为了出一本书而导致出版社关门，会遭致同事的集体怨恨。卡尔·波普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上卷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版，但因其下卷内容尖锐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始终未能出版，中国的学者想看全本的书，必须购买台湾版本。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乡》（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3，1993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但无论是书中章节小标题还是书名，都已经被偷梁换柱，改得面目全非，而且那时连版权都未购买xx。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在2002年在中国出版时，因为书中谈到中国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时，批评了毛泽东的专制政府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并多次谈到言论自由与多党制民主对促进民主的重要性，该书中文版在出版过程中先是被反复审查，继而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比如“言论自由”被“更多的发表意见的机会”这类词句所取代，“多党制民主”被删去或用一些与原来意思相去甚远的词句代替。当作者与译者共同对此表示不满时，编辑的回答是，他们面对一个政府宣传部门颁发的禁用词清单，不得不作如此修改xxi。这一次仅仅只是因为希拉里这位作者的“特殊性”，删改作者文字才演变成一场风波，绝大多数作品的中译本被删改，几乎就如一片树叶飘落在水面上，连一丝波纹都未曾荡起。

最能让人们了解中国政府在尊重新闻自由方面口是心非的行为是如下事实：早在1992年，中国政府就在伯尔尼版权公约上签了字，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又再次承诺要遵守国际规则。对于注重人情关系的亚洲国家来说，还应当看到一点：克林顿政府时期曾刻意软化美国的对华政策，如果按照亚洲价值观的思维，中国方面应该对希拉里“特殊照顾”一些，但事实却给了相反的结论。无论如何，擅自删改希拉里的回忆录不可能不被发现，但在中国政府看来，外国的观点，即使是与中国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的观点，只要不合中国政府的言论尺度，就必须删改，控制中国公民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四、观察中国最重要的是“观其行”，而不是“听其言”

如果仅仅是听中国政府自己的宣称，中国现在一定已经跻入世界上最亲民、爱民、重民、最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国家行列，如果中国现在还没有进入现代民主国家行列，主要是两个原因所造成，一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假民主，而中国此刻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就再一次强调上述观点。二是中国民众的“素质太低”，这决定了中国目前还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中国人民必须在“英明伟大”的中共政府领导下慢慢成熟长大，直至具备政府认可的能够参与民主政治的素质为止。温家宝2003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学演讲中，仍然继续坚持“贫困者不能享有民主论”，只不过包裹得更为精巧一些而已。

中国政府认为，基于如此“特殊国情”－－这一特殊国情是中国政府与御用学者们多年来反复向国际社会论证的主题－－中国现在正在进步，“中国的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持有偏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以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民主政治建设视而不见。”xxii再则，人权、民主，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要干涉，政府就组织人民上街游行抗议去！

上述概括读起来象“黑色幽默”，但确实是中国近十余年来的宣传主题。国际社会曾经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两个假设：一是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政治民主化；二是加入WTO以后中国会逐渐改变国内的专制政治。由于相信这两个假设能成立，许多外国观察家断定中国社会正在迈向民主化，所以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比“冷战”时期对苏联的态度友好得多。除了深知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的国际组织，如“记者无疆界”、“保护记者协会”与“世界人权观察”等，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国际媒体和国际组织现在并不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因言论获罪的罪名越来越多，明文列入《刑法》的就有煽动分裂国家罪（第103条），煽动颠覆政府罪（第105条），煽动民族仇恨、歧视罪（第249条），煽动群众抗拒法律实施罪（第278条），这四条主要针对媒体及言论自由而来。《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8项第2条所写“发表、散布文字或者言论，或者制作、传播音像制品，危害国家安全的”，就是指使用出版物或者其他传播媒介“煽动犯罪活动”。

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就仍然是极权体制。从种种社会控制的手段来看，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从头到脚发散的都是极权政治的气味。它与斯大林体制及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体制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血缘关系。过去20多年来唯一的变化就是，毛泽东时代对极权体制是公开的自夸自赞，而1978年改革以后则演变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国家机会主义。目前中国当局表面上宣称中国“正在推进民主化进程”，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但实际上仍沿袭旧制，政治控制从外表上看起来松驰一些，但骨子里却沿袭毛时代的做法。但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做法，与其说其欺骗性很大，还不如说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跨国公司等利益集团愿意相信这些说法。

在极权制度下，谎言与暴力是政府实施统治的主要方式，政府的言论是不可信任的，只有仔细观察政府行为和社会真相，才能准确判断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的圣哲孔子曾说过，观察人的品行应该“听其言，观其行”，即考察一个人的品行，不仅要听这个人说什么，还要看他怎样做。对于长期以来依靠谎言统治的中国政府，更应该看它怎样做，它对人民的承诺有多少是实现了的。只有掌握了这一标准，观察中国才会找到一个不至于太离谱的角度。

五、中国当局为什么总被美化？

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政府相比，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境遇其实要好得多。国际社会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民主国家的政府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从严要求，但每逢评价中国政府，标准立刻就自动降低。每逢中国政府有什么承诺，不管这些承诺是否每年都要重弹却从不见落实的老调，国际社会必然一片赞颂声音。比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再次重复每年都要表达的反腐败决心与访贫问苦活动，这都被国际媒体解释成中国的“新政”。

就在2003年，国际社会一些媒体曾制造了两个神话，一是宣称中国要实行新闻媒体改革，另一个是中国准备推行宪政改革。第一个神话因8月份中国政府颁布了一个法规性文件而告结束，那个5,700字的《实施细则》的目的在于加强党对媒体的控制，中国媒体从业人员都明白，“媒体业的冬天真正开始了”（详细内容见第一章）；而第二个神话“宪政改革”更是一度被吹成一个大肥皂泡，2003年3月“十六大”后一段时期，一些观察家们仍然习惯性地将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归结于江泽民对胡锦涛的制衡，但就在许多媒体与中国观察家们一致认定胡温领导的中国政府将会实行宪政时，中国政府却由中共中央下令关闭了四个讨论宪政的网站，这4个网站是www.caosy.com， www.libertas2000,net, www.xianzheng.net，www.cc-forum.comxxiii，关闭的理由仍然是中国政府的“冷战”思维使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份档案中指控“外部敌对势力”渗透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为国内一些人士提供资金资助，鼓励国内就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问题进行辩论。

这种情况实际上揭示了中国政府正在走着与民主宪政相反的路子：民主宪政的本质就是民众参政议政，而民众参政议政的前提就是要开放新闻媒体，让人民有言论自由。既然中国政府连民间人士边缘性的讨论都要禁止，政治民主化又从何谈起？不允许民众参与的政治能通向真正的宪政改革吗？

尽管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总是让一些热情赞颂中国改革的人士的预期落空，但这丝毫没有降低他们继续歌颂的热情。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出来后，里面没有任何文字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美国著名的《商业周刊》还在评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胡锦涛有可能象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样，释放出引导中国实现真正改革的力量”xxiv，至于那些实际上由中国政府赞助的中文媒体更是将马屁拍到了极点：“胡锦涛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用市场与商业利益作为诱饵，让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变成了“拥抱熊猫者”，并成功地在各国培养了一批中国专制政府的辩护者。如今国际社会反对中国专制政治、批评中国人权的人士所要面对的往往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他们本国的专家学者与政治家们。

笔者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在对待前苏联与中国的态度上会有如此差别。但被迫辞国后侨居海外后，对海外媒体及“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尤其是“爱国华侨”们有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在经历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后，我终于理解了一点：前苏联实行的是“铁幕”政策，与欧美国家没有多少经济交往，无重大利益关系牵涉其中，自然也就无须美化这个国家。而中国现在与欧美各国的经济来往越来越多，各国与中国均有利益关系。中国的人权状况之糟糕，让各国政府面临压力：怎么能放弃人权这样的人道原则与这样的专制国家打交道？但如果要过问中国的人权，势必引起中国政府反对，指责这是“干涉内政”。在利益权衡之下，国际社会各利益集团认识到自己需要中国这个市场，这交道非打不可，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化中国，不管事实如何，指出这个国家正在进步，行将告别专制就可以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样做，等于向世界宣示自己不是在与魔鬼打交道，多少也可以抚慰自己的良心。至于有些非常活跃的“爱国华侨”，早已经成了依靠中国共产党养活的人，是中共政府在海外活动的外围力量。2003年在美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文英间谍案”，案中的女主角陈文英就是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评论上述情况多少有点令人感到沮丧。利益第一，这是人类社会永远的现实原则，这有二战前欧洲国家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作为先例。美国一家大投资公司的总裁曾托他的下属问过我：“我知道中国市场将来必然出问题，因为政府实在太腐败。但现在的情况确实很吸引人。我们先进去投资，再在未衰落前撤出。这个主意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这主意听起来很美妙，有这种想法的人也非常多。但前提是你得确保自己能够选择最好的时机，并在最好的时机前撤出来。”

六、阅读中国媒体的几条重要经验

毫无疑问，媒体（现在还包含网络信息）是现代人获取信息的基本手段，许多人虽然知道中国媒体消息不太可靠，但却无法辩识其中真假。我遇到过的外国人当中，就有不少人曾这样问过我：“我们要怎样才能了解中国？”我思索了许多年，能够提供给读者的经验是三条，一是凭借自己多年观察积累而成的常识理性，二是凭借常识从媒体的字里行间找出真实的信息，三是以“内部人”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中观察真相，而不是以某种官方或外国人的特殊身份去“调查”得到的信息，因为这种调查往往受到控制，流于形式。

常识需要长期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才可获得。作为“外来者”与“内部人”的经验也完全不一样，几乎具有不可替代性。当我在国内受整肃时，一位曾做过中共地委书记的退休官员对她的女儿（我的一位同事）说：“这位学者肯定是好人。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共产党说哪个知识分子反动，哪个知识分子就是好人；共产党查禁哪本著作，哪本著作肯定就是好书。你一定要好好对待这位学者。”这位退休官员作出如此判断，就是根据他在中国官场多年打滚获得的“常识”。但学会阅读中国的媒体，并了解如何作出判断，却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重要经验。在此我想向读者贡献几条重要的常识：

第一，对灾情、治安、腐败等一切所谓“负面消息”，阅读时可以将情况设想得严重很多。因为中国的“宣传纪律”是报喜不报忧，每一次灾情都要严格控制对灾情实际受害情况的报道，如规定报道的死亡人数不得超过几人（不管事实上死了多少人），甚至灾情损失汇报都成了中共表彰自己的官员们的机会。最近的例子是2003年11月湖南衡阳一处住宅因大火坍塌造成伤亡，完全是建筑物不合质量要求造成的灾难，却被中国的媒体变成了赞扬官员们如何亲临救火现场指挥、武警战士如何勇于牺牲的故事。各地矿难频繁发生，隐瞒死难人数，赞扬官员们如何关心抢救矿工生命更是各地媒体反复弹奏的老调。

第二，学会从反面理解一条消息。比如当中国的媒体说政府关心下岗工人问题时，大可以把这样的报道理解成下岗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媒体说某领导谈一定要关心“农民问题”，就可以理解成农民已成为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成了一个领导者不得不表示“关注”的问题。什么时候中国的报纸上讲要“搞好廉政建设，整顿党风”，就说明这一时期贪污腐败之风已经非常严重。又如，当媒体强调要加强某高级领导人在党内与中央的领导地位，要加强党内团结，那么就一定是某位领导的地位不太稳固，而且党内出现了一些分裂，其领导地位已经受到威胁。

对于一个未长期生活于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认识中国确实是一场挑战，但愿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找到一把了解中国的钥匙。

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纳粹党与共产主义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事实和假相（即所谓“经验的真相”），分辨真实与虚假（即所谓“思想的准则”）能力的民众。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Hannah Arendt: Totalitarianism）

思想罪不是该当死罪，思想罪必须处死。（Thoughtcrime does not entail death ，thoughtcrime IS death. ）

乔治·奥威尔：1984 （George Orwell:1984）

第一章 控制新闻是愚民政策的主要手段

聪明且有知识的人民善于思考，明辨是非，使国家易于管理；愚蠢无知的人民容易盲从，便于统治。现代民主国家致力于提高国家的教育水准，改善国民的知识教养，是因为民主制度需要人民的参与，并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形成政治制衡。

所有的专制极权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选择愚民政策，因为无知的人民容易被专制者玩弄于股掌之上。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愚民政策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通过教育对民众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包括经过美化的中共历史与“爱党”“爱领袖”教育；二是控制媒体，美化现实与政府，掩盖社会阴暗面。用中国政府的行话来说，叫做“多做正面报道，少做或者不做负面报道”（即只报道好消息，不报道坏消息）。在专制政治下，操纵舆论就能操纵人的思维和行动。

中共政府的愚民政策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二是师从苏联斯大林时代控制思想言论的方法。

中国古代的皇帝设地方官时通常用“牧”这个名词，按照中国汉字的意义，“牧”是畜养之意，即饲养牛、羊、马、猪等动物。也就是说，中国统治者视民众如家畜，视统治国家如同放牧家畜。中国儒家的“亚圣”孟子也说过：“民可虚其心，果其腹”，意思是应该让民众头脑空空，不善思索，但要让他们吃饱。对这一点，中国政府心领神会，尽管让人民吃饱这一条一直做得不好，但让老百姓成为不会思索的群氓却非常成功。

而前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一直都将媒体当作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机器。苏共的这点统治经验，尽管被民主世界视为邪恶之至的“洗脑”，却被中国政府全盘照搬，且“青出于蓝，且胜于蓝”。简言之，在80年代以前，中国的新闻媒体控制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控制；从90年代开始则主要依赖于更精巧的技术控制，其手法比当年的苏共做得更隐蔽、更巧妙，也更成功且不容易被国际社会觉察。

一、1978年以前中国新闻控制的演变与特点

1、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控制新闻？

控制新闻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操纵舆论，影响公众思维。早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在野党与国民党政权对峙时，中共高层就已经知道影响舆论的重要性，其操纵手法极其高明。

中共建政后的新闻业模式完全照搬前苏联的《真理报》模式，甚至连报社内部的整个建制，如部门设置等都一一照搬不误。这个模式有几个特征：第一，无视社会实际状况，只根据政府的文件指示办报。至于新闻报道是否符合事实，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据一些老报人回忆，他们当时写的一些通讯，就是根据上级意图找材料和“典型”，选择其中有用的部分加工写成所谓“新闻”；第二，传媒只对政府负责，从不尊重读者的看法和评价；第三，专登讲假话、空话的官样文章，用固定的体裁写报道；第四，这种如同宣传品的报纸，主要不依靠市场发行，而是让所有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与企业用公款订报。

既然传媒只是“党的喉舌”，中共自然也就从不考虑传媒的新闻属性。但因为要在国际社会表明自己也属于现代文明国家，中国共产党对新闻自由另有一套说辞。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传统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40年代与国民党政权争夺天下时就有清晰痕迹可寻。当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一些中共理论家与高级文化干部，一方面在中共统治的区域里发动残酷的思想整肃运动清洗异己，并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另一方面又以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过不少有关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文章，借以攻击国民党政府，争取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i。有趣的是，1999年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将这些中共历史文献编成一本书出版，这本名为《历史的先声》的书却被中宣部与国家新闻署查禁，理由竟是“不能让少数人借用我党的历史文献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而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看过这本书以后告诉笔者，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一向对言论思想新闻实行严厉管制的中国共产党，在50多年前竟会这么“推崇”言论自由！ii

中共的所作所为表明，以争取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为口号，反对政治敌人国民党，只不过是他们夺取政权的藉口而已，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没有打算实行所谓“新闻自由”。在毛泽东看来，所有的报道都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与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倘若新闻媒体批评政治与社会阴暗面，就是“无政府状态”。一件很小的事情足以说明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霸道心态：1951年，曾积极帮助中共夺取了政权的“中国民主同盟”以为毛泽东会实践当年的许诺，让其参与国家管理。该同盟在中共的许诺与支持下办了一张表面上由民主党派主管的《光明日报》，总编辑以为有了自己的言论阵地，非常高兴，但随之发生的一件事情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当时中共中央针对一件国际事件发表了声明，并由新华社为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代写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共产党的立场。《光明日报》认为自己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于是将民主党派的声明放在了头版头条的位置，将中共中央的声明放在了头版二条，结果引起中共高层震怒，认为这样排版是一场“政治事故”，中共中央宣传部命令追回这一天的《光明日报》，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日报》必须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的声明列在头版，民主党派的声明列于其后。时任《光明日报》主编的储安平因为想坚持新闻人的独立原则，不久后就被迫辞职，从此以后倍受冷落，并在毛泽东策划的“反右派运动”中，成为全国著名的“右派”，身罹奇祸，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iii

客观地说，任何统治者都不会喜欢接受社会监督。正如本书序言中所说，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曾用“耙粪者”来表达自己对勇于揭露丑恶的记者们的厌恶感。但美国的社会制度却保证了这些“耙粪者”能够生存并受到广泛的社会尊敬。而在中国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下，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直至当前的胡锦涛政府，口头上从来都承认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但在施政中却坚决拒绝新闻媒体履行社会批评与社会监督的责任，并孜孜不倦地以控制新闻媒体为政府的主要任务。

控制新闻舆论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稳固统治。共产党政治从来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暴力原则，这种暴力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学说”；二是通过宣传与教育控制人们的思想，让治下的民众相信共产党政权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所做的一切包括任何暴行都是正当的，凡对共产党政权持批评态度者就属于“反动落后分子”，用暴力消灭他们是必要的。中国所有的媒体都灌输同一种政治观念，让人们没有任何可选择的信息，习惯于同一思维。

通过政治暴力与意识形态教育宣传这两种方式，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大半个世纪后，终于使许多中国人自发地排斥世界上的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民主、崇尚生命等观念，认为那都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不适应中国国情。这种影响之深远，从下列事实可证：许多中国大学生尤其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成长的年轻一代，即使侥幸出国留学，他们对西方社会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如涉及朝鲜战争，中美关系，60年代初“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饿死3,000万人的史实，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大多数抱着不相信的敌视态度，认为那是西方国家的“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污蔑。许多留学生归国后，竟然成为宣扬“中国人素质太落后，不宜实行民主”这个官方观点的活跃分子。这一点既让美国大学的一些教授吃惊，也令这些教授万分不解。

在长达50多年的专制统治中，由于在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共政府经历过种种由自己一手制造的危机，仍然能维持统治，并且通过宣传让中国多数民众相信：民主将会造成动乱；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就会陷入动荡与混乱。

中共控制新闻的第二个目的则是为了在国际社会塑造一个良好的“中国”形像，以提高国际地位。在改革开放以前，按毛泽东的定义，中国的新闻媒体是与“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修（前苏联）反（台湾、香港等一切国际反华势力）进行斗争的武器”；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媒体则被中共当作引导世界认识中国的工具。中国的真相是什么，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新闻媒体报道关心的事。中国政府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其“美好”的一面，以吸引大量外国投资，这才是媒体报道的主要任务。至于那“美好”的一面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只要能让外国读者相信就行。但从目前国际社会中声调甚高的“中国繁荣论”来看，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第二个目的已经有了一份不坏的“成绩单”。

2、毛泽东时代控制思想的特点

要了解中国政府目前对媒体的控制，还必须对1978年前的控制方式与特点略作说明。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以后，将中华民国时期（1911年～1949年）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全部接收，并把这些媒体“改造”为中共控制下的“以《人民日报》为龙头”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是以中共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前身则是中共华北局机关报。经过这种“改造”，中华民国时期曾兴盛过的民间媒体从此消失，除了中国共产党党报之外，只剩下形式上由所谓“民主党派”主办但归中共领导的《文汇报》、《大公报》与《光明日报》，这些“民主党派”报纸必须按党的节拍起舞，偌大的中国只剩下一种声音，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些历史冤案，那就是中共建政之初对记者的屠杀。笔者在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里曾发现一本发黄的小册子，书名叫做《中共屠杀记者》，里面详细记载了1951年中共政府在广州屠杀记者的暴行。当时中共政府抓捕记者后，先是诱之以“坦白从宽”，强迫他们写“坦白书”与“悔过书”，再逼迫他们写“告港澳同业公开信”，“敦促”港澳新闻业向共产党“投降”，继而又在广州枪毙了《星岛日报》与《大公报》的6位记者赵非、罗金泉、陈广平、邓孝平、叶云笙、骆树藩，同时还抓捕了数十位新闻记者，其中不少以后就永远不明不白地失踪了。与此同时，上海枪毙了记者黄诚，广西梧州枪毙了记者李觉非。而根据记载，这些被杀的记者完全是无辜的，其中好几位一直支持与帮助共产党，曾被共产党称为“进步记者”，视为“朋友”与“同路人”。iv由于当时中国处于消息封锁状态，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毛时代，这本小书上面记载的只是作者当时能够搜集到杀人布告上所载的部分人而已，还有更多因言获罪的记者就这样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汇报》与《大公报》虽然形式上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但却没有任何发表言论的自由。理解中共新闻控制的关键并不在于报纸由谁开办，主要是看中共控制管理新闻媒体的政策与方式。1978年改革以前中共的新闻媒体管制效仿前苏联。那时中国社会处在毛泽东的铁腕统治下，没有任何思想自由。中国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10亿人一个大脑”，即毛泽东的大脑。“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超过当局允许的范围发表言论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而毛泽东控制社会的方式是“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让“积极分子”自觉监视周围人群，并鼓励人们以各种形式告密，名之曰“检举揭发”，告密者会得到等级不同的各种奖励。以任何形式（如日记）记录下来的不同于官方版本的个人思想，只要被人偷窥到，都会给一个人及其家庭带来灭顶之灾－－那时候的中国根本没有个人通信自由这一说，任何单位的负责人与同事都可以拆看他人信件，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等人的信件，更是人人都可以检查。

江西姑娘李九莲在给男友的信件中表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有所批评，被这位卑劣的男友告发后，当局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她。李九莲在牢狱中受到种种极为残酷的折磨。为了不让这位烈性的姑娘说话，狱警用一根尖锐的竹签将她的下颚和舌头刺穿成一体。在受尽数年残酷的牢狱折磨后，李九莲最后被当局杀害，死后无人敢掩埋尸体，被坏人将乳房阴部割去。小学教师钟海源也是一位20余岁的年青女子，她并不认识李九莲，只是因为出于正义感同情李的遭遇，并为之奔走呼吁，最后也被判死刑，处决时更是被活杀取肾（一位高干子弟患肾病需要活体移植）－－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因为两位姑娘虽然是在“文革”期间入狱，但被杀害时却已经是打倒“四人帮”，结束毛时代以后的1977年与1978年。这一冤案当中，除了这两位主角之外，还有40多人因为李九莲打抱不平被判刑，600多人受刑事，行政，党纪处分。与李九莲事件相同的还有辽宁张志新冤案（为怕张志新呼喊口号，死前张被割断喉管，指示割喉管的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吉林省长春市史云峰冤案（行刑前将其嘴唇两角用线缝起来）。v

中共政府对私人信件中谈论国事所表现的批评意见都如此不能容忍，不惜大兴冤狱，杀人禁声，自然更不允许人们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批评意见。对报纸的管理，毛泽东的方式极其简单明了，即“报喜不报忧”：“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vi按此精神，中国的报纸其实只需要一个声音，即毛泽东的声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声音，其实只不过是对毛泽东意图的解读而已。

要言之，毛时代不断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以及用于惩治思想罪与言论的“反革命罪”，被滥用到非常荒谬的程度，不仅各种因怀疑官方思想的而成立的“学习小组”成员被以“反革命罪”处以重刑（经常是死刑与无期徒刑），即使是稚龄小孩呼喊一句“打倒毛主席”的口号，也会将其家长抓起来处以重刑，理由是“小孩不懂事，背后一定有家长教唆”。1976年冬天，毛泽东死后不到两个月，笔者在家乡曾亲眼见到法警将一名不到30岁的年轻女子绑赴刑场枪决，其罪名只是因为她那不到3岁的幼儿曾挥着小拳头对毛泽东与新的中共党主席华国锋的画像喊了几声“打”，被邻居检举告发。当局认定孩子的“仇恨”源于这位年轻母亲的“教唆”，将其判处死刑。当这位女子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立于刑车之上游街示众时，她的妈妈与妹妹抱着那位小孩，追着刑车凄厉的哭喊声至今还在我耳边回荡。

这一时期中共政府的思想控制极其严厉，再辅之愚民教育，中国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文化价值观几乎处于完全隔绝状态，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连怀疑中共专制统治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存在；加之中共用极其严酷的方式镇压，除了被镇压者本人受尽种种折磨而死，其家属子女也被打入社会另册，遭受严重的政治岐视，不能入学，就业，甚至不能与政治地位高的阶层通婚（当时中国实行“成份”制度，将人按政治划分成阶级）。在这种红色恐怖统治下，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任何“异端”思想都处于自觉防范状态，那时经常有人因检举邻居、同学与熟人收听台湾与美国之音等“敌台”而获表彰，笔者当年从城市下放至农村当“知青”时，也因读外国小说与中国古典诗词被知青同伴检举而受批斗。没有任何人认为这种“告密文化”可耻，此风沿袭至今，成了中国人的一大劣根性。

在这种极其严酷的控制下，中国政府控制新闻媒体的方式反而极其简单，因为没有任何报纸的编辑与记者想在报纸上发表与“毛主席、党中央声音”不同的意见，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发表任何批评报道。甚至“领会”上级精神晚了一点，或者一句玩笑话，都有可能成为中共专政对象。1957年“新湖南报社”的右派集团就是一个典型，当时全报社的143位记者编辑当中，有54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报社社长、副总编与好几位部门主任。这一冤案中有10多人就是因为一位同事在信中用流行的政治语言开了一些玩笑，而被株连入狱。这些人均被政府送去劳改或者劳动教养，经受了种种非人折磨，有的死于劳改营之中。vii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思想罪”迫害人的惨剧更是越演越烈。毛泽东将在1949年至1966年之间发表的作品统统贬称为“17年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产物”，即使作者在作品当中对党与毛泽东持歌颂态度，还是常常被指斥为“别有用心”，“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因而受到严厉批判。在毛泽东当政时期先后两度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因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曾在晚年反省说：“我当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部长，只干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这一批，再整另一批。”viii在中共官方的宣传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一直被贬称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价值观”，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只是不再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出现而已，但每逢整肃思想异端时，这套老调还是免不了重弹，尤其是官方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时，这套说词总要出现。

中国媒体专门报道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伟大领袖”与党的英明，并以大量篇幅报道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种种社会弊端，如美国的能源危机、劳动人民晚年生活没有保障、经济衰退、物价猛涨，工人收入下降，经常罢工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坚信：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正在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这种典型的宣传机器特点被当时初到美国的西方国家外交官注意到。1972年中美恢复邦交后，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1973年5月至1974年9月）曾在他的日记里详细地记下了自己的观察，ix这一观察作为历史研究资料至为宝贵。作为一个外国人，布鲁斯先生当然不会明白要达到这种控制，社会需要付出什么样的沉痛代价。

这种血淋淋的严酷控制直到1978年以后才算结束，此后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环境改变，政府控制新闻媒体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二、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体管制

这一时期应该以198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9年，新闻管制相对宽松时期。

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在华国锋统治的最初两年，邓小平为了夺取党内最高权力，并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必须否定毛泽东的部分错误与“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与邓本人的政治命运有关）。这时候邓对所谓“党内民主论”（即允许党内存在不同意见与批评声音）完全认同，并用这种理论作为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坚决照办”）斗争的理论工具。这种否定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环境，也决定了中国政府控制新闻的方式必须有所改变。要言之，促成这一变化的有下列特殊社会条件：

1、中国已经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这种完全出于经济考虑的“对外开放”，主要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交往对象。这种对外开放带来了两个后果，首先，中国政府因其文化专制及人权状况落后而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强烈指责批评，开始考虑到改善所谓“国际形像”。其次，人们通过对外交流看到世界的真相，各种资讯都告诉中国人（尤其是城市里的中国人），中国是个不发达的专制国家，真正应该被“解放”的不是“世界人民”，而是以“解放者”自居的中国人。

2、由于“文化大革命”确实使中共党内不少官员利益受损，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对毛式专制有所反省，成为中共党内的“开明派”。胡耀邦与赵紫阳两任总书记的相对开明，也为舆论开放提供了社会条件，尤其是赵紫阳提出“在经济学领域内不反自由化”（即不开展思想整肃），中国在80年代出现了所谓“思想解放运动”。

3、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争论，其实主要是中共党内“开明派”与“保守派”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要实现所谓“党内民主”以形成“集体领导”。由于邓小平事实上不可能拥有毛泽东当年那种说一不二的权威，与他具有同等资历的元老陈云、薄一波等人虽然不能形成与他分庭抗礼的格局，但却可以对他的施政进行某种程度的批评。当时参加争论的报刊杂志及人士背后，各有一些中共党内元老撑腰，不怕打击，因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批评时政，形成了80年代中国媒体的“开放”气象。但这种讨论只限于党内“自己人”，对这些党内不同的思潮，邓小平仍然沿用毛时代的斗争方式，“发动思想斗争”，如1983年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与1986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意图清除思想异端的斗争。

对党外的民主要求，邓小平的态度迥然不同，如对待魏京生要求民主的呼声与北京的“西单民主墙”（中国民主人士在北京西单张贴大字报的地方，后来成了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政治符号），邓小平则用强硬手段镇压。由于邓小平在执政初期，为了争取民心，已经取消了毛泽东时代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邓小平于是为这种强硬镇压找到一个新的罪名，即“泄露国家机密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这种罪名很容易让浸染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中国人与受惩罚者保持距离。

新闻控制在这段时期内一直存在，只是由于下列诸种因素，使得这一时期的控制相对要宽松。这些因素包括：第一，中国当时大众媒体还未兴起，媒体数量相对少，便于政府管理控制；第二，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政府对媒体控制方式的改变还处于“学习阶段”，经验不够老到，这一特点从颁布的法律法规内容以及动辄下达文件整肃“思想异端”中可以看出；第三，这一时期一般只进行思想整肃，并不开除公职砸饭碗，“卡住异议者的胃”这一做法还不普遍；第四，国家安全部（类似于苏联的KGB）还未大规模渗透社会生活，尤其是还没有公开承担思想监控任务；第五，由于政治控制相对宽松，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还未衰退，对于因思想问题受整肃者普遍抱持同情态度；第六，由于党内开明派与保守派各有自己的势力作后台，而且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占居压倒性优势，党内斗争已经没有“文革”时期那种“斗垮斗臭”的残酷性与血腥性。上述诸因素的存在，使得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出现了一个邓小平等执政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受批判者“越批越香”。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报刊杂志，如《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杂志、《文汇月刊》、《书林》、《学习与探索》，这些杂志的领导者属于中共党内开明派人士，故经常登载一些思想开放、观点新颖的好文章，成了这一段时期中国人喜爱阅读的媒体。这段时期也是中共统治史上最健康的时期，中国人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对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充满热情与向往，公众的兴趣还未从政治转移到商业及世俗化的时尚方面，政治腐败也还只是刚刚冒出苗头。用“充满希望”来形容当时的中国比较恰当。至今中国传媒业人士回忆起那段时光，都认为80年代是中共统治下媒体少有的“黄金时期”。

第二阶段：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至今

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结束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东欧国家纷纷走出社会主义的巨大阴影。

但这次事件在中国造成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六四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块遮羞布“人民政权”“人民军队”都被撕得粉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对此进行了反思，一致认定这次事件是“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侵蚀的结果，于是采取了新的意识形态战略，一是在教育系统恢复已近于半废弃的政治思想教育，二是对新闻媒体采取了新的管理方式。

在管理控制媒体的方式上，中国政府的“学习”进展确实非常神速，而且较之毛时代的硬性措施更狡猾、更隐蔽。这一时期的管理具有下列特点：

1、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规及法规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80年代的一些相关条文仍然沿用，同时又制定了不少新的法律、法规，不断颁发各种文件，强化控制管理。

2、实行政府领导的新闻出版署（局）与中共党委宣传部门“双轨制”领导，在二者的权限上，党领导的宣传部门大于政府的新闻出版部门。

3、确立了一条“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所有“政治思想罪犯”与“良心罪犯”，不再以政治罪名治罪，如果能罗织贪污腐败罪名，全用这些罪名惩治；实在找不到这些罪证的，则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及“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名惩治。而且发布惩治通告时，不再象“六四”以前那样，公开下达文件，而是通过电话通知，内部会议等形式。这些会议公布的内容不许记录，不许录音，不许外传。其目的很清楚，“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猎名”（猎取名誉）。

4、在新闻报道上，不再象以往一样，不喜欢某一事件，就对该事件表示沉默，而是采用“搅浑水”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布一些“混合着部分事实真相的谎言”。这种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宣传，确实比完全的谎话更能迷惑人。坚持讲真话的少部分中国学者，与许多国外学者之间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外国学者无法辩识这些夹杂部分真相的谎言中，何者为真，何者为假。而这些称赞中国现状的外国学者们的主要根据有几点，一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二是他们到过中国一些大城市，三是他们曾在中国做过一些调查。但他们忽视了一条，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本身经过严格的过滤与造假，他们到过的地方也是政府规定的地方，有法律规定哪些城市对外国人开放，哪些城市不能让外国人去x，他们的调查也是在国安局秘密特工参与下完成的，数据拿出国之前必须报中国政府部门审核（这一点是许多外国学者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研究的学术价值）xi……概言之，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中国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国”，他们听到的信息是中国政府希望世界听到的声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连加入WTO这种并不十分政治化的事件，中国政府还会由中宣部与中央办公厅联合下达“绝密文件”，在长达48条的规定中，明确指明哪些问题不能这样谈，只能按照某种“口径”谈，如果违反了中央规定，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种“信息不完全”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片面化，当陷入“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困惑时，人们可能会以“中国太庞大，太神秘，太特殊”来解释，却很少想到这完全是中共政府采用政治高压手段控制媒体的后果。目前，大量外资源源进入中国，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宣传的主要成就。

5、在严厉控制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同时，政府开放了社会生活领域。在性、吃喝玩乐、休闲等所有与政治无关的领域，现在的中国比所有西方国家更为开放。通过这种“引导”，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商业化与庸俗化。少数大城市里的“新新人类”生活方式，几乎与国外的“新新人类”完全同步。大多数中国媒体完全跟着时尚走，少数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只能在政治高压下艰难求生，且面临随时被取缔之险。这种商业化与庸俗化使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逐渐衰退，对金钱的追逐则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6、国家安全局特务系统公开监管互联网，并随时逮捕一些国安部门认为散布了“危害国家安全”言论的人。在互联网引入中国之前，中国控制新闻还主要局限于平面媒体（纸质媒体），这种控制对人权的伤害还不易为外界所感知。但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中共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控制就不得不从“黑箱操作”进入半公开化状态。自从中国政府开始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火墙”（firewall)开始，直到现在正在花费大量金钱建立的、目的在于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这些消息虽然让世界吃惊，但远未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至少人们还没有想到：中国政府如此在意控制传媒，是因为真实的中国有太多需要掩盖的黑暗面，中国政府所展示的“中国”只是几个“现代化橱窗”，只是不到15％的总人口的生活状况，与全面真实的中国社会相差太远。

因为中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人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这就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被中国当局主导而不自知。中国政府在媒体上营造的“中国”，与生活于农村地区及中小城市的中国人感知到的中国差距相当大，而国际社会了解到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国政府在媒体上刻意营造的“中国”。不少学者、商人，以及其他想了解中国的人士，都被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与它发布的社会状况，被它每年都无数次夸耀的“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与“GDP神话”所激动。

三、2003年的“新闻媒体改革”神话

2003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充满期待的一年，人们对胡锦涛“七一讲话”翘首以待，以为那里面会有不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言，但胡却给他们兜头一盆凉水。而部分亲中共人士与学者仍然痴心不改，头上的凉水还未抹去，又开始制造一个新的神话： “中国媒体改革终于启程”xii。持此论者的全部依据是2003年6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播送了一条简短通知。虽然这条消息第二天登上了各大官方报纸的头版位置，但它也仍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邮政总局联合发出通知，禁止报纸期刊在9月份以前征订2004年的报纸和期刊，只有科技类出版物不在此列。

这条新闻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中国政府已明白声称，此举目的是“制止为保证发行量而推行的各种强制性摊派征订手段”，但由于中国已经陷入无法摆脱的“改革疲软症”，对中国持乐观态度的观察家们时不时需要制造一些“改革神话”安慰世人，于是“中国新闻媒体改革已经起航”的报道就成了海内外媒体（包括一些很有声望的媒体）报道的主题，仿佛中国的新闻改革马上就要开始，而这将成为所谓“胡温新政”的主要内容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一时之间，国际社会对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期望值大大升高，赞美之声四起，尽管那时香港人民正在为反对“二十三条”苦苦斗争。这一“神话”的制造者们甚至没有仔细思考一下这当中存在的逻辑矛盾：从19世纪中期开始，香港就已经享有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直到“九七回归”以后才不得不开始“自律”（自我检查），并日渐失去新闻自由，但中国政府意犹未尽，还要制定“二十三条”迫使香港人彻底噤声。在一向有言论自由的香港都要取消新闻自由，在中国大陆，中国政府为什么又要恩赐给中国人新闻自由？

这种乐观一直到延续到8月初，此时全称为“关于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为“实施细则”）终于公开发布，整个“实施细则”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改革”踪迹可寻－－除了任何改动哪怕倒退也可以被称之为“改革”。

1、决定媒体生死的标准是“政治导向正确”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传媒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谁是某家媒体的投资者，谁就是某家媒体的老板，决定媒体生存与死亡的是市场，没有读者的报纸注定死亡。但这一国际规则对中国的传媒业并不适用，中国决定媒体生与死的至今还是政府，

在“实施细则”中，中国政府为报刊的“生”与“死”定下了几条标准，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是以下几类：

第一类，中央的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各省的党报党刊；第二类，政治导向正确且5年以上没有违规纪录、经营状况良好、读者自费订阅量超过80％（这一条仅限于省级报刊杂志社）的报刊社；第三类，党报所办的子报。

政治导向不正确、创办不够5年、或者在经营期间5年内有违规纪录的予以停办。不属于党报系统，但又不在停办之列的，则统统划归到党报集团，或者由各级党报兼并，此举大大强化了党报党刊的领导地位。

据中国媒体业内人士估计，经过此次整顿，将有三分之二的媒体消失。媒体数量减少其实有利于中国政府对媒体的管理。一是媒体从业者就业艰难，再也不敢冒险犯禁；二是减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据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截至2003年11月，已有677家媒体停业xiii。

2、变地方部门分散的摊派为中央党报党刊的集中摊派

这次关闭媒体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取消摊派，减轻基层负担。

媒体依靠行政命令摊派发行，确是中国特色。至2002年底，中国共有2,137种，期刊9,029种，但其新闻来源却相对单一，尤其是在事关全局性的政治经济问题，外交关系与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是按照新华社所发的“通稿”。这种情形下，不少报纸都需要依靠其主管政府部门利用权力“摊派”才能找到“订阅者”。即使是《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半月谈》这类中央级报刊杂志，每年都要由中宣部与各省（自治区）层层下达征订任务摊派。据统计，在中国2001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中，党刊占有5种，教育辅导类占有9种。其中党刊是通过政府系统摊派，教育辅导类主要由学校向学生摊派，学生们每天功课负担超重，根本没有时间阅读多少课外读物。如果取消这类摊派，相信中国公众会非常欢迎。

由于“实施细则”的标题含有“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字样，不读全文，真有可能会发生误解。但只要细读“实施细则”的内容，就会发现此次“媒体改革”虽然以取消摊派为名，但目的却只是为了消灭各级党报党刊的竞争者，“实施细则”的第四部分第一条中就明确规定：“用定额管理的公费订阅重点党报党刊的范围，是指《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省级党报党刊、地市级党报”，凡是公费订阅者，“要首先订阅党报党刊特别是中央级党报党刊”。这一规定可谓一箭双雕，一是将宣传阵地继续牢牢掌控在党报党刊手中；二是让任何非党报党刊的报刊杂志减少了公款订阅户。前两年曾有调查数据，除了少数几家报刊杂志拥有大量私人用户之外，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依靠公款订报满足阅报这种“文化消费”。这条规定可以帮助党报党刊拥有庞大的“市场份额”。

3、新闻检查将继续强化

“实施细则”规定，中国的媒体将保持“中央－省－地市党报（包括报业集团）网络”，并且还将保持原来的“行政级别”（第二章将专门介绍中国媒体独一无二的特点“行政级别”）。这样一来，党报党刊将垄断中国媒体业。

部分论者曾对这次“新闻媒体改革”寄以厚望，以为从此以后媒体与主管单位脱钩，再也没有“家长”严加管束。但“实施细则”却明确规定：“管办分离指在坚持《出版管理条例》确定的主管主办制度前提下，对报刊管理方式做出的一种调整”，“找不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具备资格的主管主办单位的，予以停办”。“家长”依然存在，找不到“家长”的必须死亡，这一“改革”恐怕让那些找不到“家长”，即“求做儿女而不得”的媒体痛苦万分。

其实中国政府自己从未声明要放弃对新闻的管制。“实施细则”指出：“管办分离后，主管部门仍要履行主管职责。主要包括对报刊的舆论导向、出版质量进行监管；……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任免报刊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网站上曾登载一篇题为“中国新闻改革，中央只保留四家报刊”的文章，该文在评述了2003年“新闻改革”后总结说：“表面上看，这项改革将加速大陆报业新闻竞争，有利於改善新闻报导的质量；但事实上，中共中宣部却透过严密的新闻审查，来达到管理和控制的目的。据悉，未来成为法人团体代管的各家媒体，政治审查和新闻审查仍会继续进行，而媒体本身的‘自律’亦严格要求。xiv”

最能证明新闻体制改革纯属“神话”的，就是中国政府历年来设立了种种限制舆论的恶法，封堵民冤。从90年代以来，中共已经频频动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这三条罪名来压制舆论，再辅之以由宣传部门实施的处罚，为了生存，媒体已经高度自律。

值得提醒的是，持“中国媒体行将改革”论者有意屏蔽了几条重要信息，第一，SARS期间关于严惩传播SARS谣言的恶法出台，并依此恶法抓捕了几十个人。这条恶法的关键在于：凡不同于官方SARS版本的一律被视之为谣言。这种恶法能够公然行之于中国，是对言论自由与法律尊严的最大亵渎。第二，就在2003年7月，被中国视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政府推出“出版导向预警工作办法”，对该市所辖的报刊、电台、电视等新闻出版物进行“制度性”的审读预警处理，对出现“政治导向偏差”的出版物采取“审读意见”的形式，通知出版单位，凡一年收到两次“预警通知书”的，将在内部通报批评，收到3次者，要处分主管负责人，甚至撤职。当局计划通过此举，“制度化”地监控传媒业xv。

可以预期到的是，“实施细则”将结束不少媒体的生命。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中国媒体会为了生存，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中国媒体从业者在90年代媒体市场化这一过程中努力开拓，如对腐败的有限揭露、环保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化议题的讨论，确实部分消解了媒体作为“党的喉舌”这一角色的作用，但“实施细则”将使中国媒体市场化的成就重新回到90年代初这一起点。

阅读中国政府颁布的各种法律法规确实累人，但恰好这是最重要的信息。“实施细则”既已颁布，在新浪网等各大网站上也可下载。如果大多论者能够认真阅读，不人云亦云，可能就不会再有“新闻媒体改革”的神话流传。

四、给传媒戴上紧箍咒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xvi

2006年7月5日，在中共中央的操控下，中国全国人大未遇到任何质疑，通过了一部在民主国家不可想象的限制新闻自由的法案――《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这部《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是否真如中国政府所宣布的，其目的只是要在中国“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呢？

当然不是。该草案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警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一级为最高级别。从法律条文本身的数量来看，这个草案设置了许多针对政府的限制，比如政府应该如何就突发事件按规定禀报、处理好应急工作等等，似乎对政府行为的管束更甚于对媒体。但从其立法本意与实际效果来说，却是针对新闻媒体而来。针对政府的条文说到底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陪衬而已。

为什么说对政府的诸种规定只是陪衬？原因很简单，所谓重大灾情的禀报制度，本就是中国政府的行政职责之一。在未有这个法案之前，中国各级政府早有一整套严格的灾情汇报制度。按中国政府惯例，从不允许官员欺上，但却必须瞒下，对公众隐瞒真情。《人民日报》与新华社驻各地记者负有监察地方政府与向上通报消息之责。每有重大疫情发生，疫情发生地的卫生局必须即时向上级政府禀报疫情，如2003年广东省发生SARS疫情，2005年?11月13日松花江严重污染，广东省与黑龙江省的地方政府都及时向中央禀报――当然在让上级政府知情的同时，也必须按照政府惯例，对媒体与公众严密封锁疫情消息。其它灾害如矿难则有各地矿务局，水灾则有各地水利局、污染事件则有各地环保局等负责上报。也正因下级政府向上级禀报灾情早有制度，故此，草案又写明“法律和国务院对突发事件的分级处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由此可见，这个草案的目的不在于为各级政府机构设限，而另有目的。那么目的何在呢？从条文规定所起的实际作用看，真实目的是为了给媒体戴上紧箍咒。

??? 草案明确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社会安全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并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但是，发布有关信息不利于应急处置工作的除外。”

熟悉中国政府公文语言的人就会明白，这条规定的要害在于“按照有关规定”六字，而有关规定由谁设置？当然是由政府设置；而“发布有关信息不利于应急处置工作的除外”等于明白告示公众：什么时候政府认为有利于处理应急工作，什么时候才发布信息，而这信息也必是经过政府过滤筛选的。

对于违规（即违反政府规定）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事态发展信息的媒体，草案规定“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当然还不包括各级宣传部门给予的政治惩罚。

??? 从诸规定中还可看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已经没有多少信任感，所以规定“未按规定报送、通报、公布有关突发事件信息的”， “缓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均要处罚。

将这两条规定结合起来读，就可以明白这条恶法的出炉，其目的在于用法律的形式名正言顺地剥夺公众知情权，再次强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权威性。至于新华社评论，认为“公众应对突发事件，权利义务不可偏废”，强调的当然只是义务，而不是公众权利，比如知情权。这种评论等于助纣为虐，因为在中国，从来只有政府权力嚣张肆虐，而没有民众权利的立锥之地。 在灾难频出的今天中国，中共已经无法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于是只好用鸵鸟政策，将头埋在自己用政治暴力堆起来的沙堆里，用控制信息来营造虚假的太平景象。

在中共极权政治下生存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新闻从业人员，谁也不会误读这条法律的真实目的。本来已经噤若寒蝉的媒体自然从此以后更加自律。

2002年10月，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首次发表了一份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总共包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中国大陆和北韩分别列在138与139位。2003年10月20日，该组织再次宣布：在包括168个国家在内的新闻自由度排名上，北韩位列末位，中国位列倒数第6位。2005年10月，记者无疆界再次公布了全球１６７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中国的状况则依旧没有改善，排在第159位。比中国还要差的只有朝鲜（倒数第一）等8个国家。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了有关全球１６７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西欧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仍然最高，而中国的状况则依旧没有改善，排在第159位。比中国还要差的只有朝鲜(倒数第一)等8个国家。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了有关全球１６７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西欧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仍然最高，而中国的状况则依旧没有改善，排在第159位。比中国还要差的只有朝鲜(倒数第一)等8个国家。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了有关全球１６７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西欧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仍然最高，而中国的状况则依旧没有改善，排在第159位。比中国还要差的只有朝鲜(倒数第一)等8个国家。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了有关全球１６７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西欧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仍然最高，而中国的状况则依旧没有改善，排在第159位。比中国还要差的只有朝鲜(倒数第一)等8个国家。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了有关全球１６７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西欧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仍然最高，而中国的状况则依旧没有改善，排在第159位。比中国还要差的只有朝鲜(倒数第一)等8个国家。记者无疆界组织公布了有关全球１６７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西欧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仍然最高，而中国的状况则依旧没有改善，排在第159位。比中国还要差的只有朝鲜(倒数第一)等8个国家。

2006年，中国在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上的位次下降至163位，而被中国政府加强管制的香港，其新闻自由度排名也从2005年的第39位下降至2006年第58位。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econd World Press Freedom Ranking（2003〕；Forth World Press Freedom Ranking 2005）;Press Freedom Index 2006 i。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外界关于中国新闻、言论、出版方面的某些议论是毫无根据的。政府依法支持媒体机构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理干涉、干扰媒体的正常采访、传播和经营活动。……手机短信近年在中国迅猛发展，成为新兴传播载体。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2003年11月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的讲话ii

第二章 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

中国是世界上现存的少数几个实行新闻管制的国家之一，而且具备完整的管制制度。这一制度包含下列内容：第一，由法律与行政法规构成的管理制度；第二，由中共宣传部门与政府新闻出版署对媒体跟踪管理，称之为技术控制；第三，思想控制。

一、法律与宪法相悖

中国政府对待法律的态度如同儿戏，政治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情的作用大于法律，任何一个权力部门与官员在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内，都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最高权威”。然而这还只是中国特色的“法治”的一个问题，另一个更可笑的现象是中国的许多法律都明显地违背宪法，突出的例证就是对传媒的控制与管理。

由于“宪法”要考虑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像”，故需要承认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以装点门面。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5条）”，“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第42条）。但在社会生活中，宪法权利形同虚设，起实际作用的是旨在限制言论自由的各种法律与不断颁布的“行政法规”与种种“政府令”。这些法律之多，在全世界可算独一无二，而且不管哪一部法律，其内容都是有关如何控制、管理并约束新闻媒体与公民言论自由的各种条文，没有一部法律赋予媒体任何权利，其内容正好与宪法相违背。

以《出版管理条例》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出版管理条例》的第十一条却规定，设立出版单位必须一共满足六项条件，其中第二项条件是，设立出版单位必须“有符合国务院出版管理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机关”。这一规定就与宪法相悖，因为宪法所保障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出版自由，而不是特定组织或者“单位”的出版自由。即使从宪法条文的字面意义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出版的自由”这一条文应当包含以下几层意思：其一，公民有将其作品交与出版机构出版的自由；其二，公民有自己设立出版机构出版自己作品的自由；其三，公民设立的出版机构有出版他人作品的自由。故此，严格限制公民设立出版机构，实质上就是限制公民的出版自由。所以，该条规定毫无疑问侵犯了公民的出版自由。当然，再往深里分析，《出版管理条例》违宪之处甚多，此处只是仅举一例而已。

笔者曾经专门查阅各种有关控制媒体的法律，按照中国政府划分的类别，共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四大类，至今仍在起作用的共有60多部（不包括地方立法），在其他法律里涉及的则有更多。本书正文只列举几部直接相关的法律，这些法律包括：

《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

《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0年）；

《期刊管理暂行规定》（1988年）；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

《电影管理条例》（1996年）；

《印刷业管理条例》（1997年）；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

《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的通知》（1987年）；

《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1990年）；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1994）；

《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 （2002年）。

上述这些行政法规几乎涵盖了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管理。从表面上看，上述法规似乎社会管理职能大于政治控制功能，但只要结合共产党宣传部门控制传媒的作为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些法规的真正意图在于控制。而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下的所谓“媒体”，只是一台巨大的宣传机器，如同中国政府给它的命名：“党的喉舌”。

二、中国政府对媒体的跟踪管理

上述法律被中国政府称之为“管理硬件”。但传媒行业每天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局势，仅仅凭借这些“规定”“条例”管理约束，难以达到滴水不漏之效，所以中国政府对传媒业实行“两条线交叉”管理：一条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宣传部1，指导传媒对中共政府的政策做“正面宣传”，并对传媒进行跟踪管理与监察；行政管理（如审批等业务管理）则由政府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各省新闻出版局负责。

这里必须解释的是，中国与民主国家在政治上很不相同，是个一党专制国家，党对政治生活的渗透无孔不入，且能够左右与制约政府行为。在政治生活中，党的各级负责人“书记”的权力高于政府的负责人。

这种双重控制管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手段：1、对传媒实行批准登记制，要害是任何传媒都必须有政府机构作为媒体的主管部门；2、将传媒业纳入党与政府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的政治等级序列里，让传媒负责人享有与政府官员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这意味着中国传媒的负责人是官员而不是专业传媒人士，只按共产党官员的行为准则办事；3、建立审读制度；4、由宣传部门确定某一时期媒体报道的重心，并随时颁布各种禁载规定。

通过将媒体从业人员的工资、住房福利等与“政治表现”挂钩的制度设置，辅之以思想控制，这种控制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控制不同，可以名之为“技术控制”。在所谓“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媒体能够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起到宣传机器的效果。

1、媒体登记的政治资格限制

政府管理媒体的手段当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对新闻媒体实行“批准登记制”，由新闻出版总署（或省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局）行使审批权。中国的新闻媒体“批准登记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办报人资格设置了种种限制。最重要的一条是任何传媒都要有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创办正式报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确定的、能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而这些“主管单位”必须是属于党政系统的“党委、政府、工会、青年团、妇联”的组织，非此类组织连申请资格都不具备。

注册登记、主办单位与主管单位制度是中国政府控制传媒的重要环节。1993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与出版单位之间必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规定主办单位对下辖新闻出版单位负有以下责任：监督新闻出版单位紧跟中共的路线，审核宣传报道与出版计划，批准重要稿件（主要指涉及政治或批评社会阴暗面的报道），对新闻出版中发生的错误负领导责任，等等。

这套所谓主管、主办制度将主管主办单位与媒体的关系变成了老子与儿子的关系，老子是管理者，儿子自然就是被管理者。由于这套所谓主管、主办制度为民主国家所无，大多数不在新闻媒体工作的中国人也无从知道，因此2005年8月《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就该报新的考评方法发表一封公开信时iii，国外媒体与中国人的网上言论普遍以为“新的考评方法”只是现任中青报领导李而亮的个人做法。

李大同那封公开信批评的是中国青年报社的内部控制特点：一是报社内部评价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是让政府（其实就是官员群体）满意，二是报纸与主管（主办）单位共青团中央的关系。

其实就事实而言，上述几条均非《中国青年报》面临的独特境地。这一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青年报》过去20多年来曾经有过一段追求成为真正媒体的辉煌经历，只是近几年随着中国政府控制媒体日益严厉，无法逃脱惨遭阉割之命运，于是先有卢跃刚，继之有李大同等想做专业媒体人的编辑记者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些“喉舌标准”，因为李而亮制订的“喉舌标准”确实将中国媒体披上的那件“舆论监督功能”外衣剥得干干净净，因此也将媒体从业者勉力保持的那点自尊撕得粉碎。

在中国，任何一家正规一些的媒体，都有一套用于内部计算工作量的考评标准，这些考评标准毫无例外都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行政级别越低的媒体，考评标准的政治色彩也越重。考评标准的主要用处是约束记者写出“政治导向正确”的新闻，并计算工作量。这些“政治导向正确”的“好新闻”，固然让政府（官员）满意，但未必就让读者喜欢。这些年，中国大多数报纸开会总是天天讲“要提倡政治家办报”、“要弘扬主旋律”，――这里的“政治家”，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家”，指的就是视服从上级精神为“天职”的政治庸人；而“主旋律”，就是“党的意志与党的声音”这一老说法的与时俱进之表述。

至于团中央与中青报之间那种“老子与儿子”的关系，其实只是将政府文件堂而皇之规定的“主管（主办）关系”用难听一点的说法表达罢了。这也不是中青报与团中央独有的关系，中国每家报纸杂志都有主管（或者主办）单位。在中国政府管理媒体的手段当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对新闻媒体实行“批准登记制”，由新闻出版总署（或省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局）行使审批权。与美国等民主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新闻媒体“批准登记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办报人资格设置了种种限制。最重要的一条是任何传媒都要有主管部门和主办部门。《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创办正式报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确定的、能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而这些“主管单位”必须是属于党政系统的“党委、政府、工会、青年团、妇联”的组织，非此类组织连申请资格都不具备。

这种主管与主办关系先天性地决定了两点：第一，传媒确实与主管（或主办）单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亦即“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传媒负责人如果公关有术，这位“老子”对“儿子”的管理就松懈一些，“儿子”在取得“老子”信任的情况下，自主权也就大一些。第二，中国是个人治国家，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水平也就决定了管理的水平。团中央以前主管中青报的负责人可能相对要开明一些，有时能够帮中青报撑撑腰，所以过去中青报还能批评一下地方政府与官僚的违法违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青报就不是团中央这个主管（或者主办）单位的“儿子”了，只能说“老子”是明白人，“父子关系”和谐一些。但遇到李而亮这种党文化熏陶出来的思想僵尸，中青报办报的回旋余地就越来越窄，作为“儿子”的行动自由也就越来越小。可以说，中青报的命运与近两年胡锦涛正式就任总书记后，对自己的“龙潜之地”特别在意有关。李而亮奉命镇守这块“宝地”，他努力揣摸上意制订出如此规章，只能说行动过急失当，管理水平有限，但不能说这是他违背了党的意志所采取的个人行动。

这种“主管主办制度”的规定使私人报纸、民间报纸在中国绝无创办的可能。从中国政府的政治实践来看，私人办报一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行”，被悬为厉禁。《湖南日报》的唐荫荪等5人就是因为在私人朋友间曾经提出过“同人（志趣相同的人）办报”的想法，就被打成右派，判处徒刑，10余年负屈含冤，有的则死于非命。iv 1978年改革以后，这类“罪行”则改用“阴谋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入罪，不少人因此坐牢。2001年3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杨子力、北京广播学院的张洪海、北京师范大学的徐伟和中国地质大学的靳海科等4位青年学生就是因为创办了一个对外不开放的网站，并在上面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问题而被秘密逮捕，2003年被中国当局以“阴谋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判处重刑v。

由于审批制度过于严苛，使得中国的新闻出版刊号成了稀缺资源，为了获得刊号，申请者常常要贿赂审批官员。中国的刊号分为全国、地方、内部三种，这三种也因级别不同而各有不同的价格。有的人用尽心机拿到刊号后自己并不办报刊杂志，而是出租给其他人经办获取利益。

2、审读、审听与审看

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制定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报刊审查制度，1989年以后日趋完善。从中央、省（自治区）直至拥有媒体的市县等各级宣传部门，都成立了专职“审读（审听、审看）小组”，按级别负责审查其辖区内的媒体，“审读小组”负责审查纸质媒体，“审听小组”负责审查电台播音，“审看小组”负责审查电视台的节目。其人员组成如下：由宣传部指定一位官员专司其事，并聘请曾经管理新闻出版或做过政策研究的退休官员参与其事。

选上述两类人参与新闻审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这类人政治上可靠，二是有工作经验，三是因这类人士退休后比较清闲，非常重视这类工作机会，绝对服从指令。人员多少视该辖区内的媒体数量而定，内部实行具体分工，每人负责审读若干份报刊杂志，或电视电台的几个节目，并负责撰写审查报告。

在政府的新闻出版部门与党的宣传部之间，审读工作重叠交叉，作用在于可以互相监督。如果有些媒体出现“重大政治错误”，政府系统的审查员们没有审查出来，却又被党务系统的审查员们找出来，则被视为失职，轻则警告、重则解聘，最重时还要负相应的政治责任。这种交叉管理造成了审查者“宁可错杀一千，不过放过一个”的从严工作作风，吹毛求疵几乎成了新闻审查中的必然现象。大至某媒体某篇报道的“政治导向”，小至文内是否出现了错误：包括写错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台湾、香港、澳门是否被称为“其他国家”，而不是“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凶杀案件的现场报道照片是否太血淋淋，让读者觉得中国社会治安有严重问题；某一时期贪污腐败案件的报道过多，损害了党与政府的正面形象；下岗失业工人的统计数字是否太具体；事故灾难的报道太集中于事故本身，而不是多报道政府对事故的关心与解决……等等，无一不在审查范围之内。

如果没有发现“重大政治事故”，各审查员的报告集中起来，由负责的官员定期汇编成一篇报告，每月一次，通报辖区内各媒体。如有“重大事故”则需要当天通知“犯错误”的媒体负责人，做出相应处理与惩罚。比如笔者曾任职的《深圳法制报》，因头版一篇文章误将“国务院总理李鹏”写成“李雕”，当天受到深圳市委宣传部严厉申饬，值班编委与所有责任人均写检查，并被罚款。中宣部的审查报告被称为“中宣部月评”，传媒业内人士将其看作“黑名单”，被“月评”点名批评的媒体有如足球运动员被亮黄牌警告，如果被点名次数多了，该媒体则有被关闭之虞。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自90年代开始实行的审读（审看、审听）制度与前苏联有不同，前苏联是发表之前先审查，而这段时期内中国的媒体发展太快，数量太多，逐一实行事前审查，需要数量相当庞大的专职审查人员，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负担。所以只能采取事后审查与事后惩罚的方式进行恐吓，同时颁布各种禁载规定，让媒体高度“自律”（即自我约束）。

3、高于法律的“宣传纪律”

尽管有各种法律规定与严密的审查制度，但还不能完全达到中国政府“严防死守”的控制目标。因为社会局势千变万化，经常会出现突发事件，有的突发事件是新出现的，不在中国政府预先设定的禁载范围之类。于是中国政府还经常“根据形势需要”，随时颁布各种禁载规定。类似规定很多，在1990年代以前，这类规定多以文字形式出现，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报道工作的几点规定》（1988年2月6日）等。

这些禁载规定十分具体。如《重申几类需经专项申请的选题的通知》（1988年6月）规定，“涉及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国民党是1949年中共政府建政以前的中国执政党）、“涉及党史上陈独秀、王明、张国焘（这些人在中共党内资格比毛泽东还要老，但被宣布为“反对中共”的人物）一类人物的”选题需报上级有关单位审批。《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1988年6月）规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辞典工具书”，以及“著作”、“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学作品”等，“原则上不要再安排”出版。这些规定是为了防止共产党一些很不光彩的历史披露于世。

此类规定还有《关于涉及苏联、东欧国家的图书的出版加强管理的通知》（1990年4月），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为了防止东欧民主化的消息传入中国，需要严格控制这些国家的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而作的规定；还有《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1990年5月），这一规定从文件标题就可以看出其禁载范围。

90年代前期，由于国际社会对共产党控制新闻传媒，压制言论自由诸多批评，中国政府也变得相当狡猾，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在国际交往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这类禁载规定自此转入“地下状态”，不再大张旗鼓地用文件形式下达，而是通过电话、小范围会议等“内部传达”的形式。这种管理方式被中国大陆一些知识分子称之为“执政党采用地下党（秘密组织）的方式管理媒体”。但出版社为了让编辑们记住这些规定，以免“踩地雷”，有些出版社将这些禁载规定印制成出版社的“内部文件”传达。

笔者本人多年在传媒业工作。每周各报都有个例行的“总编办公扩大会议”，各业务部门的主管都必须参加。这种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传达中宣部（包括省与市一级宣传部）“最新指示”，包括各种新的禁载规定、对“犯错误”的媒体与记者编辑的惩罚通报。除了一些时效性极强的临时规定之外，90年代后期中共宣布的“媒体报道原则”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禁止新闻从业人员给海外（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出版物写稿，尤其是不可以写新闻稿件，一旦发现，严肃处理，直至刑事处分。

（2）对有关社会经济的重大题材的报道，需要事先报有关部门审批。不得发表对中央经济政策进行负面评论的任何文章。（作者注：“有关部门”为中国政府文件中的习惯用语，此处指新闻主管部门与报道内容所涉及的部门）。

（3）对腐败案件的报道，不要集中于一个时期，以免造成群众认为“共产党政府贪污腐败问题严重”的错觉。在报道贪污腐败案件时，要将重点集中于报道党与政府“痛下决心惩治腐败”，而不是报道贪污腐败有多严重。

（4）公安局抓捕坏人的报道多报，杀人案件少报；案例不要报道细节，不要让人借案例攻击党与政府；尤其是有关金融犯罪案件，不能报道细节，以免让其他罪犯从中学习作案经验。

（5）禁止对重大突发事件任意炒作。天灾人祸的报道必须受到严格监督，避免加剧公众怨恨。在不能避免（即指无法隐瞒）的情况下进行报道时，要统一报道内容，着重报道政府组织救灾活动，以及在救灾活动中涌现的好人好事。不能渲染灾情，不能出现具体数字。所有有关数字必须经宣传部门审查后方予公布。

（6）一些敏感时期如每年的“六四”前半个月，不能出现有关政治、经济包括社会新闻方面的负面报道。1999年以后，法轮功（笔者注：中国当局严厉镇压的一个民间气功修炼团体）创办人李洪志生日（5月21日）前后要避免在媒体广告中出现“祝贺生日”等字句，内容要严格审查。

（7）不要过多宣传福利彩票一夜暴富；对高收入阶层的奢侈消费不要过度渲染。尽量不要报道贫富差距这类敏感问题。对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要从党与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出发进行报道，而不要单纯渲染下岗工人的穷困；不准报道公务员加薪（笔者注：这是由于大量工人下岗失业没有收入，而公务员连续三年都加薪，政府担心引起社会不满，故禁止报道）。

（8）出版社在出版历史题材书籍时，要注意书中不要出现影射现实的倾向。

（9）出版社及报社在出版或刊登有关现代史书籍或文章时，要注意有些人（笔者注：指受过中共政治迫害的人）为自己“翻案”；有关中央领导人的传记与回忆录，需要报中央办公厅党史办公室审批。

（10）出版少数民族（尤其是有关西藏、新疆维吾尔族、回族）的书籍要谨慎。

（11）禁止组织跨区域的研讨活动，不要让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中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贬称）异地发表意见，给他们提供舞台和机会。

（12）禁止发表推崇西方新闻观与价值观的文章。

（13）各报刊对重大政策出台的报道，必须用新华社通稿；涉及中央领导及其亲属的报道，一定要送审。

由中宣部书面或口头传达的各种成文与不成文的“宣传纪律”，因为是由党务部门制定，不能称之为“法律”、“法规”，只被称之为“宣传纪律”。政府官员与党务官员们在传达“党的精神”时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言论有自由，宣传有纪律”，意即私下批评可以算作“言论自由”（不以私下批评治人以罪，这是比毛泽东时代开明之处），但要登载于媒体就得受“宣传纪律”约束。这些“宣传纪律”不以“法”的形式出现，但它们事实上在规定着传媒对新闻的取舍与价值判断，所起的实际作用比前述任何法律、法规、行政性规章都要大得多。由于这些“宣传纪律”的存在，宪法中规定的“言论自由”事实上成为子虚乌有之物，甚至被贬称为“资产阶级文化”，成为不能讨论的话题。

近两年由于中国社会形势越来越恶劣，中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上述这类规定几乎每个星期都以各种形式下发，一一列举几乎没有可能。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最大的抱怨是：只看见颁布“宣传纪律”，但从未见到取消这些纪律。有些中宣部几年以前颁布的规定，不知道是否仍然起作用？有的媒体报道了某类新闻没出事，而有的媒体仅仅因为该地区该报的审读人员严格把关，将正常的报道渲染成“错误”，就酿成了政治事件。

这些“宣传纪律”的最大妙处是大而化之，伸缩空间非常大，让媒体有动辄得咎的恐惧感。目的在于促使传媒从业者主动“领会”上级“精神”，加强“自律”。应该说，在这些“宣传纪律”的约束与“杀鸡吓猴”的惩罚下，中国媒体在社会公共领域中所起的作用与改革前十年的80年代相比，越来越与“党的喉舌”角色相符。

4、“以后果定罪”的“紧箍咒”

2002年“十六大”前夕，中宣部遵循以往的宣传惯例，以各种名义下发了许多文件通知，严厉告诫媒体要“听话守纪律”，具体列出哪些新闻可以报道、哪些不能报道、哪些报道要跟从官方新华社等，详加罗列各种禁载条目，目的是督促媒体遵照执行。与此同时，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还采取“电话打招呼”的方式，频频给全国各大传媒负责人打电话，说明具体的报道方法，有时甚至一日内数次致电，以致于一些媒体从业者私下抱怨“最好什么都不做，万事大吉”。最严厉的禁令有两条，一条是“严禁在官方媒体担任编辑记者的党员违反政治纪律，凡刊播违规内容、煽动仇视政府破坏社会稳定、传播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形象、宣扬邪教及境外宗教、反对党和国家重大政策及向境外媒体泄密的党员，以及危害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等等，将被处分或开除党籍，甚至‘以后果治罪’。”另一条是重申具中共党员身份的编辑记者要审慎地对外交流，凡违反规定报道涉外案件造成不良影响、或者有关的报道被境外组织利用、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利益，以及向境外媒体泄密者，都将面临处分乃至开除党籍vi。

这条“以后果定罪”的“宣传纪律”，是1978年改革以来首次提出的惩罚办法。这一“纪律”生效以后，凡当局认为编辑记者的报道“诱发”不安定事件、造成“不良后果”、引发群众强烈不满的，不论文章报道的是不是事实，都将“视同有罪”，照样处罚。从此以后，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噤若寒蝉。

即使是共产党一度抱持容忍态度的“党内不同声音”，也在2002年1月9日～1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受到点名批评。比如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之女婿）2001年12月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了一篇谈宗教问题的文章，认为中国应当修改关于宗教的过时定义。他的立场因与江泽民此前不久在宗教会议上的讲话不同，受到了批评。中共高层重申，“为了避免进一步混乱和散布误导信息，类似潘岳这些高级官员的文章应当受到审查vii。”

当局厌恶任何负面消息，对于报道负面消息的记者，经常采取解聘的方式对待。就在2003年10月，内蒙古《鄂尔多斯广播电视报》记者郝建军因“反面报道有点多”而被报社解职。但据郝建军的同事们反映，郝是位非常敬业且有责任心的记者，经常采写一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章，当地公众很爱看他的文章。但公众所喜爱的这一报道特点，恰好正是当局将郝建军解职的理由viii。其实从郝建军所写的文章题目，如“记者暗访黑职介”（揭露骗人的职业介绍所）、“记者暗访‘性病专家’”（揭露以医治性病为名骗财的假医生）、“罕台川畔滚滚浓烟几时休”（批评一些工厂不注意环境保护）等来看，根本未触及政治层面，仅仅只是生活中一些不太光彩的阴暗面而已。

三、重大事件实行“统一报道”

自江泽民出任中共总书记以后，“唱好主旋律”（即跟着党定好的调门唱歌）这一名词就成了中共宣传部门经常重复的工作词汇。这一词汇的具体含义即：由宣传部门下达命令，确定某一时期的宣传重点，一般都是关于重大政策以及较大的政治事件。为了保持宣传上不出“差错”（即出现不同声音），从中央到地方经常需要召开“定调子”的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如每次党的大会召开，几乎都是在召开前的三个月就开始“吹风”（即由政府部门非正式传达上级精神），规定“一定要宣传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思想统一的大会”等，以及在某一时期就某一重点进行报道，一般以新华社通稿为准。最近的例子有下列几件：

1、1999年3月“两会”（每年例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以及此后，非常明确地规定对于“修宪”问题的报道要阐述其正面意义，只谈党与政府对私有经济加以保护，但不能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区别于资产阶级的观念。

2、2001年7月1日以后，宣传部门要求各媒体组织报道全中国学习江泽民“七一”讲话，并且具体规定在什么版面上进行什么种类的报道，什么时候要发表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必须邀请学术界、商界、企业界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界代表人物”参加，发言内容不能脱离党的精神。

3、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政治口号后，中国通过所有媒体宣传报道“学习三个代表”的活动，这成了中国政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使在SARS流行期间，中国的媒体仍然奉命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三个代表”的精神，这种政治文化的泛滥，导致了这样的笑话，中国从大城市到乡村都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口号：“按‘三个代表’精神，商品六折出售！”（上海），“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贵州省铜仁县）。

4、2003年10月中国“神舟五号”太空人升天的消息公布以后，中宣部下达命令：第一，要报道国际社会对“神舟五号”的祝贺及高度评价；第二，重点报道“神舟五号”的升天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所产生的极为深远的巨大促进意义；第三，要让中国公众了解，只有反华、反共以及对航天知识根本缺乏了解的人这三类人才会批评“神舟五号”。与此同时，中共在互联网上屏蔽了国际社会一切被中国政府认为负面的声音ix。由于信息被严重过滤，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了解“神舟五号”升天引起的批评声音，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外交处境的微妙变化。

这种为媒体“定调子”的做法，消除了一切不同声音，向社会展示了虚假的光明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三峡工程”的报道。不管中国民间与国际社会有多少反对意见，但中国公众却只能听到赞扬“三峡工程”的声音，即使共产党内部的不同声音也照样被封杀。例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人大代表们就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表决，有177票反对，644票弃权，25票未按表决器。但这一结果没有任何中国媒体予以报道，中国人只能看到“人大”如何赞成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以及一些专家们论述三峡工程“伟大意义”的“专业论文”与表态文章。

笔者曾发现一篇题为“中央各新闻单位负责人表示发挥各自优势，更好宣传三峡工程”的会议报道，实为难得一见的中共宣传部门如何“定调子”的介绍。该会是典型的“定调子”会议，由中国政府主管新闻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持，负责对国外发布新闻的外交部新闻司、主管有声媒体的广播电视总局协助，参加者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等……，最高级别的官办媒体几乎全部出席，作为“东道主”的是主持三峡开发移民工作的中国三峡总公司（官办），该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副总经理李永安、王家柱、郭涛全部到会。这里摘引一段报纸的记述，通过这段官式记述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新闻报道“定调子”的操作方式：

“2001年10月26日至29日，第三次三峡工程新闻宣传座谈会在三峡坝区召开。会上，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一致认为，三峡工程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形像工程，所有的新闻单位都应发挥各自的宣传优势，责无旁贷地向国内外全方位宣传报导三峡工程。……

“中国三峡总公司经理陆佑楣针对国际社会对三峡的批评说，过去9年的建设实践证明，三峡工程投资不是 ‘无底洞’，建设工期不是‘马拉松’，工程质量更不是‘豆腐渣’。三峡工程是充份运用现代科技进行建设的理性工程，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和几代专家智慧的结晶”。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的代表们都表示要寻找最佳角度，宣传好三峡工程各个施工阶段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的代表们表示要继续发挥各自的媒体优势，就重要问题释疑解惑，精心组织策划，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工作。 有关技术、科技、设备、质量等话题的报道，要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组织解释性和经验性的报道。其余的媒体也纷纷作了相同的表态x。”

这里的“释疑解惑”、“解释性报道”与“经验性报道”，其实就是向公众灌输中国政府官定版本“新闻”的说辞，而并非报道事实真相。“释疑解惑”的重点在于针对国际社会的“谣言”，“经验性报道”的重点在于从“正面”宣传三峡的建设经验。自从1989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以后，全世界只有中国、北韩等少数专制国家还有能力做到“统一舆论”。能够象上述报道中那样服从政府领导的传媒，自然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传媒，而只是“党的喉舌”。

而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中国政府从来视之为“国家大事”，规定所有平面媒体只能使用新华社消息，而电视台与电台则只能使用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国际新闻广播电台提供的内容。近年来，随着外国新闻社拓展中国市场的力度加大，个别电视台出于商业化考虑，想改变官方的呆板面孔，但一旦露出苗头，立刻遭到官方铁腕扼杀。2006年4月11日，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通知，称一些外国通讯社和境外媒体经由多种管道，向中国地方电视台推销国际新闻素材，“带有明显政治意图”，因此严禁各地电视台擅自制播国际时政节目。该通知规定，中国各级电视台播出的国际新闻，必须统一使用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的电视国际新闻。同时，严禁擅自使用从境外卫星电视收录，或从其他管道获得的国际新闻素材，制作、播出广播电视国际新闻节目和国际时事政治专题节目；亦不能把境外卫星电视图像配上新华社文字稿播出。xi

四、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政治教育与思想控制

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因邓小平当时需要为自己推行的改革辩护，曾短暂地放松过新闻管制，那段时间内甚至出现了要求尽快立法保护记者采访权及记者的人身安全等讨论。但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整个情形为之一变。此后中国政府确立的策略是“收紧”，几乎每年都要以各种形式强调新闻管制――官方的说法是要“弘扬主旋律，维持社会安定”。目前中国已有近200家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研究社团，40多家公开发行的新闻专业期刊，累计出版的新闻传播学“专著”达2,000多种，其中大多数著作都是论证中共的新闻管制思想如何合理，用官方表述就是“新闻理论研究要为新闻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持xii。”

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的《新闻战线》杂志一直在扮演“政治指导员”这一角色，其主要作用就是为媒体及从业人员指引“政治方向”，这些政治指导通常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出。例如，被中国政府引为经典的“四个有利于”就是由《新闻战线》1993年第5期评论员文章“认清目标，把握方向”确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新闻媒体“在国内重大原则问题和重大对外方针问题的宣传上，一定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打什么‘擦边球’，不能搞什么‘多元化’。新闻改革，就是要有利于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而不是削弱这种领导，更不是摆脱这种领导。”

为表示中宣部对此文的重视，《人民日报》1993年5月6日专门发表文章推荐介绍此文，与此同时配发“内部文件”下发各级报社。这种老调几乎年年都要重弹，所谓“全国新闻学术年会”也不过是重复中国政府这种老调。久而久之，中国的不少新闻从业人员也养成了高度“自律”的习惯，总是以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要求作为媒体必须遵循的原则。这里仅举2001年“中国第四届新闻学术年会”为例，整个会议所有的发言都是谈要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为党与社会主义服务。如果仅仅从新闻学术年会讨论的内容来看，人们无法弄清楚这到底是“新闻学术”年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也无法弄清楚这些与会的“专家与学者”除了颂扬中国共产党的“能力”之外，究竟是否具备新闻传播媒体的专业知识。即使在专门研究新闻改革的讨论中，谈的也是如何紧跟共产党的宣传纲领走，而不是真要朝向“新闻”本身应该具有的独立性、真实性走xiii。

在中国媒体工作的从业者，每年年末都要做一次年度总结，总结的第一条内容就是“政治思想”，每一个从业者都得写上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热爱领袖，紧跟党的路线”等套话，每一个中共新领袖上任，从业者就得在总结中再加上新领袖的名字与其理论，如“江泽民”及其“三个代表”理论之类，2003年开始必须加上“胡锦涛”。

这种思想教育的结果是让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官员们习惯于说谎话而从不自责，本章文前引用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柳斌杰的讲话即一例证。该讲话发表之际，正值中国加紧逮捕在互联网发表文章批评政府的人士之时，于是引来网络上一片咒骂声，指责“政府官员谎话连篇”，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欺骗和谎言的社会中”，而“人民不讲诚信的根源，就在于政府公然欺骗老百姓不讲诚信”。最激烈的言辞是认为“中国老百姓又被政府强奸了一回”。更有人模仿柳斌杰的发言写了一篇“中国各部长最新语录”，将中国官员厚颜无耻说谎而毫不脸红的习惯性行为淋漓尽致地讽刺了一番。

五、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命运

前面所述表明，中国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由共产党制定游戏规则，掌握“发牌权”，新闻媒体只能处于受严格控制状态。这也是中国拥有各类媒体数千家xiv，但新闻报道却相当单调的主要原因。中国大报的头版所登载的国内政治经济新闻，几乎全是新华社通稿，面目雷同。笔者曾参观过位于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馆内一楼展厅里陈列有当天全美国各报的头版，几乎没有一家报纸的头版内容雷同，充分体现了新闻自由理念。再反观中国报纸，千报一面，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但中国政府对新闻控制的严密性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满意过，这从中国意识形态大总管－－历届中宣部长的命运中可见一斑。在中共建政五十多年中，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一职的共有习仲勋、陆定一、陶铸、姚文元、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朱厚泽、王忍之、丁关根、刘云山等人。这一“两头（指政府与民间）不讨好”的职位从来不被中共党内官员视为“肥缺”。现将历任中宣部长的命运简述如下：

习仲勋，此人为中共元老，曾为中共打江山尽过犬马之劳。1952年开始任中宣部长，虽经历数次政治运动如“反右”而不倒，但1962年因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被毛泽东定为“反动小说”，并被斥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而成为“贾拓夫、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陷入黑狱，直至中国改革开放后才重见天日。因该小说而入狱的中共将军就有100多名。

陆定一，中共建国后的首任中宣部长，1952年由习仲勋接替，1962年习仲勋入狱后又回任中宣部长。“三反”、“五反”运动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时，共产党内有一股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情绪。这种情绪由理论家表达了出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了艾思奇、于光远、杨耳（许立群）、吴江等人的文章，认为资产阶级不再具有两面性，只有一面性了，那就是反动性。毛泽东发现了问题，指出《学习》杂志“犯了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那时倒没有整文章的作者，而是追究领导的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检讨，并被降为副部长，由习仲勋任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陆定一主管的中宣部被毛泽东斥之为“阎王殿”，当时毛泽东钦定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的“陆”就是陆定一。陆定一及其妻子严慰冰在“文革”中被长期关押，被整得死去活来。陆定一在毛泽东死后出狱，对任中宣部长一职的体验作了如下表述：“我当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部长，只干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这一批，再整另一批xv。” 如果将陆这段话与他于1946年1月发表于《新华日报》（新华社前身）上的文章相对比，就会发现共产党真是世界上最善于说谎的政党，那时是中共建政前三年，中共及其盟友（即第一章提到的8大民主党派）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报纸说假话，陆定一说，“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让）人民聪明起来，一种是新专制主义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而后来，中共办的报纸正好是陆定一当年“革命”时所批评的报纸，成了毒害国家民族的毒药。

接任陆定一任宣传部长的陶铸也是中共元老，陆定一倒霉后，毛泽东亲自点名让陶铸任此职。但陶铸只做了不到半年，就成了与刘少奇、邓小平并列的被打倒者。他的运气可没有邓小平好，瘐死狱中，其命运与刘少奇一样凄惨。

陶铸入狱以后，直至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再也未设中宣部长一职，实摄其事的姚文元，他是以毛泽东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之一。姚文元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一个月发生的10月政变中入狱，被邓小平新政府冠以“文痞”之称。2006年去世。

邓小平时代以来，由于中共的政治斗争不再象毛时代那样充满了血腥味，所以中共中央的宣传方针虽然仍然秉持毛泽东确定的“党性原则，党的喉舌、舆论一律、新闻无法”这四大原则，中宣部长这一职位虽然仍旧是两头不讨好，但最多是下台而已，不象毛泽东时代那样动辄就投入监狱，予以严惩。如毛死后华国锋当政的14个月内担任中宣部长的张平化，邓小平对其极不满意，但也只是将他降级使用。接任的胡耀邦任期虽短，但比较开放，后获升迁，胡在任中共总书记一职后另有极不幸的政治遭遇，因与本书无关，在此略过不提。

此后任职的王任重、邓力群与王忍之都是著名的老左派，后两位列入中国“四大左王”，顽固坚持毛时代的“思想路线”，非常不得人心。由于80年代是中国改革以来最开明的时期，党内开明派形成一定势力，王任重终被邓小平赶走。邓力群任中宣部长时奉行极左路线，引起党内开明派极大反感，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中央委员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中落选，从中宣部长位置上出局；接替邓力群的朱厚泽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以提倡“宽松、宽容与宽厚”而著称，并获“三宽部长”雅号，在胡耀邦下台后被迫退休赋闲，因为批评时政曾数度被中宣部禁言；继任中宣部长的王忍之因提倡“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两手都要硬”而号称“两硬部长”，后在中央直属机关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中落选，因而被迫离职。

接任中宣部长的丁关根上台伊始，就宣布其宣传政策是“要管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与“黄潮（色情）”，因而被称为“两潮部长”，但事实上他管住的只是西方民主化思潮，色情作品在他任上大为泛滥。中国自改革以来，宣传部长一职有如走马灯般换人，但丁关根因其奉行的政策非常保守，又善于揣摸上意，深得邓小平与江泽民欢心，故在宣传部长一职上任职时间最长。在他前面的邓力群与王忍之一向以为自己“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常常手痒心痒地要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争高低，喜欢“批判”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趁机与其争论，以获得发言机会。而丁关根什么也不懂，干脆禁止一切他认为“危害党与政府”的言论，他的名字谐音为“盯（住）”“关（闭入牢）”“跟（踪）”这三个词组的前一个字，而他对待学术与言论自由的管理也是这三大举措，故此得名为“盯关跟”，意为“盯”住一切思想异端，“跟”踪监视所有媒体，将异端份子“关”闭入牢。在丁关根任职期间，中国被关闭整肃的媒体有数百家之多。

迄今为止，“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位还未给任职的官员带来升迁的机会与政治荣耀。

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毛泽东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新闻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陈云

第三章 政府对媒体从业者的双重控制

民主国家的媒体，其社会地位主要由其发行量、社会公信力与影响力等因素决定，而中国媒体的社会地位并不由这些因素决定，而是由政府给媒体规定的“行政级别”（即政治等级）决定。政府为什么要给媒体定“行政级别”？其原因当然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媒体。

第二章讲述的控制手段主要是新闻控制的制度构架。但如果仅仅只有这些控制手段，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还是无法达到“铁桶”般状态。中国政府之所以能让媒体如此“听话”，还因为它对传媒从业人员实施政治经济双重控制手段：政治上，参照政府组织架构，将传媒纳入中国政府的“事业单位”系列，为传媒进行“行政定级”；同时将传媒从业人员纳入“准公务员”系列，按“干部标准”定级。经济上，由于干部级别与各种福利，如工资、医疗、住房、外出旅差费的报销等级，按“秘密”等级观看“内部文件”等“政治待遇”直接挂钩，因此极富诱惑力。中国政府多年以来的政治实践证明，这种与人的基本生存直接相关的双重控制特别有效。

一、传媒帝国的政治金字塔结构

中国媒体被定义为“党的喉舌”，用中国行政用语来说是属于“差额财政拨款事业单位”1，最初的开办资金与日常运作资金（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用等）均由政府财政供给，所有人员也是按干部编制配置，工资待遇均参照公务人员同级别发放。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共的政治系统中，传媒（报社、杂志、电台、电视台等）的政治地位高低并不是由其发行量、社会公信力、影响力等构成的社会声望决定，而是按传媒的行政级别决定。比如在中国影响力很大的《南方周末》隶属于南方日报社，南方日报社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2001年开始，中国政府发起成立“报业集团”的活动，该集团更名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是“正厅级”2，其子报“南方周末”则相应地低一阶为正处级（相当于部队的团长），与中央直辖市（如北京、上海等城市）城区所辖的街道办事处同级，比省会城市（如长春、济南等城市）所辖的街道办事处（副处）高半级。

中国党政官员有其一套严格的等级系列，所有媒体主管的任命均参照这一等级系列。媒体中等级最高的是《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前身是《红旗》杂志）、中央电视台与新华社，这些媒体的负责人是正部级官员，往往由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亲自挑选，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宣部联合审查，最后由中组部任命。

由于中国政府一向将“宣传工作”列为与“组织工作”（干部的任命与使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上述中央级媒体任职的官员在政治生活中有着极其特殊的位置，其影响力较其他同等级文职官员要大得多。比如前《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胡绩伟等人，一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拥有较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特殊职位。

其他传媒主管也因级别不同，而分别由各级政府人事部与党委的组织部委派。1995年，中国新闻出版署曾经专门发布一部《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任职条件的暂行规定》，其中对媒体主管的政治条件做了特别详细的规定。具体任命时还有一系列文件之外的规定：处级及处以下主管由本单位考察任命并报人事部审查批准。处级以上主管则必须由中共党委的组织部考察，认为合格后再与人事部门联合任命。组织部门与人事部门在任命媒体主管时，必须就其“政治可靠性”征询当地宣传部门的意见。这种任命方式，使得传媒主管不需要对媒体的公信力负责，而只需对“党与政府”（其实就是其上级官员）负责，因为“党与政府”对其工作满意与否，是媒体主管能否保住位置并得到升迁的唯一前提。

记者编辑也必须有良好的政治纪录，如果因为报道犯规，会视情节轻重受到处罚，行政惩罚中最重的是解聘并在档案中记录“该员不适宜从事文化传播事业”，有这一条记录，就等于有了“政治污点”，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受雇于任何传媒及文化机构。这是中共政治文化中“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一原则的贯彻。

二、传媒政治等级在中国的现实作用

传媒论“行政级别”排定政治等级，这在民主国家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政治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对政府官员还是对新闻从业者来说，行政级别在社会生活中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对不同的人群而言，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而已。

对政府官员而言，其行政级别如果高于媒体的行政级别，就可以利用权力压制级别较低的媒体对他的不利报道。对于级别不同的新闻单位的记者，地方官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待。中央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在各省、直辖市均有外派记者，这些记者本身负有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的职责，而且可以用“内部参考”形式发稿，他们到全国各地对地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名正言顺，地方政府官员因此也不敢得罪这两家新闻单位的派驻记者，多采取“亲和”交往方式，尽量为他们提供各种生活与物质上的便利，如免费提供住房、逢年过节送“红包”，诱使这些记者为地方政府多报好消息，少报坏消息。大多数中央级报纸驻各地的记者站对于此中利害关系了然于心，很清楚应当如何与地方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一般会恪守一条对当地政府与自己双方均有利的界限，经常采写一些表彰当地政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息，间或发上一两条打打“苍蝇”的反腐败“新闻”，以此表明当地政府“廉洁奉公、勤政爱民”。记者这样做的好处非常明显，熟悉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人士说，早在私人轿车还是稀罕物的9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社大院里就停满了该报记者们各种牌号的私人轿车，这当然不是依靠工资购买的。对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专栏派出的记者，因为其不是派驻地方的新闻媒体，地方官员平日无法进行“感情投资”，就只能采取其他的方式“对付”，这点将在后面专门谈到。

上述情况证明了一点，传媒的级别高有利于“舆论监督”。90年代不少省报主办的“都市报”，就是凭借省辖各市的官员管不着它们这一便利条件，抢了很多市级传媒不敢发表的新闻，赢得了市场份额，带动了“都市报”这一报业群体的兴旺。如1998年4月，深圳市妇儿医院使用伪劣注射器，导致120多名儿童与妇女严重感染。但深圳市政府借口“保护特区形象”，不允许当地任何媒体就此事进行报道，法院在审判时也明显偏袒医院。深圳市有近10家报纸、两家电视台，以及10多种新闻类杂志，但都对这一重大事件缄口不言。患者们经历了长达两年的投诉未得到任何回应之后，只得诉诸于广州的省级媒体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于是这两家报纸利用深圳市政府无权管辖它们这一有利位置，将此事曝光。深圳市政府大为恼怒，但无法制止这两家媒体的报道，最后只得找当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黄丽满（江泽民在机械工业部工作时的同事、曾在深圳市担任副市长），请她出面制止《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等报纸的穷追猛打，有关此事的报道才被迫偃旗息鼓，但深圳市政府也不得不命令法院审判时稍稍调整判决内容iii。

对于本地辖区内的传媒，地方政府官员一个电话，一声口头招呼，就可以让它们报什么不报什么，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如河北省电视台曾以“无极之路”“无极之光”等电视专题片，宣传河北省无极县这个“经济发展典型”，其他省不知真相，竟相跟风报道。但后来这个“典型”被中央电视台记者以“偷拍”方式揭露，原来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假药集散地iv。 2003年1月四川重庆市政府要求市内各政府部门都要设置专职的新闻发言人，目的是对外发布新闻时做到“统一口径”（统一按官方给定的说法进行报道）。重庆市政府公然宣称采取这一“新措施”的理由是禁止再出现影响重庆市形象的“负面报道”v。

中国政府注意所谓“形像”，从来不是要改善政府行为，而是操纵舆论，为政府涂抹粉饰。比如深圳号称“改革开放的前沿”，但由于深圳市政府极为严厉的传媒管制，每天只能报道政府各种“勤政爱民”的消息，因此所有的报纸都面临广州同行的嘲笑，认为没有资格称之为“媒体”。但其实除了广州媒体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目前这一优势也正在丧失之中），中国的政治让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中国绝大多数地方传媒其实只能起政府“帮闲”的作用。

各地政府无法控制辖区之外的传媒，于是定下一些不成文规定：按上级规定，外省传媒要来采访，需持有当地新闻主管部门的介绍信。否则各单位均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采访，乃至出动警察对记者围追堵截，并对外地媒体的主管者致电兴师问罪：“你们那里就那么干净，没有不光彩的事情可曝光了？凭什么插手兄弟省市？”“兄弟”之间自然“和为贵”（维持一团和气为上策），于是，各地政府约束辖下传媒不要“四面出击”，惹是生非。比如《南方周末》因为经常报道其他地方的腐败案件与事故，引起了其他各省的严重不满，每年3月各省省委书记、省长聚在北京开会，其他各省领导总是异口同声地质问广东省委负责人：“你们广东省就没有腐败，为什么不报道你们自己的腐败，只抓住我们的事情？你们怎么象美国一样，想当世界警察？”2000年惊动全国的浙江温州地区瑞安市一位透过抓官员贪污腐败把柄进而控制当地政务、号称“地下组织部长” 的黑社会头子“老太”（太上皇之意），其案件由当地的纪检会书记揭发上报。但浙江省却因此案关系到许多上层利益，下令当地媒体不得就此事进行任何报道，并紧锣密鼓地疏通中央一级部门，想将此案压下去。《南方周末》驻上海记者杨海鹏采访了此案，但中共中央组织部门给广东省委宣传部下令，不许《南方周末》就此事进行任何报道vi。

对于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中国传媒业人士作了如下概括：一是上级新闻单位监督下一级单位相对容易，如中央级新闻单位从事“舆论监督”工作比地方传媒的困难要小；二是打“死老虎”（已经被中国政府列为贪污腐败之列的官员）比较容易，打“活老虎”（仍然在位的官员）则相对困难；三是打“苍蝇”（级别低的小贪官）相对容易，打“老虎”（级别高的大贪官）则较困难。

事实上，尽管共产党口头上一再声称“要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但在一般情况下，这只不过是个哄哄公众的口号罢了，连“焦点访谈”这种级别最高的媒体在履行“舆论监督”职责时都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个记者可以列举法规的某一条款证明自己的采访报道合法，但媒体内部的惯例却是，记者千辛万苦写成一篇揭露阴暗面的报道，却可能在报社部门负责人多年养成的“自律”惯性作用下被“枪毙”，连见报的可能性都没有；批评报道即使见了报，哪怕完全符合事实，但由于报道不符合宣传部门的意图，经常被指责为“社会效果不好”；而这时判断“社会效果”是好是坏的权力，不属于记者和媒体，也不属于读者，却属于政府宣传部门。如果一个记者总是“犯规”，最后的结果就是上级部门做出结论：“该记者不适宜在新闻出版部门工作，予以解职。今后任何新闻部门不得录用”，严重者还有可能锒铛入狱，本书第7、9两章将专门分析中国记者与媒体讲真话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三、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看中国当代传媒的处境

“焦点访谈”是中国头号电视“大牌”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黄金时段的节目，由于朱熔（金容）基总理曾多次表示过他最喜欢看的节目是“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因此一度名声大噪。更由于“焦点访谈”节目并无记者派驻地方，通常需要各地提供新闻线索，所以每当“焦点访谈”节目提出要到某地采访时，该地的地方政府官员就非常紧张。即使“焦点访谈”采访人员悄悄去当地采访，采访过程和节目的播出也会受到很大干扰。《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焦点访谈节目受到的干扰。该文章特别有趣，兹录之如下：

北京新闻界的人都知道，中央电视台门前经常排着两个长队：一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向“焦点访谈”节目反映情况的；还有一个，是住在北京各宾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向“焦点访谈”节目“公关” 3，不要播批评他们的片子的。（经向“焦点访谈”同行确认：至少有70％的片子播出前被“公关”，其中不少“公关团”在记者刚到采访地就出发了——编者）

今年，“焦点访谈”播发的批评报道比以往都多，比以往都狠，所以两个队也比以往排得都长。

光说后门排的这队。

他们和前门队伍里的人们，其急迫心情都是一样的——一个急切地想播出，一个急切地想不播。

不一样的是双方的身份和条件。后门这队里的人都代表着组织，在很多时候还不仅是一级组织。譬如说“焦点访谈”拍了某一个村的坏事，上北京来活动的可能同时就有这个村所在县、地区和省几级党委、政府的人，偌大一支“上访”团体。因为是代表组织出差，并且是出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差，所以住豪华宾馆、请豪华宴席都是“正当防卫”。

这些都是排在前门队伍里的人所没法比的。尽管前门队里人手里拿的，往往是摁着几十、上百名群众红手印的上访信，但他们也仍然只是些个人。从可信性来说，一级组织肯定比一群个人更让人放心。即使不论公关能力，住在宾馆的人们也具有天然优势。

两队之间物质条件的差异可以免谈。前门队里，打动“焦点访谈”的最重要武器也不过是眼泪，后门队里人们则往往携带有昂贵的“土特产”和数额不小的现金。

另外就是陈述理由。由于“焦点访谈”录像为证的特点，指责他们失实不太容易，所以只能讲别的。先得说当地党委政府对“焦点访谈”记者所拍的问题是如何重视，“××书记、××市长亲自……”如何。然后讲当地“安定团结的局面如何来之不易”等等。有时还要加上“我们书记刚刚调来不久，我们政府刚刚换届”之类。

常常听到有关领导私下议论，说那些自称个人利益受到伤害、向“焦点访谈”反映情况的人压根儿就不是好人，一贯地惟恐天下不乱等等，不知他们是不是也敢当作一条理由到北京去正儿八经地说。

除陈述理由之外，也千方百计找关系。老乡、老乡的同学、同事、战友、亲戚，在本地挂过职的中直（即中央直属机关）干部等等。

一般来说，直接住进北京宾馆进行活动的，还都是些具体办事跑腿的人。在他们进京之前或者同时，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干部往北京打电话，找组织或者熟人疏通。这些打电话的，有一些就不一定比中央电视台台长的官小了。至少，他们所找的，都是他们认为能在某一方面制约着或联系“焦点访谈”的人。——至于那些接电话的人，到底是不是真跟中央电视台、跟“焦点访谈”有关系，有关系又是不是真的肯给他们打招呼，打了招呼又管不管用，是另外一回事。

之所以对“焦点访谈”格外肯下功夫，据我从一些党政干部们那儿了解，主要是因为很多中央领导都注意看这个节目。……至于这个节目的普通观众多少，倒不是主要因素。晚报、都市类报纸的普通读者也都不少，在那上面登一点儿批评稿，他们就不是特别在乎。重要的是，自己地皮上出的坏事，不能让中央领导知道。

中国目前（作者注：2002年以前）最优秀的报纸是《南方周末》，发行量上百万份，上面的批评报道很多，其中有些报道，其深刻程度远不是电子类传媒所能够达到的。但有关的干部们绝不会像对付“焦点访谈”一样，花那么大的力气去阻止它报道。至少出面“做工作”的官不会那么多、那么大。

这些被“访谈”过的干部们，还有很多没被“访谈”过的也在内，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取消“焦点访谈”。因为“焦点访谈”标志着监督的存在，标志着舆论的存在。“焦点访谈”是喉咙里共同的鱼刺，没有才好，化成软面条暖胃更好 vii。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读出好些信息：

第一，地方官们并非真在乎什么“舆论监督”，而在于上级领导的“印象”；政府官员们除了上级领导的好恶之外，所谓“民意”之类的，什么都不在乎。

第二，政治力量干预媒体无所不在；

第三，中国的腐败渗透到新闻领域是公开的事情。

“焦点访谈”节目就这样非常困难地生存了一段时间，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并不由他们决定，完全要看地方官们运动中央官员的“能量”。在中国一首广为流传的讽刺新闻界的民谣“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其问世之初，竟是北京媒体业同行们编出来讽刺名震一时的“焦点访谈”节目的。至于民间流传的那些关于地方官们花钱买“焦点访谈”节目“不播报”的消息更是广为流传。从这里可以想见在中国的所谓“舆论监督”作用到底能有多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情况正在发生更恶劣的变化，不论哪一级传媒实施“舆论监督”都会遇到困难，甚至需要记者冒生命危险。地方官员为了“捂盖子”，总是下令辖区干部群众不经他们批准不得接受采访，并且经常动用警察、保安封锁现场，甚至纵容黑恶势力与记者作对。中央电视台记者写了一本《CCTV（中央电视台）偷拍实录》viii，生动地记述了他们从事新闻调查的惊险历程。其实书里记述的采访并不涉及级别较高的地方官员与黑恶势力，采访过程就已经险象环生。《新闻战线》2002年第3期载文谈《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广西省南丹特大矿难的经过，记者们不得不用便衣警察“武装保驾”，冲破重重阻碍，揭露这“一起‘官、矿、黑、恶’相互勾结，有组织、有预谋地隐瞒真相的特大矿难”罪恶铁幕的感受。如果不是这些记者有着《人民日报》这一特殊政治身份，便衣警察根本不可能协助他们采访。

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人民日报》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们报道一些揭露基层社会阴暗面的新闻，尚且要遭遇如此之多的困难，普通媒体的处境之困难可想而知。

封闭的社会相信谣传。由于正常的消息来源不可靠，人们就转而向亲友、家属、同事，甚至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尤其是，出自某某认识的某某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嫂子或小姨子的话可能比政客和大众传媒更为可信。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杰克·F·马特洛克 《苏联解体亲历记》

Jake F·Matlock Jr.：Autopsy on an Empir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苏联内部生活的许多方面被看作国家机密。媒体从不发表关于犯罪、自杀、事故等方面的综合性消息，也不会发表关于政府部门的结构性缺陷、贫困的总体性状况、公共性灾害（诸如堕机）等全局性消息；当然，更不允许发表对政策与对政治领导层个人缺点的批评。

David Lane: Soviet Society under Perestroikai

第四章 “内部文件”与信息保密制度

本章前面两段引言谈的是前苏联解体之前的社会状况，但这些在苏联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在目前的中国却依然还是现实。中国人至今还习惯性地依靠种种小道消息来揣测政治形势，尤其是高层人事变动与权力斗争等处于黑箱操作状态的情况。诸如国家领导人的健康状况、社会贫困、公共政策、政府官员的腐败、灾害、事故等一切被当局认为对国家形象不利的，统统属于保密范围；而被允许公布的消息，往往让人真假莫辨。

公共信息不可靠，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观察的准确度。美国、欧洲、日本等民主国家的学者，通常不会将“小道消息”（人们口头传播的消息）作为自己研判本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依据。但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学者，一遇到中国问题，通常就喜欢将听来的“小道消息”作为研判形势的依据，而且，“小道消息”传递者的政治身份，更往往成为人们判断“小道消息”可靠度的先决条件。笔者到日本，一些学者就向我介绍他刚刚听到来自某渠道的中国某要人的一段关于中日关系的讲话，并据此判断只要某人当政，中日关系就不会再纠缠于战争情结。

这当然不能责怪这些学者热衷于“小道消息”。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其根源在于中国是个严格控制各种信息的国家。许多在民主国家公开的信息，在中国均被列入“国家机密”；而且“国家机密”是个可以被任意解释且无限宽广的概念，于是中国自90年代始，因“泄露国家机密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判刑的人士越来越多。

一 、无所不包的“国家机密”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保密制度，但是针对新闻的保密规定范围之广，并使许多记者因“泄密”而锒铛入狱，却是中国特色。

1、新闻行业的保密规定

中国的保密法规很多，本章只分析有关新闻保密的主要规定。

中国政府专门制定了《新闻出版保密规定》，并于1992年开始执行ii。该规定共4章23条，主要规定了4条大原则：

第一，新闻出版保密审查实行自审与送审相结合。据国家新闻出版局解释，新闻媒体泄密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送审所导致，这类泄密占总数的90％以上，因此要实行这一条预防制与追惩制相结合的保密制度。

第二，只能通过内部途径反映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每家报社因此都编送发送范围极小的“内部参考资料”，名称不一，但基本带有“内部”二字。但据笔者多年阅读许多种类“内部参考资料”，这些所谓“国家秘密”，其实不过是有关下岗失业现象有多严重，某台资企业又拖欠工人工资，某农村又发生官员与农民的冲突，某外资企业又发生虐待工人事件，某处又有多少人抗议，某警察打人，某交通警察“收红包”，等等，并不涉及真正的国家机密，只属于政府眼中的“负面消息”而已。

第三，采访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必须经过批准。比如记者想采访监狱，公安，法院、检察院等，一是须事先联系获得对方批准（这条还可以被视为世界通例，只是可能不叫“批准”，而是“允许”或者“同意接受采访”），二是记者采写的稿件需要经过提供消息的单位审核。这种情况下，中国记者很难写出有关事实真相的报道。仅以监狱为例，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监狱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犯人毫无人权可言。但如果看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监狱应该被列为世界上最好的模范监狱，中国犯人更是用虚拟的血缘称呼如大姐、妈妈或者大哥、伯伯等称呼监狱的看守，讨好他们。这种需要经过官员与政府部门审核的报道，虚假成分很多，中国各地都发生过这类事例：一些官员被报道称为“勤政廉洁的好官员”（这些报道当然都被审核过），而就在报道见报后的几天，这位官员就因涉嫌贪污而被逮捕。如果在西方国家，撰写这类报道的记者的职业操守会因此受到质疑，从而结束职业生涯，但在中国，几乎从来没有人会因此批评记者，因为很少有记者能够避免采写这类文字垃圾。

第四，新闻发布制度。该法律规定，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与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宣传口径”（即政府规定的内容格式）向新闻单位发布消息，以免 “小道消息”满天飞。一般来说，这种新闻发布会主要是由新闻发布单位写好稿子（也模仿新华社做法，叫做“通稿”），到场记者人手一份，作为写报道的蓝本，记者只能照抄，不得任意发挥，更不得去挖掘所谓“国家机密”。

中国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如果泄露了国家机密，有三条适用的罪名：泄露国家机密罪；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非法获取或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这类案件非常多，在最高法院每年的报告里，因这条罪名而被判刑的人数并未公布，有可能这也被中共政府视之为“国家机密”。但在作为新闻教学参考书与政府主管新闻部门使用的书《新闻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95年）》中就列举了不少事例与一些零星数字，如1994年全国共发生重大“泄密”案300余起。

一些著名的案例说明，这些所谓的“国家机密”，在民主国家内往往只是普通新闻而已。比如原《经济学消息报》副主编高瑜，曾因参加1989年“六四运动”坐牢，出狱后做自由撰稿人，写文章为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高潮曾对她谈过天津大邱庄农民社区领袖禹作敏一案的详细情况，高瑜据此写成报道，发表于香港《镜报》（这家刊物中国大陆允许订阅）。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国家机密”，因为国内媒体当时已经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但中国政府于1993年10月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高瑜入狱5年，判处高潮入狱13年。从此以后高瑜的命运非常悲惨，出狱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颁给高瑜以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Guillermo Cano World Press Freedom Prize)，目的是帮助高瑜恢复正常的生活，此举却遭到中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的强烈抗议iii。

总之，“国家机密”被中共政府定义为一个指称范围相当宽泛的概念iv，所以从90年代以来，成了中国政府专门用来压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以及异议人士“泄露国家机密罪”的“专用武器”。由于这一武器行之有效，中国政府自2002年以来准备将本来许诺享有“一国两制”之惠的香港也纳入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如“二十三条立法”的中心内容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泄露国家机密罪与阴谋分裂国家罪。后因香港50万人大游行反对暂时作罢。

因为没有完整的资料，笔者不能判定中国的那些“泄露国家机密”案件是否都与所谓“国家机密”无关，但有一个事实却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一罪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多，到了90年代中后期，完全成为中国政府进行“国家诬陷”的工具。本章通过分析从2000年6月开始，冤缠牵结，内幕重重，引起国际学术界严重不安的徐泽荣案，大致可以了解中国的“国家机密”所涵盖的范围。通过2003年发生的上海律师郑恩宠案件，更可以了解中国政府解释“国家机密”的随意性。

2、徐泽荣“泄露国家机密罪”案件v

徐泽荣，生于中国大陆，其父母原为中共高级官员，本人获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博士学位，后为香港永久居民。捕前是香港亚洲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2000年6月，因“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非法经营罪”两项罪名被捕，2001年12月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判有期徒刑13年，现正在服刑期间。

徐泽荣的“非法经营罪”，是指他在中国境内印刷书籍。因大陆印刷费用低，香港不少商人为节约成本，将书刊送到广东印刷后再运回香港发行。为保证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对此从来睁只眼闭只眼，并不认真查究。以此罪名为徐定罪，可视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类中国政治的老把戏再次上演。

但徐更严重的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中共政府的解释是：徐泽荣于1992年曾将中共50年代初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和《朝鲜战争敌军资料汇集》这两本内部资料，交给了韩国战略研究所所长洪晟泰，并从洪那里获得2,500美元报酬。

但事实是，中国国家安全局搜查徐泽荣家之前，并未发现这一“罪证”，这一线索是从徐家的私人信件中发现的。因为当年徐曾写信嘱其妻子在香港寄发这两本“内部资料”，这封信被搜查出来。然而，这两本内部文件其实原来并不属于国家机密。中国政府1988年颁布《保守国家秘密法》，1990年颁布《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在第十四条专门谈到确定密级（绝密、机密与秘密三个等级）时，应当根据情况确定保密期限vi。《国家秘密保密期限的规定》第三条中更明确规定“保密期限，除有特殊规定之外，绝密级事项不超过30年，机密级事项不超过20年，秘密级事项不超过10年vii。”这两份50年前的“内部资料”从无任何机关为其确定密级，并不属于上述三个密级的任何一种，无任何机密可言。但中国当局为了能给徐泽荣定罪，在审案时玩了一个诡计，让广州军区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临时作了一个鉴定，判定这两份内部材料是“尚未解密的绝密级文件资料”，用这种事后追加文件密级的方法栽赃。但即使这样栽赃也还有一个漏洞：1992年距离50年代初已经有40多年，按中国政府上述法律，绝密级也已经自动解密。由此可见，何谓“国家机密”，全由中国当局随心所欲加以解释。

据知情者透露，徐泽荣获罪的真正原因是他2000年6月26日发表于香港《亚洲周刊》上的一篇文章“马共秘密电台湖南曝光”。这一杂志按惯例早于发表日期2～3天发行，该杂志于6月23日在香港发行，徐于6月24日在广州家中被捕。

徐泽荣于2000年5月偶然听说，湖南益阳岳家桥四方山有一个原马来西亚（Malaysia）共产党的秘密电台，遂于5月26日到该处考察了两日，并在遗址拍了不少照片，还访问了一位电台退休人员，随后写了篇文章并附上照片投往《亚洲周刊》。

在毛泽东统治期间，中国政府曾支持东南亚共产党在本国发动叛乱，这其实并非秘密，海外报道也很多，只是中国政府自己从来坚决否认这一事实。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政府至今仍将当年这些事情视为不可见人的机密。而徐泽荣的报道正好触动中国政府的“痛脚”，信奉“外交无小事”的中国当局极为不快，加上江泽民正好安排于2000年底访问东南亚三国（老挝[Laos]、柬埔寨[Cambodia]、文莱[Brunei]），于是当局痛下杀手，立即决定将徐泽荣逮捕。

此前，徐泽荣在国外的一些刊物上也发表过一些关于韩战内幕的文章，早已引起国安部门注意，这次新帐老帐一起算。徐事实上是因研究获罪，此事引起国际学术界严重不安，香港不少学者表示，中国所谓的“内部文件”，其实有不少可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服务中心找到（这是事实，笔者曾数度在该中心查阅资料，发现不少标有“内部发行”字样的杂志），香港学者经常与台湾一些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并接受研究经费。如果这些研究机构被中国当局界定为“间谍机构”，而学者们在研究中又使用了这些“内部发行”的杂志或书籍，就很容易被加上“泄露国家机密罪”viii。

徐泽荣曾经就读的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hony College)以及全球320余位欧美学者联名发出公开信，要求释放徐泽荣，但并未改变徐的命运。

3、爱滋病情也是“国家机密”

近年来，爱滋病情已经蔓延到中国的31个省市。联合国发出警告：中国、印度与印度尼西亚可能会步非洲后尘，变成爱滋国。这在国际社会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但在中国，爱滋疫情却还被列为“国家机密”。

爱滋病疫情最严重的是河南省。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在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讲，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液采集站。河南有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在7,000多万农民当中，即使只有1～3％的人愿意卖血，平均每年卖1～2次，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就能创造上亿元收入，也算是政府帮助农民“脱离贫困”的一种办法。刘全喜本人从省卫生系统引进资金，帮助他的妹妹在其家乡郾城县建立血站，并很快发展了西平、上蔡及尉氏等六个采血点，被当地人称为“刘家血站”。其他官员见有利可图，纷纷仿效，全国各地和军方的血液机构，也纷纷涌进河南，大规模建立血站采血，人称“血浆经济”。

但是，从农民卖血中得到好处的并非农民，而是贪官污吏与“血头”（组织农民卖血的人）们。因为血站负责人为了从中得到好处，只接待与其有关系的人，这些人就成了组织农民卖血的“血头”。河南拓城县双庙集村是爱滋病重疫区之一，当年主要是天津血液病研究的采血区，该研究所以每400毫升血清240元人民币的价格向血站购血。农民每次卖血400毫升，报酬只有40至50元，其余200元都落入“血头”腰包。有一位农民曾被抽过80次血。

“血头”们只顾自己赚钱，将同样血型不同个人的血液全都混合在一 起，用分离机分离，只收集卖血者的血浆，其余输回卖血者体内，造成爱滋病、乙种肝炎和丙种肝炎等疾病大规模流行。尤其是那些因卖血感染爱滋病的农民患病不治，死后遗下大量的“爱滋孤儿”。更为可怕的是，当年河南农民的“爱滋血”，已流向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血液和血液制品被污染，上海、北京、安徽、河南、河北和湖北等地均发现同类事件。 当地官员为了保住官位，欺上瞒下，将爱滋病疫情说成“国家机密”，人为造成了爱滋病的蔓延，

1999年10月，《河南科技报》记者喻尘接到线报，开始调查河南的爱滋病流行的真相，2000年1月18日《华西都市报》公开发表喻尘这篇文章，这是中国国内第一次公开披露河南艾滋病村庄的情况。但喻尘本人遭受到极大压力，曾经两度被开除，只能离开河南省，成为漂泊在外的自由撰稿人ix。直到2000年8月《纽约时报》开始报道，河南爱滋病情才开始为世界所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该省爱滋病感染者已经超过100万人。

因为报道爱滋病而受到中国当局打压的还有好些人。万延海原任职于中国卫生部，因关怀爱滋病蔓延情况而被迫离职。万延海离职后成立了一个名为“爱知项目行动”的民间组织，从此成为国家安全部监控的重要目标。2002年8月24日，万延海被北京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拘留。所谓“国家机密”是指以下事实：8月22日，万延海在网站上发表一 份被列为“机密”的河南省卫生厅“关于全省爱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该“汇报”披露了河南上蔡县爱滋病调查案例，仅仅在河南一个爱滋病“重灾区”，估计就有34,198名患者，并已有3,000多名爱滋病感染者死亡。万延海被拘押了将近1个月后获释x，但2003年10月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马士文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拘留，案情据说与万延海去年发表的文件有关xi。

中国河南农民卖血感染爱滋病一事被曝光，国际社会才开始了解中国爱滋病流行状况。但实际上中国的爱滋病流行地不止河南一处，陕西省商洛地区因地下黑市卖血，引起爱滋病蔓延，情况相当严重，但一些记者却因报导此事受到查处。

2000年春天，陕西商州有5名农民因患“怪病”久治不愈，来到西安，查出患的是爱滋病，其中因难产输血感染的赵月爱在当年死亡。据国际通行的一个衡量标准，当一个地区出现爱滋病人死亡时，该地区实际感染HIV率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据商洛地区前期调查表明，参与卖血的农民超过1万人。

这事情引起了陕西省卫生部门的重视，下令商洛地区趁春节期间外出打工人员返乡过年之机，对其所辖7县区域内凡有过卖血史的人员及其配偶子女进行普查血检。这项行动对外以检查“重型丙种肝炎”名义秘密进行。春节后不久，已经查出数百名爱滋病感染者，与被抽查的健康人群比率为惊人的23：1，远远超过了非洲一些爱滋病高发国家。陕西省政府感到事态严重，竟下令停止了对余下的数万人的抽样检查。爱滋病防治工作中最可怕的“掩耳盗铃”现象再次在中国出现。对这种瞒报现象，国际社会曾有过评论：鉴于爱滋病工作的弱传染性，最可怕的其实不是爱滋病目前的程度，而是这种“捂盖子”（隐瞒真实情况）的官僚态度，它将导致病毒呈几何级数迅速扩展蔓延，因为疾病的传播并不会因为地方官“捂盖子”而稍有停滞。就其后果说，中国官僚的这种态度其实是对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犯罪。

广州《羊城晚报》记者赵世龙与《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的几位记者为了让社会了解爱滋病的真相，做好必要的预防工作，充满使命感地奔走于商洛群山7县之间，做着艰辛的调查，每天他们都要采访数位爱滋病人。在没有多少爱滋病知识的人群中采访，对记者来说也实在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驱使这几位记者奔忙的，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2001年3月，关于商洛地区爱滋病状况的调查在广州的传媒发表，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看到报道后直接批示，从而引发了当地官场的一场“地震”。

但如果以为这场“地震”的受灾者是“行政不作为”、欺上瞒下的陕西官场，那就错了。2001年许多地方的官员已经不那么害怕朱镕基的批评了。2001年4月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次事件发生后不久朱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等国签订了有关农业问题的协议，尽管朱其实只是奉命行事，但中国最高领导却有意识地让中国人认为这是朱个人的意愿，政府最高层精心利用网络言论指责朱镕基卖国。这让大多数中国地方官看出朱的政治气数将尽，从此他的许多批示只能停留在纸上，而不再被地方官们奉行。所以他对陕西商洛地区爱滋病状况的批示只带来了一个令人愤怒的后果。

陕西省委与省政府对远在广州《羊城晚报》任记者的赵世龙自然是鞭长莫及，于是只有屠宰自己治下的“羊羔”们。在“上级部门”的指示下，与《羊城晚报》记者一起采访的当地记者杜光利、王武竟然两次被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治安科传讯。讯问集中在“是谁提供采访线索的？你们是怎么认识赵世龙的？怎么进行地下采访的？”－－这种讯问本身非常荒谬，因为即使按正在中国起“法律作用”的“宣传纪律”，记者的采访行为也不应该由公安局治安科来管辖。陕西省这种做法，无非是杀鸡吓猴，处罚“不听话”的记者，用以吓唬其他人。

陕西省政府很快下达了处理记者的决定，以“涉嫌透露国家机密，违反《保密法》关于重大疫情不得擅自发布”为理由，将《三秦都市报》特稿部正、副主任撤职，开除了两名记者。按中共宣传部内部规定，这些受处分的编辑记者不能够再在媒体工作，从此结束了记者生涯xii。

笔者仔细查阅了官方用作惩罚依据的《保密法》（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机密法》），其中关于国家秘密的范围与密级中共有七条：1、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2、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3、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5、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6、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7、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在用作《保密法》补充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中的第四章则进一步规定了8条：1、危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防御能力；2、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3、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4、影响国家领导人、外国要员的安全；5、妨害国家重要的安全保卫工作；6、使保护国家秘密的措施可靠性降低或者失效；7、削弱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8、使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失去保障xiii。

上述15项中没有一条规定说明，可以将爱滋病列入“国家秘密”范围。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法律的运用几乎处于随心所欲状态，竟然公开下达政府文件，指称某人违犯了某一条其实并不存在的法律，而在中国的目前的司法状态下，被惩治者往往百口莫辩，如果不被投入牢狱服刑，就感到非常庆幸。

这几个记者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心，克服了种种困难独立调查爱滋病蔓延的情况并加以报道，却被应该对此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以莫须有的“违反《保密法》”罗织罪名，这就是中国当前的现状。

4、上海郑恩宠律师遭受国家诬陷xiv

2003年10月28日，已经拖延了半年之久的上海市律师郑恩宠案开庭，法院裁定郑恩宠“非法为境外组织提供国家秘密”罪名成立，判入狱三年。案件开审时，中国政府除了再次习惯性地不允许任何人旁听之外（这是近年审判“良心”罪犯与政治犯的惯例），最出奇的是第二天上海市政府还利用其掌控的喉舌《解放日报》，刊登一篇题为“郑恩宠桂冠背后：荒唐自封‘反腐英雄’”的文章，指责郑恩宠自身道德败坏，自夸为“著名大律师”，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招摇撞骗，牟取私利－－此举不但让郑恩宠锒铛入狱，还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对郑的人品进行诬陷。

这一案件的判决宣布后，海外舆论哗然，也让有良知的中国人深感蒙羞：一个每天自夸在“进步”的大国政府竟然如此堕落，其治国方式竟与黑社会诬陷人毫无二致，让人不由得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的行为与黑社会是否有区别？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是否比非法的黑社会更可怕？郑恩宠的入狱完全是因为他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牵出了一件涉及中国高层政治黑幕的巨大腐败案件：上海首富周正毅案。

2003年中国备受世界瞩目的事情之一是号称“上海首富”，并于2002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第11位的富豪周正毅被捕，而更为波谲云诡的是这一案件的背后黑幕。据说周正毅手腕通天，他的融资渠道主要通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是周正毅妻子毛玉萍的座上宾。导致周被捕的原因主要是周在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个房地产项目。2002年5月底，周正毅在上海的中心城区──静安区拿下了一块总占地面积17.64万平方米的地块，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拆迁12,000户民居，因为补偿费极不合理，引发了周正毅与拆迁户之间的激烈冲突，而上海市政府对此案的介入完全表现为压制拆迁户，更使这一矛盾冲突复杂化。

附带说明一下，中国房地产开发的黑幕，本人已经在拙著《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第二章“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中有详细介绍，这里谈的则属于剥夺平民财产性质的城市拆迁事件（农村土地征用是打破农民的饭碗，属于另一类性侵占与剥夺）。自从9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市未开发用地已被圈占完毕，各城市相继推出旧城改造计划，即将原来的住户迁出去，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再在拆迁地上重新规划开发房地产。但因为补偿不合理，不少住房被拆毁以后，原住户用拆迁补偿款无法再购买住房，因而流离失所，无处安身。2000年以来，由于拆迁而与房地产公司发生纠纷的恶性案件在中国各地频频发生，而由于这些房地产商背后多有当地政府撑腰，不少住户无法申冤，只好以生命相搏，比如南京市2003年发生的翁彪等8位南京居民自焚案件就是肇因于拆迁。不少人甚至被迫至北京天安门自焚以申冤屈。2005年11月29日，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宣布，中国被列入2005年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一。据住房权与驱离中心的执行主任莱奇介绍，中国自动签署了上百项跟人民住房权有关的国际法规和条约，但中国当局在过去10年里却拆除了至少125万所住房，搬迁了37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搬迁的。由于政府与房地产商给予的补偿极低，许多人在被强制搬迁后失去了住所xv。

拆迁成了中国老百姓不能承受之痛。上海市的这次冲突只是中国数千起这类案件中较大的一个例证而已。

周正毅与动迁户在搬迁费用问题上产生严重纠纷，动迁户代表多次前往上海市静安区政府、上海市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上访。此事渐为中国境外媒体注意，于是中国政府的处理方法也越来越“政治化”。比如2003年5月末，上海市政府以“六四”期间需要加强严控为名，出动警方严厉监控500多家拆迁户。上海知情人士称，5月30日中午，上海有一百多被拆迁户购火车票去北京上访，但被早已在火车站等候的十多辆警车和大批警察带走。代理这500多家拆迁户打官司的上海著名律师郑恩宠，这时处境非常凶险，其住处周围和电梯口，经常有多达十几名便衣警察守候，其电话、传真、电脑等与外界联系的工具也被监控并经常失灵。拆迁户中的上访组织者也未能幸免，香港居民沈婷回家帮助父母申诉房屋被强迫拆迁问题，也被置于警察监控之下，家门口停着一辆警车，警察每隔一小时便闯进她家警告一次，沈上街购物也有警察骑摩托车紧跟监控；拆迁户陆健峰出门办事，甚至被警察拉上车强行“监护”，并且要求他在警察指定的餐馆吃饭。

此前，中纪委已经根据举报在调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问题，发现了周正毅这一“案中案”，而郑恩宠帮助拆迁户打官司，此事造成的社会影响成了周正毅的“滑铁卢”。2003年5月26日周正毅被扣留审查后，随即供出一批涉嫌的地产巨商及上海的各级官员；调查组为免节外生枝，已于5月30日将周正毅拘留并送到北京，接受进一步审查。此事在上海引起的政治“地震”不言而喻。就在周正毅被逮捕10天后，郑恩宠也被逮捕。此事只在中国境外媒体被传得沸沸扬扬，而中国境内媒体开始虽有报道，旋即接到宣传部门通知，不得报道此案。此后尽管国际人权组织设法营救，但中国政府还是对郑恩宠做了报复性审判。

中国境内纸面媒体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对此事虽然报道过，但随即被迫沉默，仿佛此事不曾发生。但网路上却一片沸腾，拆迁户们通过各种管道将消息发布出去。而且上海市民总体素质在中国属于最高档次，很多人开始学习国际社会有关维护人权的各种知识，并争取国际人权组织与国际舆论的帮助。郑恩宠被审判后，上海的纸面媒体奉令报道各种颠倒黑白，丑化郑恩宠的消息评论，但网上却完全是另外一种声音。最开始是郑恩宠的律师张思之、郭国汀在网上发布了该案一审时的辩护词，并表示“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保持沉默”，根据中国大陆的用语习惯，这“种种原因”指的其实就是政治压力。

两位律师指出，政府公诉人的起诉书指控的两份文书根本不属于所谓“国家机密”，其内容与所谓国家机密无涉，上海市国家保密局之密级鉴定书是出于案情需要而事后追加的密级鉴定，可信度值得怀疑；律师更指出，郑恩宠被诬入狱，完全是因为帮助无辜的弱势群体打官司，检举揭发各种腐败现象，揭露上海十年大动迁中存在的许多非法侵犯公民人权的事实，揭露利用改革开放之机大搞官商合谋骗取国家和人民的巨额财产，中饱私囊。对郑恩宠的判刑完全是中国司法的耻辱，是对法律正义和真理的公然嘲讽！

11月5日，上海记者家园网站发表了6位亲自采访此案但不在上海媒体工作的记者的声明。该声明指称上海《解放日报》等媒体的报道是“被（政治）暴力强奸的新闻产品”，这6位记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自从2003年5月28日周正毅案曝光以来，郑恩宠律师作为一位知情人士，先后接受《21世纪经济报导》以及“南方某著名周报”（应该是指《南方周末》）以及香港某普通话电视台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但采访由于国内政治干预，未获发表。此后郑不断接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媒体采访的电话，采访内容都围绕著上海市静安区“东八块”拆迁诉讼案。从事件本身的发展逻辑可以推导出，上海当局逮捕郑恩宠最直接的原因只有一个：制止他接受海内外媒体的采访，制止他说出更多与周正毅案相关的事实。

至于郑恩宠获取和试图传给海外并由上海市保密局“权威鉴定”的所谓“秘密级国家秘密”只不过是两条在任何民主国家都会被当作普通新闻对待的消息，一条是新华社驻上海某记者在采访杨浦区一动迁基地时，受到粗暴对待。此文原载于新华社《内参》。另一条导致郑恩宠获罪的所谓“机密级国家秘密”是：上海某工厂工人在工厂门口静坐示威，后被警察驱散。

上述6位记者指出，如果那个受到粗暴对待的新华社记者或者参加静坐示威的某个工人通过电话或传真向海外说出了他们的亲身遭遇，是否也构成泄密？是否也触犯了法律？难道那个新华社记者冒险采访是一次出于好奇的个人体验？难道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人为争权益静坐示威是一群孩子对大人保密的游戏？

这些记者还指出，6月6日以来，他们当中已经有人被有关部门（在中国的语境中，指国家安全部门）找去谈过话，也有人被调查和监控。他们也曾一度被迫沉默。直到10月2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对郑案的一审判决以后，尤其是上海各官方媒体有组织地发表对郑恩宠进行人格侮辱的“大批判”文章以来，他们才感到应该服从新闻记者的良知，尽管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

“郑恩宠案件”表明中国出现了一个危险的倾向：中国政府已经不顾任何公义及政府本身应该恪守的政治原则，不仅放弃了弱势群体，而且用“国家诬陷”的方式来对待一切敢于向社会不公与罪恶现象抗争的人，哪怕这种抗争是采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这种国家诬陷是“公权私人化”的必然产物，说明法律已经堕落成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

目前，郑恩宠仍在中国监狱里服刑，国际社会援救郑恩宠的呼声仍然未断。如果没有互联网路，郑恩宠遭受国家诬陷的事情肯定就沉冤莫白。

5、国安人员说：“我们说什么是国家机密，什么就是国家机密”

曾被中共指为“窃取国家机密”予以逮捕的还有在美国Dickinson College工作的宋永毅xvi。宋永毅于1999年到中国，因搜集了一些“文革”时期的资料（主要是红卫兵小报）被捕，这些资料无论如何都与“国家机密”不沾边。宋永毅后因美国强烈干预而获释，但中国政府却不肯承认这是一场冤狱。在关押期间，宋对30多年前随处可见的“红卫兵小报”被列为“国家机密”表示怀疑，但安全局特务告诉他：“我们说什么是国家机密，什么就是国家机密。”

总之，自1998年取消“反革命罪”以后，中国每年都要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将很多人投入牢房。这两条罪名往往联在一起，因为在中国政府的解释里，“泄露国家机密”势必“危害国家安全”。

读至这里，读者一定要发出疑问：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内部文件”？这“内部文件”的用途是什么？上述徐泽荣泄露的半个世纪前的韩战资料、宋永毅搜集的30多年前的“文革”资料，在民主国家早就是公开信息，为什么在中国却被列为“国家机密”，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人为获得这些只有历史资料价值，毫无现实情报价值的研究资料而付出自由的代价？而中国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更是于2006年7月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凡是涉及文革等重大选题的音像制品的出版引进，必

须首先在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没有备案的将一律停止发行，并封存收回。xvii

这就涉及到中国范围极广的保密制度，以及公众被剥夺知情权这一现状。

二、剥夺民众知情权的“内部（秘密）文件制度”

在开始介绍内部（秘密）文件制度之前，先得了解中国为什么需要建立“内部文件”制度，这一“内部文件”制度如何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府的“内部文件”。

中国除了政府军队等必须的大量保密文件之外，还有一种其实只是供中共党内特权阶层阅读的信息，称之为“内部文件”，这些“内部文件”到底登载了什么“国家机密”呢？

其实，这些“内部文件”登载的绝非什么真正的国家机密，只不过是民主国家传媒经常公开报道的各种社会新闻而已。

中国政府严格控制新闻并“按照党的需要”为社会公众提供的信息，尤其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有许多其实是混杂了部分真相的谎言。但真正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往往被政府过滤了，这就导致公开资讯的严重匮乏，中国民众不仅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是不完全与不正确的，甚至对国内（包括就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发生的重要事件也要依靠境外报道才能知道，这就导致中国成为一个依靠“小道消息”来获得可靠信息的国度。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养成了对“小道消息”津津乐道的习惯，长期居住于中国的外国人也知道，在中国“小道消息”比政府提供的公开信息更可靠。

但为了让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中国当局又必须让政府官员这些“内部人”得到比较准确的消息，以掌握这个庞大国家的真实情况，于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内部文件”（又称“秘密文件”）制度与无所不包的信息保密法规，以弥补公开信息不足而引起的麻烦，于是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新闻，都被中国政府当作“国家机密”，以“内部文件”的形式提供给官员阅读。经常在中国流布的“小道消息”，其中不少就出自于一些能看到“内部文件”的人士之口。

将新闻当作“国家机密”对民众进行封锁，是中国政府向民众灌输官方意识形态，通过操控舆论实行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段。正如中国政府一再宣称的：“我们维持政权，依靠的就是枪杆子与笔杆子”。“笔杆子”指的就是包括新闻传媒、教育在内的文化管制。

1、秘密文件的类别

按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划分，中国的秘密文件可分为三大类别：

（1）正式文件 由党政军领导机构发布，对下级单位有约束力的指示、规定、通知。其中最具权威性的是中共中央文件。

（2）动态简报 党政军领导职能部门发布的简报，其功能包括对上级汇报情况，对下级指导工作。在新闻系统最有名的是中宣部的“月评”－－《情况通报》，其主要内容是公布对违规媒体的违规事由及处罚决定。这一“月评”成为中宣部控制新闻媒体的一种动态管理方式，主要作用是提醒中国大陆各传媒不得逾越宣传纪律，起到阻吓作用。用中国政府的行话来说，就是促使传媒“自律”。

（3）参考资料 级别稍高一点与规模稍大一点的新闻单位（党报、政府报纸）发布。按照“宣传纪律”，凡不利于党与政府“形象”，“影响社会安定团结”、“不便”见之于公开报道的事件，如贪污腐败、社会骚乱、包括一些涉及面大的商业诈骗等均在此列。一些有责任心的新闻记者历经艰辛采访而写成的报道往往被打入此列。这种“内参”一般只印发几十份，供领导与有关部门“参考”。其中最具权威性且影响大的就是新华社编写的三种内参资料。

（1）、（2）两类可以归于政府工作范畴，但第（3）类“内部参考资料”其实就是新闻。换言之，“内部参考资料”可以定义为经过严格过滤，只能让党与政府官员按照政治等级阅读的社会新闻。这种制度完全剥夺了中国公众最起码的知情权。

2、秘密文件等级

按照《保守国家秘密法》第9条规定，中国列为“国家秘密”的材料分为“绝密”、“机密”、“秘密”等三个级别，加上只允许中国公民阅读的“内部材料”，总共为4级。在《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的第2章中规定了各级政府部门确定密级、变更密级和解密的的权限。

在中国行政区划的主要层级上，都设置了共产党系统的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系统则有人大、政府、政协；军队系统则是军区（有大军区与省军区之分，省军区接受大军区领导）。这6套机构及其直属的一百多个职能部门，都发出各种各样的正式文件（包括文件、通知、复函等），领导各自系统的工作。

秘密文件等级与中国的政治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是：省、地区（省直辖市）、县；政府机构的等级序列是部、厅局、处；军队系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军、师、团。由此决定的干部级别分为几大等级：省部军级、地局师级、县处团级。文件则相应分为“省军级文件”，“地师级文件”，“县团级文件”。等级越高，获得的内部资讯越“机密”。以在中国成千上万种秘密文件中最具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为例，中共中央文件传达的是中共最高层领导的旨意。其发布程序是：根据中共中央领袖的指示，由中央党政部门起草，中共中央办公厅定稿，中央书记处审批，总书记（原来是党的主席如毛泽东）签发。中央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领袖讲话。这是中央文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中共领袖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改革以来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许多讲话，被视为推动中国各项工作的“重要指示”，其发布之初，都是以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如邓小平1980年关于政治改革的著名讲话，当年曾以66号文件下发至县团级xviii。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中共中央文件”比法律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如果在文件与法律有冲突的时候，往往会按照文件办事。因为“中共中央文件”6个字用红色印刷，故称之为“红头文件”，亦简称为“中央文件”。

三、作为政治特权的“内部新闻”

因为本书只分析新闻控制，所以在诸多“秘密文件”中，只分析在中国政府新闻管制体制下，由新华社“国内新闻部”的第二编辑室与人民日报总编室编辑，主要在共产党内部起到新闻传播作用的几类文件：

1、《国内动态清样》（新华社编）：登载国内突发重大事件和为党内高层提供的重要政策建议，每天1～2期，每期一个专题，少则2～3页纸，多则5～6页纸。这一类别的秘密文件级别较高，最初是以“绝密文件”发至中央领导和部长级官员，80年代以来扩大到省委书记和省长（正省、部级），是共产党高级干部及时得到国内信息的重要途径。俗称“大参考”。这种文件有定期回收制度，遗失者需要承担政治责任。一般来说，泄密的可能性不大，最多只是由有权观看者口头传播，其文本很难流失到海外。

2、《内部参考》（新华社编）：刊登国内大事和重要言论，每周2期，每期40～50页，信息量较大，以“机密文件”发至“地师级”，是中共党内中、高级干部取得国内秘密资讯的唯一正式渠道，俗称“内参”。比如1992年8月深圳市发生的“8·10新股抽签表事件”，由于不准见之于媒体，即以“内参”形式发表于《内部参考》上。

3、《内参选编》（新华社编）：20世纪80年代中期，应中国政府基层干部要求而创刊。从上述《内部参考》中，选出部分内容，每周一期，每期30～40页。以“秘密”级发至“县团级”，后来乡长、镇长，科级干部与部队中的营级干部均可阅读。到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创收”的需要，再加之确实无秘密可言，故此允许副处级干部（含此级别）以上私人订阅，而且不再需要定期回收。

上述三种内部刊物之间有几个明显差别：一是时间快慢的差别，二是内容详略的差别。如某地发生骚乱，供报纸电台公开发表的“新华社新闻稿”（有一线、二线稿之别），可能根本不报道，或者最多于事件平息很久以后在报道其它事件时才提上一两句，而且多为称赞当地政府官员稳定局势有方的话语，但《国内动态清样》上当天就得发上一篇内容详细的专稿，详尽报道事件的全部情况，闹事者的“反动言论”和“无理要求”，地方当局的应对措施等等。《内部参考》则会在一周内，比较详细地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起始原因。《内参选编》则可能会在第二周简单地介绍一下事件的经过，在披露真实原因方面不会象前两者那样直白，尤其是牵涉到政治方面更是如此。比如1999年广东省韶关一银行破产，引发储户挤提事件，《内参选编》就只有简短一段消息提到，还是在中央银行领导要地方银行注意规避金融风险时引此事为鉴。但刊发在《内部参考》上的文章，则比《内参选编》上要详细得多。

4、《内部参阅》（人民日报总编室编）：《内部参阅》属于秘密级，并不刊发新闻性稿件，主要刊发政策性建议的“理论”文章与一些调查报告。这些属于理论探讨性的文章有些因涉及敏感问题，比如谈到当前社会公众对腐败的不满，农村基层党政组织的实地调查等等，一般还包括写作者的一些政策建议，下发至县团级单位，属于县团级（处级）的企业也可以订阅。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该《内部参阅》鼓励副处级（含此级别）以上干部私人订阅。

其实，仔细阅读这些所谓“内部文件”，就会发现关于社会经济的“内部新闻”，主要是中国政府垄断信息来源并对信息实行严格过滤的产物。在民主国家，社会经济方面的新闻，无所谓“内部资料”可言。而在中国，比如报道某地发生了许多妇女被拐卖案件、村民选举选掉了政府内定的候选人，某地区成了某项商品的集中制假之地，某地某官员贪污等等，都成了“内部资料”。这些“内部资料”当中，有情报价值的东西不多，披露这类信息本应该是新闻媒体的职能，但在中国却因严格的媒体管制，阅读这类本属于公共信息的消息，就变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很多国内、国际发生的事情，大陆的老百姓是没有知情权的。

近几年来，网络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中共的信息垄断制度，这些“内部参考”之类的作用日益递减，一些属于“秘密”级的文件已经不在回收之列，许多人都有收藏，一些单位也不再焚烧，而是将其作为废纸处理，因此第3、4两类“内参”资料甚至在一些垃圾回收站都可偶然见到，作者就曾在废品收购站见过几大捆。 但目前中国政府还无意改变信息保密制度，上述注有“秘密”字样的材料，被带往境外或者由不符合级别的中国人个人收藏，往往还被控之为“泄露国家机密”。

正因为中国政府出于控制言论的需要，尽可能地将一切本应该公开的信息作为“秘密”文件或“内部文件”处理，并经常因政治目的任意扩大“国家机密”范围，甚至为一些根据“保密法”规定已经解密的文件重新加密，将中国公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入罪，从而导致中国公众心惊肉跳地将一切政府文件都视为“国家机密”。比如法律、政府文告、法规性文件，还有全国党代会公告（如十六大全会公报）等本来都是属于应该公布的文件之列，《人民日报》也常在这些政府文件发布之时予以登载，完全不属于“国家机密”。中国南部的深圳市，从80年代初期起就规定所有政府报纸与党报必须随时免费提供版面，全文登载当地政府（包括人大）各部门发布的各种公报，以及新订立的各种法律、条例；在深圳各政府部门去办事，只要交钱就可以获得一份有关的法律或法规性文件。如果说有些地方的公众不能查询有关法律与政府文件，显然不是因为这些政府文件事涉“国家机密”，而是当地政府部门没尽到服务职能而已。

专制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尽可能地保持神秘。中国的保密制度其实就是专制政治的产物。中国的内部文件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因此有关保密的法规也非常之多。曾有人编过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全书》，共收集保密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250余件，约60万字。共分为综合、经济、科技、国家安全与司法、文化教育卫生、涉外及涉港、澳、台以及政策性法规文件等7类，但只要仔细阅读并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最缺少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度，如关于物价问题，其实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就会感知的事情，但政府可以采取任何措施管制物价，而在媒体上评论此事就会成为政府眼中的“政治错误”，会被指控为“泄露国家机密”。至于中国与缅甸（Burma）之间的边境贸易，居住在广西、云南以及其它相邻省份的中国居民都知道，而且还知道那是贩卖毒品的“黄金通道”的一个主要环节，但政府两度颁布法规，认定这属于“国家机密”，不得泄漏。由此可见，在中国被视为“国家机密”的信息是一个多么广泛的概念。

正因为中国政府经常随心所欲地扩大“国家机密”范围，所以闹出了这样的笑话：2002年12月下旬，中国《新闻周刊》曾登载一篇署名为“章文”的报道，称广州市政府将公开政府信息，将政府公报与各种部门公布的条例与法规性文件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安徽省的人民政府公报也可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据此，这位作者评论：这“也许预示着一场行政革命正在中国悄然发生著”。这位记者显然与一般公众一样，将政府的公开文件当作了“国家机密”，以为现在公布了这些文件，就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改革。而事实是：政府公报与各种条例在实施之初均要刊发于党报与政府报纸上，报纸要无偿提供版面。与此同时，这些文件通常被印成小册子放置于政府办公地点，并未被当作“秘密文件”对待。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这类条例、文件由政府部门免费提供，而中国政府则要收取费用。

信息自由是民主之源。

汤姆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主张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指游行示威）差不多。

毛泽东与其秘书林克的谈话

第五章 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记者

中国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正好与民主社会中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完全相反。民主国家的传媒行使着社会监督的职能，政府政策、政府官员职业操守、国内公共事务、外交关系等，都是传媒评论的话题。而中国政府则严密地监督控制着舆论，设置了许多言论禁区，并设定许多惩罚措施以约束记者行为。

一、中国政府对信息源与记者采访的严格控制

中国的中央政府控制传媒依赖的是政治权威与科层组织一级级下传的高压政策。地方政府因为没有中央政府那种最高权威，控制手法则相对多样化：对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当地传媒利用政治控制，对不在自己管辖下的外地传媒则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一是暴力威胁记者，二是通过记者所在地政府管制记者的采访活动－－这种方式中国官场俗称“打招呼”，包括让记者所在地政府给传媒施加压力，通过传媒的负责人来限制记者活动。

这种控制首先从信息来源开始，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控制。信息来源可说是记者职业生命的血液，没有通过消息来源提供的线索，记者根本无法活动。对于记者的采访，信息源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信息源的直接与新闻价值直接相关。信息源越直接，就越可以保证消息的时效性与可靠性；其二，最大限度地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是一个记者从事采访的基本工作条件。因为新闻的本质就是反馈从受众那里获取的信息，并通过各种传媒，如报纸、电视、电台等将信息源扩展到最广泛、最普通的公众中。

中国政府的控制一方面是控制本国新闻记者的活动，通过多年压制让传媒养成“自律”的习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权力控制新闻来源，限制民众为国内媒体，尤其是国外媒体记者提供新闻来源，包括禁止学者们发表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这种控制除了通过第二章谈到的各种法规与政府文件，还有不少是属于地方官员根据中央管制传媒的精神进行的随心所欲的创造。在政府严格的管制下，中国许多新闻业界人士只能尽职地扮演“党的喉舌”这一角色，或者想方设法利用“新闻”这一社会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利。

但在新闻业的整体堕落中，还是有一些社会责任感强的记者努力做好“耙粪者”这一角色。在政治高压之下，他们只得采用一种有“保护色彩”的办法：假设中央领导是英明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正确的，并将地方政府的种种腐败行为及其恶果说成是少部分官员的个体行为。这些记者认为，只要他们能够写出反映真实情况的报道，让中央领导了解社会的阴暗面，这些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可能。他们认为采取这种“只骂贪官不骂皇帝”的自我保护手法就能保证个人安全。在90年代前期中国地方政府还未“黑社会化”时，这种办法确实偶而有效。但越到后来，这些敢于揭露黑暗的记者所面临的困难越大，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对待新闻传媒态度上越来越趋向一致，不少记者在受到报社所在地政府的诬陷与打击时，其他地区的一些媒体勇敢地给予了支持，但中央政府却可耻地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其实就是对地方政府劣行的一种默许与鼓励。

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贪污腐败高发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丛生，发生了许多震惊世界的特大事件，如广西南丹矿山灾难、南京投毒案、辽阳工人持续请愿等类事故、事件频发，但这些消息很难顺利见之于国内媒体。几乎每一事故的披露，都是一些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艰苦斗争的结果，其中的痛苦曲折多为公众所不了解。记者们与之艰苦斗争的主要对象，不只是被揭露报道的主体，而是中国各级政府。这些报道有时能见诸于媒体，迫使中国政府出面表态“解决问题”。但令人悲哀的是，这些报道的结果并没有为这些勇敢的记者带来荣誉，而往往意味着他们职业生涯的结束，甚至为他们带来牢狱之灾。

如果说中国政府治理国家无方，整个国家被官员们折腾得乌烟瘴气，但在控制新闻采访方面却狡计百出，让人不得不叹服他们的“政治智慧”。

二、各地“矿难”发生后例行的新闻封锁

从90年代中期以来，在地方领导亲自授意下，以暴力方式阻挠新闻采访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些阻挠采访的人中，有醉酒闹事的地痞，有称霸一方的不法之徒，也有带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成员。这些人的背后其实就是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由于中央政府对这种屡屡发生的暴力干预采访事件保持沉默，地方政府越来越大胆，在广西南丹与江西宜春发生的几起阻挠记者采访事件当中，地方官员及公安、检察等执法机构竟公然出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冲沟煤矿大爆炸后，在现场指挥抓捕记者并强行将记者胶卷曝光的竟然是该省副省长刘长贵。曾亲身采访过一些大事件的广州记者赵世龙将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一篇文章发表，那里面记载的情节非常生动直观，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在中国新闻记者是如何成为一个“高危行业”的ii。

1、2001年“7·17”广西南丹矿难

2001年“7·17”广西南丹矿难（死亡81人）发生后，南丹市政府部门欺上瞒下，想尽办法封锁消息，并下令警察看见记者就殴打。10天以后闻讯赶去的广西本地媒体有广西电视台、《南国早报》、《八桂都市报》，但都被当地政府拒之门外，并坚称该地并无任何事故发生。矿方也矢口否认发生了矿难。因为当地矿方与黑社会有勾结，矿工受到威胁，不敢与记者接触。

《八桂都市报》一位记者因为进不了矿区，就在事故发生地点附近一处山头上找到一处悬崖，想从那里拍摄往外淌水的出事洞口。结果树丛里钻出两名持刀男子，逼住记者喝问“你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记者？”另一人说：“要是记者，就做了（杀了）他，丢下去。”记者吓得半死，趁他们没注意，将裤袋里的记者证与身份证都丢下悬崖，谎说自己“是来找亲戚的”，那两名男子没搜到什么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将信将疑地将记者赶出了矿山。记者们后来经人指点，分别到了罹难矿工最多的贵州某县，拍到了多名矿工家人哭祭、焚烧死者生前遗物的镜头，才算是找到了一个采访突破口。

当记者拿着录相带请当地官员看时，还有官员质疑录相带的真伪，说是“假的”，坚决不肯承认。广西自治区一名副书记甚至指着人民网（《人民日报》办的网站）记者破口大骂，开事故报道“统一调度会”（即政府发布统一的信息）时将人民网记者拒之于门外iii。

2、2001年12月30日江西万载县黄茅村爆竹厂大爆炸

由于中国政府在“南丹矿难”中积累了丰富的控制传媒经验，以后再发生这类突发性事件，记者们几乎无法再到现场采访，这里摘录江西省政府在江西万载县黄茅坑村爆竹厂爆炸事件中的新闻封锁资料，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政府在封锁新闻方面的“智慧”与“技巧”。

2001年“7·17南丹矿难”的悲伤还未从中国人心头消除，12月30日，江西万载县再次发生特大爆炸，黄茅村爆竹厂方圆数百米尽成焦土，数百米外房屋尽数毁塌，数公里内的房屋玻璃窗几乎无一完好，连铁门也被气流震得扭曲变形。爆炸发生后，地方政府极力封锁消息，当地公安在出入黄茅镇的主要通道设立路障，阻止记者接近现场，即使接收伤者的万载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也派有武警驻守，江西当地传媒对事件更是只字不提。而新华社则报道截至31日凌晨，只掘出20具尸体，却绝口未提失踪人数。不过由于这次爆炸威力极为惊人，当地居民均难以相信仅有20人死亡，揶揄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统计学”iv。

由于当局严禁江西传媒报道，南昌市民竟不知本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爆炸事件。侨居国外的江西人从网上获悉此消息后，打电话回家，江西人才知道身边发生了如此恶性事故。对于万载县在一年内发生两大死伤枕藉的大爆炸，网民反应悲戚。但更令人震惊的则是万载爆炸案外的新闻“封锁”战。

《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5日曾有一篇详细报道谈当天各媒体记者的遭遇。因为同类事件在中国发生不少，此事颇有代表性，摘录如下：

事发当天，中央驻江西各新闻单位（除新华社外）得到有关通知，不要去现场。湖南部分媒体借助地缘优势，及时赶至现场，趁现场尚未来得及管制，拍摄了第二次爆炸等许多珍贵的镜头。当天下午，离现场10公里外，通往黄茅镇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除新华社和江西省主要媒体记者外，其他媒体记者不得进行采访。《人民日报》与《江南时报》的记者，当时来到离现场10公里处的潭埠镇时，通向黄茅的道路已被管制，除了警车和救护车，所有车辆都不得通行，连摩托车也不例外。于是转向离黄茅11公里的株潭镇，想从另外一条道路进去，结果发现同样是徒劳的。在领路人的介绍下，《中国青年报》记者只得花高价雇请3辆摩托车从崎岖小路前往。

湖南部分媒体记者的采访车只好折回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该地与爆炸地点相邻），采访爆炸事件中的伤员。没想到当天下午，医院来了几位穿公安制服的人，坚持要将在这里治疗的3位伤员转院到万载县，文家市镇医院坚持用救护车送伤员。晚上，这几名湖南记者躲在救护车里“混”进了现场。

12月31日上午11时许，《潇湘晨报》记者采访时，在途中被拦下。他们在万载县宾馆的记者接待室发现这样的规定：“禁止所有记者到现场拍摄、录像；在各路口设卡检查，各站卡配备一两名宣传口的工作人员做说服工作，防止记者进入现场，并劝其回城。”

《羊城晚报》（广州）记者赵世龙在事故发生当天就赶到现场采访，但不久接到报社的电话，说江西有关方面给广东省委宣传部发了传真，报社领导要求记者撤回。

1月4日，听说通往事故现场的路已经取消管制，《中国青年报》记者两人驱车赶到黄茅镇，发生爆炸的攀达公司大门紧闭，一个记者模样的青年正被一群人围住，手中的照相器材被抢走，这群人叫嚷著：“到派出所去！”那群人中突然有人叫道：还有两个，把他们一起带走。一群人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包抄过来，厉声责问：“你们是哪里的？拿证件出来！”

《中国青年报》记者坚持要他们先拿出证件。正当双方处于僵持之际，一个穿皮衣的胖子跑过来，大喊：“把他们抓起来！”《中国青年报》记者要他出示证件，他把一个证件递过来，上写“万载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字样，名字还未看清之际，这位副检察长就将证件抢了过去。《中国青年报》记者吴湘韩随即出示了记者证，副检察长抢过去看后立即说：“这是假的”，并要记者与他们一起去派出所。一个50岁左右的人冲上来就把记者掀翻在地，并推搡著往前走。另一旁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李菁莹赶紧打电话和报社联系，那位副检察长叫道：把她的手机抢了！

下午，《中国青年报》记者往浏阳方向赶，路旁的几个农民向记者招手，并把记者领去看他们被爆炸冲击波损坏的房屋。有的农民把记者领进山里面才敢反映情况，他们透露，镇里向他们打了招呼，不管谁来采访，都不要理睬（即不让农民向记者反映情况）。

下午，拿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名片的一年轻人秘密约见记者。他指证，其中将记者按倒在地的那个人是镇里聘用的一个“街痞子”（流氓），当地人见了就怕。他还说，与记者发生争执的那群人是专门在现场抓记者的。

爆炸后，万载县政府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派出大批公安堵截记者，并坚持只有9人死亡，其后才修正为14人死亡。由於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亲信，大陆传媒显然受到各种限制，连以前在揭露广西南丹锡矿惨剧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民网这次也缄口不言。

江西省政府指万载县大爆炸是一名女工操作失当引起的“意外”，这种无耻的谎言终于引致该省政府管辖不到的北京报纸的猛烈抨击。北京《工人日报》2002年1月 7日发表题为“我们不能接受‘意外’”的署名评论文章称，“耐人寻味的是，南丹事故掩盖真相和粗暴干涉记者调查的现象，如今再一次在江西万载重演。现在，有的地方只要发生安全事故，当地官员就像惊弓之鸟，记者成了政府努力封锁的对象。这种企图掩盖真相的做法，究竟甚麽时候才能彻底结束？”文章最后表示∶“我们不能接受万载爆炸事故是一场‘意外’的说法，那些在爆炸中死去的冤魂更不能接受。”v

尽管官员们还是蓄意说谎，但网络聊天室里对真相的揭露到处流传，最后迫使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公开道歉。但这些记者们的行为并未得到任何一级政府的肯定，就在此次震惊国际社会的重大事故发生后的18天，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举行了有关生产安全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一些记者就一些地方政府抗拒舆论监督并殴打新闻记者一事提问，该局主持会议的一位副局长竟然作出如此回答：“安全生产事故的报道，原则上要求不炒作、不渲染，应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事故的现场报道，伤亡人数，处理情况应该遵循统一调度。”vi

上述被揭露的事件，只是中国每年许多矿难中的很少一部分。据新华社2003年2月24日（星期一）一条简短的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统计数字透露：2002年一共发生各类事故107万起，接近14万人死亡，其中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就多达14,000起，大约15,000人死亡；发生了26万起火灾，死亡2,400人－－每次事故只死亡了一个人，每100起火灾只死亡了不到一个人，这种在政府“统一调度”下公布的统计数字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南丹矿难”与江西万载两次大爆炸，只是掀开了中国频繁发生的企业生产事故的一角。每次事故后面都有不少人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而中国政府却只想控制舆论，粉饰太平，甚至连改善政府工作的愿望都没有。只要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仍然放在控制舆论上，孜孜不倦地维持纸面上的“安定团结”，这种事故频发的状态就还会继续下去。

三、用殴打记者的暴力方式阻挠记者采访

在今天的中国，暴力殴打记者阻挠采访之类事情到处发生，但能见之于报纸的只是其中非常少的一些案例而已。下面是一个记载详细的典型事例：

2002年1月5日，《济南时报》（山东省）记者赵京桥、吕廷川和《山东青年》杂志记者杨福成因接到山东省宁阳县泗店镇西孟村村民投诉，一起去该村采访。该村村民投诉村支部书记柳方柱贪污，私设“小黑屋”，动用刑具殴打村民。三人完成对村民的采访后离村，途中接到《山东青年》杂志社电话，说宁阳县公安局要追截记者，命他们立即返回济南。但不久，七、八部警车鸣著警笛全速追上来，拦下采访车。下午4：30左右，宁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纪伟建到场，将记者带回县委宣传部，交由泗店镇姓张的镇长审查。

张镇长指记者在西孟村唆使村民殴打镇政府的工作组人员，迫记者交出所有菲林、采访笔记、录音带等。晚上7：30左右，纪、张两名官员离开办公室，十多名便衣警察便冲进来，围住三名记者拳打脚踢，其中赵京桥头部受到重击，伤势沉重。随后，三名记者被带到公安局审讯。其间，赵京桥因指认打人的警察，再次被痛殴。当时这些警察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门口殴打记者，宣传部的官员们竟无一人出面阻止。直至夜间12点多，《济南时报》特派小组赶到，警察才放人vii。

其实，这种由政府指使警察与黑社会成员殴打记者，且无须负任何法律责任的事情在中国经常发生，起了极坏的示范作用。在政府行为的影响下，凡自认为背后有政治靠山的人都如法炮制，殴打记者，阻挠采访。有心人曾整理见诸于报纸的事例，仅2000年9月～12月在中国就发生如下袭击记者事件：

9月16日，福建省宁德电视台记者在现场采访公判大会时，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邓强不但阻拦拍摄，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记者大打出手，扣押摄像机。

9月28日，中国质量万里行采访团与西安质量监督部门对当地的“野玫瑰”电脑城进行执法检查时，电脑城总经理钱小焰率人撕毁执法证件、追打新闻记者，中央电视台价值57万元的摄像机被损坏，两名记者、一名执法人员被打伤。据说这位老板在当地有政治靠山。

10月16日，《山西工人报》两名记者在该报资料室被山西医用电子仪器厂党委书记张秀英带领的20多人围攻，原因是该报刊发了一篇关于该厂兼并纠纷的报道。

10月16日，《南方都市报》两名记者在广州市白云区采访时，被护村队员用铁棒和木棒击中头部，当场昏迷，手机、采访本被抢走，现场群众无人报警。当时记者正在对一宗家族暴力事件进行暗访，打人凶手这样说：“记者又怎么样，敢来随便乱问，打死你们！”

11月7日，就是中国政府宣称要保护记者权益的“记者节”前一天，广州市郊一台资鞋厂发生特大火灾，1,000多平方米的3个仓库被烧毁，《羊城晚报》4名记者在现场采访时，被该厂指使的一群人恐吓、推搡、追打。

11月9日，记者节刚过，《南宁晚报》一记者在途中发现车祸，当即报警并拍照，受到酒后驾驶的当事人无理阻挠和推打。

11月20日，山东省济南市南郊热源厂的一处施工工地突发塌方事故，5名民工被埋，最终 4 死1伤。《生活日报》和《齐鲁晚报》的记者在采访拍照时，被工厂保安辱骂围殴，一名记者被打成脑震荡，摄影器材被毁坏。

11月22日，歌手毛宁被刺伤，《北京青年报》两记者在赶到朝阳医院采访时却遭到毛宁身边人的阻挠殴打，相机被抢，胶卷被曝光。此事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12月4日，陕西省《华商报》6名记者在山西河津采访天龙煤矿爆炸事故，被矿方的打手用砖头和棍棒袭击，记者组被打散，两名被打伤的记者失踪viii。

2007年1月9日，《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试用记者兰成长在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一煤矿采访时，被该矿派出的一群打手打成重伤并于次日身亡，他的一名同事则被打断了腿。而最奇怪的是，大同市政府并未追查凶手，反而在兰成长死亡当日（即1月10日），大同市政府推出一项“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专项行动”，并为此次行动颁发了相关“决定”，规定“凡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均为假报假刊；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ix――兰成长刚聘用半个月，不可能领到新闻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在当局眼中，兰成长被当成“假记者”对待。

四、地方公安局与法院发“文件”禁止记者采访

有些地方官员更别出心裁，出台所谓“法规性文件”，将拒绝舆论监督“合法化”。如甘肃敦煌市政府2001年底公布了所谓《关于加强驻敦煌记者站和来敦记者新闻采访活动管理的意见》，该《意见》特别规定：“对涉及该市局以及副科以上领导的批评报道，要征求当地宣传部门的意见，并与当事人及有关领导通气（通气即征求同意）。”x

下列两件事情可列为世界新闻史上的奇闻：

2002年8月，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函告兰州所有新闻媒体，指称16位记者在报导有关警察执法违法方面“失实”，因此禁止这些记者今后对公安部门进行采访。这16位记者涉及兰州6家都市报。如此大规模的封杀记者采访，且封杀令并不是通过中国政府常用渠道，即由宣传部或新闻出版局下达，而是由公安部门通告，此举立即在兰州新闻圈引起震动。

据《南方周末》2002年8月8日报道，8月1日，兰州晨报社记者郝冬白和廖明从报社领导手中接过一纸公函，标题是：“关于个别记者涉警曝光失实情况的函”（以下简称为“失实函”），其内容如下：

兰州晨报、西部商报、甘肃青年报、科技鑫报、兰州晚报、都市天地报：

今年以来，……出现了一些严重失实的报道，……损害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给公安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兰州晨报》记者柴用君5月4日报道的“我是警察我怕谁”；记者唐远知、张铁梁5月13日报道的“婚纱污迹引发争执、新郎官率众伤人”；记者王聪、杨亮6月21日报道的“国道塞车置若罔闻 记者采访遭遇拳脚 酒醉交警耍赖”；记者郝冬白、廖明6月25日报道的“西固公园路什字发生令人寒心一幕 警车挂倒男孩竟扬长而去”；记者魏孔明、唐远知7月1日报道的“穿警服、开警车、参与买卖纠纷，这种人是警察吗？”

《西部商报》实习记者宋菲菲5月4日（应为13日－－记者注）报道的“都是污点惹的祸”；记者黄延平6月28日报道的“电子警察管不住违章警车 兰州交警部门透露 竟有79.6％的违章警车不接受处理”；《甘肃青年报》记者孙建荣、朱浩源5月13日报道的“婚纱被污 押金不退 协商未果 影楼被砸 新郎官发威”；《科技鑫报》记者陈晓燕7月1日报道的“警察开警车为亲戚"出警"”；

《兰州晚报》记者陈爱荣、窦泽中5月4日（应为13日--记者注）报道的“自称警察砸店抢物市公安局督察展开调查”；《都市天地报》记者李春喜5月4日（应为13日--记者注）报道的“交警带人砸影楼、公安形象遭玷污”等。对媒体的报道，兰州市公安局党委非常重视，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自觉接受媒体监督，以促进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

但是，以上报道经市公安局督察部认真调查完全失实，……鉴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今后以上记者再不宜到公安机关采访，各分、县局和市局机关各部门将不予接待。也请相关新闻媒体从维护自身的整体形象出发，对当事记者作出相应的处理。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安机关欢迎新闻媒体继续对公安工作给予大力配合、支持。

抄送：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各分、县局，市局机关各部门

2002年7月26日

章：兰州市公安局宣传处

这封“失实函”被当事记者形容为“黑名单”。16名记者陆续从各报社负责人手上获取该函，均表震惊和愤怒。

兰州市公安局宣传处发出《失实函》指称记者们的报道“严重失实”，遭到了16名当事记者严辞驳斥。真实是新闻的良心，这些新闻报道是否真的“严重失实”自然成了争议的焦点。《南方周末》记者对其中被认为“严重失实”的几篇报道进行了再核实。

按“失实函”，被兰州市公安局督察部指认“完全失实”的《兰州晨报》记者郝冬白、廖明6月25日的报道，“西固公园路什字发生令人寒心一幕 警车挂倒男孩竟扬长而去”，全文是：

一辆警车将一个男孩撞倒以后却扬长而去，引起现场目击者的公愤，这是6月24日发生在西固公园路什字令人揪心的一幕。

据现场目击者告诉记者：当日下午4时左右，在西固区公园路什字，一辆由南向北疾驰而过的北京吉普车将一位由东向西骑自行车过马路的男孩撞倒在地，驾车人员和乘车人员下车观望了一下后，便驾车离去。那男孩艰难地支撑著推车走过马路，就倒在马路边，在目击者打电话报警后，兰州市公安局巡警支队西固大队一中队的巡警迅速赶到将其送至兰化医院。当日下午5时左右，记者赶到事发现场，一位现场目击者气愤地说：撞倒了男孩，至少应该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一下，或者应该告知男孩的监护人，应该有起码的做人良知呀！另一位现场目击者说：我们当时肺都气炸了，就报了“110”，“110”将男孩送至医院，我们才放心了。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那辆肇事车上一共有3人，其中一人戴著眼镜，穿著咖啡色的短袖。这个男孩是西固某中学的学生，现年16岁。8月4日，事发现场路边杂货店老板徐英梅提起此事仍气愤难平：“孩子被撞倒，翻了几次身，没翻起来。吉普车上下来两人，其中一人拽着男孩放在路边，停一停就走了。孩子一直趴在地上。”钟表档老板张女士说，当天她还把板凳让给孩子坐，直到110到来。她们承认，当时并未意识到撞人的是警车，只是对撞人的车主不负责任的行为感到愤怒。至于公安局是否来人核查，两位目击者表示，从出事以后，除了《南方周末》记者，再无任何人来找她们进行过调查。

《兰州晨报》记者廖明说，当天下午他们拿著徐英梅抄下的肇事车辆的车牌号去了西固区公安分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承认车辆是他们的，因“市局正在调查”，其余无可奉告。当时出警的巡警西固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窦积荣向本报记者证实了警车撞人事件，并将车牌号给了被撞伤男孩的父亲。

记者王聪、杨亮的报道“国道塞车置若罔闻 记者采访遭遇拳脚 酒醉交警耍赖”也上了黑名单，让《兰州晨报》新闻中心主任叶舟啼笑皆非。叶说当时他与王、杨二人都同在去西宁的车上，目睹了酒醉交警耍赖的丑态。

《兰州晚报》2002年5月13日关于“婚纱事件”的报道：“昨日下午6时40分，一名自称是警察的男子在南关十字‘时尚经典’婚纱影楼为退还婚纱，和店方发生争执，聚众打伤店员、砸坏设施，并抢走店内的电视机与VCD。……”

5家报纸同时刊发了类似的报道，全部上了公安局的“失实名单”。8月5日、6日，《南方周末》记者两次来到“时尚经典”影楼进行调查。影楼给记者提供的5月12日的“报案材料”称，其员工孙艳和刘洋遭到交警张某及其一伙的殴打，商店被砸，面目全非。“东岗交警大队的值班领导李占林副大队长也赶到了事发现场，证实了张某是他们的干警”。“孙艳当晚送往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影楼的员工换了一批新人，当班的负责人说，“从前的同事感觉自身安全没有保障，都走了。”

这5篇被兰州市公安局督察部“认真调查”过的文章被认定“完全失实”，是“对公安战士形象的诋毁。”xi

其他被兰州市公安局指称为“失实”的报道，经《南方周末》记者一一核查，全部属实，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无独有偶，2003年11月在广州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2003年11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广州海事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下发了《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粤高法[2003]252号)。依据这份“通知“，从2003年11月20日至2004年11月19日，分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大报业集团六家报社的6名记者将被禁止到广东省所有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这6名记者是：《南方日报》记者戎明昌、《羊城晚报》记者林洁、《南方都市报》记者吴秀云、《信息时报》记者李朝涛、《新快报》记者温建敏、《广州日报》记者柯学东。值得注意的是，该“通知”只字未提6位记者的报道是否失实，只说他们干扰了法院工作，“损害司法的尊严，削弱人们的法律信仰”。

这6名记者得罪法院的原因是：11月7日和11日，上述6位记者报道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一宗离婚析产纠纷抗诉案，报道大意为：在一宗离婚析产纠纷案中，妻子分得百万家财，却同时要分担丈夫的百万债务；此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后，广东省检察院提出抗诉，由广州市中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受到“制裁”的记者提出制裁的背景如下：6月间，广东省有关方面（指宣传部）和广东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粤高法发[2003]11号)。而这一“规定”就是是这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六名记者实施“制裁”的依据。

不过这次广州这6位记者没有他们的兰州同行幸运，他们供职的报社及其他媒体都不敢得罪可以制其于死地的广东省高等法院与省委宣传部，他们遭到权力部门封杀的事情只能在网上流传xii。

记者的采访权利要由被报道的部门赋予，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些部门是中国的特殊权力部门。这真算得上世界新闻史上的奇闻。从兰州市公安局与广东省高等法院所颁发的“文件”那“理直气壮”的措辞中，可以看出警察与法院凭借特权横行霸道在中国是件多么普遍且被特权者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常事情。

五、政府收缴载有不利本地政府形象报道的报纸

2001年8月24日，中国新闻社的网站中新网发布了一条消息：“披露县委书记大搞形像工程，《工人日报》在河南卢氏县被通知收缴”。

8月10日《工人日报》新闻周末在一版头条刊登长篇报道“贫困县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大干‘形像工程’1实录”，卢氏县整个城市都沸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民心振奋。当天，《工人日报》火遍卢氏县。几天内卖出《工人日报》及群众自发复印的报纸共达1万多份。

可是，8月15日，卢氏县的主管上级三门峡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给卢氏县邮政局局长打来长途电话，通知收缴《工人日报》新闻周末及转载了此文的《法制文萃报》和《金剑》杂志等。

这些报纸登了些什么呢？竟值得如此大动干戈，由政府出面收缴？原来，这些报纸登了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在大力塑造“形象工程”的同时，卖官鬻爵、贪污腐败，罔顾国计民生，为压制批评意见而经常制造罪名将提意见的人送进监牢等丑闻。

本文不谈杜的其他犯罪腐败行为，只分析杜保乾压制民众批评意见的种种犯罪行为，因为这与中国政府控制新闻，钳制舆论如出一辙。

卢氏县中药材集团公司职工张冲波从1997年以来，反对杜保乾所搞的劳民伤财的“形像工程”，并多次向新闻媒体反映。杜保乾派人调查，获悉是张冲波向媒体透露情况，遂多次痛骂张冲波公司的经理路某：“你还能管住张冲波不能，张冲波要是再写文章，我就撤你的职”。 （中国国有公司的经理由政府任命。）

1999年7月17日，郑州《大河报》刊登了“房子岂能拆了建、建了拆──卢氏县杜关镇小集镇建设做法粗暴”，这篇为老百姓伸张正义的文章就是张冲波和《大河报》一位记者合写的。之后，张冲波又续写了“房子照样扒、楼层照样加──杜关镇对待舆论监督置若罔闻”，刊登在《大河报》内参上，杜保乾遂下决心给张一点颜色看看。

1999年8月6日，张冲波被宣布逮捕，罪名是：“涉嫌挪用特定款物罪”。几经反复，2001年3月30日，三门峡中级法院还是维持原判，只是将执行刑期减为两年又六个月。张冲波在送达回执上写道：“中国司法腐败的权钱交易，权法交易，让你们活灵活现地表现了一番，我至死不服。”

被杜保乾送进监狱的“不听话者”并非张冲波一人。凡爱向新闻单位反映问题，或向上级部门投诉卢氏县问题的人士，都在杜的“打击”之列。寨子村的蓝磁耐散发南京《周末》上刊登的批评杜保乾的文章，被杜保乾斥责为“刁民”。蓝回敬了一句：“没有刁官哪有刁民”，结果被刑事拘留37天。

1999年春季，杜保乾利用“严打”（公安局“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简称）抓了400多人，这些人有的是对乡村干部不满，或在村委选举中说了几句话，就被关进黑屋，冠以“破坏选举”等种种罪名，直到被抓者不堪狱中凌辱，保证不再上告，才被放了回去。

为了扳倒杜保乾，卢氏县文峪乡香子坪村党支部书记张文秀冒死到北京告状。2001年5月中旬，杜派公安人员赴北京抓捕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告状的张文秀。为了抓到张文秀，杜不惜谎报军情，指示公安人员欺骗北京警方，称张文秀是“法轮功分子”，“是到北京搞爆炸的”。事实证明，张文秀是带着确凿证据去状告贪官杜保乾的。2002年5月20日，张文秀被抓回后关押在卢氏看守所。让杜保乾始料不及的是张文秀将杜索贿、受贿的有关证据材料已经交了上去。杜由于官太小，与中纪委没有什么瓜葛，中纪委当即批示查处，6月4日，杜保乾被刑事拘留。

在杜保乾被刑事拘留之后的两个多月，《工人日报》上登载的这篇文章发表，还受到当地政府如此“礼遇”，其理由当然是“为了党和政府的形象”xiii。至于杜保乾与卢氏县委那近乎于“传奇”的贪污腐败故事，一年多以后才披露出来，终于让中国人再次大长了见识。

与河南卢氏县类似的行为在中国各地还发生若干起，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但与后面这些被抓捕与杀害的记者相比，上述记者还真要为自己额手称庆，毕竟他们遭遇到的痛苦与折磨还不算是同行中最严重的。

你可以在某一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一直欺骗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You may deceive all the people part of the time, and part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not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第六章 封锁消息与制造混杂着部分真相的谎言

在经过长期实践以后，中国政府在控制媒体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90年代中期以来，封锁对象主要针对两种信息：事故灾难和政治批评。国外媒体当然是信息封锁的主要目标，其次则是本国媒体的批评报道。但由于互联网的作用，这种封锁时常失效，如果当局不得不允许报道某些已经无法隐瞒的事件时，中国政府的作法是：在报道中混杂部分真相，以取代完全的说谎。中国政府这种政治宣传实践，再次证明了戈培尔那句极权政治的宣传格言为什么被专制者奉为金科玉律：“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

一、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希望工程”腐败案报道的干预i

“希望工程”腐败内幕的披露，是2002年中国新闻界发生的一件一波三折、引人注目的大事。通过剖析中宣部在这一事件中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具体干预，可以对中宣部在中国新闻控制中扮演的角色有更直观的认识。

1、香港媒体对“希望工程”腐败的揭露与中宣部的第一次禁令

“希望工程”是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的一个慈善公益项目，1989年开办，该基金会由中国共青团中央主管。这个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渠道募集捐款，帮助中国的失学青少年读书。从该项目成立以来，因其帮助失学青少年而具有的道义感召力，以及政府方面的全力支持，一直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鼎力帮助。在慈善事业很不发达的中国，“希望工程”是个获得政府帮助从而成功的特例。据笔者亲身经历，在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中，政府甚至每年硬性将捐款数额摊派到各党政事业机关，要求所有工作人员拿出工资的一部分捐助“希望工程”。在许多同时起步的慈善项目当中，只有这个被赋予很强道德色彩的项目能每年得到大量捐款。邓小平儿子邓朴方担任会长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虽然有时能通过政府下令摊派性捐款，但主要是依靠另一项特权，即发行福利彩票敛钱。

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从一开始就是“青基会”的法定代表人。1989年“青基会”刚刚成立时，团中央拨付了注册资金10万元，工作经费1万元。此后该基金会的各类款项，如“资金”、“基金”、“银行存款”、“外汇存款”、“银行利息”、“下拨款”、“待拨款”、“投资款”、“购房款”等名目繁多的款项，除另作说明外，均为“希望工程”募集的爱心捐款。徐永光贪污挪用的所有公款，均来自于社会的爱心捐款。

中国公众与社会舆论赋予这一项目极高的道德色彩，对该项基金的使用相当信任。一直到1994年1月香港《壹周刊》发表文章，称“希望工程”7,000万捐款“失踪”之前，“青基会”从未接受过任何财务审计。而针对那次《壹周刊》的报道，中宣部给中国所有媒体的指示是“不要相信海外媒体对‘希望工程’的抹黑”，并组织了一些相应的报道给予“希望工程”以极高的道德赞誉，作为“对海外媒体造谣的反击”。“希望工程”自己也曾出钱请一些学者为其唱赞歌，一些社会声誉较好的学者曾为之撰写“专著”。

2、《南方周末》流产的报道与中宣部第二次禁令

2002年3月，香港《明报》再次报道“希望工程”的腐败案，这次报道用了极为详实的资料，包括一些直接证据，指证“希望工程”存在惊人的腐败。

中国大陆著名媒体《南方周末》定于2002年3月21日用4个版的篇幅，刊登该报记者方进玉采写的调查报告：“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 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那篇文章所要揭露的，就是“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的特大腐败案。但在3月20日晚上，《南方周末》报社忽然接到中宣部紧急通知：“各新闻单位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一律不得报道”。《南方周末》的主管单位《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领导和《南方周末》主编不得不按照“党的新闻宣传纪律”办事，立即通知全国10余家印刷点停止印刷，撤换新版，报社因此蒙受30多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但还是有极少部分印刷好的报纸流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南方周末》当日有两种版本的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方进玉作为记者，并非一开始就相信这些对“希望工程”腐败的指控。一是因为中国人在腐败蔓延的今天，太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不腐败的例证以安慰自己的心灵；二是“希望工程”一直被中国政府渲染成具有道德光环的世纪善举，中国人不希望这个政治道德泡沫破裂。方进玉本人回顾了自己出于“热爱希望工程”曾为其辩护一事：1994年1月，香港《壹周刊》报道“希望工程7,000万善款失踪”，徐永光认为该刊诬蔑了中国青基会，遂诉诸法律并拒绝庭外调解，坚持诉讼到底，结果，该案以《壹周刊》赔偿300多万元、徐永光大获全胜而告结束。1994年方进玉是新华社的主任记者，在《了望》周刊任专题部主任，当时曾撰写长篇报道，帮助徐永光“反击”香港《壹周刊》的“诬蔑”。

据熟悉徐永光的人讲，徐永光凡对有利于自己与“希望工程”的报道，从来就是主动配合，热情接待记者采访。2001年11月29日，四川宣汉的“希望工程”工作人员唐某挪用5,400元捐款，并伪造“学生感谢信”，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该报刊发了“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的独家报道。文章发表后，徐永光迅即给《南方周末》发来感谢信，并盛情邀请该报派记者前往采访。该报驻京女记者访问徐永光后，其专访也在该报刊登。

但遇到揭露“希望工程”问题的采访，徐永光态度就完全相反。2002年2月28日，香港《明报》率先揭露徐永光涉嫌违规、违法的腐败行为。《南方周末》立即再派那位驻京女记者采访徐永光，未能成功。此后《南方周末》多次提出采访要求，均遭到徐永光的拒绝。2月28日“青基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中国青基会在实施希望工程的过程中，既不能在捐款中列支行政管理经费，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一分钱经费拨款”，但“希望工程创造了世界公益事业发展史上低成本高效率运行的奇迹”。

方进玉此时已经到《南方周末》报社工作，这时他看到了举报人原“青基会”财务部副主任柳杨与易晓（原工作人员，因被徐永光诬告而判刑13年）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使热爱“希望工程”的方进玉改变了看法，因此写了那篇流产的报道。方进玉声称：他所写的有关徐永光涉嫌腐败的报道，除极少数系口头证言、逻辑推理外，多数均有举报人提供的书面证据甚至原始证据。

3、中宣部的直接干预与新华社发表关于“希望工程”的通稿

与“青基会”利益休戚相关的团中央及其他政府主管部门在“希望工程”腐败问题上所持的暧昧态度，不是本书讨论重点，这里只提中宣部等新闻主管部门对此事的干预：

《南方周末》2002年3月21日的报道流产后，整个大陆全部“党的新闻工作者齐刷刷遵守中宣部紧急通知”，“对希望工程所谓问题一律不作报道”。然而就在批评、质疑徐永光与“希望工程”的声音遭到禁止的同时，“青基会”却在新浪网(sina)上发布了题为“希望工程遭受犯罪分子‘恐怖袭击’”的声明，第二天，新华社也向全国发出通稿称：徐永光“遭前工作人员诬陷敲诈”。从此在传媒上只能听到徐永光自我辩护、自我表扬的声音。

此后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4月16日，“青基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居然敦请新华社从北京发出一则电讯称：第一，（徐永光）利用部分暂存资金进行投资增值活动以支付管理成本，没有违背国家的有关法规。第二，希望工程的个别投资项目确有亏损，（今后）须吸取教训。第三，为防范投资风险，（中国青基会）应按照《信托法》有关公益信托的规定，拟订资产托管办法。

如果了解新华社在中国传媒中的特殊地位，就不难猜想背后强大的政治背景：首先，新华社与《人民日报》从来并非纯粹的新闻单位，而是最大的“党的喉舌”，其作为“通稿”发布的消息在中国具有不许质疑的政治权威性；其次，其电传消息将为各媒体所采用。一旦发出，具有“统一舆论”之效。如果仅由徐永光出面，不可能有新华社通稿为其“背书”。为了拿着“希望工程”这块光辉灿烂的“牌子”让中国公众继续“献爱心”，捐善款，中宣部一次次运用权力对此案的报道进行强有力的干预。

然而，徐永光涉嫌贪污“希望工程”捐款一案借助互联网已经在中国的网民中开始传播。中国近年来官员的普遍贪污腐败已经是人所共知的秘密，“希望工程”腐败案曝光引起的严重后果正如方进玉所描绘：“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面临的‘残酷’问题是：如果调查之后证实徐永光确有腐败，那么希望工程就从‘源头’上被侵蚀、被玷污了。难题是，公开报道12年来千百万人献出爱心的最便捷、最著名、最辉煌的慈善之桥在‘桥墩’处存在严重腐败，后果会是什么？”“把徐永光连同‘希望工程’的光辉形象一同打碎了，……谁还会积极给贫困儿童、受灾农民献出爱心呢？”

方进玉顶着种种巨大压力，采写了揭露“希望工程”黑幕的报道。稿件写完后，《南方周末》的领导知道发表此稿关系重大，公开发表会让报社受到各种压力，于是要求曾在新华社工作过的方进玉找“关系”送给“内参”发表，认为这样做可以既提供真实情况，又不对社会公开。方进玉经过多方尝试，均未成功，因为没有任何人想淌这潭深不见底的“浑水”，给中央领导递交的匿名举报材料全都又被迅速地转回到被举报者徐永光手中。“一报两版”的事件发生后，方进玉也不得不放弃在国内发表该文的努力。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宣部却不容方进玉挑战政府权威，给希望工程“抹黑”，更何况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原来出身于团中央，与团中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因素决定了方进玉此后的命运。

4、中宣部祭起“泄露国家机密罪”的法宝

下面是记者方进玉文章记载的一次他本人参加的中宣部的“通气会”情况－－中共政府经常开这种情况通报会，有时亦叫做“吹风会”：

“2002年6月5日下午，中宣部召开通气会。台上是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和新闻局长，台下是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我也在台下听（我是南方报业集团驻北京负责人）。会上传达了一则最新消息，并重复了一则禁令:

“各单位不要报道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前一阶段，海外、国内的一些报纸，对希望工程所谓的违规投资问题进行了炒作，影响很坏。希望工程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十几年来为希望工程捐过款的人，有千千万万，它的影响很大。现在，经有关部门调查、审计，证明希望工程没有问题。前一段的报道，主要是希望工程的原工作人员在煽风点火，都是诬告，都是不实之词。好在现在有了审计和调查结论，希望工程根本没有违规。今后，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一律不报道。前段时间的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提供材料的人是刑事犯罪分子，媒体也不管，就这么往外捅？南方一家报纸，还写了好几版，幸亏没有发出去，被我们及时卡住了。如果发出去，那还了得。你拿了那么一点点材料，还是虚假的，就要往外捅，而且也不找中国青基会核实，那不行！”

“听到这些，我浑身热血沸腾，恨不能当场站起来反驳。

“记者得到的确切消息说，自《明报》2002年2月28日刊登‘徐永光挪用捐款、违规投资’的报道后，徐永光就‘拉著’团中央的领导往中宣部跑，目的就是恳请中宣部下达禁令，‘禁止各单位报道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但因为3月初北京召开‘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与全国政协会议），宣传报道的焦点集中在‘两会’上，中宣部有关领导没有答应徐永光的要求。

“3月15日，两会结束，徐永光加紧活动，3月20日，中宣部终于给广东省委宣传部下发了禁令。中宣部的禁令，只是电话通知，但广东省委宣传部按照工作程序，需要做出“电话记录”，这份书面记录，很快传达至广东各新闻单位，其全文如下：

“各新闻单位：中宣部新闻局通知：前不久，香港一家报纸报道了所谓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用希望工程款违规投资的问题，内地一家报纸也以《青基会遭遇信任危机》为题作了相应的报道。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希望工程的声誉。据了解，具体策划上述有关报道的原中国青基会职工柳杨（女）3月20日又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所谓"问题"作进一步炒作。请各新闻单位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及柳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一律不得报道。

特此通知，请严格执行。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新闻出版处

2000年3月20日

“据悉，这则禁令只是发给了广东，但因为《南方周末》撞在“枪口”上，损失惨重，而且损失的消息透过互联网散发出去，更把其他新闻单位“吓”住了。我知道，在《南方周末》之后，曾有几家新闻单位试图跟进报道，但因为《南方周末》的前车之覆，各新闻单位纷纷撤销了原定选题。《三联生活周刊》算一个例外，它对徐永光的报道，是在禁令下达之后发表的，我没有听到对它的批评，因为据说‘三联’的稿件是经过徐永光本人审阅的。不过，‘三联’采取的是春秋笔法（即很隐晦的明褒暗贬手法），对我帮助很大，这是后话，暂且搁下。

“中宣部禁令带来的结果，就是徐永光可以利用传媒，大肆撒谎、文过饰非、愚弄公众，但禁令却不许党内正直的、反腐败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任何质疑。

“我要向党中央报告、全国人民报告：通气会前，我已知道审计署刚刚进驻青基会。散会后，我立即打电话到审计署核对，他们惊讶反问：‘你从哪里听说审计已经结束？你怎么知道中宣部通知会上是这样说的？你的消息准确吗？难道你参加会议、亲耳听见了？’我说明自己参加了通气会，他们说：‘什么审计结束？纯粹胡说，我们刚刚进驻！’”

在此之后，检举者之一易晓被抓进牢房，另一位柳杨不知通过什么办法逃到了美国，以求安全。《南方周末》的文章虽然未被发表出来，而更大的厄运却在等着记者（以下是记者自述）：

“2002年12月17日下午，中宣部再次召开通气会，有关领导在会上批评了《南方周末》，他说：‘还是南方的那家报业集团，这次是一家大报，11月21日，它刊登了长篇反恐报道，说我们国家建立了反恐领导小组，组成了反恐警察部队，配备了反恐警用直升机……，这是严重违反宣传纪律的，是严重泄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说过多少次了，有关反恐的问题，是国家的高级机密，美国911事件后，我们一再说，专门说，他们就是不听！我都不知道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怎么当的！’

……

“反复对照之后，我发现：《南方周末》‘反恐’报道被中宣部批评为‘严重泄密’的部分，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开发表的《‘东突’恐怖势力难逃罪责》及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时空连线》9月11日采访公安部反恐怖局局长何挺、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柳耀华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并无超范围“泄密”问题。

……

“唯一的区别是：何挺局长说反恐专业队伍“装备精良”，本报采用了专家的回答，有的部队配备了“警用直升机”。还要说明，鉴于此稿较为敏感，稿件的关键段落已事先念给被采访人听过。稿件刊发后，被采访人（起草政府相关文件的专家）也没有提出异议，《南方周末》怎么就成了‘严重泄密’呢？”

熟悉中共政府90年代以来如何对付“政治异议”人士与知识界的批评声音的人，都会知道下列事实，自80代初中国将取消“反革命罪”作为一项“仁政”推出后，中国的刑事罪多了三条：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指控政治异议人士多采取后面两条罪名，而对付知识分子与新闻记者主要用“泄露国家机密罪”指控。中宣部用这条罪名指控方进玉采写的报道，再缺乏政治敏感的人也知道，面临中宣部如此指控意味着大祸临头。方进玉作为一位有年资的新闻记者，当然知道搬出这条罪名对他个人前途预示着什么。下面是方进玉自述：

“（2002年）12月17日，我仍在现场听传达。从领导说话的口气上听，他在批评《南方周末》时，明显比传达、批评其他单位更愤慨，而且极为罕见地“点”到我们的“总编辑”，对他的“任职能力”表示怀疑。面对这种情况，我，曾经报道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记者应该怎么办？

“‘冒死’公开这些文字，就是要‘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一次，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可以真的凭借‘严重泄密’，下令对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了。”

其实方进玉公布了这些消息，只不过暂时延缓了厄运到来的步伐而已。只要他还呆在中国的领土之内，中国政府总能想到别的罪名对他进行惩治。

为了自保，也为了使两位检举者的遭遇不至于变得更悲惨，方进玉被迫将写好的稿子在网上散发，并表示放弃版权，所有媒体都可以转载。奇怪的是，这一本来应该在国内引起广泛注意的事件却只在国内很少几个网站的BBS上见到转载，沉默几乎成了吞没一切良知的无底大洞。

揭露“希望工程”腐败案的主要证人易晓至今仍在服刑，而另一位证人柳杨经历了多年颠沛流离、饱受惊吓的生活后，于2006年4月6日在贫病交加的折磨中黯然离世。这位腐败检举者所遭受的痛苦，竟使方进玉悲伤地承认死对于柳杨而言“是种解脱”。

二、制造混杂部分真相的谎言：“南京中毒案”

如果说中国政府对“希望工程”是采用完全封锁的办法，并由新华社出面圆谎，那么“南京中毒案”则用的是另一套办法：先封锁，继而采用混杂了部分真相的说谎代替了真相报道。

1、中国官方对消息的封锁

2002年9月14日清晨，南京汤山镇约400～500名学生、民工等，因食用该镇中心市场小巷“和盛园”饮食店制作的烧饼、油条、麻团、豆浆，先后中毒；江苏模范中学、作厂中学的住宿学生，一分钟内成批倒下，陆续有人死亡。到了早上6:20分，许多镇民食物中毒的消息开始迅速传开。6:30至7:30，警车和救护车的呼叫响彻该镇。8:20分，政府官员才到现场；下午3点武警赶来维持秩序，而维持秩序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严禁任何记者采访。

这一消息在中国整整被封锁达36小时之久，直到海外华人纷纷打电话回家询问亲人，国内才开始在网上有零星消息见报，北京新华社14日网上图片文字一度称死亡41人，但此消息旋即被删掉。

本文不讨论中国政府在抢救工作中的种种失职，以及学校与医院中部分人对穷困者的恶劣态度，只分析中国政府对消息封锁的各种举措。因为投毒案发生以后，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共识”是：最重要的事情乃是封锁消息，以维护“社会稳定”，哪怕这“稳定”只是表面营造出来的。

当天上午一车又一车中毒者被送往南京军区总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等10家医院里抢救。15日下午5点，南京军区总医院已布置严密封锁区，严禁记者踏入病区采访。但记者最终在36和37病区都找到了中毒学生，病区门口张贴的67人中毒名单上，学生占大部分。16日上午8时，出事的作厂中学铁门紧闭，偶见几个有“特殊证件”的人出入，门卫通过窗缝告诉记者，他们得到上级指示，闲人免入。“和盛园”所在小巷也有警察站岗，不许拍照。16日，香港电视记者在事发村庄采访，与村民谈兴正浓时，村长突然闯入，阻拦村民接受采访，并大声怒斥记者：“这是政治谋杀案件！没有中央同意，没有宣传部同意，连新华社都不能发稿！”当时正处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已将“反恐防恐”作为全国政治保卫及社会治安的中心任务。中南海方面指称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已定性为“政治性危害事件”。

2、官方封锁新闻的“政治智慧”

这次中国政府对“南京中毒案”事件的新闻封锁，集中体现了中国政府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封锁新闻方面积累的“政治智慧”。这些“智慧”包括：

（1）对灾害和突发性事故作淡化处理，不允许任何媒体上头条新闻，而是放置于国内新闻中的次要位置，往往是最后一条国内新闻，标题要小，且文字不要刺激。

（2）突出报道最高领导人对灾害事故的重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救治措施。

（3）所有媒体必须统一口径，一般有当地政府宣传部门统一制作的“通稿”发给媒体“参考”（其实就是要求媒体按照通稿内容发表），只发表经过高层审查的信息。一般而言，这些信息对事故本身尽量避重就轻，甚至隐瞒真相。

（4）现场拍摄的新闻照片不允许惨烈场面的出现，不允许连续跟踪报道。新闻照片要挑选“党与政府领导亲临现场指挥”的照片。

（5）找些“群众”对着镜头讲话，表示受灾者已经“沐浴到党与政府的雨露阳光”，得到及时帮助，以冲淡报忧所引起的社会不满情绪。有时这些“群众”就由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们扮演。

（6）对事故的调查取证完全是黑箱作业，有选择地或歪曲地公布调查结果，着重点常常是向社会公布“从重从速”处罚当局宣称的“罪犯”。

上述6条“原则”被圆熟地照搬到“南京中毒案”的新闻管制中。下列事实可予证明。有一篇贴在搜狐（sohu）网站的文章，题为“南京市委宣传部就9·14特大投毒案的稿件（图）”ii，署名为：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网络宣传管理处，基本内容就是局势已经如何被控制，政府如何尽力救助中毒者之类，如果加以仔细对照，就会发现当时国内媒体的报道就是依据这份南京市委宣传部发的通稿，该网页上还有南京市委宣传部原文的扫描件。由于中共宣传部对媒体（包括网络在内）具有生杀予夺的威慑力，sohu网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都不太可能伪造这么一份文件，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看得出来它是真实可信的。

3、什么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新闻”？

这么多生命被毒杀不是新闻，什么才是中国政府心目中的新闻？一位有心人特地记录了“南京中毒案”案发当日，即2002年9月14日晚间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重要新闻”：

新闻头条：三个代表在基层

第2条：再就业会议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下岗职工感激总书记的关怀

第3条：1～8月中央税收情况，形势一片大好

第4条：李鹏委员长访菲律宾并发表公报

第5条：创造良好氛围，迎十六大将有特别报道《走向辉煌》

第6条：全国特奥会闭幕

第7条：大连服装节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开幕

第8条：几条国际新闻

除了新华网（新华社旗下）下午的一则消息外（旋即被删除），中国官方媒体除了南京地方电视台之外，对“南京中毒案”完全不置一词。一些大的官方网路媒体仅仅转载了新华网的这则消息，惊人地表现出了在重大事故灾难报道上“统一口径”的“高度政治觉悟”。而一些网站的BBS，也主动删除一些相关消息，后来因为删不胜删而只好作罢。截止当日晚上20点08分，在网易（中国最大的网站之一）滚动新闻栏目里，居然找不到“南京中毒案”的相关新闻。所谓“负面新闻”只有这样几条，且全是国际社会的，中国的一条也没有：

（国际）9·11调查中被捕 约旦一学生状告美国政府

（国际）误炸加拿大士兵 美飞行员遭刑事起诉 (2002-09-14 18:55:33)

（国际）印度发生6级地震 部分房屋倒塌 已发现2人死亡

(2002－09－14 20:05:00)

特别不可思议的是，“网易”该时段关于江苏省和南京方面的新闻非常集中，共有11条，都是赞扬公安与政府部门“为人民服务”、高等院校改革以及经济发展的，没有一则是关于“南京中毒案”的。

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南京当天因中毒而入医院急救的人数高达数百人，不少中毒者正在相继死亡，这条新闻比上述任何“新闻”都更重大。然而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的中国传媒，对国际上争相报道的“南京中毒案”，只能按照中国政府的指示，完全不置一词。

通过网络了解“南京中毒案”的人愤怒了，就在9月1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刚一结束，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翘首以待的网友发出一片愤怒的声讨：

“人命关天！这样的大事情要是在国外肯定是头条新闻，央视（中央电视台）却避而不谈！”

“哭吧，哭吧，为蚂蚁般的生命哭泣！

我深爱的祖国啊，你让我从那里开始－－爱啊？？？？

强烈要求下半旗致哀！

中宣部早就明令群死群伤不得报道的！”

直到惨剧过去3天，中共政府的三大“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仍然语焉不详，仍以“多人”来概括百姓最关心的死亡数字。16日，中央电视台播三峡截流，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的都是迎接“十六大”，连汽车贷款消息也比震惊世界的“南京中毒案”重要iii。

4、官方被迫公布的事件版本

三天之后，有关“南京中毒案”的消息出来了，但是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在死亡人数上，新华社在事发后4天的18日公布“抢救无效”死亡人数是38人。而《亚洲周刊》（香港）获悉，至18日死亡人数逾一百人；

政府对死者的关心：A、允许赔偿每位死者6万元人民币。B、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事发当天接报后当即批示，迅速全力抢救每个中毒者，控制毒源。军队与地方政府共10家医院在第一时间内派出7支医疗队伍、35名专家、500多名高素质救护员赶赴现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于当日指派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亲往南京统筹善后工作。C、北京公安部、卫生部和民政部等随即成立跨部门专责小组统一调查事件，并派员亲到汤山镇善后。

中南海责令公安部门组织一切力量，尽快破案。对于此次下毒案的侦查，事发翌日便有重大突破：警方很快就认定此案涉及私人恩怨，因此从与食店店主有关系的人员入手调查，发现店主堂弟陈正平事发后突然失踪，公安部随即向全国发出通缉令。不到48小时，嫌犯陈正平便在河南境内列车上落网。据称，陈正平是因嫉妒食店生意好，令他的同类食店倒闭，怀恨在心，遂乘堂兄稍早前再聘他之机，偷偷向店内井中食水及食用面粉投放剧毒鼠药“毒鼠强”。这种剧毒化学药品俗称“没鼠命”、“三步倒”，比山埃毒百倍，而且暂无解药，政府早已明令禁用。此后不到一个月，陈正平因“民愤极大”，被迅速枪毙。

面对这样“关心”人民的政府与国家领导人，面对这样“有效率”的破案，中国公众还能有什么话说呢？即使晚知道消息几天，那也是政府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啊，须知国家的头号政治任务就是“稳定压倒一切”iv！

然而，对于这一被嘲讽为“超光速的破案与审判”，一些中国公民表示了怀疑，2003年1月10日，在世纪中国网站的讨论区“世纪沙龙”，有人发表了一篇“信息公开与政府公信力－－对中国诉陈正平（914投毒）案的初步研究”v， 该文为一位法律研究人员撰写，作者从中国现行法律角度与国际惯例出发质疑此案的追捕与审判过程，认为政府有义务公布该案的主要内容及办案细节，全文长达2万多字。该作者查阅了不少资料，因在中国大陆无处发表，只得张贴于网上。

这里只摘要列举其中重要的一些质疑：（1）陈正平购买毒鼠强的准确时间、准确地点、目击证人不清楚；（2）出售毒鼠强的人之名字、身份，毒鼠强的来源不清楚；（3）陈正平投放毒鼠强的准确时间、地点，以及投放的食品原料－－是水，面粉还是豆浆？投放毒鼠强的具体剂量？有没有剩余未投的毒鼠强以及毒鼠强外包装或者容器的下落；（4）陈正平投放毒鼠强时有没有目击证人；（5）中毒人数的准确数字，名单，身份证号；如果没有身份证，也需表明身份；（6）警方是如何确定中毒者包括死亡者中毒及中毒致死系陈正平投毒所致；……等等，一共提出了25条中国政府本来有义务向公众说明的内容，但中国政府在将“犯罪者”枪毙之后，也从未向社会公开上述应该公布的信息。

该文还特别指出，在信息公开方面专门立法的国家，法律一般对于哪些内容应当被公开，哪些内容不能公开，哪些内容暂时不公开，哪些内容永久不公开（如果有的话）都有规定，美国的《信息公开法》与日本的《信息公开法》，都对涉及外交秘密文件以及损害法人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权的内容做了不公开的原则性规定。但以中国诉陈正平案而论，即使在开庭审理之前，似乎也很难从法理上找到足够的依据将本案信息保守得如此严密，至少有些信息的公开并不会妨碍本案的公正审理，例如，中毒人数、中毒死亡者名单等等，但是该案信息中除了陈正平的名字、抓捕陈正平的几名乘警的名字等极少量无足轻重的信息外，其他信息被政府部门全部屏蔽掉了。

由于中国政府坚守信息不公开的原则，对于陈正平是否是真正的投毒凶手，外界永远也无法确知，但中国公众对中国传媒与中国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完全可以由上述这篇从法律与行政公开化角度质疑的文章中略见一斑。可以说，这次事件如果不是藉互联网得到传播，根本不可能公开。2003年2月2日（中国的春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场大火烧死33人，这一消息不仅未能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刊载，连当地媒体的本地新闻都未置一辞。而中国的互联网经过整顿网站后已经噤若寒蝉，幸存的网站唯恐触犯政府网禁而被迫令关门，胆子越来越小。从媒体上看，似乎这场火灾压根不存在。事情过去了20多天，才有人将当时新华社记者写的一篇未发表的报道登在一个网站的BBS上vi，但不到一天即被删去。

中国是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截至2001年10月31日，中国总共囚禁了118位记者。

保护记者协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2002年年度报告

2005年，中国因有32名记者被关押而连续第七年成为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在全球今年125名遭到监禁的新闻人员中，中国、古巴、厄里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些国家指控记者的罪名通常是定义模糊的“反国家罪”，包括颠覆、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利益等。其中，中国关押的32名记者中，超过四分之三都被以这种名义致罪下狱，其中包括引起外界关注的原中国当代商报记者师涛。

保护记者协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2005年度报告

第七章 记者成了高风险职业

外国记者遇险多在战争发生的高危险国度，中国记者遭遇到的却是另一种危险。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度里面，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加害于他们的人正名正言顺地统治着这个国家，这种危险其实比战争状态更难防范。更可悲的是，中国的记者即使是为了捍卫新闻的真实而牺牲，也得不到任何社会名誉。从这些记者们被捕的理由来看，中国政府往往采用“国家诬陷”的方式，给这些记者栽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

本节选取了中国记者遭受迫害的一些典型案例，并罗列了这些年来能够搜集到的部分资料。但必须指出，由于这种打压与迫害多处于不公开状态，本文列举的远非全部事实。

一、西安《各界导报》记者冯钊侠被杀案

陕西省政协主办的《各界导报》记者──冯钊侠2002年1月15日神秘死亡，警方认为是自杀，但家属亲朋提出诸多疑点，称涉嫌黑社会报复杀人。而奇怪的是，当地公安局在案发后不是去追查凶手，而是匆匆定性为自杀，不许任何人再继续追查。这种态度让人感到案情扑朔迷离，死者并非真正死于自杀。

1月15日早7时许，西安市三桥西延小区一荒僻处的水塔边发现一具男尸，咽喉动脉血管被割断。警方确认死者为《各界导报》编辑、记者冯钊侠。在现场，警方找到一把菜刀，认定为致冯死亡之工具。据此警方初步认为，属自杀行为。

然而冯钊侠的亲属、朋友认为冯绝无自杀的可能。冯钊侠生性谨慎，为人诚实，与人素无恩怨。事发前他还与朋友一起聊天、吃饭，情绪平稳，无任何自杀迹象，也没有任何理由自杀。1月14日，他正在搬家，搬至中途，接到一个传呼，出去后再没回来。

家属提出几点疑点：冯钊侠的原住处和新居离案发地距离很远，平时他也极少去案发地这一带；其次，死者咽喉处伤口很深，一刀致命，可见用刀之狠，属于用外力造成的砍伤而非割伤（用刀在咽喉部自杀只可能为割伤）；另外，在事发当天，曾有人打电话到冯工作的报社询问核实冯钊侠的情况，可能是行凶者事先了解冯的行踪。

综上所述，家属怀疑是黑社会报复杀人，因为冯钊侠2001年曾发表几个内幕惊人的批评报道。他们要求警方查明真相。冯钊侠供职的《各界导报》发行量近10万份，在陕西省内有一定的影响力。近年来，该报曾多次以“揭内幕”的形式，揭露和批评陕西的一些阴暗面，在当地引起反响，其中不少文章是冯钊侠采写，包括揭露当地“十佳人物”评选的黑幕等，轰动一时，但亦因此招怨。

1月18日，西安市各大媒体的数名记者前往西安市未央区公安公局采访。该局治安科科长宋志魁明确告诉记者，公安局认为是自杀，自杀理由不明。家属及记者要求观看当时现场调查录像、照片的要求也遭拒绝。宋科长告诉记者：“我只能告诉你们是自杀，媒体如果要炒作，你们个人可能会有压力iii。”

此事在西安传媒界引起很大震恐。《各界导报》和陕西记者协会起初也屡次与警方交涉 ，但警方均置之不理 。到后来，《各界导报》的负责人遭到上级主管部门施加的压力后，在报社内部传达，要求本报记者不得再向外界谈及此事，尤其是不得向外界说出与警方不同的说法，否则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由于政府与警方明显地意图掩盖事实真相，给此事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如果仅仅只是黑社会作案，警方应该不会如此急于掩盖真相。西安传媒界人士普遍认为，这是政界人物与黑社会勾结作案。此事发生后不到4个月，冯妻也从西安消失，再也见不到踪影。

笔者曾向陕西打听此案详细情形，可惜的是当地传媒业人士噤若寒蝉，不敢多说。由此可见这件凶杀案以及政府当局在此事上的暧昧态度，给当地传媒从业人员心里投下了非常巨大的阴影。

二、《证券市场周刊》披露李鹏（中国总理）家族暴富，作者被捕

中国高干子弟经商，利用父母手中权力暴富，其实在中国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媒体敢于自触霉头，以卵击石，揭露这些内幕。所以中国《证券市场周刊》（第93期，2001年11月24日出版，该杂志由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联合办公室主办）发表马海林撰写的“神秘的华能国际”一文，这篇文章如何出台，又如何逃过该杂志领导的审查，最后见诸于世，至今仍显得神秘。

“神秘的华能国际”一文，直指国有企业“华能国际”已成为李鹏的家族企业，李鹏的夫人朱琳是华能国际的母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发展公司”董事长，而李鹏儿子李小鹏是“华能国际”主管。在“华能”这条大船上，李小鹏是舵手，李鹏的夫人朱琳是船长。“华能国际”的主要母公司－－国有企业“中国华能集团”占有中国全部发电能力的10％。朱琳也与电力工业有密切关系，除了在“华能”公司担任的职务之外，在她丈夫李鹏担任中国总理期间，朱琳还是广东大亚湾核电厂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也任职于电力行业，曾任电力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此文发表时，她是中国最大的发电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公司”副总经理。马海林的文章揭露，朱琳和李小鹏利用特权使“华能国际集团”成为中国唯一能在美国、香港、中国大陆三地上市的公司，总股本已达60亿元。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国政府高层的震动，国际媒体争相报道此次事件。发表马海林文章的《证券市场周刊》立刻受到中宣部的通报批评，所有发出去的杂志也被责成回收，该周刊在紧接着于12月1日出版的杂志上发表“更正”，对那篇文章表示道歉－－奇怪的是，刊登“更正”的这一期仍然被没收，因为党的愿望是抹去关于那篇文章的所有痕迹－－该篇“更正”说，朱琳在“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没有担任职务，对于“违反媒体应当尊重事实的原则”表示道歉。“华能国际”副总裁黄龙（音译）说，“朱（琳）女士从来没有在我们公司或者母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该杂志负责人王波明（中共元老王炳南之子）为此数次检讨。而这篇文章作者马海林（武警部队干部）已经被捕。《太阳报》2001年12月4日的报导称，《证券市场周刊》的文章在北京政治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武警总队获悉除迅速将马海林软禁外，同时致信李鹏，强调武警部队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并表示此文是由马海林的妻子撰写，以马海林的名义投稿。

《华盛顿邮报》2002年1月10日发表题为“腐败指控震动中国领导人”的长篇文章。文章说，《证券市场周刊》最近的文章发表后，李鹏立即召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周小川和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温家宝。《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John Pomfret引用消息来源说，李鹏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任何人在没有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之前，怎么能够发表对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控？为了消除“不良影响”，李鹏夫人朱琳2001年11月末接受《中华英才》杂志采访，否认自己经商、炒股和其它的腐败指控（该文发表于《中华英才》2001年第23期）。

关于李鹏家族和中国电力工业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指控已经流传多年。《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在一个领导人与尘世隔绝、很少离开卫兵的国家，朱琳的说法引起许多观察家的疑问：她为什么接受采访？为什么是现在？答案是朱琳试图抵消关于腐败的新指控。

这一事例的处理颇具“中国特色”：李鹏并未要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查清本家族与“华能国际”的关系，以消释中国社会对其家族腐败的种种不利传言－－而这恰好是民主国家政治家们对待媒体指控的通常做法－－而是利用权力查处了只不过是写出了真实情况的作者。至于新闻的首要原则是真实，似乎永远不是中国政府考虑的问题。

三、山西记者高勤荣反腐败受诬冤案

这是一个哄动中国、由地方政府一手制造的诬陷记者的著名冤案。整个事件梗概如下：

高勤荣，男，1955年1月19日生，中共党员，原山西青少年报刊社记者，后借调至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杂志社工作。1998年5月率先揭露运城地区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因而被诬入狱。

1、山西运城政府耗资数亿制造假喷灌工程

根据当地政府文件“运城地区经济工作汇报提纲”，运城地区喷灌工程累计投资2.85亿元，完成渗灌控制面积103万亩，配套76.7万亩。（当地官方传媒《运城日报》曾报道全地区投资1.7亿元、完成渗灌控制面积61万亩。而政府主管部门运城水利局的有关材料上却说是70万亩。）高勤荣因听当地农民反映运城地区的渗灌工程有造假问题，加上官方公布的三种资料的数据矛盾百出，于是开始调查。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发现这个耗资2·85亿的所谓“样板工程”，实际上是一个弄虚作假、劳民伤财、为领导脸上贴金的“腐败工程”。

在调查过程中，高勤荣在运城地区跑了七、八个县，查看了许多渗灌池，拍了100多张照片，又实地录了像。他说：“我所到之处，尤其是公路两边的渗灌池，几乎没有一个能派上用场的。有的渗灌池中间在虚土上垒了个架子，底部也没有做防渗处理；有的渗灌池里杂草丛生，还长了果树、向日葵什么的；有的渗灌池安了上水管，可那管子是插在土里的，一拔就起来，管口还塞了木桩，怎么蓄水？纯属弄虚作假！更有邪的，很多池子根本没有出水管，就是个摆设，公路边上还居然有‘半弧形’渗灌池，远看像池，近看缺一半，问干部，他们说：‘谁象你看那么细！’”

整个采访过程中，各级官员们都不愿意对渗灌工程发表看法，但民众却毫不客气地揭露渗灌工程造假。被当地政府树为“渗灌典型”的王高升（渗灌池的发明者）听说“40天完成50万亩渗灌田”，连连摇头“绝对不可能，那纯粹是为了应付现场会！”另一位农民告诉高勤荣：“当时为迎接现场会，让我们6天就得盖好渗灌池，并且让在虚土上插根上水管，等参观的人走了，再把管子拔了。后来，他们发现记者来采访，又命令3天之内必须拆除渗灌池，不拆就用推土机推，还要罚款50元。”在芮城县学张乡，一位农民在田里告诉记者：“渗灌池建了，但没用过，不起作用！”正在一旁的乡长听到了她的话，立即训斥她：“你胡说什么？谁胡说了我马上收拾他！”

2、腐败者逍遥法外，检举腐败者受惩

高勤荣义愤填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给《人民日报》写“内参”，向中纪委反映真实情况。他万万不会想到，那个学张乡乡长要收拾农民的话，不久后会在他头上应验。

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高勤荣采写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紧接着，《南方周末》、《民主与法制画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中华新闻报》等多家不属于山西省管辖的新闻媒体，都相继报道了这一地方政府主导的造假工程。在舆论压力下，中纪委负责人批示，要求“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必须说明，这是中国反腐败惯例，检举贪污腐败者的信经常被上级政府发回被检举者手里，让他们自己查处。这种“查处”的结果当然是查处检举腐败者。

果然，山西省当局“查处”的目标并不是假渗灌工程的制造者们，而是揭露此事的记者高勤荣。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派人找到高勤荣。高勤荣没有想到，省纪委来人不问运城的假渗灌工程，反而让他交待三个问题：1、为什么要写这篇“内参”？2、写作动机是什么？3、谁提供的线索？

这次调查之后，噩运降临高勤荣头上。

3、政府竟然成了绑匪

1998年12月4日夜，正在北京继续向中纪委和全国记协反映问题的高勤荣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叫他去一家饭店。高勤荣不假思索就去了。黑暗中，他的身边围上来几个人：“你就是高勤荣？请你配合一下！”话音未落，他被反剪双手，并被解下裤带。当天夜晚，来人押着高勤荣，租了一辆出租车秘密返回山西。高勤荣被抓到运城，押到夏县看守所。因没有拘留原因和手续，看守所拒收。于是，他又被押解到芮城县看守所。

对高勤荣，是先抓人，再寻找罪名，用中国法律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先行拘留，再定罪名”。要不然，夏县看守所也不会“拒收”。这一期间，对高勤荣的指控罪名一变再变，一会儿是“敲诈勒索”，一会儿是“招摇撞骗”，到后来这些罪名均不成立。但1998年12月26日高勤荣还是被正式逮捕。1999年4月28日，运城市人民检察院对高勤荣提起公诉，运城市人民法院不公开地审理了高勤荣案件，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不准任何人旁听。

4、国家诬陷之下有冤难诉

对高勤荣的起诉书指控高犯有“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法院关于这三条罪的指控全部是为了陷高勤荣入罪而临时构陷（编造）的。比如“诈骗罪”一项所指控的事实如下：1997年5月高勤荣替别人从运城大酒店里领了20,000元，对此事的所谓“报案时间”是绑架高勤荣之日此前6天。据辩护律师的调查，该报案手续是被公安局要求制作并且是后补办的，上面的签名也是在高勤荣被抓前几天才签署的。关于“介绍卖淫罪”的指控涉及两个行为（作者注：以下为原文）：“1、“1996年6月份……被告人通过电话联系到一个叫明生（基本情况不详）的找来一个卖淫女（基本情况不详）……”律师认为：“这种指控违反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有效的法律指控‘基本事实必须清楚’、‘基本证据必须充分’。用‘可能’‘大概’这样的语言对一个公民进行刑事犯罪的指控，而且连基本的人证都‘基本情况不详’，能认为此案的基本情况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吗？这样的指控太不严肃了！”2、“被告人在×地向张介绍了卖淫女王××，在×地向肖介绍了卖淫女杨×……”律师认为：卖淫女王、杨早已在当时各自的证言中明确说明，她们与嫖客肖、张认识时，与被告人无关。这个证言真实而且充分。何况该治安案件已结案，依法不得再提起。特别是当时对4个当事人的询问笔录中均没有出现过高勤荣的名字，整个案卷中也没有出现过。而两年以后，又（由政府）找到当时的当事人，叫他们共同再指控高勤荣介绍卖淫，这是没有效力的证据……”

至于受贿罪，根据律师的调查，也是子虚乌有强加给的高勤荣的罪名。然而就是在这种莫须有的指控下，1999年5月4日，高勤荣被指控犯有“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判刑12年，现服刑于山西省晋中监狱。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那场轰轰烈烈的“假渗灌工程”运动，运城的主要领导已经承认自己错了。前一任地委书记检讨道：“我感觉心里很内疚，花那么多钱，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太大。”后一任地委书记说：“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工程是不符合实际的，对以后的工作，教训是很深刻的iv。”然而，揭露此案的记者高勤荣作为“严管”犯人，依然在服漫长的12年刑期。据其家属说，因为政府有令，他在监狱里受到极其残酷的对待。

对于高勤荣的冤狱，中国国内一些报刊杂志在被控制的缝隙里给予了最大的声援，想尽办法登载了高勤荣被构陷入狱的真相，但马上遭到了“上级部门”的警告。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联合发布签名信以示声援，国际人权组织也相继表示抗议，但最后这些援救活动都石沉大海，中共山西省委可耻地保持沉默，一直自我标榜为“正确”的中共中央也对此视若无睹。直到2006年12月7日，高勤荣“刑满释放”，但释放的理由据称“是因为狱中表现好，多次立功，共获得4年减刑”。

除了高勤荣本人受到残酷的迫害之外，帮助高勤荣将有关山西运城假喷灌的材料转给中纪委、并为高提供了两条运城官员腐败线索的高满强（时任山西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并兼下属黄河大酒店总经理）也因此得罪了运城当局，于1998年9月被抓入狱，被运城地方当局以“伙同他人伪造军方文件，编造假干部经历，骗取官职。驻京其间，非法私刻四枚公章”之罪名判刑七年，并被山西媒体作为“骗取官位的假官”大肆报道。高满强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妻子被气成重病，80岁的老父为他进京上访；25岁的儿子受牵连被解职，患了精神病，抑郁而死，落了个家破人亡的结局。令人发指的是高满强在出狱当天，刚走出监狱大门，就被三个来历不明者持铁棍暴殴致残。v

四、“中央文件汇编”竟然成了反动书籍vi

由一家官办杂志社将中共中央公开颁发的文件汇编成册，竟被地方政府指控为编“反动书籍”，这是一件可能让外国人永远也不明白，中国人虽然懂却很难向外国人讲明白的冤案。

1、悲悯农民之苦，一杂志出版“中央文件汇编”

中国农民的负担之重，是中国政府自己都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从上一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中央政府不得不多次颁发各种文件，要求各地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简称“减负”）。江西省政府农村工作委员会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农村基层干部向农民征收各种根本不在政府规定之列的费用（政府将此种现象称为“收费搭车”）、强迫以资代劳（即随时下令要农民为政府出工，但最后又因为没有工可做，于是强迫农民出钱代工，实际上是为基层政府聚敛钱财找个合法借口）、教育集资（以振兴教育办学为名，向农民征收各种费用）等乱收费现象非常严重，一些地区的基层政府因肆意乱收费而导致干部与农民关系极其紧张，冲突时有发生。

在此情况下，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下辖的《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常务副社长桂晓琦认为，应该将中央历次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让农民根据这一手册所载的政府法规，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以减少农村基层政府乱收费而导致的官民冲突。出于这一想法，一本以《农村发展论丛》增刊名义出版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出版了。

即使按中国现行出版法规的严苛标准来衡量，这本《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也是合法的。该手册的内容共包括以下几部分：

主要内容：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委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政策法规，共计24篇；

（2）江西、湖南等省贯彻中央“减负”精神和村民自治、土地管理、移民建镇的文件及政策法规，共计15篇；

（3）由江西省“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主任蔡海康、江西省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处长盛长生等人撰写的“农民负担热点问答”，共计108题。

附录部分：减轻不合理农民负担的途径：A、抵制；B、举报；C、申请行政复议；D、提起行政诉讼；E、信访（指向上级政府部门写信反映情况）。

这本书的扉页上印着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讲话，封二还提供了江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农村问题投诉电话号码。这本书未放在书店里公开卖，而是由农民直接到《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购买。从2000年7月29日到8月11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共卖出了12,000册，购买者全是清一色的农民。农民们拿着这本由政府文件汇编而成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等于拿到了法律依据，并据此向当地政府的基层干部据理力争，讨论哪种收费是合法的，哪些属于不合法的乱收费。

2、厄运降临，中央政府文件汇编成了“反动书籍”

然而这本经过省级新闻出版局批准出版的宣传中共中央政策的书，却遭到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厄运。最初，这本小册子被一些干部说成是“法轮功”编的“反动小册子”（注：199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与中国政府宣布，法轮功是应该予以取缔的非法气功组织），要没收这本农民们千辛万苦买来的政府文件汇编。

2000年8月21日，正沉浸在“为农民办了一件好事”的喜悦中的《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停止销售《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并收回已经售出的书。接下来就是政府部门依据购书农民的登记地址，分头下乡，“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手册；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包括公安机关也接到指令，要求“挨家挨户”收回手册，不可遗漏。有的地方先是利诱，将回购书款提高到12元（原书价为10元），希望利用这2元钱的价格差促使农民主动交书。政府的口号是“书卖到哪里，不良影响消除到哪里”。

已经购买到书的农民不愿意交回书。起初，干部对农民说的收书理由是“因为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不当”，可农民说，那将封面撕下来还给你，我们留下《手册》内文不行吗？收书的人又将理由改成“正文校对有误”，农民说哪里有误我拿笔改过来不就行了？这让收书的人很尴尬，干脆什么理由都不解释，直接强行收书。一些基层干部威胁农民：“谁收藏书，谁负一切后果”。经过半个月的收缴，卖出去的12,000册书，共有11,000册被收缴上来，送回江西省城南昌市，存在仓库里。有一位乡村民办教师，因为将这本书复印后分发给其他的农民，竟然被诬以“散布反动书籍”罪名被捕。

发行这本书的直接责任人桂晓琦，先是被停职检查。在停职检查期间，江西省省委在讨论如何处理他的问题上有分歧。大多数省委成员主张严厉惩罚，但该省的主要领导不愿意承担责任（该省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李九莲冤案”而臭名昭著，本书第一章提到过此案），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同意将桂晓琦抓起来再定罪。桂晓琦得到消息，发现自己将成为第二个“高勤荣”时，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先行出逃，出逃时间仅仅只比抓捕他的时间早了两小时。江西省的官员们发话：“除非桂晓琦不回江西，回了江西就让他进牢房！”直到现在，桂晓琦还在外流浪vii。

这件事情让中国政府陷入了一个奇怪的逻辑悖论：政府发布各种政策法规文件，本来就应该让公民知晓，依法办事；但一向表示“服从中央领导”的基层政府对此的态度却是：中央文件于我们有利，我们就执行；于我们不利，那就不能让民众知道，必要时可以把中央文件定成“反动书籍”。

此案详情在影响很大的《南方周末》发表之后，不能说“中央政府”与“中央领导人”不知道，桂晓琦本人也到国务院农业部投诉过，但中央政府各部门居然没有一个官员就此事质问过江西省政府。这段经历让还想为“党的利益”做点事的桂晓琦特别寒心。在与笔者谈话时，他只好以自己的命运比高勤荣好一些来安慰自己。

五、辽宁省记者姜维平揭露该省高层腐败，锒铛入狱

中国的辽宁省一直是个贪污腐败高发地区，当地公众对此敢怒不敢言。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主任姜维平从1998年开始，以笔名撰写一系列文章揭露辽宁省高层领导贪污腐败的行径，“薄熙来专制下大连市民叫苦连天”一文，揭露了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中国太子党中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薄熙来的一些腐败丑闻，包括一些性丑闻；“沈阳市副市长澳门输掉四千万”的文章，揭露了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用公款在境外赌博，一次输掉几千万人民币。其它的文章还揭露了大庆市市长钱棣华贪污公款，为他的29个情妇购买公寓等腐败丑闻。由于这类文章根本没有可能在大陆发表，姜维平只得将这些文章陆续发表于香港几家政论杂志如《前哨》（Front-Line）上，这些杂志一直被共产党视为“反共”杂志。

尽管姜维平使用的是笔名，但对于中国安全部门来说，在中共特务遍地的香港查出作者真实身份毫无困难。1999年底，在国家安全部的压力之下，姜维平先是被香港《文汇报》变相解雇：该报将驻东北办事处从大连迁往沈阳，家在大连的姜维平无法随报迁徙，只得离开该报。这件事对姜维平非常不公平。因为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其实是姜维平一手创办，该报只是给了姜维平一个名义，姜维平利用自己的能力与在东北地区广泛的人际关系，白手起家开办了该办事处。这种解雇是出于以下原因，第一，《文汇报》是中共投资的报纸，该报要撇清与姜维平的关系，让姜维平不连累该报；第二，解雇姜维平，报社在姜被捕以后，完全用不着承担为姜说话的道义责任。

2000年12月，姜维平被辽宁省大连市国家安全局秘密逮捕。在被秘密关押了一年多以后，2002年1月25日下午2时，大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判。这次审判被有关当局故意安排成“公开”形式，但到庭的50多人全是当局所安排，许多人根本不了解案情，而姜维平的家属想参加旁听，却遭到拒绝。在这次审判中，姜维平被控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判处有期徒刑8年，但姜维平当庭否认控罪，并扔掉要他签字的钢笔，疾声谴责对他的判决是“对法律的践踏”，表示将会上诉，尽管这种上诉最后还是会以“维持原判”告终。

这次被指控的三项罪名，完全是根据中共国安局的需要罗织而成的莫须有罪名。其中第一项是“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证据是他在香港杂志上报导了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在澳门豪赌输掉3,000万元。虽然马向东在澳门豪赌确属事实，马本人因此后来被捕，马的腐败案件在大陆媒体上也有很多报导，但给姜维平定罪的理由是姜的报导比大陆媒体早了几个月时间，所以仍然算“泄露国家机密”。第二项控罪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证据是姜维平报导了大连一个地方剧院“天天乐”上演地方戏“二人转”，其中有的戏是讽刺官场腐败，表达了民间的愤怒与不满。尽管这个剧场至今仍在演出这样的戏，内容也无多大改变，当局也并未指控该剧场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姜维平却因报道这样的戏指控为“煽动颠覆罪”。第三项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证据有两条。一是姜维平报道台湾市议员林滴娟在辽宁海城遇害事件时，向公安局借了一份验血报告，报告卷宗上注有“机密”两字，但文章写完后该卷宗忘记归还。其二是多年前国务院颁发的一份文件，关于允许内地企业在境外报纸上登广告的一份境外报刊名单。当时姜维平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主任，专门负责为该报在东北地区找广告客户，他需要掌握政府的有关政策，手头有这份文件完全是工作需要。

据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这次判刑的第三项罪名其实是在国安局搜查了姜维平的家以后才决定增加的。指控的罪名当中有意回避了姜维平揭露薄熙来腐败的文章，而实际上姜维平被捕完全是薄熙来在背后操纵的结果viii。2006年1月，遭政府关押五年、身体状况严重恶化的姜维平提前获得释放，外界猜测与胡锦涛2006年4月访问美国有关，但此种猜测遭美方否定。

六、为什么总是揭露腐败者受到惩罚？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很少及时处置因贪污腐败而造成社会不安的各级政府官员，只是忙于封杀所有勇于揭露事实真相的记者和传媒。中国政府强调“开展舆论监督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说法，其实完全是本末倒置。它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对“社会安定”的看法与民主国家相反，也与中国民众的看法相反。在中国政府的眼中，官员的渎职腐败并非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新闻媒体对官员渎职腐败的报道才造成了社会不稳定。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政府从来就有控制思想言论的传统。在1979年以前，这类罪行一律冠之以“反革命罪”。改革开放以后，这条滥杀无辜的“反革命罪”因为中国社会公众对其深恶痛绝，并被视为中共专制的象征而被废除，但1979年邓小平为了给主张民主化的魏京生定罪，很聪明地用“泄露国家机密罪”作借口将魏京生逮捕入狱。此后，中共政府认识到用这种罪名入人以罪，比用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方便有利得多，因为第一，以思想言论入罪事实上已经声名狼藉，被批判的对象反而因此获得社会尊重，故中国社会有“越批越香”之说；第二，在共产党完全控制舆论等宣传机器的情况下，用各种刑事罪名入人以罪，被诬者无从辩护，还可以损毁被诬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1994年江泽民在上海秘密下达指示：“政治问题要非政治化处理”，意即若能以各种社会声名狼藉的刑事罪（如嫖娼、诈骗、贪污腐败）对政治犯治罪，就以各种刑事罪治罪；如果一时栽不上这种罪名，则一律诬指为“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危害国家安全罪” 。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对待思想言论等良心罪，一律按照这一方针处理。

在一个漠视人权的专制国度里，忠于记者职业操守的记者们只能遭逢到如此悲惨命运。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活埋）了460个儒（知识分子），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镇压反革命），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对于政治问题要非政治化处理。（作者注：即要用国家诬陷方式，对主张言论自由或民主政治的人士，抓捕时要用腐败、刑事犯罪等罪名抓起来，以免国际人权组织抗议）

江泽民1998年的秘密指示

第八章 牺牲者墓园

一、一朵被掐断的带刺玫瑰：《南方周末》

1、《南方周末》独秀天南

《南方周末》是1984年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出资创办的周末报，每周一期，第一任总编辑是左方。

左方成为《南方周末》的总编辑，是中国报业的幸运，也是中国读者的幸运。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南方周末》形成了后来的基本风格。也因为有了这张报纸，中国的所谓“传媒”业得以避免充当“党的喉舌”这种集体耻辱。

这张报纸辉煌过的时间很短，前后算来也就10多年，但这张报纸与它的努力将来会载入中国的新闻史。中国也有一些杂志如《书屋》等，虽然曾经灿烂过，但前后只有两三年，有如昙花一现，对社会的影响也主要限于知识阶层，而非一般公众。剖析《南方周末》十余年之沉浮命运，可以管窥到中国当代媒体在政府严格的控制下究竟能走多远，也可以了解中国的媒体在争取新闻自由这条道路上走得多么艰辛。

用左方自己的话来说，《南方周末》在10多年内主要做了两件事：启蒙和冲破《真理报》模式。所谓《真理报》模式，就是苏联模式，其主旨就是将报纸办成“无产阶级宣传阵地”，说假话是《真理报》模式最典型的特征－－这一特点注定了《真理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因为说真话是新闻道德的底线。

当代中国人所说的“启蒙”，指的是传播西方民主思想与自由理念。“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反思“文革”（1966年～1978年），继而反思中共建国（1949年）之后的历史，再进一步反思鸦片战争（1840年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起因于英国贩卖鸦片到中国）以及现代史，希望找出一条能够引领中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这种反思本是学术领域的事情，很难达于民众。但《南方周末》在创办之初就确定了这样的定位：做沟通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一方面，这张报纸要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自由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于民众之中；另一方面则要多登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新闻，敢言党报所不敢言，以此作为《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有别于其母报《南方日报》，并吸引广大平民读者。

左方确定的办报方针，用中国大陆新闻界的行话说，就是要敢于、善于打“擦边球”，意思是，打的“球”出了界（这个“界”指的是中共的宣传纪律），便判输；但如果打的每个“球”都四平八稳，那观众看了就会没兴致。打“擦边球”就是要既不违反中共的宣传纪律，又可引人入胜。正是由于《南方周末》不讲“官话”“套话”，每期都力争有一两篇能反映民间疾苦呼声、切中时弊的报道，打出引人入胜的“擦边球”，因此它在全国的销量远远超过作为“喉舌”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以及知识性、趣味性较多的《羊城晚报》。

2、全盛时期的《南方周末》

笔者搜集了1990年代《南方周末》历年的报纸，从报道地域（报道事件发生地或主要涉及地域）、主要批评对象（报道中提及的主要当事机构或人物）、主要批评内容（报道涉及的内容和主题）、报道涉及领域（报道涉及的行业或领域）4个方面来研究《南方周末》的新闻报道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看出《南方周末》的沉浮轨迹。以该报受到强烈政治干预的2000年为界，在此之前呈如下特点：

（1）批评报道数量占主流。尤其是在1997至1998年间，该报几乎全力履行“舆论监督”责任。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有关，1998年，正好是《现代化的陷阱》、《交锋》等著作问世，全国都形成一种反思改革并强烈批评政治腐败的浪潮。尤其是在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中国政府与北京的一批经济学家鼓吹“洪水有利于启动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南方周末》几乎是发表反对意见的唯一报刊。

（ 2）从批评对象来看，《南方周末》批评的对象主要集中党政事业单位，如工商、税务、海关、财政、金融、证券等政府部门与垄断部门，以及公检法系统（含反贪局）。近20多年来，这几类部门正好是“权力寻租”活动最猖狂的部门，属于贪污腐败现象高发领域。

（3）从批评报道的地域分布来看，基本上是批评该报所在地广州以外的地方。《南方周末》的批评报道主要发生地为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几个省份，这几个省份几乎占了批评报道总量的一半左右。对西部或东北各省的报道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广州距离西部和东北各省比较远有关，更与当地人对《南方周末》的了解及信任度有关。根据《南方周末》的记者反映，某地读者对该报了解程度深，提供报道素材的人就多，采访也容易得到协助。

应该说，左方等创办人为这张报纸的定位准确，而且实际操作也很成功。在政府的新闻管制下，《南方周末》一直尽可能地尖锐批评各种社会黑暗面，成为中国报业的一面旗帜，并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尊敬，最后成为一份拥有300多万读者且多为私人订阅的报纸，成为中国当代新闻业中的奇迹。不少被批评的地方政府与腐败官员因为害怕《南方周末》的批评，往往在报纸发行当日恶意收购，不让一张报纸流入当地市场，以免被当地读者见到。美国一位媒体人称：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媒体，比较看重的有三家：《南方周末》居其一。

但《南方周末》赢得社会尊重的特点，也就是它遭到中国政府深深忌恨之处。《南方周末》一直坚持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左方与接任其职的总编辑江艺平都曾充满苦涩地说：向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写检讨，是《南方周末》总编必须练习的“基本功”。

读者也许要问：为什么其他报纸不能象《南方周末》那样办？《南方周末》能够生存下来，有什么特殊条件？确实，在中国严厉的新闻管制体制下，《南方周末》的生存是个奇迹。要理解这个“奇迹”，必须要了解中国媒体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

自80年代始，不少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曾经尝试过办报纸或杂志。但任何人在考虑报纸杂志定位时，都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是要一家力图履行社会批评责任而短命的媒体，还是“偶尔露露峥嵘，大多时候寒芒（剑锋）深藏”的“平稳”媒体好？大多数媒体负责人自然会选择后者，但往往也会为偶尔露出的峥嵘头角付出“生命的代价”，笔者在本章最后一节所列举的名单，仅仅是牺牲者当中的一部分。欧美国家媒体死亡可能是因为经营不善，读者太少；而在中国，死亡的媒体却恰好是最优秀的，这样的媒体不缺读者，只是因为履行媒体社会批评的责任，而被中国政府主管宣传的部门判了“死刑”。

中国政府虽然将“舆论监督”挂在口边，但却用各种方法禁止批评性报道。在中国政府对媒体的各种约束当中，其中一个最荒唐的规定就是“批评报道要与被批评者（这些被批评者当然都是官员与政府机构）见面，必须获得被批评者及其主管上级单位签字同意方能发表”。这一荒谬规定使得许多批评报道胎死腹中，因为绝大多数批评报道都不能得到被批评者的认可，哪怕全部都是事实。笔者在传媒工作将近十年，这方面的经历几乎可以写一本书，这里只谈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小故事：

与笔者同事的一位女记者接到举报，举报人称：一位从四川小镇来的17岁的姑娘被人贩子拐卖，被迫在深圳宝安区一家酒楼做妓女，每天接客的钱全部被“鸡头”（男性老鸨）拿走，姑娘没有人身自由。两个多月以后，这女孩子无法忍受每天的虐待，也因看守得太紧无法出逃，在生不如死的煎熬中，女孩被迫跳楼自杀，结果未死亡，但脊柱受伤，高位瘫痪。我这位女同事前去了解，得知那家酒楼还有30余位同样遭遇的女孩操皮肉生涯。在同情心驱使下，这位女记者花了半个多月时间采访，写成文章后，按照规定必须获得被批评者的主管单位同意后才能发表。因该酒楼位于宝安区某派出所辖区以内，于是记者去见这位派出所所长，所长则要求这位女记者一同去见派出所的上级主管宝安区公安局负责人。那位负责人热情接待，并慢条斯理地告诉这位女记者：“我们党治国是靠两条‘杆子’，一条‘杆子’是枪杆子，另一条‘杆子’是笔杆子。我们公安工作算是枪杆子，你们报社吗，就是笔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本是一家人，你们报社有事，我们得帮忙；我们这里有事，你们那里也得帮着一点，哪有互相拆台的事情呢？”这位女记者坐不住了，只得告辞。人还未回到报社，该公安局负责人已经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要求不得将此事披露见报，并且要求报社总编约束记者，不得将此稿投往其他任何报社，否则后果自负。

女记者向笔者谈及此事，我想了个主意：由我帮她联系，改用笔名投到广州的《南方周末》或者其他报刊杂志去发表。女记者听了后眼睛一亮，说她去与有关负责人商量一下，争取他们的同意。但两个多小时后，她垂头丧气地通知我：不行。报社负责人说，宝安区公安局说了，采访这事的记者只有她一个人，不管用什么笔名发表，人家都知道是谁写的，还得找上门来，最终都会影响报社的“公共关系”。

这个故事并非少数记者遭遇到的“个案”，而是中国绝大多数记者们都可能遇到的事情，只要批评报道针对的对象还掌握权力，或者背后有权力部门撑腰，记者没有不遭遇压力的。笔者只是想借这个故事告诉读者，在中国许多批评报道胎死腹中是政治体制造成的。许多记者千辛万苦，历经艰难写的批评报道，见报的概率很小；而最后见之于报的报道，也往往给记者与报社带来诸多麻烦。大多数报社负责人不想惹麻烦，也不愿意替记者分担责任，久而久之，刚进报社时很想做点事情的年轻记者们也灰心丧气，开始采写政府会议消息，发表一些美化政府部门与企业的稿件，既维护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又不需要再冒任何风险。通过写这类报道尝到甜头后，不少人就成了“记者油子”，有一首顺口溜说“一等记者玩股票，二等记者拉广告，三等记者收红包，四等记者写报道”，讽刺的就是这种现象。

－－在此，笔者顺便想提供一点读中国报纸的经验：对于说好的报道，大可不必相信。这些年来，政府树立的“廉洁奉公”的“人民好公仆”之类的官员们，其贪污腐败劣迹不断被曝光就是一个明证。但如果是批评报道，就根本不必怀疑其真实性，因为事实只会比披露出来的还要严重许多倍。几乎每一篇批评报道（除了批评无权势者之外）见报，都有一个很长的幕后故事。

3、《南方周末》的特殊生存条件

让我们再回到有关《南方周末》的话题上来。《南方周末》多年来几经风雨，数度面临生死存亡，最后都能大难不死，其中除了《南方周末》报社创办者左方及其继任者江艺平具有难得的勇气与社会责任感之外，还有几个因素是《南方周末》得以生存并发展的条件：

第一，《南方周末》生存于广东这一得“开放”政策风气之先的地方。在这里，笔者必须交待一下广东省特殊的政治背景。1999年之前，广东省一直由自成一派的“广东帮”控制，其背后靠山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及其儿子叶选平这一号称“南天王”的家族，中央派来的官员在广东“玩不转”。广东省地方势力腐败但比较浅陋务实，从不注重文化发展，也不认为文化对社会发展有什么重要作用，但对于能够赚钱的“学术商业化”与“文化商业化”倒是很少加以限制，这就给了媒体以发展机会。全国想干点事的传媒人才云集广东省，造成广东省传媒业一枝独秀的局面。与全国其他省份不同，广东报业因为率先商业化获得成功，不但不需要省财政负担，还能够为政府上交大量税收，是一只名副其实的下“金蛋”的“鹅”。

广东省的媒体既然已经“商业化”，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自然就不能再保持党报的官式面孔，必须以“可读性”争取读者。许多在广东省并非出类拔萃的报纸，其可读性也远高于其他各省报纸中的佼佼者。《南方周末》在媒体群雄并起的广东还能占有一席之地，完全得益于它的大胆与切中时弊。尤其是该报的批评性报道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普遍性问题，顺应了公众对现实的批判、监督愿望，因此成为广东省唯一的一份全国性报纸。广东省政府深知本地媒体生存竞争达到白热化，管得太死，就等于让媒体自杀，所以在2001年全国政治大气候未全面恶化之前，一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第二，《南方周末》的上级是广东省委党报《南方日报》，这个省级党报的“保护伞”也是《南方周末》多次化险为夷的主要因素。在广州报业中，南方报业集团有个最大的特点：母报弱，子报强。母报《南方日报》因受限于“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这一党报角色定位，只能讲“官话”“套话”，根本无法吸引读者；而子报《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都有较大的读者群，尤其是《南方周末》有300多万份销售量，是报业集团的财源。广州的报业群雄并起，仅报业集团就有三家：《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与《南方日报》。多年来，这三家报纸一直在演出广州报业的“三国征战”，竞争非常激烈。仅仅从生存这一角度考虑，《南方日报》也必须凭借自己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的特殊地位，尽力保护《南方周末》，以利于整个报业集团的生存。

第三，《南方周末》摸索出来一些生存技巧，那就是以批评广东省尤其是广州市之外的各种社会黑暗现象为主（行内称之为“异地反腐败”），对于本地的腐败现象，《南方周末》一般避免做报导，以免成为挨枪打的“出头鸟”。这样一来，大大减轻了生存压力。

由于上述三方面原因，广东省委、省政府对《南方周末》引起中央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不满，多是采取小整肃以顺上级意图的做法，一直不想“动大手术”。中宣部经常在“月评”中点《南方周末》的名，恨不能除之而后快，经常痛饬广东省整顿，广东省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中宣部因此痛骂“广东省无能，连一张《南方周末》都收拾不了”，但心里也明白这是地方政治势力在起作用。而《南方周末》的总编辑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练就了写“检讨”的本事，“出政治错误－检讨－过关－再出政治错误－再检讨－再过关”成了该报与政府之间经常上演的剧目，而最后总还是能够化险为夷，也主要依赖于地方保护伞的努力庇护。直至1998年李长春走马上任广东担任省委书记，《南方周末》的生存状况才开始不可挽回地恶化。

第四，《南方周末》领导层多年苦心营造了一种负责任、敢于讲真话的报社文化，这种文化又养成了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笔者曾与中国不少报社的记者打过交道，自己也曾在媒体工作数年，作出的判断是：《南方周末》记者群是整体素质（尤其是职业道德）远远高于其它报社的一个记者群体。在“有偿新闻（即记者接受贿赂后按照行贿者的要求编造赞扬后者的报道）”大行其道的今日中国，新闻行业从业人员自己都曾这样调侃这一职业：“老记不如鸡（鸡，妓女的贬称俗称）”，意指“鸡”还有职业道德，拿了嫖客的钱还要提供服务，而中国的许多记者却连新闻行业尊重事实这一基本职业道德都做不到，但《南方周末》这个记者群体给新闻记者这个行业带来了尊严。

4、《南方周末》被逐步阉割

从2000年开始，《南方周末》面临被逐步阉割的命运。

有人对《南方周末》做过研究，认为从1999年开始，《南方周末》的批评报道有弱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批评报道在1997年与1998年间出现较多，此后即开始减少；

二、1999年后对权力机构的批评报道减少。事实上，中国社会当前最主要的阴暗面是滥用行政权力、贪污受贿和各种社会问题。《南方周末》在1997～1999年的批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现实，1999年以后，这类对政府权力机构的批评日渐减少。

三、在批评领域选择上出现欺软怕硬的趋势。如对财政金融和公用事业、交通通讯等垄断行业的的批评，只在1997年、1998年与1999年有所涉及，此后这方面报道极少，而垄断行业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温床。而对科教文卫（包括出版传播），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包括农村家庭手工业）等弱权力行业，1997年，1998年的批评报道基本未涉及，但这类批评报道却占2001年所有批评报道的50%，2003年亦如此。

四、批评内容由揭露党政机关的贪污腐化、滥用职权转向揭露社会问题和社会阴暗面的犯罪、娼妓和封建迷信。从2000年开始，批评对象不再是政府机关，公安局、检察院与法院，而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公众个人的批判上，对个人的批评数量在2000年占批评报道总量的80％，此后两年均是50％左右。而国有企业则从来就未成为批评重点。与第二条所涉及的被批评机构相对应，被批评人物同样集中在公众与事业单位负责人，政府机构负责人只占26.1%，而且主要是地、市、厅局级官员，即对中基层官员的批评，没涉及高层。被批评的个人当中，主要是对民营工商企业家的批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只占36%。这一特点表明《南方周末》自2000年开始，对下层的监督要远大于对上层的监督i。

上述四大趋势显示，《南方周末》的舆论监督在逐渐弱化，批评力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到了2003年10月以后，随着最后一批《南方周末》原记者被迫去职，充斥该报版面的只剩下精巧的歌颂文章与闲情叙事，不少报道的“优势”已经只是将“拍马”文章做得看起来象真实的民意表达。

应该说，上述研究是符合《南方周末》近几年演变趋势的。但造成批评力度下降的原因并非《南方周末》自身的选择，而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强，最后达到不改变《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誓不罢休的程度。自1999年开始，南方报业集团被迫多次撤换《南方周末》的总编与领导层，并迫使骨干记者离职，该报被迫进入且战且退的艰难时期，直到最后将整个报社的领导层、记者编辑几乎全部清洗换班。

5、《南方周末》为何被阉割？

应该说，《南方周末》被阉割，其实是中国政治局势演变的结果。国内网民（包括《南方周末》的记者在内）将全部指责都对准《南方周末》现任总编向熹，只是因为批评向熹没有政治风险，说穿了，向熹只是中国政府宣传部门所使用的一杆枪而已。

1998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1997年邓小平去世，此后江泽民才算是当上了名正言顺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真正完全“亲政”。而这时他对中国的社会形势以及自己的掌舵能力还并不很清楚，也就在这一难得的政治空隙中，中国思想界积聚了近十年的思考开始喷发，好几本议论时政的书籍如《现代化的陷阱》、《交锋》等均在1998年春天出版，这些书籍对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反思之深刻前所未有，因而促动了全中国的“议论时政热”，这一年的春天也因此被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们称之为“北京的春天”。当时，无论是政府高层还是民间，均抱有一个幻想：由于地方政府欺上瞒下，传媒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中央领导人可能不了解许多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现在这些书将这些问题既犀利又委婉地指出来了，党中央总该要想办法解决吧？

然而“党中央”无法用自己的左拳痛击自己的右拳。他们既要维护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因为他们自己及其家族就是最大的获利者），那就无法解决这些植根于制度的问题。“权力市场化”这个“潘多拉盒子”既然是共产党打开的，共产党的各级官僚也深受其惠，他们怎可能放弃自己的利益？于是，共产党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为渡过危机曾一度拼命压抑的专制本性，再度成了主导党与政府行为的力量，加紧控制舆论成了首要任务－－这一本性，在改革以来曾经数度压抑－释放－再压抑－再释放，导致中国的政治运动旋起旋落。

由于《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关系，笔者是这一政治局势变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最初压力不太大时，笔者还可以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不太尖锐的文章，但每逢发表尖锐批评的文章时都会历经波折，后患无穷，连累不少编辑与媒体。深圳的媒体早在1998年6月就接获深圳市委宣传部通知，不准刊登发表笔者的文章，广东省的各媒体也在1999年接到类似的通知。这种压力一天大似一天，从2000年开始，全国各大媒体都已经接到通知，不得发表本人的任何作品。而湖南的《书屋》杂志因发表笔者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导致中宣部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湖南长沙，专事“整顿”工作达数月之久，总编周实先生被撤职调离，编辑全部重新换人。2001年1月广西漓江出版社又因出版笔者的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几乎陷入灭顶之灾，被勒令停业一年多，相当长时间内不允许该出版社再出新书。广西出版界的总编们因此被集中“学习”一个月，以“吸取经验教训”，而责任编辑项小姐也因此被解聘，失去了工作。因为不愿意再连累人，从国安局进驻我家隔壁，实行全面监控开始，笔者已经不再与其他人保持联系。笔者所在报社也数次要求笔者“理解报社的困难”，主动辞职。并声言如不辞职，最后只有开除一途。

笔者只是一位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尚且遭遇如此巨大困难，作为报业精英的《南方周末》的厄运自然更不可避免。但随着“南天王”叶氏家族政治势力式微，“上海帮”在中央的势力坐大，广东省的地方势力在中央已经没有后台。接着广东省又出了涉及资金几十亿的潮州汕头骗税大案，江泽民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大力翦除广东省地方势力，李长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南方周末》的厄运从此真正开始。只是《南方周末》还不甘心束手就擒，而是且战且退，一有机会就发表一些针对滥用行政特权、贪污受贿的批评报道，但再也不能象1997至1998年那样，形成稳定的报道风格，敏感的读者当然也会嗅出一些味道来。

在广东媒体圈内流传李长春履任后发布的一段讲话：“我到广东来，主要任务之一是整顿广东省的媒体。象《南方周末》这种自由化倾向很强的报纸，我是从来不看的。我也从不让我的孩子们读这张报纸，以免他们受到不良影响。”这句话曾被当作“省委领导”指示（有书面文件）传达至广东省内各媒体的部门主任一级，本人就曾亲聆这一传达。后来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也拾人牙慧，说了类似的一句话，结果深圳几家报社的负责人竟非常一致地从此将《南方周末》视为“异类”，每逢记者写有批评稿，否定的理由竟是“我们不能将报纸办成《南方周末》”。但不知为何，有一位中国的异议作家在一篇文章里竟将此传闻写成了李长春说他“最喜欢读《南方周末》”，此话经一人权组织译成英文发表后，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在2003年李长春当了政治局委员并成为意识形态大主管后，海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们竟引用此段“逸事”论证李长春主管宣传部门后，中国媒体将有大的改革。他们竟不去想想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李长春既然支持《南方周末》，该报何以从1999年开始面临被阉割的命运？报社高层几经撤换，记者群体星流云散？最后成了一家空余《南方周末》报名，却没有当年《南方周末》灵魂的媒体？

6、狼要吃小羊，总能找到借口

中国政府对《南方周末》的整肃是个渐进的过程。由于《南方周末》的名声实在太大，停办有碍“国际观瞻”（有损国际形象），颇招指责，于是中国政府玩起90年代发明的“旧瓶装新酒”的新政治权谋：保留报社（旧瓶）名称，撤换领导层与骨干采编人员（新酒），改变办报方针。到1999年下半年，《南方周末》虽然被迫拒绝刊登一些被政府点名的作者之文章，但还是未能逃脱被整肃的厄运。

中宣部最开始是想使用“换帅”的手法改造《南方周末》，接任左方的江艺平因此被撤换，2000年1月1日江艺平在《南方周末》的头版发表一篇“致读者信”，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不得不离职的苦衷。不过那封信太过委婉，除了一些与《南方周末》关系密切一点的作者及读者之外，很多读者并不知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接任总编职位的钱钢与副总编的陈明洋，还有其他采编人员都是《南方周末》的老班底，于是《南方周末》与政府主管部门玩起了“老鼠戏猫”的游戏，有时趁“猫”打盹时发表一两篇“插边球”式报道，这就出现了前面分析的“从1999年开始，《南方周末》的批评报道风格有弱化的倾向”这一特点。因为风格有所改变，全国读者颇有怨言，而报社对此无能为力，有苦难言。

但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中国政府，又岂能容得利爪下的“老鼠”与它捉迷藏？既然换帅还是无法让《南方周末》乖乖就范，就干脆连锅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政治整肃是其诞生以来就一直在玩的老把戏，玩了整整80多年，经验非常丰富。整肃《南方周末》的决心已下，借口随时都可以找到。

机会终于来了。《南方周末》于2001年4月19日登载了一篇“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4月26日登载了“张君案再检讨”。两篇报道谈的都是当时轰动中国的一个特大暴力集团（首脑为张君）连续杀人抢劫的案件。这个案件其实新华社也是发了“通稿”的，《南方周末》报道的独特之处只是在评述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事实上，张君等这些来自社会底层者对规则的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根源来自那些规则制定者对规则的破坏。当成克杰（注：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长清（原江西省常务副省长）等身居高位者也在通过各种公开或秘密的方式破坏规则、疯狂敛财时，他们的行为与张君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且具有极坏的示范作用和心理影响。惟一的区别是，成克杰等是通过对权力资源的占用、从而‘文明’地敛财，而对于不占有任何权力资源的张君他们来说，一切只有依靠他们自己，故选择了最原始的、同时也最为极端的暴力方式。一个专家说，暴力已经越来越成为弱者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一种主要手段。此话令人深思。”

湖南省委对《南方周末》总是报道该省官员腐败及社会阴暗面的消息早就心怀不满，立刻向中宣部告状，说《南方周末》有关张君的报道，“否定了湖南省地方政府自改革以来为改善湖南人民生活而做的多年努力，煽动湖南人民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是给湖南省添乱”。中宣部本来就一直在找机会整治《南方周末》，这次湖南省委状告该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借口，立即下令广东省委查处此事，与此同时，中宣部还以《南方都市报》刊登的新闻照片，“竟然把有关伊斯兰教和猪（回教徒不吃猪肉）的照片放在同一版面”，违背了“党的宗教政策”为由，责令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要撤《南方都市报》主编关健的职，以此加大压力。

这一次对《南方周末》的整肃相当彻底，新总编到任以后，颁布规定：原来的部门主任与惯写“负面报道”的记者全部解聘，其余记者编辑留报社察看一年，视其“政治表现”再决定是否留用。自此以后，《南方周末》再也没有可能履行“舆论监督责任”了，记者们只能且战且退。到2002年3月21日又发生了令中央震怒的“希望工程”报道案（见本书第六章），此后，不断传出《南方周末》的记者被迫离开该报的消息ii。而到了2003年，《南方周末》已经被中国政府采用这种不换牌子换人马、“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成功改造成一份再也没有社会批判精神的世俗媒体，达到了现任广东省委的要求：“办成一份《故事会》、《读者》、《家庭》那种给中国人讲故事的大众世俗媒体”。《南方周末》的原班记者编辑星流云散，被中国视为“第一周报”的这张报纸已经失去它原有的光彩。

一朵灿烂的带刺红玫瑰终于被中国政府用力掐断，一度成为中国媒体业骄傲的《南方周末》成了一枝没有生命力的塑料蔷薇花。

二、牺牲者墓园iii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媒体一方面渐渐减少甚至失去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比如有些媒体由全额财政拨款变成了差额财政拨款（只按员工人数拨付工资、办公费用，没有医疗保险、住房等福利），有些媒体因为地方财政困难而减少或停止拨款，有些新创办的媒体则只有创办资金而后续资金短缺，需要“创收”（赚钱）；而另一方面又由于诸多政治限制，新闻来源相对匮乏，竞争相当激烈。这种状况被媒体形容为“又要将我们捆住手脚，又要将我们踢下海”。为了生存，不少媒体只好打“擦边球”，寻找一些还能吸引读者且又不至于遭禁的题材。媒体业这种挣脱枷锁的努力，曾经让海外不少中国观察家们看到了希望，以为总有一天中国的媒体能够获得“言论自由”。

但这一轮在政府与媒体之间的长时间博奕，以政府完全胜利而告一段落，标志就是第一章谈到的，中国政府于2003年颁布的那个意在整顿媒体业的“实施细则”，中国媒体业再次进入“严冬”。

在这一轮艰苦的博奕中，屡屡有报纸与杂志社被封，出版社停业等消息传来。尽管这些消息来源零散，但还是罗列于下，希望能为读者提供大致情况：

1989年停刊的报刊杂志有：

《世界经济导报》、《海南纪实》、《书林》、《文汇月刊》、《新观察》、《东方记事》，《走向未来》丛书与杂志，《国情研究》，还有刚从美国搬回其“精神故乡”－－中国北京出版的《知识分子》。

1990年代被陆续惩罚的媒体有：

北京《青年报刊世界》1996年5月开辟“文革”回忆栏目被新闻出版署责令取消；

辽宁《当代工人》杂志1996年某期发表了上海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有关“文革”时期“五·一六”的文章，新闻出版署责成辽宁新闻出版局要求该刊作检查；

《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12月30日停刊；《方法》1999年1月被关闭；《东方》1999年宣告正式停刊（此前已经被停刊整顿了两年），而2001年复刊的《东方》则成了一份文化清谈的杂志。

《北京文学》1999年因发表广东作家林贤志“五四之死”一文被勒令检讨，停刊数月后始获复刊。

今日中国出版社因为出版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一书，1999年5月被撤销注册而停业，该书的策划者与责任编辑从此被禁止再从事文化工作。2000年3月，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因出版何清涟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而遭停业整顿半年之久，该书责任编辑项竹薇因此被出版社解聘。

1999年11月初，中国《工人日报》头版登载了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对中国工会组织发表的长篇讲话，因该文中有“工会与党完全一致的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句话，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第二天该报登载了声称前一日所登文章“严重失实”的“修正版”，将当初尉健行讲话中提到的有关工会与党组织及政府关系的那段话全文删除。《工人日报》社的社长翟祖庚和主编张弘遵为此被指控失职遭到撤职处分。

《书屋》杂志2000年3月号因发表何清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而受到整肃，总编周实及编辑部成员均被撤职调离。2003年，时年不到50岁的周实被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强迫“退休”。

《南风窗》杂志多次被勒令检讨，其总编秦朔2003年在中山大学做演讲时曾谈到自己在让政府满意与让读者满意之间的两难处境。

《兰州晚报》2000年11月因报道批评军内某些问题，遭军方指为有损解放军形象被查处，报馆正、副总编辑、新闻主管分别被处分和撤职，两名责任编辑被开除。

从2001年以来，又有以下记录：

《广西商报》因拒绝并入党报《广西日报》，2001年被广西自治区党委勒令关闭。

《羊城晚报》的《新闻周刊》2001年5月2日发表对何清涟的专访，中宣部发文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对其进行“严厉处理”。

2001年初，广西漓江出版社因出版何清涟的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被中宣部称其书中文章讽刺了“三个代表”理论而停业整顿，责任编辑被出版社除名。

《经济早报》2001年6月被勒令停刊，原因是其在“证券”版刊登了一篇“性格决定命运，人性决定股性”的文章，文中有段文字：“深圳本地股经常敢为天下先，常有逆大盘的黑马，在大熊市中救民于水火，有特区的拓荒者色彩；最近两年底气不足，可能是‘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老人’（作者注：一首歌的唱词，指邓小平）走了，江总书记马上在‘黄浦江上画了另一个圈！’政策优惠没了，有点像后娘养的，大家从中央决定今后主板合并到沪市，就能看出究竟——不过风水轮流转，一旦锦涛同志接过革命的红旗，一定是团干部领导‘新移民’‘走进新时代’”。中宣部下令，称该文“竟用中央领导人来调侃，实属昏头”，勒令停刊。

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先后发生好几起媒体被封事件：

2005年12月下旬，《新京报》被光明报业全面接管，总编辑杨斌及两位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被免职。据说这次打压与《新京报》长期以来的报道风格有关，其直接原因是在2005年政府日益加紧对媒体报道的控制同时，《新京报》屡屡触犯敏感地区，仅在2005年下半年，《新京报》接到的中宣部通报批评就超过10次之多，其中包括《新京报》率先报道了河北定州政府雇凶殴打杀害当地农民的新闻，并报道了北京同仁医院拒收无钱医治民工导致民工死在医院的新闻，最终导致了《新京报》遭受打压iv。

200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被停刊，直接原因是“冰点”刊登了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篇文章对中国目前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多有批评v。

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好几起事件：隶属中国民政部的《公益时报》的主编陈杰人被免职，起因是该报发表一篇陕西省截留救灾款项的报导，引起陕西省政府的不满。现年34岁的陈杰人曾在《中国青年报》属下的《青年参考》报当记者，2003年5月，他因发表一篇报导，指湖北武汉市的女大学生有8％至10％卖淫，另外还有四分之一从事各类色情活动，此文引致武汉各界的抨击，指他报导失实，哗众取宠，他也因此而被《中国青年报》撤职vi。

2006年8月24日，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庄道鹤因著书披露中共对其党员施行纪检的内幕被停薪七个月，同时被罚停职一年。庄书题为《纪检专题研究文论选集》，内容是讨论有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施行的“双规”（即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书中提到被“双规”的党员会被随意传唤、隔离、审查，并被要求交代违反党纪，尤其是涉嫌腐败或不坚持党的路线的错误。该书在出版界和网上很受欢迎，但于2006年1月被责令收回处理。vii

2006 年10月17日，家住北京的评论作家丁东因帮助中共党内被排挤的前工人出版社社长何家栋（何晚年对中共颇有微词）编辑印制《何家栋文集》，而被北京国家安全局抄家传唤。该书因无出版社敢于承接出版，只是何家栋去世前希望自费印制数百册以赠亲友，还是被当局列为必须禁止之列。viii

此外，过去十多年中，还有一些出版社因出版“问题”图书或与书商合作而屡遭整顿。被中宣部指为有“问题”的图书包括：《山坳里的中国》、《历史的先声》、《日落》、《中国左祸》、《乌托邦祭》、《雪白血红》、《顾准文集》、《官场秘经》、《中国的道路》、《古拉格群岛》、《沉沦的圣殿》、《中国底层访谈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邓小平的三上三下》、《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军队》等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图书如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革”等历史禁区而无法出版。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历史的先声》一书。1999年9月，一位笔名为“笑蜀”的知识分子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前该党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主张民主自由的文章汇集成册，取名为《历史的先声》，交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张报纸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喉舌”，《新华日报》就是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的前身，《解放日报》至今还是上海市委的党报。其中不少文章都是中共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由共产党领导人或“理论家”亲自撰写的。这些文章都指责国民党“一党专政”，控制新闻舆论，破坏民主自由等。根据下列一些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文章的内容：“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驳‘灌输’理论”、“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言论自由和民主”、“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为笔的解放而斗争”。

耐人寻味的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对这些中共文献被结集出版感到十分恼火，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就此书开了一个会议，认为此书是“借我党领导人早期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攻击我党与政府，居心叵测”，“应当严厉禁止今后再出版这类借历史影射攻击现实的书”。于是出版该书的汕头大学出版社被停业整顿，编者笑蜀也被迫离开原来任教的大学。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只是将民主自由作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工具”，一旦政权到手，不需要这个“工具”了，就彻底抛弃“民主自由”的口号，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中共现在所做的正是它以前抨击国民党政权的。因此，对中共而言，今天谁再提“民主自由”就是“借历史攻击现实”，于是就惩罚这个“民主自由”的倡导者。

本章分析的事例还仅仅涉及政府用来钳制言论自由的所有手段中的两种：“卡住异议者的胃”（断绝生计）与司法迫害。其他的手段如动用国家安全局对上述人士中社会影响较大者进行跟踪、电话监听、监视电子邮件、偷拆扣留信件、监视居住、秘密搜查等特务手段，以及通过官方舆论对一些人士从事“国家诬陷”来败坏异议人士与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的名誉，均未列入本书的讨论。笔者还必须在此指出：上述名单并不完全，只是记载了众多牺牲者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有充足的事实表明：这块牺牲者的墓园还正在扩大之中。

在新闻自由度排名最后的那些国家里，根本不存在新闻自由，也不存在独立的新闻媒体。民众所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由政府严密控制的媒体发出的声音。外国新闻媒体只具有极小的活动空间，还会受到严密监督。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 October 20, 2003.

第九章 外国记者在中国

美国的中国研究开创人之一，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说过：“中国仍然是一个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地狱，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戏剧化场面，但可以辨识的事实却不多ii。”但如果真以为中国是记者采写新闻的“天堂”，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费正清先生的话仅仅是指这个国家神秘，每天发生的故事多，极具可读性。比如那些在北欧国家难得一见的凶杀案，中国每天都发生多起；而那层出不穷的贪污腐败案，情节如同传奇，让每天寻找新闻的记者们有大量事情可做。但统计学家们面对中国那成堆真假难辨的统计数据，却极为头痛，甚至根本不知道何者为真，何者为假。至于要问在中国的记者们本身的感受，恐怕除了那些专门写“有偿新闻”的中国记者之外，没有记者会认为自己活在“天堂”里。

本书前八章谈的都是中国媒体与记者的处境，那么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处境是否不同一些？他们是否享有中国人没有的特权？

在中国活动的外国记者有两类，第一类是各国媒体派驻中国的记者，这些记者主要集中于北京，一小部分集中于上海，广州、重庆亦驻有少数外国记者。据外交部新闻司统计，截至2005年8月，共有来自44个国家及国际机构的280余家新闻单位在华设有记者站，其中美国的常驻机构和记者最多，共有49家新闻单位、100多名记者。iii另一类是受聘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国际部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为中国政府工作，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为中国政府服务。除了他们的外国人身份之外，他们的工作条件与中国同事没有不同。

第一类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空间到底有多大？与中国记者相比，他们的活动空间是多一些还是更少一些？他们在中国是否能够自由接近采访目标？

要了解这些，只要细读几部驻华“外国记者管理条例”，就能够明白这些记者到底有多大的活动空间。

一、“自由”的外国记者与不自由的被采访对象

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因为其行业特殊，受到的限制反而比中国记者多得多。由于“冷战”思维，中国政府对新闻与情报之间的界定总是模糊不清。这从至今中国大学的新闻传播系的教材内容中就可以感知。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本《新闻传播法教程》就写道：“在世界新闻界，由于属于国家秘密的事项往往具有新闻价值和公众兴趣，所以往往成为新闻记者们追逐的对象。新闻记者为了获取独家新闻，有时不惜以身试法，不择手段地窃取、刺探、收买国家机密，在传媒披露，制造轰动效应，有许多国家秘密正是通过大众传媒泄露出去的。因此，从新闻出版物中获取情报历来被情报机关视为最经济、最安全、最可靠、最迅速的途径iv。”

既然中国政府如此看待新闻传媒的功能，对外国记者严加防范就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举。最早的成文法规是198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新闻机构常驻记者的暂行规定》，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外国记者纷纷进入中国。1980年代，中国政治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宽松时期，一直饱受束缚的中国传媒获得一定的活动空间，外国记者的活动空间也稍有扩大。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因为外国记者与香港记者的努力，中共的屠杀暴行得以披露于世，令中国政府非常恼火。于是1990年国务院颁布了《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用来限制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该条例规定：外国记者“不得歪曲事实、制造谣言或者以不正当手段采访报道，不得进行与其身份不符或者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统一、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违反者予以限期离境的处分。这条规定的关键在于，认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谣言的决定权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最近10余年来，一直有外国记者因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而被限期离境，如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边见秀逸在华任职期间，被限期离境v。

用来约束外国传媒的主要办法是控制新闻源，对中国国内的接受采访者施加压力。例如，规定接受采访者必须要获得本单位领导的同意方可接受采访；在外国记者采访时，必须有本单位外事办的人员在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中国人因为恐惧而拒绝接受采访；极少数敢于接受采访的人往往也无法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外国记者的信息来源受到很多限制。英国著名记者Jasper Becker谈过他自己的经验：从表面上看，外国记者可以随便到一个地方采访；可是，这个外国记者去采访时，当地政府可以突然抓他，然后逼迫记者签“悔过书”，交待“非法”到过哪些地方，“非法”采访过哪些人；然后警察根据记者的交待去抓那些被采访者。

下面是Jasper Becker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长江三峡水库周围地区一些农民对政府的政策非常不满意，邀请一些西方记者去了解情况。Jasper Becker去那里采访了一些人，得知“三峡工程”特别腐败，并从被采访者那里拿到很多材料。Jasper Becker根据采访写了一些报道。报道在国外发表以后，当地公安局就去抓那些向Jasper Becker反映情况的农民，并将他们判了刑，法庭就以Jasper Becker的报道为判罪证据。Jasper Becker为了救这些农民，去中国外交部与其他部门交涉，认为不能用他的报道来证明农民有罪。结果这些政府部门的官员说：“你去那个地方没有申请！这是一个非法的采访！”据Jasper Becker了解，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vi。

2003年12月，《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Nicholas D·Kristof)到中国东北的辽阳，想采访当地已经被捕的罢工工人领袖姚福信的妻子，在姚的家门口被中国的秘密警察“请”走，并被迫塞进出租车与便衣特务坐在一起，由另外一车秘密警察“护送”到沈阳机场，再被塞进飞往上海的飞机，克里斯托弗根本没任何可能接近采访对象vii。

二、外国记者面临的种种管束

由于外国记者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地域是在北京，其次才是上海，因此北京市根据上述管理条便制定了更详细的管理条例，这里将“北京市执行《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摘引几条：

第三条 驻本市的外国常驻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 以下简称外国驻京记者和外国驻京新闻机构）采访北京市的领导人，应当通过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提出申请，并经同意。外国驻京记者和外国驻京新闻机构采访市人民政府各部门（指各委、办、局、总公司,下同）和城区、 近郊区各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单位，应当通过该部门或者该区人民政府的外事部门提出申请，并经同意；采访远郊区各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单位，应当通过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提出申请，并经同意。驻外地的外国常驻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采访北京市的领导人、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县及其所属单位，应当通过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提出申请，并经同意。由有关单位接待的外国短期采访记者在本市的采访事宜，由接待单位按前款规定办理。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各区、县人民政府可以不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邀请外国记者参加。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可以不定期组织外国记者在本市参观、采访，并可向外国记者推荐采访项目。

第五条 外国驻京记者、外国驻京新闻机构聘用中国公民担任工作人员或者服务人员、租用房屋设立办公场所, 须通过北京外交人员服务管理机构办理。viii

上述第三条的规定其实限定了外国记者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内，如无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允许，外国记者实际上寸步难行。第四条则表明，中国政府不但要控制记者的采访活动，还用政府法令限定新闻的供给者必须是官方。而第五条更说明了一点：外国记者的日常活动和生活实际上都处于中国政府的监控之下。到现在为止，外国记者不能自由选择租住的房子，必须住在北京市政府指定的外国人公寓里，所雇佣的助手都来自中央政府主管的外国人服务局，而该机构正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通过派出服务人员监视在北京的外国人的机构。所以外国记者对中国的观察，如果不是积多年经验，实际上很难突破中国政府限定的采访范围。

如果说上述规定还只是原则性的，那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有更细致的规定。由于北京市朝阳区是北京的使馆区，外国新闻机构和驻外使团集中居住于此，所以朝阳区政府还制定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文件以便管制外国记者。这份2002年2月签发的题为“关於加强对境外记者采访事项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文件指出，中国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安排、接受境外记者的采访；对境外记者提出的民意测验、填写表格等具有社会调查性质的采访要求，各单位应婉言拒绝；对境外记者发送的宣传品、印刷品，接待部门应统一收存处理，发现有违禁内容的，应及时制止发送并上报外事、公安、安全等部门。该文件要求坚决制止境外记者对一些敏感地区、敏感事项，如“法轮功分子”、“民运分子”及其家庭住所、法庭、宗教场所以及有关民族、宗教、人权、计划生育等“非法”采访；如发现“非法”采访活动，各单位应立即予以制止，并将情况报告外事、公安、安全等部门；有关部门对其文字采访记录、录音和录像资料，可视内容暂扣留照相机、摄像机等采访设备，避免制造“现场新闻”。

该文件还要求，如遇突发事件，发生在单位内部时，应根据有关规定拒绝境外记者入内采访，并及时上报外事、公安部门；如现场已有境外记者，应由外事部门干部或公安干警向其宣布禁止现场采访，礼貌地劝其离开；如外国记者不听劝阻，由公安干警强制其离开现场。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应迅速拟定“对外表态口径”（“口径”一词为统一说法之意），报请市、区主管部门和领导批准并宣布，此前不得擅自回答境外记者的提问ix。

上述条例是针对外国记者的，对外国人当然比较客气，用中国官方的话来说是“外松内紧”。至于台湾、香港与澳门这三个地区的媒体，则连长期派驻记者的资格都没有，受到的各种限制更多。港澳记者的采访活动必须遵照中宣部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于1989年9月发布的《港澳记者来内地采访的管理办法》和《港澳记者来内地采访的注意事项》。这些文件规定，港澳记者要到中国大陆采访，必须提前15天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申请，经转告国务院港澳办获审批同意后，才能入境到“中国记者协会”办理登记，申领采访证。这种采访证为一次性证件，一个采访目的只能领取一次采访证，采访结束后必须离开中国大陆。1997年以后，手续稍有简化，采访需事先向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澳门）联络办公室申请，并得到被采访者同意；记者到内地采访须遵守内地法律。如果香港记者的采访被官方认为涉及国家机密，判刑一般较重。1993年6至7月，香港记者席扬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外事局副主任田野，了解到一些金融与经济方面的信息，写成文章发表，被视为窃取国家机密，席扬被判12年，田野被判15年x。

台湾媒体到大陆采访更困难。直到2003年，中国当局才颁布了一部《关于台湾记者来祖国大陆采访的规定(修订版)》，如果台湾记者要按规定采访某地某事，必定被那繁琐之极的规则累得半死，最后在被控制状态下采访得来的新闻与真实相差多远，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对于未经政府部门批准就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中国国内人士，中国当局一般采取严历的惩治方式。惩治等级视其“对国家的伤害程度”而定，最轻者由被采访者单位发出警告，最重者送进监牢。这方面著名的例子是1979年被判15年监禁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该案判决书称，魏的罪名是向外国人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公开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煽动活动，其中包括“通过非法渠道（意指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在境外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国政府，污蔑、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鼓吹西藏独立的文章，与境外敌视中国的力量和组织相呼应，为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制造舆论”xi。

从1979年至今，国际社会一直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了政治进步，但就在2002年，甘肃省政治异议人士李大伟被判刑，当局的理由之一是路透社（Reuters）、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e)、BBC、《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国际媒体曾先后报道了另一位政治异议人士岳天祥的审理情况，而法院认定这些国际媒体是通过李大伟获知这一消息的xii。而事实上，李大伟从未与这些记者的任何一位有过接触。李被判刑以后，在其母亲探监时向外传递了一条信息：他因为这些媒体的报道获罪，希望这些媒体能够为他呼吁，以求得国际社会的帮助获释。

三、中国政府对外国新闻报道的机会主义态度

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对外国传媒的态度具有双重性。如果这些外国媒体报道了让中国政府高兴的事情，那么中国政府就津津乐道，认为中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邓小平一直以自己成了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而非常自豪，中国政府也将此视为中国国际形象大为提高的标志。如果外国媒体报道的事情让中国政府觉得丢了面子，中国政府就认为这些媒体是“代表国际反华势力诋毁社会主义中国”。

更奇怪的是，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被当作一种政治特权：如果是政府官员接受采访，就被视为难得的荣耀；如果是非官方人士接受采访，则被视为“与境外反动势力勾结”而加以禁止。笔者在1998年以后曾接受过许多外国记者的采访，一次是路透社来采访，那天路透社记者在深圳有两次采访，一是采访笔者，另一次是采访深圳市市长兼市委书记李子彬。采访李子彬的消息被深圳各报纸作为头条新闻，被视为深圳市政府所获得的了不起的荣耀；而笔者则接获深圳市安全局通过工作单位下达的警告：以后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

许多外国记者在中国都有过被监视的经历。国家安全部向各省政府外事局印发有关外国记者信息的小册子，省政府外事局据此决定是否允许某一外国记者进入某一特别区域。用来监视和控制外国媒体的其他方法包括强迫记者们住在指定住宅区，这些住宅区由武警看守，秘密摄像和窃听外国记者家用及工作电话是常有的事。国安部在监视窃听活动中倒未必想从外国记者那里获取情报，而主要是想通过这类恐吓性活动干预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因为中国共产党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就是控制信息。

在这种被严格控制的状况下，有的外国记者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如BBC记者魏城写过一篇文章，谈他对中共“十六大”期间官方新闻发布会的感受：中国官方把记者招待会当成了政绩宣传会，并且事先挑出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或者是对中国政府“友好”的海外记者，如香港《大公报》记者和法国的中文报纸《欧洲时报》（该报资金来源与中国政府有关）的华人记者，让这些记者提出可供政府官员借机宣传政府政绩的问题。在中国官方媒体记者与政府官员的相互配合下，整场新闻发布会徒有新闻发布会之名，而无任何新闻可言xiii。

那些想在中国拍摄电视电影的外国媒体，必须按照《境外广播电视从业人员采访拍管的管理规定》xiv，事先申请并讲明到何地拍摄，而中国并非任何地方都可以让外国人随便旅游观光的。2003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在山东烟台逮捕了一位为《纽约时报》工作的摄影记者Seok（南韩人），这位记者当时正在那里拍摄北韩难民的照片，被中国政府以“偷渡罪”判处两年徒刑xv。

2006年7月5日中午，德国《时代周报》驻华记者布鲁默（Georg Blume）在云南怒江沿岸小沙坝村和当地农民就怒江建坝的移民问题进行采访交谈后，被当地警察逮捕。庐水县官员要求他销毁所有谈话记录和录像。布鲁默拒绝交出有关建坝工程的文件，但被迫在一份有关他在当地活动的声明上签字。xvi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积多年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外国记者几乎不可能深入观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那些实行几年一轮换制度的外国记者，在这么一段短短的时间内，记者往往连语言都还不够熟练，更谈不上在严重过滤信息的状态之下了解真实的中国。

四、在中国媒体工作的外国记者的遭遇

一位长期在中央电视台9频道工作的外国编辑Joan Maltese，辞职回到美国以后写了一篇“中国的宣传机器如何运作” xvii，这篇文章详细解释了观众为什么从中国的电视里总是看到一片光明。原文很长，下面是她的部分记述：

“这是2002年北京中央电视台第9频道一个夜班的结束时间，工作室里电脑桌上茶杯狼藉。作为该台英语频道的值班外籍专家，我正依据导播和监制精心挑选编排的内容准备早晨8点钟要播出的新闻标题。我非常明白，在中国这种新闻审查制度之下，空话套话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我在电脑上打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发表关于继续依靠农业建设全面小康的重要讲话’，‘政协主席李瑞环说澳门回归以来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土耳其与美国飞机坠毁，96人遇难’，……”Joan Maltese指出，这就是英国、法国的卫星新闻订户和美国的福克斯（Fox）有线订户花钱收看的中国电视节目。而福克斯有线卫星专案是中国打入世界传媒市场的主要产品，有全天24小时的节目，被中国政府称为“您了解中国的第一窗口”。

Joan Maltese这样描述她与她的同事的工作：“把材料从电脑上下载下来，编排得符合党的路线，然后交给每时每刻至少有一个在场的审查官。少有的例外是播一些其实无关紧要的实地报导和政府的消息发布。9频道的新闻完全来源于中国官方的通讯社－－新华社。”“9频道的办台宗旨是让外国人看到：中国已改革开放，我们的新闻跟你们的一模一样。管理部门给我们确定的使命是：给中国政府树立良好形象。”

????Joan Maltese这些外籍专家来中国前，都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当然知道中国的“新闻”的任务是“制造光明”。也知道中国的新闻与国外播放的中国新闻有多大的不同：“当英国游客被杀害于长城脚下时，9频道一无所知。当警察关闭北京所有的网吧时，9频道节目从来不会质疑这一解释‘党是为了安全起见’。当追捕法轮功信众的警察突袭我住的宾馆，在严冬的半夜里将中外宾客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赶到大街上时，9频道的工作人员虽有关注也有同情，但节目毫无报导。当一群北朝鲜人戏剧性地闯入西班牙驻北京大使馆而被CNN反复报导时，你不会从9频道这里听到一个字。”

? ?Joan Maltese还谈到与她同事的两位外国籍专家，一位由于想做些独立记者应该做的事情，另一位想辞去中央电视台的工作，结果都被中国中央电视台主管威胁，其中那位想辞职的同事受到的威胁是“要毁了前程”。

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几年以后，Joan Maltese不无遗憾地发现：由于传媒受到严格监控，中国人尽管生活于人权状况非常差的中国，但却不知道人权在中国是一个问题。

由于对这种严重侮辱人智慧的“新闻工作”深感厌恶，Joan Maltese辞去了这份工作，她表示：“只是宣传已经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以致于招致了一些外国专家在一定程度上的厌恶。也正是这种极端的宣传手法激发了我写下这篇报道。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曾屠杀过几千万人的独裁政权。但这个政权一直在说，它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也正是这个政权，在据说试图洗清自己掩盖SARS疫情的罪名、并建立起疫情通报系统后，又将开始审查有关SARS的新闻。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当年天安门大屠杀总指挥的主持下，遴选中国新一代的精英， 并将中国12亿人民轻率地推进当权者最新一轮的政治游戏中。”

还有一位美国编辑写了一篇“在中国说真话的危险”，谈的是他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上海一家报社工作三年的经历。通过这三年工作，他了解到一切政府不喜欢的新闻，诸如法轮功、爱滋病、股市上的基金黑幕，要么不能报道，要么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口径报道，比如一定要将法轮功说成“邪教”，“爱滋病已经得到控制”等等。尽管他如履薄冰，非常小心，最后还是因为说真话而被开除，主管通知他，解职后48小时内必须离开，并且将他列上了黑名单，再也不能在新闻出版文化单位工作xviii。

上面两位记者的遭遇澄清了一个通常的误解：外国人在中国可以享有某种自由。确实，中国是一个尊重特权的社会，而且曾有过外国人殖民的历史。从19世纪末期开始，外国人（指发达国家来华人士）在中国，无论是中国的政府官员还是民间人士，对外国人的尊重都高于本国人。即使是号称“民族英雄”的毛泽东，也需要外国人支持其革命事业，以表示其“得道多助”（事业正义得到许多人帮助）。但这些外国友人哪怕对中国革命做的贡献再多，只要有一天不合中国统治者的意，不仅不再有礼遇，结局也不美妙。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有过前科的。

最令人惊奇的还不是中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对外国媒体的控制与管理，下面这个事例说明中国政府试图将控制言论之手伸到国外。笔者于2003年10月16日曾参加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acracy,简称 NED）主办的“中国传媒的管制：新闻检查、偏见与操控”研讨会，《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Claudia Rosertxix女士在发言中谈到：因为她在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专栏文章中对中国有所批评，中国驻美国大使多次写信给她本人，表示强烈指责，为此她深感受辱。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想管住的还不仅仅只是本国记者手中的笔，他们的手伸得很长，即使在一向以新闻自由标榜的美国，他们也未放弃这种管制的欲望，将在美国华人圈使用的管制方法延伸到美国人当中，试图让全世界都按照中共政府规定的“音乐节拍起舞”。

五、什么样的外国记者能成为“中国政府的好朋友”？

虽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并不自由，但正如那位写了《大饥荒》一书，且总与中国政府龃龉多多的名记者Jasper Becker所说，许多怀抱理想主义热情的外国记者还是喜欢来这里工作，中国那种不自由的环境让他们感觉到刺激有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可以帮助中国那些反独裁的人士。外国记者来而复去，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被他们当中的有心人写成了书籍，有的著作相当有名，甚至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但中国共产党对外国记者依然是用“利用与限制两手并举”的策略，在共产党夺取政权（1949年）前如此，夺取政权后仍然如此。有的记者经过几十年之后，才终于醒悟到他们与中共的友谊只不过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而已。

有趣的是，不管这些外国记者本人晚年对自己与中共之间的友谊持何种态度，中国共产党政府却依然将他们当作“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大加宣传，并将他们树立为外国人学习的好榜样。比如去年是美国左翼记者埃德加·斯诺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官方大张旗鼓地纪念他，并以“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为题，发表纪念文章。而纪念的目的也很明确，正如中国当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让世界了解中国，呼唤‘斯诺式’”。xx 与斯诺同时大受赞扬的是另一位在1957年加入中国籍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这两位被中国政府赞扬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典范，其主要特质就是“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不过，熟悉共产党宣传语言的人都会明白：上面谈到的“中国”与“中国人民”，早就被中国共产党用暴力革命与暴力政治所挟持，中国共产党政府早就成了“中国人民”与“中国”的天然代表。这些人之所以大受赞扬，只不过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罢了。中国政府宣扬这些“中国政府的好朋友”的目的，大多在华生活几年的外国人均耳熟能详。 一位在华经历过中国特色政治文化洗礼的美国人伊桑·葛德曼（Ethan Gutmann）写了一本书，其中就谈到外商们为炼就“中国特色”神功的葵花宝典：

“新到的外国侨民很快就明白，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接下来就意味着你要被认作是中国的朋友。中国领导人至少建立了三种方法让你显示友善。

“第一种，沙博理（Sidney Shapiro）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般的简单，经过了50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如果贝彼得能为中国引入投资，并愿意在其他外国企业纷纷撤出的时候表示对中国的局势有信心，那么他将会立即得到部长们的接见。如果通过他的公共事务机构进行运作，起码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作者谈到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其实本人就是向斯诺学习的好典范。只是他远没有斯诺那么有名，世界影响也远没有当年斯诺那么大。尽管后来他曾在“文革”时期被中国政府当作外国间谍投入监狱长达6年，但他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每年元旦等节庆日，还要步履蹒跚地参加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的嘉年华会。

而所谓“斯诺”式，就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成功与充满希望。但中国政府却只肯介绍斯诺故事的一半，下面才是斯诺故事的全版本：

1、埃德加·斯诺的晚年悔恨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因为写那本震撼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埃德加·斯诺这个名字注定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本著名的《西行漫记》大大美化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争取了不少支持，也使得不少中国青年投奔延安，帮助了毛的革命。毛与中共政府曾称他为“我们的美国朋友”，一度礼敬有加，斯诺曾经获得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的殊遇――这一段故事是中国政府大书特书，还收入语文教科书，中国的中小学生都知道埃德加·斯诺的大名。

如果没有1970年～1971年的中国之行，斯诺也许就没有晚年的悔恨。这一年，斯诺偕同他的夫人路伊丝（Louis Snow)从香港到广州，发现“中国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到了北京以后，见到中国所有的人都背诵毛的语录，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程序，觉得这就象是一种宗教仪式。然后他去了他当年采访毛泽东的“革命圣地”延安，参观了“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让知识分子与官员“劳动改造”的地方），认为那里的生活就象监狱。这次访华的所见所闻使这位革命的热烈拥护者感到：“在一个地位日益显赫的神权阶层看来，所有不同意见或者补充性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然后他再次回到北京，到他熟悉的北京大学参观，听到的介绍竟然是“北京大学在1949年以前是文化帝国主义机构”，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才获得新的生命。对这种肆意否定文化传统的言论，斯诺感到非常吃惊。最后他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毛对他大骂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要对他们实行专政。毛还对他说“人民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毛泽东那句自鸣得意的话“我这个人是‘和尚打伞，无法（谐头发的发音，均为fa）无天’，就是这次对斯诺说的。让他深受刺激的另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Rewi Ahey)的儿子艾伦(Alen)被关押的可怕遭遇。路易·艾黎参加了中国革命并定居于中国。艾伦告诉斯诺，“文化革命”开始后，他就被囚禁于西北，在监狱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死于殴打、饥饿、冻馁和自杀，只有他想办法逃了出来，想办法找到周恩来，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这次大陆之行使斯诺深受刺激，他觉得毛泽东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对于当年写《红星照耀中国》颇感歉意。一年后，癌症夺去了斯诺的生命。伯讷德·托马斯(Bernard S.Thomas)根据斯诺40多年的日记整理成书出版了《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Season of High Adeventure)xxi，上述内容就是该书透露的。而斯诺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其夫人路伊丝(Louis Snow)以后在中国的遭遇，一定死不暝目：2000年，斯诺夫人到北京，这次她想做两件事情，一是想将斯诺的遗骨迁回美国，二是想将外国人的捐款送给“六四”事件受害者家属的团体“天安门母亲”。结果她一进中国，所到之处，都有中国的秘密警察跟踪“保护”，行动处处受限制，中国当局既不准迁走斯诺的遗骨，也不准斯诺夫人与任何人接触。当她到中国人民大学想见“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丁子霖副教授时，斯诺夫人被警察拦阻并强制带走。斯诺夫人深感受辱，对丈夫以毕生之力支持的中国革命极度失望，她从此成为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

2、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故事xxii

另一个非常有名的记者是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过延安，采访毛泽东以后写了一篇“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而名扬世界，这个典故至今还为美国政界所引用，布什总统在“9·11事件”以后就曾声称,美国将让世界看到，美国不是纸老虎。这个典故就是出之于大半个世纪以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那篇著名报导。当时毛泽东的热情吸引了安娜，她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选择在北京定居。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当许多外国专家都被做为“美帝苏修特务”关押时，斯特朗女士还能以81岁高龄成为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中第一个“参加了组织”的“造反派”，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还荣幸地成为坐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外国朋友”。在为美国的21,000个读者订户撰写的《中国通讯》（又译作《中国来信》或《北京来信》）中，斯特朗女士曾热情介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歌颂那些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但这样的风光没持续多久，继其他外国专家之后，她也成为在中国的“大国际间谍”嫌疑者。先是“文革”前曾陪同她在中国各地采访的李敦白被中国政府以“国际间谍”罪名逮捕。这位李敦白当年曾被苏联当局诬蔑为斯特朗女士的“国际间谍网”成员，在中国坐了6年多冤狱，但痴心不改，仍然向往革命。没想到“文革”中李敦白再次被革命送入牢狱。而就在斯特朗女士伤心苦闷之时，一个侄孙想从美国到中国探望她，却被中国政府拒绝。她给自己一向视为知心好友的周恩来写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这个侄孙，周恩来却不给她任何答复。这位耄耋高龄、足不出户的老太太难以理解，她曾热情讴歌的“文革”和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了？很快，她的健康迅速恶化，终于在1970年初住进了医院。为了表示她对中共当局的抗议，她拒绝进食，也不肯接受治疗。后来周恩来担心斯特朗女士这样的态度“国际影响不好”，亲自到病床边劝告她，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虽然周恩来后来为了挽回“国际影响”，赶紧下令通知她的侄孙前来中国，但为时已晚，斯特朗女士次日即去世。

虽然斯特朗女士没有留下遗言，说明她对自己曾经倾尽全力支持的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有什么看法，但可以想象，在她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一定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深自反省，无论如何，她应该算是被革命吞噬的“革命女儿”。

由上述事实可见，毛泽东对待外国记者的态度是：需要外国记者的支持时，就将外国记者当作朋友，甚至给予国宾待遇；一旦外国记者不再有利用价值时，这些记者就会被毛当作敌人对待。改革后，中国政府仍然继承了毛泽东的做法：对外国记者是能利用就尽量利用，不能利用时，就把外国记者当作潜在的“敌人”防范。由于中国的现实充满了太多的阴暗面，而中国政府又管不住外国记者手中的笔，所以主要以防范为主，只在迫不得已时，才采取驱逐方式。

3、引导外国记者写社会生活新闻

还是先用外国人自己的观察来写外国驻中国记者这一群体的现状可能更让人信服。伊桑·葛德曼根据他的观察谈到，“一般分析总会认为，在所有的外国人群中，你会猜测外国驻华记者都会拒绝成为中国的朋友，……但是，在北京我看到的批评和调查性的报道比我意料中的要少得多。”作者分析说，外国记者没有选择去做批评与调查怀疑的报道，可能因为他们是身在中国的记者，面临诸多禁忌。比如CNN的报道还是经常遭到封杀，记者被拒绝发给入境签证，想要进军中国的大传媒机构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立场。北京的外国记者不仅要对付他们老板的删节和中国政府的监视，还必须在一个难以获取真正资讯（统计数字、公众态度、所有权、投资规模、消耗和利润甚至包括规范用语等诸如此类的新闻报道最基本的要素）的环境下工作。因此，“记者们不得不象美国商务代表那样在中国政府官员前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只报道一些日常的大众化新闻。记者和商务代表在这方面都学得乖巧了。”外国记者被中国政府驯化的过程，意味着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新闻题材永远失去审视的机会。事实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只要出现一则对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在华商界造成威胁的有力度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告，该名记者得到的回报就是被打入另册。xxiii

中国政府对于驯化这些“专门写负面新闻”的外国记者的成就感到非常满意。新华社旗下的《环球时报》于2006年1月16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驻华记者如何报道中国：爱讲百姓故事与社会话题”，这篇文章大讲特讲世界280多个新闻机构的500多名记者现在如何与中国媒体一样，非常喜欢追踪“两会”（每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会议）、神舟六号、朝日六方会谈、贸易谈判等政经热点，有关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变化的新闻故事也明显增多，比如人们不再为一个单位工作到老，不再一辈子居住在一个城市，F4、超级女声以及网上成名的“芙蓉姐姐”――所有这些，其实就是中国媒体报道的内容，只不过通过外国记者们的手变成了其它种类的文字而已。

中国政府驯化外国记者这种本事，倒真还没有其他国家的政府能够相比。

五、在华外国媒体的尴尬与难堪

2006年 9月10日（星期天），新华社选择休息日发布了一部注定要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法规文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规定所有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应当经新华通讯社（即新华社全称）审查批准，并由新华社指定的机构代理。外国通讯社不得在中国境内直接发展新闻信息用户。xxiv

相对于中国同行而言，外国在华媒体的骄傲在于它们一直以自由媒体自居，这一规定将它们在华的真实生存状态揭橥于世。与其说引起的是痛苦，不如说它们面临的是难堪。

1、新规定只是新桃换旧符

其实，这个法规文件并非前所未有，早在1996年4月15日，新华社曾经发布过一部《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信息机构在中国境内发布经济信息的管理办法》，只是当时外国通讯社尚无在中国本土报道经济类消息之外新闻的自由，所以该办法只规定了经济类消息。而10年过去，时移势异，外国通讯社进入中国的日多，加之目前中共控制媒体日益加紧，于是就有了这部新法规文件。

新规定共有二十二条，其中许多条又细分成若干款。其中最要害的则是第十一条 。该条对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作了政治内容的严格限制。现列于下：“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的新闻信息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破坏中国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即不准鼓吹台独）；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荣誉、利益的；四、违反中国的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的；（天主教、基督教、法轮功均包含于内） 五、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侵害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的；（西藏、蒙古、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均含于内）六、散布虚假信息，扰乱中国经济、社会秩序，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可以说，这十条所限制的内容已经无所不包，仅第十款所言“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一项，就已经埋下若干地雷，非在中国呆在若干年，无法了解那几百部法律的具体内容。而且这些条款正是限制中国媒体的条款，这样一来，等于中国政府将外国在华媒体视为自己“家奴”而非“友邦”来管理了。

而这部“法规文件”要限制谁也解释得非常清楚：“本办法所称外国通讯社包括具有通讯社性质的外国新闻信息发布机构”。一向不能与欧美媒体享有同等待遇的港、澳、台媒体这次也获升格：“第二十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通讯社及其他具有通讯社性质的新闻信息发布机构，在内地发布新闻信息，参照本办法执行。”

新华社还宣布，将每年进行一次年审评估，决定是否给各家外国通讯社换发新的营业执照，对违规者将发出警告或要求限期纠正错误。如果外国通讯社发布不良新闻和发展用户，将可能被暂停或吊销营业执照。

2、外国媒体的幻想：用利益游说与合作的老办法化解压力

尽管是星期天，外国驻华媒体大多都及时看到了这部“法规文件”――中国政府将政府各部委及省市政府颁布的条例称为“法规文件”，无须人大通过，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笔者当天就收到了来自外国媒体记者的好几封电子邮件，询问的就是应该如何看待这部法规文件？他们希望如同1996年那部法规文件一样，在执行过程中不太严格。随后几天，外国传媒纷纷讨论，中共海外喉舌也纷纷加入评论，认为是新华社要垄断信息。但都坚决回避一条：外国在华媒体将受到限制。

为什么以前那部法规外国媒体可以视若不存在，而这次却如临大敌？

这只好埋怨中国政府太不给面子。1996年网路还刚刚进入中国，电脑也远未普及，中国当局发布的那部法规只能印发各省市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及外国通讯社。对于外国通讯社来说，它们在本国政府面前是以挺起腰杆坚持新闻自由而赢得社会公信力的，如今到中国淘金，不管其内心的赚钱冲动如何强烈，但遵守新闻自由这条准则在表面上却不能丢弃。否则尊严何在？信誉何存？于是它们采取了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办法，不断游说本国政府，让它们以利益关说中国政府。最后在欧盟和美国支持下，经过两年的艰难谈判，以及不断拜托访华的英美高级官员为他们说项，终于成功地淡化了1996年规定的效用。新华社最终不仅放弃了要求外国媒体支付他们的收入分成（15％），所谓审查也睁只眼闭只眼，反正不涉政治。而这些大通讯社给予中国政府的回报也相当丰厚，它们不仅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谈判中给予中国以强大的舆论支持，还与跨国资本共同构造了“中国神话”，2005年世界各国媒体尤其是英美法德几国一些媒体还举办“中国年”，大加宣传。而中国人权状态的恶劣、贫富不均、政治腐败、官员贪贿、民不聊生、动荡四起等在这些媒体的笔下均已消失，代之以中国崛起、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民主化已依稀可见、人权正在进步这些内容。

但这次发布不同以往，网路可以将这部法规文件传播天下，于是外国媒体在中国也能坚持新闻自由理念这件漂亮外衣被撕碎了。怎么办？外国媒体均感惶然。

3、似是而非的解释

综合所有解释，可以看出一点共同特点，那就是淡化政治限制的色彩，努力将此解释为新华通讯社设卡寻租，想要通过管理权分肥。几大典型的说法是：

亚洲时报在线：控制舆论只是副产品，其真正目的，跟中共各级官僚的“权力寻租”，……新华社要垄断讯息，作为外国通讯社发展国内业务的唯一代理人的同时，表面理由当然是“促进新闻信息健康、有序传播”，把自己的重要性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包括有权删除危害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破坏中国统一、扰乱

中国经济及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内容，以合理化这种垄断行为，并否认是为了几个

“铜臭”。但新华社提供这种独家“中介服务”，一定会收取独家“服务费”。xxv

《泰晤士报》：如果新华社能够通过要求外国媒体的分成来换取他们发布金融数据的权力的话，新规定将成为新华社的“新金矿”。xxvi

其余如《华尔街日报》等的反映也大抵如此。但无论怎样，外国媒体业者毕竟是压力的直接承受者，与其老板即媒体本部感觉多少不同，他们已经从中看到了危机，这当然不仅仅是规定本身引起的，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日渐加紧控制国内媒体，比如7月出炉《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就已经让外国记者感到风声鹤唳，危机在即。驻京外国记者俱乐部主任刘美远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表示，驻京外国记者俱乐部正在研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设法弄清楚这部法规究竟将产生哪些影响。但她承认：“显然这是一个倒退，这必然会被认为是令人不安的中国对媒体的打压。”xxvii而总部设于巴黎的“记者无疆界”则明确指出：这一规定是剥夺新闻自由。

4、新华社加强审查的目的在于政治控制

其实，新华社的垄断地位及其拥有的“年产值”均非外国同行所能想象。在中国，新华社是新闻通讯行业的唯一垄断者，中国政府规定，凡属国际新闻以及国内重大事件，只能用新华社通稿，而这通稿均是收费的，中国每家日报只要不想让自己成为只报道当地新闻的地方小报，均需要使用新华社稿件，而新华社则按报纸级别决定供稿等级，并收取相应费用。至于新华社颁发的各种等级不同的内部参考资料，也要收取费用。而新华社办的刊物如《半月谈》（分公开与内部两种版本）等，均规定各地党支部要公费订阅，仅内部版订户就逾两百万。所以，外国媒体即使上交“规费”，那也只不过对新华社那巨大的“年产值”起点锦上添花的作用，绝对不可能使新华社审查时放过那些不符合政治标准的稿件――除了审查者想自断经脉。也因此，新华社不断向外国传媒解释：他们会给外国通讯社以生存空间，委婉暗示其目的不在于“钱袋”。

公平地说，大多数外国记者进入中国之后，倒也并非心甘情愿地“自律”，而是中国的外部环境迫使他们放弃坚持原则，否则他们在中国很难呆下去，饭碗的压力毕竟大于一切。这里只谈谈近两年“胡温新政”以来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遭遇。

5、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危险

两年多以前，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中国人为之欢呼雀跃。而中国政府的承诺也使那些“拥抱熊猫派”充满了希望，他们不厌其烦地预言：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中国在人权、新闻自由方面多少会有进步。

两年过去，情况到底怎样呢？这里不谈中国国内的新闻媒体与网路如何在严格管制下战战兢兢度日，只谈人们以为享有自由的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遭遇。

2006年8月7日，位于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布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是根据对来自21个国家的210名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的调查所作出的。xxviii结果是：外国记者经常遭到中国当局逮捕，记者及其采访人有时甚至会遭到暴力袭击。

该俱乐部发现了70件记者受迫害的案例。其中30例是记者受到调查，10例是记者遭到袭击，也就是说，被打或者必须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另外还有21例是调查资料被没收或者毁坏。”

外国记者俱乐部还说，为了控制外国记者，中国政府建立了庞大的监督体系，所有外国媒体的电话都受到监听。所有的信件，以及电子邮件都会被检查人员阅读。瓦特斯说，理论上，外国记者每次采访都要经过审批，“一些敏感的题目，例如疫病暴发，工业事故，或者农村骚乱等都无法得到采访许可。但是我们必须报道有关内容，因此会忽略这些规定。”

但没有采访许可而出去采访的人会成为攻击的目标。一名法国电台记者在报道一起农村骚乱时遭到殴打。两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因报道侵占农民土地问题而遭到调查，他们不仅必须交出所有收集到的资料，还必须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德国记者布鲁默曾被拘留数小时，理由是他未经允许而就三峡问题进行了采访。英国记者瓦特斯表示，这样的情况对外国记者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我曾有一次因报道煤矿事故而遭逮捕。当时我们没得到许可就采访了矿工。还有一次是报道广州附近的农村骚乱。我们到达那里以后，警察将我们带走，并拘禁了几个小时。”瓦特斯本人在三年中就被逮捕了五次之多。

瓦特斯表达愿望时，《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还未出炉。在他表达希望中国当局放松新闻管制的愿望之后这一个多月里，中国的新闻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6、怎样才能免受魔鬼契约的束缚？

限制外国通讯社的新规定发布之时，中国总理温家宝正在英国访问。面对外国记者的不满，温家宝两度空言承诺，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资讯机构开放的政策没有改变。但他又重申“希望并相信”外国媒体、资讯机构会遵守中国的法律。

美国国务院和欧盟对这一新规定的出炉表示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卡西在一场媒体简报会上说，媒体自由属于基本权利，也是中国宪法认可的权利，美国势必反对任何违反媒体自由的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将和美国的贸易伙伴探讨新规定是否有违中国当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欧盟官员也批评中国政府此举为“非常负面的发展”。

外国媒体仅仅依靠本身力量，是无法与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他们现在的想法，比如用当年消解1996年同类法规影响的办法来渡过艰难时期之类，也不现实。因为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环境与国际环境完全不同。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正好刚刚将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引进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须。国内种种社会矛盾也还未曾发生或者处于萌芽阶段。那时候中国需要良好的国际形象，需要外国媒体与外国资本的帮助加入WTO。最重要的是，那时的中国政府还没有多少国际经验，总以为欧美资本多少要坚持人权原则与民主社会的游戏规则。

而现在，中国依靠外资大量输血，经过十余年发展，外资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已经开始对外资投入的形式挑三拣四。国内社会矛盾重重，底层反抗不断。况且在加入WTO以后，美国也不能再以国会每年需要通过最惠国待遇作为筹码，迫使中国承诺改善人权状态。与当年中国不得不忍气吞声听美国指手划脚批评相反，中国现在早就学会了在WTO规则的框架下玩游戏，而且玩得让外国人挑不出毛病，比如最近的金融行业准入规则就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看穿了外国资本重利轻原则的把戏，明白它们只要有钱可赚，所谓原则也是可以放弃的。外国记者的职业原则必须服务于其供职的媒体追逐利益的需要。

问题是，外国媒体与中国当局继续签订这种“浮士德契约”，他们有关中国的报道就只能被引导到中国政府划定的轨道上去。这与它们在本国所坚持的新闻自由理念是完全相悖的。

有几项标准永远不会更改，即：媒体的角色是“党的喉舌”，党管理媒体及媒体机构人事，以及媒体依然要承担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

中国的媒体公司需要按照企业模式展开经营，并要时刻留意保留其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性，并肩负起正确舆论导向的义务。

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

第十章 外商能否进入中国传媒业？

“传媒入世”是一个在中国流行了好些年的神话。具体内容是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下称WTO）以后，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服务产业也将同时按照WTO的规则从事活动。但事实上，中国加入WTO时与世界各国签订的协议条款中并未涉及传媒业。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发表了大量文章，暗示“传媒入世”就在眼前，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传媒市场已成事实。中国的传媒更是惊呼“传媒帝国主义”已逼近“家门”。乐观者则认为这将促使中国传媒市场化，并严重削弱共产党政府对传媒的控制。这些文章既忧虑又振奋地告诉世界：中国正在准备开放媒体市场，一场传播界的空前变革即将来临。

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尽管“中国将开放传媒市场”这场美梦到2005年8月业已破产，但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将“传媒入世”的神话广泛流传与当时中国政府的诸种政策写出来，读者至少可以从中看出，在这段时期中，由于受到“中国将开放传媒市场”这一神话的高度刺激，有多少外国媒体放下身段讨好中国，以求取得一张入场券。

一、仍未开放的外商投资禁区：传媒业

理解中国政府动向的最佳途径之一还是中国的有关法律与政府文件。迄今为止，在中国的法律中，传媒业仍然是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有关外资投资中国的法规（包括起法规作用的政府文件）有如下几部：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1990年），该法规明文规定，新闻、出版、电视、电影禁止设立外资企业。此后，国家新闻出版署、广播电视部不断发出各种文件与通知，反复重申在这类行业当中禁止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也不准向外商出租有线电视频道。

1994年新闻出版署再次发布“关于禁止在我（中国）境内与外资合办报纸期刊出版社的通知”，重申原则上禁止创办中外合资的报纸、期刊和出版社等机构，并指出这一限制同样适用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金。

中国的《出版管理条例》虽然没有直接的禁止条文，但是其中规定的主办、主管单位制度，实际上杜绝了任何外资在中国境内办报刊的可能，因为没有任何外资能够在中国找到一家党政事业机关做它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加入WTO以后，与世界各国签订的协议条款中虽然没有涉及传媒业，但整个新闻传播业面临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运作环境，中国政府的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最明显的是将出版业从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改为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

2001年修订的《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虽然不再直接规定外商禁入行业名单，但还是在第四条中规定：“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按照国家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执行。”

而至今仍然有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其中将新闻业和广播电视业列为“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而出版业则被列为“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这种限制包括如下范围：印刷、出版、发行（中方控股或占主导地位）；音像制品制作、出版、发行、电子出版物（中方控股或占主导地位）。除此之外，中国政府并没有提出任何政策去减少外商进入出版业的限制。在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仍然有效的前提下，按照现行法规，中国加入WTO以后，出版业仍然是“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

其实，真正限制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因素是政府的冷战思维模式。中国现行的出版管理体制是适应一党专制政治体制的需要形成的，这种管理体制体现了共产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对中共而言，中国新闻传媒业的存在，不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自由传播信息的手段，也不是给出版商提供一个谋取盈利的赚钱行业；在中国政府眼中，传媒只不过是一个向人们提供“政治教育、娱乐和传递官方信息”的意识形态工具，起“党的喉舌”之作用。审查传媒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属性，是中国这种专制国家管理媒体的基本立场。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虽然已把出版社从“宣传部门”改为“事业单位、企业式管理”，但这个“事业单位”的约束就限定了新闻媒体必须按“党的喉舌”这一要求运作，“企业化管理”则仅仅意味着传媒必须要按照企业模式经营，以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且能像企业一样向中央和地方政府交税iii。

因此中国的“入世”谈判在传媒领域没有更多的承诺，仅仅就以下两条达成妥协：一是外国人可以投资国际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被政府禁止的网络内容供应商；二是“中国将每年进口20部外国电影，并允许外国电影和唱片公司分成”。除此之外，根本没有涉及外国电视频道准播和外国报刊入境的问题。

在中国境外的传媒及出版集团眼里，既然中国的传媒与出版机构作为宣传部门和一项产业，被政府官僚部门紧紧控制在手中，那么，要想进入中国，最好的选择是与某一个政府部门或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合作”。所以，不少跨国集团或国际知名出版公司都通过寻求中国国内的“合作夥伴”来开拓中国的出版市场iv。例如，1997年默多克（Murdoch）的“新闻集团”(News Corp.)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投资650万美元与《人民日报》社的附属机构Chinabyte成立了一个名叫Beijing PDN Xinr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的合资公司，该公司计划中待发展的业务包括网络服务及出版业v。显然，这些外国合作者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要避免中国政府阻止自己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努力，最好是让中国的官方机构在与自己的合作中获得好处vi。即便如此，“新闻集团”仍然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最好只好结束与《人民日报》社的“合作”。

根据中国加入 WTO的承诺，中国定于2004年12月开始允许外资进入出版物的批发业务。因此，2002年12月中国首次允许外资进入部份出版物的分销领域，如零售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分销。从2003年5月1日开始，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受理这类投资申请。然而，出版物的分销与批发基本上属于零售业，根本就不是传媒业本身，所以中国在这方面的开发并不意味着会改变严格控制传媒业的基本方针。

即使外国媒体在中国的每一步尝试都小心翼翼，但仍未能让中国政府放心。2005年8月4日，在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等6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之后两天，中国文化部等5部委 （除海关总署之外）又以“维护文化安全”为名推出《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设置了明确的“允许”与“禁止”范围。该意见称：“在不损害我国审查音像制品内容的权利的情况下，允许外商以合作且中方占主导地位的方式设立除电影之外的音像制品分销企业。在中方控股51％以上或中方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允许外商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设立和经营演出场所、电影院、演出经纪机构、电影技术等企业”，在同样限制条件下，亦允许外商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设立出版物印刷和只读光盘复制等企业。

《意见》明确禁止的有：禁止外商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广播电视舆覆盖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播放公司、电影制作公司、互联网文化经营机构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文艺表演团体、电影进口和发行及录像放映公司。禁止外商投资从事书报刊的出版、总发行和进口业务、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制作、总发行和进口业务，以及利用信息网路开展视听节目服务、新闻网站和互联网出版等业务。外商不得通过出版物分销、印刷、广告、文化设施改造等经营活动，变相进入频道、频率、版面、编辑和出版等宣传业务领域。vii?????????

如此严苛的管理办法，几乎堵绝了外国传媒集团在中国过去多年来在中国所有的“变相”投资管道。这些变相投资管道在本章第五节中将有部分介绍。

二、一些纯属虚构的谎言

前几年，中国的报纸和网站上登载了不少文章，宣布外资将进入中国的传媒业，有些消息还被广泛引用，以讹传讹。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刘建明专门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对这种说法逐条批驳viii，这里只列举他对流传最广的几条消息的驳斥：

1、有篇论文说，“Viacom”旗下的MTV仅在亚洲就有4个24小时播出的频道，覆盖了全亚洲，超过1.2亿个家庭收看。MTV的中文频道成立于1995年，“天籁村”是由MTV全球电视台与中国有线电视台共同制作的。如今，每天与观众见面60分钟的“天籁村”已经成为国内收视率最高的国外合作类节目ix。

刘对此的评述是：“这段论述中的捕风捉影令人吃惊：1，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过‘中国有线电视台’；2，‘天籁村’这个节目每天与中国观众见面60分钟也纯属杜撰；所谓‘国内收视率最高’更是空穴来风。在中国，只有大宾馆和少数观众使用卫星接收天线才能收到MTV节目x”。

2、有传言称，“路透社”（Reuters）和‘青鸟网’合作，共建隶属《传媒视野》杂志的中国传媒指南网站。据此，许多人误传“路透社”将投资“北大青鸟”，由此可见外国传媒资本已进入中国。

刘指出：“巧合的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路透集团驻亚洲内容总监Jeffery Parker正好听到这种说法，便在发言时特别予以澄清。他说，路透社参股的青鸟网不是北大的青鸟，也没有共建中国传媒指南网站。由此可见，外国传媒资本进入中国企业云云，不过是在中国虚构‘ 打造传媒帝国’的离奇故事而已。”

刘建明还指出，“众所周知，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没有就外国新闻媒体准入和中国媒体进入外国新闻市场达成任何协议”，“2001年，各类新闻学杂志几乎每一期都刊登这方面的文章，炒得十分火热，……新闻学研究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这不能不是一种悲哀。……我们的学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刘建明文章的政治倾向当然是要阻止中国传媒被改变成自由媒体，但在这篇文章中他用来驳斥传言的话确属事实。中国政府自2000年开始对传媒与思想界的控制日益加紧这一现实，也证明中国政府其实无意开放所谓“传媒市场”。

事实上，中国的高层人士和有关文件多次重申，外国的政治类新闻媒体不准进入中国，外国资本也不许参股国有的新闻类报刊和广播电视，连国有网站都不允许外资涉足。中国国有的“千龙网”、“龙脉网”等都和境外资本有过合作的意向，均未得到当局的批准。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明朗，中国国有新闻传媒不在“入世”之列。中国新闻主管部门官员还引经据典地说明：这一规定符合国家利益，其他国家也有此类惯例，不允许外资参与经营中国的新闻报刊和广播电视是十分明智的。

另一位中国政府高官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这个口子是封死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电视太敏感了，它直接联系着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利益xi”。这位政府的权威人士在讲话中将“政权安全”与“国家安全”混为一谈，这当然是中共政权历来将它自己等同于“中国”这一思维的影响所致。事实上，新闻开放对中国没有威胁，中国政府控制传媒，特别是电视，是担心新闻开放威胁这个极权政府的安全。

三、严格控制境外媒体内容进入中国

中国政府从未允许外文报刊杂志自由进入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政府可以让国内媒体乖乖听话，叫说什么就说什么，但却无法管住外国记者手中的笔，严格控制外国与港澳台地区的传媒入境，一直是防止中国民众接触到外国关于中国真实情况报道的主要手段，这种管理方式被中国政府称为“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入侵”。

这种“抵制”包括下列几方面内容：

1、控制使用外国传媒的新闻

中共1949年立国之初就严格规定：各地所有报纸刊物一律不得登载西方国家通讯社的电讯，一切国际新闻必须根据新华社广播稿发表，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上一世纪90年代。1992年，中宣部等部门重申：中国各媒体除了采用新华社与西方四大通讯社，即合众社（The 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United Press)、路透社(Reuters)、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e)）和其他外国通讯社无偿交换得来的新闻之外，外国通讯社的其他各类新闻稿仍然不得在中国发表；中国除新华社之外，所有新闻媒体不得直接向外国通讯社购买新闻，电台、电视台也不许直接播出外国新闻节目。1995年底，中国政府对此规定稍加改变，规定外国通讯社及其附属信息机构在中国境内可以发布经济信息，但必须由新华社审批管理；中国任何机构如果需要向外国通讯社订购经济信息，也必须到新华社办理手续。但是，对外国媒体的政治社会类新闻的管制依然非常严格。

2、限制境外报刊进口

据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规定：所有进入中国的境外出版物必须一律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办理进口业务，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能承接办理外国和港澳台地区报刊的进口和国内征订；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能在中国境内销售外国和港澳台地区报刊，违反者由各地新闻出版局、工商局和公安局收缴，直至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出版管理条例》中亦明确规定：印刷或复制、发行境外出版物，要处以没收出版物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2003年各种有关“外国媒体登陆中国”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但就在这一年的10月12日，新华社再次发布消息声称，依照有关规定，不允许外国的新闻杂志在中国出版。针对有些传言，如美国的杂志可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新华社的这条消息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官员的话说，美国的《新闻周刊》（Newsweek）《福布斯》(Forbes)等杂志目前并没有在中国大陆出中文版，而是在港台发行中文版，现在唯一在中国发行中文版的美国杂志是《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这位官员还表示，外国出版商可以用其他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比如在中国刊物上刊登外国出版物的内容；中国允许有关时尚的杂志最多使用50％外国杂志的内容，而科学类杂志最多可以利用70％的篇幅引用外国杂志。显然，时尚与科学类消息与政治无关，中国政府的禁令就松一些。

那些获准在中国销售的极少数外国报刊，仍然得面对中国政府的严格检查。英国的《金融时报》与中国当局有良好的关系，获准在中国对涉外单位和外商公司销售。2003年9月22日该报改版，改版后的《金融时报》亚洲版有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的报道，其中第3版有一篇关于中国大陆与印度现状对比的报道，该报道探讨为什么中国大陆与印度的经济表现不同。作者提到，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还引述大陆一位分析家的话说，中共过去领导人犯下的贪污腐败与错误使中国大陆承担了巨额债务。该报道还指出，印度目前拥有一些中国大陆不具有的资产，其中包括绝对独立的司法系统。然而，这种比较颇令北京当局不快，中国政府竟然下令抽掉该报当日报纸的第3、4、11、12等四个版面xii。尽管类似《金融时报》这样的外国媒体，在中国大陆只允许涉外单位和外商公司订阅，报纸并不能在市场上公开销售，但中国官方竟然对这些特许的《金融时报》订户也要管制，不许他们阅读《金融时报》上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报道或言论。

3、严格审查境外电影、电视剧的引进播放

中国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用于电视台播放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必须经广播电视部审查批准；电台、电视台以卫星传输等方式进口、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亦必须经广播电视部批准。如果播放未经批准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和其他广播电视节目（包括以卫星传输方式进口、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要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没收所有设备。

中国受到严格控制的媒体会帮助当局培养出不辨是非的国民。也许中国人长久生活于其中而变得麻木，但只要在西方国家生活过的人都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中国电视、电影、报刊杂志作为“政治宣传品的愚蠢”。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汤姆·伯恩斯（Tom Bernstein)在一篇文章中一针见血地谈到：“共产党把这种蔑视个人价值的意识形态推到了极端，而且直到现在还在给老百姓灌迷魂汤，要百姓不要看重个人价值，自己的福祉，自己的生命，不许老百姓从个人的生命价值、福祉、尊严出发对当局提出质疑xiii。”一位曾经一度回中国工作的中国留美博士2002年又迁到美国居住，他曾向笔者谈到：“国内环境的肮脏，生活水平的下降，我都可以忍受，我毕竟从小在那里生长大。但我不能忍受的是中国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的宣传，那是将国民看作弱智者的政治宣传。一想到我的子女将在这样一个将国民视为弱智者的国度生活，将被这样的教育宣传塑造成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还是选择再次出国。”

在当局对媒体的严格管制下，中国人的资讯非常单一，很多人因此热切地希望获得境外的书刊杂志。近年来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经济来往增多，大陆游客大多都在香港购买“违禁”书籍，香港商界从中看出了新商机，连小杂货店都卖这种“反共”书籍。而中国海关则加强了对游客携带物品中书刊的检查，一经发现立即没收。这种类型的“海关稽查”，在当今世界各国海关中堪称一大奇观。然而，尽管如此严格控制，流入中国境内的境外书刊还是不少，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信息自由交流的渴望。

四、外商投资中国媒体会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吗？

在“中国媒体改革终于启程”这类讨论中，不少论者发掘出“新闻体制改革”的微言大义，据看到“改革草案”的学者声称，将允许外资与国内私人资本入股新闻出版行业，这使中国政府再也无法阻止“非喉舌”媒体的出现。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关于2003年8月中国政府最新的媒体管制文件（“实施细则”）的分析，明确说明中国政府其实根本未提出任何“新闻体制改革方案”，而是公布了一套进一步加强媒体管制的新政策。最重要的是，该文件根本未谈到外商投资中国媒体将有何变动。

事实上，就算是允许外商投资于中国的媒体，也不会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中国以往的经验证明，实现新闻自由主要得靠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与宪法精神相悖的种种法律，正好限制了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否则，即使外商对中国的媒体投资，它也只能服从中共对媒体的管制。这已经为近年来的事实证明。

1996年，香港的《星岛日报》集团投资数千万元，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政府的《深圳特区报》合资办了一份《深星时报》，《深星时报》由《星岛日报》控股，《星岛》的股份占85％以上。然而，外商对《深星时报》的控股权并不能改变这家合资报纸的“党的喉舌”性质。在其短暂的两年多的存活期内，《深星时报》除了使用与政府的《深圳特区报》一样的官式语言报道政治新闻之外，全部的“自由”只能体现在娱乐版等庸俗文章当中。该报文章对当局的敬畏与吹捧甚至比中国的官方媒体还要肉麻。如“武警战士大奋神威，数名歹徒乖乖就擒”，“深圳市委领导以身作则，廉政建设大见成效”之类的文章，每天高踞头版重要位置，有时甚至还用了通栏标题。结果，这份合资报纸的发行量始终不到2万份，惨淡经营了两年多，就结束了它短暂的生命xiv。

外商投资尚且不能突破中国的媒体管制，中国的私人资本就更做不到了。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私人资本投资的媒体，如《环球企业家》（上海）、《港澳经济》（广州）、《新周刊》（深圳·广州）等等。但这些媒体甚至不能将投资者的名字堂而皇之标在杂志上，只能写明“本刊由XX公司赞助出版”。从其刊载的内容来看，更是从来不敢唱与官方“主旋律”不同的声音，如果说他们有一点创新，那只不过是体现在非政治领域的消息报道以及印刷装帧方面。

香港媒体的变化也说明新闻自由不是依靠投资者主体的变化来保证，而必须依靠政治制度。事实上，香港的媒体除了《文汇报》、《大公报》依赖中国政府的资金之外，大多数媒体本来就是私人投资，自从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言论自由的空间正在收缩，不少媒体已噤若寒蝉。但中国政府还不放心，迫使香港政府制定“二十三条”恶法，以颠覆香港社会建立已久的自由秩序。“二十三条”恶法一旦通过，香港的言论自由将成为昨日黄花，不管这些媒体是私营还是外资所有。

本文开头引用了两位主管中国意识形态的高官的言论，表明中共政府在管制媒体这个政治原则上，从未打算向外资和私人资本让步。即使外商投资领域被逐步放宽，那么批准外商进入中国的媒体业的一个关键前提条件是，报道内容必须接受审查，不能违背替中共的意识形态原则。

此外，还有一条有关中国政府如何界定媒体产权的消息，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1999年10月21日《新闻出版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披露了一条重要新闻：国家机关事物管理局、财政部和新闻出版署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的产权界定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媒体是国家的特殊行业，不同于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因此不适用“谁投资谁所有”的企业资产认定的原则，不管由谁投资，一律算作国有资产。该批复还强调，此规定适用于所有中国报纸。这一文件具有行政性法规的效用。按照这一规定，如果外资在中国投资办媒体，要想保障其投资权益，只能等待中国政府明文规定废除这条法规。

五、世界媒体进军中国市场竟成南柯一梦

尽管中国政府从未正式向外公布过将要开放媒体，相反倒是不断出台各种禁令，但欧美媒体一直让自己沉浸在“到中国媒体市场瓜分一块蛋糕”的美梦当中，但2005年8月3日中国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xv之后，它们再也无法继续制造神话安慰自己。

1、为得到中国传媒市场入场券，世界著名媒体纷纷弯腰

而允许外资进入中国传媒市场这个神话有如一个寓言故事：一位农夫牵着一头驴子赶路，为了激励驴子加快脚步，农夫在驴子的鼻子前晃动着一把青草，吸引着驴子追赶着青草。中国政府这几年扮演着“农夫”的角色，而一些外国媒体则宛如那头追赶着青草的“驴子”，这把“青草”就是中国给外国媒体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资格。

为了得到这把“青草”，不少媒体真是下了大力气。早在好几年前，BBC中文部报道中国就已经非常自律。作为酬谢，BBC得到了在中国涉外宾馆播放其电视节目的特许，电台节目因此受到的干扰也最小，目前正向“在中国落地”这一目标冲刺。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CNN对中国的赞美，则几乎到了让新华社与人民日报自愧弗如的地步。

2005年上半年，众多国际著名媒体放下身段，纷纷加入赞美中国的大合唱团。英国BBC率先大办“中国周”、美国CNN干脆以“真实的中国”为题做特别策划，美国《新闻周刊》（News Week）在时间上落后于这两家，于是加大投入力度，2005年5月9日这一期以“未来属于中国吗”为总题，投入21个版面做“中国世纪”的专题报道，肯定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个事实，并且强调中国的崛起不仅是挑战，对美国而言也是巨大的机会。其帮助美国保守派打消“中国威胁论”的苦心洋溢于纸面之上。《时代周刊》生怕赞美中国的话被别人说尽，于6月27日推出“中国的新革命”专题，用了整整30个版面，但毕竟是几十年的名刊，还得爱惜羽毛，赞美之余，还不忘记说点负面的，比如人权有巨大进步，但是还不够；经济大发展，但生态环境保护不够好；草根阶层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开始反抗等等。

然而就在这些著名媒体等待收获硕果时，农夫又将在驴子面前晃荡的“青草”尽数收回。

2、中国颁布法律，击碎外国传媒的淘金梦

2005年8月2日，在“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口号下，中宣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宣布政府将继续对文化产品进口实行特许经营，对经营单位实行文化产品进口经营许可证制度。进口经营许可证由国务院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核发，各级海关凭其核发的进口文化产品准入文件办理验放手续。

有关电视、电影与出版物的进出口管理诸多细节，这里不再叙述。本处只谈让外国各大传媒体多年热望化作南柯一梦的部分规定。

该“办法”规定：“原则上不再批准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在境内落地，切实加强对现有获准落地的境外电视频道的管理。采取必要监控手段，有效防止有害节目的侵入。未经批准，个人和单位不得设置、使用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严禁通过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电信网络等各种信息网络非法传送境外卫星电视节目，严禁擅自在境内开展境外卫星电视频道和有关接收设备的推广介绍活动”。――这若干条“严禁”让英国BBC与美国CNN痛苦不堪，尤其是BBC还满心指望借中国之力摆脱经营困境，一想到中国“有4亿台电视机用户”，心中就充满了难耐的渴望。xvi

有关境外报刊发行的细节规定让早就多次尝试的美国《新闻周刊》等沮丧不已。“办法”规定：“境外报刊在境内的发行，严格执行分类管理和订户订购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市场上销售境外报刊，国内单位和个人向报刊进口经营单位订购境外报刊，须履行审批手续。”虽然“办法”没明言不让订阅，但外国媒体在唱赞美诗时对中国诸多恶劣现象装糊涂，却不能面对“审批”制度打马虎眼，按照中国政治惯例，任何事情一“审批”，就有如泥牛入海，了无音讯。

许多自认为要求比较现实，只希望通过做生意的方式赚取中国利润的公司同样也希望泯灭，因为该“办法”要求“加强版权贸易的管理”。诸如“要加强对年度引进版权的总量控制，并对出版社引进版权的数量进行限定，力争使进出口作品的品种及数量趋向平衡”就是将这块“蛋糕”的规模大大缩小。蛋糕小，争夺蛋糕的竞争将更激烈，这点简单道理，海外文化出版业想必都懂。

众多海外媒体垂头丧气，BBC中文部于8月4日发布消息，说“相对于去年公布的开放媒体市场政策，这些措施显然是一大倒退，使得外国的媒体也失望”――以往BBC一直在营造中国媒体改革的神话，至今还不肯承认这神话是营造出来的幻影，并非中国现实。

3、几家外国媒体进军中国市场的失败尝试xvii

外国媒体对中国这块巨大的“空白市场”心仪已外。在未得到政府批准之前，他们甚至采用了中国人的一些做法，比如与内地某家杂志合作、购买刊号等等。2003年2月，美国三本著名杂志用这种暗度陈仓的办法攻入中国市场曾是中国传媒业的地下大新闻。当时盛传《哈佛商业评论》、《福布斯》、《新闻周刊》均以月刊方式挥师中国，紧接着又传出著名的《MIT科技评论》年内也要落地中国，出版简体字中文版。

但3月底风云突变，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官员直指《哈佛商业评论》、《福布斯》、《新闻周刊》因非法进入而遭禁止刊行。中国政府官员说这几家杂志并未获得和大陆出版机构合作的批准，《哈佛商业评论》用购买大陆刊号出版书籍做法属于违法。三本刊物瞬间失势。但动作迅速而自恃与中国政府关系甚好的《哈佛商业评论》通过国内合作伙伴――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下的美国研究所，拿到了国内公开出版物刊号，4月份依旧推出中文版（出了一期就不再有动静）。而呼声甚高的《福布斯》、《新闻周刊》却暂时偃旗息鼓。

这4本杂志都借道香港，两家港资公司是幕后操盘手。他们凭借香港上市公司背景，落点上海、北京，希望借两地“地望”，打出市场。慧峰集团（8228，HK）2002年10月17日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虽然2003年3月公布的年度业绩亏损超过2,200万元，但市场还是看好它的未来。当时的上市卖点就是宣称它将把美国《新闻周刊》带进中国。

有人曾追踪美国《新闻周刊》的中国之路，并将操盘此事的一批神秘人物和他们之间的热闹事情公诸于媒体。原定于2003年4月出版的《新闻周刊》中文版拟出版8万本，但外界最担心的还是北京当局是否批准其进入中国市场。慧丰集团掌门人潘国濂在回应香港《明报》查询时，拒绝回答中文版是否获得北京当局批准这个关键问题。而在此之前，2002年1月和4月，第一期和第二期《新闻周刊》中文版――《健康生活》与《孩童时代》，已经用繁体字、简体字分别出版，在内地、港台销售。这些在内地的操作很有技巧，由慧峰集团旗下上海注册成立的上海传一信息技术公司和两家内地出版社签约，特许证审批手续由内地出版社办理，在法律上都有认可。至2002年10月，这两期杂志共发行21万本简体字版，3万本繁体字版。

所有这些诡秘的商业操作，最后还是没能躲过中国新闻出版署的一纸禁令。3月底，慧峰股价从0．5元直落0．4元，4月中跌到0．35元。

4、屈服无法换来市场

从《新闻周刊》费尽周折在大陆出版的刊物来看，并非中国市场稀缺的“精神产品”。这些媒体并非要去中国实现所谓“自由媒体理想”，只是想去淘金。而英国《金融时报》的中国网路版“FT中文网”之媚态更是毕现，即使在中国媒体上大量登载的“负面新闻”，在这一网路上也难见踪影。

那么，它们的淘金梦是否能够成真呢？笔者也只好给它们浇盆冷水。与《健康生活》与《孩童时代》同类型的杂志充斥着中国市场，同业之间的杀拼已经让人精疲力尽。由于传媒受到的政治约束太多，除了受命歌颂党与政府的伟大英明之外，少数政治经济专业报纸杂志只能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报道一些社会新闻，反对苍蝇级的腐败分子，偶而还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穷凶极恶，痛斥台湾的“假民主”与“台独”势力，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大多数报刊只能谈吃穿享受，谈延年益寿，追捧各种影星歌星，大谈特谈一切刺激人情欲感官的事物，性的话题因此泛滥成灾……，中国1,700多家报纸，3,000多家杂志，为了争夺读者，已经将传媒市场上的争夺演绎得轰轰烈烈，硝烟四起。这个市场，并非真象外国传媒一厢情愿想象的那样“空白”。

唯一的“空白”就是政治领域，但这个市场的大门正被中共政府严严实实地看守着。这些年来，为了推开这扇门，中国已经成为最近五年来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要打破政治禁忌，推进新闻自由，还真需要一群有媒体理想主义精神、即以耙粪者自居的“无冕之王”们勇闯禁区，帮助中国老百姓实现“知情权”这一基本人权。

但这恰好不是向中国政府弯下腰来表示忠诚友好的外国媒体所能做到的。

5、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沮丧

但对这些外国传媒来说，最大的痛苦还不在于屈服本身，而在于虽然向中国政府叩了头，却还未能敲开中国传媒市场的大门。而投资得越多，梦想得越大，就越感沮丧，在中国苦心经营数年的美国传媒大亨默多克就是如此。

2005年9月19日，美国的Bloomberg刊登了“默多克说新闻集团在中国撞了墙”一文xviii，谈到日前在纽约一场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组织的会议上，默多克承认新闻集团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触礁，指责中国当局对什么消息能够进入中国非常多疑。他还表示，中国当局原本承诺，欢迎海外企业与跨国传媒在中国境内经营平面与电子媒体，但如今对境外媒体再次关闭大门，对比一年前的政策来说是个大转弯。

默多克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可不是小事，因为他是世所公认的中国政府的“好朋友”。在这两位的嘴里，中国被描绘成世界上最有增长潜力、值得任何商界人士不惜任何代价与之合作的投资宝地。至于中国媒体是否是真正的自由媒体，中国人民是否有言论自由与人权，默多克从来不谈。连他这种“好朋友”都被中国政府拒之于门外，别人更加别想敲开这道门。

其实，中国政府对默多克的忠心与友好曾给予过极高的回报。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默多克就被中国官方媒体当作“国际友好人士”介绍给中国读者，对默多克的传奇人生，尤其是对他的现任夫人邓文迪――一位来自中国广州的华人女子善于把握机遇的聪明之渲染，让中国读者印像深刻。由于邓文迪姿色平平，居然有此好运，因此让无数中国女孩做起了异国钓富贵金龟婿的美梦。

打开中文网页，可以看到默多克当年与中国政府度“蜜月”时的风光：

丁关根（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会见默多克，强调愿与各国新闻界加强交往（2001年7月4日）

中国批准默多克旗下STAR综艺频道在广东落地（2001年12月19日）

默多克拜会陈良宇，愿尽一切可能支持中国申博（ 2002年3月22日）

传媒大亨默多克当选英国当代最伟大商人（2002年11月26日）

默多克“牵手”电视湘军，剑锋直指中国传媒业 （2002年12月20日）

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透露正酝酿在华大动作（2003年10月8日）

……

这张单子要开列下去，还真是没完没了。读者诸君多少可以从这些“友好表现”与“投资成绩”列举的项目里，遥想当年默多克先生在中国踌躇满志的大富豪风采，也可以体会到他后来被中国政府拒之门外的极度沮丧。

默多克不便宣之于口的痛苦在于：他放弃了一切政治与道义原则所做的妥协，并慷而概之地帮助中国政府，如此做唱俱佳的表现，最后居然还是让中国政府不放心，将他与其它商人同等看待，拒之门外，这不仅让他这位国际知名的“中国政府好朋友”的面子丢尽，还让他白扔了许多钱打水漂。

默多克之类的商人其实最想知道的是：中国政府接受他们的底线究竟在哪里？换言之，他们到底要将腰弯到多低才能进入中国传媒市场？

笔者绝不反对各国传媒进入中国市场，笔者只反对这些媒体放弃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去迎合专制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这些媒体在专制者面前弯下了它们在本国政府面前未曾弯下的腰，却没有换得市场，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在中国传媒业里，资本原则只能屈居于第二位，第一原则仍然是政治原则。专制统治者最需要的是反对者（包括潜在反对者）向他们低头，在反对者没有低头之前，专制统治者会在“驴子”面前晃动青草。但只要一低头，青草就立即收回。因为专制者已经成功地向世人证明了西方传媒追求所谓“真实、自由民主”的原则，只是为了赚取金钱的幌子而已。

在中国，这个政府有一个奇特的问题：如何在现在和将来以至永远，阻拦国内10亿人访问他认为的“政治”敏感网站。……他们不得不需要网络大哥――思科(CSICO)来规范中国互联网并在全国范围安装防火墙。据中国工程师讲，思科完成了任务，专门为中国政府垄断的电信业开发了一种由路由器设备、积分器和防火墙组成的盒子。

Ethan Gutmann： Who Lost China's Internet

2006年10月，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新闻自由度指数报告，这份报告一共列举了13个侵犯互联网新闻自由的国家，把它们称为互联网之敌。这些国家分别是白俄罗斯、缅甸、中国、古巴、埃及、伊朗、北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中国以其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被列为对互联网进行检查最严密的国家，……中国既把互联网作为一种压制的工具，又把它作为一种宣传手段。

Worldwide Press Freedom Index 2006

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言论天地。任何国家对新闻都有控制，只不过控制的方法不一样，内容有所不同。……中国与西方的新闻观念有差异。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2006年10月25日在美国战略和国际研 究中心（华盛顿）演讲会上的发言

第十一章 中国政府对网路的控制

90年代网路业进入中国之初，国际社会与中国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士曾充满希望地相信：网路的普及将打破中国政府的新闻封锁，有力地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然而事实却无情地打破了这个神话，中国的专制政治将网路业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变成了科技史上最具有政治讽刺意义的事。中国网路业的发展确实非常迅速，但中国政府控制网路的技术进步更为迅速。在欧美国家一些高科技公司的合作下，从最初设立“防火墙（firewall）”开始，到筹建耗资巨大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 Project)”，以及组建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网路警察(cyber police)队伍，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网路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帮助他们更精致地维护专制统治。曾经参与其事的一些专家预测：到2008年中国将成为一个监控系统无所不至、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国家。

一、中国互联网发展概况

中国大陆于1994年3月20日被正式接入Internet，于1995年5月向社会开放网路并提供服务。数年来，Internet在中国呈现出快速持续发展的局面，并且开始在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显现其巨大的效应。据CNNIC的调查， 2002年中国大陆上网用户达到5,910万人（CNNIC对中国网民的定义为：平均每周使用Internet达1小时以上的中国公民）iv。 三年以后这一数字增长将近一倍：2005年上网用户总数为1.11亿人，上网人数位居世界第二。国家顶级域名CN注册量首次突破百万，达到109万，成为国内用户注册域名的首选，稳居亚洲第一。上网计算机数达到4950万台，网络国际出口带宽达到136106M，网站数达到69.4万个。IP地址总数达到7439万个，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三v。

仅从数量上看，可以认为，在Internet的起步阶段，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的进展是并驾齐驱。这一点曾让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感到非常骄傲：与世界其它各国比较，中国进入原子能时代与电子时代迟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次进入网路时代却几乎与美国、欧洲同步vi。

根据分析，中国的网路用户有几个特点：

第一，网路用户绝对数字很高，但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很低。

中国的1.11亿网路用户仅占13亿总人口的9％左右，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极大，就是与港澳台地区相比也相差很远。早在1999年年底，香港Internet的用户已达到150万人，占人口的25％，台湾Internet用户在2000年6月已经达到了557万，占人口的比例同样高达25％。

第二，在中国，网路发展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用户多，经济落后地区的用户少。2005年底的统计数据表明，城市网路用户大约有9168.6万人，普及率为16.9%；而同期乡村网路用户只有1931.4万人，普及率仅为2.6％。这一点表明，中国的地区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同样体现在信息传播乃至于政治发展上。

第三，由于中国是一个实行新闻管制的国家，新闻从业者受到各种约束，新闻的消息来源单一。除了少数强势的ICP与ICTP外，众多提供网路新闻的网站，包括门户网站，缺乏足够的内容支持。大量的抄袭、转载和空发议论，形成了网路信息千人一面的景观。

第四，网民年龄结构偏低，大多是35岁以下的人。

这几点成为制约中国网路新闻发展的主要因素。因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有占总人口20％的传播规模，一种媒体才可能被称为大众媒体。在中国，要达到占总人口20％的传播量，就需要有2.6亿的网民总数vii。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这两方面来看，这不是一个近期内可以达到的目标。

网民年龄偏低还决定了其政治偏好。由于中国政府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战略，这种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价值取向，30岁以下的人群是198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对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认识被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严重扭曲，对于新闻类别的需求与上一代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30岁以下人群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娱乐、体育等内容上。甚至有些年青人写文章认为，“美国是个科技强国，掌握了几个主要门户网站，正在通过网路实施它的霸权主义主张”，持这类看法的年青人不在少数viii。

目前中国的网路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之后的调整期，许多网站的经营难以为继，中小网站纷纷关门，只有少数实力强大一点的网站仍然能够挺下去。而中国政府对网路新闻和网路言论的严密控制对网路业的过度竞争更是雪上加霜。在中国政府看来，控制网路与政权的安全生死攸关；如果经济发展因控制网路而受影响，这并不威胁政权的安全；如果共产党失去了政权，发展中国的经济对共产党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事了。

二、中国政府对网路的严密控制

网路传播信息快捷方便，构成了对中国当局的严峻挑战。但是，中国政府只在最初两年内有些不知所措，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完全可以找到应付的办法。近几年，中国政府投入大量金钱，利用外国公司的帮助获得现代科技手段，建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网路管制监控体系。管理这个系统的是中国的秘密警察――国家安全部门。使用秘密警察系统控制言论，使得中国的网路控制具有浓厚的政治恐怖和政治暴力特点。

由于政府的宣传部门没有足够的懂得现代科技的人力，控制网路的工作主要由国家安全部门主管，为此，国家安全部及各省市的国家安全局更新了工作人员。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开始实行提前退休制度，规定男55岁，女50岁可以提前退休。为鼓励这种退休，特别规定所有人员退休之前可以晋升一级工资，并按全额工资领取退休金ix。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门吸收了大批大学生和研究生，让他们充当网路警察。这些网警大都毕业于各个高校的计算机系，对电脑以及网路相当精通。网警的主要任务就是监控网路，他们不停地在各个网站和网站内的各个节点（特别是各网站的论坛页面）进行搜索，一旦发现有政府痛恨的内容，包括各种可能的机密、“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对国家领导人的批评等内容，便采取措施－－封闭该论坛或网站。

网警封闭网站时，会根据网站所在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对于中国国内的网站，按照网站所属（单位或个人的）区别处理，同时辨别发布者（单位或个人）及发布所用场地（网站、网页或论坛上贴贴子）。如果是在中国国内的网站上出现了上述内容，网警会很快就查明网站所在地以及网站的所有者是谁，然后通过电子邮箱发出秘密通信，警告网站管理者注意，让网站管理者查明消息来源；如果警告没起作用，则通过警察系统通知网站所在地的公安局，由公安人员出面威胁信息发布人，或者直接用技术手段封闭该网站的电脑主机。如果上述内容出现在外国网站上，中国的网警无法封闭其主机，一般会在中国国内封闭通往该外国网站的通道，关掉其网站指向，或是在中国国内对该网站的相关网页加以改制，实现部分屏蔽。

除了在互联网上监视控制信息和言论外，中国政府还试图从网站的注册登记这一环节入手，实施全面管制。从1996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开始x，中国政府在网路控制方面绞尽脑汁，屡屡修改相关法规，力图控制互联网这匹刚出现的“野马”。

最开始采取的方法是控制域名。1997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达了《利用国际互联网路开展对外新闻宣传的注意事项》（国新办发文[1997]1号），文件指出：“各新闻宣传单位利用国际互联网路发布对外新闻宣传的内容，需在中央对外宣传信息平台统一入网，不得自行通过其他途径入网，更不得自行在国外入网”。但以后互联网发展得太快，这一规定被迫修改。2000年初夏，中共中央召开一个专门针对网路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互联网负面影响”的评论员文章，称“早已筹划的多项法规政策连续出台，刮起了互联网上的暴风骤雨”。2000年11月27日，《检察日报》正义网（最高检察院主办）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网路媒体已对中国传统的媒体管理体制造成严峻的挑战。由于网路媒体对国家和社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绝不能听之任之，应加快研究对策，制定法律，抢占网路管理上的‘制高点’”。

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xi， 并定于2002年8月开始实施。这一规定主要限制对象是政治取向的网站，主要条款如下：（1）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必须经过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开展互联网出版活动。（2）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除符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以外，还应有确定的出版范围，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章程，有必要的编辑出版机构和专业人员，以及有适应出版业务需要的资金、设备和场所（注：这一条使得个人网站事实上很难成立）。（3）互联网出版机构出版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当依照重大选题备案的规定，履行备案手续。（4）网路禁止刊载宣扬邪教（指法轮功）、迷信、反对中共宪法、危害统一、有关国家秘密或安全等内容。（5）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互联网出版内容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6）具体规定了互联网出版的禁载内容。（7）互联网出版机构实行编辑责任制度，必须有专门的编辑人员对出版内容进行审查，以保障互联网出版内容的合法性。

该《规定》还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的行为制定了详细的罚则。此外，对违反该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警告，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以及处相应罚款等。该规定指出：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者应在规定施行之日起60日内，依据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要细述中国政府在管理互联网方面的“巨大成就”，将是一件十分烦琐的工作。这里只能罗列其“成就”当中的“要点”：

一是准备推行网路实名制。由于中国言论环境极不自由，许多人只能穿着“马甲”在网路上用假名讲点真话，这些网路言论让中国当局极不舒服。从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于2003年提出了“网络实名制”的主张以来，xii中国政府一直打算实施这一主张，但因遭到网客的强烈抵制而一直处于“引而待发”状态。2006年11月28日，中国信息产业部下辖的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透露，“中国正在探讨和逐步试行在网络世界实行有限实名，也就是后台实名，以平衡个人隐私和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xiii这种“后台实名”，实际上就是只让网客在网客之间穿上“马甲”出现，而官方却仍然能够掌握网客的真名实姓。但让网客觉得不安全的并非网客，而是当局。因此这种后台实名制除了让网客中喜好色情者觉得安全之外――因为他们知道政府对色情言论的管理历来是睁只眼闭只眼，倒是不想让网客知道自己的真名实姓。对热衷于在网上穿上“马甲”讨论政治的网客却仍然是道紧箍咒。

二是推行博客实名制。如果说网路实名制还只是引而待发状态，那么博客实名制的推行已在实行。2006年10月17日，信息产业部宣布实行博客实名制，任何人开博客网页时必须用身份证进行后台的实名登记，与此同时还将推出“手机实名制”。xiv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这种控制达到了目的：在新闻传播方面，中国的Internet事实上不再是“国际互联网”，而只是一个“国内互联网(Domestic Net)”；同时，网民的言论和通信随时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和威胁，毫无自由可言。

三、专制高压下的“心理长城”：中国网路的高度“自律”

“自律”这个词是香港媒体“九七回归”以后贡献给中国的新词汇，其含义就是自我约束，自我检查，不要发表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任何言论。因该词比较“含蓄”，从此成为中国大陆的官方用语，并成为新闻从业者用语。中国媒体早在毛泽东式政治高压下就已习惯了在束缚中过日子，让它们恢复“自律”，并不需要政府费太多工夫。

在专制高压下，中国的网站被迫筑起一道“心理长城“，实行“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包含下列内容：

1、常规管理

浏览中国的任何网站，都会在网站首页发现内容如出一辙的“删文与封禁规定”，规定不得在网站上发表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的内容。这里列举著名的北京大学所属电脑公司的网站“北大三角地”，该网站首页赫然登着《新的删文和封禁规定》，全文如下：

“以往发过多次管理规定，很多人从来不看，而一旦被删被封，就在版面上声讨站务。现重申本站删文与封禁规定，今后基于本规定进行的操作不再说明。

……

第二条：删除作者、砍帐号、封IP地址

只要帖子中出现一次如下内容，即同时执行上述三种处罚：

1、邪教法轮功

2、攻击国家领导人

3、大量转贴境外反华媒体新闻

4、散布谣言；煽动闹事

第三条：几点说明

1、新用户在注册、发文以前，请先阅读三角地BBS站规。若您觉得只有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帖子可以发，或者三角地BBS让您失望，欢迎另觅高枝。

2、本站不是北京大学的官方站点，任何文章都不代表北京大学立场。事实上，本站访问者非北大人超过95％。所以，任何褒扬或批评，鲜花或污水，都应归本站所得，而与北大无关。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本站有配合相关机构进行深入调查的权利和义务。

4、本站若认为必要，可以直接关闭北大论坛，甚至关闭三角地BBS，而无须事先通知xv。”

上述站规几乎在中国任何网站的首页上都可以见到。在一些知识分子比较喜欢的网站，如“世纪沙龙”、“天涯之声”、“故乡”等等，都有此类规定。

2、临时性的“应急”管理

每逢“重大政治事件”，比如中共“十六大”之类，中国政府就处于风声鹤唳的紧张敏感状态，在这种时期对网站的管理非常严格。

据有心人一一记载，中共“十六大”开会期间，自2002年11月8日起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如下几种声明：

“网易十六大期间论坛管理公告：十六大期间，为加强论坛管理工作，决定：（1）每晚10点至第二天早9点关闭发贴功能。（2）周末关闭发贴功能。”

“21世纪精彩论坛公告：党的十六大即将召开，请大家注意不要发布非法言论！严禁发表涉及反动或敏感内容及话题。否则将一律封ID，并视情况交由公安机关处理！请大家配合！”

“LYCOS主页服务系统通知：为配合政府机构对有害互联网资讯的安全整治工作，LYCOS主页服务准备对免费空间进行有害内容清理，整个清理时间为11月7月至11月18日期间将造成所有免费网站访问、上传暂停。”

“北大论坛公告：系统维护中，暂停发文！”

“澳洲在线公告：系统维护中，网路关闭。”

“思想评论论坛与香港YAHOO：您要查看的页当前不可用。网站可能遇到技术问题，或者您需要调整浏览器设置。”

这些公告不约而同地传播了一个相同的信息：在中国政府自己感到敏感的时期，中国的网站会主动配合政府加强网路上的言论管制。

3、外国门户网站的“入乡随俗”：对强权的服从

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一些外国设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也实行“自律”。对此德国的《南德意志报》有如下报道：

“在与中国政府合作方面，YAHOO可算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cth）指责美国雅虎互联网公司与中国有关政府部门达成协议，协助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网页进行检查。据说，雅虎同意，在向中国播发的网页上，不刊登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世界人权观察”说，雅虎此举背离了信息自由的原则。……如果世界闻名的互联网雅虎网站确实承诺在中国进行自我检查的话，那么这无疑是一大丑闻。一个互联网网站因为外国媒体的内容不为中国领导人接受，就不把这些内容收入自己的版面，那就等于屈服于侵犯人权的势力xvi。”

互联网早已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了。Ethan Gutmann，一位在中国互联网公司工作过数年的电脑工程师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谁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揭露中国是如何实行网络管制的。比如，Yahoo在中国所有的聊天室和论坛都有一个“大妈”，即检查员队伍的负责人，他们随时删除“政治上不正确”的评论，还采用各种其他方式阻止自由讨论。如果在网上讨论中某人敲入“在中国，我们应该有全国性的多党竞选！！”没人会回复这一评论。为什么呢？这句话被Yahoo的“大妈”拦截了，“大妈”会阻止它的传输，然后极其谨慎地发出一封“友好”的电子邮件，建议你“冷却”你的言辞－－一种E时代的尊重自尊的审查制度。

在中国的Yahoo中查寻词组“台湾独立”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这个Yahoo 禁止对一些关键字的查询，例如“法轮功”和“中国民主”。更有趣的是，如果在中国的Yahoo搜索“大参考”（一个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设在美国的网站）的网址，你得到的唯一结果是链接上一个中国政府批判“大参考”的站点。Yahoo怎么会制定了这些政策呢？曾在中国Yahoo工作的一位人士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一项预警措施。国家信息部负责监管和落实，我们服从。这种游戏将确保他们不抱怨。”出于同样的逻辑，当Yahoo拒绝美国之音（VOA）购买广告空间的要求时，中国Yahoo的解释是，他们只不过是“帮助”互联网在中国“顺畅地工作”。这位前Yahoo代表这样为这种审查制度辩护：“我们不是内容生产者，而是一个媒介，一个有选择性的媒介。”毫无疑问，中国Yahoo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但中国政府正利用它从事反对台湾、西藏和美国的政治运动。Yahoo在中国对客户的最大承诺本来应该是提供自由的互联网服务，Yahoo的代表为自己辩解说：“你得调整。限制如潮水一样，这只是个临时问题。这是正常的xvii。”

“记者无疆界”组织发现，对互联网制定了限制性规定的国家有45个。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外衣下，这些国家网站上的一些内容被删除、网页被封闭、网吧(Internet Cafe)被取缔。不过，像中国的雅虎这样作出自我保证，则意味着一种更严厉更广泛的网络管制。自我检查是向非正义的作为屈膝投降，向着扼杀互联网信息自由又迈进了一步xviii。

在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网站的“自律”不断加强。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签署了一项旨在打击“网上犯罪”、防止“有害信息”和“不健康竞争”传播的《自律公约》。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政府还准备禁止网路服务提供商传播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或“违反法律的材料”。这些报道引述“中国互联网协会”负责人的话说，从2002年3月16日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服务业执行这个《自律公约》，中国各地的主要网路提供商都已经签了字；仅仅在天津市一地，就有22家网路提供商已经签字加入了这《自律公约》，贵州、福建、辽宁和湖北等地的主要网路服务提供商也加入了《自律公约》。2003年6月，北京的一个网吧发生了火灾，中国政府趁机以保障用户安全为名，取缔了许多网吧，并进一步加强了对互联网上信息的监控xix。2003年，中国政府宣布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家规模较大的文化和电信企业筹建全国性连锁经营网吧，同时规定每个省选择1－3家具有这方面实力的文化和电信企业，实行本省连锁，这样就能够用不到100家的连锁网吧把全国11万多家网吧组织起来，实行“规范化”经营xx。官方说的所谓“规范化”经营其实只是个借口，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控制网络自由。

许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为何会乖乖地“自我约束”，也不理解香港媒体自1997年以后经常使用的“自律”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样的反应是中共多年发动清理“政治思想”的运动形成的条件反射。如果不是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生活过，然后再接触西方文化而有所反省，几乎很难理解这一人的思想被逐渐“驯化”的过程。在中国，每当许多网页因出现一些政府忌讳的话题而被惩罚或被关闭，网站及网民所指责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那些发表了自由言论的人xxi。这当然是犬儒主义心态（cynicism)起作用，因为批评政府会遭到打击，而批评弱者永远是安全的。

四、中共政府的国家“黑客(hiker)行为”

这种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设立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火墙”

自从1994年中国首次与全球互联网联通以来，中国当局不断试图控制中国的互联网与国外的连接。初期中国政府的互联网保安策略是严格限制国际性网路的连接。至今国际间与中国的5个主要网路系统之连接，仍然必须经过官方的控制的代理服务器，过滤和监视网路通信是这种控制的主要目的。国际社会因此将中国政府为互联网设置的监视和过滤系统称为“巨大的防火墙”。

中国政府在门户网站设置网路过滤器，目的是过滤被视为“非法字符”的所谓“敏感”字词。在中国政府的“非法字符”清单上，有“民主”“人权”“自由”“64”、“大法”“弟子”（因为查禁含有“法轮大法”“大法弟子”的信息和通信，连带英文中与“法”的汉语拼音相同的“Fa”也被禁）。如果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与一些缺乏敬意的词组合在一起，也在被删禁之列。由于这种过滤越来越严，许多中国人都懂得，如果要顺利地发送电子邮件，凡与“敏感”字有关的字全得换成XX。例如，“自由落体”就变成了“XX落体”，“大法官”成了“XX官”，“少林弟子”成“少林XX”。英文的秋天Fall成XXll，1964年成19XX年。后来很多网友在互联网讨论中抱怨，怎么官方规定了这么多“非法字符”，网站的论坛管理员为了制止这种讨论，竟然将“非法字符”这四个字也列入“敏感”字清单上，用设定的软件程序过滤含有“非法字符”这四个字的网上通信，将这样的“非法”通信删除。

据一份西方的商业期刊《安防世界》估计，中国用于“互联网安全防卫”的费用近几年每年都有20％的增长－－这里所谈的“互联网安全防卫”，只是中国政府实行网路控制的代名词而已，其目的是恐吓和有系统地监视本国人民，限制人权，阻止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据估计，中国在未来十年内会成为全球第二大安防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就是国际商界公共安全产品的最大客户，这个官方机构的主要工作是统一管理指挥全国的保安系统，控制工人、农民的“动乱活动”以及监视政治异已分子与那些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等xxii。

直到2001年，外国记者才明显注意到中国的网路管制。这一年的10月17日，各国在上海采访“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的记者们发现，他们无法从大会新闻中心的计算机上链接一些中国境外媒体的网页。一位美国之音的记者抱怨说，他在会议新闻中心连美国之音的主页都进不去。“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方主办机构的发言人章启月（也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刚刚宣布将召开一个关于互联网和区域新经济的记者招待会，就有记者请她解释为什么新闻中心要屏蔽一些网站？据BBC报导，记者们说，他们在新闻中心无法访问一些台湾媒体和外国媒体的主页，例如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章启月先是回答说“对此无法置评”，然后又说“也许互联网数据交换出了问题，我不知道”，引来记者们的一阵嘲笑声。最后章启月辩称，政府利用“防火墙”管制互联网是很正常的做法。她说，互联网有很多好处，但是也有不利的影响。因为担心民众思想会受自由传播的信息影响，中国大陆政府屏蔽了许多境外网站，并且对国内网页内容进行监控xxiii。

2、整肃国内网站

自从中国开始使用互联网以来，政府关闭网站之举从未停止过。2001年6月以后，中共以“庆祝建党80周年需要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为由，“整顿”网路媒体的活动进入了高潮。据新华社引述“国家经贸委员会”主任李荣融的话说，在这次关闭网站的浪潮中，当局检查了45,000家网吧，其中12,000家网吧被暂停营业，3,300多家网吧被永久关闭xxiv。

这里只列举几个在中国被迫关闭的著名网站：

思想的境界：该网站由南京大学政治学系一位青年教师李永刚创办，主要讨论学术思想与一些热门的学术话题，很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该站于2000年10月14日宣布关闭。最耐人寻味的是李永刚发表的关闭网站声明，该声明称：“关站与政府或政治无关，事件的性质是个人关站而不是被封。迄今为止，从未有政府任何部门或有关人士要封杀本站，这是一个完全个人化的决定。”“部分海外网路媒体对这一私人事件进行了太多泛政治化的猜测和联想，部分中文论坛上流传的消息也是基本失实的xxv。”这些话读起来让人感觉很奇怪。事实上，李永刚受到了南京市国家安全局极大的压力，他的网站先后被迫暂时封闭数次，引起了海外读者的注意，他们纷纷表示对李永刚的支持，海外媒体对此也有报道。结果，这些支持和报道恰好促使南京市国家安全局下决心彻底关闭这个网站，而且为了封堵国际舆论，还强迫李永刚发表有上述内容的声明。中国当局强制关闭受欢迎的学术网站之后，还要逼迫网站主持人谎称是他自己“愿意”关闭，以维护中国当局的“开明形象”，这种做法其实与政治流氓没有什么差别。

《南方周末》“周末论坛”：自2001年5月《南方周末》被当局整肃以来，该报所办的“周末论坛”出现许多批评当局有关做法的言论，6月18日，该论坛突然被关闭。

西祠胡同：这是中国最受欢迎的BBS论坛，结果因此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这个网站先是于2001年6月上旬宣布“暂停运作一周”，接着该论坛的“民主与人权”也突然宣告关闭。此后这两个网站再也没有重新开放。

索易网“热门话题”：该电子新闻杂志自1997年11月27日创刊，拥有23·5万户电邮订户，颇受欢迎。在发行了800多期后，于2001年6月18日宣布停刊。该电子杂志的一名编辑在接受读者查询时，暗示是受到了当局的压力。xxvi在“为了明天会更好－－写在索易“热门话题”告别之时”这篇告别辞中，编辑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愤懑，认为该网站“诸多言谈，乃吐之而后快的在喉之鲠罢了”，“莺歌燕舞之侧，讲一点逆耳忠言，发一点无关痛痒的牢骚，还非得躲在这个角落，‘热门话题’到今天，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中国政府竟然连“大家躲在角落里发点无关痛痒的牢骚”都悬为厉禁，可见中国今天文网之周密。

被政府当局关闭的还有“不寐论坛”与“天涯纵横”等许多网站。有些被关闭的网站发表了声明，但更多的却只能在被查封后保持沉默。发表声明的少数网站中，有人比较愤激，另外一些人则不得不说得十分含蓄，将关站解释成“个人意愿”。如果说传统纸质平面媒体遭受政治打击只有新闻从业人员才清楚，那么对互联网和网站的封锁则将中共政府严厉控制传媒的丑恶行径公开化了。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非常激烈，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封网，但还是有不少人陆续开办各种网站，讨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前景。有人曾做了一个统计，中国大陆曾出现过数十家传播自由民主等西方思想为主的网站，其中较有影响的如秋风的“思想评论”、杨支柱的“学而思”、任不寐的“不寐之夜”、温克坚等人的“春蕾行动”、王怡等人的“宪政论衡”、北冥、温克坚等人的“自由联邦”、长风的“北国之春”、野渡横舟、黄奴等人的“民主与自由”、小乔、查克等人的“自由中国”、小乔的“启蒙运动”、张青帝的“大地网”等。2003年10月之前，政府关闭他们之后这些网站有时又找到机会重新开设，有的网站曾先后被关闭将近30次，比如“不寐之夜”和“民主与自由” 。但是，2003年10 月以后，这些网站几乎全部被当局永久性封闭，再也没有可能重新开通。一些网站为了争取言论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主与自由”这家网站已经有5名“论坛主持人”被捕，其中包括笔名为“不锈钢老鼠”的北京师范大学20岁的女学生刘荻。此外，还有一位被工作单位开除，另一位遭到公安局的搜查并被没收电脑等设备、资料，其他两位遭到警方传讯。xxvii

2005年年9月，太石村维权事件爆发期间，北京大学的燕南网因讨论太石村事件而被关闭。xxviii

2006年4月17日，《法制早报》记者王甘霖发现自己的网站“王甘霖独立调查”被关闭，致电有关服务供应商查询。服务供应商代表指上海公安机关以他所转载其中一篇文章内容非法为理由，关闭网站。xxix

2006年年7月25日，开办数年之久，一直非常小心谨慎以图求存的文化学术网站“世纪中国”也未逃脱被关闭的命运。该网站被关闭之后，世界范围内百位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历次政治运动后被迫流亡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发起签名抗议。值得注意的是：参加签名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世纪中国”谨守中宣部规定不敢登载其文章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而多年来以“世纪中国”为言论阵地的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大多数均保持沉默，未参加这次签名抗议。xxx

在这种严酷的管制下，一些气氛相对开放、用户人数较多的网络论坛，为了生存，都陆续推出一些新的限制措施，引起网友们的议论。如凯迪社区（海南）总编辑牧沐于2006年7月3日对网友发出公开信，表示不会在首页张贴时政类文章，又将部分时政评论的版面合并，以及对时政评论文章的数目作出限制，最高贴文连回应只能限制在三万条。天涯社区等网站也在受到压力后对时政类论坛的版面位置作出调整，规定对每篇文章的回应数目只能以九十九次为限。xxxi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社长纪思道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一直持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试图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中国当局努力控制互联网是徒劳的，中国人民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受当局控制的言论渠道了。为了证明这一点，纪思道身体力行，于2006年6月18日用他的中文名字在中国新浪网等两大网站开设了自己的中文博客，并在上面发表了很多中国当局所不喜欢的有关法轮功、台湾、宗教自由、1989年“六四”镇压的信息。纪思道发现，他的这些信息大都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播，也相当吸引读者。纪思道于是在《纽约时报》（2006年6月20日）发表文章，欢呼中国靠信息封锁维持的共产党一党专制制度的来日已经屈指可数了。然而欢呼声还未落下，6月21日，中国当地时间下午，纪思道在中国两个网站的博客网页被消灭。xxxii

3、封杀国际网站

江泽民的儿子、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曾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中表示：“中国必须建设一个与国际互联网分离的国家网路”，这一梦想在如今的中国已经实现了。

据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Society)介绍，该中心研究人员曾测试从中国访问世界各国的204,012个网站的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这些网站中，至少有50,000多个网站从中国的某一地点或某一时刻无法访问；然后他们再次尝试从中国大陆的另一个地方访问这50,000多个网站，但仍然无法登入其中18,931个网站。该所研究员本·埃德尔蒙(Ben Adelman)对美国之音（VOA）的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很可能因特网上有10分之一的内容目前或最近被中国当局滤除。但具体比例无法确定。”这份最新报告所研究的范围比以前许多类似的调查更为广泛。该报告说：“我们发现，除了明显的色情网站之外，中国确实还阻断相当多的网站内容。”“譬如，我们发现，成千上万个提供新闻、健康、教育以及娱乐消息的网站，以及台湾的3,284个网站，都遭到封锁。”

被封锁的网站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人权或中国异议人士的网站：例如“国际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以及数十个“法轮功”的网站。

新闻网站：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网完全无法登入；美国有线电视网路CNN和《时代》（Times)杂志有时无法登入；美国的公共广播系统(PBS)、《迈阿密前锋报》(The Miami Herald)以及《费城问讯报》(Philadelphia Inquiry）的网站，也经常被阻断；被中国当局封锁的外国新闻网站还包括美国广播公司(ABC)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ALTA VISTA搜索引擎，以及美国一些大学的网站。

卫生健康类：包括“爱滋病护理基金会”(Aids Healthcare Foundation)和“互联网精神健康”(Internet Mental Health)的网站。

台湾和西藏的网站。

宗教网站：例如“无神论网路”(Atheist Network)和“天主教民权联盟”(Catholic Civil Rights League)，还有“亚裔美国人浸信教会”，“风水”等网站。

著名的Google搜索引擎排列的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前100家新闻网站中，有42个网站被中国政府封锁。专家们还指出，中国当局的封锁名单不断更新，某些不常遭到封锁的网站，可能由于涉及敏感内容而遭短期封锁。

负责这项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当局在过滤和封锁网站方面的技术明显比以前进步了，他们使用至少四种监测方法。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试图以控制互联网扩展的方式控制信息的流通，但这个政府同时又希望获取互联网流行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当局积极拓展监控互联网的方法，包括鼓励国民多使用公共网吧而少用私人电话线路上网，以便控制网民浏览的网站xxxiii。

最让国际社会感到惊讶的事件是2002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国政府封锁网路搜索引擎Google。Google是两个美国学生创办的搜索引擎网站，有多种语言页面，包括简体中文，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访问量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中国大陆许多上网者也成为Google的用户。这类搜索引擎网站并非传播媒体，不表达自己的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方面的立场观点，其业务仅仅是提供因特网上的信息搜索服务，是中国大陆经济和社会发展可以借用的工具。中国民众使用外国的搜索引擎，是出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但由于Google的强大搜索功能可以为上网者提供海外因特网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好被中国政府视为“政治上反动”的有害信息，故此Google也成为被封杀的对象。

中国的网站网易(www.163.com)上出现过一篇未标明作者及其身份的文章，传递了一条信息：提供中文信息检索的互联网服务商必须对信息过滤才可能通过中国官方的检查。现将这段话摘录如下：“使用GOOGLE搜索服务的中文YAHOO公司在其搜索页面中首次添加了一条免责声明，此声明是针对由提供商GOOGLE公司提供信息检索结果而制定的，可见中文YAHOO已经意识到，在国内继续经营相关服务，就必须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YAHOO中国这样做难道就可以逃脱相关的责任么？……不论是在中国，在国外有众多国家也对类似情况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监控xxxiv。”

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阐释提供搜索引擎的商家应该“自律”，中国控制Google的行为不过是与其他“众多国家”一样，对不良信息进行严格的监管和监控而已。但事实上使用中国网路的人都知道，中国政府虽然将政治与色情并列为“检控对象”，其实只控制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信息，控制色情信息只是中国政府拉来作掩护的借口而已。将色情信息与政治信息放在一起查禁，还可以让民众因联想而产生对政治信息的不良印象。因此，Google这类网站因其强大的搜索功能，在中国这个对传媒严格控制的国度里，时常面临被封的命运xxxv，在Google的Keywords、Cache、Spider等程序服务中，Google中文网站受到一套相当完善的技术限制xxxvi。为了在中国开展业务，Google后来选择了一条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道路，配合中国政府过滤一些中国政府不欢迎的网页与内容。这一配合中国政府控制言论的选择，使它后来与雅虎、思科、微软一起备受国际人权组织抨击xxxvii。

4、设置网上舆论引导员

中国政府大概是世界上少见的几个一直为国民的思想状况操心的政权。自从有了互联网之后，这一操心又多了一项内容：除设网警管制网路之外，还专门设置舆论引导员引导网上舆论。

这种舆论引导员又称“网评员”。这本并非什么光彩事情，但中国政府对打压舆论习以为常，在国内那种用权力操控舆论的环境中，官员们大多都视政府下达的政治任务为“光彩”事业，也未觉得有什么好隐瞒的。江苏省宿迁市委宣传部正因为如此看待此事，才在不经意之间将公开招聘网路舆论引导员的事情公之于媒体，至此，人们终于明白，所谓疑云重重的“网特”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存在。

《南方周末》2005年5月19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宿迁：引导网路舆论实践”，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政府名之为“新闻宣传队伍”的组建情况。这支“新闻宣传队伍”的26名网上评论员，分别来自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各区县宣传部门和市直属大机关，而市直属大机关的人选基本为机关新闻科长或新闻发言人。这些网上评论员由内部推荐，宣传部筛选聘用，而非此前某媒体所报道的向社会公开招聘。今年年初，根据宿迁市委宣传部的要求，市宣传系统和直属机关共推荐了60余名人选，这26名人员系从中选出来的。选拔标准是“懂政策，有理论，政治可靠，业务精通，熟悉网路。”

而此前4月29日新华网上一条消息却被读者无意间漏掉了，那条消息很简单地介绍中共江苏省宿迁市委宣传部招聘网路舆论引导员的作法，并称“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和苏州等城市，也已经或者正在组建这种地下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另外，江西和福建等省，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工作。”该条新闻还说，中纪委监察部去年底对来自全国的127名网路评论员完成了培训，并专门组建网络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名为“反腐倡廉网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并且和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以及人民网，新华网等组成了网络宣传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管理和调控网络新闻和舆论。xxxviii这个小组的名义固然是反腐倡廉，但实际上却以控制网上舆论为职责。

五、通过网路监控抓捕“异议人士”

为加强对上网人员的控制，中国政府实行在网吧上网用IC卡认证用户身份的制度。据报道，江西省最早实行这一制度，该省网吧的电脑都连著一个IC卡阅读器；当用户要上网时，需要把其IC卡插入，IC卡的信息送到省国安部门的电脑认证后，由国安部门控制的互联网网管为这个用户开通一个IP通道，用户才可以访问互联网。从2001年9月1日以后，江西省公安部门规定，全省网吧不准接待无“江西省网吧实名上网卡”的人员上网。通过这一手段，中国政府不仅可以监控上网人员的言论，而且可以随时识别网上发言者的真实身份xxxix。 到2003年上半年，中国全国基本上已经实行用身份证登记才能上网的制度，任何人只要在网吧一上网，网警就能够及时追踪监控上网者的所有信息，并对政府认定的任何所谓“违法行为”（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只是批评政府的言论）进行重罚。

这种处罚其实在建立上网登记制度之前就开始了，早在2001年1月，新华社就宣布，任何人士利用计算机网路或其它方法参与“间谍活动”，如“盗窃、揭露、购买或者公开国家机密”，都有可能被判死刑或是监禁10年至无期徒刑。

因在网路上发表言论被抓的人有下列人士：

1998年3月3日，软件企业家林海因“煽动他人颠覆国家”罪被判入狱两年。他的“罪行”是提供了3万个中国的电子邮件地址给《大参考》等海外异议人士办的刊物，这些刊物向这批电邮地址发送了一些新闻和异议人士的文章。林海于1999年9月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获得假释，他避免谈及他个人的处境，使人联想到当局提前释放他的条件是要他保持沉默。林海自称是"首名中国互联网路囚犯"。

2000年6月3日，四川《天网》（www.6-4tianwang.com）的创办人黄琦被逮捕并被控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当局指控黄琦的“犯罪事实”是：《天网》有一个论坛，而网站服务器设置于美国；该网站上发表了一封“六四事件”中被杀害学生母亲的联名公开信，呼唤再次复兴1989年的民主运动。黄琦的电脑以及在他办公室和家中的所有文件均被没收。

2000年8月，警察查问了蒋世华，他是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一名计算机教授。蒋世华被控“煽动他人颠覆政府罪”。他曾在位于南充市的网吧“硅谷网际网路咖啡”发表文章批评当局，并在一个互联网新闻组发表了支持民主的文章。

綦彦臣是网上刊物《参照》的编辑，2000年9月被控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与“在互联网上发布反政府消息”，判入狱四年。公安局指控他用笔名在香港《开放》月刊和美国的《大参考》写文章。他曾出版了《中国的崩溃》一书的摘录，书中提倡政治改革。警察没收了他的计算机、传真机和笔记。

2000年5月13日，中国政府命令《财经消息》网站关闭二个星期，并且命令网站负责人交罚金15,000人民币，因为该刊物曾发表一篇有关一名官员腐败的文章，于是被中国政府指为“散播损害政府形像的谣言”。

2000年8月3日，国家安全部官员将 www.xinwenming.com 切断并取缔，理由是该网站散播“反革命消息”并吸引了“大批中国异见社群”。警察对负责这个网站的5名异议人士发出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追捕他们。创建于2000年4月29日的www.xinwenming.com，是第一个公开呼吁“国家和谐和民主”的中国国内网站xl。

2002年8月25日，中国的民间关心爱滋病团体“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协调人万延海因在网上发送了一份河南省卫生厅上报河南省委的题为“关于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的报告，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捕，拘捕时间长达27天xli。

2002年以来，中国人对中共“十六大”充满幻想，并希望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国政府的回应是加紧对互联网的管制，并通过网路监控技术抓捕更多的“异议人士”。其实，中国政府眼中的“异议人士”，未必真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其中许多人只不过是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2002年11月7日（中共十六大召开前一天），中国政府抓捕了一位网名叫做“不锈钢老鼠”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四年级学生刘荻，从而引发了一场网上签名声援刘荻的活动xlii。互联网网刊“民主与自由”的版主李毅斌，由于经常以“阳春”和“阳春白雪”的笔名发表各种探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文章，也于2002年11月中旬与刘荻同时被捕xliii，与他们同案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吴一然。

根据刘荻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说，刘荻可能与一位来自东北、在网站上聊天认识的“工运人士”吃过饭，因此被警方抓走的。平时刘荻只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爱写作的年轻女孩而已，她喜欢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并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北京警方拘留刘荻30天后，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正式宣布将这名女大学生逮捕。在国际社会持续一年多的呼吁援救下，2003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二检察院正式通知刘荻、吴一然及李毅斌，根据刑事诉讼法142条第2款，因他们罪行轻微而不予起诉xliv。吴一然对此判决表示不服，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罪。

但另外一些被捕者却没有刘荻幸运。2005年中国记者师涛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判刑十年，而为中国警方提供师涛“犯罪纪录”的，就是雅虎公司。而据记者无疆界披露，雅虎与中国警方这类合作已经不是第一次，此前雅虎亦曾向中国官方提供有关四川省达州市前任财政局官员李智的上网纪录，导致李智于2003年12月遭当局以颠覆罪起诉，判刑8年xlv。

在中国，即便是未成年人在网上发表言论，也未能逃脱网警的抓捕。2003年7月，河南一位15岁的王姓少年在网上发布帖子，列举了50条“某组织”或“某些人”的行为不如妓女。该帖子确实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腐败统治发自内心的痛恨，这里摘录他写的一段话：

“妓女凭信用赢得顾客，而不像有些人靠谎言维持权力；妓女的价目表是真的，而许多制定的法律是废纸；妓女不立牌坊为自己宣传，而不像有些人控制媒体是为自己抹粉；妓女多挣钱要靠取悦顾客，不像有些人掌大权靠欺压老百姓；妓女知道自己寿命有限，而有的组织觉得自己万岁万万岁；妓女允许别人反对她，而有的组织对反对者予以逮捕；妓女会自愿洗手从良，而有的组织却永远不会自己认错下台；妓女不敢代表他人利益，不像有些组织声称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妓女你不喜欢可以躲开，不像有些组织你不喜欢也躲不开；……” 该文贴到网站上后立即被网警删除，该少年很快被网警逮捕xlvi。

这个名单正在延长。据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的统计，截至2003年10月份，因为在网上写文章或者传递信息而遭到拘留或关押的中国记者和异见人士至少有69人，他们大多数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泄漏国家机密”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判刑。这些逮捕和重判的目的就是要阻吓其他在网上撰文的异见人士xlvii。此后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观点和看法而被关押或判刑的又有杜导斌、师涛、罗永忠、张林、郑贻春、许万平、李志等人xlviii。2006年，中国被关押的记者还有32人之多。xlix

在专制极权体制下，由于对政治的讨论完全被禁止，各种对政治的冷嘲就流行开来。2006年，中国网路上流行各种对当局用作政治宣传品的红色经典电影的“恶搞”。有人制作了一些网页页面上传这种经过编纂处理的“恶搞”作品，一时间很受欢迎。但此举很快引起了中国当局的警惕，最开始由中宣部下令禁止对红色经典“恶搞”，继而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依法查处非法“网络电视台”有关情况的通报》，声称要“严查非法网路电视台，并追究刑事责任”，该通报还强调，广电系统内各机构不得与“非法网络电视台”进行业务合作，不得邀请它们参加各项活动，包括研讨会、论坛、展览、庆典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与刊物不得对非法网络电视台的业务活动进行报道以及为其提供信息发布平台。l

只要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还存在下去，每一个爱好自由的中国人都可能会成为这个制度吞噬的对象。

六、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黑色幽默：我们没有网路警察这个警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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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5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举行题为“中国的网际网路：自由或压迫的工具”的听证会，传召微软、Google、雅虎以及思科等网路巨擘，对它们帮助中国政府过滤信息进行严苛的质询。而就在半个月前的2月1日，这四大公司曾经倨傲地拒绝众议院的传召，从而引起美国朝野愤怒，招来汹涌如潮的指责li。

针对美国朝野批评雅虎等互联网公司向中国政府屈服一事，中国政府作出回应。面对庞大的金盾工程与数十位网上言论者被捕这些铁的事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居然面不改色地“澄清”说，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完全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绝没有人仅仅因为在网上发表了某些言论而被捕。”他还堂而皇之地宣称，“我们没有网路警察这个警种。lii”

刘正荣是在2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这番谈话。刘再次使用中国政府惯用的鱼目混珠的手法，硬将自己与民主国家拉扯到一起，坚称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有法可依，与美国及欧盟国家的互联网管理立法及具体措施基本相同。他还声称自己研究过美国的《爱国者法》，该法对美国的执法部门如何获取公民的个人讯息和通信行为做了具体的规定。刘还强调，任何国家的警察和执法机关对网上的违法行为熟视无睹的话，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他奉劝美国不要采取“双重标准”。

这番话混淆了事实：美国《爱国者法》针对的是少数人的恐怖主义活动，其中并无对言论出版实行管制的规定。而中国网路管制针对的却是公众的思想与言论自由。此中差别，稍有头脑的人就能够分辩出来。可惜的是，刘正荣这番谈话却能够在信息相对封闭、且长期受到中共丑化美国民主政治教育的中国人当中起一些作用。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习惯用来做挡箭牌的“法律”，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中国法律从来是统治者为了管束人民，这些法律从来只强调统治者管束人民的权力（Power），而漠视人民的权利（Rights）。中国用来管理互联网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就是这类恶法。中国政府不仅用这种恶法管束人民，还用它来逼迫外国公司就范。

刘正荣这种回应表明中国政府的厚颜无耻远远超过了人们想象。网路警察在中国之存在无可怀疑，笔者使用中国国内的搜索引擎百度，在搜索项中仅敲入“网路警察”四个字，用时0.001秒得到的搜索结果就高达15,200页，仅在百度首页上就搜到几个网站，如：郑州网路警察网站www.zz-police.com、苏州网路警察网站suzhou.cyberpolice.cn，河池网路警察 www.hcnetpolice.org，新乡网络警察 police.j666.com，漯河市网路警察网 www.lhwljc.com，三门峡网络警察wljc.smx.com.cn，其中河池市公安局成立了网监科，漯河市有网路警察支队，濮阳市公安局也下设网络警察支队，只有苏州则编制于刑警队。其余如北京、成都、深圳、武汉、广西等地均有网路警察，且都设立了网站。最有意思的是网上还有《网路警察实务全书》销售广告，该书2003年4月由金版电子公司出版。该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网络警察――中国最年轻的警种”――等于完全否定了刘正荣对全世界公开的撒谎。

金版电子公司为何种公司，笔者无从得知，但在网警严密监察之下，这本书可以公然出售，自然不是“非法出版物”。

为了让读者明白刘副部长撒谎本领实堪追比萨达姆的新闻部长，不妨多提供点资讯：该书广告网址为www.bookhd.com，售价798元。共分三篇，第一篇共两章，介绍中国网络警察的产生、 网络警察的职责、 网络警察的组建、 网络警察的招募、 网络警察的机构设置；第二篇共两章，介绍网络警察网上抓逃与破案、计算机网络犯罪的类型、常见黑客犯罪手法与抓逃；第三篇共四章，介绍网络警察网络监管、测试、侦听等技能。从其内容来看，完全是一本网路警察业务指导实务书籍。如此高昂的售价（相当于中国目前就业市场不景气状态下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自然也是销给公款购书者。

刘正荣官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路局副局长，肯定知道中国有网警这只新警种存在。他这次当着全世界撒谎肯定是奉命而行，并非个人行为。联想到2003年SARS流行时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撒谎之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政府已经堕落到毫无道德底线。这一结论让我们这些天天在盼着中国政府改良以避免革命的人无话可说。

当年毛泽东时代控制言论，是大张旗鼓地明着干。毛用红色恐怖让所有的人闭嘴后，还要堂而皇之地宣称：“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秦始皇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却坑了46,000个,……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正所谓创立朝代者，虽是流氓却尚有几分王霸之气。而现在处于末世乱象纷扰中的中国政府，完全已经堕落为街头小混混，又要干坏事，又不愿意承担责任，完全成了京剧里的“二丑”一角，只睁着眼睛撒谎，千方百计愚弄人民，欺瞒国际社会。

毛泽东懂得怎么样放长线钓大鱼，而现在的中国当权者倡导的所谓网络自由也是这种打算，其实他们就是要让反对者因为在互联网上活动而曝光。另外一方面，则是藉由这种网络大鸣大放的假象，吸引大量的西方投资。美国现有的监控、加密、防火墙及病毒技术，已经都转移给了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人有一天说不定会把这些技术的矛头转向对付美国百无禁忌完全开放的网络。我们出钱出力将一匹自以为将发挥“木马屠城记”效用的“特洛伊木马”推进了中国，却忘了在木马上开个闸门。

Ethan Gutmann： Who Lost China's Internet

第十二章 “老大哥”在看着你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小说《1984》，以苏联为蓝本描写了一个遍布密探与监视系统的国家，所有人全处在“老大哥”（Big Brother）的监视下，这个“老大哥”无处不在，人们无论是在户外还是户内，是在工作还是休息，都无法逃脱其严密的监视。这个国家最可怕之处是动辄以“思想罪”为国民入罪，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遍布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生活在那个国家中，人们不仅没有言论自由，连自由思想都有可能成为迫害对象，被投入监狱，判处死刑。

中国政府从21世纪初期开始，就在创建一个“老大哥”－－“金盾工程”。 2003年以前，有关这一工程，中国国内基本不做介绍，最多只有“金盾工程”这一名词见诸于媒体，从不涉及内容。从2003年笔者撰写的《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这一研究报告中文版发布之后，为了消除“‘金盾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电子监控工程”这一“负面”印像，中国国家公安部就此做了一些介绍，但只介绍了该工程一部分正面功能，比如“金盾工程”是公安信息化工程，建立它的目的是用于打击犯罪与社会治安行政管理的信息共享，包括人口管理、户籍管理、驾驶执照管理等等，却没有介绍它的政治功能――严重侵害人权的一面。ii而“金盾工程”的这一面恰好是中国当局最不愿示之于人的所谓“国家机密”，其功能已经构成对民主、自由、人权等人类普世价值的最大侵害。只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晓这一点，许多中国企业在介绍其业务能力时，将自己参与了“金盾工程”作为一项荣耀夸示。

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中国，政府要对全社会实行无所不至的严密控制，依靠现有的技术远远不够，那么中国政府现在是依靠谁的帮助呢？答案只有一个，是西方国家一些著名的高科技公司。这些公司为了金钱的目的，积极帮助中国政府建设了一个罪恶的监控系统。

2003年9月3日，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播放了一条消息：“金盾工程”已经启动，中央政治局委员黄菊接见了该工程的负责人及主要科技专家。

中国官方将这个“金盾工程”解释为公安局系统使用的信息系统，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这是个什么样的系统，以及这个系统的启动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什么关系。然而，早在两年前，几位曾参与其事的外国专家出于良知，在回到美国后专门撰写过一份报告题为“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China's Golden Shield: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揭露了这个监控系统是如何危害中国人的人权与自由的。

一、“老大哥”监控着每一个需要被监视的人

在介绍“金盾工程”之前，笔者想先介绍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其自传“活出历史”中谈到的一个细节，那是她1995年到中国参加“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经历。这本自传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中文本，但这一细节却在中译本里被改得面目全非。希拉里·克林顿自传中这段文字的原文如下：

“我发现中国官员消息灵通的程度着实令人吃惊。自从离开夏威夷，我没有看过一份报纸，我随口向助手提到如果能够看到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就好了。演说完毕回到饭店没几分钟，我们听到敲门声。《国际先驱论坛报》好像收到暗示自动送上门来。可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谁听到我说过要这份报纸，或谁已经把它送来。

……

“在赴中国之前，国务院和特勤局已经向我做过介绍，包括情报以及礼节和外交问题。我已经被警告，一言一行都要小心，好像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或每一件事都会被录音监控，尤其在饭店房间里。不论《国际先驱论坛报》的送达是巧合或是中国政府国内安全严密的一个范例，都让我们觉得有点好笑，而且我们意识到，被监视或被录音使我们个个都紧张兮兮。”

希拉里·克林顿是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在描述这次经历。在这个黑色幽默背后，是中国极其严酷的社会真实状况。尽管中国号称正在“改革开放”，但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被军警特务牢牢控制的警察国家。凡是西方的重要访客（包括批评过中国政府的外国记者在内），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以及任何被视为“政治异己分子”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严密的监控甚至骚扰。中国政府极其腐败无能，行政效率低下，且缺乏责任感，但有一个政府部门却能一直保持高效率运转，那就是安全部门。这个部门的“消息灵通的程度”令一直享受着美国政府特勤局服务的希拉里·克林顿也“大吃一惊”。

不过，如果希拉里·克林顿了解了“金盾工程”的庞大高效以后，可能会更加吃惊。因为这个“金盾工程”完全是网络时代最新技术的产物，中国政府为此投放了巨额资金，在许多外国大公司的合作参与下才完成的。

二、与跨国公司建立不光彩的技术合作

最先对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不光彩的合作披露与指责的人士，都是曾经参与中国互联网建设的专业人士，这方面有几份很重要的文献，一是前面谈到过的Greg Walton写的“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另一份是Ethan Gutmann撰写的“Who Lost China's Internet”iii。这两篇文章揭露了跨国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不光彩的交易。

为了争夺中国市场，许多跨国公司都放弃了自己当初对本国社会的承诺：与中国在经济交往中成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动力。在众多公司中，只有“微软”（Microsoft）公司在2000年冬天曾经拒绝过中国政府的无耻要求：当中国当局下令“微软”交出它的软件的基础原代码（编译密码的钥匙）作为在中国做生意的代价时，“微软”选择了抵制，带领美国、日本和欧洲商会组成了以北京为基础的史无前例的联合。由于害怕在科技上落伍，中国当局最后放弃了他们这一无耻要求。

确实，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欲望给来此架线的高科技公司一些相应的筹码。然而，更多的筹码似乎依然在中国政府那边，因为西方公司为各自的利益在报价上互相残杀。通过支持国有新华通讯社的分支－－中国互联网公司，“美国在线”（AOL）、“网景”（Netscape Communications）和“升阳”（Sun Microsystems）都帮助中国政府宣传。为了在竞争中不落败，加拿大互联网巨人“Sparkice”炫耀地宣布：在它的网站上，只有中国政府认可的新闻。根据中国新闻报道，北方电讯（Nortel）提供了声音和闭路照相机识别系统的软件－－公安部已经将这项技术应用于监控系统。“中国电信”正在考虑购买一种叫做iCognito的软件，它是一家以色列公司开发的称作“智能内容确认”的软件。这种软件可以在网民上网时进行实时检查，用来过滤“赌博、购物、找工作、色情、股价查询或其它非商业资料”，而中国政府购买时的第一个要求必然是：“它能阻止法轮功吗?”

据“蓝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James Mulvenon透露，美国“网络安全公司”（Network Associates）通过向中国公安部捐赠300 个计算机病毒而得以进入中国市场iv。“蓝德公司”的报告还指出，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不仅利用互联网灌输官方政治主张，还利用互联网自动散布对异议人士的指责，并且用大量垃圾邮件向异议人士的电子邮件地址“灌水”，使之瘫痪，用病毒破坏其他的网站与个人网页v ，等等。这些先进技术都是中国政府向外国著名的大公司购买来的。下面这一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占全球电讯设备市场约25％，据说这一比例还在继续扩大；但其中有一部分属于中国政府购买用于建立中国的所谓“安全系统”vi。

2001年5月中国国家安全部要求中国的互联网供应商装设两个“黑盒”――专门监视个人与追踪个人电子邮件内容和活动的装备。与此同时，政府正与深圳大学的专家合作发明一套“电子邮件过滤系统”，能够在没有收件人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察觉和删除“不必要的”电子邮件。公安部更参与建立虚假的代理服务器，以便监视那些意图回避官方防火墙的网民。在引进这些技术时，与中国政府有合作关系的世界电信网路业巨头，有电讯业巨人“朗讯”(Lucient)、德国的“西门子”(Siemens)、美国的“摩托罗拉”(Motorola)、“CSICO”、加拿大的“贝尔－北方研究实验室”（BNR）、“SUN MICROSYSTEMS”与“北电网路” （Nortel）等外国公司。中国网路使用的路由器和防火墙大部分是由CSICO供应。供应商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这些技术在中国不是用于“改良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素质”，而是用来监视、窃听或联机监听电讯，破坏中国人的基本人权。但他们对此装聋作哑，一些公司还振振有辞地声称：“如果我们不与中国做这种生意，其他国家的公司也会做！”vii

在网路巨头如此卑躬屈膝、放弃自由理念与人权原则的竞争中，微软很快就意识到坚持自由民主社会那些“原则”，等于在中国市场上捆住自己的手脚，在竞争中未战先输。于是微软调整策略，转而采取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回报给微软的则是两条：一是中国政府承诺，今后中国各级政府将不再使用盗版软件，只购买微软的正版软件；二是给了其更多的业务，其中既有立刻兑现的，也有未来的许诺。

Ethan Gutmann的文章提供了一些细节：“假设一个中国的网络使用者在寻找一个未被禁制的新网站(例如：weeklystandard. com)，他并不抱希望能进到该网站，但是一旦他连上了，中国政府就会认为此举对国家安全将可能造成危害，而这位使用者在网络上的一切活动纪录都会被拿来定罪。与色情有关的连结纪录大概要判两年徒刑；与政治有关的可能将永远丧失工作、家庭及自由。传送电子邮件可能是最冒险的举动。两年前，我在中国的一个电视台摄影棚里工作，收到了一封美国朋友传来的电子邮件(他用的是Hotmail帐号，照理说应该很难监控)，信里头的“中国”（China）、“动荡”（unrest）、“劳动”（labor）及“新疆”（Xinjiang）这些字，都被断成两半，好像这些字都过筛了一样。我现在知道那是种警讯，而任何懂得上网的中国使用者，对这种警讯一定立刻就能察觉。”

“2000年10月，中国政府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必须将所有中国使用者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及纪录保存至少60天。同年11月，商业新闻类网站被禁。11月，全国人民大会明令所有未经授权的网上政治活动为非法。2001年1月认定在网络上传送诸如侵犯人权案例等‘国家机密资讯’为犯罪行为。2月间，引进‘110网络警察’软体，封锁‘邪教、色情及暴力’网站，并监控企图连结这类网站的使用者。3月，监控举动开始大举展开，数百封与江西学校爆炸案相关的电子邮件消失无踪；大约同时，中国有关当局宣布用来收集所有在互联网上流通讯息的‘黑盒子’即将建置完成。4月间逮捕使用互联网的民主运动人士以及全国性查封网吧的举动，更是前所未见。发到西藏的电子邮件如果传得过去，也要3天才能收到，至于与法轮功有关的电子邮件则完全被销毁。2001年10月，布什（George Bush）总统来到上海参加‘亚太经合会高峰会’，他其实是进入了一个网络警察国家。但是为了转移可能有的批评或者也是为了展示权力，布什在中国期间中国当局立刻将原本对美国新闻网站的禁令解除，但是布什一离境，禁令马上又套上。在布什最近的这次访问中，任何关于放松中国网络管制的议题，都可能被‘我们只是极力在对付境内的恐怖主义’、‘什么！在这种恐怖主义当道的时期，你们竟然反对监控’等的说辞打消。中国其实是用了这套策略及说辞掩盖了他们的真实动机。”

Ethan Gutmann还举了“三角男孩” (Triangle Boy)这个例子。Safe Web研究开发出一种叫做“三角男孩”的代理伺服器系统，“三角”指的是中国使用者、在防火墙外的伺服器舰队，以及这些伺服器的母船，而这艘母船是中国政府找不到的。已经有上万的中国使用者连上这套系统，20个最佳“三角男孩”搜索站点中有五个是中文网站，每天，中国使用者会收到一封列有“三角男孩”伺服器新位址的电子邮件，这些位址能够让使用者连上他们原本无法连结的网站。因为这些位址常常更换，所以这套系统可以说是无敌的，任何对它的攻击，尤其是针对母船的攻击，需要庞大的资源才可能达成。但正因为Triangle Boy能如此有效地让中国民众自由上网，国家安全当局立即征召那些急于对北京逢迎拍马的美国公司，要他们开发软体，好让网路监管部门在新的proxy一出现时就能马上封锁。

在为中国政府提供网路监控技术方面，思科的态度最为积极。有证据显示，思科向中国政府出售高级终端监视技术。思科曾想否认自己这种丑行，但思科公司编的“警政网”手册却成了将其钉在耻辱柱上的铁证viii。

可以说，没有外国公司的积极配合，中国政府在技术上并未成熟到可以如此严密地监控互联网。越到后来，中国政府越认识到：只要运用得法，高科技手段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维护专制统治。

三、网路大牌如何向中国政府叩头――GOOGLE在中国的经历ix

选择GOOGLE作为分析目标，倒也并非古狗比其它公司更堕落，而是因为思科、微软等公司与中国政府的不光彩合作比较隐蔽，而古狗做为搜索引擎，用户非常广泛，它那配合中国政府的劣行无法掩藏，每有动静，往往很快就被用户察觉到，引起的麻烦自然要比其它公司大得多。

GOOGLE在中国遭遇麻烦几乎与它进入中国市场同步。

GOOGLE进入中国市场，对同为搜索引擎的百度构成了威胁。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使用俯首贴耳的百度自然更为便利：中国政府让百度过滤何种信息，百度百分之百照办。而GOOGLE最开始还坚持所谓“正当地赚钱”，但很快发现在中国市场上要坚持这一信念非常困难。2002年9月，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封杀了Google，而GoogleDNS指向也一度被篡改。

GOOGLE被封以后，必须在商业利益与企业伦理之间作出选择，一头是近亿网路用户，一头是短期内不带来任何金钱的“企业伦理”。在迅速地权衡利弊之后，GOOGLE与所有西方高科技公司采取了同样的举动：放弃自己宣称的价值信条“通过正当途径赚钱”，选择商业利益。按照专制者的无理要求做了一个GOOGLE中国新闻版，这个版本于2004年2月开始使用。

GOOGLE的行为很快被发现了。美国Dynamic Internet Technology（DIT)公司经过研究后发表一个报告，指出GOOGLE公司提供的中文新闻搜索结果，在美国跟在中国是不一样的。例如，在中国国内的用户使用GOOGLE进行搜索，会发现找不到中国政府所谓的“敏感新闻”，如中国艾滋病流行情况，中国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以及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等新闻。但是，用户同样使用google在美国进行搜索，就可以找到这些新闻。

（DIT）公司总裁比尔·夏表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民需要知道有一些意见是跟中国政府不一样的，很多事情是被中国政府掩盖了。”

GOOGLE发了一个声明，对自己的弯腰作了解释，称“我们考虑了可以被忽略的信息量，具体说就是不到2％的中文新闻源。总之我们认为，保持一个所有链接都有效的服务，同时忽略少量的链接，要好过提供一个完全无法使用的服务。这是一个让我们很难做出的艰难的折衷，但我们感到这符合我们的中国用户的最大利益。”

此后，GOOGLE在中国的业务量不断扩大，但国际社会的指责声也越来越高。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与其它人权组织不断发表谴责声明，表示他们对“美国的Yahoo和Google英特网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制度卑躬屈膝的不负责任的政策”感到悲痛。

在GOOGLE遭受批评的同时，其它网路公司也遭受道德责难。微软公司去年底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下，关闭了中国大陆一个批评中宣部的博客网站；雅虎则被指向中国提供记者师涛和海外民运组织的电邮纪录，致使师涛被判刑十年；至于美国思科公司，则被指提供中国监控网路的设备和技术。

在一片责难声中，GOOGLE于2006年1月下旬启用中国顶级域名google.cn，向中国用户提供简体中文版搜索服务。GOOGLE希望藉此为中国用户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服务，力图在中国搜索市场中力挫雅虎、百度，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Google.cn使用一个经过审查的搜索系统，它限制用户对敏感关键字和网站的流览。古狗表示：“为了在中国开展运营，我们在搜索结果中去除了部份内

容，以满足当地法律、监管部门或政策的要求。”搜索结果页面的底部也会有“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份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的字样。古狗将这一让步描述为极痛苦的决定，但同时管理者也认为作出这种让步是值得的。

??? Google.cn的开通，引起又一次关于美国网路科技公司是否协助中国箝制网路自由的辩论。美国政界人士与人权团体纷纷谴责Google、微软、思科、雅虎等科技公司与中国当局合作，协助中国过滤网路言论与新闻。美国众院人权问题核心小组在简报中指控说，这四家美国公司为求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将利益置于原则之前。美国政府曾要求Google提供有关用户上网搜寻行为的资料，但遭到Google公司的拒绝。Google对美国政府的倨傲和中国政府俯首贴耳听命之态，更加深了外界的批评。?

四、庞大的现代科技监控体系：“金盾工程”x

中国社会距离现代民主政治有多长的距离？相信任何热爱自由的人读了有关“金盾工程”的报告，都会感到心惊肉跳。

在2002年6月广州举办的“华南资讯技术博览会”上，“中国国家资讯安全计算机测评中心”主任屈延文公开声称，公安部正在建立一个覆盖全大陆的公共资讯网路安全监控系统。这一系统将对国际网路上的各种资讯进行监控，及时发现需要过滤的国外资讯网站，对于大陆的“不良”资讯内容，也要及时制止，并且进行安全检查，对犯罪行为展开现场勘查、取证和鉴定xi。 这一工程其实就是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将在2008年全部完成的“金盾工程”，而中国政府毫不隐晦地于2003年9月宣布，该工程已经部分启动。从其功能来看，金盾工程是在“防火墙策略”日渐失去其作用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新建立的一个全新高科技监控系统。

2000年11月北京举办了一个贸易展览会，知名的国际互联网科技公司都在展览会上向中国的秘密警察和安防官员兜售他们的产品－－这些公司的行为真应了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淮桔成枳。所有这些公司原来都宣称他们为自己参与国际社会无政府控制的互联网而感到自豪。但在中国，他们每年卖出的200亿美元电信设备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政府买来用于监控中国公众的。他们参加的这个贸易展览会就是中国公安部（亦包括国家安全部）近年来第二次赞助举办的“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及警用装备博览会2000（国际安防展2000）”。这些外国电讯公司在中国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统筹全国保安的专政机器，其任务是控制工人、农民的各种社会反抗活动，以及监视各种“异议份子”。

参展商来自美国、以色列、法国、德国、荷兰、日本和加拿大等地区。当今在闭路电视技术处于领导地位的英国，则在会中有其特别展览区域。所谓“金盾工程”，就是在各国大电讯公司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下建立的一个巨大无比的监视系统。

这里介绍一下“金盾工程”的主要内容。该工程部份是数据库，部份是监视网路。在2001年，“金盾工程”的基础工作已经完成，中国的保安系统开始向西方企业购买一些非常复杂的监视技术，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巨大的联机数据库以及一个监视网路综合体，并引入言语和面貌识别、闭路电视、智能卡、信用记录和互联网监视技术。中国政府的构思是建立一个以数据库支持的全国性遥控监视系统，连接全国、地区和本地保安机构，能展示全景的监视网路，其目的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取得全中国每一个市民的登记记录，同时连接庞大的摄影机网络，确保可以加快警察对付示威的应变时间。

根据该展览会网站上的资料，“金盾工程”专注于下列安防范围：“出入口监控、反黑客入侵、通信安全、电子计算机配件和软件、解密和加密、电子商业安全、外联网和内联网保安、防火墙、网路通讯、网路安全和管理、安全操作、智能卡保安、系统安全、病毒察觉、信息科技有关服务以及其它”。

“金盾工程”能否成功，主要在于一系列高科技的应用。虽然中国在这些领域正快速进步，但是中国科学家还未能独立发展出实现“金盾工程”所需组件，他们依然依赖西方公司的协助，通常以承包方案购买所需组件，或者是通过技术转移。这些技术转移以正式贸易买卖或以补偿贸易方式，例如提供较大市场，当然也通过不合法的渠道。

一个庞大的智能监视网路所需科技其实复杂到惊人的程度，由于方案是模仿人类智能，用每个人熟悉的术语来说明这个方案，那么中国政府要的“金盾工程”监视网路是有能力“看见”、“听到”和“思想”的监控系统。

如果要网路能够“听到”，所需要的核心科技是言语讯息处理，即自动监听电话对话，搜寻关键词和字句。同样，视像讯号处理能够令监视摄影机有能力“看见”，即在一群人中认出某个人的面貌。这两种“侦测”，其实是一种数字信号处 理技术(DSP)的应用，被称为“监视运算法则”，是通过复杂的运算法则来分析数据，达到仿真人类神经系统。“金盾工程”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在公共场合建立一个全国性闭路电视或 CCTV 摄影机网路。2005年2月1日深圳市公安局宣布：深圳街头将安装20万摄像探头，目的是“加强监控社会治安”。据说深圳市并非最早的行动者，此前已经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安装同类监控设备xii。

这些“能看”的设备安装完毕后，意味着“金盾工程”的最后一期即将完成。与其说中国当局安装这类设备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社会治安，还不如是防止政治动乱与社会反抗。当年天安门广场上就是因为安装了这些用于监控交通秩序的摄像头，使中国政府在六四以后的政治清算中，很方便地根据录相资料抓人。

外国大公司需要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时，他们宣称的口号是“科技创新有利于自由和民主”，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有能力应用这些科技设备的政府正好将其用之于相反的目标：对中国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与自由的人士实行越来越精致深入的镇压。

前面提到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那是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苏联的写照，那里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受到全面监视、失去个人尊严的环境里，但那种监控还主要是依靠人工与处于起步阶段的科技手段。中国的“金盾工程”一旦完成，中国人将生活在一个用最新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最大的警察国家里。《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里宣称“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中国人为这一权利奋斗了很长时间，但现在似乎离这一目标越来越遥远。

“互联网的发展将促进中国的信息自由交流，从而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一神话已经被中国的现实打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之父”的迈克尔说道：“在中国互联网的婴儿期，最早三个被封锁的网站中，有两个是反政府的站点，另外一个则是毛泽东主义网站。政府最感威胁的要害在哪里？他们最担心广大的民众得知外界的讯息。最终将把民主带进中国的关键份子不会是知识分子，而会是未来10年内能够用网络打电话、被赋税压得忿恨不平的农民。而那些怀有民主中国梦的人，能使用的却是日益萎缩的其他通路。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已越来越不再是自由化的动力。无论如何，能够带给中国人民民主的最大利器仍是互联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弄清到底‘谁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网络带给中国民主的希望将只是一个可能，只是另一个美国梦。事实是，就是我们美国人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

在批评了美国的大公司以后，迈克尔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成语：意为：要解决一件为难的事情，还得依赖于造成事情后果的人）。他认为事情仍然可以补救：“我们可以铺下革命的联络网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不会原谅我们。”

作为中国人，笔者希望持有迈克尔这种想法的网络专家越来越多。中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购买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筑起来的网络长城，最终还只能靠网络专家来打破。

五、网路公司的集体辩护与美国朝野的谴责声xiii

2006年2月15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举行题为“中国的网际网路：自由或压迫的工具”的听证会，传召微软、Google、雅虎以及思科等网路巨擘，对它们帮助中国政府过滤信息进行严苛的质询。而就在半个月前的2月1日，这四大公司曾经倨傲地拒绝众议院的传召，从而引起美国朝野愤怒，招来汹涌如潮的指责。

面临这些如潮水般涌来的指责，雅虎等四大互联网公司努力用各种方法挽救自己的道德形象。

由于雅虎的行为违反道德已经无可辩解，于是它非常聪明地装出一幅无能模样，将这个皮球踢给了美国政府。雅虎发言人在2月13日一份公开声明中指出：“所有在中国运行的美国和国际公司，都面临着相同的遵守法律但缺少透明度的困境，这已与我们的信仰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不相一致的结果。”雅虎总法律顾问迈克尔?加拉汉（Michael Callahan）代表雅虎发言，说雅虎先前决定与中国政府合作，已导致“严重与痛苦的结果”，声明“我们相信这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问题，没有任何一间公司与任何一个产业可以独力解决”，“单靠商业公司自身无法有效地影响外国政府在言论自由、信息公开等方面的政策，我们相信，政府间不断的对话才是非常重要的。” 他还强调，这是“每家企业的两难窘境：要么在某个国家经营并遵守那里缺乏透明度的法律，要么就撤离。

Google也在其官方网站发表一份声明，敦促美国政府将“网路审查作为一种贸易障碍”，在美中双边贸易会谈时提出美国在此方面的担忧。在质证时，这些网路巨头都承认自己服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帮助过滤信息。雅虎高级主管在听证会上对国会议员陈词，表示对中国的异议人士因在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惩罚感到遗憾――日前，雅虎在两件事情上遭到指控，一是于去年协助中国缉拿异见人士师涛，导致此人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判刑十年；二是前年雅虎与中国警方合作，向官方提供有关四川省达州市前任财政局官员李智的上网纪录，导致李智于2003年12月遭当局以颠覆罪起诉，判刑8年。

这位高级主管陈说苦衷：为了做生意，他们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其它公司如Google和微软也都承认他们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过滤了信息渠道，屏蔽了中国政府认为政治上敏感的字眼。但是，这些公司还是用另一种方式为自己辩护，他们声称已明确告诉中国用户，那些搜索是被中国政府的文字审查人员封堵的。

Google表示他们已经决定不在中国推销电子邮件服务、博客网站以及聊天室，以免提供一个张帖敏感文章的场所。 对这种“不完美”的选择他们也感到不满意，但是Google相信，他们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同意接受一些限制，最终还是拓宽了中国人获取信息的渠道。

问题依然是，放弃中国这个有一亿多网客的市场是许多公司极不愿意面临的痛苦抉择。分析人士说，美国公司承担不起退出中国市场的代价。撰写过《10亿顾客》的麦健陆 （James McGregor），是一个坚定的“拥抱熊猫派”（美国对亲中国政府人士的称呼）。尽管这本书名本身就荒谬可笑，因为13亿人口中的九亿多农民当中，上网者最多不超过1,000万，他还是要将这些不知终生是否与网路有缘的中国人算进“潜在顾客”的行列当中。这次出面为四大网路公司辩护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位麦健陆。他坚持说，如果华盛顿进一步强迫这些美国公司执行美国的言论自由标准，可能就会逼迫这些美国网络公司撤出中国互联网市场，或撤出他们已进入中国的设备，这样一来就会给美国的企业造成打击，而此举的后果也会导致其它国家迅速填补美国公司的空白，趁机打进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中国的新闻自由与网路管制已经是个长达数年的老话题，但这次空前激烈的道德谴责终于使白宫、国会不再坐视不理美国公司在中国所作所为。

众多国会议员痛斥美国四大网络公司的劣行，指责这些美国公司为了商业利益，向中国政府妥协以此来获准进行中国互联网市场。已“丧失了他们的影响和美国的道德权力”。更有人指责说，上述公司为世界各国的企业树立了非常恶劣的榜样。继GOOGLE，YAHOO之后，又有一家西方网络公司向中国政府的信息审查制度做出让步。一个总部在卢森堡，英文名字为“SKYPE”的国际网络电话公司为进入中国市场，同意在网络上过滤掉中国政府认为“有害”的信息。

美国国务院于2月14日宣布成立“全球网络自由特别小组”，从外交政策层面上关注网路言论自由。新成立的“全球网络自由特别小组“将审视网络自由所涉及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限制接触政治内容的技术使用以及这些新闻检查措施对美国公司的影响，跟踪和压制异见人士的技术使用，为限制信息自由流通而改变因特网管理结构的做法。小组还将向联合国、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有关国家政府表达美国政府在上述领域的关注。该小组工作将由主管经济、商务和农业事务的国务次卿乔赛特·夏纳以及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国务次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共同主持。

??? 在宣布小组成立的当天，国务次卿夏纳表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保互联网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自由流通，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阻止有关国家对网路言论的控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夏纳特别提到中国：“美国政府非常严肃地关注全球范围内因特网隐私权和数据保护问题，尤其是最近在中国出现的一些案例。我们将继续向中国政府表达我们的关注。”

? 该小组虽然隶属国务院，但其日常工作将通过和商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等联邦政府部门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协调进行。工作组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向国务卿提交政策建议。

相对于中国政府猖狂的网路控制，美国政府的行动稍微迟到了一些。但无论如何，作为网路霸主的美国一旦将反网路控制纳入国家行动，这场针对专制极权国家的行动就算是进入短兵相接阶段。而中国人民确实需要这些帮助，因为只有这些帮助，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夺回互联网。

六、一份说谎的网络调查报告

200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一份题为“2003年中国12城市互联网在中国的使用及影响调查研究”的报告xiv，在中国的媒体上广泛传载，影响甚大。因参与者有美国大学与基金会，一度还影响了美国舆论。该报告表示，互联网使用大量增加和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动力。但这份报告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结论：一方面宣布，调查发现大部分人都同意互联网将提供更多发表意见和批评政府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宣布，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政府需要加强对网络的控制与管理。

要了解这份调查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了网络使用者的真实思想，先得了解这类调查是在一种什么条件下完成的。

这一调查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球互联网项目”在中国的合作项目，由美国的Markle基金会赞助。从1999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传播政策研究中心”启动“全球互联网项目” (World?Internet?Project)，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由于中国政府曾经在《统计法实施细则》与《涉外社会调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需要在中国境内进行统计调查活动时，不准自行调查，应当委托中国境内具有涉外统计调查资格的机构进行。调查所得的全部数据资料在交付境外委托方前，必须经由政府部门审核同意xv，所以UCLA的“全球互联网项目”只能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负责调查。据中方调查者自称，该项调查是“在国家信息化办公室的支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于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于2001年5月向社会发布了研究成果”。这份耗时数年的研究报告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国互联网用户的人口分布、使用状况、变化和特征；发现互联网对中国的大众媒体使用、人际交流以及“开放”观念等的影响；提出有利于中国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政策建议和意见。

讨论这种在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与审查下完成的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其实是件多余的事情。人人都应该知道，猫爪子下的夜莺不能唱出好听的歌。这里只重点分析报告本身的缺失。

从公布的报告来看，这份研究报告有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忽略中国政府控制网络打压言论自由以及建立耗资巨大的“金盾工程”的真实目的。该文没有指出中国有3万名网路警察每日巡视所有网络上的活动情形，并使用滤波器封锁一些敏感的网站。为了向政府加强网络控制提供决策上的“理论支持”，这份报告的末尾还特别设了一节：“互联网是否需要管理和控制？”据这份调查报告的写作者说：“从本次调查的数据来看，有50.9%的被访者认为‘非常需要’管理和控制，约36.2%的被访者认为‘比较需要’管理和控制。由此可见，近九成的被访者的立场是支持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写作者还特别指出：“如果将今年的数据和2001年的数据进行比较（注：由于2001年只调查了5个城市，所以我们只在这5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可以看到，经过两年的发展，认为互联网需要管理和控制的人大大增加了。而且，这一趋势在网民和非网民两个子群体中完全相同。”

按照该报告作者的说法，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网路的专制手段，一是顺民心之举，二是控制得还很不够。而对比中国眼下发生的事实，再也没有比这一结论更为荒谬绝伦的说法了。这一调查再一次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的御用学者们的职业任务就是将中国政府的统治策略加以学术说明，证明其“合理性”。

对于项目委托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全球互联网项目”来说，他们正好堕入了中国政府多年来的对外策略“用西方的钱，办中国的事”。如果委托者相信这一调查报告，并据此分析中国互联网的政治作用，得到的结论将与事实相差甚远。

事实是：中国的民众早已在反抗这种污辱中国人智慧的网络管制，从2001年到2003年，不断有网络使用者联名签署“反对网络控制联合宣言”，作家余世存更写过一篇“类人孩们尽朝晖”，讽刺中国政府将中国人当作弱智者－－类人孩（此譬喻从“类人猿”而来，按照达尔文物种进化理论，类人猿是物种进化到人类之前的一个物种，还不是人类）。他指出这种“类人孩”的生活状态唤起了他心中一言难尽的羞耻：“面对经过网警严格过滤的电脑屏幕，中国人不仅没有写作自由和阅读自由，甚至没有阅读的权利，已被置于动物般的非人处境”。作者指出，“发明和使用文字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根本标志，在号称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的21世纪，中国人依然是一个生活在前文明时代的中国式奴隶”xvi。

七、宽严之间见章程

让中国人感到羞辱的还不仅是对讨论民主自由等政治话题的禁制，而是政府那种“允许民众放纵堕落，不允许讨论民主”的意识形态战略。

笔者曾在自己电脑的防毒软件的“禁止登陆网站设置”中选择了若干项目，其中一项是“性”，但笔者很快就发现这一设置很不现实，因为有了这一设置，笔者无法登陆中国许多网站，甚至不少中共省级党报的网站都在此列。

2003年11月中国的互联网上猛炒一位网络色情女作家“木子美”的《遗情书》，因其在性行为方面有非常具体的描写，她的文章成为网络热点，并流布海外所有的中文网站，香港、台湾与日本都有不少介绍。笔者读了一下有关介绍与“木子美”文章的一些章节，不由得感叹：中国政府现在真是“宽容大度”，大开色情纵欲之门，一向尽职的网路警察们此时也完全忘记了《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禁止条文，正在有滋有味地阅读木子美小姐的“惊世之作”，与网客同享意淫之乐。

但另一串赫然在目的长长名单，即那些因在网上讨论民主政治而被抓的人士之众，却又让笔者更深地喟叹：中国政府何以严苛如斯？几个草民不过谈谈民主政治，竟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关押，如上海律师郑恩宠身蒙国家诬陷还不算，更被上海所有的官方媒体泼了一身脏水。

但宽严之间见章程。从这一宽一严之间，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自9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战略重点：在严格控制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及本土民主意识的传播的同时，却放纵人们追求物质享受乃至色情纵欲。尽管在2002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煌煌法规文件当中，中国政府规定了下列内容属于违法（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这规定是否完全合乎现代民主政治标准）－－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政府如何“执法”，笔者还是不厌其烦地将其列在下面：

??? ? “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宣扬邪教、迷信的；”

上述这几条中国当局执行得非常坚定果断，只要涉及批评政府或有关西藏、新疆、台独与法轮功的言论，“破案”速度之快，让人惊叹“金盾工程”之神效与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效率之高。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这一条在SARS期间已经用过了，并且成了一条“万金油”条款，随用随抹，凡政府不喜欢的言论，均可列入谣言之列，予以抓捕。

“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互联网出版内容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木子美的《遗情书》至少符合上述三条被禁标准：宣扬淫秽；危害社会公德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且此文章的读者有不少就是十一、二岁的未成年人，但中国政府却对这种文章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装聋作哑。

从这里又一次可以领略“中国特色”的政治：禁止在非成人的公共传播系统传播色情内容为世界文明国家的惯例，中国政府虽立法禁止但却网开一面，故意让此规定流于虚文；政治自由是世界文明国家的普遍社会原则，中国却坚持将政治自由与言论自由视为“犯罪”－－从这类政府行为中可以得出如此推论：借助经济改革缓解了“文革”引起的严重政治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人类社会基本原则更加理直气壮地予以藐视。

中国公众在生存需要这第一层次的基本需要之外，还需要参与社会交流，既然政治、民主、自由、人权等一切在中国都成了禁谈题目，于是大家就只好涌往政府不禁之区域，纵欲享乐，满足感官需要。而这种丧失是非分辨能力的民众正好是中国政府意识形态战略刻意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政府统治方略之成功。

至于“木子美”行为的所谓“道德”，笔者已经不想多讨论。因为第一，“木子美”的成长期正逢中国政府奉行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式的治国方略之时。这一治国方略的意识形态战略是：只要你不反对党与政府（包括敬畏权力，尊重权力所有者即所有的现任官员），你干什么都可以。实施这一治国方略的结果是，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赖、从耍赖到黑社会化这一过程，“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成了从官场到民间普遍奉行的原则，“木子美”们只是社会的产物而已。第二，我始终记住法国文豪雨果（Victor Hugo）在《悲惨世界》里说过的话：“当一个人内心充满黑暗的时候，犯罪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第三，中国男人早在多少年前就享有文字意淫之权利而不受谴责，并被吹捧为“文学先锋”， 不少人还藉此发了财。只是在男性意淫文字充斥文坛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之后，一些勇敢的女性才步男性后尘，用身体写作。既然男人可以因这类文字受到欢呼，谴责几个小女子也实在算不得公平之举。更何况对价值系统的颠覆并不始于“木子美”，中国政府早已经对“人权、民主、自由”等有确定内涵的普适概念进行了价值颠覆，木子美只是颠覆了“淫荡”这个小小的词汇又算得什么大罪？“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句话实是千古不易之理。

中国古语谓：“宽严之间见章程”，意谓政府会用法规及制度作为手段，鼓励人民做政府想要人民做的事，惩罚那些从事政府意欲禁绝的活动的人。从中共政府严厉禁止讨论政治，却对色欲与赤裸裸的性描写网开一面的网路控制方法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未来毫无责任感的政府。

天安门事件已经过了12年，政治反动力量在中国依然当道－－至少目前仍然是如此。中国依然扮演着这场现代版的阴阳角力。中国的国家体制兀自努力要找出新兴自由市场力量的平衡点。美国既是大恶棍，可是年轻而民族情绪强的学子又把它当成圣地麦加。中国力倡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可是它和邻国迭有战事的纪录又斑斑可考。而且，国内一旦有事，中国就责备外国，即使领导人心知肚明问题的根源在国内，也会抹黑美国和日本。美国成了它转移注意力的代罪羔羊。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James Lilleyi（2001年）

要按照中央精神报导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不得超出新华社的口径。但是各报要在标题上多下功夫，不要照抄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的标题。如果标题都一字不改，容易误导国际社会认为我们统一舆论。

－－1999年5月10日中宣部给各地宣传部的电话指示

第十三章 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杰作”：冷战意识

中国政府的国际关系观念与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愚蠢的背离，国际关系观念上几乎全盘继承了毛时代的冷战思维，但外交政策却表现为典型的国家机会主义。中国政府的麻烦在于，僵硬刻板的冷战思维根本无法适应机会主义外交政策的灵活需要，尤其是一直受冷战思维熏陶的民众，一旦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表演平台之后，其积蓄多年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渲泄口，反过来构成了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压力和挑战，经常令政府陷于被动。

2003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出现了许多麻烦。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且充满变数， 双方表面上仍然承认与尊重彼此间的“伙伴关系”，但实则都很清楚两国关系日行日远。最典型的表现是：美国近几年不断抓捕出卖技术机密给中国的在美华人，一心以出国为人生最高目标的中国学生，近两年的赴美签证异常不顺，2003年的拒签率竟高达60%以上；俄国逮捕了欲与中国签约铺设石油管道的石油大亨，迫使中国不得不改变能源计划；日本则连续两年削减对华经济援助；越南租军事基地金兰湾给昔日的敌人美国，热烈欢迎美国军舰到越南访问；而德国自从新总理梅克尔上任之时，正值中国在欧洲的盟友法国国内政治风潮迭起，而梅克尔趁机调整外交战略，构建英、法、德三角关系取代法德轴心，重新亲近美国，使得中国打入自由世界的楔子开始松动。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态谴责的声音越来越多，由中国暗中操纵并沦为暴政者俱乐部的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组终于在2005年提上日程……。

其中对中国外交策略影响最大的当是法国的陷入困境。谁也料想不到法国政局的变化竟然害得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自以为用市场与商业利益就能牵制世界的中国政府顿时左右失据。如果今后一段时期内没有类似伊拉克战争的事情发生，欧美关系改善将不可阻止，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政治上基本立场一致的反对极权专制的西方世界。

面对这一切，中国政府既不检讨自己僵化过时的冷战思维，也不反思自己外交政策上的错误，更不检讨二者之间背离造成的恶果，而是继续驱动宣传机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充斥于中国媒体的仍然是“国际反华势力妄图遏制中国”之类的陈词滥调；一旦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越出了政府设定的范围，不能为政府利用时（比如在中日关系上），政府又开始惩罚媒体，认为媒体是“帮倒忙”。

一、浸透冷战意识的国际观念

中国政府的国际关系观念至今仍然承继毛泽东时代的冷战思维，甚至连“反霸权”、“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中国”这类用语都未从官方话语系统中退位，一旦遇到国际磨擦就会出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上，其结果是不断培养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但近20多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却改奉典型的国家机会主义，即以利益为唯一导向。于是，冷战思维的僵硬刻板就不断与国家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发生冲突，这样的冲突往往被极端民族主义的“民意”突显出来。中国的民众一直受冷战思维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对国际关系的意见常常会反映出中共灌输的冷战意识。过去十多年来，由政府执导的“民意表演”一直是中国政府指挥如意的外交筹码，但近几年这种情形却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互联网为青年人提供了公开议论国际关系问题的空间，政府对“民意”的操控越来越不能收发随心，民族主义情绪有如从“潘多拉盒子”里冒出来的“妖怪”，再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掌控。

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从了解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战略”入手。这一战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推行，今天的中国政府只是改变了其中一些口号与字句，其敌视民主、自由、人权的实质却完全沿袭了毛泽东的精神遗产。

1、制造“敌人”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

近几年中国青年一代表现出强烈的“仇美”情绪。如果说在1999年以后发生的几次中美冲突中，中国青年这类极端表现还可以归因于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他们对于美国发生的任何灾难，如9·11事件、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堕毁等都要表示幸灾乐祸，则只能说是中共政府长期操纵媒体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的直接后果。

专制政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为自己制造“敌人”并广为宣传，这种宣传造成的结果是让公众形成一种印象，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灾难都是敌人造成的”。这种“敌人”来自国际与国内两方面：制造国际社会的“敌人”，可以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的视线，将国内社会矛盾引起的对当局的仇恨外泄，反美情绪就是通过多年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培养而成的。制造国内的“敌人”，如毛时代大力宣传并渗透于一切教科书的“阶级敌人”与“阶级斗争”之类说教，可以让生活状态本来不佳的社会公众发现，社会中竟然还有比自己地位更低下的“政治贱民”，并且还可以在中国当局鼓励提倡的那种对“政治贱民”的肆意蹂躏中获得极大的政治满足感。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控制的传媒一直充当制造仇恨的政治工具，媒体经常用轰炸式的宣传，鼓励人们在对“国内阶级敌人”与“国外反华帝国主义势力”的仇恨中生活。现在虽然已经不再谈“阶级敌人”了，但在中国的政治宣传中，“国外反华势力”与“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仍然是现成的代罪羔羊。不少深受这种宣传之蛊惑的中国人，不但不能分辨此中是非，反而觉得参与对“国际反华势力”的斗争“乐在其中”。

在努力制造“敌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还得尽量为自己寻找一些“朋友”，以表明自己“得道多助”，在国际社会中并不孤立。到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都会发现一点：中国政府特别在意自己在国际社会有多少“朋友”，哪怕是一些对内荼毒人民、在国际社会臭名昭著的专制政权独裁者，如红色高棉(Khmer Rouge)的波尔布特(Pol Pot)、菲律宾(Phillipine)的马科斯(F. Marcos)、利比亚(Libya)的卡扎菲（Moammar al-Ghadafi）等，都曾经是（或现在正是）中国政府的“座上客”与援助对象。在1972年中美建交以前，上述独裁者的到访会成为《人民日报》的头条新闻。当时中国遍及城乡的高音喇叭经常反复播放一首歌，歌词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

在夸耀自己有多少“朋友”的同时，中国政府通常用更大的精力去抨击“敌人”，只不过随着时代变迁，“朋友”与“敌人”的名单以及“敌人”的位次有些变化而已。1949年至1971年，美国一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而1960年以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敌人则多了一个“苏联修正主义”（1968年以后将其改名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付这个“敌人”，当时还由毛泽东亲自执导，发表了著名的“九评”（九篇痛斥苏联的政论文章），痛诋“苏联修正主义”。这些文章不但发表于《人民日报》最显要的位置，还让男女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连当时刚进小学不久的孩子都被告知，世界上最好的文章就是这“九评”。1972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政府虽然将苏联与美国并称为国际社会中的“两霸”，但显然认为当时的主要“敌人”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宣传教育中的“国际反华势力”总代表就成了苏联，美国退居其次。1989年苏联解体以后，中国政府再次调整了外交战略，凸显了“美国霸权主义”这一国际社会的敌人－－对中国政府来说，必须制造一个“敌人”作为“国际反华势力”的象征，否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出现问题，就无法找到代罪羔羊，将中国人民的仇恨外引。

在毛时代中国当局选择苏联做“敌人”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苏联在“后斯大林时期”执行的政策比中国要温和一些，特别是“非斯大林化”和“反个人崇拜”的政策，这正好与毛泽东当时的政策针锋相对。第二，在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斗争中，毛泽东败北，因此心怀怨恨。

2、美国为何成了“国际反华势力”的“总头子”？

中共视美国为敌则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水火不相容，始终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死敌。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之所以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为寇仇，主要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存在与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是对专制独裁统治的威胁。只不过后来的中国政府出于利益的考虑，从表面上缓和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但反美宣传却一直在意识形态教育与媒体宣传中贯彻始终。

4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认知非常简单，因为他们这几代人都是接受这样的教育：“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凡是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民族与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头子”；“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在中国政府长期的“宣传教育”下，美帝国主义被说成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敌人”，“不但对国内人民残酷剥削压迫，还在世界上到处发动侵略战争，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罪行馨竹难书”。1972年中美建交以前，一支这样的歌从小学起开始教唱：“美帝国主义罪恶滔天，天天都把坏事干，两手屠刀两手血。千件、万件、千万件坏事堆成山……”。

可以说，所有的媒体和教科书都把美国政府丑化成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到处发动侵略战争的恶魔。“美国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是经常宣传的重要内容－－甚至在“改革开放”了22年之后的2001年，中国政府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美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宣称美国超市(supermarket)的收银员由于工作负担太重没时间上洗手间，只得系上纸尿布工作，因此美国是世界上人权状态最糟糕的国家之一。中共当局所有有关美国的宣传，都将美国社会描绘成一个充满了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暴力凶杀、吸毒卖淫的最反动、最黑暗的人间地狱。

为了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国政府和御用学者修改历史，隐瞒了很多真相。例如，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美国为维护中国的统一、反对列强割据而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主动退还大部份“赔款”以资助中国留学生，但中共的历史教科书对此从不说明。中国最著名的清华大学的前身就是用该项退还款创办的，但无论是中共的官方教科书还是清华大学的校史，都长期隐瞒这一历史事实，该校的学生直到布什总统访问该校演讲时才得知此历史真相。又如中国的官方教科书说，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美国侵略者突然进攻北朝鲜”，并想“以北朝鲜为跳板，进攻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一种完全正义的、保家卫国的行动”。可是，朝鲜战争的真相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不知道。

直到今天，中国的中学、大学的政治教育仍然在灌输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垂死挣扎、必然灭亡”之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这种意识形态宣传在中国社会中磨刻出来的深刻痕迹并不能够轻易消除，它不但反映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还将在今后中美交往中继续发挥作用。尽管中美建交以后双方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中国官方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基本看法并没有真正改变。虽然“文革”时期那种将美国“妖魔化”的宣传手法不便再用，但对中国这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则极端保守封闭的极权体制来说，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威胁。因为美国不仅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对于饱经贫穷折磨、饱受专制摧残的发展中国家人民来说，美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一方面承认美国的国力强大、经济发达，一方面又宣称它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适合中国国情，就成了中国政府充满矛盾与无奈的宣传方法。在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中国政府仍然宣称，美国式民主不适宜中国，而中国已经建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祖国就会分裂（即不能统一台湾），中国人民就不配享有任何民主ii。

可以说，中国政府早已经陷入这种意识形态宣传与现实产生巨大分裂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为了掩饰这种无奈，中共一方面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坚持“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和新闻管制。而中美两国在经济利益与全球战略上的一系列磨擦，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上的固有矛盾。

二、虚伪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作用

由于各种信息渠道受到严格管制，中国民众很难了解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真相，在意识形态教育宣传的诱导下，民众往往习惯于跟着官方宣传机器的宣传认识事物，缺乏独立判断事情真相的思维能力和知识准备。甚至当人民对当局有所不满时，这种不满的表达在潜意识层面仍然被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所操纵，结果无意中还是落入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和认知系统。一位退休官员对中国现任领导人非常不满与失望，而他的不满与失望却是用批评美国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某一天笔者曾听他愤愤不平地说：“人家美国人想打谁就打谁，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敢对美国说‘不’了iii。”他真正想表达的其实是，只有毛泽东敢和美帝、苏修抗衡，比现在的领导人强多了。在这个典型例子中，对当今领导人不满的表达却变成了赞扬现实政治的根源即中国政治体制的原创者，也算是中国时下的黑色政治幽默。

在这种宣传教育的洗脑作用下，与美国为敌的国家及专制集团，很自然地就成了中国政府的“朋友”。从1989年开始，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垮台，但中国的新闻舆论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到那些摇摇欲坠的专制集团一边。哪个国家发生了支持民主的示威游行，中国的电视镜头总是出现那个国家的专制者身影，所有的媒体总会反复播送那些专制者的声音，并谴责要求民主的示威者。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垮台以前，中国政府通过媒体表示了对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这个专制者最有力的支持，他被处死的消息一直压到最后瞒不住了才以一句话新闻公布，官方媒体对此事的惋惜之情连媒体受众都能明显感觉到。

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中国的媒体天天都在声嘶力竭地反对霸权主义，将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当作“反霸权英雄”广为宣传。至于萨达姆·侯赛因到底依靠什么残酷的专制手段统治伊拉克，伊拉克民众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中国民众则毫无所知。由于中国政府这种“孜孜不倦”的宣传灌输，萨达姆在中国青少年心目中竟成了“十大青春偶像”之一，持这种看法的青少年的理由竟然是：“全世界有许多国家怕美国，而萨达姆不怕，他有骨气。”据报道，这位青少年是一位经过学校挑选的品学兼优的学生iv。这些天真的中学生有如此看法，当然是中国传媒坚持的“舆论导向”潜移默化的结果。在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Iraq）战争中，中国的官方媒体秉承政府旨意，继续支持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先是盼望他能击败美军，后来又为他的失败而惋惜。2003年12月，美军在伊拉克抓获萨达姆·侯赛因，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此新闻时，播音员的表情颇为沉痛，而当随后播出伊拉克发生袭击美军的事件时，播音员的嘴角又露出了微笑。2006年1月，萨达姆受审，充斥中国所有报刊与网站的竟是一边倒的报道“萨达姆再次出庭受审，高呼‘打倒’布什”（有的则为“打倒美国”）v。在中国媒体上，萨达姆永远是个反美英雄。

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齐(Slobodan Miloshevich)是中国媒体美化的另一个“英雄人物”，中国的新闻从不播放他一手制造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罪行，中国人民只能看到的他的“人民”用“肉体”去保卫大桥的“感人”（实则是愚昧）场面，只能听到他被国际法庭审判时振振有辞的辨护词，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位“英雄”正是被他的人民交到国际法庭的。由于根本听不到前南斯拉夫人民为这场国际大审判发出的欢呼声，只能听到中国媒体为米洛舍维奇的鸣冤叫屈声，以致于不少中国民众至今还在为这位“英雄”的结局难过，认为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犯下的又一罪行。

60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对这种“宣传教育”有一些“免疫力”，因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共的虚假宣传受到了几次致命的打击。一是毛泽东当年“最亲密的战友”、“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的“叛逃”事件，挫伤了一代中国人的心，让他们觉得毛泽东和政府的话不那么可信；二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敌”“友”变化太无常，原来中共唯命是从的“苏联老大哥”变成“敌人”之后，“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也接着成为“敌人”，而原来的“头号敌人”美国后来又成了中国最看重的国家。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最初几年中，“美国侵略中国”之类的宣传完全从媒体上消失了，代之以大谈特谈美国的“飞虎队(Flying Tiger)”如何在第二次世界打战中援助中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Chennault)的夫人陈香梅(Anna C. Chennault)成了中共的座上客，她的中文传记都出了好几本。这种完全出于政治利益需要而不断改变的“宣传教育”，最后在真相被揭穿之日，让60年代之前出生的中国人对这种政治宣传逐渐产生了一些识别力。此外，中美关系的解冻也给当时极端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让中国人多少知道地球上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代人当中许多城市青年曾在“文革”时期被迫迁居农村以农业劳动勉强为生，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共统治在社会底层最黑暗的现实，因此中共的欺骗宣传很难让这些人再度上当。

在8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少数人敢通过国外电台的中文节目了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真相，但政府对收听国外电台的管制和惩罚非常严厉。那时，听“美国之音”(VOA)、苏联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以及设在香港的“福音之声”、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等电台的广播节目均被当局视为“收听敌台”的严重“政治罪行”，一经发现会被判刑。直到毛死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贫瘠的中国大地才重新沐浴到欧风美雨，80年代对收听外国电台的限制有所松动。但是，最近两年“收听敌台”居然又成了当局抓捕一些异议人士的理由。

由于中国政府只推行经济改革而坚决拒绝政治改革，官方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毛时代一脉相承。1989年的“六四事件”结束了80年代短暂的相对开明，中国政府总结该事件的“经验教训”时，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视为“六四”事件的根源，并重新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宣传确立为此后的操纵媒体方针，这套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针就是丑化西方社会和民主政治，灌输“民主会造成动乱”的说教。因此，90年代的宣传和教育领域内出现了明显的毛式意识形态回潮，现在中国的年青一代恰恰是官方严密控制的教育系统在这个“倒退时代”“造就”的“成果”。只要对中国政府现行的宣传和教育方针略加分析，就会发现其鼓吹的理念正好与人类文明所主张的理念完全相反。这样的宣传、教育系统对所有人类文明的成果，如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都有着完全扭曲的解释。例如，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主张，被中国政府宣传成“美国霸权主义借人权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60年代以后出生、成长于改革时期的中国青年，对当局的这种宣传并不具有“免疫力”。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但在中国的小学、中学里，教科书的内容变化不大，依然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始终，依然是空洞的“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意识形态说教充斥其间。整个学校系统里强迫学生年复一年地背诵这些政治教条，完全按照官方意识形态来实行奖惩。然而，中国政府的官员们每天言传身教的却是他们那无耻的贪污腐败行为，与教科书上宣传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于是，年青一代从小就学着如何“说一套做一套”，形成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观念（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小学生里就培养“学生干部级别”概念的国家），社会道德崩坏由此而始。

对于历史真相，尤其是共产党建国以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至今官方都讳莫如深，一直采取遮掩甚至歪曲的态度加以粉饰。2001年7月，中国政府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光辉历程展览”，但在这一展览中，不但看不到“六四”天安门镇压的真实历史，甚至也看不到“文化大革命”、60年代初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1957年“反右派”等残酷历史。这些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痛苦的历史完全被当局抹杀得干干净净，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完全被装点成另一幅模样。对年青一代来说，“六四”真相是什么已经众说纷纭；给中国民众造成重大伤害的“文革”更是恍如隔世。现在互联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年青人（包括一些所谓的“著名学者”）为“文革”招魂，说“文革”中没有贪污腐败，并且有最广泛的“群众性大民主”，盼望着回到“文革”时代。在今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毛泽东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被圣化的符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是带领中国人民反美反日的伟大民族英雄。

这些浸透中共意识形态的反美教育，长期以来起着潜移默化的“涓滴效应”，腐蚀着中国年青一代的心灵。即使是一些到美国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由于青少年时期在这种充满虚伪与叛卖（政治运动中需要检举他人以求立功或者保护自己）的意识形态教育下养成的人格缺陷，也容易使得他们为了一些实际利益而说谎。比如一些海外留学回国工作的人，为了在政治上取悦当局，在中国称美国是“假民主，真霸权”、“美国的新闻自由完全是假的”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士的反美宣传起了中共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

三、中国政府执导的传媒“仇美爱国秀”

这种“涓滴效应”培养了中国青年严重的仇美情绪，最后成了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中刻意利用的外交筹码。从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Yugoslavia)大使馆被炸事件开始，到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中国政府一直刻意通过传媒制造仇恨美国的“民意”，并放大而成“反美浪潮”。从下列这些事件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共宣传部门是怎样指挥媒体从事宣传的。

1、1999年“5·8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vi

谈到“5·8事件”，就必须追溯中国政府对待科索沃（Kosovo）战争的态度。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中国公众对这场战争的起因几乎一无所知。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政府对美国和北约(NATO)持批评态度，再加上信息闭塞、观念陈旧，大多数中国公众以为这场战争是美国干涉别国内政、恃强凌弱的不义战争。当北约空军轰炸南斯拉夫的军事设施时，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一个地下室遭到北约空军数枚穿透式导弹的袭击，地下室内的设备被炸毁，有3人死亡。中国官方宣称死者都是记者，其中一位“属于”面向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光明日报》，该报现在发行量非常小。当时，任何有别于中国官方版本的新闻在中国根本无法传播。于是一场狭隘民族主义的反美风潮便席卷全中国。在简单的“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逻辑下，中国传媒一方面抨击美国、主张“向美国讨还血债”，另一方面对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政府寄予极大的同情。2001年6月底米诺舍维奇因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被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后，中国民众均感震惊愕然，但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思考：自己当时是如何被政府有目的地加以蒙蔽。

1999年5·8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开始从上到下的动员－－这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经常使用的动员方式。在80年代，由于当时知识分子群体从思想到行动上都表示抵制，这种动员方式较少使用。但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为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使用这种社会动员方式。这种动员方式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党政军民各系统的“单位”，向下逐级传达中央文件；二是让中共出钱豢养的“政治花瓶”如各“民主党派”、官办“宗教团体”等纷纷表态“支持中央的正确领导”；三是强迫民众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行动，并声称要将此作为“政治表现”记入个人档案。

5月8日当天，全中国只有中央电视台播了简短的消息，民众只能通过互联网知道一些信息片断。几乎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是在次日上班后被召集至各媒体的总编室开会，宣读中宣部的“紧急电话通知”（必须说明的是，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中国政府下达文件时有些文件只准念，不准听的人记录，文件的原件宣读过后全部要回收，以免泄漏出去造成“不良政治影响”。采取如此鬼鬼祟祟的方式，主要是当局担心其举动会传到国外，不留下任何文字证据就可以随时抵赖，避免被国际社会批评而承担政治责任）。该“紧急通知”的主要内容如下：（1）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只准采用新华社稿件与《人民日报》文章；不要受海外任何舆论影响。（2）各报必须根据中央精神撰写评论员文章，统一行动。既不能脱离中央精神，又要做到丰富多采，不可完全逐字逐句照搬新华社通稿。尽量不要让国际社会看出是政府领导下的统一行动。（3）每天的新动态报道，要根据宣传部具体指示。（4）如有违反党的宣传纪律者，要负重大政治责任直至追究刑事责任。（5）各学校党组织要组织学生游行，但企事业单位还应该照常上班。

此后的几天，各媒体每天的头版相关文章虽然是照抄新华社稿件，或根据新华社“通稿”的内容该写成“本报评论员”文章，但还必须呈报宣传部审看后方可登载。宣传部对于头版尤其是头条新闻的标题应该怎样做，文章中应该怎样表示“中国人民的愤怒”，包括通栏标题（报纸从左到右排满称之为通栏）的字号，都有具体规定。即使是“表示愤怒”，也得要看“上级指示”，“上级让表示时就表示，上级叫停就得停止”。到了5月10日，笔者居住的深圳市各新闻媒体接到宣传部指示：深圳大学已经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各媒体记者赶赴现场“采访报道”。当记者们赶到现场，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姜忠得意地介绍，她是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让学生们“表达愤怒”，站在头一排的学生高举的标语是“反对霸权主义”，没有出现“不适当的口号标语”，所有的口号都是学生会干部在各系党支部亲自监督下制作的，学校里发钱给大家购买笔墨纸张，游行时所需要的汽水饮料、学生们的午餐补助费与教职员工的加班费已经全部发下去。然后她宣布：“现在一切已经就绪，记者可以开拍。”

这里需要说明什么是“不适当的口号标语”。5月9日北京各高校组织大学生上街游行时，有人写了一块“美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的牌子。中宣部立刻批评，认为这是“不适当的口号标语”，因为可能会让人怀疑中国要改变引进外资的政策，但中国今后还是需要大力引进外资。当天笔者接到北京大学一位学生和湖南师范大学一位研究生的电话，表达了他们对这种由政府导演的“爱国主义大游行”的疑问。据他们讲，动员他们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强调：在这次“有关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当中的“表现”，今后会在个人档案中记载，并作为学生入党的主要考察标准。

在此期间，全国所有媒体都表现了高度的“一致性”。但宣传部又对这种刻板的“一致性”表示了不满，认为这种刻板的“一致性”很容易被国际社会怀疑是中国政府刻意导演的结果。于是，广州一家报纸在标题的制作上发挥了“创造性”，既“与中央保持了一致”，又不是照抄新华社通稿的标题，于是得到了中宣部的表扬。笔者所在的报纸某位副总编曾想在这场“反霸权主义的爱国主义”表演中表现一番“创意”，为一条本地新闻精心制作了一个标题，叫做“反美怒潮淹没了麦当劳，美国资本家惶惶然不可终日”，但总编辑认真思考了一番，担心这个“创意”不好反而受批评，“画虎不成反类犬”，还是稳妥求全为好，于是放弃了这个带“创意”的标题。

这种由政府导演的“反美爱国主义”表演一直持续到11日中午，正当各报准备再去拍摄深圳大学学生们的反美抗议大游行“新闻”时，接到中宣部通过深圳市委宣传部下达的电话通知：所有的学校应该即日起恢复学习，“党中央很理解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但现在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岗位，完成教学与生产任务，才是对霸权主义的最有力打击。此后只需要在一版的二、三条位置与二版头条继续登载一些文章，表示中国人民的愤怒就可以了”；“如果有新的动作，会由中宣部指示，所有媒体只要按中宣部指示办事就行了。”

这时候的中国，因为网民还不是太多，纸质媒体扮演了宣传的主要角色。只有邻近香港的深圳与广州市居民还有一些别的消息来源。这些消息并非来自于香港的电视新闻节目，而是来自每天因探亲返大陆的香港人带过来的香港报纸与杂志。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吸取“六四事件”的教训，只许深圳与广州两地居民使用政府控制的有线电视，每逢有“敏感”新闻，深圳和广州的有线电视台就会切断香港频道，转换到其它节目。而且香港各电视台在“九七”之后也开始“自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节目上不敢太过于自专。香港只有少数纸质媒体还在坚持报道一些中共不喜欢的内容，但在中共政府日益加紧的打击下，这些内容正在慢慢消失。

在只有一种声音、“一边倒”的宣传攻势下，不要说一般民众，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没法保持独立清醒的思考，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忙于发表各种反美言论，而表示沉默者却非常孤立。最恶劣的是，对美国炸大使馆行为的批评被延伸到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批评，而这正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处心积虑想要达到的一个政治目的。

2、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

2001年4月1日在南海的公海上空，美军的一架侦察机遭到中国海军航空兵一架战斗机的超近距离拦阻，当战斗机从侦察机下方飞到侦察机正前方时，战斗机因距离过近其机翼擦撞侦察机的螺旋桨，结果战斗机坠毁，美国侦察机受损迫降在海南岛的中国海军航空兵机场。这就是“中美撞机事件”。

“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再次执导了一场“爱国主义剧目”。这次仍然由中宣部指挥，按照执导“5·8”事件“爱国主义肥皂剧（”soap show”）”的模式如法炮制。中国官方把中国空军战斗机撞击美军侦察机的事实，歪曲成美军慢速的侦察机故意主动冲撞中国的超音速战斗机。纸质媒体的表演则完全按照中宣部的命令按部就班、“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当“新华社消息”的统一版本在全国大小媒体登载后，中国人再次表达出义愤填膺的态度，认为“美国太猖狂了，居然派飞机来我国领空挑衅”。中国的媒体在这次冲突中，从未挖掘有价值的新闻提供给社会公众，而是口径一致地要美国“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尽管一些人心存疑问：既然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为什么不把它打下来，反而让它把中国的飞机撞入大海呢？对这些疑问中国政府始终是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是电脑模拟“高空飞行现场”。如果说那时中国有对政府的责骂声，也是骂“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美国佬欺人太甚”；还有人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他老人家如果还在，哪里容得美帝国主义张牙舞爪，欺负我们中国人民”之类的话。可怜的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中国政府告知公众的情况并非全部事实真相，公众又一次被“混杂着部分真相的说谎”有目的地蒙蔽了。

此次撞机事件其实只是中美双方军用飞机的一系列摩擦中的一次，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在公海上空“斗智斗勇”早已为双方司空见惯。就在这次撞机事件发生前后，在中国的《舰船知识》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写于撞机事件之前的通讯，标题是“在南中国海上空巡航”，报道了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这次撞机事件当事人）和他的长机段辉以往“与外机斗智斗勇”的事迹：“按照国际法公约，如果都在公海上空飞行，双方必须保持上下左右300米×300米的安全警戒距离。然而，段辉知道面前的这位老对手狡猾得很，你往外逼，它就向外飞一飞；你向里靠，它就再往里飞一飞。双方斗智斗勇，就像空中拉大锯，你侦察我，我实施干扰反侦察你。”该文作者详细描述道：“段辉一边驾驶战鹰，一边观察外机侦察机的动机。透过座舱，他发现外机侦察机座舱里的飞行员在向他们作挑衅性的手势，有的用手指做成‘OK’形状，有的向他们挥手，有的还把‘圣诞帽’摘下来向他们比划着什么。”这位作者不明白，在美国人的肢体语言里，用手指做成“OK”形状的手势并非“挑衅”性动作，而是表示双方之间的情况“一切正常，没问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无意中透露了一些真相，即中国的战斗机经常违反国际法公约关于公海上空必须保持安全警戒距离的约定，故意以危险动作接近速度远低于超音速战斗机的侦察机。在双方风驰电掣的飞行中，只有在非常接近对方的情况下，战斗机飞行员才可能看清对方用手指做成的“OK”状手势；既然战斗机飞行员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对方飞行员的手指形状，说明战斗机一定已突破了300米的安全警戒距离。这位作者还进一步介绍了战斗机飞行员按照起飞前奉命排练过的动作所采取的行动：这一描述与撞机事件发生后网上的一份材料相吻合，即王伟在执行任务中有一种玩命的勇敢，他的危险动作是出了名的，因此美国飞行员都很怕他。

发生撞机事件后，中国人本应该获得这样的资讯：第一，按照国际法公约，美国侦察机究竟可不可以在中国领海附近的公海上实行侦察活动？第二，美国飞机是否已经侵犯了中国领空？但中国虽有庞大的传媒系统，却没有在关键情节上为民众提供确切可靠的新闻，甚至存在着某些有意识的误导。这种误导同样存在于互联网上。每当中国网站的主管看到一些网民从外国媒体转来的一些消息，只要认为其与中国政府的宣传不一致，或者不利于中国，一见就删，偶而有一两条被保留下来，后面必然跟上各种各样粗鲁之极的辱骂。所有各种痛骂美国的言论则长期在网上保留，所谓“自由讨论”区的BBS完全成了一边倒地骂街。

2001年4月3日下午，北京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题为“从中美飞机相撞看两国媒体的国家意识”的讨论会，讨论者分别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清华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其身份分别为媒体问题专家、记者、学者和研究生。与会者认为，美国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非常热烈，但大陆的媒体相对冷淡，导致中国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有人在会上发言陈述以下事实：中国政府最初不发表声明，后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发表了一个非常简短、意思非常含糊的声明。外交部发表谈话后，外国记者采访国防部官员时，中国官员把电话挂掉了。分析者指出，中国国内最早的报道出现在“人民网”（即人民日报的网站）上，共计三篇，“新华网”有三篇，中央电视台也是三篇报道，从内容上看，大同小异。这些报道共分三部分，最早的报道是一条简讯，讲事件的简要经过；第二部分报道是讲外交部的声明和抗议；第三部分的注意力转到了失踪飞行员身上。主要是讲出动多少军力来搜索和江泽民对飞行员的关注。这些报道的水平远不如美国媒体，美国媒体对24名机上乘员的报道非常详细，包括他们的姓名、家人、年龄、职务、家乡等等，而中国媒体甚至连飞行员的名字都未写出来。

在这次会上，《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记者针对这些批评，比较委婉地指出，这不是媒体的责任，因为媒体报道什么不由他们自己选择。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新华社总共就中美飞机相撞事件播发了中文三条（即《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三篇新闻），英文六条，稿件都是来自外交部的“新闻通稿”，根本不是记者采写的新闻。与会的香港《大公报》记者干脆承认，香港的一些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等也是“党的喉舌”，其稿件也是记者到中国外交部“等来的”，只是拿到外交部稿件的时间比新华社还早，报道形式比中国大陆要丰富一些，有图片，还有新闻，有学者的评论，有外交部的发言等vii。

四、中国人为什么对美国的“9·11事件”喝采？

如果说上述两次中国政府执导的“反美爱国秀”是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发生了冲突，中国青年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渲泄了一种“爱国主义情绪”，那么在紧接着发生的与中国利益完全无关的“9·11”事件中，中国政府最初所表现的幸灾乐祸与冷漠，以及在这种官方态度暗示下中国网民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于歇斯底里的幸灾乐祸，则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美国公众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了解到“中国人恨美国”。

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9·11”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先是非常冷漠，直到美国多年的宿敌、古巴(Cuba)统治者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都发电文向美国政府致哀后，才不得不有所表示。而许多中国人却发出让国际社会非常震惊的一片喝采声。

中国媒体自然保持与政府一致的冷漠，“9·11”事件发生以后的两天之内，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互联网络，都不向读者和观众提供详细的资讯，因此中国民众最初并不了解事件的背景和灾难状况。按传媒的职业要求，国际社会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负责任的报纸至少应该用主要版面详细报道最新消息，满足读者的“知情权”，甚至可以出版号外。可是，中国的主要官方媒体并未这样做，就连面向知识分子的《光明日报》也只是在第1版右下角发表了一则简单的消息。中央电视台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更是少得可怜：它既未提供事发现场的实况报道，也不转播别家电视台的实况新闻；不但不安排专任驻外记者收集世界各地的反映，也不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对事件的背景和发展做进一步的分析评论。这种做法与中央电视台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后那种喋喋不休的宣传，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中央电视台号称拥有10多亿观众，有“焦点访谈”、“直通现场”、“今日世界”、“实话实说”等节目，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活动中曾以现场直播等方式显示了强大的技术实力。然而，面对“9·11”这样重大的事件，这些名牌栏目与电视台的先进设备却完全未发挥作用。许多中国人为了及时获得信息，只好收看香港“凤凰卫视”的现场直播，一个耗资巨大的国家电视台竟如此丧失新闻敏感度，完全是政府操控的结果。少数头脑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就此做了相当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在中国国内没有可能发表，只能被千方百计送到海外杂志上登载，这些分析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即时记忆。

一位学者记述了中国人在“9·11”事件后的反应：在国际社会异口同声地谴责恐怖活动及其幕后策划者时，中国人中“为这件事欢呼叫好的却大有人在”。他记述了以下细节：“记得消息传来的那天下午，我去邮局寄信途中经过一个公共阅报栏，一个正在看报的工人模样的人忽然情不自禁地对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总算有人教训美国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叫好声，我为之愕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美国有那么大的仇恨，以致于丧失了一个人对无辜死难者的起码的同情。他见我没有回应，反而半是同情半是嗔怪地说：‘唉，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都无动于衷。’倒好像我是一个对国事、天下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人。几天后一位同事告诉我，她参加的一个学术会议期间正好发生了‘9·11’事件，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好得很’。当我简单表达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后，另一位同事居然指责我是‘亲美派’。这吓人的‘帽子’让我实在不愿意再和他讨论下去”。“后来我还听说，‘9·11’事件发生后，许多教师在课堂上大放厥词，有的说‘活该’，有的说‘这是报应’，有的说‘美国咎由自取’，有的说‘本·拉登是英雄’，并因此而赢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掌声。为师者尚且如此信口雌黄、是非不分，年青人在网上对美国叫骂、为恐怖分子叫好，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为‘9·11’事件喝彩叫好的人决不是少数，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学者、政府官员和学校教师。这种情况在非阿拉伯国家中并不多见”。

“911”事件后有那么多中国人幸灾乐祸、连声叫好，当然与阻碍信息传播的媒体管制有关。这位作者进一步分析：“这种落后的媒体管制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又与有人(笔者注：指政府，因该教师在中国，不便直说)总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把老百姓当作‘群氓’（愚昧无知者）有关。他们阻碍信息传播，限制新闻自由，不想让大家了解真实情况，无非是害怕他们‘一贯正确’的神话被打破，因而丧失其既得利益。在一个把新闻媒体当作‘喉舌’和‘工具’的国家，在一个想把人培养成‘奴才’或‘机器’的社会，大多数老百姓往往是任人摆布、备受愚弄。他们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权利，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结果头脑简单、目光狭窄、人格扭曲的状况就代代相传下去。时间一长，整个社会便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势：大家不是反思自己不争气的历史，也不去寻找我们这个民族多年前误入歧途的原因，而是把中国的腐败落后归罪于外人。例如，前几年在国内引起轰动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就承认，他们小时候被教育成要敌视‘ 苏修’，长大后又被引导着‘仇恨’美国，他们的国际观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成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有关。除了这种为自己在权势压力下的窝囊寻找外国‘代罪羔羊’的心态外，有些人还产生了一种‘ 不盼自己发财、只盼别人倒霉’的变态心理。在这次‘9·11’事件中，不少国人高声叫好、幸灾乐祸，其实也与此心理有关 viii。”

在政府与媒体长期的误导下，不少中国人认为，美国的中东与亚洲政策曾经严重损害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利益。更兼少数学者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从美国短期访问（1个月）回去后，将美国经济发展与美国人民的富裕说成是“美国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结果，这种以“了解美国”的学者身份说的话更具盅惑作用，促使中国公众将仇美情绪最后转化为质疑以美国文明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政治，并为伊拉克、北朝鲜等国的专制、独裁以及愚昧、阴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呐喊助威，这就是“9·11”事件以后不少中国人幸灾乐祸的原因。这种情绪从来就不曾消减，2003年1月3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一些中国人在网上发表幸灾乐祸的言论，包括“放鞭炮庆祝”，“可惜死得太少了”，“感谢真主保佑伊拉克”这类言论都出现了ix，这只能说是中国政府敌视人道主义的文化专制政策所造成的恶果。

2003年美英联军对伊拉克战争时期，中国政府出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受伤害感，指使媒体为萨达姆叫好助威，中央电视台四频道更是成了中国政府控制舆论误导中国民众的一个主要窗口。在这个频道中，许多有关战争的消息都是扭曲与不真实的，萨达姆·侯赛因继续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反美英雄”形象出现，其他的媒体自然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一些民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到战争真实状况，对政府这种愚民控制表示了极大愤怒，但这种愤怒最终只能以在网上发贴子的形式渲泻x。

蛊惑人心的媒体和卑劣的大众心理，历来都与虚伪无耻的政府相辅相成。一个封闭、禁锢的舆论环境只能造就国民愚昧、狭隘、麻木、无知、虚骄、狂妄的个性。这种个性不仅与人类的理性和爱心格格不入，还容易被专制统治者利用，从而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造成危害。

中国仍然是一个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地狱。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相比，这里有更多的戏剧化场面，但可以辨识的事实却不多。 (China still is a journalist's dream and a statistician's nightmare, with more human drama and fewer verifiable facts per square mile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i)

第十四章 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神话

中国政府每年公布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s）神话，既是中国媒体着魔般宣传的主题，更使世界不少媒体为之惊叹。从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经济如吹气球般的膨胀：1978年，中国的GDP总额仅为3,624亿元，2002年已经高达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ii。这些还只是往昔的“灿烂”，中国政府公布的未来远景听起来更加“辉煌”：以2000年价格为基数计算，预计到2020年，中国GDP总额将超过35万亿元，年均增长7.2%。

“GDP神话”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顾盼自雄、在引进外资时百般炫耀的主要资本。

然而，下面这条消息或许让人感到意外：2003年11月12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决定，2004年中国要做第一次全国性经济普查，改进中国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逐步采用国际通用办法，确保数据的权威性，提高透明度和可信度－－这是国务院会议陈述理由时的“自诉”。这一决定表明，中国政府对自己编制的GDP数据也心存疑问。

中国传媒自然再次表现了对政府权威的高度敬畏与崇拜，顷刻间赞扬之声四起，如“这是中国从只重经济增长数量的发展观”，转向“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信号”之类－－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文化中，赞扬领袖与颂扬政治权威的语言极为丰富，传媒信手拈来，就可以声情并茂地大加表演。这一点，确实让众多民主国家的传媒望尘莫及，自叹弗如。

而2005年年末中国政府对GDP从两方面大动干戈，更让人们有理由对中国GDP数字制作的严肃性产生怀疑。

一次是中国政府于2005年12月20日宣布，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向上修正16.8%，这次修正是根据一次全国性的经济普查做出的。这次经济普查统计了快速增长的第三产业和此前漏在统计之外的经济活动，并据此修正GDP数字。修正结果显示，中国2004年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人民币（合1.983万亿美元、1.652万亿欧元、1.119万亿英镑）。经过这一调整，中国经济总量在2004年排名世界第六，意大利的GDP总量被挤后至第七位iii。

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公布了利用经济普查资料初步测算得出的全国及各省GDP数字，将“注水数字”挤出。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相当于中国西部地区十一省一市的GDP总量。而这一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为13.65万亿元，虚报额为总额的19.47％。

在中国政府政治信用日渐走低的政治环境中，这两次调整并未增加中国政府的政治信用，反而让人更加产生怀疑。而事实上，在“经济成就”成为一个政府向世界证明其合法性的宣传目标时，被政府控制的不仅仅是媒体，还包括所有媒体披露的政府消息。

1、GDP神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放出“放弃GDP增长崇拜”这个大气球之后，还要连续修改GDP数字呢？仅从表面上来看，这不等于自家放弃了吹牛皮的资本么？

维持“国际形象”颇有经验的中国政府作此决定，自然经过全盘利害考量。

1、GDP神话是如何吹出来的？

中国经济其实千疮百孔，金融、财政、社会保险这几根社会经济的“支柱”都千疮百孔。吹嘘中国GDP维持20多年连续高增长的奇迹，主要目的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以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应该说，这一策略非常成功。

受到GDP神话感染的不止是中国政府与中国人，还有不少有名的外国人，这里就不细数那些媒体与报纸了，因为几乎每一家都曾讲过类似的话。这里只谈一次由名家在美国华府做出的有名的GDP神话宣传，那就是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2003年9月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2003年9月25日，他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的“有关中国的产业、投资和汇率政策：对美国之影响”听证会上，把中国与日本相比，将中国大大地夸赞了一番，与此同时，罗奇还将日本肆意贬低了一回，认为这个曾经强大的国家现在“把惰性的概念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政府当然很欢迎这种评价。但只要稍有自知之明的中国人都知道，罗奇先生对中国的盛赞是基于中国当局努力展示给外国人看的“成就”，而中国那被掩盖起来的溃疡，诸如贫穷人口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富裕人口的增长速度，农村经济的破产，重工业的衰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之外的中小城市的急剧衰落，环境生态难以支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举凡这些GDP不能衡量的社会溃疡，似乎都不在罗奇先生的视野之内，否则他赞扬中国时可能不会这么心安理得。

但是，中国政府编造的GDP神话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中国政府再昏愦，关起门来自家人说话时，也还知道这是一只自个吹胀的大气球。在中国，各级官员都伪造经济增长数据，中央政府自己更是造假高手。

这里且举几个例子。前几年，中国出了个靠吹牛皮往上爬的湖北省丹江口市市委书记张二江，这位官员最大的本事就是制造数字泡沫，以“数字政绩”作为升迁资本。这里仅举1998年“数字政绩”中的一例：其下辖的匀县镇闵家沟村，每家养猪3头被虚报成12.6头；户平均养鸡10只虚报成40多只；农民人均年收入1,000元左右被虚报成2,785元；该村鱼塘干枯，没有养鱼，却年报10亩水塘养鱼产量46万斤。由于虚报政绩，这个当时没有现代公路，没有通电的贫困村硬被报成了“小康村”（即比较富裕的村，只比富裕村差一点）。有人形容张二江治下的丹江口市“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数字卫星’组装基地”，“编报表的过程就是做‘填空’题，不会‘填空’的干部就不是好干部”iv。

2003年被法庭审判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曾将该省的GDP增长率规定为年增长22％，比中央政府定的8％还要高出14个百分点－－据说，按王怀忠的想法，安徽省的GDP增长率应该定成28％，但安徽省政府主管经济计划的计划委员会担心28％的增长率不象“真实”数字，双方反复“讨价还价”，最后选择了一个“保守增长率”22％v。

中国各省市的官员，说穿了就是大大小小的“王怀忠”和“张二江”，经济非常落后的安徽省如此，其他省份GDP增长率之可靠性自然可想而知。即使“牛皮”没吹得那么大，大概也就在伯仲之间（相差无几之意）。比如号称经济发展位居中国第三的山东省，历来就享有“吹牛皮”之誉，前省委书记姜春云（后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就曾获“鲁吹一号”的外号（鲁，山东省之简称；吹，谓之“吹牛皮”；“一号”意指姜春云是山东省最大的“吹牛皮”者）。有人以“新世纪浮夸风：山东的GDP之谜”为题，详细逐项分析了该省数据之虚假。文章揭示：按山东省提供的数据，其人均GDP高于广东省；山东和广东两省的人口、面积相当接近，但其他的经济数据，如地方财政收入、居民储蓄存款、航空港吞吐量、?港口吞吐量、居民收入、私人汽车拥有量、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等分项数据，山东比广东低很多，有些竟然只及广东的一半，如地方财政收入、居民储蓄存款、居民收入等vi。山东的真实GDP究竟是多少，虚报的部分有多大，山东省的记者不敢调查，更不敢报道，因为那是山东省的“国家机密”。

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们自然心知肚明，谁也不相信这些数据。官员们每年都要互相打听邻县、邻乡的经济增长数据，据此确定本县本乡的数据，因为报得太低了，显得本县本乡主要官员的政绩不如周围县、乡，于升迁不利；报得太高了，又担心让邻县、邻乡的官员难堪，反过来指责自己为了升官而不择手段，结果成为众矢之的。显然，如何上报本地的经济增长数据，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们的意愿和盘算，并不一定得以实际的经济增长为依据。在中国，真是“数据当中别有乾坤”（即另有一番“学问”之意）。

正因为深谙数字中的“官场学问”，中国国家统计局并真不相信各省统计局上报的GDP数据，在编制全国的GDP时另行计算。这样做的结果很滑稽：在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按照各省GDP数据计算，每个省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经济增长率。一种逻辑上不可能成立的事，在中国却成了多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前述2004年GDP被挤出19.47％，并非这一年特有之现象，而是这一年被报道出来了而已。

2、“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迷宫

中国的各级官员为何如此热衷于编造GDP神话？说穿了原因很简单，对中国共产党政权而言，改革以来，保持经济增长成为中共执政能力与合法性的检验尺度。

中国政府宣称中国改革富有“中国特色”，这一“特色”既是它应对国际社会批评时的自辩工具，也是它在本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常用遁辞。但什么才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特色”呢？

今天中国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一点：中国共产党今天的统治合法性必须要靠经济高增长来支撑。在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最多只会导致内阁部分成员或执政党的更换，国民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迟缓或出现问题而质疑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公民的政治参与和自由民主价值体系之上，不需要靠经济增长率来为其制度的合法性正名。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经济改革严重动摇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并且削弱了奠定于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政治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要维护自身这个利益集团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坚持一党专制。但它也知道清楚这种政治专制早已经深为国民厌恶，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如下说辞：政治上，用“中国特色”，即中国民众素质低，不适宜马上实行民主政治来为专制辩解；经济上，则用高增长来证明专制统治比民主政治更成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既延续了中共专制政治的生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更成了检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合法性的尺度。邓小平晚年不断重复“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经济，死路一条”，其实就是这层意思。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到胡锦涛、温家宝，这“两代”中国政府领导人都把邓小平讲的这两句话当作“治国宝典”，不敢稍有偏离。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选择。

与其同代“革命领袖”相比，邓小平确实走得最远。但邓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他说的“发展”只指经济发展，并未涵盖社会的综合发展（如教育、环境生态、社会公正等）。奉行单纯经济发展策略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弊端百出且后患无穷，因此这种发展观已经在70年代后期被国际社会所放弃。更为平庸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只会萧规曹随（亦步亦趋，不敢有所创新之意），一味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尤为糟糕的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容易用单一测度衡量，中国政府就把“经济发展”这个目标简化成了可以用GDP衡量的 “经济增长”目标。历届中共的党代表大会与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把预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作为中心话题，其原因就在于此。在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眼中，这个目标又进一步变成了“增长率就是一切”。

“增长率就是一切”又被中共的干部人事管理体系制度化了，经济增长率成了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而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因此也就被简化为经济增长率是高还是低。GDP数字高，说明干部能力强，可能升迁；数字低，就被认为分管官员能力不行，不但升不了官，还可能被“末位淘汰”。为了升迁，各级官员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官场上有句流行语，谓之“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意指：经济增长率成为官员政绩的考核指标，那么官员就必然为了升官而编造各种统计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想要“低增长”反而成为不可能之事了。

中国的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说过：“从各地和中央往年的统计来看，地方确定的平均增长率往往要比中央高出两个百分点左右。就是说中央如果定7％，地方可能会定到9％左右。所以如果中央要定8％，地方就会定10％。这主要是有些地方政府不甘落后，也有个别是为了表明政绩，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指标降下来vii”。这位政府官员的话确认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各省上报GDP数据时都考虑到政治需要，绝不可能上报一个比中央政府确定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低的数据。他还暗示，不管地方政府上报的GDP增长率是多少，国家统计局最后会假定其中属于夸大的部分平均为两个百分点。

但是，曹玉书没有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以什么为依据将地方政府上报的GDP增长率平均扣除两个百分点，为什么不扣除三个百分点或更多呢？这种方式也让人不由得不怀疑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可靠性。其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一定要高于中央政府年初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国家统计局作为政府在统计数据方面的“喉舌”，公布的数据只能论证政府如何“成功地实现了预设的经济增长目标”，绝不允许与事关政府合法性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一致。所以，不管真实的经济情况如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永远不会低于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只不过为了取信于人，显示其精确性，这一数据会精确到“小数点”，与年初定的目标略有出入而已。

也因此，中国才会出现宏观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的奇葩；但与此同时，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扩大，并且正由低素质劳动力大量失业扩展至知识型劳动力（大学毕业生）大规模失业。按照宏观经济理论，一个国家出现经济的强劲增长时，必然是市场需求旺盛，物价持续走高，就业率不断上升，而中国却出现了GDP增长率“一枝独秀”，而需求、物价、就业等其他指标却持续下降的局面，可信的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可靠。

3．中国政府要告别“GDP崇拜”？

“中国经济全球一枝独秀”与“GDP连续保持20多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迷惑了国际社会，加上中国2003年与2005年又连续发射“神舟五号”与“神舟六号”宇宙飞船炫耀国力，于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纷纷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升值。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政府只好承认国内经济有“一些问题”，人民币升值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一旦中国经济发生困难，对世界稳定都没好处。显然，中国政府也明白，夸大经济增长率固然有很多好处，比如吸引大量外资到中国，但也要付出代价，比如，国际社会可能要求中国的货币升值，还可能减少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于是，中国政府最近决定对中国的GDP神话降温。这就是本章开头提到的中国政府宣布要修改GDP数据计算方法、增加其可信度的原因。这样做可能会减少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因为过去若干年里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有不少可疑之处。

当然，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会冲销“神舟五号”升天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可以让中国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才能得到的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属于“不要白不要”之类的好处，中国人民虽然未必从中得到多少实惠，但中国政府却可以将这些不费力得来的经济援助转手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换得那些国家在联合国各组织中投票支持中国。这种好处显而易见：2003年12月10日，人权状况极为糟糕的中国，却居然得到了联合国人权组织颁发给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人权奖，这奖项五年颁发一次。这真让可怜的中国人民再次大吃一惊，怀疑这人权奖的价值究竟何在。

专制者胸前挂上人权奖勋章，完全是“金弹外交”的结果。中国政府多年奉行机会主义外交政策，早就深深懂得“在富国面前装穷，在穷国面前扮阔”的双重好处。何况，现在全世界的游资无处可去，往往把中国当作一个投资选择，虽然也有企业在中国投资失败后开始醒悟，但新涌去的投资者数量还是很多，所以中国政府适当地表现一下“诚信”，声称要“告别GDP神话”，并不会影响外资在短期内继续涌入中国。

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定，其实还有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一个不能明说的“政治盘算”，即对“第三代领导人”的政绩来一次“清盘”。中国的重重危机正象笔者在《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所说，而江泽民前总书记对自己任内政绩的评价却是“十三年光辉成就”。现实和这一自我评价正好处于两个极端：现实情况是“很糟糕”，而江泽民的总结却是“非常好”。第四代领导人当然知道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如果完全承认江泽民为自己填写的“成绩单”，那么“第四代领导人”就只能把“第三代领导人”遗留下来的所有麻烦和危机都算作自己任内之事，深谙中国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新一代领导人还不至于如此缺乏“政治智慧”。但是，他们也不能自打耳光，承认中国政府多年来在GDP数据上造假，于是就选择了“放弃GDP神话”这一决定，趁刚“接班”之际，从就业、社会福利、环境生态、“增长不等于效率”等方面入手，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既避免为“第三代领导人”承担烂帐，同时也为万一将来“算政治帐”时预留退步。

新任领导者接班时的“盘家底”，是中共极权政治中各级政府官员常玩的老把戏，只是因时机、形势、领导者个人的实力不同，几代领导人在玩这套把戏时的手法也各有不同，流风所及，早已遍及各级政府部门。90年代下半叶开始，为了避免政治斗争造成过多的人事冲突，在政府的县、乡一级以及国有企业，早已实行“领导离任审计责任制”与“国有企业负责人离任审计责任制”。每逢主管官员们离任、接任，这种审计一般要做两次：一次是离任官员为自己做的，这份“成绩单”当然全是“优秀”；另一次则是继任官员为前任官员做的，评价“对事不对人”，指责从不针对前任官员本人，但其业绩却是毛病百出。上级政府一般不会根据后一份“成绩单”来追惩离职他任的前任官员，继任者如此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摆脱前任留下的诸多问题的责任，为自己今后的升迁“买”一份“保险”。

中国的高层“政治家”们自然不能象下属官员那样有失“风度”地大“清盘”，但委婉一点地做点“清盘”工作，只要不“撕破脸皮”，自也无碍大局，这就是中国政治中的“太极拳”功夫（太极拳为中国功夫之一种，以柔见长）。

二、GDP神话光环下掩藏的巨大阴影

其实早在90年代中期，一向偏重于从经济角度评价社会发展的经济学界就已经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用GDP来衡量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但用它来衡量社会发展却有很大的问题。达成这一认识的醒悟过程中，经济学科不是先锋，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早就对此提出质疑。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

事实确乎如此，中国就是个最好的例证。

1、GDP不衡量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

GDP不衡量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指的是如下事实：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但却让企业之外的社会承担的成本，在GDP统计中是不考虑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GDP从来就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

中国连续25年的GDP增长其实是建立在生态环境严重毁坏之上：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的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过健康标准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抽取深层地下水，这样的地下水只能供8到10年使用，抽完后地下含水层很难重新蓄水；众多农村人口不得不饮用污染了的地表和浅层水源；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各种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烈度越来越高。

中国的生态污染绝不止上述几个事例，只要阅读国家环保总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对中国的生态污染现状就会产生触目惊心之感。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

潘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转述专家的话：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viii。

中国的GDP是在增长，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下降。笔者根本不用费心寻找数据，只将手边一篇报道信手拈来，就可说明问题。上海《新民周刊》2003年11月24日登载的“湘鄂赣血吸虫惊悚调查”告诉读者：北宋名相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描绘的“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的洞庭湖（位于长江中游，号称中国第一大湖，周边由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环绕），现在却成了“八百里疫水包围沿湖四百万生灵”，不但不能让人类再享渔樵之乐，饱览山水之美，反而成了血吸虫病的源头。这篇报道读后让人惨然恻然，凄然难忘。这里只列举一段资料：

湖南省现有血吸虫病人21万人，占全国血吸虫病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洞庭湖区现在仅病畜就有5万头，有螺面积3,915万公顷，占全国现有钉螺分布面积的52％。且泥沙淤积，洲土不断扩大，每年有螺分布面积还以60万公顷至90万公顷的速度增长，因为血吸虫病的源头钉螺每年的繁殖率是一对钉螺产卵25万只。而湖南据说还不是血吸虫肆虐最严重的区域，因为民谣说，全国疫区数湖北，湖北疫区数荆州。

中国卫生部每年很“负责”地做着官样文章，宣称“实行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疫情周’报告和零报告制度”。这一制度是否生效，只要看看基层官员的回答就知道了：“填数字呀。数字出干部啊。灭螺队全部解散多年了，上面那些干部早就习惯‘估报’、虚报了。这，还不是公开秘密？”

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副司长肖东楼于2003年9月28日承认：中国血吸虫疫区钉螺明显扩散，新疫区不断增加并向城市蔓延，血防形势“异常严峻”，继续威胁着中国的“1亿人口”。

这种因生态污染而导致的大面积疫病人口，宛如严重的社会溃疡，正在中国的肌体上生长，并严重摧毁中国一些区域的社会生活，但GDP这一数据却根本不能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代价－－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不少地方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读者也许会奇怪，这种“暴露社会阴暗面”的文章，按照中国政府目前对新闻控制的严厉程度，不是很难发表吗？确实，湖南那么多报纸，没有敢率先写这题材的记者。但这位记者很聪明地利用了地区利益的不一致：《新民周刊》在上海，居长江下游，洞庭湖在长江中游。记者在文章中借基层血吸虫防治（简称“血防”）人员的口说：“我们至今还不愿意相信，血防真完了？任凭这里浓稠的疫水烂到下游，烂到江苏、上海去？”而洞庭湖历来有作为长江分洪泄洪的“蓄水池”之功效，这湖既然成了浩浩荡荡的八百里疫水，上海江苏最后总难免池鱼之殃。为了保住上海的地方利益，揭揭“兄弟省市”的烂疮疤没什么不可以的，况且湖南、江西是弱地方政府，哪敢与有硬挺大后台的大上海斗？只好自认晦气了。

2、GDP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GDP的增长得益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兴建公共工程而拉动的经济增长，因此出现了很多毫无实际效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即为政府装点门面的工程）。结果是GDP在不断增长，但投资严重浪费，工程建成后效率极低。闲置的生产线、卖不出去的“烂尾楼”（盖了一半因没有买主而停止施工的建筑物）、空无人迹的新建机场等，在今日中国随处可见。

这里仅举中国广东省珠海经济特区的几个著名大工程为例。珠海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名气与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次于第一大特区广东深圳，但“政绩工程”也非常出名。1988年，珠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梁广大让珠海市政府创办了“珠光集团”，主要业务是吸收国外资金，投资珠海当地企业。1996年“珠光集团”在美国发行2亿美元债券，1998年“珠光集团”下属的“珠光发展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并与许多大金融机构、大财团建立了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十多年来，“珠光集团”先后从国内外著名银行和金融机构如标准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摩根·斯坦利公司、李曼兄弟银行（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以及“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等数十家银行，贷款7.5亿美元，支持珠海市的道路、桥梁、机场、体育场馆及其他市政建设。珠海经济因此得以快速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一时间赢得国内外一片赞扬之声，国外投资银行对“珠光集团”自然也刮目相看。

然而，这些工程很多只有观赏价值，却不能拉动珠海市的经济发展。花费8亿美元巨资建设的“珠海国际机场”至今只有少量国内客货飞机起降，该机场一年的客流量比香港国际机场一个星期的客流量还少。事实上，早在筹建珠海机场之时，就有人提出，近在咫尺的香港、广州与深圳都各有一个机场，这三地之间的飞行航程除去起降时间只要五分钟左右，没有必要在这几个地方附近再兴建珠海国际机场。但是，梁广大一定要建，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可能永远不能充分利用的珠海机场。“政绩工程”当然不止机场一处。为了给珠海找到支撑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梁广大还在珠海建了一条多功能的国际最高水平的赛车道，想以赛车来带动珠海经济发展，但一直没能找到参赛者在珠海举办国际赛车比赛。这些“政绩工程”当年都是珠海市GDP增长的支撑点，耗资惊人却至今未能产出效益，成为中国最典型的浪费工程ix。多年来，是娼妓业与赌博业的兴旺在支撑珠海经济的“发展”。有人曾经挖苦地说过，珠海市公务员的工资中，有30％来源于这两大行业的贡献。

遍布全国的类似珠海市的这些“建设成果”，虽然暂时拉动了中国GDP的增长，却不能为中国社会最急迫的就业问题稍做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连年高速增长，而与此同时就业形势却急剧恶化的原因所在。从2004年开始，中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而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仅为1,000万左右，每年就业缺口有1,400万，加上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面临巨大压力x。

中国社会也因此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整个社会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动力过剩，许多研究生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都无可奈何地成了失业者。2002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是53％，2003年全国212万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只有50％。如果考虑到中国政府向来“报喜不报忧”这一“特色”，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形势恐怕比报道的更为严峻。实际上，大学生就业的“严冬”还刚刚开始。中国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计划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长， 2004年毕业生为260万，2005年达320万。即使按照高度乐观的毕业生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xi。尽管中国政府已经不公布失业大学毕业生的具体数据，但其就业的严峻形势却从种种报道中可见一斑。据统计显示，2006年南下求职的毕业生预计达到40万，但是其中只有1/8的求职者能够在广东就业。而广东省是全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其它省份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更是相对稀少xii。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日益下降，月薪仅为1,000元，身价等同农民工xiii。

3、GDP不能衡量社会财富的分配

中国改革以来，虽然造就了少量富人，但同时也在大量积累着贫困。目前中国15％的富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85％，而且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01年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是0.458xiv，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社会仇恨正在一点点凝聚。而此后几年尽管贫富差距还在扩大，但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却一直维持在0.4这一水平。而这一中国人用肉眼可以观察到的社会弊端，GDP却反映不出来。笔者的《中国的陷阱》（修订版于2003年由TAIWANNEWS新闻公司出版）一书对此有详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介绍。

4、GDP不能衡量社会福利的增长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也是GDP无法反映的。近年来中国政府虽然宣布中国GDP连年增长，但与此同时，大量退休工人领不到养老金、大批人因生病没有医疗保险而陷入绝境。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xv， 似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相当顺利。但事实上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名存实亡，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其中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有关资料显示，“空账”的规模在逐年扩大，1997年为140亿元，1998年为450亿元，1999年已经达到1,000亿元以上。而且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养老保险的当年收入不能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这种情况表明社会保障体系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积累xvi。尤其是近年来由于中国政府高度腐败，被称为“养命钱”的养老保险金成了少数人蒙骗、挪用、利用职权冒领的对象。2003年是中国“第一次养老金支付高峰”，年初中央财政对养老保险金计划补助350亿元，连负责发放养老保险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都知道这一补助严重不足xvii。中国保险协会会长项怀诚（前财政部长）曾多次提到，到2004年，中国积欠养老保险金高达1万亿元xviii。

GDP同样不能衡量医疗保险体制是否完善。中国城市的医疗保险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农村医疗保险体制更是陷入崩溃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在191个国家中，中国在卫生费用负担公平性方面排在倒数第4位，在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评估方面列第144位。

医疗保险的覆盖率甚至比养老保险还要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参加全国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城镇人口的20％，而农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的保障xix。

尽管占全国人口20％的城市居民号称享受着中国2/3的医疗卫生资源，但一项调查显示，城市人口中还是有五、六成的老百姓应该看病却不看病，大约三成的老百姓应该住院却不住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病太贵。每年中国“两会”期间，不少“两会”代表都提出提案，希望政府解决公共医疗体制中的严重问题。xx

而农村的情况就更悲惨。1978年中国改革以前，农民的医疗保障主要依靠合作医疗体系。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合作医疗覆盖面很快就由1980年的69%骤降到1983年的20%以下，到1986年只剩下5%，全国农村大多数村庄的合作医疗都解体、停办了，村卫生室（合作医疗站）变成了乡村医生的私人诊所。农民失去医疗保障后，由于医药费用支出的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生病后普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增长2.2倍，而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由10.9元增加到79元，住院费用由473.3元增加到2,891元，分别增长了6.2倍和5.1倍。农村中因病致贫的农民占贫困户的30%至4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60%以上。即使在经济发达、富甲一方的苏州地区，仍有20%以上的农民无力治病。xxi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20多年，但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拨出的合作医疗经费只是象征性地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每年500万元，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约1分钱。这区区1,000万元人民币（约合120多万美元）的合作医疗费用用于解决10亿农民的医疗保健，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xxii

也正因如此，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才在一个关于医疗保险的调查报告中总结说，在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医疗费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但是医疗的公平性却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前几名之内。因此“中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是个错误”。xxiii

上述各方面实际状况却被掩藏在GDP神话的光环之下。当中国的GDP增长伴随着上述诸方面状况的迅速恶化时，中国的经济增长让社会付出了什么代价？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又起了什么作用？

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 John B. Cobb）提出了一套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例如，可以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若财富分配在公平的标准之外，必须扣分；可以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等；要严谨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做对经济有贡献。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在会计行业，国际社会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的新会计理念，其计算方法是要在现有统计基础上扣除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扣除所计量资源的耗费，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效应。

判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必须测算这些指标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单纯用GDP增长率宣传中国的成就，只能蒙骗不懂经济指标的媒体与社会公众，当然，更能蒙骗那些雾里看花的外国观察者与投资者。

三、中国的统计数据之谜

为了让“中国经济繁荣”显得更真实，中国各级政府常常在统计数据上精心造假。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是否可靠？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中国统计数据造假的一些基本情况，这里作一点简单介绍。

1、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几根舌头”

研究中国经济，离不开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然而，如果只根据这本统计年鉴的数据判断中国的经济状况，恐怕得出的结论会与中国现实相去甚远。因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功能并不同于民主国家的政府统计机构：它不仅负责收集、处理、公布统计数据，同时还扮演着“党的喉舌”这一政治角色。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用统计数据“营造”出中国经济繁荣的印象。

国家统计局有公开发布统计数据的出版物，这就是各地书店都出售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公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统计数据，其特点是“报喜不报忧”。但一般社会公众不知道的是，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的官员还有另一套信息来源，那就是由国家统计局分发、只在政府机关“内部”流通的分析报告。凡是政府认为属于“负面”的数据、或者可能导致对中共当局不利结论的数据，在中国都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公开，而只能在“内部”出版物中刊登，“供领导参考”。

国家统计局的官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不定期地写“统计分析报告”。这些报告有一套固定的模式，通常以“经济形势如何好、取得了多少成就”开头，然而，内行都知道，真正有阅读价值的往往是这些分析报告的后半部分，在“但是”这一转折词之后，会列举出一系列负面消息和不利判断。在国家统计局内部，评价这些“分析报告”好坏的标准并非报告中的分析是否深刻，而是分析报告能否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如果有某“中央领导”在一份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报告”上“作了批示”，就成为国家统计局的“工作成就”；“中央领导”的级别越高，“工作成就”也就相应越大。国家统计局官员们的业绩评价和职位升迁，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分析报告”是否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有关。

国家统计局有几种“内部”出版物，其中保密级别最低的是《统计资料》，它属于“机密”级，发送至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统计资料》的功能主要是向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通报经济情况，同时也为宣传部门提供素材。在中国，级别低的媒体看不到《统计资料》，自然也不可能摘抄刊登，《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是少数几个能够看到《统计资料》并摘抄刊登有关中国经济情况数据的媒体。还有一些部级机构的媒体有时也这样做。中国有份由“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前几年会时不时地将《统计资料》的片断登在“报眼”上（报纸头版右上方位置），善于阅读者可以从中得到不少信息；由于它公布的数据属于分类资料，具有研究价值。中国的研究者如果要分析即时的宏观经济情况，不可能等到一年后《统计年鉴》发表之时，就只能使用这几家媒体透露的信息。当然，一些研究者因有机会接触到《统计资料》，有时候会在自己的文章中不加说明地引用若干数据。这种情况一旦被国家安全部门注意到，轻则受到警告，重则可能被指控为“泄露国家机密”。

中国的官方媒体发布宏观经济数据、介绍经济形势时，经常是用一套固定的宣传式语调，不能说这种语调是官方媒体经济记者的发明，因为国家统计局训练官员写“统计分析报告”时就是按照这种语调和文风训练的。官方媒体摘抄时自然就原封不动地照搬了。由此可见，国家统计局的“喉舌”功能与官办媒体的“喉舌”功能其实没有多少差别。

国家统计局内部出版物当中保密级别最高的是《统计报告》（保密级别是“绝密”），通常只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内副委员长（非中共党员的副委员长不在此列）等高级领导人阅读。由于《统计报告》的功能是向政府高层报告真实的经济动向，所以会涉及最敏感的数据和判断，其中的真话要多一些。但在中国能看到《统计报告》的人不超过一百人。

由于国家统计局有“几根舌头”，同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就被诠释得面目不一。

2、统计数据为何“年年打假年年假”？

既然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也是“党的喉舌”，各地官员又因升迁之需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统计数据造假也就成为当今中国司空见惯之事。只是有时造假太过荒谬，又被一些记者曝光，才会引起社会批评。比如，新华社一个记者在某一年5月份去云南某县委采访，当时在县委书记办公桌上竟然放着当年12月的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统计数据；又如，某县连续三年上报的绿化面积竟超过该县土地面积的总和，等等。此类“负面”消息一多，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因此每年3月北京“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期间，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就成为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质疑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压力下，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公开表示要“完善统计法规、与国际接轨”。中国政府每年都要实施“统计打假”，派遣统计执法检查组到各地去巡回检查，宣称要矫正地方政府虚报政绩之风。只不过由于上下级政府与官员之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系夹缠不清，这种统计打假往往成了虚应差事，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更何况，国家统计局本身也是造假者，自己身不正，又岂能纠他人之偏？

至此，可以做出结论：只要中国的政府统计系统的“喉舌”功能不变，“报喜不报忧”的工作特性不改，制造假数据就是一种政治需要。不过，造假技巧确实也在不断进步，比如经常通过种种“内部规定”将伪造数据“合法”化，这早已经是政府各级统计部门的公开秘密。

在一堆数据迷雾中，要发现并准确说明中国经济真相，确实相当困难，尤其是对局外人来说确非易事。不仅外国学者无法获知中国的统计机构系统性伪造数据的具体做法，就算是非常熟悉中国统计行业内部情况的专家，也需要凭借经验、技巧与耐心，才能发现一些假造统计数据的痕迹。这里列举一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的中央银行合作伪造金融统计数据的例子，以供读者参考。

中国的银行系统因为坏帐太多，常年处于严重亏损状态。1992年中国全国银行当年的净亏损（盈余扣除亏损后即为净亏损）达1,178.3亿人民币，相当于贷款余额的5％，银行系统的全部资本金都被当年净亏损冲销。在自由经济国家，这意味着银行的全面破产。在中央银行编制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平衡表”中，亏损总额是由“当年结益”（Current Balance of Profit and Loss Accounts）这一项目反映的。由于这一统计表的各项目彼此相关，不容易伪造单一项目的统计数据，所以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将中央银行编制的1992年“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公布在《中国统计年鉴》当中，这一巨额亏损的真相因此被泄露。此后3年（1994～1996年），中国银行系统的亏损总额继续扩大，为了遮掩这一真相，国家统计局在编制这3年的统计年鉴时，将“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的“当年结益”留空，什么数字也不填。但这种不正常的“数字捣鬼术”不能年年都上演，于是国家统计局与中央银行合作修改“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中的数据，在1997年重新恢复公布该表中“当年结益”项的数据。修改以后，这一项目在1994年、1995年都呈现数额很小的盈利，但在“其他”这一项却呈现2,526亿（1994年）、3,647亿（1995年）的负数。显然，这是把真实的亏损掩藏在“其他”项的负数里，而伪造出“当年结益”项的正数。到1996年，中国银行业的亏损更加严重，不仅在“当年结益”项上再次出现亏损，而且在“其他”项上出现了占当年贷款余额9％的负数(总额为-5,418亿)。这样，原来的数据伪造方法已经无法掩盖银行严重亏损的真相，于是国家统计局与中央银行再次合谋伪造数据，取消了1997年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平衡表”当中“当年结益”一项，银行的亏损额被掩藏在其他各项当中。自此以后，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金融统计表格中，人们再也看不出中国银行系统经营的结果是亏损还是盈余。这种任意改变统计项目以便随时掩盖真相的做法，堪称全世界独一无二。

上述问题是笔者在计算中国金融系统真实坏帐率时遇到的。当时仔细查阅1992年到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却因国家统计局存心在统计项目上捣鬼，笔者不得不就教于方家（内行），这位精于中国统计行业内部情况的内行人士花了一整天时间，才算是理清了这一团数据迷雾。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对中国数据造假不再多加讨论。但根据中国的政治游戏逻辑，可以断定，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放弃了前任赖以显示合法性的GDP神话，自会有经济学家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们再为他们创造一个新的神话。极权政府需要神话，这不仅仅是自慰的需要，更是为了营造其国际形象的需要。

结语：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多远？

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曾经到过中国的人，不管他们的走访是否深入，总是以为“我了解中国”。芝加哥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华人）就曾对我说：“我到过中国，还搭出租车到上海郊区看过，这总应该算是了解中国了吧？”对此问题，我啼笑皆非，因为我知道，任何学科都不会将搭出租车观看某地算作“实地调查”。

对于观察家们来说，如果总是被一些表面现象牵着鼻子走，就会堕入“盲人摸象”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因为表面现象看得再多，也毕竟只能了解“大象”躯体的一部分。笔者引用这个寓言，是因为许多人往往分不清“见微知著”（从小处观察大处）与“盲人摸象”的界限在哪里。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任何人只要去中国的几个大城市“走马看花”式地旅游一趟，几乎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有古老历史的国家正在发生巨变。但正是在这不断奔涌的时代激流下面，中国也有始终不变的东西。而这始终不变的东西，正是被这个国家的政府动用一切力量全力护卫的专制政治制度。

一、中国的“变”与“不变”

本书是笔者继《中国的陷阱》之后完成的第二本书。从这两本书的研究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中，变化最大的是资源分配方式与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原来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由于资源分配的大权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从而使得政治精英集团成为改革中最大的得利集团。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则几乎没有任何本质变化，仍然是一党专政。近几年总是被不少人鼓噪的那些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最多只能算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变革无关。

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改变的只是政府的管理方法与部门设置、人事任命方式等等；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的却是政府权力的来源，即政府权力来源是民主选举，还是来源于用暴力夺权后建立的一党专制。

中国政府善于编织各种谎言，而且从来不会因为撒谎而感到难堪，但脸皮也还未厚到宣布自己实行了“欧美式民主政治”。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面对听众的提问也只得被迫承认：“中国人民至今还未做好选举领导人的准备”。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中国民众素质太低，所以不具备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能力。温家宝的谈话，与20世纪中国历代政治精英拒绝实行民主政治的藉口如出一辙。但中国政府的行为却又与此藉口相反：目前在人口总体素质最低的农村里，中国政府恰好允许在那里实行村委会选举；而在人口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里，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任何松动迹象。这一事实说明，不是因为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配享受民主政治，而是中国政府至今还未“做好放弃独裁的准备”。

如果就政治体制的特质来看，中国现在奉行一种与旧极权政治不同的新极权政治。这种新极权政治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一脉相承。毛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是步苏联后尘建立的。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非常精确地描述过这种极权主义政治的特点：“极权主义当权，它必然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政治制度，也在它权力所及的地方，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的传统。不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有传统，或者其意识形态的精神泉源为何，极权政府往往把阶级转变群众，而且，藉着群众运动，依赖一党专制体制取代了政党制，同时把权力核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手里，也建立起一个以征服、统治全世界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传统的立法、道德，或者是普通常识，以功利为目的诸种范畴都无法帮助我们处理、判断，或者预测它们的活动途径i。”

因为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对极权体制的剖析一针见血且深入骨髓，所以她的著作至今未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因为这些分析会让人产生许多对中国政府不利的联想。而那些对“贫困者不能享受民主政治”论表示充分理解的外国政治学者，却能在中国获得不少被介绍的机会，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邹谠（美籍华人，已故），因为他在著作中反复表示对“中国的专制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深深理解，符合中国政府的需要，因此曾成为中国政府的座上宾。邹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与“农业学大寨”的深情赞美与向往，足以让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瞠目结舌。

以汉娜·阿伦特概括的特点来观照当今中国，就会发现上述极权政治的本质特点在中国其实未曾发生变化：

一党专制仍然是中国政治的特点。从世界各国现有的宪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部“宪法”：中国政府主持制订的宪法与中国共产党互相赋予对方以权力的合法性，宪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这一宪法又赋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地位，最高政治权力由中国共产党绕了一个弯自己授给自己。最重要的是，一旦中国共产党认为宪法条款不符合它的政治需要，立刻可以修改。中国的制宪历史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段历史。日本于1868年明治维新中确立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曾经成为清王朝效法的榜样。而日本1945年以后的“和平宪法”更是促使日本走上了现代民主政治之路。但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在这一百多年当中虽然有过几部有“宪法”名称的文献，却从未建立真正的宪政。中国共产党扶持了8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的所有经费、干部的工资福利甚至办报刊杂志的全部经费，却全部列入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的预算，然后从政府财政预算中开支，这些“民主党派”的干部任命、级别与升迁也全由共产党的人事部门与统战部掌管。多年来，这8个“民主党派”作为“政治花瓶”，为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装点门面，对共产党的任何荒谬决定（如镇压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1999年镇压法轮功）都无条件地鼓掌欢呼。除了这8只“政治花瓶”之外，中国民间的任何组织，哪怕是单纯的学社，都被共产党悬为厉禁。2003年，美国及其它国家的亲中共学者在欢呼中国即将进入“民主宪政国家“的行列，但在中国任何有关宪政的讨论仍然被当局严厉禁止。很难想象，由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共领导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主持修订的“宪法”可能将中国带入“宪政民主”国家的行列。

掌握军队仍然是中国领导人保持权力的最后手段。每一次政治高层换届，军委主席一直是中国高层领导人保持政治控制力的位置，即使是从未做过中国名义上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也一定要保持军委主席的位置。与此同时，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干预越来越多，监控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及其他异议人士，成了国安部的日常工作，整个因特网(Internet)系统更是全部由国安部掌控。中国各级政府解决社会诸种矛盾的手段，越来越借助于警察系统的暴力镇压，警察执行公务过程中越来越随意地使用暴力，2003年广州大学生孙志刚被无端收容后暴死收容所事件即著名一例，许多黑社会组织背后的撑腰者就是警察系统的官员。

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但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正好与传统文明呈断裂状态。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否定得如此彻底。即使在斯大林（Staling)时期，苏联共产党也还对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的文明进步表示尊敬并引以自傲，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将自己国家的文明作为“封建主义的垃圾扫进历史垃圾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被斩断文明之根的中国人其实已经丧失了精神家园，漂泊无依。而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最大“政治成就”之一，是摧毁了中国社会的中间组织－－宗法组织，将原来的“政府－宗法组织－个人”这种社会关系简化为由“政府－个人”，从而消灭了任何民间的组织资源。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一事实：正是源源不断涌入的外资为中国的专制政府输血，才使这个政权能够延续其生命力。中国的大城市居民能够沐浴外资带来的雨露阳光，而9亿农民生活于其中的农村却正在痛苦地挣扎，到2003年初，中国的失地农民已经高达8,000万人ii。中国的农民为了摆脱这种毫无希望的痛苦生活，不少人选择自杀结束生命。据统计，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3倍，每年有15万农民服毒自杀，50万人服毒自杀未遂。据分析，贫困的煎熬与基层政府滥用权力压迫是农民自杀的主要原因iii。

中国人现在正在为自己的权利作艰苦的斗争，其中以农民的反抗最为悲壮。

只能利用原始武器装备起来的农民开始了有组织的抗争。自9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抗争每年虽然高达1万多起，但总被武装到牙齿的政府武装镇压下去。不少农民悲愤地说，现在因为政府拥有的武力实在太强大，只有锄头、大刀一几把鸟枪的农民们“斩木不能为兵，揭竿不能为旗”（中国古语，意谓“砍断树木作为武器，举起一根竹竿作为义旗，号召天下受压迫者反抗暴政”），只能忍了再忍。

中国政府就是坐在这样的火山口上，迫使中国的媒体集体撒谎，讴歌“太平盛世”的“繁荣”。

二、墨写的谎言涂饰着中国

然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有嘲讽意味的是他们面临这样的现实：尽管他们的生活充满痛苦，中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却总是充满“阳光”。这种“阳光”不仅照耀在中国境内，而且还延伸到中国境外。如果说欧美国家的记者偶尔还能够写上几条暴露阴暗面的报道，那么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则努力对中国政府尽美化之能事。2002年12月初，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召集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曾亲耳听到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一位姓史的华人教授在做学术演讲时，用种种他“调查”得来的数据论证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对中国政府与现状“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面对听众的质疑，他甚至洋洋自得地说：“连中国政府官员都对我讲，你这个调查中谈到的群众对改革的满意度比例，比我们自己做的调查还要高几个百分点。我对这些官员打保票，我这个调查绝对没有问题，是有科学论据的。”对我来说，在一次会议上驳斥这位学者的“科学论据”并不用花太大力气，只需要指出中国政府从2000年以来颁布了两个涉外调查法规（见第一章注10），明确规定境外机构不得自行调查，这种在安全部操控下取得的调查数据根本没有可信度。但他的文章却正在用英文出版，不仅成为他升迁的基础，还因其“学术外衣”误导着其他学者的研究。

这当然与中国政府在海外的努力有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起家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即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的势力，用这些“统战对象”的口向外界宣布中共的圣明。自从中国政府手中有了几个钱以后，资助或者干脆暗中出资创办貌似独立的华文媒体、华文学校与华人社团就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主要手段，中国政府从中尝到了巨大甜头，将三者称之为中国政府统战工作的“三宝”。

中国政府设在所有国家的大使馆与领事馆，其主要任务不是协助本国侨民解决困难，我已经看到不少华人在文章中抱怨自己在海外遇到困难，如因被偷窃而失去路费等，到领馆去求援而被冷淡地拒之于门外。所有中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从事“统战”（统一战线）工作，为塑造中国政府的好形象而努力。因为中国政府“金钱统战”的结果，海外华文媒体已经有不少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轨道，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与西方主流媒体的价值判断相反。2001年11月21日，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会刊《中国简讯》（China Brief）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国政府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体，其主要策略有：投资控股、给予媒体在大陆的商业利益、安插人员等等。不少中文媒体被收买，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上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媒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日益接近中国的官式语言。 该文披露，当时美国主要的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发行总量约七十万份，但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这些报纸对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总是全文照引，只改了一下标题，并将消息改写成“本报讯”，立场与中共官方的声音和观点如出一辙，连口气都越来越象。《星岛日报》的老板Sally Aw Sian 已成为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但中国政府在将对外国媒体的门关紧的同时，又对海外华文媒体象征性地打开了另一扇门。2005年9月11日到9月13日，由地位与新华社相当的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社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中国武汉与广州分别召开，武汉峰会据说有来自世界4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家华文媒体的300多位代表，广州峰会则有来自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62家华文传媒的80名代表。由于中国媒体的刻意渲染，中国人民可能真以为“华文媒体”正在成为世界主流，而不明就里的中国媒体还煞有介事地报导海外华文媒体正在探寻与中国媒体的“合作之路”iv。

但最误导人的还是让中国读者误以为参会华文媒体真是什么秉持自由精神的“独立媒体”，尽和参会者心中也明白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据一位与会者事后感想，这种“有吃有喝有玩乐有鼓掌有照相有发言有总结有资料有礼物有欢迎有道别，一种典型的中国庙会式的‘大会’”，对于移民海外者确实有吸引力。举办者意在“招安”，而参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现好，在众多受招安者当中鹤立鸡群，备受中国当局重视与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v。

不过，没有人会指出一个事实，在参加世界华文媒体论坛的几百家华文媒体当中，有不少媒体事实上早就接受中国政府资助，更有媒体是中共自家创办，只不过妆扮成独立媒体的模样罢了。

除传统的媒体报纸外，中共还广泛涉足电台，电视业，操纵美国一些当地的华语电台，电视。 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英语节目（CCTV-9）24小时不间断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三城市播放，这是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达成的协议。自从开始这项合作之后，时代华纳旗下的CNN对中共的态度马上转了180度的大弯vi。

台湾自然也是中共渗透的重点区域。 据《南方快报》报导，台湾目前有17家媒体有巨额中资介入，其中包括8家平面媒体、4家电子媒体、3家周刊、一家出版社与一家科技杂志社。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利用台湾一家电视台负债多、资金缺口大之机，以旗下两家境外网际网路网站名义，资助台湾这家电视台及一个网站总计五千万美元资金。《自由时报》曾于2003年4月18日报导说，台湾情报机关发现，中国大陆已将渗透台湾媒体列为对台重点工作之一，且有多笔数千万元新台币不等的中资机构，秘密透过几个国家和地区，层层转汇投资台湾几家报纸、电视台。而这些中资入主的多家报纸、电视台，其报导方针迥异于中资入主之前。不仅增加很多关于中国政经民情报导，且有意忽略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各种社会动荡、民间抗争、官员腐败、社会不公的消息，侧重于中国经济如何飞速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如何提高，极有利于中共在台湾的统战工作vii。

中国政府努力“统战”的“成绩单”看来很不错，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国政府总是一片赞誉，如果偶有批评，那也只是对枝节问题与底层官员的批评，而且也主要针对那些已经被曝光或被逮捕的腐败官员，属于“小骂大帮忙”之类。“小骂”只是为了遮掩其真实立场，在读者面前显示“我们也是站在公正立场上的媒体”。中国政府的“灵活性”（其实只是放弃原则的机会主义）甚至体现在这样一些小事上，在中国大陆，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禁区，而中国驻洛彬矶领馆却年年召开“知识青年联谊会”，对这里的知青研究并不禁止（因为小范围内研究人才有限）。最让中共得意的是，2003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竟然将五年一度的人权奖颁发给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且不论邓家子女在“六四”血案中的间接责任，仅仅是让邓朴方得以获奖的那个“中国人残疾人联合会”本身，也只是邓家子女敛财的工具，其所有的贡献只不过是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聚敛而来的大量金钱吐出一小块而已。

这个“人权奖”赫然挂在独裁者脖子上，不仅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蒙羞，也让中国人意识到，中共指称的“国际反华势力”与亲中共势力比较，前者的力量可能微弱得多。因为各种国际人权组织凭借的只有道义力量，而中共政府的金钱外交有时确实能够让一些所谓的“人权活动家”与人权组织放弃原则，为独裁者服务。

三、中国离政治民主化还有多远？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中的部分精英总是在不懈地追逐“民主政治”，但“民主”宛如梦中女神，中国人只能看见女神的裙裾飘动，却始终无法将这尊女神请入中国的政治殿堂。

但笔者坚信，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与对外交流的日益开放，中国总有一天能够实现民主化。至于这个过程的长短，却还要看中国政府与反对力量之间的博奕，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中国的报刊电视台能否成为自由媒体，道理很简单，一个信息封闭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在民主国家，媒体是社会形势变化的风向标，也是政府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而中国“报喜不报忧”的传媒管理原则，不仅误国害民，中国政府自己最终也要受到这种愚蠢控制的报复。因为这种过滤信息的方式最终导致信息严重梗阻，下情无法上达，决策层无法了解社会实际状况，做出的政治决策自然也总是“药不对症”。中国近25年来最大的变化是社会观念的变化。社会成员的代际沟通已经极为困难，身居高位的政治高层最年轻的也已经有60岁。即使在一个信息不受任何控制的国家里，老一代人与快速变化的社会都会产生隔膜，更何况在信息受控制的社会里，代际沟通更加困难。无法设想，一群垂老且固步自封的老年人能够胜任地领导13亿人口的大国。

通过控制媒体营造出来的“繁荣”固然能骗外界，但却骗不了自己。90多年前，中国打倒帝制之后的第一个总统袁世凯想复辟做皇帝，引起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做传承帝位的皇太子，决意不让他的父亲听到任何反对声音，为此假冒《顺天时报》的名义，为他的父亲一个人编印了一份专登拥戴帝制文章的假《顺天时报》，让他的父亲陶醉在颂扬声中。但这份只有一个读者的《顺天时报》最终愚弄的还是袁大总统本人。在做了103天的皇帝之后，一代枭雄袁世凯不得不在全国的反对声中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中国政府目前控制媒体的做法，其实也只不过是效法袁克定印制假《顺天时报》的做法，聊以自慰而已。

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国民思想的做法不止于控制媒体。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大学竟然启用了特务学生制度，监督教师课堂言论！这种学生特务有个名词，叫做“信息员”。据一位大学教师在博客里介绍，“信息员”制度内容大体如下：学校当局从学生里面选调一些非常听话的同学，安排到不同的院系，听各科老师的课。

这些信息员都被派到各个院系。一位教师上课有点名的习惯，有一次上课，发现多了一位，反应非常灵敏：“你是学校派的信息员吧？”这位信息员非常厚道：“老师，我是信息员，来自工程学院，您上您的课，我不碍事。”

学生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大陆之外的人看了真不明白。但我可以将这番话的文化密码解析一番。这位学生的话实际上是说：“老师，我来听课只是职务行为，完成任务。我不会告发你什么，请放心。”――这话我曾听过，当年，我在新疆讲学时，当地安全厅一位官员就列座于其中，晚上还要与我一道吃饭。为了安抚我，他让他妻子也如此这般对我说。

信息员表现得好，就可以“加官进爵”，成为入党积极分子。而党员毕业以后，就业优先。viii

老师们并未迟钝到不知信息员制度为何物，毕竟中国是一个政治运动隔几年要重来一次的“革命大国”，“运动经验”都还丰富。这位教师记载说，当时系里负责人给老师们传达学校将要实行信息员制度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这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制度！一所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居然在实行着朱元璋子孙们的制度。可怕，但是这是事实。”

这位教师接下来写下自己的感触：“在‘可爱’的信息员面前，作为老师，您还能针砭时弊？有些老师本来就昧着良心，经常向同学们宣讲中国形势如何大好；加了一个信息员，良知未泯的老师，恐怕也要噤若寒蝉。这样，充斥在学校课程上、教室里的都是‘一片大好’‘安定团结’的稳定和谐之声。”愚弄学生唯一的后果是，毕业后，学生们发现社会现实根本就不是老师说的那回事，这个“可爱的社会”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如此严格控制媒体言论与人们思想，正是中国政府极端缺乏自信的表现。笔者现在生活的美国，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任何言论的国家。波士顿（Boston)、旧金山(San Francisco)、芝加哥(Chicago)好几个城市都设有“革命书店”(或叫“红色书店”)，专门出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许多左派组织相当活跃，这些左派们的主要理论任务是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这些组织的活动，禁止过它们的自由讨论、自由印刷、自由传播。因为美国政府相信，美国公民只有充分、无畏地面对针对他们制度的一切辩护和一切批评，才适合实行自治。美国社会的共识是：公共讨论的自由不可限制，限制这种自由等于摧毁公民自治的基石。我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时曾有一个叫做“斯巴达克思”(Spartacus)的左派组织成员来找我讨论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言谈中，这位先生抱怨美国的“工人阶级”因为活得太舒服，因此缺乏革命精神。我告诉他：“如果工人生活得很好，他们确实不需要革命。中国的工人、农民如果能够吃饱饭，他们也根本不想革命。由于你们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让中国人民吃饱了苦，受够了罪，中国人民现在的最高理想是拥有一个你们这些左派痛恨入骨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我还告诉他：“我在中国只是批评了政府的腐败，就如此为中国政府所痛恨不容。如果你们活在社会主义中国，早就被投进监狱去了，因为你们天天在号召人们推翻政府，中国法律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就是为惩治你我这种人设立的。你们热爱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不给人以言论自由；你们痛恨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好保证了你可以痛骂它而不用坐牢的权利。请你们想一想，到底哪个制度好？”

允许各种反对力量活跃在自己的国土上，既是美国充满魅力之处，也是美国能够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主要原因。

当然，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做法还有从苏联学来的故智。前苏联就是一个布满克格勃特务的“红色帝国”，公民的电话和信件随时受到监听。而监听者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冠冕堂皇的借口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Solzrenitzin）曾写过一部政治小说《第一圈》，描绘的就是特务横行、人人被迫说假话的“红色帝国”苏联。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统治者认为，依靠监视、压迫、暴力与恐吓，就可以永远维持苏共的独裁统治。然而，强盛一时的苏联帝国终于化为历史烟尘，苏联共产党也成为独裁者的代名词而受到历史的唾弃。中国共产党政府愚蠢地坚持步苏联共产党后尘，除了让整个中国为他们陪葬之外，不会有更好的前景。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信息，正好比决策者用黑布将自己的眼睛蒙上，成了看不见外部世界的盲人；而中国的媒体则好比一匹马，驾驭它的决策者按“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实行奖惩，宛如给这匹马的眼睛也蒙上一块黑布，于是，中国就在“盲人瞎马”的导引下前行，向“深水池”一步步迈进。

四、一个民主的中国更能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尽管中国政府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一些海外人士或团体因为与中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无视中国正在发生的种种不人道事情，对中国人民的痛苦充耳不闻，只管为中国政府献上廉价的“赞美诗”。但不管任何时代，哪怕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总有正义人士会超越个人利益，关怀整个人类的福祉。

我无意多去评论屈从强权这类事情，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屈从强权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只想提及一些始终不渝地在为中国人权呼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大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保护记者协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记者无疆界组织”(Reporters sans frontieres)、“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这些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搜集发布的各种真实的信息，始终是那些廉价“赞美诗”的克星。也因为有这些组织的存在，中国政府用金钱收买的势力还始终不能一统天下。就在2003年12月18日，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公布了2004年世界独立国家自由评比报告，台湾被列为全亚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分数仅次于日本；中国则为亚洲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情况只比北韩及沙特阿拉伯略好。 也因为有这些组织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施压，中国政治犯与良心犯的待遇才能够比毛泽东统治时期有所改善。

我同样钦佩那些在中国国内始终不向强权妥协的人士。我从那个国度出来，深知在中国要想坚持不向强权妥协，需要付出什么样的沉重代价，包括被“知识分子”群体被迫或主动地孤立，因为与“异端”的交往可能会使他们陷入不测之境，丧失安全感。本书列举的那些因揭露腐败而身陷囹圄的记者所做的努力，始终是照耀中国人良知不泯的一盏明灯。还有其他一些人士，也为信息自由做出了独特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例如，“法轮功”的刘成军先生曾于2002年3月5日在长春的8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了“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资料片，因此被捕入狱，在历经了21个月的残酷折磨后被迫害致死。刘成军付出了生命代价，但许多人因此得知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中国的希望在一些为了自由与强权抗争的勇士身上，这些勇士当然包括书中所列的那些为了新闻自由而付出牺牲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中国。我曾看过不少“二战”时期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资料片，发现当初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之所以在欧洲不少国家都得到呼应，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曾因一时一地的短暂利益，可耻地顺从了法西斯强权。我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民主正义力量的热诚帮助。

一个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之上且政治清明的中国，比目前这个正处于极端腐败、视本国人民如草芥，且在外交中毫无原则，唯利是图的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起的作用要积极得多。

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知识界的先觉者开始探讨在中国建立宪政以摆脱制度性无出路的困境，但却忽视了一点：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实行宪政和民主的必要条件。美国宪法是在孟德斯鸠所设想的三权分立理念下制定的，这种分权制衡在美国能如此娴熟地被政治家所运用并得到美国人民普遍的理解和支持，与美国当时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言论自由有密切关系，是这种自由的言论环境养育了美国人的公民意识，使他们对权力制衡的必要性有所了解，

而观诸中国近百年数度立宪、最后还是无法摆脱有宪法之名，却无宪政之实的政治困境，就与中国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有直接关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客可以用暗杀手段伤害记者以侵犯新闻自由；国民党统治时期则以书报检查制度侵犯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政府与议会则很容易达成利益共谋，不掌握军权的议会只能堕落为政府的附庸。中国的现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政府与人大这两大权力之间之所以屡屡达成利益共谋，人大只能堕落为政府的附庸，就与中国媒体只能被迫扮演“党的喉舌”这种角色有直接关系。这样的媒体，除了宣传功能之外，丝毫不具备媒体应有的监督功能。

考虑到新闻自由在建立民主政治过程当中的作用，可以断言，政治民主化必自媒体自由化开始，只要党与政府操控媒体的状况存在，中国的民主化就不可能真正起步。

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揭开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神秘面纱，只有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最后，我要提到美国的“中国人权”这一非政府组织，在它的资助下，我完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媒体管制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研究报告已经由中国人权印刷成小册子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行。正是因为这一研究项目，我才有机会清理自己在中国媒体业从事多年工作的种种体验，并且阅读了大量文献与资料，从而加深了对世界各国媒体和中国的媒体管制历史的理解，现在我撰写的这本书就是在那一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我再次向“中国人权”表示真诚的感谢。

2004年1月初稿，2006年3月完稿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目录

多重的真相还原

万山不许一溪奔

致读者：中国“媒体市场化”的神话褪色之后

前言：云遮雾罩的神秘中国

第一章 控制新闻是愚民政策的主要手段

第二章 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

第三章 政府对媒体从业者的双重控制

第四章 “内部文件”与信息保密制度

第五章 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记者

第六章 封锁消息与制造混杂着部分真相的谎言

第七章 记者成了高风险职业

第八章 牺牲者墓园

第九章 外国记者在中国

第十章 外商能否进入中国传媒业？

第十一章 中国政府对网路的控制

第十二章 “老大哥”在看着你

第十三章 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杰作”：冷战意识

第十四章 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神话

结语：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