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自序

1.《中国向何处去？》

2. 左家塘看守所

3. 罗钢

4. 卢瞎子

5. 张九龙

6. 向土匪

7. “红色怒火一兵”

8. 栗异邦

9. “联动分子”

10. 圣人君子

11. “舵手”

12. 建新农场

13. 逃跑犯

14. 宾师傅

15. 余总工程师

16. 刘震宇

17. 复旧和斩草除根

18. 宋导演

19. 黄文哲

20. 黄眼镜

21. 劳动党员

22. 演说家

23. 何老师

24. 王师傅和卢师弟

25. 王医生

26. “反革命组织犯”

27. 来自解放军的囚犯

28. 出监队

后记

附录 《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

附录 中国向何处去？

附录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附录 怀念小凯

自序

自从一九九零年本书部分篇章发表以来，收到不少来自读者的反馈。每年来美国开会，碰到朋友，总会提起这个连载。令我扫兴的是，即使遇到经济学同行，不一定会提起我在JPE或AER发表的得意的经济学文章，却一定会提到这个连载。特别是碰到太太们，甚至会说他们收到刊物时最先读的文章就是这个连载（可能是故意讲给我听的）。但是我特别要谢谢对这个连载文章的批评。因为刊物编者对这个连载的组织中的问题，读者对此连载的性质有不少疑问。我在此作一个解释，也算是后补的“前言”。我是于198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开始写这本书的。书的中文名就叫《牛鬼蛇神录》，英文版也是由我和苏珊秦同时写出，英文名叫Captive Spirits，直译应当是《囚禁中的精灵》或《囹圄中的精灵》。中文是于1988年完成，英文于1991年完成。《囹圄中的精灵》交过出版社后，他们将其当作学术著作，请匿名审稿人审稿，匿名审稿人对书稿的评价出人意外地高，因此出版社的学术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接受此稿。《牛鬼蛇神录》分篇发表时，编者未征我同意就将题目改为《狱中回忆》。但是《狱中回忆》已与《牛鬼蛇神录》有不少差别。首先《狱中回忆》把与政治犯无关的有关刑事犯的故事都删掉了。《牛鬼蛇神录》共二十八章，但《狱中回忆》大概少于二十章。编辑从未告诉我删节的原则，但看起来留下的都是政治犯的故事。有点对刑事犯不公平。其实我觉得一些小偷、扒手、性犯罪的故事蛮精彩动人的。我虽曾是政治犯，但却对刑事犯没有什么偏见。有些章次本身也被删节了一些内容。英文编辑开始也说书稿篇幅太长，是否可以砍掉一些章节，看到匿名审稿人热情洋溢的审稿报告，她再不提删节的事了。

读者的实质性批评最精彩的是作者“无非是处处美化造反派”。我曾有一条规矩，从不答复别人的批评，除非批评者非常有理由地要我回答。我想这个批评者看完整本书后，自己会回答他的批评的。另一条精彩的实质性批评是“此书无主题”，“不能成书”（这是个英文版读者的批评）。我被这个批评弄得难过了一阵。忍不住打破规矩，回答一下。无主题本来当然不是坏事，凡书就强调主题，这本是过时的老套。但此书是提出了非常多并不一定有答案的问题（也是种主题吧？）。如果读者像我一样多愁善感，一定会发现这一类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政治辞典中的“革命”与“反革命”？在中国的司法实践和在朝在野的政治意识形态中“革命”和“反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书中几个被杀害的反革命组织头头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很多西方政治学中的“革命”内容。而书中后半部中描写的1972年的复旧有很多西方政治学中的“反革命”内容。作为一个反革命政治犯的杨曦光其实是因为他的革命思想而坐牢，但在1972年复旧的气氛感染下，他又真正变得十分“反革命”了。这个“革命”与“反革命”主题混杂着“历史误会”，“政治误会”，曾经是一些以行为主义哲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最令人神往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最早被考虑的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当然这两个词的含义在中共官方的辞典中又是另一种莫名其妙、趣味无穷的定义。而这种官方定义有着血腥味的司法意义。

另一个书中的主题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秩序和公正的冲突；反政治迫害和动荡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保守主义的价值和造反的价值都有非常令人信服的支持。保守派精英的代表是程德明，保守派一般群众的代表是毛火兵，造反派精英的代表当然就是杨曦光，造反派一般群众的代表是向远义和另一位扒手。下半部中还有代表支持保守派的农民的人物。从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敌对的人物，你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有时十分可笑（例如造反派扒手为了压倒保守派，半夜起来在保守派的花上撒尿），但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发疯。程德明和杨曦光的思想是当时很有深度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思想。在此书后半部分，共产党保守派复旧的可爱（秩序加理性）和可恨（政治迫害加歧视）更从一个个血淋淋活生生的犯人的故事中展现出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迫害的造反派再一次被煽动起来闹平反更是突现了两种互相冲突但同时存在的价值的意义。

当然连贯全书最重要的问题是：“秘密结社组党的反对派运动在中国能不能成功，它在文革中起了什么作用。”相关的问题是“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在文革中曾经非常活跃，但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利用那种大好机会取得一些进展？”这个主题一直要到此书的最后两三章接触到劳改队中可能的政治犯秘密结社问题时才会被挑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至少可以从这些真实的故事理解，那时秘密政治结社的社会背景、动机、意识形态和活动方式。这其中尤其是意识形态，不但学者难以了解，就是坐牢时天天与“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的人在一起的人，如果没有敏感的理解能力和极好的人际关系，也不可能得到此书中有关地下反对派意识形态的信息。书中关于刘凤祥和劳动党的故事可以将分散的章节连成一体。

敏感的读者可以找出上十个这样的主题，这些互相冲突的概念之所以能融合在一本书中是因为杨曦光本人就是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他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周围的朋友亲戚在文革中全是保守派，因此他对共产党保守派非常了解，特别对那些联动精英有深切的同情和了解。但同时他又是个极端的造反派，对保守派敌视，对被迫害和被歧视的下层人物认同，甚至与扒手共伍。他坐牢时与国民党精英人物、造反派，保守派精英人物，受苏式教育的精英人物和受美式教育的精英人物以及一般下层人物都有很好的关系。这是此书多样化的一个条件。

我已经写的太多，有点自吹之嫌。但我相信，此书在五十年后我已不在人世时，还会被人记起。借用一点阿Q精神，即使我在世时，此书被人遗忘，但我却自信“一定会身后成名”。

我们已决定将英文的《囹圄中的精灵》和中文的《牛鬼蛇神录》分成两本独立的书（它们互相有相当大差别），这两本书正式面世时，读者将从连贯的阅读中了解它的复杂和多样化的主题。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

1.《中国向何处去？》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中国向何处去》目前被欧美汉学家视为中国大陆内第一篇公开批判共产党的特权高薪阶级，主张彻底改变这种体制的文章。不少汉学家对《中国向何处去？》和杨曦光做了不少研究，有的人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是用无政府主义思想批判共产党体制。还有些汉学家对杨曦光的“平等派”思想极有兴趣，但对二十年后杨曦光（他改名为杨小凯）的“自由派”正直观点和“保守派”经济观点不以为然。其实作为杨曦光本人，我觉得很多汉学家对《中国向何处去？》和长沙“省无联”的其他文件所作的研究与1960年代末的杨曦光这个活生生的人有相当大的距离。

澳洲国立大学的汉学家Jonathan Unger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为了研究《中国向何处去？》的成文背景和杨曦光当时思想的形成过程，专门找我座谈过几次。这些座谈的内容对于此书的读者了解作者和书中的故事背景会极有帮助，所以我将这些座谈的内容摘录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为全书的导引。这些座谈中，汉学家们感兴趣的是一个题外问题是：极端激进的主张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中国大陆的特权制度的杨曦光，是怎样在20年后变成一个思想相当保守的（特别是经济学思想完全与M. Friedman认同）杨小凯。当时杨小凯已得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得到导师极高的评价。这份好奇心自然与三个杨曦光（杨小凯）的巨大反差有关。1968年的杨曦光，穿着当时时髦的红卫兵服装，神态天真单纯。另一个形象是他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后被当局投入监狱和劳改队后，穿着破旧的劳改棉袄，裤子和衣背都印着黄色的油漆大字“劳改”，头发被剃得光光的。第三个形象是他在以保守著称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被授予博士学位时，头戴博士帽，身着庄重的黑色博士袍，胸前佩戴博士学位绣纹的样子。很多知道杨曦光传奇经历的人都在这三个形象的反差上感到迷惑，不敢相信杨曦光和杨小凯是同一个人。很多不知内情但却知道杨曦光和杨小凯两个人的人，绝不会接受他俩是同一个人的“假说”。

显然，这本书正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而解释人们的疑惑的，是那些中国大陆的“古格拉群岛”，将杨曦光改造成杨小凯。尽管不少汉学家喜欢杨曦光甚于杨小凯，但这本书中讲述的那些中国的古格拉群岛上的“精灵”怎样促成了这个魔术般的变换故事，一定是读者神往的。

杨曦光生于1948年秋。他父母当时都是共产党从延安派到东北去接收日本人军备的干部。杨曦光生下来时正是国共两党内战中共产党从劣势转为优势的时候。共产党在东北打了一个小胜仗，于是这个小男孩被改名为小凯。杨曦光是他上学以后的学名。他1978年从劳改队刑满释放后找不到工作，大家都知道杨曦光是写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爸爸劝他改名字。中国人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于是大家认为重新启用他的乳名小凯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从那以后，杨曦光这个人就在中国消失了，而杨小凯却在中国内外慢慢通过他的经济学著作和文章被人知道。

杨曦光生长于一个1949年革命后暴发的共产党新贵家庭。从小生活环境优越，受过很好的教育。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受到共产党极深影响。从小学到中学，他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知识充满共产党征服国民党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崇拜，他看的小说，看的“革命回忆录”中都充满这种对用革命暴力改朝换代的迷信。

但共产党这个“扭秧歌”王朝内部的不断摇摆和动乱自1957年后开始给杨曦光的家庭带来灾难。首先是他哥哥和舅舅被划为右派，接着他父亲于1959年因为反对大跃进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杨曦光属于思想成熟较早的人，入学前，父亲就请人在家里教他《论语》，小学二年级时他就能读大部头小说。1962年正是他开始养成阅读成人的报纸的习惯时，中共又发生了一次政策的大摇摆。杨曦光的父亲被当时的党中央宣布彻底平反。杨曦光在“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复旧气氛中，考取了当时的全国重点中学长沙一中。他的家庭和他自己都是那些“右”的政策的受益者，自然在1962年复旧的气氛中如鱼得水。1964年政治风向改变，突出政治、阶级路线又占了上风，但杨曦光因为高干的家庭背景，仍是激进路线的受益者，所以又受到左的路线影响，开始在日记中批评自己1962年的右的思想倾向。但他的父母尤其是他母亲对那股“左”风一直持批评态度，也总是用她的观点尽力影响儿子。

文化革命一开始，杨曦光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杨曦光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他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他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杨曦光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

他出狱后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杨曦光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开始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杨曦光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他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后她参加了保姆的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杨曦光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他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杨曦光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

他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合同工组成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他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它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潮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它“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杨曦光父亲的那一辈有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子女与杨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文革中都是保守的红卫兵。迫害出生不好的人很积极，但却不造父母的反，是可爱的坚定的保爹保妈派。

杨曦光周围的干部子弟朋友没有一个参加造反派的。他的经历也许相当的特别。但是他在山东和广州的朋友中却有高干子弟参加造反派的例子。他们的父母是共产党内受实权派迫害的高干，文革一开始就被当权派批斗。他们的父辈都是那种三代以上出生不好的知识分子干部，而他们自己都是学习成绩好。极聪明的学生。但总的而言，高干子弟参加造反派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但正因为杨曦光与创建“老红卫兵”的保守派（后来的“联动”）有很多私人关系，他是属于对那种保守派观点极为了解，并与他们有很多私人关系的造反派。

杨曦光在文革中的政治倾向部分可以用他的家庭背景来解释，因为文革中大多数右派和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杨曦光批判特权阶级的思想与其父辈的政治倾向没有什么关系。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出生社会上层的青年人由于本身地位未稳，形成与家庭高地位的对照，因而两代人的利益冲突在社会上层家庭内特别激烈。这种假说可解释历史上上层家庭内的有些年轻人为什么特别激进。

另一方面，杨曦光从小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自己被当局迫害时，希望找一种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政治利益或使其在马列正统理论基础上合法化。而马克思属于民主主义的观点及反特权反迫害的观点，自然成为他的思想武器。但1970年代初，杨曦光在监牢里彻底放弃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而成为一个极力反对革命民主主义，支持现代民主政体的人。此书中并没有很多杨曦光本人的故事，但从杨曦光的眼睛，读者会看到中国的古格拉群岛上，形形色色的精灵是如何重新铸造了杨曦光的灵魂。此书中的每章是关于中国的古格拉群岛的一个或两个犯人的故事，他们中有地下反对党的领袖，有从事当局不能容许的自由经济活动的企业家，有扒手、强盗，有各式各样的不同政见者，被迫害的教徒和作家，以及国民党时代的高官贵人。杨曦光与1969年底被判处10年徒刑，罪名主要是写《中国向何处去？》，判刑前他在看守所读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判刑后他去了洞庭湖一个湖洲上的建新农场。1970年“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刑事犯罪）运动中，他又在长沙的模范监狱呆了8个月。之后他回到建新农场直至刑满。所以此书涵盖了中国古格拉群岛的三大系统：看守所、劳改队、监狱。由于杨曦光独特的政治理解能力和他的敏感，通过他的眼睛，读者将接触到当时中国政治犯一些独特而深刻的方面。

2. 左家塘看守所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由长沙一中“红中会”的同学刻印了80份，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秘密散发了不到20份。那是学生们都在热衷于冲冲闯闯，到处串联和急于采取各种“革命行动”。但我却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

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后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共产党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共产党，他们把共产党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后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后，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后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中学造反派的朋友们把我安排在可靠的人家里，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后，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后，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像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后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后，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后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后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后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后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它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像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后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后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后再将盖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后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这时坐在靠后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补巴。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它人那样对我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后，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后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后，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

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

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后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像

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3. 罗钢

罗钢是我的第一个扒手朋友，也是我在九号碰到的举止最像电影中的西方人的“同犯”（这是干部要求人犯互相称呼的称号）。他皮肤白而白皙，大眉大眼，喜欢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达他的感情。比如大张着嘴巴，将下巴一歪，表示吃惊或不屑，或示意他述说的事情不凡，用耸肩或向上翻眼表示无可奈何等等。从中国人眼中看来，这种举止给人轻浮、不安分的印象。

文化革命的高潮时真是扒手的“盛大节日”（列宁曾说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罗钢自得地告诉我，他参加了“湘江风雷”，参加了抢枪。在24中附近的武装冲突中，被保守派击中负了伤，成了英雄。他和他的战友们抢了军火库中的几辆卡车，他学会了开车，但却从来不挂高速档。他学会了使用59式手枪、半自动步枪、机枪，却从来不能拆开枪支。文革前的中国，这些事老百姓从来不能问津，更不用说经常出入看守所的扒手了。

虽然罗钢从未向我说明他是个扒手，但他却毫不掩饰地向我讲述各种只有扒手才知道的事。他满嘴黑话，我开始很难听懂他那些黑社会的专用词。比如他从不称士兵或战士，而叫他们粮子，“当兵吃粮”的意思。他不说“三、四、五、六、七”而说“江、都、神、少、拐”。称钱为大叶子，称粮票为小叶子。

罗钢对我非常友好，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造反派的缘故。他喜欢哼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还有一只不知名的小调“取下你的口鼻罩，看看你的长模郎，你如果没有嫁人，可一定要嫁给我”。罗钢是恶作剧的好手，他告诉我，他小学快毕业时和他的男同学一块对女同学逐渐隆起的乳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很想摸一摸那奇怪的东西，看是什么感觉，但又不敢冒失。他的同学与他打赌，如果罗钢能摸到那东西又不惹女孩子生气，他就能赢一块钱。罗钢马上答应：“我们打赌，如果我做不到，我付你一块钱！”

第二天，他与这个同学一边交谈一边朝迎面走来的女孩子走去。罗钢有意不看女孩子而专心于他的同学扯谈，等他与女孩子擦身而过时，他故作无意地转过头吐痰，痰正好吐在女孩子胸口。他故作吃惊，马上掏出手帕，不迭声地道歉，并用手帕在女孩子的胸口擦起来。当然那女孩子没生气，还不断说“没关系，没关系。”罗钢体面地赢了一块钱，也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有次罗钢问我“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玩？”我说不知道，他自己回答“人玩人”。显然他指的是性，他的享乐观实在令人为他害羞。他有时站在床上做出双手按着女人乳房的样子，闭着眼睛扭屁股，润着他味，那种有经验的样子使肖福祥悄悄对我说，“他的案子一定与强奸之类的事有关。”我虽然没去探究他究竟是不是单为扒窃案进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不敢正面澄清号子里关于他的案子与强奸女人有关的谣传，这本身就说明这件事已够糟糕的啦。有天我问肖福祥，“你怎么想到罗钢的案子与强奸有关呢？”“上周，他预审回来，显得咪劳的，我问他‘大河里浮菩萨——来刹了神呀？’他像垫在床角的蛤蟆，颤是个颤，还要硬撑，告诉我，一个好厉害的预审员——还是个女的——问他‘进去没有’，‘出了水没有’你想想看，还是个女的！”

罗钢另一件最感兴趣的事是“打狗”，即拣烟屁股。每次被提讯或者出去挨批斗时（这在文化革命中是常有的事），罗钢都要打很多“狗”回来。下象棋，下围棋，猜谜语，做数学题，我看不起罗钢，但在没有火柴的条件下用最原始的办法生火，他却是我望尘莫及的。他首先从床上的草席上扯出几根草搓成一根细细的草绳，然后用被褥上的一团小棉絮包起来，用一块木板压着这团包紧的棉团在床板上猛擦，他擦得满身大汗时，棉团开始冒烟，他马上解开棉团，轻轻将冒烟的草绳吹出明火，然后几个抽烟的家伙凑过去，用那根草绳上的火点燃他们用烟蒂卷成的香烟，大口大口地过烟瘾。

另一件叫罗钢头疼的事自然是饥饿。肖福祥比罗钢早进号子两三年，他已坐了4年牢。他饭量比罗钢小得多，但4年下来已瘦得不成人样，才不到30岁的年纪，头发已由于缺乏营养而掉了一大半。再大的胖子，在这里饿半年就会瘦得亲人都认不出来。每天吃饭前，人犯都站在门旁，像在等待盛大的事情一样。饭一进来，罗钢这类身强力壮的人马上抢着去挑那些看去满一些的钵子。菜是由值日的人犯用勺分在各人自己的菜钵里，分菜时菜钵拢在地上，人们围着观看，眼睛都鼓得像牛眼睛，好像在观看一件利害相关的决策。有些人不时为了分菜不均而发生冲突。

罗钢对这折磨人的饥饿想尽了办法来对付。他能做的真正有效的事大概只有两件。一件是他趁每次放风时，在院子里扯几根野草。放风是不定期的，我记得我在左家塘近两年，只放了三次风。肖福祥说文革前每个月要放次风。每次放风时，所长和看守士兵轮流把每个号子的人犯放在院子里，让他们散步十来分钟。每次放风时罗钢居然抓到了一只癞蛤蟆。一进号子，他就把这只蛤蟆生剥了皮，还没等它停止动弹，就活活吞进肚里。为了帮助吞咽，他还自己拍拍胸和肚。另一件罗钢能做的事就是“买饭”。号子里一些最穷，家里没有人送衣物，食量又不大的人，发觉饭是号子里价值最高的东西，于是有了饭的交易。罗钢向大家称为“少老板”的人和另一个乡下进长沙做生意（那时任何非官方的生意都是非法的）的人买饭。少老板是位30开外的小个子。据说他的家族原来是长沙有名的有国民党背景的资本家。他父亲是很有钱的大老板，1949年后被共产党革了命，这位少老板失了生计，于是学会了做非法的粮票生意，自然成了左家塘的常客。他在九号不失他会做生意的本性，看见饭是做生意的好对象，于是以一件旧衣服或近一元监票的价格卖一钵饭。监票是左家塘当局发的一种只能在左家塘流通的油印纸币。我们只准使用监票请干部买东西，不能使用和保留现金。少老板每星期能卖一钵饭，卖饭的那天，他睡在床上不起来，早饭就免了，快到吃午饭时，他饿得只翻白眼，睡不着，也起不来。这种交易自然是违反监规的事，谈交易都是躲过众人的耳目在屋角落里进行，其他人很少知道讨价还价的过程，但据罗钢讲，一钵饭的价钱大概相当于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或外面一钵饭价钱的10倍左右。不要多久，罗钢能换饭吃的衣服和监票都换掉了。

家里有资助的人想尽办法让家属送食物进来。他们一般是托被释放的人带口讯回去，请家里人用非法的办法送食物进来。比如把猪油装在空牙膏皮中送进来，把猪肉松装在棉衣里或棉絮中送进来，把葡萄糖当药送进来等等。用饥饿惩罚犯人大概是中国监狱的传统，因为民间早有饿牢鬼的说法。文化革命中共产党加强了这个传统，连允许送牢饭的传统也改了。有次罗钢饿得实在难受，开始哼夜歌子来转移自己对饥饿的注意：“人在世上哪般好，顶不得路边一兜草，草是逢春又发生，人死一去不复生……”突然刘所长哗啦一声把门打开叫肖福祥提讯。肖福祥慌慌张张地从床上跳下来穿鞋。这时刘所长向罗钢吼道：“唱什么呀？唱什么呀？”罗钢正好逮着了机会，迎上去对刘所长说：“报告干部，我实在饿得想吊头，我犯了什么事，你要判就判，要杀就杀，把我五花大绑吊起来，打50大板，我都愿意，总比这样活活挨饿要好。”刘所长知道罗钢是那种冰冻的豆腐不进油盐的家伙，面带一丝笑意地答道，“你还想过修正主义腐化生活呀，可没那么便宜的事，这就是要改造你的腐化思想。我们共产党从不打人，也不会判乱刑……”罗钢马上接上去：“只是要把我们饿服帖！”刘所长面转怒容：“老实点，不要胡说八道。”

刘所长的话并没有兑现。不久他就被新来的军人所长徐络腮代替了。徐络腮是当时对湖南实行军事管制的47军的一个排长。军队来的干部大约于1968年中全部代替了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干部。他们带来的第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打人。左家塘看守所的人犯有“打电话”的习惯，这就是邻居号子里的人通过相邻的两个窗子互相交谈、传递信息，或者两个对面号子的人站在前窗上用手划字传递信息（被大家称为“长途电话”）。有天徐络腮抓到一个“打电话”的人，把他带到看守所的办公室去，接着就听到一阵用木棍打人的声音。我爬到窗前去看，可以隐约见到徐络腮挥动木棍打人的影子。被打的人用手护着头和眼镜。从他的眼镜，我发觉他很像和我同一个案子被抓进来的湖南大学的学生领袖周国辉。为了肯定我的判断，我大声叫道：“周国辉！”被打的人果然回头看了我一眼。这是徐络腮又抡棍乱打。我忍不住喊起来：“不要打人！”这一下惊动了整个监房，很多趴在窗口观看的人都叫起来：“不要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喊声此起彼伏。徐络腮掉头朝九号走来。我知道今天少不了一顿毒打，马上加了一件衣服。罗钢一定要替我戴一顶帽子，被我拒绝了。他小声道：“挨打的时候用手护着头和肚子，别的地方都有骨头撑着，这两个地方千万别让他们打坏了”。徐络腮打开九号的门，怒声道：“刚才谁叫喊？”“是我。”“给我出来！”我一进办公室，徐络腮抡棍就打，铺头盖脑。这时所有的监房都叫起来：“不准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看守的士兵站在院子中间听见哪边叫就朝哪边扔石头，跳来跳去。他向北边扔石头时，南边的吼声又起，他向南边扔石头时，北边又是一片吼声。罗钢自然是最积极的一位，我听得出他的声音。不久监房院子大门敞开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拥进来，散布到每个号子门口，大门口架起两挺机枪。来了几个大官模样的军人，把我与周国辉叫到监房外的预审室，态度出人意料地温和。其中一个瘦小个子对我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们提，不许闹事。”我的意见很简单：“他们这几天几乎天天打人，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是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吗？”“打人当然不对，闹事就更不对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微妙，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冲突正在朝有利于造反派的方向发展，而我和周国辉过去所在的“省无联”的成员正在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省无联”平反。47军的人当时也搞不清政局会如何发展，他们也看见过1967年夏天“湘江风雷”平反的情形。所以47军的官员当时对因“省无联”问题坐牢的人采取一种谨慎和不作结论的态度。因此那次闹事没有导致官方的报复，打人的事渐渐减少了。

罗钢与我的英文老师吴德显都是正统的造反派组织（他们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有席位）工联的“治安指挥部”挨过重打的人，他们都有丰富的挨打经验。吴老师的肝脏被治安指挥部打坏了，时常疼痛。他是国民党时代的飞行员，四十年代曾在美国受过训练。1949年他随程潜起义，投降了共产党。他后来被送到一所干部学校洗脑，洗脑后被分配到一个钟表店当职员。1964年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时，每个单位都需要一个“阶级敌人”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他的美国和国民党背景自然是最好的活靶子。他被人检举“奸污妇女”而成了批判对象。四清运动过后，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文化革命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又成了靶子，他被关在治安指挥部，被打得半死，然后被转到左家塘看守所。他的英文很好，每天自编课本向我教授英文。他后来被以奸污妇女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罪被判了15年徒刑。

九号的人们都称扒手为“钳工师傅”，而罗钢却喜欢叫扒窃为“捉鱼”。每次游斗后回到号子里，他总要叹气：“今天鱼真多呀！可惜我的钳子被拷起来了，只能做牛胯子里的蝇子——随卵摇。”我对他的钳工手艺有点好奇，有次冒昧地问他：“我真难想象，怎么可能从一个大活人身上把钱包拿走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工具捉鱼？”他说工具当然有，比如刮胡子刀片，用食指和中指夹着轻轻一晃就能开个口子让鱼出来。“不过我很少用工具。”

终于我有次机会看到他的手艺。他是属于“二进宫”有劳改经验的人，很会识别号子里的KGB（犯人们将告密者称为KGB）。有天他小声对我说：“那个姓刘的家伙是个‘滔老倌’，他经常向干部递条子，我们得让他懂点味。”姓刘的是个被当局指控犯了贪污罪的五十多岁的老头，他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大官。在九号他对干部最尊敬，对监规遵守得最好。他平时对我颇友好，尽管对扒手们很不恭敬。我对罗钢的话半信半疑：“你怎么知道他是‘滔老倌’？”“他是历史反革命，共产党在号子里总是利用历史反革命监视现行反革命，利用刑事犯整反革命犯。你注意没有，每天早晨这刘老倌总是起得最早，争着去倒马桶，端盛热水的桶进来，你以为他勤快呀，他是趁干部开门和大家没起来的机会，向干部递小报告。”

一两天后，罗钢用他的钳工技术扒来这位刘老倌写的一份小报告。这是一张预审员给他写交代材料的纸，上面写着：“报告干部，九号的文少甫每天背诵和默写封建毒草唐诗三百首，唐德一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罗钢六月七日向人介绍他的扒窃经验。赵德文六月十一日说他现在的工资在解放初可以买比现在多一倍的东西，攻击新社会，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报告人刘××。”第二天刘老倌的墨水、笔、纸都不翼而飞。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那里找他的报告，嘟嘟哝哝地骂：“谁把我的笔拿走了？怕是活得不耐烦了！”渐渐地，他是瞎子吃汤丸心里有数，知道是有人在报复他的小报告，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看到过扒手合伙打KGB的事，只丢了纸和笔真是算客气的了。

一两个月后，刘老倌在一个打击犯罪的运动中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知道共产党是在跟他算国民党时代的账，他大叫“不公正”。在判刑后到离开九号的几天内，他完全变了个人，天天骂共产党社会是个人吃人的社会，罗钢对他的敌意也随着这个变化而消失了。

夏天发生的那次我和络腮胡子之间的冲突使罗钢改变了对我这种“文弱书生”的看法，我成了九号的“英雄”。因此罗钢开始向我讲述一些他自己的故事。

罗钢因为他的家庭成分不好，没有考上中学。他充满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下决心要把这个社会搞垮。他的第一次钳工活是在一个老扒手指点下完成的。他六次走近对象，但又六次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得了手。他把钳得的钱一半给了老扒手，从此开始了他的捉鱼生活。

罗钢一讲起那段流浪生活就神采飞扬。最使他得意的是他有过一个女扒手同伴。她的捉鱼技艺高超，罗钢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在一块打了两个月滚，白天一块扒，夜里一块睡，装成夫妻天天住好旅馆，反正钱来得容易也去得容易。最后一天早晨，罗钢醒来时，身边已没有了她。“他妈的，抽卵不认人的东西！”罗钢回忆起那个早晨还有余怒。

我对罗钢平时对自己的身份和前途的感觉感到好奇，有次直通通地拿这问题问他。他诚恳地说，他每天早晨醒来都有一种无穷尽的被人追捕的感觉，有一丝负罪和深深的不安定感。有次有个扒手同伴被人追赶正碰上了，将一只手表扔给他又匆匆逃走。他还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随后追来的人们包围，一顿痛打，“那真是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罗钢感慨道，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但每当他回忆起那些暴力他总会有一丝对公安局的好感。“只要出了须须，我就尽我的一切努力早点到公安局，否则打断手、打断腿，打成内伤都是常有的事。”我心里想，这大概是为什么扒手对挨打极有经验的原因。他们常常带着云南白药在身上，总是显得极有办法对付挨打。

罗钢自那次被抓后，公安局把他送到少年管教所——一个专门关不够判刑年龄的少年犯罪者的地方，自此他结束了流浪生活，后来又被分配到一个工厂当了学徒工，捉鱼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他是个招人喜爱的小伙子，女孩子们都叫他斯巴达克斯，因为他壮实的身体和有点像外国人的皮肤。工厂里男女学徒间关系相当亲密，动手动脚的事经常得很，在很多次周末的郊游中，罗钢自然少不了与女孩子的风流韵事。但每次他讲起那些郊游中的故事，他说他最爱与女孩子们讨论的竟是他的“信仰”。“什么？你说信仰？”我打断他的话，在我心目中，罗钢没有任何信仰，有也是“人玩人，最好玩”之类的东西。“我所有的妹子都知道我信仰‘流浪者’。”“信仰那部印度电影？”我嘴里在问，心里渐渐明白了他的意思。这部电影五十年代在苏联和中国非常流行，讲的是一个扒手的故事。这个扒手拉兹的父亲是位法官，信奉血统论：“强盗的儿子永远是强盗，高贵者的儿子永远高贵。”有位强盗的儿子受过这位法官的不公正的判决的害，被逼当了强盗。他为了教训这位法官，把法官刚怀孕的妻子劫走，并把法官的儿子抚养成人，使他成了一个江洋大盗，这就是电影的男主人公拉兹。法官自从妻子被劫走后领养了他一位过世的朋友的女儿，成为这位美丽的丽达的监护人。丽达成人后进了法学院。在一次警察追捕拉兹时，丽达与拉兹邂逅。她帮助拉兹逃过追捕，他们一见钟情，陷入情网。拉兹的父亲并不知道丽达的男友是自己的儿子，在拉兹偷窃贵重项链作为丽达生日舞会的礼物一事败露后，法官当然极力反对这对男女之间的感情。丽达为了出庭为拉兹辩护，千方百计找到了拉兹的母亲弄清了拉兹的身世。在法庭上法官审讯他的儿子拉兹时，丽达最后陈述了拉兹与他父亲的故事，对拉兹做了成功的辩护，使拉兹只被判了三年徒刑。罗钢用神往的表情告诉我：“我最喜欢电影的结尾，丽达送拉兹去劳改，丽达真是懂味码子，她说：我等着你！”罗钢的神态好像有位漂亮的女友正向他重复丽达的话，当然他完全忘记了印度根本没有“劳改”。

罗钢总是告诉他的女友，他相信这个电影中包含的哲学，他相信自己的命运与拉兹一样，他不能升学的不幸，是这个奉行阶级路线的社会强加给他的。但他已不再向往上学，他已是一个扒手，他喜欢扒手那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生活。那个印度电影的主题歌叫《丽达之歌》，歌曲优美动人，所以扒手都喜欢唱或听这支歌。但罗钢唱得更多的是《拉兹之歌》。《拉兹之歌》与《丽达之歌》很不一样，那跳跃的节奏好像把人带到了繁华的大城市和扒手动荡不安的生活中。曲调是如此玩世不恭，苦中作乐，而节奏却如此强烈和激动人心，罗钢唱起《拉兹之歌》时，双肩随着节奏耸动，脸上好像忘记人世间的一切愁苦，告诉人们“这个世界，见鬼去吧！”有时他唱完之后会自嘲一句：“叫花子搞屁眼——穷快活！”

罗钢最后被判了十年徒刑，离开九号时，他已瘦得完全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他了。他还在中国人所说的吃早饭的年龄。他是在监房外的预审室收到的判决书，那时已没有陪审或申述这一切程序。回到九号，所有人都认为判得太重，但他却面露喜色，像卸掉了一个重包袱，马上就趴在窗子边与对面的一个朋友“打电话”，他也等不及用手势写字，而是扯开喉咙大叫大喊道：“劳改队又捡了一个10年不要钱的好劳力，我要到劳改队去吃长饭去了！”他是在一个凄风冷雨的初冬日子走的。他的丽达没有来送他，没有向他讲他神往的那句话“我等着你。”

4. 卢瞎子

卢瞎子原名叫什么，大家都不记得了。所有的人都称他为卢瞎子，连刘所长也如此称呼他。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睛，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看去就像瞎子一样。他的绰号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卢瞎子个子瘦小，穿一件酱色的高级毛料服，外面罩一件粗布中山装。光看他那件罩衣，他是个穷光蛋，但实际上他是在长沙繁华的商业区八角亭有地皮、有一幢三层楼的大房子、家里有很多金条、并有若干制造鞋子的机器的“资本家”。据罗钢说卢瞎子是看守所的常客，已经被关押过很多次，所以把看守所当成是临时旅馆的扒手不少都认识他。

卢瞎子表面非常随和，与一切人都能谈很久，他关心一切，喜欢打听一切事情的细节，从衣服的裁剪，牙刷的功效，大便的成分，直到当前的政治。和他处久了，人们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他的个性特点引起的，而是他做生意养成的一种习惯。他有次告诉罗钢，任何事都有相互影响，对事情相互影响知道的越多，就会有更多做生意的机会。

卢瞎子虽然是九号监房中最富有的人，但却也是最小气的人，他虽对牙膏的功能很有研究，但却从不用牙刷牙膏。他身边保留一根小竹丝，他每天用它刮自己的舌头，然后用水清理牙齿。罗钢嘲笑他为了省几个钱连卫生都不要了。文少甫替卢瞎子辩护道：“他可能是自幼养成的习惯，改不了啦，你怕他真的舍不得那几个牙膏牙刷钱哟！他年轻时要没有这个习惯，怎么能从一文不名累积起今天这么多的财富呢？”罗钢同意道：“也是的，我这么爱卫生，我的工资追起我的支出来总是‘跛子追野老倌——越追越远’！”

卢瞎子是我有私人关系的第一位“资产阶级分子”。以前我只从书本上得到的资本家的概念，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是资本家。我很想向卢瞎子了解他的经验，了解他是怎样发财的。但是卢瞎子不太看得起我这种没有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对我提的问题总是表示不耐烦。然而当他从罗钢口里知道我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时，他对我有了一些兴趣。他告诉我：“我也经常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问他：“你看过这篇文章吗？”“没有！”我心中暗暗好笑，他对巴黎公社的民主绝对不会有兴趣，他的兴趣当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上。也许他想当然地认为我的文章一定是讨论中国应该搞资本主义还是应该搞社会主义这类问题。我不想给他泼冷水，希望他保持着这种误解。卢瞎子终于跟我谈起他的事业。这应该归功于罗钢和其他喜欢捉弄他的扒手。扒手与卢瞎子恶作剧时，我常加以制止，这自然使我与卢瞎子有了份亲近。罗钢喜欢讲绿林义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看不惯卢瞎子的“小气”以及他“独善其身，不求于人”的处世态度。更不幸的是，卢瞎子有些非常奇怪的习惯。例如他从来不洗脚，也不换裤子，但隔几天要脱掉他的臭袜子，把他脚上的脏东西抓到鼻子边闻来闻去。他大概就爱闻那股刺激人的臭味。有几次罗钢看到他又闻臭脚味，就走过去抢掉他的眼镜，扬言：“你那根肠子快活，一定要当众闻臭脚丫子？你不保证不再当众脱臭袜子，我就再不还给你的眼镜。”卢瞎子大声抗议，没有人理睬他。最后我提议将条件改为卢瞎子保证不让罗钢看见他脱臭袜子，罗钢马上表示接受，卢瞎子也只好屈服，发誓不再让罗钢看见他脱臭袜子。卢瞎子的另一个坏习惯是打鼾。他打起鼾来惊天动地，全身起伏，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他是睡着了。每当他打鼾，几位扒手就喜欢用小纸棍去拨弄他的鼻毛，每次都要把他弄得大发脾气才罢休。

卢瞎子告诉我，1950年他18岁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做各种小生意。最早是卖“扯麻糖”，这是种掺有芝麻的粘糖。小孩买这种糖时，由卢瞎子从一大堆粘糖中扯出一个头交给小孩，小孩用力一扯，扯得多少就得多少，价钱是固定的。很多小孩被这种有游戏和赌博味道的生意所吸引，使他赚了一些钱。他还卖过一种小吃拼盘。顾客全是小学生。他用一个分为十几个格子的大木盆装着十几种小吃，有腌姜、果脯、甜紫菜、山楂片等等，五分钱可以买一小包，其中每包食品都是一点。他还做过一种叫做“西洋镜”的生意。那是一种简单的幻灯片，他从上海买来的。其中有世界各地名胜的照片，也有半裸的西洋女人照片。他的西洋镜是一个手推车上装的方盒子，盒子上有供一人观看的镜片，从镜片可以看到盒子内的幻灯片。盒子用黑布盖着，盒子上是广告，写着“世界名胜，西洋美女，五分钱游遍世界名城，欣赏摩登女郎”。

卢瞎子还做过其他十几种小生意。他经常去上海，学习一些新的经商之道，买些新设备。1950年上海新建一座私人味精工厂，要向全国各地打开销路。卢瞎子承揽了在湖南推销这家工厂的味精的业务。他雇了一位秘书（他的一位表妹），买了一台打印机，然后油印了很多介绍味精的材料，然后寄给全省各城市商店，请有兴趣的商店与长沙的代销处联系。代销处办公室地址就是卢瞎子家的地址，电话号码就是离他家最近的一处公用电话号码。各地的商店经营人看到打印得漂漂亮亮印有办公室电话号码的材料，绝对不会怀疑这是一家像模像样的商号。

当时正是内战后的繁荣时期，外国的商业竞争被美国的封锁消减了，共产党当时还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所以那时是中国商人做生意的黄金时代，味精很快打开销路，二十岁的卢瞎子马上成了新的暴发户。他的工作就是把订购单寄给上海的工厂，商品托运到长沙后，卢瞎子去邮局将这些货转寄给全省各地的商店，连仓库都不需要。工厂为扩大业务，给了他一次大甜头，在一次产品大减价前，让他以新价格买进味精，在公开减价前按原价销售。卢瞎子从这次工厂折价赚了一大笔后，在长沙的商业宝地八角亭买了一块临街的地皮，修起一座三层的洋楼，从此他有了一个正式的铺面，他的业务也从味精扩大到机器买卖和制鞋。

好景不长，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来了，所有资本家在共产党1953年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早已大伤元气，共产党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稍施压力，大多数私人资本家就把自己的企业自动交给了共产党。可是卢瞎子是坚决抗拒公私合营的人。他一直拒不把他的营业大楼交给国家，并一口咬定“共产党的政策是自愿互利，我就是不自愿，也不要你的利！”

上海味精厂已经公私合营，共产党接管了工厂，应允给原来的老板象征性的固定股息。合营过程中，原来的老板给卢瞎子留了个月薪40元的职位，让他去上海味精厂。卢瞎子一口拒绝。他买了几台制鞋机器，就在自己的营业所内生产鞋子，一楼的店面仍用作买卖。共产党对卢瞎子极为恼火，动员他雇佣的工人与他斗争，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和劳保福利，并指责他剥削工人。卢瞎子决定解雇工人，自己和妻子、亲戚来掌管机器。共产党马上通过工商联出面干涉，不允许解雇工人。卢瞎子决定到法院告状。他以50年代他能找到的所有共产党的法律文件为根据，为自己的解雇权辩护。共产党的法院自然偏袒工人，卢瞎子被法院罚款，并被指责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资本家。卢瞎子还不甘心，他把所有雇工的业务停掉，只留两台机器让他太太照管。他自己又到湖南省高级法院上诉，法院根本不理睬他。他又找省人民政府，结果反而被接待他的官僚教训了一顿，要他不要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他根本不听这一套政治宣传，总是重复他那几句话：“政府司法机关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这不是你们共产党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吗？”最后卢瞎子干脆被机关传达室拒于门外，他根本就见不到法院和省政府的官员了。

在多次找官员的过程中，卢瞎子受尽了气，逐渐发现像他这种平民老百姓，如果穿着呢料衣服，政府机关的传达对他就采取歧视态度。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穿着笔挺是共产党高干的特权，平民老百姓穿得太阔绰，马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剥削者。而共产党的高干穿得阔绰却会引来尊敬和羡慕。卢瞎子悟出这个道理后，就总是在他的呢料衣服外面罩一件粗布旧衣服。这果然大大增加了接近高干的方便。他那些日子到处打听市长、市委书记之类大人物的去向，一听说他们去了某公共场所，他马上跟去，试图将他的申述书递给他们。看他穿着朴素，市长对他态度还不错，接下来他的申述，说回去好好研究。

不久研究的结果回来了。卢瞎子在1958年反右派运动的后期被划为“反社会主义改造的坏分子”，成了专政对象。街道派出所对他监督改造，他连完全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政府人员强行占据了他的营业大楼，宣布征用一二楼。

1964年，共产党推行城市私房改造政策，要求把城市里的所有私人房屋改造为国家所有。在这个运动中，卢瞎子的商业楼房和他的私人住宅被正式充公。他反过来要向政府交房租住他自己的房子。卢瞎子上北京告状，结果被公安局押回长沙，作为不服管制的坏分子在看守所关了一年，1965年被释放。文化革命中卢瞎子被抄了家，家里的金条被红卫兵抄走，人也被赶到大街上，他又去告状，结果又进了左家塘看守所。

他相信自己没犯法，不时背诵1954年宪法中关于保护公民财产的条款。他是九号中最心安理得地等待被释放的人。卢瞎子对共产党有很多批评，一讲起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歧视和共产党在商业和经济活动中的垄断和抢劫，他就一肚子气。“他们剥削工人是好的，叫做作贡献，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是私人雇了工人，即使给的工资高得多，也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三杆枪比着我，我也不会承认这种共产党逻辑是真理。同样的生意，你做叫做投机倒把，不法奸商，他做就叫做社会主义，天经地义！”卢瞎子举外贸和粮食买卖做例子，“你看政府做外贸低价进，高价出，买空卖空，一转手赚一倍甚至十几倍，既合法又合理，还是社会主义，但是任何私人做同样的事，哪怕赚得再少，也叫投机倒把，资本主义！”

有次卢瞎子与我讲起公私合营的工厂里的管理，愤愤地说：“共产党在工厂里一年四季是运动，年初时开门红运动，年中是月月红运动，年底是大战四季红到底运动，所有运动都是要工人多做事少拿钱，这可是比资本家厉害得多的剥削，但只要是共产党搞的，就叫做为社会主义作贡献。如果私人资本家这么做，早就被打成不法资本家了！”

卢瞎子对技术和知识的钻研劲头使我赞佩不已。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像卢瞎子那样对技术和知识如此敏感。他对各种机器的原理、结构和技术的细节有极大的兴趣，他与懂各种技术的不同人可以讨论技术细节连续几小时。对法律和各种工艺他都有极大的兴趣，喜欢刨根问底。他甚至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兴趣。我弄到马克思《资本论》的一至三卷，他翻了翻，挑出第三卷一口气读完，因为这一卷中有很多劳资法律纠纷的案例。从卢瞎子身上我发现私人企业家原来是社会上最勤奋、最聪明、靠技术和知识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卢瞎子这个活生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使我懂得了共产党词典中资产阶级概念的虚假性。

直到我判刑时，卢瞎子还在九号，我离开九号时忍不住对他的那种心安理得地等待被释放的处境产生了一丝嫉妒。离开九号时，我每次回想到他都使我体会到，是他的命运告诉我，共产党人对私人企业家的迫害和歧视及对财产的侵犯是何等的残暴无理。在卢瞎子看来，他自己对自己财产的权利是如此的自然、合理而合法。而共产党的理想和整个意识形态却与如此自然合理的事不相容。原来在我心目中神圣的共产主义理念被卢瞎子的故事变成与基本人性和正义不相容的东西。好多年后，我还会想起卢瞎子那握有公理和正义的自信心，我变得越来越喜爱他这份自信，虽然我后来再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后来的命运。

5. 张九龙

九号“二进宫”的人凭他们的本能可以判断张九龙是属于那种共产党最仇恨的从事地下政治活动的人。看守所当局对他的态度极恶劣，这意味着他的重要性。张九龙是九号唯一不敢无视那些实际几乎无人遵守的监规的人。

九号的其他人打扑克，玩纸叶子牌，骨牌，谈女人，背唐诗，讲书（武侠故事或水浒传），张九龙却从不参与。但是他却有个弱点，喜欢下围棋。他进号子两个月后，终于按捺不住，开始与我下围棋。

人犯都知道看守的士兵没有号子门钥匙，不是重大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去向所长要钥匙。所以每次被士兵发现在打牌下棋时，扒手们就会挺身而出，说是在抓臭虫，绝不是在打牌。“报告解放军，你晓得我胆子小，不要吓我，不要说打牌下棋这些违反监规的事我从不敢做，连捉臭虫，我都怕捏死了它，不信，我给你一个我捉到的臭虫看，它还是活的！”一次罗钢被士兵发现在打牌时，连忙站起来走到小圆窗边，一边跟士兵调口味，一边用身体遮住他的视线，让其他人赶紧把扑克藏起来。有时象棋来不及收起来，只好交给士兵，但等小圆窗一关，号子里马上又会开始生产另一副象棋。棋子是用预审用的材料纸迭成厚厚的纸条，然后卷成一个小圆饼，一面贴上一张纸做成。浆糊是用饭做成。肖福祥等人在绘制扑克上花了很多功夫，做出来的扑克精美得像买来的一样。张九龙从不参加这类活动，实在忍不住与我下围棋时，也总是坐在上铺靠墙角的地方，很小心地防止被看守发现。

我虽然对张九龙如何从事地下政治活动有一份好奇心，但是却不相信他们这类地下政治活动会有什么真正的能量，我并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会害怕张九龙这类人。但是从围棋棋局中，我不得不承认张九龙是那种有大智甚至睿智的人。围棋可能的棋局比象棋多，所需的智力和记忆力也比下象棋所需要多。尤其是下围棋需要比下象棋多得多的时间，即使在左家塘这种社会精华（政治犯）和渣滓（刑事犯）集中的地方，也不容易找到很多下围棋的好手。九号张九龙、我和程德明都是可以匹敌的棋手，但我和程德明都不得不承认张九龙“棋高一着”。

张九龙下围棋大概与他搞政治一样，野心极大，往往在几个看来留的“气”不多被对方包围的小棋局中形成包围对方一大片的大棋局。这种大包围往往到最后双方互相要动用所有的“劫”来比气时才看得清楚。他算双方的棋局的气不但十分精确，而且很具长远眼光，往往看到十步以外的局势。他喜欢研究一定棋局下的“棋谱”，表现出一种敢于冒大险、精于赢大利的气质。从围棋棋局上，我逐渐对他的智慧和能力有了一种尊敬和信心，我开始相信他这种人搞政治一定有他的“全局”在胸，一定有他的精细算计。这使我对他的案情有了更多的好奇心，但他总是小心地避开一切与他的案情有关的言谈。

我们盘腿坐在上铺的墙角，一盘十九格的围棋常常可以下两三个小时。他眼珠上有一点血丝，全神贯注却十分自信的样子，一边细细思量，一边把手中的棋子无意识地点来点去，眼中的自信混合着冷酷，嘴角充满着坚定与专注。他从不悔棋，也很少有犹疑，他的自信与成熟看似与他不到三十岁的年龄不相称。

左家塘的预审从来不预先通知人犯。某个上午，号子门的锁突然响起，徐络腮打开门，高声叫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把他带走。如果这个名字是张九龙或我，围棋就会中止。第二天我们又坐到围棋边时，张九龙绝不会提到他的预审，也不会触及任何与不可避免的最后的判决有关的事情。我也不问他。也许是这种互相尊重对方能力和沉默的气氛，一种感觉得到的真诚的互相信任在不知不觉地发展，我们不但是棋逢对手，而且渐渐成了好朋友。他也知道《中国向何处去？》，偶尔会问到它。尽管他如此谨慎，终究开始谈及他的家庭和过去。

张九龙的父亲、叔叔、伯伯1949年前都是搞机械的，车、钳、刨、铣都能做。战后他伯伯在长沙开了个汽车修理车间，大概是湖南的第一家。1949年后，他的生意极好，使得张九龙的父亲受到启发，建了一个他自己的机械加工作坊。虽然他的设备条件不好，但他却承接一切他能发现的机械加工业务。他有一台用皮带带动的车床和一台钻床，除了车和钻，其他活全靠锉刀和一台老虎钳来做。碰到吃不消的活，他就到大国营厂去租设备来做。生意越来越好，张九龙的母亲河哥哥也全天帮他父亲工作。张九龙上大学时，小作坊规模已大到有了三台专业工装设备，雇了两个工人。

按张九龙的算计，他父亲的作坊的生产率相当于一个雇佣上百人有各种从苏联进口的工装设备的国营工厂。在那种国营工厂中，工人们等着计划机关下达的任务，而迅速发展的机械工业已复杂到计划机关无法规划和管理的地步，因此大量对机械加工的需求无法满足而大量机床的利用率却极低。而张九龙父亲的机械作坊却对越来越复杂的机械工业市场反应极其灵敏，自然会生意越来越好。

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中，张九龙一家不再用为市场操心了，因为他们的作坊现在变成了国家的财产，他们再没有决策权。但他们又有了新的问题，张九龙的伯伯成了资本家，他的父亲成了小业主，他们的家庭成分给张九龙这辈人的升学和前途带来许多麻烦。

张九龙中学时代一定是属于那种神童一类的学生，因为他告诉我他不到十六岁就考取了当时有名的重点学校，西安航空学院。一般中国学生要到19岁左右才能完成高中的学习，对大多数人而言，西安航空学院是涉及核心军事机密的地方，一位出身不好的青年要考取它除非考试成绩极端好。但在他念到大学的第二年，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突然变了，反右运动后，他被当局要求转到其他非军事院校去，原因是他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不适于从事涉及军事机密的事业。张九龙一气之下，干脆退学回到长沙。与他一块回到长沙的还有一些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的大学生。那时，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崩溃已逐渐表面化了。他们这些学工程的大学生回到长沙后进入下层社会，成了无正式职业的“机械流子”。他们自己承接各种国营工厂的机械加工活，半合法、半非法地赚钱。

他们有几位还组织了一间地下工厂。有的专门坐茶馆，结交国营工厂的采购员或业务员，承接各种业务。另一方面，他们出高价向郊区的人民公社的某个大队买一个银行账户，这个账户名义上是社队企业的，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社队企业存在，地下工厂加工的收入都由国营工厂用支票汇到这个不存在的社队企业账号上，这个收入的50%转给提供账户的大队，其余以工资的形式发给地下工厂的机械流子。他们在家里用简单的工具加工大多数活，需要大型精密机床时，就出相当的价向国营工厂有关系的业务员租，夜间他们就使用那些闲置的机器。

机械流子们往往能赚比高干工资多几倍的收入，这使张九龙周围的学生右派和技术工人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但是张九龙从不谈及他们的地下政治活动。每当我向张九龙求证犯人中的谣传，问他是否真的有一个地下团体时，他总是连忙将话扯开，眼中闪出一种令人恐惧的残酷。有次我转弯抹角地问他的同学对反右运动的反应时，他承认，他的右派同学在反右运动前希望通过议会道路使中国走向民主。反右运动给他们的教训是，中国实现民主，议会道路行不通。

我极想知道张九龙的不可触摸的地下组织，我希望知道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何以当局认为他们如此危险。我自己完全理解为什么青年人会有组织政党的冲动。1967年底，我和一些造反派的激进学生就产生过这种冲动，希望重新组织政党萌芽，独立思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用类似共产党那样强有力的组织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主张。但你没有办法从张九龙这样聪明的人口中直接套出有关他们地下组织的消息来，看得出他知道这类事是那种“掉了脑袋都不知道怎么掉的”黑暗的政治，他不会把其中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哪怕是他的母亲和爱人。

但是慢慢从他的言谈，从他所知道的事，我可以判断他是一个亲美的政治家。尼克松当选总统时，他说，这对美国不是好消息，因为尼克松是那种志大才疏的人。他极欣赏肯尼迪。有次有人谈到加勒比海导弹危机时，他眼中闪现出兴奋的光芒。

第二天，有两个人犯在争论卢森堡事件真象。那个时代，卢森堡向苏联提供制造原子弹机密的事几乎完全被中国人遗忘了。我们这代人根本不知道卢森堡事件，比我们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完全相信共产党五十年代的宣传。一位受过苏联式教育的工程师说，“卢森堡是被美国政府杀害的无辜的科学家……”。张九龙满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听到我问“卢森堡是谁呀？是那个国际共运第二国际的卢森堡吗？”悄悄告诉我“卢森堡是苏联的一个间谍，为苏联收集了有关如何制造原子弹的情报，导致了以后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他看来知道这个所谓卢森堡事件的不少细节，甚至知道卢森堡和他的妻子是坐电椅被处死的。

他悄声与我谈到的另一个题目说明了他对我越来越多的信任。他告诉我，台湾问题在将来的中国政治中有极重要的作用，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存在实际上相当于中国保留了两党政治。这是非常关键的，他解释道，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演变将与苏联很不一样。

我那时对台湾一无所知，像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从来不认为台湾在中国政治中会有什么作用。我在1967年的《参考消息》上看到过蒋介石的告大陆同胞书，但不觉得任何人真会响应他的反共呼吁。引起我注意的有关台湾的消息是《湖南日报》上的一条新闻，这条新闻说1968年台北市政府禁止三轮车在街上行走，要求所有三轮车夫转业开汽车。这条消息之所以使人吃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板车还是城市的主要运输工具，不但汽车不可能代替板车，连三轮车都不够代替人力步行拖动的板车。

我把这条新闻指给张九龙看时，他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他反而问我：“1963年肯尼迪死时，全世界只有两个政府没有降半旗，你知道是哪两个政府吗？”我摇摇头。“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是台湾政府。台湾拒绝降半旗，是因为蒋介石1962年时曾要求肯尼迪支持他反攻大陆，但遭到肯尼迪的拒绝。”当时的大陆，最客观的消息来源是《参考消息》报和《大参考》，我的父母都有这类内部刊物。但我从来没有在这些内部刊物看到过张九龙讲的消息。他一定有其他的消息来源，因此他对中国的整个政治情况有相当准确和客观的判断。

一个偶然的争论使我比较直接地了解到张九龙的意识形态。那天我在仔细问张九龙关于他父亲的机械作坊情形，另一位中学生程德明坐在我们旁边，听张九龙低声回答我的问题。程德明是位“联动分子”，一个高干子弟老红卫兵的组织。他支持刘少奇和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但却认定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张九龙介绍他父亲的那个小作坊时免不了又将它的效率与国营工厂比较，他的声音小到只有我俩能听到。

程德明看去不喜欢张九龙对私人企业的感情。他打断张九龙的叙说，“你父亲那种私人作坊不可能帮助中国迅速工业化。”他的声音比张九龙高，因为他知道按官方的标准，自己的意识形态比张九龙的正统。“我给你一个例子，”他继续道，“机械工业的发展依赖砂轮制造的发展，所有刀具都要靠砂轮来制造。而砂轮却需要金刚石。如果依靠私人资本主义和市场，机械工业要发展到一定规模才会有专业的人造金刚石制造厂，砂轮制造要发展到一定规模，才会有专业的人造金刚石制造厂。但1950年代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156项工程时，民主德国就帮助中国在郑州兴建了一个大型人造金刚石工厂，一开始就提供了高质量低成本的砂轮，使机械工业的发展跳过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必须经过的那个长过程。”

张九龙对程德明的理论不以为然，他用挖苦的语调说：“这么多高水平的机器设备生产出来后却有大半时间在车间里睡觉，国营工厂没有兴趣去钻山打洞找业务，虽然有了不少大工厂、大工业，但却不能为市场的需求服务。”

程德明也不示弱：“资本主义经济会有周期性危机，每十年会把生产力全部毁掉一次，你不要想在中国恢复这种不断带来危机的资本主义！”

张九龙脸色苍白，意识到这种讨论已走得太远。他看似千方百计压制着自己的情绪。他没有反驳程德明，但我相信他有比程德明多而深的理论来还击他。程德明的最后一句话是在给张九龙戴帽子，尤其是张九龙对这种帽子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在官方的词典中他是属于亲资本主义的“极右分子”，比程德明这种亲修正主义的“右派”更加危险。张九龙的脸色极难看，他是受了极大的侮辱，我真替他难过。但我也知道程德明有他自己的观点，并不完全是以势压人。我希望他们继续争论下去，我为张九龙不得不保持沉默而遗憾。程德明并不像共产党那样对张九龙有仇恨，他也是反对当局的人。但他却不能接受张九龙的意识形态。我感到张九龙的意识形态很难被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接受，虽然我对他的观点极有兴趣。我不懂，为什么官方会将张九龙视为如此危险，要知道他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很大的市场。我进左家塘前是持极左观点的人，在我看来，共产党在压迫剥削人民这一点上与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两样。张九龙与程德明的争论却提醒我，共产党与资本主义还是有根本区别的，虽然我还没想清这种根本区别是什么。我当时对一切向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观点，一切反体制的异端邪说都极感兴趣，张九龙与程德明的思想与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都很不一样，自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理解张九龙的地下政治活动的细节关系到他的生命安全，知道不可能直接从他嘴里知道这种信息，于是总是求他讲一些他知道的故事，希望用间接的办法从他嘴里挖出些这类消息来。张九龙果然上了当。他给我讲一些他喜欢的小说，其中有本俄国小说是关于一个名叫青鸟的职业地下政治家。他参加了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的活动，用单线联系的办法，建立起一个复杂的地下政党组织。张九龙口里的青鸟如此令人崇敬和感动，看得出他自己曾被青鸟感动而立志要成为地下职业政治家。我大概是第一次从张九龙口中听到“地下职业政治家”这个名词，在他嘴里，这是个令人神往和尊敬的名称，也是一个切实有效的方式。对于他这种野心极大的人来说，业余论政大概是种积极无效的方式。

听完青鸟的故事，我开始懂得张九龙对他的地下组织和他的职业政治家事业的献身精神，他是与程德明和我这种长于思想，短于行动的人不一样的人，他是实干的野心家。我也为他这种脚踏实地的决心感到害怕，是的，共产党最恨最怕这种脚踏实地搞组织的人。

每次张九龙预审回来，都是铁青着脸，饭都吃不下。这可是犯人中少有的事，所有人都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引颈盼望那三两米饭。我想安慰他，他眼里闪着残忍的光芒，下巴紧张得不时动一动。我问他：“发生什么冲突了？”他轻轻说：“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却一口咬定我参加了什么组织。”很不情愿触及伤疤的样子。我只好不再追问。

夏天刚过，秋天来临时，徐络腮命令九号的所有人到走廊去听宣读“七三”、“七二四”布告。其中的信息可以说是好消息，也可以说是坏消息。社会上不同观点的政治派别之间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群众组织又抢夺了大量枪支，当局不得不要求军队介入冲突、控制局势。看起来当局在恢复秩序方面显得十分无能，张九龙一定为此暗自高兴，虽然我猜想他也会估计到动乱的局势会使他有更多杀头的危险。

回到号子后，我问他：“你预计局势会如何发展？”

他看去很冷静，“这完全像文化革命中一样，社会秩序的混乱总是帮助共产党巩固他们的政权。”我问他：“为什么？”他露出一丝少有的微笑，“我写过一篇关于这个观点的文章。”虽然张九龙像一个破产的企业家不愿谈论破产的生意，但他并不避讳向人介绍他这篇在他朋友中广泛流传后来又落到公安局手里的文章。这大概是当局得到的有关这个地下团体的唯一的物证。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人民反对当局的革命情绪像性冲动涨落一样有一定的周期，民主国家让这种冲动不断地发泄，所以很少能形成革命的形势。而共产党国家没有让革命情绪发泄的通道，这种情绪就会积累起来，形成革命形势。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后，1959以来人民中积累的革命情绪有机会发泄出来，而动乱又会使人民向往秩序，因而反而有助于共产党巩固政权。

“我不相信这个政权能稳定下来，”我打断他的话，“即使当局能把造反完全镇压下去，这只是意味着下一轮政治变动将会是上层内的政变，而不再是革命，看看林彪和周恩来吧，他们之间迟早会发生大冲突的。”

张九龙笑起来，“你比以前成熟了好多！”他那种居高临下教训我的态度使我很不舒服，“你顶多只比我大七八岁，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在心里说。我记起有次我们讨论文化革命中两派组织时，我告诉他我认为两派之间的冲突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保守派是那些文革前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造反派是那些出生不好被迫害和歧视的人。他极不以为然，“群众中的两派都是木偶，他们完全是被上面的两派操纵的！”我极不喜欢他的观点，在心中反驳道：“即使上层的确是在操纵下面的两派，但下面的人不也在利用上层的冲突追求自己的利益吗？正像你张九龙利用文化革命参加造反派来做你喜欢的事一样。文革中两派的形成的社会背景实质上与当年英国圆头党和辉格党之间的冲突及法国山岳派与立宪派（或山岳派和罗伯斯庇尔派）的冲突非常相像。”

张九龙告诉我，他在预审时多次引用这篇文章向预审员证明他当时已经怀疑反对当局的活动的效果。但是他的自我辩护自然是进了聋子的耳朵。共产党报纸上当时总在强调对“反革命分子”要彻底清除“隐患”，不管张九龙的策略怎么样，当局真正关心的是他的反共政治倾向，只要他的肉体存在一天，这种政治倾向本身就是当局所说的“政治隐患”。

我想起一个秋雨天我俩在一块的一段时间。我们刚下完一盘围棋，不约而同转头向着连绵不断的秋雨。淅淅沥沥的雨声使人愁思万缕，特别容易回忆过去的伤感。凝视着铁窗外的丝丝细雨，张九龙像是自言自语地细声说到：“1957年后很多人对议会民主完全失望后，都在想走格瓦拉道路。”我知道格瓦拉是古巴人，在南美洲从事反政府的游击武装活动。《参考消息》登过一则他的尸体被发现的消息。张九龙沉思着，他的思想似乎在忙无目的地漂移，他又重复道：“这些右派学生提出走格瓦拉道路。”他的声音低沉而胡乱游荡，我心里一紧，感觉耳朵捕捉不住他的声音，但不敢作声，怕他完全就此闭口，我懂他的思路，这就是中国史书上常说的“孤苦无告，树党强诉，上山为匪”的思路，格瓦拉道路、游击战争无非是把这类古老的故事现代化了而已。不幸的是，张九龙不再说下去，愁丝万缕似地注视着铁窗和秋雨。

张九龙和我都知道我们的棋局总有一天会终结。我记不清我们的最后一盘棋的棋局了，也记不清谁赢了那一局。我比他先离开九号被转到23号去了。我在那里被判了刑，三个多星期后又被转到劳改农场建新农场去了。在23号时我听说张九龙也被判了刑，判决是使我们俩都震惊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刑那天，张九龙与其他被判刑的人被押出去游街，我又看到他那张惨白、铁青的脸。他是个头脑极清楚的人，如果他的脸色说明他感到意外，那证明当局的确没有任何地下政党的过硬证据。我看了判决布告上他的罪状后，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判词中不称他为反革命组织首犯，而称反革命集团首犯。大概当局发现这些右派知识分子定期聚会，议论政治，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怀疑，于是导致了张九龙的死刑。

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张九龙不幸成为受害者。那次运动中，所有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政治犯全部被从劳改单位拉出来，立即执行死刑。我是在劳改队时从张九龙两个同案犯王少坤和毛治安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当时正在挑土，扁担从我肩头滑下来，恐惧、仇恨和悲痛使我直想呕吐。那天后我多次想象临死前他的形象，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不能摆脱他的面孔，他下棋时忧郁、专注地拿起一个棋子的形象，接着又是预审后他那苍白冷酷的面色。

王少坤被判了七年徒刑，毛治安被判了15年徒刑。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个地下政治团体是怎样被破获的。文革时，市民有段时间有自组政治组织的自由，只要不反毛反共。张九龙和他的朋友们利用这个机会参加了造反派。武斗最激烈时，他们控制了一些枪支弹药。当局重新控制局势后，在造反派中发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由于武斗时张九龙等人的活动已过于暴露，所以在这个运动中当局终于抓到了他们的一些把柄。

我后来听到和看到越来越多的关于人们从事地下政治活动的故事。回想我当年希望组织政党萌芽式的组织的念头，禁不住不寒而栗。想不到组织政治组织在中国却有杀头之罪，更可怕的是，所以官方文件中从没有明确规定这一点，大多数没有政治知识的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惩治反革命条例中，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反革命罪”。如果我没有结交张九龙，看到他的悲剧，我可能从不会认为组织一个小团体可以导致杀头的罪名。这种不成文的规例使我更加感到不可捉摸的恐怖。

我肯定与张九龙相处了数百小时，但他的故事的很多方面至今对我来说是个谜。可能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再有关于这个地下团体的完全知识，只有它的头头张九龙了解它的全貌。这就是政治犯死刑的问题，死人会把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带到坟墓中去，将一些永世无法找到答案的谜留给人间。

张九龙被杀害的消息使我想到九号那些用提防和歧视的目光看着张九龙的历史反革命和扒手们。我当时不明白他们的目光为什么如此奇特，现在我才明白，那目光是看死人的目光。他们是有丰富经验的人，他们知道张九龙这类人是黄土埋到胸的人，离死不远。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仇恨共产党当局，但自从张九龙死后，我大概再不会像以前一样，怀着一颗天真而毫不警惕的心去深交一个从事地下政治活动的政治犯了。

6. 向土匪

向土匪不是一般的扒手，尽管他的两个手指被人砍掉了，他的右手甩动起来角度不对——这是他“捉鱼”时没有跑脱的证据。于他的“钳工”职业而言，他是太严肃和诚恳的人。他一点也没有土匪气，憨厚后面有一点不讨人厌的狡猾。

他比起本来就矮的一般湖南人还矮一点，圆圆的脸上印刻着动荡生活留下的痕迹。他的眼睛小，和鼻子挤在一堆，给人一种古怪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早年农村中的劳累，他被扁担压得有点驮背。

那时他不会大于二十一岁。由于他是湘西土家族人，来自一个过去土匪很多的地区，因此他得了个“向土匪”这个小名。他的原名“向远义”在我看来比他的小名更准确地代表了他的气质。

“这回可是成了砧板上的肉，横切竖切只由得他了。”向土匪刚进九号时叹口气向我说，“唉，如果我当初第六根肠子不快活那一下，我不去看那一眼，我今天也不会虎落平原了。”他讲一口很重的湘西语口音的长沙话，令人忍不住发笑。“这回我可是真信服了，”他认真地继续道，“看见男人和女人在‘工作’，是会倒大楣的，这真不是迷信，我当初要是不破这个禁忌，我现在一定是在长沙街上抖葱！”“抖葱”是他们扒手的语言，抖威风的意思；“工作”在他们的词典中是做爱的意思。几天后我才知道，那被向土匪看见在“工作”的是他过去的同寝室的同事和朋友，李良，现在他也被关在左家塘，正在我们隔壁的十号。

我不会相信这个圆圆脸的、穿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卡其布工作服的人是因为犯了看见他人性交的禁忌才进了九号。多数扒手喜欢穿得“抖葱”，也有些故意穿得很朴素，装得像诚实的学生模样。九号每有一个这样的扒手进来，我都能一眼看出他们是扒手，因为他们的态度使人感觉出他们的不诚实，他们白白净净故作真诚的脸上显露出太多的欲望，过分的自我表现，混合着太多的狡黠。但向土匪却没有给我这种印象，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诚实。他的案子在当时的长沙是尽人皆知的重大事件——用高射机枪发射燃烧弹，烧毁了市中心的湘绣大楼。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发生时，向土匪才十多岁左右。他那个村庄里二十多个身体最强壮的劳力由于食量最大，经不住饥饿而死了。向土匪的父亲也只剩下一口气，他对身边的妻儿留下的最后的话惨不忍闻：“我死后，把我身上的肉砍下来，不要让孩子饿死了。”那些日子，向土匪告诉我，世界好像到了末日一般，每天都有人饿死，人们心中唯一的念头是不择手段地活到第二天。向土匪和他妈妈果真煮了他父亲腿上的肉吃了。

那以后，向土匪的妈妈送他上了逃荒的路，她自己嫁给了一个管食堂的干部。“三年饥荒饿不死伙头军”，那个干部是少数不挨饿的人之一。向土匪到了长沙，碰到了一些像他一样的逃荒的小扒手。他学会了“钳工”活，开始了他的扒手生涯。很多小扒手都称他为“义贼”，因为他每次扒窃后都会把钱包里的工作证或其他重要的东西给失主寄回去。

他被抓过很多次，每次都被教育释放。最后一次他被罚以“行政处分”，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送到长桥农场去劳动教育三年。三年期满后，他没有地方可去，于是留在长桥农场就业，二十五元人民币一月的工资。自然捉鱼还是他少不了的副业，长桥农场离长沙城只有二、三十里路，星期天或假日一天就能打来回。

在劳教农场肚子虽不再是空的，但也总是不够吃，日子并不好过。所有在劳教农场的人被划为四个等级。最上层是管向土匪和其他犯人的干部，第二层是劳教期满就业人员，第三层是劳教人员，最底层是劳改犯。向土匪说劳教人员与劳改犯的差别并不大，他们的伙食、劳动都是一样的，只是劳教人员过年时经干部批准可以请假回家。

长桥农场生产棉花和其它农副产品。每年农场会在犯人和干部中分配几次他们生产的产品。干部总是分到质量最好的产品，其他人员只能得到质量最差的产品，余下的交售给政府收购机关。虽然干部和其他人得到的产品的质量相差悬殊，但是价钱却完全一样。

向土匪喜欢讲他在长桥农场的生活及文化革命中他的经历，他甩着他那只角度不对的右手，在九号走来走去，边走边讲，我们躺着或坐着，听得津津有味。他讲过一个叫三毛伢子的扒手在长桥农场挨打的故事。三毛伢子有天得了病，早上不能起床。那时已是一九六五年，任何物质刺激的制度都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所以干部缺乏经济手段刺激人们工作，装病拒不出工的事越来越多。这回干部又认为三毛伢子是装病不出工，于是硬逼他出工，言语无效，干部开始用木棍子打他。三毛伢子一怒之下将木棍夺过来，反过来还击那打他的干部。这时众多干部跑过来，把三毛伢子绑起来，丢到夏天的烈日下。三毛伢子大喊大叫：“总有一天你会掉到我手里的，我会十倍地要你还这债，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厉害的。”三毛伢子在烈日暴晒下晕了过去，手上、臂上被麻绳勒出很多永不会消失的印痕。

三毛伢子文革中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一九六七年春夏，长桥农场的劳教就业人员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叫做“长沙青年”，参加造反派的造反运动。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向那些多年来迫害他们的公安局干部报复。长桥农场的干部参加了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公（公安局）、检（检察院）、法（法院）”，他们自然认为造反的劳教就业人员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

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长沙青年”是第一个带头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的造反派组织。那次抢枪是发生在军队支持保守派、用民兵武装装备保守派之后。由于江青和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抢枪，“长沙青年”的抢劫行动导致了后来湖南所有造反派在七八月间的抢枪运动。那次抢枪后，长沙的造反派占了上风，保守派向湘潭逃跑。“长沙青年”机抓到了几个长桥农场的干部，其中包括当年迫害三毛伢子的那个干部。三毛伢子把这个干部弄到“长沙青年”的办公室，开始自己“审讯”他。这个干部进办公室后，被命令坐在三毛伢子的办公桌前。他坐下去时突然冲到办公桌前，抢夺办公桌上的一支手枪。旁边几个人马上一拥而上，把这个干部按倒在地。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个人到关押这个干部的房间，把他的一只眼睛挖掉了！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惊和不安，因为我一直认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是由政治观点的冲突引起；虽然我比别人更注意这种政治冲突背后的社会矛盾，但我不会想到，对于向土匪的小团体而言，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我有时用“双城记”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运动中民众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会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系统暴力迫害引起的，正像法国大革命的残暴的一面是由当年贵族的残暴引起的一样。这位长沙话都讲不好的扒手使我了解到革命中黑暗和无理性的一面，使自己那些看上去高雅的政治意识形态黯然失色。

从此后，我很注意听向土匪讲的各种故事。他与一般的扒手的确不一样，他谈政治、谈经济、却很少谈扒窃。向土匪参加过不少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装冲突，知道很多细节。九号的人都知道长沙有名的易家湾战斗，向土匪有天偶然提到他参加过易家湾战斗，大家都兴奋起来，连连催促他给我们讲他在那次战斗中的经历。

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从长沙逃到湘潭之后，长沙的造反派决定向湘潭进军。“长沙青年”在各次武斗中总是造反派的先锋，进军湘潭也不例外。那次行动中，“长沙青年”的指挥官是李良，他出身于旧时代的名门望族，六十年代初是位大学生。由于大跃进后对共产党政权的反感，他几次试图越境逃往香港，被抓获后劳教三年，三年期满被强迫就业。他是“长沙青年”中文化最高的人，也是“长沙青年”的大脑和灵魂。

当时的湘潭有几座大军火工厂，生产飞机，坦克和其他军械。大军工厂的工人都支持当局，是因既得利益而持保守政治立场的一个明显例子。长沙的工人大多则是反对当局的造反派。他们进攻湘潭时，湘潭长沙交界处的小镇易家湾成了必经之道。

“那正是暑气逼人的时节，热得我恨不得扒下自己的皮”，向土匪来回走动，向我们讲叙“易家湾战斗”，“我们全副武装爬上了几辆卡车，大家都是一副要去当战斗英雄的样子。大多数人都争着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或自动步枪。每辆车上有一挺机枪，卡车开动了，总共有八辆。最前面的四辆是‘青年近卫军’和‘长沙青年’的车。‘青年近卫军’是工厂学徒工的造反派组织，也是造反派中最亡命的家伙。最后四辆是‘红旗军’的车，他们甚至带了几门八二迫击炮。‘红旗军’是复员军人的造反派组织，是由有战争经验和专业训练的退伍复员军人组成。由于当局极害怕他们的军事能力，所以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就由周恩来定性为‘反动组织’。

“卡车快开到易家湾时，突然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在第二辆卡车中，从驾驶室顶的帐篷隙中我看到远处公路上有几个黑点，变得越来越大。有人在叫：‘我的天，大河里浮菩萨——来刹了神。坦克，坦克！’”

我从未见过坦克，电影中的坦克总是大而笨重，人们可以追上它爬到它的顶上去。但我那天看到的那些是黑点，移动起来如此快速，比汽车还快。

“我听到另一声炸弹爆炸的声音，接着又一声，似乎就在我头顶上爆炸。有人在叫：‘坦克在向我们打炮！’我感到恐惧，天空惨黄的，我心里直战抖，没有一点英雄的感觉，只觉得手足无措，分不清东西南北。小刚，一个五分钟前还英雄气概十足的男孩，把他的头钻到驾驶室后的帆布里，他的枪对着天空。他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我听见他的枪还在射击。他的样子像赖蛤蟆垫床脚，又要硬撑，却直颤直抖，撑不起。”向土匪喜欢把他学来的长沙歇后语混在自己的故事中，但他的发音总是不准，会把“蛤蟆”说成“隔膜”，引起我们发笑。但他却从不在乎。

“等我们从卡车里逃出来找到地方躲藏时，我完全忘掉了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我搞不清周围的情况，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呆呆地伏在地里。小刚已经被吓得连对空的枪也不打了。一会儿后，我们才看清两辆坦克绕过一辆正在燃烧的卡车朝长沙方向开去。

“突然我们听到另一种炮弹的爆炸声，好一会我才想到，这是朝坦克打的炮，因为坦克周围有爆炸的烟尘。战斗过去后，我才想起这大概是红旗军的人用八二迫击炮从山上打来的，他们真正不愧为有实战经验的人。

“坦克和八二迫击炮对射一阵后，坦克开始向湘潭方向退去，这时小刚已因害怕把裤子都尿湿了。”

我们都笑起来。向土匪又故作神秘道：“有人说易家湾战斗后，台湾特务把地上坦克履带印复制了下来，他们第一次证实湘潭有一个生产大型坦克的军工厂。那个工厂的名字与军事工业毫无关系：江麓机器厂。”

一九六七年九月，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有席位的形成了支持新当局的“工联派”，而没有席位的在野派形成了“湘派”。“长沙青年”成了“湘派”的成员。

“湘派”与“工联派”发生过几次武装冲突，向土匪就是在这些冲突中之一——五一路湘绣大楼事件中验证了他犯禁忌的后果的。当时“长沙青年”占据了湘绣大楼对面的建筑物，而六层的湘绣大楼却被“工联派”占据。两派公开分裂后，两个大楼里的武装人员开始互相射击。向土匪在所占据的大楼顶上架起一挺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向湘绣大楼扫射，几轮射击后，湘绣大楼着火，整个大楼完全被这场大火毁掉。

向土匪相信他闯下的大祸是因他两次违反了不能看别人性交的禁忌引起的。湘绣大楼事件前不久一天，李良从长沙回长桥农场时，碰到一位非常诱人的女子，他便把她带去长桥农场向土匪与他共住的寝室。

那一周向土匪一直在长沙。但那天夜里，他赶回长桥去取衣服和其他东西。他来到房间外时听到女人的声音，他迟疑了一下，但终于抵抗不住好奇心，忍不住从窗户朝室内看去。在黑暗中，他可以看到两个正在做爱的人影，女人坐在李良身上，是那种所谓的“伞把流水”的方式。这可是倒大楣的象征，向土匪看了性交后，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这件倒楣事之后不久，向土匪又碰到一件倒楣事。那是夏秋之间，“长沙青年”在长沙的总部办公室里，有人提议到烈士公园去抓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烈士公园遍地是花草，是长沙环境最好的公共场所之一。中国人住房紧张，那些有婚外情的恋人往往在春夏或秋夏之交时来到这里寻欢作乐。“这正是在室外‘工作’的好天气，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查一查烈士公园的树丛后面过瘾的家伙？”不少声音应和道“走，去调查调查，那一定是使所有肠子都会快活得直跳直蹦的事！”

向土匪怕又看见做爱的场面，拒绝随众人去烈士公园。半夜前，这些家伙回到了“长沙青年”总部，向土匪听到外面人声沸腾，走出他所在的房间，看到一大群人进了一间会议室。他跟进这间会议室，发现一男一女一丝不挂地被“长沙青年”的家伙们围着。有人告诉向土匪，这对男女正在灌木树后的草地上做爱时，被他们抓住了。在这群粗野的男人的目光下，这对男女窘迫不堪。有人叫道：“给我们再表演一次！”有人附和：“趁这一夜还没过，再‘洗次槽子’给我们看看！要不然明天天塌了也不让你们走。”另一个怪声音道：“你们再搞一次，我们就不把你们交给你们的单位。”

这最后一句话打中了要害。那一对男女互相对视一眼，女的开始搂男的，但几分钟后，男的反应不起来。指着那女人，一个旁观者嚷道：“你帮他搓一搓！”又有人附和“对！赶快搓，赶快搓！”向土匪不忍看下去，离开了那间挤满人的会议室。

“这就是我坐牢的原因，”向土匪靡痨的样子，讲完了他的故事，“我真是不走运，这种打破禁忌的事走也走不脱。”

向土匪后来被以反革命纵火犯判处七年徒刑。他接到判决书时十分高兴。他向我们解释，判决比他预期的轻，大概是因为当局认为他只是执行者，而下命令的是“长沙青年”的灵魂李良。我猜向土匪那付与世无争不讨人厌的样子和态度可能也给判他刑的人留下了好印象。

李良的命运却悲惨多了，他像张九龙一样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向土匪知道对李良的判决后，好几天都在为李良抱不平。用他那不地道的长沙话，他忍不住会骂起来：“这些公检法的家伙真是一帮畜生，他们中很多人要不是李良制止“长沙青年”的人乱打乱杀，早就没有命了。他们今天得了势，不但不念李良的救命恩，反而认为他有文化，有头脑，政治上危险，不杀他不安心。这些家伙只吃三毛伢子那一套！”

像张九龙一样，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李良被拉出去杀掉了，因为李良也是“政治隐患”。与向土匪被判刑的同时，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执行枪决的那天早晨他拖着他的死镣从九号门前走过，朝向土匪喊道：“向土匪，我到阎王老子那里先占个位子，明日你来时，一定不会亏待你，”边说边笑，“十八年之后又会是条好汉！”他相信来世又会投胎，成为一条好汉。听到三毛伢子那轻松的语调，我们才觉得心里稍为好过一点。

7. “红色怒火一兵”

我和毛火兵同床。他的名字不是原名，而是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红色怒火一兵”。“红色怒火”是当时长沙保守派中最极端的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他与我这个造反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睡一个床，这件事本身就充满着对文革中政派冲突的讽刺意味。

我刚进九号时我们互相很少交谈，我那时没有情绪聊天，而他好像生性就不是那种话多的人。我们的床是后面窗子边的上铺，床正对窗口。夜幕降临时，他喜欢坐在铁窗边对着空荡荡的后院唱他喜欢的电影歌曲。这些歌曲有五十年代的电影《乘风破浪》中的歌曲，六十年代《冰山上来客》中的歌曲，《马儿你慢些走》以及《婚礼曲》。这些歌曲在一九六四年就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义歌曲”，社会上已有好些年听不到了。每当这时，九号的年轻人都会静静地侧耳倾听他的歌声，伴着黄昏景色带来的伤感，想各人的心事。

好多天后，他才告诉我他的名字的意思，“我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他停一停，又微微一笑，“杀人凶手”。

长沙的造反派市民中流传着各种有关“红色怒火”的恐怖主义和残忍的故事，而我面前的毛火兵有张圆圆的脸，诚实本份的样子，使我很难将他与恐怖主义联在一起。他真诚地邀我同床的态度显示了他对我的好感，这种好感显然与我俩政治倾向的绝对对立不相容。但后来他总是像兄弟一样向我提醒那些扒手们的诡计和恶作剧，我才发觉他大概将我这种学生出身、来自高干家庭的人与那些社会下层的人相区别。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笑，我对那些黑社会的人充满着同情了解他们的好奇心，但他却与他们保持严格的距离。这大概也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他们保守派在破四旧的“红色恐怖”的日子里，迫害甚至残杀了无数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这些被迫害的人中大多数都成了后来的造反派。可以理解他们保守派当然永远将自己与黑七类相区别，而我这种激进的造反派却会与黑七类认同。

毛火兵告诉我，他被批斗游街示众时看到过一幅批判我的漫画，画中我的父亲像个魔鬼，绿面孔，长牙齿，用一支盛满黑色毒汁的奶瓶喂一个像小妖怪的杨曦光。这幅画告诉人们，杨曦光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父母当作修正主义的苗子培养大的。毛火兵看我一眼，问道：“你小时候真的每天都喝牛奶吗？”当时我心里正在担心这幅画会使毛火兵对我的政治思想背景造成什么印象，但他对我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更关心我的家庭生活方式的细节。我哼哼哈哈，试图改变话题。我第一次从他的语言和目光中发觉在普通人眼里，每天有牛奶喝在那个时候是种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与我担心的正好相反，那幅丑化我父母的漫画并没有改变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对我父母那样的高干的尊敬态度，他看来从不区别高干中有实权的人与无实权的人，也不看重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共产党的高干，总是值得保守派尊敬的。我猜想，在他心目中，我大概是这个号子里最接近他的政治颜色（红）的人，这也大概是他邀请我与他同床的原因。

我也喜欢他。他诚实、本份，看去比他的年龄老成得多。相处不久，我们这两个造反派和保守派中的极端分子就成了好朋友。毛火兵是长沙一间有名的大矿山机械厂的学徒工，共青团员。他的阶级成分是红而纯洁的：父兄都是产业工人，父亲还是劳动模范。这种大工厂的工人福利待遇好，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地位高，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

像当时全中国的产业工人一样，这个工厂的工人分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成员大多是党团员和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像毛火兵这类家庭的人。而造反派成员大都是与领导关系不好，受政治歧视的人。九号关的大多是与造反派有关系的人，毛火兵有时私下向我评论他们时，总是把所有造反的人都说成是想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对共产党的坏人。但他有时会加一句，“你们学生不一样，你们很单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革命。”

有天他谈起他参加“红色怒火”时的情景。“我们厂有三个人参加了‘红色怒火’”，他满腔怀旧的情绪，“一辆卡车在厂外等我们，很多厂里的同事和家属来送行。杨曦光，你想象不出那场面有多动人，很多人都流泪了，和电影《董存瑞》中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的场面一样。”

董存瑞是国共两党内战时的共产党的英雄，他在攻打锦州时举着一包炸药把他自己和一座国民党军队的碉堡炸掉了。他的故事五十年代被拍成电影，电影中有一个农民欢送子弟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镜头。

那天毛火兵的妈妈对他说：“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现在这些右派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推翻共产党，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们全力支持你。”毛火兵学着他母亲的话，就像模仿电影中的表演一样。我感到肉麻，但他却似乎对这些话充满激情。毛火兵所在车间的主任向他们三个青年人致了欢送词，致词的末尾是口号“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左家塘关的人大多数与造反派有关系，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在左家塘是绝对的少数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号子里也会发生冲突，要知道那个时代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染上了政治色彩。毛火兵为了避免冲突，尽量不与他人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打扑克和玩骨牌上，他是打牌的好手。

有天放风的时候，毛火兵和罗钢在院子里带回了一些野花和泥土，他们各自找到一些破烂容器把两颗野花栽活了。每天早晨他们给自己的植物浇水，看着它们长大。毛火兵的植物长得比罗钢的越来越高并有了一个花苞，罗钢也越来越不高兴。罗钢附在我耳边说：“三杆枪比着我，也不能让保皇派胜过造反派。”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保皇派”的花垂下了叶子，几天后，那颗“造反派”的野花就超过了“保皇派”的。罗钢神秘地对我说：“我半夜起来给保皇派的花撒了一泡尿！”

像向土匪一样，毛火兵参加了易家湾战斗，当然他们那时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与易家湾战斗有关的“八·八祭坟”对毛火兵来说类似向土匪的湘绣大楼事件。向土匪给我们讲易家湾战斗后不久，毛火兵也给我一个人讲过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他不喜欢向其他人讲，因为他从听众对向土匪故事的反应可以看出左家塘的多数派（造反派）对“红色怒火”的敌意。

“我们‘红色怒火’和‘八一兵团’的人坐在卡车上跟随着江麓机器厂工人的坦克。坦克击中第一辆造反派的汽车后，造反派后面汽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来。‘八一兵团’的人告诉我，我们碰到‘红旗军’了。你听枪声都是三八式步枪！‘八一兵团’的人也都是用三八式步枪，他们嫌新式的半自动步枪射程太近。”‘八一兵团’是保守派的复员转业军人组织，战斗力与‘红旗军’不相上下。

“我们看到‘红旗军’的人往路边的山上跑，也跟着往山上去。我身边几个‘红色怒火’的人在几声枪响中应声倒下。我一下昏了头，不知道枪弹是从哪里来的，也看不清敌人在哪里。我唯一能做的事是紧紧尾随着八一兵团的人，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他们往哪里去，我跟着往哪去。”

“接着几声炮响，坦克周围滚起烟尘，‘八一兵团’的人在叫‘迫击炮，迫击炮’。我们只得收拾好尸体向湘潭方向撤退。天快黑时，我们在一个小镇上休息，大家觉得今天的战斗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好像在‘红旗军’面前丢了脸。有人提议摸黑杀回易家湾，抓几个‘红旗军’来证明我们的厉害。大家都同声附和，于是又上了卡车往易家湾方向去。”

“我们到易家湾时天已很晚了，车停在镇边上，我们扯掉手臂上的袖章走进镇去找茶馆吃晚饭。这里已是湘江疯狗的地方。”

“走进一家茶馆，我们看到几位穿着像转业军人的家伙，决定进去相机行事。坐定后，我们自称是湘江疯狗某支队的人，与他们聊起来。他们果然是‘红旗军’。这些‘造饭派’居然没有怀疑我们身份，向我们吹起牛来，说他们今天打中了坦克，消灭了好多‘红色怒火’和‘八一兵团’的‘敌人’！”

毛火兵讲到激动处，忘了我是个造反派的极端分子，各种骂造反派的话脱口而出。“湘江疯狗”是保守派对“湘江风雷”的鄙称，“造饭派”是他们骂造反派的话。这是我俩在一起以来，我第一次对他的对造反派的敌意感到不舒服，这提醒我，我们之间有一条政治鸿沟。他大概也注意到我脸色的变化，开始把腔调变得更中性些。

“他们正吹得高兴，我们的头头用手势下了命令，这几个不知死活的造反派马上被解除了武装，捆了起来。我们后来又抓了几个‘湘江风雷’的人，总共八个造反派被我们押回湘潭。”

“不久长沙传来消息，‘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的人在埋葬他们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友时，把抓起来的保守派活活垫了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悲愤得忍不住几乎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这八个被抓的造反派在埋葬死去的几个保守派时成了祭坟的牺牲品。毛火兵参加了死刑执行，那是枪决。枪声响过后，参加祭坟的“红色怒火”和“八一兵团”的人中有人抽泣，当然不是为刚死的造反派，而是为了被垫棺的那几位保守派。毛火兵接着执行命令去检查尸体，对没有死的人补火。他发现有两个被枪击的人还没有死，枪伤处在不时涌出鲜血，但头还在摆动，他给这两人各补了两枪，直到他们不再动弹了为止。

“那两个家伙还不想死，扑嗒扑嗒直动弹，我一人给他们两枪，直到他们最后去了西天。”毛火兵的口气是如此自信，好像他是在做一件非常正当的事，他不能感觉我心中的不安和愤怒。“八八坟祭”是毛火兵“杀人犯”罪名的主要根据。

造反派完全控制了湖南省以后，“红色怒火”的人逃出湖南，在江西及其他邻省躲藏了一些时候，终于被抓回了长沙。那时新的当局主持的“正统造反派”——工联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成立了“治安指挥部”，与军队一起负责地方的治安。治安指挥部由工人控制，他们随意抓人、打人、审讯，比公检法更糟糕。所有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极端分子，像“红色怒火”的人和我们“省无联”的头头都被他们当成政敌抓去进行迫害。那时也没有了任何法律观念。毛火兵比我不走运，他在进左家塘之前，在治安指挥部关了很多天，经常被吊起来拷打。大多数时间都是脚镣手铐。他的手上还有手铐嵌进肉里留下的永不消失的伤痕，身上也是遍体伤痕。直到他被转到左家塘看守所后，他才逃脱了这种拷打。“一进左家塘看守所”，他心有余悸地说，“我才深深松口气，公检法是我们一派的，他们会尽量保护我们的。”毛火兵明白秩序迟早会恢复，这个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这些忠于共产党的保守派最后总会被保护，至少是被原谅的。

所以毛火兵相当安心左家塘的生活，虽然他在扒手和其他反革命和刑事犯中保持着不安全感和对他们的敌意。他在左家塘的日子里，最能令他高兴的大概是十三号的高建军。

十三号是左家塘唯一的女犯号子，关着暗娼、政治极端份子、与奸夫一起杀死亲夫的妇女，“台湾特务”和贪污犯。毫无疑问，十三号的人犯是其它号子里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少左家塘的“客”有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十三号的心上人。每次十三号的人出去提讯，所有窗上都会有很多目光送出迎进。

三个妇女引起男人们的特别注意。一个是黄杏英，她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像我一样，她是因为“省无联”问题坐牢的，她的政治观点太异端，超过了当局能容忍的限度。第二位是个长沙黑社会中有名的妓女，叫刘曼曼。她是那种南方少有的丰满的性感女人，皮肤白皙。扒手们最爱谈论她，似乎对她熟悉得不得了。有个造反派的泥工告诉我，他曾经在长沙火车站等处花很多时间找妓女，那时的价格是五块人民币一夜。他自称与刘曼曼睡过觉，为了证明他了解刘曼曼，他告诉我们，刘曼曼虽然跟无数人睡过觉，但她心里有个真正的爱人，她甚至听从那心上人的命令，用她的身体去还过他的债。罗钢为了证明自己了解刘曼曼，一口咬定她在治安指挥部时用她的身体买通看守，得过一些特别的待遇。

第三位明星就是毛火兵最喜爱的高建军。她是长沙二十四中的高中学生，父母是军队干部。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女孩，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非常可爱（那时左家塘的男人眼里女性大概都很可爱）。高建军也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也是杀人犯的罪名。

高建军与毛火兵一块在“八八祭坟”时对受害者补过火。在一次战斗中，高建军与另一个女孩曾用机枪掩护长沙高司的人从二十四中撤退。“别以为她是那种娇弱的女子”，毛火兵一脸为高建军骄傲的样子，“她在战斗中比男子汉还要凶。”她曾经和毛火兵一块儿在湘潭大桥上处死一个造反派。他俩把这个造反派捆住，装在麻袋里，从大桥上扔下去，把他活活淹死了。那个倒楣的家伙死在这么个漂亮女孩子手里，做了鬼大概也不会安心的。

我猜想，高建军一定像毛火兵一样，认为杀死这些造无产阶级专政反的家伙是保卫红色江山的神圣事业。他们看了太多的这类将迫害和杀害政敌描写成神圣的阶级斗争的电影。她头脑里一定是塞满了革命回忆录和电影中神话共产党对“阶级敌人”迫害的故事。我小时候也看过听过不少这类宣传，要不是文革中我父母和我自己被当局打成反革命加以迫害，我很可能会变成高建军那样的人。

我也可以看出毛火兵坐了这么久牢后，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天真和狂热，他有时也会显出对变幻无常的政治的困惑感，毕竟，他们这些为保卫红色江山不惜牺牲的人今天是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牢里，现实的政治比他头脑里黑白分明的图像实在复杂得多。

高建军和毛火兵比所有造反派中杀了人的人都幸运得多，他们一直没被判刑。正如毛火兵所料，随着秩序的恢复，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好。我离开左家塘前夕，在二十三号等待去劳改农场时，他们所有“红色怒火”的人都被转到一个条件好得多的地方去了。

我和毛火兵的友谊也许比私人交情更多一点，我们对文化革命都有幻灭感，他誓死保卫红色江山，却坐了红色江山的牢，他的保守派的理想主义无疑早已破灭；而这场曾经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革命造反从来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好东西，我的激进的理想主义也早就幻灭，这大概是我们的友谊的真正基础。

8. 栗异邦

我认识两个粟异邦，他们的名字完全一样。一个粟异邦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他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怪人。由于我与他一样是喜欢异端邪说的人，所以我一直对他十分关切。有天我在寝室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正长跑完去洗澡。我问他为什么天天花那么多时间锻炼身体，他回答说：“我们这代人至少会有十年的大难，我这是早作准备。”我写“中国向何处去”前的两个月，他写了一张《打倒林彪》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林彪、江青、陈伯达。自然，他很快被关到了左家塘。我进左家塘时，他正好被判十年徒刑离开了左家塘，他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一直不能忘记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他总是在想问题，在学校时，常有同学围着他与他辩论。他回答别人问题时总是使人觉得高深莫测。有次一群学生围住他，他们知道他对江青持批判的态度，故意问他：“江青是什么人？”他会说：“吕太后！”知道吕太后的人马上会叫：“不准攻击江青同志！”他马上又会说：“江青是毛主席的爱人。”

十年后，我又碰到了这个在我印象中十分机智、很有思想的同学。那时我已从劳改队回到长沙。他母亲带着他来看我。那时的粟异邦已变得眼神呆滞，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他妈妈说：“这孩子在劳改队被干部打坏了神经系统。”粟异邦在旁插话道：“干部对我真好，看我伤了，不再要我出工。”他说话时，眼睛直朝上翻。他妈妈难过地看他一眼，告诉我：“他现在没有正式工作，在城建局做临时工，种树植草。他的罪名现在已不成立了，但一个好端端的人完全给毁掉了。”她忍不住取出手绢，擦着红了的眼角。

我看着这个已失去魂的粟异邦，不但想起十年前那个聪明敏感的粟异邦，另一个血肉模糊的粟异邦浮现在我眼前。

那个粟异邦是我在九号的邻居。他住在八号。我刚进九号时，他就敲墙壁叫杨曦光。我靠到前窗去接他的“电话”。“杨曦光，你好！我叫粟异邦，久闻你的大名，对你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景仰！”“谢谢你！”我一点都不了解他，只好客气地谢谢他的夸奖。

我们号子里有个粟异邦的同案犯，我和粟异邦“通电话”时，他站在我身后。那天晚上他和我谈起粟异邦的案子。粟异邦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高官，一九四九年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杀害。听到粟异邦的身世，我想起一九五四年时我家曾住过的一所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那个公馆前院后院占地共有约两三百平方米。进大门有个花园，前厅是个很大的舞厅式的房间，灯都是藏在天花板下墙上的暗道中。我后来从来没见过共产党新修的高干楼房有那么奢华的。我可以想象粟异邦幼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多么优裕的环境中。

粟异邦自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初中毕业的五十年代虽然入学不大看阶级成分，但是属于四类人的子女是不能进大学的。这四类人是被共产党杀掉的，被共产党关押的，被共产党管制的，及逃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士，简称“杀、关、管、逃”。所以粟异邦念完初中就进工厂当了学徒工。他人很聪明，一年多就掌握了他应该在三年内掌握的车工技术。但按当时的制度，所有学徒工三年以后才出师。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他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学徒期限应该灵活规定，只要达到了出师的条件，应该允许不到三年就出师。反右派运动中，他这条意见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罪名，他被打成坏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他到农场后不久就来了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整个中国饥肠遍野。粟异邦和他在劳教农场的几位朋友经常在一起秘密集会，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叫“民主党”。这个组织在文化革命前夕被共产党破获，粟异邦和他的三个朋友进了左家塘。

我还没有完全听完粟异邦的故事，“民主党”一案就被判决了。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左家塘的牢门锁大响，我们都扒在窗前观看动静。七八名公安局军管会的军人和荷枪的士兵打开了八号的号子门，一个军官凶狠地大声喊道“粟异邦！”整个左家塘那时静得掉根针在地上都听得到，所有号子前窗上都趴满了人。粟异邦被军人带到两排号子之间靠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穿军官服的人拿出一迭文件放在桌上，他从中取出一件，大声向粟异邦道：“反革命分子粟异邦，我今天代表长沙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对你的判决。”我们不是离办公室最近的号子，但也大致能听清判决书的声音。

“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其父被我人民政府镇压，本人一九五七年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劳动教养。粟异邦对我党和人民刻骨仇恨，在劳教期间，组织反革命组织‘民主党’，自任首领，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六条，对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稍停，他厉声道：“粟异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粟异邦的回答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反共产党，却不反人民，反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人民反对你们！”“闭住你的狗嘴，上死镣！”办公室传来叮叮当当的铁镣声。接着是锤子钉铆钉的声音，声音是如此清脆，深重，划破寂静的夜空，使人惊心动魄。

粟异邦从办公室出来时步履艰难，手上戴着铐子，脚上戴着沉重的死镣，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但刚才他那镇静的声音使我可以想象出他的脸色。罗钢在我耳边轻声说：“这该死的脚镣不到执行死刑上死绑时不会取掉。”我没想到这死镣套在粟异邦的脚上竟有一年多。

我在九号还听到过两次类似的死刑判决，被判处死刑的都是反革命组织首犯。似乎只有死刑判决才在监房内宣判，其它判决都是在监房外的预审室宣布。这些宣判中，粟异邦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另外那两个中，一个一直在大叫大嚷否认有个反革命组织，另一个则否认自己是另一个地下政治组织的头头。粟异邦是我碰到的第一位在死刑判决面前不作自我辩护，反而进行攻击的人。

粟异邦离开八号的前一天夜里，又给我打了次“电话”。他的语调没有一点悲伤。“杨曦光，再见了！你要多多保重！”他没有被马上处死，而是被转到省公安厅模范监狱去了。肖福祥猜测，共产党大概要把死刑犯集中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处死，以便“杀鸡给猴子看”。

有天我坐在前窗，忽然注意到对面号子里有人站在上铺的窗子边向我这边打“长途电话”。他在空中慢慢划着字，我稍留意看看，他写的是“小——凯——我——是——学——孟”。学孟是我的堂兄，小凯是我的乳名，他是在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开始用“长途电话”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已被判十五年徒刑，罪名是组织“大同党”。不久登有对他的判决的布告就分发到九号来了。那张布告上共有一二十个判决，他的判词是：“杨犯学孟，一九六一年趁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大同党’，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我专政机关破获……。”后来据学孟自己告诉我，没有判死刑的原因是，这个大同党一九六三年经济局势好转后就散了，也没有任何活动，直到文化革命时才被人查出来。

学孟的父亲是位中学数学教师。我这位叔叔有七个儿女，学孟是长子，在银行做事。学孟和我的祖父是个地主，且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来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这种儒家教育传统肯定对学孟有很深的影响，这大概是他的组织叫“大同党”的原因。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学孟是非常老实厚道的人，想不到他也有组织政党的野心。

一年多以后我快被判刑时，粟异邦又被转回左家塘看守所，住在与九号斜对面的一个号子里。一天刺耳的脚镣声使所有窗口的人犯都朝粟异邦的号字看去。那是个暖和的冬日，一个左家塘放风的日子。随着脚镣的响声，一个看去像十四五岁孩子的瘦小个从号子里走出来。“粟异邦！”罗钢小声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人比我一年前看到的粟异邦矮小得多，脸像掉了一圈肉，与我知道的粟异邦很少有共同之处。要不是我早知道粟异邦在那个号子里，我绝对不会相信罗钢的判断。他的棉衣露出棉花，好像破了一样。待我仔细看后，才发觉棉衣已被剪成几块，用绳子系在身上。大概是因为手脚被铐着，棉衣不能直接穿上或脱下。他目光炯炯有神，面色苍白带暗黑色。像其它犯人一样，他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了一会儿，由于戴着脚镣，他走得比别人慢得多。我发觉他的嘴在神经质似地动，他在说话，尽管我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他周围的人应该听得见。没有人理会他的演说。从他的视线中，我觉得他有点不同常人，他的目光没有固定的目的，思想似乎完全集中在他的言语中。但他看去绝对没有神经失常，他的目光并不呆滞，他的表情并不麻木。然而，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突然想起了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时传到中国来的一个词：“被迫害狂”。粟异邦并没有神经病，但也明显地不同于正常人，这大概就是所谓“被迫害狂”的状态。我文化革命前听到过很多共产党关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宣传，电影“白毛女”大概是个典型的例子，说的是一个妇女被地主和官府迫害，逃进深山装神弄鬼。但我却亲眼看见共产党把粟异邦这样高贵的人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精灵，与白毛女的故事比起来，粟异邦的故事不知要令人心寒多少倍。

徐络腮站在一边监视着放风的犯人，有人在做操，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扯野草。不到放风完，徐络腮就走到粟异邦身边，恶狠狠地把他提前赶进了号子。粟异邦慢慢拖着脚镣回到号子的背影是我看到的他的最后的形象。

我被判刑后，被转到了集中犯人去劳改队的二十三号。在那里我碰到了与我同一个案子判刑的宋绍文，他是从粟异邦那个号子转来的。我向他问起粟异邦的情况。“这真是人间奇迹！”一提起粟异邦，他就忍不住惊叹。“他现在已经瘦得和一个十几岁小孩一样重了。所有人都嫌饭少了，他却每天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别人。他吃得这么少，但却精神十足，每天要演说几个小时，不停地骂共产党。大家都知道他是要死的人了，瘦得谁都能轻易把他举起来，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任他攻击。”“他攻击些什么呀？”我轻轻问。“说现在是法西斯暴政。听到广播里讲中苏边境冲突，就大骂共产党又在煽动战争歇斯底里，报上讲什么，他攻击什么。”他满脸不愿细说的样子，我也不好再问。他看我不再问，连忙补一句：“真是不可思议，他一定是精灵变的。”

我离开左家塘前不久，粟异邦就被执行了死刑，但他临死前的一些细节是在我到建新农场后从一个当时在场姓杜的犯人那里才知道的。“那天真是牛上马笼——乱了套。”他语气里和眼睛里还有一丝恐怖，“粟异邦的举动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他那天还不等宣判完毕，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我们对发生的事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只见粮子们都朝他跑去。我在他的身边，渐渐看清了那场景。他被上了死绑，头很难抬起来，但是他却拼命昂起头来呼喊。这时几个粮子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有个粮子用枪刺朝他的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还在奋力挣扎。这时另一枝枪刺插入他的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使我全身发麻，还不到宣判大会结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我觉得那天的天气特别惨黄，全身被这故事刺激得起了鸡皮疙瘩。“这成了那天长沙市民中的新闻，参加东风广场宣判大会的十几万人都知道有人喊反动口号被当兵的当场刺死。”小杜神色悲伤地结束了他的讲述。

一九七四年四月间，我正和其他犯人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一块旱地上劳动，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和小杜跑到附近的一个鸡场的屋檐下躲雨。鸡棚里，一位老头子犯人正在给鸡喂食。小杜问我：“你知道这老头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他是个戴反它的家伙”。戴反它是犯人中对共产党派到犯人中的特务的称呼。“粟异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我大吃一惊，忙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杜小声说：“在劳教农场时，干部发现粟异邦与其他几个政治犯关系密切，就有意把他们安排到一个小组，并让这个老家伙与他们一个组。这老家伙私下里表现得比粟异邦更‘反动’，积极参与粟异邦及他的同志们的交谈，大家都把他当成‘内河子’，鬼才晓得他是公安局派来专门戴反它的。他也是劳改犯，但干部向他保证，如果他协助破获了这个反革命组织，至少会被提前两年释放。”我可以想象以后的故事，公安局通过这个所谓特情（特别情报）人员，把粟异邦的秘密民主党的情况完全掌握了。但我还有些事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老家伙现在还在劳改呢？”小杜笑道：“恶有恶报！他向干部汇报粟异邦等人的政治观点时讲得既具体又详细，加上他本来就是因为有类似的政治观点坐的牢，使干部怀疑他心底里完全赞同粟异邦的观点，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粟异邦的组织被破获后，这个组织的人都一口咬定这个老家伙是真正参加了他们的民主党。干部不但没有给他奖励，反而给他加了五年徒刑。其实当初干部正是要他不择手段地骗取粟异邦的信任，但是再没有人提起当初干部的空头支票。本来也是的，三年苦日子饿死那么多人，谁都会同意粟异邦的观点，这来老家伙心里可能也是真的同意粟异邦的观点，而干部也是哑巴吃黄连，知道这些政治犯没有一个不恨共产党的。”小杜口气中又有了一点对那老家伙同情。

直到今天，我并不真正了解粟异邦的政治观点，我并不知道他的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但他那血肉模糊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比对第一个粟异邦更深的印象，特别是他与我“打电话”时诚恳镇静的声音与他临死前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可悲的是，世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的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了。

9. “联动分子”

这个“二十问”的游戏，对九号的所有人都是新鲜的，程德明告诉我们这是从他在北京的“联动”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发现玩这种游戏的诀窍是找到适当的方法将世界名人不断地分成相等的两部份。我和张九龙是九号最会玩这种猜名人的游戏的人。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外国人”？如果回答是“是”，则我会将中国人排除在外。第二个问题常常是“死了的人？”如果回答是否，我就会把所有死人排除在外。一般我能用十七个问题从对方的“是”或“否”的回答判断出他心中默想的一个名人。我的问题不能超过二十个，他必须在我提问前将他默想的人秘密告诉游戏的裁判。我猜出来我胜，否则他胜。

我从来没有输给程德明，但是他也知道我屡玩屡赢的诀窍。他告诉我，按照商农的信息论，只有当问题设计得把剩下要猜的名人分成相等的两类时，我能从“是”或“否”的回答中得到最大的信息量。这对我来说很合理，因为死人与活人或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可能性大概都在一半左右。

程德明心中默想的人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

“外国人？”我开始了第一个问题。

“否。”

“死人？”

“否。”

“男人？”

“是。”

现在我要用点脑筋了，“一九四九年后成名的人？”

“是。”

“南方人？”

“是。”

“文革前成名的？”

“否。”

“湖广地区的人？”

“是。”

“两湖人？”

“是。”

“湖北人？”

“否。”

“仍在当官？”

“否。”

“保守派？”

“否。”

“大学生？”

“否。”

“现在还自由？”

“否。”

“被公安机关关押？”

“是。”

“在省看守所？”

“否。”

“在左家塘看守所？”

“是。”

现在范围已缩得很小了。这里关的有名点的学生有周国辉——但他是大学生；张玉钢——也是大学生；黄杏英——女人……这家伙真鬼，有八成我们在谈论我自己。

我还可以提几个问题以更加确定我的判断，例如问他“在北边号子里？”“在九号？”但我算一算，我还有四个问题可提，而左家塘满足已知条件的候选人不可能多过四个，于是我问：“杨曦光？”

“是！”

又是十七个问题问出来了。但是我不高兴道：“杨曦光算什么名人，一个科学家或政治家才能算名人。”

“怎么不算名人？我进九号前看到过几个批判杨曦光的材料，都将你的思想作为文化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典型代表。有人说《中国向何处去？》已被译成英文，通过香港传到了世界各地，你这还不算有名的‘反动人物’？”

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我心里还是不舒服，难道我在历史上就成了一个“有名的反动人物”？

像栗异邦一样，程德明在长沙一中算是有名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思想与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非常接近。“联动”的全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前身是北京最早的“老红卫兵”。成员大都是高干子弟，他们歧视和迫害出身不好的反动组织，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所以曾被江青宣布为反动组织。长沙一中的学生们谣传程德明是个“联动份子”。

尽管他是保守派的思想家，我是造反派的思想家，我却喜欢他这类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我猜他喜欢我这种头脑里充满着异端邪说的人，因为他进九号的那天，我们俩互相认出对方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天我一边帮他安顿行李，一边急着问他自从我离开后长沙一中的情况。他匆匆叙述着各所学校里的各种事。现在学校完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控制之下，学生中的两派不再有任何权力。大家都讨厌军宣队和工宣队，他们比文革初的工作组还要糟糕，因为这些工人和军人比工作组的干部对教育和学生更不了解。学生们被迫上山下乡，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男同学热衷于用电焊制造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女同学热衷于编织各种毛衣。大家都说现在是“男焊女织”的年代。

过去最正经和专注于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学生，现在也在爱情的海洋里游泳了，好多起桃色新闻在同学们中流传。

“你记得吧？”程德明问我，“文革前一年，有个男同学与女同学有了麻烦——怀孕了，我们大家都为他们害羞，学校动员所有墙报批评他们，而且开除了他们的学籍。现在没有人对这类桃色事件持那种态度了。”他犹豫一下，问我：“哦，你有个女朋友吗？”

我摇头。

“同学们中流传着一些关于你的故事。有人说你在看守所领头抗议军人打犯人，还有人说有个女孩经常到左家塘看守所要求见你，但她拿不出她是你亲属的证据，总是被拒绝。”后一条新闻我自己都不知道。想了半天，我记起曾经收到过不认识的人送来的日用品。但我实在想不起认识这么一个女孩子。程德明不相信我，但也不追问，只是会意一笑，好像在说，我不会捅破你的秘密。他接着又问：“你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怎么熬过这么长的日子的？”

我告诉他，我找了位英文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在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最后这本书中收集了一九四九年后未公开发表的毛的内部讲话及批示。这里还有人能全部背诵《唐诗三百首》，能把《三国演义》每章的细节都讲给你听。如果你对词赋有兴趣，有人能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转过头去看着号子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又说：“我正在找数学老师。文革时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现在正是读书的机会。”

程德明与我臭味相投，马上要看我所有的书。他把我床头的书翻了翻，竟挑了那本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一边说：“我早就想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的极左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他加重“极左”二字，并笑起来。他的话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对权威的极大胆的挑战。

程德明很快就订出了他的学习计划。他与我一块学英语和电机工程。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毛泽东思想”。

学习的第一件是需要一张桌子。过去我曾有一块木板放在水桶上做椅子，用下铺的床沿做桌子。后来我发觉自己无法与打牌的人争这种椅子。我只好盘腿坐在床上，把一块木板放在腿上做桌子。程德明也找到了一块木板，有了他自己的“桌子”，开始在床上做功课。

找老师在左家塘不是难事，因为不少工程师、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那个时期都被关在那里。我们的电机工程老师是一位姓朱的电机工程师，他右眼白内障，说话时有点口吃，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他告诉我们他的家庭一九四九年前非常富裕，他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回来后，他失业在家一段时间，后来自己与街道居民委员会合作开办了一个专门修理潜水泵的小工厂。那时湖南没有人能修潜水泵，所以这个厂的生意极好。虽然他的技术是工厂生意的根本，但他因为是个右派，每月也只能拿五十元薪水。他得到的唯一优惠是他们两个儿子被接受为工厂的工人。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是因为攻击江青，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被这个太后搞得污七八糟”而被抓的，他的右派前科使他的案子更加麻烦和复杂。朱老师讲话慢条斯理，鼻子大大的，厚厚的嘴唇，讲话很重的卷舌音，显得十分诚实和稳重。我和程德明都很喜欢他。

我们背景如此不同，因而在我们的电机课中，师生间常会有些意料不到的插曲。有天朱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有两套电机铭牌和工业标准系统，一个是英美系统，另一个是苏联系统，两个系统对马力、频率、相位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符号。“解放后，所有大学的英文教授都要学俄语，教俄语，而所有的工业标准都从英美制转换成苏联制，我们被这种转换搞得头昏脑胀，非常不习惯。”“哪个制好些呢？”程德明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支持者，他总是问这类敏感的问题。“当、当、当然是英美制好些。”朱老师的回答根本不是程德明喜欢的。

第二天，朱老师悄悄问我：“小程是为什么进来的？”

“像你一样，攻击新慈禧太后把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一塌糊涂。”

朱老师笑起来。程德明走过来，不知我们为什么事好笑。朱老师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慈禧太后决定支持义和团吗？”

“不知道。”程德明回答，有点迷惑。

朱老师抬起他那有白内障的眼睛，很知情似地向我们引述这段历史。“光绪改革失败被慈禧太后废掉后，慈禧知道自己重新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就准备立一个新皇帝，当时叫大阿哥。消息一传出，国内国外议论纷纷。西方各国的驻华使节都同情光绪的改革，很多谣传说他们反对另立皇帝。这时天津北京等地的农民会党组织义和团经常与外国人发生冲突，而慈禧太后听说他们有种种神功，刀枪不入，扶清灭洋，起了利用他们之心。而这种动机的背景当然就是另立大阿哥造成的她的心、心、心病。”

“一天，南方一位总督截获一封外国驻华使节之间的信件，信中声称如果慈禧太后强行立大阿哥，外国可能会进行干涉，支持光绪皇帝复辟。这个消息传到慈禧耳里，正着她的心、心病，她感到理亏和孤立，渐渐失去理性，大发脾气。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召集群臣，下令支持义和团攻打各西方国家驻华公使馆。这就酿成了八国联军进京的庚子之乱。”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时大概也像慈禧太后一样失去理智，只不过他的心病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吴晗批评大跃进大概是刺激他的直接原因。”程德明打断朱老师的故事。

“你不、不、不能讲、讲这种话呀！这、这讲不得的呀！杀、杀头的呀！”尽管他们的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清，但朱老师脸色都吓得变白了，好像全左家塘都听见了这能导致杀头罪的话一样。

程德明除了做英文和电机功课外，其它时间都在抄写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文革中毛泽东的书是最容易送进看守所的。那时红卫兵将很多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和批示印成书大量发行，这些材料文革前是只有高干可以看到的内部文件，不少还是毛泽东羞于让人看见的被历史证明错误和可笑的东西。因此这些材料成了我们这些对文化革命的真正历史背景有兴趣的人急于要研究的东西。我写信请妹妹杨晖送各种书籍给我，不少马克思的书和其它书籍都被禁止送给我，但毛泽东的这些内部讲话编成的书却没受到阻拦。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是他一九五九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的，这个笔记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经济政策方面的思想。程德明一边抄这个笔记，一边对我发表评论：“‘技术第一，政治呢？专家路线，群众呢？’”程德明大声读着，“我看他根本不懂经济学，”他又轻声评论道，“你看这里，他甚至反对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刺激。我不相信他的政治鼓励真能提高生产效率。”

我告诉他，这个读书笔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使我认识到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到处墙上写的标语并不是下面人的创造，而完全是从毛泽东这类读书笔记上抄下来的，例如“政治挂帅”，“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一盘棋”，“超英赶美”，全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东西。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标语时还以为是共产党基层组织或地方政府想出来的东西。

程德明抄完这个读书笔记，又开始读收集在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中的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我们对这本书的注意重点不同——他专门注意毛泽东左的经济文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而我却注意那些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会下令共产党停止组织活动和支持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我们俩都找到了不少自己感兴趣的材料。比如我发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前期毛泽东的很多观点都是想避免斯大林道路，想摸索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看起来他那时的观点真的想搞自由化，而不是像后来他说的只是“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阴谋不如说是他的新的自由化试验没有得到党内大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及他发现知识分子的多数并不真正喜欢共产党后的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曾提到中国形成了高薪阶层，一九六三年又提到中国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层”，一九六四年又提出农民对干部的不满是当时农村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等等。我注意毛泽东的这类观点是为了支持我的一个判断：毛泽东文化革命中支持对干部阶层不满的老百姓来造当局的反是一九五六年苏联反斯大林的一个间接后果。如果没有反斯大林运动，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很可能发动一个类似斯大林肃反的运动来反对他的政敌，而不会利用老百姓来反对共产党的干部了。

我和程德明读毛泽东的书注意的重点的不同自然与我们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有关。作为造反派，我总是在找支持造反派的根据，而作为一个保守派思想家，程德明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毛泽东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合理性。

但是我们在一点上却非常一致，我们都在耻笑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吹的那些牛皮。程德明指给我看毛泽东鼓励放亩产几万斤麦子“卫星”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告诉他，毛泽东比这吹得更大的牛皮多的是。最糟糕的是，明明是他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却恶狠狠地骂批评他的彭德怀为“资产阶级的猪狗们”。

程德明告诉我，他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我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观点与官方对文革的解释不同。官方当时的宣传是，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程德明对文革的解释比官方的解释令人信服得多。另一方面，我对文革的解释虽然也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但角度与程德明的解释也完全不一样，他这种与我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使人感到刺激。但我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我停一停，补充道：“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

“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程德明终于默认了我的观点。“当然”，他一边在床间的空地走来走去，一边看着他足前的地面说，“老百姓造反总不会是没有原因。”

我们对文化革命与大跃进关系的讨论使我回想起一九五九年的很多事情。那年秋天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一九五九年因为反对毛泽东一九五九年的政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一九六二年）党中央为他平了反，毛主席向他们道了歉，承认他们一九五九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对我们家和大多数中国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乡后，我们家从省委大院搬出来，住到妈妈机关里去了。环境自然差了许多。我们和周围的所有的人一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就饿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么食物都买不到。很多人都因饥饿而一身浮肿。机关学校由于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所有人家的窗台上都放满玻璃缸，里面养着一种藻类植物。很多人就靠这种藻类植物作补充的食物。我们住的机关院子里，人们用大部分时间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筛子筛出来，种菜蔬。所有机关里的抽水马桶都被封闭，人们修起了简陋的厕所，为的是把粪便收集起来用来种菜。机关的食堂里生产一种“双蒸饭”和“人造肉”。“双蒸饭”是把米加水蒸两次，二两米的饭吸收了大量水变得像一斤米饭那么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说的藻类植物加上糠秕做成的，吃起来卡喉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真正的抗拒饥饿的力量。

我建议程德明看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文革中第一次被群众组织公开。因为我父亲一九六二年向我多次提到这次会议，所以我对毛泽东这个讲话印象特别深。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承认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共产党中央犯了错误，当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程德明看到这个讲话后如获至宝，他说：“你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刚承认错误，马上又在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直到文革，他都在企图依靠各种政治运动来否定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对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看法大概是我们俩观点最一致的地方。

有时张九龙也会参加我们的讨论。有天程德明在读毛泽东与他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他越读越气愤。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大肆骂教师，说教师都是不懂什么的人，只会吓唬学生，把学生当敌人，用突然袭击，出偏题、怪题的考试方式整学生。我和程德明都是文革前的尖子学生，我们对老师都满怀敬意。可以理解，程德明看了毛泽东贬低教师的话忍不住要发火。张九龙正好坐在他旁边，连忙把书要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值得程德明这样生气。张九龙看完后不以为然道：“毛泽东的批评也有有道理的地方。”“难道取消闭卷考试，号召学生拿三分也合理？”张九龙慢条斯理地说：“学校教育需要一定的强制来保证基本的训练的质量，不考试，攻击教师当然会误人子弟。但是文革前的苏联式的教育制度给学生的自由也太少了，学生不能自己选课，学俄文还是学英文都由学校指定。老师课讲得不好也不能退出教室，连跳级都不允许。我看毛泽东允许跳级还是有点道理，我在高中就跳过级。”程德明最不喜欢张九龙批评苏联制度，他马上反驳道：“像文革中那样让学生自由选择，学生们就选择不上课，学生们一听复课就头痛，这有什么好？”程德明的眼色和口气好像在说：“你这样的人即使讲更多支持毛泽东的话，人家也知道你是从右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张九龙每次碰到别人的声音稍高一点就停止争辩，沉默下来。他用手指敲着床沿，好像要把自己的情绪敲下去一样。

程德明是我们学校最早反对省委派的工作组的学生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是最早造反的人之一。他后来的观点转向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我属于造反派中的异端邪说派，同学们都讥笑我，说我是“最喜欢听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的观点”。程德明在我心目中是位杰出的右翼思想家，虽然学校里的同学都觉得他的观点太危险，但他接受“联动”思想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个极有意思的谜。

有天我告诉程德明，我有不少表兄妹、堂兄妹在北京，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文革中都参加了“联动”。接着我问他：“你是怎么接受‘联动’观点的呢？”

“说来话长，”他那不大的嘴巴动的速度不快，充满着自信的样子，“像朱成昭接受‘联动’观点与叶向真有关一样，我是从我的女朋友那里接受‘联动’观点的。”朱成昭是北京最大的大学生造反组织“第三司令部”的头头。但他在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接触后却接受了“联动”观点，并且系统地向外界阐述他的保守观点，最后被中央文革送进监狱。

“我是在从长沙去北京的一列货车上认识红鹰的。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所有的客车都挤满了红卫兵。车到站时，只有在车上熟人的帮助下才有从窗口爬上列车的希望。我只好到长沙北站找了和我们一个观点的造反派组织（那时我还是个造反派），上了一列货车的手车。手车很小，挂在货车的后面，里面是两排各可坐三人的座位。平时由一位列车员在那里从手车的前窗监视整列货车，以防止路途上爬车盗窃等事故。”

“天快黑下来时，列车员带着一位高个子女孩子上来了，手车里没有灯，我看不清她的面貌。听声音，这女孩子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嘴巴老不停地在讲话，是那种典型的外向型北方女孩子。火车开动后，我才发现，坐手车是种苦差事。手车吊在长长的货车后，摇摆幅度特别大，由于没有隔音装置，噪声大得吓人，要附在别人耳朵上大声叫喊才能让他听清你的话。我们无法聊天，只好早早睡觉。我躺在一条椅子上。列车员坐在另一条椅子的一头监视着列车，那女孩子半坐半躺在另一头。”

“大约半夜十分，我睡得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推我。刚爬起来，就发觉那位女孩子已坐在我身边。’你是哪个学校的？’她把嘴靠近我耳边问。我闻到她鬓发的气味，心中一动。她听我告诉她校名，又问我的名字，她的态度十分令我奇怪，也许这就是那些开放型的北方女孩子的风格吧。‘外面的月光真好，你不要去看看吗？’她邀我。我答应着，随她走到手车后部的露天车桥上，看着往后迅速退去的铁轨。我们大声交换着自己学校里反工作组的故事，到下一站时，我们发现互相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和红鹰已经成了好朋友。她提议离开手车去找一节货车厢坐。离开手车走了好一段路，她轻轻告诉我，那个列车员半夜爬到她身上乱摸,‘那家伙不是好东西！’我这才明白她半夜推醒我的原因。”

“在站台的灯光下，她的面目令我暗暗吃惊，她很漂亮，气质高贵。她说她是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前一段北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红卫兵在北京失势，于是她和朋友们走上了大串联的路。‘与臭虫谈心，与扒手为伍，天上的云是黑的，地上的泥是浑的，’她这句话代表着她当时的心情。但最近她在北京的朋友来信，说是老红卫兵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新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要与造反派‘首都三司’决一死战。她决定提前独自一人返回北京。”

“我们停车处是一个大货车站，越过蛛网般的铁轨，在红、绿、黄信号灯照耀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空货车厢，我们爬进去时，却见里面已有人，一男一女学生模样的人睡在一张大毛毯下。车开动后，我才发觉那毛毯下面不平常，毛毯总在波动，有时突然激烈地一动。我感到和一位女孩子一块看到这种奇怪的事令人十分窘迫。我不知如何是好，而红鹰却靠近我，一只手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渐渐我感到她的另一只手已上了我的肩膀。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想她也不明白，也许我们靠近一点使自己觉得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会更安全。”

“我们俩就这样成了不一般的好朋友。一到北京，她邀请我住到她家去，那是一座古京城的四合院，院内有十几间平房。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是部长级干部才能住上的房子。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家门口还保留着那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联是‘鬼见愁’。”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认识了很多红鹰的朋友和同辈亲戚，红鹰是个大忙人。那些天正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和‘红卫兵海淀区纠察队’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时候。红鹰带我参加了他们的几次集会，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口号是‘拥护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最仇恨造反派，认为造反派是一群对共产党不满的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他们认为造反派都是右派、反革命。他们的另一个著名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红鹰的一次发言最令我感动，她说：‘文化革命继续下去将会有二十年政治后遗症，经济文化的发展会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我们父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不能就这样让江青、蒯大富这些家伙断送掉，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这个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能看着她被这些奸臣乱贼断送掉’。”蒯大富是继朱成昭之后的“首都三司”的头头。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对毛泽东已很不尊敬，称老毛为老头子，而不称毛主席。他们对江青更是恨之入骨。‘联动’一成立就上天安门贴大字报，炮轰江青和陈伯达。有人在贴大字报时被公安部拘留。”

“我也参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动。我最深的印象是‘联动’的纪律之严，可说是我看到的群众组织中纪律最严格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残酷，他们的纪律是共产党式的纪律，对‘阶级敌人’是绝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时，他们发现一个造反派学生的父母是地主，马上用皮带抽打这个‘狗崽子’，有个‘联动’份子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命令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用舌头把痰舔干净。她没有服从，马上有人跑上去用手按着她的头去舔地上的痰。但是他们在砸‘首都三司’时公私财产分明，没有人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组织纪律非常好。”

“我在红鹰家经常听他们讲打人的经验。有次红鹰告诉我，用皮带抽人时，‘用皮带的侧面打最痛且没有声音，用皮带的正面打则响而不痛，可以起吓唬作用’。”

“有次‘西纠’（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位高干子弟不经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的好办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开水烫，活活烫死，却没有痕迹。‘我在西纠劳改营就烫死一个三代地主的老家伙’。他一脸得意的神色，周围的高干子女们都显出一种欣赏的神态，没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不久我已完全接受了‘联动’观点，唯一感到别扭的就是红鹰社交圈子里的人全是高干子弟，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外地技术工人的儿子居高临下，极为傲慢。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愿意理睬我，顶多看在红鹰的面上对我应付一下。他们那种优越感使我十分难受。”

“不久就发生了‘联动’五冲公安部事件，‘联动’成员前仆后继英勇无畏列队冲进天安门广场一侧的公安部，要求释放因围攻江青、陈伯达、林彪而被捕的同志。他们高呼‘打倒公安部’，‘打倒三司’，‘打倒江青’，‘刘少奇万岁！’前面的人被捕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

“我离开北京时，曾与红鹰深谈一次，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忧虑，红鹰告诉我五冲公安部的详情。她气愤地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这样叫老毛和江青搅得一塌糊涂，十六条明文规定不整学生，这次却抓了不少学生’。我告诉她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问，心扑通扑通直跳。她脸红了，声音虽轻，但对我却是如雷贯耳：‘别这样，我们还是做个普通的好朋友吧！’”。在那时的中国，接吻是求爱的方式。程德明继续道，“我看得出来她拒绝我的求爱，是因为她的社交圈子与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远。有次我听到她弟弟问她‘他老爸是坐吉司还是吉姆的？’红鹰很难堪的样子，连忙把话转到别的事上去了。我几天后才知道吉司、吉姆是苏制高级轿车，副总理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吉司，副部长级以上的才有资格坐吉姆。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的愚蠢后悔，红鹰的环境实在是与我的家庭地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这个客人在这个四合院里并不是十分受人欢迎的。”

我看得出程德明的伤感，最令人伤心处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爱的人的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欢她的血统论观点以外。但是他却终因不是高干子弟（虽然是红五类家庭出身）而进不了他爱恋的人的社交圈子。不过我心里还是替他庆幸，他有这样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失恋。程德明不是那种英俊的男子，个子也不高大，如果不能用这种地位差距来解释，作为一个男子汉，对那令人倾倒的女子没有吸引力是个更令人伤心的解释。

由于我的父辈包括姑爹、叔叔全是高干，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说的那种优越感，但我从来看不起这种优越感。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我的父母已经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我站在反对对联的造反派一边。听到保守派红卫兵成立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就像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一样。这种被当权派和红卫兵歧视和迫害的悲愤感正是我参加造反派的原因。

程德明以后与红鹰保持了一段通讯联系。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红鹰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关押的“联动分子”全部释放，还说允许他们自己出版报纸，条件是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把所有二月初关押起来的造反派学生全部释放，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程德明转述红鹰的话说，“‘江青阿姨’（注意带引号）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份子时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

《蝶恋花》是毛泽东写的一首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诗，这首诗在文革中被谱成歌曲，也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过这封信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知道造反派学生马上会被释放的消息。那年二月初湖南有约十万人被当局和保守派红卫兵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罪名抓进了监狱。市民群情激愤，以各种形式抗议当局，上北京告状，要求当局放人。与北京不同的是，地方当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与“联动”政治倾向相同的保守派带着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时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学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时也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关在牢里，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后来程德明又收到了红鹰寄来的他们“联动分子”办的一份铅印小报，报纸的名字是“湘江评论”，与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办的一份报纸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的妻子是杨开慧而不是江青）。这份小报经常登一些间接攻击江青的文章。一九六七年初夏江青号召造反派武装起来对付保守派的武装攻击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这份小报上指出这个口号意味着“用武力来回答文攻”。这份小报还提出了有名的拼命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程德明告诉我，可惜的是，由于“联动”坚持血统论的观点，认为只有他们的老红卫兵是正统的革命组织，后来的造反派都是反革命，所以他们在市民中越来越孤立。“联动”刚成立时还有能力组织游行和集会，但几个月后，它就几乎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了，虽然它可以有合法的政治组织和自己的出版物。

九号中的多数人犯都知道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有一条不准以任何理由迫害学生，并且要“保护少数”，所以九号的人都相信不管是程德明这种保守派学生还是我这种造反派学生，迟早都会被释放的。

不久一位新进九号的人犯果然带来了与此相关的消息。他姓赵，以前是一个小饮食店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小吃店都由党直接控制），所以大家都叫他赵书记。赵书记矮矮胖胖，讲一口有点京腔的长沙话，一听就是个干部。赵书记告诉我们，现在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学生犯全部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认错悔过，然后释放。“你们这些学生都有希望了！”他不无羡慕地说。

开始我们都对这位赵书记非常提防，因为这种人往往是喜欢当KGB的。但不久我们就失去了提防心。赵书记是个十分诚恳坦白的人。他坐牢就是因为太坦白了。他是因为攻击共产党支援北越的政策而坐牢的。他虽是个共产党员，但却老是用他那与共产主义不合的人情世故来评论共产党的政策。他有天说起他的推理逻辑，“小杨呀，你可不知道，给人无偿援助，给人荫庇，都是要以臣服为报答的。你看苏联五十年代给中国‘无私援助’，说是无私，实际上要的报偿才高呢，这报答就是你得听他的，否则关系就会破裂。你看吧，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又会是同样的结果。何苦搞这种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的事呢？让他们南越北越互相牵制，中国在旁边不是更有利可图吗！”我心里十分喜欢这位有独到政见的赵书记，但口里却劝他：“古书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说话，人家不会说你是哑巴，何苦要去管那些我们管不了的事呢？”赵书记呵呵大笑：“你真是学乖了，不再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了？”

赵书记的预见后来果然在程德明身上实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的预审员，一位年轻的军官和徐络腮一块开九号的牢门。九号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移到床沿，注意力都集中在门口上。片刻的静寂特别令人激动。“程德明下来！”他的预审员叫道，其他人都松了口气。“带上你的衣服、被子。”程德明激动得手忙脚乱，取茶缸时把它掉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放人了。不经逮捕就卷铺盖，十有八九是释放，何况大家都知道程德明的政治观点与公检法的一致（公检法也是反对江青的保守派），他一定会得到保护的。但是以学生身份为由，保护造反派的中央文件却一直没有贯彻下来，直到我被判刑。

程德明一直相信我会和他一样被释放。他一出监狱马上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是被“教育释放”。出去后，他在长沙街上游了两天，觉得像在天堂一样新奇和兴奋。但是他却忘记了在九号时发的誓：“一出监狱要吃遍长沙所有的名饭馆。”一旦摆脱了饥饿，他再没有那个欲望了。

按照他的诺言，他给我寄来了好些当时出版的群众组织报纸，那上面有不少重要的非官方新闻。他还给我送过一支牙膏——左家糖牙膏，里面全是猪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出监后一两个月，我就被判刑了。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充满了友情和对我出狱的期望。他说他保持着与我家的联系，一有消息他就会和我家里人一起来接我出狱。“你要安心学习，锻炼好身体。”他写道，“我们相信你不久就会回到人民的怀抱。”“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当时官方语言中对犯错误或被关押的人得到当局谅解或被释放的说法。

10. 圣人君子

革命总是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颠倒过来，这本是人们发明革命的目的。共产党的革命，不管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还是文化革命，都使社会的大量精华成了政治犯。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左家塘就是这样一个精华（政治犯）和渣滓（普通犯）混合的地方。来自一个我认为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家庭，我刚进看守所时曾期望政治犯（他们通常被称为反革命犯）的道德品质会比刑事犯好得多。但事实上却不一定。九号的人们生活在一种物质极端缺乏的环境中，社会下层的普通犯人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像向土匪一样，他们知道怎样依靠直接的互助生存。而像卢瞎子之类的政治犯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上层，他们习惯于独立的生活。他们很少与他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及其它稀缺物资。可能是因为我还年轻，我在左家塘却慢慢习惯了下层社会中那种“同甘共苦”的文化，虽然我明白这种文化按照精英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是不正常的。大概是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道德准则与下层社会的道德准则的差别，在罗钢一类扒手看来，政治犯中的“怪味码子”实在不多。但李安祥和陈老师却是两个例外。

虽然大家都叫他李牧师，李安祥并不是牧师。但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三十岁年纪，信了二十年教。他过去去的教堂是北区的一个天主教堂，现在已成了长沙市立第二医院。我小时候曾去那个医院看过病。有次我在那里看病时看到一个图片宣传栏，这个宣传栏宣称北区的天主教堂和附属的医院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一九五四年肃反运动中，神父被逮捕入狱，其中美国神父后来被驱逐出境，而中国神父一直被关押着。教会的医院被收归国有，成了市立第二医院。

李安祥自幼随其母亲去那个教堂，教堂被封闭后，他就在自己家里供奉上帝，每到周末还到亲戚朋友或邻居家去“传播上帝的声音”。文革时的中国，信教的人就像妖怪一样稀少。公开的教徒自然成了稀世珍物。我自己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

我第一次看到他早上做祷告时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左家塘有很多“疯子”，九号隔壁的十号狱中就关着两个疯子。徐络腮说他们是装疯卖傻的反革命。如果他们真是装疯卖傻的话，他们装得非常像。我可以时常听到他们吵闹和杀猪般的尖叫声。由于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疯子”，我看到李安祥跪在他床边的铁栏杆旁祈祷时，一点也没怀疑他又是一个疯子。

吃饭前在胸前划十字，早晚做祷告，那时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诞的行为，但我不久就发现李安祥一点也不疯。他每天都争着做倒便桶、打水的脏活、重活。有天他一个人细细摸摸准备了一大把抹布，然后走到每个围在地中木桶边打牌的人身边，请他们坐在床上去。他在对一个靠近我的打牌的人说话时，我隐约听见他说“今天是洗地的日子。”罗钢轻声对我说，李安祥每个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过去问他：“我帮你的忙？”他和蔼地说：“你们都坐到床上去，我一个人就够了，有上帝助我。”我坐到床上后，罗钢小声说：“他是信教的，每次有人要帮忙，劝他别对自己太苛刻，他总是说‘上帝要我来吃尽人间苦，拯救我的灵魂’。”

牢房的地是用三合土（沙、泥、石灰）做成的，洗起来很不方便。李安祥先用水冲一遍，然后用抹布一点点把水吸起来拧在空便桶里。然后再用干净水冲，再用抹布吸干，把脏水拧在马桶里。他这样重复三遍后，黑糊糊的地就变成红亮干燥的地了。李安祥蹲在地上干一两小时后，整个房子里似乎都亮了很多，空气也好了一些。当时的中国，大家对环境都没有高要求，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保持着对尽善尽美的追求的人。我虽然对宗教还没有敬意，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响。

抱着对宗教的好奇，我开始与李安祥攀谈。

“你是什么案子进来的？”我坐在他床上看他正在为罗钢补衣服。他瘦瘦的脸上露出微笑，很高兴有这样的问题来打扰他。

“上帝派白马将军下凡让我贴一张大字报，告诉众人，文化革命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将来会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上帝怎么对中国的儒学这么好感呢？他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吗？”我好生奇怪，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上帝怎么会连在一起呢？

“当然，当然，我父亲告诉我，最早来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西方人，都学习儒学。有的对孔夫子的学问非常崇拜。孔夫子历来是包容并蓄，‘仁者爱人’，跟上帝的仁爱是一脉相通的。”

渐渐地我知道李安祥有个幸福的家，一个可爱的女儿。他是长沙汽车电气厂的车工，只是因为贴了一张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就被抓进了监狱。

为了帮助缺少衣物的同伴，李安祥发明了一种原始的纺纱机，这是用一块小木板垂直钉着的木棍做成。李安祥从不要的旧棉被中捻出一根纱，然后缠在小木棍上并固定在木棍的顶端。纺纱时右手抓住一团棉花，把它与棍上的纱捻在一块。李安祥用左手转动木棍，然后放手让木棍旋转，右手同时慢慢从棉团捻出纱来，于是纱在木棍旋转的带动下，越捻越长。到了近一人长时，将木棍顶端的纱结揭开，把纺好的纱缠在木棍上，然后再结上，继续纺。这样积累很多天，可以纺出很多“绽”纱。李安祥把这些纱搓成绳子，再用绳子织成一块块大毛巾，可以用来缝成衣服。

李安祥用这种办法做成第一条毯子后，大家都纷纷模仿他纺纱织巾。李安祥离开九号后，这种纺纱织巾还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一个早春的日子，一大早李安祥做过祷告后，告诉我们，“昨晚上帝又派白马将军下凡，他告诉我上帝要遣我去最艰苦的地方，真正尝遍人间的艰苦，以救众生。”稍停片刻，他像是要去迎接神圣的使命一样，“白马将军告诉我，‘这一去就是十数年，你要担当得起重任’。”罗钢挖苦道：“白马将军是西式打扮还是关公式的打扮？”李安祥一点也不在意罗钢语气中的讥笑。他认真地解释道：

“白马将军白盔、白甲、骑白马，手持上帝的谕旨，来无踪，去无影，是上帝亲自所派。”

几天后李安祥果然被宣判十年劳改徒刑。临离开九号那天，他打点好行装，站在门外面向九号的朋友们闭目划过十字，口中念道：“此行一定不负上帝的期望，我当尽心尝遍人间艰辛，以我血肉之躯赎罪。”站在他身后的干部大声喝道：“还在这里搞迷信宣传，赶快给我背起行李滚。”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李安祥的消息。

陈老师名叫陈光第，他是另一类“道德君子”。他不信神，但却看重精神和道德。虽然我在左家塘前不认识他，但因他与我同案，“省无联”案子，我对他就特别关注。陈老师住在四号，与我隔着四个号子。但是通过进进出出的人犯，全左家塘的人都知道陈老师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不论是政治犯、扒手，还是管犯人的干部，都非常尊敬他。

我对陈老师的政治观点一直不清楚，直到一次涉及他的提讯。那天两位自称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人提讯我。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是文革中由康生负责组织的政治警察，有点像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契卡”，其主要任务是迫害当局的政敌。我的案子就是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的“省无联”专案组中的杨曦光专案小组处理。但那天来提讯的两个人我从未见过，显然与我的案件没有关系。

预审室是看守所旁边的一排平房。每间房间里有一张简陋的桌子，桌子旁边有几张供审讯人员坐的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张没有靠背的条凳，给人犯坐。审讯者从不通报姓名、单位，使被审讯者很久都不知道在与谁打交道。

他们一人问话，一人记录，首先问过我的名字、年龄、被拘留前所在的单位。发问的是位脸色枯黄，看似十分老练面善的人。他从公文夹中取出一件油印的文件，看我一眼，然后盯着文件用训话的口气说：“你大概已知道康生同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省无联’的指示。今天我再给你念一遍，你要按照这个指示交代问题。康生同志在‘一·二四’（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你要按这个指示精神回答我们的问题。”

接着他开始问我，《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是怎样写成的，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中有谁参与过讨论，提供过意见，我写这篇文章受过谁的思想影响。于是我重复了我讲过不知多少遍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人插手过这篇文章的写作。

审讯者突然猛击桌面，吼道，“你不老实，你不承认有黑手操纵你？！”我以沉默回答，心中想，“我母亲就是被你们说成是操纵我写《中国向何处去？》的黑手而被逼自杀的，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你们反来找我了！”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

长时间沉默后，审讯者又转用缓和的口气问道：

“你认不认识河南大学的老师？”

“不认识。”

“你认不认识湖大数学系的教师？”

“不认识。”

我这时知道他们在问陈老师，但我已有一些对付他们的经验，对他们能说不的就尽量说不，一说是，就会有数不尽的罗嗦和麻烦。我是到左家塘以后才知道陈老师的，以前我的确不知道他，我自然不必提我在左家塘知道他的事，就像我从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人。

接着又是拍桌子：“不老实，你不知道与‘高校风雷’混在一起的陈光第？”稍停片刻，“你和周国辉关系那么密切，你认识洪豆，怎么能不知道陈光第？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的。”

我仍沉默，等着他们慢慢把他们的目的和他们希望我提供的信息讲出来。这样拍过几回桌子后，我终于明白，陈老师是因为康生一句揪黑手的指示而被怀疑为暗中支持了持反对当局激进观点的大学生组织“高校风雷”。从他们的语气，陈老师可能是只相当重要的黑手。

我好不容易等到黄脸审讯者转变了题目。

“你认不认识一个断了右手的人？”

“不认识。”

“杨曦光，你今天是要抗拒到底吗？”

又是声色俱厉。我反问他：

“谁是这位断手人？”

较年轻的记录员提醒我：

“你不认识刘凤祥？被人称为‘舵手’，极会写文章的。”

黄脸又厉声道：

“没有刘凤祥，你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

他们又这样盘问了好多遍，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听出刘凤祥是一个比陈老师更神奇、危险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我心中有种被人小看的不舒服，难道《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有这位断手的刘凤祥才写得出来？但我心底里对这个神秘的“舵手”产生了好奇。

回到九号，我通过八号、七号、六号、五号将提讯的消息传给了陈老师。我对他有特别的好感，因为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陈老师每天还在钻研英文和数学。当时左家塘里学问和陈老师一样高的人不少，但只有他还在钻研学问。他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每天都在用英文朗读毛选，他还在钻研他的本行数学。这位扒手告诉我陈老师还有三卷《资本论》。我曾经几次要妹妹送《资本论》给我，都没成功。看守所当局拒绝接收《资本论》，理由是“省无联”的头头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不能让他们看见马克思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就够了！”妹妹的明信片上复述当局的话道。

我通过左家塘复杂的“电话系统”向陈老师借《资本论》，不久，三卷《资本论》就通过送饭的犯人之手转来了九号，因此我有机会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卢瞎子也有机会细读第三卷中他感兴趣的那些劳资法律纠纷的案例。《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比起毛主席著作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论》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毫无道理，它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陈老师借给我的《资本论》后来一直跟着我到了劳改队。

一九六九年秋天，毛泽东视察湖南时对“省无联”问题作了指示。我于十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省无联”专案组向我和其他“省无联”案子的人犯宣布的逮捕令。我正在纳闷这一发展有什么政治背景时，收到大妹妹杨晖一张宝贵的明信片，它告诉我这个背景。明信片说：“毛主席视察湖南时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他看来已读过《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

不久我们就被判处了徒刑。其中最重的是“省无联”下属的一个工人组织，“湘江风雷”金猴战团的头头陈本望。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反革命杀人犯，被指控为指使下属杀死了一位公检法的干部。其他人判了五年到二十年的徒刑，我被判刑十年。

判刑前我们被转到二十三号，在那里等候被集中押送到劳改农场或监狱去。那是个阴冷的冬天，对我们这些造反派来说，也是毛泽东最后下决心与保守派周恩来联合起来镇压所有造反派的时候。左家塘的有线广播经常广播中共中央的布告，这些布告都是以与苏联发生边界冲突为理由，命令所有造反派的政治组织解散，否则就当作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我当时感觉毛泽东利用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官僚的这出戏已经结束，我已丢掉了对毛泽东的任何幻想。

陈老师也到了二十三号。他的处罚相对于我和其他人而言是轻的。他被判五年强制劳动改造，简称“强劳”。强劳比劳教（劳动教养）处罚重，但比劳改（劳动改造）处罚要轻。

陈老师三十岁左右，戴付度数不深的眼镜。他的眼睛很大，清秀的面目，是那种中国人所说的“小白脸”。他看去非常善良和极具同情心，说话细声细气，温和而谦恭。但我们相处久了，我才发现他的内心比他的外表强硬得多。他对现政权极端不满，特别喜欢用他在大学里教学的经验去批判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

那时所有官方的宣传工具都在批判“智育第一，专家路线，白专道路”，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向工农学习。大多数人都只能接受这些东西，不敢批评，甚至不敢怀疑。而陈老师在二十三号每天都要向我发表他对这些官方宣传的批评。

“现在拼命强调实践，把基础训练看成没用的，这怎么能培养出好学生呢？”他的普通话江浙口音很重，讲话不动情绪，但看得出来他是那种动脑筋的人，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绝不会轻信官方的宣传。

“知识积累的窍门就在于专业化，专业化才能提高效率，所以我只教数学，不教物理和中文。毛主席要学生同时学工、学农、学军、学商，反对专业化，这不是要退到原始社会去吗？”另一天他又对我发表他对毛泽东反对专家路线的看法。

慢慢我了解到陈老师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右的，他反对当时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一切思想和政策。但他却支持他的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他自称他的思想倾向是造反派的。我有天好奇地问他，“你的判决书上说你是操纵‘省无联’的黑手，他们抓到什么证据没有？”

“你知道，‘高校风雷’是‘湘江风雷’的成员组织，我与‘高校风雷’中的我的很多学生关系很好。但我从未正式参加过任何组织。我被抓只是因为我姓陈，正好与康生说的陈老师相合。当时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就向审讯我的干部坦白地讲了我的许多观点。我告诉他们我反对文革中很多对教育和文化的政策。我曾经告诉我的学生，他们是造反派——你们应该造当局的反，来争取推行更理性的政策，但现在并不是造反派的最好时机。最后当权派总会在这次文革中把你们镇压下去。你们应该积蓄力量，准备在下次文化革命时进行成功的造反，把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改变。谁知道，我自己告诉审讯员的这些话却成了我判刑的根据。他们说我是‘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企图在下次文化革命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陈老师说完，苦笑了一下，似乎在说“我把当局想得太好了”。

几天后，我才从周国辉那里知道，陈老师被判刑前还是共产党员，湖南大学的“模范教师”，在数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这可能是陈老师把当局想象得太好的原因。陈老师后来后悔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告诉审讯员我的观点，他们没有任何判我五年强劳的证据。”

但是陈老师对自己的安危并不是最关心的，他仍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告诉我，要改变这个非理性的政权，我们一是需要理论，二是需要组织。我看着他眼睛中闪烁着的光彩，知道他并没有放弃等待下一次机会改变中国的非理性的政治的希望。

陈老师在二十三号还在读英文和钻研他的数学。我告诉他我已下决心在两年内学完大学微积分的课程，请他介绍一些最好的微积分教材。他向我推荐了樊映川编写的《数学分析》。

正如人们传说的一样，陈老师是位非常贤良的人。他每天清晨起来洗冷水澡，然后打扫号子里的地板。端饭端水等工作，他都争着干。他在坐牢后还练出缝补衣服的本事，谁的衣服破了，他都帮着缝补。看着他善意的微笑，我在问自己“共产党为什么连这样一位善良的文弱书生都不肯放过？”

一个月后，陈老师被押送到长沙河西郊区的一个新生水泥厂去了。据一位叫刘乐扬的一九五七年被判刑为坏分子的人说，新生水泥厂是个强劳单位，专门生产石灰石和水泥。刘乐扬因政治问题被判为坏分子后曾在那里劳教。他在文革中支持“省无联”，又被当成黑手判了刑。

我一直再没听到陈老师的消息，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刑满回到长沙碰到章雨刚时才知道他以后的事。章雨刚也因“省无联”案件被判刑。他文革前夕在社教运动中被省委驻大学的工作组划为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控右派”。文革中这些“内控右派学生”参加了造反派，并从党委的档案中抄出了这些划内控右派的黑材料，把它们当众烧毁了。章雨刚因参加“省无联”被判刑的判决书上，“烧毁文革前的内控右派材料”是一条主要“反革命罪”。

章雨刚刑满后在长沙五一路新华书店的外文部碰到过陈老师，那时陈老师已刑满，湖南大学不准他回大学，他被强迫在新生水泥厂就业，当一名看门人。他每个星期天都来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看一些最新的英文数学期刊和著作。陈老师告诉章雨刚，他正在译一本英文数学教科书，并且开始写一本数学著作。

但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却突然失踪了。

章雨刚向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的店员打听过陈老师的下落，那里的店员都知道陈老师，因为陈老师以前每周都按时来外文部，风雨无阻。但自从四人帮垮台后，陈老师就再也没来过新华书店了。一直到七八年，一位新生水泥厂的政治犯出狱后，人们才从他嘴里知道陈老师从新生水泥厂失踪的背景。四人帮倒台前，陈老师曾告诉过这个政治犯，他预见毛泽东一死，江青等激进派会与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官僚发生冲突。如果激进派成功，中国可能有机会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甚至爆发革命。如果共产党里的保守派占上风，中国又会回到苏联体制，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

根据这个消息，我和章雨刚判断，陈老师可能一直将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江青这些激进派身上。江青一倒，他认为中国大变没有希望了，于是逃出新生水泥厂，企图越境出国或是在社会上流浪，在这个过程中他遭到不测而不幸身亡，否则在一九七八年的形势下他应该会回来的。

一九七八年冬天，我和章雨刚去湖南大学参加校方给陈老师举行的平反大会时碰到了陈老师的妹妹。这是位漂亮端庄的少妇。她长得很像他哥哥。她仔细地向我们叙述她幼年时心目中的哥哥。她说她之所以选择数学专业，成了上海一所大学的数学教师，完全是受了哥哥的影响。哥哥是位坚韧不拔的人。五十年代初他得过肺结核，有三分之一的肺在手术中被切除，但他在重病中仍然在学习。病好后马上考上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他始终是妹妹最崇敬的人。这位妹妹按照我们的线索又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陈老师的踪影以及他的数学手稿。但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离开中国，没有人知道陈老师的下落。他的失踪就像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样神秘莫测。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确切地知道他最后的故事，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个时代的很多秘密一样。

11. “舵手”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我的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徐络腮把门重重地关上，随着哐啷一声落锁的声音，我的眼睛慢慢重新适应了号子里的昏暗。我发觉与我同案的“省无联”的其他头头已在这里。他们中有“高校风雷”的领袖周国辉，“红旗军”的头头毕健，“湘江风雷”的头头张家政，文艺界的宋绍文。“省无联”全称“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是二十几个各行各业长沙的在野的造反派，即新成立的革委会筹备小组中没有官位的造反派组织的联合。“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旗军”（复员军人的造反派）、“红中会”（中学生的造反派）、“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文学家、艺术家的造反派组织）、“教师联合会”（中小学教师的造反派组织）都参加了“省无联”。

张家政这时看去像个驯服的小人物，每天忙于各种琐细的工艺活。他帮宋绍文装订、裱糊一个精致的本子，里面收集了宋绍文在看守所的书法练习。他还常被徐络腮叫出去绘制各种歌颂毛泽东的油画和用石膏制作各种毛泽东像。这在看守所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因为出号子去工作不但能有更多食物吃，而且享比有号子里大得多的行动自由。张家政这时的目光看去驯服而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只是个千方百计谋生计的艺人。大家这才记起他文革前是“大众”电影院的画家，专门绘制各种电影广告。但是文革中，他成了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湘江风雷”刚平反时。张家政文革初被当局打成“反革命”，主要原因是其父亲是共产党于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中杀害的国民党官员。他与其他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准政党型的跨行业政治组织“湘江风雷”，要求当局为他们平反。一九六七年初在当局发动的镇压造反派的运动中，“湘江风雷”被当局定为“反革命组织”，张家政被捕入狱。后来这个运动被造反派称为“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支持“湘江风雷”平反，张家政被释放，并马上参加指挥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武装冲突。那个夏天，我有天偶然在长沙市靠湘江边的海员俱乐部看到他与“湘江风雷”的其他负责人在一起策划战事。一位湖南医学院的女学生告诉我，张家政一出监狱就和她谈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声称他手中有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证据。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当局镇压“省无联”时，张家政又被拘留。这次他的罪名不但有“指挥武斗”，还有“反对周恩来”。

周国辉是湖南大学的学生，这时他看去与张家政截然相反，他还保持着他那在野政治家的风度，绝不向政治迫害屈服。他仍在评论时局，批评当局。而张家政早与政治话题绝了缘。

一个温暖的冬日，我到二十三号的第三天，号子门不断地开关，好几个样子看去奇奇怪怪的人被送进这个号子。一个矮矮胖胖姓周的小学教员，一进号子就告诉我们，他是被当成“省无联”的“黑手”抓进来的。他参加了“教师联合会”，加上他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因而遇到了麻烦。我问他“你因为什么事被打成右派？”他顿时来了精神：“我一九五七年就批判刘少奇，结果被刘少奇的死党打成了右派。”另一位瘦长而有对三角眼的陈三才也是右派，也是参加“省无联”要求当局为他平反而被捕的。还有位七十多岁老得满嘴牙齿都掉了的张伯伦（他的名字听去与英国二次大战时的首相的完全相同）。他被指责与国民党有关系，因利用“省无联”为他自己过去的罪名翻案而成为“操纵‘省无联’的黑手”。

周国辉看着这些怪模怪样的人轻声对我说：“这些人都是些政治背景有问题的人。当局有意将这些政治上不干净的人与‘省无联’联系起来，以便证明我们有罪。”

一位穿着中式对襟棉衣，没有右手的新来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肤色黑黑的，嘴唇厚厚的，说一口岳阳腔很重夹着长沙腔的普通话。他的名字“刘凤祥”听去有点耳熟。他一进二十三号就与其他右派朋友交换消息。显然他也是右派。一位叫肖乾的右派记者在我们号子里呆了三个多小时，又被转到别的号子去了。肖乾一进二十三号，刘凤祥就迎上去与他轻声交换外界的消息。刘凤祥的一句问话“军队的情况怎么样？”飘进了我的耳朵，使我暗吃一惊。

第二天我才想起来，人保组的人审讯我时曾专门问及这个刘凤祥。他们问话中的刘凤祥简直是个神通广大的传奇人物，但我眼前的刘凤祥却其貌不扬。我问他的手是怎样断的。他告诉我他一九五七年在湖南日报任主编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时，右手在一次事故中被机器切断的。又是一个右派。我问他什么原因被打成的右派，他告诉我：“我们可是最早的造反派，早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就批判旧省委的走资派，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到了二十三号不久，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批与“省无联”案有关的人员集中在一块，马上会有一次对“省无联”一案的判决了。我们互相交换消息证实，所有转到二十三号来的人都在前不久由“拘留”的状况转为正式被省“人民保卫组”逮捕。尽管“大难当头”，二十三号的人们仍旧迅速重建了他们的娱乐。我们又用纸片和饭粒制作了象棋和扑克。我的棋友经常是刘凤祥。

刘凤祥下棋时告诉我他“拜读过”我的《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欣赏。我告诉他，我目前的政治哲学已与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整体应该是民选的，如果不是民选的，就应该改变。而现在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我告诉刘凤祥，过去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而今天我再不问这类问题，而问 “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最黑暗的历史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晚饭后，人们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谈天。刘凤祥坐到我的床边轻言细语地对我说，“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实在是非常残酷，很多知识分子因此信奉一种纯客观主义，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是非善恶，认为这种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罪恶，这在历史上一定会成为公认的定论，这是客观真理，不是随意性的主观判断所能改变的。”我非常吃惊。他的口气像一位传道者，那么自信，那么认真，与谈天的口气那么不同。尤其是他的政治观点，与他在众人面前所表露出来的完全相反。我当着众人问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时，他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走资派，支持“文革”的“老造反派”，而私下里，他却对文革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我俩的交谈自那天以后越来越多，偶尔周国辉也参加我们的交谈，但毕健、宋绍文、张家政由于对“右派”怀有戒心，从不参与我们的交谈。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即使到了监狱里也与那些右派分子和“真正的搞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不同。但我在感情上已仇恨这个社会，我相信在持与当局不同政见和仇恨他们这一点上，我与共产党词典中的“反革命”没有什么两样。刘凤祥也有意保持与张家政的距离。他告诉我，他在劳改、劳教单位已生活过多年，对其中的复杂和黑暗的人事关系已有丰富的经验。他可以根据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性格，气质及他的背景来判断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向“干部”密告自己的人。据他分析，张家政一定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因为张家政处事时很能理解别人的喜好，很能强制自己去迎合别人。“我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对当时的政治明星就有过一个广泛的评价，我对张家政的评价是‘没有真正的政治头脑，却很能玩弄小小的权术’”，刘凤祥用一种政治评论家式的口气说，“你看得出来，他很会在生存竞争中适应环境，这在他体会‘干部’迫切需要犯人情报的愿望和克服自己在向当局告密的人格障碍方面都不会有问题。”

十一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所有二十三号的人被押上卡车到长沙的东风广场开宣判大会。我们被铐上手铐。被判处死刑的“湘江风雷”的头头陈本望被上了脚镣（他被关在另一个号子，被控为文革武斗中打死了人）。每人胸前挂了一块大牌子，从牌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加于自己的罪名和被判刑的刑期，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十年徒刑”。张家政、周国辉的罪名与我相同，但张的刑期是二十年，周国辉是七年。刘凤祥和其他“省无联”的黑手们除了“现行反革命”罪名外，还有“右派分子”或“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罪名。他的刑期是十五年。

东风广场是文革中各派政治组织集会的地方，也是当局宣判犯人和组织集会的地方。那次宣判大会，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织，很多“省无联”敌对政派的人都去参加了。会场大约有五万多人。我们三十几个被判刑的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跪在会场前的一个大台前面，两个军人用手按着一个犯人的头，稍有动弹，军人的枪托，脚就朝我们头上、身上飞来。

我听到对自己的宣判词，除了指陈我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外，竟指陈“其父于一九五九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兄、其舅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其母于文革中‘畏罪自杀’”作为我从来就仇恨共产党的证据。那天的宣判使我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信任，这真是一个充满仇恨、歧视、迫害，没有任何公正而言的社会。刘凤祥的判词指陈他插手“省无联”，鼓吹“走‘省无联’”的道路，并游说“省无联”头头“上山为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加诸于他的罪名是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

宣判大会后，我们被军人押解着分乘几辆卡车在长沙全城“游街”。那是文革中判刑的例行程序。市民对“省无联”充满着同情，不时可以听到人们在为我叹息“真年轻”，“十年刑，遭孽呢！”更有甚者，几个我过去的同学一直跟着汽车走遍长沙城，表示同情和支持。

回到二十三号，我一心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对判刑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有机会参加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推翻这个可恶的政权。等我冷静下来，我开始盘算怎样在劳改队越狱逃跑。我心中暗想，如果要逃跑成功，也许我必须下决心学会扒窃的本事。那天夜里，我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刘凤祥。意外的是，他竟反对我的打算。他温和地对我说，“我这是第二次被判刑，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受到打击时，我的反应与你一样激烈。但是逃跑和刑期对于政治犯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如果政治局势不变，你跑出监狱或满了刑，你的处境一点也不会变好。就像我们三年劳教刑期满了一样，政治迫害和歧视一点也不会比以前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势变了，二十年刑期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深思熟虑的话语不紧不慢地从他那厚厚的嘴唇出来，那沉着的音调本身对我都有莫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顿一顿，继续道，“你这种反应也许反映了你对政治局势的一种绝望。你知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动人场面吗？好多知识分子发狂地支持赫鲁晓夫的批斯大林运动，特别是那些三十年代被迫害的人。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你不相信吗？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就用不着策划逃跑了。”

从那天晚上，我对刘凤祥有了一种崇敬，我从心底里爱他。那天我从他口里知道了与他的判词有关的一些事。一九六七年十月，他的确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他到北京去找一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造反派，弄到了一些共产党一九五七年迫害右派的党内文件。他与他的右派朋友们把这些文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并动员所有右派起来闹翻案。他们认为“省无联”是政治倾向与他们最接近的政治组织，于是决定支持“省无联”。他曾与“省无联”的头头张玉纲谈过多次，宣传他的政治观点，并提醒张玉纲注意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这就是判刑中的煽动“上山为匪”）。为了让市民知道右派的观点，他还让右派朋友们把彭德怀一九五九年批评毛泽东的“万言书”抄成大字报，以“反面教材”的名义贴在大街上。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那段时间，他的很多右派朋友控制了造反派出版的非官

方的小报，并利用这些小报为右派翻案。“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的报纸为长沙有名的右派杨美南翻案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天夜里，我们互相都觉得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深谈到半夜。那是我永世难忘的一堂现代中国政治历史课。刘凤祥从反右运动开始，用他沉着的男低音向我和盘托出他的政见。

“中国现代史上的很多悲剧起源于一九五七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一九五六年苏联的反斯大林运动揭露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黑暗面，因此由赫鲁晓夫发起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运动。他不但平反了三十年代肃反运动中的冤案，而且在苏联搞了个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希望能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作为国际共运一分子的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搞起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运动，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运动。毛泽东为发动这个运动作了一个内部报告，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公开发表的文本与最初的内部报告强调的重点完全相反，内容根本不同。听过毛泽东这个报告录音的人都知道这个报告的重点是提倡社会主义民主，企图试一试某种‘自由化’的政策，以此来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毛泽东的初始意图的确是真诚的，并不象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放长线钓大鱼’。但他在发起这个大鸣大放运动时错误地估计了一九四九年后的形势和民心。”

“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使国内出现了安全和繁荣的景象，到处是共产党万岁的声音。但是这是一种表面现象，老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用政治运动治国的方式，对肃反等运动中侵犯人权，对共产党用官僚制度管理学校都很不满。不过这些不满在共产党的强权的压制下没有机会发泄。而毛泽东却以为全国人民是真心拥护他，以为知识分子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和这种新制度，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是建立在一个血腥镇压的暴力基础上。基于这种错误的估计，毛泽东真正想让知识分子来批判共产党和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讨论。据说毛泽东决定发起这个运动时，赫鲁晓夫就反对，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化，完全让知识分子自由批评政治一定会出乱子的。毛泽东不听他的劝告，还是搞了大鸣大放，结果不出赫鲁晓夫所料，大鸣大放开始不久，毛泽东发现知识分子根本不是真正拥护他，而且根本就看不起他。这时毛泽东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准备进行镇压。那时赫鲁晓夫又表示过反对，认为既然已经放开让人鸣放，就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压制。毛泽东又没有理睬赫鲁晓夫的意见，来了个反右派运动。这个运动使人们再也不敢讲不同意见，这就造成了大跃进中的局面，对一些极其荒谬的事，大家都指鹿为马。像《皇帝的新装》中一样，明明看见皇帝光着屁股，众人却连声称赞皇帝的华丽新装。”刘凤祥用一种自信的口气像批评一个劣迹的小孩一样批判当时任何人都不敢怀疑的毛泽东。他的态度，更是他的语气，如此动听，我被他深深感动了。他娓娓继续道：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已经表面化，彭德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上书毛泽东，举了很多具体的调查材料，希望毛泽东能认识大跃进的错误，结果反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这就使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最后终于造成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大崩溃。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承认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中犯了错误，这时过去曾经积极支持过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倒向赞同彭德怀的观点。毛泽东口头上虽已认错，实际上却对刘少奇等人的倒戈怀恨在心，千方百计企图改变被动局面。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又搞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和社教运动，都是企图削弱和打击在毛彭之争中倒戈和右倾的刘少奇、邓小平。文化革命正是这一努力的继续。”

夜已深，众人已入睡，只有我和刘凤祥坐在床上墙角，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听得见。我像在黑夜里看见了光明，聚精会神地听他。在周围充满着无知的政治狂热和被迫害者的麻木和心智极薄的一九六九年，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危及每个中国人的安全的时代，刘凤祥的这段历史课使我感到一种精神享受。我体会到为什么右派朋友们在称呼他时都故意把“断手”发成“舵手”，特别是他的很多观点与我和程德明的讨论不谋而合，更使人有种人心所向的信心。

我与宋绍文、毕建、张家政已没有什么政治话题可谈。他们虽然是文革中的政治风云人物，但与刘凤祥比较，他们只是糊糊涂涂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并不懂文革这场变动为什么发生。他们都在忙于准备去劳改队的行装。只有张家政将去监狱，因为他的刑期超过了十五年，这是去劳改队的最长年限。他们看去已完全失去了政治灵魂，变得麻木不仁。另外一件大家都关注的事是临去劳改队之前与家人的一次见面。我们被关押都已近两年，两年来被禁止与家人见面，但在被判刑后，有一次机会与家人见面。宋绍文的老母将来看他，他再三嘱咐母亲给他带一只做好的熟鸡来吃。两年的拘留已使他从一个有大肚子的胖子变成一个瘦得眼睛陷进去的人。他文革前是位拿高薪的剧作家，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于是参加造反派要求当局给他平反，最后卷入“省无联”。他母亲来的那天带来了一锅鸡，但被徐络腮拒绝，宋绍文只能看着她把一锅香喷喷的鸡又带回去。更糟糕的是他母亲告诉他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他的美丽的爱妻梁契已提出与他离婚，并将他一辈子的上万元存款全部取走。梁契是长沙文艺界演员中有名的美女，毛泽东来长沙时都专门要她陪舞。宋绍文造反时，梁契一直与他在一起。这次宋绍文被判十五年刑，她终于与他反目。他觉得离婚可以理解，但将他的存款全部占有，却使他大感意外。那个时期，社会是不会保护“反革命分子”的财产的。政府不但鼓励反革命分子的配偶与之离婚，而且鼓励家属、子女从政治经济上与反革命“划清界限”。每天家属见面都有一些类似的伤心事，不少人红着眼圈，流着泪回到号子里。

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能来看我。刘凤祥知道我父亲，他支持我父亲一九五九年对大跃进的批评。我告诉他，我在文化革命中与父母的政治观点不相同。我在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冲击共产党官僚时亲自经历了市民对省委官僚的冲击。我发觉市民及我们家的女保姆是真正对党官僚的特权不满，因此我曾经认为市民对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党官僚的不满是由于文革前他们对平民的压迫造成的。我家的保姆文革前对我父母很尊敬，但文革中，他们却造了父母的反。我曾经向她了解她对父母的看法，她表示了对造反的支持，一点也不同情我父母的处境。那天我和刘凤祥坐在他的床角一边下棋一边谈着我的父母。他用一种武断的口气说：“儿子绝不会真正反对父亲的。”我问他“这是你对中国人父子关系的看法，还是适用于全世界？”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停止了走棋，全神注视我说：“问题是你父亲的政治观点是对的，你参加造反也是对的，微妙就在这儿。”我大惑不解。他慢慢解释道：“毛泽东在文革中很巧妙地利用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及平民之间的冲突。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泽东、林彪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后，支持出身不好和政治背景不好的平民和受过当局迫害的人起来造刘少奇、邓小平派的官僚的反。很多‘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都打着批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招牌起来造反。而当时在朝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派的保守派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都采取压制迫害这些‘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知识分子的态度。这就形成了在朝的右派和在野的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打着毛泽东反对右派的招牌迫害在野的右派，而后者打着造走资派反的招牌反对在朝的右派，毛泽东在文革中重新将政治权力从党内保守派手中夺来就利用了这个在朝右派与在野右派之间的‘历史误会’。”

刘凤祥曾在农场、工厂劳教。他入狱前在长沙一间劳改工厂“新生开关厂”当图书管理员。他劳动教养三年期满后就一直留在那个工厂。他告诉我，在他的右派朋友之间，文化革命开始后就在争论应该支持造反派还是应该支持保守派。从经济文化政策方面而言，他们喜欢周恩来，但从对当权派迫害右派的态度而言，他们喜欢造反派。最后大多数右派分子在文化革命中都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闹翻案和反对当权的官僚。“我和我的朋友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中一直没有直接卷入文革。直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我们认为军队介入文革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逐步转为林彪与周恩来的冲突。特别是刘少奇垮台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利益冲突。周恩来这人的个性是绝不会搞政变的，他像中国历史上周朝的周公旦，即使有政变的机会，他也不会夺毛泽东的权。但林彪的性格却相反，他是个喜欢出奇制胜的人。刘少奇倒了后，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毛泽东树林彪是为了打击刘少奇，刘少奇一垮，毛泽东的主要危险就是林彪了。”

我听他这么一说，大感诧异。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已写在中共九大的党章中，全国人手一本的毛语录中全有林彪写的前言，毛泽东与林彪公开破裂实在是常人当时难以想象的事。但是刘凤祥那自信的语调使我完全信服了他的判断。他继续道：“正是估计到林彪毛泽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我判断文革可能导致重大政治变动，我们才决定卷入文化革命，支持造反派。”

我们被判刑后一个月，长沙又开了一次宣判大会。那天早上我们从前窗看到左家塘看守所中间的空坪中站着将被判刑的人。他们被押出看守所后，判刑的布告由徐络腮分发到所有号子。陈三才接过布告在那里大声念判词。我凑过去看，头条竟是张九龙的判决书。张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与他同案的有将近十人被判了刑，其中毛治安和王士坤的名字我已从张九龙的口中听熟了。

刘凤祥听说我认识张九龙，马上问我张的案情，看似他对“反革命集团”案极有兴趣。我尽我所知将张九龙的情况告诉了他，他非常有兴趣地问及一些细节，特别是张九龙对古巴人格瓦拉式的游击战争的观点，以及张九龙对秘密政治组织的经验。看得出来，刘凤祥对地下政党活动极有兴趣，并已经对这类事情想过很多次了。

又一次棋局，我俩都没把心思放在下棋上，他在自言自语似地谈地下政治活动的可能性。“用我这样的效率向你讲解我的政治观点，我十年内顶多能说服一千人。用这种效率来反对共产党实在是太低。而共产党控制着所有电台，报纸，印刷出版机构，如果没有文革中造反派自己掌握一些宣传工具的机会，要想将足够的群众卷入我们的政治活动实在是不可能。”我问他，“那武装反抗现政权可行吗？”

“如果毛林不发生冲突，”刘凤祥沉着自信的样子，听去像一个精于算计的赌徒正准备下大赌注一样，“任何武装斗争都不可能。这是因为在铁路运兵和公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局能在短时期内集中大量兵力。正像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时，共产党依靠铁路在极短时间内在福建沿海集中了大量兵力。这种迅速集中兵力的能力使武昌起义式的武装暴力根本不可能成功。”

“那张九龙这类地下政治活动会有机会成功吗？”我背靠着墙。我那时对积极的政治反抗极为神往，“孤苦无告，树党强诉”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态。

刘凤祥慢慢把一个过河卒向左边移动一步，“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要搞地下政党活动而不被破获，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坐过来看我们下棋，我们这种有杀头危险的谈话就此中止了。想不到我们在左家塘再没有机会深谈这个题目，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押送到岳阳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去了。

12. 建新农场

过了元旦，我们一共三十多犯人就被一位狱吏和一个班的士兵押送到离长沙二三百里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两个人共戴一付手铐，每人的一只手铐在铐子的一端。我们背着自己的行李由军人押着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达火车站。沿途人们都用好奇和鄙视的目光盯着看这群光头、瘦削、苍白和穿着破烂的犯人。那种人格受辱、遭受迫害的感觉真使人伤感不已。特别是那些漂亮的姑娘们用鄙夷的目光看我们这些正当恋爱年龄的男人，真使人伤心不已。周围的人穿着漂亮（尽管与一九八零年代相比是太单调了），肤色健康。外界的景观与我们看了近两年的监房相比真是天堂与地狱的对照，我当时那种对不被社会所容的处境的悲愤感，真是不能用笔墨形容。

我和刘凤祥共一付手铐。我们被押上普通客车时，刘凤祥看着同行的犯人，轻声对我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我记起这是马克思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中对法国巴黎公社失败的一句评论。我心中想，刘凤祥心目中的文化革命中的造反运动与官方的文化革命是多么不相同啊。他要把这个造反引向反对毛泽东的路线，而且他对这个“革命”仍寄于深厚的期望。

客车到岳阳后，我们被押到轮船码头。等船时，押送我们的士兵闲得无聊，向我们扔石子取乐。他们看着哪个犯人不顺眼，就从地上拣起一个石子扔过来，有的正打在犯人的头上，他们就开心地笑了，并厉声道：“老实点，别乱动。”所有的犯人都敢怒不敢言。刘凤祥轻声对我说：“骄兵必败”。这是《孙子兵法》上的一句名言。但我感觉到刘凤祥在说这话时似乎已对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一路上，我都在情不自禁地观察逃跑的可能性，尽管刘凤祥向我发表他对逃跑问题的看法后，我已放弃了逃跑的打算。

我们到达建新农场十大队时，正是春节前的隆冬时节。建新农场是洞庭湖中的一条湖洲，四面都是一望无际的湖水。我们踏上这片湖洲后不久就开始看到零散的劳改犯人，衣服破烂。湖洲上一片荒芜景象，没有任何永久性建筑。我们三十多人被押解在那荒原上走了十来分钟，刘凤祥又在轻声对我说：“毛泽东在把我们带向死亡！”我知道他不是在说这次旅行，他是在谈政治。他的话音淹没在沙沙的脚步声和叮啷的手铐声中。

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排临时用圆木和芦苇搭起的大棚。大棚里几乎没有人，据说犯人们出工修堤去了。但有少数犯人在棚里，他们背上印着黄色油漆字“劳改”，裤子前膝也印着同样的大字。一位脚着雨靴，手持木棍的干部接受了我们这批犯人，他看去目光凶狠，用傲慢和敌意的眼神逐个审视我们。我的第一印象是到了书上所说的“奴隶社会”。人们的穿着、态度、周围的环境是如此不同于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社会。

我们到达十大队时，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十队下面分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住在一个长约三十米的大工棚里，用粗木头和芦苇搭成。里面用木料做成两排两层通铺，我们被指定了通铺中的一块地方作为安宿之处。通铺中间是犯人的行李、箱子。没有窗子，光线只能从几个开着的门中射入。我和周国辉、毕健、刘凤祥、宋绍文被分在一个组。那天傍晚，我们看到犯人下工回来，荒凉的湖滩上，犯人的队伍，远看去像一条灰色的长龙。远处突然一群野鸭飞起，只听到扑啦扑啦的声音，天马上暗下来，头上是一片黑压压的野鸭，扇翅膀的声音使对面说话都听不见。犯人们疲惫不堪，棉衣棉裤上都露出破口，棉花显露在外面。蓝色、灰色的衣服上印满了劳改字样。犯人旁边跟着手执木棍的干部，一个个神气凶狠。远处有个干部扬手用手中的棍子在敲打一个犯人。

这天夜里我们才知道，这里是建新农场的外湖，夏天这里是一片湖水，冬天水退去成了一片湖洲。这个农场原来只有内湖的七个大队。由于犯人猛增，农场计划在春天湖水淹没这片湖洲前修筑起大堤，把这片湖洲开垦成八、九、十三个新的大队。共能容纳五六千犯人（一个队一、二千人）。我们右边驻着另外九个大队参加修堤的犯人。全农场的精壮劳力都集中在这里。

第二天早晨四点半，一截铁轨做成的“钟”就被敲响，周围还是一片黑暗。这是命令犯人起床的钟声。工棚里的煤气灯被点亮了。在那昏暗的灯光下，只见奇形怪状的人影在晃动。互不相识、操着湖南几十个县的不同口音的人在争抢洗脸水和饭菜。每个中队由十几个组组成，每个组二十多人，每天一组有一个人负责到犯人的伙房挑水担饭。饭用铝制的盆子放在蒸笼中蒸好，菜用一个大水桶装着。饭菜从伙房挑回小组后，犯人们各人拿出自备的菜盆，放在地上，让值日的犯人分配菜。不时从邻组传来犯人的菜分得不匀而发生的争吵。“娘卖麻匹的！老子今天走狗屎运，又偷到我头上来了。”一阵叫骂声从伙房那边传来。这叫骂声混在盆碗的碰撞声，尖锐刺耳。我问一位老犯人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衡阳腔的声音

说：“天天早上都有‘要不得的下家’，在伙房门口趁天黑把刚从伙房发出的箩筐里偷走一钵饭。”说话间，值班犯人弄来了桶热水，犯人一涌而上争抢热水，我们新犯人动作稍慢点，桶中的热水已被抢光。我们只好用干毛巾抹脸。周围响着湖南九十几个县的方音，菜盆丢在地上的哐啷声，叫骂声，特别是混合着低级草烟味和汗臭的气味，使我特别难受。我真觉得是到了奴隶社会。刘凤祥好像看出了我的困惑，轻声对我说：“你以前没在社会下层生活过，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农村社会都是这个样子，甚至更糟糕。”他的话提醒了我，我只会将我过去生活的那个优裕的上层社会与劳改队比较，却不会将中国其它社会角落与劳改队比较。很多年后我才懂得老刘的话，原来中国农村社会在1949年后的大部分时间与劳改队的差别不大。

天亮之前，犯人们就都已吃好饭，排成长长的队伍上堤了。我们开始劳动后天才蒙蒙亮，一望无际的湖滩上在这隆冬已看不到一点水。遥远的湖水对面据说就是洞庭湖的对岸，我们可以依稀看见对面围湖堤坝的影子。头上不时响起大雁和野鸭的凄凉叫声。我们的工作是用簸箕将泥土从一百米外的地方肩挑到新划好的堤基，然后逐渐随堤的升高，向堤脚移近取土处。每把堤面抬高一公尺左右，就用履带拖拉机压一遍。每个中队的小组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组平均每人每天要挑运四立方米土方，乙等组每天的定额是三立方米，丙等组是老弱组，平均每天要完成二立方米。我们因为刚从看守所出来，体质虚弱，被分配在丙等组。

这个中队的一个矮个带班的干部，拄着木棍老站在我们这几个新犯人旁边。他认出刘凤祥和几位右派，看来看去，然后问刘凤祥：“你这是二进宫吧？”他的目光阴森，语气冰冷而得意，使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我猜刘凤祥、陈三才等右派一九五七年劳教时，大概就曾经在这位干部的管制下。据刘凤祥告诉我，一九五七年公检法对右派是公事公办，没有很多个人的利害冲突，但是文化革命中很多右派都参加了造反派，与公检法发生过正面冲突，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失势，造反派得势时，右派中不少人找公检法“算过账”，批判他们并要求他们为右派平反。因此公检法与右派在文革中结成世仇。很多人对对方有直接的个人仇恨。刘凤祥是个残废人，右手完全齐根没有了。这个带班干部向他怒喝道：“不要像指路牌一样站在那里，给我去挑土！”刘凤祥摇摇空洞的右袖管，表示无法服从他的命令。这个干部走过来扬起手中的木棍就朝刘凤祥劈头打下来。刘凤祥用左手护着头仍然一动不动。这个干部命令旁边一位犯人用锄头装满一担土，然后亲自动手，将这担土往刘凤祥肩上放。刘凤祥让他将扁担放在他肩上，然后顺势让扁担从肩上滑下来。周围是生荒土地的气息，人与人的关系是如此野蛮残酷，头上是荒凉的野鸭叫声，使人真像回到了远古秦始皇修长城的年代。在刘凤祥的坚决拒绝下，干部终于让步了，命令他“滚”去修理破烂簸箕。

完不成任务的小组被处罚加班到天黑。在这种惩罚的威胁下，所有犯人都努力争取提早完成任务，很多组都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完成任务回工棚去了。

回工棚的路上，我才看清了这片湖洲。地上（夏天是湖底）是一片丝茅草，犯人的足迹踏出两条土路。我已把老刘视为可敬的导师，我们在回工棚的路上他教我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主要在大型工业全套设备的投资建设方面，所以你看这类经济时，首先要看大型工业项目完成的情况。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百五十六项主要工业项目按期建成投产，这就很快打下了基础。一九五八年后，大量工业工程项目半途而废，不能完工投产，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危机。”我们每天能看到一两天前的湖南日报，报纸上当局的政策宣传往往成为刘凤祥攻击的目标。那天的报纸正在鼓吹工程建设中要“土法上马，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反对‘大、洋、全’”。老刘（我那时这样称呼他）就告诉我，“毛泽东的这种政策使很多工程设计质量差，施工后发现必须重新设计、返工，技术设备也非常落后，企业规模太小，成本高昂，浪费很多人力物力。”他极力批评毛泽东当时鼓励各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每省甚至每县都自己建造供应本地的化肥厂、钢铁厂、机械厂。他说：“苏联计划经济的长处之一就是全面计划区域的专业化，设计一些大规模的专业化定点企业，向全国供应专业化产品，毛泽东的这种政策完全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思想。”

那天晚上，全大队召开批判逃跑犯的大会。一个前两天逃跑被抓回的犯人戴着脚镣在挨批判。那次会后，我才知道，这里平均每周都有人逃跑，偶尔也有成功地逃走的人。大多数被抓回的逃犯都被戴上脚镣，仍被强迫劳动。我这才明白，早上的嘈杂声中那热闹的叮啷声是逃犯脚上的铁镣声。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挑土。一排排挑着盛满泥土的簸箕的犯人从一条临时修成的土路上往堤上爬，肩上挑着空簸箕的犯人从土路两侧走回盛土的地方。由于用锄头将土装进簸箕是较轻松的工作，犯人们轮流做这个工作。忽然远处响起铜锣声，我抬眼望去，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犯人背上插着一个长牌子，牌子上写着“逃跑犯XXX”。

一个干部和另一个值班犯人牵着他敲锣在大堤上游行。周围的犯人小声说，“又是一个背时鬼”。

我们的小组长说：“他是中午回伙房挑饭时逃跑的。”我们中饭在大堤上吃，寒风刺骨的露天里吃中饭，又冷、又饿，真不是滋味。但中午回伙房挑饭的犯人却多了一个逃跑的机会。

这天收工回工棚的路上，刘凤祥告诉我，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风刮到中国时，劳改、劳教农场开始取削剃光头、在犯人衣服上写“劳改”字样的做法，犯人开始有每月两元零用钱。文革中两元零用钱被减到一元五角，剃光头、写“劳改”字和打人的做法又恢复了。我说：“怪不得有些老犯人都说文革前刘少奇当政时，劳改犯人的日子好过得多。”那是一位原来是渔业专家的老犯人对我说的，文革前他去劳改队，仍在干他的渔业专行，管理几个大鱼池，文革后他也被送来干修堤的苦力活。老刘不以为然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左得可爱的人物。他们那时号召每个共产党做党的驯服工具，那种窒息人的创造性的味道，甚至不如文革中毛泽东鼓励人们造反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毛泽东文革中做的坏事比刘少奇、邓小平更多，所以人们两害择其轻，大家现在都同情刘少奇。”老刘的这段话令我十分吃惊，因为他所有对毛泽东的批评都像是对刘少奇观点的间接支持，他也曾表现出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好感。然而我那天才发觉，他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好感却是有极大保留的（“两害择其轻”）。

那天我们刚回到工棚，值班犯人就把刘凤祥叫去说干部找他有事。吃晚饭时，刘凤祥带着一大包东西回到工棚。坐在我们那个通铺的角落，他把他的妻子张铁军带给他的一些罐头食品拿出来与我们这几个“省无联”案子的朋友分享。那天晚上，老刘给我讲了他的妻子的故事。

刘凤祥是在国民党时代受的高等教育。共产党军队打败国民党军队后，接管大片国民党区的政权需要很多知识分子，共产党采取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很多青年学生参加共产党，马上做了县长、局长。刘凤祥就是那时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五零年才二十来岁就当上了浏阳县县长，当地建设报的总编辑。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后在工厂劳动教养，一次工伤事故中右肢被机器截断。在医院治疗时，为他治病的女医生张铁军被刘凤祥在治疗中表现的刚强坚毅的男子汉气所吸引，爱上了他。刘凤祥经常与她讨论政治问题，把自己对1957年反右运动，对大跃进的看法告诉张铁军。尤其是他对毛泽东的许多批评吸引了张铁军。张铁军完全接受了刘凤祥的政治观点，为他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智慧所感动。文化革命开始后，张铁军被当权派打成黑鬼，受到批判。她一度丧失人身自由。刘凤祥支持张铁军的同事上北京告状。这位同事在北京将张铁军的申诉材料交给中央文革。这些材料被转到陈伯达（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手中，陈伯达当时正执行毛泽东的新政策，支持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起来造反。陈伯达亲自在张铁军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要求地方官僚为她平反。这个批示给长沙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很大鼓舞。张铁军恢复自由后，成了刘凤祥政治活动的助手。刘凤祥组织右派闹事翻案和鼓动造反派反对当局的活动被公检法注意后，刘凤祥告诉张铁军他随时可能被拘留。张铁军马上要求刘凤祥与她办理结婚登记，否则，刘凤祥入狱后，她无法与他合法地保持联络。他们就在刘凤祥被拘留前夕结了婚。刘凤祥被拘留在公安厅看守所的近两年中，张铁军以妻子的身份每月送东西和通讯。一听说刘凤祥被判刑，她就搬到离劳改农场较近的刘凤祥的母亲家，并买了大批物资，赶到建新农场来看他。听了她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宋绍文和很多人的妻子一听到丈夫判刑的消息，马上离婚的故事。如果妻子不离婚，子女不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他们就会受到当局和社会的政治歧视，找工作、升学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刘凤祥妻子的故事成了犯人中的珍世奇闻，尤其在政治犯人中，她成了一位备受崇敬的圣人。

刘凤祥还告诉我，他告诉张铁军“杨曦光与我们在一块”，张铁军听了后很高兴，要他向我问好。从刘凤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话语，我感觉到，他很喜欢我，他把我当成一位在我们这代人中有影响有思想的政治人物来看待。

每天晚上，我都累得不想干任何事。据刘凤祥说，劳改队的干部最喜欢用沉重的劳动来折磨犯人，这样政治犯就再没有精力来想政治问题。所以每年冬天农闲季节，他们都要找类似修堤的工作来让犯人做。但是，我在十队的一个月却和刘凤祥讨论了不少政治问题，我们的讨论大多是在收工和出工的路上。老刘告诉我，我们很快就会分手，农场当局不会让这些同案的政治犯在一个大队。如果是文革前同案的政治犯被关在一个队，那一定是当局有意安插了KGB在其中，好利用同案犯之间的交流收集他们需要的情报。文化革命使劳改的管理比以前混乱，所以我们这些同案犯才有机会平安地在一块呆一两个月。

正如刘凤祥所料，一个月后，我被调到内湖三大队去了。其他“省无联”一案的犯人也先后被分散到各个大队。周国辉去了一大队，毕健去了五大队，刘凤祥仍在十大队。

三月份，建新农场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是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的闸口上开的。这个闸口是经常宣判处死在劳改队继续反抗的犯人的地方。那个宣判大会上，干部们宣布中共“一打三反”运动的决定，要“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林彪下令杀一批反革命，林彪的“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指示也被当作标语贴在会场上。

那次宣判大会当场枪杀了五个犯人，其中有多次逃跑的犯人，有在劳改队继续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犯。政治犯看到这几个案例都恐怖万分，因为被处死的罪名都是针对思想言论，而非任何具体行动。

四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被干部叫出去，两个军人在三大队的办公室等我，他们自称是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的人，要把我押回长沙，因为“一打三反运动”需要重新调查“省无联”的“罪行”。我感觉到这次运动是针对各种当局的政敌的，我这次回去“凶多吉少”。

我们坐船来到岳阳，在岳阳停留了一个晚上。我被关进岳阳市公安局看守所。从船码头到看守所的路上，我就看到街上贴满了强烈要求当局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的标语。突然我看清了标语上列有这样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名字“雷特超、刘凤祥”。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知道雷特超是和刘凤祥一块被打成右派的原省公安厅的一个干部，他们一块劳改，又一块在文革中被逮捕。

我怀着紧张和充满疑问的心情进了岳阳市看守所，我急切希望知道刘凤祥出了什么事。我被关进一个四五米长，三米宽的房子，挤着三十多人，地板上夜里铺满了床垫，人们躺下后，再没有插足之处。很多人是刚被判处徒刑等待押送到监狱或劳改队去。一个满脸沮丧和愤愤不满的青年告诉我，这次大规模镇压是保守派与军人联合起来向造反派的报复。他是个拖平板车的工人，家庭出身不好，文化革命中造了街道派出所的反，因为派出所总是歧视他的家庭。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这些共产党的骨干（他们文革都是保守派）兴高采烈，一夜之间就把他“攻击诬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行”的材料整好，与公安局军管会一起一天之内完成了逮捕判刑的整个程序。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保守派抓人判刑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他告诉我，批准杀人的权力已从中央最高法院下放到省级公检法军管会和人保组，很多人已被处死，很多文革中的造反派都被判了十几、二十年的重刑。

我听到那些消息，发觉自己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政变，有点像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洗所有激进派一样。看样子毛泽东和林彪已从支持造反派转为支持保守派，彻底镇压造反的市民了。我向周围的人打听雷特超、刘凤祥的情况。一位中年人告诉我，雷特超、刘凤祥等四人已被以组织反革命组织“劳动党”的罪名被执行死刑。我忙问判决书有什么内容。有人告诉我，布告上说雷特超、刘凤祥为首组织反革命组织“中国劳动党”，煽动上山为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对我无异于听到一声晴天霹雳，一阵悲痛从我心中涌起，我问苍天，为什么这么优秀的政治家，这么正直的人却被残酷地杀害？最可悲的是，当局像在干一件暗杀的勾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刘凤祥的政治观点，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另一件使我震惊的事是，我和刘凤祥在一块相处时，我从未听到他讲过“中国劳动党”，但我又隐约感到我们之间有种强烈的冲动，总考虑地下反对政党的可能性。但我从他嘴中得到的信息是冲突的，有时他看去已在考虑地下政党活动的现实性，但有时他又对这种政党活动的可行性持完全否定的看法。记得有次他告诉我，共产党的组织可以利用人类更迭来消灭政敌在历史上的痕迹。例如即使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冲突中共产党无理，但对国民党从不了解的年轻人从小就接受仇恨国民党的教育，年轻一辈长大后，他们之间的人事关系就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根基了。同样的道理，即使右派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新起的一代从小受反右派的教育，将来他们也可能完全否定右派。所以将来政治变动的希望完全是在共产党上层内部的冲突。从刘凤祥这些观点，我不能判断究竟是他早已从事政党活动，只是瞒着我，还是对他的判决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政治迫害。如果是前一种情形，我和刘凤祥相处的两个月中，我已开始卷入这个“中国劳动党”的活动，说不定刘凤祥正在把我发展为这个反对党的成员。我感到一种接触到一个可怕的杀头罪的边缘的紧张和恐惧。我下定决心，在后半生中，我一定要搞清刘凤祥被杀这件事的真相。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刘凤祥像张九龙（他也是在这个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的）一样，是他们那一代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给这种积极的努力打了个句号。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页，他们不能消失在黑暗中。

另一个我脑中的疑问是，如果刘凤祥真的组织了地下政党，那是谁出卖的刘凤祥？这个问题自然与刘凤祥讲过多次的共产党政权下地下政党发展的可行性问题有关。我看到和听到至少有数百件被共产党判处死刑的反革命组织（地下政党）案件，但刘凤祥案件是我最靠近，几乎是卷入其中的一个，我爱刘凤祥，把他当成我的父、兄。那天夜里，我彻夜难眠，泪珠在眼睛里滚动。我想起我的哥哥、我的舅舅、我的父亲、母亲。我哥哥与刘凤祥同时被打成右派，他是因为与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受到共产党组织的干涉。他那时是位共青团员，而共青团员在五十年代恋爱是要团组织批准的。他所在的天津医学院的党组织不准他与资本家的女儿恋爱，因此他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中贴了张大字报，说共产党社会没有恋爱自由。自然他很快成了右派。我的舅舅与刘凤祥一样，曾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与刘凤祥同时被划为右派。他与刘凤祥曾一起劳教。一九六一年，他劳教期满后曾来过我家。当时他与我母亲谈到一九五九年，一口咬定共产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想到我父亲，一九五七年曾反对我舅舅的观点，五九年他自己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那时我妈妈劝我父亲改变观点，但到了一九六二年，我母亲已经完全赞同我父亲的观点，认为共产党一九五九年犯了左倾的错误。到了文革，我母亲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批判。国家的情况却一天比一天糟糕。想起刘凤祥那句话：“毛泽东把我们带向死亡！”这真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更重要的是，刘凤祥让我理解了我母亲、我父亲、我舅舅和我哥哥。也使我理解了自己在文革中造反与他们遭殃的关系。刘凤祥在我心目中真是联接这几代人的一个关键人物。

我在去长沙的火车上禁不住地想刘凤祥，我不敢想象他临死前是怎样面对共产党的枪口的，我不敢想象他的母亲，他的爱妻张铁军是怎样收埋他的尸体的。

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把我押到长沙东北郊火车北站附近的六栋里，那是省公安厅看守所，国民党时代的模范监狱。旁边有一个劳改工厂——新生绸厂，专门纺织绸布和印刷粮票。我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时期，因为支持“湘江风雷”，被关押在这里一个多月。这次“二进宫”，我心中特别凄凉。

我到达六栋里后的第三天，省人保组专案组的陈苓梅和其他两个干部提审我。陈苓梅厉声对我说，“这次把你叫回来，是让你交代问题，彻底交代你们一伙在文革中的罪行。你知道刘凤祥吧？他是操纵‘省无联’的反革命黑手，我们把他杀了！”他特别加重了“杀了”这两个字的语气。我看着他那杀气腾腾的脸神，感到一种极端的仇恨。我在心里说，“就是你杀了他！如果这个世界还有正义，还有真理，总有一天，你会为此受到审判的！”苍天似乎有眼，几年后，陈苓梅，这个“省无联”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不等正义来审判他，就得癌症，在痛苦中死去了。我是从周国辉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我们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外湖相遇，他在一大队劳改。我们匆匆交换了各自知道的一些新消息，在刺骨的寒风中交换了围巾留作纪念。

13. 逃跑犯

我在外湖十大队挑了近一个月的土，就被押送到内湖三大队去了。那是个暖和的冬日的早晨，懒洋洋的太阳照在这荒凉的湖州上，远处的工棚和衣着破烂的犯人给人一种置身于远古奴隶社会的感觉。一位陌生的劳改干部押送我乘一辆敞篷汽车往北边走。车开了大约四十分钟，一路都是泥土砂石做成的简陋的公路。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乡间小镇，这里可以看到不少砖木结构的永久性建筑，使人感觉从一个远古的社会回到现代中国的乡间。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建新农场场部的所在地，它有一个使人感到荒凉的名字“茅丝铺”。

这些天在十大队与刘凤祥相处的日子，听了那么多对毛泽东激进和极左的经济文化政策的批评，也听了很多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右的政策的好感，我心里渐渐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一方面寄厚望于当时还是总理的周恩来，觉得他是唯一有权而又有理性的人，另一方面从奴隶社会式的外湖到了这内湖的茅丝铺，好像冥冥中有个能支配我的命运且有理性的人在安排着这转变。这个看不见而又权力极大的人在我心中竟是周恩来。我知道这是幻觉，是种不能支配自己命运又渴望理性的温暖的幻觉。但我却不能抑制这种幻觉。我被交给场部一位干部。他好奇地打量我，问道：“你就是杨曦光？”看样子他熟知这个名字，但却不相信我就是其人。

他确认我就是杨曦光后，温和地对我说：“一个省只能少数人当领导，你们这么多组织要当领导，这怎么行呢？”他的口气像是在教训我，但又好像是在对自己解释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中这么多政治组织之间的冲突，以及为什么要把一些政治组织打成反革命。我心中很不舒服，因为按他的解释，政治冲突全是因为争取权力引起的。而我那时却相信自己是为了政见和理想而与当局发生冲突的。当然我不能说这些。但我心里又感到安慰，他的解释与官方宣判我为反革命的理由很不一样，他似乎是在试图平心静气地理解政治，不是站在我的敌对面，而是像一位旁观的长者。我想起周国辉在十大队听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是从老犯人中传来的。文革中，建新农场的干部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支持“公检法”的，另一派是支持“湘江风雷”的，而“湘江风雷”是与“省无联”同一个观点的。建新农场的不少干部支持“湘江风雷”，原因是这里的干部地位极低，他们同情向当局造反的一派。看得出来这些卷入过文革中政治派别冲突的人对我这类政治案件有些特别的理解。

走近三大队时，一个庞大的围墙慢慢露出它的轮廓。围墙大约有两人高，上面是缠绕得像荆棘一样的铁丝网。围墙的一角是一个高高的岗楼，有荷枪的军人在那里。

我被转交给三大队三中队的稽队长时，是中午时分。这位稽队长个子矬小，一脸凶狠阴冷的样子，说话好像是咬着牙巴从鼻子里哼出来的似的，一口北京腔。他不报姓名（我后来从犯人口中才知道他姓稽）。第一件事是要我把现金交出来，要我将行李打开检查。接着他要我将“判决书代执行书”交给他，并问我：“你是犯什么罪？”我说“省无联问题。”很不情愿承认自己犯了罪。他把脸一沉，厉声道：“你没犯罪？到这里要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你们就是不老实嘛，不满意自己的地位，个人主义膨胀，要造无产阶级的反。文化革命的造反派都像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一样，就是对共产党不满嘛！”我不敢反驳他。他的看法与刚才那位场部干部的看法是如此不同。这位稽队长将我的“判决书代执行书”拿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这个文件。这大概是当时劳改队拿到的关于我的判词的唯一官方文件。

当时，三大队的大部分犯人都到外湖修筑堤坝去了，每个中队都只留下一个老弱组。我被分到三中队的老弱组，这个组加上我共有七个人。围墙内那时有两排监房。我们住在北边监房中的一个房子里。监房之间有一个大操坪，是每天出工前犯人集合的地方。靠南边是伙房和一个礼堂，那是干部召集犯人开会的地方。我们这个组有两个组长，一个学习组长负责每天夜里组织政治学习和向干部报告其他犯人的思想行为。另一个生产组长负责组织劳动。学习组长姓吴，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官，一九四九年在地方上教书。一九五九年中国农村因为“大跃进”造成饥荒时，他的学生决定组织政党从事推翻共产党的活动，曾上门向他请教，他引用鲁迅的一句话鼓励他们“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个政治组织后来被共产党破获，这位支持他们的老师被当成“反革命黑手”判处十五年徒刑。吴老头长着几根山羊胡子，一口衡阳腔，反应并不灵敏，须发都已花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对人无恶意的书呆子。我是直接从吴老头口中听到他的故事的。但第二天早晨我却因为打听吴老头的案情倒了楣。

那天早晨，稽队长背着手走进监房，站在已列成队的三中队犯人前，用眼角扫视一遍我们，怒声道：“有些家伙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一到劳改队就打听别人的案情，你想干什么？这要搞反革命活动？你到了这里，是龙给我趴下，是虎给我跪下。”他用眼睛盯我一下，从鼻子里哼道：“给我老实一点，你这种角色我见得多啦。国民党的将军，江湖大盗，长沙的流子，到了我这里都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我知道被人打了小报告。但第一次这样被人当面辱骂，我心里感到受了极大侮辱。看看周围的老犯人们，他们一个个低着头，真是“是龙也趴下，是虎也跪下”的劲头。从那以后，我再不敢轻易打听别人的案情。组里使我最感到安慰的是傅子庚。他圆圆的脸，还像个孩子，不会大于二十岁，个子矮矮的。他和我是这个组不属于“老、弱”的犯人。傅子庚在这个组的原因是他脚上那付镣铐。他戴着一付铁镣，走路时叮当作响。他告诉我，他逃跑时被抓获，目前仍然是“有逃跑思想”的人，所以要放在老弱组。我猜这大概是因为干部比较容易控制老弱组的人，我已经领教了这种控制的厉害。有天我和傅子庚以及另一个叫刘憨悌的老人在一块剥黄麻皮，傅子庚告诉我很多这个组的故事。他告诉我劳改队的政策是利用刑事犯监视政治犯，利用“历史反革命”监视“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前反对共产党的人，“现行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后反对共产党的人。他告诉我这个组的生产组长和学习组长经常向稽队长打报告。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前和早上出工前干部进监房时都是他们向干部递报告的好机会。傅子庚指着刘憨悌悄悄对我说：“吴老头经常非常谦虚地向这位刘老头请教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刘老头对他的诚意毫不怀疑，就告诉吴老头，中国政治局势如此糟，共产党的朝代可能会翻边，一边说一边把手掌翻过来，意思是共产党可能垮台。不久吴老头就把这些话全报告了稽队长。好在刘老头不在意，他从不隐瞒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我一边听一边打量着刘老头。他穿得格外破烂，长年用一块破麻布巾围着前腰，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眼镜框上贴满了胶布，不知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他说话细声细气，地道的长沙腔，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却保持着一种清高的风度，从不主动答理人家。后来我找机会与他搭话，才知道他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县长，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一九四九年后他一直坚持反共的观点。但他只当面向共产党的官员讲自己的观点，没有什么其它反抗行动。他的儿子受了很高的教育，在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中当不小的官，但这个儿子与老子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政治运动中划清界限，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与他不再来往，可怜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只能靠共产党发给的每月八元救济金过日子，他买了米都背不回来。文革中他还是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这次公安局在他七十多岁时以“思想顽固罪”判他七年徒刑。从他身上我看到历史书上所说的“前朝遗老”的形象。傅子庚还告诉我这个组那位叫袁胜的呆头呆脑的衡阳人过去是修鞋匠，整日劳累，养不活家口，听说劳改队有每月四十斤大米的稳定供应，就写了张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自己送到公安局，结果被判了五年徒刑。袁胜经常是夜里政治学习时被批判的对象，因为他总是说他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才写那张标语的。学习组长吴老头就批判他不认罪服法，因为他认为犯罪不是因为他自己坏，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给他活路。

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傅子庚如此信任我。他告诉我，与他一块越狱逃跑的另一位犯人知道我的大名，他们都把我看成一位敢于向当局挑战的英雄。我慢慢从傅子庚口里知道了一些他自己的故事。傅子庚是一九五九年后大饥荒时从农村逃到城市里开始他的扒窃生涯的。他被判了五年徒刑，逃跑过两次，都未成功，被加刑到十年。第三次逃跑就发生在我来三大队之前不久。那时傅子庚被关在“小号子”里。我看见过那个小号子，那是在围墙内一排监房的东头。我们住的监房门是敞开的，大约有6*3米大，上下两排通铺，能住十几个人。小监房只能住一个人，每天门是锁着，条件比看守所还差，食物也比看守所还少。凡是犯了监规的人就被关进小号子，以示惩罪。傅子庚被关在小号子半年。他的一位朋友利用送饭的机会给他送进去一把小铁锨。他利用这把铁锨用三个月时间挖成一个地洞。这个地洞直通四公尺外的

围墙外面。一天半夜，傅子庚终于挖通了这个地洞，他没法估计准确时间，就在离天亮不久时逃离三大队。第二天一早，看守军人发现了这个地洞，马上乘车追踪，在建新农场北面抓获了他。傅子庚在讲这段故事时面带笑容，他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他向这个世界上的人讲述他逃跑的经验。

我虽然早就放弃了逃跑的企图，还是时常情不自禁地考虑逃跑的可能性。这可能是由于判刑对我的打击太大，劳改队的生活条件出人意外地差。有天我们在种水稻的水田里清理排水沟，冬末春初水田里的水已全部放干，田里种的紫云英正在慢慢地长起来，显现出一片新绿。我们站在沟边的田埂上用铁锨将排水沟两边的草铲到沟底，然后站在沟底将杂物铲到田埂上，并把沟加深。

劳动中间，有抽一支烟的休息时间。吴老头招呼大家抽根烟。我坐在离吴老头不远的田埂上，问他建新农场三大队北边是什么地方，他告诉我是二大队，二大队过去是一大队。“再过去呢？”“是钱粮湖农场。”

“钱粮湖农场离我们多远？”

“那可就不清楚了。”

远处的主干路上有一辆牛拉的木轮车在慢慢移动，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运输工具，也忍不住问吴老头，“那牛拉的车是做什么用的？”吴老头看去有点不耐烦：

“那是运肥料的牛车，赶车的是‘自由犯’。”

“什么是自由犯？”

“就是那些可以单独劳动，不要干部监督的犯人。他们多半是快满刑的人，案子不重，又表现好的。”

“我们不是也没有干部监督吗？”

“我们这是老弱组，都是跑不动的人，所以没有干部跟着。等大队人马修堤回来后，你会回到强劳力组，这些组天天都有干部跟着，早一年甚至还有武装持枪的监督犯人劳动。”他的语气好像是说：“你能和我们在一起没有干部监督，真是天大的福份！”

我忽然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循声看去，有一条砂石铺成的公路穿过三大队的田地。我又忍不住问：“这条公路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

“从华容县来到岳阳县去”。

汽车的声音消失在它扬起的尘土中，我想着卡车车厢的样子，又在走神，如果我能趁司机不注意爬上了那车厢，并用什么东西把自己掩藏起来，我不就有机会逃出去吗？

第二天早晨出工前集合时，稽队长站在犯人队列前，狠狠盯我一眼，厉声说：“有些家伙逃跑思想不死，成天打听如何逃跑的路线。我警告这些企图逃跑的反革命分子，傅子庚脚上的铁镣就是你逃跑的下场！”

我大吃一惊，显然我昨天与吴老头的对话已被一字不漏地报告到稽队长那里去了。从此我发觉我受到特别的监视，我成了一位有逃跑思想的危险犯人。有次我被人从劳动工地叫回三大队办公室接受长沙来的人保组的人讯问有关文革中的事情，讯问完后，稽队长命令值班犯人押送我回劳动场所，我不能单独行走，因为我有逃跑思想。

修堤任务完成后，一个早春二月天，傅子庚又被关进了小号子。那时三大队所有犯人都从外湖回来了。我几次到伙房去挑饭或打热水时，经过小号子门口，他都在门上的圆孔里与我打招呼。他小声说：“这回小号子里全是水泥地了，味唠的！”不久农场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闸口”外的湖滩上开了一次“宣判大会”。那是个充满春天气息的日子，田里的绿肥（紫云英草和油菜）差不多盖住了棕色的土地，天气十分潮湿，到处是那种南方乡下春天的气息。闸口是建新农场西边围住洞庭湖的大堤上的一个大闸门。灌溉内湖七个大队的水就是由这个闸门调节。二月底三月初，堤外的湖洲还没被水淹没，宣判大会就在那渐渐变绿的湖洲上召开。老犯人告诉我每年的宣判大会都在这里开，每次宣判会都在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前开一次，总要杀一两个犯人，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但那年春天与往常不同的是，会场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贴满了一个新的被称为“一打三反”运动的标语。

内湖七个大队的一万多犯人黑压压地坐在湖洲上，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米远有一挺机枪直指人群。我坐在人群中，看着各个大队的干部站在队列的后方，用仇视的目光扫视犯人，心中在猜想谁是今天被加刑的倒楣蛋。我还在想，当我舅舅、我哥哥及刘凤祥被打成右派后，第一次参加这类劳改队的宣判大会时，他们对自己政治犯的身份和对自己的政治观点会有什么感想？出人意外地，当农场军管会干部宣布将死刑犯押上来时，其中一个竟是傅子庚。傅子庚与另一个稍微比他年长的年轻人各被两个军人拖上台，他们都被上了死绑。傅子庚背上插的罪名标牌是“反革命逃跑犯”，另一位的是“反革命重新犯罪”。我从未听过“反革命逃跑犯”的罪名。从那军人宣读的判词我才知道，傅子庚被指控三次越狱潜逃，并且在监房内“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共产党。另一位被指控为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一次看到如此熟悉的人被死刑，而且罪名主要与思想言论有关，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怖。看得出来，对傅子庚判死刑是特别针对劳改队那段时期频繁的逃跑事件。特别是大部份犯人从外湖回来后，三大队的围墙里脚镣声不断，那都是逃跑失败被抓回来的犯人的脚镣响声。有位老犯人告诉我，当时三中队就有十个犯人“在逃”，他们是成功的逃跑者。

傅子庚那天脸色灰白，看得出，他也被这一反常规的判词吓得魂不附体了。文革前从未听说只因逃跑而被加刑的。一般逃跑被抓回来的人只是补足刑期而已，只有在逃出去后重新作案的才会经过法院加刑。

那次宣判大会后，我被分到强劳力组。这个组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到那个组的第二天早上出工前，稽队长把一位犯人叫出队列，他阴沉着脸，从鼻子里哼道：“给我跪下！”那个犯人争辩道：“我没犯事呀！”稽队长吼道：“你什么意思？你企图组织逃跑，以为我不知道，给我捆起来！”几个组长马上找来绳子，把那可怜的犯人按倒在地捆起来。接着稽队长下令把这个犯人的被子衣服全写上大大的劳改字样。

“一打三反”运动在建新农场开展起来了。每天夜里的政治学习我都听到各个监房里犯人批判犯人的吼叫声和被批判者挨打的声音。墙上贴满了标语：“彻底交待逃跑思想”，“彻底交待余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重作新人”。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全大队大会上，一位姓刘的教导员作了一个动员报告，他说：“你们中有些家伙对亡国共产不甘心，对无产阶级专政恨之入骨，日夜盼望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复辟。还有些家伙贼心不死，企图逃跑，以回到社会上兴风作浪。你们中还有些家伙有不少余罪没有彻底交待。在这次运动中，你们要彻底交待三盼思想、逃跑思想，彻底交待余罪……。”

我所在的新组的批斗对象有两位，一位是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孩子，他听到他的父母和爷爷（都是“贫下中农”）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日子比共产党时代好得多，他自己又有一九五九年挨饿的悲惨经历，所以对国民党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他用小刀在木柱上刻了不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这些手刻的图样被人发觉后，他被判了十年徒刑，判刑时他才十五六岁。到了劳改队他旧习不改，还是在木柱上刻着青天白日徽章图像，被干部视为“反改造份子”，成了第一个被批斗的对象。

第二个批斗对象是个叫刘桂农的高个子，他三十岁不到的样子，讲一口湖南茶陵话。像传统的乡下农民那样，在光头上缠着一条毛巾，很少说话。他看去是那种非常老实、本份、反映迟钝的农民。但是批判他的小组会后，我才知道，他曾经成功地逃跑出去，是那种“大智若愚”，做“扎实事”的“老实人”。

我们的学习组长是一个邵阳的中学的教员，因组织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他那段时间正在争取得到干部的信任，经常向干部打小报告，斗争其他犯人不遗余力。那天晚上政治学习开始后，稽队长站在我们小组的监房门口，阴沉沉地说：“刘桂农前年逃跑出去七个多月，重新犯罪被抓获后，一直不彻底交待他的新罪行，态度极不老实，你们组以前对他的批斗太温和了，是不是有人同情他呀！”稽队长说完就到别的组检查去了。剩下的批斗会由学习组长主持。大家都知道稽队长的话意味着，今天要对刘桂农动武。

学习组长向刘桂农吼道：“刘桂龙站出来，给我跪在地上，你今天如果不交待你的罪行，我们绝不让你过关！”刘桂龙并不反抗，跪在地上慢慢述说，他去年逃跑出去后扒了一百二十元钱，四十七斤粮票的过程。周围的监房已响起用扁担打犯人的声音。我们小组也有人站出来叫道：“刘桂农，这些事我们早就知道了，你还用它们来对付我们呀！”学习组长站起来，“今天我们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是不会彻底交待的。”刘桂农仍一声不响。学习组长找来一捆绳子，一边动手捆他，一边唠叨：“你今天是不见棺材不流泪，要顽抗到底了！我让你知道什么是吊半边猪的味道。”不到十分钟，刘桂农的一只手一只脚被吊在监房内的梁上，学习组长和生产组长把绳子扯紧，刘桂农另一只脚和手也离了地，疼得他像被杀的猪一样大叫。才几分钟，刘桂农就嚷“我交待，我交待！”那一夜，刘桂农交待的扒窃的金额上升到近一千元，粮票上升到数百斤。第二天，稽队长指令他留在监房里写交待，他哭丧着脸说：“我不识字”。我被指定替他记录。后来我才知道，刘桂农根本不是文盲，他假装不识字是一种不留下亲笔招供的手法。我听他讲了一天他的故事，一边听一边记录。他原来是乡下一个农民，后来替生产队出外做生意，学会了伪造提货单到国营工厂冒领商品。后来又学会了扒窃。两年前他被判十年徒刑来到三大队。他劳动十分卖力，从不多说话，受到干部的信任，还当了生产组长。前年秋季摘棉花季节，他趁棉树长得最高的时候从棉田里逃走了。由于他每天摘棉的产量最高，质量最好，还是生产组长，没有人怀疑他会逃跑，都以为他回监房了。直到天黑时，大家才肯定他已逃跑，但那时也追不上了。他告诉我，他逃跑出去后的半年都是靠扒窃为生。他一件件讲他扒窃的过程，其中一件特别使我吃惊。有天他在火车站找“鱼”，看到一位年轻的妇女带着一个大包袱在等火车。他趁机扒了她的钱包。他在厕所里将钱点了一下数，出来时见那妇人已发现丢了钱，正在到处寻找，尤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不禁起了恻隐之心，走过去问她出了什么麻烦。他又假装帮她找了一阵，然后慷慨“解囊”，将扒来的钱的大部分假装赠送给她。他假装与她同路，又在一块坐了一天火车，到了目的地城市后，他俩已如胶似漆。同居了两夜后，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刘桂农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每次有了很多钱都要回家一趟，送给周围的朋友熟人不少礼物，所以家乡的干部群众对他都十分好感，他也从未在家乡出过麻烦。

几天后，我才体会到刘桂农不但扒窃和逃跑是“做事扎实的老实人”，而且还很有政治手腕。刘桂农被学习组长“吊半边猪”后不久的一天早晨，稽队长就在集合出工前把这位学习组长叫出队列，把他臭骂一通，“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人不知自丑，马不知脸长，以为可以轻易骗取我们的信任，你才当了几天学习组长，又在反改造了。”接着当场撤销了他的小组长头衔。后来一位同犯告诉我，肯定是刘桂农打了他的小报告，说他抱怨肚子吃不饱。这位“反革命”以后再没有那样积极批判“同犯”了。而刘桂农还是那样从不说话，对人仍然十分厚道，但做出来的事却扎实得很。

14. 宾师傅

我差一点下决心杀死宾师傅，我后来的好朋友。我从建新农场被“人保组”押回湖南省公安厅看守所后与宾兰庭师傅同住一个号子。文革“二月逆流”时我因支持“湘江风雷”被保守派抓起来坐过牢，正好就是关在这个公安厅看守所。四年后重进这个看守所，心情特别凄凉。四年前，我和被关的造反派的朋友相信不久就会平反，我们在监狱里绝食抗议，要求与当局谈判，不到一个半月，我们就被释放了。

而这次，我是被毛泽东、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亲自点名以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我回长沙的路上到处都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到处是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布告，上面名字划满了代表己执行死刑的红叉叉。刘凤祥已被杀害，而党团员和保守派还贴出了“强烈要求人民政府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张家政”的标语。我坐在押送我去公安厅看守所的车上看到这幅标语时，第一次感受到死的恐怖。我想起了一九五零年代初的镇反运动，那时很多国民党的地方官员和地方绅士就是当局根据这类呼吁，以“民愤极大”为由，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而执行死刑的。

一走进阴森可怖的“模范监狱”，我就听到死刑镣“叮当叮当”的响声。那响声时时提醒周围的人，有同类正在清醒地不可抗拒地等待着自己的末日。

我一走进十三号，就看到靠窗的木床上一位白发老人坐在被窝里。这个木床占了整个房间的一半，大概可躺三、四个人的面积。后来我知道他叫宾兰庭。我对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到他可能是当局派来监视我的。因为我当时怀疑自己也会马上被判死刑，在人世间的日子已不久了。而监狱当局总是把死刑犯与其他犯人隔绝开来，并派一个他们较信任的犯人去监督他，以免他自杀或出其他意外。

宾兰庭从床上爬起来给我让铺位时，我才发现他个子矮小。他脸型长，看去很古怪，是那种比较难看的中国人。他脸上是那种典型的世故中国人有意装出的麻木表情，看去似乎呆滞，实际上却使人感到脸后有脸，后面的脸一定是一种复杂、警觉和提防的表情。他的穿着不象工人，不象干部，而像闹市区的市民，这类人的背景最为复杂。我由于有种“临死前的偏见”，对周围一切安排都会猜疑为与自己的死刑有关，所以对宾兰庭没一点好印象。

安顿好铺盖后，我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短短的一生，少年时代一些美好的景象，甚至歌声、气味都浮现在我脑海中，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我产生一种对世界的美好印象，我强烈地希望活下去。人间的一切，哪怕是痛苦都那么值得留恋。

第二天，人保组那个最可恨的陈苓梅和另一位老干部模样的人提审我。陈苓梅杀气腾腾地告诉我：“我们把你调回长沙是要你进一步交代你和你的同伙的罪行。今后你不能与家属直接通讯，你需要什么，告诉我们，由我们转告你的家属。”我深感自己处境的危险，以前，每月家属都能给我送一次东西，我每月可给家里写次信。到劳改农场后，我被告知，家属每年可与我见一次面。我基本上每月都收到家里的一封信。但到此地后，这种通讯完全被切断了。而且我被与其他犯人隔绝，只受一人监视，看来把他们所要的信息都拿到手后，我就会被处死。我已碰到很多“罪行”比我轻的人被处死。开始懂得对于中国的政治罪而言真是“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同样的事，可判刑也可释放，完全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如果政治局势不稳，当局要借政治犯的人头来“杀鸡儆猴”，那我这种大胆向现政局和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人完全够资格判死刑。

回到监房，我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将临的灾难。第一个念头就是趁未钉死镣前越狱逃跑。我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设想逃跑的计划，利用每次提审的机会仔细考察环境。我曾设想弄弯或锉断后墙铁窗上的铁栏杆，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具。最后我决定从天花板上破洞逃跑。我相信我能从号子后墙的铁窗上爬上天花板，然后通过屋顶爬到院子里，再设法越过院墙。这个计划最大的障碍自然是宾兰庭。最好是有麻醉药能使他有几个小时不能干预我。如果真要打死他，声响可能就会惊动看守的士兵。我想到有的塑料有毒性，是否能用弄碎的塑料对他下毒。

局势的急剧变化才使我这些可怕的念头消逝。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刘凤祥）。四月的一天我又听到广播，通知市民第二天在东风广场开审判大会，这个大会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政治犯）死刑。模范监狱处于长沙北部郊区，旁边有汽车电气厂、体育馆、东风广场、长沙铁路货运北站，以及一个生产绸缎和印刷粮票的劳改工厂（名为“新生绸厂”）。当时每个单位都有高音喇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些单位高音喇叭中通知的一些重要事项的有线广播。国民党时代，这里是郊区，四九年以后才变成城区。四人帮垮台后，这个监狱被改为居民居住区，大概是当局认为此处太靠近闹市区，监禁不太安全的缘故。

但是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听到死镣的声音，一切都有点反常。往常，宣判大会那天清早五点钟，看守所就是一片死镣声。看守们忙着把“死镣”换成“死绑”，准备执行死刑。将近九点钟，外面的有线广播突然宣布，宣判大会被取消了。不久，一个与刘凤祥同案、那天早上将被执行的“劳动党”成员从后窗“打电话”给我，他的死刑被改为十五年徒刑。中共中央一打三反运动中将批准死刑的权限下放到省一级，所以很短时间内地方的保守派与地方当局配合，利用这个机会迅速行动，杀了很多政治犯。但预计那次后来被取消的宣判大会的前夜，中共中央突然把杀人审批权收回北京。这样大批政治犯才免于一死。我想可能中共中央发觉地方当局已迅速将杀人面扩大到他们发动的“杀人游戏”不需要的程度。

这时我才松了口气，至少肯定死的危险已暂时过去了。那时我与宾兰庭的深厚友谊已开始发展起来，渐渐地我做出判断，他并不是当局派来监视我的人，而是偶然与我关在一起而已。

宾兰庭有很多我们年轻人看不惯的怪癖。他每天总要打十几次嗝，每天要做一次功，做气功时也要打嗝。他的嗝长而粗，像要把整个胃都吐出来一样。嗝首先从胃到嘴，嘴慢慢鼓起，很久嘴巴才张开，长长地吐出一口胃气。我真不懂这究竟是气功的一部分还是一种胃病。

大概是因为年近六十的缘故，他的屁极多，而且每次打屁，他要轻轻抬起屁股，让那个大大的屁从屁眼冲出。

每天我和他都做两次操，我是做新式的体操，他做老式的气功。早上一次，午睡后一次。

我教他怎样用纸和饭做象棋，于是下棋成了我们的经常娱乐。他很少下赢我，但他极有耐心，很少输气。他发脾气时，眉头微皱，保持着说理的语调，像个小有脾气的孩子。他对历史极有研究，看了很多明清两代的野史和正史。他也喜欢讲春秋战国的历史。有天他给我讲“急流勇退”的故事。这是战国时期秦国客卿蒯撤的故事。秦国当时是中国西部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但国王很谦虚，经常用外国长于治国的布衣为相（即所谓客卿）。有天秦王请外国人蒯彻进宫，听他讲治国之道，蒯彻开始给他讲王道（用仁义之道治国）的道理，教他如何爱护人民，“君轻，民贵，社稷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国王听不进，听着听着打起瞌睡来。蒯彻看秦王打瞌睡了，心中暗喜，改讲“霸道”，中国的“霸道“很像欧洲名著《君王论》中的理论。这套理论强调普遍人民不懂治国兴邦的权术，公众舆论往往喜欢对治国兴邦不利的政策，所以国王必须不择手段地玩弄权术，会讲假话，耍阴谋，对小民要“威之以法（这里的法是指对不服从当局施以严苛的处罚），法行则知恩”。秦王听后大喜，马上重用蒯彻为宰相。

蒯彻为相后，一天一个他养的外国食客来看他，告诉他他离死期不远，他听后大惊，问为什么他会死。此人问蒯彻，秦国历史上客卿宰相都是怎么死的，蒯彻一一回答，这些客卿宰相都是在改革成功时得罪了贵族保守派，国王一去世，新国王在保守派的压力下就将他们处死。蒯彻回答完这些问题，不寒而栗。忙问食客，他应该怎么办，食客告诉他，应该“急流勇退”。在他推行新政最成功、权势最大时，就应该退出政治，将自己的权位让给一个可以执行自己的政策的人，而自己去过悠闲的享乐生活。蒯彻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其权势最盛时，向秦王推荐这位食客接其位，自己退出政治去过他的安乐日子了。

“汉朝开国功臣韩信是不懂急流勇退而遭杀身之祸的例子，”宾兰庭在号子里背着手来回走动，背诵着韩信临死时留下的警句：“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当时正是林彪权势最盛的时候，而也是林彪离死期不远的时候，我看着宾兰庭念这个警句的神态，心中忍不住说，“好个聪明的老头儿！”他从不直接谈论政治，但中国人在专制政治下历来喜欢“借古讽今”，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他所讲的历史故事都与当今的政治有关。

我至今不知道宾兰庭具体是因为什么事坐牢的。但从他讲的故事，我猜想，他一定是因为被指控为“借古讽今”，攻击“朝政”之类的罪名而坐牢的。

宾兰庭实在是位政治斗争的观众，他并未直接参与政治，顶多只是当一个客观的评论员而已。宾兰庭经常说：“文化革命这场戏真是精彩，只是对我们当观众的来说，‘票价’实在是太贵。”

宾兰庭有天透露了自己为什么对政治产生了观察的兴趣。他告诉我一九四九年前他在长沙闹市区开一间修表店。他的顾客大多是国民党社会的大官、富商。当时他并不太关心政治，他说：“那时共产党在大部分城市可以说毫无影响力，大家都不感到共产党的存在“。可是1949年共产党突然占领了长沙。他的大官顾客们都从他的柜台前消失了。不久他看到各种各样的布告，才知道他的很多顾客（其中有些已是他的私人朋友）在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杀害了。宾兰庭讲到这里，脸上还透出一种使人心寒的恐怖，尽管事过境迁将近二十年了。“布告上没有任何罪证和犯罪事实，只有被判死刑者在国民党时代的官衔，真是太可怕了。有时一天几十张布告，上面全是执行死刑的红叉叉。这就是改朝换代呀！这就是改朝换代呀！”

回想从建新农场回长沙时一路看见的死刑布告和那些要求当局将我和其他人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标语，我完全理解他的恐怖心理。回想文革前，我心目中的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是那么美好和神圣，那时我的父母和家庭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我们全家人都充满着征服胜利的自豪感，今天我才看到了革命的另一面，多么残酷，多么没有人性、没有理性，这是千万人的生命和鲜血堆砌起来的一场灾难啊！

秋天时节，窗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这是最容易引人愁丝万缕、伤感满怀的时候，这种种情绪往往激起万千回忆。宾师傅（自从我知道他是修表的“小业主”之后，我就称他宾师傅）在这种时候往往回忆起四九年前的生活。他父亲是乡下的绅士。他在长沙读中学时，每年回去，乡下的宗族祠堂总有一桌酒席替他“洗尘”，地方上的绅士、族长和长辈都会来。宾师傅对这种乡村地方的宗族祠堂及绅士势力极有好感。他说：“中国历史上这种宗族祠堂和绅士结构往往把政府的权力隔开，使地方相对于政府有一定独立性。”他话不再往下讲，但我能理解，他要说的另一半是：“共产党把地方绅士和祠堂宗族势力完全消灭，把地方完全置于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人民完全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宾师傅喜欢回忆地方祠堂礼节的细节，那种津津乐道反映出他对共产党社会不讲礼仪的状况十分不满，尽管他从不直接表示这种不满。

有两次他直接表示了对共产党社会的不满和对国民党社会的留恋。一次是他看到《湖南日报》（这是当时当局给我们的唯一阅读物）上说湖南东部盛产茶油的农村茶油丰收的消息时说：“我们家乡解放前每年产茶油八十万斤，而解放后年产量不到解放前的三分之一。谁都知道把茶油分给私人就会增产，但谁都不敢这么说，说了也没用。”另一次他看到《湖南日报》报道赤脚医生的消息，忍不住说：“这还不是把以前的地方中医都打成土豪劣绅，赶的赶，关的关，杀的杀，结果乡下缺医少药，又来搞赤脚医生。”他对国民党军队的印象比对共产党军队的好。他经常说起他中学时代在家乡碰到的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营长。那营长能讲一口极好的英语，十分有礼貌。而后来他碰到的共产党的军官连中国字都不太认识。

他倒是经常正面赞叹毛泽东的能力。他和我讲起明史时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时把前朝的地方绅士势力完全消灭，从下到上完全换人，这种朝代是最稳定和寿命长的，而国民党的朝代是极不稳定的。我问：“为什么？”他轻声细语道：“国民党把旧朝代的基层组织和绅士阶层完全保留下来，没有像共产党那样彻底改朝换代。毛主席是了不起，他就把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完全消灭了，从上到下完全换人。”他不再往下说，但我可以体会到，他的这一套改朝换代理论是想说明，共产党朝代的稳固不是因为它的开明，而是因为它的残酷。

尽管对共产党朝代的残酷心寒，但宾师傅却有一种中国老一辈人中相当普遍的犬儒主义。他总爱说：“只要一个国家不打仗，有几十年总会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对改朝换代的灾难印象太深，大家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

他对毛泽东政治的批评相当间接，有次我告诉他，我在劳改农场碰到很多因为批评毛泽东而被判刑的人。他说：“当家三年狗都嫌。”他镜片后的眼睛正盯着他手里的一枝笔，仔细端详，就像他在修只复杂的表一样。

宾师傅虽是个政治的旁观者，有些观察却很像是个局内人。他有天在看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时，样子像在设法修理他的顾客的手表一样，自言自语道：“没有三五年，刘少奇这条线的人怕是拣也拣不清，加上还有文革中新出现的反对势力。”他的口气听来像是他正在毛泽东的位置，运筹帷幄，把政治当作他的专业技术问题一样。

那段时间，报纸上天天在吹捧林彪，把他说成是毛泽东的当然接班人。一天宾师傅看着《湖南日报》上林彪和毛泽东的照片，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康熙皇帝传位的故事吗？康熙有几个儿子，他最喜欢十四王子。十四王子为人厚道，胸怀经世之才。康熙也很喜欢四王子，四王子很懂韬晦之计，人也很聪明，但就是心地尖刻，所以康熙对他不放心。”宾师傅那对不轻易流露感情的眼睛在他那老花眼镜后眨动着，一副与世无争的神色。

“康熙皇帝留下遗嘱‘传位十四王子’。他驾崩后，人们打开遗嘱，却看到‘传位于四王子’，‘十’字被人偷偷改成‘于’。四王子接过王位，马上把其他王子监禁，一个个把他们弄死。他就是清史中的雍正皇帝。”我听得懂他的借古喻今的潜台词：“你应该明白毛泽东传位给林彪是怎么回事了吧？”

我和宾师傅在一块住了十个月，第二年开春前，一打三反运动已经过去，我也被押回建新农场，离开时，我们已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一九七八年我出监狱后在长沙他所在的钟表修理行看到他，我还请他到我们家来做过一次客。他没有被判刑，林彪事件后他就释放了。他是高级钟表技师，钟表行需要他，他又回钟表行重操旧业。他到我家来做客时还保持着国民党时代的礼仪，见了我父亲毕恭毕敬地行了个鞠躬礼。

宾师傅的修表作坊于一九五六年被强迫公私合营，他的私人房产第一层被政府强占开了一个书画店，第二层他一直保持着私产权，作住房用。那是长沙繁华的五一路上的一幢临街房子，我去那里做过客。做客时，宾师傅告诉我，和他情况类似的一个小产业主，后来一直坚持开一家私人童装店，文革中政府没收了他的房产，说他抗拒社会主义，把他赶到大街上，露宿街头。后来这个小业主不明不白地死在大街上。

我一九八零年最后一次见到宾师傅时，共产党正在退回私房。我问他：“您是否有兴趣再自己开店呢？楼下的临街铺面是做生意的黄金地皮呢。”宾师傅摇摇头，他说他已经决定从五一路搬走，把这幢楼的二层也让给政府，条件是政府分给他两个单元郊区的公寓房子。他的儿子马上要结婚，需要一套独立的房子。这真使我感到意外。宾师傅是那种工于心计，精于计算，看重财产、技术和事业的人，结果在共产党执行开明政策的时候却对财产和事业完全失去了信心。我想起宾师傅在六栋里给我讲韩信的故事时的神态，我知道这种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他一定借古鉴今，对中共这个朝代的演进想了很多。他的举动说明了他对这个政权已完全没有信心，但又无可奈何。

15. 余总工程师

一天下午，我正在地上做俯卧撑，才做到第二下，宾师傅小声说：“有人来了！”哐啷一声锁响，卢所长将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关进了号子。他抱着一大堆被子和行李，放在床上后又转过身敲门，原来他还有一箱书放在门外。卢所长让他把书搬进来后重重地关上了厚实的门。新牢友看去很像电影中的资本家，白白胖胖的，上唇留着一撮胡子，肚子大得翘起来，走起路来象只大企鹅。但他的目光炯炯有神，样子十分精明。那时的中国，一般老百姓中很少能看见他那样的胖子，大多数人都瘦得很，尤其是在牢房里，更看不到他那样的胖子。只有高干和有特权有地位的人才可能如此胖。我和宾师傅都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几分敬畏。他的胖说明了他身份的不凡，他一定是那类老百姓称之为大脑壳的有地位的人。

他从一包行李中取出几个瓶子问我道：“我靠墙睡好不好？”意思是靠墙方便放他那些瓶子和书。他的声音听去十分温和、浑厚，地道的长沙城里话。好几天后我才知道，那些瓶子里装着他家里人送来的猪油、葡萄糖和蜂王浆。我们也知道了他的名字——余裕一。

老余是那种长于言谈的人。他每天都有一些故事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他的第一个故事是他在长沙街上一家面馆看到的一场冲突。

“那天我在一家面馆吃面，我旁边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北京人模样的红卫兵，穿着旧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他们各要了个酸辣面。等面送来时，他们又要求换肉丝面，吃完面后，他们起身就走。服务员上前拦住要他们付账。其中一个高个子红卫兵用手打了一个响碰，傲慢地问‘付什么账？’”

“你们吃了肉丝面，要付钱呀？”

“肉丝面？哦，我们是用酸辣面换的肉丝面呀？”

“可你们也没有付酸辣面的钱？”

“我们没吃酸辣面怎么要付钱呢？”

“面馆的服务员急得骂起人来，‘你们屙屎横霸蛮？’那个红卫兵大怒道：‘这整个天下都是我老子打下来的，我老子打蒋匪帮时，你还不知道在哪个女人肚子里呢？’服务员也不示弱：‘不怕家穷，只怕子不肖，你老子有这种崽只怕也会死不瞑目。’那两个高干子女把嘴一抹就跑了。面馆的人听得出他们肯定是北京老红兵，也没人敢去追。可惜那时长沙的造反派还不大成气候，要不然，造反派可给这些高干子弟好看的。”

老余讲这个故事慢声慢气，十分温和，但听得出他对保守派红卫兵的不满和对造反派的同情。第二天，他又给我们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过苦日子时（老百姓都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称为过苦日子），头发夹子、胶鞋、茶缸都买不到，买什么都要排队，一碗放了几粒米和糖精的甜开水都要卖一角五。我们虽算是高级知识分子，有高薪，但有钱买不到东西也要挨饿呀。每次发了工资，我就给我儿子和女儿一些钱，让他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看到排队就去排上买些东西回来。他们有时买回一个茶缸，几斤水果糖。有天我儿子回来给我一叠火车票，我问他这是给谁的。他说‘好长的队呀，我排了两个小时才给我们家一人买了一张票’。我生气道：‘我们又不要出差，买火车票干什么？’‘您不是说不管什么，看见长队就去排，能买多少就买多少，把手上的钱用光为止。我今天把您给我的一百元钱都用光了呀！’”老余的故事还没讲完，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我听这类笑话多了，发觉老余的笑话都是政治笑话，笑完后，听者能慢慢体会他对共产党社会的讽刺。后来我发觉，这类政治笑话都不一定是真人真事，而是老余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编出来的。

比如他告诉我们，有个高干刚解放时没看见过打篮球，他第一次看到篮球赛时，马上大怒，下令停止比赛，并且要机关负责娱乐的干部马上去买百十个篮球来，他还教训他的部下：“这太不像话了，十几个人抢一个球，好像我们社会主义连球都不够给大家玩的，给他们一个人一个球，让他们玩个够，知道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想起来，我在左家塘听过这个故事，而其中的主人公不是共产党的高干，而是1930年代山东省主席韩复渠。老余有天说，共产党刚接管长沙时，听说交通规则是行人汽车全部靠右，一位高干大怒道：“这怎么行，行人都靠右了，那左边谁走呢？”旁边有懂交通规则的告诉你，对面来的人靠右对我们来说就是靠左。这位“大脑壳”好不容易明白了“行人靠右”意味着两边都有人走，但还是怒气冲天，“共产党是左派，怎么能让人们全靠右走呢？不行！要改过来，行人全靠左！”

我听了老余这些故事，一边笑一边想，他坐牢一定与讲这类政治笑话太多有关系。但是后来我才发觉，老余坐牢的原因比这复杂多了。老余告诉我，他是四十年代中在美国耶鲁大学拿的土木工程硕士。他回国时正当抗战结束，大家都想干一番大事。程潜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失败后，回到湖南，决心干一番大事。他成立了建设厅，从美国和国内的名牌大学罗致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准备在湖南建设公路、水利工程和工业企业。老余就是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老余对程潜十分尊敬，他告诉我程潜回湖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三七减租，使地主收的地租从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五。老余说，程潜比蒋介石更器重知识份子，重视建设事业。新成立的建设厅完全由留美回国的年轻人掌握，程潜对他们委以重任。“那时的省政府只有四个厅：教育厅、建设厅、警察厅、税务厅。哪像现在一百多个厅局，光是工业就有轻工业厅、重工业厅、第一轻工业局、第二轻工业局。程潜时代的省政府的规模不到现在省政府规模的百分之一！”老余告诉我们程潜是位有魄力的人，他要扩建和整直长沙市的马路，特别是把八角亭商业中心的麻石路都改成柏油路，这需要搬迁一些商号，触及一些商人的利益。很多受到影响的商人给程潜偷偷送去金条。程潜一律拒收，到一九四九年前终于完成了一些重要道路的整修。

程潜是国民党时代的最后一任湖南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兵临城下时宣布起义，帮助共产党和平夺取了湖南。他手下的建设厅和老余这批知识分子也跟着他进入了共产党省政府的“水利电力厅”。五十年代湖南的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和电力工程都是由这批人设计的。文化革命中，林彪宣称“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湖南有深厚的基础。”因此程潜及其部属成了文革打击的一个目标。我碰到老余前，程潜在我心目中是个老朽无能的国民党官僚。从老余那里我才知道程潜是位对地方建设极有贡献的政治家。

老余有很多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书籍。我告诉他，我希望修完高中的数学。他很高兴，马上和我一起订了个学习计划，从对数开始，每天学两小时，直到我们分手。老余很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记得第一堂课他给我讲的故事是工字梁的来由。他告诉我工字梁是由一个少年最先想到的。他在纸上画下一根受力的横梁，发觉一根横梁受力时，这根梁的上部被挤压，而下部受到拉力，但在中间的条线上梁不受任何力的影响。所以去掉梁的中部不会减少梁的受力能力，但却能减少梁的自重。老余强调工字梁的发明完全是一张纸，一支笔和逻辑思维的结果，后来的实验只是验证了这个逻辑思维而已。他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毛泽东的“实践论”。那个时代，毛泽东的实践论是所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必须遵从的哲学原则。老余告诉我，有天他在一个学校教物理课时，一位成绩极差的学生知道他不会骑自行车，站起来为难他：“你讲力矩、力臂，平衡讲得玄乎其玄，你能不能在自行车上示范一个平衡给我们看看，毛主席说的实践出真知嘛！”老余说，“我就告诉他，理论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预见不能实践的事。比如没有人能举起地球，但我却能用杠杆原理证明，只要有足够长的力臂，任何小孩都能用一个杠杆举起地球。我也告诉他工字梁的发明过程，发明工字梁的人没有做过实验，他只是用一支笔一张纸进行逻辑推演。”

老余当时还在计算各种输送液体的渠道横断面在不同径流变数下的最佳形状。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微积分用来求极值在工程技术中的效用。文革中，大家都忘掉了数理化的功用，一心只考虑政治，而且所有学校都在批判文革前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从老余的工作，我渐渐明白了数理化的巨大价值。老余经常拿出一个又大又厚的本子来看，有时还在那本子上写些东西。在我再三追问下，他告诉我，那是他文革前就开始写作的一本书，是一种固体比重仪的设计。老余在另一个号子里时完成了这本著作。老余的固体比重仪是一个形状像对数曲线的容器，其中盛着液体。人们只要将被测的固体投入这个容器，就能立刻从刻度上读出它的比重来。就像人们用液体比重仪测液体的比重一样。从老余对那本书的态度，看得出他在上面花了不少心血，并对其抱以厚望。当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统治了所有人的活动，当局的政治目标成为主宰一切日常生活琐事的准则，所以老余讲起他的业务来，总少不了涉及政治。一天他向我详细讲解“径流系数”的定义，他举例说，“全国农业的模范，大寨大队三次修坝蓄水，但每次他们都不测量周围山坡的径流系数，不计算最大径流量，结果一下大雨，坝就被山洪冲垮，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要全国人民学习他们这种不科学的蛮干方法。”

我正在认真听老余的讲解，门锁大响，那响声是如此突然，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往常开门前，总有一些脚步声。一位军人大声呵斥道：“出来，快，不准拿任何东西！”两排监房间的走廊里是其它号子里的犯人，他们也被同时赶出号子。每个号子门口都是军人，走廊的一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我们站在走廊里，军人们走进号子，接着是一片噼哩啪啦的声音，原来军人在突击搜查号子。后来我才知道，每一年或两年，有一次这样的搜查，主要目的是搜查违禁物品，对政治犯主要是企图发现反对当局的文字，以作为罪证。近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号子，号子里就像遭了一次抢劫一样，衣服被子被丢在地上，所有的角落都被搜查过，老余那些装猪油的瓶子不见了。后来我们听说一打三反运动后，六栋里加强对犯人的管理，猪油也不准家属送了。

“我的书呢？”一听老余的那凄惨声音，我知道一定是他那本著作不见了。老余马上开始用双拳捶门。一个军人走过来怒声喝道：“什么事？”

“我的一本著作手稿不见了。那是我辛辛苦苦几年来的心血呀，那是本技术书，除了水利工程专业，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呀！”

那军人冷笑一声：“你还想搞‘技术第一’，走‘白专道路’呀？死了这条心，老老实实改造你的反动世界观吧！你所有时间都应该学习毛主席著作，反省自己的反动思想，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对你、对社会毫无用处！”他啪地一声扣上了号子门的小圆孔上的木盖。宾师傅小声说：“秀才撞上兵，有理讲不清！”老余却扒在门上嚎啕大哭起来。

宾师傅和老余都从来不知道劳改队是什么样子，所以很喜欢听我讲在建新农场三个月的经历。我告诉他们建新农场是什么样子，多少犯人，犯人每天做什么工作，吃什么。他们很有兴趣听到这些事。我又告诉他们，我在劳改队碰到的不少老犯人都留恋刘少奇。文革前刘少奇当政的时代，犯人的日子好过得多。那时犯人的零用钱是二元而不是文革中的一元五角。每个大队有小卖部，犯人可以自己买东西。而现在却只能通过干部买东西，小卖部也撤销了。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老余却很不以为然，他说：“刘少奇有什么好的，一九五七年他打右派也是急先锋，根本就不懂管理国家，他居然还说机械化不适合中国的农业，现在的农业机械化虽不好，机械化水平越高，农民反倒越穷，但如果让私人管理，机械化一定适合中国大多数农村。”我忙问他：“你一九五七年也受过波及吗？”“是呀！我一九五七年被划成极右分子。原因就是我关心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时，托我在海外的朋友发过贺电。”他告诉我，自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根本不敢向人提起台湾，一听到有人在讲与台湾和国民党有关的事，马上走开躲得远远的。

有天晚上老余和我讲起他们几位从美国回来的同学抗战胜利后一起议论时局。他们都对二次大战后共产党阵营的发展深感忧虑。“我告诉我的同学，当年如果日本人与德国人密切配合进攻苏联而不进攻中国，德国人也向东打，而不向西打，那苏联就会被消灭，整个世界就再不会受共产党威胁了！”他的口气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从他的话听得出，他是宁愿希特勒称霸世界，也不愿看到共产主义在世界发展。老余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几十年前，好多人都在说共产赤祸可怕，今天看起来，实在比当年想象的还可怕！”他停一停，“哪怕按斯大林的意思，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共产党以长江为界，各治半边天下，我们也不会像今天这么惨！”

老余有时也学究气得有点过分。他会为“蚊子是否能闻到人肉的气味而追寻人的踪迹”而想半天。经过好多天的观察，他终于得出结论：“蚊子是能闻到人的肉香气而跟踪而至的” 。当他大声将他的研究结果告诉我和宾师傅时，我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但老余也很会讲爱情故事，他花了三个晚上给我们讲他在北边大号子里从一个判死刑的政治犯口里听来的隔壁新生绸厂（劳改工厂）的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叫刘家进，他是一个地下政党“中国民主党”的成员，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被抓以前他是个机械技工，判刑后被送到新生绸厂做纺织机的保全工，专门负责修理、保养和改进纺织机器。女主人公叫王白兰，是五十年代长沙一个“黑”社会圈子的歌手。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多是国民党时代上层社会人士的子女。一九四九年后，长沙很少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文化娱乐生活。这些年轻人在五十年代初经常聚会，有时跳舞，有时唱歌，很多舞蹈（例如伦巴、探戈）和歌曲（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都是当局禁止的。所以这个娱乐沙龙不久就被当局指为“黑社会圈子”，参与的年轻人很多都被判刑，王白兰也被判五年，在新生绸厂织布。新生绸厂是个女犯集中的地方，刘家进这样的男犯人极少。他这样潇洒的男子汉，自然成了女犯们注意的焦点。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在监狱里实行一种所谓“牢头制”。少数被当局认为表现好的犯人被任命为“牢头”，牢头直接管理小组的犯人，而干部只管理“牢头”。王白兰这个组的牢头是个与奸夫一块谋杀亲夫的女人。她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被减为二十年徒刑，她姓孙，大家都叫她孙二娘。这个组的女人们在吃饭，睡觉前都要议论刘家进一番，有的骂他“郁实鬼”（意为对女人的调情没有反应的笨男人），有的在嘟哝，“别看他小白脸，真的上床可不一定行！”只有两个人在这种议论中一声不响，一个人是白兰，她真的爱上了家进，当然不会附和这些议论。另一个是孙二娘，她是牢头，自然是一本正经，不参与这类议论。那时新生绸厂的粮食定量不高，女犯人大致可以吃饱，男犯们却吃不饱肚子。白兰注意到家进每次中午吃饭时，饭盒总是吃得一粒不剩，于是每天总是留下一点饭包在纸里，趁人不注意放进家进的工具包。家进吃了好多天这种饭，终于发觉“狐狸精”是白兰。白兰有次生病，两天没出工，家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被孙二娘看在眼里。第二天孙二娘把家进叫到一边，告诉他“白兰是为你得的病，你要不要去看看她？”家进着急道：“我怎么能去她的监房呢？”孙二娘盯着他，十分关怀地说：“我明天让白兰在我的号子里呆一个小时，你可以去那里看她。”原来牢头属于“自由犯”，一个人有一间小号房子，住得离车间较近。第二天家进假装检查机器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里，推门进去，果然白兰在那里。两人大喜，抱作一团。自此以后，白兰每月总要“病”一次。他们俩发生第一次肉体关系后的第二天，孙二娘游荡到家进身边（牢头那时是不做体力活的，她的任务就是监视其他犯人工作），问他最近几期为什么老出毛病？家进忙答：“没有老出毛病呀！”孙二娘反而高声道：“做事老实点，专心点，不要东想西想！”她的指责甚至盖过机器声，引得其他女犯们伸过头来，以为发生什么大事。第三天，白兰又没有出工，家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快吃中午饭时，孙二娘走过来对他耳语道：“今天下午两点钟到我小号子去，白兰在那里等着。”家进左思右想，想不出出了什么毛病。“孙二娘昨天凶，今天一副关怀的样子，不会出事吧。是不是那次做爱有什么后果了？也不会这么快呀！”家进思索了半天，中饭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还不到两点，家进就游走到孙二娘的小号子边。推门进去，不见白兰，却见孙二娘面带红润笑吟吟地坐在那里。家进忙问出了什么事。孙二娘笑道：“什么事也没有，只要你陪我玩一会儿。”说完抱住家进就要脱衣服。家进反抗道：“这怎么行？”“怎么不行，你与白兰行，为什么与我不行？你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可没你的好处！你也不要应付我，应付我，你下次就不能在这里会白兰了！”家进这才发觉上了圈套，但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强打精神满足了孙二娘。从此之后家进几乎每月要与两个女人各幽会一次。他心里充满对白兰的负疚，但又无可奈何，也不敢把真相告诉白兰。

家进困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心中十分痛苦。终于，有天白兰告诉他她已怀孕时，他把孙二娘的诡计也告诉了白兰。他问白兰怎么办。他愿意做任何白兰要他做的事。白兰前思后想，也找不到摆脱羞辱的办法：如果家进拒绝孙二娘则意味着她与家进的幽会到此为止，如果不拒绝，则他们却会因为这种三角关系而窘迫不堪。白兰最后告诉家进，三天后再告诉他，她要他做什么。三天后，家进收到白兰的一个字条，要他与她及他们的孩子一块去死。那是个凄风苦雨的日子，人们发现新生绸厂围墙的电网上挂着两具尸体，后来的消息告诉人们女尸中还有一个不满月的胎儿。

老余讲完他的故事，我忙问这是真事，还是人们编出来的，他说：“我不知道，我也问过那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他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这个故事已在新生绸厂流传了很久。但是他能肯定一点是真的，

五十年代末期，牢头制度就在监狱里被废除了，牢头制度肯定曾造成很多悲剧和黑暗，虽然这个故事中的悲剧并不一定是由牢头制度造成的。”

我离开六栋里回建新农场时，老余还在那里。我后来一直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被判刑了还是被释放了。他被关在六栋里的直接原因，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谜。但是他教给我的数学知识，他教给我的对工程技术价值的理解能力，至今使我受惠，他那浑厚温和的长沙话，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及他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在好多年后还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

16. 刘震宇

一天初夏的早上，犯人列队出工时，三中队的管教向犯人们宣布：“被念了名字的人今天不出工，留下来，有事情。”他念了七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我。这正是插完早稻的中耕季节，农活不是很紧张，我对田间劳动毫无兴趣，尤其受不了耕作的劳苦，有幸不出工自然觉得是件好事。其他犯人不少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其他犯人出工后，我发现每个中队都留下来六七个人。

一位姓杨的大队管教命令道：“所有留下办学习班的都过来集合！”

杨管教向集合拢来的二十几个犯人宣布：“从今天起政府组织你们办五天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叫认罪服法学习班。你们中多数不认罪服法，有的不断申述，不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政府不惜代价，让你们不出工，集中五天时间来教育你们，这说明政府对你们仁至义尽，也体现了政府劳动改造犯人，让你们成为新人的政策。”

杨管教命令我们拿各人自己的小凳子，接着我们二十几个人被带到新修的小监房后面的一间空屋子里。杨管教坐在一张很简陋的办公桌后边，让值班的犯人给我们每个人分配了几张写字纸，然后要求我们每人写自己犯罪的事实及我们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我对这种“认罪服法”学习的母的和程序感觉模糊，我不太明白，我应该做什么。凭自己的直觉，我们是政治犯，我是在文革中向当局挑战，批判现行体制而被判刑的，他们大概希望我改变这种敌对的态度。于是，我在写我的“犯罪事实”时反复强调自己是在共产党教育下长大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忘记了党的教育，个人主义膨胀，走上犯罪道路。这是我坐牢前大多数中国人熟悉的接受批判时争取过关的一般方法：说明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虽然因为个人主义犯了错误，但是愿意悔改，同时应该得到谅解。

杨管教坐在那里读我们写的“认罪服法书”。他读了我的之后，把两页纸往桌上一掷，厉声道：“杨曦光，你还是死不认罪！你哪里只是一点‘个人主义’，你是有政治野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你不承认这一点，怎么可能承认你的反革命罪行呢？你必须承认你有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本性。”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认罪服法”不是争取求得谅解，而是要承认自己本性凶恶，不可谅解，所以判刑是应该的，我们只能服从这种惩罚。我本能地不能接受这种“认罪服法”的洗脑，但也明白，当局是会尽可能施加压力来迫使我们“认罪服法”的。

杨管教又在读另外一份“认罪服法书”。那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小学教员的认罪书。他讲话细声细气，样子非常驯服。杨管教对他厉声喝道：“你写反动标语是因为你那天有病，手发抖写错了字吗？根本不是嘛！你仇恨共产党毛主席，你的这种反革命本性迟早要暴露出来的嘛！可能你那天是有病，但病是外因，你仇恨共产党、毛主席是内因，外因没有内因是不会起作用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你要再反复读毛主席的《矛盾论》，好好理解内因与外因的关系。”

这天夜里，二十几个犯人又坐在那间房间里。按照杨管教对各人的“认罪书”的批评，重新检查自己的认罪态度。那位小学教员在昏暗的灯光下发言，承认自己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刻骨仇恨，因为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正是这种反革命本性使他在写毛主席语录时把“国民党反动派”六个字写成“共产党反动派”，犯下滔天反革命罪行。所以，党和人民判他七年徒刑是完全正确的，而他自己是罪有应得。他的认罪服法发言被杨管教认可，他成了我们之间第一个过了“认罪服法关”的犯人。

第二天，我们改在礼堂里学习。上午由杨管教主持学习会，让一个叫刘震宇“交代”他的罪恶。刘震宇是一个小个子年近五十岁的人。五月份的天气，还穿着对襟的棉衣。劳改队每年发两次衣服，一次是秋末冬初，发一套蓝棉布的棉衣棉裤，里面是次等棉花，衣服背上、裤子两膝都印着黄色油漆的“劳改”字样。另一次发衣服是春末夏初，发白粗布的衬衣衬裤。上面用红漆印着劳改字样。所有家里不能提供衣服的犯人，只有两种衣服穿：棉衣和衬衣。所以他们春天和秋天都穿棉衣，夏天穿衬衣。刘震宇五月份还穿着棉衣，说明他属于那类家中无人或者不向他提供衣服的人。他的劳改棉衣很旧，很整洁，还有几块补丁，说明他与一般“劳改油子”不同。一般劳改油子从不补衣服，而且故意把棉衣弄破，然后每年秋天都可以得到新棉衣，因为干部一般是视需要而发衣，看到谁的衣服破得不能穿了，就发新的。刘震宇下巴上有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讲一口常德腔的长沙话。他平时在三大队的犯人眼中是个从不与干部对抗也不引人注目的人。既不因对抗政府而引人注目也不因“靠拢政府”而引人注目。但我听一些犯人说，他经常向法院写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件。这大概是当局选择他作为不认罪的典型的原因。

刘震宇开始“交代”他的“罪恶”。他讲话轻声慢气，有时拉着“嗯”“啊”的长音，很像当时一般干部讲话的强调（官腔）。他大概原来是位共产党政府的干部。”我的主要问题（注意不是“罪恶”），嗯—，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问题，我一九五七年的右派问题，嗯—，主要是我的一些错误言论，这些言论问题在一九五七年就由组织上作了结论，嗯—，文化革命中，我的一本私人日记，嗯—，又被红卫兵抄出来，成了我的罪状……”“你又在胡说八道！”杨管教打断他的话，将随身带的一叠材料打开，厉声道：“你的右派言论不是一般的“问题”，你的反革命日记也不是一般的“私人日记”。让我来念两段你的日记，看看这个日记都记了什么“私人的事情”。‘一九五七年一月。今天看到《内部参考》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摘要。这个报告真是大快人心。暴露了迫害狂和暴君斯大林的残忍，社会主义政治极其黑暗的一面，中国也要像苏联一样，铲除斯大林产生的土壤。’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震宇你知不知道这一点，你攻击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迫害狂和暴君，还认为中国也有产生斯大林的土壤，你是不是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毛主席？你攻击社会主义政治黑暗，你是不是在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杨管教越讲越激动和气愤，脸皮绷紧，眼色极为严肃，一支手抓起那迭材料在空中摇动，“这就是你的‘私人日记’，这哪里是私人日记！这明明是你站在极端反共的立场上对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发表你的极右观点。你这样的极右派，党和人民不应该批判你？不应该将你清除出革命队伍？你的反革命日记一九五七年没有被人民发觉，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红卫兵抄家抄出来，这是你反革命罪行的彻底暴露，你这样的极右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动分子应不应该判十五年徒刑？”刘震宇低垂着头，撅着嘴。杨管教又翻开那迭材料，用嘲笑的口气说：“你刘震宇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你不要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看看你自己的日记就知道，你的灵魂多么肮脏。‘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这已是出差在外的第二个星期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类要遵守一些虚伪的道德规范，如果夫妻长期分开在两地工作，妻子有了新的男朋友，丈夫有了新的女朋友，他们怎么不能各自作乐一番呢？这并不妨碍夫妻团聚后仍是好的夫妻。’你看看，你看看，刘震宇你多么无耻！”我听了这两段日记，心里暗暗吃惊，想不到看去已毫无思想，在劳改队十分驯服的刘震宇还是个如此有思想的人。刘震宇当时穿的那身劳改服，加上他那几根山羊胡子和他那低眉顺眼的样子，看去就像个无知驯服的老农民，没有人会把他与那日记的作者联系在一块。特别使人吃惊的是，日记中的政治观点和一九七零年代初的社会上流行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如此格格不入，当时，很多与刘震宇持同样观点的人被判处二十年甚至更长的徒刑，有的人甚至遭杀害，按当时判刑的一般标准，刘震宇因为这日记被判十五年徒刑并不算最重的。但看得出，刘震宇不服判决也有理由，这日记毕竟是一九五七年写的，而不是一九六七年写的。一九五七年这种日记中的观点可能就不像一九六七年类似的观点那样与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冲突得如此尖锐。我正在想刘震宇的案例，杨管教看见刘震宇还是满脸不服气的样子，就宣布：“刘震宇，我们总有办法让你服法的。今天夜里全大队开会批判斗争你，你好好考虑考虑你的罪恶，老实接受批斗。”我不明白杨管教为什么会在这二十几个人中选择刘震宇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刘震宇也许是遵守监规最好的犯人之一，他唯一的问题就是不断地向法院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件。也许劳改队当局不喜欢这种犯人，要将他作为批斗的重点。

那天下午，我仍在礼堂学习。这次是由一个叫高志明的年轻人“交待”他的罪恶。高志明瘦瘦高高，大大的眼睛，讲一口岳阳话。“我在高中读书时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那时不十分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却花了很多时间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由于我思想反动，我写了一篇文章妄图证明列宁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思想反动，使我发现很多列宁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著作不相容……” “你不要在这里继续放毒，散布你的反动思想，你不要讲你的反革命观点，你要深挖你的反革命罪恶的根源。”杨管教打断了高志明的话，尽管高志明说话细声细气，一付自卑的样子。杨管教还是打着官腔批判高志明：“你们就是有反革命野心嘛！马克思主义还要你们研究干什么？共产党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早研究好了，你只要遵照执行就是了，学习就行了，还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毛主席，想另搞一套嘛。你们用马克思反对列宁，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嘛。列宁主义的中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你就是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嘛！高志明，你出身于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对你父母的压迫，这就是你犯罪的根源！”

我听了杨管教的这番批判，心中暗暗好笑，看他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他看去自认为政治水平十分高呢。由这种人来批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除了压服，戴帽子之外，大概不会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那天晚上在礼堂召开全大队八百犯人的大会，批判不认罪服法的刘震宇。可怜的刘震宇缩着脖子低着头站在台上显得更矮小了。照例是值班犯人带头念毛主席语录：“刘震宇（毛的原文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数百人跟着呼喊，把个可怜的刘震宇吓得直哆嗦。接着是几个犯人发言批判他，两三个小时的批判大会后，刘震宇已经满头虚汗，脸色苍白了。

这次批判大会一个星期后，大队又开过一个动员“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大会。大会上大队长表扬刘震宇有很大进步，刘已表示认罪服法，不再上诉。接着刘震宇就被派去守瓜棚，当“自由犯”去了。自由犯有的守菜棚，有的守瓜棚，他们都独自住在监房外田野上的草棚内。没有干部监视他们，行动相当自由。够资格当自由犯的都是干部信任的人，干部相信他们不会逃跑，不会搞当局不喜欢的活动。所以刘震宇得到自由犯的身份说明当局已经十分信任他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产生了两个猜测，也可能刘震宇从来没有逃跑的思想，也十分遵守监规，他只想遵守合法的程序申诉，所以干部虽批判他不认罪，但并不妨碍信任他当自由犯，另一种可能是，刘震宇本来就当过共产党的干部（一九五七年前），也许劳改局对当过共产党干部的人从来就比较信任。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刘震宇当了自由犯，这是当时劳改队犯人中最高的地位。他的行为比以前更加驯服，经过那次批斗大会后，他见人就低下目光，一付顺从和自卑的样子。他也再没有申诉过，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为所有右派分子平反。这大概是劳改当局改造政治思想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17. 复旧和斩草除根

1972 年的春天卷着紫云英和油菜花香悄悄来临了。中国南方的春天像突然上演的话剧，充满着勃勃生机。无穷的能量通过潮湿扑鼻的绿叶香味使人心醉神怡。我根本记不起1970年春天的美丽了。我只记得那个春天到处响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口号，到处都是判处死刑的布告，天在我心目中总是惨黄而阴暗，泥泞的地似乎到处躲藏着死亡，尽管我知道1970 年的春天不会比1972 年的春天更多雨。

1971 年的春天虽使人感觉社会已恢复了秩序，但是到处是“阶级斗争”，“专政”的口号，我感觉不到那个春天扑鼻绿叶香味的沁人心脾，却记得那个春天的湿冷。

1972 年的春天给我的印象却十分美好。林彪于去年九月份死于蒙古，中国政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很多老干部复职了，以前被视为走资派的陈毅（前外交部长）也在报上恢复了名誉。劳改队犯人的零用钱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每月两元，三大队的图书室也恢复了。图书室有一个报刊杂志目录，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到，有几十份期刊、杂志将复刊，犯人被允许用自己的钱订这些杂志。我订了三份杂志：《国外科技动态》、《中国科学》和《学习与批判》。当然是用我父亲邮汇给我的钱（劳改队的零用钱只够买手纸、牙刷、牙膏）。从报上可以看到周恩来越来越活跃，而江青、张春桥这些左派却很少露面，我想起刘凤祥的一句预言：“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毛泽东的胜利，不如说是周恩来的胜利，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周恩来会越来越主动，而毛泽东会越来越被动。”这种微妙的政治变化给我们三大队带来了一位复职的老干部“关教导员”。原来那个恶狠狠的刘教导员被调走了。而这位新来的关教导员据说是文革中的“走资派”。他讲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一听就知道是1949 年南下的干部。这些干部比那些只会讲本地话的1949年后当上干部的人显然资格老得多。关教导员经常向犯人保证改善伙食，每月杀次猪吃次肉，看一次电影。用这些犯人喜欢的事鼓励犯人安心工作。这在文革中是被批判为“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犯人们最大的物质要求大概就是每个月多吃几餐肉，多看几场电影。特别是自从1966 年以来，劳改队有好多年没有电影了（社会上那段时间也没有电影），1972年一些老电影片又在劳改队放映，每个月放一次。每次放电影前后，电影片成为犯人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放映前的几天，不少犯人真是“望眼欲穿”。人们不但感到秩序的恢复，也感到理性的恢复。这种微妙的变化特别集中表现在报纸的宣传上。报纸上文章的语调十分像1962年报纸。像1962年一样，报上的文章总是有两个意义相反的句子联在一起，比如“我们应该突出政治，但是也要把业务工作做好”，“我们应该走群众路线，但是也要发挥专家的作用”，“我们应该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也要重视教育质量”……，看得出，“但是”后面的句子在作者心目中比“但是”前面的句子更重要。他真正要强调的是“但是”后面的句子，“但是”前面的句子只是一句不得不接受的口号。一九六二年是我从小学毕业考入初中的那年。那年中国正在从大跃进后的混乱和饥饿中恢复过来，一切都在“向右转”，农村在搞“包产到户”，工厂里在推行“工业60 条”，强调“利润挂帅”，“业务第一”，“物质刺激”，“专家路线”，教育界在改变招生政策，以前入学要看“家庭成分”，出生不好的人不能进好学校，1962年改为以考试成绩为唯一的录取标准。长沙一中成了全国的重点中学，很多右派都被请回一中以提高教学质量。省委大院中我的很多同龄少年那年都因为成绩不好没有考上一中。我是极少数考上一中的高干子女之一。我的班上没有一个高干子女，我的同学大多是工程师、医师和教师的孩子。后来有两个高干子弟从高班留级到我们班，我才有了两个高干子弟同学。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学生进中学的录取标准完全是看家庭出生而不看考试成绩。那年我的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外语老师都是右派分子。他们刚被学校当局从劳教营请出来。记得第一天上课，我们的班主任告诉我们，大跃进以来的教育质量比50年代初低得多，而50年代的教育质量又比1949年前低得多。所以学校要重新重视教育质量，恢复长沙一中大跃进前百分之九十七的升学率。

1972年的春天，周围发生的变化是我想起1962年的一切，1962年的气味，1962年的天空，1962年我们家住的省委“榕园”旁那百花齐放的花园和漂亮的房子。不同的是，1962年我从来不认为那种环境是多么美好，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刚坐牢时，我还觉得那么舒适的生活环境让人感到物质的满足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和缺乏刺激。十年前的我从来不知道中国社会的下层是什么样子，总是幻想有一天能像小说中在社会上闯荡的主人公一样，经历社会底层富于刺激的生活。十年后的1972 年，那美丽的花园，榕园边的洋房，安静的校园对我来说已是可望不可及的人间天堂了。现在周围全是穿着破烂棉衣，衣上印着“劳改”字样，光着头的劳改犯人，黑洞洞的牢房，里面是十几人共睡的大统床，充满着汗臭和低级劣等烟草的刺激味。在经历过革命的骚动，有过被剥夺社会地位的痛苦经历，受尽侮辱和羞耻后，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对我来说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所有参加过革命的旧日贵族子弟一样，在秩序和理性恢复时，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过去革命的狂热，但又为自己父母和家族在革命中被颠覆的身份而悲愤。这场革命没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但却使我家破人亡——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母亲被逼自杀，兄妹被赶到农村劳动。

有两件事特别激起这种对革命颠覆我的家庭的身份的悲愤。一件事是第一次恢复放电影后放的电影《英雄儿女》，那是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有不少颂扬共产党干部家庭的情节。这类电影和作品是多年来没看到了。自文革以来，共产党干部在文艺作品中往往是走资派的反面形象。另一件事是我从一位犯人朋友手中得到几本莎士比亚的剧本，除了《哈姆雷德》外，我最喜欢的竟是《麦克佩斯》，其中有一段描写王子在“麦克佩斯”政变后被颠覆身份的悲愤感。新来的关教导员也助长了我的这种情绪。关教导员对我特别关照。他来三大队不久就把我掉出了强劳力组，让我去做些稍微轻松的工作（例如去种棉花而不是去种水稻）。后来又把我调到基建组，不但工作轻松一些，而且可以学习建筑、设计房屋的技术，但是我毕竟不再是文革前充满优越感的高干子弟，而成了一个造反的思想家，或者按我的罪名来说，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我从来不认为我与其他反革命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我不喜欢关教导员的“阶级路线”。关教导员对那些“出身好”的犯人明显地比那些“出身不好”的犯人好得多。这不是关教导员的脾气，而是当时得势的周恩来派的政策。不少犯人都因周的右的政策而得益。那个春天，我们组有两个犯人被释放了，他们都是犯了“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并且都是出身好的人。其中一个小名叫周“流子”。他进劳改队前是个乡下的初中学生。他不喜欢他村里的“造反派”。“什么造反派，全是些‘造饭派’，平时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家伙，专门跟生产队长过不去。文化革命中，捣乱成了好事，他们也成了英雄，把我们公社的社长、党委书记又斗又打，还下放到我们村来。但管起生产来，还是这些老干部行！”周“流子”给我举过很多例子，证明老干部比那些文革中爬上去的新干部正派，能干。我这个“造反派”听了他的话虽然感到不舒服，但也不得不承认，农民支持保守派可能并不完全是盲从，而是有他们的政治倾向性。周“流子”是因为骂毛泽东、林彪和江青而被判刑六年的。他一直不服，经常与劳改队的干部吵架，也被当作“反改造分子”斗争过几次。1972年春天，当干部把他叫出去，大家都以为干部又要找他的麻烦了。想不到他回来就清理行李，告诉我们，他被无罪释放了。他是个“出身好”的人，三代都是贫下中农。

在大多数犯人眼中，关教导员是个心肠好的干部，他经常在吃饭时间进监房来，看犯人们对饭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但有一次我却看到他的凶恶的一面。那是一天夜里雷“大炮”又在“放炮”的时候。雷“大炮”姓雷，但原名不是大炮。因为他成天咒骂共产党，所以犯人都叫他雷“大炮”，久而久之，连他本来的名字也忘了。雷大炮个子矮小。讲一口我不大容易听懂的郴州话。我第一次注意他是早晨官方的有线广播时。雷大炮站在广播对面的走廊上，指着喇叭在说什么。喇叭里正在广播通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培养教育干部的消息。我一边吃饭，一边注意听雷大炮的“评论”：“你吹什么牛，你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全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数一数你们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有文化的人，谁不是国民党的大学、中学培养出来的？”他的口音在我听来十分不动听，但是他的思路似乎非常清楚。他的神态有点神经质，旁若无人的样子，根本不理他人的反应。他用手指着广播喇叭，声音时高时低：“你就是会搞殖民主义，你建的劳改队就是殖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是殖民主义。你把整个中国变成了殖民地。中国现在就是一所大监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坐牢，……”他的声音低下去，我听不清他下面的话。

每天早晨，雷大炮都在对着播音喇叭咒骂，骂的内容一般都与广播中的内容有关。有天夜里，雷大炮又在大骂共产党，声音大得被岗楼上值班的士兵听见了。不久关教导员进来了。他怒目圆睁，与平时和蔼的样子绝然相反，一开了监房的铁门上的锁，马上大声命令：“值班犯人，拿绳子来。”两个犯人把绳子拿来，关教导员命令道：“把他给我捆起来！”接着他亲自动手，把雷大炮上“死绑”。雷大炮毫不反抗，嘴里却还在咒骂：“共产党杀人不眨眼，屠杀无辜……”关教导员把绳子结两个套，套在雷大炮的两个手腕上，用力把他一推，他像小鸡一样跪倒在地上。关教导员顺势把雷大炮的双手反在他背后，然后把两根绳子穿在吊在脖子后面的一个绳套里，他死命拉紧绳子，把雷大炮的双手从后面往他的后脖子拉，关教导员满脸仇恨，脸因而变了形。我心里万分难过，看到雷大炮毫无反抗的身体慢慢因不支倒在地上，咒骂的声音也突然停止了。我看着关教导员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心中真为他难过和替他害羞，我实在不理解他为什么如此仇视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人。我甚至怀疑他的仇恨是故意装出来以显示他的“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但从他眼睛中可怕的恨火，我不得不承认这是种我不能理解的真正的仇恨。

接着有几天，雷大炮没有出工，干部把他留在号子里进行审讯。一两个有病留在监房的犯人告诉我们，整个审讯过程中，雷大炮从头到尾骂不绝口。从他的咒骂，一个病号犯人听出来，雷大炮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官僚，1950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共产党镇压。文化革命中郴州的保守派为了防止出身不好的人造共产党的反，成立“贫下中农法庭”，把出身不好的人统统用活埋、枪杀等办法杀害，雷大炮的哥哥为了抵制这场大屠杀，把出身不好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互相通风报讯，四处逃亡。文革后，秩序恢复时，他哥哥被当局逮捕，以“反革命组织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听到他哥哥的死讯后，沉默寡言的雷大炮突然开始不停地攻击和批评共产党，于是他被判刑十五年，到了劳改队。

几天后，建新农场开宣判大会，这又是一个以杀人威吓犯人在春耕农忙季节拼命工作的大会。雷大炮这次已被真正上了死绑，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畏惧，嘴巴还在不停的动，一定还是在继续攻击共产党。死刑判决书果然证实了雷大炮的家世。宣读判决书的干部满脸杀气地念道：“其父是国民党的反动官僚，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其兄在文化革命中因组织反革命组织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他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有杀父杀兄之仇……”这张判决书等于是公开表明了要把这些仇恨共产党的被杀害者的后代“斩草除根”。这种无人性的屠杀政策等，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与仇恨。我第一次感到可以理解雷大炮对共产党的仇恨。

雷大炮和他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那场大屠杀在中共官方文件中被称为“郴州道县事件”。三大队有四五位道县事件的活证人。一位是我同一组的姓何的农民。他平时极其老实，对人总是低眉顺眼，笑脸相迎，对上司的命令总是绝对服从，从不反抗，像一个顺从的奴隶。但他像没有魂，行为呆板，所以大家都叫他“何呆子”。了解他的犯人告诉我，他的父母、兄妹在道县事件中全被“贫下中农法庭”杀害。杀害的手段极其残酷。民兵用枪逼着他父亲亲手活埋了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只有五岁。然后命令他父亲给自己挖洞，跳下去，再由民兵活埋他。何呆子的祖父是小地主，所以他全家都成了“阶级敌人”。城里造反派把共产党组织冲垮后，很多支持共产党的“保守派”就跑到乡下，动员支持共产党的人组织了“贫下中农法庭”，屠杀“阶级敌人”，以防止他们与城里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这个“道县事件”发生在1967年8、9月保守派在城里失势的时候。据官方的统计，大约有两三千“阶级敌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命。何呆子是他家族中唯一躲过这场大屠杀的。由于受了极大刺激，何呆子每隔一两个月会发一次疯。有天夜里，我上厕所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厕所大声吟唱，像和尚作道场时念佛经。我定睛看看，何呆子手持一根木棍在那里上下舞动，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又转过背前后走动，边走边挥舞木棍，念经的声音时高时低：“大道，苍天，不杀，不负。神天有眼，道行，道归……”我走过去轻声道：“何呆子，你该去睡觉了。”他一反平常对人和顺的态度，根本不理睬我，直管念他的，舞他的。我断定他在发疯，只好回监房去向其他人求助。了解他的人都说，这是因为他被大屠杀吓疯了，每个月总要发几次疯，没办法治，让他去，一两小时后他自然会恢复的。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注意何呆子的床，他已经起来了，表情和平时一样，和顺与谦卑，脸上再也没有昨夜的杀气。我猜想，何呆子一定是在发疯时讲了什么当局认为是“反革命”的话而坐牢的。

另外一位“道县事件”的证人是这次事件中的一个杀人凶手。他的小名叫邱“宝”，看上去只有二十岁的样子。邱宝健壮得像头小牛。有天在监房外边的养猪场劳动时，看到公猪和母猪正在交配，来了“神”，裤子都勃起来，他站着不好意思，只好蹲下去，周围的犯人都大笑起来，向他起哄：“邱宝，站起来呀，又不是大便，蹲着干什么呀？”“邱宝，又不是要你配种，你来什么‘神’呀？……”邱宝三代贫农出身，道县事件前，爱上了同村的一家地主的女儿。这女孩子一家受尽了出身好的人们对他们的歧视和欺压，发誓长大了绝不嫁给出身好的人，只嫁给地主的儿子。女孩子长到十八岁，如花似玉，周围不少“贫下中农”的儿子都来求婚，全被拒绝，并被告知非地主的儿子不嫁。道县事件时，几个过去求婚被拒的贫农的儿子冲到这个地主家，当着女孩父母的面，轮奸了这个女孩，然后把全家杀死。文革后秩序恢复后，这几个杀人犯被逮捕，判了三至五年的徒刑。邱宝就是被判刑的一个。如果轮奸的是地主子女，一定会被判无期徒刑或死刑。我和几位老者听完一位与“道县事件”有关的犯人讲完这个故事后都不停地叹气。一位地主出身的犯人忍不住小声说：“这就是共产党法律的‘阶级性’，‘法律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呀！”

一九七二年的复旧给我的印象是如此复杂，既是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又是共产党无理性的野蛮政治迫害和阶级歧视、阶级压迫的恢复，那个春天既充满着温暖和明媚的阳光，又充满着“斩草除根”和屠杀的血腥味。正因为我有了从社会上层到最下层的经验，我懂得了“复旧”和秩序的价值，我不再像1962年“复旧”时那样不懂得珍惜复旧的价值。但也正因为这从上层到社会最下层的经验，我也更明白了这秩序的残酷与黑暗的一面，懂得这“理性”的野蛮的一面，我在珍爱复旧的价值的同时，却更加仇恨这残酷的“秩序”。

18. 宋导演

宋绍文是一九七二年政治犯和刑事分编分管后从十大队调到三大队来的。这次分编分管后，一至五个大队专关反革命犯（政治犯），六至十共五个大队专关刑事犯。通常同案犯是不能在一个大队的，但是可能因为可容纳政治犯的大队从十个减为五个，我们这两个“同案犯”被关到了同一个大队。老宋（我这样称呼他）比三年前我在左家塘看到他时更象一个劳改犯了，讲话不再完全是那种上层社会的书生腔，语言中夹杂着一些下层社会的俚语。他原来肤色白嫩，现在已经变得又黑又粗，加上那身劳改服，没有人可以从他的外表看出他过去是那种拿高薪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过去是剧作家，也当过导演和话剧演员，每月工资三百来元，相当于一位省委书记的工资水平。加上住房，用汽车等方面与他的等级相应的无形收入，他过去属于中国的特权阶层。不少犯人因为他过去的职业而称他为宋导演。

我第一次看到宋绍文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他那时被湖南省话剧团的当权派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受过无数次批斗，而他一直支持和同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造反派占了上风，他就从省话剧团的软禁室逃出来，在造反派朋友中躲藏。有天夜里，他躲到长沙一中造反派学生的一间办公室，我正好也在那里，因此碰到了他。他那时穿一身很考究的衣服，讲话有时热情而激昂，声音却细声细气，一看就是那种很有地位的人。

他爱人梁器芝也坐在旁边，她看去很漂亮，但我那时并不知道她是话剧团有名的女演员，长沙上层社会有名的美人。宋绍文正在向一中的五六个造反派朋友讲叙他被打成黑鬼的故事，一口地道的长沙话。

“我被打成黑鬼是因为我所在的湖南省话剧团的国民党背景。省话剧团的前身是国民党文化部的演剧大队。我抗日战争时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到滇缅边界参加过远征，演剧六队一成立，我又参加了演剧六队，专门为抗日军人演出，鼓舞士气。演剧六队有不少人参加了地下共产党，所以解放后整个演剧六队很快就成了共产党的湖南省话剧团。文化革命一开始，省话剧团的领导、名演员、名导演全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也成了黑鬼，被批斗过无数次，失去了行动自由，被软禁在机关里。”

“去年（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话剧团被迫害的人组成了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支持‘湘江风雷’，为‘黑鬼’平反。造反派逐渐得势后，我就从机关里逃出来，机关里的保守派到处追捕我，我是两三天就搬一个地方，在造反派朋友家里躲藏。”

宋绍文那天夜里告诉我们，他预见保守派马上会利用军队的支持对造反派进行报复，重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我当时正和一些造反派学生张贴大字报，提醒人们军队与保守派观点相同，他们卷入文化革命后（当时毛泽东正命令军队卷入文化革命），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重新大规模迫害造反派的局势马上会出现。由于我对政局的看法与宋绍文非常一致，他留给我很好的印象。那天与宋绍文交换观点的中学生都很尊敬他，像尊敬老师一样。宋绍文当时是被保守派“通缉”的“反革命”，那晚的见面也是在一种紧张、秘密的气氛中渡过的，在场的学生都在出主意怎样帮助他找到可靠的秘密地点，躲过保守派的搜捕。

几天以后，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就开始了，每个省有名的主要造反派组织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湖南的“湘江风雷”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保守派带着军队抓人，长沙有几万人被逮捕，像我和宋绍文这种支持“湘江风雷”，但并不是“湘江风雷”成员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被关进了监狱。那是我第一次坐监狱。我和宋绍文都被关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模范监狱”，但不在一个号子。我们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被关进去，三月中，我和所有学生都被释放，宋绍文大概是六、七月份，毛泽东支持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才被放出来。我后来碰到了一个曾与他关在一个号子的中学教员说，宋绍文非常勇敢，在号子里绝食了三天，抗议军队的无理逮捕。他后来被士兵强行灌食物，最后脚上钉了镣，手上戴了手铐。一九六七年夏天，宋绍文出了监狱后，又支持造反派中的激进学生贴大字报反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二月份直接指挥军队逮捕造反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主要保守派首领。宋绍文虽然不是“省无联”的领导人，但因为他所在的“文艺界造反团”参加了“省无联”，他自己又直接参加了“省无联”反对周恩来的活动，所以他被以“反革命黑手”的罪名判了十五年刑。

由于我对宋绍文的这点了解，我相信他是有自己头脑的人，虽然听到他那个中队的犯人（我们在同一个大队但不在一个中队）说他是个“积极份子”，我总认为他的“积极”是表面上的，他这种人心里总不会真正认罪。从一些小组长传来的消息也说明当局并不信任他。这消息是由一个小组长告诉他的好朋友，而他又告诉他的好朋友，最后传到我耳里来的。宋绍文所在的二中队中队长召集过一个二中队所有犯人学习组长的会议，会议上中队长特别问宋绍文所在的小组长：“宋绍文最近讲了些什么？”小组长想了半天说：“宋绍文摘棉花时指着叶子都掉光了的棉杆说，‘这些棉花杆都成了光杆司令！’。”二中队队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他可能是对共产党把他这造反派的‘司令’变成‘光杆司令’不满吧！”

一九七三年，复旧正是高潮时，我在一个下雨的休息日子去宋绍文的号子去看过他一次。他睡上铺，我爬到他床上，上铺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犯人都在下面下棋、打扑克和做别的事情。

“老宋，你注意没有，江青最近灰溜溜的，而批判‘极左’的周恩来却是‘众望所归’，得意得很呀！”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俩听见的声音问他。老宋的反应比我预期的要迟钝得多，“嗯”了一声，眼睛里没有过去那种分析政治形势时的敏锐。我又轻声说：“我最近看完了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毛泽东现在玩的权术很像历史上帝王在‘后党’和‘朝官党’之间玩平衡术的手腕。”我看看老宋的反应，他眨眨眼，眼神里似乎有了一点火花。我想他一定明白“后党”是指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这帮原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而“朝官党”是指周恩来派。看到老宋眼里有了点火花，我又解释：“毛泽东在后党与朝官党之间见风使舵，看见后党太强就抬朝官党，而看见朝官党势太盛就抬后党。目前朝官党势大盛，毛泽东很可能会支持后党反击朝官党。”我知道老宋在文革中是支持毛泽东，反周恩来的，我这样直呼“毛泽东”，对毛泽东算是很不尊敬了，老宋能接受吗？但我一转念，他也是有知识懂历史的人，我的讨论是不带褒贬的客观分析，他应该能懂吧。老宋向我靠了靠，面色由麻木转活跃，十分有兴趣的样子：“那江青他们可能反击吗？”我马上解释：“以往的经验，凡是江青太活跃，很少公开露面的时候，她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大行动。这次我看她和毛泽东最好打的政治牌就是清查五·一六问题。周恩来清查五·一六时那么活跃，林彪垮了以后，他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得更远，好多造反派因此受了打击和迫害。”“是的，去年外调我的人多得不得了，都是查造反派与五·一六的关系”。老宋看来在一九七二年与我一样有很多外调的经验。我轻轻叹气，心里感到沉重，不知如何解释对江青正在策划的阴谋一半是喜一半是忧的心情。我知道自己已不是当年的造反派，经过复旧的秩序，读过很多世界历史后，我已是一个政治上对一切革命反感，而懂得保守派的价值的人。但我很怀疑老宋也能理解我这种心情。我试着用他能理解的造反派的感情向他解释：“这两派由于卷入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问题，因此与历史上的后党、朝官党又不同，平反问题与人权问题有关，造反派也很像法国革命时的第三等级、英国革命后的‘辉格党’，而周恩来支持的保守派就很像英国革命后的圆颅党，这两党要能共存政局才会稳定下来，一派压一派总会留下动乱的祸根。”老宋看去对历史没有兴趣，对我的评论没有多少反应。他打断我的话，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母亲在文革中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去了，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去了，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老宋告诉我，梁器芝与他离婚后不久，他老母亲就因为又气又急而去世。他的儿女有一个女儿被法院判给他，其他都属于梁器芝。这个女儿最近有了男朋友，女儿曾来农场看过他。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发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干部看我的眼色似乎比以前严厉，特别是对我非常关照的关教导员，见了我，眼色也变得十分严厉。我凭自己劳改的经验，感觉到这一定是因为有人打了我的小报告。这会是谁呢？思前想后，很可能是宋绍文。事态的迅速发展终于证明了我的判断。两天后的一个夜间，中队长把我叫到监房内的值班室，我走进值班室内，关教导员已经坐在那里，阴沉着脸。关教导员以审讯的口气问：“杨曦光，你最近有什么反改造行为要向政府交代呀？”我回应道：“我天天出工，没有反改造呀！”关教导员把脸一沉，“杨曦光你不老实，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犯人中散布反革命言论，以古讽今，攻击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我身上冒了冷汗，看样子宋绍文把我与他的谈话一字不漏地报告了当局。我心里直骂：“这个该死的宋绍文，想不到你是个这样的家伙！”这种罪名要加刑真是容易得很。很多人比我讲的话温和得多，都被判了七年、十年的徒刑。我也知道，只有宋绍文一个人听到我的话，如果他们找不到另一个证人，我又一口咬定没有讲过这类话，他们也不容易加我的刑。我于是一口咬定我从未讲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的话，心里却恨死了这个宋绍文。关教导员看起来声色俱厉，但却不象要找证据加我的刑。他恶狠狠地把我训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由中队长给我上了一付土铐子，宣布我被“戴铐反省”。这是属于比戴脚镣和关小号子轻一点的处罚。戴铐反省有两种，一种是双手反铐在身后，另一种是双手铐在身前。前者比后者更令人痛苦，因为无法自己吃饭，睡觉时也极不舒服。而后者的麻烦却是大便时要人帮忙擦屁股。戴铐反省无疑是种精神上的羞辱和打击。对我们这些对迫害和歧视非常敏感的犯人来说，一副手铐已足以使很多劳改朋友用惊惧的目光看我。文化革命中我被关在左家塘时，被抓出去批斗游街过无数次，但精神上并没有感到这次“戴铐反省”的压力，因为文化革命中那么多人被批斗，使人不觉得孤独。而这次戴铐反省是在秩序恢复，当局似乎越来越理性的时候，很少有人受到这种惩罚，因此一旦一个人受到这种惩罚，一定会感到比文革中挨批斗更大的压力。

幸好同组的犯人都十分同情我，早上洗脸、每餐吃饭时，以及大便时都有人来帮忙。“戴铐反省”的第三天，全大队犯人被召集开大会批判斗争我。批斗大会开始时，由大队杨管教宣布我的罪行，他首先列举我的阶级背景：“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出身于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其母在文化革命中畏罪自杀，其兄其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恶毒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书写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建党，重新建国，重新建军。……”

我一边听杨管教的宣布，心中涌起仇恨。我开始懂得为什么“雷大炮”和“沈子英”如此仇恨这个政权。我戴着手铐站在操坪的前台，看看黑压压的犯人是如何反应，他们像历次批判会一样，面色麻木，但每当他们跟着值班犯人的呼喊举起手来附和“打倒反革命分子杨曦光”时，我却感到这种麻木也是对被批斗者的一种压力。值班犯人看我头还抬起，就走过来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在羞辱感最严重时，我心中有过那样的念头，如果我有一支枪在手中，我会开枪把主持批斗我的人打死的。

很多人经过这样的批斗会后，精神发生错乱，黄文哲就是一个例子，但我的经受能力比黄文哲强得多。特别是一两周后犯人们知道我被批斗的原因后，都改变了批斗我时的麻木态度。我的手铐被取下后，很多犯人对我都比以前热情得多。大家都相信我不是KGB，因此有更多的犯人向我讲他们的真正观点。

我因而不后悔自己待人的诚恳和坦率，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也得到大量收获，像宋绍文那种人是不可能像我一样了解到各种各样犯人的想法和故事的。这些故事只会讲给我这种坦诚的人听。

宋绍文检举我后不久就被干部“任命”为二中队的值班犯人，他每天不用出工，而是在监房里监督生病未出工的犯人，以及帮助干部在干部不在时监督犯人。宋绍文把他当年在国民党青年军和文化革命中造反的热情都发挥到值班上，他严格贯彻干部的意图，对犯人中违犯监规的事严厉督察。劳改队伙食差，吃不饱是个普通的问题，因此很多犯人都自己自制了煤油炉子，自己向老百姓买些蛋或肉，没钱的犯人偷一些农场生产的蔬菜回到监房后趁干部不在时炒菜吃。有些油滑的值班犯人对这种“违反监规”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宋绍文却是严格执行监规，对这类活动“毫不留情”。他把所有犯人的煤油炉子都搜查出来交给干部，弄得二中队的犯人叫苦不迭。大家都称他为“法家”。因为那是一九七四年，报上正在批判儒家，歌颂“法家”，犯人就把这种严格执行监规的人称为“该死的法家”。一个二中队的犯人见了我只摇头：“宋绍文真是演戏的本色不改，总有点‘职业病’。”他是讥讽宋绍文在装“假积极”，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他的个人气质，他有一种要“热情、积极”的个性倾向，不管这种积极是当年热血沸腾抗日也好，还是文化革命中轰轰烈烈造反也好，还是值日时不折不扣的积极也好，宋绍文有种要轰轰烈烈、全力以赴、充当英雄的本能的冲动，也许人类社会中的革命和各种极端的社会运动都与这种人的本性有关。

宋绍文不久就因这种积极被建新农场给予减刑两年的奖励。但是他没有红多久就遇到了麻烦，由于他得罪了太多的犯人，二中队的犯人联合起来检举他阳奉阴违，干部们不愿触犯众怒，于是将他牺牲，首先撤掉了他值班犯人的职位，接着召开批斗大会批判过他一次。批斗大会是在二中队召开的，我们其他中队的犯人没有参加。但据二中队的犯人说，批判宋绍文犯人们高兴，所以犯人不是应付，而是十分“积极”。批判大会后宋绍文日子很不好过，因为犯人和干部都不喜欢他。

我一直再没有与宋绍文打过交道，很多年后我听说他在四人帮垮台后被释放，因为整个“演出六队”平了反，他文化革命初被打成黑鬼的事也平了反。但是令我奇怪的是，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民主运动中，他又卷入了长沙学生的民主运动。长沙的学生运动领袖梁恒后来在纽约告诉我，长沙大学生为他们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示威和绝食时，宋绍文曾找过他，向他建议一些与政府斗争的策略。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更加肯定我对宋绍文的判断：他是有某种追求轰轰烈烈和英雄主义的精神病，正像偷窥狂和露阴嗜是精神病一样。

我在建新农场碰到过因患偷窥狂和露阴嗜病而被判刑的犯人。当局从不把他们的毛病当精神病，而将他们当作刑事犯。有个有露阴嗜的犯人，平时工作、生活都非常正常，道德品质也极好，只是见了女人就要脱裤子，因此被判刑二十年。由于工作努力，被减刑五年，从监狱转到建新农场来了。在牢里由于没有见过女人，他一切正常，一满刑见到女人又脱裤子，又被关起来。直到他儿子也出现同样的症状，也被判刑，当局仍没认识到这是种精神病。

19. 黄文哲

一九七一年夏忙季节过后，是犯人们望眼欲穿的一个短暂的农闲季节。炎夏的余热还未完全散去，水稻田里的水温中午时分还有点烫脚。刚插下的水稻渐渐加深了绿色。一天早晨我所在中队的汤指导员走进监房的铁门吹响集合哨后宣布今天不出工，“政府今天对犯人进行分编分管。”

很多天后，我才明白所谓分编分管是将反革命犯（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分开来管理。七大队新调来我所在的三大队的姚宝（他的全名叫姚希贤，姚宝是他的外号）告诉我，三大队现在成了现行反革命队，专关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大队和二大队成了专关历史反革命的大队。四、五两个大队也是专关现行反革命的大队。七大队的反革命犯大多转到我们三大队来了，而三大队的刑事犯也转到七大队去了。一位老犯人告诉我，分编分管是文化革命前劳改队的规矩，文化革命后，这个规矩就被搞乱了。

从七大队转到三大队我这个小组来的现行反革命犯有三位，姚宝是一个，另外两个叫戴雷和曹国。一两周后，我逐渐知道了他们三个人的一些情况。姚宝是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三姨太的儿子，他操机械流子的职业，在江湖上游荡，精通焊工和钳工技术，经常接地下私人企业的机械活做，或承包一些国营工厂内朋友转包给他的机械活。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攻击污蔑”。

戴雷的小名叫“驴子”，这不但因为他个子矮小，而且因为他体力极好，往往能像驴子一样，挑起二百多斤的担子。曹国正好相反，个子高大，但却从不做重活。他从不说话，冬天干部发给他白棉衣棉被他拒绝接受，丢在一边，而且拒绝干活。大概是因为他罪名本来不重，加上他从不说话，行为反常，干部在推搡他几次强迫他干活失败后，终于听之任之。他高兴时干点轻活，不高兴时蹲在一边看别人看活。戴雷最了解曹国，总是不声不响地关照他。他们两人都是犯写反革命标语罪。

姚宝是个棋迷，他有一付塑料象棋，每天晚饭后政治学习前总要找人下棋。他的对手之一是我们小组隔壁的另一个小组的黄文哲。黄文哲也是从七队来的“现行反革命”。高高瘦瘦，看去十分老练。

那些天，汤指导员在中队犯人大会上训话时，鼓着他那对大眼珠说：“这次分编分管后，很多犯人换了环境，这是你们改过自新的新起点。不管你以前表现多么坏，现在都可以重新做起，靠拢政府，立功赎罪，争取减刑。”

近一年的劳改经验告诉我，所谓“靠拢政府”就是向干部打“小报告”。犯人们给这种行为取了很多名字，如“KGB”、“递条子”、“滔老倌”等等。但由于干部对犯人的情报有极大的需求，所以不少犯人暗中从事这类KGB的活动。其主要方式就是“递条子”。我开始根本不知道“递条子”是怎么回事。在一些老犯人指点下，我慢慢发现每天干部进监房和监视犯人劳动时，总有人趁其他人不注意靠近干部“递条子”，即送交情报。其他犯人了解“条子”的内容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干部。当干部批判某个犯人并指控他犯了监规时，被批判者才会知道，他被人“递了条子”。

汤指导员在十月份的另一次犯人大会上果然有了新的斩获。他对着话筒恶声恶气道：“五组（黄文哲所在的组，我是在六组）有些家伙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有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至今还在盼修（苏联修正主义），盼蒋（蒋介石），盼美（美帝国主义）的复辟。有人宣扬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毒素，在犯人中讲《封神榜》、《西游记》，把个五组搞得乌烟瘴气。五组组长李早平也与反改造份子同流合污，把伙房多发给他们的一钵饭私下分吃了，好大的狗胆！”

坐在四中队监房大坪里的犯人们鸦雀无声地听着训话。我心中暗骂，这又是哪个想减刑的家伙递了条子。

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听到隔壁五组开斗争会的喧闹声。被斗争的是一个叫杨国昌的犯人，罪名是他有“三盼思想（盼望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在中国复辟）”。斗争会由学习组长李早平主持，我们听到隔壁李早平闷声闷气的华容腔：“今天晚上斗争反改造份子杨国昌，杨国昌你站出来！”我想起杨国昌那圆圆的脸，他不到三十岁，是那种心直口快的人。那天晚上我们六组是在学习《湖南日报》批判林彪的文章。透过敞开的前门，我可以隐约听到隔壁的斗争会开得不顺利。被批斗的杨国昌死不承认有“三盼言论”，坐在五组监房门口的汤指导员阴阳怪气地说道：“杨国昌今晚反改造气焰如此嚣张，怎么没有人出来压压他的气焰？靠拢政府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这是通常干部示意应该动武打被批判者的口气。汤指导员像往常一样，说过此话后就故意离开五组，那意思是说，你们可以动手放肆打，我只当没看见。隔壁响起了拳打脚踢的声音，有人在叫：“跪下。”但听得出来打得并不厉害，杨国昌是个不讨犯人厌的人。

第二天，一中队的犯人中就流传着一个消息：黄文哲是这次递条子的KGB。

我这才注意到，黄文哲有好多天没与姚宝下象棋了。我悄悄问姚宝，黄文哲是个什么样的人。姚宝说：“他是个好人，在七队时从不‘滔老倌’，还是七大队有名的‘反改造份子’，经常挨批斗的、冰冻的豆腐不进油盐的角色。”“那他怎么现在成了‘滔老倌’了？”“天晓得共产党又把他改造成什么‘新人’了。共产党真有本事，可以把人变成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的。”姚宝皱着眉头，用手抓着后脑皮，若有所思。”他是什么事进来的？”我问。”他是一个叫‘民主党’的地下组织的成员，被判了十年刑。也许他认为要改变他的政治策略了。”

这些天，我们经常听到干部在会上表扬黄文哲，说他劳动积极，捡棉花质量好，产量高，说他一改在七队的恶习，靠拢政府重新做人。五组的犯人们却把他恨之入骨。那正是开始收摘棉花的季节。洞庭湖上这块湖洲土地肥沃，棉花树长得近一人高。摘棉花是可紧可松的活，如果每天要摘七八十、上百斤棉花，又要保持棉花中没有叶子，那就非得用两只手同时快捷和细心地摘，而且双脚要走得很快，不怕棉枝挂破皮肤和衣服。这样一天下来，人非常疲劳。但要慢慢捡却要舒服得多。我在捡棉花时，碰到几次黄文哲，他正是那种每天摘七八十斤棉花的姿态，好远就听到他碰撞棉枝的声音。他双手摘棉，走得极快，不久就消失在棉枝中。每天收工时到晒坪称棉花，黄文哲的产量总是在前三名以内，质量也总是二、三级。

收棉花的季节里，三大队的三个中队合起来开过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报告大会。那天晚上由黄文哲向全大队几百犯人们介绍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反动世界观的经验。

大会开始时天已全黑下来了。犯人们拿着自己的小木凳列队后在大操坪里坐下来。黄文哲就着马灯灯光看着他的发言稿，向我们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九六二年印度反动派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蒋匪帮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撕毁条约，从中国撤走专家，停止援助。我出于反革命本能，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于是参加反革命组织，利用三年自然灾害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困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那种我不熟悉的“认罪服法”的态度。如此自然地把对现政权的敌视和颠覆它的阴谋向公众宣讲也使我感到意外，我不明白当局是如何使姚宝称之为有政治头脑的人如此大胆地把他心中最隐秘的东西向他的敌人和盘托出，而且是用这种“认罪服法”的态度。

不久，五组传出风声，李早平向干部提出不愿干组长了，理由是，全组所有人都是“反改造”，只有黄文哲一人是靠拢政府的。他没法管理这个组。李早平是华容县一个农民，也是“攻击污蔑”罪进来的。当时的政治气氛，发牢骚，讲文革前的小说故事，念唐诗都可以算 “反改造”，黄文哲把五组所有人的重要言行都报告给干部，当然只有不说话的人才不是“反改造”。接着李早平告诉我，五组的大多数人都向干部“递条子”，指控黄文哲思想反动。黄文哲在五组完全孤立了。当时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正在利用大多数共产党员对文革的不满，把文革的罪责往林彪身上推。

不久，一次一中队犯人大会上，汤指导员批评黄文哲：“有个反革命家伙把五组搞得乌烟瘴气，指责别人都是反改造，只有他一个人是好的，其实呀，他是最大的反改造！”第二天夜里，五组开会批斗黄文哲。这次没有任何干部示意打人，杨国昌就带头动手打黄文哲。周围被黄文哲打过小报告的人一拥而上，把个黄文哲打得头破血流。

接下去的几天，我们都看到黄文哲又变了个样子，出工掉在最后面，做事懒洋洋，不洗脸、不刷牙，一身又脏又乱。看得出他已有点精神失常。干部问他“怎么啦，黄文哲？”半天没有回答，问几次后，他才懒懒地答道：“我想不通！”

黄文哲被批斗后的第四天深夜。我突然听到一声惊悸的叫声，好一段时间后，隔壁有人大叫：“打死人了呀！打死人了呀！”我和六组的人围到五组门口，看见杨国昌床上一片血迹，头被打开一个窟窿，脑浆和血混在一块。

第二天一早，干部进监房吹集合哨时，李早平马上报了案。汤指导员阴着脸，横眉怒目道：“谁干的？”这是黄文哲自己慢慢走出队列，大声道：“我！”“你用什么打的？”黄文哲转身走人监房，从床底下取出一把十字镐。黄文哲马上被关入“小号子”。“小号子”坐落在三队监房大院的东北角，那里有一个很高的岗哨楼，共有六间极小的监房，没有窗子，六面都是水泥。小号子专门用来惩罚不顺从的犯人或所谓“重新犯罪”的犯人。每天的口粮标准极低，八两米饭，蔬菜也极少。特别是在黑暗潮湿、狭小的小号子中的单身囚禁，正常人也会精神失常。

姚宝以前是黄文哲的好朋友，看到他这样倒霉，十分难过。一天他借口给黄文哲去送些他要的衣物，和一位送饭的犯人一起到小号子门口去看黄文哲。姚宝回来后告诉我，黄文哲又变得与在七队一样，见人就骂共产党。姚宝再三劝他小心点，他也毫不在乎。

黄文哲很认真地告诉姚宝“共产党政权险象丛生，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日子不多了，姚宝，你耐心等着吧！”姚宝看着他瘦削下去的脸和叮当作响的脚镣，心中觉得好凄惨，再三告诫他“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呀！”

一个月后，汤指导员在大会上宣布：“黄文哲在小号子里在被子衣服上书写反动标语，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他马上就要到闸口去啃草皮了！”

黄文哲是在每年两度的全农场宣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的。处死时，它被武装士兵拖上台，全身死绑，背后插着一个又长又窄的白色标牌，上面的黑字是“反革命杀人犯黄文哲”。“黄文哲”三个字上有一个大大的红叉。一位胖胖的干部宣布了判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后这两句响亮而威武。黄文哲马上被拖下台。我看到他被拖到台右边后方的一个草坪上已挖好的洞前。他被按下跪在洞前，面朝洞，两声沉闷的枪声响起，是由一个士兵站在他身后用手枪射击的。他应声栽倒在洞里。我再看不下去，黄文哲在大会上介绍学毛主席著作经验时那聪明理智的神志和他被批斗后那副丧魂落魄的样子轮番在我眼前转，还有那倒霉的杨国昌的尸体，我在问自己：谁应该对这些悲惨的事情负责呢？

20. 黄眼镜

黄哲龙是位中等个子的中年人，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上唇和下巴留着不加修饰的稀稀拉拉的胡子，看去有五十多岁的年纪。人们都称他黄眼镜。他面部表情似乎呆滞，嘴经常半张着，唾沫不时从嘴里掉出来。黄眼镜是那种犯人们喜欢的人，看去与世无争，不食人间烟火，对劳改队的事似乎置身事外。犯人们为分派工作任务的定额，为好工具，为饭菜争得面红耳赤时，他却似乎对这些世俗利害毫无兴趣。有的犯人一心靠拢政府，只想减刑，另一些犯人一心跟政府捣蛋，与那些靠拢政府的人为难，而黄眼镜对此却像个清静寡欲的道士，从不卷入。

黄眼镜并不是对一切事都清净寡欲，他对写作有种狂热的嗜好，几乎已经成了精神病。他经常装病，拒绝出工劳动。我有次被留下来外调时，我看到了他疯狂写作的味道。那时犯人们都出工去了，他坐在他的床上，把脸凑近稿纸，奋笔疾书，旁若无人。黄眼镜同组的人告诉我，他每天都要写几页，有时几乎通宵写作，不写作就不舒服。

黄眼镜的小说极受犯人欢迎，喜欢他的小说的犯人，把他的小说抄下来，因此他的一本小说往往有两三个版本在三大队犯人中流传。我看到的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关于一个西南联大学生与一位妓女恋爱的故事。那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叙述细致感人。这部小说味道很像张恨水鸳鸯蝴蝶派。我只看到这本小说的前八章，黄眼镜的所有手稿及其抄本就被干部抄走了。他写小说时废寝忘食，好像世界上只有他小说中的那些角色，自然极易被干部发觉。干部没收黄眼镜的手稿后，在犯人大会上批评他。那天大队杨管教说：“有些家伙在监内继续写黄色小说。”但是黄眼镜没有被批斗，大概是因为他的小说没有任何政治色彩。

黄眼镜第一本在劳改队写的小说被干部没收后，使他伤心不止，这激起他极大狂热，希望重新把这本书写出来，他于是又熬夜写作，不到三个月，他把这本书又写了一个版本。这时干部知道他是个“写作狂”，相信他神经不正常，加上他的小说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太管他的写作。

黄眼镜也写电影文学剧本，他的电影文学剧本与小说味道完全不同，我看过他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浪漫主义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就养成了读小说的嗜好。但所看的全是现实主义作品。直到中学我才偶然读到莎士比亚的浪漫主义作品。但因阅世不深，总觉得莎氏作品中的那些微言大义的对话太不现实。黄眼镜的电影文学剧本大多是一些虚构二次大战前后发生在北欧的故事，味道极像莎氏剧本，充满着微言大义的对话，嬉笑怒骂，荒诞不经，看去极不现实。但我在阅历了人间沧桑，看尽了生离死别之后，开始能理解这些看似浪漫、荒诞和朦胧，但却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有时，会忍不住动手摘录下“人啊——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类句子。

黄眼镜的零用钱全买了纸笔。他的热心读者帮助他将练习本装订成漂亮的像本书样的本子，黄眼镜的作品就写在这些本子上，在犯人中流传。

黄眼镜据说是因为发神经时触犯了政治禁忌到劳改队来的。我并不知道他发神经的详情。他看起来十分正常，他可以控制自己绝对不谈政治，他所写的文学作品中也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但是我终于看到了他的精神病发作的情形。那真是如山洪暴发。来势凶猛，不可阻挡。

那是1971年十月份。林彪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劳改干部召集了一次犯人大会，传达了上面关于林彪事件的指示。我们被告知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失败后逃往苏联时机毁人亡。大会上干部布置，所有犯人停止一天的工作，留在监房内清理所有毛主席语录和著作以及一切文字资料，把有关林彪的内容都销毁掉。

劳改队关着很多因反毛泽东、林彪而被判刑的人。这些犯人拿着判决书，要求干部澄清判词中关于“反对林副统帅”的字句。这些犯人往往被干部大骂一通：“你们的罪恶是反毛主席，反共产党，你休想利用林彪事件为自己翻案！”很多犯人都为林彪垮台暗暗高兴。而黄眼镜却有不同的感想。他恨死了毛泽东，他为林彪勇于谋刺毛泽东而振奋，为这次谋杀失败而惋惜。

一天早晨出工时，犯人们分三个中队齐集在监房内的空坪上。犯人从一个窄小的监房门鱼贯而出。出来一个犯人，就向站在门外的值班干部报个数，轮到黄眼镜出门时，他不报数，一走出监房门就狂奔，见到犯人就大叫：“你看林彪起来杀毛泽东了，我们要造反起来响应呀，此时不响应，还等到何时呀！赶快起来配合林彪，杀死毛泽东呀！”

劳改干部惊慌失色，马上命令其他犯人把黄启龙捆起来。几个“靠拢”政府的犯人马上拿来绳子把黄眼镜捆在监房外的一根旗杆上。这根旗杆上有红色小铁片做成的旗子，每到收工时刻，旗子升上去通知散布在农田里的犯人收工回监吃饭。捆他的时候，黄眼镜对干部大骂不止：“你们这些毛泽东的爪牙，不要执迷不悟，不要再为毛泽东卖命了，你们看，林彪都起来造反了，你们快快醒悟，不要再为毛泽东蒙蔽了！”

黄眼镜被捆在旗杆上一上午，整个上午他几乎都在不停地破口大骂毛泽东、共产党。一有犯人从旁经过，他就呼吁他们起来造反，响应林彪谋杀毛泽东。一有干部走近，他就大骂这些“毛泽东的走狗。”中饭前，黄眼镜渐渐清醒，恢复正常，并安静下来。

干部让犯人王医生检查黄眼镜的病情。这位王医生是位好心人，他冒着“为反革命辩护”的罪名的危险，一口咬定黄眼镜是精神病发作。“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语、行动。”他说。干部平时对黄眼镜那副呆头呆脑的样子颇无恶感，加上他们自己对林彪事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对黄启龙这次精神病发作没有作任何处分。

1971年共产党对涉及“反动”政治言论的精神病人一律作反革命处理，即使医生极力证明这类人发表与政治有关言论时是精神病发作，但当时的公检法军管会总是一口咬定这是反革命分子装疯卖傻。所以这类精神病人总是被判处重刑。

我被宋绍文检举挨批斗后，戴着手铐在号子里“反省”。黄眼镜有天在犯人都出去后，到我的号子里来看我。他一口衡阳腔的长沙话，嘴角流露出难得的笑意。他坐在我床上，一反平常呆滞寡言的样子，表情丰富地与我聊起天来。

“杨曦光，你不晓得我的野心有多大，我心目中的我自己是个像曹雪芹那样在世时穷困潦倒，身后才成大名的人。”黄眼镜第一次向人透露他的“野心”，看来是因为对我的批斗和我手上的铐子使他确信与我交谈的安全。

“你不要看我这副潦倒的样子，”他好像怕我不相信，又补充道：“我父辈、祖辈也是清末民初年的名门望族呢！”

“杨曦光，我看过你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也看到过大街上批判你的父母和家庭的大字报和漫画，你的家庭的故事是本小说的好素材，你有空应该动手写点东西。”

听了黄眼镜的话，他那留着山羊胡子，目光呆滞的脸在我看来突然变得聪敏起来。我摇摇手铐，说：“等这该死的玩意儿弄掉了，我是会写点东西的。你看到过《参考消息》上登的有关日夫科夫医生和古格拉群岛的消息吗，等到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代来临时，中国也会有我们的《日夫科夫医生》和中国的《古格拉群岛》。而今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像你一样保持着创作欲望。”

黄眼镜用手抹了一把他那从嘴角流下的口水——他神情专注时就会流口水，给我讲起他的身世。

“我这个人什么都做过，做过工厂的采购员，做过列车乘务员，做过各种杂活。我喜欢这些工作，因为使我可以仔细观察社会。但我的真正工作还是写作，1959年我出版过一本写工厂生活的小说，交给出版社，已列入了出版社计划。文革一开始，我的书不但不能出版，我也成了‘小邓拓’和‘文艺黑线人物’。”

“人家说我，作品就是命，命就是水，这话一点也不假。听到出版计划被取消的消息，真像是听到晴天霹雳。我没日没夜地思考这突发的政治事件，得了精神分裂症。”

“我后来从预审我的过程中才知道我发神经时发生的一些事。有天我在街上看大字报时，突然对周围的人群高喊：‘你们晓得吗？毛泽东会是千古罪人，毛泽东是秦始皇，比秦始皇还恶，毛泽东快死了，毛泽东快点死呀！’”

“我马上被送进了公安局。后来造反派得势时，造反派为所有文革初期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我也被平了反。我从看守所一出来就参加了造反派，造反派失势时，我又被逮捕，判了十五年刑。”

我想起我初中的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同学：“这种精神分裂症自1964年以来就相当普遍。我表哥告诉过我军队里1964年贯彻阶级路线时，一位出身中农的士兵得了精神分裂症，枪杀了他的排长的故事。工厂里也有类似的事情。我初三时的一个同学叫谌守达，他的家庭是小资产阶级。他成绩很好，对升高中上大学抱着很高期望。1964年高中、大学招生强调阶级出身好，他发觉自己没有希望上大学，精神压力极大。有天早晨他的鼻子突然肿大，说话开始颠三倒四，后来他被送到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一年后谌守达才完全康复。”

“文化革命中，他又因为出身不好被保守派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那时造反派出现了，他也有了勇气反抗，他带着血衣跑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告状，接待站的人给他批了个条子，支持他批判血统论，并责成地方政府赔偿他受迫害的损失。”

黄眼镜若有所思。我又补充道：“1964年以来中国因政治原因引起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一定和1959年大跃进后的水肿病例一样普遍。”

“我看到毛主席语录中毛的画像，突然想到，现在我理解为什么当年人们如此仇恨列宁。”黄眼镜总是像若有所思，不太注意别人讲的话。

他的话使我记起我的邻组的老孙头，老孙头过去是京剧团唱黑头的演员，文革前属于高级艺人，每月两百元的薪水，他讲一口北京话，圆圆的脸，高高的额头，一脸福相。傍晚饭后，他常应大家的请求，唱几曲林冲，或武松的片段。

“你晓得我们邻组的老孙头吗？”我问黄眼镜。“嗯。”

“有次卢国安好奇地问他：‘你好端端几百元薪水的日子不安心过，哪根肠子快活要到劳改队来寻开心呀？’老孙头拉着京剧道白的腔调道：‘说来话长——，我们早就没有舒服日子过了，文化革命后期下放到农村，工资减了事小，戏也不准唱了，每天背着锄头修理地球。’卢国安打断他：‘那也比坐牢好呀。’老孙头回答：‘我恨不过呀，张口就骂毛主席他老人家来，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军宣队的负责人把我找去问我怎么攻击毛主席的，我也是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告诉他，如果我碰到毛主席，我要这样——’他边说边咬着牙，伸出双手勾着手指头，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一样，声音也变得狠狠地：‘我就把他的双眼挖出来！’当时我、卢国安和另一个在场的犯人都忍不住笑起来。”

黄眼镜也笑起来。那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这种仇恨心情大概是非常普遍的。看看劳改队那么多因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判七八上十年刑的人，就知道这种仇恨心情的普遍性了。像我这种文革前上层社会的人，这时候对毛泽东也是有着刻骨的仇恨。我的母亲被逼得自杀，父亲和自己都被关起来了，哥哥被开除公职，弄到乡下劳改，妹妹被下放到边远的山村，我们真是家破人亡。整个中国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搞得生灵涂炭。每次我看到毛泽东的像，就像看到一个杀人魔王的像，他那大而高的额头在我眼中成了妖怪的特征，他的脸色充满着一股杀气，显得十分阴暗而凶狠。其实毛的画像本身与这些印象完全不沾边，但政治迫害却使我们这些政治犯心目中的毛泽东画像成了一切罪恶的来源及仇恨的对象。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受迫害的黑七类的子女都用侮辱毛画像的方式来发泄对他的仇恨。自1970年以来，毛泽东就完全改变文革中支持出身不好的人造反的立场，他重新与周恩来联合，强调阶级路线，迫害出身不好的人。我的被批斗，使我和黄眼镜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劳改犯人最喜欢的季节是农闲时的雨雪天，冬天农闲季节如果下雨下雪，则农场没有活可干。冬闲时农场干部总是命令犯人修堤坝，这种工作一遇到下雨，因泥土稀烂无法进行。每逢这种时候，犯人们就可以捞到休息。南方春节前后是雨季，在这段时间，犯人有时可以一连在监房内休息三四天。这种休息天，除了半天政治学习外，犯人们无所事事，很多人在补衣服、打扑克、下象棋、看书。还有两项最受欢迎的活动，那就是听讲书和写自传。

有两类讲书人，一种是不识字但过去在茶馆听过很多书的人。他们讲的多半是封神榜、西游记、三侠五义、火烧红莲寺等等。另一种是一些墨水喝得多的人讲现代中国和西方的小说。黄眼镜是后一种说书人。他喜欢讲张恨水的小说，讲《茶花女》，《笑面人》，《九三年》等等。

有天黄眼镜在基建组讲茶花女，他坐在通铺下层中间靠墙的地方，五六个犯人有的靠墙坐着，有的半躺在床上听他讲书。我还是1962年刚上中学时看过茶花女的话剧，但从未看过原作。那个话剧上演不久，《人民日报》就登出文章批判那个话剧，说是资产阶级毒草，宣扬“爱情至上”。我那天兴致勃勃地坐在黄眼镜旁边，听他的茶花女版本。

“在中世纪的法国有位外省贵族的儿子在巴黎读书，他每年都要代表父亲出席国王举办的一个大型宴会。有次宴会上一位大贵族将当时巴黎有名的高级妓女茶花女带来了，很多人给茶花女送去盛开的茶花。这位公子马上跑出去买来茶花送给茶花女。他们就此结识了。”

黄眼镜讲书时胡子一颤一颤的，不时取下眼镜来擦一擦。他的故事与我从话剧中看到的很不一样，想必是他加上了自己的创造。但我喜欢黄眼镜的茶花女更甚于我看到的那个话剧。下面就是黄眼镜讲的茶花女故事。

这位贵族公子与茶花女堕入情海后，同居了一段时间，两人如胶似漆，对月发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由于沉溺于爱情，这位贵公子的学业荒废了，他父亲从外省赶到巴黎茶花女的豪华住宅，要求见自己的儿子，被茶花女拒绝。这位老贵族多次约见茶花女，不见不走，终于用他爱子之心感动了茶花女。茶花女答应帮助他逼迫儿子回学校发奋读书。

茶花女断绝了与贵公子的关系，为了迫使这公子下决心集中心思念书，她正式宣布接受一个追求她多年的大贵族的求婚，将与他公开举行婚礼。那位贵公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欲绝，于是带着一支手枪去参加婚礼。他在婚礼高潮时开枪打死新郎后，又朝自己开了一枪。茶花女看到自己的爱人倒在血泊中后，马上匆匆回到家里，决定履行她与贵公子“不能同生，但求同死”的誓言，服毒药自杀并留下绝命书，说明自己一直深爱着贵公子，与大贵族结婚是为了迫公子专心念书，不料公子自杀身亡，所以她也自杀以实现但愿同死的誓约。

谁知公子只是受了重伤，并没有死去，他被送到乡下父亲家去养伤，几年后回到巴黎，知道了茶花女的绝命书，于是找到茶花女的坟墓，写下请人将其与茶花女葬在一起的遗书，然后开枪自杀，死在茶花女的墓前。

受黄眼镜的作品的启发，也因为《日夫科夫医生》和《古格拉群岛》的政治影响使我觉得文学是在中国搞政治的一个手段，1974年我开始写一个名为《同时代人》的电影文学剧本。黄眼镜很喜欢这个剧本，我们俩交流作品，渐渐成了莫逆之交。我是黄眼镜小说的忠实读者，我看到他的最后一本小说有点像后来的伤痕文学。他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都是浪漫主义的。这本小说又是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写的是两位出身不同的青年的恋爱悲剧。

男主人公五十年代中期是湖南省军区的青年军官，他结识了一个高中女学生，与她陷入了情网。这位叫王军的军官出身革命干部的家庭，正受到上级的器重，仕途前程无量。他的顶头上司知道王军与地方女学生恋爱的事后，通过当地党组织调来这位叫玉珍的女孩子的档案来看，发觉她父亲是位仍在劳改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马上制止王军与玉珍接触，并替王军找了一个共产党员女朋友。王军在上级软硬兼施的压力下与这位女共产党员结了婚。玉珍因成分不好，考不上大学，失业在家，只好嫁了一位她不喜欢的街道干部，为的是使后代有个好成分，不至于像她一样永无出头之日。

1959年王军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爪牙，受到政治处分并被复员回山东老家。他倒霉后，他的党员妻子马上与他离婚，他带着他的儿子即将离开长沙。在长沙街上他碰巧碰到了他昔日的女友。他们互相了解了对方的情况后，无限伤感。当晚玉珍希望王军把他儿子留在她家住一夜。第二天玉珍送王军父子上火车，上车前她将一件通宵织成的毛背心送给王军。火车开动后，王军让儿子说声“阿姨再见”，儿子坚拒不说。等车开动后，父亲问儿子为何如此固执，儿子说：“她不让我叫他阿姨。”“那叫什么？”王军大感吃惊。

“她让我叫她妈妈。”儿子说着拿出一个信封，说是“她让我开车后交给你。”信封里装着一叠现金和一叠粮票。当时正是大饥荒来临的时刻，这些钱粮对一个被解职还乡的人来说真是雪中送炭。王军手里拿着这些钱粮，望着远去的女友的身影不禁潸然泪下。他问儿子“你叫妈妈吗？”“叫了。”

“她说什么了？”

“她抱着我哭了，说我是个好孩子，然后把我亲了又亲。”

王军看着儿子酷像自己的脸庞，忍不住抱着他，在他那印满玉珍亲吻的脸上吻起来。

这本小说感情写得十分细腻，情调极其伤感、灰暗。我那时还从未看过1949年后出版的色彩如此灰暗的小说。看完后我已满脸是泪了。

黄启龙应该是1983年满刑，但毛泽东死后，他于1978年下半年被释放回家。那时卢国安在长沙到我家来聊天时告诉我的。他说黄启龙的改判书上说他的确有罪错，但量刑过重，所以提前释放。后来我又听人说黄启龙一直在要求当局为他平反，恢复他原来的职位，但一直没有结果。

21. 劳动党员

我记不得侯湘风是什么时候到三大队来的了，可能是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编分管时来的，也可能是那之后单独从看守所押送来的。这种单独押送来的犯人不引人注目，往往是犯人出工时进了监房，第二天早晨，队伍中就多了一个犯人。

但侯湘风是位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大概在他来三大队后不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脸上轮廓分明、面善，是属于那种可称得上英俊的中国人。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行为举止好像个刚出大学门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人。我住的监房离他的监房只隔着两个监房，劳动时也经常隔得不远。只要是中耕水稻、中耕棉花等不大繁重的劳动，他总是一边做事一边与身旁的犯人高谈阔论，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北极圈上的极光，从法国大革命时的罗伯斯比尔到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大政治家管仲，古今中外、社会和科学，无所不谈，而且多是些普通中国人不太熟悉的事。有时他也与其他犯人为某一知识的准确性发生争论，但结果往往是别人承认他的看法是对的。犯人们讥笑地称他为：“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他对此讥笑也不大在乎。

他在我们中队监房的走廊里碰到过我很多次，他总是点头打招呼，似乎早认识我。我那时已是有了点劳改经验的人，在与他交流之前，就从其他犯人口中对他的案情作了侧面的了解。有个犯人告诉我，侯湘风肯定是因政治组织问题坐牢的，因为干部对他的态度十分恶劣，对他与其他人的接触也非常注意。有经验的犯人从这种态度的差别可以看出侯湘风的案子是类似张九龙那一类的案子。这类政治犯往往有结交朋友的本能倾向，而他与其他政治犯的朋友关系与建立一个政治组织的差别是很难区别的。一九七二年我从一个老政治犯口里听到一个可怕的故事，那是发生在文化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九六六年初）。有几个因组织地下反对党被判刑的犯人在劳改队成了好朋友。他们原来的政治组织虽不同，但他们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却非常接近，他们劳动时及当干部不在监房时，经常在一块交谈。干部从一些打小报告的犯人那里得知这种亲密的关系并且了解到谈话的内容是与交换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关，所以开始怀疑这些政治犯在继续发展他们的政治组织及政治关系。但是“关系”是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关系及思想交流肯定是某种政治组织的基础，即使没有物证能被用来证明这种关系。而按中国一九五零年代初颁发的“惩罚反革命条例”，这种政治关系本身就可以被视为“犯罪”，如果政治思想交流涉及推翻共产党的内容，这“罪”可以判处死刑。所以对这类“政治犯罪”的处理是极为可怕的。当时处理这件事的劳改干部是极有经验的人，从他们破获无数次劳改队的政治组织经验，他们知道政治犯被判刑后，由于无处申诉，有着强烈的“树党强诉”的倾向。所以他们相当肯定这些人是在谈论政治组织和反对共产党的事。但他们又没有任何物证，所以他们把这几个政治犯分隔开来，戴上脚镣，逼迫他们承认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与反共政治活动有关。这些人没有承认。当时正是红卫兵出现后向全国发展的时候，红卫兵也到建新农场来了，他们在干部的指引下，毒打“不服从管教”的犯人。当红卫兵听说这几个犯人在劳改队还搞反共政治活动和“反革命串联”，他们把这几个人打得死去活来，用皮带，用木棍，边打边逼他们承认他们企图发展反共的政治组织。有一个人受不住毒打，终于承认了。不久，这几个犯人就被判处死刑，立即处死了。我听了这个故事后，想起我与张九龙和刘凤祥在看守所的思想交流，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劳改干部注意到我与张九龙和刘凤祥的关系，那我不也会处于与这些被杀害者同样的悲惨地位吗？我不寒而栗。自从我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对与其他政治犯的思想交流就比以前谨慎多了。不久，我又从另一个犯人陈三才口中得知，侯湘风是与刘凤祥一个案子的。我听了一惊。我一直没有放弃搞清刘凤祥案情的企图。于是我对侯湘风开始格外留意。

我又在走廊里碰到了侯湘风，那是干部还没进监房的一个早晨，犯人们都在忙着打水洗脸、刷牙、吃早饭。这次我回应了侯湘风的点头招呼。他看来对我的回应十分高兴。他问道：“杨曦光，你好吧？”我点点头。监房里的官方安装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官方广播电台批判林彪的文章。我问侯湘风：“你认识刘凤祥？”他答道：“我和老刘是好朋友。”我又问：“老刘一九六九年认为毛泽东会像刘邦杀韩信一样杀掉林彪，而现在官方却在说林彪企图谋杀毛泽东，你怎么想？究竟是林先想杀毛，还是毛先想杀林？谁是最先主动者？”侯湘风毫不犹豫道：“当然是毛先想杀林，老刘的预测是对的，林彪只是不愿坐等待毙，而企图反守为攻。”

我不敢与侯湘风交谈，我知道很多双“靠拢政府的”眼睛在盯着侯湘风这种政治犯。但我凭直觉，侯湘风不是那种靠拢政府的人，从与他交谈，我相信，他仍保持着他的政治头脑和政治人格。刘凤祥惨遭不测，但他仍亲切地称他老刘，对他的观点如此尊崇。

林彪事件后，报纸上曾经批判林彪的极右路线。那时周恩来非常活跃，在他的推动下，林彪事件以前就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在更广和更深的范围内向前发展。“五·一六”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于当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一个党内通知的简称。文革中有一个北京造反派的小组以“五·一六”命名，其主要观点是反对周恩来。但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五·一六”成了文革中造反派的代名词，所有在文革中造过反的人都成了“五·一六”。我因为文革中参加过激进的造反派，也成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目标，不少人来建新农场找我调查文革中发生的与我有关的人和事。

有天一个来找我的“人保组”成员告诉我，“毛主席已下了指示，解放前最大的反革命是国民党，解放后最大的反革命是‘五·一六’。凡是文革中冲击党和政府机关，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参加打砸抢，进行阶级报复，组织反革命组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都是‘五·一六’”。从他的口中我得知很多比“省无联”温和和曾经批判过“省无联”的造反派都在这个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到迫害。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出工前被干部告知留在监房里等待外调。有次我被外调后，从办公室回到监房里，发现侯湘风也在监房里，他没有出工。我看看周围没有旁人，就问他：“你也有外调？”“是的，与文化革命造反的事情有关。”“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我把刚听到的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指示告诉侯湘风。侯湘风很注意地听“毛泽东指示”，手里拿着刚在看的一份《湖南日报》，若有所思的样子。我说：“‘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名称取得好微妙。‘五·一六通知’是老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要通知，现在这个运动反‘五·一六’，说明老毛要迫害他过去支持过的人。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侯湘风答道：“毛泽东文革时说造反派是革命派，现在又将造反派称为‘五·一六’，说是最大的反革命，这真像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支持共产党，那之后他又反共一样。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侯湘风又悄声告诉我，最近很多造反派都被当“五·一六”抓起来了，有的人受到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我问他怎么得到这些消息的，他说是一位犯人的家属来建新农场看望时带来的消息。

不久我就从其他犯人家属带来的消息证实，清查“五·一六”运动抓了很多造反派，但被抓的人大多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很多人受到严刑拷打。

我证实这些消息后的一个多月，有天晚上，三大队干部全部进了监房，宣布开全体犯人大会，有重要的事情，会上刘大队长宣读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指示说“禁止打骂和虐待犯人，我支持犯人抗议法西斯式的虐待，请将这一指示直接传达到每个犯人。”这种毛指示使所有犯人吃惊，因为毛泽东历来站在压迫犯人的劳改干部一边，从来没有支持过犯人反虐待，更不用说将干部的行为称为“法西斯式的虐待了”。中共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领导人讲过如此同情犯人，指责劳改干部的话。我注意着侯湘风的反应，看到他回头在看我，露出一个会意的微笑，我在心里想，这次大概是周恩来在清查“五·一六”中迫害造反派太残酷，引起民怨沸腾，毛泽东又利用这种不满来打“民意牌”，用这种指示来表示他对被迫害者的支持，对周恩来的官僚体制的不满了。毛泽东文革中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多次玩弄这种政治手腕。我一边想，一边在听。大会很快结束，刘大队长除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外，没有任何解释，看得出来，大概是上级强令尽快传达到犯人，但他们自己却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长犯人的志气，灭干部的威风”。他们脸上显出种种疑惑不解但却故作镇静的表情，再不象传达其它上级指示那样趾高气扬，高声粗气。

那天犯人大会的气氛是如此奇怪，干部和犯人的动作和表情都怪怪的，没有干部的大声训斥声。散会时，犯人拿起他们的小凳子时响声零落，有些犯人离开了坐处，有的还站在那里，不知道这个会是否在没有训斥声时就真的结束了。还有人还坐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不懂事的年轻人看去有点飘飘然，脸上似乎喜形于色。年老有经验的人显得比平时更谨慎。他们大概看出干部的情绪有点不对头。他们的判断果然不错，三中队的杨管教突然吹响哨子，高声命令三中队的犯人集合。

集合后他厉声道：“反革命分子侯湘风，你得意什么？（大概杨管教看见他对别人微笑）你不要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你的反革命本性可以求得一逞。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林彪这样的大人物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都没有得逞，你这样的托派想兴风作浪也是痴心妄想。”杨管教的话令我十分吃惊，虽然他将侯湘风与林彪比以及他给林彪戴的帽子使人感到牛头不对马嘴，但他将侯湘风称为托（托洛斯基）派眼中闪起的仇恨使我发觉，侯湘风的确十分受干部注意。托派是当时当局用来形容共产党内部的政敌以及意识形态与共产党接近的政敌。刘凤祥、雷特超一九五七年前都是共产党内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有支持苏联赫鲁晓夫的倾向，这大概是他们被杨管教称为托派的原因。杨管教大概非常注意侯湘风的档案，否则他不会知道侯的“托派”背景。从杨管教咬牙切齿的语气，我可以感觉当局对这些曾经与共产党有关的政敌特别仇恨。从杨管教的这次发作，我也看出他敏感到侯湘风对毛泽东指示背后的复杂比他懂得多，而他却因为不了解上层的政治而感到困惑。这大概是他对侯湘风参加大会时那种与他人交流眼神时表现的自信嫉恨的原因之一。我想起老刘的话：“政治斗争就是‘棋高一着’。”看样子侯湘风这类政治犯就是比压迫他的杨管教“棋高一着”。要是老刘活到今天，又不知会想出多少政治“高着”。

这次杨管教训斥侯湘风之后，我间接地从官方证实侯湘风是与刘凤祥同一个案子的。悬在我心中关于刘凤祥案子的种种疑问不断在我脑子里出现，特别在老刘被杀两三年后，我想起“劳动党”一案中只有刘凤祥是与“省无联”一块被判刑。那是刘的第一次被判刑。那时“劳动党”一案的其他人都没有被判刑。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从我对老刘的了解，他一定是这一伙人中的领袖人物，为什么他第一次被判刑时当局根本不知道他与“劳动党”（如果它的确存在的话）有关呢（判决书中根本未提“劳动党”的事，只有他与“省无联”的关系）？为什么当局那时把这个领袖人物放过了，而后来又在一打三反中判他死刑呢？我决心要找机会问问侯湘风。

一天傍晚，晚饭后政治学习前，我看到侯湘风在走廊里坐在他的小凳子上拉胡琴，他拉的是“春江花月夜”。这曲子本来并不凄惨，但被他拉出来却变成了一种凄婉动人的曲子。我在他身边一个上面有盖可作凳子的犯人的洗脸桶上坐下来，静静地听他的演奏，我低声问他：“和老刘一块被判刑的有几个人？”“四个，雷特超，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前是省公安厅的一个中级干部，另外两个是一九五七年的学生右派。他们在新生开关厂劳教时是好朋友。”侯湘风在认真拉他的“春江花月夜”，目光似乎在凝视着前方什么地方，一边低声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什么时候被判的呢？”我回头看看侯湘风背后的窗子，确定走廊边的监房里上下两层床上靠窗子都没有犯人。没有其他人能听见我们的对话。“我被判过两次刑，第一次是老刘被杀后不久，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宣判那天却又突然被宣布取消宣判大会，我又在六栋里被关了两年，然后被判十五年到这里来了。”我想起了在六栋里时听见高音喇叭宣布开宣判大会，后来又宣布取消那个宣判大会的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我想开个玩笑，使气氛轻松点，但我们都笑不起来。“老刘被从建新农场转到六栋里马上被上了脚镣，他拼命敲门，撞门，大叫冤枉，当然没有人理他。”侯湘风眼里流露出一丝深深的凄切，他的“春江花月夜”也显得更加如诉如泣。我一边听，耳边响起了一九七零年六栋里的叮当作响的脚镣声——那个“红色”恐怖多么令人心寒。“什么地方出的须须呢？（黑话：事情怎么败露的呢？）”我问。“你知道张家政吗？”他不回答却反问我。“当然。”“雷特超曾插手‘湘江风雷’，我们的一些人也控制了不少造反派出版的小报。雷特超被当局注意是由于与张家政和一个‘零零七’密件有关。”他的“春江花月夜”有点不太平滑了，他的眼睛在注意在操坪里走过的犯人。有干部从围墙的大门进来，政治学习就要开始了，我赶紧站起来回到自己监房去。心里在默念着那个数字：“零零七密件，零零七密件。”这数字我似乎听见过，但却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和从谁那里听来的。

不久我被调到农药组。这个组大多是年纪比较大的，因为给棉花打农药属于比其它下田的工作轻松得多的活。农药组只有两个年轻人，除了我之外，是一个叫邓祥生的。我们俩各负责使用一台二冲程汽油机带动的喷药机械。因为背这种机器很要体力，也需要机械知识，所以有文化的年轻人被指定使用它们。其他老头子都是使用简单的手动农药机，那种机器有点像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用手打气，容积小，重量轻。那时，中国刚开始自己大批制造这种二冲程小汽油机，质量不好，经常出毛病。为了让使用这种机器的犯人掌握修理汽油机的技能，建新农场在五大队办了个学习班，把这些使用汽油机的犯人集中在那里，互相交流经验和学习。我和邓祥生单独去的五大队。没有干部跟随我们。那时干部已经肯定我们没有逃跑思想，所以让我们当了三天“自由犯”。我自到三大队来，那是第一回尝“自由犯”的味道，走在通岳阳城的公路上，没有干部跟着，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水稻，时常可以碰到路过建新农场的农民，简直像已不在劳改队一样。但我们衣服上的劳改字，剃光的头，仍然是劳改的标志。

到五大队报道后，我们与其他队来的犯人住在五大队的礼堂里。白天学习拆开汽油机，维修和排除故障，夜里没有人管我们。（有两个晚上没有政治学习！）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四大队的犯人，叫郭先标。他自称“久闻”我的“大名”，他也是因为“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坐牢的。我细问他为何事坐牢，他神秘地反问我“你知道零零七密件吗？”我当然大吃一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天夜里，我与郭先标谈到深夜，终于大致了解到“零零七密件”是怎么回事。

郭是长沙铝厂的一个普通工人，一九六六年底，毛泽东下令共产党组织停止活动，允许老百姓自行组织政治组织时，市民多次冲击省委、市委、军区，要搜查当局把一些市民打成反革命进行迫害的“黑材料”，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意外地支持这些“造反派”。郭发觉周恩来和很多老干部对此非常不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政府的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北京造反派开了个“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中央文革”的大会，而保守派和“联动”却游行支持刘少奇，高呼“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这个会后不久，郭经过湖南军区大门外的大街时突然看见一张便条一样的纸从一辆驶进省军区的摩托车上掉下来，他捡起这个纸条，仔细一看，竟是周恩来的一个手令“拟于一九六七年元旦全国统一行动发动军事政变，手令周恩来。”他马上找到了当时“湘江风雷”的“副司令”张家政，把他带到家里，取出他藏在蚊帐上的“手令”。张家政一看，大惊失色，马上召集 “湘江风雷”总部紧急会议，于是以“湘江风雷”总部的名义发了一个“一号命令”。这个命令要求所有“湘江风雷”的成员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中央文革，随时准备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阴谋。一九六七年元旦并没有发生右的军事政变，但是毛泽东却支持造反派向共产党的各级机构夺权。但到二月初，却发生了一次真的右派政变，谭震林、叶剑英、陈毅等军人在周恩来支持下围攻江青，最后使毛泽东同意在全国拘捕造反派组织的首领。张家政也坐了牢。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宣布为这些二月份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张家政从牢里一出来，就找郭，要郭将那个周恩来的“手令”给他，郭那时已找不到这个“手令”，张立刻就把郭软禁起来。张在“湘江风雷”内部调查这个“手令”的去向，这个过程郭也不清楚，但这个过程中，郭发觉他有了一个同房，也是被张家政软禁的人。在我再三追问下，郭说此人有劳教前科，因为关押他的人曾骂他“死不改悔的老右派，劳教了一次还不知道厉害”。

那天夜里我左思右想，记起侯湘风提到雷特超的活动被人发觉与“零零七”有关，我几乎可以肯定，郭提到的这个人有百分之九十就是雷特超。

第二天夜里我再三追问，周恩来的“手令”是真是假，郭却支吾其词。我问他：“是省军区伪造的这个手令吗？”“可能。”“是你自己伪造的这个手令吗？”“他们（指当局）就是说我伪造这个‘手令’而判我刑的。”“你到底伪造没有呢？”“我……”“伪造这种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他们说我企图借此到北京去一趟。”我问去问来，问不出结果。那夜我脑子里一串问号。如果郭真的伪造这个“手令”，那他还真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起码看出一九六六年底有右派政变的可能就不容易。但郭看起来却不像个很有知识的人。不管那个手令是真是假，张家政肯定是把它当真，或故意把它当真，并利用这件事玩政治游戏。至少是向中央文革表示了他的忠诚。

三天学习后，我回到了三大队。那年冬天，三大队大兴土木，扩建监房，修筑水渠，我又被调去“基建组”，做瓦工，修筑房子。基建组的犯人有一部分是“大工”，其中又分“师傅”和“徒弟”。“大工”是拿“砌刀”的技工，而小工是大工的帮手，做挑砖，挑灰的粗工。给我做小工的，是个叫郭中柱的个子不高的人。圆圆的脸，全身上下都是劳改服，棉袄的腰上用一根粗草绳捆着。因为棉袄里除了衬衣，没有其它衣服，不用绳子捆紧，里面空洞洞的，就会“灌风”。不少犯人家里人给他们送衣服，所以他们总穿着一两件家里送来的衣服，而郭中柱显然是那种家里没有接济的犯人。他很少讲话，脸上经常挂着谦恭的微笑。他来基建组之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是那种不引人注意的犯人，因为他看起来像个没有野心的傻傻的乡下人。

一天，我开始砌砖后，只剩下我们俩在我工作的角落，我们俩一边工作一边聊起天来。我发觉他其实是个健谈的人，他讲一口稍带浏阳腔的长沙话，言谈根本不像个乡下人。几天后，我才发觉他是那种“大智若愚”的家伙，故意装傻，装成没知识，其实他是个极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一块工作了两个星期后，他悄悄告诉我他是刘凤祥的朋友，刘凤祥被杀时他也被关在六栋里，像侯湘风一样他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来死刑判决被撤销，他又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我一边砌砖，一边问：“你知道刘凤祥临死前有什么遗言或反应吗？”“我从一个犯人朋友处听说，人保组一九七零年初到建新农场十大队来调刘凤祥回长沙时，刘凤祥把他所有的衣、物都送给了其他犯人。人保组的人命令他把所有东西都带上，但他却说‘不必了！’。看来他已经知道那次回长沙是与死刑有关。但犯人都说他的表情非常镇静。但是一到六栋里，他被戴上‘死镣’后，他马上大喊冤枉。”看样子郭中柱和我一样，也在暗中调查了解有关刘凤祥的一切。他的话使我忍不住要落泪，我想起了那个凄风惨雨的早春，我回长沙时心中的恐怖。

我忍不住问到张家政、零零七密件和雷特超的关系。郭中柱眼中有一丝恐怖，很不情愿谈这个题目。我站在竹木结构的高架上，用砌刀敲着砖，假装没有看到他的表情，告诉他“灰浆桶已经完了！”他也假装没有听见我的问话，挑着空桶走了。

好多天后，他自己主动跟我谈起雷特超。“雷特超是个极有激情的人，他喜欢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职业革命家的书。”郭中柱一边把最后一块砖从砖夹子里取出来放在一大堆排在我身边的砖堆上，一边说，——四桶灰浆还有三桶是满满的，他可以休息一会儿了——“我们讨论了好多次介入文化革命的策略后，他决定参加‘湘江风雷’，首先掌握他们的小报，同时争取影响张家政。”郭中柱靠立在一根脚手架的木柱边，看我一块砖一块砖地砌墙。“老刘曾经对张家政有个‘不懂政治，人格低下’的评语，雷特超找张家政之前，知道老刘的观点吗？”我想起刘凤祥在左家塘二十三号与张家政同住一块时对张的评价。“不知道。但那时老刘也认为，如果一种思想没有通过群众性政派影响一大片人的利益，则不会形成政治实力。大家都认为要参与一个群众性政派。”我知道他所指的“大家”是他们这些曾经被劳教的右派知识分子，至于他们有没有有形的秘密组织，这是个我最终关切的问题，但我不敢贸然问他。郭中柱的话使我想起刘凤祥关于逐个地传播他的政治观点的效率的观点。“但是张家政不但不合作，还在他们内部追查‘零零七密件’的活动中注意到一批从劳教单位出来的右派分子对‘湘江风雷’的‘渗透’。他为了表明他是与‘反革命造反派’不同的‘革命造反派’，竟秘密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破获这个右派分子的‘反革命组织’。”“他怎么知道有什么‘反革命组织’呢？”我连忙问，手中的砌刀不由自主停下来。“……”没有回答，郭中柱又挑着刚空出来的一担灰浆桶走了。

我心中在默想：老刘和雷特超肯定确定了参与造反派，通过这个政派，把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变成文革中的“准”政党式的活动，因而影响千万人的计划。而张家政却破坏了这个计划，反而使这些反对当局的知识分子密谋团体（不管有没有有形的政治组织）暴露了。我不想再问，我想细节并不重要，了解到实质就够了。我想起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一个标语“文化大革命中暴露了阶级敌人，现在是我们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隐患彻底消灭的时候了！”我又想起张九龙关于文化革命中毛泽东给不满共产党的市民以机会发泄的话，也许毛泽东这种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就从根本上注定刘凤祥利用造反派的策略难以奏效。张家政可以通过支持毛泽东，反对周恩来来使自己合法化，他为什么要支持“右派分子的反革命组织”呢？也许雷特超的失败不是张家政的个性造成的，而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对这些右派的策略极不利的问题。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造反派，这些造反派都会是右派分子的支持者。我一边想，一边在替老刘难过，他的失败也许不是偶然的。

过了两天，我想起有一个细节却有实质意义。我问郭中柱，为什么刘凤祥一九七六年被当成操纵“省无联”的黑手被判刑，而那时雷特超和其他人都没被判刑呢？郭中柱用手揩掉由于寒冷掉下来的鼻涕，将它擦在脚手架的木柱上，眨眨眼，慢慢说：“老刘一直反对有任何有形的政治组织，这大概是张家政追查雷特超的‘组织’时没有牵涉到老刘的原因。”我想起老刘临死前所说：“在现在的中国，搞秘密政治组织几乎不可能不被破获。”我始终不敢开口问他“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中国劳动党’，老刘是否参加了这个党”。但从与他的谈话，加上我想起老刘说过的一句话：“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政治实力，不一定要有有形的组织。”我作出一个判断，大约老刘一直主张积极的政治活动，但不主张有有形的政治组织，而雷特超和其他几个被杀的人是主张成立一个“劳动党”的。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就是通过发展与造反派领导人的关系，把他们右派政治观点和主张转变成公开的群众性政派活动。

春节到了，有两天休息——没有政治学习。春节前我妹妹杨晖带着一提包食物和书籍来看过我一次。食物中有两罐炼乳，还有一包咖啡块块和一包可可粉。我们基建组的所有人除开我这个过去的“高干子弟”从未见过咖啡和可可。春节那天，我请卢国安在监房里用一个我们自制的煤油炉煮了一大脸盆咖啡和一脸盆可可（平时在监房生火是非法的，但犯人总偷偷地背着干部煮东西吃）。几位泥工师傅和学徒加上我的小工郭中柱坐在卢国安靠监房后部的窗口边的铺上喝咖啡、可可过除夕夜。大家都对第一次尝试这种“洋玩艺儿”十分感兴趣。尽管我们放了不少糖，还是有人在皱着眉头叫“苦”。卢国安家里是长沙市郊的菜农，喝了一口咖啡，连连咂嘴：“怪不得‘政府’（意指当局，干部们常常自称‘政府’）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得不得了，这真是一点不假。他们天天喝这么苦的玩意儿，真是活受罪！”大家哄堂大笑，政治犯们每天不开这样一个政治玩笑就觉得肚子里对共产党的气不能消。郭中柱慢慢品味着热咖啡，满脸热气腾腾。我从众人满意的神态感到一种慷慨的自我满足。郭中柱靠近我说：“老刘文革中很早就注意了你，他不喜欢张家政，但却很喜欢你和张玉纲，他认为你是这一代人的一块牌子，他说：‘我们争取到杨曦光会是个极大的成功！’。”我心里暗暗吃惊，眼角看着左右，发觉其他人都在大声聊天，没有人特别注意郭中柱的话。在这春节的夜里，我回想起一九七零年初在左家塘老刘那次与我的密集的交流，我那时怎么就没有认识到我早就是他的“目标”呢？

一个月后，我突然从其他组一位犯人口中得知，郭中柱很可能是出卖他的被杀的几位同案犯（老刘、雷特超和另两人）的人之一。但此人只说是听到犯人中的传说，并没有确切证据。我想起我曾问过郭中柱他被判死刑时感觉的细节，他默不作答，我再问他是否感到了巨大的恐怖和强烈的求生欲，他点头默认了。从他的气质，我感觉到，他是那种对个人得失很敏感的人。我凭直觉，相信在死的威胁面前，他完全可能出卖同志。“怪不得，他从不肯直接谈他自己的案情，从不肯直接谈‘中国劳动党’的情形。”我对自己说。从那以后我的“小工”又换了别人，我们再没有像以前那样深谈。【注：小字部分原书中没有，网上版本有。】

我对老刘的案情了解以后一直无法深入下去。但我越来越相信，老刘是反对有形的政治组织的，当局也没有任何他参加组织“劳动党”的过硬的证据，而一九七零年杀他的理由完全是因为他的政治潜在能量太大，不杀了他，共产党觉得不放心。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对共产党政权的极大威胁。我很奇怪，我见到的地下反对派政治活动中第一流的人物，像刘凤祥、张九龙为什么都被共产党发现和杀掉了呢？共产党也真厉害，要不是杀了这些人，共产党的江山可能早就不牢固了。但是他们也付出了代价。像“中国劳动党”一案，由于四个核心人物都被杀，这个知识分子密谋团体的很多细节也许对世人永远是个秘密，没有人可能全部搞清楚这个团体的整个故事。

22. 演说家

又是一个烈日灼人的初夏早晨，我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一想起艰辛的劳动就头皮发紧。“催命钟”已经响过一阵了，天才朦朦亮。那是伙房的犯人敲一根钢轨做成的钟，催犯人起床。监房里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犯人们去伙房挑饭挑水桶子互相碰撞的声音，伙房前人们互相争吵的声音。

早饭除了每人五况米饭外，又是盐菜，这种盐菜看去黑黑的，闻起来已有臭味，实在难以送饭。一些犯人有意将这种臭盐菜倒在犯人集合时干部站的地方，以示抗议。

犯人还没吃完饭，我们中队的李指导员就进监房来了。他站在撒着一堆堆臭盐菜的地方，高声喝问：“谁把菜倒在地上？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呀！”没有人回答他。他怒目圆睁，走近还坐在操坪里吃饭的犯人，一个个看他们。他们只好匆匆将剩下的饭倒在一个收集猪食的缸里，跑去集合。

队伍还没完全集合好，一个叫王百球的年轻犯人就走到李指导员面前，“报告干部，我今天不能出工。”

“为什么？”李指导员朝他一瞪眼。

“我来月经了！”

“狗鸡巴日的，哪有男人来月经的。”李指导员一边骂，一边忍不住要笑。

“共产党主张男女平等，妇女有月经，男的怎么没月经？”王百球故作认真地。

姚宝忍不住笑出声来，一边笑一边骂：“乌龟搞名堂，——只听得壳响。”李指导员咪着他那双细眼睛，忍不住他的笑意，操起他那一口地道的岳阳话，“狗鸡巴日的，你爷娘真是白白耽误了一晚的瞌睡，给我滚出去做事！”

犯人们都知道李指导员没有文化，说话做事没水平，但是犯人们都觉得他比有点文化的稽队长和杨管教好。第一，李指导员不识字，他不能看犯人打的小报告，所以打小报告这一套在他身上不起作用，很多KGB式的犯人在他面前没有用武之地。第二，犯人跟他开玩笑问题也不大。说话间，犯人的队伍已站好，每个小组站一列，一个中队站了上十列。李指导员站在队伍前，高声说：“你们中有些家伙就是不服从政府管教，对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出工时不好好干活，偷起农副产品来，却劲头十足。有些家伙的衣服里用布钉个大口袋。值班犯人！给我到粪池子里舀一桶粪来！”李指导员走过来，要犯人解开衣服，检查衣服的里面是否有布口袋。他发现几个犯人用布钉在衣服里面的口袋。这时值班犯人已经抬起一桶粪，李指导员令值班犯人舀一勺粪放在每个有大布口袋的犯人的布口袋里。李指导员令值班犯人舀一勺粪放在每个有大布口袋的犯人的布口袋里。李指导员还用手揉一揉这些犯人的衣服，让大粪渗透他们身上。他一边说：“看你下次还偷不偷农副产品。”大概有十几个最喜欢偷农副产品的犯人受了这种惩罚。我心里却想，这些犯人以后一定会偷得更厉害，因为他们要把这次的损失赚回来。犯人中有个口号：“偷农副产品是犯人的神圣权利！”因为伙食差，犯人们经常偷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然后在监房里用自己制的煤油炉或柴火煮着吃。王百球自然也有个大口袋，也免不了被装了一口袋臭气熏天的大粪。

李指导员正在给这些有“大口袋”的犯人装“礼物”时，一间号子里却冲出一个矮个子犯人，左手拿着一个脸盆，右手拿着一根木棍，他一边用木棍敲着脸盆，一边高声呼喊：“虎是兽中之王，毛泽东是人中之王。”当当，几声脸盆的敲击声。“你要讲公理，你打不赢这人中之王可不行……要讲公理就要打得几个人赢，要打得赢人中之王，打得赢所有人的人又不会讲公理。”当当，又几声脸盆敲击声。李指导员马上叫值班犯人把这个小个子老头带走。犯人们都在议论，我旁边有人说：“这家伙叫龙才早，解放前是个律师，满口‘累子’，他是个疯子。”龙才早被带走时，他还在叫喊：“国民党自由不平等，共产党平等不自由！”政治犯们听着他那渐渐远去的声音，都露出会心的微笑。那天我是在监房围墙里砌筑把三个中队互相隔开的围墙，当局修这种围墙，显然是为了控制三个中队政治犯之间的“游监窜号”。大部分犯人出监房后，我们几个基建组的人在监房里开始了工作。我开始砌墙后，看见龙才早慢慢从号子里出来，背着双手，抬头望天，若有所思。他的脸显得十分严肃，稀稀的山羊胡子随下巴晃动着。他的单眼皮和已略显斑纹的脸是中国那种不太好看的老人所特有的。他右太阳穴上的一块膏药更使他看起来像个潦倒的旧乡绅。我站在脚手架上向龙才早招手，要他过来。他旁若无人，不知是没看到我的手势，还是根本不理睬我。和我一块在砌墙的卢国安问我：“你要龙才早过来干什么，他张口就是‘祸’”。我们正在等小工准备砖和灰浆，我用砌刀敲着脚手架说：“我很想听他的演讲。”卢国安一边接过小工递过来的一桶灰浆，一边说：“你只要叫他龙律师，他就会过来。”“龙律师！”我大声叫道。龙才早果然回头看我一眼。“龙律师，我最喜欢听你演说，你过来，我一边砌墙，一边听你演说。”龙才早走过来，快到脚手架时，突然向后一退：“莫打我，我是钉板上的肉，横切，竖切，迟早都是你的。”我看着他一双手抱头的架势，心里不禁凄然，他一定是挨过不少打，才变得这样疯疯癫癫。“龙律师，我不会打你，我是要做你的学生，听你老人家讲演。”“你贵姓？”“姓杨，你叫我小杨好了。”“小杨，你相不相信，中国自1949年后没有商法、民法有几十年了，解放前，没有商法、民法，行事没有分寸，没有规矩。国民党虽打不赢共产党，民国二十年就有了民法、商法、公司法。如今是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呢！”我一边砌墙，一边听他站在旁边演说。他一讲起法（每当别人称他为龙律师）时，言语、举止就不再像个疯子。“小杨，你晓得陪审制度吧，英国普通法、大陆罗马法都有陪审制度。”“什么是陪审制度？两个人打架，扯间的人要与打架双方无关才有公正，陪审团就是与告状的和被告无关的，判决由陪审团作，陪审团成员有时是从街上临时请来的与案子无关的人。”我忍不住停下了手中的刀子，“世上哪有这种事，请街上的人判案子。”我心里想。我虽然早就知道十九世纪初，法国比普鲁士先进的一个地方就是法国司法制度中的陪审制度，但我一直不知道陪审制度是什么，中国1960年前也有陪审员，但那时政府官员、法院、陪审员、检查院、公安局都受共产党领导，大跃进后陪审员和律师都没有了，文革中犯人申诉都要受惩罚，更不要说陪审了。龙律师讲的陪审制度对我们这些犯人来说真像天堂中的故事，又新奇，又美好，又刺激。

龙律师走来走去，大声向我“讲演”，嘴巴直冒白沫，讲着讲着又不正常了，朝上又翻白眼，手指天空，像骂人一样：“嘴巴两张皮，讲话有分低，嘴巴两把刀，杀人血直标。”他朝上翻翻白眼，斜视我一眼，又大声用嘶哑的声音吼：“虎是兽中之王，‘毛’是人中之王，你要有公理，就要打得赢‘毛’。”停一停，他又叫道：“人抬人，无价之宝，人比人，气死人，人踩人，踩死人，毛泽东，今天人人抬你，明天人人踩起你来，你才会记得韩信的话‘载舟之水也覆舟’！”我和卢国安都急了，因为他这样骂毛泽东，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我们都叫龙才早：“龙律师，莫着急，到我们这边来，慢慢细声给我们讲演，只要我们听得见就行了。”龙才早根本不理这一套，横我们一眼，又大声像唱戏一样吟咏道：“孟子曰‘恒产有恒心’，你们共产党偏不准私人有恒产，看你这螃蟹如此横行，能到几时！”

我们制止不住他，只能用砌刀把砖砍得乒乓直响，别让岗楼上站岗的哨兵听到龙律师骂毛泽东和共产党。

第二天，我们还是忍不住叫龙律师来给我们“讲演”，他的讲演实在太好听了。这次龙律师比昨天小心多了，他走过来贴着我耳朵神秘地说：“小杨，你不能告诉别人呀，你知道吗？你保证我不讲出去。”我蹲下来，点着头，直想听他的秘密。他贴着我的耳朵，使我都能闻到他的口臭味，他用蚊子叫一样小的声音对着我耳朵说：“小杨呀，彭德怀是个好人呀，你不要相信毛泽东骂彭德怀的话呀，毛泽东是自知理亏才大骂彭德怀的，还逼着全中国人民一起骂彭德怀呀！你知道吧，要是依了彭德怀的，1959年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心里觉得龙律师讲得真痛快（那时没有一个人敢讲这种大逆不道的话），龙律师大惑不解，不知道我笑什么，皱起眉头，眼睛中有一丝恐怖，他大概是以为我是那种他经常碰到的支持当局的人。我连忙向他说：“你是个大好人，你是个有良心的大好人！”龙律师像个大孩子受了表扬一样，不好意思的样子。

龙律师就这样给我们作了三天讲演，有时正常，有时疯癫，正常时非常理智，讲的道理我们从未听见过，发疯时破口大骂，但也总是有一些哲理性强的句子。三天后，龙律师又被李指导员逼着出去劳动了。李指导员从不大关心犯人的思想，只关心他们劳动，不偷农副产品。龙才早在他手下可能比在其他干部手下安全。

龙才早出工的那天，我们像丢了什么东西一样，我们没有机会听他的“讲演”了。我们特别喜欢这种疯疯癫癫的人，一是因为这个社会是个犯疯不讲理的社会，“疯子”反而讲的都是真话，“疯子”反而是最讲理的。二是我们看了这么多迫害，我们不喜欢，不，是害怕严肃的人，我们喜欢龙律师这种疯疯癫癫不严肃的人。那天下午收工的时间，监房的铁门一打开，我们就留意，龙律师回来没有。门口突然人声嘈杂，一对犯人哄堂大笑着鱼贯着涌入监房。我们忙问先进来的犯人发生了什么事，犯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好一阵才透过气来回答我的问题。原来今天收工时，李指导员站在监房大围墙门前的值班室前。他不是值班干部，有个姓柳的干部专门负责登记进监房和出监房的犯人人数。犯人开始向柳干部报数进监房时，李指导员发觉王百球的衣服鼓鼓囊囊的，他知道这家伙又偷农副产品了，前两天在他大口袋里装粪还没吸取教训，他厉声喝道：“王百球，你衣服里鼓鼓囊囊是什么东西？拿出来我看看！”王百球一万个不愿意，连声解释：“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李指导员看他那个鬼鬼祟祟的样子，更是抓住不放，冲过去抓着王百球的衣领，“既然没什么，就让我看一看嘛！”“你为什么硬要看呢，你会不高兴的。”王百球死抓着自己的胸襟，不肯松手。李指导员一把扯开衣服，一包牛皮纸包露了出来，他一把抢过去，得意地说：“王百球，你今天又不老实，偷了东西还想蒙混过关。”王百球轻声嘀咕：“那是我要化验的东西。”李指导员把那一个牛皮纸包放在值班室的桌子上，慢慢打开，等着进监房的犯人们都眼睁睁地盯着那一包东西。李指导员打开一张纸后，里面还有一个纸包，他稍稍皱一下眉头，又打开另一层纸，纸一摊开，竟是一堆黄澄澄的人的新鲜大便，臭气熏天。王百球还在那里不停地解释：“告诉你不是农副产品你不信，今天早上干部要求我们把自己的大便送给医务室做血吸虫化验（洞庭湖区是血吸虫病流行的地方），这是我要送去化验的大便，告诉你别打开，打开你会不高兴的，你也不相信！”犯人们哄堂大笑，李指导员看着那一大堆大便，气得连连直骂：“王百球你狗鸡巴日的，你狗鸡巴日的！”柳干部过来圆场，对犯人们喊道：“给我报数进监房，叫值班犯人来把这包东西给我处理掉。”犯人们一个接一个胡乱报着数跑进了监房，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柳干部也顾不得报数准不准了（平时他是一个组少一个人都不准进监房，以防止有人逃跑没被发觉），让犯人们一窝蜂地进来了。王百球的恶作剧是对李指导员给犯人口袋里装大粪的报复，从此后李指导员再也不敢朝犯人的“大口袋”里装大粪了。

龙才早被李指导员逼去出工后的第三天，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讲演者，他叫杨桃年，是个比龙律师稍高一点的矮个子，他讲一口浏阳话，看样子十分严肃，但他做的事总是叫犯人开心。他每一两个月就要宣布一次“不出工”，说是抗议政府不讲“法度”，每次他都要在监房里呆上三四天。干部们进来逼他出工，他就与他们辩论，他的“理论”是佛教、道教和儒家的混合，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法度”是什么，也很难听懂他的理论，但他从来没有辩论输过，——天晓得输赢的标准是什么。犯人们认为他没输过大概是因为他辩论时总是理直气壮，声音从不低于干部的声音。干部们想尽了办法整治他，把他关小号子，开大会批斗，他却是我行我素，从不改变。后来干部也放弃了改造他的希望，渐渐听之任之。他成了全大队唯一一位有“特权”可以自己“宣布”不出工就不出工的犯人。那天他又宣布不出工抗议政府没有“法度”。我和卢国安等干部离开监房后叫他出来给我们“演说”（我们还在砌那些该死的小围墙）。杨桃年讲话的风度像乡下那种“土知识分子”，自己是农民，但由于父辈是乡间有知识的绅士（当然是在“旧社会”），有些“土洋结合”的知识。

杨桃年给我们讲演时目光盯着我们，非常自信，讲话的腔调像念古诗的吟咏，也有点像和尚讲道。他一会儿讲文化革命中中央文革成员（极左派）戚本禹和王力的文章，说这些文章说明天下要大乱了，共产党乱了“法度”，一会儿讲，周总理是最知道法度的，他的好政策都被下面的坏干部变成坏政策了。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他说的“法度”与法律并没有关系，而是佛教、道教所讲的某种秩序和规矩。他的讲演还告诉我们好多处世哲学，他告诉我们，官场里的上下级关系，意识形态观点都是很浅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是那种有私人利害的关系，才是最靠得住的。他还给我们背了一段诸葛亮向刘备评价刘表治蜀的政绩，杨桃年摇着头说：“诸葛亮说刘表对他的下属是‘宠之以位，位竭则歹，惠之以利，利尽则反’，诸葛亮建议刘备治蜀要‘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我看他摇头晃脑、矜持自信的样子，知道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我问他：“你没有权，怎么能实现你的抱负呢？”他胸有成竹的样子：“孟子曰：‘物必先腐，然后虫生，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然后国伐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共产党内部自相残杀，对人民不敬，不爱，天天搞阶级斗争，不要几年，他就会自己搞垮自己的，到那时，‘英雄自有用武之地’。”他看起来对政治局势如何发展已有一些预见，我忙问他：“你看毛泽东死后，什么事会出现呢？”他很高兴我问他这个问题，但他的回答却大出我意料。“毛泽东死了后，中国会是个佛家、道家的法度之天下，我掐指一算，毛泽东死后会有一个过渡的政治人物，这个过渡的政治人物之后，会有一个姓赵的人掌管中国政治。”“天下这么多姓赵的，你知道会是哪个姓赵的呢？”“我想了好多个晚上，最可能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头头赵朴初！”

我听了大失所望，赵朴初根本不是个搞政治的人，他是佛教协会的头，能写极好的古典诗词，他怎么可能成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呢。但是我仍然喜欢听杨桃年“讲演”。

几天后，全三中队大会批斗杨桃年，他的主要罪状是拒不出工和写信给周总理。那封信指责基层干部乱了“法度”，不执行周总理的政策。杨桃年时我看见的被批判的犯人中最勇敢的之一，从不低头，从不口软，挨批判时，还要还嘴，用他的“法度”批判干部。杨桃年的刑期是七年，比龙才早短八年，他比我先满刑。

好多年后，赵紫阳当了总理后，我突然记起杨桃年“掐指一算”预见毛泽东之后一位姓赵的会掌权的事。想不到世上的事情有如此之巧。也许冥冥之中，杨桃年的“法度”真在起作用呢。

华容县来建新农场砍草打柴的老百姓经常与建新农场的干部冲突，大多是因为干部们认为老百姓砍柴侵犯了建新农场的利益。因为这些冲突，这些老百姓与犯人的关系变得很好。有好多次我们听到他们说，政治犯是道德品质比常人更高尚的人。

我听了这评价心中自愧配不上他们的尊敬。但是我们小组的沈子英却是真够得上被称为道德品质极好的人。同组的谁有困难，他总是尽能力帮助。每天早上的开水每人只够一茶缸留着喝。有的犯人有时没开水了，他总是把自己的开水让给他们。他没有了开水时，从不向人要，总是自己去喝生水。但是沈子英却有一个极大的毛病，他每天有十几个小时在不停地用他那湘潭方音发表政治演说。有时夜深人静了，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讲，使同组的犯人睡不好觉。有人抗议，要他到房子外面去讲。他马上穿上衣服到外面去了。有天我半夜起来小便，看到他在月光下空无一人的操坪中走来走去。他个子矮小，眼睛细小，剃光的头在月光下闪着光。他在大声地“发表政见”，但脸神看去却十分冷静。我注意倾听，他在说：“……1954年统购统销，说是政府没有足够的粮食发展工业，其实你共产党1953年搞三反五反把粮食商人都打成奸商，共了产了。一统购统销，粮食倒真是少了，农民也饿肚子了。”他的“政见”让我大吃一惊。平时他也自言自语“发表政见”，但声音小得旁人听不清。他走路时这样，劳动时这样，旁若无人。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有“精神病”。但是他今天的“政见”却如此条理清楚，逻辑井然，根本不可能出自一个“疯子”之口。他讲的统购统销，我一直以为是像政府宣传的那样，由于工业化的需要，粮食供应不够而采取的政策。从沈子英的这段话，我才知道历史事实完全相反。我想起有人告诉我沈子英1954年时是位农民，政府统购统销把他的大部分粮食强制低价“购”走，他全家处于饥饿的边缘，沈子英去粮库偷粮被发觉，被判四年徒刑。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不懂政治的普通农民，但却想不到他的政见比我这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还高明。

沈子英又嘟嘟哝哝地讲历史。我注意地听，他是在讲刘少奇：“刘少奇1962年搞三自一包（自由经营，自负盈亏，自留地，包产到户），农民皆大欢喜，独有你毛泽东不高兴，又要批判三自一包，又要打倒刘少奇，你是千夫所指的秦始皇，你作恶多端，不得好死！”他的声调渐渐提高，越来越大。他的脸色也从平静变得因愤怒而扭曲。他手指着监房围墙一角的岗楼大声咒骂：“你共产党做尽坏事，又不准人批评，哪有这么好的事！我就是要骂你，骂你！除非你取下这块共产党的臭招牌！”他咬牙切齿，充满着仇恨。我不敢听下去，这种话在当时是够杀头罪的，如果有人指控我听见了这类“攻击污蔑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说我没有报告干部，我也会有麻烦。

不久，在一次宣判大会上，沈子英就被宣判加刑到24年。自从他1954年因“盗窃粮食”被判刑4年以来，他已经六次因政治上的“反动言论”而被加刑。每次都是在他刑期快满时又加刑两年或四年。在宣判大会上，我想起沈子英关于刘少奇和毛泽东文化革命中的冲突，我真不明白，他这样一位普通农民，在劳改队被关了二十来年，对社会上的政治情况却如此清楚。

那天宣判大会后，我们从闸口步行回三大队，沈子英就在我旁边行走。他脸色阴沉，有一块白内障的眼睛闪动着恐惧和仇恨。他又在喃喃自语。我靠近他，仔细倾听。“1958年加我的刑，把我五花大绑，1961年加我的刑，把我拷了两天，1964年加我的刑，把我反拷了一个星期，1966年加我的刑，你们把红卫兵搞来，把我一顿好打，打得我几天起不了床，你们共产党要把我磨死在牢里就讲明呀！不要这样零刀子碎剁呀！……杨管教前天吓我，——晓得我胆子小——再这样讲下去会杀头的。你们也晓得怕我讲呀，讲真话就要杀头呀，你晓得怕人讲真话你就少干点缺德事呀，你共产党就是又要做坏事又不准人讲你，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我听着他叨叨，心里很是痛快。其实很多中国人大概都有沈子英这样的想法，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呢！那些天天高喊万岁，天天指鹿为马的人怕是早就丢了中国人的魂了。

冬去春来，又是一个万物复生的季节了。田野里已是一片青绿，劳改队在三月底四月初就开始犁田了。还是最原始的方法，用牛拉着木犁把泥犁过来，把绿肥压倒泥下，然后用牛拉的铁耙把水田打平。犁田前，犯人们把牛棚和猪棚的猪牛粪挑到田里，犁田、耙田后，犯人们就开始了插秧。往年插秧都是在五月初，今年因为建新农场推广一种“小苗移栽”的新办法，四月中秧苗还很小时，就连泥一块块从秧田铲起来，然后插到田里去。

劳改队的干部最不喜欢我们这类长沙大城市里来的人，因为这些人文化比干部高，能说会道，鬼点子多，不如乡下人人老实。但是到了插田和收割的农忙季节，这些城市里来的人手脚灵便，效率往往比乡里来的人高得多。我们中队，卢国安和我都是最快的插秧能手，插起秧来，旁人看不清我们的手，一天最快能插七八分田。我们都是长沙人。

但是劳改队越是能干的人越吃亏，像我和卢国安这种插田快的人，总是逃不脱插田的重劳动，而那些效率低的人却有机会被安排去做轻松的事。我自从学了这点“劳改经验”后，再不愿意加快插田速度。我们组插得最慢的当然是沈子英，他不慌不忙地站在田里，插几行，伸直腰看着载在水田里的秧，口中还在念念有词。我在沈子英旁边慢慢插，也想听听他的“演说”。他在谈论毛主席的有名的著作《为人民服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利益的’。”沈子英背了毛主席这篇文章中的一句，右手慢慢把一撮秧从左手一把秧中扯出来载进泥里。那时所有犯人都必须背诵毛主席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对讲这种漂亮话的人可得小心，”他伸直腰看看秧，好像是在对秧讲话，旁若无人，面无表情。“如果有人自称他是自私自利的，要和你做生意，你可以放心跟他做生意，他不会损人利己的。如果一个人自称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他一定是要占你的便宜，要你为他的私利做出牺牲的！”沈子英实在插得太慢。我即使保持最慢的速度，不久就把他抛在后面好远了。下一轮我又赶上他时，我与他之间已隔了另两位犯人。沈子英还在那里发表他的演说：“你们听着，我这是向世界联合国发表演说，联合国的代表们，我告诉你们，中国要分成很多很多社区，每个社区要按我这样计划，所有的房子都要坐北朝南，两层楼，自来水塔和供销社要修在社区中心，每个供销社旁边要有一个包点铺。机械化一定要自愿，不要搞得像共产党一样，越多机械，越亏本。……”我又插完一排秧后，沈子英还在他那一排中不慌不忙地插，他现在的演说又换了话题，是关于工人与农民的关系的。“共产党进了城就不记得农民了，进了城又怎么样？你们城里人没有我们这些乡里人，一天也活不下去。试想想，如果没有我们种的粮食，你们能活一天吗，你们一天不吃饭能过吗？我们乡里人没有你们城里人却照样活！”

因为沈子英做事的低效率，没有一个组的犯人欢迎他。因为每天每个犯人的任务都是定了量的。每个组每天完成了所有犯人的定额才能回去休息。由于沈子英的低效率，也由于他的各种不讨干部喜欢的“政治演说”，他在全大队大会上被批斗过一次。

那次批斗大会是在伙房边的礼堂开的。三大队的大队杨管教主持大会。礼堂的舞台上挂着大横幅：“抓革命促生产，批斗反革命改造分子沈子英大会”，沈子英几个字故意写得歪歪斜斜，上面还打了大叉叉。

那是个春雨连绵的夜晚，七八百个犯人挤在泥土地面的礼堂里。杨管教宣布大会开始。他首先宣读了沈子英的罪状：“反革命坏分子沈子英，男，现年43岁，一贯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恨，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自1954年他第一次犯罪判刑以来，多次被我公安机关加刑到24年。沈犯子英在春耕生产大忙季节仍不思悔改，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消极怠工，积极反改造。反改造分子沈子英，给我站在台上来！”

一个穿着露出棉絮的破棉袄的小个子从礼堂后部的人群中站起来，慢慢朝舞台走去，边走边嘟囔着：“你们搞错了，我虚岁41，民国21年的庚生八字。我攻击的恶毒，但我讲的都是事实！”沈子英讲话的语气和态度已不像平时那样理直气壮，辩护的味道多于进攻的气势。看得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几百人的批斗会上，他的勇气和自信已陡然失去了很多。

批判发言者都是犯人。我们组的学习组长、生产组长和另一个“靠拢政府”的犯人是其中之一。这些批判发言所“揭发”的沈子英的“反革命言行”都是大家平时早就知道的，像我这样的听众，心里都非常同情和欣赏他的言论。相信和我一样感觉的犯人不在少数。但是每个批判发言后，都有值班犯人带喊口号：“沈子英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彻底批倒批臭反革命分子沈子英！”所有犯人都必须跟着呼喊口号。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声音高昂，拳头举得很高，二分之一的人跟着小声喊口号，举拳头，还有四分之一没有声音，拳头也举得不高，但是几百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对被批判者而言，已是够吓人的了。沈子英的三角眼低垂着，不敢抬起来。犯人每次呼喊口号，他的头都低得更低。口号停止后，他的头又慢慢抬高，口又在微微地动，虽然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他肯定又是像平时一样，大发“政治评论”，不过这类评论一定比平时温和得多，可能辩护自己多于攻击当局。

两三年后，沈子英又被加了四年徒刑。看样子，当局是绝不会让他这一辈子再回到社会上去了。他每次快满刑，马上被加刑。这大概是为什么社会上看不到批评共产党的人，全世界都以为中国人本性驯服，对共产党毫无尖锐的批评的原因。从沈子英身上，我看到中国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驯服的，至少不像人们在中国社会上看到的那样驯服。保持中国人向当局挑战的性格的人却充满着劳改队和监狱。

23. 何老师

何敏和是三大队墨水喝得最多的人。一九七零年代的劳改队墨水喝得多是件坏事。劳改队的干部墨水喝得不多，都不喜欢墨水喝得多的人。用李指导的话来说，“读书读得越多，就越蠢，思想越反动。”他大概是因为文化高的犯人喜欢引经据典与劳改干部辩论形成的这个印象。

这种读书越多越蠢的观点在文化低的犯人中还很有市场。因为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只会动嘴讲空理论，不会动手做实事。劳改犯人们都明白这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所以全都故意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压低。小学毕业生自称“一字不识”，中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小学”，大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中学”。可是何敏和却没办法降低自己的文化程度，因为他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这副眼镜片中有好几层圆圈，何敏和的眼睛在镜片中变成了像老鼠眼的一双黑点。再不识字的人也知道，要不是读了太多的书，绝不会变成这样的四眼狗（像那种两条眉毛像眼睛的狗）。所以大家都叫他何眼镜。

除了这付眼镜外，何敏和一点都不象个读书太多的人，他出工时赤着脚，印着劳改字的衣服已破旧得变了色，腰间用草绳捆着一块破麻布片。他在田里做起农活来，一点也不示弱，虽然不是效率最高的，但也不会落在最后。特别在吃饭问题上，他已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架子，他可以吃任何能塞肚子的东西，我看见他吃过生的活泥鳅，吃春天里的油菜梗子。每天饭后，他总是争着去倒洗碗的桶里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块纱布把桶底的饭菜渣子接住，然后吃掉。洗澡的时候，何敏和露出了他的松松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种大肚子的上层人物，现在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层松松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会显得如此饥饿。

何敏和还保存着一些不受下层社会小人物欢迎的上层社会的习惯。比如他从不与他人分享家里给他送来的食物。他比那些习惯于下层社会困苦生活的人更不能掩饰饥饿造成的强烈食欲。我们大队有不少扒手和农民出身的人，他们往往更能控制自己，饥饿时不会去捞碗里的饭渣。自己有了特别的食物往往与同伴分享。奇怪的是我的一个扒手朋友用他的零用钱买香皂，而何敏和却用他的所有钱买食物。下层小人物与上层人物在劳改队好像互相换了位，下等人变得比上等人更讲究文明。很多下等人出身的犯人不喜欢何敏和，据说是与他这种不顾面子、不关照他人的作风有关。

但是我喜欢何敏和，我知道他有一肚子“真墨水”。我刚到劳改队来时写信给家人，请他们给我买了一套高等数学教材。我用晚饭后，政治学习前的时间及雨天休息的时间读这套书。一年后，我已读完了一册。我试着做书后的练习，但却不能真正解题。我发觉数学是没法自学的，必须找老师。自然我看上了何敏和。他是一九四八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九四九年后一直在当工程师。

记得我第一次拿着高等数学课本去找他，称他为“何老师”，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周围的人（包括干部和不少犯人）都不喜欢他这种“臭知识分子”，他因为自己有知识受了不少气，受了不少歧视，像我这样因为他的知识而尊重他的人实在不多。他接过那本数学教科书，连忙扔掉手里的烟蒂，一页页仔细翻看着，像是一个老猎人多年不摸猎枪后突然看到一枝好枪一样。我们就这样建立了师生关系。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到他的号子去上课，并认真做所有能找到的习题。我们的数学课与一般的教学不同，我经常提问，特别喜欢问关于一些数学概念和定理产生的背景和首创者的动机形成过程。他肚子里有不少这样的知识，这些知识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数学概念和定理后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微分和导数概念是这门课的一个难点，做题目时，我总是把微分概念误解成平均变化率概念。何敏和通过改正我的作业使我看出了这种误解。他又进一步用牛顿和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微积分概念是怎样被“发明”和建立起来的。经过反复练习和他的指点，我终于牢牢建立起微分概念。

何敏和一九四九年前受的是非常正规的英美式教育，一九四九年后，新政府为了改造这些“旧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学习俄语，重新学习苏联的专业教材。何敏和因大学受过一年这样的“再教育”，他对俄语和苏联的教育也相当熟悉。我们用的高等数学教材是苏联式教育系统的教材。上课时，我有次问起何老师对苏联式教育与英美教育差别的感觉，他马上作了详细回答。看起来他也一直非常注意这种差别。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味道，充满着没有价值判断的实证味道。“苏联的教材非常统一，词语、概念标准化，老师容易教，学生容易记。全国的标准教材都由一个统一机构审定。工程技术也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标准，因此零部件的互换性、相容性很好，但这套系统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而英美的系统，则正好相反，标准化很差，各个教授自有一套独特的东西，工程技术也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系统，零部件互换性、相容性差，但灵活性，创造性却好得多。”何老师从眼镜上面看我一眼，似乎是在审查我会不会告密，然后加一句：“苏联教育制度只培养专家——有一技之长却没有思想，而欧美教育制度培养的是学者——有独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是何老师最有思想的一句话。他大多数时候极少发表带有价值观点的看法，而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但看得出来，他比余裕一更了解苏联的文化教育系统。他可以讲出苏联工程技术系统的一些真正优点，而且从来不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用说反共。有次他特别提到解放后，共产党大兴水利工程，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大有用武之地。而解放前，国家很少组织大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师无用武之地。何老师有次告诉我他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接的荆江分洪工程的工地见到过邓子恢（一九五零年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何老师的眼神看去对邓子恢十分好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中央的高级干部，他穿得非常朴实，没有一点架子，对工程技术问题十分有兴趣，似乎也相当内行。”从何老师谈到共产党高干的口气，我听得出，他是那种对共产党右倾派有好感的人，他一点也不象余裕一那样有反共情绪。

我比何老师年轻二十岁，自然更能适应下层社会的生活。我学会了一口江湖黑话，知道“粮子”是当兵的，“小叶子”是指粮票，“大叶子”是指钞票，“江都神少拐”是三、四、五、六、七，我懂得在饥饿时克制自己，别在人群面前显得食欲太盛。每次我家里送来食物，我总是与周围的犯人朋友分享。日常生活也故作放荡不羁，因为我知道下层社会的朋友们买这一套账。牢友们最佩服我在最寒冷时用雪洗澡的本领。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我能赤身裸体在雪地里洗澡并呆足够长的时间，对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负责给全组的犯人打饭、打开水），否则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这种赌我总是赢。牢友们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时就养成了冬泳的习惯。凭着这点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我赢得了年轻好友的好感，我也常利用这点“本钱”为不受欢迎的何老师帮忙。

有次，我用家里寄来的钱向过路的老百姓买了一块肉，正好第二天何老师休病假，我请他帮我把肉切碎炒好，我们下工后吃。下工后，我们吃肉时，卢国安叫道，“这肉一点没有油味，是不是死猪肉呀！”外面一个老犯人不阴不阳地说：“何眼镜把油煎出来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了。”卢国安一听大怒，挽起手上的袖子，就要打何敏和，我心里虽不高兴何敏和的举动，但却一把拦住卢国安，大声说：“是我叫他留下猪油，下次炒菜用得上。”卢国安还不甘休：“那也不能装到他自己的油瓶里去呀？”我怒声道：“爷做爱还要你儿子来教呀？老何做你的爸爸都够格了，还要你来教训他吗？”年轻的朋友都把我看成绿林好汉，看我一心护着何敏和，也就没人再追究了。

我与何老师的友谊越来越深，我从不指责他的一些不和群的行为，我总认为这是这个社会的特别歧视、欺负知识分子造成的后果。记得有次何敏和在插秧，大队刘教导员得意地在他旁边看这位“大知识份子”怎样做这种下贱劳动。他站在田埂上，一边吃西瓜，一边对烈日下站在烫脚的水田中的何敏和说：“何敏和你现在知道劳动的艰辛了吧。过去你过着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要不是共产党把你送到这里来改造，你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碗里的饭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何敏和气鼓鼓的样子，还是埋头插秧。几分钟后，他冷冷地回答道：“我在设计室工作一天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比我在这里插一个月秧还大呢！”刘指导员听了，脸一沉，把手里的西瓜皮往田埂上一扔，怒声道：“你这臭知识份子，狗改不了吃屎，又在胡说八道，攻击我们的劳改政策。”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为何老师受的侮辱难过，也担忧他又会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中挨批斗。万幸的是，刘指导员不久就被调走，使何老师免了一场批斗。

我与何敏和的亲密关系却使不少人不高兴。首先是干部怀疑我们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我几次出工回来后，发现我的床被干部抄过，我的数学练习、笔记、教科书被人翻得乱七八糟。但这样翻过几次后，什么再也没有发生，大概是因为这些枯燥的数学既与政治无关，也与其它的犯罪可能性无关。但是倒霉的是我的英文作业。全部被干部抄走。我在学习高等数学时，也在学英文。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当过中学英文教员的犯人，我父亲给我寄来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汉辞典。我自己也托就业队的一位右派工程师给我订了一份英文的《北京周报》。就业队就是些刑满后无家可归或被当局强迫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满刑犯人。因为监规明文规定监房内不准使用外语，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订哪怕是共产党官方的英文刊物，所以我只好请有更多自由的“刑满就业犯”替我直接从邮局订。自从干部发现我在学英文后，我的床和行李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队刘队长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你一个劳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机会都不多，还学外文干什么。”我说：“这

都是毛主席语录，政府的出版物，这只会帮我改造思想！”刘大队长讲一口岳阳官腔，不认识几个字，我喜欢他那种不讲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态度。他又讥笑道：“我一辈子不识一个英文，现在也比你过得好，你学再多英文，也是个劳改犯。我一辈子都没跟外国人讲过话，你一个劳改犯还想有机会跟洋人甩洋腔呀？”我气得顶撞他：“跟墙壁讲话都比跟你讲话有意思！”刘大队长也发了火：“杨曦光，你一个反革命分子，你嚣张什么！你不老实，刑满后，我还给你戴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不说讲洋话，中国话都没你讲的份！”

我那天受了这个气，就留意找机会去找建新农场的场长。场部靠近三大队，李场长的家离三大队只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有次我在建筑房子时，李场长到三大队来检查工作，我看到一个周围没有其他干部的机会走过去：“报告李场长，我有个事想不通！”李场长看去比他的下级干部要和善一些，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三大队干部总是没收我的英文毛主席语录、《北京周报》的事讲了一通。李场长反问我：“监规不是不准用外语交谈吗？”“但我没有与任何人交谈，我只是自己看这些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场长沉思片刻后警告我：“你以后要保证不与他人用外语交谈！”这次告状后，再没有人来搜查我的英文材料了。

犯人们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化这么多的时间学数学和英文。我的泥工师傅王金国和师弟卢国安就非常不以为然。他们的休息时间都用来打扑克，下象棋。王金国看到我把一块木板垫在盘坐的腿上在昏暗的电灯下作数学作业，抄写英文单词，朝我喊道，“书呆子，下床来下棋、打牌呀，坐牢本来就是脚鱼吊在壁上——四脚无靠，又痛又苦，你何必还要自己找更多的痛苦呢？一把刀子挂在壁上不好，你却要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没事找苦吃！来，下来与我们一起‘叫化子搞屁眼——穷快活’一番！”我时常听到这类风凉话，听多了也有点不舒服。特别是我跟王金国学建筑技术，我是他的学徒，他是我的师傅，他总是利用机会证明我的高等数学不如他的实际技术有用。他和另一个泥工师傅杨自力一块设计了一座房子，不用任何图纸，整个房子全在他们脑子里。他们自己负责施工，带着我和卢国安几个学徒用几个月时间建成。王金国到了告诉我技术关键时总是忘不了提醒我：“我不懂一点数学、‘学数’，你看，我一样设计房子，施工，建筑。”那座给干部住的房子完工后，我基本懂得了他们的设计和施工方法。他们也计算斜率，但方法极为原始，他们称斜率为水，遇到边角的互相转换，既不会用三角函数公式，也不会查表。更不用说用微积分计算应力的最佳分布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明我的学习价值的机会。三大队有不少灌溉渠道和桥梁。杨自力和王金国师傅总是用圆弧曲线来设计渠道或桥梁的形状。我从高等数学知道，悬链曲线是比圆弧曲线受力状态好得多的曲线。而悬链曲线不能用圆规画出来，适合一定跨度和重量的悬链线只能用微分方程来计算。我用这些知识帮助两位师傅设计了一些渠道和桥梁，他们才开始承认知识的价值。以后我又告诉他们各种计算“水”和其他三角函数的方法。从此以后，同伴们都变得非常支持我学习数学了，尽管他们有时候还是不明白学习英语有什么用。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不久就被华国锋联合较保守的军人逮捕了。这个事件后，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每天都在变化。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恢复了（一九七七年以前，大学入学凭“成分”，由“单位”推荐政治上与党关系好的人进大学）。一天场部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通知我场部的领导要调我到场部的干部子弟中学教高中的数学。这位干部告诉我，建新农场的高中缺少数学教师，李场长为了提高干部子女考上大学的比率，决定调数学好的犯人去教毕业班的数学。他还说，农场有几十个已高中毕业的干部子女，现在正在农场劳动，找不到工作，李场长决定由场部出钱，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个补习班，帮助他们考大学。我将是帮助他们准备数学的人。这位干部还问我，“你用你的数学知识设计过一些很好的拱桥和渡槽（悬空的渠道）吧？”我点点头，心想，大概李场长从这些拱桥知道我的数学不错。

这位干部要我把行李背到场部招待所。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补习班就设在场部招待所，我和学生都住在那里。招待所有一排两层楼房，一排一层的房子。我被安排在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里。房间非常清洁（可能是因为我把它与我的监房相比），被子散发着清新的刚洗晒过的气味。躺在棕绳编织的绷子床上与监房里睡木板床的感觉比起来有如天壤之别。我放下行李，躺在床上，仔细观察粉刷得精致的天花板，心里感慨万千。有好多年没有睡过这种床，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房子了。朝走廊的窗子很大，房子里显得十分明亮。我的感觉就好像做梦一样，犯人——这种像奴隶一样的身份，怎么会一个人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躺在这窗明几净的地方呢？我马上写信，请我大妹妹杨晖给我寄几件没有劳改字的新衣服来。第二天我走进教室看到学生们时，才明白，我的劳改身份并不一定与衣服上的字有关，而是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我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都端坐着一动不动，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这无疑是大声提醒我记住我的“半奴半主”的身份。我知道，中学生、小学生在老师进课堂时要全体起立，向老师齐声说“老师好！”但对我这个劳改犯老师，他们都端坐不动。看起来这是当局已经向他们交代过了。学生们都了解我的劳改身份，并被要求与我保持距离。两天后，有同学来问功课，我才发觉他们全称我“杨先生”而不称“杨老师”。那时的中国，先生、太太、小姐的称呼一律不用，大家互称同志，学生称教师为老师。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下令释放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的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官员。这些人释放后，不再是犯人，但官方也不愿称他们为同志，于是就称他们为先生，意思是法律上不再是犯人，但政治上仍不是同志，而是敌人。我想年幼的学生是不会想到用这个政治意味微妙的称呼叫我的，当然是当局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主意。他们既要利用我的知识来帮他们的孩子考大学，又要孩子们明白我的身份。

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不再与犯人一块吃饭，我每天可以到场部的干部食堂吃饭，那里的伙食极便宜，质量却极好。同样质量的菜，价格大概是茅丝铺饭馆里的五分之一。这自然是因为所有原料供应都来自犯人的产品，而产品的价格却由干部任意决定。

那时场部中学的学生人数正在扩张，大概是因为干部的孩子们都渐渐长大，所以教室不够用。离学校半里路远的招待所将一间小礼堂让出来给学校做教室。我教的两个班中，有一个班就在这个小礼堂上课。这个班的班主任叫赵晋湘，从她的名字看出，她父亲是从山西（晋）南下的管犯人的干部，她母亲是湖南本地的妇女。她长得像个洋娃娃，留着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她的办公室就在招待所小礼堂边。校长第一次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她时说，“这是新来的数学老师杨先生。”又向我介绍她：“这是你教的高二·一班的班主任赵晋湘同志。”这个“先生”对照“同志”的介绍在我听来是如此刺耳，特别是在这位漂亮的女孩子面前使我很不舒服。

但是赵晋湘满面笑容，没有一点隔阂的样子。她连忙拉过一张椅子，向我让座。她告诉我她教两个班英语，她的声音如此好听，使我有点不知所措，大概是我自一九六八年以来，从没有陌生的女孩子如此热情友好地与我面对面地交谈的缘故。

第二天上课时，她看去对学生很厉害，大概是因为她年纪轻，想用装出来的威严来树立在学生面前的威信，但使我感动的是，她正式向她的学生介绍了我——杨先生。在其他班，没有人向学生介绍我是谁。我只是悄悄地来了。但我知道，详细的介绍早在我来之前已作过了。我从不在乎他们怎样在背后怎样向学生介绍我——一个反革命分子，劳改犯人。我心里在说： “你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我靠本事吃饭，高级文化总会溶化或征服低级文化！”但赵晋湘简短地向她的班级介绍了教数学的“杨先生”后，我心里却十分难过，不知道当局是如何向这位漂亮的姑娘介绍我的“反革命罪行”的。

我教了一个星期的数学后，学生们逐渐喜欢我。我也发现在他们心目中，我有三重身份：既是个写过出名的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反革命分子，又是个长沙来的见过世面的高干子女，还是个教书很受学生欢迎、反应灵敏的有本事的人。

我发觉这个学校也缺少高中物理老师。不久李场长把何敏和调来补这个缺。老何那时已满刑，被强迫在农场就业。即使是刑满就业人员来教书也是非常不合常规的安排，因为那个时候，教书属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有极重要的政治地位。大概只有李场长这种土皇帝才有权力做出这种不合常规的安排。老何与我睡一个房间，教毕业班的物理加辅导考大学补习班五十个青年的物理。

赵晋湘的班远离中学，所以上课下课的时间都由她看表掌握。我和何敏和都没有表，所以我们在赵晋湘班上上课时，她总是会按时从她的办公室出来通知我们下课。

有天赵晋湘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十分信赖地说：“杨曦光，”——这个称呼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听起来比“杨先生”舒服多了，但也使人仍有一点别扭，如果我不是个反革命分子，她一定会称我为小杨或杨老师——“我把手表留给你，你自己掌握这个班上下课的时间，我明天要去岳阳进修。”

她的态度是如此的真诚，使我感到她对我已没有歧视。那时候手表对大多数中国人仍是奢侈品，把自己的表借给别人是极少有的事。那天以后，我感觉我与赵晋湘的关系有了一点变化，于是我常在夜里邀老何一道去她的办公室。我们有时去要她给我们放英语唱片，她看来十分热心为我们服务，借来了许多英语唱片，在她那紧靠招待所小礼堂的办公室里为我们放。

她是个文革后完成学业的女孩子，在她念中学和师范的时候，书店里没有任何像样的文学作品。毛泽东死后，各种文学作品开始重新出现。她如饥似渴地读《人民文学》和其他的一些能看到的新出版的旧小说。

她非常喜欢我们去她的办公室讨论各种小说。她喜欢听我讲《双城记》、《红与黑》、《牛虻》，她更喜欢听老何讲雨果，托尔斯泰的作品。老何读过许多英国、法国的著名小说，也读过不少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赵晋湘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有名的小说，兴致勃勃地听老何讲。看得出我们的文化水平是按年龄排列的，不论理工科或文化知识，老何第一，我第二，而赵晋湘却是最末。

那是个充满骚动和希望的时期，广播里每天都会出现些在文革中被批判为毒草的抒情歌曲，每天都有“新事物”——其实是五十年代的旧事物，在文革中被批判禁止的——一出现。倒退和停滞了多年的社会，突然又重新恢复了理性。我的刑期也快满了，傍晚时分我常与老何在招待所附近散步；我们回忆着这二十年，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大饥荒，一九六二年复旧，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的复旧，一九七四年的造反派平反，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最令我俩激动的是我妹妹杨晖的一封来信，信上告诉我，现在党内有人主张为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和一九五九年右倾平反。收到那封信的一整夜，我们俩激动得不能入睡。老何自从一九五七年被打为右派，这二十年受尽了凌辱和欺压。他那夜仔细告诉我一九五七年他被划为右派的经过。他其实并不是余裕一那种真正的右派。但他单位上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要完成向党提意见的任务。领导亲自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挖空心思，提了几点：一、单位党支部书记总是自称代表党组织，有人有与他不同的意见，就说是不服从党的领导，这是不是霸道作风。二、希特勒当年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与他们国家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同。反右运动一开始，每个单位都要完成打右派的指标，当然他也就成了右派。文化革命时，有人发现他开会时在报纸上划划写写，会后此人检查了这张报纸，他写的是“反动”二字，而背后正好有张毛主席像。于是他成为“攻击毛主席为反动”的反革命分子，加上他有被划为右派的“前科”，他在一九六九年被判处七年徒刑。我以前从没听老何讲起他的罪名，这次才知道他实际上没犯任何事而真正被冤枉的。

一天下午，赵晋湘像只高兴的小鸟一样蹦到我面前，她告诉我借到了一套《英语九百句》的教材和唱片，要我去她办公室听。进了她的办公室后，只有我和她，她脸上透着青春的红晕，有一种诱人的青春气息和笑靥。我们听完一张唱片后，赵晋湘说可以将《英语九百句》教材借给我。临走时她问我：“你怎么老是跟何敏和在一起呢？你应该与他保持距离，他们老右派与你们文化大革命中坐牢的不一样呀！”

我心里大吃一惊。离开她的办公室后，她这两句话总是离不开我的脑际，它们传递了太多的信息。第一，她对我们犯人的背景知道得相当清楚，可能她对我们的档案比我们自己还知道得多。表面上对老何相当客气，但她对他从心底是歧视的。想到她对我的友善，可能也是表面的客气，她心底里也可能与我这样的“反革命”划清界线，我心里顿时感到沮丧。我不得不承认，我悄悄爱上了她，我希望看见她，与她在一起，但却深深地害怕她对我的歧视。我从坐牢以来，从没有过这种对歧视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那种可怕的“爱”带来的。但我回头一想，一个犯人，怎么这么不自量，怎么可能去爱那压迫你的人的女儿，爱那歧视你的人们。我尤其不能接受赵晋湘当着我的面歧视老何。我极了解这些“老右派”，我爱他们。可悲的是正因为他的文化高于我，我的文化高于赵晋湘，而我们的社会地位却按相反方向排列，赵晋湘的地位高于我，而我这个所谓文化革命中坐牢的“新反革命”比“老右派”又有稍高的“地位”。我心里骂赵晋湘一句“政治白痴”，用这种对她的轻蔑安抚我刚才被爱和对歧视的恐惧弄乱了的心。终于我“真正”相信，我其实根本没有爱过她！当然，我更不可能忘了她，我更注意她的身影和声音。但是我更经常地与老何在一块，与他一块散步，讨论政治和数学，我也显得更高兴和他在一块——让她去捉摸我们的奇怪的政治想法吧，让她去理解我为什么歧视政治歧视吧！

另一件事也使我被这次交谈刺伤的心得到平衡。三大队的犯人朋友两年前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建新农场机修厂服刑的犯人刘成宇。他文革时是新华印刷厂的造反派，文化革命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他开的车压死了三个人。他为此被判刑十年。由于他的判刑完全是因事故，既与政治无关又与故意犯罪无关，所以他被安排在建新农场的机修厂负责管理工厂。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经理人才，在他管理下，这个工厂一两年内就发展到既修理制造农业机械，也修理汽车。岳阳的国营汽车修理厂也无法与它竞争，人们都爱到这个厂来修车。刘成宇也是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一对聪明机灵的眼睛，讲话声音低沉深厚，是那种特别能打动女人的声音。他处世精明，但处人却放荡不羁，非常随便。

一天夜里，我正在自己房里改学生的作业，突然走进来一个女孩子（我的门总是开着，因为经常有补习班的学生来问题目），她问我：“你叫杨曦光吧？”我抬头一看，感觉眼前一亮，像看见了仙女一般，这是位有着使人震惊的美貌的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八九岁的年纪。她见我点头后，就在我的床上坐下来，告诉我：“我是刘成宇的女朋友，小刘被他们关到小号子里去了，他托人带信出来，要我来找你帮忙。”我忙问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自称为建妹子的女孩匆匆向我叙说了她和刘宇成的故事。

建妹子是一个刑满后就业人员的女儿。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刑满后在机械厂就业。建妹子也在机械厂做临时工，建妹子非常崇拜刘成宇，不但因为他人品出众，而且因为他来自大城市长沙，而她是个连岳阳都很少有机会去的人。他们有过很多次约会，终于建妹子发现自己怀孕了。刘成宇经常要出去试验修好的车，以及到岳阳去买零配件。他每次出去总是穿着那种破烂得“开了花”的工作服，衣服上满是油污，又黑又脏。他利用一次去岳阳的机会，开着车把建妹子送到岳阳的医院流了产。但是回来后却被人发现，于是以私自逃离劳改队为由关到“小号子”里去了。场部和机械厂都没有小号子，刘成宇是被关在三大队的小号子里。几天后，岳阳法院来人调查他与建妹子的关系，建妹子从来人的口气，觉得小刘可能被起诉加刑。建妹子边说，边抽泣起来，看来她真在为自己的爱人担忧。我问她：“你真喜欢她吗？”她重重地点头。“还没变？”她边点头边“嗯”一声，好像怕我误解了。我告诉她，“只要在调查时咬定是你自己要和刘成宇好，是你主动，就有可能使小刘加不了刑。”我这样安慰她，但自己其实没有一点信心。因为类似事情被判刑的多得是。我们中队有个小伙子父亲早死，从小随母亲长大。母亲一直没改嫁，守寡带大这个孩子。孩子长到十六岁时，母亲起了勾引儿子的心，夜里一丝不挂睡在儿子身旁，终于母子有了多次“乱伦”。邻居发现后报告公安局，儿子被逮捕，母亲多次去公安局证明，“乱伦”完全是她主动，她的责任，但儿子还是被以“破坏社会道德风尚罪”判处七年徒刑。这是个在与性有关的法律问题上歧视男人、袒护妇女的社会，我其实根本不能肯定小刘会不会加刑，但我看着这位美丽的泪人，只能这样鼓励她试一试。

几天后，我下课从学校回到场部，看到一群妇女围着一个人在叫骂，走过去一看，被包围者竟是建妹子。她的美丽黑发被人扯散披在肩上。这群妇女看样子是劳改干部的太太们。她们大多是农村长得漂亮的妇女。有个妇女向地上吐口痰骂道：“臭不要脸的婊子，自己承认主动去勾引一个臭劳改，你知不知道这有多羞耻！”建妹子一点也不退缩，她轻声但坚定地回应：“不管你骂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刘成宇不认为我是臭婊子。”

我听了这句话，两眼一热，眼泪忍不住流出来。我不忍看下去，马上朝招待所走。迎面碰到赵晋湘。我并没看清她的脸色，也不知道她是否看见了受羞辱的建妹子，但在这种场合碰见她，我本能地觉得她是鄙视建妹子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原来是两个敌对营垒的人，我们有绝然相反的感情。

一天后我才知道，由于建妹子坚称她与刘成宇的性关系完全是她的责任，刘成宇昨天被放出来。没有经验的建妹子一听到消息就去看他，但他俩早已被监视，两人见面，拥到一块，就被赶来的劳改干部抓住，刘成宇五花大绑又送进了小号子。

这件事使我开始嘲笑自己对赵晋湘有过的“爱”。我终于肯定，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爱过这个在与我敌对阵营中的人。

但是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我。我刑满离开劳改队后，却又发觉，我其实忘不了她，我们又开始了热烈的通讯，那种“像”情人一样的通讯。我在信上告诉她我爱她，她在信上也告诉我她从一开始就无意中留意与我有关的每个消息。是的，我敏感到的她对我的好感并不是我的过分敏感，她承认她爱我，为我有几夜无法入睡。可是她却引用《流浪者》的故事（那时正是重放一九五零年代出产的电影《流浪者》的时候），她说：“我没有勇气做丽达，你知道劳改农场的人会怎样看待与劳改犯恋爱的人。”我们一直通信了一两年，她是文革的受惠者，我和我一家是文革的受害者，她在信中总是抱怨不理解人们对毛泽东的批评，她不喜欢北京的民主墙运动，不理解为右派平反。而我却用很多页信纸解释为什么右派和右倾的观点是对的，而毛泽东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的观点却是错的。我每次写完这种信心里就害怕，如果我告诉她我至今认为造反派反迫害的观点是对的，在支持造反派这一观点上我喜欢毛泽东而不喜欢邓小平，那她会把我又看成“反革命”吗？她与我的政治距离太大，她是我第一个不知不觉真正爱上的人，也是政治上与我完全敌对的人，我珍藏着她的信，将之视为这种敌人之间爱情的美感的记录。后来，我很高兴地收到她一封信，她居然跑到何敏和家去看他了。他那时已被摘掉了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名誉，重新当上了工程师（当然也离开了建新农场）。我心中暗暗祝愿，但愿赵晋湘心地里面没有对老何的歧视。她后来又来过信，说她到长沙找过我，但我那时已离开长沙，父亲也搬了家，她十分惋惜没有见到我。

自从离开劳改队我再未见过她。记得离开农场的那天，接我的妹妹和我一块在场部汽车站等公共汽车，赵晋湘像是偶然地经过车站，用目光向我打招呼。但当有干部走过来时，马上又有意识避开去，那是我俩最后一次见面。

令人伤心的是，建妹子与刘成宇的爱情比我和赵晋湘的故事要糟糕得多。刘成宇满刑出狱后回了长沙。他后来没有被加刑，大概是因为法律制度比以前健全一些了的缘故。建妹子的父亲是刑满强迫就业的人，只有农村户口，没有资格移居城市。建妹子也没有资格移居城市。这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身份差别不但一代人内不能逾越，而且子女身份跟随母亲，下一代人也不能逾越。而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永远得不到粮食，棉花，及其他基本物资的配给。在这种等级身份制的压力下，刘成宇终于抛弃了建妹子，而与另一位长沙姑娘结了婚。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眼前显现出建妹子那夜坐在我床上哭泣的泪眼，以及她倔强地对那些侮辱她的妇女们说“不管你骂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刘成宇不认为我是臭婊子”的神态。

想不到这样一位美丽的让众多男子汉害相思病的人却没有得到她为之奋斗的爱，不是因为政治的冲突，而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城市、农村户口制度。

24. 王师傅和卢师弟

王金国和杨自力是基建组的两位主要泥工师傅。杨自力是四级泥工，有丰富的独立施工经验。王金国是二级泥工，工作起来没有杨自力敏捷麻利，也没有杨自力那么多独立施工的经验。泥工共有八级，由于自一九六四年突出政治运动以来，评级提级就停止了，所以他们的级别还是上十年前的级别。

我一九七二年到基建组后跟王金国学徒。杨自力有个叫卢国安的徒弟，我们互称师兄弟。王金国个子不高，样子长得很帅，但是左眼却自幼就瞎了。所以犯人们有时称他独眼龙。王师傅为人非常随便，大概是因为年轻，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习惯脾气像那种不罗嗦、不斤斤计较、办事干脆的青年哥哥。他讲话做事不紧不慢，十分沉着老练的样子。

王师傅文革时是“湘江风雷红旗战团”的司令。这个战团的成员都是建筑工人。一九六九年军管当局宣布解散所有非官方的政治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拒不服从，与军管当局发生冲突，他这个司令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杨自力那时是“红旗战团”下面一个支队的支队长，因为在那场冲突中与军管会的代表互相拳打脚踢，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王师傅和杨师傅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们自认为是与“真正的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不同的犯人，因此他们与其他因组织反共组织的反革命犯人及右派分子保持距离。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他们的案情，是因为他们把我视作与他们类似的造反派，也认为我与“真正的反革命”不同。王师傅还几次提醒我，不要与那些老右派和“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关系太密。我不喜欢王师傅和杨师傅这种歧视其他政治犯的态度，但他们是我的师傅，我也从不当面反驳他们的劝告。我自己理解他们这种态度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而可能是种下意识的政治策略，用这种方法否认对他们判决的合法性，而尽量把自己的地位打扮成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容，具有一定的正统性。

我觉得改变他们这种态度的唯一办法是让他们懂得更多政治历史。我当时正在看世界通史，我试着把英国大革命前后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讲给王师傅听。他读过初中，应该比杨师傅能接受新知识。

杨师傅是个只有小学文化的人，而且对人宣称他是文盲，从不看书写字。王师傅对英国大革命后复辟时期辉格党和圆颅党互相迫害，政治反反复复的故事十分有兴趣。他听我谈这一段历史给他听时羡慕地说：“英国复辟时期后还有光荣革命，被迫害的造反派还有机会与保守派形成合法的党，互相斗争，中国可不会有这种事，他们保守派现在是把我们彻底镇压下去了，我们再没有机会翻身了！取掉了卵子的鸡巴——再也硬不起来了！”我反问他：“中国的造反派怎么不可能有辉格党当年那样的机会呢？政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变了，局面就会变，今天的敌人会成为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也可能是明天的敌人。”王师傅直摇头：“中国与外国不一样，共产党厉害呀！”我总觉得他对政治历史了解太少，才会对自己的短视深信不疑。“假设明天有人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你会怎么样反应呢？”王师傅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早就看穿了，共产党就是耍我们造反派的猴把戏，不管他再搞什么平反或其他讨好我们的把戏，我再也不会上当了。只要他把我从牢里放掉，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会上山当和尚去，与世隔绝，再不问政治。”

我理解王师傅当初造反时的心情。记得毛泽东公开支持第一个非官方的学生组织时，长沙的学生也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组织到长沙市委去示威，他们的标语是“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他们反对共产党对学生的控制，要求市委允许非官方学生组织注册。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共产党组织还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我怀着同情而无望的心情看着这些大学生造反，我不相信他们会成功。长沙市委马上把共产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们组成了“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赶到市委门口，把示威的学生包围起来，批斗和殴打学生。我当时亲眼看到了那场冲突，心里充满着不满和恐惧（我那时已被省委派到学校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很多学生被保守派工人打伤。直到傍晚时分，去市委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这支队伍由工人组成，无声无息。工人抬着横幅和标语上写着“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造反行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三相信！”“罢孔安民（市委书记）的官！”“改组市委！”那时，大多数市民都对市委组织保守派镇压学生的行动敢怒不敢言，看到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游行支持学生造反，好多人都热泪盈眶。没有人会想到毛泽东不久就命令《人民日报》公开支持造反的工人和学生，打击支持保守派的各级共产党组织。以后造反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又有过很多次反复，保守派占上风时总是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而造反派的最大政治要求往往是为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

我希望从王金国那里了解这些工人造反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夜里睡觉前，我们总是喜欢躺在床上聊天。从这些聊天，我得知，王师傅和杨师傅的建筑公司一九六四年成立了政治处，这是毛泽东为了限制刘少奇的权力而玩的一个鬼。很多军队干部被调到地方负责掌管政治处。政治处设立后要求建筑工人每周组织政治学习，并下令取消计件工资。取消奖金，工人们的收入因此突然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一半。生产率也下降。建筑公司的工人恨死了这些政治处的干部，一九六六年底，他们成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后，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这些政治处干部。他们把政治处干部“揪”出来批斗，把他们抓去游街。

王师傅向我保证永远再不介入政治后的三个月，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报纸上出现了“批林（彪）批孔（夫子）”的口号，长沙的造反派领袖人物的文章又出现在《湖南日报》上。那几夜我难以入眠，文化大革命前后发生的一幕幕又在我脑海里浮现。这次我政治上已比文革时成熟得多，我知道毛泽东在秩序恢复过程中在党内再度陷入孤立，又要打造反派这张牌来反对他的保守派政敌——周恩来了。我不再对造反有盲目的激情，也知道造反的后果又会是秩序的崩溃和经济的停滞，但我却为被迫害的造反派有机会反对政治迫害而暗自高兴。我知道这场冲突的后果会是灾难性的，悲叹为什么两个敌对的派别不能在一种民主制度下共存和平等竞争。吃过晚饭后，我无心去何敏和那里上课，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脑海里思潮翻滚。最后得出的结论竟是：两派最后能共存而形成多党制的唯一途径可能是两派互相迫害同样厉害，然后才能下决心禁止一切政治迫害！我左思右想，觉得我对政治的看法应该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决心写一个电影文学剧本。那时我的师弟卢国安正在向我学习一些基本的几何和三角函数知识（他已经从我设计桥梁的经验得知这些知识的用处）。我与他讨论了这个计划，他非常支持。他给我做了个小台灯，于是我在监房熄灯睡觉后，用这个台灯写作。我给这个剧本取的名字是《同时代人》。这个剧本是关于一家人的故事，主人公的叔叔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当时主人的父亲也参加了迫害右派的活动，因为他认为党是正确的。一九五九年，主人公的父亲发现右派的观点是对的，并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他又被划为右倾。而主人公的母亲当时认为她丈夫的观点是错误的，支持党组织对她丈夫的批判。到一九六二年她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完全支持丈夫一九五九年的观点，他丈夫也在刘少奇支持下平了反，恢复了名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剧本的主人公还是个学生，他一点也不懂他叔叔、父、母的观点的意义，只是出于对学校当局迫害学生运动的反抗以及对保守派和当局迫害出身不好的人的不满而参加造反的。他后来在一月革命中亲眼看到人民如何痛恨共产党干部的特权，如何把所有高干的特权地位剥夺（让所有高干靠边站），终于接受了“极左派”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特权阶层，需要重新革命。而剧中主人公的情人却参加了保守派，不但为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辩护，而且为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反对造反派，歧视和迫害他们。这个剧本通过主人公与他的情人之间的爱情悲剧想向人们说明保守派和造反派都有其理性和荒谬的一面，而他们之间的斗争既荒诞无意义，又意义深远。

出于一种反叛心理，我在写这个剧本时特别把刘少奇和彭德怀对毛泽东路线批评的积极意义刻意描写，因为一九七三年底，一九七四年初，正是左派又开始抬头，大肆批判“复旧”和右倾的时候。剧中主人公文革前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九六四年学校里的“革命化运动”、“突出政治运动”和“贯彻阶级路线运动”中的感想。他在这些运动中开始认识到一九六二年他的很多想法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六二年他埋头功课，专心学好数学、物理、化学，一心要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这是“业务第一，智育第一，忽视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升学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妈妈也有读儿子日记的习惯，她看了这些日记后，表示不能同意其中的观点。妈妈与儿子讨论了很多次，她用她一九五九年错误地批评她丈夫的经验告诫儿子，提醒他一九六二年的很多所谓“右”的观点是对的，而一九六四年很多“左”的观点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她为了说服儿子冷静地独立思考，劝导他说：“我一九五九年的经验告诉我，对是非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多看多想，不轻易下结论总会有帮助的。”

我的这个剧本写完后，被犯人们传阅，有的犯人把剧本完全抄下来。所以不久三大队犯人中就有了三个这个电影剧本的手抄本。卢国安非常喜欢这个剧本，每次我写完几页后，他就帮助我把稿纸藏在屋顶的木板后面。一九七四年的春天又是一个充满动荡不安的春天，外面造反派的声势越来越大，路过建新农场的汽车上都贴满了造反派的标语“打倒杨大易（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报纸上登出很多造反派批判杨大易的文章。一篇文章说杨大易反对文化革命，极力主张复旧。杨大易在批判造反派，鼓励恢复“走资派”名誉时说：“凤是凤，鸡是鸡，凤凰脱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复起，凤还是凤，鸡还是鸡！”这里的凤凰显然是指共产党的老干部，而鸡却是指文化革命中叱咤风云的造反派。不少登在报上的造反派的文章集中批判杨大易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和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把很多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这种政治气氛对我这个剧本非常不利，因为剧中有很多保守派批评左派和毛泽东本人的内容。一旦这个剧本落到干部手中，我完全可能被加刑。卢国安又帮助我把几个手抄本收集起来带到监房外自由犯曾爱斌那里藏起来。卢国安做完这件事不久，干部们果然风闻到这个剧本，他们组织了一次大搜查，我们的行李和监房都被彻底搜查一遍，但是他们一无所获。

不久杨师傅的妻子（也是个造反派）利用探亲看望他的机会在三大队住了一天。除他们在干部监视下见了两次面外，他妻子还通过自由犯曾爱武转给杨师傅很多造反派的小报。一九七四年春夏，造反派又有了自己出版报纸的权利。那是一份名为“工联”的报纸，大约每月出版四期，每期都刊登着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消息。特别是很多造反派工人和学生赶到监狱门口去迎接刚平反的“战友”。还有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了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和一九七二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各地军管当局和保守派迫害造反派的事实。我从这些报道才知道，一九七二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逼自杀，被活活打死。还有一篇文章是报道周恩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检讨，承认一九七二年“清查五一六运动“打死和逼死这么多人他要负一定责任。

我们看到这些报纸后不久，王师傅和杨师傅的原来单位（一个建筑公司）就派人开着小汽车来接他们了，他们获得彻底平反，无罪释放。由于建新农场远离长沙，没有大队的造反派来迎接他们。但那时的中国，小汽车是只有高级干部才能坐的，“他们是被小汽车接走的”这个消息本身就使所有的犯人和干部十分震惊了。这种事大概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

劳改干部们再也不逼我们认罪伏法了，他们显出迷惑的神色，不知道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反革命分子，居然带着红花，坐着这些下层干部没有机会坐的小汽车趾高气扬地走了。那一段，犯人们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干部们没有太多精力和兴趣找我们的麻烦。

王师傅根本没有履行他对我的誓言，他一平反出去了，马上就又卷入了政治，他成了他的公司中批林批孔办公室负责人，专门负责复查和平反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的案子。我为自己的预见的准确感到可悲：平反是种任何被迫害者无法抗拒的诱惑，毛泽东又把造反派捆在他的战车上向比较理性的保守的经济文化政策开刀了。可悲的是毛泽东的非理性却是与平反和反迫害的理性结合在一起的。

卢国安虽然也为师傅的平反感到高兴，但他更多的是不高兴。他不高兴的是这个运动一来，使他失去了更多的参加演出的机会。原来前一段时期，复旧的气氛占上风时，关教导员在三大队组织了一个文艺组。犯人中多的是艺术人才，有会各种乐器的人，有会唱、会编剧、会演戏的人，还有会玩杂技的人。卢国安的笛子吹得极好，还能打一手好鼓，曾爱斌会玩杂技，他们俩都是这个文艺组的成员。这个文艺组不但在三大队给犯人演出，而且到其他大队和场部去演出过。一九七三年中国人民已经有四、五年从未看过除样板戏之外的演出，因此这个文艺组的节目很受犯人、干部和周围老百姓的欢迎。在场部演出的那天，很多农场周围的老百姓都走十几里路来看。卢国安是个长得特别帅的男孩子，进牢门时才十五岁，那时也才二十多岁，皮肤白白的，圆圆的眼睛，深深的双眼皮，笑时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细细密密的雪白的牙齿。每次演出，他化了妆后在台上特别引女孩子们的注目。卢国安是个向女孩子“射媚眼”的“专家”。每次有女孩子从犯人们身边走过（这是犯人极少碰到的事），卢国安总是不知不觉之间向她猛射一通媚眼，等女孩子走远了，他可以告诉我们她的面容的每个细部，她的每个细小的举止。当然，他演出时，女孩子对他的注意，他一定都一一录在他的眼睛里，绝不会放过的。

那次场部演出后不久，卢国安突然病了，一般病人都要犯人李医生开一个条子证明确有病才能在家里休息。卢国安也没有病假条，他就是躺在床上不出工。中队的何指导员在监房里查号子时，看到他躺在床上，厉声问道：“卢国安，有没有病假条？怎么躺在床上不起来呀？”“报告何指导员，我没有病假条，我就是病了，你拿三杆枪指着我，我也不能出工。”卢国安躺在床上翻了个身。何指导员把眼一瞪：“你又跟我来横的呀！”他知道卢国安顶撞干部是有名的，但他也知道卢国安劳动效率极高，所以何指导员嘴巴虽硬，但看得出还是喜欢卢国安。“何指导员你今天就是把我剁成肉饼，骨头磨成粉，我也出不了工！”何指导员搬出一张凳子，慢慢点燃一只烟，摆出一付慢慢与卢国安讲理的架势，似乎卢国安不出工，他就坐下来陪到底。卢国安这下反而慌了神，但嘴巴还在硬：“你把我捆起来拖到田里去，我不做事，你打天也没有用！”何指导员最后终于让了步，让卢国安在家休息一天。何指导员刚出监房门，卢国安就找到李医生，要在李医生去场部医院取药时与他一块去场部。自从这次病假后，卢国安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要请一次病假。他是个从不生病的人，身体结实健壮，杨师傅有几次早上最早起来开玩笑，掀开我们几个年轻人的被子检查谁的鸡巴最硬最大，每次都是卢国安第一。（早上男人憋着尿，阴茎常常是硬的）。两个月后，一天夜里，卢国安神秘地爬到我的床上，低声说：“师兄，你师弟今天有难，你一定得帮个忙。”我忙问什么事，卢国安从贴胸的里衣口带里拿出一张小心地用布包着的纸，递给我：“这是我一个女朋友的信，我得写封回信，我实在是喝少了墨水，写不出好情书，真是隔着玻璃亲嘴——润不出味，你墨水喝得多，‘驼子作揖——起手不难’，非得帮这个忙！”我不客气道：“那你可得把你和她的故事一点不漏详详细细告诉我，我才写得出你的真情实意呀！”卢国安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脸也红了。但还是低声告诉我这段故事。原来卢国安去场部演出后，场部医院药房的一个护士（自然是劳改干部的女儿）被他那美妙的笛子演奏和令她神魂颠倒的面貌迷住了。卢国安归三大队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由李医生转来的信，信上说她被他那美妙的笛声迷住了，她正在学习小提琴，希望跟他交个朋友。可想而知，卢国安被这封信刺激得兴奋了几夜，于是他就老是“生病”，老是要到场部医院“看病”，当然只有药房的那位小姐才能治好他的病。卢国安也不能老生病，老去场部，那天他想他心上的人儿想得急了，只好请我帮他写情书。

这样书信往来加“非法”的约会，终于被干部发觉了这“反革命犯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事件”。卢国安有几天没出工，被留在监房里接受干部的审问和调查。干部能发现的物证只是卢国安手里的那个女孩子的信，终于没有对卢国安的任何惩罚。只是在大会上，卢国安被点名批判，被当成继续腐蚀勾引革命接班人的反革命分子。卢国安和我非常感谢那位女孩子，如果她把由我执笔的那封情书交出去。那我们可就大倒霉了。少则带铐反省，多则要坐小号子。

一九七五年底，劳改队呈现一片升平景象，旅长以上的国民党官员（历史反革命）都被释放了，邓小平当副总理推行比较右的政策，使人感到政府的理性正在恢复。社会上出版的可读之书越来越多。我和卢国安商量，跑到建新农场外的广仙洲新华书店去买些好书。卢国安自从坐牢以来有六七年没有照过像了，他进牢时才十五岁，现在已经二十一二岁了。所以他想去广仙洲照相馆照个像寄回去。于是我们与生产组长钟师傅讲好，我们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到广仙洲去，如果有干部来了，就说我们去解溲去了。钟师傅是个“懂味”的反革命分子，与我们关系极好，基建组由他带着单独修造一座仓库。没有干部跟着我们，干部只是偶尔来看一看。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快满刑的人，干部认为我们没有逃跑的思想。广仙洲是个比茅丝铺大得多的小镇，离建新农场场部有二十里远。有些犯人逃跑就是先跑到广仙洲，再没法从广仙洲乘船逃离这个洞庭湖中狭长的岛。我们都戴上帽子，遮住劳改犯特有的光头，脱掉劳改棉衣、棉裤，剩下里面早准备好的没有劳改字的衣服，急急忙忙上了路。从农场走进小镇，那种多年没有看到的城镇景象使我感触很深。商店密集的街道，老百姓的穿着，甚至街道本身（要知道，我在建新农场六七年没有看见过这种较宽敞的街道了）都使我感到城市文明与荒远的农村的强烈对比。刚走进小镇时，街上政府的有线广播使我们记起即使这里已不是劳改队，但仍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喇叭里正在广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们感觉得到又一个政治动乱的时期来临了。我们在新华书店匆匆挑选了一本《各国概论》（一本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地理情况的书），北大编辑的新版《世界通史》和几本上海出的《译丛》，又到照相馆拍了两人的合照，写明家里的地址，请他们寄到长沙卢国安家里。我们得在吃中午饭前赶回劳改队，于是马上又一路小跑地朝建新农场走去。回到三大队我们工作的地方，还没出任何事，除了钟师傅，没有人知道我们跑出建新农场了。

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卢国安没有逃脱戴铐反省的惩罚。报上批判邓小平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劳改农场每天夜里政治学习时间，犯人都要表态批判邓小平。我和卢国安都拒绝发言，我总是坐在角落里看我的书。

有天，我和卢国安加班修一个水泥坪，回来迟了，监房门关了。我们跑到干部的办公室去要干部开门。值班干部半天不理睬我们。卢国安发火了，大声喊起来：“这里的人都死了呀！我对墙壁讲话还有回音，对你们讲话连个回音都没有！”那值班干部嚯地一下站起来，凶狠狠地说：“你怕是要响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为邓小平翻案，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早晨，中共的报纸和广播把在天安门纪念周恩来逝世的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暴徒”，抓了很多人）卢国安本来就肚子饿得咕咕叫，哪里能接受这项“反革命示威”的帽子，他反应道：“以前说我们是帝修反（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邓小平在台上时，说我们是造反派一伙的，邓小平下台，又说我们是邓小平的黑爪牙，林彪在台上说我们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林彪垮台了又说我们是林彪的别动队，你们也太抬高我们的身价了，我有资格与邓小平为伍，就不会在这里饿着肚子求你们开牢门了。”那位干部虽给我们开了门，但是第二天晚上，全大队开会批判卢国安，宣布他戴手铐反省，罪名是“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遥相呼应，为走资派邓小平扬幡招魂，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那次大会前干部趁我们出工时，搜查了卢国安的床，发现他从报纸上摘抄了许多被批判的邓小平的话，例如“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现在是积重难返”，“有些没有本事的干部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卢国安没有上完小学，所以他一直在我帮助下学识字、写字，这些抄录的邓小平的话一方面是他写字的练习，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喜欢邓小平那些右的观点。当时大概稍有理性和良心的人都会觉得邓小平这些观点比江青、毛泽东的那些大话空话平实得多。而这些卢国安抄录的“邓小平语录”却成了他支持“右倾翻案风”、为邓小平“扬幡招魂”的证据。卢国安戴铐反省的日子里，我成了帮助他吃饭、解溲的人。晚上，我伴着他坐在他床上和他一起哼唱他最喜欢的歌曲。他的嗓子很好，最喜欢《伏尔加船夫曲》、《鸽子》。

卢国安一个星期后被取掉了铐子。不久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干部中很多人都痛哭流涕，犯人们却暗自高兴。记得毛泽东死后的第二天，钟师傅与卢国安一块跑进我们号子，轻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毛老头死了！”号子里的反革命犯们都喜形于色。接着不久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来，这次我们这些反革命在干部们的讲话中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卢国安听刘大队长作报告时气得直咬牙，轻声对我说：“昨天我们还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今天又变成了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了，反正是他们欺负我们，压迫我们永远是对的。”

四人帮一垮台，造反派又倒了楣，王师傅和杨师傅一派的大头头又被抓进了监狱，我们都在为王师傅和杨师傅祝福，希望他们不要再进行劳改队。

卢国安刑期快满时被无罪释放了，他是因为在人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呼喊“毛主席万臭无香”而以反革命罪判十年刑的。四人帮垮台后，他的罪名终于不再成立。我后来在长沙见过他好多次，他成了一个技术高明能独立施工的泥工师傅，修造了不少房屋。他后来有了个儿子，取名“近曦”，意思是鼓励他儿子向我学习。

25. 王医生

犯人医生属于劳改队的特权阶层。犯人医生不但不要参加繁重的劳动，而且有特别的机会接近干部及其家属。三大队的两届犯人医生都是因为与干部家属发生性关系而被解职。干部家属经常请犯人医生看病，因为犯人医生的医术比干部医生一般要高超。

一位姓樊的犯人医生就是在看病的过程中与一位干部的妻子有过多次性关系。这位妇女对他的丈夫不满，大概是因为他不能满足她的性要求。这对情人之间的关系被人发觉后，樊医生被下放到我们所在的小组劳动。其他大队的干部妻子听到这个桃色新闻后都跑到三大队来看这位犯人医生。

我们在棉花地中耕锄草时，不时有漂亮的官太太跑过来。他们中有人远远地指着樊医生：“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从她们的神态，我们知道这都是来看官太太的“野男人”的。她们的眼神和口气好像是说：“这就是那个能勾引上漂亮的干部太太的樊医生。”

这对卢国安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大饱眼福，把那些官太太们看了个够，向她们大射了一通媚眼。劳改农场的干部由于处在干部阶层的最底层，很难找到城里的漂亮女子做太太。但是由于他们是吃“国家粮”的，不是农村户口，有各种国家配给的基本工资，所以农村没有城市户口的女孩子都愿意嫁给他们。因此他们往往挑选最漂亮的农村女孩子做妻子。我们三大队两位大队长、两位中队长的太太都是绝色女子。但犯人中却流传着各种这些漂亮妻子不喜欢她们的丈夫的故事。

犯人医生最大的特权是给犯人开病假条，有了病假条，犯人就可以不工作，在家休息。如果犯人医生证明某犯人有严重的疾病，这个犯人还能被安排做轻松的工作。所以很多犯人想尽办法对犯人医生行贿，把自己家里送来的食物或从地里偷来的农副产品送给犯人医生，换取病假条。樊医生之后的周医生利用开病假条的特权从犯人那里得到很多贿赂。他最后也因为接受过多的贿赂及与一位干部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而被解职。接替他的是我们都称为小王的一位新犯人。他大约只有二十岁出头，圆圆的脸，有时穿件褪色的旧军装，使人知道他过去是位军医。小王“升官”之前和我们同一个组劳动，经常做我或卢国安的副工。

夜里睡觉前，我们最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年纪不大，却有关于女人的极丰富的经验。这对我们这类“从不知道女人的阴道是竖的还是横的”人来说，实在是最刺激的消遣之一。他有很多关于女人的肤色、脸形与阴道特点的关系的“理论”，都是来自他自己的经验。但我和卢国安都理解他这种过度的放荡是有原因的。

监房里十点钟就熄了灯，电灯是由武装看守用一个总开关控制的。熄灯后，我们经常还要聊一阵天才能睡觉，特别是在劳动不太累的农闲时期。小王来我们组后的那几天夜里，我和卢国安总是在听他低声地给我们讲故事。

“我三岁时，爹爹妈妈就指腹为婚为我订了婚。对象是还没生下来的大队党支书的孩子。大人们说好，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她就是我的妻子。”小王讲一口郴州口音很重的长沙话。我从未听到过一九四九年以后还有指腹为婚的事情，有点不相信。“这样包办不是违反婚姻法吗？”我打断他道。

“我们那深山老林中，根本没有人管婚姻法不婚姻法，很多人结婚从来不去办结婚证。”小王继续他的故事。

“但是我还不到十六岁，未来的岳老子就仗着他的权势，给我和他的女儿办了结婚证。大概是我的样子还不错，他怕事久多变，走了这锅汤。”小王的确是那种长得帅的男人，个子虽不十分高，但脸上那对大大的眼睛有一对细细的双眼皮，小小的鼻子，眉毛又粗又黑，高高的颧骨与瘦削的下巴对衬，给人男子汉气十足的印象。卢国安打断他道：“快告诉我们她长得怎么样？”

“你看了她连早饭米都会呕出来，现在想起来，我情愿自杀都不愿娶她。但是我那时不敢违抗父母之命，可怜我一个从未去过县城的乡下孩子，每个月都要遵从父命去她家看望，向未来的丈人和丈母娘问候。按照当地的习俗，我十七岁时，那丑婆娘应该正式过门，我一想起和她睡在一起就不高兴。我终于发现一个机会，躲掉婚礼。那年我假报年龄参了军，临离开家乡时，我答应三年服役期满回家后，再完婚。”

“我真是走狗屎运，一到部队就被分到军医学校学医。两年学业快完成后，我们这个班的学生被分派到农村的不同地区去实习。我和同班一位被人称为小李的同学分派在同一个医务所。我每天一想起复员后要与那个女人生活一辈子，头就发麻，我那时还没有下决心违抗父命，却又不甘心这样安排。想来想去，不如趁结婚前与女孩子玩一玩。”

“医务所是一间不大的房间，一张芦席把这个房间分成两半，前一半是办公室加我的睡房，后一半是药房加我那位女同学的卧房。有天夜里，天气很冷，外面北风呼号，我们很早就各自睡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轻轻叫小李：‘小李，好冷呀，你冷不冷？’

“‘嗯。’过了一会，我又叫：‘这实在冷得不能睡，我们把被子合起来，可能会好得多！’”

“‘你坏！’她回答道。”

“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搂起被子推开芦席上的小门就往小李的床上爬。小李叫起来：‘走开，还不走开，我就会大叫了！’”

“我央求她，‘别叫，别叫，我不会做坏事，我们各睡各的被子，我不碰你，我们俩一起就会暖和得多了！’”

“她不做声了。我挤到她床上，各盖各的被子睡了十分钟，我又开始翻来覆去，咕咕哝哝‘还是冷！’小李轻声骂‘你又要使坏！’”

“‘干嘛不把被子合起来呢？我保证不碰你！’她一个劲地骂‘你坏，你坏！’我也不管她咒骂，直往她被子里钻，她没有任何反抗行动。我当然不可能遵守‘不碰她’的诺言，第二天我俩已经如胶似漆，不能分离了。

“小李经常大白天忍不住和我亲昵起来，有两次被来看病的老乡撞见，他们都以为我们是一对夫妻，也没有人来打搅我们的好事。不久军医学校的领导下来检查学生的实习情况，向当地人问路，当地人都说‘啊，那小俩口呀，他们住在……’。我们同居的事就这样吹了泡。我们马上被调回部队，学校里开了批斗大会，把我们俩批斗了一通，批斗会后我就被开除军籍复员回到老家。”

小王的故事一夜讲不完，第二夜继续给我和卢国安讲他回乡后的风流艳史。

“我回乡后被分配到公社卫生院当医生，虽然是偏远乡村，但这却比农业活好得多。我在外面见了两年世面，又尝了与女孩子玩的味道，胆子越来越大。我暗暗对自己说，杀了我，也不与那丑女子结婚。我父母一块来卫生院几次，有次两位老人给我下跪，求我不要毁婚约。我爸爸老泪纵横地说：‘人家女方的父亲有权有势，如果你真的毁婚约，他会把我们家的成分从下中农改为富农。亲家已经多次告诉我，我们家土改时就是够划富农的，是他一手遮天，给我们划了个下中农。最近他听到风声，知道你有意毁婚约，就又向我提起这事，意思是如果你真的毁约，他也不会客气的。’我听了只好让步，但却要父亲告诉岳老子，我要再等两年才能完婚。我也有我的理由，说是政府正提倡晚婚。”

“从此后，我抓住一切机会找女朋友，我不是那种不逗女人喜欢的人，我前后有过一打女朋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都相信他的话，他已经给我们介绍过他从这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了。

“我坐牢前的最后一个女朋友是公社饮食店的一位女服务员，她是位性欲极强的人。一天夜里我们已经搞了两次名堂，她还不满足。已是下半夜了，我劝她穿好衣服，以便趁天亮前没人看见时离开我的办公室加睡房。她就是不依，还要再来一次。我俩正在纠缠，房门突然响起来，有人在高叫：‘快开门，小王的岳老子在这里！’”

“我大惊失色，马上叫她穿上衣服，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门被撞开，我的岳父母和那未过门的妻子冲了进来，站在赤身裸体的我们面前。跟着进来的还有四五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被民兵押着在乡里游行，我头上戴着高帽子，上面写着‘反革命流氓’。我的女朋友戴的高帽子上写着‘女流氓’。她被民兵强迫敲一面锣，一边敲，一面被迫叫喊‘我是有妇之夫王某某的野老婆’，‘铛铛！’”

“我受了这羞辱，再不愿意完婚，不久就有人检举我有‘反革命言论’，加上我在军队和离开军队后的男女关系问题，我被以反革命加破坏军婚罪判了七年刑。自然这一切都是有权有势的岳父老子安排的，在宣判大会上，我才从判决书知道，我的家庭成分已从下中农变成了富农。我最大的罪是攻击毛主席。乡下人在一起谈天时，常会嘲笑、挖苦毛家大爹，我有时也忍不住凑几句热闹。这一般并不会有麻烦，但我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干部，这自然成了麻烦。”

我在劳改队碰到过不少犯“破坏军婚罪”的犯人，但他们的情人都是已与现役军人订婚或结婚的妇女，这种“罪”可判二至五年徒刑。但小李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没有人与他的未婚妻乱搞，而只是他这个复员军人不愿履行婚约。显然，他过去的岳老子玩弄了共产党的法律。

小王也给我们讲过他在军队服役时的其他见闻。他是在四川省服役，在他的军医学校附近有一所全国重点监狱，人们都称之为第一监狱。这所监狱专门关押重要的判重刑的政治犯。犯人们从事生产机床的劳动。小王告诉我们，一九七零年那里的政治犯自制了一些枪枝，发动了一次暴动，暴动失败后，所有参与的犯人都被处死。而有几名判死刑的犯人被送到小王所在的军医学校当作解剖用的活标本。这几个犯人是由军医学校杀死后，做解剖实验用的。

小王在军队时亲眼看见过一次死刑判决和执行。被处死者不是监狱的犯人却是一位解放军士兵。那时部队里正是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非常时髦的时候。有位连长选了他的一位喜欢顶撞干部的调皮战士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经常点名批判他。他对连长积下了仇恨。一天夜里，他取出他的枪，冲进连长的房里，打死了连长，后来又打死二十个来追捕的军人。他最后被打伤逮捕，不久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的伤完全治好后才执行的死刑。执行死刑前全军开了宣判大会，开会时，坦克排在会场外，杀气腾腾，好像被判死刑的是一个师的敌人。这个士兵是被用步枪从他背后击中脑部而死的，死后有人用手枪补火，查实他确已死亡。

小王当了医生后，我们不再称他为小王，而叫王医生。他搬到医务室去睡了。我们少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伙伴。他倒还讲老交情，在我们的要求下，也会给我们几张病假条。小王比前两任犯人医生要收敛得多。他接受贿赂不象前两任那么放肆，有时也假装正经地去地里干一两个小时活，所以一直没有听到他出过什么大事。但时间久了，他的特权地位越来越明显，他越来越自然地接受犯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给他的贿赂。

我最后一次听他讲故事是在他送我去农场场部医院化验血吸虫的路上。那天只有我俩同行，路上王医生找个话题解闷，他问我，“你看没有看过报上关于铁道兵‘开路英雄’战胜严重塌方的事？”我想了半天，记起几个月前报上有过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于是反问他，“是不是有位民兵营长和二十多个铁姑娘被困在塌方的隧道里？”

“对呀，报道说这些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学习毛主席语录，终于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坚持到人们救出他们。”他神秘地对我一笑，“其实这是牛裤里扯到马裤里，真故事与这报道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连忙请他告诉我真相。

“发生塌方后，这个民兵营长正与二十来个‘铁姑娘’在隧洞里工作，”王医生的郴州腔长沙话十分动听，语调像是个阅历丰富的人，“他们被困在一个没有塌下来的山洞里。这位营长凭他的经验估计，外面的人要挖到这个山洞至少要二十天，而他们身边的食物只够吃两天多。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女孩子们都呜呜地哭起来。哭了一个多小时后，一位年长点的女孩子说：‘不要二十天我们的骨头都打得鼓响了，我来到这个世上还没结过婚，还没尝过结婚的味道就要死，我不甘心呀！’静了很久，另一个年长的女孩子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男人，趁还有食物的时候，让他们俩轮流与我们搞，我们死也甘心呀！’马上有人赞同。于是那位民兵营长和另一位男民兵开始轮流与这些女孩子搞名堂，只有两位年纪最轻的女孩子拒绝参加，她俩蹲在一个角落里，用手捂住脸咕咕哝哝‘我不参加你们，我不要乱搞！’。”

我笑着打断他：“我不相信有这种事。”王医生生气的样子，连忙说，“鬼才骗你，我是听参加调查这件事的人亲口说的。”

“那后来怎么他们都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英雄啦？”我再问道。

“你不要着急嘛。一个星期后，外面的人把隧道挖通了，把这些饿得气息奄奄的人救了出来。那位营长开始带头扯谎，接着报社记者也来了，把他的谎言越吹越大，于是报纸上发表了头版头条的长篇报道，说他们在被困时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与岩石作斗争。民兵营长和三位女民兵的代表还到北京去参加了铁道兵总部颁发嘉奖令和奖品的大会。”我记起了那张他们领奖的照片，铁道兵总部首长正在授奖旗给那位民兵营长，他满脸虔诚，没有人会想到他是个如此走桃花运的家伙。

“后来，那两位没有参加乱搞的女孩子看到报上的报道后，向领导告发了事实真相，人们才知道塌方后发生的那些事情。”场部医院离三大队有两三里路远，经过场部学校和场部办公楼，我们快看到医院时，这个离奇的故事正好讲完。

王医生是那种不动声色的色鬼，除了与我们这些好朋友外，他从不显露他搞女人的本事。大多数人都相信他是那种正经人，所以直到我离开三大队时，他仍是犯人医生，从未听到过有关他的桃色新闻。但是我相信，他在干部家属中一定有情人——他是那种“做扎实事”的“老实人”。

三大队不少有性经验的犯人都爱吹嘘他们的经验。有的向我吹嘘他一夜能来四五次神，有的更是吹嘘一夜干过十七次。但王医生总是提醒我，吹得最厉害的可能是最不行的，真厉害的就不会吹。

三大队也有真厉害但从不吹的。有天半夜，我们突然被闹哄哄的声音吵起，我爬起来后看到天快亮的院子里有很多犯人，他们都在朝岗哨楼下的空坪走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走过去。岗哨楼底下有两个犯人背靠背捆在一起，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有人说：“他们搞鸡奸。”周围的政治犯对这两个据说是在搞同性恋做爱时被发现的人表示非常鄙视的神情。有个人在骂“不是人，是畜生！”马上有犯人附和“畜生！”“禽兽不如！”

中国的政治犯都是自认为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对同性恋这类“有伤风化”的事往往表示出比当局更不能容忍。但是三大队还是经常有这类事发生。记得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编分管以前，这类事更加多，因为刑事犯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同性恋而被判罪的。在当时的中国，男子同性恋被称为鸡奸，鸡奸罪可判五至七年徒刑。但从我的观察，不管是因同性恋被判刑的案例或是在劳改队发生的同性恋事件，大多不是因为当事人对同性恋的爱好，而是因为异性恋爱受到限制。三大队曾有两个“败坏社会风俗犯”，他们是因为与牛与猪性交而被判刑的。这两个人长得又丑又粗俗，样子又蠢又笨，显然是找不到性伙伴而找猪牛发泄的。与这些人相比，王医生真是令人羡慕“走桃花运”的人了。但少数同性恋者可能的确有对同性恋的爱好，我曾听到有人说“三个黄花女顶不上一个紧屁眼”，说这话的人显然有对同性恋的偏好。

也有极少数卷入同性恋的人是因为某种宗教原因。我们组有个老犯人是因为与年轻男孩厮混，去吃没有结婚的男孩子的精子而被判刑的，他相信吃了一百个未婚男孩子的精子后，就可以长生不老。他是因为信这种宗教并实践这种信仰而被判刑的。在劳改队他还向人介绍他关于精液的知识，他自称可以从精液的颜色看出男人的体质和气质。

26. “反革命组织犯”

三大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属于被王师傅称为真正的反革命的犯人。与王师傅所称相反，这些犯人都是因主张以地下政党活动方式发动新的革命推翻共产党而被判刑的。我认识的这类犯人有的属于劳动党，有的属于民主党，有的属于反共救国军。劳动党的意识形态是亲苏联而反对中共的左的路线。我的劳改朋友中除了刘凤祥、侯湘风、郭中柱等人与劳动党有关外，还有位叫小马的湘潭水泥厂的工人也是劳动党的。从与他的交谈我知道这个劳动党与刘凤祥的那个沙龙毫无关系。似乎也与其他因劳动党问题判刑的人无关系。一位叫张必成的因劳动党被判刑的劳改朋友向我证实，他的劳动党也与小马的劳动党毫无关系。但这些劳动党却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的头头大多是右派分子，他们相信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比毛式的社会主义好。

我的一些劳改朋友属于不同的民主党，看来这些民主党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组织联系，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却是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我认识的两个民主党的成员都是出身地主或国民党官员家庭的青年学生，因为出身不好升不上大学，成为社会下层的工人或小职员。其中有位叫邓祥生的，与我是很好的私人朋友。他是一个乡下小镇上商店的职员。我从未听他讲过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倒是听他讲过不少怀念刘少奇的政策，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的看法。

另一位民主党的成员叫李辅仁，他与我交换过作品，很喜欢我的电影文学剧本《同时代人》。在与这些民主党朋友交谈中，我发现他们的思想深度都不如张九龙。李辅仁曾对我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使人信服的主义，才能号召人心。”看得出，他们的出发点是对当时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迫害不满，要反对当局，而意识形态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革命的工具。

李辅仁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他从小就是在歧视和迫害中长大，特别是文革中，他的父亲和他自己总是在各次政治运动中被批斗，被无缘无故地当众羞辱。他们家养的猪和其它私人财产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收。可以理解，他自然会产生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倾向。李辅仁告诉我，他父亲之所以一九四九年没有去台湾是经过一番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做出的判断。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对商人一般是不会动的。他父亲说，“哪个朝代都要商人，共产党朝代总不会迫害商人。”他一九四九年后弃政从商，希望在新朝代过个安稳日子。但他的估计完全错了，共产党不但迫害商人，共了所有商人的产，而且对李辅仁父亲这种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在每次运动中都施以残酷迫害。他最后在文化革命初上吊自杀了。

三大队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属于“反革命集团案”。这种罪名与反革命组织的区别是：前者不是正式的政党，而只是沙龙，而后者是正式的政党组织。我认识一个岳阳乡下的小学教员，他的家乡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县委强迫农民修一个名叫“青山”的水库。在水库工地上，干部拿着木棍子，强迫人们在冬天脱光上衣挑土，为的是强使人们拼命劳动以保持身体温暖。连妇女也被迫脱光上衣挑土。违抗的人就遭到毒打，有十几个人就是这样被干部用棍子活活打死。老百姓后来都称青山水库为“血山水库”。这位小学教师对这种共产党的政策极为不满，就与他的朋友经常在一块批评，议论共产党的各种不受人欢迎的政策。他在文化革命中被以反革命纠合集团首犯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

另一位叫周裕德的“反革命集团”首犯是岳阳临乡一个矿山的工人。他自从一九五九年共产党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后就开始与一些朋友定期聚会，批评共产党的政策。他们预计共产党朝代一定会有大的政治动乱发生。文化革命后，他们认为自己的预见正确。但这个“集团”的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以外的力量可以推翻共产党，却相信共产党上层的“阴谋份子”可以代表对现政权不满的人的利益。这位周囚犯在劳改队表现非常驯服，很听从干部的命令。所以他被指定为一个小组的学习组长。有天我们俩工作休息时正巧在一块，他笑眯眯地走过来与我聊天。周围没有别人，他问我：“曦光，你看现在政治形势如何呀？共产党政权稳不稳呀？”周在犯人中颇得好感，很多“反革命分子”都知道他是“假积极”，对于“反革命组织犯”的一些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从不向干部汇报。所以我向他直抒己见：“如果没有国与国的大规模战争——像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共产党朝代总是稳的，不管它内部有多少动乱。共产党朝代像明朝，开国时是彻底的改朝换代，把旧社会有地位的人全部彻底搞臭搞垮，大部分关到牢里以及杀掉。像一九五八年共产党搞了一个划坏分子和极右分子的运动，把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全部划成坏分子、极右分子，判的判刑、管的管制，这种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总有二三百年的寿命，极难垮的，不是因为它政策开明，而是因为它对反对派镇压残酷。”周一边听一边点头。但他插一句：“不过像江青这样的人会从里边造反的。我一九六九年就预计林彪会从里边造反，后来果然不错。”他的话还没完，干部就在吹哨子。这意味着十五分钟的工间休息已结束，我们又要开始劳动了。

一九七五年，三大队的反革命犯们都在把中国发生大政治变化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死亡上。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持有与宾兰庭同样的看法，对付毛泽东的最好办法就是与他比寿命，像当年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一样。我自己却认为周恩来与毛泽东谁先死是毛死后中国政局的一个关键。如果毛泽东先死，则很可能会有一个类似赫鲁晓夫改革的非毛时代，如果周恩来先死，则一切改革都不会采用非毛化的形式。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好在这二者之间，虽然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先于毛泽东死去，但半年后毛泽东也跟着死去，江青还没来得及在毛泽东支持下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江青的“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最早是由自由犯从场部贴出的大标语上得到证实的。三大队的反革命犯们兴高采烈，觉得应该是比较右的政策出现的时候了。三大队的干部也显得高兴，他们把四人帮看成向当局挑战的造反派的象征，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共产党正统派的胜利，当然也是共产党官僚机器中最保守的部分——公检法的胜利。干部们当天夜里就敲锣打鼓庆祝四人帮垮台。何指导员告诉我们，五十年代的政策和很多做法都会恢复。只有一个反革命犯公开表示他的不快，他就是这位周裕德。他听到江青倒台的消息后就得了精神病拒绝出工，顶撞干部，讲话颠三倒四。他本来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很少说话，对干部绝对顺从。我有天在家休病假，跑到他号子里看他出了什么问题。他见我走进来就气狠狠地叫道：“你们高兴什么，江青垮了，改变共产党的江山就是死路一条了。你们高兴什么。”我连忙笑脸相迎，轻声说：“老周，你好好休息，养好病再想别的事。”“我没有病，只有你们才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死到临头还兴高采烈。”我无法与他辩论只好匆匆离开。

三大队还有几十个人是因为支持台湾的“反共救国军”而被判刑的。像其他“反革命”组织一样，这些人都是参加不同的“反共救国军”，他们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接收台湾的广播，接受了台湾的“反共救国”的意识形态。我认识几个“反共救国军”的人，其中几个年轻的是文化革命后收听台湾广播，自己组织的反共救国军。另一些年纪三十岁左右的是一九六零年代初开始收听台湾的广播，组织反共救国军的。这些年纪较大的人中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就是三大队的木匠曾爱斌。像所有他这一类“反革命犯”一样，曾爱斌对当局显得非常驯服。但有政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失败的政治野心家常用的韬晦之计。很多人开玩笑地叫他作曾司令，这个名字大概是那些知道他自命为反共救国军司令的人叫出来的。

春节后春雨连绵的季节里，犯人不出工时，很多人在讲书或听讲书，而曾爱斌却喜欢讲过苦日子的故事。我和黄启龙都认为将来会有文艺重新复兴的日子，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否定文化革命也会以文艺的方式开路，就像苏联的赫鲁晓夫以《日夫科夫》等文艺作品为反斯大林开路一样。我认为保持创作冲动，注意收集素材是种为未来变动做准备的重要工作。所以我和黄启龙请曾爱斌讲过很多过苦日子的故事，把它们当作素材记了下来。

曾爱斌的家是在湘乡县农村。他的村庄有位妇女主任，人非常厚道。一九五九年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强制推行时，所有农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强迫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能自己做饭吃。饥荒开始时，公共食堂实行定量制度，人们按劳力强壮程度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等级把定量的米用竹筒打在饭钵中，然后上水蒸成饭。这位妇女主任事事积极，总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她有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的年龄，每餐吃饭时，妈妈看到儿子饥饿的眼神总是心如刀绞。她每餐都把自己的饭分一些给孩子。那时人们每天要工作十来个小时，这位妇女主任渐渐身体不支，得了水肿病，全身浮肿。这种病完全是因饥饿引起，只要吃几顿饱饭或几斤黄豆就能治好。有天她实在饿得心口发慌，晚上偷偷去食堂，趁人不注意，偷了一钵饭。回家的路上她就把这钵饭狼吞虎咽了。两三天后她又偷了一次。如此偷了三次，在第四次时被食堂伙夫发现，当场抓住。第二天全大队开批斗大会，把她定为“坏分子”，那夜里她回家后就跳进一口池塘自杀了。

曾爱斌村里很多人后来都去逃荒了，有一对夫妇逃出去后，丈夫假称是妻子哥哥，把妻子卖掉，换了三十斤米才维持了自己和一个孩子的生命。曾爱斌那时年纪太小，与父亲留在家里，没有出去逃荒。每天夜里，他们都出去到地里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有次他们在地里挖萝卜吃，被大队干部发现，曾爱斌的父亲年纪大了跑不动被干部抓住，打得遍体鳞伤，第二天天快亮才爬回家里，两天后就死去了。

那以后曾爱斌只好逃离家乡四处流浪。他什么事都做过，跟马戏班子做过帮工（所以他能演不少马戏节目），做过农忙季节的零工，最后学了木匠手艺。

有天黄眼镜、邓祥生和我都在听曾爱斌讲过苦日子的故事，我打断他问道：“事情怎么会变得那么遭呢？”邓祥生插嘴道：“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都是极好的年成，风调雨顺，根本不象政府说的有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公社干部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强迫所有的强劳力都去炼钢铁，把所有农民的铁锅和其它铁器都丢在柴火中烧，这种土法炼钢把乡村里的树木都烧光了，生产出来的只是一堆废铁。毛主席要求农民密植水稻，株行距只有一寸，结果收割时，所有谷子都是空壳。有的生产队秋天收割时干脆点火把禾都烧掉，还因收割的高效率得了表扬。”曾爱斌点头说，各地都差不多，大好的年成，但收获却极差。干部们把十几亩田的禾扯起来放在一亩地里，然后当众收割、过秤，记录是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然后把夸大几百倍的产量报上去，上面就把农业税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虚报的产量加提高的农业税，结果所有产品都交给政府还不够，农民自然没有一点粮食可吃。邓祥生说湖南从湘中到湘北，从湘东到湘西，每个村庄都有二十几个青壮年饿死。从老人们口头传下来的历史中，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祸。所有最严重的天灾、抗日战争都不曾死过这么多人。邓祥生越讲越激动。曾爱斌提醒他低声点。邓祥生又压低声音说：“我们村庄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至少有两年大多数妇女连月经都停了。老人们都说，这是共产党朝代气数已尽了，妇女不来月经的事，没有人听说过。”我看着邓祥生那激动的样子，心想，他十五年徒刑一定是因为向人讲类似的话而招致的。

邓祥生曾告诉我，文化革命开始时，乡下的很多老人说那时的动乱很像清末民国初时的政治情况，很多老人因而预见，共产党朝代可能要完了，像元朝一样寿命不会很长。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和令我惊异，因为这种对文革的看法与我们城里人对文革的看法是如此不同。

我渐渐发觉，“反革命组织犯”和“反革命集团犯”都多少与一九五九年的大饥荒有关。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地下反政府活动都是在文化革命中才被政府破获。曾爱斌的木工房在监房大门外，是犯人收工等着进监休息的好地方。有次我在那里休息时，问正在做一张椅子的曾爱斌：“你也参加了文化革命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却说：“我们文化革命前就相信中国会大乱，后来果然如此。”我又问：“你是什么时候被抓的？”“一九六九年。”我知道人们都不愿详谈过去的失败。但我猜得出，曾爱斌一定是趁文化革命乱的时候，有过一些反政府的活动。等共产党重新控制住社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八年）和“大打网”（一九六九年）运动时，这些地下反对党活动自然就被政府发觉，正像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情况一样。我想起张九龙关于文革有利于共产党政权稳固的判断，心里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破获了很多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发展起来的地下政党活动，的确使反对当局的政治势力受了致命的打击。

我在监狱里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卢国安帮助我将这些材料藏在曾爱斌的木工房里。我妹妹一九七六年来建新农场看望我时在三大队住了一天。她离开三大队时，曾爱斌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如果他被干部发现做这种事，他和我都会被加刑）跑了四五里路，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汽车的我妹妹，把这些笔记和材料都转给了她。妹妹后来告诉我她被曾爱斌那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曾爱斌在雪地里跑得全身汗得透湿，一站住就冷得发抖。但他毫不在意，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我妹妹。这包材料中还有一封给我妹妹的信，信中估计毛泽东死后，一九五九年的问题、反右派的问题将来都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家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时用来号召人心的“政治王牌”。我满刑时曾爱斌还没有满刑，他给我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留作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那个大盒子正面刻着一个英文词Forward（前进）。

因为对“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不满而进行地下反政府活动的另一股势力叫做“一贯道”。我碰到几个一贯道的成员。他们都是不大识字的乡下农民。在劳改队都十分驯服，对干部恭敬顺从。但背地里却有不少牢骚。一位姓林的同犯有次问我：“你知不知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呀？”我点点头。“刘伯温有本惊世之作《烧饼歌》，你听见过吗？”我摇摇头。他朝我耳边凑一凑，轻声说：“那可是泄露天机的微言大义呀！”我看他那神秘的样子，很不以为然（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神学的），“什么样子的微言大义，你能给我两个例子吗？”“《烧饼歌》中有一句‘二八胡人二八秋’，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胡子和毛是一回事，胡人是指姓毛的人。毛泽东三个字共是二十八划，所以二八胡人是指的毛泽东。二八秋意思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八年后社会就垮台！你看刘伯温六百多年前就给毛泽东算了命，毛泽东过不了一九七六年！”我心里觉得好笑，“这真是太牵强附会了。”“你不相信呀，你可是要信呢！《烧饼歌》里早就预见了共产党上台后会死上千万人，会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拆了，用土砖做肥料，会把老百姓的锅灶都砸了去‘大炼钢铁’，人人会饿得得一种从未见过的‘水肿病’，妇女会饿得不来月经！”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只是耐着性子听他举很多《烧饼歌》中预见共产党一九五九年会干的坏事，但心里一点也不相信刘伯温能预见共产党朝代的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时，我才突然想起这个《烧饼歌》，如果不把那句话解释成共产党会在一九七六年垮台而是解释成毛泽东会在一九七六年失去权力，《烧饼歌》还真灵验。两三年后，我才知道，传播和按照农民的经验解释《烧饼歌》就是农民的组织“一贯道”的主要活动方式。这位林“同犯”就是因为传播解释《烧饼歌》而被判七年徒刑的。

三大队每个中队有个犯人负责为所有犯人“剃头”。那是用一把剃刀把所有头发刮得光光的。我们三中队的“剃头师傅”姓邱，五十多岁的样子，看去很和蔼。每次他给我剃头时都要向我吹嘘他解放前的生活。他说他解放前有两个老婆，人们都称他“邱老爷”。我忙问他，两个老婆在一起不会打架吗？他不以为然道：“她们才不打架呢，她们相处得很好。我对她们很公平，每次买衣服，每人一定是同样质量的。我不偏心，她们自然不会吵架。”有次他告诉我解放前夕他是乡下一个乡长，刚解放时，他带着共产党的土改队抓了杀了很多“恶霸地主”。“可怜呀，”他伤心的样子，“这些恶霸地主的儿子、兄弟都被斩尽杀绝呀！”不久，那些不是“恶霸”的乡绅也成了镇压迫害的对象。很多过去是国民党乡长、镇长的人都被杀了。“那时一个工作队长就有权杀人，不要经过任何上级批准。”他心有余悸的样子，“我幸好是较早被关到公安局了，要不然也被工作组杀了。我的兄弟、父亲、儿子，全被杀了呀！”邱肯定是个历史反革命了。有次他为我剃完头后，他突然说要给我看相，要我坐着不动。他把我的双手放在腿上，摸摸我的两个耳垂，又要我站立起来，把手放下。把我摆弄了好久，他告诉我“你两耳耳垂长而重，双手下垂几近膝，有福之人呀，有福之人呀。你知道刘伯温的《烧饼歌》吗？刘伯温几百年前就预见这个朝代二十八年后就会垮，连新朝代的军师和皇帝都定好了。现在就是要照着刘伯温的《烧饼歌》找军师和皇帝。”我这才吃惊地发现，这个“历史反革命”也相信“一贯道”，而且一贯道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用看相的办法寻找代替共产党朝代的新朝代的“天子”和军师。我的印象中，信奉一贯道的“反革命犯”在三大队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我听很多从农村来的政治犯在谈论刘伯温、《烧饼歌》，以及它们与一九五九年大饥荒和共产党朝代命运的关系。

27. 来自解放军的囚犯

李金培是湖南乡下人，却讲了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这大概是当过兵的人的特点，用普通话显示他与一般农民不一样，是在外头见过世面的人。李金培在军队养得白白胖胖的，刚到三大队时，显得与我们这些晒得黑不溜秋的犯人很不一样。他大约十九、二十岁的年纪，对人总是坦诚相待，讲话的真诚就像个大孩子。他刚来时显得不像个犯人，干部和犯人对他都另眼相看。他劳动时，不像其他犯人一样有定额，他总是慢慢吞吞地干，不高兴了干脆坐在一边休息，与犯人聊天。干部最初也不太管他，好像大家都知道他不懂劳改队的残酷，暂时容忍他的无知一样。

由于李金培的待人真诚和从不理睬监规，我们很快就从他自己口里知道了他的案情。他18岁时参军，入伍不久就遇上政治运动。由于李金培平时太随便，工作不很认真，他成了政治运动中大批判的活靶子，老是被排长点名批评。李金培受不了，总是与排长顶撞，于是排长把他关了禁闭，军队里的禁闭大概相当于劳动队的小号子，虽然军队里条件比劳改队要好得多。李金培被关了好多天禁闭，他天天呼喊要干部释放他。没有人理睬他，于是他想出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办法，他在一张纸上写上一句话“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交给看守的士兵，于是连长马上找他谈话了。谈话后不久他被军队的军事法庭以书写反革命标语罪判处五年徒刑，送到他家乡湖南省的劳改队来了。李金培能背诵很多唐诗宋词，他自己也能作非常好的古典诗词，看样子他父亲是乡下那种受过很多传统教育的人，因此也把他的知识传给了儿子。李金培写的诗词有歌颂右派，批评1957年反右运动的，有描写劳改生活的感受的，平仄音韵、对仗都非常好。他写了诗就给大家看，我真吃惊他这种年纪的人怎么能写这么好的古诗词，怎么可能懂得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怎么回事。过了两三个月后，干部认为李金培应该比较适应劳改队的生活了，开始对他进行“改造”。第一件改造他的事是开了一个批判他的大会，批判他抗拒劳动改造，批判他歌颂右派的诗词。李金培与其他被批判的人不一样，他一点也不害怕批判，他站在犯人前面，面对着大家，头也不低，总是笑着与批判他的人辩论。整个批判会就是没有批判的气氛，人们都与他这种“失之不忧”的人认不起真来。那次批斗大会后，很多犯人对他更好感，他也是我行我素，完全像以前一样，不想出工就躺在床上，出了工不想做了，就坐下来聊天。三中队的陈干事是位新来的干部，他刚来不知道这位“特殊犯人”的脾气，一天早上看到他没有病假条躺在床上，就动手拖他下床。李金培也动手，把陈干事推到墙上。陈干事叫来值班犯人拿来一根木棍就朝李金培身上打。李金培用手抢夺棍子，陈干事气得直叫：“这还了得，你真是造反了，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了！”陈干事叫来看守的士兵把李金培戴上手铐关进了小号子。这一关就是20天，小号子里又窄，又暗，伙食又差，而且没有人讲话，没有书报看。李金培又想起引人注意的最有效办法——喊反动口号。他没有笔没有纸，不能书写反动口号，于是大声喊：“打倒共产党，国民党万岁！”这样连喊了两天。第三天有犯人看见大队杨管教爬到靠近小号子的一个岗楼上，用笔记下了这些口号。犯人们都知道，这是给李金培加刑的信号，因为笔录的口号加杨管教和站岗的士兵就是加刑所需的证据。

但这次加刑却让所有人意外，1975年底，岳阳法院的人来到三大队，那天我和卢国安正在小号子外边修建一个仓库，李金培被干部从小号子带出来，法院的人在小号子外边站着向李金培宣读判决书。不少干部的家属（妻子和孩子）也在晒坪里，他们都好奇地围过来观看。这些家属都认识李金培，因为李金培以前经常在离干部宿舍不远的晒坪劳动。家属们对李金培那种大孩子气的天真相当好感，不少人都与他聊过天。法院的人宣判的声音很大，最后的判词使我们附近的犯人和围观的干部家属都大吃一惊：“判处反革命分子李金培死刑，立即执行。”他然后一边命令干部给李金培钉上“死镣”，一边问李金培：“你要不要上诉。”李金培已经面无人色，瘫倒在地上。我听不见他的回答。但我知道，上诉只是做戏，死刑一定会执行的。这是我看到的文化革命后第一个允许上诉的死刑判决。以前都是当众宣判后马上当众枪毙的。我发觉叽叽喳喳的干部家属听到判决马上静下来，很多人的脸色都变了，眼睛里显出哀伤，她们也无法接受处死这个天真可爱的大孩子式的活生生的人。

李金培判死刑后被关到一个大一点的监房里，由三中队一个姓黄的犯人整天看守着他，为的是防止他自杀。这个姓黄的犯人后来告诉我们，李金培根本没想到他会被判死刑，他为了争取一线活下去的希望，在执行死刑前写了血书，发誓证明他根本不是要真正打倒共产党，而是认为那是唯一引起人们对他注意的方法。自然没有人理会他的血书，不久死刑就执行了。李金培被处死的那几天，三大队的犯人和干部家属都有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只有杨管教和陈干事这些人高兴，他们向犯人说：“如果你们继续反改造，李金培就是你们的榜样！”

四人帮垮台后，华国锋上台了，他带给劳改队的是一批新的政治犯以及一大批死刑判决。三大队来了几个老实农民，他们都是在毛泽东死的那天公开表示高兴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的。有个农民一听到毛泽东死的消息就高兴得跳起来，大呼：“毛爹爹死了，这下我们会有饱饭吃！”他因为这句话就被判了五年徒刑。接着岳阳开宣判大会，对几十个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革命”处以死刑。这些反革命中的一个是我们三大队的肖民生。肖民生原来是解放军中的一个营长，他经常收听台湾的广播（长江以南很容易收听到台湾的自由中国广播），并且把听到的消息向人传播。江青在台上时，台湾广播曾说毛泽东很快就要死了，他死后，江青就要到监狱里去唱她的样板戏了。肖民生向他的部下传播这些消息，结果被判处十年徒刑。来三大队后不久，他有天出工时，向公路上行走的老百姓递过去他手写的传单，上面写着江青三十年代乱搞男女关系的事，还有很多攻击毛泽东本人和他的政策的话。很快，干部就发现这些“反动传单”的作者是肖民生，于是肖民生进了小号子。华国锋一上台就宣布要抓纲治国，杀一批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人，肖民生于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被押上汽车送去岳阳时，有人看见他嚎啕大哭，求求人们饶了他一命。

很多年后，我在长沙碰到一个建新农场的牢友，他告诉我华国锋下台后，李金培和肖民生都平了反，他们部队专门派人到建新农场召开了平反大会。我听了不禁凄然，这种平反对死者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为的政治犯被处决，整个中国从1949年以来被处决的政治犯至少在百万以上。中国需要一部禁止政治犯死刑、废止反革命罪的法律。

28. 出监队

关教导员有好多天没有露面。几天后,三大队来了位姓周的新教导员。周教导员比关教导员年纪轻，瘦瘦的，阴沉着脸，从来没有笑容。犯人中传说他是从监狱里调来的。调来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农村户口，而监狱在城里。他妻子不能长期住在城里，因为她没有城市户口。他要求调到农场来，农场的干部吃“国家粮”，家属也能分配到配给粮食，有种虽比城市居民低但仍比农村居民高的地位。周教导员来了几个月后，我发觉他对我非常注意。有天我去借书时，管图书的犯人郭眼镜（他是个曾被打成右派的小学教员），悄悄地附在我耳边说：“周教导员来图书室检查，把书架上所有与鲁迅有关的书都拿走了。他还问有哪些犯人借鲁迅的书，特别问到‘杨曦光是不是借过鲁迅的书？’。”我知道很多政治犯喜欢鲁迅，因为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当政者国民党持一种非常敌意的反对态度。很多政治犯喜欢引用鲁迅的话来批评和攻击共产党当局。但是三大队的干部从前没有人注意政治犯对鲁迅的兴趣，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对政治犯的意识形态既没有理解能力也没有了解的兴趣。从周教导员对鲁迅著作的敏感，我发觉他是个对政治犯意识形态较敏感的人。他一定是破获过监狱中类似刘凤祥、粟异邦那类“反革命组织”的人，他看来在这方面十分有经验。我并不喜欢鲁迅，与大多数对鲁迅有兴趣的政治犯相反，我认为鲁迅是个没有大著作的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但是周教导员对鲁迅著作和对我的注意，使我感到他是只非常危险的警犬。

接着，有犯人告诉我周教导员在我们出工时，独自一人仔细检查过我的床和行李，特别对我的书籍、写有文字的东西过细检查。我心里开始有点紧张。凭我几年来的经验，这说明他得到了一些关于我的思想及我与其他政治犯谈话的情报，他在找证据核实他得到的情报。幸好他检查我的床的那几天我没有留任何有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笔记在床上。我有记笔记的习惯，每天把自己有关政治、经济、文学、数学方面的灵感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读书时，也录下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的《参考消息》报经常刊登美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基建组的人经常偷干部的《参考消息》报来看。报上有关水门事件的报导，以及卡特的竞选演说和他的就职演说都使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有了些较直接的了解。我每次得到偷来的《参考消息》报总是要把不少有趣的东西摘录在我的笔记本上。几年下来，我已积累了十几个笔记本。我每记完一个笔记本就把它存放到曾爱斌监房外的木工房里。身上只留一个正在用的笔记本，床上只留一些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的写满数学、工程方面的笔记。我的那些记有我的经济学和政治方面思想的本子或者我的那个电影文学剧本只要有一本掉在周教导员手里，我就会有杀头罪。虽然他一直没有得到这些过硬的证据，但我一想起他那阴沉的目光，头上就冒冷汗。我想起刘凤祥在左家塘告诉我的他的劳改经验：“在劳改队，干部有一切手段得到他们所要的绝大部分情报。你要假定你说的一切话迟早总会被他们知道，因为他们用一切办法鼓励犯人提供情报，而对大多数犯人来说，这种引诱总是难以抗拒的。”一想到我平时与其他政治犯讨论政治局势的言论传到干部耳朵里的情形，我就头皮发紧。在他们眼里任何这类讨论都说明我们这些政治犯还有“政治野心”，还属于应该消灭的“政治隐患”，不管这种讨论是否有意识形态上的敌意或者只是纯客观的政治分析。从宋绍文给我带来的麻烦和我在“认罪服法”学习班的经验，我已懂得了这一点。但是可悲的是，我们这些有政治头脑的人，在毛泽东、周恩来去世前后，明明知道中国面临大的政治变动，根本不可能不在一块讨论政局，我总会忍不住与朋友探讨毛泽东与周恩来去世的先后次序对政局变化可能的影响，文革中的政治迫害对将来可能的“翻案风”的影响等等。这些讨论一旦传到周教导员耳朵里就会成为“反革命”的“证据”。

一个月后，犯人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周教导员正在调查三大队政治犯中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据说这个集团与民主党、劳动党和反共救国军有关，而且与“文革”中的造反派“省无联”有关。我一听到这个消息，脑袋像要炸裂一样地痛，神经变得十分紧张。我明白周教导员正在进行的调查，矛头直指我。我在三大队的政治犯中是个中心人物，与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的犯人及右派犯人、造反派犯人都有很好的关系，我自己文革中就曾经是“省无联”的成员。我那几天心神不定，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刘凤祥临死前用死镣撞牢门大叫“冤枉”的样子不时闪现在我眼前，我脑海里不断出现着文革中被指控搞反革命集团的犯人被判死刑的故事。我虽然明白自己从来没有与其他政治犯建立过任何有形的组织关系，但我也知道，我一直在有意识地了解和接触各种政治犯，与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我清楚地知道，任何非官方的有形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沟通在这个国家都足够判死刑，更不用说在劳改队。我一直采用一种“君子群而不党”的策略，建立广泛的私人关系，但不留下一点正式政治关系的痕迹。这种策略对付关教导员、刘大队长、何指导员这些文化不高，没有理解政治犯意识形态能力和兴趣的人是非常有效的。我在他们鼻子底下与各种政治犯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了政治犯中一位有威望的人物。但碰上周教导员这类有点文化，对政治意识形态有一点嗅觉，但又不真懂的人，我可能会有大麻烦了。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把我与其他政治犯的谈话内容大部分弄到手。如果他还得到我的笔记本或剧本的一两件，则判我的死刑是足够的。像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案子，当局并没有得到过得硬的有形政党组织的证据，他们还是被杀害了。一想起张九龙临死前那阴沉的脸色，刘凤祥临死前的呼号，我不由得感到寒冷彻骨。这正是我快满刑的日子，如果周教导员在调查中真的抓到了什么证据，我可能永远出不了这个牢门了。

那几天，大队的几位主要干部对我态度特别坏，一点小事也会把我骂一顿。看得出他们已从周教导员那里听到一些对我的指控了。我在这种不安中过了一个星期，局势渐渐缓和下来。大队干部们似乎因为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不支持周教导员的调查，我没看到他们有任何新的行动。这有可能是因为周教导员没有来得及建立与其他和他“水平”不一样的人的私人关系，也可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况自四人帮垮台后越来越缓和了。我庆幸局势的转变。我与刘凤祥的命运的差别也许只是国家政局的差别。要是周教导员对我的调查发生在一九七零年，我可能早已像刘凤祥一样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杀害了。刘大队长坚持将我按时转到“出监队”去。我离开三大队时，周教导员曾向我训话，警告我：“你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抗拒改造，你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一辈子也摘不了！”他的话提醒我，他可能在我档案里塞了一些他调查的材料，出了牢门后，我可能还是个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劳改释放犯”。

出监队离场部不远，犯人满刑前四五个月就转到这里来，由这里的干部与犯人家乡的公安机关联系，决定犯人满刑后的去向。

出监队没有围墙，一进这里，人身就比以前自由得多了。经常有人偷偷跑到岳阳甚至长沙的家里去，即使被抓住了也不会被加刑了。但是犯人之间马上就有了社会等级的差别。那些原来家在城市的犯人将有机会回到城市里去，而来自农村的犯人却可能被送回农村。由于人民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户口制度使一个人基本上一辈子住在生下来的地方，而城乡的生活水平却有几倍的差别，所以农村来的犯人都千方百计拒绝回家乡，而要求留在劳改农场“就业”。一个叫杨孝文的犯人告诉我，他的家乡每年每个劳动力只能挣回自己的口粮，一年到头看不到一分钱现金收入。家里买灯油、买盐完全靠他母亲养几只鸡，生了蛋拿到集市上去卖。特别是农村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对政治背景不好的人迫害比城里更残酷，杨孝文的父亲是地主，他们家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抄家，他父亲、叔伯每次运动中都被批斗，他们养的猪在政治运动中都被充公。所以他最大的愿望是满刑后留在劳改队就业，不要回家乡。这里大家都有劳改的经历，互相至少不会歧视。就业人员每个月还有二十元左右的工资，比农村好多了。

但是城里来的犯人能不能回城里去及农村来的犯人能不能留在劳改队并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而要由出监队与我们家乡的公安机关安排。出监队负责安排犯人的是一位姓周的干部，他长得肥头大脑，我们都背地里称他周胖子。我来出监队的第二天，周胖子就召集和我同时来出监队的十几个犯人开了个会。他开会的方式与其他干部不一样，完全不教训我们，也不谈任何有关“改造思想”的事，而像谈生意一样。他样子很凶，也很干脆。那天夜里，他从他的公文包中取出一迭档案，我们知道这些档案有关我们的命运和前途，都屏住呼吸，仔细听他的每一句话。他叫了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老头站起来，周胖子高声说：“站到前面来！你家里还有几个人呀？”“我没有家了，也没有一个亲属在这个世上了。自从土改我被判刑后，我家里人就死的死，走的走，我已有二十年与家里没有联系了。”听得出这个老头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从共产党当权以来就在牢里，已经在监牢里度过他的半辈子了。周胖子把他打量一番，然后不高兴地说：“你家里真没有人了呀？几十年没联系不一定没有人呀！你老成这个样子，赖在劳改队，要我们养你呀？我会给你家乡去封信，争取让他们接受你，你不要只想留在劳改队！”他说完把手一挥道：“下去。”

第二个被叫到的是位姓李的长沙青年。他穿着一身工作服，一看就是过去在长沙当工人的人。周胖子显出对他很有兴趣的样子，脸带笑意地问他：“你家里有几个人呀？”李象所有城里来的犯人一样，都尽量把家里情况说得好一些，以争取回长沙去。李告诉周胖子，他父母都在国营大工厂工作，两个兄弟也参加了工作，妹妹在学校读书，他们每个月都有信来。周胖子要李把他父母家里的地址详细写下来交给他。这样逐个问了所有人的情况，从他的态度，我们看得出来，他希望把有劳动能力，有特别技术的人留在农场，希望把没有这些条件的人送回家。他对那些家在城市，家庭有社会地位的犯人表示出特别的兴趣。

不久我碰到一位姓刘的长沙来的技术员，他因为写文章批评毛泽东被判了七年刑。刘和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周胖子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对农村来的犯人态度极不好，但对城里来的犯人，却想尽办法说服他们家乡的公安机关接收他们，条件是从犯人那里得到一批报酬。刘告诉我，周胖子每个星期都要出差到犯人的家乡，与当地沟通，作出犯人回家或留在农场的安排。周胖子去过刘的家里两次，示意刘家送给他三十多元的礼物，周胖子现在已为刘作好了回长沙定居的安排。刘告诉我作好送礼的准备，只要送了礼，周胖子会不遗余力为你办好回长沙安家的安排。回长沙的关键是长沙市我父亲居住的派出所（长沙公安局的分支机构）要发出一个“接收证”，允许我在长沙报户口，并且建新农场要有个文件同意我回长沙。而这些公文都要由周胖子经办。那时建新农场的人（包括犯人和干部）对有了“长沙市接收证”的满刑犯人都十分羡慕，就像几年后中国人都羡慕有机会去西方世界的人一样。

听了刘的经验，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周胖子怎样开口要礼物呢？我真是无法想象。但我还是要托刘回长沙后去我们家一趟，把这些经验告诉我妹妹杨晖和我父亲。几天后，我自己开始相信刘的经验，因为周胖子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一趟，态度非常和气，仔细问了我父亲的情况，并要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地址。我父亲文化革命中一直被关在五七干校，七五年后才回到长沙，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名誉，但却挂了一个省轻工业局副局长的空头衔。周胖子向我建议，由我妹妹到农场来看我，他希望当面与她谈一谈。

春节前后，我妹妹杨晖来了建新农场，她那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正在一个高中教书。周胖子对我妹妹非常热情，一定要她睡在他家里。妹妹与周胖子谈了将近一个下午。第二天我送妹妹上车站时，她告诉我，昨天周胖子为她订回长沙的汽车票时，当着她的面亲自提了一篮子礼物到汽车站去了，回来向她解释说，“现在不送礼办不成事，连买汽车票都得送礼！”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当天晚上我妹妹与周胖子一家人烤火闲谈时，他妻子似乎是无意地说道，他们的大儿子马上要结婚，只是差一床湘绣被面。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马上打断妹妹的话，“这是他们要你送礼呀！”我妹妹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要礼物。我告诉他，周胖子对刘和其他犯人都用类似的手法要过礼物，只要你送了礼，他会全力办好长沙的接收证和建新农场的放行证。我妹妹后来买了床四十元的湘绣被面寄给了周胖子（当然是由我父亲付款）。那是当时她一个月的工资。他收下后连收条都没有一个。

对于农村来的犯人，周胖子知道没有油水可捞，所以从来不去为他们疏通。有个从农村来的犯人不愿意回农村，但是他家乡的干部认为他是个危险的反革命分子，与地方上干部有世仇，要求农场把他交给地方干部，由他们来管制这个“劳改释放犯”。这位犯人知道回去后会倒霉，总是拒绝回乡。周胖子通知他家乡的干部派民兵用枪把他押解回去了。这个“劳改释放犯”一到家就想办法逃跑，又回到农场附近，在建新农场旁边的君山农场偷了一头耕牛，然后牵着这头牛在公路上叫卖。当然很快他就被抓住，送回了建新农场。他在农场碰到周胖子时得意地说：“这回你总不能把我再送回去了吧！”

周胖子勒索礼物的行为越来越放肆。有天那位长沙姓李的犯人的父亲来看他，手里提着两瓶虎骨酒。小李告诉我这是周胖子点名要的礼物，但他父亲只是弄了两个虎骨酒瓶子，瓶子里装的只是一般的药酒。我离开劳改队不久就听说很多回到长沙的犯人联名向省公安厅控告周胖子索贿，建新农场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周胖子的索贿行为。调查过程还没有结束，周胖子就在场部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

妹妹来农场看我回长沙后的第二天，我劳动回来坐在出监队的号子窗边休息，忽然听到窗户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望去，竟是一位叫罗培江的原来三大队的劳改朋友。他大概是两个月前出监的，我连忙到监房外去，请他到茅丝铺的饮食店去叙旧。他是从二十里以外的华容县家乡来这里看我们这些老朋友的。我们坐在饮食店里喝茶吃点心，他满脸愁容地告诉我，他满刑回家后非常苦闷，头上戴了顶反革命帽子，父亲是富农份子，仍被管制。每个星期他和父亲一起要到公社人保部受训，报告自己的活动和思想，接受当局的监督。

“农村的干部没有水平，周围的农民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水平，他们对我的歧视比劳改队中对犯人的歧视还要厉害，我夜里睡觉时常常想起建新农场三大队，那里有那么多墨水喝得多的人。我从未去过城市，在我心目中，建新农场关政治犯的地方就是书中的巴黎。”罗培江一边诉说，一边潸然泪下。我心中也十分难过，想起列宁批评沙皇俄国的话“全国是个大监狱”，不禁在心中对自己说：“当今的中国才真正是个大监狱呢！”

罗培江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我：“这种把人划成地富反坏右的制度会有一天被废除吗？”

我点点头：“只是迟早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废除秽多制，宣布国民平等。秽多就相当于中国的地富反坏右，是社会上最低的一个等级。”我本来是在安慰罗培江，根本没料到一年后，中国当局果真宣布了对“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政策。可惜的是官方宣称摘帽的原因是由于地富反坏右份子已得到了改造，而不是因为要确立人权的合法性和政治迫害的非法性。如果有一天当局与反对派关系又紧张起来，这些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反革命分子不又会因为“没改造好”而重新被戴上帽子吗！

我刑满后的一个月，仍没有收到长沙接收我的消息，那时我已开始与刑满就业人员一样每月领取十五块的工资。就业人员的工资按他们是否仍戴“帽子”而定。仍戴有反革命或坏分子帽子的人工资比没有戴帽子的要低百分之十至十五，而是不是戴帽子完全由干部根据你是否驯服而决定。出监队的人都是身份未定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头上是否有帽子。我们的工资与戴帽子的劳改释放犯一样。有不少刑满的犯人在出监队等了半年甚至一年，还不能回家。有个姓严的小伙子实在等不耐烦了，就逃跑到长沙家里去了。小严回到长沙，打通派出所的关节，确定接收证会马上发出后才回到出监队。他回来那夜躺在床上给我们讲长沙的新气象。马路上男女情侣已开始公开手挽手地“游马路”了（这是十几年没有过的事），女孩子开始穿裙子了（女孩子也有十几年没穿裙子了）。很多人都开始穿“的确良”的衣服了。那时的的确良对我们来说还是极奢侈的衣料。这些新鲜事对同屋的人来说真是够刺激的，大家听他讲到深夜还没有睡意。但令我不高兴的是，他也告诉我们，很多造反派领袖又被当成新上台的老干部的政敌抓到牢里去了。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复旧，它们都带来了理性和繁荣，但却总是伴随着对政敌残酷镇压。难道共产党的秩序和繁荣总要以对政敌的残酷迫害为基础吗？我再不是共产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经过十年的劳改，我看到那么多高贵的人成为共产党秩序的牺牲者，共产党残酷地迫害如此高贵的人，我再不会单纯地热爱那建立在残酷迫害基础上的秩序和繁荣。我相信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是共产党政权永远难以稳定，不断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

那正是四月春天季节，周围的气息是如此生机勃勃，油菜花香，稻秧的清香使人神魂颠倒，我也感到国家正进入大变化的时期，比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更大的繁荣正在到来，我个人的命运也与国家一样，正在一天天好起来。第二天早晨我就接到小刘的信，他告诉我，我的接收信马上就会发出，他去过我家多次，我们家住在过去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里，环境非常优美。但是我相信自己不再会是一个充满优越感的干部子弟，我会永远与那些被迫害的国民党人、地下反对党以及刚被关进监狱的造反派领袖认同，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我也相信，中国政治最后稳定下来的一天，必会是这最后一批被迫害的人（造反派）被解放的一天。我深深地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反感，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终会在历史上恢复名誉。

我满刑的那天，妹妹杨晖赶来建新农场接我。她端庄而美丽，脸型很像妈妈。我们俩感情一直很好。我坐牢的十年，她一直代表全家与我保持联系，差不多每年要来农场看望我。我们也有过争吵。她听说我在劳改队与干部发生冲突的消息（那次因宋绍文打小报告使我受到批斗的事）曾写信劝我顺从，字里行间透出她为我的处境担忧的疼爱心情。但我却托就业人员寄给她一封信，指责她“一半像家畜，一半像魔鬼，在暴虐面前顺从，在无辜面前专横。”我在信中自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绝不会对迫害我的人顺从”。

坐在去岳阳的公共汽车上，看得出杨晖真为我出狱而说不出地高兴。我们前面坐着一个已有白发的妇女，满脸愁容，眼角还挂着泪，大概是刚探监看过服刑的儿子回家去。我想起卢国安的母亲去三大队看他的情形，母亲一见儿子就把他抱住，亲了头，再用手从上到下把他的肉全捏一遍，一边哭，一边喊着：“我的骨肉啊，你好造孽呀！”这位我们座位前的妇女的身影提醒我，今天我已从这扇隔开骨肉的牢门的一边走到了另一边。我感到一身轻松。

我凝视着窗外的田野，稻田正在变绿，远处有一座我参加修建的渡槽，再远处有座我参加修建的水库。我心中向往着未来的生活，却又有一丝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犯人的留恋。汽车经过闸口时，我忽然想到堤外的那片草地，心中涌起一阵悲愤。李金培、雷中成、付子庚、黄文哲，多少我熟识的好友的冤魂还在这里。我又想到刘凤祥、张九龙，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刘凤祥预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出现的这天终于来到了。毛泽东时代正在被一个新的时代所代替，我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越过十大队的棉花地后，我们的汽车进入了君山农场，建新农场在我们的视野中渐渐远去，远去……消失在君山的茶树后面。

后记

杨曦光出狱后因为他的反革命名声，没有一个单位敢雇佣这位著名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利用这一年时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杨曦光恢复使用他的乳名杨小凯后，杨曦光这个名字就消失了。不久，湖南新华印刷二厂终于雇了杨小凯当校对工。

一九七九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他的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一九八零年他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他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出版了一本题为《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发表了不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它经济问题的文章。

一九八二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他又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安排下，杨小凯于一九八三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当时杨小凯的反革命罪一直没有平反，出国的政治审查不能通过。邹至庄教授只好亲自写信给当时的赵紫阳总理，希望得到帮助。赵紫阳的秘书批了个条子将邹至庄教授的信转给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请他办理（未说如何办理），刘道玉校长欣赏杨小凯的才学，批准了让杨小凯出国的手续。

杨小凯于一九八八年正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导师极高评价。他在耶鲁大学做了一年客座研究员后接受了澳洲莫纳石大学的聘书，现在他是莫纳石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他出国后在中英文的各种专业和一般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经济、政治、文化革命方面的论文，他和黄有光教授的一本题为《递增收益和经济组织》的英文专著已作为有名的经济学专著系列“对经济分析的贡献”之一由北荷兰（North-Holland）出版社出版。

附录 《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

欧美的汉学家大多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于一九六八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里，我发现过三个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本。有的版本中此文的作者署名"钢三一九'夺军权'一兵"，有的署名是"省无联"。但是我碰见的几位汉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我写此文的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后，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

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后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

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

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它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它"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后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共产党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共产党，他们把共产党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后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

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后，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有黑手。

从这天以后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后，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后，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

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像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后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

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后，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后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后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后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

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们再退给你。"我后来才知道"号子"是看守所的监房，而"干部"是要求人犯称呼他们的头衔。他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象押送我的人那样把我视为敌人。"这是公安机关的看守所，订有监规，你要好好遵守，不要在号子里与其它人犯互通案情，不要用外语交谈，不要在号子里打扑克、下象棋和打闹，这是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地方，像一个大染缸，说不定白的进来，黑的出去。""人犯"一词在我听来很别扭，后来才知道，人犯是处于"预审"阶段，还未最后定罪的人，有别于"犯人"。文革中人犯与犯人的待遇早已没有区别，但这位老狱吏慎重其事地称"人犯"大概显示了他对司法秩序的尊重。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他姓刘，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他把我带出这间房子，我看到一张大铁门，门上有个小木门。刘所长将我引进这个小木门，门又厚又沉，上面有个拳头大的小圆窗。窗上有个木盖，可以从外面由人开关。一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号子前的走廊里巡逻，他不时打开小圆窗的盖子，察视号子内的情形，然后再将盖子用一个铁钩关死。每个号子门的两边有两个比一个人还高的窄窗，窗上是二指粗的铁栏。我走进大院时马上有人蹲在或站在二层床的上铺上从铁窗张望我这新来的"客人"。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走进动物园时看到铁栏后的动物都站起来一样。我被带到一个门上写着九号的号子前，狱吏打开一把又大又重的锁，我走进了九号监房。一股浓烈的气味扑鼻而来，夹杂着陈年棉絮，人身上的怪味和各种人体排泄物的味道。这是一间大约六米长三米宽的房间，除了一个小角落外，全被六张双层床挤满了。

我站在号子中间，号子里很拥挤，十二个铺位上大多数每个都有两个人。大家用陌生、探究和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一个头发略见稀疏的、剑眉、小白脸的年轻人摸着自己的下巴，在地上踱着来回。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杨曦光。"有人从床上跳下来："你就是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曦光？""当然是，还有谁用这个古怪难认的'曦'字做名字。"一个瘦小的二流子样的人代我回答。号子里的不少人的脸色渐渐消除了戒备和陌生感。最初问我的那位小白脸（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肖福祥）却仍旧是一副不无讥讽的脸色。这时坐在靠后附录 《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107

窗的上铺的一个年轻人邀请我："和我睡一个铺吧，已经没有空铺了。"他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工作服，上面已有不少补巴。他的脸色和身上给人一种清新、健康、没有任何怪气味的感觉。我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这位小青年神情庄重，不象其它人那样对我的名字故作惊讶之感。从他脸上看不出他对"杨曦光"这个代表某种偏激的政治倾向的名字的好恶。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叫毛火兵的青年学徒工是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中一个最极端的组织"红色怒火"的成员。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左家塘"看守所，它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由长沙市公安局直接管辖，长沙市最大的关押未定罪的人犯的看守所之一。它位于长沙市东南郊区东塘广场附近。我坐牢之前，从来未想到那个地区有这样一个关着这数百人的地方。

铁窗生涯

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后，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向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着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这种痛苦一直到四五个月后才慢慢稳定下来。但犯人被叫去审讯时，开门的铁锁声使人重新意识到铁笼的存在，使心里痛苦不已。但被关久了，牢房的寂静也使人感到悲凉，开门的铁锁声这时又会使人兴奋不已，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中有人可以离开这个笼子出去走一走。

两个星期后，饥饿渐渐代替自由成为我的最大问题。号子里每天吃三餐，一餐三两米饭、每月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

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后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

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

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像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

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

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

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

附录 中国向何处去？

注：此文是杨小凯当年中学时期的文章，其父亲被周刘打成右派，而他被"红五类"红卫兵批斗歧视。

这个文章所给杨小凯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他如今的作为。在国内，全国性地展开了对这个文章的批判，而且流传到海外。

此文章，被周开大会点名批评是"极右"，随后，杨小凯被捕。

杨现在已经放弃了文中的许多观点，他反对一切革命，反对毛泽东，反对文革，主张中国应该彻底改变制度，将金融业彻底私有。

他唯一没改变的是企图彻底改变中国，这与他如今的所谓反对革命形成了悖论。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

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

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90%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得更自由，更快，并不是像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

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1965年1月25日《关于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

（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90%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

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

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何等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像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物件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爆发了，人民在八月爆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

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像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六、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

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篡夺八月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时，二月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的中介时期革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而没有一个过渡时期来让骗取人民信任的"红色"资本家来镇压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实中认识到走资派是一个阶级，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五·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胜利是左倾盲动。

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大权在手的话，就必须利用权力禁止人们叫嚷，煽动"立即推翻革委会建立公社"，以免"公社"这一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玷污。同时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八、九月份开始大举向中央文革怠工和进行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方面的停滞。一个军队高干向中央文革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八九月份的总方针，"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极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却而不至于退入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至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不顾性急的革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后作了大幅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向公社过渡时期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得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像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并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八月的抢枪运动是伟大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文化革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支真正交给人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力量的一种装饰物，它决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而是官僚手中驯服的工具。而抢枪运动，群众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了枪支，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枪支，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就是工人阶级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

七、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份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阶段。

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份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

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不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

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1967 年11 月12 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

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副主席10.24 指示具体地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着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着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当中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大的11.12 讲话，10.24 指示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

对于江青同志伟大的11.12 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的重新组合问题）。

10.24 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

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

"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媲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八、驳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二次革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甚至在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地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地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命论"统治着思想界，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二次革命论腐蚀革命人民的反抗，支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革委会"

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会镇压革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公社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这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二次革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一时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11.12 指示，林彪同志10.24 指示就是对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以迎头痛击。

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产主义，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纲领。

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差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级。

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90%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

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大幅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

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但是必然随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这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九、驳"左"倾一次革命论

革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

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开导。革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命论者。

"左"倾一次革命论者没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

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3.24）。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主义万岁！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一九六八年元月十二日

（原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我的见证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我信主的过程。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那时被关在看守所。那个教徒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被判刑之前还向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我1983年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得到帮助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理由。和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1989 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 。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我觉得你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了解基督教文明。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哈佛大学的教授Shleifer 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就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跟我们中国人信的历史唯物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 ，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social sanction（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当时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尼克松录反对党会议的音。但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尼克松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录音带而下台。中国政府抓持不同政见的人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里不是说老百姓，是说掌权的人，与掌权的人最亲近的人对迫害不同政见者也不反对。为什么？他们也有一个意识形态，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这就是我的第一阶段，我就是从一种理性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东西。你如果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这个就是证明。Shleifer 及同事作了些经验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也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这些国家（除荷兰外），它们的文明，它们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岛，一千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历史证明，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这样的，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阶段我就开始克服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刚才我说的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我后来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叫做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但是 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有了电脑，有更发达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他有一个非理性的爱好，就是他喜欢讲话，他乱叫，嗷--，不像有些动物不太叫。当时如果用理性计算成本收益，你就会觉得这个讲话没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给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决定算计好了讲话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再去拼命讲话的话，那你就会计算这个讲话会导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宪政，才会有工业革命，才会有电脑。如果你要这样计算，我们的祖先不会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来讲话，也可能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社会文明。

当时我们的祖先就是遵循非理性的这种冲动，你也可以说它是信仰。他就觉得想这样讲，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很多事情。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而是像妈妈爱孩子，像我们的祖先喜欢讲话，他就有一种冲动信这个。信基督，很多东西就会产生。

不同的动物信不同的东西。如果你信翅膀，老是想动翅膀，后来变成鸟了。人们迷信不同的东西，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你为什么不去信佛教，它也是信仰，也是非理性的，它也会产生一个文明，就是佛教文明。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太多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是别的东西根本没法跟它比的。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潜力的，过一千年、两千年会不会还是基督教好呢？两千年、三千年后还有没有基督教呢！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说，我们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偷东西要受罚。我们有这种共识，有警察抓小偷。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想象不出社会会怎么样。比如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警察突然就不灵了，有那么多人在大街上抢劫，美国那样的一个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在那一个短期内，就完全退到了原始社会。实际上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制度有多复杂。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东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想改革，创造一个新制度。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像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这个世界上传统是很重要的，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的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而且成功的东西往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要人们服从权威，老老实实交税，也是尊重传统的。哈耶克觉得传统起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我看了哈耶克的这些东西以后，就对宗教有一种敬意。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如果说一个人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以前我会说他迷信，没有受过教育，那我现在会尊敬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的人们。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年纪大了，我会发觉迷信理性往往犯错。这里讲个笑话，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做出正确的决策。你有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就会发觉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对非理性产生一种敬意。你就不会像刚出国的时候那样，说这是迷信，是不科学的，以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她们。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说宗教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国与国竞争中，那个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他比较了法国的天主教和英国的新教，天主教对人的行为都有一些跟新教不一样的地方。它就影响到制度和法制，他们的国家（法国）就老是有革命、动乱，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不好，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互斗来斗去。他每发生一次革命，就会把殖民地卖给英国人，他的秩序就不能扩张。新教就没有这些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她的游戏规则，就适合社会的持续和平和正义的持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紧张的。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830 年后才实现的。1917 年的俄国革命后，苏联式宪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宪政的实质，但却实行了没有所有党派平等竞争的（或无差额选举的）普选制。这是一种没有共和制度和宪政的民主。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戒。宪政的另一基础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

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Free Agency，他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他永远尊重让人自由选择。他不会说要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也就是说他对别的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他爱人，甚至爱敌人，宽恕，还有不把人划分为等级，基督耶稣爱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像<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正义的制度的基础。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没有耶稣或人死了会不会活，你也得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灵。他真的是一个人类社会长久和平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宗教信仰，这还是像哈耶克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说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买卖双方，有时候明明是一个互利的买卖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们讲价讲不好了，请个与此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给我们定一个价，这样一般就容易成功。所以要使一个社会运作得很成功的话，这个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会科学哲学都不一样，社会科学哲学都不是第三者，因为它都是在游戏中玩游戏的人。我是经济学家，我就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我有我的效用，我有我的目标，我不是第三者，我跟人家都有利害冲突。但是宗教他崇拜一个现在你还看不到的人，耶稣，他在天上，他跟你没有利害冲突。他不跟你争利，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就像一个买卖做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一样。有很多国家完全没有宗教，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学，哲学不是宗教，它没有第三者功能，因为孔夫子就是今天说的consultant（顾问），他有利害关系，他要讨好国王拿钱。要有国王重用他，他才能够生活。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但是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哲学家孔夫子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宗教的功能。但是基督教有一些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他无条件地禁止一些行为（十戒）。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这有很多原因，我刚才只讲了前一个原因。我们在做生意的中间，这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他不会去搞你的鬼。而信教的人平均来说这个承诺比较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Best Business Practice Codes（最佳商业行为准则），共十条，搞财务和管理的专家都知道，这对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起关键作用。但最佳商业行为准则源自圣经的十戒。

这种基督教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也是罗衣思指出的，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就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模糊面纱的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只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

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是只替自己去着想，而是替敌人去着想。而不能像孙中山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像毛泽东那样，在野时要真正的民主，一旦执政却要搞专政。

你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政府制度这么好，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你看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当了皇帝以后娶一千个老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上说的要一夫一妻，违背了这个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讲它一百遍我还是娶一千个老婆。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所以信在这里是起关键作用的。而这个信绝对不是理性。但是这个后果又是理性的，信的人，国王信，特别是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宪政。所以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了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是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他会经验到。这又讲到了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所谓复杂性的理论。复杂性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分子的不同的组合，就是这个简单的构造的差别，对不同动物不一样，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利益，就相当于分子。但是我这个人和其他人怎么组织起来，就像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一样，像分子的不同的组合。这东西由什么决定？由行为规则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说爱你的邻居，你看到那个在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邻居的门，跟他们互相认识，他就有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意愿。那我们中国人，住了两三年，隔壁是谁都不去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差别，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人的行为差别，行为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会怎么样，这是由宗教决定的。基督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爱敌人，他替敌人着想，他有Free Agency，尊重别人的选择。他又是排他性的，别的都是假的只有基督是真的。

但是他又从来不强迫别人，这就是所谓的Free Agency，让人自由选择。这些东西是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伊斯兰教排他，但它不尊重别人的选择。伊斯兰教掌权的或占优势的国家，它有时候不尊重别人，或者是儒教掌权的一些国家，有些时候它就会镇压跟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它讲Free Agency。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教在天主教还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在那个时候，宗教迫害等等都有，赚钱是坏事，不能收利息等等。宗教改革以后，把人的价值改变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交流，不要上级批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组织教会。正当的发财是上帝的选民。这些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 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的。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观点。但是我刚才讲到我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就从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它就是信。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一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象。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 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还有比这个更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这个灵，不是分子本身决定的，你是狗、是猫、是人，而是分子间的关系-灵决定这个东西。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东西，它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政治组织，它没有基督, 它的生命不超过三百年。但基督教中基督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个灵有多大？其他政党都有灵。这个意识形态虽然它不叫神，它叫别的东西。它也是信一个东西，你说给我看看三个代表是什么，他也没法给你看。但是他用这个东西来建立共产党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上帝，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太真了！你还要什么东西证明？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你不要以为共产党没有灵，它也有它的灵。它也没有办法给你证明它的三个代表长着几个鼻子、几个眼睛。但是它要靠这个东西来运作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而我们这种精神生活共同经历过的这种经验，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所以你如果慢慢从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走到这一步，你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走向信仰了。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

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从我个人经验，去年九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等。

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开始有人跟我说，你真的信了基督教，你现在就死或你四十年后再死，在神的那里只是一瞬间，差别不大的。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嗷，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我们的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的。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是有时候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了很久没有灵的感受。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个Alpha Course，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也在学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办法证明上帝和耶稣是真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介绍这个。像我这样一个非常理性、数学上计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说，不光从信仰上说，而且从逻辑上说，它真是无懈可击的。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录像带或这本书。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都是主观的，对不对？因为都是由人写下来的。所以在圣经记载的故事和凯撒大帝所记载罗马历史的故事，在主观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实质差别的。你要找出客观标准来证明哪一个在逻辑上更可信。比如说考古学家的考据学定的一些标准，用考据学的客观标准来说，圣经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罗马史还要可信，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史还要可信。

另一类是我们个人灵性的经验，是你的思想活动的，灵魂活动的，这个东西跟科学所证明的不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的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这种灵性的经验那么多人的经验，这个东西是事实，这就是见证。你说这个东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间的关系不算，那你一定会没法了解那个是猴子，这个是人，他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而这个不信基督教、只信旧约的犹太人为什么跟人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而约束国王、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定要那个人信，这个约束才有效。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好，阿富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中国隔几十年要乱一次，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就是信仰的差别。中国人信儒家，不信天堂地狱，孔夫子劝皇帝做个好皇帝，皇帝还是要三千个老婆，他不怕，他不怕下地狱，因为他不信。我的这个病，这又是一个见证。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候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个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

附录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解读跨越坎坷终显大器的杨小凯青近军

2001 年4 月24 日上午，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M·布坎南，在美国费城对来访的北京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说："有一个中国学者，他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詹·布坎南说的这个人，就是现在身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州社会科学院院士的经济学家杨小凯。

当1998 年出版杨小凯的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时，该书的匿名审稿人是这样评论说："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

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然而，詹·布南坎与审稿的学者们却一定没有想到，这颗已在国际知名的经济学界耀眼新星，曾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生磨难，受到过长时期的炼狱锻造，不仅通往学术高峰的攀登之路数次被几乎阻断，就是连他的生命本身，都差点被消灭。当然，那一切都是发生在"极左"专制及其刚刚解冻的年代。如果不是杨小凯本人的奋力拼搏，那段人生的每一截黑暗岁月，都足可以摧毁他任何向上进取的念头和想法。

幸好苍天有眼，上帝最终驱走的是魔鬼与苦难，给我们留下的是学者杨小凯与他杰出的《经济学原理》。

杨小凯于1982 年在武汉大学以助教身份、在学术界悄悄崭露头角之前的名字，是叫杨曦光。

而杨曦光的经历，却充满了包含着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并且无可争论地进入了中国当代的历史。

杨曦光的中学生活是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度过的。1965 年他在一中初78 班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时，几乎没有外人能从他那文静、朴素，甚至腼腆的形象中，看出他是一个高干子弟，而倒十足像是一个平民后代的模样。在省委省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长沙市第一中学，杨曦光的外在精神面貌，与那些依仗父辈的职权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纨绔儿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是不是从那时起，杨曦光就有了做学问而不是从政入仕的想法？对这一点，就是今天的杨小凯也未必能回忆得清了。然而，1966 年他升入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却偏偏将杨曦光深深地卷进了政治，他那也许有过的做学问念头，能够让他施展的天地，也就只剩下革命造反的大字报与红卫兵油印的传单了。

杨曦光与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视积极投入"文革"，当作是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的最好表现，当作是参加革命事业、诚心诚意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具体步骤。他们将自己的理想、追求、加上充满了忠诚、热情的全部青春，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那场后来又被称之为"浩劫"的运动。然而，标榜为革命的"文革"，最终真正被其革掉了命的人，不是那些什么"走资派"，不是什么逍遥派，也不是什么这一派那一派，反而恰恰是那些认认真真、热情忠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投入"文革"的一大批青年人！

开初积极参加"文革"的杨曦光，就是这反倒被那"文革"首先革了命的人们中的一个。

1967 年2 月4 日的湖南的"文革"运动，发生了一件大怪事：到处鼓噪人们起来造反的中央文革，这天突然下令让湖南省军区部队出动，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对中央仍忠心耿耿的造反派与红卫兵，对此，没去责怪中央文革，却只认为是省军区向中央谎报了情况，因而，对军区充满了愤怒。

杨曦光所在的红卫兵组织虽也是造反派，但当时却还不是军队镇压抓捕的对象。然而，对被捕工人群众的同情和对中央的无比信任，使时年十七岁的中学生杨曦光愤然与强大的省军区发生了对抗，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闪刺刀的枪杆子，却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其结果则是使杨曦光第一次尝到了"坐牢"的滋味。他被军队抓去，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被监禁了两个月。

然而，这两个月的监狱生活，不但没挫去杨曦光的斗志，反而使他成了长沙市民中的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般人物，被人称赞，被人钦佩。因为他敢于公开反对军区抓人、敢于在监牢里领头唱"坐牢算什么！"的经典革命歌曲、敢于在狱中用绝食行动向狱方争取"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等。

对杨曦光这批中学生，省军区自然是大伤脑筋，捉、放两难。最后，借中央派人干预之机，在二、三个月后，只好一放了之。

二个月浪漫多于苦难的铁窗生涯，不仅没有使杨曦光从"文革"风浪中退出，反而促使他被卷得更深，促使他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进入了新的层次。

1967 年下半年至1968 年初，杨曦光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随着"文革"的全面深入，他的目光与思考逐渐转向了中国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对"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他都不断地在作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如：《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积极投入捍卫毛泽东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国向何处去？》、《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等。

就是这些被用大字报和传单予以公开的、不再局限于派性争执、而已扩展到对整个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性文章，让杨曦光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他于1968 年2 月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并且是不再有光环与浪漫、不允许发出任何歌声、不允许任何绝食行为，一个没有任何人权的、只体现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与"劳改队"，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使杨曦光因其思想、言论致"罪"、遭此磨难的不是普通的"走资派"，也不完全是省市一级的"新生红色政权"，而竟然是当时正权倾中央的一批顶级大人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几乎整整大半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马。一个时年仅18 岁的红卫兵，一个普通的小百姓中学生，竟然由这些排前几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马，指名道姓的予以镇压，这不仅在"文革"中，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属罕见。

这次镇压发生在1968 年1 月24 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康生等中央的大批领导人，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

杨曦光当时并未与会，而尚在长沙街头贴他们的大字报。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那一次中国最高规格的指控与"审判"，是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的。

之中，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杨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而高居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则在他的讲话中竟然号召："凡是受周国辉、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第一夫人"江青对杨曦光则更来得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

这周国辉，当时也不过是一个大学生，杨曦光则纯属中学生一个，时为中央第四、第五号领导人、并有党内理论家美誉的陈伯达、康生，还有那个红透了天的中国"第一夫人"，却竟然将周、杨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真是天大的笑话！所以，当初杨曦光在长沙听到这些情况后，会大吃一惊而对人说："想不到康生的水平这么低！"

使杨曦光进入中国"文革"历史的还有一个超级大人物。

在中央文革的大员们还没有发难之前，时为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第二把手、副组长（组长是解放军47 军军长兼）华国锋，在看到了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有次，华国锋问一位前省委统战部长："你对这篇文章怎么看法？"那位统战部长连忙迎合说："我看这篇文章思想很反动。"华则马上声色俱厉地说："什么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

于是，很快，杨曦光的文章都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杨曦光是在1968 年2 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而到1969 年10 月被宣布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杨当时仅21 岁。

巨大的灾难也落到了杨曦光的全家。因为康生在其讲话中，有要抓"反革命黑手"的指示，所以，杨曦光那早已在"文革"中饱受冲击批判的父母，便又成为了秉承康生旨意的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首要打击对象。从而，这两位于1938 年便投身于革命、"文革"之前就早已是省厅级领导干部的老人，在他们于"文革"中被戴上的"彭、黄、张、周的余孽"

与"走资派"等一大堆的帽子中，又添加了一顶"'省无联'黑手"的罪名。

"四人帮"垮台后，杨曦光的双亲理所当然地被平反与昭雪。只是，当杨曦光走出那个暗无天日的劳改农场时，他却再也见不到那生他育他的慈祥的母亲了。此后，他也只能用自己对新的事业的不懈努力、拼搏奋斗，以祈报答自己无以回报的母亲了。1998 年，当杨曦光出版标志着他事业追求的一个里程碑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时，他便在该书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献给已逝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赤子之心孝子之情，跃然纸上。

在被捕入狱又被投到劳改农场的那长达十年的岁月里，杨曦光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分！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截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了不应结束的人生中途。

老天还是有眼。杨曦光终于没有倒下，支撑他人生的某些精神力量也没有被摧毁。当他从开初那一连串巨大的灾难中苏醒过来后，终于，他没有屈服于自暴自弃自甘坠落精神的诱惑，也没有陷入怨天尤人而不能自救的泥潭，他却冷静地选择了知识，选择了学习。他当时一定有过许多的想法，也一定有过许多不知所措，但，他最后也一定是这样想过：唯有学习知识与掌握知识，才有可能凭借它的力量，将自己人生黑暗的铁屋子，砸开一个可以看见光明、走向希望的"洞"！

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人们大致是小异大同。但像杨曦光那样，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有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与同样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的人，绝对是寥若晨星！

对于一个人之所以能创造出成就的原因，现在，人们往往对其智力方面的因素考察较多，也较重视。然而，往往却又忽视了一个人的人格。其实，在很多时候，人格的力量，在某个阶段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智力的高低，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就的大小。然而，每个人所处的人生道路，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的"正常情况下"，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想状态，每一个人，那整个的人生都是在一种时常变动的状态之中度过。只不过，每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变化程度不同而已，只不过是有的人因其生存环境变动太小、而无法显示他的人格作用罢了。

因此，当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发生某种变化之时，其人格的力量，就将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知识上的智力，可以通过学习而较为容易的获得；但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就不是可以只通过学习来具有了，而是还需要经历若干人生的磨练来锻造来补充，再加上不断的自省与思考，才能铸成。

当杨曦光服完"刑"走出劳改队的大门时，却在文化程度上也同时完成了大学毕业以上水平的学业。即便杨曦光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杰出者行列。

1978年4月，杨曦光恢复了自由，回到了久违的家里。此时，"四人帮"及康生陈伯达之流，都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当年被康生之流"钦定"的"反革命"，却依然如旧，尚列"另册"。1979 年，他写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

至1980年，55万在23年前被错整的所谓"右派"们，都已全部获得平反，回到中共与"人民"的队伍中，有的甚至又重登权力官位。而前中学生的杨曦光却还得不到他应有的人生权利，哪怕当年整他的那些人物，大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原因何在呢？

看来，与"英明领袖"有关。因为，他也是当年杨曦光"问题"的始作俑者与处理者。

杨曦光的名字又一次与中国高层与中国当代历史挂上了。

在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光环逐渐消失后，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杨曦光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有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杨曦光的问题。

又经过一番周折，总算于1983 年有了明确结论。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杨曦光的文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终于，仍由中国最高当局还了杨曦光一个清白之身。

中国的政治风云，虽然在杨曦光的面前又展现了光彩，但他却对那些迷彩魔幻般的中国政治，已有着了很多的冷静认识，他不再是一个对国家只有热忱和肤浅理解的红卫兵思想家。

毕竟，长达十年的狱中思考，以及对大量知识的学习与理解，使他对自己今后的人生定位，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既然政治赖以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经济，那么，"中国向何处去？"

问题的最终解答，也许就将由经济发展的方式与速度来说明了。

政治革命，常常是需要大量的热忱，甚至是狂热的情感。而经济学术的研究，则更多的是需要冷静的头脑。已过"而立"数年的杨曦光，终于，做出了无疑是正确的新的人生选择。

因此，红卫兵思想家的杨曦光便成为了历史，而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则又站到了新的一页历史的开端。

于是，20年来，一连串的轨迹，记录了杨小凯新的拼搏新的奋斗：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1982 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1983 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1988 年，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

1990年，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1992 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1993 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1994 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1995 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96 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1997 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这样的一份履历，在当今的学术界众多的才子群中，也许不是很值得来夸耀与赞美。但，当这一连串的轨迹竟是由一个当年的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所"犁"出来的，并且其成果已进入了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队列时，对此，我们就不能不对杨小凯深深表示一种敬意！

杨小凯，应该是整个"老三届"一代的骄傲！

他也是长沙市一中的骄傲！虽然该校杰出的校友名单中，已有了毛泽东、朱镕基那样的伟人高官。

我们相信，已往能够创造令人瞩目成就的杨小凯，完全有能力与机会再创人生辉煌，在经济学的领域中做出更大的成绩，成为有希望摘取那经济学新阶段皇冠上的宝石的优胜者。

培根说：性格决定命运。

对一个曾经能将黑暗的铁屋子都砸破一个大"洞"的人，对他今后可能创建的成就的任何评论与猜测，相信都不会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唯心"与信口开河。

将杨小凯的奋斗历程，作上述的回放，并不是要对他作一番市侩式的廉价赞美，也不仅仅是对他的成就的真心钦佩，更不是为了展示一个"文革"制造的特有"伤痕"，我个人的目的，只是想在当前这个不再崇拜英雄（也似乎少有英雄）的时代，为自己在心中树立一个在人生道路上能"永不放弃"、很值得学习也能够学习的楷模，为自己再造一个人生新时期的精神支柱。因为，后面还有一大截人生之路要走。

如果有人也同意我这目的，那我这份有关杨小凯的"历史回放"就也同时是奉献给你的。

我们经常抱怨自己人生的不得意，经常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倒霉的人，经常不知不觉地夸大自己面临的困难、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尽苦难折磨的人间弃儿??其实，拿杨小凯的经历一比，就马上会明白：自己的那点儿困难（连上"苦"字档次都不够），实在不过是些人生常有之波折的"小儿科"！就会马上领悟到：一味的怨天尤人实在没有半点益处，还是只有像杨小凯那样，赶紧找一件东西或学一样本领，去砸开自己那人生的黑屋子，创出一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洞"来！这才是正道。

杨小凯的坚强人格，可以做我们的一面镜子，指导自己如何对待天空中常会有的乌云和暴风雨。

杨小凯的成就，当然也可作为对自己努力拼搏的一种鼓舞。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创造出他那么多的辉煌，但至少可以以他作一个标杆，促使自己不要偷懒，不要骄傲，不要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对照人家杨小凯，自己这点东西，又算什么呢？

当然，我们也还可以这样想，既然他杨小凯在那种极恶劣条件下，都能干出名堂，那现处灿烂阳光下的我们，为什么又不能呢？

最后，对杨小凯本人，我们更祝他再攀高峰，早日荣获经济学中的桂冠！如果有了那值得大书一笔的日子，我们会像庆祝自己的成就一样，来为他庆贺！为他欢欣！

附录 怀念小凯

张永生

7月7日一早，我在北京给小凯家里打电话。小娟告诉我，小凯在墨尔本时间7 点49分病逝。虽然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忍不住悲从中来，失声恸哭。

从二十岁陷入十年牢狱之灾到去世，小凯一生历经坎坷，在短短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成为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大家。但是，他的生命也因此而耗尽。正值55 岁的壮年，小凯生命的音符噶然而止。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思想家，小凯是我精神的导师。现在斯人已逝，无尽的伤痛顿然袭来。当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点燃蜡烛，用烛光和泪水，悼念小凯在天之灵。

一

我和小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合作完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之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我们两人并未曾谋面，一直都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往来。我对小凯最初的了解是通过读他的书。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大气磅礴，我一接触便为之着迷。

于是，我给他发邮件谈我对他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专心撰写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两本教科书。他给我推荐阅读书目，还给我传来他自己的英文读书笔记。此后，我们开始通过电子邮件频繁地交流。我对经济学理解的加深，则主要是在读了他的书并得到他的指点后的事情。他站在经济学的高处，告诉我什么是最快的路。后来，我们开始合作完成那本书，其实主要是将他精深的思想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我在这本书中并无创造性的贡献。在他1999 年底从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进行短期教学时，我们在北大校园第一次相见。此时该书的书稿已经完成。2001 年，小凯、有光和鹤凌一起帮助我申请了莫纳什大学一个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职位，我得以和他经常朝夕相处。

2001年9月24日，小凯被确诊肺癌。而在此之前，小凯身体看不出半点异常。当时小凯下班后常同我打网球，然后我们在旁边的绿菌场上散步，同时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的几篇论文，包括那篇后来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的讨论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的论文，就主要是球场讨论的结果。从小凯打球的情况看，他的体力非常充沛。只是有一天，小凯回家后突感背部有一些疼痛，周末和家人游泳时疼痛加剧。在小娟的催促下，小凯到校医院去看医生。大夫拍片发现肺部有阴影，但不能确定是何种原因，建议找专家进一步检查。我们都开始担心。

小凯安慰我们，说可能是肺结核，因为他小时候得过肺结核。但是，专家进一步检查的结果排除了肺结核。小凯的肺部有肿瘤，需要进行手术。小凯一开始对自己突患重症无法接受。

有一天，小娟陪着小凯做检查，回家时从学校取了小凯的信件。我和小娟一起走向停车场，远远看见小凯一个人坐在车里，怔怔地望着天空，眼神充满了悲怆和无奈，看见我们后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这一幕让我感到悲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9月24日，小凯做了手术。肺部的肿瘤最终没有切除，因为医生看过后说切除会有危险，脖子上感染的一个淋巴结则被割掉。这样，手术后小凯的喉管里插着一根导管，发不出声音讲话。当时除了小娟，我和祉宁、定胜、邓欣等人亦轮流看护小凯。最开始我们不能确知小凯真正得了癌症。第一个晚上，我在小凯的病房通宵守护。小凯只能通过写字表达意思。

晚上9点钟，小娟回家照顾孩子。小凯拿起笔给我写纸条，"永生，我的确有肺癌，即使喉头不是癌，医生也说要切除我的右肺。小娟不愿讲太多坏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震惊。

在此之前，我一直对小凯的病心存侥幸，希望不会是恶性肿瘤。由于是手术后的第一天，小凯痛得整夜不能入睡，而且还要不时地让护士用吸管抽走喉管里的积痰。护士每抽一次积痰，就会触动小凯喉管的伤口，他就会痛苦地抽动。我不忍心，每次就抓住小凯的手，希望能帮助他减轻痛苦。尽管他整夜都很难受，却仍不忘记写字关心我，"你可以到房间外面看看书，抽屉里有很多杂志"（英文）。那一个晚上我坐在椅子上整夜没有合眼。看着小凯的样子，我很难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小凯一生经历坎坷无数，十年牢狱之灾亦未能摧毁他的意志。正是靠着这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小凯才终于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这一次面对死亡，小凯仍然选择勇敢面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小凯的第一反应是要战胜它。而在他自己遭此厄运之际，心里却还想着我的研究，令我嗟叹。27 号，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小凯写纸条告诉我，"癌已扩散到右肺以外胸中的淋巴结。鹤凌和有光会帮你安排第二年的研究。

出中文书的事我就都交给你了。"他通过写纸条问护士，"我不能吃东西，怎么存活？"（英文）。又写道，"请告祉宁，想办法找美国对这类癌症有试验性药物或疗法的医生或网址"。

还让我们问"中国是否有医院愿意治疗，因为澳洲医生认为动手术危险"。他通过这种特殊形式同我"交谈"的一大叠纸条，一直被我珍藏。小凯一生多灾多难，但每遇逆境则不屈，现在事业正如日中天，却不想染此重症。

小凯得病后，大家都说，他是由于劳累过度。从1984 年赴美国求学到1993 年标志着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完整体系形成的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出版，小凯只用了短短9年的时间。小凯在这9 年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毕其一生也求而不得。小凯就一直这样在拼命。这种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也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小娟告诉我，小凯从来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从哈佛回来以后，家人和周围的朋友都劝说小凯不能再象以前一样拼命。小凯在哈佛完成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给经济学界带来的影响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经济学家还只是零星地看过小凯的文章，对小凯的学术贡献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而当他建立的学术体系完整地以教科书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再漠视小凯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小凯觉得可以稍事喘息，于是开始注意做一些体育锻炼，像打球、游泳和玩帆船之类。除了劳累过度以外，小凯此番得病，想必同他早期的牢狱生涯大有关系。十八、九岁的年纪应该正是身体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但小凯在监狱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活。

二

小凯从一生病就坚定要战胜癌症，奇迹后来的确在他身上发生了。在刚开始确诊为晚期癌症时，医生断定小凯只有3 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小凯的身体在出院后却不断地康复，以致于小凯后来见到手术医生时，医生看到他仍然活着感到非常惊奇。而我们，则一直对小凯的完全康复抱有希望。尽管我们不懂医学，但知道很多事情医学还不能解释，知道很多人得了癌症又继续活很多年的例子。小凯是一个具有超凡意志的人，一生都在不断地创造奇迹。我们相信他这次也不例外。在得了癌症以后，小凯希望大家将他当作正常人而不是病人看待。

所以，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不谈他的病。只是在他每次到医院检查后，我们才问一下结果。而如果有好消息，小凯和小娟就会主动地打电话告诉我们。小凯得病后还坚持每周给学生上8 节课的《数理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只是在第二年，学校给他特别安排了一年的休假，小凯才得以摆脱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了上课外，就我所知，他在得病期间干的工作不亚于一个正常人：筹建"莫纳什大学递增报酬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组织编辑和撰写英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系列丛书；赴美国参加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为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并作主题讲座；分别到复旦大学和湖南大学参加超边际分析的学术会议并作主题讲座；在莫纳什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父亲病危和病逝时在一月之内两次回中国（小凯父亲至死不知道小凯已身患绝症。小凯比他父亲仅晚1年离世。他父亲寿高近90）；接待哈佛大学马斯金教授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本·奈（Ben-Ner）教授访问莫纳什；接待朱学勤教授、王则珂教授、张军教授等人访问莫纳什；每天处理大量电子邮件；按原计划辅导几位博士生。此外，小凯这两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在系里也居前列。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健康人尚且不易。2003 年下半年，小凯还坚持要应邀到台湾大学访问数月，因身体不适终于被小娟阻止。他给我解释过他坚持到台湾大学去的原因之一是，他去可以给他在台湾的弟子刘孟奇等人创造在台湾大学讲授超边际分析的机会，而这对孟奇的事业有好处。

小凯手术出院后，战胜癌症的信念非常坚定。他开始改变生活方式。每天早晚自己开车到附近的森林公园里散步，中午也休息一小时。墨尔本环境优美，到处是森林和海岸。这种环境对于小凯的康复很有好处。他在森林和海岸边散步，其实是快步行走。他凭借顽强的毅力每次快步走1 个多小时，一早一晚要花2 到3 小时。这样，在森林和海岸边走路的时间，就成了小凯工作和讨论问题的时间。我们只要有时间，或者有问题要同他讨论，就陪他去走路。在他生病期间，朱学勤、王则柯、张军等人访问莫纳什时，我们都是这样在森林里边走边谈。从他走路的样子和发表见解时的滔滔不绝看，完全不象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凯、学勤先生和我们在Jells 公园一边走路一边讨论，谈大西洋贸易为何对西班牙和英国产生不同的影响，谈新教与天主教对宪政制度的影响，谈光荣革命与英国的宪政制度，以及欧洲的多样化与文明的发展。学勤先生还给小凯拍了一些录相，说是太太也惦记着小凯的病，在录相里看到小凯就会放心。

除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外，小凯还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医生一直给他用最好的化疗药物，他同时还相信从中国带去的中药。这样，他的身体一直恢复得不错。特别是，他2002年在上海做了一个手术，医生通过注射零下100 多度液态亚氦的方法来将他右肺的大肿瘤冻死。这是一种物理疗法，不象常规手术那样有危险。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右肺的肿瘤基本上被成功地抑制，并且逐渐变小，胸腔的积水也逐渐消失，化验的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我们都相信奇迹已经发生。这对小凯是莫大的鼓舞。他对自己完全康复越来越有信心。小凯在得癌症的第二年过54 岁生日，我们按照广振的提议，给他送了一张1 岁的生日贺卡，表示他身患绝症又重获新生。小凯那天很高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由于病灶不断缩小，胸腔的积水也全被吸收，小凯对自己完全康复充满了信心。有一次，他召集鹤凌、广振和我在他办公室讨论。他计划我们今后要做的很多事情，而在谈到这些很远的计划时，他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要在其中做什么做了安排，完全不担心他的生命还是否能坚持走到那一天。在谈到他个人今后事业的发展时，他说现在斯坦福大学、哥仑比亚大学和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都有意向他发出邀请，待自己完全康复后，他很可能会认真考虑接受美国的职位，因为美国毕竟是经济学最重要的阵地，他的经济学需要在那里传播和推广。

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身体完全康复如此自信都很欣慰。现在小凯走了，我想起当天的情形和他说过的话，心里十分难受。他最终还是没有如愿地完全康复。

小凯最开始不能接受他得病的事实，觉得命运对他非常不公。慢慢地，尤其是在他皈依基督后，他不再这么认为。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人的力量和智慧实在太渺小。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他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小凯说，只要信上帝，就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所以，小凯对死亡的问题后来变得非常超脱。他对我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 年、70 年抑或100 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也许明天就会死去，但他很欣慰他生命中的情节非常精彩。是的，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人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三

小凯有半生在海外飘泊，在国内二十岁时就因一篇热血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而陷入十年牢狱之灾，之后又历经坎坷，然而他对中国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赤子之情，却片刻不曾懈怠。我们每次谈话，他差不多总要谈到中国，流露出对大陆的人民和大陆一草一木的眷恋之情。而他对中国问题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则来自于他对中国体制弊端的切肤之痛。小凯生于"高干"家庭，是中国革命早期的受益者，曾经对中国要建立的理想制度充满礼赞，憧憬着中国能因此走向民主与富强。但后来的"文革"风暴和政治运动，却让他从天堂跌落到地狱。

这种命运的大起大落，为他创造了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难得机遇和独特视角。他对中国问题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正是来源于他在这种切肤之痛后的深省。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则难以理解他思想的深邃。小凯说，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更多地倡导科学和民主，却忽略了自由与共和，而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和给予人民最大的自由，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巨变。人们对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充满了期待。但是，中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由于深层体制弊端引发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尽管市场力量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角落，但传统计划体制的力量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很多方面仍然顽固地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因权力缺乏制衡而导致的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对此，小凯充满了焦虑。他认为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宪政规则，都在于人们失去信仰后心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引用诺斯的话说，决定经济绩效的是制度，制度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在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制度，而忽略这些国家经济制度背后的宪政规则。这种忽略会带来短期的成功，但却带来长期的失败，因为简单复制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不具有创新能力。他提醒中国要警惕步入南美"坏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在他堪称传世佳作的《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仔细地梳理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脉络。他希望他的宪政思想能帮助中国走向富强，给中国人民带来永久的福祉。小凯病危之际仍在关注中国的宪政问题。2003 年9 月，他告诉我他的身体开始恶化，已经无力修改我们合作的一篇英文论文，并交待我处理他在中国著作的出版事宜。我从中国给他打电话，那时他已经很难下床行走，讲话十分吃力。他用虚弱的声音告诉我，说他现在讲话很困难，但是想听我给他讲国内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宪政问题。

他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渴望。他此前曾专门向我要过吴敬琏先生的电话，要同他讨论宪政问题。我告诉他一周前我陪吴先生见几位日本经济学家时，曾同吴先生谈起他的宪政思想。

小凯听后忍不住要说话，但又发不出声音。我心里难受，叮嘱他不要讲话，也不要再多谈这些问题，身体的恢复最为要紧。他用力挤出一些笑，告诉我不要担心，他已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托付给上帝，所以他现在心里很平静。小凯对中国宪政问题至死不渝的关注，完全出于爱中国的心。

由于小凯讲话很困难，我之后没有与他直接通过电话，只是间或给小娟去电，或向鹤凌了解小凯的病情。得到的消息是，小凯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但是，他仍然还要坚持每天工作一段时间。2004 年1 月13 日，小凯给我发邮件，说他在网上看了何新关于重商主义的文章，很不同意，但已无力提笔，嘱我参考他在《发展经济学》和《百年中国经济史》中的有关内容写一篇文章，澄清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对于政府无限制的经济权力问题上的区别，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或我自己的名义发表。我立即给他回信，说要做这件事情。

更为高兴的是，看到他写信和我谈工作，我判断他的身体略有好转。但是，他对他的身体状况却未置可否。实际上，他的情况一直在持续地变坏。但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他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他对中国的爱发自内心。他将他的一本演讲录冠以《中国情与自由梦》的名字，正是他对中国一片赤子之情的真实写照。今天的中国，需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问题，需要用大智慧来寻找光明。中国，你要为你的土地养育了小凯这样的优秀儿女而自豪。

四

小凯的心中，有大爱。他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要重写反映他十年牢狱生涯的《牛鬼蛇神录》（英文名为The Captive Spirits,《囚禁的灵魂》）。因为他在那部书里，不自觉地充满了恨。他认为这不好。上帝让他宽恕、谅解并爱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曾善待他的人。耶稣说，"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说，"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只有当爱像细雨一样滋润人的心田时，一切的仇恨才能化解。所以，当他面对不公时，首先是忍受；面对不同观点的人时，他首先是爱他们的。社会的和解与进步，正需要这种宽恕和大爱。

他经常和我讲起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新约》强调平等，每个人都能与上帝对话；而《旧约》则不同，人只有通过牧师才能与上帝交通。中国人喜欢将人分三六九等，上层社会的人看不起底层的百姓，这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系，从后者中可以找到《旧约》的影子。有一次他在国内做报告，主持人出于奉迎介绍他的高干家庭的背景，这让他心里生出反感。在小凯的心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尤其是在国外呆得越久，就越发对此感触良多。在澳洲，一个保安很少会在面对一个教授或官员时感到低人一等。这种人格的平等，中国还差得太远。

他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爱。他对中国底层的百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充满了深深的同情。他说，城里人要爱那些在城里做事的民工，不要因为他们蓬头垢面和没有文化就鄙视他们。他写文章呼吁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来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他出于爱中国农民的心，并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知识告诉人们，很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并且恰好是导致农民和农村贫困的根源。

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才能真正得自由，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有大发展。他有一次从国内回到澳洲后，几次对我提起周其仁关于土地制度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关系的观点很深刻。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物质上正快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人们逐渐摆脱贫困、超越小康。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吸引了全球淘金者的目光。世界主流媒体谈起中国，也开始更多地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伴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越来越变成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人们自主或不自主地被卷入名利的旋涡，对金钱和权力的狂热和向往超越了信仰和爱。

于是，一些人开始呼唤人文关怀，呼吁经济学家要讲道德。小凯的心中，正有中国需要的这种大爱。

五

也许是命中注定，小凯一生难得有顺境，包括他开创的学派也是如此。小凯很多具有原创性的论文最初都寄给像《美国经济评论》（AER）和《政治经济期刊》（JPE）这类最顶尖的刊物，但他的这些对编辑而言新颖而陌生的论文的命运就像他个人的命运一样多舛。有时候，编辑不知将他的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有时候则将其交给他批评的理论的创立者和支持者进行评审。而有时候，匿名审稿人对他的论文有高度的评价，但编辑却毫无理由地干脆不予发表。主流经济学的势力过于强大，即使在看似公平的西方匿名审稿制度下，真正有原创性并对主流理论形成挑战的论文也难以有出头之日。对此，小凯深感无奈，但要在西方学术界立足，除了遵守既有的学术规则以外，别无捷径可循。所以，他对我谈起他尊重的张五常时，说他非常幸运，因为科斯等人了解他的思想，张五常的几篇最具原创性的重要论文都是科斯直接向他约稿，并没有经过现在这样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序，而小凯自己则没有这种幸运。

在很多时候，小凯的论文只得转投其他一流刊物。他跟我们说，他保留了他所有论文的匿名审稿报告，将来要将这些审稿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审稿报告，将是反映一个新学派如何艰难崛起的最好的历史文献。小凯有一次对我感叹，说超边际分析如果是由一位白皮肤的美国人或犹太人开创的体系的话，其在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由于华人在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社会的地位总体来看目前还比较低下，华人开创的经济学体系也就难以被那些有自我优越感的西方人完全接受。小凯是一个埋头研究的人，并不擅长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在2003 年2 月莫纳什大学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上，哈佛大学著名的马斯金教授前来参加。在会议的结束晚宴上，莫纳什大学校长为马斯金教授颁发杰出客座教授聘书。黄有光教授宣布中心成立和丛书出版事宜，在致辞时对小凯的学术成就大加赞扬。他用手指向天花板诙谐地说，小凯的智商在天上，但情商却在地上。作为晚宴主角的小凯，只是安静地坐在席位上不说多话。小凯的确不擅长推销自己，尽管他谈起他的学术可以口若悬河。

他曾对我说，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真正原创的东西并不突出，但他推销自己或包装别人学术成果的本领却绝对一流。小凯如果有这种推销自己的本领，则他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学术地位一定要远远高于今天。更不幸的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界几位有影响力且本来能够助小凯一臂之力的人，都象小凯一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罗森（Rosen）自称是小凯忠实的拥趸，对小凯开创的经济学体系推崇有加。他为推广小凯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幸的是，罗森于2001 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位置上不幸离世，也属于英年早逝。而在更早之前，财务奇才布莱克（FisherBlack）也是独具慧眼，对小凯以超边际分析发展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高度评介，称小凯与有光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才华横溢"。但是，布莱克却在1995 年英年早逝，也象小凯一样，享年仅有55 岁。如果他再晚两年去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就会非他莫属，因为1997 年诺贝尔奖颁发给了哈佛大学的默顿（Robert C. Merton）和斯坦福大学的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而他们的成就可以用一个精炼的公式来概括，那就是有名的Black-Scholes。这个Black，正是布莱克。布莱克是著名的Goldman & Sachs 的合伙人，被人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小凯曾给我们讲过他和布莱克的一段轶事。1995 年，布莱克专门给小凯来过一封信，说要赠一笔巨款来支持小凯从事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专业化与分工理论的研究。小凯觉得不能凭空接受布莱克的捐赠，于是去信婉拒。不久，传来布莱克教授去世的消息。小凯这才知道，布莱克教授临死之前希望用他的财富资助他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研究。

作为一个全新经济学体系的创始人，小凯自然成了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心中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华裔经济学家。梁晶昨天跟我说起，有一次她邀请小凯来讲座，给学生写好了讲座告示内容让他们去张贴，但学生却自行将小凯的头衔改成了"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确，小凯杰出的经济学贡献得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等人的大力推崇。布坎南称小凯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匿名审稿人称其著作为"盖世杰作"。不论是否赞成小凯的学术观点，只要真正了解小凯学术贡献的人，都不会对小凯吝啬这些称誉。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正在向世界极力推介小凯。布坎南有一次来信告诉小凯，又一位诺奖得主贝克尔也"上了我们的船"。尽管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件非常困难和不可预期的事情，但如果真有一天小凯获得诺贝尔奖，也决不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但是现在，小凯走了，带走了大家对于中国人获诺奖的希望。如果能用诺奖换回小凯的生命，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诺奖。我们只要小凯，因为小凯是唯一的。

六

小凯的离去，让我精神上很孤独。小凯在的时候，我只要遇到问题，就会去向他请教。

他不在身边，我就给他发邮件。小凯总是无一例外地能够给我满意的答案。小凯外表朴实，但思想却深邃。思想深邃而又为人谦和，则乃真正大师风范。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亲切地叫他小凯。我回大陆后，不能再像在澳洲那样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在他身体恶化后，通过邮件也很难再有交流。现在，小凯则彻底地走了。小凯曾将他大量的英文读书笔记给我阅读，我每每见到他在笔记上注上"nonsense"（胡说八道）时，就会觉得大快人心。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各种声音都交织在一起，而其中一些声音则是会让中国误入歧途的"nonsense"。小凯人已经走了，但一代思想巨擎的强音，却仍然会回荡在我们的上空，带领我们寻找真理和光明。

小凯对于学生，不论是否认识，从来都是爱护有加。他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公开。学生只要有疑问，都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对于学生来信求教的邮件，他尽量自己亲自回复。如果没有精力，有时候也转给我。今年3 月的时候，小凯转给我一个学生的信件，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脱。我回复时没有告诉这位学生，小凯是在生命垂危之际惦记着解答他的问题。

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得到过小凯的指导。小凯不一定记得这些学生，但这些学生都会永远将小凯当作他们的导师。

小凯生病后，我们一方面期待奇迹发生，一方面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小凯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如果小凯发生万一，我们作为学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当是让他设法给学术界留下更多的思想遗产。所以，我对他讲，我们平时的谈话都很随意，现在我列下一些具体的题目，想同你作一些认真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要录音，将来可以出版，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思想。他欣然应允。这样，他生病后不久，我每周都同他有一次比较正式的录音谈话。谈话有时候是在他的寓所，有时候则是在森林或海边进行。他每次只能谈大约半小时，讲话太多，他的身体就有些承受不起。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几个月。这些题目谈完后，他的身体已恢复得相当不错。我们就觉得他真的会完全康复。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读小凯的著作。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出版了《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经济学原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杨小凯经济文集》下周将会付梓，而其他相关文集和演讲录则在重新编订之中。除了这些中文作品外，小凯还同美国一家出版社签订了一个英文书籍的出版合同，在美国出版各种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支理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这些英文著作的中文版本将会在中国同期出版。这些著作，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喜爱他作品的人受益。我在回国前，小凯还同我定下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大纲，而我由于回国后又前往欧洲访问数月，这本书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

七

小凯病逝之前的半年时间，是病魔对他身体摧残最大的时候。我由于去年5 月离开澳洲而没有再见到小凯。鹤凌对我说，小凯最后已消瘦得不成样子。我给小娟去电，说我在中国，因为签证的原因，想去看小凯又不能。小娟说小凯这个样子也不太愿意见学生，他希望你们记住他以前的样子。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心酸。小凯走了，留下太太小娟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小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娟和这三个孩子。小娟是一个坚强而乐观的人，一直与小凯患难与共。她在小凯出狱后到处受冷落的时候毅然地跟着小凯。几年后命运将她和1 岁的孩子带到美国。在美国，为了生存和读书，他们过着非常动荡而艰难的日子。我和太太刚到澳洲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小娟和小凯就一点一点地给我们讲他们当初到美国的遭遇，讲他们如何克服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小凯给我们讲他当初如何揣着仅有的20 美元跌跌撞撞地来到美国，如何深夜给素不相识的华人学生打电话求救。小娟讲她如何带着1 岁的孩子为了生存而费尽周折。他们这一家人生活的稳定和压力的减缓，也只不过是在小凯1989 年获得莫纳什的正式教职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全家人不断地随着小凯奔波于美国、澳洲、欧洲、香港和台湾等地。这种奔波，有时候是小凯事业的需要，有时候则是为了生计。小娟是一个非常独立而令人钦佩的女性。小凯在几年前得到莫纳什大学的讲座教授前后，小娟才在小凯的劝说下放弃工作，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他们一家人，本来可以从此尽享天伦，但小凯却突然撒手人寰。妻子失去丈夫，少年失去父亲。这对他们家庭，无疑是巨大的悲伤。但是，生活总要继续。今年3 月，在小凯病情恶化后，小凯和小娟抱着一线希望到美国参加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一种新的试验治疗。但是，小凯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虽然试验治疗是免费的，但所有并发症的治疗和在美国的开支都要自己负担。于是，祉宁背着小凯向大家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大家都纷纷表示要捐款，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对小凯的帮助。但是，小凯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让我们立即停止这些活动，说他已经筹措了到美国治疗的费用，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为了不违背他的意志，我们只得停止了捐款活动。后来我私下问小凯的妹妹杨晖，到美国的医疗费究竟是如何解决的。杨晖告诉我，小凯向银行借了钱，计划用稿费一点点地还。而我知道，学术著作的稿费是很有限的。小凯的作为，见证了他的品质，让我们对他更生敬意。为了以防万一，黄有光教授等人还是在澳洲成立了一个基金，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计划，这个基金将来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小凯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二是将由小凯开创和他毕生钟爱的事业发扬光大。这个基金将支持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这一领域，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后继有人。

7月14日下午2点，小凯的葬礼将在墨尔本Waverley 路的Anglican 教堂举行。Anglican教堂是我熟悉的教堂，高高的十字架矗立在天空。在那里，小凯和小娟曾一同受洗，皈依主耶稣。现在，小凯的灵魂就要从那里升起，扑向主耶稣的怀抱。我无法前往万里之隔的Anglican 教堂去为小凯送别。我知道，上帝的荣耀，会充满他的国度！

2004年7月13日匆忙于北京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自序

1.《中国向何处去？》

2. 左家塘看守所

3. 罗钢

4. 卢瞎子

5. 张九龙

6. 向土匪

7. “红色怒火一兵”

8. 栗异邦

9. “联动分子”

10. 圣人君子

11. “舵手”

12. 建新农场

13. 逃跑犯

14. 宾师傅

15. 余总工程师

16. 刘震宇

17. 复旧和斩草除根

18. 宋导演

19. 黄文哲

20. 黄眼镜

21. 劳动党员

22. 演说家

23. 何老师

24. 王师傅和卢师弟

25. 王医生

26. “反革命组织犯”

27. 来自解放军的囚犯

28. 出监队

后记

附录 《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

附录 中国向何处去？

附录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附录 怀念小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