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专政始末

唐德刚

简介：

毛泽东生前当国，前后凡二十八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何以毛公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历史人物，弄成这样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地可笑的结局呢？关于毛氏晚年的失德，近年来大众媒体上的评毛之论，都太看重于毛氏个人的行为了。历史人物尤其是转型期中的历史人物的政治行为，不是不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亦有其极限。在治宏观史学的社会科学家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原只是一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史。毛泽东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你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唐德刚

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出生于中华民国安徽合肥，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

唐德刚在口述历史方面有重大贡献，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唐德刚等另一大贡献为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等“历史三峡观”説。

1. 唐德刚有著名的历史三峡论。他将四千多年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和民治三大阶段。其中要经历两大历史三峡，也就是要经历两大历史阶段的转变。“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 。“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 。并说经历约200年，到大约西元2040年，中国历史将会走完第二个“长江三峡”，迎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新时代。

唐德刚语录

（载漪等四权贵）依附于那权力无边的西太后裙带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为著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个最乐于暴动的社会基层的群众组织“义和团”来“扶清灭洋”，夺取政权。他们这一记夺权行为，简直与66年之后再度发生于北京，利用爱好打砸抢的“红卫兵”来“兴无灭资”、夺权专政，真是前辉后映，历史重演，如出一辙。

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没个什么政校、干校和人民大学，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后40年之统治，未闻有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她毋需杨永泰来为其“削藩”，更没有个林彪要飞往温都尔汗……

他人评价

唐先生的特点是直言，他热爱中国，他经常说的是“中国很有希望”，这个很有希望不是针对某一个政权，而是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反思。他一直在说，爱国不是爱某一个人。在政治上，他不倾向于任何党派。

——吴章铨

目录

一、毛泽东政权是帝制传统的回光返照

二、“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

三、“大跃进”和“四清五反”

四、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五、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六、毛泽东死亡，遗孀被捕

附录

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

刘少奇，刘少奇集团，刘少奇主义

悼念周毛诗词二首

旧稿新跋

校对说明

一、毛泽东政权是帝制传统的回光返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七年综论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建立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国以后，至一九九九年十月是整整的五十年了。为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半百大寿，大陆上和海外若干地区，均将有极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有鉴及此，乃电嘱笔者撰文随喜。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五十年来，祸福身受，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我辈虽偷生海外，难管中原兴废事，但是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对母族的兴衰祸福，也是永远摆脱不了的心事。“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纵无刘社长的吩咐，我们能无骨鲠在喉？

记得远在一九二三年，当时炙手可热的中原霸主吴佩孚将军，在洛阳大做其五十大寿。那位对帝制复辟，情有独钟的康有为，赶去溜须，并送了一副寿联，曰：“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我们如果未能免俗的，把中共用枪杆打下的这个政权，也当做一个传统的“朝代”来看，从传统朝代的兴亡规律，和现代革命政党盛衰的前例来推论，今后如不发生严重的纰漏，则中共的红朝，应该也有个“百岁勋名”才算正常。但是今日我们要为“人民政府”这个阶段，在民国通史中，记一笔流水账，我们就只能记其过去的史蹟与功过。至于它下一个五十年要变成个什么样子，将来的史家自别有着录，后事还须问后人，毋须吾人预为操心。所以今日史家为人民政权结账，只能算是半途而论之，斯即拙篇标题“半论”（编按：本文发表时原有副题“半论中共政权五十年”）的意义之所在也。

回忆邓公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三起之时，那个被老毛搞得要死不得活的“人民中国”，顿时气象一新，国内国外，众口交赞，许为“小平中兴”。当时邓也曾说过，由于年老的关系，他只预备掌政十年，即行“交班”。海外闻之，颇为之扼腕。我们真希望，邓公当国，万岁万万岁也。因此在邓公执政五年之后，笔者不揣浅薄，曾着文评之，说他老人家，“十载功勋才一半”，希望他能全始全终，一竿到底，把“小平中兴”晋级为“光武中兴”，不要搞成个“同治中兴”，半途而废就好了。但是笔者读史数十载，对历代圣主昏君，也可说是“阅人多矣”，“若是当年身便死，此身真伪有谁知”的个案太多了。从周公摄政流言，王莽谦恭下士，到老蒋及身而败，老毛死有余辜。都是突出而并不稀罕的例子。蒋、毛二公，“若是当年身便死”：蒋若死于抗战胜利；毛如死于建国初期。朋友，他二公在中华民族史上的地位，谁能相比？不幸二公都健康长寿，结果弄成蒋公死后，几无葬身之地；毛公也落得个万民鞭屍的下场。他这个“纪念堂”，将来如何关闭？读史者批览往例，偶念及此，能不废书三叹？因此当年笔者对邓公的观察，也觉得他老人家正在历史上走钢索。成败之间，在邓氏盖棺之前，史家固不敢预做论定也。果不其然，时未期年，邓公就搞出，中华国史上前所未有地血洗天安门的败笔来。终于弄得真伪难分，前功半弃……时代的悲剧和历史的残酷，一至于此，真警人肺腑。

应有百年之寿的中共政权

现在话说回头。吾人根据何种星象，而敢说当今的中共政权有其百年长寿也。记得他们贵党的毛主席不也曾说过，一个革命政党的生命，正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它也有其青年、壮年、中年、晚年诸阶段；最后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毛主席生前，被全国人民不知叫了几万万万次的“万岁”。最后还不是只活了八十四岁就龙驭宾天了？他的政党和政权，能活到一百岁，也就够长的了。君不见，那个功在国族的老大哥国民党，不是活了一百岁就完了？一个革命政党原有它的革命任务要完成。任务完成了，没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会自然的寿终正寝。反之，它如果违反历史规律，胡作非为，它也会被时代和人民所遗弃，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横死。君不见二战前，西欧的纳粹党、褐衫党，和二战后东欧的布党、劳动党、工人党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也是个有机体。他如果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百年后，它自会寿终正寝。它如胡作非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辙，那历史家就无法逆料了，这在历史学上便叫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循常规的“必然”道路前进；或是中途转折，发生了“偶然”的顿挫，将来历史家自然会有更详细的交代，我们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了。再重复一句，我们今日只能半途而论之也。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数才好，而变数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余尝面告张学良将军曰：“您一时冲动，搞起了个“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呜呼，西安事变就是个历史学中的“偶然”，星象学中的“变数”。举一可以反三也。因此吾人之所以能预祝人民政府百年长寿者，期其一帆风顺，富贵寿考也。下世纪中，如半路杀出程咬金，搞出另样的“西安事变”来，则一切自当别论矣。

人民政权在转型末期的特性

然则今日大陆上的人民政权，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又有些什么特性呢？回答这个问题，吾人要知道，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所以笔者在不同的拙作里，曾一再批驳，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为胡说幻想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转变的程序，大致始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要历经两百年以上的艰苦岁月，始可粗告完成。换言之，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

明乎此一宏观历史的大潮流，我们就不难看出，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之所在了。谨条列四项如下：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以上所述，当然只是今后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ural cour色）；四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则阿弥陀佛矣。反之，则今后国运、族运如何，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今且根据上述这个转型末期政权的特性，对这段中共政权五十年的史蹟，妄师庖丁之解牛，略做梳扒，以就正于高明。

毛前毛后两大阶段

近五十年的中共政权，很清楚的可以分成毛前毛后两大阶段。毛泽东生前当国，前后凡二十八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毛死后迄今又已二十三年（一九七六—一九九九）。从华国锋的“凡是派”，邓小平的“开放派”、“两制派”，再到江、朱、李三雄接下去的“两制派”、“走资派”，让苦难的人民大喘一口气，虽不免也有过坦克上街，杀人不眨眼的恶劣嘴脸（这原是个极权遗传下，绝无必要的败笔），但是大体说来，还是相对的国泰民安，颇具昇平气象。也自成一个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读史者歌颂的第二个阶段吾人如果把这悬隔霄壤的一国两段的历史连接起来，做个鸟瞰分析，我们就可以约略地看出近代中国，从“帝制”转向“民治”地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它前一段显然是两千年帝制的尾声，和回光返照；后一段则分明是社会经济变质（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独裁制随之滑坡，独裁者权力也随之递减，极权政府更是亦步亦趋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老江今日似乎颇有点不甘心，还想试试来个自我核心化，回头向纪念堂学习一番。老江，这一着是屎棋，碰不得也。这种“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Q公时代之时势也。如今中国政治转型，已进入一个法制民主的新阶段，您如果还要回头向和尚学习，也去试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骚扰”的官司，而吃不了兜着走也。今后中国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永久性的“接班制”的问题；诸公如误为只是共产党培训（第四梯队）“接班人”的问题，那就为毛、邓二公的人治思想所误导了。转型期中，各个阶段自有其不同的主题，不可照抄也。愿当政者慎，毋河汉斯言。

两部法律治天下

请先谈谈，由毛氏当国，为帝王专制，做回光返照的，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便是毛泽东一人当国。在毛氏一人当国的二十八年中，全国疆土远大于欧洲和美国，中国的人口也从六亿增至八亿。他一人统治了这样的一个大国至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国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另一部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宪法在毛氏时代，只是一张废纸。其中一条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连那位依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竟然被红卫兵抓走，失踪了事。一部宪法连个国家主席的性命，也保护不了，其为废纸可知矣。

至于“婚姻法”，在百法皆废的情况之下，何以能一法独行？写历史的人怀疑这是毛氏羁糜开国功臣和老干部的手法之一。大家既然打下了天下，进了城，食色性也，在这花花世界里，大小功臣自然都应该享受点“歌儿美女”（赵匡胤的话），乡下的黄面婆也得让让位才好。中国历史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便是这样做的。蒋氏父子败退台湾，早年在台湾也搞了一段性开放，其作用也在此。所以中共“进城”之后，迫不及待地便推出一部新婚姻法来，这显然是经过毛泽东特别许可的，甚或是他特意设计的，也是含意深远的，虽然后来证明，并无此必要也。

一国无片纸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笔者初次回国，还是四人帮当权时期，我曾很诚恳地向接待我的干部们请教，他们也很得意的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的党，自有政策。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现在我们研究国史的和党史的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长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产国际”制定的。长征结束，直至解放前后（大致是从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则是党的中央政治局，集思广益，集体制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渐渐的，则是由毛泽东一手炮制了。到毛氏生命最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则毛的片语只字，都是法律。由于毛氏年高，言语不清，还要透过一位一脚踢的娘姨张玉凤女士的独家传译，才能传达于中央政治局，再布达于全国。

再者，在毛氏独裁初期，他所强加于全国的个人意志，还可叫做政策。渐渐地就变成荒淫暴君的意气用事了。到他最后的十年，那简直是语无伦次的胡作非为了。对这种胡作非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后期，告诉他的美国朋友斯诺（Edgar Snow，一九○五—一九七二）时，也苦笑地承认他自己是“和尚打伞”。不意斯诺这个“中国通”，居然不懂这句中国歇后语，回美国之后竟大做其独家报导，说毛氏自述是个带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一时欧美“中国通”和媒体，都为之大惊失色，大家对这个“孤独的和尚”，所做的不同的评估，也一时俱来，把我辈流落海外的老华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泽东这个“孤独的和尚”，一人治国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华五千年史所未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两洲中少数原始部落国家之外），也是闻所未闻的。

毛氏独裁的主客观条件

中国为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文明大国也。五千年来，它出了多少圣贤豪杰，和才智之士。就是共产运动在中国初起之时，也是志士如云，杀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随处皆有的，怎么到头来，竟让这么个“打伞的和尚”，乱搞一泡呢？其实这也只是个社会文化转型的短期现象。在这转型期中，传统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还要经过两百年，才能慢慢的磨炼出来。在这个真空时代，你叫我们这个大权在握的“打伞的和尚”咋办呢？毛氏曾公开的说过，他压根儿不相信什么“法治”。他说只要在《人民日报》上写篇社论，然后推行起来，一竿到底，要啥鸟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选举。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经验里，所有的选举都是假的，只有枪杆出政权才是真理。共产党的“天下”，是解放军打下来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鸟选举？

总之，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这位小学国文教员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的领袖，本质上他是和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们是同一种动物，只是时代不同，在思想行为上，略加点时代色彩罢了。他们的心理状态，都永远脱离不了中国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那个老社会。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从传统的“帝王专制”，转向现代化的“民主法治”这项必然演变的程序，他老人家就无此视野了。至于现代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有关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识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权”、“法理”这些观念，在他脑海里也是连影子也没有的。毛对现代人权的认识，实在是连“权力”、“权利”都搞不清楚。遑论其它呢？毛氏对法律的认识，也停滞在两千年前传统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对现代法理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的保民之法（保护人民不让恶政欺压，孟子所谓“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说是一张白纸。但他强辩足以饰非，硬说这套西方的正统文明，只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不值一顾。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法理学，又是什么个东西，则他连写标语的知识也没有了。自己不知，却强不知以为知，以天纵英明自许，绝无任何虚心来向他人请益。

不过毛对现代社会科学之无知，在早期中共的领导阶层中，也并不是个太大的例外。那时在共党组织中最为骄傲、最抓权的“国际派”，像王明、博古、李立三、瞿秋白、张闻天等人也无不如此。而且他们反而没有毛的笃实、苦干，和对中国社会本质，所具有的调查研究的精神。跟他们相比，毛反而有鹤立鸡群的领袖形象。

毛泽东还有另一套本领，非若辈所能及：毛公善读中国线装古书，精通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尤精于玩弄古法家的“权术”，以及打原始农民战争的那套土“兵法”。毛对这套传统帝王学的艺术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纵，雄才大略，文武双全，全国无两。他就是靠这一套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经验，终能在党内压倒群雄，异军突起，最后竟能赶走蒋氏，而统一大陆的。起阮籍于地下，可能他又要说，天下无俊杰，使竖子成名了。但是，朋友，我们第三世界，搞工业化，曾有个名词叫“恰当技术”（appropriatechnology）。你引进科技，要恰合你当时社会国家的条件。时间未到，你就躐等的大搞其“高科技”（high technology），过犹不及，那您就反而是制造瓶颈，而开其倒车了……毛泽东那一套，在落后的中国，反而比胡适等“人权派”那一套更恰当，更appropriate，所以他能打天下，而人权派不能也。但是，时变而思想不变者臭。等到人权派那一套，逐渐变成适时的恰当技术了，毛还未死，却顽固不变，那他就变成封建落伍，成为结束帝王专政时代的最后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了（事实上，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发生的反毛暗潮，就是因为毛在这一新阶段，已变成了一个阻挠进步的反动独夫的结果，见下节）。这原是转型时代政治的特徵啊。毛也是一个时代的牺牲者，夫复何言。

毛的个人崇拜，刘是始作俑者

根据党史上一般的说法，毛之窜升至全党一人，实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让他当上了军委主席，取得了军权，从此抓住枪杆，至死方休。其实它真正地变成全党一人，却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会期间，由刘少奇搞“个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盖中共经过八年抗战的迅速发展，至此已拥有半壁河山。那时以刘少奇副主席为首的毛派若干高干，为着与党内国际派争党权，和党外国民党争政权，乃突出毛氏，为独揽大权、超出全党之上的最高党魁，来领导对外斗争，和对内清党，刘少奇的第一着棋，便是树立“毛泽东主义”为全党最高指导思想，其地位仅次于马列主义。但毛氏那时正在谦恭下士之时，不愿亦不敢与马列平坐，乃自请改“毛泽东主义”为“毛泽东思想”。这一个由七全大会一致通过并载入新党章的“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之树立，毛泽东就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了。他在一夕之间就变成苏联布党的列宁、中国国民党的孙中山了。

且抄两条七全大会后的中共新党章，以见毛在党中的超越地位：（总纲）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做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第一章，党员）

第二条：凡党员均有下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摘自党章原文，载刘少奇等着《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香港红棉出版社再版，新民主出版社经销，页一—三）。

毛泽东经过七大在新党章中树立了特殊地位以后，很自然的便发生两项后果。第一便是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就变成毛派的极权政党，和毛氏个人的政治机器了，其它党内反毛非毛的派系和个别党员，不是被关被杀，被清出党，就是在党内靠边站（像朱德元帅那样）。这项发展正和与它斗争最尖锐的敌党——国民党的发展，殊途同归。自此以后，发生在战后中国的两党斗争，就逐渐变成蒋、毛之间的（和刘邦、项羽一样的）两人之争了。第二个后果便是，这种极权式的革命政党中的独裁领袖，他的独裁权力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的；同时他的政治特权，也未有不被滥用的。这就是麦克斯．韦伯所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必然后果也。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之时，把毛某“踢到琼楼最上层”，虽不无党同伐异之私，但他的动机也是为他的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着想。刘在七大上歌颂毛的领导为“完全正确”。我们以笔则笔、削则削的史家标准旁评之，笔者就曾说过，刘的颂毛之言不算太过分。可是到十一年之后（一九五六年八大期间）“解铃还是系铃人”，同一个刘少奇，又想恭请毛主席下楼休息，可就请不下来了。相反的，他却激怒了这位大独裁者。为着保权卫冕，毛所施展出的不择手段的反击，和其后所发生的骨牌效应，不但把刘某自己弄得家破人亡，它几乎也把一个辉煌的人民政权，和十亿善良的人民，都一起陪斩，而弄到万劫不复之绝境。有的大陆史家，就误认为刘有野心，志在提前接班，偷鸡不着蚀把米，而自贻伊戚。海外史家有的则讥笑他，木匠顶枷，自作自受。其实他也是出诸善意。刘曾说：“现在不再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了，改搞邓小平个人崇拜。”虽是戏言，亦是谶语。笔者不学，在邓氏三起之前，即曾撰长文评之。此是后话，下节再另做交代。

可以做皇帝，不能做主席

刘少奇搞起的毛泽东这个独裁班子，虽有其必然的不良后果，可是在它对付蒋介石那个同样的独裁班子，却有其摧枯拉朽的效率。在抗战后，蒋、毛二公逐鹿中原，那一盘楚河汉界的象棋上，不出三年，它就吃掉蒋公的“老将”，而统一了大陆。其效率之高，也确是惊人的。共产党人，像邓小平就常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信不诬也。吾人写历史，固不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在中共取得政权以后，长话短说，它开国初期的气势，也确是不凡的。且看那天安门头，群雄揖让，四海之内，万众欢腾。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是一去不复返了。何等气势？谁又知道，时未兼旬，九州之内，又人相食、打砸抢，哭声震野呢？

毛氏这记虎头蛇尾的政权，大陆上的中共党史家，曾说他：“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曾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但是我们海内外两造，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这点倒要稍加解释。

“自古帝王多无赖”，老实说，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来，必是一位顶呱呱的“开国之君”，不下于刘邦、刘秀、赵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纵是袁世凯、蒋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当面恭维过他），都可做一阵好皇帝，而做不好总统、主席，何也？因为做皇帝，我们已有三千年老样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了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蒋、毛、李那个去古未远的时代，“打天下”也远比“治天下”容易。因为打天下只是无赖打无赖，封建残余打封建残余，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难了，老样板没有了，“依样画葫芦”，也没个葫芦做样子了。你要做总统、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经；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俄国式、苏联式、日本式，你学得再像模像样，你没他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要画虎不成，画出狗来的。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乱搬？

须知，制度者，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而智慧与机运之交配，亦非数百年不为功也。剖腹取子，也得怀胎十月，是急不来的。此笔者之所以擅做三峡之论也。袁世凯的悲剧，是背着个总统的包袱，去做皇帝。蒋、毛二公的悲剧，则是背着个皇帝的包袱去做总统。他们三人，都死不瞑目，也就像我的老学长王作荣院长一样，自叹“壮志未酬”也，悲夫。

“新政协”和制宪建国

现在谈谈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和制宪。

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打平了天下之后，中共要组织个新政权了。他们认为在抗战后，该党本愿意跟国民党及诸小党，乃至海内外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来组织个“联合政府”嘛。毛公为此，还着了一本小书呢。可是这一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单方面破坏了，如今蒋介石被打垮了，他们要开除国民党和附国的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会籍，由“共产党领导”，包括原有的民革、民盟等诸小党派，和海内外民主人士，再来组织个“新政协”，一切从头来过。

经过一番筹备之后，这个“新政协”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首次集会于北京，到会代表一百三十四人，代表各小党和各社会团体二十三个单位，并正式分组拟定“共同纲领”（等于临时宪法），选定国旗、国歌，以及各级政府组织法和人选的草案。再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至九月底再次开会时，代表人数已增至六百六十二人，代表团体也增至四十五个。这就算是新政权的临时国会和立法机构了。

据当事人回忆，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之中，有关国号的讨论时，毛曾主张维持“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而为华侨老财东陈嘉庚所激烈反对。陈主张毛的新政权，应当和蒋的旧政权彻底划清界线，绝不能再用“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了。几经辩论，终于接纳了张奚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年前余访陈嘉庚墓，见其被红卫兵砸毁的墓墙上所刻的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浮雕，不免感慨系之。当年如没这位热爱水浒地老华侨的乱干国政，中华民国的国号，如果没有被废除，则今日海峡两岸的“两国论”，就说不出口，事情就好办多了。有地位权力，可以一言兴邦丧邦者，动用鸟嘴，可不慎哉。

国号之外，与会者也接受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五星中之大星，代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四小星则代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老“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并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及以下官员数十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时，北京天安门前，礼炮二十八响之后（象徵中共革命二十八年），毛主席揿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空，全场一片欢呼，中国历史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正式诞生了。

毛泽东自叹战略错误

可是这时人民政府虽已在北京成立，中国大陆并没有全部“解放”。新中国尚未弥月，解放军精锐第二十八军有三师之众，登陆金门时（十月二十五日），过分轻敌，诸将也争功冒进，古宁头一战，竟被打得片甲不还，使该军总指挥叶飞，望海痛哭。毛泽东也承认在华南打了败仗。

这时舟山、海南，和台、澎、金、马等东南沿海岛屿，尚在国军掌握之中，不用说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十月十二日），在西南中国，川康云贵的半壁江山里，也还驻有大军百万。代总统李宗仁虽已逃之夭夭（十一月一日离渝，十二月五日飞美），国民党总裁蒋中正还在台北、重庆之间飞来飞去。中国共产党如何结束这场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也还有好一场结尾的扫荡工作要做呢。

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他在这项扫荡作战中，犯了一记战略上的错误：他不该先解决西南，以后再图台湾。他说他应该集中二、三、四野的全部精锐，先把台湾拿下再说，台湾彻底解放了，然后再挥军西上，去解决川康一带胡宗南和宋希濂的残部。他不此之图，先挥军西上，川康之间正打得势如破竹之时，东北海疆，忽然晴空霹雳，一场韩战在朝鲜半岛上突然爆发了。原把台湾和朝鲜，都已划在美国防守线之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这时未加思索，便把美国第七舰队调入台湾海峡，把大陆和台湾之间凭空建起了一条好鸟难飞的钢铁长城。那原是危如累卵的台湾，这一来，一夕之间，就安如磐石，固若金汤，以迄于今了。

毛泽东事后叹息他战略错了。但是先打西南，后打东南，朋友，伟大的毛主席错在何处呢？他并没有错嘛。尤其是在古宁头一战之后，毛氏可能意识到，海上战争，他未可轻发，所以才决定，先打那较有把握的山地战，而舍东就西，但是可能影响他决策的古宁头之战，也是个天大的偶然嘛。兵骄者败，兵哀者胜，国军守将汤恩伯、胡琏最初也并无必胜的把握呢。

抗美援朝的复杂后果

至于“高丽战争”的爆发，那就更和当年的“西安事变”一样，纯粹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了。当年的“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却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中国共产党。

天道好还。这次的“高丽战争”，也改写了中国历史，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它也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中国国民党。若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死里逃生，高丽战争和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所发生的作用，真是异曲同工。两党都是在枪毙之前，突然获救，五十五十，彼此彼此，十分公平。

朋友，这一连两三个改写了人类历史的“偶然”之发生，虽云人事，岂非天意哉？您能说我迷信？历史本是“必然”和“偶然”交互为用，慢慢地制造出来的呢。可是由于这些偶然的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也随之同时改辙。最明显莫过于中共在外交上搞其“一边倒”，在内政上走“极左路线”，和美国对蒋家政权的心回意转，让这个垂死的国民党政权，死灰复燃。因此中共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也就和国民党当年的“剿匪战争”一样的，功亏一篑了。

一场“韩战”，打了三年，中国单方死伤超过百万人（官方只说三十六万，笔者近周在纽约曾与一位来美探亲的韩战老兵，细说当年。他说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是整营整营的死亡。虽毛泽东的儿子，亦不能免。战况之惨烈，非常人所可想像也）。其后遗症至今未灭。长话短说，那就是它打出美国共和党的极右政权，产生了疯狂的“麦卡锡主义”，竟至把美国国务院中的亲华、知华，和会华语的专家，一网打尽，并以中国代替苏联，成为美国天字第一号的敌人，而加以围堵围剿。苏联反退居第二，有时且向美国讨好，谬做中美两仇之间的调人。北京反要向莫斯科赔偿战债。搞国际外交，天下还有比这更笨的笨蛋？言之可叹。

更可怕的是，一场高丽战争，也打出个中国“极左路线”的内政，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来。最可叹的是，美国向极右发展，只是短期的和政策性的，其主要运作也只限于外交界。等到他们发现了错误时，解玲还是系玲人，最后逆转此项极右政策的，还是那个共和党极右派政客的尼克森。

中国向极左发展就不然了。中国的极左路线则牵涉到，有永久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但影响了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在内政上更是极左政策的一竿到底。终至血流成河，屍骨堆山，死人数千万，受害者数万万，历时二十余年，至毛死后而已。其遗患至今未了也。

归根结柢，其关键在那个偶然发生的“韩战”。但是韩战真是偶然发生的吗？它是不是经过史达林的精心设计，想利用金日成那位莽夫的鲁莽行动，来拴住北京的老毛，以防他在美苏之间浑水摸鱼，而取其渔翁之利呢？远在淮海战役期间，史达林曾特派米高扬去西柏坡警告过毛泽东，认为解放军不可“渡江”，藉口是怕美国介入，会引起第三次大战，为毛氏所婉拒。一九四九年末，毛泽东在莫斯科谒史时，曾为此违命而道歉。史达林莞尔说：“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

中共解放军渡江未几（一九四九年四月），金日成就挥军南下（一九五○年六月），金某竟敢瞒住史达林而单独行动？常识令人不能相信也。史达林如先知金军南下，为何不派米高扬前往阻止？也难令史家释疑。各种迹象显示，韩战分明是经过史达林精心设计，至少是默许才发动的。史氏之目的盖在拴住毛泽东，免其变成亚洲之狄托也。而毛泽东也就甘愿陷入史达林之圈套，而不能自拔，也真是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也是俗语所谓“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吧。

高丽战争与惩越之战

但是“抗美援朝”也有其歪打正着的一面。第一是它大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记得国共之战打到尾声时，有一新闻记者访问我们哥大的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曰，假如美国要出兵援蒋，需出兵几许，始能逆转战局？艾氏伸出两个指头。记者曰：“两军？”艾氏微笑说：“两师。”可见其对中国之轻蔑也。但是韩战却给这位趾高气扬的美国元帅一记大耳光。也足使整个世界媒体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做了一百多年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共同殖民地，今日稍微抬一抬头，谁说不宜？

“高丽战争”对中国内政，所发生地建设性的影响，那就和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所发动的“越南战争”，有其异曲同工之处了。自秦始皇而后，中国军队一向都讲求“系统”，近代尤然。国民党军中就有所谓“中央系”、“桂系”、“西北系”、“东北系”，和数不尽的所谓杂牌军。共军中始则有所谓“方面军”，国共内战时，又分为四个“野战军”。表面上是属于中央军委统一指挥的，骨子里各野战军也各有其系统，中央军委对他们的指挥，也只能因势利导。尤其是像邓小平这样“二野出身”的军委主席，他指挥二野或可如臂使指，指挥其它“系统”，就难免有些不顺手了。但是为着打一场严重的对外战争，这就给中央军委提供了法理根据，来抽调各系统的精锐，做集中训练，并加以混编（“混编”是国民党裁军时，设法消灭杂牌军的老办法），这一混编出的新系统，就是人民政府精锐的中央军了，虽然在解放军体制中无中央军其名，然有其实也。

五十年代的解放军系统当然更为复杂，纵以毛泽东的声威来指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可是为着打这场生死存亡的“抗美援朝”，他们就要认真的打散各野战军，抽调各系统的精锐，加以混编，来统一指挥。三年韩战，打得四野全销，解放军就真正的统训统编，军委毛主席指挥起来，也真就如臂使指了。所以一场韩战，对毛泽东的整军裁军的计划来说，也真是若有天助也。邓小平后来打越战，也是如此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里，开国之后，裁军整军都是第一难题。而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未费太多气力，贺龙（一野副）就乖乖的去打桌球，当体委；刘伯承（二野）也缴出兵符去办学；陈毅（三野）遵命去搞外交；林彪（四野）安心去俄国养病。只有一个毛主席最信任、最亲密、过去合作关系也最好的“彭大将军”，彭德怀（一野正）保存了军职做国防部长，抗美援朝时奉旨出任中国志愿军司令员。这计杯酒释兵权，固然是老毛通天的本事，但也是诸将识大体，和对美帝作战的生死交关，有以致之。毛当时对彭老总宠信最专，谁知伴君如伴虎，这也是彭德怀这位有圣贤资质的爱国军人，一生最大的不幸呢。朋友，彭德怀凭什么要死于非命，而死得那么惨？但是中共的解放军就是经过韩战这场血的洗礼、血的训练，而成为一支真正的世界级的武力。一九六二年那位不知轻重的文人学者尼赫鲁，居然也想抹抹老虎屁股，解放军才稍微动一动，印军就全军覆没，全国震惊。解放军如真的倾巢南下，全印也就要被“解放”了。那时笔者曾被哥大派往新德里公干，目睹印度朝野之举国惶惶也。

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实验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正式建国之后，在“文治”上，也颇有开国气象。首先，那原是代替国会的“新政协”，就改为“中央人民政协”，做为安抚小党派、民主人士，与少数民族的顾问机构。各省也各有其省级政协，以安抚只有地方性的“民主人士”和被改造释放的国民党战俘。这一安排也颇为成功，以迄于今。早期“新政协”所制定的“共同纲领”，原是做为“临时宪法”之用。建国五年之后，几经制宪委员会的努力，至一九五四年，就正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取代了。北京的所谓“联合政府”，也就变成正式的中央人民政府了。人民政府中最高领导的班子依旧，只是原先的“政务院”则改名为“国务院”了。

人民中国这第一本宪法，也是包罗万象的。举凡现代政治学理上，所有的新鲜事物，无不应有尽有。尤其是它明文规定了，五年一任的国家元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制度。这一制度如果认真地执行起来（像美国开国时的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一样），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一个接一个的接下去，未始不能替人民中国慢慢地建立出一个稳定的接班制度来。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先把中央政府稳定下来，其下各种制度，随之渐渐的纳入正轨，如此，则转型期的中国，就可迅速的驶出这个可怕的“历史三峡”了。不幸的是，在这段帝制转民治地转型运动的中期，接班（帝制时代叫做“立储”）问题，便是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原先的真皇帝都解决不了，如今半皇帝、假皇帝，所谓主席、总统者，就更难解决了。下章再专论之。

建国初期的党政组织和意蒂牢结

人民中国在建国初期，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一般说来，它和汉唐宋明等传统朝代，也是大同小异的。大同者，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制度”：一个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一个庞大的“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体系。地方政府则郡县乡镇三级制一竿到底。“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一制度，两千年未变，而人民中国继承之也。只是在遴选候补官吏的制度上，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带有时代性的“入党做官”的办法。推行起来，比帝制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考试制”，还要落伍一点罢了。

另外叠床架屋，他还有一套，和政府机构平行，而更具决策权力的党的机器。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六四”在天安门领导闹学潮的王丹，原来便是党中派出管治学生的党小组的书记。他年轻气盛，却承继了北大自由主义的传统，舍鱼而取熊掌，才在党内造起窝里反，而享名世界的。

这种以党为大，党指挥枪，党指挥政，指挥一切，在“进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进城以后，富有天下，把一时权宜之计，当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纰漏了。毛公所以在历史上，以独夫终篇，便是打不开这个死结的结果。国民党还有个“还政于民”的口号。共产党则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全世界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之时，则是一党专政到底，决无还政于民之心。这也可能就是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死结罢。

不过话说回头，当年国民党搞“以党治国”，还搞不到共产党这个水平呢。蒋介石以前曾批评过王安石，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便是他少了个中央政治学校，没有训练出足够的干部，来执行他变法的政策。但是在训练干部上，毛公可能就要暗笑蒋公是小儿科了。在搞“土法炼钢”时，毛就吹牛说，他一次能送“九千万人上阵”。蒋介石搞土法炼钢，中央政治学校能训练出多少干部呢？

蒋、毛二公俱往矣。青岛康有为墓里，老康遗骸的头骨，也被红卫兵弄丢了。他们三位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者啊。现在我们不叫变法，叫转型。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要智慧加机运，再加实验时间；横的好的要移植，纵的好的也要承继。如此，至少要两百年，才能慢慢地“变”出个新“法”来。哪能一蹴而几？读者公婆，请稍安毋躁，中国还要再实验四十年，我们就可能有个像样的民主制度出现了。否则就再等一百年，它迟早是要出现的，急有何用？

农村土改和都市工商改造

至于土地政策，人民政府所采取的也只是王莽的新朝（公元九年—后二十四年）所实行地“复井田”的土地公有政策。它先搞“土改”，从事分田。分久必合，然后进一步组织“合作社”，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这本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想，甚至也是传统儒家所谓“大同之治”的教条。国共两党都列为最高理想的。中共建国以后，按照宪法和党章，也是要亦步亦趋，加以推行的。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迷信和曲解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偏信了列宁主义阶级仇恨之说，建国以后，以政府统治机器，泰山压顶的力量，关门杀狗，一举把“地主”屠杀了八十余万人（实际数目显然远大于公开的数字）。这种阶级净化的革命手段，和近时科索伏的种族净化，实是异曲同工。如此以滥杀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已充分证明，不但不构成一项解决问题的办法，它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可怕。因为杀人是有瘾的。“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杀仇人杀红了眼，下一步就要杀自己的人了。据说张献忠每天都要杀人。等到杀得无人可杀时，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队伍里拨出人来，以供屠杀。共产党当年把阶级仇人杀光了，就开始杀自己的同志了，可能也是同样心理变态的结果。尤其是毛公迫不及待，为私为公，他都要立刻冒进，来大搞其公社化，终于演出一场饿死三千万贫下中农的大悲剧，更是不堪设想。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至于都市工商业的改造，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一些经贸专家都主张，先从公私合营做起，实事求是，慢慢化私为公，反对冒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谨慎执行，全国经济随之复苏，实颇具开国气象。不幸“二五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墨渖未乾，便被毛氏一手推翻了。结果弄出三面红旗，土法炼钢等，势将传之千古的历史笑话。记得笔者于一九七二年返国探亲时，所见一家“国营照像馆”，那架最主要的黑白照像机，比我身边所挂的廉价的彩色照像机，还要老二三十年，我和外甥到一“国营餐厅”去排队买油条，等了半个小时，只买到数根冷油条的情形，如在目前也。

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政策，中国向苏联学习，先搞军事工业，倒颇有可观。它集中全国力量，正如陈毅外长所说的，没裤子穿，也得发展原子弹。在一九六四年中国果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不到，又爆炸了氢气弹，速度之快，足使美苏侧目；接着北京又搞起“航天”，发展“二炮”，送卫星上天。更是震动全球。这种成就，确是打破世界纪录的。也使海外华侨，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从此不再做落后的“支那曼”（Chinaman）矣。但是这也是变相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于“大跃进”之后。朋友，以二十万颗头颅换一颗原子弹，历史家执简书之，心头也是万般沉重的。

凡此，论者已多，经贸科技专着，亦所在多有，笔者今后有暇，当再略为分类综括之，以留信史。本篇就一笔带过，不再多叙了。

极权领袖的统治艺术

现在再谈谈建国初年的那些有名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和“反右”诸种运动。毛泽东当国二十八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搞“运动”。二十八年中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简直可以说没有一时一刻不在胆战心惊的运动中讨生活。孔子的大门徒宰我先生就曾形容过，周朝建国初年的政策是“使民战栗”。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战栗，连党的老干部和超级老干部像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林彪、陶铸、彭真、郭沫若、潘汉年、陈伯达和他们的夫人们、子女们，甚至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都无时不在战栗之中。周恩来就感叹地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邓小平说他能活下来，实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过日子，能不战栗？

但是毛主席究竟有什么神通，一个人能把全国全党，都弄得生活于战栗之中呢？社会科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十分简单了。那是极权政治，尤其是现代化极权政党的基本性质嘛。极权政党是一部无坚不摧的统治大机器。任何强人，抢得了这部大机器的操纵权，谁就可以和尚打伞，为所欲为。始则是为国、为民、为党、为革命、为主义，运用此一大机器来清除异党和异端。但是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掌握绝对权力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尤其是掌权过久，孤独多疑，老年昏聩，发生偏执狂（Paranoia）的大独裁者，更会胡作非为。为着清除“异己”，那就白刀进，红刀出，无恶不作了。

当然，权力滥用，也是个绝大的政治艺术。我国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现代的“马基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都曾把这一项艺术发展到最高峰，而大独裁者们，都是这一行道的好学徒和最高手，否则他们也吃不了这行饭。在近现代中国里，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雄，都是这一行的九段高手和掌门人。他们手段之高明，耍起来，往往令历史家，甚或他的政敌，都拍案叫绝。我记得李宗仁往往斗不过蒋介石。在斗败了之后，他反而佩服蒋制胜的本领。说到精彩之处，李德公当时把大腿一拍，然后翘起拇指，向我说：“蒋先生这着高明。”其实李宗仁先生在此行道并不低能也，但他自叹不如蒋。其实蒋的本领到毛，还差得远呢。朋友，相信吗？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

毛泽东就凭这部大机器取得了政权。他也就靠这部大机器来建国治国。在建国之初，他是利用这部大机器，来清除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即所谓“镇反”、“肃反”是也。中共在夺取政权，尤其是志愿军入韩之后，从一九五○年十月开始，一搞两年，其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之彻底和残酷，真是古所寡有，今亦无双。虽德苏两国亦相差远甚。数十年来北京的官史家为此一政策辩护，说是国民党和美帝不甘失败，在大陆留下大批特务，从事破坏和暗杀，猖蹶到阴谋“炮打天安门”的荒谬程度。据说中国人民抱怨政府“宽大无边，有天无法”，政府不得已而为之，才开始镇反肃反的。

其实，战败了的国民党，当时之不服输，信或有之。但是国民党尸居余气，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衰迈的老K，当时无此潜力与气焰也。美国想派遣间谍向大陆渗透，也是事实，然碧眼黄须者，究系异族，搞搞调查研究，窃听收买，行有余力也。搞炮打天安门，若非编导侦探演义，就是撰写科幻小说了。此阴谋如为事实，则愚蠢不堪矣。

当时中共搞残酷的镇反、肃反的真正原因，则是报仇雪恨。国民党当政时杀的“赤匪”也够多了，毛、周也虎口余生，几遭不测。如今变天了，以牙还牙，辱其大，杀其小。非尽屠万恶的“项氏之臣”，不足以雪心头之恨。再加以向苏联联共学习，“把革命进行到底”成一时风气，中共对异党异派之残酷镇压，一杀数十百万人，就青出于蓝了。凡此，将来公正的历史家，都会做专题处理的，本篇就三言两语的带过了。

国民党和美帝的特务，赶尽杀绝之后，共产党整肃矛头就指向党内的异派和贪污干部，以及党外的奸商。这就是所谓“三反”、“五反”了。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年底由毛泽东下令推行的。在运动进行中，处决了贪污有据的高干刘青山和张子善。前者是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后者是天津地区行署专员。二人都是三十年代就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员，解放后位据要津。二人的处决，使全党全国耳目一新。政肃风清，新朝究非前朝可比。

五反则是三反之扩大。反的是所谓“五毒”：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目的是整肃市场上之不法商人的。大都市中的各级商场和各样商人，本来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阶层。商人有钱，官僚有权，再加个黑社会从中勾结，这就是台湾今日之所谓“黑金”了。黑金猖撅，那任何革命政权都要腐化了。中共初进城时，就立刻体验到这腐蚀之可怕。五反运动虽然也是血迹斑斑，却颇收一时之效，为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提出与施行，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扩大，铺平了道路。

总之，开国初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确有其一番朝气。当时朝野两方对社会主义制度之优越性与可行性，也从不怀疑。毛氏利用其无坚不摧的共产党那部大机器，来雷厉风行地施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国上下也无不俯首帖耳、心悦诚服地跟着共产党走。到五十年后的今日再反思之，吾人固知，社会主义，尤其毛派社会主义，实为一大空中楼阁的乌托邦也。但是，朋友，不是五十年前呢。那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包括国共两党的全部党员，很少不是所谓“社会主义者”。二战之后，我辈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便是：政治自由、经济平等。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虽杀人如麻，但是治乱国用重典，一时居然也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境界。加以物价稳定，社会平安，虽粗茶淡饭的清教徒生活，人民也甘之如饴矣。

因此这三五年的太平盛世，时至今日，仍有历尽沧桑的若干父老缅怀不置也。当年海内外绝大多数人民，对北京人民政府，也都抱有最高的幻想。认为自此海晏河清，中华民族百年苦难，总算是出头了。

笔者这一辈的过来人，亲身体验者，那时都还是最爱国的理想青年也。我们所最为入迷的口号便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呜呼，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谁知这三大理想，都是一场空哉？言之可叹。

承继问题仍是政治死结

今日痛定思痛，从巫山之巅，俯瞰三峡，才豁然有悟。原来毛泽东时代究竟还是帝制尾声，去古未远。中国古帝王专制（尤其是开国时期），政治上最大死结，便是帝位继承问题，今日叫接班问题。让我们翻翻中国通史。且看从秦二世矫诏杀扶苏开始，到汉初的诸吕篡刘，初唐的“玄武门之变”，北宋太宗赵匡义逼死太子，明初朱元璋尽杀功臣为建文太孙接班铺路，最后还是免不了一个“靖难之变”。清康熙为中国历朝最可敬的圣主明君也。临死病危时，诸子争位，他自己是否是自然死亡，史有疑团也。纵在民国时代，袁世凯的金匮石室，贻笑至今。孙中山身后汪氏篡胡，蒋氏篡汪，都是影响深远的政治波涛。蒋中正传子，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迨毛公打平天下，粗安未及半旬，接班问题之日趋严重，已远迈前朝。其后骨牌效应，毛死未已。毛公生前为贤妻接班铺路杀人，是何等骄狂？他怎知一朝瞑目，屍骨未寒，“武则天”就被活捉去者？时至今日，对接班问题，吾人仍未见江公有何善策也。一句空言：“培养第四梯队接班人”，说得何等轻松。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今日史学博士生，执简以待之可也。朋友，您认为台湾今日民主了。李总统的接班人，将依法产生，太平无事了。且看李公今日已方寸大乱矣。其情况之复杂，恐亦非吾辈书生所能空论也。虽然它的局格，只限于一个小岛，接班之争与大陆相比，只是个茶壶风波而已。总之，在我们这个转型未成的人治国家里，接班制是众乱之源，接班搞不好，则一切免谈。毛治中国二十八年的众乱之源的，契机即在此。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看看，人民中国建国初年，便隐然发生的接班问题：上节已言之，开国五年，毛已做了一任华盛顿。一九五四年宪法颁布，毛又依法连选连任，当选了第二任国家元首，任期直至一九五九年为止。本来嘛，做国家元首两任十年，原不算短。殊不知在人治中国的国家元首，尤其是开国之君，都是从马上得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踩着一条血路爬上层楼，数十年白刀进，红刀出，尔虞我诈，仇雠盈野。为本身和家庭安全计，他纵想引退，也是退不得的。何况生就独裁胚子，都是终身职的职业革命家，岂可半途而废。如部下的从龙之士，硬要逼宫造反，则尤要不惜一切，卫冕护权到底，绝不甘休。老实说，这一特质是世界上所有独裁政权皆然，中国并不是个例外也。但是无巧不成书，毛公的第二任元首之职，未及中途，国内和国际情势都发生了剧变，迫使毛氏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数，以图自保，人民中国也就随之大乱了。

莫斯科鞭史，北京城抑毛

原来，毛公的第二任还未开始，苏联政局就已经发生了翻天的变化。大独裁者、全世界第一号共产党领袖史达林，于一九五三年突然病死。论国际共产运动的资历，毛泽东水涨船高，此时理应递升接替史达林为第一号领袖了。谁知事有不然，苏联在史氏死后，几经权力斗争，终由赫鲁晓夫，取得了政权。赫氏为一有手腕的修正主义者，在史氏专政之下，久遭折磨。如今一旦当政，不特一反史达林之所为，并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对史氏公开“鞭屍”。他认为史达林三十余年的个人独裁，实在是当今苏联内政外交、政治经济落后的百病之源。他坚持把史达林所有的政策，都加以逆转；说做就做，史达林留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里的遗屍，很快的也就失踪了。苏联人民受史魔之苦久矣。经赫氏登高一呼，全国人心大快，洋溢着一片“鞭史”（当时西方所谓De—Stalinization）之声。“党内民主”的口号，被叫得震天价响。十余年来美苏之间的冷战，也随之迅速解冻。

苏联这一突变不打紧，一向以“老大哥”的行为马首是瞻的北京政坛，就随之震动了。再者，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吧，中共的八全大会，也竟预定与苏共二十大同年举行。上节已言之，中共自七大以后，毛泽东已亦步亦趋的走向史达林的独裁之路。这一下史达林在苏共二十大中，忽然从圣人导师变成坏事做尽的恶魔了；中共在他的八全大会中，将如何处置毛泽东呢？毛又何以自处呢？

首先，中共党内一般毛派高干，本来就是和以陈绍禹（王明）为首、以史达林为靠山的国际派，针锋相对的。史达林一死，国际派已全部靠边站（王明于中共八大当选为最后一名中委之后，即潜往苏联定居，终于老死俄京），毛派干部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对史早就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此次赫鲁晓夫鞭史，情况就复杂了。北京多数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和邓小平等人，显然都有意与苏共步调一致，来搞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可是毛泽东这个传统的反史派土共首领，这时却摇身一变，变成史达林幽灵唯一的魔鬼辩护士了。在中共高级干部一致附和鞭史声中，毛则力排众议，坚持评论史达林的历史功过，应该是三七开：史达林“功大于过”。

朋友相信吗，中共在八全大会中对史达林被鞭屍的反应，其后竟变成人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本身，接着发生的二十年不停的动乱，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的众乱之源啊。

八全大会和新党章

中共的八全大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开幕的。长话短说，大会中最重要一件议案，便是“修改党章”，这个“新党章”和七大通过的旧党章，最大的区别，便是把原有的“毛泽东思想”（见上节）给划掉了。这一划不打紧，便把毛主席从琼楼最上层，降级，降到基层，和其他工农兵党员没有两样了。

上节已言之，朋友，搞咱们中国的官僚政治，尤其是最高领袖，只能升，不能降也。更上一层楼，您可以去见上帝，像袁世凯；或晋升为太上皇，像邓小平，您不能真的“退居二线”，便五六十年代之间的毛泽东，或二三四十年代三度“下野”的蒋介石。纵使是二级领袖，像五十年代被政敌赶出台湾的、“蒋家天下，陈家党”中的陈立夫。立夫先生在美国新泽西州开鸡场时，或问陈夫人何以选此行道，夫人喟然叹曰：“鸡脸比人脸好看啊。”毛主席在“退居二线”期中，王光美以第一夫人身分出访印尼，大跳其探戈，不是也把随老头退居二线、舞艺比王夫人更强的江青，脸都气扁了？文革中，刘主席失踪了，第一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岂非探戈夺命哉？真是官高位险，“二线”岂可久居？

关于这点怨叹，朋友，我们不能专怪我们的失势英雄，和他们的娘子们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那些见风转舵的无耻政客和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也要看看我们那久染于官僚“酱缸”中的社会大众。文革中在全国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上演那幕“活捉王光美”的闹剧，还不是清华大学中那批高知师生，观风转舵导演的？可耻吧。

读史者阅人多矣。在中国传统里搞政治，一到琼楼最上层，就得干到死为止，绝不能退休。曹操不也说过，他如自动退休，“欲为长城公，岂可得乎”？纵在毛后的人民中国，君不见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位灰溜溜的下场。这不是他的接班人有意要羞辱他们呢。而是没有“鸡脸”好看的那些“人脸”（包括他们原来的朋友、同志、下属和一般社会大众），才使他们吃勿消呢。这种鸡脸和人脸的变化，在共产中国，尤其显明。这话不是不才老朽，瞎扯淡吧？数年之前，大陆不是也有什么“江落石出”的顺口溜吗？这种政治传统才叫做“封建残余”，和“酱缸文化”呢。这种传统不洗刷乾净，中国哪配做个现代化国家呢？但是要洗刷这个臭不可当的传统，那就要彻底完成政治转型；转型一天不完成，则此臭就永远存在。所以今日北京的当务之急，不是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而是要搞出个接班制度来。试看在近百年民国史上，袁蒋毛邓四大独裁者，不都曾精心培养过接班人？结果呢？一个培养了老婆，两个培养了儿子。老邓没儿子老婆可以培养，终于培养了三个后辈。结果呢？一个被他气死；一个被他废幽，几乎也弄得天下大乱。这种糟糕的先例，现任当权者还要如法炮制吗？江公现在显然也在培养接班人。望云翘首，我们敬为胡东宫锦涛祝福，希望他将来和平接班也。

毛对抑毛运动的反击

明乎此，我们再回看毛公对八大抑毛的反击，和其后的骨牌效应，就不难一目了然了。

第一，主观的，毛天生具有以“斗争为快乐之本”的个性，非低声下气之人。遭此屈辱，就非斗争不可了。

第二，客观的，上述那个官场的人际关系，和深染于酱缸文化的传统社会，也使他非反击不可。

第三，这次抑毛运动是当权的毛派自家人的窝里反。毛是个独人班，高高在上，以一人而敌全党。因此他反击的对象，几乎是从龙功臣的全体。他不能不分而制之。

第四，毛是个老谋深算、不择手段、不打没有胜利把握之仗的战略家和政略家；搞阴谋阳谋，俱是九段高手。因此这场保权卫冕之争，就变成长期的、狠毒的、和分段分期进行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血淋淋的、不顾任何道德原则的政治内战了。

至于他所运用的手段，四十年后的观察家，也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了。大致说来，毛公最基本的原则，便是抓住枪杆。“枪杆出政权”。大枪杆是抓住全部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小枪杆，则是掌握北京城区的卫戍军力（尤其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八三四一部队）。毛主席如对任何党政官员不满意，他老人家只要歪歪嘴，该员立刻便可“失踪”。再加上一个如臂使指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毛的政权控制之细密和彻底，实非俄国的布党和德国纳粹所可望其项背。德俄两国，一般政治学家，都把他们归入所谓“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公统治的中国，则是已入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其统治之严密，世界史上尚无前例也。但是纵使如此，他要像刘邦、刘秀和朱元璋那样杀尽功臣，也非运用有耻和无耻的藉口，以及有形和无形的策略不可了。

至于毛公的政治策略，则大策略不外是不顾国家民族，和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放火自救。不顾原则的打破现状，制造混乱，然后（且引用他自己的话）“从大乱中求大治”。毛知道在全党全国大乱之后，也只有他才能快刀斩乱麻地，造势整风清党，然后来拨乱反正。毛从江西时代开始，就以搞“拉一派，打一派”，为全党所畏（这在马基维利的政治哲学里则叫做Divide ＆ Rule，也就是分而制之）。事实上，在八大之后的二十年中（一九五六—一九七六），毛公就是运用这套手法，把他的本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整得死去活来。幸好人老必死，毛如不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也不会有痛定思痛、而图谋改革开放的“毛后”时代也。

至于毛公所运用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小策略”（且用毛氏自己的话来说），那就可以小到“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贴大字报，暗中搞阴谋，公开搞阳谋。搞得人头滚滚，也搞得他老人家不亦乐乎。但是受害者就不止于毛派和共产党自己了，全民全族之受害，也是三代不能恢复也。悲夫。

近二十年来，笔者就和当过各派红卫兵的小朋友们（包括我母省安徽曾一度闻名世界的“好派”和“屁派”）长期笑谈往事。他们也未有不自觉荒谬的。有的甚至咬牙切齿的痛恨老毛，和独裁政权。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无可补偿的受害者啊。

从双百运动到右派造反

按顺序来。毛泽东主席所亲自发动的第一轮反击战，便是八大之后，一九五六年底的所谓“双百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运动初起时，我曾问过胡适老师：“百家争鸣，人人知道；百花齐放，出自何典？”胡顺口答道：“《镜花缘》。”真是渊博。

在八大抑毛运动中，他们的藉口是反“独裁”和反“个人崇拜”。可是从毛公的立场来看，老子固然独裁，“他妈的”（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用过这句三字经“国骂”，今且借用），你们就不独裁呀？独裁制原是帝王传统遗传下来的权力金字塔。根据共产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原则，毛所拥有的权力固然是个大金字塔，他下面各阶层的“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沿梯而下，何人又没个金字塔呢？连一些乡镇级的小干部，也是一些小金字塔呢。在毛看来，他那时声望已达巅峰，刘少奇还差得远呢。你们批评老子独裁，你们就不独裁吗？大家是同样的独裁，只是权力大小、等级不同而已。要批评独裁，应该从你们这些官僚党棍，整风整党开始呢。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显然就是毛所策动地、自卫反击斗争的心理状态。

兵来将挡，水至火迎，毛就准备利用当时分散在各个小“民主党派”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帮助他整党整风、自清君侧了。这显然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所发动地“双百运动”的最原始的构想。在此运动中，由毛公亲自主持，党和政府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召集了一连串的“整风座谈会”。在这些会中，毛号召各小党派中的“民主人士”，大胆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批评。并给以“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最安全的保证。他所制定的指标则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做此公开的保证时，他显然认为他自己声望正隆，高居顶峰，对这三个“主义”，都沾不上边。因此批评者也只会批到刘少奇为止，不会伤及“皇上”。这原是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的特色。连造反者，分明是造皇帝的反，但是传统的办法，都是只号召“清君侧”，对皇帝是不直接攻击的。纵在战时，国共两党“摩擦”到围攻新四军的程度，毛氏亲自策划的反国民党的宣传战，也只到何应钦为止。蒋，他是暂时不碰的。

此次搞双百运动，毛公显然视为当然，他自己是不会变成攻击对象的。谁知他老人家估计错误了。所以在“言者无罪”的铁卷保证一经提出，这批旧社会出身的老士大夫和高知，对共产党的党天下，早就骨鲠在喉，既然言者无罪，他们就舍共干，而把矛头直指共党了。一时热火朝天，原来声威比天还高的“党”，一夕之间就变成众矢之的了。

“罗章联盟”和“反右运动”

在这一系列的整风座谈会中，首先对共产党提出严厉批评的，则是早先拥共最力的民主同盟正副主席的章伯钧和罗隆基了。罗其时是官至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官高一品。接着便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黄绍竑和龙云等人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像《新观察》的主编储安平等人。经这些名人在北京登高一呼，全国高知如响斯应。一时举国滔滔，把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批评得一无是处。他们批评的内容，可以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语概括之。那就是共产党把持了一切。小党派人士，表面上官高位显，事实上只是一些“有职无权”的花瓶。所以他们要求共产党开放政权，搞政治民主化，不能再搞“外行领导内行”。章伯钧甚至要组织一所“政治研究院”来研究体制改革，要求共产党开放政权，好让各党派“轮流坐庄”。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批共呼声中，湖北一位高知葛佩琦甚至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共产党如不好好为人民服务，人民会“杀尽”老共的。

在大小知识分子，越批越起劲，全国人民也为之大鼓其掌；时未经月，自毛主席以下的大小干部，和金字塔主持人，个个傻眼了。乖乖，这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真要造反了。共产党怎能如此“宽大无边，有天无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竟如此不识抬举，毛主席震怒了。他很快的就体会到自己的错误，反扑势在必行。但他能表面容忍，并把所有右派“言者无罪”的控诉，一字不易的在《人民日报》，全部刊登；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乃把邓小平叫出来，发动一个强烈的“反右运动”，把他们镇压下去。小平遵命后，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一声令下，千百个大嘴巴，就纷纷被捉将官里去了。这就掀开了人民共和国史上，第一幕血淋淋的“反右运动”，以后的骨牌效应，就没个底了。

罗、章、储、葛诸大嘴巴傻眼了，主席老人家，您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嘛。怎么言犹在耳，时未迭月，又搞起文字狱，抓起人来了？这不是“阴谋”吗？主席传语邓小平，这不是“阴谋”，是“阳谋”。党发动双百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把你们这些毒蛇毒草骗出来，加以铲除，加以捕捉的。一个灿烂光华的“双百运动”正式推动，尚未迭月，在老毛一声“阳谋”之下，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成为“反右运动”了。根据毛主席的估计，全国各机关、各学校、各单位里的“右派”人数，应该是百分之五。如此，各单位就根据这一比率，划出“右派分子”，来加以清除。国防单位之外，国内任何机关，皆不可减免。一个单位如只有二人那就打一人为右派，那就是百分之五十了。余类推。在主席直接指挥之下，小平举手之劳，全国共有五十万“右派分子”（一说超过百万），就锒铛入狱了。这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初起颇似儿戏，终则家破人亡，下放劳改，幸存者，亦每至二十年、三十年后，始获“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惨烈，史家不忍卒书也。三十年后，邓小平还说，反右运动基本上是正确的，错在不应扩大。说得何等轻松？朱熔基总理便是个老右派。不知对当年反右，他是如何看法也？

我辈偷生海外，无切身经验，但是国内右派朋友，数不尽也。笔者在纽约曾一度与葛佩琦先生的哲嗣张君，详谈乃父受难经过，如其惊心动魄也。不知所终、屍骨无存的储安平先生的前妻（改嫁宋希濂将军）今亦定居纽约，对过去伤痕，则不愿多提矣，然精神伤痕，显然也是终生未灭也。

十五年超越英国的幻想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毛公做为国家元首，在一计反右之后，可说国家信用、个人信用全盘扫地，把“阴谋”硬说成“阳谋”，更可说是标准的嘴尖皮厚，但这也为着他自己的政治生存和错误，不得已而为之也。但凡心黑皮厚的政客，怕的是初犯，一犯以后，就视重犯为当然了。《汉书》上有个故事说，某家有位“节妇”，守寡多年，玉洁冰清，不幸一次被强盗强暴了，其后她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变成个“荡妇”了。毛氏失信的下场，盖近之也。

毛公本来的构想，原是发动高知来“帮助整风”，谁知弄成个高知反党、他自己又被迫反右的结果。自此以后，他再也不敢轻用高知。在“文革”期间，为着把刘少奇斗臭斗垮，他就舍“高知”，而去利用“低知”和“无知”的红卫兵了。成长后的红卫兵，自觉上当，回思往事，也无不咬牙切齿也。此是后话。

毛氏在“双百运动”失败之后，他第二着棋，显然便是搞“从大乱求大治”。首先砸掉那前途看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出个“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混乱局面来。然后由他自己来拨乱反正，乘势主动的实行“清君侧”，把周恩来“罢相”，换以柯庆施，这一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之内，就可没有顾忌而为所欲为了，这又是一着险棋。

原来，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所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十分成功；然只限于内战后的打扫战场，收拾残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划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建设（Economic Recoruction）的开始。因此，该计划在八大通过实行之后，党内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领袖，真是经之营之，珍之重之，实事求是的，预备好好的建设一番。那时在莫斯科冷眼旁观的赫鲁晓夫，曾为之暗暗咋舌。赫氏于一九五九年访美之时，就曾警告美国说，“很快的美国就要沦为世界第三位经济大国。”记者反问他，谁是第二位呢？赫氏忽然以英语回答说：“No （无评论）”足见赫氏对中国之惊羡也（此为当年笔者在美国电视上所亲见亲闻者）。

不幸此一为全国财经专家所精心策划的“二五计划”，却为老毛一人一手给砸掉了。毛之砸掉这二五计划，是有绝好之藉口的。事缘这个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放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被他放得心慌意乱，苏联这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已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赫鲁晓夫曾大放厥辞，说在十五年内要超过美国。并且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这时举世皆信以为真。这当然也使当时正在访苏取经的毛泽东，大为信服（毛是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而也信口吹出他地“十五年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要十五年超过英国，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速度，都得翻上好几翻，才能做到。因而毛就要撤销“二五计划”，不顾一切的“冒进”，才能超过英国。

笔者记得抗战期中，在重庆听过马寅初批评他地“学生”蒋介石的演说。马说，“蒋介石是个军人，就欢喜叫“稍息、立正”。这次他也要向物价叫“立正”，物价可就不干了。”说得我们哄堂大笑。毛主席是迷信体育的，欢喜叫人跑步、跳远。但是搞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按部就班，既不能跑步，也不能跳远。所以当毛主席一再向周总理抱怨，二五计划目标太小，速度太慢时，周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可能认为毛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时毛的绝对权威还有待建立。据胡乔木的回忆，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某日，周又为“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问题，单独去见毛。二人争执了起来，周竟然说：“我做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说，“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以柯庆施换掉周恩来

其后他们之间，周的“反冒进”，与毛的“反反冒进”，仍不时有所纠缠，周虽一再退让，毛始终是尾追不舍的。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南宁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西南各省市的工作会议时，周因公迟到，毛就打算乘机逼周辞职，而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周为国务总理。

早在八大期间，党内高干曾戏谈如何淡化毛主席的独裁形象。因为按照开国以后的惯例，在公共集会场合，但凡毛主席出现时，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欢迎，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废除此一形式主义。大家都同意了，周总理曾加一句戏言，说，“以后有谁见到主席要起立鼓掌，我就不分发他戏票。”因为当时北京每有杰出的戏曲表演，高级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戏票，照例由国务院统筹分发。所以周恩来有此戏言。想不到事隔两年，此次南宁会议时，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毛竟在大会上，取出柯庆施所写的论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给周看。并当众戏问周道：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随后在大会会场上，毛也声色俱厉的叫出，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革命，和反马克思主义，周虽深知内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尽力容忍，不要表态，自动辞职。事后且亲撰万言书，作自我批评，深责自己“反冒进”之错误。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席上，周始委婉地在会中自陈：“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是否适当？”经众议一致挽留，这次“罢相”危机，始暂时淡化。“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见李东朗、任贵祥主编，《细说周恩来》，一九九九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事求是与反冒进〉，页四九三—五○三）

在这段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政中国二十八年中，毛、周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二人一个坐第一把交椅，一个坐第二把交椅。都是从开国之初，坐到死为止。他二人显然都知道，二人都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彼此都是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中途是退不得的。毛之不能中途退休，上节已言之弥详。周之不能中途“罢相”，其理亦至明。为着个人安全计，他的影响力和潜势力，都太大了。他一旦罢相，则生死交关。他原是“高饶事件”之后，毛主席所想清除的次一个对象也。

再者，周之生命非属其一人也。他也是一个王朝的无冕之王，也是一把大伞，和一棵大树，树上的猢狲，伞下的“老同志”，像叶剑英、聂荣臻，邓小平、陈毅，乃至彭德怀、贺龙、陈赓，和数不尽的民主人士，包括张治中、傅作义，和笔者的老朋友，李代总统，和程思远，以及千千万万的大小知识分子，和臭老九，都要靠他这把伞来照拂，始稍有安全感。他这棵大树倒不得，大伞也收不得也。

周和毛不同。毛是个独夫，人亡政息。周则是个“体制”（Iitution），世世代代，承传有人。他只要不倒，就是胜利。他和老毛做健康比赛，毛如先他而死，则党和政府就是周的了；毛如死在周后，党和政府也就是“周派”的了。所以周氏生前，虽受尽胯下之辱，也要做个不倒翁。不倒就是胜利；周的政治本领，就是能维持他自己不倒，则荫及三代，血食千年。为着他的“党”，也是为着他的政治理想，他是绝对不能被老毛捅下去的。老毛常吹牛，某人某人（如彭真），他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下去，但他对周恩来就始终捅不下去的。

这次南宁会议，周如受不了屈辱，稍示辞意，或以退为进，那他这个宰相，也就让给柯庆施了。等到他在政治局中表示倦勤，那就必然被一致挽留了。这也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表现吧。

总之，毛的拳路是空手道、少林拳等等“外练筋骨皮”的外家功。周则是“内练一口气”的内功拳、太极拳、沾绵拳。你一旦被他“沾”上身，你有天大的摔角功夫，也摔不掉他。周死之日，毛还要说他是“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毛公生前不知斗垮了多少政敌。唯独对周毫无办法，眼见他死后是周派的天下，寡妻不能自保，他也莫如之何也。所以老毛也是死不瞑目的。下章再说说他老人家如何导演“土法大炼钢”和“文化大革命”的闹剧。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于美国新州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五卷第四期

1. 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之内，所有毛泽东的选集和未选集，都会电脑化的，上引毛语录，在秒速亿次的检索程序上，一搜便是，有心的读者将来自可查阅，纵在目前，检索亦触手可得，笔者自己，亦每有前论。本篇因篇幅有限，就不细注了。读者谅之。

2. 列宁就不同了，列宁原是西方传统法学训练出来的律师，他对这两造不同的法理学，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宁主义”的诠释。虽然也流于偏激，却远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学习态度上，毛甚至不如蒋介石，当然与孙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3. 在解放前的旧政协时期，诸小党派为企图与国共两大党争雄，曾毁党造党，把诸小党联合起来，组织个足与国共鼎足而立的、声势不凡的“民主同盟”。这个没有私家军队的民主大党，一时颇为众望所归，简直有取国共代之的趋势，全民看好，誉满环球，不幸中国知识分子，原是天下最难合作的动物，再加以国共两党从旁捣鬼，这个“同盟”终于烟消云散，剩下个壳子，在新的人民政权中，做个小花瓶。按理解放后，诸小党派，应该再度“同盟”一下，做个联合的“反对党”，但是聪明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是不会让他们再有个“同盟”出现了。因此他们也就怡然自得的，做了五十年的花瓶了。

4. 本篇所叙述的历史故事，行道中人，都知为老生之常谈也，只是作者对许多故事的解释稍有不同罢了，加以篇幅有限，一般史实没有细注的必要。史料太多，细注之，反而挂一漏万也。只是本篇最后一段，毛拟以柯代周的故事，一般史料多语焉不详，拙篇多说了几句，怕读者不察。故注明出处，通人教之，为感。

二、“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

上篇所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着“罢相”问题的明争暗斗，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解释，实在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一计过眼云烟的转型现象。我们不是不断地说过，“转型”问题，在政治上，便是从“帝制”转向“民治”的问题吗？这一转型是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的“必然”。只是这一转，要把皇帝转成总统的程序是很慢的。他要先从大皇帝、真皇帝（道光、咸丰），转到半皇帝和大独裁总统（袁、蒋、毛），再递减到假皇帝和半独裁总统（蒋经国、邓小平），渐次转到家长总统或总理（李登辉，也包括李光耀吧），慢慢才能转上依法办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总统（像为好色而遭弹劾的小公朴，在转型中国尚未出现的，柯林顿）。朋友，这一转，需时两百年，工程浩大呢。

我们不也是说，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吗？那么皇帝转型，皇帝以下的宰相，也就要跟着转，从封建帝王朝廷中的“宰相”，转成代议政府中的“国务总理”。可是宰相的转型却是和皇帝的转型，“同步”进行的。皇帝是“皮”，宰相是“毛”。要转，则毛与皮得同时同步转变，不能皮转毛不转，也不能毛转皮不转。笔者在拙着中曾讨论到袁世凯和唐绍仪的关系，那就是个毛转皮不转的关系。所以唐绍仪内阁只维持个把月就倒了。

我们也谈过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关系。为着“参战问题”，段祺瑞自认是“责任内阁制”中的国务总理，总统只是个划押盖章的“虚位元首”，所以他独断独行，非参战不可。可是黎元洪和一般反段的政客（包括孙中山），尤其是当时去古未远的社会大众，则认为段只是个宰相，宰相要挟天子，才能令诸侯。如今天子反对，而宰相专横，成何体统？在转型期间，各说各话，是非不明，双方都有口难辩，最后还是靠枪杆来解决，就天下大乱了。但是这个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本身，也是个转型现象，从巫山之巅，俯瞰三峡中的顺流、逆流，和从不停止转动的乱流，及大小漩涡，我们就会了解到夫子之言，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但是它最后还是要慢慢地向东方流去。人类的历史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管它是怎样的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它的总方向是不会变的。明乎此，我们就不必大惊小怪了。纵迟至毛泽东时代，这个总方向也不会变的。

不是路线问题，是权力问题

以上所说的是从宏观历史着眼，看的是历史潮流的大趋势。我们如再从微观历史着眼，来看看共党本身权力的变化，那就有另一种的启示了。大体说来，在中共的早期党史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所举行的“遵义会议”，实在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共的党内斗争基本上是“路线”问题。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个百分之百的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根据第三国际的党法，全世界的国际支部，对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都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因此在“中国支部”里，代表国际的领导人，不论他是华裔或外裔，都是钦差大臣。他所执行的国际“路线”，中共全党都得无条件奉行的。例如最早的“家长”陈独秀，和后来挟天子令诸侯的李立三和王明。所谓“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事实上就是“国际路线”。全党都得跟着这路线打转，不得有违。

不幸的是，列宁死后之所谓“国际”者，事实上便是史达林和托洛斯基二人，双头马车的平行领导。而他二人对中国情况也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二人的“领导”，事实上也只是一套“瞎指挥”。指挥出了毛病，二人就互相攻诘。他二人的矛盾反映在中国支部里，因而中国共产党也就分成“托派”和“史派”了。等到托洛斯基在俄国被斗垮，逃往墨西哥另组其“第四国际”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就变成反革命了。以故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便是史派的政策，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史派的共产党了。史达林虽是个了不起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对遥控中的“中国工农红军”，难免也是一派瞎指挥，终于在蒋介石的“五次围剿”中，一败涂地，在“遵义会议”前后，红军残部数千人，被逼向川黔山区流窜，眼看就要步石达开太平军的后尘，集体消灭了，才举行了一个起死回生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取得了军权，而扭转了党的命运。

自此，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便逐渐的形成了。在这一系统的成长期间，也就是在“遵义会议”与七大的十年之间（一九三五—一九四五），它始则对“第三国际”阳奉阴违，渐渐的它就摆脱国际对它的直接控制。七大之后，中共就变成一个真正独立的毛派政党，而自订其独立的革命政策了。再更进一步，则党内凡是与毛派有抵触的其它系统，如原先掌握中央党权的国际派（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陈绍禹），和有意自立中央的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以及单独发展、自成方面的第二方面军系统（贺龙）、留守赣南苏区的零星游击武装（项英、陈毅）、早在自己故乡就紮寨为王的陕北土共（高岗、刘志丹）等等，不是被慢慢的吸收融化（像贺龙、徐向前、陈毅），就是被迫靠边站（像张闻天、王稼祥、项英），乃至乾脆驱逐出党（像张国焘，和早先的托派），或被迫自我流放（像陈绍禹），这种为着权力集中而发生的“清党运动”，现在我们也可叫它为党的“净化运动”（party cleansing 摸vem）吧。原是所有的革命政党和极权政党都有的，不限于中共一家也。解放军打了天下，毛公“进城”不久（一九五四），就发生了所谓“高饶事件”，高岗自杀，饶漱石瘐死狱中，党内外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是毛泽东杀功臣的开始，其实更正确的说，那只是这一净化运动的延续。杀高饶非毛一人之意也。毛派从龙之士，人人皆欲诛之，因此毛之有意诛戮自己系统之内的功臣、近臣，实在只是在开国九年之后，从他企图把周恩来罢相开始的。这是起于毛派的窝里反，毛要在他自己的系统之内，搞拉一派，打一派，来自清君侧，那就与“高饶事件”在性质上大异其趣了。

所以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全大会之后，毛泽东在他自己的政权系统中所策动的一系列的运动，只是一种他自己系统之内的权力净化的内争，这也就是传统帝王在打平天下之后，所实行的诛戮功臣的老套路。与党的路线无关；与共产党的意蒂牢结，更无直接关系也。或问草莽英雄在打平天下之后，做了皇帝了，为什么一定要大杀功臣呢？此虽非关本题，我们也不妨三言两语的代为举例解释一下。因为这也是个有现代意义的历史问题，近代中国转型运动如不能于短期内完成，它可能还会继续，所以我们有义务要了解一下的。

政权政策的转换问题

第一是在打天下和共患难期间，革命夥伴，同生共死，亲如弟兄，没啥尊卑之分。汉朝的刘邦已经做了皇帝了，在庆功宴会上，有些老粗，酒喝醉了，还要“拔剑击柱”，胡闹一通，使新皇帝恼火不已，所以他以后要“起朝仪”，分尊卑，搞三跪九叩，来加以约束。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在五星红旗升起之后，满朝文武，都一致主席长、主席短之时，彭德怀那个“张飞”，却改口不了，还是老毛老毛的乱叫，成何体统？据说当“彭大将军”（毛给他的封号）从朝鲜血战归来之时，有要事要晋见主席，适逢主席正拥艳昼寝，彭德怀这个“樊哙”，不耐久等，竟推门直入，就更不成话了（《史记》上相同的故事则说刘邦正“枕宦者而卧”，意思是刘邦正在搞同性恋，樊哙却排闼直入）。彭樊哙最不可恕的，还是把岸英未保护好，被美帝飞机炸死了。原来，高丽战争爆发之后，毛主席为鼓动士气，派长子毛岸英从军入韩。这在古代原叫做“太子监军”，何等严重，想不到彭德怀这个老粗，竟让美帝飞机把个“监军”给炸死了，岂不令人浩叹（抗战期间，蒋公介石也曾把纬国派到胡宗南部下当连长，胡则派了一团精锐来加以保护，后来国共徐蚌会战时，纬国已升任装甲兵团团长，率部参战，前线指挥官也特派蒋团长在空中指挥）。彭德怀最不可恕的还是他滥用国防部长的权力，解散中南海文工团，干涉禁城宫闱琐事，更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所以彭德怀这个“海瑞”，最后被“罢官”时，毛公实在把他恨得牙痒痒地，并亲撰文告，质问这个人粗“心细”的彭樊哙，“何所恃而无恐”？朋友，毛公之黜彭，实在不是因为彭德怀上万言书、写讽政诗才“罢”他的呢。很多历史家坚持这个观点，那对“历史三峡”中，人治政权的历史，就未搔着痒处了。

第二，传统皇帝之杀功臣，多半也是因为功臣功高震主，潜力深厚，怕他们迟早会造反，影响小皇帝接班，因此许多功臣纵使是老朋友、老同学，绝不会造反，但是皇上也会怕“功臣的功臣”，为着功名富贵，像宋太祖赵匡胤被部将强迫他“黄袍加身”一样，不得已而篡位做了皇帝。既做皇帝。赵匡胤也还怕他的“功臣的功臣”来如法炮制，所以老赵要搞“杯酒释兵权”。其实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和毛与林彪的关系，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八大（一九五六）以后的刘少奇和九大（一九六九）以后的林彪，都已羽毛丰满，派系显明，不但他二人自己对黄袍有心，他二人的家臣夥计，也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足使毛公寝馈难安。纵使像彭张飞这个圣人，对毛主席绝无二心，但是他在解放军中有统兵作战的光荣历史，有将士归心的崇高声望，这也就不得了也。

记得李宗仁先生以前曾告诉我一则有关白崇禧的故事。李说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才能最为欣赏。但是对白也最不放心，就是白虽属“桂系”，却也能指挥蒋的“中央军”，蒋对他就不能推心置腹了。毛对彭德怀也正是如此。毛氏明知老彭对他绝无二心，但是老彭在解放军中有崇高的声望，解放军除主席之外，也可以跟彭老总走，此毛之所不欲也，彭氏不黜，毛亦寝馈难安也。但他们都是数十年肱股近臣，彭是有名清苦简朴、不近二色的张飞，甚至是关云长；林彪则是有名的好权而不好色的“病号”；刘少奇已贵为“储贰”，第六位夫人又是中外有名的“校花”，所以毛公要学《续通鉴》上的赵匡胤，来颁布一个“新婚姻法”，奉献点“歌儿美女”、保健护士，对他三人就完全是失去效应。因此要清除这个三人帮，他就只有搞拉一派，打一派，来分而制之了。二桃杀三士，毛这个法家高手，虽然是完全成功了，但是岁月原是白驹过隙，一瞬即逝，以致毛公生命的最后的二十年，除掉连续的杀人、整人、搞拉一派、打一派之外，其他的“功业”，历史家对他，就一无足书了。这段历史写下来虽然可惜可叹，但是这也是“从帝制转民冶”的转型过程中，两千年帝王专制的回光返照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吧。

罢相企图的后遗症

再者，上篇所述的毛周之争，我们如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它也是民国初年的历史之中的袁世凯和唐绍仪之争，以及黎元洪和段祺瑞之争的翻版。只是毛主席比袁、黎二总统显然更为强暴；周总理比唐、段二总理，则更为柔顺罢了。因此毛泽东不愿从“一人独裁”，转回集体领导（在西方政治学上则是从Autocracy转回Aristorcracy或Collive Leader侍p），周恩来学了乖，也就顺水推舟，听其独裁；甚至你要向后转，我也“同步”向后转：你要“冒进”，咱也跟你冒进；你要杀人，我就做刽子手。总之，咱俩好，咱俩绑在一起，寸步不离，同生共死，这种“绑在一起”的关系，在最新的“航天科学”上叫做“同步”。搞不好这同步技术，就不能使用“精密武器”（precision weapon）。在太极拳家的术语，则叫做“沾绵拳”，一旦你被我“沾”上了，你纵有九段摔角高功，你也休想把我甩掉。这在美国江湖上的俚语则叫做“If you can lick him，join him”（“你搞不过他，就和他合夥”；“搞不过他，就卖身投靠”；“搞不过他，就和他狼狈为奸”。）说来算是亵渎圣贤吧，周和毛最后二十年的关系，就是如此度过的。对周来说，伴君如伴虎，为公为私，为主义理想，为身家安全，为保护老同志和知交好友，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他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痛苦可知也。内心煎熬太久了，所以周氏死时，四癌并发，实在是医学史上所少有的，至可悯也。

英雄识英雄的最后二十年

至于最后二十年的毛周关系中的毛泽东，就不然了。在表面上看来，从土法大炼钢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间，中国一切的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一手推动的，刘少奇和林彪只是他的两个棋子罢了。但是一旦牵涉到周恩来，毛就无一而非被动了。就以一九五八年“罢相”这个运动来说罢，毛显然是准备有素，用心良苦。但是在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却轻轻松松的就过了关，毛也只好乾瞪眼，而无可如何也。

后来毛把整肃的矛头指向彭德怀，周反而是毛要争取的对象。毛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搞“拉一派，打一派”手法，以图去彭时，他第一个要“拉”的，虽然是刘少奇；周恩来虽未积极的助毛黜彭，至少也是弃车保帅，坐看黜彭以自存。周本可彭溺而援之以手的，但是周却为了趁势自保，而见死不救。彭后来之惨遭迫害，伤残致死，周氏对此显然是心疚终生。

彭去之后，刘少奇恶有恶报，变成毛泽东“拉一派，打一派”的第二个对象。这次毛拉的主要同夥是林彪，但是周恩来却被迫做刽子手。刘少奇最后被判成“工贼内奸”而遭永远“开除党籍”的决议案，就是周恩来所亲口宣读的。周是保不了刘的，他也无心保刘。相反的，在毛刘之争中，他反可在夹缝里，勉图自保。可是被迫做刽子手来亲口宣布刘的“罪状”，显非周之本意也，被迫昧良心而为之，亦是不得已也。

按顺序来，毛的第三个整肃的对象，就轮到林彪了。这一次，毛要“拉”的主要夥伴，则是周恩来了。这次周也心甘情愿地下海，做全心全意的刽子手，没有这个刽子手，毛要单独对付林彪，也甚为吃力。因为林彪也不是个省油灯。英雄识英雄，林彪对老毛这一套领教已久，也早有防范。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全力助毛除刘的，但在除刘的过程中，他也留了一手来养寇自保。毛为除刘而发动其血淋淋的文化大革命，本来计画，六个月就可大功告成。但是林彪也是一代英雄嘛。他知狡兔一死，走狗必烹，他也就学会了美国流氓的秘诀：“搞不过他，就和他狼狈为奸。”把个反革命、走资派留着慢慢宰割，这一来毛泽东原计画只要六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就变成“十年浩劫”了。在拖延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为着对付林彪，毛泽东对周恩来就只好言听计从。而周之事毛，也是忠心耿耿。他知道两害相权取其轻，对毛他还可“沾”于一时；“副统帅”一旦当权，他这个可恨的老狐狸、可怕的白面虎，必然是首在开刀祭旗之列。因此周之助毛除林，虽不动声色，却用尽心机也。

据说某次突传毛王席一口气不来了，周竟为之吓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论者或说周某工于表演艺术；此事不论其发生于“九．一三”之前或之后，不才均信其实有其事也……盖林彪这个“副统帅”，是好对付的？毛周合力，未必能制之也。主席突然归天，总理一人如何应付得了？骤闻噩耗，怎能不屎尿直流？此事如发生在“九．一三”之后，周之惊惶失措，亦不难理解，盖林家余党未清，林四（四人帮）余情犹在，老毛骤去，他们两帮合力挟恨寻仇，亦是不得了也。主席皮也，总理毛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九．一三”前夕，毛之能避掉“五七一（武起义）”的噩运；林彪之所以折戟沉沙，毛周合力，缺一不可。而在实际运作中，周之指挥若定，实远大于毛也。五年之后，汪东兴奉命捉拿江青时，曾对奉命执行的张耀祠说，要像以前对付林彪一样，“不动声色”。其实林彪事件，“九．一三”之前已酝酿有年，而能绝对的“不动声色”者，周丞相的羽扇纶巾之调度也，汪东兴算个屁？

林彪一死，毛还要搞“拉一派，打一派”，来对付周恩来，他就无派可拉了。最后黔驴技穷，把个泼辣的老婆也拉出来搞“批林批孔”，再来“罢相”一番，那就是失尽人心的天大的笑话了。毛氏横行天下数十年，盖世英雄也，死前被老周制得服服贴贴，窝囊到如此程度，而于青史长留笑柄，亦是二十世纪中的天大趣事。迨周先他而死，毛公余愤未了，竟拒绝参加周恩来的丧礼，也真是阿Q之甚矣。可笑也。以后如篇幅多余，当再一桩桩、一件件，分别做较详尽之处理，以留信史。此处只笼统的交代一下，言其大略，读者谅之。

也是毛公和四人帮的不幸吧，周公用巧计过多，心力耗尽，终于先毛而死。他如死在毛后，四人帮何敢夺权？四人帮不夺权，以周之一贯的作风来推断，江娘娘也不致锒铛入狱。如此则毛死周继，开放改革，匕鬯不惊，多好，哪又会让画虎不成的邓小平把坦克开上长安大街呢？若论政治策略之运用，实在是毛不如周也。邓小平承继周公衣钵，然与山高水长的老宰相相比，小平，小平，侬只是个五尺之童的小泼皮。在五千年国史上，萧规曹随的一幕喜剧演员而已，没太大经纬也？

找不到治天下的蓝图

总之，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直到他一九七六年寿终正寝的二十年中，除整人杀人之外，未做一件历史家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海内外一般毛评家，大致都可同意说，毛泽东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但是大家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

笔者本人曾一再说过，毛泽东在近现代中国史上，最大的成就，就是自袁世凯以来中国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做而没有做到的“武力统一”。“武力统一”本身，就是个最大的成就。它是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上，能否复兴再起的最基本的条件。有此，就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舍此，则一切免谈。中国一分裂，则一切完蛋。这也是目前江、朱等当政者，念兹在兹，曲不离口所谓“稳定”的实际内容。这个“武力统一”，就是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可是他的贡献也就到此为止。其它都是负面的。

但是武力统一了这么个大国（论人口是世界第一大国，论土地是世界第三大国），如何治理呢？总得有个蓝图嘛。毛公在打平天下之后，最有兴趣的蓝图，便是他所最向往的，也是我们老祖宗，行之两千年未变的“秦制度”，但是这个“焚坑事业待商量”的“秦制度”，毋待多说，毕竟不能再用了。毛有时虽也戏称“寡人”，戏称“朕”，并把丁玲“封”为“贵妃”（见丁玲回忆录）；对尼克森、季辛吉说他是中国古帝王的继承者，但是他只能在心中口中，过过乾瘾，自我陶醉一番，真皇帝毕竟再也做不成了。

既然如此，那么毛公的第二套蓝图，便只有向“老大哥”学习的“苏联模式”了。开国之初，在农村、在都市，从“集体农场”、“自留地”，到“友谊商店”等等。苏联的确提供过数百十种模式，让中国来学习。不幸这些模式在四十年后，经实验证明，多半是不切实际的破产模式。学习这些破产模式，让中国浪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也就罢了。最糟的却是苏联的党政平行地两头马车的制度，而糟中之糟，却是他们自己也一直不能解决的党政领袖权力转移的问题和继承的问题。从二十年代的中期开始，苏联模式由于解决不了这个权力转移的问题，史达林为争接列宁的班，就开始杀人了。不出十年，老史把苏联第二代的领袖，几乎杀得精光，他把他在列宁时代，联共中央“主席团”（Presidium）（编者按：当时叫做“政治局”）中的资深同僚同志，几乎杀得一个不留（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二位是幸存的例外）。因此一部二十年代的“苏联党政名人录”，几乎就变成史达林杀人的名单。在这一名单的背后，受他们牵连的数百万古拉格劳改犯的悲惨命运，就不必多提了。

这个苏联模式显然是个一团糟的模式，当初孙国父的“以俄为师”，和后来毛舵手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如今已过去五十年到快一百年了，让一些“事过则知”的聪明的“司马懿”们，今日再回头一看，才知道当年拜错山门，而大呼负负，但是为时已晚，为之奈何？可是读者贤达，你我能错怪当年的孙公毛公吗？你我今日也都是一些不大不小的“司马懿”也。我辈当年，如果也有幸地加入了孙公蒋公的青年团、救国团；或做了毛公毛婆的红卫兵、三八式，还不是跟着去起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台湾的名作家柏杨，原来不就是这样的革命青年吗？后来头脑清醒了，才恍然大悟。乖乖，这一“恍然大悟”，对他有多大的代价啊。笔者不敏，近十年来在海外、在大陆，也碰到过几十几百个柏杨。大家痛定思痛，今日也都恍然大悟了。一错三十年、五十年，一辈子也就过去了，恍然大悟有屁用？个人如此，国家民族就惨不忍言了。

毛公是老一辈人物，他活到七十年代就翘辫子了；转型阶段未到，所以他是至死不悟的，也是真正的“死不改悔的”。他至死也不知道他找错了鬼谷子，拜错了山门，画错了蓝图，所以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了。我们贵国从君权神授的绝对帝制转向高度代议民主制，为时至少要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我们不断的犯错，不断的迂回，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怎能怪得少数英雄人物呢？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毛之不幸是他掌权于转型中期，歧路亡羊，不知道转型后的中国是怎样的一幅远景，可说是终身尚未闻道，就溺毙于三峡之中，做了个糊涂鬼。悲夫，我们这些后辈司马懿，怎能以“现时观念”（pre色—mindedness）来厚责古人。历史发展的阶段未到，虽贤者不知也，知之奈何？只是我国古史家，有所谓“诛心之论”。毛氏晚年为其方寸之私，要保权保位，而把个现代中国，弄到真正的“人相食”和“易子而食”、“父子相斗”、“夫妇告密”的绝境，冤死者数千万人，受害者逾亿，那就是其心可诛的无赖和独夫了。在十二亿同胞之前，历史家这样评毛，不算不公平吧。

只有“较好”，没有“最好”

再重复一句，在现代的文明世界中，所谓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最显明的区别，就是政治权力转移（甚至于政策的转换）过程中，杀人和不杀人的区别了。人民中国既然选择了苏联的极权模式，那么政治权力的转移，乃至正常政策的变换，也就非杀人不可了。因此人民政权在建国之初的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五六）的一帆风顺之后，也发生了“七年之痒”，不但政策要变换，政治权力的转移也走上台面。现代政治观察家不知说了多少遍：集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为着集权不被滥用，所以才有人想出鬼主意，让他们彼此牵制，来他个“三权分立”或“五权分立”嘛。这在现代政治学理上，便叫做“制衡制”（Check ＆ Balance）。权力有了制衡，有权力的政客，才不致滥用其权。

这宗老生常谈的学理，不但毛泽东嗤之以鼻，连喝过洋水、爱吃法国面包的邓小平，照样不懂。邓就说过，三权分立，等于是三个政府，没有效率，在中国不能采用。最近朱熔基总理不也说过，他派出来的人，比选出来的人，更为适当吗？这话原都是绝对真实的经验之谈，君不见，今日柯林顿大总统煞费苦心所签订“禁止核试条约”，签了字，还不是被美国参议院的政客，三下两下就否决了吗？八十年前的威尔逊总统曾手创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联盟”，但是美国国会和法院，却偏不许美国加入这个国际组织。朋友，这是什么个国家呢？不是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政府”，是什么个东西呢？

再看看台湾今日的政治，台湾今日学美国的三权分立，学的不能再像了。但是台湾这个蕞尔小岛，如今已被几百个政客，吵得天翻地覆。最近还要把个老顽童李敖哥，也拖出来竞选总统。李敖是绝对当不上总统的，但是也可因此名垂史册，因为他毕竟也是中华五千年史上，没有当上皇帝的黑头皇帝之一，跟林彪一样，纵使是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也是留名青史的。敖之，敖之，凭你这个嘴巴，你应该是下蚕室，遭阉割才对。今日你居然也当起候补皇帝来，跟邓小平一样，我辈同行，为尔骄傲焉。

不过话说回头，大陆这么大，如果也照台湾这样吵起来，那还得了？不说别的，这样吵来吵去，对财力人力，也是个无谓的浪费嘛。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富强都浪费不起，暗中还要搞“中国献金”，中国哪浪费得起呢？所以大陆上的江主席，望而生畏，因此要提出个“四不”原则来，不许台湾用台湾制度来“吃掉大陆”。朋友，你说江主席，杞人忧天？台湾行得，大陆行不得？真的，台湾吵得，大陆就是吵不得也。台湾只是个茶壶嘛，茶壶内起了风波，不会把茶壶弄裂也。大陆是个大水缸，水缸搅起风波来，就难免要缸破水流，无法收拾了。所以老江看茶壶而生畏，是不难理解的。试想今日大陆，如果也要找出个李敖哥来竞选一番，岂不天下大乱哉？所以老江要恢复“立储”旧制，也是另一种实验也。可是江主席今日在学袁世凯，来搞个“金匮石室”制，也是令旁观者担忧的。学不了威尔逊，就回头学袁世凯，总归是不大对劲嘛。这分明就是“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了。

总之，一个可行的政治社会制度之诞生，原是智慧与机运相结合，经过反覆地长期试验，才能慢慢地磨练出一个“定型”来（像传统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和近现代在英语民族国家中所施行的选举代议制）。纵使如此，也没有哪一宗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朋友，只有“较好的制度”（ber system），原没什么“最好的制度”（b system）。我们中国一行两千年的考试制度，就是个“较好的制度”，不但孙中山主张加以承继，今日大陆的共产党还不是要继续利用？要在扩大实行之（注意：毛泽东却把这一制度恨得牙痒痒的反对到底，文革时期，那位教育部长张铁生原来就是一个在考试制度中“缴白卷”的烂考生。）因为考试制度，毕竟是比入党做官，较好的制度。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家，一向也没有说过，“民主政治”这位“德先生”是个最好的制度，而只是个较好的制度罢了。一个在文化转型期中的民族，总归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实验出一项适合他自己的较好的制度来，在目前中国。把李姓两位总统（李登辉、李敖）都弄得方寸大乱的“英美式竞选制”，和大陆上从电视连续剧上学来的雍正式的“立储制”，似乎均有待改进，才能实验出一个“较好”的和适用的“定型”制度来。所以笔者不敢擅自预料，我们要驶出这个动乱不定的“历史三峡”，恐怕还有四十年的实验要做呢。

从集体领导走向个人独裁

总之，时隔四十年，回头一看，从毛公于一九五八年所搞的第一次罢相运动之后，直至今日，大陆上还未实验出一个稳定的、较好的制度来。相反的结果却是，毛周二人这一无声之斗，在人民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上，却突然划出一道休止符。自此以后，共产中国的一切设施，皆以毛某的一言为定，举国上下，就再无政治体制之可言了。落笔至此，我不禁想起，在文革末期，第一次返国时，一位国内教授级的朋友接待我时说，“我们虽然没有法律，我们有政策也是一样的。”

读者同意否？人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定鼎北京之初，制度上虽未尽如人意，然趋势上则一切看好也。至少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决策层次，看来是团结无间、行动一致的集体领导也。人民政府不是个民主政治，但至少是个现代化的“集体领导制”（a 摸dern aristocracy）。在中央政治局内，高层的领袖们，为国为民，还可集思广益的，制订和执行一些有效的“政策”，可是在这次一九五八年的罢相争执之后，毛泽东虽驱周未成，却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自此以后，在国政决策中，连国务总理周恩来，都不敢随意发言（见前篇末节），他人可知矣。如此一来，毛泽东就逐渐走向唯我独尊、荒淫无道的暴君行列，历史三峡之水，在漩涡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变相的帝王专制的朝廷了。

本来嘛，对去古未远的中国来说，帝王专政，正如民国初年，来自美国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所说的，不但不是个坏制度，而且是个可行的制度。但是要采取这个制度则必须有两大前提：第一是人选的问题。做皇帝的人一定要具有中国古代传说中深具圣贤资质的尧舜。不幸在中华五千年史中，也只出现了这两个传说中人物，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要不那就出个希腊哲学中所要求的“哲学家皇帝”。而在中国历史传说中，除掉周文王之外，也就再没有第二个皇帝哲学家了。毛公坐在此龙座上，显然两者皆不是。

搞帝王专制政体的第二个前提则是，帝王专制，一定要有个铁定的接班制，庶几在老王死后，小王可以和平接班。没有这两个关键性的前提，那末帝王专政，就是现代文明中最坏的制度了。不幸的是，在我国第二次文化大转型中期，出现了帝王专制的回光返照的毛泽东政权。毛泽东基本上是个没有帝号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呢。我想我们这项看法，今日大陆上千百位党史专家，也会完全同意的吧。

封建王朝的“宰相”是怎么回事

再者，在中国有两千年之久的帝王专制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应该说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吧。但是一部《资治通监》也告诉我们，纵是圣主明君像李世民那样，有时也曾滥用其权的。世民就时时自吹他“身兼将相”，偶尔也就有点得意忘形，可是他一看到那位守正不阿的宰相魏徵，他就会立刻收敛的。有时他也为这个碍手碍脚的宰相，感到厌烦，要把魏徵“罢”掉。想不到李世民却有个贤淑而有见识的老婆长孙皇后，他每次要把魏徵罢相时，都被皇后苦谏而止，所以唐朝的“贞观之治”，卒能全始全终，造福万民，永垂史册。这和它那“较好”的宰相制，也是分不开的。

再回头检讨检讨我们及身而见的，红色帝王毛主席。中国今日已非帝制时代，搞搞集体领导的政府，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统治者实在不能再模拟皇帝了，而我们毛主席却热中为之。真的要做皇帝，那么您就学学好皇帝李世民也好嘛。毛公原来也的确有个魏徵嘛，可是他偏把这个魏徵，糟踏成一个和稀泥的周恩来，最不幸的他还讨了个糟糕透顶的老婆，她不但不能像长孙皇后那样，来致君尧舜上，她还要助纣为虐，把个老公弄得桀纣之不如，桀纣之君，荒淫无道，也不过搞点酒池肉林，逞逞私欲罢了。不像毛主席还要唱高调，来搞什么“大跃进”，把无辜的农民，饿死数千万，接着再搞个“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另外的几千万人弄得家破人亡，这就是传统史家所说的“桀纣之不如”了。我们实在无心要诅咒毛主席也。但是这也是过去五十年中，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我们既吃写历史的这行饭，又怎能昧着良心，硬说它不存在，视而不见的加以回避呢？一直被写历史的人，承认为国史正统的当国者（legitimate rules），也不应该讳疾忌医，否认这些铁的事实嘛。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想回避都是徒劳无功的。身为当国者，更应引史为鉴，不为暴君、昏君恶政护短，才能开辟出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新世纪来。如反其道而行，在历史三峡中逆水行舟，那就永无出峡之望了。

“大跃进”的序幕

现在再让我们回头大略的看看，毛主席的“大跃进”是怎样搞起来的。得机再辟专题做较详细的处理。大跃进的前奏曲，最早发端于一九五五年的冬季“一五计划”接近尾声之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共在毛氏有生之年，所搞的所有的五年计划中，最成功的一次；也可说是唯一做出结果来的一次。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增长指标，竟高达十八．七％，农业也增产至三．八％。这项高指标的成就，虽然也包括“恢复生产”（rehabilitation）的数据在内，但是全国工农业生产，史无前例的增长则是铁的事实。

加以社会安定，动乱减少，全国也确有其海晏河清的远景，一九五五年底既然一切看好，人民中国的朝野两方，难免都有些由满足而走向骄矜的心态，中央自毛主席以次，多认为五年计划尚可加快，因此发生一些急躁情绪。而各方面执行干部，有的则由于片面加速生产，以致数据供应不足，而发生生产失调现象，影响了全国性的整体规划。这些现象在工农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都是正常而不难解决的小问题。因此以周总理和陈云为首的经建领导中枢，乃实行了一些所谓既反“保守”、也反“冒进”的实事求是的措施。这在任何正常“发展中”的国家，都应该是最正常的运作嘛。不幸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人民中国，由于政治问题日趋严重，“反保守”和“反冒进”，甚至如上篇所述的“反反冒进”都变成了政治皮球，被踢来踢去，终至演成个死人数千万的政治经济的大灾难，这就是所谓“总路线”、“三面红旗”和“大跃进”了。这大跃进反映在城市的工商业里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个千古笑柄，“以钢为纲”的“土法大炼钢”；它反映在乡村的农业方面，则是所谓“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了（对这两个题目做深入研究，资料丰富而可信，文笔也十分潇洒流畅而公正，可读性亦至高，可供一般参考者，下列专着，颇值一读：丁抒着，《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九九六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全新增订本。共三七八页，作者为一科技教授。因成长于大陆，对书中故事有亲身体验，故旁及之，亦甚难能可贵也。专业读者有意接触第一手史料，入门之学，则下列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题》，一九九三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卷，学术性与可读性均高，值得推广）。

谨分类述其大略，以后再及专题，先谈谈“土法”如何“炼钢”。

“土法大炼钢”的历史闹剧

原来在“一五计划”完成时的一九五七年，中国钢铁生产量已达五三五万吨，这正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时的钢铁产量，因而这也说明中国在解放后十年之中，钢铁产量已接近日本明治维新后七十多年的成绩，因此在“二五计划”中，国务院乃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订为六五○万吨。这项指标已属超额。但是为着十五年赶上英国（见上篇），则这一指标，就未免太慢了。所以在毛主席的心目中，钢铁生产应该“翻一番”才好。但是当时，中国重工业的基础，能否在已属“超额”指标之外，再来个“超超额”，甚或“超超超额”呢？这在经济学家的知识范围里（不论是计划经济或自由经济），都属于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神话，可是人民中国的建国本身，却原是神话变成事实。加以建国初期全国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之下，内政外交、司法立法、经济财政、轻重工业等等，无一而非（如罗章联盟所说的）“外行领导内行”。在“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史达林安慰毛泽东的名言，见上节）心理状态之下，不但毛主席不相信那些专家学者、小资产阶级的鬼话，全国上下那些做“领导”的行外干部，对专家的意见，就更是不屑一顾了。在一般干部的眼光里，蒋介石四百万大军，都可以摧枯拉朽的拉掉，那样凶狠的美帝，都可以打败，炼几百万吨钢铁算个什么呢？毛主席既然说得到，就应该做得到，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看，群众的力量，是无坚不摧、无病不治的万应灵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何事不可为？在早期国际共产运动中，就曾有“胜利冲昏了头脑”（二战后毛的批蒋名言），和“假话说多了就变成真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会相信”（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流言）一类的话题，在五十年代之末，大跃进期间，党内各阶层中这类潜意识，显然是十分泛滥的。群众相信主席，主席依赖群众；主席完全依赖群众，群众完全相信主席……这个良性大循环，或恶性大循环，发起烧来，上帝就叫整个中国大陆上千余万的中共党员，和数万万黎民百姓，一道发疯了。

长话短说，二五计划中，原已超额的钢铁生产指标，终于被毛主席的新指标代替了，这新指标对钢铁生产的预计是，一九五八年的生产量是一九五七年生产总额五三五万吨的“翻了一番”，成为一○七○万吨了。这一个钢铁产量大翻身，据当时实际主管钢铁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事后的回忆，也是出于一个天大的偶然。原来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为想提高钢铁生产量，曾召见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头咨询。毛在池中问薄，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的指标能否翻一番？刚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个身，因而随口说“翻一翻”。毛闻言大悦，就说翻一翻吧。他二位决策者，因而就这样决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钢铁产量“翻一番”，就订下了一○七○万吨的指标了。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以及其它相关官方纪录，他们所订的一九五九年的指标，则为更荒唐的三千万吨；六二年则为八千万吨到一亿吨。这个指标订得太高了，钢铁厂办不到，毛主席乃号召，为完成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的指标，乃于是年秋季开始，搞“全民大炼钢”，这也是因为当时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在主席面前夸口，他们各该省地方的钢铁产量是如何如何的茂盛。总合起来竟有七七○万吨之多，使毛主席龙心大悦，这现象在封建帝王时代便叫做“承旨”（康熙皇帝以前为体恤汉族妇女缠足之苦，下诏“放脚”，立刻便有汉族大臣，专折上奏说，“臣妻先放大脚”，此次各省书记承旨，便是“先放大脚”的现代版或人民版）。毛主席既然发动了全民大炼钢，各省市和自治区的土皇帝书记，乃蜂起竞争，大炼钢铁，终于把各地人民的铁锅、铁床、铁门、铁锁、铁条、铁链、铁栏杆、铁丝网……铁钉、铁皮，凡是属于铁的东西，照单全收，投入土制小高炉，送九千万人上阵：上自大将军、大部长、大使、大教授，乃至国母宋庆龄、国妻江青。下至贩夫走卒，担柴、卖浆，以及幼儿园的小毛头。总之，农民不下田，学生不入校，夫妻不上床，一齐上阵，没昼没夜的来他个全民大炼钢。朋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土法大炼钢”了。终于把几百万吨有用的铁沙和铁制器材，炼出了几百万吨在工业上一无可用的铁疙瘩，笔者本人于一九七二年回国探亲时，还亲眼见到过。

“土法大炼钢”一词，今日已变成世界性的成语了。它在中国语言里，势将和后主阿斗刘禅所制造的“乐不思蜀”的成语，和鲁迅所制造的“阿Q”一样，在中国日常词汇里，永垂不朽了。

“土法大炼钢”这一命题，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大学里，一定会有许多本最详尽的博士论文出现。纵是笔者手头的史料就足够一个“博士生”来写篇论文初稿，有暇不才亦当自理之。此处限于篇幅，姑且说个大略，乞读者谅之。下节再谈谈“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

回看一下传统的土地制度

咱们中华大帝国，在江泽民、李登辉出现之前，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一直便是以农立国的。我国古语说“有土斯有财”，土与财是分不开的。这种对土地的占有欲，不只是人类如此呢，禽兽亦不能免也。京戏的唱词里，有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争喧”，其实会唱歌的鸟，都是单干户。她们唱歌都是先划定一块疆土（territory）来单鸣独唱的，同一疆土之内，牠绝不许第二只鸟来同声合唱。鸟儿们是不搞什么“黄河大合唱”的。那些不会飞的兽类，那就更是如此了。君不见狗儿欢喜零星撒尿？牠撒尿的目的往往是在划定疆土界限，不许别的兽类入侵呢。非洲的黑猩猩（chimpanzee）是一种群居动物。她们的群（herd）都是有一定疆土的。群群之间，划疆而居，互不侵犯。偶有疆界之争，各群为着保疆卫土，发生内战，往往也杀得屍骸满山，惨不忍睹的。人类原是群居动物之一种，初民的部落也都是各有其划定疆土的。他们之间所发生的部落战争（tribal war），十九也都是由疆土纠纷所惹起的。等到人类文明进入农业时期，一个部落的土地就为各该部落所公有。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里面，就叫做“原始公社”（primitive une），是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等到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或封建社会时，土地则属于国王和封建领主。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的奴隶或半奴隶（农奴），则是和土地分不开的（在中国近现代史里面，达赖逃亡前的西藏，还是如此的）。奴隶或农奴自己本身和家属，都和土地一样，是国王或封建主财产的一部分。在这种奴隶制或封建制之下的奴隶或农奴，都是在主人的鞭子之下工作的，他们自然不会发挥出最高的生产力。

在我国东周列国时代（公元前七七一年—前二二一年），基本上是个封建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坚持此一时代是奴隶社会，但证据不太充足，笔者曾有专篇另论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代，动乱之源则是诸侯国之间搞土地兼并的战争。这战争一打五百五十年不断，把原先的数千个（据《汉书．地理志》所记录，至少有一千八百个）大小诸侯国，“兼并”成七个。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就被秦始皇独家统一成为大秦帝国了。在这历时五五○年的长期内战中，西周封建式的土地公有制（部落公有制的延续），就被彻底的破坏了。老的制度被破坏了，必然就有新的制度出现。事实上，秦国在统一六国时的一百三十多年前，就开始试行一种新的土地制度，这就是所谓“商鞍变法”了。商君试行的这计新土地法，果然改善了这个落后的秦国的经济条件，使它一跃而为七国之首的超级强权，终于统一了东亚大陆，开创了中国通史中的帝国时代。

秦国的新土地法，所谓“废井田，开阡陌”，我们如果用中国最新的词汇来解释，那就是秦国把个原先已经瘫痪了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土地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废除了。改行“责任田”、“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借土与民”、“扩大自留地”，甚或乾脆卖土与民，使农民可以私有土地相互买卖，相互租佃，相互竞争，搞“农业市场经济”，鼓励农业生产。这个“秦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反覆试验，几经改良，终于在汉初落实成为一个两千年没有原则性改变的土地制度的“定型”。

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这桩土地制度，就是这个“秦制度”主要的内容。其后两千年中，多少次，多少人，多少朝代，想改变此一制度，一个王家就出了两个重要人物，王莽（前四五—后二三）和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尤其是王莽，要彻底恢复古制，化私为公，可是二王都以失败告终。再如隋唐之间的“均田制”，乃至自汉以后历朝的“屯田制”，尤其是占“天下土地七之一”的明朝的“军屯制”，也都没有对传统的土地私有制，做出原则性的改变，太平天国史家曾大吹过洪秀全天王的“天朝田亩制”。事实上，那从头到尾，只是一张纸而已。

若论真要把这宗“千载犹行”的“秦制度（土地制度）”加以原则性的改变，王莽而后，实在只有我们亲眼看到的毛主席了。毛泽东要向王莽学习（王莽原是近代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英雄），复先秦之古，化私为公，最后竟然搞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来，表面看来很新奇，说起来更是玄妙无比的。“土地革命的高潮”，什么“真正实现了共产主义”，什么超越了马列主义地，“毛泽东思想”的“天才发明”，其实在熟读古书的中国历史家看来，毛氏的一切构想，皆未脱古人框架也。所以我们才敢大胆的说，毛公的政权是传统帝王政治的回光返照，小子岂敢谬评朝政哉？但是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倒竭诚欢迎各派同行史家严肃的指教。

再看看目前的资本主义

以上所说的传统土地制度，不是个好制度。甚至是个坏制度，但也不是左翼史家所说，是封建反动的“万恶之源”。上节已略述之，治制度史的人，不能说什么“最好的制度”或“最坏的制度”。他们只能在“较好”、“较差”、“可行”，和“不可行”之间，做其比较的详述。邓小平先生在发动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有句名言叫做“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其实，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之际，那批了不起的政治家像刘彻（汉武帝）、公孙弘等人，所搞的“农业市场经济”，其目的也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但是这“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却有个发展的极限，那就是，你不许发展到“垄断”（摸nopolization）的程度。

最近两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也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怕，便是它一开始就要搞“垄断”，不垄断，哪还有什么资本主义呢？所以美国人要不断地推行他们的“反托辣斯法”（Ai—Trust Laws）。这一法令稍一放松就不得了也。君不见小毛头比尔．盖兹之窜升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富豪，十数年之间事耳。对这些小毛头不加管制，那还得了？

可是回看我们传统的农业市场经济，就不如此了。农业不比工业，工业集中在城市里，管理问题不大；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也易于推动；利润以等加速度递升，也不难做到（盖兹就是这样成长的）。我国传统的“农业市场经济”就不然了。它分散于农村，管理不易，农产品生产缓馒，利润不能递增；加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规模生产，利润反要随业务之扩大，而做反方向的递降呢。加以农业经济中，不能实行“独子继承制”（Pri摸geure），中国民间也无此传统。父死财分，三代而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土地集中”的问题，并不如想像中的严重。真正能搞土地集中的，历史上也只有“官僚地主”，差可为之。但这不是经济上“农业市场经济”制度的毛病，而是政治上“官僚制度”的毛病。

“官僚制度”才是个坏制度，它侵入农业经济，就会出现“官僚地主”；入侵工商业经济，就会出现“官僚资本”。这一制度的遗毒，在台湾至今亦未能根治，所以才出现“黑金”。在毛泽东政权下的大陆，则正是“方兴未艾”，吉拉斯（Milovan Djlas，一九一一—一九九五）所谓“新阶级”是也。但是毛泽东所制造的新阶级，重点在“权”，而不在“钱”。所以今日大陆有个颇为“凡是派”所乐道的顺口溜，叫做“毛泽东干部，两袖清风；邓小平干部，百万富翁”。殊不知钱与权本来是一样的东西。毛泽东干部，虽然是“两袖清风”，却掌有“生杀之权”，所以才枉杀数千万。这比钱所引起的恶政，就无法相比了。

邓小平干部“百万富翁”，他制造了千千万万的“面团团富家翁”。至少不会杀人嘛。再者让他们“少数人先富起来”，拥有了斗大的“元宝”，我们多数人至少（且引用一句南京土语）“也可啃点元宝边”嘛。两相比较，朋友，这就叫做“较好的制度”（a ber system）；“较好的制度”，更可晋级为“更好的制度”嘛。这就是江朱二公今日看好的远景所在了。好自为之，全民利赖，至可嘉也。后篇再续论之，这儿暂时煞车。

所以话说回头，历朝农民暴动，原因复杂；中国传统社会之生产力偏低，原因也不单纯。把他们一古脑儿归咎于土地集中，泰半都是于史实无据的。在中共主政以后，我们在海外也读过不少有关传统中国土地史的新着，就很少不带有政治宣传的偏见。近五十年来，大陆上社会经济史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但对土地集中问题，则始终还在假设的边缘打转也。所以中国传统的土地制度，纵使是个坏制度，但是并不是一个不可行的制度。因此它才能“千载犹行”，长期不衰。消灭这个制度，本是社会经济转型的问题，社会转型成功，它会自动消灭。社会转型不成，而误认为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或意蒂牢结的问题，那就“吠非其树”了。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人民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历史了。

土改分田“完全正确”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主张土地革命的激烈，莫过于中国共产党了，其实中共在建党之初，那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和他们背后的第三国际的决策者，沉迷于马列主义，对农民参加革命都是不太有兴趣的。马列二公都曾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不足与言“阶级革命”。共产革命是“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的专业；所谓“普罗阶级”（Prolariat），原义是古罗马的“市平”或“市贫”，是不包括“农民”的。所以那一时期的中共领袖们，像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高语罕等人所策动的群众运动，都以“工运”为主。刘少奇就是在安源煤矿，搞工人组织起家的。只有从农村出来的极少数青年共产党员，像彭湃和毛泽东才是以组织农民为专职的，热情甚大，在党中的影响则有限。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了，刘氏历史被抹黑。在安源煤矿组织工人的光荣历史，就被派给农民领袖毛泽东了。那幅有名的“毛主席在安源”油画中的青年毛泽东，多么英俊潇洒。但是与事实有违也。

可是上述这个重工轻农的开始，长征以后就全面逆转了。八路军建军以后直至“进城”，以农村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几乎就是个百分之百的农民政党了。土地革命因此也就变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要内容。但是吃一堑，长一智。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中共声明停止土地革命，所以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在其“民主根据地”中，所搞的土改只限于“减租减息”。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毛公就立刻训令各解放区，把原先的土改，晋级为打倒地主，搞分田运动。不但“地主”与“富农”之田要分，“中农”之田，也不能保留。根据中共战后新政策，不但各级干部要忠实推动，土改还要从下向上，由“贫农”和“下中农”主动执行之。

可怜的中国，二战后的中贫农和中农，根据人民政府后来的官方统计，要占全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见《国史全监》，一九九六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卷一，页一八），也就是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上下，经毛主席这一号召。地下消息不胫而走，大家摩拳擦掌，全民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就倒向共产党了。执政的国民党原来也有它自己的工农政策和土地政策嘛。不幸自蒋以下的派系，这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只顾在收复的都市里，搞其“五子登科”和派系倾轧，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是不在他们兴趣之内了……老实说，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便是从失去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开始的，不算胡说吧？相反的，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也就是从掌握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开始的。朋友，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中说，毛主席“完全正确”，你怎能说他不是？

“高级化前土改后”

不过刘少奇所说的“正确”，实在只是从两强斗争的政略和战略出发的。可是要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实际问题，那就自当别论了。因此中共建国之后，为着完成其土地革命，并把农村建设纳入正轨，乃于一九五○年六月颁布土改新条例，而推行之于全国。

深入研究人民政权的土改史，那将是一本巨着，三言两语概括之，我们可以说，全国农民在分田之后，所得到的平均地产，根据中外经济学家的统计，在中国的东南和华南的“鱼米之乡”，人烟稠密之区，则一家五口，只能分到可耕之地约三市亩（半英亩）。在华北西北一带贫瘠地区，或可多分若干，而产量则递减也。不论江南水乡，膏腴之地，物产是何等的丰盛，以半英亩土地的农业产品，来养活五口之家，在一个先进国家，乃至联合国所认定的生活标准上，都只能算是在“饥饿线以下”（below povy line）。在一个有数亿人口的大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生存在饥饿线之下，则这个国家只能算是个乞丐国家，在这种国度里搞“农民暴动”，确可帮助农民领袖们，打天下，做皇帝，但是他不能解决真正的“农民问题”。

记得就在中国农民分地、热火朝天的五十年代之初，纽约有位华裔朋友，在郊外住宅区购置一小屋，并招待亲友，作诗自娱曰：“购得美洲半亩地，移来中国数株桃……”笔者当时敬陪末座，曾向同席的美国朋友和学生们说：“主人这块半亩地，数株桃，在中国一家五口要赖以为生呢。”这一铁的事实，曾说得举座皆惊，认为不可想像也。

可是纵使如此，中国农民那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还是火热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农村自鸦片战争以后已破产百余年。对一般贫下中农来说，他们已三代五代，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如今毛主席能给与三亩荒田，也往往是三代五代始第一次拥有土地。也算是耕者有其田了，能不对共产党毛主席感恩戴德？

不特此也。为着耕种这数亩恩田，你得购买耕牛，置办农具（如水车、犁耙等物），三亩小农，如何能购买得起？为农民着想，两袖清风的毛主席干部，乃劝导农民组织“互助组”，集资买牛、购犁，轮流使用，互助合作。这一德政，真是引得农村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三年之后，在“一五计划”发韧之时，“互助组”更奉命扩大为“初级合作社”。盖在互助组中，互助合作者不过数家。欲集体使用化肥，学习驾驶拖拉机，则非数十家合作不为功。这样则“初级合作社”之组织，就在所不免了。

可是中国农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保守成性的。做个日出而做，日入而息的单干户，本是农村的传统。为着购牛积肥，互助合作一下，还可勉强，真搞起合作社来，胆小的农户，就有点怕怕了。因此初级社之组合，曾偶有阻力，稍久终能相安。加以历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真是百年所寡有。因此人民中国开国初期的七个年头，对中国农村本身而言，也可算是一段，为其后数十年受尽折磨的苦难人民，所怀念不置的，所谓“高级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啊。可惜为时太短。一九五六年实行“高级化”之后，多难的中国农村便再度坠入深渊，几至于万劫不复了（这句“高级化前土改后”，形容“黄金时代”的顺口溜，原为一九五八年冬毛主席在郑州会议所引的当时农民的语言。足见毛公其时并非不通下情也，见丁抒着前书，页四一，引自清华大学“学习资料”）。

一九五六年是个难关

一九五六年后的中国农村，为什么又再度遭劫呢？这就说来话长、原因复杂了。我们大致可分为三项，来试做解释：第一，五十年后，我们回看“历史三峡”中的潮流，可以大胆的说，人民政权原只是转型期中的过渡阶段之一，它对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只能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理，后来所谓“黑猫白猫”是也。搞不出个“定型”来，则老病新疾，就会在短期中，做周期性的循环了。毛泽东似乎也看出这一特徵。他的解决办法便是“在大乱中求大治”，所以在文革期间，他也说过文化革命，每隔六七年就得重复一次。

第二，社会无定型，则处理社会问题，往往不能对症下药，《汉书》上说：“有病不治，得乎中医。”那就是说，医师治病，好医师固能把病治好，坏医师则可能把病治坏，所以“有病不治”，等于找一个“中等医师”治现代中国的社会病，却治死了三四千万人，那就不如“有病不治”的好。而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里搞“反右”，在农村里搞“高级化”。就是这个“治丝愈棼”，和“药石乱投”的开始。七年之痒，此其时矣。

第三，在“人治”依然重于“法治”的转型末期，则国家社会一切运作，还是靠“政治挂帅”。因此政治如果出了问题，不论是暗潮，还是明浪，得不到解决，如上篇和上节所述，毛周、毛彭、毛刘、毛林之间的许多政治问题，愈来愈严重，则其它相关的社会经济设施，就必然随之搁浅，甚或滋生并发症，而每下愈况，终至不可收拾。所幸万乱之源，集于一人，此人一死，则所谓“人死病断根”，大家在“带泪的微笑中”（smiling th肉gh tears）一切再从头搞起。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谈谈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共产中国里，毛泽东政权阶段的历史了。

从“反反冒进”到“人民公社”

先回头看看政治挂帅，人民中国建国七年的“黄金时代”，成绩斐然，唯独它对帝制转民治、人治转法治的进度，鲜有足述。甚至对最迫切的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均在原地踏步，一筹莫展，甚至于大开倒车。等到黄金时代结束，在体制变革的需要中，政策和政权的和平转移，都有其必要之时，这架硕大无朋的政治机器，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期间，就开始抛锚了。这一抛锚，引起的骨牌效应，问题就大了。上篇已略做交代，不再重复。

再看看工商业，上节亦已略述之。“一五计划”原是毛公有生之年最成功的一次的五年计划。“一五”结尾时，“以钢为纲”的钢铁产量已达五三五万吨，以后按年递增，连赫鲁雪夫也为之咋舌。可是在一九五六年后，也就煞车了。它之所以煞车，上篇也已交代过。实在是毛主席和薄一波两人在中南海游泳池中“翻一翻”的结果。翻到一○七○万吨，出不了货，一人当国的毛主席就开始发烧，要搞“土法大炼钢”，来补其不足。结果铁疙瘩倒炼出了几百万吨，钢铁产量基本上是倒退了。

没有钢，饿不死人，问题不大，顺序影响到农业生产。民以食为天，人民没饭吃，问题就严重了。原来在“一五计划”的后期高潮中，那项“以粮为纲”的中国农业生产，也逐年创立新高峰。根据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就开始在农村推动所谓“合作化运动”了。那就是集“单干户”，组织“互助组”，再集“互助组”组织每单位包括数十农户的“初级合作社”（简称“合作化”）；接着再合并初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百家，乃至千家以上的“大社”，或“高级合作社”（简称“高级化”）。百尺竿头，如果更进一步，那就合并高级社，组织每单位包括数个，数十个，乃至数百个高级社，共有社员农户千万家的“人民公社”了。这个“人民公社”，和原先的“合作社”，在性质上是有霄壤之别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制。合作社员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各社员农户可保留各自的私有财产，合作社社员是可以自愿入社和自愿退社的。

“公社”就不然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建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所有公社的社员都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没有私产的。个别社员除保留“一碗一筷，一铺一盖”之外，全部私产，涓滴归公（正因为如此，那时农民在被迫加入高级社或公社之前，都要把私产耗尽才赤手空拳“入社”，有的在三天之内要吃尽三月之粮，竟为之胀死）。但是公社内吃大锅饭，毕竟不要钱。大肚汉在公社食堂中，各吃所需，胀个半死，也无人过问。六亿同胞如果都能大办公社（包括城市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中国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了。推而及于全球就世界大同了。

朋友，这就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境界。你能说这一思想不高明不伟大？毛主席要把这一思想内容首先在中国的农村里加以试行。那时所有有思想的中共各级干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可说无人不服膺这一理想。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时间（Timing）的问题、快慢的问题，和实行程序的问题、方式的问题。

因此在“一五计划”快要胜利完成之时（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间），高高在上、满脑理想、信心十足而意气风发的毛主席，和一些同意毛氏，或以毛为攀援之树的少数高干，像柯庆施、康生等人，就和当时党中那些目不暇接、日夜干活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等实际工作者，就发生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差别了。

老实说，这一分歧，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的现象。但是只有在法制严密的国家里，才可得到和平合理的解决。试看美国开国之初，开国元勋的杰弗逊和汉弥顿，不就为着重农重商的问题，相持不下。其时高高在上的华盛顿，不就亲汉而黜杰。逼得杰弗逊一怒辞职，另组新党，竞选总统，实行他自己地重农轻商的朴素民主主义？但是美国当时的各项客观条件，却有利于汉弥顿的资本主义，终使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再度和平的转回汉弥顿路线，以迄于今。

可是这一相同的问题，在中国政治里，就变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从一九五五年起，毛主席这位理想家，就认为“一五计划”太慢，要大力加快，一翻再翻。并藉柯庆施等激进派为前锋“冒进”了起来（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篇笔误为市长，便为更正）。周、陈、薄等务实派专家，则认为翻不得也，一翻就要搅乱全局，大出纰漏。他们不察就里，还在继续呼吁要“反冒进”。可是那在暗中策划冒进的毛主席不依了，在上篇曾约略说过的“南宁工作会议”（一九五八年一月）里，乃揭开面纱，挺身而出，公开的领导“反反冒进”运动，并强迫周恩来自己承认是“促退派”，并企图加以撤职。据周恩来秘书事后的回忆，周公就为那一点点的犯颜直谏，被毛某强迫去“亲撰”（不许秘书代笔）认罪、坦白、检讨书，使周公夤夜一人枯坐于办公房内，执笔流泪，使守夜不能成眠的邓大姐，也心焦不已。随后陈云、薄一波等人也都被迫“认错”、“检讨”；刘少奇也被迫承认“头脑没有主席清楚”，而由“反冒进”转为“反反冒进”。因此在全国一片冒进声中，在全国“土法大炼钢”、百万座“小高炉”的熊熊烈火照耀之下，中国农村里原有的百万个初高级的“合作社”，在数周之内，就被合并成两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人民公社”了。所有的中国农民从此也就都能“吃饭不要钱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了。

饿死三千万贫苦农民

上述这个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的天堂之在中国出现，是人民中国建国十周年的事。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这个天堂，其后一直延长了三年。其实际结果是在天堂里发生了数千万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说真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农民，有三四千万人，被活活的饿死了。但是当时中国农村大量饿死人的实际情况，由于党和政府对资讯封锁的严密，不但国外毫无所知，连大陆上的城市居民，如在农村没有亲友，也只是糊糊涂涂，一知半解，不知其情况之严重也。笔者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返国探亲访问，只略知童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多半死亡，固不知其死亡的原因是“饿死”也。但是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是今日世界任何史书上的大事。纸包不住火，二十年后，消息渐出，全世界，尤其是，“事过则知”的华裔司马懿，无不为之大惊失色。但是在这三年之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就言人人殊了。今后可能也不会找到精确的数字。但是国际人口学者，根据中国大陆历届人口调查的数据来统计，这三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在中国大陆上所发生的“非正常死亡”，其底限盖为二千五百万人。根据从大陆移民出国的丁抒教授，很细心而可信的估计，则非正常死亡底限，应为三千五百万人（见丁着前书，页三六九—三七四，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再根据陈一谘先生告我，他是在当时的国务院，亲身参加调查所做的估计，三年之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约在四千万和六千万之间。陈君当时在国务院任职，曾亲身参与对中国农村受灾情况的调查，并在笔者的故乡、受灾惨重的安徽省肥西县实地调查，住过甚久。后来党和政府为着扭转灾情，更新制度，乃实验出“包产到户”的“安徽经验”，由各省前来“取经”模仿。这项“安徽经验”，便是陈君帮助一位不惜舍身饲虎的地方青年干部郭崇毅（也是笔者的一位近亲表弟，他保存有大量原始史料，并撰有专着），不顾死活地顶出来的。这项经验，一谘曾为我在纽约简述之。因为他所提出的，四千万到六千万的总数，纵有点情绪，也绝非信口开河也。

人是怎样饿死的

既然饿死这么多人（在中华五千年通史中，所有暴君所杀的人，加在一起的总和，恐怕也达不到这一数目呢），读者或许要问，这么多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政府为什么不加防范、不加救济呢？据说闯此滔天大祸的毛主席，后来也知道死人不少，而可怜的农民，宁死也没有揭竿而起，来暴动反抗，毛主席为此还把农民的善良褒扬一番呢。朋友，岂今日农民比古代农民更为善良哉？今日的极权政府，管制之严密，岂古代专制政府，所可望其项背哉？古代农民可以揭竿而起。现代农民，你敢？这就毋须多加解释了。

至于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没饭吃嘛。粮哪儿去了呢？政府徵去了嘛。政府为什么要如此超徵呢？大跃进嘛、冒进嘛。毛主席在都市中号召工业要“以钢为纲”，要全民建小高炉，搞大炼钢，生产要翻几番。翻得遍地都是铁疙瘩。毛主席在农村号召“深耕密植”、“以粮为纲”。要把粮食产量翻几番。农民翻不出就饿死人了。奇怪了，粮食增加不了，又怎会饿死人呢？教授有所不知，咱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呢。粮食产不出，还要虚额上报，按虚额缴税。公积粮缴之不足，就缴口粮，甚至种籽粮也得上缴，这样，青黄不接之季，就饿死人了。谁个混账东西，来强迫农民，饿死也要超额缴税呢？干部嘛，省委书记嘛。他们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大家都要抢着“放卫星”，虚报生产量，还要抢着超额报税，向毛老大讨好嘛。农民的死活他们就不顾了？当了干部，当了官，谁还去管什么人民呢？……就是这么简单，二千万农民就活活地饿死了。

死了这么多人，政府为什么不早为预防呢？它不超额徵税，不就是预防了吗？但是它又怎能不超额徵税呢？有如此灾荒，中国原可向国际购粮赈灾，也可向国际报荒，请求赈济。但是一向就鼻孔朝天的毛主席，又怎能向帝国主义乞怜呢？史达林说，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毛主席大办公社，办死了三千万人，在历史上剩下的也就只是个“统计”了，夫复何言？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五卷第五期

1. “周恩来”这个名字，笔者在孩提时期，就很熟悉了，因为他是我三舅父韦光（左火右宣）在南开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我在幼儿时代，在他们的“同学录”上就见过周恩来的名字。抗战中期，我自己的一位中学同班周小姐和翁文灏的儿子结婚，我也被请去参加婚礼。在那红绸上签名时，我赫然发现周恩来也在我后面排队，真为之大惊失色。抗战末期某次一个青年集会上，举行战后对联合政府的“假投票”，我也投了个多数票，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长周恩来。想见当时中国青年对周某期望之高也。后来笔者在美国教授“中国现代史”近四十年之久，对周氏之观察，就更是从职业角度出发，而认定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半外交家之一，另一个半是李鸿章和顾维钧。而李周二人都是外扼于强寇，内制于昏君，未能尽展所长，为之惋惜与叹息，未尝断也。

2. 在大跃进进行期间，中国大陆对国家经济情报，高度保密。当年海外（包括港台）学人，大都根据不完备的数据，对大陆经济成长，加以推断。结果与实际情况亦颇为接近。近年大陆上有关新书迭出，新史料亦源源而来，但数据也大致相同，参见《剑桥中国史》，卷十四，“人民共和国篇”，第七章。

3. 这个在游泳池里“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据国务院体改所前所长阮铭教授，听薄一波在文革出狱后亲口说的。见阮着《中国大陆无程序决策》，载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号的《中国之春》，复被丁抒教授近着《人祸：“大跃进”和大饥荒》增订再版所引用，见该书页五七、七九。然薄一波在其自己的回忆录里，虽然也承认他确是制订这“翻一番”计划的重要决策者，甚或是心甘意愿的帮手，他对毛的“冒进”横行，倒颇有恕辞，盖当时盲目乐观，因而具有冒进心态的高干太多了。薄一波本人，甚至刘少奇，皆在所难免。这大概就是所谓“谎话说多了，自己也相信”起来的心理问题吧，见薄着前书，下卷，“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页六九一—七○九。

4. 文革期中大陆上还有另一幅有名的关于“井岗山会师”的油画，画中人物应该是朱德和毛泽东，却被画成林彪和毛泽东了。据说朱德初见此画时，看到画中没有朱德，却有一拉着马的马夫，便笑着说，“那个拉马的应该是我了。”因此当年在大陆上搞党史和国史的职业人士，由于个人的恩怨，和政治的压力，述史画史，都难免有曲笔。纵是心存公道，也每因身在此山中，而难于掌握其全貌，我辈流落海外，虽史料不全，见闻有限，体验不足，但有失有得，在当代史学上，旁观者清，固亦不无其致力之处，而自觉心安理得也。

三、“大跃进”和“四清五反”

吾人幼年读国史，从《纲监》、《通监》读到“四史”，尤其是在《通监》各章节中，史不绝书的什么某地某年某月“大饥”、“人相食”、“民易子而食”，又是什么“大蝗”、“大疫”等等刻板式的记载，可说是一览而过，头脑里印象毫无。想不到这种古史上的记载，在现代中国，有时竟能及身而见之。一旦亲身体验之后，再读古书，往往就有惊心动魄的震撼了。

抗战期间，笔者于一九三九年高中毕业之后，曾与同班同学三人结伴从湘西的永绥县，步行往干城县的所里镇，参加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循传统的驿道，我们翻越崇山峻岭南向走去。中途见路旁一木牌，上书“疫病地区，禁止通行”。但是我们这四个外省青年，不认得第二条路，加以年轻，又要赶路，我们就不顾一切的继续前进，并进入一个有商铺民居数十家的小镇。时值盛夏，家家门窗都敞开着。我们竟然发现每家都有死人，有时且不只一个。有的还在半死的状态中，痛苦的呻吟着。全镇不见行人，简直是个鬼城。我们四人大惊，乃加快步伐脱离了该镇再南行十数里，进入另一熙熙攘攘的小镇。我们在一小茶馆里探听前一小镇的情况，才知道是鼠疫流行。一旦发生，全镇居民会死光。其中还有个“四口五屍”命案，多出的一个屍体，据说是前晚路过该镇，借宿的客人。故事真令人毛骨悚然。这才使我体会到古史上所记载的所谓“大疫”的涵义。

四年之后，我大学毕业了，又与安徽同乡七八人，乘轮穿三峡至香溪（王昭君故乡），“起坡”，再翻山越岭。穿过河南省，走回安徽去“办学”。一日清晨，我们正循一条笔直的河南公路步行前进时，忽见前面地平线有一阵烟雾。同行有经验的路人齐声说“蝗虫，蝗虫”。果然不久这阵蝗虫竟向我们迎面飞来。始则是零星的先遣部队，接着便是大批人马，遮天盖地而来。那时原是七月盛夏，河南大平原上骄阳似火。可是蝗虫一来，顿时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只见千万个知了（蝉）大小的肥肥的蝗虫，圆睁两个大眼，瑟瑟有声的扑面飞来，当飞至你面前一两尺时，乃绕你而过，两不相撞。那时我们手持竹杖，乃挥舞迎击。可能由于气流的关系，蝗虫千万，却十打九空。偶然击中，则把牠打得粉身碎骨，队伍小乱。这队蝗虫似乎有个总司令。大军前进之中，如碰到绿油油的农作物（我们所见到的是一片占地数亩的包谷田），总司令一声令下，万千小卒，顿时落下，只听包谷田内一片瑟瑟之声，群虫争食。十余分钟之后，似乎又是一声令下，万千小卒，立刻起飞，剩下的包谷园，只见断壁颓垣，一片荒丘。乖乖，此情此景，真是不见不信。我记得蝗虫起飞之后，还看见一位农村老大娘，手持一脸盆，坐地啼哭。她原先以为敲脸盆，可以吓走蝗虫，谁知蝗虫根本没有理她呢。

“他们唱戏给蚂蚱哥看，”她哭着向我们诉苦说，“俺叫她蚂蚱爷，她还是要吃俺庄稼”……“大蝗，大蝗”，历史书上的“大蝗”，不亲眼看到，怎知是怎么回事？

至于史书上不断记载的“大饥，人相食”、“民易子而食”、“饿莩遍野”，一类的故事，我们又怎能相信它会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出现呢？现代中国虽贫富悬殊，但是幅员广大，贫民流浪乞讨，饥荒岁月，又何至于弄到饿死千万人，乃至人吃人，和吃自己儿子的程度呢？我们尤其不会相信它会发生在为穷人翻身而革命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人民中国。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饿死却全都是最可怜的、也正是中国共产革命、最要替他们“翻身”的贫下中农呢。谁知天下事很少是按照人类思维逻辑发展的。想像中所最不会发生的事，偏要发生。毛泽东所一手制造的人为的饥荒，全国一下就饿死农民数千万人，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所记载的历朝饿死人的总数而有余。这一桩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史上，任何人也涂抹不了的铁的事实。按理党史、国史，对人民都应该有个正确和忠实的交代。但是数十年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党史家、国史家，都讳莫如深，不愿提起。非提不可时，就以“三年自然灾害”，一语搪塞了事。这件空前绝后的民族大惨案，似乎在今后的民族史上打个“马虎眼”，就可以蒙混过去了。这如何使得呢？历史就是历史嘛。将来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至少也得照司马光的老办法，上笔流水账嘛。书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十年，主席毛泽东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失当，引起全国饥荒，三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之内，饿死农民三千万，“人相食”、“民易子而食”。

根据对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来推测，笔者个人曾一再强调，中途如无重大意外出现，再有半个世纪，我国史上的第二次政治社会文化的大转型，可能就会顺利完成（最近北京的江泽民主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真是大略相同）。到时与世界列强轮流坐庄，说不定也要和今日美国一样，来他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呢。人类历史的发展，本来是风水轮流转，三百年洋东转洋西；季候风倒吹起来，化西风压倒东风，为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嘛。一桌麻将，哪能让一家霸庄到底？

新文艺和新史学

根据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学风丕变的趋势来推测，我们更可正确的预料，今后四十年中，一个空前绝后的新的“文艺复兴运动”（Chine色 Re奶ssance），要在中国出现。在这项新的文化运动里，历史学必然是个重要的组成部门，到那时近百余年来在中国历史上躲躲藏藏的，真正的牛鬼蛇神（不是被红卫兵捉进牛棚的假的牛鬼蛇神），试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是其是，非其非，都要在历史上暴露原形。自己把头插到沙里去的权威人士，总要被将来的史学博士生拖出来，重见天日的。

所以把饿死三千万农民的人民公社的灾祸，推给上帝，说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这就是一种鸵鸟政策，可以自装糊涂于一时，三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家，会把它揭发得盆底朝天的。但是在人民政府公布全部档案之前，历史家单凭堆积如山、而难免于鸡零狗碎的个别史料。是很难写出一部有系统地专着（摸nograph）的。所以笔者在拙着上篇里，只三言两语，言其大略。可是现代历史学的书法，原有宏观微观两种方式，在人民政府有关“大跃进”这段国家档案正式公布之前，宏观治史虽不无困难，可是积小成大，把千万件个别史实，用电脑统计起来，由小看大，见微知着，还是可以窥其全豹的。只是此一法则还是工程浩大，有待于集体研究计划（prehensive Re色arch Projs），众志成城，始可略窥堂奥，非一二退休老教授，私家治史，力所能及也。所以在本篇里，我们只能略谈如上述的“大疫”、“大蝗”等，丝微的一手史料，聊供当今的读者和将来的史家，做为个人观察的参考，余则藏拙，以待来者。

安徽饿死人的实例

发生在四十年前中国的“大饥，人相食”的史实，因为死人太多，每一个华裔家族，几乎是没有不受冲击的。笔者本人便出身于一个农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个亲堂弟德穗全家饿死。原来先祖有子六人，生我堂兄弟十八人。我则居长，德穗行三。战后我考取留美，德穗尚在高中。“解放”后无力升学，乃在家乡落户当农民，并娶一村姑为妻，生有子女二人。土改时分得若干土地，自耕自食。“三分自留地，几只老母鸡，一对好夫妻，两个小把戏”，做个新时代、新农民，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也倒颇能自安自得。不幸一九五八年底被编入公社，吃大锅饭，一九五九年春“青黄不接”，公社无米为炊，他自己的口粮，种籽粮也早已上缴，全家断炊。德穗不得已乃往合肥市，寻觅亲友以图借贷。盖当时城市居民口粮，政府尚保证供应也。然此时城市亲友也家家缺粮，借贷无门。德穗乃加入盲流，拟在城市乞食维生。然因无城市户口，乃被公安赶回乡下。德穗向警察诉求，如被迫还乡，三数日便会全家饿死。据说警察告诉他，饿死也得在乡间饿死，不能死在城内。德穗被逐还乡之后，不出三数日，一家四口便同时饿死了。

我在一九七二年底取得签证返芜湖探母，曾询及德穗。家人从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词，不敢实告。八年之后我再次以交换教授身分返国授课，此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言禁大开，乡亲乃告我德穗饿死实情。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从德穗之死开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小乌龟、小和尚、杨道士、小根子几乎全部饿死，死的情况各有不同。然死于公社缺粮，则无例外也。有些幸存者告我。当年饿死者往往以青壮年男子为最多。怪而询之，原来青壮男性，往往自信体健，不易饿死，有时寻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不是喂老，就是喂小，而孩子无知，终日叫饿，为父心有不忍，为着一家老幼，自己就永远挨饿了，偶尔眼前一黑，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北京和山东，所听到无数的故事，都大致相同。

最不忍卒听的是，人死了留在家中不敢埋葬，因为饥民往往于夜间盗墓，偷吃死屍也。更无法卒听的是父母往往乘幼年儿女熟睡时，用枕头或被褥把他们闷死。然后与邻人交换“蒸”食。这就是古史上所说的“民易子而食”活生生的现代版。朋友，您说是夸大吗？实例至多，乡人言之凿凿，吾为之战栗不已也。

至于我安徽究竟饿死多少人，我记得在母省旅行时，面包车司机为我指点，某村死光，某村死一半，某村逃亡，始终无一人回村，他似老生常谈，我不忍卒听也。学界政界朋友，估计我省饿死者，盖在二百万与六百万之间。据说政府曾有统计。在官方数字公布之前，任谁亦不知其确数云。吾有一四十年党龄之老友，发誓在退休后，以余生精力，把他亲眼所见，我省饿死数百万人之实况写下来。留为信史。有他们这样的第一手着作，笔者三言两语，谈点皮毛。就难免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记绝对真实的所闻所知于此，只略备探亲之鸿爪也。

刘少奇升任国家元首

安徽省和山东省，在大跃进时是重灾区，受祸最惨。两省加起来饿死人数在千万以上。若与东西欧、南北非，或中南美诸小国人口相比，则全国人死尽矣。思之岂不惊人？那时其它各省受祸虽不如皖鲁两省之烈，然亦无一省幸免者，真是千古奇祸。人死得如是之惨烈，当时中共全党，亦为之震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自刘少奇而下几乎全部出动下乡调查。对公社化“搞早了，搞糟了”（这是朱德元帅在全国视察后的评语），无不众口交责。毛泽东自已在出巡之外，并派其随身卫士，还乡密访。得报也是全国一片糜烂，军心不稳。根据后来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揭发”，当年各高干目睹灾情之严重，上“万言书”向毛氏抗争，固以彭德怀最为垂名史册，而个人情绪反应之强烈，刘少奇实更为义愤填膺，刘氏竟公然号召农民向党中央反击抗命。

全国各省大批饿死人毕竟是件大事，在群情激愤之下，祸首毛公也知道情况严重，而思有所补救。尤其是数十年来，和他最亲密的同乡、同学、同志，一文一武的两大肱股，刘少奇、彭德怀，都有从事窝里反的趋势。刘彭联袂造反，纵是毛泽东，也感到有点“紧张”了（见上引刘传，注五二）。很明显的，毛公就把他在江西打AB团时，就已纯熟运用的拉一派、打一派老法宝祭了起来。毛氏是拿得起放得下的盖世英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决定把“国家主席”这个最崇高的宝座让出给刘来继承，以争取刘对他的全力拥护，以分彭刘之势。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学上，孔夫子就说过，“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而毛氏今日为争取刘少奇的合作，居然以国家的最高“名器假人”，实是一着最大的“险棋”（文革后期，刘少奇被搞死之后，林彪就想这个位置，毛就绝对不许了，这才激起了林氏父子的“五七一计划”。到时再说）。这着险棋的落子也可看出毛氏敢作敢为的草莽英雄气质。毛氏看烂“三国演义”，他就取笑“父子皆豚犬”的袁绍，“多端寡要”，拿不起，放不下，所以才为曹操所败。英雄们都是最大的赌徒，你要赌翻摊、牌九，和二十一点，输了，你要有把老婆孩子也“押”到赌台上去的雄心，才能翻本，才能发财。畏首畏尾，婆婆妈妈，“多端寡要”，哪能上得了赌场，玩得了股票。萧何曹参，原都和刘邦是穿一条裤子的朋友，等到他们要联合造反了。萧曹都怕“秦人诛九族”，才公推刘邦带头。后来项羽把刘邦的老子捉去了，逼迫刘邦放下武器，否则人头相见。刘邦说你把我老子宰了、烹了。可别忘“贻我一杯羹”。乖乖，这才是英雄；萧何、曹参、周恩来、张闻天都绝对做不到，那你只有让“老毛去领导了”（这是彭德怀的名言）。蒋公介石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国民党人当年革命失败了，落难在上海卖股票，戴季陶、胡展堂都把裤子输掉了，只有“蒋伟记”（介石的行号）一家赚了大钱。云云，何足异哉？何足异哉？记得沈亦云女士（黄郛夫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蒋公微时，某次当庄赌牌九，饿了，招呼姚夫人，煮点东西来吃。姚煮了一碗年糕呈上。蒋接过一看，未说二话，便连碗带年糕，从众赌徒的头上丢了过去。因为庄家手气正不好，而年糕之形，像牌九上的“鳖拾”也。乖乖，这计英雄气魄，胡汉民、汪精卫做得到？所以才败下阵去。

毛氏这次让位，是早在一九五八年底，便放出口风，他说将于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于翌年“任满”之时，退位让贤。因他本人年事渐高，身兼两主席，实不堪劳瘁。然一旦倦勤，深恐引起全国不必要之震动，故先辞人民政府主席一职，迨接班程序稳定，他或将两职同辞，以待贤者。毛虽未言明让位于谁，然大势显明，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刘少奇副主席，应是当仁不让之人选。

毛主席放出此政治空气之时，情辞恳切，曾惹起全国人民之同情，和刘副主席肝脑涂地的效忠和知遇之感。本来嘛，人民中国之开国是何等艰难。开国之后如今天下承平，开国元勋，功成身退，揖让为国，三代以下无斯圣，国族前途真是一片光明也。果然说到做到，当二届人大在一九五九年四月集会北京时，毛主席谦恭退出竞选，刘副主席乃以全票继位。全国一片欢腾。斯时我辈在外遥观，也为祖国庆幸不已。君不见北美合众国之有今日的超级富强，如无早期开国者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诸贤之揖让为国，盍能至此？我祖国历经百年苦难，终于也有今日，亦步亦趋，走向北美式的富强之路，我辈侨民虽流落海外，亦当为祖国大浮三白也。

全国仰望庐山的神仙之会

不特此也。更有锦上添花。俗语云，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在全国全党的期盼之下，毛主席更在一九五九年六月通知中央有关部会，以及地方各省市书记，于七月初在避暑圣地庐山，召开工作会议，也就是所谓“庐山会议”。这一会议当时给全国朝野一致的印象是“纠偏”、“纠左”，将三面红旗的极左路线，适时改正。冒进冒的过火了，及时煞车，原非难事。在毛主席的声威之下，只要他老人家发现错误，有意改正，实是举手之劳。因此，时值盛夏，大家忙里偷闲，到避暑圣地小憩数日，静候改正佳音，岂非“神仙之会”。尤其是毛氏身边有秀才之称的几位青年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都富有诗才（就诗论诗，他们三位的旧诗水平，皆在“主公”之上）。如今白日游山，晚间跳舞，风景如画，佳丽如云（这些“舞伴”，都是从解放军各单位调来的，政治最可靠、人材最标致的“文工团员”，虽然她们却被不解风情的老粗彭德怀诬蔑为“选妃子”。见文末所引《实录》，页三五二）。岛瘦焦寒，有酒岂可无诗？美景良辰，胜会更多胜友。所以群贤奉召，初上庐山之时，大家都心情舒畅，由主席和总司令朱德带头，庐山这个陶渊明住过的桃源古洞，顿时一遍诗声。毛主席那首“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好耕田”的七律，就是此时的“即兴”之作，印发全会观摩的。四秀才踵起步韵，举国和之，无不以共此一神仙之会，为乐为荣也。因此初会两周，题出十九道，四平八稳，由六组分议。秘书们奉旨，小做结论，大家就可收拾行囊，各还建制了。毛主席雄才大略，文采风流，神仙之会，本是一时之盛事也（李锐当时是大会纪录，随身记有详细笔记，三十年后编纂成书，不特是一手史料的历史文献，也是一本可读性极高的报导文学，值得反覆研读。见李锐着《庐山会议实录》，一九九四年，台北新锐出版社出版，共三八九页）

从纠左到反右的“庐山会议”

可是有谁知道，毛公此人，深不可测。两周之会，和风细雨，只是飓风之前的宁静。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因想对毛氏做私人诤谏而无法面谈，乃上一“万言书”，略抒他自己对党中大炼钢，大办食堂之个人意见。他肯定大跃进“有失有得”；但总的说来，得不偿失。大炼钢生产有限，需中央补贴，一补数十亿，数目之大超过国防预算。如折价购买“消费物资”，堆积起来，可以和庐山同高。这实在是一种“小资阶级的狂热病”云云（“有失有得”四字曾被毛公抓住，说彭德怀人粗心细，用意至为狠毒。其实此四字只是秘书抄信稿时的笔误。彭为保护僚属，不愿辩白）。

彭德怀这封“万言书”，来得其时。毛氏将其印发大会公开讨论。此时大会参与者，从刘少奇、周恩来而下，都不知毛公葫芦里要卖什么药，而纷纷在暗中默测“风向”（见上引《实录》，页八十）。彭信既出，风向渐明，因为毛彭之间有历史过节。彭之不叫主席，不叫万岁，不唱“东方红”，说调文工团是“选妃子”，并不时点名评毛的大嘴巴，是全党驰名的。如今印发彭信，必有下文，是不待智者而后明也。果然七月二十三日毛公乃收起笑脸，向全体大会讲话。毛的这篇讲话，历史家如把它当成个重要的历史文献来读，他除开反覆强调总路线和三面红旗绝对正确、食堂照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继续进行之外，通篇演说，可说是嬉笑怒骂，七扯八拉，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把大会中严肃的听讲者，不当成为国家服务的高级官员，而只是他私人的一群太监黄门、马弁和副官。主持国家大政的将相级人物的个人尊严，可说是被他糟蹋殆尽。毛氏发言态度之恶劣，竟与明朝皇宫之内的“廷杖”无异，只是没有公开打屁股罢了。

更可叹的是，这时居满朝文武之首的周恩来、刘少奇，和十七日才赶上庐山的林彪，竟然在毛的讲演中，不时“插话”，为毛溜须、助势。一人拍马，其它二人就非跟着拍不可了。周刘林三雄带头齐拍，其它与会者百余人，谁敢不拍？这个环套，就是极权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了。

因此在历史文献上，历史人物为自己的清白，无端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难堪，读史人，责备贤者，真为之扼腕不已也。

总之，毛主席七月二十三日一场讲演之后，半日之间这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关键性作用的“庐山会议”，就从个神仙之会，立刻变成个魔鬼之会了。一不做二不休，毛氏索性宣布，在此次“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之后，接着便在庐山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把政策落实，也把三面红旗，无限期的延续下去。同时把彭德怀，和同情彭德怀的前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定性为反党反革命的“军事俱乐部”，是长期潜伏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公开化，阴谋反党夺权。毛更声称要率领全党，来推动一个“反右倾”的群众运动，加以镇压（注意：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两回事。反右是以党外反党的右派大嘴巴为打击对象的；反右倾的对象，则是党内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冒进的高干）。风向既定，山中警卫乃立刻奉命，对“军事俱乐部”成员彭德怀、张闻天等，加以“隔离反省”（庐山会议的警卫是随毛上山的北京中央警卫师，也就是所谓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中队），因此顷刻之间，不但彭张等再无单独碰面的机会、游山玩水的自由，甚至在公共食堂吃饭的权利，也就同时被剥夺了。古书上所谓“画地为牢”，今日亲验之矣。

彭下林上违犯国法党章

看清了毛公在庐山会议末期的变脸，才知道他不是华盛顿，或杰弗逊，更不是搞禅让的唐尧虞舜。他把刘少奇暂时踢上高楼，只是一桩以退为进地巧妙的权术运用而已。他不把刘少奇拉到肝脑涂地拥护他的程度，毛是不敢轻开庐山之会的。毛的厉害之处，不但是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也不开没有绝对把握之会的。如今周恩来对毛早已驯服如绵羊，久病思动的林彪，是上山来接长国防部，前途无限，刘少奇是毛新近才“禅让”出来的嘉庆皇帝，对太上皇的知遇之恩，是肝脑涂地，说一不二的。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有周恩来、刘少奇、林彪三人的绝对拥护，毛主席何事不可为？这就是他对开“庐山会议”的绝对把握了。由于篇幅所限，以下的“八届八中全会”一边倒的批彭盛况，和彭张等“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迫自我检讨，承认那莫须有的“军事俱乐部”反党夺权的阴谋，以及种种不堪的欲加之罪，也就没有浪费笔墨的必要了。这儿写历史的人不得不提出一件怪现象，那就是毛开会的目的，原是以林彪来代替彭德怀为国防部长。开会之前，毛的这宗腹案是深藏不露的，等到全体大会一百余人，人人加入批彭时，毛才公开他和彭德怀的历史旧账，原来从江西时代开始，他二人就已经是“三七开”，七分冲突，三分合作。彭有历史反革命、反毛、篡党的旧账，毛早就要换掉他的，“万言书”不过是个导火线和藉口罢了。

当然，不用说，庐山会议之后，彭被撤职，下放成都，林彪就正式接掌国防部长了。国防部长在帝王专制时代叫做“兵部尚书”。两千多年的帝王传统中，对一个兵部尚书的嬗替，是有一套繁杂程序的，以示对国家名器的尊重。政府的内阁阁员，不是马弁副官，或保健护士，要换就换的，它总有一系列的升降程序。可是这次庐山会议，一直到八月十六日休会之时，中央常会和中央全会，均未发现黜彭升林的正式提案。这件大事却发生在休会之翌日（十七日），毛氏补开个非正式的小型的中央工作会议，才决定撤彭、升林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然后再送交人大常委会去追认，去盖橡皮图章。严格的说起来，这项任免是既违党章、更违国法的，而毛公和尚打伞，却悍然为之，不以为意。历史家如对这种违法乱纪之事加以解释，那就是和尚打伞，实为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大转型中期，避免不了的落后现象吧。将来如有暇，写点有关法制转型的专题，当再细细琢磨之。

所有大独裁者都是精神病患

总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这个从“纠左”开始，到“反右倾”结束，是出乎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的意料之外的。其关键实系于毛泽东这位大独裁者的一念之间。国家的庙堂大政，他老人家根据自己情绪的变化，在一念之间就可做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毛公一身系天下安危。上面一计邪念，下面可怜的小民，就千万人头落地了。因此在中华五千年国史上，空前绝后的饿死农民三千万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在是从失败了的“庐山会议”开始的。我们要向五千年祖宗的在天之灵，和今后千万代的后辈同胞，交代一句，这三千万被活活饿死的冤魂，无死的必要也。他们的冤死，实出于毛某人的一念之间。要其生则生，要其死则死也。岂不令读史者为之叹息流涕。

再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也曾两度继续强调：“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见上引《实录》，页二○七、四四）他说的那么轻松。他不知道，一百万人排起队来，要几百个足球场才能容纳；杀掉过后，要挖一百个真正的“万人坑”，才能理得下去。朋友，您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心理健康”没有问题？事实上晚年的毛泽东，已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患有极严重的“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才能草菅人命若此（这种精神病的症状是患者自己时时怀疑他在企图暗杀他地仇人的包围之中，他要杀尽仇人，自己才会有安全感。其实这种精神病，在很多个性倔强的老祖父身上，都会发生，只是一般老祖父只能打打老婆、骂骂孙子，为害不大罢了）。

吾人搞比较史学，读中国政治史，和世界各国政治史，才知道这种精神病例，不止于毛氏一人也。所有的大独裁者，老年期都是如此的。晚年的朱元璋，就是个严重的精神病患。德国史家谈希特勒，俄国史家谈恐怖伊凡、谈史达林，都是有相同地结论的（彭德怀的另一大罪状，就是他也说晚年的毛泽东，就像“晚年的史达林”）。何以如此，那就是心理学上的重大课题，一言难尽了。做这种精神病患的部属，那就真叫“伴君如伴虎”了。做毛泽东机要秘书最久、而终于被迫自杀的才子田家英，就时时慨叹毛氏反覆无常，莫测高深，难于伺候。

关于“庐山会议”，今日最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应是上引李锐着的《实录》了。吾人细细咀嚼该书，就不难看出“庐山会议”的全貌。它地全盘运作，是以一个权力无限、又无法无天的大独裁者毛泽东为其主轴。他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口白牙，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变是为非。分明是他老人家驱策九千万工农，去炼钢炼铁，他偏要说那是九千万群众对他的拥护，只彭德怀一人，唱其反调。终于把彭德怀那样一位旷世难逢的、有圣贤资质的爱国者，硬性栽赃，说他组织“军事俱乐部”，阴谋反党夺权，最后竟处死之于暴徒之手。彭德怀后来死的那么惨，以彭氏之死，比诸南宋秦桧之杀岳飞，则毛某就不如秦桧远矣。因为秦桧还承认岳飞的罪状为“莫须有”，不像毛某之栽赃到底也。

四十年过去了，如今彭毛二人墓木皆拱，吾人推动滑鼠，执简书之，是非之间，岂不皎如日月？而那时全国中央和地方数十位主持国家大政的中枢将相，和封疆大吏，都围绕着毛氏一人打圈圈。无法理，无原则，一切全以他一言为定。而他老人家，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上，朝秦暮楚，一无规矩绳墨可循。而日日夜夜却和幻想中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仇人”相对抗。这一幻想的心理状态，事实上自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企图抑毛之后，就是他幻觉上一个永远存在的黑影。其后二十年，他老人家便陷入此一走火入魔的幻觉深坑，而不能自拔，与这一黑影魔鬼相搏斗，至死方休。国事在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独断专行的、胡作非为之下，又怎能不糟呢？五十年回顾，血迹斑斑，治史者抚今思昔，怎能不废卷长叹？

与毛共事最久，知毛亦最深的李锐先生，说毛的毛病是出在他自幼就迷信未醒的过激的共产主义，毛甚至要在中国搞“废除家庭制度”的乌托邦。但这个过激的共产主义，显然只是毛公病源之一部，给李锐先生过分强调了。苏轼作庐山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李锐先生所强调的显然只是“横看成岭”的一部分，是“身在此山中”的印象。吾人治比较史学，隔洋观火，则觉得毛泽东是个精神病人。这当然也是“侧看成峰”的另一部分。要识毛氏这个“庐山真面目”，我想成岭成峰，皆不可偏废，把诸种因素都集中起来，加以电脑分析，就虽不中亦不远矣。

读史者可能要问，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出了个像毛泽东这样的大独裁者呢？既出之后，人民中国的满朝文武，和全国人民对他又都毫无办法呢？这一问题并不难回答，虽然是说来话长。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在中国历史“转型”的过程中，毛泽东只是个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他是我们历史中最后的一个暴君。对付这种暴君，我们一向是办法不大的。这是政治制度上的一种瓶颈问题，君不见，满清末年的满朝文武和全国人民，对一个独裁的老太太慈禧太后也是毫无办法嘛。举此一端，该可思过半矣。

解放军大换血

“庐山会议”的直接后果，便是毛泽东在中国“绝对权力”（Abso露te Power）之建立。语云：“绝对权力，绝对腐化”，这就是毛泽东生命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政治的绝对现象。毛虽是个自私独裁的暴君，但毛泽东并不昏庸。相反的在玩弄政治权术中，他却是九段高手。他在“庐山会议”中虽然“大获全胜”，建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但他也知道，全国长期大批饿死人总归不是个了局。所以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就能放手让刘少奇去收拾残局，自己在党政工作上，退居“二线”（这个“退居二线”的行动，毛自述是一九五九年底，他自动提出的。到一九六二年，刘少奇才认真的把他落实为二线领导）。以毛的声威，他怎能“退居二线”呢？但是毛公是个能屈能伸地不动声色的好汉。古书也读得很熟。他知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他那时所忙的第一要务原是整军，军整好了，有枪杆在手，还怕搞党从政的人不听话。所以他就暂时把党政要公，让刘少奇去自行其是，虽然他对刘的所做所为，还是遥为监控的。

毛为什么要整军呢？前章不说过，高丽战争之后，人民解放军不是早已四野归一，全都变成了他的“嫡系”（且借用个国民党的名词）了吗？还有什么可整的呢？殊不知这些嫡系部队，现在都掌握在他的嫡系将领（彭德怀、林彪等元帅）之手。庐山会后，他把彭德怀的兵权夺掉了，把彭下放成都去搞“三线”（毛那时准备对美苏两面作战，战败了就退往中国西南的深山大壑里去，长期游击。西南山沟，就是毛公的“三线”）。可是代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的，却是比彭张飞更为诡谲万倍的林彪。他对彭都不能放心，对林简直就要发生恐惧了。再者，黄克诚被黜之后，代黄的又是一位搞特务公安出身的另一“黄埔生”罗瑞卿。这又是使毛夜不能眠的另一“嫡系”。乖乖，这一宗军事难题不解决，他是没空去搞党搞政的。

在毛看来，他对解放军的问题的解决之道，只有来个全军大换血，把所有的嫡系将领，至少是参谋后勤之外的战将、带兵官（长征时一三军团中的将领）全部换掉，而代之以新血（如原张国焘系统中的许世友、陈锡联等等）。不能全部换，也要换掉一大部，庶几彼此可以相互牵制。使骄纵的嫡系人马，不敢造反，搞黄袍加身。

将不专兵，主席才可将将

毛的第二步整军计划，显然是向赵匡胤学习，搞“将不专兵”。所有带兵官，只能奉旨带兵，私人自己不许拥有一兵一卒，像张作霖、吴佩孚，或李宗仁、冯玉祥那样。甚或像四野分立的前例。关于这一点，在周恩来全力协助之下，毛做的十分成功。其后军区调整，司令员换班，都只能单刀赴会，不许带私人卫队或大批参谋人员，集体接事。这点制度之养成，周恩来实功不可没。因为周在解放军中有至高威信，而没有私人系统，他的建议，既可服众，也可使疑心极重的皇上放心也。周恩来之高明为许多古大臣之所不及的是，他功高而不震主。这才是耍政治的最高艺术境界呢。

将既不能专兵，则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成了专司军政的官员，不能染指于军令和指挥系统。这样则军委主席或党主席，乃可以将将方式，越级直接指挥各兵种如臂之使指也。如此，则林彪虽接任为国防部长，他身边却没有一连、一排，乃至一班，自己可以指挥得了的卫队。他可以发动四百万解放军来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却不能调动一团解放军，来听其随意指挥。他治下有海军舰艇百艘、飞机数千架，但除一两只不带武装和专为交通运输使用之外，他也不能任意调动一两只，供其私人使用。纵是专供他使用的车船和飞机，他可随时飞上天、开出海，但是机场的启闭、港口的开关，他却无权指挥。正如他全家最后一次的空中航行的实例，天，他可飞上去；地，他却不能轻易的落下来。所以就葬身外国，折戟沉沙了。毛周在军事上这样的安排，也正是《西游记》上老佛祖的功夫了。孙悟空，你这位齐天大圣好厉害，一个筋斗可翻十万八千里，翻了无数个筋斗之后，才发现没有翻出老佛祖的手掌心。

罗瑞卿那位毛公心腹，接黄克诚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最后弄到跳楼自杀，折腿沉沙的绝境，就是犯了中国“二十五史”上说了千遍的老毛病，他未能“善体上意”而自做聪明的结果。你这个搞特务出身的大特务，如今又接掌兵权，身跨军特两界，而不知善体上意，兢兢业业地去“体谅领袖苦心”（这是国民党大特务戴笠的口头禅），却和林彪来勾勾搭搭，乱抓兵权，去搞什么“全军大比武”，岂非画蛇添足，折腿沉沙，死有余辜？

罗瑞卿之另一胡涂之点，是他也大招林彪的嫉忌，林也非除之不可。盖林之回朝代彭，意在兵权。如今兵权却在罗长子（罗在军中的诨名）手中。罗长子显然亦如国民党军中的参谋总长陈诚，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关系。是毛派来制衡他的棋子。这颗棋子不拿掉，他想抓兵权，则永远是缘木求鱼的。林笃定要除罗，毛又坐山看虎斗，分而制之，不加保护，罗长子就跳楼了。

可是毛公在党政军特的操纵上，也只抓其重点。不亲细务。关于日常的管理事务，和细节的安排，那他就完全有赖于周恩来了。而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毛也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林彪事变时，周的越级指挥，可以直达中央警卫师的一个连，亦可惊矣。

破坏党政军系统，越级指挥

我们今日回看历史，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合作化，搞“乡社合一”时最大的一着险棋，便是存心破坏原有的党政军系统，搞越级指挥。在人类世界史上，共产党实在是组织最严密的一个大帮会。在它那针插不进、水渗不透的大金字塔里，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得稍违。他们推动政策时，也是从塔尖开始，层层下达，看政策的性质，规定下达到某层某层为止。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搞“公社化”，和“乡社合一”时，毛泽东就把这个体制完全的破坏了。

所谓“乡”，原是“千载犹行秦制度”的最低层的行政单位（台湾今日还是如此的）。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毛开始搞“公社化”之时，所谓“乡社合一”，就是把“乡”这一级的行政单位取消，而代之以“公社”。“公社”不是政府机关，它是共产主义的基层建制，是包罗人民生活，从出生到火葬，各方面一把抓的总体。因此实行“乡社合一”是何等严重的“改制”？按共产党的老规矩，应该由中央政治局做出详尽规划和相关文献，然后层层下达，慎重试行。可是毛在一九五八年底搞乡社合一时，他就完全丢掉了这个老香火，来搞越级指挥，一声令下，数周之内就把近百万个“高级社”，改组成两万几千个“人民公社”了。毛泽东这一破坏体制的行为，周恩来装聋做哑，视而不见；刘少奇则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彭德怀则痛心疾首，张开大嘴巴，点名叫骂（参见上引《实录》，页二二五）。他骂的结果，以上诸节已道其详，而不幸的是，刘少奇由于跻身高位，对前任毛主席有肝脑涂地的知遇之感，竟在此关键问题上，对毛帮腔，背着良心说彭阴谋篡党，并指着彭的鼻子说，“与其由你来篡党，倒不如我来篡党”，云云。

由于党内外简直无一句反对的声音，毛乃一不做，二不休，把党政军特财政、外交等老的体制，一体破坏无遗（毛在援外的款额上，往往不顾中国本身的财政困难，把议好的数目字的后面，擅自加个圈圈，在当时中国，也不是个秘密）。

纠左高潮的“七千人大会”

当毛主席退居二线，与周总理亲密合作，不声不响地搞其全军大换血之时，刘少奇主席新正大位，能者多劳，也忙的不得开交。事实上，从刘氏于一九五九年春出任国家元首开始，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这七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五）时间，他位尊九五，全国一人，是刘氏一生的黄金时代。关于刘主席的生平，在刘氏失踪之后、刘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之时，笔者由于职业感的驱使，曾细为查考，试为刘作盖棺之论。已略述如上，因为他毕竟也是我国历史上四百几十个皇帝之一，读史者对他不应忽略也。如今三十余年又过去了。笔者最近重读旧作，觉得尚无太大修正的必要。有暇或再重编之，以就正于方家和严肃的读者，对刘的许多细节故事，本篇就不再重复旧论了……然吾人细察刘主席主政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年之间，史家秉笔直书之，错误虽亦难免，大过实在说不出，而其所做所为，功在生民，则甚显然也。

刘氏接棒后第一项要政，无疑的，便是把毛氏的极左政策，慢慢地扳回头。饿死人的狂澜，就逐渐退潮了。例如他想把农村制度，恢复到“公社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回到“三自一包”或“包产到户”的老路上去，但他却只取其实，而避其名。他不敢再用“包产到户”这个老名词，因为这个老名词，曾被毛氏定为“促退派”、“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刘恢复此老制度，则名之为“责任田”。事实上也就是“包产到户”也。但是本篇所言的刘氏“新政”（亦如二战前罗斯福在美国破产的农村所搞的“新政”New Deal一样），只是举一反三，言其要略，若要打破沙锅，则非十万八万言不能尽意。加以笔者在前为刘传之内曾扼要言之，此处就不再重复了。一言以蔽之，刘氏的原则就是个“退”字，从毛泽东的极左政策上“退”下来，与民休息，再鼓起干劲，从头来起。

刘少奇这一政策是成功的。农村不断饿死人，这个腥风血雨，到一九六二年基本上是煞住了。农村由死亡到复生，到恢复繁荣，从头算起，少奇之力也。后期一些在安徽的基层干部，不顾上级的畏首畏尾，而大胆搞起所谓“安徽经验”，对此曾起过关键性作用，有暇当继续剖解之、整理之，庶几存真史册，以便后辈史学博士生，能跟踪继续探索也。

刘氏在复兴农村的努力之中，难免的也稍有自负，和藐视老毛的心理和行动。在刘氏心目之中，他和毛公在主持党国大政上，平起平坐，轮流坐庄，原是天经地义的（注意：周恩来就向来不敢做此想）。当国太久了，就应该倦勤退休，做“荣誉主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事实上，在中共八全大会中，修改党章时，在刘的动议之下，就曾列有党主席退休后由党中央聘为“荣誉主席”一条。当时毛泽东就认为这一条是专为他而设的，刘也从不讳言。如今毛已“退居二线”，进一步退为“荣誉主席”，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在一九六二年一二月之间，刘少奇在其主持的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也就是声势浩大的、前所未有的、党政军财一锅煮的，所谓“七千人大会”）中，做冗长报告时，表面上对“毛泽东思想”恭维上天。实质上却把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来的虚妄、浮夸、浪费、“共产风”等等的恶政，所带给国家和人民的伤害和损失，批评得比彭德怀的“万言书”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更以国家元首、党副主席的身分，号召全国全党，今后务必要遵从民主集中制，遵从集体领导，以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同时把数十万在“反右倾运动”中被迫害的干部和人民，平反、恢复名誉、分配工作，引起全国朝野一片歌颂之声。笔者在安徽有个近亲郭崇毅，就因直言入狱，在此次获得平反出狱。且看郭的自述：一九五六年冬季，我奉命以省政协委员身分，到肥西县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去视察，发现这社上报的粮食产量有浮夸，把减产报成增产，我如实向省里做了汇报，不料因此招了大祸。认定我是“蓄意反对农业合作化”、“造谣破坏”。除开了数十次批斗会外，《安徽日报》还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七月十七日两次以大半版篇幅对我揭露批判。后来把我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十二年徒刑。虽然，在党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给我平反了，而且又当了省政协委员。但是，农业生产依然停滞不前……（见郭崇毅着，〈我是怎样参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载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欧远方主编，《农村改革的兴起》，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五八）。

老实说，这个前所未有的“七千人大会”之召开，实是刘氏主政以来声望和权力的最高峰。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毛泽东声望的最低潮。毛在大会中表面上也曾自我批评，认为犯过错误。他也一反三年前“反反冒进”，和根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老调，跟着刘少奇大唱其“实事求是”，以顺应刘周合着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箴言原则下的纠左改革。

两个主席争权，数千万人陪斩

其实在毛的内心里，这个七千人大会，就是逼他退向荣誉宝座的第一步。所谓“退居二线”原是他在一九五八年冬，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放的烟幕，至此竟被刘少奇加以落实。刘在七千人大会纠左的气氛中，竟然把中常委分成一二线，毛被分入二线，成为真正的“二线领导”。其后在文革期间，据江青透露的内幕消息，毛氏对这个“七千人大会”，是深恶痛绝的。然毛临场却能忍气吞声，而不动声色，真不愧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可是刘少奇这一理论、心理和亦步亦趋，对毛做离休的安排，却使他自己变成为毛氏的第一个眼中钉，毛决定非杀之不足以雪心头之恨的最主要的原因。可悲的是，刘氏为人比较正直，公忠体国，而城府不深（这是他老相识、老政敌张国焘对他的评语。张氏对其他政敌，如毛、如周，都有不堪入耳的评论和鄙视，唯独对刘却颇有好评）。但是刘氏搞政治、搞党不够机警，防人之心不足，结果一身横死不足惜，最后竟因毛之嫉忌一人，而酿成数千万人为之陪斩的“十年浩劫”。他毛刘两位主席的争权，几乎搞到整个中华民族，也为之亡国灭种，为祸之烈，五十年回头看去，同胞们，匹夫当国，能不令小民胆颤心惊？

社教运动和四清五反

以上所述的“七千人大会”是一九六二年一、二月之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召开的。也是刘少奇主政三年后，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拥护的“纠左”政策的总结。可是有谁知道，纠左未及六月，党中央在毛主席的安排下，又在是年九月底（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召开了一个“八届十中全会”。在十中全会里，在毛主席声色俱厉的坚持之下，一下就把六月前所开的“七千人大会”的纠左政策，全部翻了案。在全会议程中，毛氏坚持全党全国，要继绩实行“阶级斗争”。他坚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见上引《国史全鉴》，卷三，页二八四一）

毛并于同时提出要在全国各阶层推行一项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的主题反映在农村工作上，便是所谓“四清运动”：清公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反映在城市工作中，则是所谓“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反官僚主义。这一来，在国家政策上说，刘毛两派就变成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敌对的政党了。白刀进，红刀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

长话短说，这个“四清运动”，从一九六二年底开始，毛刘两派为此而纠缠、摔跤，一直延长了三整年（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不得开交，到一九六五年底，毛派就快刀斩乱麻，不择手段搞起“文化大革命”来了。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便是这个四清运动的延续，而四清运动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毛泽东眼见四清运动，扳不倒刘少奇，才耍赖搞起文化大革命的。

话说回头，让我们先把四清运动稍微检查一下，再及其它。为着扩大四清，毛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杭州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里，制定了一项指导四清的工作纲领，便是所谓“前十条”。刘毛那时并未正式翻脸，毛氏制定政策，刘氏还得加以推行。刘认为这个“前十条”是个极左文件，真正实行起来，一定又是数十百万人头落地，打击面未免太大了。为着保护一般党内的正常干部，和可能遭殃的善良人民，刘对这十条乃加以修正，就变成所谓“后十条”了。这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刘在另一次工作会议上，领导修正通过的。这也可以说是刘为保护自己的，也是曾有纠左背景的干部，不得已而为之的。

刘氏这一修正，一下就触怒了毛主席，毛几乎就在“后十条”颁行的同时，就召开另一中央工作会议，立刻废除“后十条”，而代之以更左的“二十三条”（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一来毛刘二人就短兵相接，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得开交了。

就当他们两位主席，摔跤摔得不得开交时，笔者那时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中文图书部主任。每日清晨上班时，办公桌上都放满了邮局新到的大陆发行的各类报章杂志。为着对祖国各项运动的关心和好奇心，我们对大陆出版品的追踪，可说是如醉如痴。但是当我们看到上述的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实在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文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我们收集了五百多种红卫兵所发行的小报，把它们当花边新闻全看了，有许多不解之谜，才豁然而解。原来那个“前十条”和“二十三条”，本是毛主席所手订的、金光万道的革命文献，而“后十条”则是工贼内奸叛徒刘少奇，妄图反抗毛主席，所炮制的“黑文件”。这一来才思想搞通，豁然而悟。原来如此！

毛泽东主席颇像洪秀全天王

这个一拖三年的可怕的“四清五反运动”，毛派算是再次大获全胜了。但是对手方的刘派，并没有败下阵去。刘派之所以能最大狂风起，仍然稳坐钓鱼台，刘少奇数十年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功勋，当然是主要原因。中共之所以能打平天下，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三位湖南老乡，如兄若弟的亲密合作也是个重要因素。他们的合作和分裂，和早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天王和东王、北王、翼王，从同生共死，到你死我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长毛的可悲，是他们天下才打了一半，便自己火并起来，所以就被敌人消灭了。毛泽东和他们稍有不同的是，毛已打下了天下，才关门火并，危险性就比较小了。

可是火并还是要火并的。在这次四清五反，和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老毛是笃笃定定地，要把洪天王学到底了。他先杀彭德怀这位东王，再杀刘少奇这个北王，又想杀林彪这个翼王。林彪和翼王石达开一样，想搞分裂，另成局面以自卫，不成，才向翼王学习，想远走高飞，又不成，才折戟沉沙的。毛把老夥伴都杀完了，最后又想来对付周恩来，无人可拉，乃再度向洪天王学习：洪秀全最后只能靠两个脓包兄弟来保驾（参阅拙着《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分册，页一五二），毛则想靠老婆和侄子来保驾，如何保得了呢？他老人家最后还能躺进玻璃棺材，而没有像洪天王以黄绫裹屍，被投入阴沟，也实在是邓小平所说的“命大”。

刘集团和cc系的区别

再者，刘和毛的关系，也颇像国民党里陈立夫和蒋的关系。国民党的现象是全党皆知的“蒋家天下陈家党”。共产党里没这句话，却有这个事实，那就是“毛家天下刘家党”。笔者曾撰有专篇论“刘少奇集团”，可是刘少奇集团对共产党的掌握，却又与国民党中的CC系不同。CC是个棒打不散的、排他性极强的派系组织；刘集团则是大山头对小山头的呼应。众山头之间有其共同的次文化，和一致的方向性，而不构成一个像CC一样的派系整体。

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原是一个大金字塔，笼罩着大大小小无数个小金字塔。在打天下期间，它们确能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形成一个钢铁的战斗组织。蒋介石不解此理，以一个单独的小脑袋，去敌两国（美苏）、一党（一个钢铁的战斗团体），不败何待。结果时不出三年便被摧枯拉朽的拉掉了。可是共产党这个钢铁一般的战斗团体，打平天下了，大家一共其安乐来，它也就钢铁一般的僵化了。僵化是从这个大金字塔的塔尖开始的。毛泽东享有绝对权力，也绝对腐化。他老人家从一九五八年冬，大搞其“公社化”开始，越级指挥，把党政军特财外运作的系统彻底破坏。党内正常的各级干部（彭德怀之外，刘周以下的勤勤恳恳的工作干部），皆敢怒而不敢言；有野心，有邪念的干部（像康生、柯庆施、李井泉、林彪，乃至后来的四人帮），就乘机搞鬼和助纣为虐；一般乾脆没头脑的干部，习惯于五千年帝王崇拜，和愚忠的传统，就都跟着“主席”盲目前进，像许世友和尚那样，“主席指到那里，我打到那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极左的毛派了。

但是毛氏的胡作非为，和极左路线，在党内的大小山头之间，是人亡政息，没有真正地群众基础的。全国各山头，如坐镇组织部二十余年的安子文，和带着早年“晋察冀边区”的全班人马“进城”，接收北京之后，把北京市委弄成个“针插不进，水渗不透”局面的彭真（这是毛对彭真的评语）；以及坐镇南中国，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他们对毛泽东的服从，都是有条件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也。总括说来，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以来，尤其是在毛泽东，搞极左运动，搞得全国都天翻地覆之时，刘的纠左煞车政策，实在和这些稳健的山头，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刘派的声威登峰造极的“七千人大会”期中，全国大小山头都是以刘的马首是瞻，和刘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表面上看来，他们也都是“毛家天下刘家党”的基本成员了。所以毛虽大力推动其“四清五反”的极左政策，搞了三整年，对刘实际上，毫发无损，且为识者所窃笑。在这一情况之下，毛公这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乐的斗争专家，非常之人，要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为重建他那个“毛家天下”（他老弟毛泽覃讥笑他的所谓“毛氏家庙”），彻底搞掉那个犯上做乱的“刘家党”，把全国党政系统也来个大换血，他就只有另择非常的手段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怪胎，因此也就随之呱呱坠地了。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一期

1. 半个世纪以前。反对共产党最激烈的“西山会议派”中坚份子的邹鲁的幼子邹达兄告我，他父亲的传记，现在已是北京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里的博士专题。一叶知秋，这一消息，已足够把中国的学术自由，推向世界最先进的学术行列。邹鲁可以构成博士专题，将来谁又能阻止张玉凤女士，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的博士生们，研究的对象呢？如此发展下去，那么历史上的鸵鸟先生，恐怕一个个插在沙里的头，都要被拖出来了。五四以后传统史学中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个教条，早被丢到茅坑里去了。但是看现在的史学趋势，这一教条似乎还有余热。司马光作《通监》，评价历史人物说：“德胜于才，是为君子；才胜于德，是为小人。”不管时代如何变换，君子和小人，毕竟还有其若干客观标准的。有意留名青史者，其三致意焉。

2. 个人曾根据红卫兵后来所揭发的新材料，为刘君试作一新传，曰：〈刘少奇，刘少奇集团，刘少奇主义〉，载《第一届中美“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专辑》，一九七一年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页一四三—一五六。笔者当时读史书的印象，认为彭信多系讲情说理，刘少奇在初开始时对毛氏胡作非为的抗议，则是义愤填膺，情难自己，十分情绪化。刘氏后来转而拥毛批彭，显然是毛氏在一九五九年春，向刘“让位”结果。而刘却因为这一让位，终至死于非命，比彭德怀伤残至死的下场，有过之无不及。

3. 事实上郭沫若作颂圣诗，也是个连环套。你歌颂史达林是“永恒的太阳”，你就不能不歌颂毛泽东是“两个太阳”。既然，歌颂了主席爱人，你就不能不向夫人“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同志得势时，你要向她学习，她垮了，你就非得骂她是白骨精不可了，否则你不是变成为四人帮保持缄默、做她们的孤臣孽子了吗？这一连环套唱了起来，那你郭老在历史舞台上，又怎么不画白鼻子呢？

4. 许世友之窜升，便是个极有趣的故事。许原为少林寺的小和尚，颇有武功，曾在吴佩孚部下任小军官。三十年代投入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因为骁勇善战，遂升为师旅长。张氏叛离共党后，原四方面军分子颇受毛氏嫡系之排挤，某次蒙毛召见，许竟跪地大哭。毛招手呼其：“起来，起来，还是回去带兵去。”这样许才能恢复“带兵”。递升至南京军区司令员。因此对毛的知遇之感，肝脑涂地。某次毛询其治军原则，许氏悍然答曰：“主席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其对毛之愚忠可知。其后在林彪事变过程中，许为对林监控最主要的力量。笔者曾撰短评论许，认为是近代中国军事转型的重要现象。陈锡联也是四方面军的人，毛最后竟擢升之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原一三军团分子，对此都至感不平。而当时在加拿大养病且死的张国焘，对许陈在中国之窜升则至感兴奋。笔者有史界友人曾访问张国熹，长谈四方面军故事甚详。我至今还保留此录音带。

5. 两个政客，分别领导两个派系，推行两个绝对相反的政策，民主代议制中，原是最正常的现象。美国开国之初，在华盛顿领导之下的大陆党，原来也是搞一党专政的。后来由于重农轻商的杰弗逊，和重商轻农的汉弥顿，两派水火不容，才分成两党，以迄于今。即将到来的二千年度的美国大选，就是这针锋相对的两党，最近一次的较量。它两党胜败之间，对我们中国、两岸之间的关系，将有不同地决定性的影响，……朋友，美国人民对不同政策的选择，可以用选票决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动刀动枪，一死数百万人呢？这就是笔者数十年曲不离口的“历史三峡”的问题了。我们从帝王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变，至今还未转到底。海峡两岸如今都还停滞在一党专政心态之上。虽然台湾今日有数十个政党，但是一党独霸的传统心态，变动甚少也。我民族要在历史上“出峡”，大致还要等四十年。

6. 国民党的桂系李、白、黄三雄在打平广西之后，也形成火并之势，其后所以化险为夷者，就是他们想到长毛的故事才罢手的。

7. 国民党的蒋委员长，也是个有名的“越级指挥”专家，抗战期间，长沙会战时，一个炮兵团忽然不见了，后来发现是被最高当局，在重庆来电话“调走了”，但是蒋的越级指挥只是个“坏习惯”而已，为害不大。不像毛的越级指挥是遍及党政军各部门，而又是有意为之，以限制下层领导的权力。其为害就大了。

四、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从半年延长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这宗人民中国五十年史中的“十年浩劫”（邓小平的结语），当时的参与者、受害者和后世史家，都一致同意是毛泽东“亲自策划的、亲自发动的和亲自领导的”，为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清除走资派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从“公社化”到“四清五反”的背景，已略如上述。它地实际的目的则是摧毁那个根深柢固的刘少奇集团，和刘少奇反极左的意识形态，而达成毛泽东绝对独裁的政治运动。

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上说，自七大以后，《毛泽东选集》之外，不许党中任何高级领袖，也出什么“选集”的。他们一律都得封起鸟嘴，在理论上、思想上，无条件的跟着“毛泽东思想”前进，可是刘少奇却是个例外。刘少奇写了好几篇理论性的着作，尤其是那蜚声世界、而被毛泽东定为“黑书”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一九五九年刘第一次出任国家元首时，《人民日报》曾以六版篇幅全载之。一时在刘上毛下的耳语声中，《毛选》反显得灰溜溜了。因此在毛的心目中，刘少奇的“黑书”，就是一切反动理论的总代表，背上之芒，眼中之刺，他非彻底除之，则食不甘味，“不吃睡药，也夜不能眠”（毛的口头禅）。

再者，刘主席在这金色的七年之中，也享尽了个人的荣耀。尤其是当他携如花美眷，于七年之中三访外国时，友邦无不以最隆重的放二十一炮的元首之礼相迎。这时毛主席如果也出访友邦，那就至多也只能听到十八九炮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刘本是一个从龙之士、开国功臣而已，如今竟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朋友，人总是人嘛，尤其是在那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时代，毛主席为着争回权位，争回荣誉，他就要持大刀、翻墙头，赤膊上阵了。朋友，相信吗？李登辉总统如在毛的位置，恐怕也会赤膊上阵一番也。

但是，毛主席显然是低估了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在他的心目中，他是佛祖，刘只是个孙行者。他如赤膊上阵，亲自出马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和他那批小鬼，至多六个月就可以解决得乾乾净净。谁知道，他炮打司令部的结果，司令是被他打死了，小鬼却不容易收拾，结果形势失控，闹得中华帝国，遍地皆鬼，他这个阎王也收拾不了，一拖十年，就变成“十年浩劫”了。

古人说，天子一怒，会流血千里，伏屍百万，这就是文革的结果。殊不知，匹夫也可一怒。他仁兄一怒，只要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也可得到相同的效果。这就是林彪后来所说的，“丘八搞不过秀才”，但是搞个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他父子、夫妻，就要采取不同的办法，来解决相同的问题了。此是后话，下节再说。

把两千万字缩成两万字的文革简史

总之，十年文革实在是人民中国五十年史中，最乱最糟、是非不明，但也是最多彩多姿、有血有肉的、留下史料最多的一段。文革十年中，在祖国一片腥风血雨，烟雾迷蒙之际，我辈避秦海外，而留在大陆的家人骨肉，都消息全无，生死不明。在一种无能为力地悲伤的情绪之下，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追踪大陆上的消息，想知道点究竟。就以笔者个人来说吧，身为图书馆员，对两岸浩如烟海的官方出版品，如数家珍，不必提了，单是红卫兵的出版品（像“新北大”、“井岗山”、“东方红”、“财贸红旗”、“何其毒也”、“斗瞿战报”等等），十年之间，就细读过五百余种。总字数，应在两千万以上吧。在蒋毛二公几乎同时死亡以后，两岸言禁大开。有深度有系统的专着，更是潮涌而出，有读书癖好的人，跟踪拜读，又已二十个年头了。

就以老友严家其、高皋伉俪合作的巨着《文革十年史》（一九八九年十月，香港万年青图书中心增订版，分上下两册）中，其故事就比《水浒传》还要热闹。我也把它当成《水浒传》，零零星星的读了不知多少遍。其它的“伤痕文学”就不必谈了。读了数千万字的史料，最后自己问问自己，文革是怎么回事呢？仍难免一片茫然。本篇就想把读过的史料，试为浓缩成数千字，向历史课室里的学生、讨论会（Seminars）中的同行，和茶余酒后、关心国事的同胞，来谈谈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就教于高明。

毛亲校三遍的《海瑞罢官》剧评

显然是经过数年实际观察和思考，毛泽东终于一九六五年初决定发动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在文革初期他只授意江青、柯庆施、林彪、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候补书记）、姚文元（《解放》杂志编委）一夥，在上海发动，他自己另在幕后指挥，暂不露面。他发动的方式就是叫姚文元主稿，写一篇书评，来批判北京副市长、名史学家吴（左日右含）所编的剧本《海瑞罢官》，说吴（左日右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要替被罢了官的彭德怀翻案。其实海瑞这个名字，没几个中国人知道也。那原是数年之前，毛氏在厕上读《明史》才发现的，觉得他是和包公一样，正直的“清官”，因而号召干部和人民学习海瑞。圣旨一出，天下从风，吴（左日右含）就承旨，写了这个剧本，由京戏名伶马连良唱了起来，一时全国轰动，好评如潮，弄得另一名伶周信芳（麒麟童），也踵起效尤，自编自唱了一番。这原是“庐山会议”以前的事，《海瑞罢官》的剧本，原来也只是一本承旨文人所写的“马屁书”，与彭德怀的罢官没屁关系。可是它此次却雀屏中选，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第一炮的炮靶。当姚文元奉命撰写此一剧评时，曾九易其稿，历时半年以上，十度派专机密呈毛公“御览”（见《文革十年史》）；毛也承认他对姚氏原稿，亲自修改了三遍，可见其用心之深之苦也。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根据后来政治局势的发展，写历史的人，就不难把毛氏发动此一运动的来龙去脉，从头说个明白了。毛的原始计划显然是先把这一运动，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揪出个既是史家、又是文理家，也是党员官僚的北京副市长的吴（左日右含）来祭旗，以发动这个“文化革命运动”。从吴（左日右含）再扩大至所谓“三家村”（与吴长期合作的名作家“三家村札记”作者，《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和《前线杂志》总编廖沫沙）；依次蔓延至其它党内外所有的走白专路线的学术权威，再升级鼓励各大中学革命师生，向各学校、各单位的领导和“当权派”夺权、造窝里反，来他个天下大乱，并乘机拿下陆定一把持的中央宣传部，和周扬的中央文化部，以及两部属下的报章杂志和广播电台，以统一宣传口径，让国内外听不到一点杂声。

毛的第二步，显然是夺取那个被彭真所盘据的、“针插不进，水滴不透”的北京市委（彭真是当时的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长），和北京地区的一切媒体，尤其是受市委控制，由邓拓总编的“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掌握好了北京这个根本重地，然后再循党的既定程序，通过政治局和人民大会，来把刘少奇隔离审查，如此，这个运动只要搞五个月，或“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就可以恢复秩序，达到四海归毛、天下太平了。这样，毛主席也就可以只做个总设计师，和总策划人，永远在幕后指挥，用不着揭开帐幕，抛头露面，自已来赤膊上阵了。

想不到，可能也是想像中事吧，姚文元这篇书评，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之后，反应冷淡，纵是毛用党中央的名义，推动全国报刊加以转载，北京的《人民日报》和华南各大媒体，则认为它立论太左，不得人心，而加以杯葛。这显然是因为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市委，和杨尚昆掌握中的广东省委，初不知此一新运动是由毛主席躲在背后，亲自发动的，并且要雷厉风行的。他们显然误认为，这只是若干极左派，柯庆施、康生者流恃毛之宠，而兴风做浪，他们也可以在必要时说服主席，而加以抵制也。这主要的原因是，毛此次所搞的，是绝对的“阴谋”，而非“阳谋”。他搞“绝对保密”的结果，连极度敏感的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对毛的这着新棋，毫无所知。党内其它高干和全国朝野，对此也没丝毫的心理准备。才有华北华南一致杯葛的情况出现。毛如一开始便披挂上马，谁又敢对他做正面抵抗呢？因此这一尴尬局面，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再者，在姚文发表之后，主席只装做同情，只表示有意发动一个文化革命运动，来加以推广之时，他还是按照党的旧体制，组织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谓“五人小组”），做为指导机构。提名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并指定彭真为组长。这个杂糅左右派于一炉的“五人小组”，竟使彭真毫无感觉，这是“引蛇出洞”的旧戏重演，也是他自己罢官、审查、坐牢的第一步。相反的，做为五人小组的组长，彭真竟认真的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在该小组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或“二月提纲”。根据这项提纲，五人小组乃把这个“文化运动”的范围，完全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去，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罢官，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样，他就保护了吴（左日右含），也把政治问题，给完全撇开了。

可是彭真这一无意的、公开的反毛安排，却激怒了暗中有意去彭的毛泽东。他终于揭开帐幕，丢掉假面具，走向前台，自己就赤膊上阵了。毛氏这一计从幕后走上幕前，为时虽短，却程序复杂。我们只能删繁就简，长话短说，那就是毛为对付彭真的杯葛，终于在四五两月，连续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五月十六日，经他自己“八次修改”之后，才抛出的一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誓师词，所谓“五．一六通知”是也。

呱呱坠地的四人帮和极左派

在这项“五．一六通知”里，和由此而演变出来的政治新形势，简单的说来，便是：一，彻底废除“二月提纲”，并把这个“反革命”文件，订出“十大罪状”，昭示全党；二，解散原“五人小组”，另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上直接听命于政治局常委，对下则直接指导文革（包括后来的红卫兵）的一切活动。并指派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组员则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他们不用说了，都是当时中国，甚或当时世界上，极左派的共产党人了。新小组成立未及两月，江青便再度窜升，代陈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后来再从上海工总司招揽一个王洪文，就形成了以她为首的“四人帮”了。

江青，这位主席枕边人，在一九六六年初本已受林彪“委托”，负责主持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穿上了军衣。如今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就文武兼资的进入党政军的最高阶层，襄赞主席爱人，来从事全党全军的改造运动了。从此领导个世界驰名的“四人帮”，权倾朝野。一帆风顺，直到主席躺入玻璃棺材，她才被捉进牢里去。

就当四人帮呱呱坠地、极左派日上东山之时，彭真这位“混进党内三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这时公开送给他的帽子），自然就相对滑坡了。为处理彭真事件，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最清楚。毛说：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见〈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四一）。

北京市委被撤换之后，彭真不久便锒铛入狱，一坐十二年，到江青也入狱了，他老人家才恢复自由。与彭同期命运被斗臭斗垮的，有所谓“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大反革命，也就无须一一交代了。

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的全盘清洗

文革初期，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之下，除人事安排向极左发展之外，意蒂牢结自然更是左上加左了。毛氏认为中共“进城”之后，把旧时代旧社会中的旧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的政策，是个绝大的错误。其结果不但是新中国的文教机关被旧知识分子把持了，其它党政军财外诸单位，没一个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有的（像彭真包庇的吴（左日右含））已经当了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例如赫鲁雪夫那样的人物（像“玉皇大帝”刘少奇），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有机会，他们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所以毛氏要在全国全党，党政军财外，中央地方各单位来个总清洗。

清洗的办法恕我们搞历史的替他老人家综括叙述一下，抓住中央，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竿到底。中央有人搞鬼，大权旁落了（这是林彪讽谏毛主席的话）。那就“号召地方来攻击他们”。党政军财外，各单位、各山头、当权派、土皇帝、阎王爷出毛病了，那就发动各该单位之内的有野心、胆大肯闹事的小鬼，造窝里反，向他们争权。对付朝野上下，赫鲁雪夫以次，一般的当权派和反动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则发动在学校读书的小鬼，“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见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对撤工作组的指示〉，载上引《思想万岁》，页六四五）。在另外不同场合，毛也一再提到，要全国学校，停课六个月，让学生“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并鼓动他们打倒一切权威，树立新权威，毛自问自答：“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见同上，页六三七，三月二十日，毛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上引严家其书，卷一，页二六。）

学生要闹事，军警一概不许干涉，放手让他们闹去，打砸抢，又怎样？只有他们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陈伯达奉命于五月三十一日代替吴冷西，接管《人民日报》之后的第二天该报的通栏大标题）。只有通过大乱，才能求大治。学生造反愈乱愈好。毛主席有解放军四百万，武装和便衣特务不计其数。他老人家可以随时的拨乱反正，有什么可怕呢？

不过话说回头，毛公对中国的高知，还是有点顾虑的。上篇我们曾提到过，一九五六年的鸣放期间，毛曾想利用高知，来帮助他整风清党，结果弄成了全国高知联合反党的尴尬局面。这次他老人家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利用高知，连大学生也不敢轻动。因此他搞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原是从中学开始的。搞出经验了，红卫兵才渐渐上了大学的。

果然，在五一六之后，红卫兵就在北京的几个中学，先从清华、北大附中来起，蔓延至北京全城几十个中学里，中学生数十万人中，迅速的出现了。

主席的红卫兵，太后的义和团

“红卫兵”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怪胎，吾人虽着书百万言，也是说不完的了。笔者在个人论史的拙着中，曾有论述清末“义和团”的长篇。在该书中，我曾反覆强调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便是六十六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红卫兵”。今日吾人来谈红卫兵，则反之亦然。毛主席的红卫兵，便是当年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一个“闹教”，一个“闹革命”。毛主席有个“四人帮”和“文革小组”，巧的是西太后也有个“亲贵四人帮”，和指挥义和团的御前小组。两者都是让读史人哭笑皆非、正反两面、永远说不清的历史大闹剧。只是论规模，则后者要比前者大出一百倍以上了吧。被西太后请进北京“闹教”的义和团，大致不过十余万人；可是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检阅前来“闹革命”的红卫兵，据说总数在一千一百万人上下，真是不可想像。这两位，一个无知的老女人，一个强不知以为知的老男人，为此，几乎都把国家民族弄到万劫不复的程度。是怎么回事呢？（参阅拙着《晚清七十年》，卷四，“义和团”。）

要回答这个历史问题，还是“气功师”说得好：“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你说他复杂，则万卷书，岂能尽意？你说它简单，也最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在一个充满不平的社会里，人心动荡，身受不平的人都蠢蠢思动，也可说是民心思乱吧。清末的社会不平，权且不谈，人民中国在解放后的社会不平（Social Injustice）并不比解放前，有什么太多的改善。因为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国贫民穷，孙中山所谓“大贫小贫”是也。中共在解放后，杀了几百万“小贫”（地主、富农），但是并没有解决几万万“大贫”的问题。加以多年搞公社化的恶政，死人数千万，做土皇帝的地方干部、党员的仗势淩人，为非作歹，黎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青少年就更有思乱之心了。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参加造反了。这在传统帝制时代，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共产党管得太紧，暴动不了，他们就只有寄望于朝中的包公和海瑞了。如今有海瑞、包公，甚至皇帝和娘娘都来领导造反，造反有理，也就管不得是造谁的反，和造反的头头是老几了。造反本身就是个对社会不平的发泄。

再者，解放后中共的工运，也只是制造一些另一种的社会不平。解放后，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了。但是真能享受统治阶级之特权的（如终身职、铁饭碗、医药保险、休假、旅游、疗养、儿女教育等等），也只是极少数、极少数、大致有几十万人的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ders）；其它几百万、几十万所谓合同工、服务工、替工和待业工，还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大家同是工人，为何有贵贱之别？这种占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的“贱民”，心怀不平已久，而投诉无门。忽然间“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听说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领导了中央文革小组，专替俺工人打抱不平，这真是俺工人阶级告御状、出头之时。成千成万工人上京告御状，蒙江青同志接见，谈到俺“合同工”的苦处，江青同志当众洒泪，人家是“娘娘”呢。同情俺工人苦命若此，你说她不是圣母娘娘、观音菩萨、穷人的救星、工人阶级的至高领袖？朋友，在这环境之下，你说江青同志只是个野心家、白骨精，“坏婆娘”（邓小平语）？江青同志也有她的革命群众和社会基础呢。

当然，社会既有其不平，大路不平有人铲，革命家、慈善家、宗教家、烂政客，和坏婆娘，也就都有他们插手的机会了。你能说只有彭德怀才是英雄？朋友，当年慈禧太后时代，一分为二的社会，也是如此呢。

不上课，管饭吃，闹风潮

总之，红卫兵的组织一经发动，立刻便如火之燎原，一发难收。读者贤达，设身处地想想看。我们都做过中学生。在我们做中学生的时代，学校忽然停课了，大代数、解析几何的习题也不要做了，英文背诵甩过一边，学校伙食免费供应，要我们青年男女，成群结队上街去闹风潮，乖乖，天下哪有这等好事？我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不山呼万岁？到后来，搞串联，出任务，调查反革命黑材料，火车轮船一概免费。有特殊任务（像出差成都去抓彭德怀归案），还可坐免费飞机，俯看秦岭、三峡、都江堰等名胜。到处有解放军招待，小将长，小将短，恭维溜须之辞，不绝于耳。身为红卫兵小将，颈系红巾，手执皮带，雄赳赳，气昂昂，好不英俊？看到牛鬼蛇神，只要一声吆喝，对方无不俯首听命。朋友，短短数十寒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劝君应惜少年时，像这样风光岁月，一生能有几年？您怎能怪我们小将，搞打砸抢之起劲哉？只是在毛主席鼓励声中，在诸小将棒下鞭下，祖国大地上，不知又平添几千百个屈死的冤魂罢了。

如在眼前嘛。当年替毛主席佩带红卫兵袖章的、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高干子弟——小美女宋彬彬，主席嫌她芳名太文雅了，劝她要武一点。果然她就改名宋要武。其后在要武的铜头皮带猛抽之下，就有六个牛鬼蛇神被要武活活打死。后来改革开放了，这个美丽的小杀人犯、murderer，曾再度改名到美国留学、结婚、流产。霜晨月夕，面对在暗处徘徊的六条冤魂，不知她姑娘何以自遣良宵？朋友，彬彬原来也是个受害人啊。关于这六条命案，法官应该判她呢？还是应判她背后的唆使犯？想到我们美丽的祖国，何以一时变成如此的鬼域世界？我们又从何说起呢？

第一张大字报

在红卫兵的大小兵团，三千五千、三万五万逐日增涨，千万个红卫兵全国“串联”，轮船火车都被他们挤得瘫痪之时，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而来。众所周知，在这数十万张大字报的领先之作，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领衔写的。聂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北大搞党十分起劲，与该校党委书记陆平有宿怨。今次“中央文革小组”改组之后，康生、江青等乃看准北大这块政治沃土，乃想利用聂元梓与陆平的恶劣的关系，在北大“点火往上搞”。聂元梓得到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乃联合同事七人，于五月二十五日贴出北大，也是中国的，第一张向上级领导造反的大字报，质问：“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是北京市委中陆的上级领导，彭则是陆在北大的同事校委。在共产党的体制中，“下级服从上级”是有其铁的纪律的。犯上做乱，向为党纪所不许。加以聂在校中声誉本不好，而宋、陆等又不知聂与新“中央文革小组”的秘密关系，乃发动全校各单位遍贴大字报加以反击，一时北大校园之内，一片字山报海，掀起了文革期间第一阵大字报大辩论的狂潮，而聂同志则眼见势有不敌也。

中央文革一见大事不好，乃夤夜将聂氏大字报原文，报向在西湖刘庄度假的毛主席。毛即下令公开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强制接收改组了的《人民日报》上，聂文乃在翌日该报上以通栏标题，与上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时刊出。一时真相大白，北大全校，乃至全国的形势顿形逆转，原在下风的聂元梓，一夕之间就变成北京大学的“老佛爷”了。随之，便是一阵狂风暴雨，北京城就是造反派的天下了。所有各机关、各学校的党委领导，都变成冲击对象而摇摇欲坠了。……在同一个北京城，六十六年前曾是义和团小将们的天下啊。

“工作组”问题始末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见大势失控，二人无能为力，乃联袂飞往杭州请示，扳请主席回京坐镇，为毛氏拒绝。毛嘱咐二人回北京安定大局。这样才出现所谓派“工作组”问题。原来按共产党办理一般党务的传统，遇有大事，都由党的上级指派“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就地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此次刘、邓依照老办法，乃由留京中央常委一致通过派“工作组”进驻北大、清华等重点学校。盼将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动纳入正轨。刘少奇为慎重其事，竟把自己的夫人王光美也派为驻清华的“工作组”成员，以了解下情。可是，这时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学潮，大家揪斗原在校中作威作福的当权派，大造他们之反，正在起劲之时，忽然中央派来了工作组，大泼其冷水，就激起众怒了。闹学潮就必然会出头头，后来的天安门事件，出了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头头，这次在中央文革小组，公开和秘密的煽风点火之下，清华北大就要产生司令了。果然，清华化九班就出了个与王光美正面冲突的蒯大富，蒯司令了。蒯司令其后极盛之时，曾拥众数千人，终至数万人，甚或数十万人，一时风头之健，实非后来的柴玲、王丹可以望其项背。

笔者在个人拙着里，曾一再强调：“天下无不是之学运”。那么我们对蒯司令这种学潮，如何评价呢？曰，是是非非。盖共产党是个极权政党，一党专政，老子独大。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大学中搞老子独大的领导，搞久了，很少不是学阀的。可是这些学阀所面对的，却也是一批趾高气扬、小子独大的小学阀、大学生，特别是清华、北大这一级的大学堂，有志青年，一旦考入这种学堂，哼！老子将来不是江泽民（中大、交大），也是朱熔基（清华），你这个作威作福的小小校党委、老学阀，算个屁。老子能斗你一下，就请你“坐坐飞机”。毛泽东也就是掌握这种群众心理的九段高手，面对此一情况，真是得心应手。

本来这种目空一切的小臭老九们的心态，也没啥不正常。笔者在中美两国都参加过学运，实在觉得全世界小臭老九，都是一个娘生出的。只是北大造反派，最后竟把陆平的母亲埋在冰雪堆中，活活冻死，这就不是人类的行为了。他们为北京大学光荣的校史，写上最可鄙可悲的一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就在这个“工作组”和蒯司令的红卫兵斗得难舍难分之际，蒯司令终于力有不敌，被捉将官里去，而刘、邓两司令，也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之时，忽然晴空霹雳，毛主席于七月十八日，在畅游长江之后，突然返回北京，未待刘、邓有机会申诉，毛即公开申斥工作组为反革命组织，并立即加以撤除。恢复蒯司令自由，并放手让闹事的学生闹个够。一时北京城内，欢声雷动，数十个中学的红卫兵，和各机关的造反派乃应声而出。刘、邓亦一时手足无措，盖他二人亦不知毛搞起这个运动，究竟所为何来也。

为扩大此一红卫兵运动，毛乃于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正式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会中途，八月五日，毛氏忽然在中南海贴出一张他自已亲撰的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下一直藏身幕后三四年之久的毛主席，至此终于赤膊上阵了。在此之前数日，有人问刘，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少奇还在感叹地说：“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在此之后，则黑白分明，正如邓小平自我检讨时说：“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参阅《文革十年史》，上，页三七、一○二）

这一下好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就阵线明朗的表达出，它是个“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中央全会”。至此全党全国也和刘邓本人一样，才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干掉刘少奇，如此而已。以后大会决议，有规范红卫兵活动的“十六条”，就不必多费笔墨了。

文靠陶铸，武靠林彪

由于毛的赤膊上阵，有许多人民政权中的不解之谜，一下都豁然开朗了。例如陶铸的升降，和最后的被迫害至死的这一谜团，写历史的人就不难解开了。陶铸（一九○八—一九六九）这位湖南学徒出身的黄埔五期生，是个允文允武的领袖人才，和笃信马列的共产党员。他和林彪一样随着共产党出生入死。国共内战期间，陶原是林彪四野的骨干，解放后文革前，陶已历任广东省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等方面要职，有南天王之称。

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计划发动文革时，陶调职中枢，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六年六月，陶又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陆定一被打倒之后又兼宣传部长、文革小组顾问，有权指导文革小组的一切活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陶又蒙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跃升为毛林周之下的党内第四把手，可见毛对他期望之切，和倚畀之深。显然的，毛在炮打刘邓之后，希望提拔陶铸和林彪，一文一武，彼此牵制，为他大举推动文化革命的哼哈二将、肱股大臣。这一现象极其明显，毋待赘述。不幸陶氏正是司马光所称述的，“德胜于才”的一个方正之士，既不像二把手林彪，主动走向极左，甘愿做主席的打手和鹰犬；他也不愿师事三把手周恩来，对毛氏无条件的驯服。陶铸自有其个性，不愿指鹿为马，将非做是，因而他对极左派江青，和文革小组成员的言行，每每不能同意，反而对刘、邓时有宽恕之辞，以致与文革小组唱其反调，而激起文革小组发动群众，来打倒这个“叛徒”、“保皇党”。揪陶批陶运动逐渐升级，直至把陶铸与刘、邓同列，一齐打倒而后已。纠纷拖到一九六七年初春，最后轮到毛泽东自己来落锤定案了。显然的，毛认为陶铸不识抬举，既不能引为朋友，就必然要打为仇人。在那个毛泽东年代，一旦被列为仇人，那就非置之死地不可了。毛的结语是陶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人，只有让红卫兵去解决他了。红卫兵应声而来，陶铸就由失去自由而失踪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六十一岁的陶铸被发现死在合肥。屍身无人能辨识，因为上面只有一个号码。在陶死的十八天之前，刘少奇的屍体也在开封被发现，也是无人能识。陶比刘小十岁，但只比刘多活了十八天。

林彪大唱个人崇拜的独脚戏

文化大革命中，陶铸这幕小小的插曲，表面看来无关痛痒，其实关系大矣哉。因为从各项史实看来，毛想把他自己的权力声望，和个人崇拜，推到巅峰，他原先的设计，是让陶铸、林彪，一文一武，来合唱其“对口相声”的。陶铸半途罢工，终于被迫害致死，这台对口相声就唱不成了。最后由林彪来独唱，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林彪这位中华五千年史上都难得一见的名将，岂是个省油灯？他眼见彭德怀、刘少奇、彭真、陶铸、罗瑞卿……等人的可悲下场，他能心中没有警惕？朋友，这只是个常识嘛。你我读史者、看戏人，都看得很清楚，何况这位最会搞“知彼知已”、“虚虚实实”、“兵不厌诈”……的历史上的“名将”？

林将军原是个“病号”。据说他怕光、怕水、怕风，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我的朋友、美人张宁女士，对他就有最直接、最深刻的观察。看他老人家风烛残年的样儿，他绝不可能是个搞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他是在退休养病的状态中，被毛主席徵调到庐山上去接替彭总的。自此骑虎难下，就欲罢不能了。

林彪的另一不幸，是他娶了个受过高等教育、而本质上是个泼辣无知、却野心勃勃的老婆，简直和汪精卫的陈璧君一模一样。更可叹的是林彪的两个子女。他二人为爱护爸爸，而走上了对立的路线。立果是个北大毕业的硬汉子。眼看毛公对爸爸的玩弄和压制，他气愤填膺，就要搞“武起义（五七一）计划”，来加以反抗。立衡（豆豆）是个柔弱的好姑娘，她看不惯她母亲叶群那女光棍的作风把父亲推入绝路（和陈璧君逼汪精卫做汉奸一样），她转而乞怜于周恩来，请周总理来保护父亲……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他们这对小青年，怎能搞得过曹操和诸葛孔明？下节再说吧。

总之，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在“十六条”的号召之下，全国红卫兵数百万人，一哄而起。大家免费旅游，南征北讨，全国“串联”的最高潮（和当年的义和团小将们一样），便是奉召进京，受毛主席亲自检阅，“闹革命”。果然在一九六六年秋季三个月之内，毛主席八度亲自检阅红卫兵，前后达一千一百万人之多。这些如潮似水、蚂蚁蝗虫一般的红卫兵小将、小义和团、小长毛……把个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他（她）们一见毛主席出现，无不涕泪交流，把“毛主席万岁”、“破四旧、立四新”……各种革命口号，喊破了嗓子。火星上如有居民，火星也会听得见……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也因此打破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纪录，而达到巅峰状态（这时笔者有个十一岁的小外甥也在芜湖“失踪”了，把他父母急得半死，原来他也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去）。

这次史无前例的红卫兵运动的“总司令”，不用说是毛主席了。但是总招待、总指挥、总提调却是新近窜升党的“第二把手”的林副主席（刘少奇这时已退居第八位）。林彪不是个狂热的人。他对毛内心原是深恶痛绝的。他这次搞毛的个人崇拜，搞到如此狂热的程度，显如美谚所说的“搞不过他，就加入他，和他同流合污”的结果。

没个陶铸做夥伴，在这场搞毛氏的个人崇拜的舞台上，林彪就只有大唱其独脚戏了。毛之发动红卫兵，志在驱刘，后来刘一旦被驱，接着毛林之间的直接冲突就无法避免了。毛对个比较忠厚老实的文人刘少奇，都不能容忍，刘去林来，林比刘要诡谲得多，而又手握兵符。刘垮之后，毛之不能容林，而林为着自卫，势必用尽各种解数来反制，二人之间又没个第三者（像陶铸）足以牵制和缓冲，则治丝愈棼，就不堪设想了。此是后话。

刘少奇主席之死

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展至此。驱刘诛刘，已经沦为次要的问题了。在帝制中国的传统里，和现代极权国家的政争里，像刘少奇这样的政敌，一旦失败，都很少有寿终正寝的先例。毛对他一定要斩草除根，免留后患。刘在发现自己对毛的驱迫无法抗拒之时，曾访毛要求辞职，“还乡务农”，毛只微笑，要他读书学习，不许辞职。毛之驱刘诛刘，至此已不是问题。问题在采取何种方式而已。刘毕竟是国家元首。他一未违宪，二未违法违警。毛要动用军警法院，面子上都无法交代。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就只好动用红卫兵了。

毛是熟读古书的人。他在《史记》和《通监》里就学到了无数政治权术，而能活学活用之。《史记》〈匈奴列传〉里就有一则故事：一位单于王子想阴谋篡位，乃养了许多善射的死士。他训练他们，他自己射向何处，战士就一致射向何处。一次他把箭头射向自己的爱马，众箭齐发，就把自已心爱的马给射死了。另一次他又把箭射向自己的爱妾，众箭随发，就把爱妾射死了。最后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他把箭头射向老单于，众箭齐发，就把老单于射死了，他就继位做小单于了。

毛主席也有个许世友，主席指到哪里，许就打到哪里。但是以许驱刘，对全党全国，面子上无法交代，万全之策，毛公就决定使用红卫兵了。毛始用红卫兵斗杀高知吴（左日右含）、翦伯赞、老舍等人，都如响斯应。再用红卫兵斗彭德怀、贺龙等老帅，也得心应手，再升级，就可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了。

前已言之，在毛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出之后，群众随之大搞其揪刘批刘运动，已如野火燎原。在毛氏纵容之下，批刘群众乃迅速扩大。至毛氏贴大字报一周年时（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曾有三百万人集会庆祝，“誓师”声讨。中南海内外亦聚集数十万群众，呼啸批刘。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宅内外的红卫兵千万人则正在以最难堪的方式（如“坐喷气式飞机”和拳打脚踢），分别揪斗刘陶两对夫妇。刘为着“扞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曾手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愤怒抗议，然究有何用？总之，从是日起，刘夫妇、子女均遭分别拘禁。刘则被关入中南海中一间囚室，日夜遭受红卫兵对身体和精神不断地磨折和屈辱，终至百病丛生，瘫痪在床，而奉命来医治和“抢救”的医师和护士，为着自保，在施诊之前，均要对刘辱骂殴打一番，然后，才打针服药，也是药石乱投。刘被折磨殴辱至两年之久，其遭遇之惨绝人寰，史家执笔记之，有不忍卒书者。至一九六九年冬，刘少奇已被磨折成一具活的骷髅，奄奄一息。毛显然不愿让刘少奇死在中南海，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刘少奇这具活的僵尸，乃被专机送往开封，关入一幽闭小院。在这小院中，刘的生命又拖延了二十七天，在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时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终于抽尽最后一口气，孤独地死去，时年七十一岁。当他的遗体被送入火葬场时，工作人员发现屍身上的名字叫“刘卫黄”，职业栏填的是“无业”，死因是“烈性传染病”（参见《国史全监》，卷四，“刘少奇冤案经纬”，页四一四四—四一五八）。邓小平则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底，由专机送往江西劳动。周恩来闻讯乃密电江西当权派，严嘱善加保护，差免一死（见《细说周恩来》）。陶铸命运，大致与刘相似。一九六九年冬他被秘密囚死于合肥时，屍身上挂的假名，则为王河（见同上引《全监》，卷四，“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页一一五八—一一六○）。

九大前后的毛林暗斗

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原是自清君侧，尤其是搞垮刘少奇。由于刘集团在全党全国潜力深厚，不开无把握之会的毛泽东，就执意破坏党章，拒不召开中共的“九全大会”（大会应该五年召集一次）。直至一九六九年，刘集团和刘本人都已奄奄一息之时，毛就决定召开“九大”了。可是林彪这时已代替了刘少奇窜升为全党第二人。手握兵符的林集团，可比刘集团更可怕啊！九大中如何安排林彪，因此就为毛氏腹案之中（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主要的矛盾”了。

从林彪的一方来看，“诡计多端的林秃子”（这是红军老帅们对林彪一致的评语）岂不知道“狡兔一死，走狗必烹”的古训？他在“九大”中何以自卫？自然也是他心智中的第一要事。因此，毛、林二人各有腹案，都不能明言，两方就难免于“暗斗”了。关于毛、林这一计暗斗。大陆史家（包括老友严家其夫妇）几乎都一致诅咒秃子叛党叛国，最后一家灭门，死有余辜。他们对四人帮的兴亡，也是持相同看法的。

可是我们在海外，隔洋观火，却认为这一看法是“吠非其树”。狗儿追猫，猫儿跑得快，一下就跑到树上躲藏起来了。狗儿未看清楚，不知猫儿上的是哪棵树，往往向无猫之树仰首大叫。洋人看得好笑，因而有此洋格言叫“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其实“林、四”都只是毛主席的两颗棋子、两头狼犬（江青同志早已公开承认她是主席的一条猎犬）。如今狼狗咬死人了。狗主无罪，警察只把狼狗拉上法庭，判无期徒刑。这样判罪，对狗儿就有欠公平了。上引宋彬彬小姐这个美丽的杀人犯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彬彬也是受害人。教唆犯才是主凶！

中国共产党的“九全大会”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在毛主席的政治日程里，这个会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之会也。“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既定目标，都已达成了。如今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但是在这一新时代里，它有“五年文革”所制造出的新生事物要加以落实，它也有“十年浩劫”中途所发生的新问题和后遗症，要加以处理。

新生事物大致可以列举的盖有如下数项：第一便是毛泽东的“绝对威权”（Abso露te Power）之建立。文革之前，这位开国之君，已享有至高之威望。而绝对威权，全党全国再没个人敢对他说半个“不”字，则是文革后期的事。因此在一个全国无片纸之法的大帝国里一切的军政大事，都以他的金口御言为断。他的片纸只字、一喜一怒，都是法律，也都是全国政治气候的风向。可惜（也是可叹可喜吧）他老人家已渐入暮年，“老王晏驾”可期。宠臣、佞幸，固在准备接班；敢怒而不敢言者，也不无“看尔横行到几时”的乐观期待。因此这个一千五百人的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举凡毛氏极左的意蒂牢结，什么阶级斗争、不断革命论，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所推动的四清五反、文化革命等等实际工作成果（如肯定刘少奇为“内奸、工贼、叛徒……永远开除党籍”），都一概落实。

再者，为酬劳有功，在修正了的“新党章”中，也破例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根据后来党史家的观察，这篇新党章删去了党员权利的条文，只有党员义务的条文，“党员处于无权利之地位”。新党章内也“没有了丝毫党内监督”（见《国史全监》，页四一七五）。因此九大虽然很成功，但也制造了新问题。

公平处理“九．一三”

对“九大”所制造出的新问题，不吃睡药就昼不能眠的当然还是毛主席自己。罢掉个彭德怀，突出个刘少奇；搞死了刘少奇，又换上个林彪，并且写入党章。这在毛公“不断清党”的安排之下，简直就是王小二过年了。为免养痈成患，毛在九大结束之后，立刻便做出收拾林彪的安排。地点还是选择了收拾彭德怀的庐山！

现在我们还得回头看看九大。九大原是结束文革的论功行赏之会。而在文革中，全力襄赞毛公，不惜自身毁誉的，原有“林、四”两组势均力敌的鹰犬。九大论功行赏时，所有党政军要职因此也就由这两组人马分担了。且看下列名单：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唯一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笔划排名）、陈伯达、周恩来、康生政治局委员：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按简体字笔划排）

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在这群统治中国要人的名单里，除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等备位元老，和毛公的公安系统中的康生、谢富治、汪东兴以及许世友、陈锡联两位原是张国焘归属的军区司令员之外，就是林四两派的天下了。林四原是同林鸟，是一个动物园饲养出来的鹰犬。现在毛主席可要把他两派分开来互斗一番了。

设置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是非

显然是为解决林彪问题的“九届二中全会”，是在一九七○年八九月之间（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六日）在庐山召开的。主要议题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在修宪的消息中，毛曾一再明言和暗示将不再设置国家主席。这显然是防范林彪的第一着棋，因林彪和其夫人叶群，尤其是后者，早就有志及此。以故在二中全会开会之初，毛立即作此声明，而为林彪所反对。林认为一国不能无主，因此力劝毛公回任国家主席，毛曾六拒其请。斯时身为政治局五常委之一的陈伯达，竟然也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个元首，林党中人，自黄永胜、叶群以下也一致附和。

二中全会时，林彪还有个罪状叫“天才论”，那显然也是个欲加之罪。林彪从江西时代起，就是毛党的骨干。在西柏坡时期，王明就是因为有暗结林彪、挖毛公墙脚的嫌疑，为毛所痛恨。王明其后不逃往苏联，下场不会比陶铸更好。国共内战末期，林彪主宰东北，毛主席曾有“关以外，将军主之”的名言。将军将百万之师，未辱君命也。

“文化大革命”中，毛引林彪为第一号打手，林彪也是“主席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的愚忠人物。为毛背黑锅做代罪羔羊，血债如山，为全党全国所痛恨，至今未已。然对毛未辱所命也。

举世皆知的毛主席的“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三个天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也都是林彪炮制起来了，叫了多少年了。主席老人家，一直被叫得飘飘然呢。怎么文革刚结束，狡兔尽死、走狗待烹之时，一下都变成罪状和“屁话”了呢？（毛告诉美国老友斯诺之言。）毛公这一逆转，使读史者都不能理解，首当其冲的林氏夫妻父子，对这个B—52的翻脸不认人的狡诈，就恨入骨髓了（注：B—52是一种美国重轰炸机，林立果用做毛的代号）。

极左派军师陈伯达的下场

毛主席为警告林彪这个军人集团，不得妄窥大位，乃先捉起一个秀才陈伯达，以杀鸡儆猴（毛说，这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林系全班男女都被迫做口头和书面检讨之后。大会刚散场，陈伯达就以反革命大罪锒铛入狱了。

陈伯达（一九○四—一九八九），福建人，曾任教授，为一留俄归国的老共产党员，抗战期中去延安，做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长于写作，有“夫子”和“理论家”之称。解放后随毛流入极左派。五十年代中期，毛氏大搞公社化时，“人民公社”这一名词，便是陈伯达发明的。文革发韧时，那项极左文献“五．一六通知”的原稿也是陈氏的杰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陈氏迅速上升，至为全党第五把手（陶铸当时名列第四）。九大中，陈再次擢升，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名次竟与周恩来相颉颃，甚或有以过之，实为陈一生搞党从政地位之最高峰。孰知，在上述二中全会中，偶一失言，竟于一夕之间，从琼楼最上层跌入谷底。这时党中央亦发动全党“批陈”，来势之猛，不在批刘批陶之下也。其实毛之原意显然是以陈代陶，制衡林彪，而陈未能善体上意，致沦为陶铸第二。批陈事小，其作用（且用个台湾政治术语）盖为山雨欲来之批林运动“造势”也。我国古法家有言，“用智莫如乘势”。形势比人强，大势所趋，虽千万人吾往矣。毛公当国二十八年，无年无月不在搞运动，然无一运动，不从“造势”开始也。如今批林之势已成，尤其是毛氏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后，又决定“南巡”吹风，公开批林。看趋势风向，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召开，必为批林整林之会。届时林彪夫妇和林系人马，势必亦步亦趋走上刘少奇、陶铸的绝境！

小舰队 vs B—52

这一来，林氏父子才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为着冲开毛主席所布置的天罗地网，二十七岁的林立果，竟自做聪明的，于一九七一年三月夥同他在空军总部里，几个副处长级的青年同事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由于执笔草拟了一份搞武装政变的计划叫““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就是“武起义”的谐音（全文见上引《全监》，页四四五一—四四五六）。同时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执行此计划的小团体，叫“联合舰队”。这一名称是立果看日本电影所得来的灵感（见《文革十年史》，上，页三四四）。

立果乳名老虎，是林彪、叶群的儿子，一九六五年他二十一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即由林彪介绍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低级职员，二年由吴介绍入党，三年被擢升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由于林副统帅的关系，司令员以下的各级领导，对他都奉承备至。军中因有“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的顺口溜（见《全监》，页四三六六）。

立果是个很标准的“高干子弟”，气大才粗，目空一切。但他也确是个很杰出的北大毕业生。此时他父母为他寻找异性对象，一时传为“选妃”，轰动全国。最后竟然找到一位绝代佳人，文工团员出身的张宁小姐。张宁曾把他二人的哀艳故事谱成专书，笔者曾应约为她写了一篇长序。有深入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也。

但是他此时不知轻重，要以他那支“小舰队”，来对抗那无坚不摧的B—52，那就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了。原来毛主席在“批陈”高潮之中，宣布了短期之内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后，乃决定专车南巡，安抚四方，稳定阵脚，使两会开来万无一失。主席专列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自北京开出。携有名厨、美女、医师、护士、随员、警卫和羽林军八三四一部队数百人，浩浩荡荡，直趋武汉。沿途戒备森严，各省文武百官，恭谒请训，请圣安如仪，这皆史有前例，远自秦皇汉武、隋炀帝，以及康熙爷、乾隆爷，六下江南，七下江南，故事哪里说得完？如今毛皇帝下江南，熟读史书的人，都不会大惊小怪也。

毛主席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绍兴、上海都分别驻跸，召见各省督抚、文武百官，或安抚或警告，各取所需，在一片万岁声中，毛特别提出林彪近年所犯的错误，以及他自己和“中央”，如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菩萨心肠。毛亦庄亦谐地说他用尽“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一切方法，削弱了林彪集团，以暴力或以和平转移方式夺取国家政权的一切阴谋。暗喻文武百官，莫再对林副统帅存丝毫幻想，自取灭门之祸！

毛这系列所谓“南巡讲话”一出炉，立刻有人报告在北京的总参黄永胜，黄立刻转报叶群、林彪。老虎自然也立刻得报，他就要立刻发出“动员令”，要他的“小舰队”立刻向B—52开火了。在开火之前，他显然要老爸写张手令，以俾号令全军。果然林副统帅就在九月八日，写了一张手令曰：“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是林彪生前搞武装政变，唯一的第一手证据，而这证据是他逃离中国前五天才写的。

“何以在逃亡前五天，才决定搞武装政变？”严肃的读史者不免要问。

我们的观察是林彪生前对于搞武装政变，始终是犹豫不决，直到最后已无可挽回之时，在老婆和儿子的催逼之下，才匆匆地写了这十四个字。我记得汪精卫对做汉奸投日，也始终是犹豫不决的。直至木已成舟非干不可了。陈璧君再逼问他，不能再“反悔了”。汪才说：“决定了，决定了。”林彪的“决定了”，岂亦如此哉？！吾不知也。

刺毛的闹剧和林彪之死

关于林立果的小舰队刺毛的闹剧，我的中西朋友和学生们，都把它当成侦探小说来看。亲毛的总会诅咒林彪父子如何叛国反党，这样，那样……；恨毛的则慨叹这样那样，棋差一着，如何可惜可恨云云。笔者喜读史书，阅人多矣，从不做此想也。因为林立果这几个毛头，能把老毛杀掉，岂不把早年的蒋委员长气煞哉！蒋公当年出了天文数字，二十五万银元的赏格，要购毛之头而不可得。其后想杀毛的世界仇人，会少于一百万？而毛之头无恙也。你这几个毛头，有若是之本领，能把毛公宰掉哉？不怪自家无见识也。

予亦尝细玩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觉得它只是童子军帐棚之内的一种露营笔记，哪能算历史文献？写这样历史文件的去乱搞杀人的政变，只能算是自杀了。果然在上海刺毛不成，被毛漏网而去，专列一溜烟便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安抵北京。立果得报，不得了，毛主席马上就要抓人了，林氏全家乃匆忙逃窜。这一情况不是不可预料的，为啥不早为之计呢？立果这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害了他全家，也害了美人张宁！

再者，林家于十二日深夜十时半从北戴河赶往山海关机场的情报，是林立衡（豆豆）告密的。豆豆与其母叶群早有矛盾，与其弟立果亦不协调。她向周恩来告密，恐亦非一朝一夕之偶然事件也。林彪对他一家四口的矛盾都掌握不了，遑论党国大事。

还有林家匆忙逃走时，他的卫队曾奉命阻止，而晚了一步。他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也在半途跳车，并与立果开枪互击，凡此皆可说明，林彪的逃跑，非正常的逃跑也，而是一种变相的“越狱”。他们林家在“中央”不动声色的严密监控之下，早已身在牢中矣。不自知耶？抑是知亦无可奈何耶？!

记得大陆上有一位前高干朋友告我说，你们在海外说俄国是铁幕，中国是竹幕。告诉你，我们毛主席的中国是个“铁桶”！吾读史至林彪逃亡记，才粗谙吾友之言的真意。

总之，林副统帅那架二五六号三叉戟，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零时，从山海关空军机场于黑暗中冒险起飞。一机八男一女，却未带领航员和足够的汽油。周总理接报，曾用传呼电话，向该机呼叫，劝林氏回头是岸，未闻回音。该机终于淩晨一时五十分穿越国界飞入蒙古。当周总理以此消息报于毛公时，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谁知他此去未到四十分钟，约在二时三十分，三叉戟就坠毁于外蒙的温都尔汗。曾经显赫一时林副统帅的一家，就机毁人亡了。

林氏坠机后，欧美曾盛传，林彪在瑞士银行存有私人存款美金四百万元。此消息的正确与否，就要看人民政府将来开放的国家档案了。

毛周双亡的历史意义

林彪死后，毛周二公也只有五年好活了。二人皆身罹绝症。走入历史朝夕可期。四人帮虽一帮独大，还在兴风做浪，然张春桥、江青那一套，比林立果的“小舰队”高明不了多少。这一群小猎犬，虽然还在仗主人之势，狐假虎威，继续搞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希望干掉周公就可以向毛公接班了。毛泽东虽也有意去周，以扶植老婆接班为武后、慈禧，然强弩之末，尸居余气，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四人帮没个老头子做后台，兴风做浪，就是自取灭亡了。

笔者在不同的拙着里，都曾一再说明过，在毛泽东政权里，周恩来是个“政治建制”（Political Iitution），代代承传有人（事实上，周死之后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乃至今日的江泽民、朱熔基，都是接周氏衣钵的）。古人所谓“五世其昌”也。而毛则是个独夫，人亡政息，一世而斩。

毛是个熟读古书之人，他似乎也看到这一点，虽然角度不尽相同。毛虽有意栽培寡妻，但他也觉得四人帮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爱莫能助。溺爱之反足以害之。毛的角度是他的老经验：“枪杆出政权。”解放军是政权之本。但毛也极为清楚，他警告四人帮说：“我活着，解放军跟我走；我死后，解放军跟老帅走。”

因此他活着的时候，要把老帅杀光（像朱元璋那样），才能传妻。但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杀掉三个——彭德怀、贺龙、林彪，已筋疲力竭了。还有七八个（包括二野政委的邓小平）未杀掉，老婆哪能接班呢？——可叹的是无知的四人帮，乃至后来凡是派的头头华国锋也不明此理，因此一个个都被“老帅”们消灭了。所以林彪死后五年（一九七一—一九七六）直至毛周双亡，中共政权走向一个“反高潮”（Ai—climax）的灰暗时期，不值得再过分浪费篇幅了。故事就说到此处为止吧！

汉末的十常侍．明末的魏忠贤

最后，读者们或许还要问问我们搞历史的，对文革，甚至毛政权整体的评价。这是一本大书，一言难尽。我们只可说毛政权最后二十年，不但搞得死人数千万，文物财产被他破坏得无法补偿。最糟的还是他把整个中国弄到廉耻丧尽，是非全无，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我们肯定在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中，毛泽东政权，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但是在两千年帝制传统里，也只有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才差可与毛政权相比吧！乞读者教之，为幸。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于美国加州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二期

1.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氏固然自觉这一“运动只搞了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就可以结束了，见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北京（？）出版，页六五八。毛在其它接见外交场合，也曾提过有关六个月结束文革的估计。

2. “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在一九六六年都是全世界媒体上的大新闻。而全世界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都苦于无法知其全文，正好有个原在北京学习的日共党员，他在北京街头花了两分钱人民币，买了一份铅印本的“二月提纲”，当他返日路过香港时，发现国际媒体和美国特工，都想抢购此一文件。谁知这位日本共产党原来是个走资派，他乃提高价钱，和购者讨价还价，最后据说被一美国人以两千美元的高价购去。那位老美可能以更高价格，转手出让，亦未可知也。

五、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在上篇我们曾略叙“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和它的前因后果，一言以蔽之，它的“前因”便是毛刘两主席的权力斗争。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二人之间，也有思想问题的隔阂（毛是个疯狂的极左派，刘则是个比较务实的社会主义者）；但是思想的问题，他二人是可以用理智来协调的。只有权力斗争，才会弄得非你死我活不可。毛泽东显然是有感于自己的大权旁落，非要向刘少奇把政权党权，全部夺回来不可。这分明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目的。这个结论，不特是海外隔洋观火的历史家和政论家，几乎完全一致的看法，纵是在大陆上，身历其境者的认知，也是大同小异的。文革后不久，一位“毛主席的小同乡”，湘潭籍的省级高干，就曾向返湘探亲的我的朋友任先民、何庆华夫妻教授自豪地说：“我们湖南两位主席斗一斗，中国人民死了几千万。”（见何庆华着，《红星下的故国》，页二四六）其实这不是某一省的高级干部的看法，全国各省人民的意见，几乎无不皆然。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刘是服输的。他曾向毛告饶乞命，请求老同学、老同志、老同乡、老朋友高抬贵手，饶他一条命，好让他“返乡务农”，但毛氏杀之，甚至非残杀之不可。绝不心慈手软也。可是关于毛对刘的残酷杀害，到目前为止，大陆上的官私史家，很多都还把这一笔血债，上在“林四”的账上，而不及于毛，这分明是为尊者讳。他们何以如此呢？其原因盖有二端。第一是，大家现在都还在靠毛的遗产吃饭，不能不饮水思源。第二便是，三千年来，“天皇圣明，臣罪当诛”，这个崇拜权威的“酱缸文化”还在继续做邪。在我国史上，帝王专制时代，“海瑞骂皇帝”，三千年来，只此一人也。因此一般史学家，纵在转型末期，思想上硬是出不了“三峡”。我们说，毛泽东的政权是“帝王专制传统的回光返照”：如今改革开放又已二十年了，中国历史哲学的发展，仍然未能完全脱离其老窠臼也。但是，朋友，稍安毋躁，一个崭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已近在眼前，那才是真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这也是个任谁也逆转不了的历史上的“必然”啊。中年以下的读者，自会目睹之也。

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呢？那就是“林四”助纣为虐者，恶有恶报，与纣同诛也。不过林彪元帅之惨死，与贺龙元帅与彭德怀元帅之惨死，有异同乎？曰，其死者一也；其“惨”者，亦无殊也。然在今日大陆上官私史家（包括我的老友《文革十年史》的作者严家其、高皋伉俪）笔下，则有君子小人，圣贤禽兽之别，何也？贺彭两元帅之惨死，死于冤狱，死于奸臣秦桧之手，故国人悲之。而林元帅，则是助纣为虐，指鹿为马的赵高也、李斯也；恶贯满盈，死有余辜，故国人恨之也。可是，朋友，您如置身于巫山之巅，俯看三峡中之孤篷危舟，他们同是被暴君船长，投入激流险滩之受害者也。被投落水之方式，虽各有不同，而受害则一也。形势比人强，圣贤禽兽之别，君子小人之辨，史家落笔，能毋三思？

“四人帮”只是几个黄门佞幸

至于“四人帮”的作用，在今日人民政权的历史纪录上，虽然是被过分的强调了。其实他（她）们（在中国传统史学上）只是一个好权、无知而泼辣的皇妃、才人、美人，窜升皇后，夥同三个黄门佞幸，被她的爱人皇帝，蓄为鹰犬，纵容他们去咬人伤人罢了（事实上江青也是以此自况的），但是他们“狗仗人势”伤人太多，一旦老皇晏驾，他们就必然成为过街老鼠了。其实归根究抵，鹰犬有罪，罪在朕躬也。把这小窝鹰犬，扩大成政治上一大夺权的“帮派”，强调他们的罪恶，以之做替罪羔羊，好为他们的主人公的恶行开脱，就不是春秋之笔了。

记得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毛公在大陆上“崩逝”之时（“崩逝”一词是前一年蒋公在台湾死亡时，国民党所使用的名称，今姑借用之，亦是帝制传统“回光返照”之一例也），有一位川籍教授电话告我曰：“我今后中国将是“女主当权”了。”我曾断然的说“绝不可能。”彼询其故，余答曰，搞历史的人只能根据既往的史例，对现实政治，做抽象的推测，不能学预言家做具体的论断也。数周之后，余又接教授来电说，你这个“铁嘴”说对了，江青被抓起来了。其实我当时对“毛泽东的老婆”前途的看法，只是觉得她和“袁世凯的儿子”一样，二人都没有继承大位的“历史条件”罢了。“袁太子”的故事，吾固熟知之矣。至于“江皇后”的下场。吾则但知其不会有好结果而已。想不到她夫人武后未做成，却做了杨贵妃也。他袁江二人，一男一女，前一个谬为个人的野心而害了爸爸；后一个则为丈夫刻意的栽培所误，捞过了界，而害了自己。袁克定，这个纨裤子，在历史上算老几？不足论也。江青这个坏婆娘，又何足道哉？因此笔者在上篇论文革的拙稿里，就只谈到林彪一家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为止。为节省篇幅，原拟把“四人帮”的故事，一笔带过，就不再多提了。

可是事后细思之（也有读者好友们建议），这点篇幅省不得。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覆灭，还是应该扼要的说一说才好。朋友们的理由（也是笔者自己的想法），认为毛泽东的死亡是中国历史上“告别帝制五千年”的一个“句点”。历时两百年的制度转型地、二次方程式曲线中的一个分水岭。这个Bye bye的故事怎能不郑重的提一提呢？再者，从读者的观点来看，大家也希望多知道一点，新旧时代交替地关键时刻的历史嘛。言之有理，笔者就决定把“小平中兴”的故事，拖一拖，先来谈谈这个帝制的“终点”，和今后千百年“民治”的起点。这个“终点”和“起点”，都决定于毛公的最后一口气。现在且让我们看看，他这划时代的一口气是怎样断掉的。

强弩之未，专制尾声

毛泽东之死距今不过二十余年，他老人家最后的岁月是怎样地度过的，集权政府保密虽严，但是中国毕竟是个超级大国，而毛公又是个世界史上的超级要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保密再严，消息也是会不胫而走的。只是在政府官方档案公布之前，历史家利用私修史料，甚或“小道消息”，乃至司马迁所说的“街谈巷议”着书，取舍之间，应该特别审慎罢了。例如毛主席的健康问题，他老人家在文革期间，以七三高龄，犹能横渡长江，漂游数十里，我国五千年当国者，所未尝有也。如此健壮体格，在林彪坠机之后，据当时大陆盛传，毛氏健康竟随之迅速滑坡，数年之内终至于不起。予初闻之，也认为是小道消息，不足信也。盖据当时访毛者所述（包括尼克森和季辛吉），无不说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也。

记得，我在一九七二年，初次返国探亲时，在北京曾拜谒年届八旬之顾颉刚老师。顾师告我说，他顾家五代都未尝活到他今日之高龄。我进而问及老师的“养生之道”。老师笑说，他自己的养生之道，倒无足述，那位克享遐龄的毛主席的养生格言，却值得学习。毛公的格言是：基本食素，经常散步，心际宽敞，劳逸适度。这则顾老师传授的“毛语录”，当时倒使我颇为心折，故至今未忘也。自思毛泽东能干出那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没那样好的身体，断然不能胜任也。君不见，那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乎？始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公文数百斤（竹简的重量），没个好身体，哪里吃得消？殊不知就在我羡慕他老人家身体好的那年头（一九七二—一九七三），毛公的健康竟正如小道消息所传，真的是在江河日下也。且抄一段，他私人保健医师李志绥的纪录。李说：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一九七○年十一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逮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运动时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背驼得明显，睡眠更加紊乱（见李志绥着，《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九九四年，台北时报文化公司出版，页五一九）。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毛泽东统治中国至二十八年之久，运动不断。尤其是从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全大会之后，他自清君侧，把原先从龙的功臣，一个个杀掉。和传统的帝王以及当代东方几个独裁者（像袁世凯、蒋中正、金日成）一样，到头来还是觉得，搞“家天下”，来传子传妻，最为可靠。我们要知道，这种心理，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只是一种从“帝制”转“民治”的政治转型期中，转得“不乾不净的现象”而已。不幸的是，中国大陆毕竟和台湾小岛和北韩半岛不一样。蒋经国和金正日接班之前，所要清除的政敌无多也。且看台湾，吴国祯、陈立夫被逐，陈诚自死，孙立人被关之后，严家淦鞠躬让贤，经国就大摇大摆的接班了。金正日的环境也比较简单，不必细考了。

再回头看看当年的袁克定。克定当年如果也有蒋经国和金正日那样单纯的政治环境，还不是接班了？可是在中国大陆上搞政治，可就不那么简单了。长话短说，老毛晚年的江青，就是袁世凯晚年的袁克定。克定做不了皇帝（甚至做不了总统，虽然他的名字早已留在“金匮石室”之中），和江青做不了“主席”，其理一也。毛泽东是多么精明的政客，他对此一政冶形势洞若观火也。虽然他死前还要纵容“四人帮”，再试试“批林、批孔、批周”，心有不甘，知其不可而为之也。不幸毛氏的权威，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余日无多。他不是不想传妻，心力不从也。糊涂的江青不知此理，却误认为她之不能位尊九五，拦权接班地最大的阻力，却是自己的老头子。老头子一死，政治上再无阻力，她就可以做“武则天”了。江青这个心理，只有和他夫妻关系最密的汪东兴看得最清楚。这现象是汪告诉李医生的。江青这个白骨精，一时得意忘形，狐假虎威而不自知，也真是愚不可及了。

原子炮和纸老虎

再者就在毛氏精力衰竭、渐入老境之时，中苏之间发生了“珍宝岛之战”（一九六九年三月），此时苏联正在暗中游说美国，搞冷战解冻，企图与华府合作，在对华纠纷中从事“根本解决”。苏联之所谓“根本解决”者，便是取得美国谅解，把刚开头的中国原子工业，一举炸平也。为此苏方在对北京交涉中，亦不隐瞒，有时甚至做公开恐吓。毛公“家里光棍，一里侯”，大言不惭，牛皮通天，一再扬言，帝国主义只是个“纸老虎”。可是那时俄美两帝，真的要携起手来，用联合空军（像他们近年在科索伏的干法），把我们的罗布泊炸掉，您老毛能吹个屁？其实，毛公左右开弓，大骂美帝苏修，也是色厉而内荏也。且再回头看看，一九五八年由毛公在北戴河亲自指挥的“八．二三金门炮战”的经过，便可知其大略。

原来在一九五八年夏，毛公正在推动“高级化”，如火如茶之时，老人家或许想的是攘外可以帮助安内，乃不声不响地，组织了一出“炮打金门”的闹剧。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出其不意的对国民党军所防守的大小金门岛阵地，万炮齐发。一日之间，国军阵地，往往落弹在十万发上下。如此连续十余日，眼见守军补给困难，金门解放，就在旦夕。台湾蒋氏父子不得已，乃援引“中美协防条约”向华府乞援。因此在双方炮战最高潮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乃密令以美军中的最新武器的“原子炮”（atomic howitzer）运上金门前线增援。当时主其事者，副总统尼克森也。尼氏固知原子武器不可轻用，乃故意泄密，暗示毛司令员，足下之百万发巨弹，固不敌艾帅之一尊小炮也。主席得报大惊，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毛公才为“人道”着想，改连续炮击为“单打双歇”云。

“老帅座谈会”和远交近攻

可是事隔十一年之后，就阴阳倒转了。在中共九大前夕（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苏珍宝岛一战，人民解放军战士，手挥有求必应的“小红书”（林彪编印发行至数亿册的袖珍小书《毛主席语录》），虽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英勇抵抗，然终不敌苏军之现代化炮火，守土烈士与珍宝全岛一同化为焦土。更不得了的是，随后俄帝百万大军压境，数千里边疆守军皆进入“一级战备”，中苏大战迫在眉睫。更可怕的则是，克里姆林宫竟然秘密计划（曾在不同阶层，引诱美国共同行动），并公开声明，要“根治”对华问题。这时纵是最长于“斗争”的毛主席，除掉搞点农民起义的土办法，深挖洞、广积粮之外，也束手无策。他老人家在内外交煎之下，外弛内紧，纵然吃了十倍于常人的美制安眠药，也不能安眠（据李志绥医生的报导，毛公此时吃安眠药的份量，高于常人十倍，一般人吃之会丧命的）。自救之道，显然是联络友邦，来牵制苏联，无奈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指导之下，人民中国此时在国际上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面积远小于台湾，人口略多于台北市），是真正的攻守同盟的朋友。然远水不救近火也。

这时那深谙国际形势的陈前外长，和周总理，真急烂肝肠。他二人深知，对付此北极大熊，只有运用我们祖宗的老办法，来他个“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目前只有联合美帝，才能对付俄帝。而美帝精明，固早知中国有此需要，十年以来，就曾不断运用各种方式，伸出触角，向毛主席示好，希望能在北京讨个娇娇滴滴，做文成公王，同中国“和亲”，而毛主席不屑一顾也。为此也夜不能眠的陈毅元帅，就曾一再叹息地说，“美国人可以登上月球，可是却接近不了中国”，是何等的可惜。而毛公忙于斗彭、斗刘、斗林……，却无动于衷也，奈何。

珍宝岛以后，周总理显然认为中国自我孤立的政策，不能再拖了，再拖会出回天无术的大纰漏。但是周也知道，他的国务院绝不能越俎代庖，来替毛主席制订“革命外交路线”。你若勉强为之，就必然产生反效果。甚至有“里通外国”的杀身之祸（彭德怀就有这项罪名），因此那最善于利用人事关系的周恩来，显然是运用了他不世出的“内交”天才，转弯抹角地，挖掘了毛主席的智慧，终于炮制出一计所谓“四老帅外交座谈会”来襄赞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研讨外交的新方案来。此四老帅为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时年七十二，聂七十，陈、徐均六十八）。这四位老帅都是在文革初期，一九六七年所谓“二月逆流”以来一直被迫靠边站的开国元勋。如今在苏联大军压境的紧急关头，被毛主席重新起用来商讨国家大事。

毛主席要他们讨论的主题是：“苏修美帝，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战争是否真的就要到来了？”毛要他们坦白讨论，不带条条框框，真言无隐，四老帅奉命，乃从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开始，在中南海武成殿“座谈”，四人不带手稿，没有提纲，随意侃侃而谈。另由熊向晖、姚广两后辈做助手。从六月七日至七月十日，四老帅座谈六次共十九小时，历时一月有奇，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由陈毅定稿，写出一项对中国命运有决定性作用的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此后这项座谈又延长至三月之久，总算在关键时刻，替人民中国制出了一份“在毛主席指导之下的革命外交的总路线”。这条路线既然由陈毅“定稿”，其主要内容自然是，在美苏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美苏矛盾，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四老帅一致认为应付苏联是燃眉之急，祸在肘腋；而美帝远在天边为患不大，加以百余年来美国侵华未占寸土，不像俄帝侵华一占便是数十百万平方公里，而至今野心未戢，以故四老帅一致主张与美国恢复邦交，以抵制苏联对中国所构成的边患。在此项历时三月的研讨会中，国务院与外交部均未插手也。夫如是，始能显出，新的革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也。

正因为此一新路线之建立，始有尼克森之访华，与“上海公报”之出现，自此苏联对华“根本解决”之方案，始彻底破产。人民中国始安如磐石。呜呼，周公这一着安邦定国、内说昏君、外御强寇的好棋，真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自已隐姓埋名，而扶危救倾，实为“古大臣”所不能及，令今之读史者，不能不击节三叹也。

余小子不肖，流落海外二十余年，竟能及身受惠于文革末期返国探亲，与思子成疾之老母，见其最后一面也。关于“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笔者于拙着前篇，亦尝论及之，不再赘（参见拙着《晚清七十年》，台湾版，卷一；或王尔敏着《晚清商约外交》，页XV）。

中美解冻的负面影响

这一“老帅座谈会”，和随之顺流而下的骨牌效应，不特在中国外交上发生划时代的影响，它对中国内政也有其正负两面扭转乾坤的作用。

长话短说，在四老帅竭诚进谏之后，毛主席也接纳忠言，表示有意与那有杀子之仇的美帝，外交解冻。接着乃有了一连串的什么“斯诺传语”、“乒乓外交”，和季辛吉的“陈仓暗度”，北京终于挤掉台湾，“重入联合国”，以及尼克森的“越洋访华”，签订“上海公报”，甚至所谓“中美蜜月”等等的外交变化，至今未息。这段中美外交史，是一本大书。笔者有暇，亦颇有兴趣为海内外读者简报之，此处是说不完的了。

这次中美解冻，对两国人民，以至世界和平，都是一件好事。但是天下事往往都有其正反两面。中美解冻，对中国内部的各种纠纷，却也有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语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何也？敌国外患，往往是解决一国内部纷争的万应灵药。古语所谓“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也。亦即张学良少帅坚持的所谓“攘外始能安内”也。当年的蒋委员长不亦云乎？“抗日战争一起来，国内一切纠纷，都可迎刃而解。”此均我辈老朽、过来人，记忆中事也。

在此次“珍宝岛事件”（一九六九年三月）之后，俄帝百万大军压境，中国原子工业岌岌可危。全国朝野均忧心忡忡之际，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在备战气氛及林副统帅“一号命令”之下，显已有转变方向、逐渐退烧和全党恢复团结的趋势。靠边站老帅多已回朝；林四两方之夺权竞赛，亦略见降温。盖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之不存，权从何来？人虽至愚亦不难体会也。可是中美紧张关系，一旦解冻，驯至化为蜜月，俄帝百万大军也就随之降压了。不挖洞，不积粮，只要美国和日本不在一边鼓掌称快，谅你北极大熊亦不敢贸然南下。朝野都有了安全感，则原有的权力之争，不免又浮上台面，甚至变本加厉了。首先在毛氏心目中，国无外患，党内就可以继续清党整风，则林彪就非遭走狗之烹不可了。

反之从林彪的观点来看，据说林得知尼克森即将访华，立刻便动念与尼晤谈，腹案为何？无人知晓也。但林彪在毛主席咄咄进逼之下，惧为彭刘之续，力图自卫，则至为显明。不幸林副统帅终于走火入魔，动了杀机，当尼某尚在访华途中，林彪自己就惨遭灭门之祸了，亦至可悲也。事详前章，此篇就一笔带过了。

不过林彪之死，也凭空为中华五千年史，增加了一条极不光彩的血案。而毛氏亦无法对治下臣民做圆满的交代。这项“反面教材”，可能也刺激了原是“愚不可及”的亿万黎民百姓，“不再愚不可及”（后来流传海内外，所谓“天安门诗词”中，不朽的一句），而使历史加快“出峡”。歪打正着，固亦未可知也。

毛周病危，小平复出

中美解冻的另一正面影响，那就是它导致邓小平的二度回朝，因为四老帅原与邓皆是一样的被打倒的对象。只是邓某情节较重，被视为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司令”，下放劳改。其它四人只是“靠边站”而已。如今靠边站者已悉数回朝，重据要津，则小平案情之递减，亦可能在意料之中也。果然在“九．一三事变”之后，毛周二公都生了绝症（毛生的是罕有的“内侧纵索硬化症”；周生的也是少有的“三癌并发”），二人体力上都不耐繁剧了。毛是全国的最高统帅，而唯一副统帅和法定接班人又已叛国亡身，代替无人，也就算了。可是周总理却是全国的“总管家”，不可一日无此君也。然当时遍观全国，有其才智，有其经验，而能举重若轻，胜任愉快，代拆代行，足能代替老周者，邓小平之外，实鲜有第二人。小平因此在江西劳改三年之后，乃蒙尽赦原罪，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度回朝重掌政柄（详见下节）。

邓小平（一九○四—一九九七）是人民中国唯一“命大”、而能禁得起“三起三落”的戏剧化的领袖，他这次复出也是充满戏剧性的。小平虽然是连个中学教育也没有完成的草莽英雄，但是此人天才横溢，文武兼资。年方十六，往法国“勤工俭学”时，便卷入共产革命。俄国受训归来，年方二十三就当上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编者按：或做中央秘书长）。当他身畔的夥伴，成批的被蒋介石捉去枪毙了，小平命大，独能漏网。一九三三年小平潜往江西服务时，适逢国际派当权，彼此观念不投，小平被夺权下放边区，是为邓氏平生有名的“三起三落”之“第一次起落”也。此后朱毛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小平“跟着走”（见小公主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也征到陕北。抗战期中在八路军和敌后“民主根据地”中迭任要职。解放战争时，竟能与独眼龙刘伯承，合将二野，打赢淮海战役，进占南京，横扫西南，威震全国。五十年代初期被老毛看中，调回北京。不数年便再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五九年赫鲁雪夫访华，在临别酒会上，毛泽东曾暗告赫氏，那个“小矮子”非池中物，能力非凡，将来可能接他的班。说得赫秃大惊，忙持香槟专访联络，备极亲昵，而“小矮子”不知也（见赫氏回忆录）。其后中苏共在意蒂牢结上闹分裂，邓小平这位中学未毕业的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竟能代表中共远征列宁故都，大打其理论官司而名扬国际。可是枪打出头鸟，文革一起，毛泽东要“炮打司令部”（详见上章），他这个矮司令，一下就被打得灰溜溜，不久就被送到江西的“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了。是为小平之“第二次起落”，时在一九六六年，距第一次起落，已三十三年矣。

须知在人民中国里，能被毛泽东封为“司令”的，都非等闲之辈也。这种“司令”，如一旦被下放劳改，简直是林冲发配，凶多吉少。一九六九年小平被发配江西，便是如此。因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倾向林彪。小平如落入程某之手，就不得了也。事为周恩来所知，乃连夜急电江西地方当局，严令保护。才为小平留下一条小命（参见上引《细说周恩来》，页七五四，〈尽心竭力护小平〉）。可是他的上级“司令”刘少奇，就没这么幸运了。刘被留在中南海的牢室之中，迨被磨折至死亡边缘，始被专机送往开封就死。因此纵有门生故吏、同志旧友，想临场抢救也为时已晚矣。主席笃定要他惨死，就不能幸免了。悲夫，关于小平的“第三次起落”，那就是周恩来死后之事了，下节再续叙之。

周恩来为邓小平巧妙平反

周恩来在江西救了小平一命，再由江西把他弄回北京，二度官复原职，也是十分戏剧化的。事缘人民共和国发展至此，当年开国功臣，今日白头老帅，纵能幸免于人为的斗争之灾，终难逃避自然的凋零之果。那位搞出“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二月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英雄陈毅，终因癌症辞世。陈因曾与林四为敌，死后应有的“告别仪式”，原被安排得十分低级。孰知事机不密为毛公所知。他老人家轸念故旧，闻讯乃自病榻上一跃而起，来不及更换睡衣便赶来八宝山参加丧仪（见张玉凤自述）。因此这项“低级”的丧仪，乃于顷刻之间，变成了特级的追悼大会，弄得天下小乱。

当陈总的遗孀，哭成个泪人儿，连连向主席请罪，抱怨亡夫，“不该也反对过主席”。主席闻言心有不忍，也自含泪告诉这位年轻貌美的未亡人张茜说，陈毅和邓小平的情形，与刘少奇不同。陈毅和邓小平虽也曾反对过他，但那只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算什么。不像刘少奇的反对他，那是“敌我矛盾”，不能饶恕也……主席固言之无心也；陈夫人张茜，亦听之无意也。想不到在一旁侍立的周总理也听到了。事后周乃悄悄地告诉这位未亡人及其子女，主席的话是对她亡夫亡父的嘉许和平反，劝陈家上下，把主席之言“传出去”。张茜果然就大大的传述一番，弄得全国皆知。陈故元帅固然因之死有余荣，待罪江西的劳改犯邓矮子，也就随之平反了。可能也是得到周总理的暗示吧，小平就向主席写了两封信，表示想戴罪立功，虽然年已六十八岁了，精力犹旺，在主席的领导之下，还可以为党、为人民，继续服务。主席读信大悦，小平就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二次奉诏回京了。

返京之后，小平立即恢复原职，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八月，中共十全大会时，邓又晋级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十二月又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一九七四年十月，周总理病危住院，毛再提升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对中枢大事，代拆代行。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四届人大时，小平再被升任为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旋即擢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真正的成为林彪以后，最有实际权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统帅了。朋友，主席这次对邓的提拔，可说是仁至义尽了吧。而小平这次所表演的“二进宫”，将来也可以上得舞台吧？

小平二次回朝的底牌

不过话说回头，小平这次从一个死亡边缘的、全国反革命的第二号劳改犯，忽然大坐其直升机，又飞回人民中国的权力巅峰，有什么政治上的特殊意义呢？恕写历史的人，斗胆根据多种现象来加以分析，那就是毛公自知，他自己也已病入膏肓，两目近乎全盲，纵继续搞其真正的“瞎指挥”，也余日无多了。为着实现他激进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也是为着传妻传侄，以策身后安全，免遭像史达林那样的鞭屍之厄运，他显然也体会到继续屠杀右派功臣，也杀不胜杀了。且看也已病入膏肓的周恩来，毛和他的妻党，在诛林之后，纵想除周，也是不容易除掉。加以周是位全能的、全国的“总管家”，除之无适当之人顶替，也会弄得全国全党大乱的。何况周已余日无多，他纵是毛氏夫妻档的头号政敌，也没有追杀的必要了。所以毛氏就想，改“屠杀”为“招抚”，以非斗争方法，来结束这场延续至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了。庶几他的政治理想，可以和平承传，遗孀也可以和平接班，再出二世、三世慢慢地延续下去。五世其昌，天下太平了。根据这一腹案，毛公显然认为：第一个招抚对象，应该是邓小平。小平是他从死囚牢内提出，用直升机，飞上巅峰的。小平如良心未泯，对他应该是死心塌地、感恩图报的。加以小平原是个极其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是个“走资派”，“走资派二号司令”原是毛主席栽赃封给他的。如今解铃系铃，他还是可以掉过头来，做个实行“毛泽东思想”地二号司令的。再盱衡全党，驾轻就熟，小平超群的工作能力，也是继周最理想的人选。因此小平就蒙“不次之迁”，两年之内，从一无所有的劳改犯，上升至全国第二人。除此之外，朋友，您把邓小平的二落二起，和二起之速，还能找出其它原因吗？

“四人帮”最高潮的“十全大会”

第二，毛公未忘其“左”，也未忘其妻也。邓小平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奉调回朝，中国共产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在五个月后的北京，正式开幕了。会期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我们熟读中共党史的读者，如果斗胆的说，一九六九年的中共九大是林彪之会；那么一九七三年的中共十大，就是江青之会了。中共十大是个很好地博士论文的题目，深不可测。但是我们也不妨三言两语带过。首先是，十年文革的成就，是被彻底的肯定了。“毛泽东思想”里极左的成分，什么阶级斗争天天讲，和不断革命论，人民公社好得很，诸教条都在大会公报中落实了。其次，王洪文出任大会筹备会主任，张春桥则为大会秘书长，也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兼主席团秘书长。大会中所有重要文告的起草人，什么大会公报、修改党章报告等等，都给张春桥、姚文元一干人全部包办了。王洪文这个真正“工农兵”出身的共产党员，简直是身驾直升机，青云直上，身兼大会各项要职，并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在周恩来之上。王、张、江、姚四人，也全部当选为中央政治局成员，王张且被选为常委，权倾一切。身为“帮首”的武则天，虽在主席暗示之下，诸多避讳，其实际权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朋友，就凭这几项来说，你能说这个“十大”不是个四人帮之会？

批林、批孔、批周的理论与实际

因此四人帮在林彪灭门之后，强有力的造反派，便只此一家了。如今革命造反派所致力的文化大革命，既已扫尽了一切牛鬼蛇神，夺权成功，掌握了政治局，也打下了天下，主席年高病危，他们就计划由江青接主席之班，而以张春桥代周组阁，继任为国务总理了。旴衡当时政局，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但是革命不是请客，政敌不打不倒。如今境外既无国际危机，国内亦鲜有争权劲敌，毛主席显然是想在培植四人帮和计划传妻的同时，也做点思想工作，把党内根深柢固的右派思想压一压，好让左派顺利接班，因而在“十全大会”开幕之前，于一九七三年五月，也就是邓小平奉诏返京的两月之后，“十全大会”开幕的三月之前，毛主席就开始构想了一个“批孔运动”。表面上是一种学术性的反儒家、尊法家的思想斗争，他老人家并特地为此做了一首批评郭沫若所着《十批判书》的律诗来，让大家学习。

“十批判书”是一九四五年，郭沫若在重庆出版的论史名着。为的是对大独裁者蒋介石指桑骂槐，书中曾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大大的批判了一番。如今在人民中国里的大独裁者已经不是蒋介石，而另有其人了。大力崇法、反儒、尊秦的毛王席就要说《十批》不是好文章了。为这一大反周公、孔子的新运动造势，毛乃于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写了一首即兴的律诗，全文如下：读“封建轮”——呈郭老（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高名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将子厚反文王。（见前引刘济昆编，《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页二九六）

这首诗最能看出，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在这首诗中，他是绝对肯定中国历史上第一号大暴君和大独裁者，来为他自己的行为辩证。他竟然把中国史家诅咒了两千多年的“焚书、坑儒”，说成是“事业”。在不同的场合里，毛也曾一再自炫，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六十几个“儒生”，他所坑的高低级知识分子，实在是百千万倍于秦始皇，相形之下，秦始皇实在是小儿科。

再者这首诗写于他扶植四人帮至最高潮的“十大”期间，也是四人帮承旨发动“批林、批孔、批周运动”，把矛头指向“一代大儒”的周恩来的牌底。毛特地写这首政治诗，来为此一“批周夺权”的运动造势，是昭然若揭的。因此从四人帮的角度看来，一旦周公被逼让位，总理由春桥继任，毛主席自会顺水推舟也。加以主席也身罹痼疾，余日无多，旦夕身亡，则人民中国就是“武后”的天下了。这显然便是毛夫人一夥的如意算盘。因此四人帮在十大以后的活动，就更为猖獗了。

躲躲藏藏的“梁效写作组”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长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之中，拙着前篇就曾说过，本是“低知”和“无知”的天下。毛氏在一九五六年的“双百运动”中，吃一堑长一智，就再也不敢利用“高知”了。因此在十年浩劫中，受“劫”最深者，也就是毛语录中所说的“书读得愈多，知识愈少”的高级知识分子了（注：“知识分子”这个东西，在英文里叫做Ielluals；俄文叫做Ielligzia，两者不是一样东西。而以中俄两义比较接近。泛指“读书人”而已，笔者曾撰有万言长文，细论中美俄三国中知识分子定义之异同，不再赘）。

更有趣的是，想不到文革已到结束时期，那些低知、无知的红卫兵小将们，已经一队队地被赶着“上山下乡”去向贫下中农学习，大搞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之时，原是八娼、九儒、十丐的“臭老九”高知，忽然大翻其身，被毛主席和他夫人的四人帮看中了，也就纷纷下海，大搞其指鹿为马的“影射史学”，来为政治服务。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展至此，就升级了。较之文革初期，专搞打砸抢，就高档多矣。大概是经过十年浩劫的洗礼，好多一级高知，都被久炼成钢，学了乖，知道“搞不过他，就加入他”的革命秘诀，而相率入帮了。可叹的是，他们竟把中国最负清誉的北大、清华“两校”（化名“梁效”）中，许多道貌岸然的学者，像冯友兰那样的教授，都卷入了江青那一夥“脏唐臭汉”的黄门中去，而不能自拔，把“两校”清白的校史，无端涂上些洗刷不尽的黄色斑痕，令人惋惜耳。

最伟大的教条主义者

因此我们如分析分析，毛主席首先解放邓小平，让其回朝做副总理。接着又在十全大会中，不顾一切的，把四人帮扶植到人民中国，党政权力的巅峰，而又口口声声要他们团结合作，不搞小派系。接着又要批林、批孔、批周，为四人帮夺权铺路，就不难知道，毛之招抚邓小平，是要邓某在新建立的党和政府的权力系统之下，接受四人帮的领导，在四人帮之下工作，至少和四人帮和衷合作。只要邓不再反对四人帮，不否定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正确）的“文化大革命”，并参加批孔批周，以邓的能力、声望和革命的历史，毛甚或可以允许邓小平来领导四人帮的，像后来华国锋那样的模式（见下节）。

可是毛氏显然认为，只有以“吕后、武后”为首的四人帮，在个人感情上，在政治意识上，最能做他的继承人，对他最忠心、最可靠。他死后，也只有四人帮当权，才能继承他的“遗志”，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至少不会像赫鲁雪夫对史达林那样，来鞭他的屍……毛认为他一生只有两大成就：第一是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来实行真正的共产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当今的地球上，十个共产党，九个都在搞“修正主义”了。在中国共产党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所有“老帅”辈的高干都“修”了。他们都只会搞搞“业务”（像周恩来所发明的“四个现代化”），而不懂“理论”。因此众人皆睡我独醒，在当今中国，当今世界上，只剩下一个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坚持到底，不能让中国共产党变“修”了。最接近毛的汪东兴就说，毛主席认为全党中任何人都可以死，只有主席他自己不能死，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如果死了，中国共产党就要变“修”了。再者，他死后也绝不能让不肖子孙来“鞭屍”。所以为公为私，他都一定要让四人帮来接他的班，才有安全感。

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固有的权威理论，从孔家店到佛祖菩萨，到天父上主皇上帝都不灵了，在这一思想真空状态之下的英雄和聪明人，抓到一两项伟大的口号，望文生义，自以为是，就当起了“伟大的导师”来，把小我的信仰、思想、主义，坚持到底，强加于中国，寸步不让，虽千万人吾往矣，毛泽东并不是个例外。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乃至那些只有嘴巴、只有脊梁、而无拳无勇的梁漱溟、马寅初，都是一样的人物。只是他们都未搞到毛泽东那么伟大就是了。所以毛泽东先生实在是近现代中国里，一位最伟大的教条主义者。近百余年来的中国里，也以他闯的纰漏最大（笔者曾撰有〈解剖康有为〉一文，载《晚清七十年》，“戊戍变法”分册，请读者比较指正，康与毛都是教条主义的受害人，只是毛比康受害得更严重罢了）。

渣滓普罗 vs 职业官僚

毛泽东既然认定了四人帮是他的嫡传，但是他也完全知道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运作中，四人帮是个绝对扶不起的阿斗。因为毛泽东主政下的人民中国，这个伟大而无法无天的政冶实体中，是全靠人的关系来维持其存在的。而人的关系又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慢慢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搞了数十年，还没有替它的政权搞出个可行的制度来，但是它这个没有一条法律的政治实体本身，却是已有两千年历史地帝王专制的回光返照，而这两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帝国的治理方式，可以引用我国宋朝宰相文彦博（一○○六—一○九七）的一句话，以概其余。文宰相告诉宋神宗说：“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

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的理论来说，那活了九十二岁的文老头，实在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反动透顶，但他却说出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在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朝代中，凡是一个英明的皇帝能与士大夫“共冶天下”，他这个朝代，往往是国泰民安，团结无间，一切国政都还能差强人意。试看从西汉文景武昭宣开始，历朝所谓“治世”，也无不如此，乃至满清末年，忽然有点起死回生迹象的“同治中兴”，也是如此的。违此，如果皇帝太专制，或太窝囊，不能或不愿“与士大夫共冶天下”往往就天下大乱了。在上篇结论中，笔者曾试举汉末的“十常侍乱政”，和明末的“魏忠贤乱政”为例，那时就是如此的。真正科甲出身的士大夫，都靠边站，朝中阉宦当权，就天下大乱了。

中共人民政权开国七年，虽然六法全无，但是英明的毛主席，当时颇能在传统的“帝王学”上，吸取经验，照本宣科，“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也能搞出七年的“黄金阶段”来。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的二十年，毛公不愿再做传统的“英明之主”了，而要搞半调子的、德式俄式的个人独裁制，来“自清君侧”，并起用了一批“渣滓普罗”（露mpenprolariat），来外行领导内行。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政二十八年中，搞“运动”搞得没止没尽的最后目的，还不是要党内党外，以周恩来为首的专家高知、士大夫全部靠边站，让他老婆率领一群“渣滓普罗”（普罗阶级中的败类），来共治天下。原有的“职业官僚阶层”、士大夫，群起加以抵制，而毛则非扶植四人帮到底不可。水火不容的两派，乃在朝中搞起了拉锯战，毛也被弄得方寸大乱，不知如何是好，国政就每下愈况，终至不可收拾了。这也是传统帝国、阉宦当权的现代版也。

读者或许要问，什么叫做“士大夫”呢？把文彦博所说的文言文的传统名词，翻成现代政治学上的白话文的名词，那就是“职业官僚阶层”，西文里叫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文彦博的意思，就是皇帝不是和人民一起来管理国家的，他是与这种经过特殊职业训练的职业官僚阶层，共治天下的。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现代涵义吧。在十九世纪中叶，统一了德国的腓特烈大帝，也说过类似的话。这在现代政治学上则叫做“恩惠专政”（Benevol Despotism），或“开明专政”（Enlightened Despotism），是极权政制中比较进步的一种体制。可是在文彦博时代（北宋中叶）的中国，所逐渐改良出来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System），显然还更超越一点呢。大陆上人民政权的最初七年之颇有开国气象的成绩，就是受惠于这个“陛下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结果。这也是“传统帝王政制回光返照”的正面遗传吧。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三期

1. 此书曾受到大陆官方严重的批判，认为故事多属虚构。但是李任毛的私人医生至二十二年之久，如果此一身分不属“虚构”，则目录学家便应把此书断为“第一手史料”。书中故事如无确切有力的反证，则可信度甚高也。

2. 关于美国以“原子炮”增援金门事，台美双方公私史料，均有实据。只是何以有炮未放？台方则归功于老蒋总统，说蒋公不愿以美国原子弹炸死中国同胞，手令不许开炮，此说可信，亦不尽可信，因此时蒋夫人适在美国，在电视新闻中，有记者问蒋夫人，美国若以原子武器炸中国，中国人民将有何种反应？夫人答曰，中国人民久苦于共产暴政，“将会欢迎美军之动用原子武器”，云云。这次电视访问，笔者便在当时的电视节目中，亲见亲闻。其时华裔社区对此一新闻之反应，见仁见智，也颇为热烈也，至于有炮未放的真正原因，还是毛氏突然改变战术，变不断炮击为“单打双歇”的结果，毛司令员何以来个功败垂成，停止炮击？那就是尼克森故意泄密的结果（尼氏此一暗示为毛氏所领悟。英雄识英雄，这显然就是他二人神交的开始）。再一点，就是北京也曾援引“中苏友好条约”，乞援于莫斯科，而为赫鲁雪夫所婉拒的结果。笔者有暇，当为中国国际关系立一专篇，再细论之，此处限于篇幅，就说到此为止吧。

3. 关于此次北京外交政策之剧变，国内史家都归功于毛主席，我辈小民，身受其惠。佛语说：“施者比受者有福。”饮水思源，不应对真正施者的周恩来总理，做“曲笔”之记也。此次中国外交政策之能彻底扭转，“四老帅座谈会”实是关键，而四老帅全是以周公马首是瞻的老班底，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亦与周完全一致。他们对毛早期之“一边倒”，和后来的两面开弓，都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四人，都没有个人野心，公忠体国的背景都十分清白，为多疑的毛氏信任得过之人。在此中苏交恶、千钧一发之际，毛公只会搞“深挖洞”，把中国大陆挖得遍体鳞伤（此亦为笔者所目击而叹息不已者）。在毛四顾茫然之时，周能不露形迹，微妙地促成此“老帅座谈会”而扭转时局，内交实难于外交也。笔者不学曾遍查中外史料，和尼克森、季辛吉、赫鲁雪夫、莫洛托夫诸人之回忆录，固知毛泽东在这次国际牌局中，主动甚少也。因为一九六九年是中国极左派的高潮期，聪明的毛主席，绝不会暗中做两面派，试图“勾结美帝”也。只是国际局势太紧张，林四都扬言不惜对苏修一战，而毛则色厉内荏，虽有意搞以夷制夷，他也要让老周来建议。如果搞出个“里通外国”的结果，则砍老周的头；如果搞得成绩斐然，产生了正面结果，则应该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如果周恩来搞联美帝抗苏修，能达此化境，则主席对总理就言听计从了，而老周就有此本领，能达到主席的心理要求，这就是“古大臣”所谓“承旨”是也。有关“老帅座谈会”简明的二手史料，读者可参阅：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一九九七年，北京经济日报社出版，卷上，页六七四，本书编者就把全部功劳归诸毛主席，这显然也就是周总理之原意也。

4. 记得在文革之前，我曾把冯友兰的一些哲学新着，拿给胡适看，并想问问胡老师的意见。胡答非所问的说：“冯先生早年在北平做房产生意，就做得很成功……”使我听得不知所云。一九七二年冬，我在北京拜看顾颉刚老师，并问问他，不写文章了，专做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有何感受。顾师说：“很好，很好，我也学了不少东西。”今日想想，顾老师那时也歪打正着。殿版二十四史，如果没有顾师领导标点了一番，有个新式标点本，今日在海峡两岸，何能“上网”。真是读书人在顺境逆境，都有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可做，何必丧志辱身？有关这三批的文献，当时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学习与批判》都载有大量的作品。躲躲藏藏的作者，所用的虽都是化名、假名和笔名，例如梁效、柏青、罗思鼎、高路、唐晓文、康立、石伦等等，但是深知现代中国史学界、哲学界的目录学家和专家一读时文，则背后作家都能呼之欲出也。因为这些文章都不是等闲之作，泛泛的作家和教授，纵写打差文章，还无此火候也，梁效（两校）教授当时在联合执笔时，有时还难免有些得意，对奉命打差，也不讳言。有些像冯友兰那样的名教授，改革开放后，亦颇有悔意，而撰文自白。事实上那时政治压力太大，不做羔羊，就做羊羔，冯友兰不做冯友兰，就做吴（左日右含）、翦伯赞，任君自选之。个人牺牲事小，妻孥亲友，一同陪斩事大。君不见明初大儒方孝孺先生乎，他老人家为着个人名节、个人的意蒂牢结，不惜“十族同诛”。结果他自已是青史留名、永垂不朽了，可是也因他而死的数千名亲友妇孺，岂不死的冤枉。笔者近周曾在一位当年在“北大荒”消磨十五年岁月的朋友家，消夜清谈。他说他当年的罪名是“沉默的反革命”。胡适所谓“没有沉默的自由”是也。他说他一切逆来顺受，都是为着无辜的亲友们着想。当年毛公所搞出的这项苛政，中国政府总得有个正面的对策才对嘛。面对历史，一个负责的政府也是不应该享有“沉默的自由”的。上述这批搞所谓“影射史学”，在今后的中国史学里面，是不会磨灭的。它在“影射文学”这一范畴之内，也是会永垂后世的。做个大略的了解，读者可参阅上引，《国史全监》，卷四，页四五八一—四五八三，〈影射史学〉；和严着《文革十年史》，卷二，页四七四—四七五。

六、毛泽东死亡，遗孀被捕

“中间体制”和“定型”

老制度的回光返照，只是制度转型（从传统的帝国文官制转向民国的代议制）中的一个“中间体制”（Ierim Iitution），它不能构成新制度的“定型”。所以它还要继续的“变”。“文化大革命”就是它继续演变中，可以避免、有时也避免不掉的“走火入魔”的不正常现象。既然走火入魔了，它就被全国人民所拒绝，和被原有的“职业官僚阶层”所强烈抵制。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的转型现象了。这个“转型现象”，还是要继续转动的，最后才黑猫白猫的转出个“一国两制”来。两制并行，如果还是行不通，那么就继攒的“变”下去，穷则变，变则通，笔者不学，窃为估计，如果我民族族运昌隆，不生意外，大约再变四十年，我们就可以变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和可行的代议制度来。到那时，中国历史上政治、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运动，就可以平安“出峡”了。此是后话。江泽民主席最近也曾做过相同时限的估计。但愿我们都会巧合，那就真是阿弥陀佛了。

林彪事件后中国左右两派对照表

因此长话短说，林彪事变后的中国政坛，由于政治观念不同，政策有异，就出现了一党之中，左右两派在中央决策阶层，拉锯火并的现象。毛泽东主席做为有“最后决定权”（vo power）的最高领导，他的“最高指示”，也是摇摆不定的，虽然他对他自己坚守的极左的原则，是永远坚决不变的。他事实上是四人帮一切权力和夺权活动的总根和原动力，所以在本表中乃把他列为“极左派”的“最高领导”。为使读者一目了然，谨试列一简明对照表，以助读者对这一复杂历史阶段的了解。简表如下：

中共中央左右两派简明对照表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九七六年九月）

一、极左派：

最高领导：毛泽东主席

实际权力：

1口头和书面的“最高指示”，等于立法权；

2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

3解放军的调动与指挥权；

4操纵和指挥公安和情报系统的全权；

5越级指挥党和政府上下各部门的全权；

主要骨干：四人帮

按政治地位排名：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按权力排名：江、张、王、姚。

主要任务：组织群众运动，抓好革命理论，襄赞中央决策。

极左理论：“阶级斗争为纲，其它都是目”（《毛主席语录》）。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正面“三七开”）。

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结论：极右的反革命集团。

左派群众：

1原红卫兵小将，近一千万人，这时正上山下乡，面临溃散；

2党政系统中的激进分子，和风派，有限人数不详；

3解放军系统中若干亲左指战员和战士，有限人数不详；

3工会系统，激进工人和民兵（上海区万余武装民兵为主力）。

革命策略：

1组织群众运动，揪斗反修分子，影响中央决策；

2组织高级作家、权威教授，撰写学术论文，提高革命理论；

3说服、招抚、强制、镇压党内右派敌对分子，增强左派势力。

夺权高潮：“十全大会”（一九七三、八），四人全入政治局；王、张两人为常委，张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最高目标：夺取中央领导权，接班主政，继续革命，实现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

二、务实派：

最高领导：周恩来总理

实际权力：

1国务总理，全国总管家，主持党政军财文教外交，日常实际工作；2军委和国防部门中，一切日常军政、军令的实际管理权；3党政军特财文教外交，各级体制中的崇高威望与人际关系；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灵活运用。

主要骨干：叶剑英、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李富春、朱德、万里、王震等无数元帅级、大将级的中央地方文武高干。

主要任务：管理日常国政，策划将来发展，应付“最高指示”，抵制四人帮侵权。

政治理论：摒弃极左哲学，结束文革，恢复正常，全面整顿军政偏差，发展四化。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全盘否定，及早结束。

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结论：极左的叛党叛国集团。

群众基础：想过正常生活的全国军民、党员和干部，所形成的“沉默多数”。

政治策略：

1坚守军政各部门，严防四人帮侵权滋扰；

2巧妙地杯葛毛主席的极左政策；

3对四人帮一切的计划、威胁和利诱，抵制到底，绝不妥协。

防守高潮：“四届人大”，周续组阁；邓升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负责“全面整顿”。

最高目标：消灭四人帮，摒弃极左路线，于毛后时代，恢复正常发展。

上列“简表”是笔者不学，经过二十余年对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观察，并参考大陆最近才出现的各种史料和口述访问，来大胆编制的。本表中所谓“右派”，是左右相对而言；并不是说周恩来一夥是“右派”也。笔者个人认为，不幸做了一个流落海外的史学工作者，已尽其最大的努力，保持客观的立场，深知各界读者，还会有很多不同意见的。笔者如发现更有强力证据的说法，自会从善如流，修改小我的管见，以挖掘历史的真相的。本表就算是个史学草稿吧。

邓小平全垒打，四人帮不自知

在上表所包含的五年（一九七一年九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时光里，不用说，邓小平是个突出的领导人物了。老周要特别保护他，老毛要千方百计的招抚（也可说是收买）他，四人帮要不择手段的杀掉他。老邓这个小矮子，为何如此重要昵？

原来，中共自一九二一年建党以迄此时，已五十余年矣。它建党开国的元勋，像朱、毛、周、刘，乃至陈云、叶剑英，下至小黄门汪东兴等人，在党内党外，都是身经百难，磨练出来的铁人。毛主席说：“我活着，解放军跟我走；我死后，解放军跟老帅走。”这种人际关系岂是一朝一夕之功？蓝苹姑娘，只是在共产党大势已定之后，才一朝选在君王侧的美人贵妃，窜升为皇后。她没有吕后、武后、西后那种深厚的历史背景；而十年文革期间，她恃宠骄纵，揽位夺权，为党内党外所侧目，早已变成过街老鼠。人民中国如果也发生一次“安史之乱”，没个“六军不发”才怪呢？关于这一情势，嘴大心粗的江婆娘，没此见识，而毛公则洞若观火也。

再者，四人帮这一夥又有什么治国安邦的主观条件呢？这窝小党棍，纵使夺权到手，又能干些什么呢？统军？主政（让张春桥代周为总理，他干不了也）？办党？理财？办外交？办教育？搞文化？……这四位宝贝，一无所长，一样也干不了也。他们自己虽然眼大于腹，无自知之明，而毛公也深知之也。

所以在毛氏的心目中，他如不传妻，他一死便人亡政息，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都会随风而逝。并且有史达林之前例在，他的遗体说不定还要遭政敌鞭屍一番呢。但是他也知道，要传妻，那就非有元勋故旧、文武重臣萧何、曹参、周勃等保驾不可。毛公是“太史公书”最忠实的读者，对于这一情况，全党之内没一个比他老人家更清楚也。但要找个对“吕后、武后、西后”的保驾之臣，谈何容易？

他知道他如先周而死，那个老狐狸周葛亮——“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周恩来（据国内盛传，这是周死后，毛对周的评语），断不会去保江青之驾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周恩来和邓小平是两种不同身分的人物。周是他的“革命夥伴”、“企业股东”、“百年老店的副总经理”、“老同志、老干部的头头”。毛对周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更不能颐指气使。周纵有意对娘娘保驾，周的夥伴和部下，像邓颖超、陈云、彭真、王震等人，如果反对，他也不会降志辱身的。总之，周不是一个人，他也是个帮主和党魁，情况至为复杂。

邓小平就不同了，在毛的眼光中，小平只是个“夥计”，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加以邓也是个直来直去之人，心际单纯，不像周公老狐狸，高深莫测。小平如答应保驾，他会保驾到底的，不会口是心非。加以他起小平于死囚之中，位之宰辅。他对小平有再生之德、知遇之恩，小平如知恩感德，应不负所望也。

再者，小平是个全垒打之才，文武一把抓的本领，也不在周公之下。他这点早为毛所赏识，并曾为赫鲁雪夫密言之。今次不次之迁，邓小平如感恩图报，接受托孤，与四人帮合作，扶持阿斗，做个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人民共和国就前途似锦了。毛公百年后，无鞭屍之危，亦可瞑目而死矣。

至于周恩来，毛对他早就不怀好意了。但是邓是周手下第一号大将，邓如接受招抚，周也就为患不大了。不幸的是，小平在十大之后，遵循毛主席公开交代的“全面整顿”的指示，对党政军财、文教、外交各部门中，有失常规的现象，就大刀阔斧的“整顿”起来了。整得全国朝野，采声一片，但是一个人的长处，往往也是他的短处。直来直去的个性，使邓某在整党时，也严肃的批评了四人帮的“派性”；四人反唇相讥，说他所搞的是比“修正主义”更为反革命的“经验主义”，是《水浒传》里面的宋江，面对资本主义的“投降派”。这一来，中央政治局里面，就每会必吵了。此时毛公病重，已目不能视，口不能言，耳不能听，南下长沙养病，平时也不能够参加中央会议，先是由王海容、唐闻生两姑娘为之传语，后又代之以侄儿毛远新，他们各有所偏，问题复杂，邓、江窝里斗，就雪上加霜了（详见下节）。

邓小平的“四届人大”

语云，清官难断家务事，革命原不是请客，毛主席初未因两派不和而气赢也。一九七五年一月，党中央为调整政府机构与人事安排，召集了“四届人大”。毛主席站稳了他自己的脚跟，掌握了他自己的原则，再次利用“四届人大”的机会，试图促成两派团结合作。毛主席不特严拒了张春桥组阁的要求，还指定由周恩来续任总理，为安抚邓小平，乃把他再次升迁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解放军总参谋长”，可说是党政军一把抓，位极人臣了。所以我们对文革末期的三次大会，大致可以说：一九六九年的“九大”是林彪之会；一九七二年的“十大”是四人帮之会；一九七五年的“四届人大”，则是邓小平之会了。

为着安抚四人帮，毛也擢升张春桥，与邓小平同任副总理，并让张某也有机会插手军事。春桥也就破格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穿上了军衣，“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毛主席在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一年，为着调和他底下这左右两派的不和，温言抚慰，舌敝唇焦，真不替两面磕头，也是很可怜见的啊。

春桥抓“理论”，小平搞“整顿”

再者，为着“安定团结”，毛公又煞费苦心的，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推出一套所谓“三项指示”，好让两派各尽所能，互不越权，而分工合作。这三项指示，是：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二、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参阅上引《全监》，页四八三六；及《邓小平选集》，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页十二）。毛并指定张春桥、姚文元，致力于学习理论。像一位教授教导他助理和研究生一样，毛要他二人去熟读马列经典，并将书中有关反修防修、阻止资产阶级复活的条文，搞出个选集来，以为实行政策之参考。他二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就认真的挖掘了三十三条，辑为专书，即以“三十三条”名其书，由党中央发交全国干部做为学习理论的课本。“伟大的导师”交代了，何人敢违？学习的结果呢，两派也就以“三项指示为纲”，各取所需的向主席大打其小报告来了。天下本无事，这一来反而变成庸人自扰，治丝愈棼了。

在此学习中途，邓小平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雷厉风行，大搞其“全面整顿”了。久旱逢甘霖，全国面貌，竟为之焕然一新。举小例以明之，文革搞了九年，武斗文斗的结果，全国铁路系统早就瘫痪了。乘客对班车时间表，是向不信任的。可是现在邓副主席要“全面整顿”了，他夥同新任铁道部长万里，来大力督察。果然，不多久全国主要的几条干线，就按时开车了。这一来每天上路的几百万旅客，同声鼓掌。只此一桩，就足够使小平名满天下了。他项成就，就不必多举了（参见张化着〈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载上引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卷下，页八三九—八七四）。

但是小平这样干起来，有什么“理论”基础呢？他老人家早就说过，什么黑猫白猫？能抓耗子的便是好猫（这话是邓小平此时就说的，不是在后来改革开放时才说的）。这就是他的理论。如此一来，邓小平不就变成美国杜威，和中国胡适的学生了吗？资本主义不就要复辟了吗？“三十三条”的编者们，一个小报告便打到长沙去，密报主席，说邓小平在搞比“修正王义”更为反革命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美国实验主义的别名）。邓小平这样“修”起来，如何得了？

可是小平这时修得正起劲，全国百废待举，正需他这样的牛马走来，日夜辛劳，拨乱反正，他半途得知，被打了小报告，小平虽非彭德怀式的“张飞”和“樊哙”，他打江西时代起，早就有“通天”、“面圣”打其大报告的习惯。他要去找毛泽东同志，问个明白。说也奇怪，在他对毛报告之后，毛氏竟然鼓励有加。四人帮反而自讨了没趣。

反击“右倾翻案风”

但是胜败原兵家常事。毛主席一时为他两派息争，并不表示两派就可以安定团结，和平共处。相反的，他们两派正水火日甚，非你死即我活，绝无妥协的余地。何以搞到如此绝境呢？首先怪的，应该是我们中华酱缸文明中的老传统。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是绝对不能合作的。记得，毛主席曾批评彭德怀那一夥元帅说，他们“十帅九不和”。其实毛公又同哪个“和”过呢？国民党以前孙文、黄兴就不和；后来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也不和。这是我们华族的民族劣根性。我们血液里没有合作的细胞，我们怎能搞啥民主政治呢？笔者慨乎言之，我想读者之中，定有我的知音也。这也是我们在政治上，非出些袁、蒋、毛、邓等大独裁者不可。没有他们，我们就惶惶不能终日也。

在上述邓四之争中，也因为我们的“第二次文化转型运动”，还没有驶出“历史三峡”的缘故。毛泽东的那套过激共产主义，不为全党全民所能接受，但他觉得，众睡独醒，只有他才是天生圣哲、弥赛亚，他非以个人信仰，强加之于全民全党不可。文革发展至此，连被欺骗“上山下乡”的几百万的红卫兵小将们，都豁然清醒了，而四人帮为夺权主政的美梦所迷，却变成主席身边，仅有的一群极左的信徒了。这也说明邓四两派，何以至死也不能合作的基本原因也。

这时，四人帮志在全部夺权、主政。江青认为她不能在“四届人大”组阁，最大的阻力，不是别人，正是她的老公，毛主席自己（这是知江最深的汪东兴，对她的观察，见上引李志绥书）。如今对付邓小平，她还是应该用文革早期，那种“文攻武卫”的老办法，大力宣传毛泽东“反右倾翻案风”的极左思想，来发动群众造势“批邓”。迨水到渠成，大势所趋，主席自会顺水推舟，把邓小平罢官的。江青毕竟是毛的枕边人，深知毛的脾胃。毛所最不能容忍的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就正要利用这项心理，来发动他们的“梁效写作班”，在清华、北大两校，展开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写文章，贴大字报，咬定邓小平搞“经验主义”，志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并要为刘、彭等受害人鸣冤算账。这也确是邓的本意，不能算是无中生有，完全“栽赃”。这一运动从“两校”的千人大批判开始，很快的就风靡全国。四人帮同时又动员了毛所宠信的侄儿毛远新，来为毛往返传话。毛远新原是四人帮的成员，终日在身染重病的伯伯身边，喋喋不休地为伯母传话，说曾参杀人，毛公信以为真，小平就要三度中箭落马了。

毛对“安定团结”做最后努力

原来毛主席在让张春桥穿上军衣之后，还是语重心长的警告江青说：“我活着，解放军跟我走；我死后，解放军跟老帅走。”又说，他们在党政军各方面的力量，都比你们大。我死了，你们斗不过他们。毛之所谓“他们”者，自然指的是以周恩来之马首是瞻的“老帅”集团也（包括朱德和邓小平）。而毛所说的“你们”，当然是专指四人帮而言了。此外，毛主席并强迫江青写书面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位老家长，为将来遗孀的福祉，生前仔细安排，希望两派团结，以确保他死后，妻孥的安全（且看林彪一家死的多么惨绝人寰？）。语重心长，其言也善，人老了，孤独无告，大家都在敷衍他，等他翘辫子，亦至可悯也。

同时为着邓小平的政治前途着想，毛在“四届人大”中，让重病垂危的周恩来继续组阁，担任国务总理，事实上也就是让邓小平代拆代行了。毛也鼓励小平在被九年文革搞瘫痪了的党政军各部门，努力做到“全部整顿”。小平奉谕之后，也认真的干了起来。本篇上节，已略做交代，可是小平显然认为人民中国一切的病症，都是“文化大革命”惹出来的。四人帮实是罪魁祸首。所以他绝对不愿与四人帮合作。邓和毛一样，显然也看得很清楚。四人帮目前完全是“狐假虎威”，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来兴风做浪。毛主席一旦死亡，就是他们收拾四人帮之时了。所以他对江青完全不假辞色。只是和其它“老同志”（特别是叶剑英等老帅，以及其它长征老干部）一样，在静等毛泽东的最后一口气。

可是邓小平基本上（和其它老干部一样）却是个毛派，毛也始终是他的偶像，除掉他直接变成受害人的“文化大革命”之外，他对毛的政策，基本上是拥护的。例如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反右运动”，受害者百余万家，就是邓小平承毛之旨，一手迫害的。邓氏对那个血淋淋的“反右运动”，一直都说是“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悔意；他至死也未尝改口。他对毛所搞的、死了数千万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是有颇多的恕辞的，口口声声替毛抵赖，一再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他一辈子也未尝为此而对毛有恶言恶语之评论也。

从毛公的方向来看，毛对邓也是极为器重的。个人的能力之外，他对邓小平倔强的个性，显然也有几分认可。毛是个英雄豪杰，他对一些胁肩谄笑、软骨头的风派人物，也是瞧不起的，因此他对邓倒颇能惺惺相惜。事实上邓小平在江西时代，一起一落之时，毛泽东原是他的难友，当时邓、毛并列，邓的排名还在毛之上呢。三十三年之后，毛公炮打刘、邓司令部时，邓事实上只是个陪斩犯而已。其后林四要开除邓的党籍，毛却加以保护呢。邓因大难不死，后来曾自说是“命大”。其实毛如要杀邓，小鸡一只耳，命大何益？邓之所以不死者，主席保护之也。小平怎能不知？在邓公于一九七八年三度出山时，笔者不学，在海外隔岸鼓掌，为文评之，就曾说过，毛泽东在晚年做了一万桩错事，但是却有一桩做对了。那就是：他没有杀邓小平。

拒写“文革史”的真实情况

因此，此次邓和四人帮纠斗，毛曾不惜一切笼络之，真可说是用心良苦也。但毛也有一个基本立场，绝不能妥协，那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一定非做正面肯定不可，其它都可让步。为此，毛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做出指示：由邓小平主持，在中央政治局做出个对“文化大革命”做“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评价的正面决议，以“统一认识”。这是毛氏对邓的最低要求，邓小平如接受此项托孤安排，则各派息争相处，匕鬯不惊。在毛主席龙驭上宾之时，则毛派共产主义可望顺利实现，在邓小平为首的老同志保驾之下，则“江后”也可和平接班。夫如是，庶几中西传统，两得其宜，毛公晋见马克思始祖时，也可为中国革命，向老人家善报平安了。

毛主席这项苦心孤诣的安排，在他自己看来，对邓小平应该是仁至义尽的了。有谁知道，邓小平远没有梁效一类的大学教授之圆通也。他那草莽英雄的性格，硬是和陶铸一样的不识抬举，辜负了毛主席的好意，小平把此项任务断然的拒绝了。他的藉口是，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潜着〈桃花源记〉中隐士们说的话），何能执笔？

本来嘛，十年文革，就是从毛主席亲自“炮打刘、邓司令部”开始的，如今要邓司令来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向四人帮革命派谢罪，为着贪生怕死，自打嘴巴，来唾面自乾，岂不太无耻了。毛主席要邓小平来肯定文革的历史，做三七开，也是强人之所难也。不过在那个廉耻丧尽的年代，还有什么个人尊严之可言呢？当时中国所谓几大几大不要脸，不是随处都有嘛？毛显然是见怪不怪，视此为当然也。只是邓公珍惜他的几根臭骨头，而硬是抗命不写，在那年代，也确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的了。

邓小平这一记和早期陶铸一样的“不识抬举”，毛公难免也就像当年对待陶铸一样的动气了。主席一怒之下，四人帮和一些善于承旨的小子，就对邓小平鸣鼓而攻之了。党内随即刮起了一阵“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邓小平也就很快的恢复了他被“炮打”时代的“走资派”老罪名，而靠边站了。不久，小平更被毛主席钦定为“点名批判”的对象，推向全国。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毛主席一声令下，小平就从珠穆朗玛峰一下跌入谷底，渐次完成他三起三落地注定的命运。

不是冤家不碰头的毛周关系

就在邓小平抗命被黜，政治命运三度滑坡，中共中央政治分裂，势不可免之时，为此而忧心忡忡的周恩来总理一身数癌并发，也已病至弥留之境，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终于撒手人寰，结束了他丰功伟绩、多彩多姿而又受尽屈辱，和艰难困苦的一生。可是在全国人民的哭声里，以他在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其丧仪在人民政府例行的、深具封建等级的规格中，应该不是特级，也是一级的了。殊不知周公丧仪的规格却远在上述前外长陈毅之下呢。其主要的原因，便是毛主席拒绝参加，并扬言他有“不参加的自由”。同时党的高阶层中，且有耳语私传说，毛氏初闻噩耗时，对周曾有“一个狡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评语。有此传闻，追悼规格自然就提不上去了。

另外，当周的死讯传到毛的住处，中南海的游泳池时，许多与周总理有旧的医师、护士，和其它服务人员，都想去向总理遗体致敬、道别。但是身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词（显然是奉汪东兴之命），就公然禁止众人前往。甚至不许任何人臂缠黑纱，表示哀悼。中南海中，对总理之死，草木不惊，若无其事。那个把持了政治局的四人帮，自然更是加意杯葛。对周氏的丧礼，做出了种种的限制，这当然也都是承旨而为之，使全国朝野都敢怒而不敢言。

在他们生死诀别之际，读史者不免要问一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过不去的关节？毛竟然在周已物故之后，还要对他恨得牙痒痒的呢？搞历史的人要试图解开这一谜团，我们不妨举一个美国政坛的轶事，以做他山之石。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有一句笑话说：“您如果想在华盛顿交一个朋友，那就只有去买一条狗了。”换言之，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你阁下如果想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内，交一个朋友，那就只有养一条狗了。

朋友，政治圈内是没有朋友的。毛、周二人在险恶的政治交往中，相激相荡，搞了五十多年。彼此各有不同的政见、不同的野心、不同的政治圈，他们是同志，是夥伴、是股东，甚至是政敌则有之。若论兄弟之情、朋友之谊，那就很淡薄了。到必要之时，白刀进、红刀出，彼此还要仇杀一番呢。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据说周恩来也经常随身带着牙刷、牙膏，以预备随时被捕坐牢。

朋友，政治圈是人类文明生活中，最无情、无义，和最可怕的圈圈。野心的政客们，不论他们救国救民的幌子，打得如何之高，一旦彼此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虽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顷刻之间都可变成相互残杀的仇人。这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里面，例子该是举不尽的吧。毛、周之间，正是如此。他二人从江西时代开始，便既是夥伴，也是政敌。急则相亲，缓则相敬。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

笔者在前篇就曾说过，毛精于外功少林拳，周则是内功沾绵拳，各有所长。但是柔能克刚，若论急功近利，则周不如毛；若论远交缓图，则毛不如周。但他二人只有大小股东之别，而非老板夥计的关系。毛之对周，固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周之对毛，也非全是被动，亦如帝制时代皇帝之与宰相也。周究竟是个现代化的国务总理，运用其柔道，来四两拨千斤，主席往往反成被动。这就是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对毛泽东这个大独裁者，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个性来说，他和袁世凯、蒋介石，乃至希特勒、史达林一样，总希望有个百依百顺的奴才宰相，来听他使唤。所以在他当政的二十八年中，便时时刻刻要把周恩来换掉，有时简直下流到硬性栽赃的程度。例如早经党中央澄清了的，所谓“伍豪登报脱党”的旧案。“伍豪”是周在青年期搞革命的化名，后来国民党替他登出了一则“伍豪脱离共产党”的假广告。全党皆知这广告是老K伪造的。中共中央也已澄清了数十年了。如今四人帮挑起旧案，毛竟故做含混，使老周紧张不已。至死前数日，都还在继续表白。这就是政治斗争中，下流到不择手段的实例。奇怪的是，数十年来，纵使不择手段，毛越想换周，越是换不掉。结果不获已，还得让周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此在毛氏的心目中，二十年来，他的“思想”实现不了，整风不能彻底，政敌不能肃清，老婆不能接班，……都是被“狡猾”的老周掣肘的结果。越想越气，等到老周先他而死，死了连追悼会也不去参加，好出口鸟气。朋友，您说我们这项观察不对吗？最初我们也以为是不对的呢。可是近年来大陆上各项史料的涌出，愈来愈多，根据这些新史料，我们才愈来愈相信，上项结论是正确的呢。搞历史，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嘛。

周恩来是反毛派的总领袖

在一般读史者粗浅的印象中，周恩来似乎总是毛泽东一切倒行逆施的帮凶。毛的任何恶行，周似乎都同他沆瀣一气，助纣为虐。其实不尽然也。详言之，太罗嗦了，今且看他二人都患了绝症的最后一年嘛：“四届人大”（一九七五年一月）期中，四人帮急于组阁，夺权在即，全党惶惶。只要毛主席一松口，总理大位就是狗头军师张的了。据说那时朱德元帅对此就颇不服气，他说了些笑话，问张春桥凭什么资格来组阁？老元帅说，论打仗，他不如胖子（许世友）；论阴谋诡计，他不如秃子（林彪）……；论资历，他不如老子（朱德自己）。凭何组阁？

就在他们老帅、老干部、老同志私下议论纷纷、密谋对策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住宅，就是他们秘密问道之所，周总理也就变成他们视为当然的谋主（ring—leader）了。后来周已病危，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住入三○五医院紧急就医，到他病房中密谋问计的老同志如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等仍是日夜不绝，周也顾不得病入膏肓，仍是抱病和他们秘密策划，如何抵制四人帮夺权？如何应付毛主席不断的“最高指示”？将来人民政府公布档案时，真相即会大白于天下。但是纵在今日，根据我们所见的有限史料，仍然是可以述其大略的。

他们的总方案似乎是“四届人大”不能再像党的“十大”，让四人帮独据要津。他们要用种种方法，把毛主席控制住，不让他一意突出四人帮，尤其是张春桥组阁的问题，和四人帮打入解放军的问题。关于前者，周以重病垂危之身，坚守国务总理这一要职，绝不退出，并坚持要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为总理代拆代行。同时要小平对一切军政部门，做通盘“整顿”如上节所述，但此事应万般技巧的，由国家现势、国家危机和种种利害去说服主席，由毛自己去主动推行之，庶几他老人家，在心理上和面子上，都能感到满足。这一点在周公最技巧的策划之下，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做到了。

第二，他们和毛主席一样，认为解放军是基层建筑，绝不能有丝毫差错。为给毛主席以充分的面子，他们也说动主席，安插张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穿上将军制服，但是实际军令、军政，则绝不许张染指也。为此，叶剑英曾密访各军区、各兵种，传达毛主席对四人帮的评语和厌恶的情绪，以安定军心。绝不容四人帮插手丝毫。同时在各军区司令员奉调来京开会、并至三○五医院探候总理病情时，周公竟破例直言四人帮之祸国。周说“他们”背景强大，“你们”斗不过“他们”。但希望各将军于重要关头“要保护老同志”。周所说的“你们”、“他们”，其语气和毛之告诫江青者，简直是一模一样。只是毛之对江，是诚实的告诫；周之对诸将，则是谦虚的哀求罢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诸将官虽铁石心肠，亦竟为之掉泪。据此，我们怀疑邓小平最后拒绝毛之邀请，去为“文化大革命”做三七开的评论，是出诸他一个人倔强的意志呢？还是出诸反毛的周派老干部之一致的决策也。这一有趣的历史问题，我们还是让将来的史学博士生，去慢慢的解决吧。

总之，此时毛、周两派的拉锯战，毛主席显然是以一人而敌全党，并且显然在政治技巧上，屈居下风（politically outmaneuvered）。他这个孤立的老独夫，斗不过一大群精于法家权术的老秀才（也可说是“策士”吧），亦不得已也。但毛是个精明人，哑子吃汤团，心里有数的。吃了闷亏，口说不出，老子不参加你的丧礼，就阿Q他一番了。历史比小说有趣，亦诚可笑也。质诸贤明读者，是耶？非耶？

死生易位的周毛永诀

再者，周恩来之先毛而死，对毛主席显然是个意外。原来林彪事变之后，毛的健康便突然崩溃，这在当年北京早有传闻。迨李志缓医师的回忆录一出笼，前时的小道消息便完全证实了。李是任职二十二年的毛的私人医生，最后奉毛之命，出任三○五医院院长（等于台北“荣总”的院长），周恩来就死在这个病院里。所以李的故事，可信度极高。根据李医生详尽而动人的叙述，毛主席在一九七二年就得了绝症，并且一度严重休克。当汪东兴将此消息电告周总理时，周正在开会，闻报竟至立刻大小便失禁，这也证实了早年北京的传闻（见李书页五三七）。随后毛的健康江河日下，而周仍是每日工作至十七八小时的生龙活虎。毛在一次病危时，竟当着江青的面，告诉周恩来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见同上，页五二九）这简直是《三国演义》上的“白帝城托孤”。但是江青不愿做阿斗，她在一旁闻言，“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江婆娘无知，她不知道，在那年头，她能做到阿斗，就是很幸运了。精明的毛公显然也知道，他老婆不愿做阿斗，周也不愿做孔明，所以他才想到了十全十美的邓小平，而邓小平却只愿做周恩来，却更不愿做诸葛亮，已如上述。因此处于夹缝中的绝症老人毛主席，这时也是很可怜儿的。

可是想不到，晴空霹雳，周恩来不久就发现了癌症，癌细胞迅速扩散，两年之内竟先毛而死。而毛的重病绝症，经数十位全国一级名医的抢救，竟然峰回路转，简直有康复之势（据李书所述，至少毛同他夫人，由于缺乏现代医药常识，二人都是有如此信心的）。这一来，毛也就把他原先安排招抚邓小平的老计划，全部推翻了。在周死之前，毛主席已指示点名批邓；周死之后，邓小平顿失后台，再加上华国锋之崛起，和“四五天安门事变”之爆发，邓小平不但恢复了“反革命”的身分，甚至被权力陡增的江皇后直呼“汉奸”了。所幸毛对他余情未了，还是保留了他的“党籍”，以观后效。

华国锋崛起与四五事变

原来在周死之后，毛主席非得再找一位国务总理不可了。他老人家显然觉得江青一夥才疏气浮，在党内外树敌太多，让张春桥组阁可能会引起党内老干部的一致杯葛，甚或发生动乱，乃在政治局内，没没无闻、绝少政敌的成员之间，找出了一个忠厚其表而不无机心的华国锋来。国锋山西交城人，时年五十五岁，小干部出身，教育无多。四十年代在山西入党，积劳递升至主席家乡的湘潭地委，和湖南省委书记。毛氏返乡时，以服务周到，为主席所赏识，文革期间，奉调入中央工作，并连选为第九、十两届中央委员，递升为政治局成员。周总理死后，乃被主席遴选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享有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深具特殊荣誉的条谕。

毛主席是知人善任的，华国锋之接任总理，承命办事，不特毛主席放心，四人帮虽难免嫉忌，然也彻底放心。江青辈所戒惧者，周邓等久踞权力中枢之元老高干也。对此农村小吏出身之新总理，自信可以颐指气使之也。叶帅与陈云等老干部，对华也十分放心，因为华某忠厚老实，而经验不足，遇事兢兢业业，谨慎自守，中共中央苦于飞扬跋扈而又诡计多端之领导者久矣。如今换换空气，亦是一剂难得之清凉散也。全国人民与党员，乃至如李志绥医师等的中下级干部，甚至海外久为革命斗争气氛所厌烦的华侨，也人心思治，亦为华某面带忠厚之个人形象所感召，而认为祖国中枢领导得人也。

华代总理主政中央，席未暇暖，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第一次天安门事变”，通称“四五事变”。这一事变发生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传统之清明节日也。清明节为我国民间固有的慎终追远、扫墓祭祖的重要节日。这天那久为党争所苦，而政治上逐渐觉悟的北京市民，有感于勤政爱民而又颇受委屈的周恩来总理的甘棠遗爱，忽然自发地对周公扫起墓来。不幸的是，周氏火葬所遗骨灰，已遵其遗嘱，撒向天空，无墓可扫。市民乃以天安门广场中的烈士纪念碑为象徵，而呈献大量花圈和感念诗词，以表达人民对周总理之怀念。一时人潮汹涌，市民闻风而至者，数十万人。而最可惊的却是大量悼念诗词，虽是一般顺口溜之作，说不上是什么“诗词”，可是首首都辞带血泪，有的内容简直是赤裸裸的指骂“秦始皇”（毛泽东）和“白骨精”（江青），反对毛氏夫妇的意味十分明显而浓厚。最令市民和国际媒体震惊的，则是在场传抄和大声朗诵的激情青年，每至声嘶力竭，涕泪横流，引起万人响应。这种由人民自发的群众运动，显然是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若论规模，论情绪，纵在“五四”、“九一八”和“一二九”等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潮期，亦不多见。这一下可把敏感的中南海吓坏了。

中国共产党自五四运动时代建党以来，一直都是以组织和领导爱国群众运动，以反对当时卖国的反动政府为己任的。这一下忽然自己也做起群众爱国运动的对象来，其感受，自然非同小可。重病中的毛主席闻讯震惊，四人帮就指鹿为马，嫁祸于人，说这计以毛主席为主要对象的“反革命群众运动”，是刚被罢官的邓小平暗中煽动的结果。毛氏乃迅速将此“四五事变”定性为“反革命运动”，指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加以镇压，并扩大“点名批邓”运动，通缉捉拿“现行反革命分子”、“汉奸”邓小平（“汉奸”一词是江青叫的），并真除华国锋为国务总理，晋升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留待中央委员会“追认”，以便华立刻发号施令，主持政府和党中央的日常事务。邓小平闻风远扬，四人帮捉拿不及，被邓兔脱，在华南四处躲藏，十分戏剧化。这显然也是毛公高抬贵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再版。小平才能“命大”不死的。

邓逃之后，中央诸老帅随之靠边站（朱德元帅于七月六日病死，当时有人怀疑是非正常死亡）。这一来，党中央就一鼻孔出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变成以华国锋为首的四人帮一派当权的天下了。

“你办事我放心”的另一面

在“四五事变”之后，四人帮是一派独尊了。但是所谓“四人帮”者，原是毛主席封给他夫人的。用个传统历史上的名词，便叫做“后党”。在人民政权这幕闹剧里，这个后党只有一个皇后，带三个黄门太监在兴风做浪。不像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自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实力。人民政权中的“四人帮”是完全寄生在毛主席的卵翼之下的寄生虫。毛公如果人亡政息，他们也就必然的政息人亡了。他们本身并没有实际的力量，而在全党树敌。毛公一死，则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呢？这一点，熟读古书的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他死后，如果没有太后接班，临朝称制，他自己可能要遭到鞭屍之厄。但是要太后临朝称制，则必需有重臣保驾，才能垂廉听政。没有重臣保驾，靠四人帮自己，一定会像林彪一样，全军覆没的。所以在此期间，毛公就一再警告江青：“不要搞小圈圈了。”“不要搞上海帮了。”后来又说：“不要搞四人帮了。”这便是“四人帮”一词的起源。这倒是毛的真心话。他知道，没有邓小平的保驾，江青这个“有野心”（这三字也是毛封给她的）的武则天，是断然不能临朝称制的。因此毛公就卯上了邓小平。这本是个最完美的设计，所以他老人家晚年对小平真极尽拉拢之能事。小平如真心保驾，则其它老帅，包括周恩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惜邓有个牛脾气，再加上一些老同志在一旁暗地摇头，邓氏就坚决的拒绝了主席的好意，真使毛公伤心欲绝也。

可是以上所说，只是毛公自觉他会死在周前的设计。想不到大出意外，周竟先他而死。周一死，元帅级的“老同志”阶层，也就是上列“对照表”里，周所领导的务实派，就显得群龙无首了。因此，以毛为首的极左派，这时所可虑者，反而只有一个邓小平了。因此毛派对邓小平不但不必再拉拢，反以除之为妙，这就是“四五事变”之后，毛氏一意点名批邓的政治背景了。杀之固佳，“由他去了”，多一个张国焘和王明，谅亦无大患也。在这项安全感之下，党中央就四人帮一派独大了。毛公自觉他这项新的安排，是真正可以“放心”了，所以他才写了个“最高指示”给华国锋，表示“你办事，我放心”。这确是他的真心话也。不过据当时北京的高层传闻，这组最高指示之中还有一句“密诏”，叫做“大事问江青”。这就是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对诸葛亮所说的话了：“可扶则扶之，不可扶，则取而代之。”孔明闻言，为之叩头流血。华国锋虽然没有叩头流血，但是毛泽东，这个老刘备，还是觉得“放心”也。因为华某自己也是他临时拔擢的，自己并无班底和实力。国锋如不靠紧四人帮，他自己也无法单独生存也。毛公显然自觉，他为身后事已布置得四平八稳了，他自己也就死可瞑目了。呜呼，毛泽东这个大枭雄，耍人家耍了一辈子，怎知他自己到死时，却被别人也耍了一番呢？历史已经证明，中南海的华国锋，并不是白帝城的诸葛亮。这位其貌浑浑、而内有机心的老华，的确是既无班底，又无实力，不向实力派投靠，就不能生存。但是毛氏生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就未料到，他死后的实力派，并不在他老婆那一方呢。这样华某就要来个“陈桥兵变”了。历史发展之诡谲，能不令读史者感慨万千哉？

毛泽东死亡，遗孀被捕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原是毛公晚年常讲的一句笑话。这年一九七六年，他老人家也正是八四高龄。这一年在中国自然科学史上，也是不平凡的一年。是年三月八日，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五千年历史上所寡有的、特大的陨石雨，范围广及五百平方公里。最大的陨石，重至一七七○公斤，打破了世界纪录。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又发生了史所寡有的唐山大地震，死难者二十五万人。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这在中国传统线装史书上，都习惯地叫做“天意示警”，要死大人物，甚或要死天子。一般熟读线装史书的胆小皇帝，相信天命，都要为自己的荒诞行为下“罪己诏”，请求老天爸爸，恕其一死。据说熟读线装书的毛主席，也颇信此说。唐山大地震，近在北京市郊区。地震发生时，中南海也颇感摇动。对重病之躯地毛主席的健康，也颇有影响。果然时未足两月，毛主席就在九月九日零时十分，随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之后，相偕撒手人寰了。毛公死后，时未迭月，以毛氏遗孀为首的四人帮，也就锒铛入狱了。可叹的是，抓他遗孀的，并不是他生前时时刻刻提防的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派，或务实派；动手抓人的却是他生前“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和对他“最忠心”的黄门内官的头头，一向也是最反周防周的汪东兴。当时尚在靠边站的老帅叶剑英，最多只能算是个助手。这该是毛主席这个盖世大枭雄，生前所绝对没有想到的吧。

总之在太后垂帘化为泡影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政治社会文化大转型”就迅速的进入另一个重要的阶段了。读者贤达如不惮烦，那我们就再慢慢的说下去吧。

＊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六卷第四期

【若干小更正】中国近现代史太复杂了，匆忙落笔，时有小错。前篇我们曾把周扬记为文化部长，其实是宣传部副部长之误；看历史电影，见到周恩来在一场追悼会上，对逝者连鞠了七个躬。那死者是贺龙，匆忙中误记为彭德怀。读者谅之。尚有其他错误，读者如发现而惠教之，实不胜感盼也。

1. 笔者读史书至此，真不胜感叹。因为这就是百分之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现身说法。宋朝有位政治家叫赵普（九二二—九九二），当小吏出身，读书无多，却是个有名的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好宰相。赵宰相搞的虽然也是教条主义，但是他背后却有个历时一二○○余年才编成的政治大蓝图，可以按图索骥。毛泽东治国于“转型期”中，搞激进的共产主义，不但中国无此经验，全世界也没有先例，“三十三条”有屁用？毛公搞教条主义就祸国殃民了。

2. 我记得，精通国民党政治运作的王世杰先生，就向我们说过，蒋介石总统对孔祥熙、宋子文两个内戚，就喜孔而恶宋。原因是宋子文十分洋化。宋当财政部长时，蒋如向他要钱，宋总要问明做何用场？从哪项户头、哪个会计号码中拨款？老是问得蒋公头大不已，无辞以对。孔祥熙就不然了。老孔向来不问，做何用场？哪项户头？哪个号码？他是山西票号出身，替老板管银子，反正老板要钱有钱就是了，管啥鸟号码？户头？毛公是蒋公的死敌，他二人如易地而处，毛公也是会喜欢孔祥熙的。笔者在前篇论袁世凯和唐绍仪的关系时，就说过唐某是幼童留学出身，太洋化了，土老儿袁世凯，吃他不消。朋友，这就是所谓制度转型的问题了。现在台湾李总统、大陆的江主席，敢不问户头、不问会计号码，就向财政部长要钱？纵使这部长是他的小舅子？制度转型虽然进度甚慢，但是还是有进步的。

3. 邓小平当年如接受了毛主席托孤的招抚，华国锋现时的职位，显然就是邓小平应有的位置。关于“四五事变”的真实故事和性质，书缺有间，国内史家至今还争辩未已。一般相信，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是被四人帮的“民兵”，化装为群众，佯以意见不同，发生内斗，民兵乃使用木棒，殴击群众，死伤无数，群众终被驱散，云云。至于“天安门诗词”原文，上引《国史全监》便选载了数十首，见该书卷四，页五○四一—五○四六，原载《革命诗抄》。

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

虎头蛇尾的三峡舵手

毛泽东主席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北京病死时，大陆上曾流传一记幽默的评语，说：毛如死于一九五六年，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于一九六六年，还不失为一个“中国的史达林”。不幸他死于一九七六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这项评语对毛来说，虽是谑而虐矣，却颇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因为它评得公平合理，恰到好处，也入木三分。毛公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其所作所为地祸国殃民的程度，也确实是每下愈况；若不及时蒙教主恩召，其不知伊于胡底呢？

我们搞历史的碰到这一情况，首先就要问一声，毛公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历史人物，何以弄成这样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地可笑的结局呢？关于毛氏晚年的失德，近年来大众媒体上的评毛之论，都太看重于毛氏个人的行为了。历史人物尤其是转型期中的历史人物的政治行为，不是不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亦有其极限。

在一个治宏观史学的社会科学家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原只是一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史。古老的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它要从一个东方式的传统农业大帝国千年不变的“定型”，逐渐“转”变成一个西式而有中国特色、以工商业立国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的另一“定型”。这两个“定型”之间的转变，今日看来，其全部过程大致需时两百年。更确切的说，那就是鸦片战后（一八四二）一直延长到下一世纪中期的四、五十年代（补注：二○五○年前后）。

这两个转型世纪在我们的中华五千年史上，实在是一条充满惊涛骇浪、深滩险崖的历史三峡。我们这一条“中华文明号”大帆船，于一八四二年自夔门进入三峡，顺流而下，千里江陵一漩涡，真是惊险莫名。沿途且修且补，并改造加装新式马达，实在艰苦不堪。计从巴峡穿巫峡，一路上我们从一般乘客中临时培训的传统梢公和西式舵手，又逢滩必换、遇峡即改。而顽固的梢公、幼稚的舵手，才能不同、个性迥异；把舵争权，又各不相下。以致逢崖触礁，遇滩搁浅。而乘客之中，又各私其党，嘈嘈杂杂，莫衷一是，弄得船翻船漏，溺屍如麻……朋友，我们通过这条历时两百年的历史三峡，真是惨痛不堪！尔我都是这条破船上的乘客。大难不死，算是命大；沉屍江底的同胞难友，也只好说是在劫难逃，向谁抱怨呢？

在这长至两百年的大船难中，那位叶赫那拉老太太和孙、袁、蒋、毛、邓诸公，便是在我们这条破船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梢公和舵手。毛泽东在这次过峡航行中，操舵前后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

可是毛泽东纵在亲毛派的群众眼光里，也不是个好舵手。在死前二十年他已犯了麦克斯．韦伯所警告的“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之大忌。到死前数年，他足不出深宫，据张玉凤美人的回忆，毛公主持的党国大政，竟然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瞎指挥”。毛患白内障，已完全失明。他还要找个侄儿传话，口授其“最高、最高、最高指示”，以保持他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领导权。

这一宗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怪现象，不特是任何现代国家之所无，即非拉地区最落后的部落小邦亦未尝有。我国专制时代所出的四百多个皇帝中，亦未曾一见。而此事由毛氏实行之，其荒唐落伍、封建专制的行为，举一反三，就无待多赘了。

毛泽东这种荒唐行为，怎能会把有党员四千万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和有人民十亿之大国的国事，弄上轨道呢？此不待智者而后明也。笔者旁观毛公数十年，仅举此小例子以质诸对毛公最忠诚的党史家。他（她）们或也不会说我过分批毛罢。

这儿问题就来了。毛公一代豪杰也。年轻时诅咒独夫昏君暴君岂下于我辈？何以年臻耄耋，却干出如此相反的结果，岂亦有其隐情和迫不得已之苦衷哉？再者，那个历史辉煌、豪杰如林、而拥众四千万的伟大革命党，何以能容忍像毛氏晚年那样荒唐的领袖？那个有十亿人民的伟大中国，和他最善于“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的八亿农民，为甚么宁愿饿死两千五百万，也不起来“造反”？

要解答这个问题，则上述宏观法则便不易深入。我们还得细读中共党史，和毛公的个人传记，从微观史学着手了。

当“主席”的基本功

首先我们要问一下，在那遥远的二十年代里，为当时的革命浪潮所席卷的千万个毛头小青年中，毛泽东何以能脱颖而出。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归功于“五四”（今日的“六四”）那个学潮了。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学潮。都是政治训练班。毛泽东便是这个训练班中的学生头头。当学生领袖的人，首先都要有点政治性的组织天才。他也要具备若干有初级理论基础的煽动技俩。更重要的，他还要具有在青年同学之中当“老大”的权威。前二者多半出自天赋，而后者则是环境薰陶使然。

当年在湖南那批毛头小青年中，毛是个年纪较大的已婚的老童生。这种老童生在当时学生会里往往都是“老大”。有权威的老大，很多都习于颐指气使，小弟们也乐于听从号令。——这是笔者在二、三十年代所亲历的经验，四五十年代就逐渐不同了。现时代的初级师范里，哪有甚么已婚的老大呢？——这种老大气息，便是毛后来一直做“主席”的基本功。邓小平的经验与毛却恰恰相反。邓做了一辈子聪明活泼、乖巧伶俐的小鬼、小老弟。不习惯于做形式上的头头。到老了，那个现成的“主席”，还要让别人去做呢！朋友，毛老大控制的办法，就不是这样了。

同党中的十大对比

到毛氏进入他的政治“成长期”（Formative Age），他就被卷入了那人类历史上最风云诡谲的“党争时代”。在那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国内国外、左右开弓、阴狠毒辣、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里，就难免有其优胜劣败的自然规律；其外还要看上帝安排，哪一个的“命”最大呢。

在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党校一次理论性的研讨会上，艾思奇教授曾说过一句诚实的“错话”。他说毛主席最高领导之形成，是有其“偶然性”的。他这句“错话”其后被必然派引为口实，终使艾氏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毛主席最高领导之形成，怎能是偶然的呢？

可是艾思奇教授虽然沉冤莫雪，而杨献珍等人的必然论未始就毫无真理。因为中共在二十年代发轫之初，原是一个纯高知的组织。它的第一任总书记大家长陈独秀便是个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羽翼陈氏的瞿秋白、李大钊、徐特立、张国焘、董必武、李达、陈绍禹、周恩来……等人都是些名士和诗人，不折不扣的“高知”。而他们所干的勾当，却是组织和鼓动工农兵，乃至穿破鞋、打烂伞等等旧社会中所谓流氓、地痞一类的“低知”或“无知”来暴动、来斗争。他们双方本是格格不入的。在早期的中共领袖们之中，真正能与下层社会群众搅和得如鱼水，同时对上层高知也能浑然合流的，毛泽东这个“二十八划生”之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人了。

笔者不学，读中国近现代史数十年，遍览两党史籍，我不能不说毛氏比诸其他各有所长的中共早期领袖们，硬是棋高一筹。放笔谈个痛快为篇幅所不许，然以抽象代具体而简述之，亦未始不能略搜三昧以就正于方家。谨为简列十条如后：

一，毛比家长陈独秀更为“坚定”。陈教授说理，舌灿莲华；一挫败便成为孤家寡人。

二，毛比瞿秋白这位诗人、名士、苏州才子要“紮实”得很多。秋白拿笔杆都有轻飘之感，慢说拿枪杆也。

三，毛比李立三“稳重”。我的中学校长邵华先生，曾偕李立三晋谒段祺瑞。邵便批评李太“莽撞”。

四，毛比张闻天、陈绍禹、秦邦宪等更为“实际”。毛批评这些国际派为“头重脚轻根底浅”，也近乎事实。

五，毛比周恩来“毒辣”。毛或有杀周之心，而周断无篡毛之念。“无毒不丈夫”，周总理太谦和了。

六，毛比张国焘“狡猾”。张有夺权之心，而无夺权之术。搞权术，毛为教授，张小学生也。

七，毛比刘少奇“自私”。刘有妇人之仁，遇同志有恩有爱（此为张国焘对刘的评论，余存有录音）。

八，毛比林彪更“奸诈”。林在党内有奸诈之名，视毛则瞠乎后矣。林为孙悟空，毛则如来佛也。

九，毛比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陈毅等职业军人更有“政治头脑”。

十，毛比邓小平“高大”。毛是汉高祖，邓则是搞“非刘氏不王”的萧曹二相国和周太尉的综合体。

无毒不丈夫

文人搞政治，入党做官，命大才高者，或可封侯拜相，位臻极品，然想打天下做皇帝，做一世祖，则国史上未尝有也。

做开国之君者要雄才大略、文武兼资。更重要的还须泼皮胆大、心狠手辣；行为上要带数分流氓、几成无赖，才能打得江山，坐得第一把交椅；古人说“自古帝王多无赖”，至理名言也。

两千多年前，当刘邦和萧何、曹参一夥朋友，决定造反时，他们要选个带头的。司马迁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邦）”。刘邦最初也十分谦逊，不愿领先。可是“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才开始造反。后来项羽把刘邦的爸爸抓为人质，要威胁刘邦就范。刘邦覆信说，你把我老头子杀了，煮出肉汤来，还要“分我一杯羹”呢！

朋友，要有这样的狠心肠，才能打江山做皇帝。这样，则萧何、曹参、周恩来……等哪里做得到？做不到，那就坐坐第二把交椅，当当“相国”、做做“总理”了。

毛主席的“主席”不是好做的呀。毛门有“六烈士”。可是在杨开慧烈士在长沙就义之前，毛公已早就另结新欢（贺子贞夫人）了。何键枪杀了杨烈士：正为毛主席帮忙，解决了家庭纠纷——不像与他同时的蒋总司令，还要化钜款私送陈洁如女士出洋呢！毛氏晚年作悼亡诗，还说甚么“我失娇杨君失柳”。真是亏他说得出口。

论才，毛周伯仲之间耳。论德，则周就不如毛之“狠”了。——周总理对“小超”多好！

古谚曰“无毒不丈夫”。不毒辣怎能做开国皇帝和独裁党魁呢？同周恩来这一流的高知文士争枪杆、抢领导权，在“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之后，毛公在党内扶摇直上，终至定于一尊，你说没有“必然”的因素吗？吾为杨公献珍提出史实做佐证也。

“毛派”之形成与发展

遵义之后，毛公在党内党外都地位陡增．他原先在党内的许多权力竞争者如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领油人物都逐渐折节下之，由平等的竞争者，转为忠诚的拥护者。渐次形成一个坚强的“毛派”，浸假他们都成为毛太祖的“从龙之士”和“开国功臣”。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会师。张国焘兵强马壮，坚持要否定遵义、另组中央时，这个新形成的毛派死党，便第一次建了护驾之功——他们把朱总司令送给张氏去自组其中央。其余领袖则从毛而去。一窝蜂涌往陕北，以便北向苏联靠拢，南向少帅假降，东向日寇与全国同胞摇其抗日大旗，放火自救。

读史者翻书至此，真不禁摔掉茶杯向毛氏肃立致敬。毛公雄才大略，能屈能伸，岂是立正救国的蒋委员长和三陈诸公所能望其项背！

然三韬六略，终需天助自助。若非少帅堕入彀中，诸葛亮也一筹莫展。

谁知“西安事变”一起，整个毛派的命运，也就全部改变了呢？——“天子之怒，流血千里”，终不敌“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之能解决问题也。余尝问少帅，今世国人，公最服者谁？曰：周恩来！再问曰，您是否上了老周的大当了呢。少帅默然。

总之毛公“用兵如神”（陈寿评曹公之言）。试评毛公，虽百万言岂能尽其一面。

大致说来，自遵义而后直至一九五六年秋的“百花齐放”季节，二十一年中领导毛派共党打天下之毛泽东，在党务、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政策上，真可说是“完全正确”（中共七大对毛的颂辞），错误甚少。所以在短短的十四年中他能“打平天下”（毛第一次进住庐山“美庐”时的豪语）。

可是在另一个二十一年之中，从争鸣反右到批林批孔（一九五六—一九七六），毛的所作所为则一步也没有走对。二十一年成了个完全错误的阶段。在他老人家最后二十一年领导下之中国与中共，其能免于亡党亡国者，也真是个历史上的奇蹟 。

朱总司令的抑郁

在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战区的太行山前敌司令部里，一位“杂牌”出身而功勋非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郭寄峤将军偶然被分派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这位传奇英雄，共用一寝室。二人白天则同吃同住，夜间也常时联床夜话。这位国方将军对这场抗日战争颇感兴奋与乐观，而朱则君恒悒悒。一次国方将领很欣然地向朱说，玉阶兄，现在国共合作，国家统一了。抗战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朱抑郁地说，抗战前途，并不那么乐观。这位国方将军乃追问其故。朱说，国共两党如今都抓在蒋、毛二人之手，而蒋毛二人却是两个最自私的人。他二人何能合作抗战？

读者贤达，这不是小道消息。这是那位颇具圣贤资质的朱德将军地由衷之言啊！

“权瘾”如“毒瘾”

在朱德的眼光中，蒋毛二公何以都变成“最自私的人”呢？朱老总有所不知，天下哪有不自私的政客呢？在激烈的政争之中，其客观情况，一般都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有为有守的好好先生、正人君子，在这种夺权市场，是无法生存的。因此政客地位愈高，愈急于“抓”权，也就愈无原则、愈自私了。——尤其是在“转型期”中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市场里。在这儿我们的道德标准、法律制度、价值观念……通统都是朦胧不清的。社会舆论和人民的眼睛，也拿不出标准来，聪明人就会善加利用了。朋友，哪一个政客，尤其是超级大政客，不是聪明绝顶的呢？

或问，领袖诸公青年时期，不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吗？何以老来自私若此呢？

答曰，君不见活烈士汪君精卫乎！精卫少年时在死囚牢中，自期“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壮烈！何以年已知命，还卖国求权呢？

余尝问知汪极深的高宗武先生，以汪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何以甘心沦为卖国汉奸？

高说：“押宝嘛。”

读者诸士女大多与在下一样，无权无位，固不知嗜权嗜位之有瘾也。“权”者，鸦片烟、海洛因、番摊、沙蟹也。一朝嗜权成癖，亦如嗜毒、嗜赌也。张汉公曾告我：“戒毒的痛苦如脱胎换骨……一个人能够戒毒，则没甚么事他不能做的……”实是经验之谈，亦见戒毒之难也。其实戒赌、戒权，其难亦不在戒毒之下呢！——一个瘾君子，为着毒瘾，他可以杀人放火，售妻鬻子，无所不为。同样的，另一种瘾君子，为着权瘾，国家民族也就管不得许多了。——此一代才人汪精卫，为押错宝而遗臭万年也。

汉代的政客主父偃说：“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父母）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音鄂，受鸟气）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不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其实主父偃并不是个突出的例外。他只是一种型态。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多半如此。汪精卫和蒋毛二公基本上也都是这种人。

自私心与责任感

当然写历史的人，也不能一竿打翻一条船。其实“自私”（Selfishness）从另一角度来透视，又何尝不是一种“责任心”（Sen色 of Responsibility）呢？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的大英雄大豪杰，不都是以天下为己任吗？蒋公在一九七五年“崩逝”之前，还不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写了一副绝笔对联？那位“且看今朝”的毛主席，在蒙教主恩召之前，以不同词句，表达相似心情的纪录，不更是多不可数？——甚至那位“老有大志”的“中国脊梁”梁漱溟先生，不也说过，他如死掉则民族就要遭殃，文化就要灭亡？抗战期间，在敌机空袭之下，抱头鼠窜的刘文典教授，不也是说他在“替庄子跑警报”？

其实这种心理现象，不能以“自私”一语了之（如朱老总之所言），它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中心”（Egoism）。自我中心和“牛皮主义”（Egotism）以及“绝对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间的关系却稍有不同，虽然他们原是一母所生的骨肉兄弟！

既然这些酸溜溜的老儒、迂夫子都还有这种心理现象，我们又怎能错怪蒋氏毛氏那种盖世英雄之“朕即国家”的观念呢？俺一身系国族安危，能不善自珍重？更何况生为领袖，“抓”就是他们的天性呢？——“抓”，也就是自私的基本功也。

转型期中，按理就不能出脾

“抓”无伤也。上帝不仁，创造了生物，就是叫牠们去抓的。为着自身的生命，为着将来生命的延续，上帝本要训练牠们去“抓食”、“抓色”。可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抓”总得要“按理出牌”。大家公平竞争，轮流坐庄，打它四十八圈麻将。看谁的技术高，手气好；“赌奸、赌猾，不睹赖”，以决胜负，以定输赢，以看谁“坐庄”、“霸庄”。——如此守住四人的根本大法，法治民主，输赢之间，心平气和。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老子今朝犯了错误，“手气不好”，受了你的鸟气；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下次再来“翻本”。——此鲁迅先生所谓“费厄泼赖”（Fair—Play），公平竞争也。

不幸的是在我国近百年的“转型”期中，我们只能打四人一桌的小麻将，我们却不能打四万万人、甚至四十人合打的大麻将！因为我们没个打大麻将的规矩。没个众赌徒都一致遵守的“赌规”，那我们打起麻将来，那就既“奸”又“猾”、更要“赖”了。一“赖”就没有“费厄泼赖”了。斯之谓“无赖”。——以无赖的手段来处理国政，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你看：“反右”期间，毛主席不是分明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为甚么后来那些大嘴巴先生甚么葛佩琦、储安平等等，被整得那样惨呢？大家责问毛主席“言而无信”，对人民搞“阴谋”。毛公不但脸不红、皮不皱，他老人家反而笑容可掬地说，这叫“阳谋”，叫“引蛇出洞”！

朋友，这就叫“耍赖皮”了。耍的人就叫做“无赖”了。费厄泼赖也就扫地了。

孔二先生不说过，治民可以“无兵”，可以“无食”，但是不能“无信”！

毛主席把中国搞糟了，简单扼要的一句话，就是他犯了我民族文化上的大忌：“无信于民”——这是毛公搞法家，搞到走火入魔的结果！

崇毛的读者，阅拙作至此，可能误以我为亵渎圣贤，在天安门大像上泼油漆，诬蔑毛公。非也。治宏观史学者，立巫山之巅，看滚滚三峡。洪流浊浪之中，个人行为，藐不足道也。鄙不言乎，一部中国近代史，转型史也。转型中途，江流石不转，浪全转船半转；汪转蒋不转、毛不转邓转……有啥法律可讲？道德可依？章法可循？……王安石说：“天命不足信！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各是其是，各党其与。啥叫“按理出牌”？

老实说，在这改朝换制的转型期中，四不像时代，英雄豪杰们，志在天下，按理就出不了牌，出牌就不能按理。此笔者所谓没有“赌规”，尚无“定型”也。

干无赖勾当，不按理出牌，毛公只是千百个赌徒之一耳，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也。贤者不免，奚足深责？只是他和孙殿英一样，袖里藏牌，本事通天，为其他赌友所不及而已。时势造英雄，时代如斯——奚足深责，奚足深责？我辈但秉笔直书之而已。

抓要先从内部抓起

总之，毛公这一“抓”，首当其冲而张目结舌者，不是旁人，正是他卧榻之侧的“毛派”首要——他的老上司朱德、周恩来也。朱德者，红军之父。国民党悬赏二十五万元人头榜上之所谓“朱、毛”也。微朱德，何以统军？

周恩来者，红军主力黄埔系之“老师”也，军委之前主席也。党中高干主力，法国留学、勤工俭学之总头头也（国民党高干主力为留美学生；共产党高干主力为留法学生。读者不妨参阅才女毛毛的大着《我的父亲》十六至十九各章，尤其是第十九章〈党的锻炼〉。兼阅金冲及着，一九八九年中央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周恩来传》第七章〈青年团旅欧支部〉）。

微恩来，何以驾驭军中飞扬跋扈之黄埔系（包括叶剑英、徐向前、左权、林彪……）？微恩来，何以团结党中之留法高干（李富春、聂荣臻、王若飞、邓小平……），何以对抗那群朝圣镀金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他们背后那批“国际”（iern；Thhird Ierionale）中的大小头目呢？

建立“毛派”（在海外叫做Maoists，现在拉丁美洲还有好几万）而无周、朱，则粪土也。有周、朱，则无攻不克、无坚不摧也。然周、朱断不可有“实权”；有实权，则尾大不掉矣。所以周公鞠躬尽瘁数十年，死而后已。做了一辈子外交官甚至特工首长，却未尝插一指于党的“组织”部门也。

朱德、玉阶者，命大官大之福将也。从瑞金开始就干上“红军总司令”。总去总来，接着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接着又是中华民国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四年内战，人民开国，又变成“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正官正印，干了一辈子“总司令”——不折不扣的“总司令”。

但是总算“红卫兵小将”有见识。在文革期间，他们贴了无数张“大字报”，印行了无数份《井岗山》、《红旗》……等等红卫兵小报。在批斗朱老总专栏里，他们说：“朱德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却“一天也没有“总”过”！另外还加他个“老混帐”的封号。

四人帮搞历史，一贯是三真七假的。但是在清算朱总司令这笔账上，倒是百分之百的真历史——遵义会议之后，我们的“朱总司令”，真是“一天也没有“总”过”！

朋友，明乎此，你怎能怪朱总司令在太行山上，愁眉不展！

内战外战中的推磨战略

在“世界近代史”和“当代中国史”一类的大学讲堂里，老师免不了要问的主要课题之一，便是战后中国何以走上共产主义。学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千奇百怪的。但是在总的趋势上，很少学生会把国民党的“军事失败”，看成为共产党成功的主要原因——愈是自作聪明的学生，愈会冲淡“军事决定论”。在他们的时髦幻想里，认为如把国共之争的成败，归之军事，是笨伯之言也。——在头角峥嵘的“大学生”之中，“笨伯”自是绝对的少数。

可是大智若愚的老师，在这种热烈的讨论里，往往却是一位笨伯——他们认为国共胜败，固然是原因万千，可是双方决定性的因素却是军事指挥。——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打”败的。共产党如果不是在战场上把国民党“打”败了，它纵有千百种其他的致胜之道，要想把国民党赶出大陆，也是做不到的。

共产党怎么能在战场上把国民党“打”败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历史家不能不归之于卓越的毛泽东打烂仗的军事思想。毛主席不是说过，“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枪杆子出政权”！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国共内战中，“内战内行”的毛泽东战略思想，是要使我们翘起大拇指的。——简言之，就是“打推磨、不打长征”。

长征的教训

须知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遵义的崛起，那是红军长征的最低潮。在这低潮期，那位一向恃才傲物、百夫所指的毛泽东再度被推出山，是（且引一句诸葛名言）“受命于败军之际”的。

“长征”这个没有后方、也没有固定的前方，没有补给后勤，也没有固定兵源粮饷，随处裹胁、就地打粮，钻隙流窜、拖死追兵的“流寇主义”，可把为当时中共党内一批小资产阶级、志大言夸的知识分子拖惨了。

才女毛毛最近在她的名着中，引毛伯伯之言，歌颂“长征”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见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页三二五）

毛毛，这是毛伯伯在吹牛呢。其实长征的功用，只是蒋介石的一条狼犬。长征之初，蒋叫牠咬何键、咬陈济棠、咬李宗仁、白崇禧。咬得何陈李白棍棒交加，落荒而走。一九三四年冬，红军入贵州。贵州地方军头，省主席王家烈，登机送蒋委员长回南京。蒋对送行人说：“王主席你和我一道去南京吧。”王说：“报告委员长，不行呢。我还有要公要处理。”蒋说：“秘书长他们会替你处理。”王又说：“我还未带换洗衣服呢。”蒋说：“到南京去买新的。”

飞机登空了。红军也替“南京中央”，“收复了贵州”！

蒋委员长又叫红军去替他收复云南和四川。龙云和刘湘都着了慌，严阵以待。红军完成不了委员长交代的任务，乃“钻隙”，学石达开逃到大渡河边，铁索桥前。委员长希望他们到成都去争霸。否则蒋公只要送来一小组中央工兵，弄他个“千寻石柱沉江底，大渡桥空铁索无”，你还有甚么“红军三烈士、七勇士”甚么的“攀索而过”呢？过了桥红军还是完成不了任务，委员长再叫他们翻大雪山、过草地，去打西北马回子，或东去帮忙解决那些“杂牌”西北军、东北军。

蒋委员长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

张杨二将军太笨了——笨人要吃笨人亏。

如此这般，才搞出个西安事变来！天不亡共产。不到长城非好汉，诸好汉牛皮大大的，他们之能免于石达开（凌迟处死）的命运者几希？！治史者为他们捏把汗也。纵使如此，诸好汉最后不是改装易服，服从蒋委员长，打方腊立功以免祸，有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告终呢”？

梁漱溟“头脑开花”

想起长征来，乖乖，一身冷汗，教训太大了。毛泽东再也不敢搞第二次了。以后同蒋介石再打仗，就不打长征打推磨了。

推磨者，建它七八十来个当年“苏区”式的“根据地”。军事各自为战，化整为零；政治统一领导，化零为整。蒋介石如再来“围剿”，他吃掉一个，我就转入二个。吃掉二个，我就转入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他吃掉三个四个，我再从五个六个，转回一个二个……跟你来个推磨大战，团团转，八阵图。不把你反包围通统吃掉，不算好汉！

抗战前，蒋介石为围剿一个赣南“苏区”，动员百万、历时四年、围剿五次，还落个“西安事变”和一个“捉蒋亭”。如今我老毛要建十个苏区，恭候大驾。介石要再来围剿，你得动员千万，历时四十年，围剿五十次……老蒋你还能围剿否耶?!——这在兵法上便叫做“立于不败之地”！

外国的洋专家不通毛性，眼看毛公的伟大推磨战略，不禁仰空长叹曰，中华文化伟矣哉，毛泽东精通《孙子兵法》。殊不知毛公在解放后还告诉林彪说，他根本未看过甚么《孙子兵法》。能否找一本来看看？（见《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是胡适的学生，和黑猫白猫教主邓小平一样，是杜威在东方的再传弟子，本事是从“实践”中学来的。

毛泽东这套本领不但可以打蒋介石，也可以打日本人，他的好学生武元甲等学到了，甚至可以把法国和美国毛子也打得走投无路。最可笑的是那位乡建派三家村老夫子梁漱溟，在抗战初期，经毛主席一夕教导，硬是被说得“头脑开花”（梁夫子自道原文）。

这盘大围棋怎样下？

以上是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要义所在。抗战一开始，“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再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他就开始实行了。

当红军改装易服（宋庆龄为之感动得几乎掉泪），自陕北开上抗日前方时，国军抗战，在淞沪战场上正以每小时伤亡千人的纪录在惨烈争斗之中。华北战场被日军突破，这时双方正豕突狼奔。太行山麓、娘子关前，一片糜烂。

蒋委员长是位脾气至大的血性男儿——你看他七七之后在庐山宣布“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咬牙切齿的那张照片，你就知道，他是被日本无知的“少壮军阀”，赤裸裸的侵略；被各怀异志的中国反蒋的地方军头（如桂系的李白、李济琛，广东的陈济棠、蒋光鼐、蔡廷楷和老把兄冯玉祥等等），乃至中国共产党和张澜、沈钧儒等七君子八君子……以及各大中学里，呼叫激烈、头脑简单的大中学生（包括写这篇文章的作者自己），激将激出来的。

语云：“请将不如激将”——你说老子不抗日？老子抗给你看！

蒋公在松沪战场，和南京保卫战中，可以说不数月便把他的“嫡系部队”和空军，拚得精光。这一拚，连那位最阴狠反蒋的毛泽东也为之感动！

蒋公这一拚，不用说京沪一带，血流成河、屍骨堆山（南京一地便是三十万！）。平津以下的华北大平原，被敌军更冲得一片混乱——我军兵败如山倒，敌人更是秋风扫落叶……整个华北的敌前敌后，我军遗枪遍野，散兵游勇随处皆是……

就在这一混乱情况中，我军精锐，那新近整编的“第十八集团军”，自陕北奉命渡河出击。

这时全国同胞自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以下，个个怒脉贲张，热血沸腾，奔走呼嚎。可是这时在陕北窑洞中。抽“大前门”的毛主席，却难得浮生半日闲的在冷静思考……这盘大围棋，他如何去下？

无限制发展八路军

毛主席是厉害的、冷静的。他没有蒋公那样冲动。据国民党后来的情报，毛氏这次对他出征将领的训词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

毛氏是否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对毛公的造谣？历史家无徵不信，都应存疑。

但是历史家可以肯定的说，这是最高明的一着棋！国民党的烂特务中，还没有造这项谣言的智慧？

若论“抗日”，这时国军数百万人，兵败如山倒。你要毛公的区区两三万人去“挽狂澜于既倒”？！——老实说，卷入这个“狂澜”，就是无谓的牺牲。你能吹牛皮真去“抗日”？

若论“应付”，不“应付”行吗？你拿人钱、穿人衣、吃人粮。——你是抗日国军之一部，何（应钦）、白（崇禧）二总长要调你上前线作战，你不听命令，不应付行吗？——中国人做事，向来马马虎虎，没那么认真。学学小杂牌，二分应付之可也。

可是国民党只发我们“三师人的粮饷”啊。现在遍地是枪，遍地散兵游勇和小撮游击部队和地方民团。正是“八路军”最好发展的机会。——诸将官听令：你们要随地“收缴民枪”，吸收所有的散兵游勇，改编所有的小撮游击部队和民团，就近也争取国军（尤其是近在咫尺的阎老西的“晋军”）加入八路军！“七分发展”，无限制发展。不受编、不听将令者，斩首不留。

一分抗日，还是十分抗日？

果然，七分发展竟成为十分发展、百分发展。未及三年，区区的两三万人的小小“八路军”，便发展成拥有五十万枪兵的大军了（读者不妨参阅目前最新的史料，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页四一八）。你能说毛主席的“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训辞是假的?!历史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嘛。

当然中共的党史家，和公正的国史家，也不能说老八路只是“一分抗日”。

毛公的指示原是抗战初期的事。纵在初期，第十八集团军也不只“一分抗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林彪的“平型关”之战，就不只一分抗日。虽然老共当时利用《大公报》把林彪胡吹一通，说他毙敌四千余。林彪那时才有三团人，怎毙敌四千？现在党史家已经修正了，说是毙敌一千。数目字还是太大了。其实我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设伏，被腰击的敌人，据日方所说只是敌军后勤补给线上一个运输队。这个运输队被老林打得七零八落罢了。

十八集团军在抗战史上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该军在一九四○年八月所发动的“百团大战”。阵线延长至千余公里，动员二十余万人，死伤十分之一。确是牺牲惨重。

这个百团大战有两重意义。第一，在四○年春季和夏天，八路军刚吃掉鹿锺麟、朱怀冰、石友三等国军敌后游击部队数万人，大大扩张了敌后根据地。在无比兴奋与乐观的情绪之下，轻视敌人，乃打出了一记辉煌的百团大战，因此也招致了敌人的反击与“扫荡”，是所谓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不幸这个“百团大战”只是彭德怀、朱德、刘伯承等几个指挥官将在外、不听君命、私伙儿搞起来的。毛泽东曾为此大为震怒。显然毛是要保存实力，继续搞其“一分抗日”的；殊不知这几位没有充分政治头脑的大老粗，竟然不受君令，在前线搞起十分抗日来。——这样，则党还能指挥枪乎？！自此毛把枪抓得更紧。不但朱总司令一天也“总”不了，连他最信任的彭德怀以后也指挥不了八路军。——主席后来不是还说，“解放军如果跟彭德怀走，我就上井岗山”吗？

事实上，只要老毛活着一天，共党阵营里，任谁也抓不着枪杆。枪杆永远在他手中。君不见，林副统帅在折戟沉沙之前，连一团人也指挥不了。林立果公子只掌握几架三叉戟运输机，但是他也只能上天，却不能落地（他管制不了机场上的灯火）。其后林氏一家人，飞到天上，下不来，最后只好在天空中画个大问号（？），便与祖国永诀了。悲夫！

老毛抓枪之紧、之有权威、之有技巧，天下无双啊！枪杆出政权。天下是老人家用枪杆“打”下来的。聪明伶俐的“大学生”，和自命不凡的洋专家，哪里知道？！

一国两制、两府、两军、两代表权

但是战争毕竟只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搞得好，是会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在国共内争中，他的政治部署，也是高人一等的。——这儿让我们言归正传，再谈谈他如何去建立“根据地”。政治上有了“根据地”，军事上才能“推磨”也。

毛公的第一个“根据地”，当然就是他那个老窝“陕甘宁边区”。这个老窝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的。那是“千古功臣”张少帅舍己救人，以五十年大牢的代价奉送的。不过天助自助，毛公不负少帅好意，把边区搞成个“革命圣地”，抗战的领导中心之一半，可嘉可贺。我们执简着史的人，应该给予正面纪录。

至于“陕甘宁边区”是个甚么东西？朋友，那岂是百万言所能了。这儿我们只能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来谈谈它抽象的性质。

“陕甘宁边区”是个甚么东西呢？曰，它是当时蒋介石帝国之中，一个毛泽东小王国。再问，帝国之中为甚么搞出个小王国来了呢？曰，这是近代中国“转型期”中的必然现象。——这一现象，自一九一七年孙中山率“部分国会议员和海军南下”到广州成立小朝廷，自称大元帅，后来又做非常大总统开始的。自此我们就搞起一国两制、一国两府、一国两军。在国际组织上搞一国两个代表权，如今已经搞了七十多年未解决，现在（一九九三）还在搞。（今日已是二○○四年，还不是“还在搞”？）

君不见“巴黎和会”（一九一九）中，北京派了个陆徵祥（后由顾维钧代行），广州也派了个王正廷？陆王二人在中国代表团中搞肢体抗争，十分难堪（欲知其详请参阅拙纂《顾维钧回忆录》，巴黎和会）。

君不见二次大战后“三藩市会议”（一九四五）中，重庆派了个宋子文，延安也派了个董必武（另有助手章汉夫及陈家康）。宋董幸能相安无事。

君不见本年度“联合国四十届大会”（一九九三）中，北京派了钱其琛出席，台北也派了女立委吕秀莲等来搞“平行代表权”！隔街相控？！我的朋友熊玠教授奉劝台北，搞个“观察员”玩玩。台北不干，北京也反对哎！现在还不知伊于胡底！

“转型”与“定型”

读拙作至此，朋友们可能更要问：国家分裂，已不幸矣。老兄又何必助纣为虐，还要说，这是近代中国“转型期”中的“必然现象”呢？回答这个问题，引一句郑板桥的话，便容易明白了。

郑板桥卖画，价钱很高。有些买画人，不愿付银子，要以送礼品来代替。板桥申明只要银子，不要礼品。他的理由是：“君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

如今国共两党向人民送礼，一个要送社会主义，一个要送资本主义。但是党之所送，未必民之所好也。部分人喜欢社，部分人喜欢资。各喜其喜，各恨其恨。那末一国两制，大帝国之内，就要出现小王国了。帝国王国一分，则两制必有两府，两府必有两军，两军旗鼓相当，平行代表权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再用点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一个国家要有个稳定的制度（吾之所谓“定型”也）。这个制度，最好是能够“为最大多数、谋最大幸福”（the gr ier for the gr majorit）。如果这点太乌托邦了，做不到，那末这个稳定的制度（像中国古代的帝国制度，或今日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一定要为一国之中，绝大多数国民所同意（英文叫做ional Con色nsus）。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缺少这个ional Con色nsus，那它就永远只是个过渡制度、临时制度或革命制度。不能成其为一劳永逸的百年（甚或五百年）大计的“定型”。一个制度定不了型，则这个国家就必然要从一个过渡制度或革命制度，转入另一个过渡制度、临时制度或革命制度……一个一个地转下去，循环不息。也就是黑猫白猫地，慢慢不断地摸索下去，一直摸到个“定型”为止……我们就是这样，自鸦片战争以后，已摸索了一百五十余年。——以不才的鄙见，我们已摸索得差不多了。大致还需要三五十年的功夫，另一个“定型”才会出现。

“农村列宁主义”也是个“过渡制度”

现在话说回头，毛主席那时那个可爱的小王国之所以能够成立，由成立而欣欣向荣，而打平天下，成立了一个毛朝大帝国，便是因为他的“前朝”原是个“过渡制度”，缺少那项必需的ional Con色nsus，所以毛公才能接他的班。而毛公晚年之所以弄得一无是处，其原因便是，毛的“农村列宁主义”（Rural—Leninism），也只是个过渡制度，不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所接受的绿故，所以才被邓小平的“市场列宁主义”（Mark Leninism）造了反。至于邓小平这一套，是否也是个“过渡制度”、“临时制度”或“革命制度”呢？讨论起来那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就暂时打住罢。

掉转头来，再评评历史上的毛泽东。毛公那个农村列宁主义，虽然也是个过渡制度，但是社会发展是有其阶段性的。毛的农村列宁主义却是那个阶段中最有效、最能解决问题的制度。它的效率在“陕甘宁边区”便表现得出神入化。诸如：一，共产党的集权领导；二，严密的党群组织；三，贫雇农受益最大的土地改革；四，适度的提高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生产力；五，合情合理的兵役和参军制度；六，严厉而可行的对知识分子整风和统战政策等等。

这些主要内容虽然没有一项可以进入将来的“定型”，但是它却是那个“阶段”中，最有效、最能解决问题的黑猫白猫。因此这个延安模式被带到广大敌后游击区的根据地去推行，很快就风行草偃了。随着八路军逐渐进入敌后地区，毛氏所期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就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了。

外战中的内战

前节已言之，根据公正史家的观察，中共势力当年向敌后“发展”，毛的指导原则似乎是：军事化整为零，政治则化零为整。毛不希望在敌后真正出一个“八路军总司令”。因此朱总司令在敌后也就“一天也没有“总”过”了（参阅文革期间红卫兵所发行的小报《东方红》，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和《新北大》，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所以在中共文献中，甚么“总司令朱德”、“职朱德”等等花样，只是毛氏用来“应付”国民党的——向国民党要钱要枪，或打打两党之间因“摩擦”而引起的电报战。毛公这种不按理出牌的调皮作风，不但使朱总司令不时长吁短叹，重庆的蒋委员长和何白二总长，也被弄得啼笑皆非。

须知八路军向敌后挺进时，这个“敌后”广大农村并非全是敌人占领区。国军在西撤之后，统帅部有明令，不许当地省县级地方政府随军撤走。他们要留在敌后农村和山区继续行使职权。他们也有些杂牌正牌部队、保安队、民团和游击队。八路军一旦进入这种“国统区”，问题便复杂起来了。

这两种不同背景的“一国两军”，最初激于民族大义，尚能并肩作战，共同杀敌。很快的老军阀时代“抢地盘”的恶习就故态复萌了。既抢地盘，就必然有武装冲突，当时术语叫做国共“摩擦”。摩擦升级，大规模国共摩擦，就变成小规模的国共内战了。打人无好拳，骂人无好言。彼此既然拔刀相见，则国方便叫八路为“匪军”“奸匪”，共方乃叫国方为“顽军”（顽固派的军队）——最近出版的毛毛新书上，还是这样称呼的。

亲爱的贤明读者：这时是强寇压境，我方军民，死人如麻啊！南京大屠杀中，三十四万的死难同胞，真是血迹未乾！重庆大隧道中，三万市民惨死。多少张王李赵、男女老幼，全家灭门……他们两个贵党，目不见、耳不闻，还要在敌人后方，抢地盘、打内战……顽军、匪军的自相残杀，是何心肝？！

笔者当年也是个血性青年，今朝在海外。则是是个衰朽老侨。孤灯寒夜，执笔至此，仍不禁目有余泪。——在历史上他们两个贵党的屈直，在我们笔下，从何写起呢？褒贬难分，在历史上，我们只能谈其结果。在这种敌后争地盘的内战中，国民党是争不过共产党了。共产党起自草根，挟农村列宁主义的现代化意蒂牢结，潜入敌后；处心积虑，全党听命延安，志在必得。而敌后的国民党则只是一些“杂牌”老军头，率领一些近乎乌合之众的老幼文武，居高临下。双方一旦交锋，那就被摧枯拉朽了。

因此自一九四○年春初开始，国方的河北省主席鹿锺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他们的“杂牌”部属朱怀冰、石友三、庞炳勋……一个个被赶得狗跳鸡飞。他们部下上千上万的枪兵，被八路包围、缴械、改编。终使华北敌后，成了清一色的延安属地。——直至一九四一年春初，国民党动员正规军十余万人，在江南一举消灭了“新四军”，扣留了叶挺，打死了项英，把内战引上最高峰，才打个平手。但是这一来，国共二次合作，也就非正式的结束了。

但是经过这一番在敌人后方所行的国共内战，毛主席要在敌后普遍建立战略“根据地”的构想，是大致实现了。以后对日对蒋，长征是不会再打了；推磨却可以打个没完没了的，直打到敌人下海为止。

学会推磨，打仗不一定必胜，但是用句毛公的话，是达到“战略相持的阶段”，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君不见，一九四七年胡宗南挥动二十万大军直捣延安，国共虽实力悬殊甚大，李德胜先生（毛化名）也绝不东渡黄河去“长征”。他决心在陕北和老胡推磨。最后还不是“胡宗南听指挥”，收兵了事？

以上所述，是高瞻远瞩、知彼知己的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大略。其重点实非国方专搞“步兵操典”的将军们之所知也。其后国民党竟弄成百万大军齐解甲的局面，岂偶然哉？

刘少奇与敌后政治一元化

至于毛氏在战时敌后搞政治化零为整的工作，也颇足一述。在军事上搞化整为零，他自任总指挥加以遥控，就不需要一个在中间坐大的总司令了。但是在政治工作上搞化零为整，他就需要在现场有个总负责人。为此他就看中了他的小老乡刘少奇了。因此少奇的命运其后竟成朱德的反面。——这也是朱德能够善终，而少奇终于横死的关键所在罢。

关于毛刘的关系，笔者曾撰另文纪之，不再赘。迨八路军初入敌后时，刘少奇出任北方局书记。以党管枪，职权在所有八路军头之上。这时他所执行的是所谓“三北政策”，也就是：“巩固陕北，打通晋北，争取河北”。在这一项政策之下，他最大的成就便是建立了“晋察冀边区”这个模范根据地。

晋察冀是陕甘宁之外的第一个根据地，它的胜利完成，也就是根据地扩张的开始。模范既立，其后“晋冀鲁豫”等“边区”便接踵而来。大陆上最近曾开过几次“革命根据地史”国际研讨会，长征前免谈，论文亦不下千万字，哪能窥其堂奥？但是长话短说，建立敌后根据地，北方局是始作俑者，晋察冀则是鼻祖也。

这个北方局和晋察冀呀，真是藏龙卧虎。今日仅存的中共大老之中，就有三老打这儿起家。当少奇整顿了“北方”，而移驾“华中局”时，他的口号又变成“巩固华北，争取华中，发展华南”，那时在北方局接他遗缺的便是杨尚昆。彭真原是北方局的组织部长，后来出任晋察冀边区书记的今日“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代理北方局书记而窜升为方面大员的。

刘少奇权力之膨胀，是自北而南的——由北方局到华中局，再屈尊做新四军政委之后，才回到延安中央荣任中共副主席的。新四军原是毛刘领导下的一道难题，尤其是身兼中共东南局书记、那位真正工人出身的副军长项英。项英没有参加长征。据说是毛故意耍手腕把他留下，以图置项英于死地而借刀杀之。因此项对毛之嫉恨，有甚于张国焘。项如不死，新四军可能是另成系统，亦如太平天国中之石达开。孰意“皖南事变”骤起，项英阵亡，叶挺被逮（叶本非党员），新四军余众由陈毅统率，这个意外对毛来说，真是天助。在少奇屈尊出任新四军政委之后，虎踞苏北的新四军与其他根据地之协调，也就天衣无缝了。

新四军问题自经解决——也是国民党假十万大军帮忙解决的——毛公精心设计的大磨盘、连环套、八阵图，自此大功告成。打推磨，不打长征，在再次内战中，他虽无短期内必胜的把握，可是已立于不败之地，就只是常识判断的问题了。数风流人物，且看今朝！只要磨盘推久了，国家民族元气丧尽，最后胜利，自然就必属于我了。谁知道这个磨盘相推未及四年，国民党的四百万大军，便被磨得粉碎；这一历史过程虽云天意，岂非人事哉？！吾欲何言？！

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

当毛泽东主席于一九七六年九月逝世时，消息传出的当天晚间，全国各大城市中的茶楼酒肆，食客爆满。但既不嘈杂，亦不喧譁；大家皆若有所思的在“喝闷酒”。此一现象，据各地友人们告我，全国南北东西皆然。这一段信史，足令后世读史者要感叹千年。

在这喝闷酒的时刻，大家心知肚明，今后至少可享受点，如胡适所说的，“不说话的自由”了吧。“偶语弃市”禁令的废除，可能也为时不远了。老百姓发发牢骚，评评死者，大概也有到来之一日。——果不其然，时未期年，全国各阶层对毛的评价就纷纷出笼了。

在诸多评语中，最中肯、也最能为中共四千万党员心平气和地接受的，盖为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我们搞历史的人，面对这句颇能辨别是非的公道话，不免要问一句，何以如此呢？！首先要问毛氏对他这个朝代的建立，究竟有些什么功勋呢？

一言以蔽之，曰，毛的“开国有功”，是他对中共打天下的正确领导。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时，刘少奇一夥的“毛派”，为着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对内清除“国际派”，对外应付蒋介石，他们要“搞毛泽东个人崇拜”（刘少奇的公开语言）。把“毛泽东主义”（后来由于毛氏谦虚，自改为“毛泽东思想”）提升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列。并正式写入中共党章，做为该党党员人人必须学习和遵守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

这一来，不得了，中共的毛泽东，就变成国民党的孙中山、基督教的耶稣、回教的穆罕默德和儒家的孔子了。孙耶穆孔在他们各自的信徒眼光里，都是“完全正确”的。中共七大期中，一夕之间毛泽东也就变成“完全正确”先生了。

刘少奇这一卖个人崇拜运动，在今日看来，是肉麻兮兮了；刘后来的横死，也是自食其果的。但是这个运动在那个时代看来既不肉麻，实际上也有此需要。

第一，毛主席那时的表现是谦恭下士、招贤纳谏的。所谓“毛泽东思想”也是毛派中央的集体作业，由毛出其名而总其成罢了。毛的领导如果“完全正确”，那也就是毛派各人皆有份的中共中央领导的完全正确。有啥肉麻呢？

须知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是有其浓厚的“阶段性”的。简言之，中共自组党之初（一九二○）至“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这一阶段是“共产国际”（iern）的天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有“绝对服从”的义务——这是那时“工人无祖国”，国际共产党搞“世界革命”的有“绝对性”的“党纪”，是“绝对”不许违背的。

共产国际何以有这条党纪？中共又何以“绝对服从”？事关世界革命，那就说来话长了。可惜的是当年拿过卢布的老一辈“职业革命家”，像邓小平，像杨尚昆，对此都讳莫如深；小辈毛派党史家像毛毛，就根本不知道了。

所以遵义之前的中共，所有党的领袖都是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个个都是“国际”代理人。所谓“国际”者，列宁、托洛斯基、史达林也。其后就只剩个史达林了。

国际共产运动从马克思到史达林，都是搞工人运动和都市革命的。——他们认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决不会搞革命的。这个主观的认知，因此就和以“农民暴动”为基础的中国革命的“客观实在”，大相迳庭了。可是那时俄国革命新胜，从苏联回来的布尔什维克，个个都是国际的钦差大臣，气焰万丈。因此那些和毛泽东在一起搞农民运动的土共，就吃瘪了——尤其是毛泽东本人，有时且被他们斗得死去活来。

但是老毛沉得住气，“不急于表白”。直至五次围剿，红军一败涂地，国际路线弱点毕露之时，大家“想想还是毛主席对”（陈毅的话），遵义一会，把国际派架空，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就回头了。可是国际派毕竟是“挟天子、令诸侯”的，有史达林为后台，岂可轻易驱除，所以遵义以后，七大之前，刘少奇等“毛派”，就要在党内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做为抵制了。因此毛氏对红朝的第一功，便是领导土共翻身，造国际反，架空国际派。使中国的农民起义，循自己的道路前进 ——这是毛派的形成阶段。

胜和败都是全面的

再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斯时朝野上下，腐烂一遍，皆为吾人所目击。所以那时的中国，“一党专政”不是当时政治问题的核心；专政而无能，才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笔者在〈李宗仁回忆录序言〉中曾略有引申，不再多赘）。

所以中共那时打天下的实际意义，实行社会主义还是次要的，更不是要为人民争民主、争人权（毛且不懂啥叫“人权”）；他地最迫切的任务，便是打倒那个“专政无能”、“占着毛坑不拉屎”的腐烂的国民党——以一个有效的“一党专政”，取代一个无能的“一党专政”。

上篇已言之，就军事对垒来说，毛的论持久战，就不是蒋介石的稍息、立正所可望其项背。桂系的小诸葛曾发明一个相对的名词，叫做“总体战”。但是“总体战”却永远只是个名词。

毛泽东那几杆破枪，居然把蒋介石的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打得片甲不留。指挥数万至数十万大军的国军主帅在阵前被活捉的，如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至数十人之多。这不但是中国战争史上无此先例，世界史上，亦未尝一见！

军事之外，其他限于篇幅未遑多论，其实政治上毛在“开国期间”的作业亦至为精辟。笔者在另文中，就认为毛的三篇政治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都是掷地有声的。

若说枪杆终当听笔杆指挥，则毛氏这三篇有高度黑猫白猫价值的政治论文，足抵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记得五十年代之初，有位国民党流亡高干告诉我：“我们的四百万大军是被共产党几句口号叫垮的！”这也是他失败之后，痛定思痛的知彼知己之言。

甚至那时中共对美苏两国的外交工作，亦远非国民党所能及。国民党外交那时以一人的意志为转移——对美一味屈膝乞怜；对苏不惜重价贿赂（如外蒙之独立，中东路与旅大之租让）。其低能连李鸿章之不如。而毛则能人尽其才，让他出使重庆的“驻美大使”周恩来放手做去！周在对美外交上所做的工作之细腻与有效，实是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所寡有。其结果不但史迪威变成张学良，美国驻延安观察员戴维思（John Davis）竟至密电华府国务院，建议美军如在中国登陆，占领上海和南京之后，不让蒋介石自重庆东下，而将京沪两地直接交毛周接管！——这是美国档案中白纸黑字的纪录，写历史的人不能胡说——其后纵在中国铩羽而去的马歇尔，对“周大使”也无太多闲话。此虽整个局势使然，而能共忧患的中共高层之合作无间，和毛泽东领导的“完全正确”，也是分不开的。

我班上的学生们没有说错——国共之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胜败的问题。他们两个贵党之争，胜和败都是全面的。但是从胜利的角度来看，论功行赏，自然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了。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这儿问题又来了。毛主席对中共开国的领导，何以“完全正确”呢？若谈具体事实，那就要写一百万字了。如今不能谈“具体”的事实，只好谈谈“抽象”的概念。——让我们借用他们“辩证唯物主义者”的一句术语来解释。那我们就可以说，毛主席对中共开国的正确领导，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结果。

“主观”是毛氏个人所具备的各种条件。

“客观”则是他那个革命（也就是“现代化”或“转型运动”）阶段中的“客观实在”。

胡适反对哲学上的“实在论”。说“实在”是虚的，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叫她怎样，她就怎样。其实纵使在实验主义（黑猫白猫主义）中，客观实在也是存在的，只是它有浓厚的阶段性，“客观实在”随“阶段”变动而已。

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客观实在”就是“必然性的（社会）发展”。但是这个发展却是随阶段变动的；不同的阶段之内，可能有前后矛盾的“社会发展”！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就是在某一特定的“阶段”之内，毛泽东的主观条件，恰好与该阶段中，必然性的社会发展是相互配合的。语云：“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时势的客观实在和英雄的主观认知，正配合得恰到好处，就是毛主席开国有功、正确领导的源泉了。

朋友，这个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不是什么洋东西呢。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如刘邦、刘秀、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都是这样的呢。且看看毛泽东的主观条件：他那天生的不守规矩绳墨的叛逆个性，深厚的农村背景和农民意识，在湖南中小学当老大的习气，《三国演义》和《资治通监》里学到的政治军事训练，思而不学的五四北大时代新青年的傲骨，满肚皮社会主义革命的标语……

在他权力成长期那一段“历史三峡”之中的客观实在，又有些什么内容呢？曰，农民大起义，这是个传统的必然。但是这个“必然”已逐渐脱离“传统”了。它要有个新的内容和新的领导。远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农民暴动，这一新的转变已很显明，不幸那个时代的农民领袖们如洪秀全、杨秀清和张乐行（捻党的领袖）等还不具备这种半新不旧和既新且旧的主观条件，而毛公今日以七分传统流寇、三分二百五的现代革命党的混合体，却正好补上这项缺憾。

再者，那个在主观和客观条件之下，既不能独裁、又不能民主的“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国民党政权，在这条转型运动的“历史三峡”里，原也是个阶段性极强的过渡政权——它制造不出一个“定型”来。既是过渡，则历史进入次一阶段时，它就要变成革命对象。这也是一件历史的必然。

毛主席的“开国有功”，领导正确，抽象的说来，就是这两个“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恰到好处了。

做朱元璋，还是做华盛顿？

但是上文已交代过，社会发展既有其阶段性，则不同的阶段之内，往往就有前后矛盾的发展现象。在前一段中，主观客观的“统一”，至下阶段就往往变成“对立”了。

就以一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来说罢，在他们那个“开国（打天下）阶段”，他们需要一个独裁专制、敢作敢为的朱元璋。可是等到进城之后，走入“建国阶段”，这个“国”却不是“大明帝国”，而是按“宪法”常规建立的“民主共和国”。那他们就需要一个雍容大度、澹泊明志、守法守约的华盛顿了。

老实说，中共建国之初，毛主席如果有华盛顿的胸襟，真的按照宪法，由毛、刘、周、林、邓……顺序安排，轮流坐庄；这样下去，我保险，麻将不到八圈，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定型”，就会慢慢地在中国出现。“历史三峡”也就不再延长了。

不幸的是，不但我们的现代朱元璋，不具备此一主观条件；历史三峡中的客观实在，也限制了华盛顿的出现。——读者贤达，您知道搞我们中国式的政治，是只能上，不能下啊。

可是当今中国毕竟是个“民国”嘛。你搞假民国真帝国，那就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了；原先的主观—客观的统一，就要变成主观—客观的对立了。原先大家一致热爱的共主，很快就变成大家一起目鄙心非的独夫了。

果然一九五三年苏联的独夫史达林死了。一九五六年苏共就搞起了对史的鞭屍运动。史达林的屍体在红场失踪了。

这时正一步一趋走史达林老路的毛泽东，是继续搞其个人独裁呢？还是悬崖勒马，回头搞个“邓小平—戈巴契夫”式的民主开放呢？不幸的是，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不容许五十年代的毛泽东，去做八十年代的邓小平。但是苏联如此，世界潮流如此，民主共和国宪法如此，国内党内要求如此；尤其是已经当权了的毛派革命家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无不人同此心。毛氏一人便有一手难以遮天之苦了。果然八全大会（一九五六年九月）一开，党章里的“毛泽东思想”便被剔除了。——毛从超党的太祖太宗，一下跌回成一个普通党员。

这时毛如果是位华盛顿，或者我国政治传统里的上拍下压的官僚体制不那么丑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可能真的就要出现了。这也是民族不幸和民命活该吧，毛的主观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都不允许这一美景出现，其后国事的发展，众所周知，就不忍卒述了。

毛派抑毛，毛杀毛派

所以八大以后的“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无一不是血淋淋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头滚滚！这些血淋淋的“运动”无一不是毛泽东一手搞出来的，也无一个不是大错特错的。这样则毛对中共的领导，就从完全正确，走向完全错误。

朋友，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所有暴君所杀的人加在一起，都抵不上毛泽东一个人所干的啊！他自说他比秦始皇要厉害十倍百倍，其实他也打破世界纪录啊。

“反右”的“阳谋”，显然是他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失控的结果。争鸣运动分明是他想利用“高知”，来对付企图抑毛的毛派高干。放火自救的企图终于失控，反而助长了高干的威风。文革时代他就再不敢利用“高知”，只好利用“低知”和“无知”了。

刘少奇窜升国家主席，原是毛拉一派、打一派对付彭德怀的结果。搞“大跃进”，取消“二五计画”，也是他要制造天下大乱来转移目标，以图自保。谁知饿死人太多了，引起毛派共愤，大家群起抑毛，他自己终于堕入“二线”，刘反成了英雄。

到四清到文革，毛之恨刘已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拉林打刘也就到不择手段、不要脸的程度了。——保权保位是事实，“左”的口号，欺人自欺而已。

毛主席把《资治通监》看过六遍。通监者，镜子也。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这面镜子反照之下，也狐尾毕露。——我们都是读过《通监》的嘛。

中国共产党原是一个由千万位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着救国救民而缔造出来的，现代化的革命政党。可是它发展至此，在毛泽东晚年的滥用极权、章法大乱的胡干之下，它就把时钟倒拨六百年，堕落成封建帝王（朱元璋）诛戮功臣的最反动的政治集团了！

朋友，我们读史至此，不免掩卷一问：胡为乎而然呢！

问题不在左右，在极权

对这件历史发展的答案，新露头角的历史家毛毛，转述她的父亲之言，说：父亲多次说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随时都会有“左”的或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除了陈独秀一次右倾投降主义以外，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他说，右，可以葬送我们的事业，“左”，也可以葬送我们的事业。他说，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哲学（见毛毛书，页三三六）。

这段引言极重要。它说明邓小平把毛泽东所犯的“建国之过”和“文革之罪”（死人数千万、一亿人民遭殃的大过大罪），说成单纯的左右倾思想的毛病。

其实当权者、当国者，人孰无过、无错？过错应防之于未然；过错自己不愿改、不能改，则由他人改正之。

毛泽东犯了大错大过，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刘少奇、邓小平要改之而不可得。结果“炮打（刘邓）司令部”，刘反被整死，邓几乎不免，这就不是单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问题了。

让我再引一段毛毛的议论。当然是她爸爸的话。毛毛说：毛泽东这个核心领导地位，不是他自封的，更不是外国人赐予的，是在中国革命经历了近十四个春秋实践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千般曲折万种困扰后选择出来的。

毛泽东是一个领袖，是一个伟人。他的核心地位一经确立，就确立了整整四十一年（见同上，页三○九）。

毛毛有所不知，历史不是请客，哪有那么简单！其实毛公领导中共四十一年，却有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大段：前半段二十年（一九三五—一九五五），从中共党内来看，可说是“完全正确”；后半段二十年（一九五六—一九七六），不论从党内或党外来看，都是“完全错误”。

毛犹人也！何以同一个人在进城以前和进城以后，判若两人？粗浅的说，从毛的主观条件来看，他那种叛逆浪漫的性格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他那一点点洋标语和《资治通监》，或许可以做“皇帝”，可是绝对不能做“主席”或“总统”了。把主席总统当皇帝来做，主观与客观对立，那就是革命对象了。

“革命革了数十年，一觉醒来解放前！”还是保守的说法啊。毛在后二十年所搞的，事实上是在民国时代，搞“封建补课”！

再者，毛所领导的这个政党，历史证明了，也只是个打天下的政党。正如民国初年袁大总统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 J. Goodnow, 1859—1939）所说的，它是比“承继式的寡头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帝制）问题还要大的“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Non—hereditary Autocracy）。统治者权力无限，它也没个和平合法的接班制度。政策上成“左”或“右”，都要靠皇上或太上皇一人的金口玉言，总归不是长治久安的民国制度也。

记着：有无限权力的人，无不滥用其权的！

记着：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

“毛泽东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才华横溢，文武双全……”（同上页三○九），但是他被“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了，腐化到几乎把毛毛的爸也给杀了。小平幸免于死（且用他自己的话），“命大”而已。

朋友，三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取向，也是中国近代政治社会转型的主要目标，便是由“无限制”（unchecked）的“极权”（Total Power），转向有“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民权。

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老百姓虽然还要有三、五十年的苦日子好过，但是“守到天明觉夜长”，黑猫白猫搞久了，黎明总归是会出现的。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于北美洲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

1. 共军在抗战期中最后改编的正式番号是“第十八集团军”。但是中共内部使用，和对外宣传，除“应付”国民党上级，索械要饷之外，向来不用这个正式番号。他们叫来叫去，口口声声，只是八路军长，八路军短。以致小辈中共党史家（包括毛毛），竟不知“第十八集团军”为何物。——不承认“十八集团军”，死守着“八路军”这一废弃的番号，虽是小心眼，但也是法家老毛极高明的一着棋！

刘少奇，刘少奇集团，刘少奇主义

——红卫兵小报上所见毛刘交恶的新史实

在一九六六年红卫兵运动之后，所有在此运动以前所出版有关中国大陆的书籍，势将做全部之修正，甚至改写。这一论断，实未过甚其辞。因为经过红卫兵这一闹，以前中共数十年高度保密的资料，都纷纷为红卫兵所发行的各种小报所披露。在这种新的资料之反映下，中国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领袖们的印象因而亦大异于昔日。刘少奇个人的历史便是个极显明的例证。

过去一般的看法，总以稳坐中共第二把交椅的刘少奇为毛泽东所一手栽培。此种看法，今日显然要大加修正。刘之位尊储贰，原系其本人独力造成，毛氏栽培的成分，远没有吾人以前想像之大。

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原名刘作黄，原籍湖南宁乡人。出身于一并不宽裕的自耕农之家庭。兄弟姊妹九人中少奇排行最幼。在原籍稍受教育后便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北上至保定，就学于当时为留法预备学校之育德中学。留学未成，乃转赴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肄业于当时国际共党所办的俄语学校。该校终于民国九年（一九二○）资助其赴莫斯科留学，翌年乃正式加入中共。

返国后刘少奇遂以组织工人为专职，并襄赞李立三、毛泽东等策动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九月之安源煤矿大罢工，自此以后，刘遂与中共工运结下不解之缘。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国民党武汉分共时，刘几遭不测，然卒能平安渡过。翌年乃奉派至天津为中共做工运，并于文化教育界从事活动。刘因乘机接近当时华北之高级知识分子。此一任务对刘氏后期的政治思想亦发生极大影响，同时亦使刘逐渐造成一个以彼个人为中心的小集团。刘氏与彭真，便在此时结识于天津。

刘氏之早期活动颇倾向于李立三，与毛氏接触较少，但刘氏并未因立三路线之覆灭而随之垮台。一九三○年代中，刘氏竟一跃为江西苏区第一号工运领袖。长征时改任红八军团政委。遵义会议期中刘又夥同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支持毛泽东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刘氏因由地位低微的红八军团政委一跃而为红三军团政委。以故遵义一会不特为毛氏取得中共领导权之阶梯，亦为毛、彭、刘三巨头在红色政权中合作之开始。

刘少奇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二度奉派至华北工作，此次工作基础已相当稳固。斯时“一二．九”学生运动正在高潮。虽然此次学生爱国运动并非中共所推动，然国内外情势俱足使此一运动有利于中共。国民政府斯时方图以空间换取时间，做长期抗日之准备，但一九三三年之“塘沽协定”，与一九三五年之“何梅协定”均有背于当时华北知识青年立即奋起抗日之心愿，而使此辈青年为中共“立刻武装抗日”之口号所引诱而倾向中共。结果有大批青年竟在刘少奇及其干练的副手如彭真、安子文等策动下而加入共党。若干共党分子及其同路人终于被捕入狱。斯时刘氏深恐一旦中日战争爆发，此类政治犯将沦入敌手，乃诉请中共中央准在狱党员签署假悔过书而恢复自由。如是而出狱者不下数百人。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次假自首中在北平便有六十一人为政府释放。释放人员中包括刘氏亲信甚多。其后在中共党中十分显赫之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均于此时获释。狱中的折磨足使此辈更加倾心为中共工作，并以刘少奇之马首是瞻。以此刘氏亦为毛泽东所赏识而誉为“白区工作的模范”。红卫兵小报上的作者们说，刘氏党于三十年代便已形成，实是信而有徵的。

西安事变更给予刘氏及其干部一无上机会做进一步之组合。盖中共经十余年之清剿，原有知识分子之干部可说所余无几。所以一旦在延安重整旗鼓时，全党各级机构中之干部泰半为文盲或半文盲。基层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几乎绝迹，急待招募。而刘氏之徒数百人则多出自中国高级学府的优秀青年，在此际遇下，当然一拍即合，以应此急需。七七事变后，这批高知均自大城市转入乡村，在刘氏领导下，彼此一呼百应，则刘少奇集团便如日上东山矣。

当战争初起之时，中共党中央仍操纵于国际派之手。张闻天仍是总书记，秦邦宪则掌组织部。惟国际派此时已日迫西山。俄援已不再来，高知老干部亦泰半凋谢。毛泽东因乘此时会把中共改组，藉以防制国际派之东山再起。

毛氏之手法便是一面恢复中共西北局的组织。西北局直接主持陕甘宁边区的党务，其中成员多自刘氏集团中挑选。如安子文即受任主持西北局中的组织部。经此一安徘，则国际派连中共根据地中的地方党务亦无法染指。毛氏另一手便是设立一新的中央干部训练部，使刘少奇任部长，与中央组织部平分秋色。一年之后，张、秦去职。中共的党权乃落入毛、刘二人之手，由毛氏主持中央决策机构，刘氏操纵各级组织部门。毛、刘二人自此遂互为表里，沆瀣一气矣。

迨抗日战争日趋扩大，刘氏集团之活动范围亦日渐延伸。在抗日初期，中共原执行其所谓“三北政策”。亦即“巩固陕北，打通晋北，争取河北”。盖斯时华北敌后的国军游击队组织有欠严密，此一空隙乃给予善于组织群众的中共干部一绝好的时机从事活动，而刘氏之徒便是此项活动下的领导集团。刘氏本人此时专任华北局书记。嗣后虽将此职移交杨尚昆接替，然华北局迄为刘派的老巢，而“晋察冀边区”之建立与扩展，便是在该局主持下的辉煌成绩。

晋察冀边区实为中共向华北敌后活动之跳板。该边区原经国府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初批准为敌后之地方行政单位。虽名“边区”，其性质则与陕甘宁边区迥异。后者为共党独占并已实行共党所颁行的土地改革，而前者则仍是原来中国社会之一部。最初的边区政府亦是两党共管的联合政府，其中中共党员所占成分甚小。然在中共所倡行的所谓“三二制”之下。共党权力逐日增涨，不知不觉间遂为共党所掌握。

晋察冀边区于战时不实行土地改革。仅着重减租减息。同时该区内共党组织群众做政治活动，其情形亦与政府直辖区大异其趣。换言之，即中共利用此一边区为其统战原则下各种政策之试验区，一种政策经试验成功，即向其他地区推行。此种推行程序甚为有效。其成就实多归功于刘集团中第二号领袖彭真之领导。彭原任中共华北局组织部长，后兼中共晋察冀边区书记。其边区工作当时即深受重庆国府之注视。

刘氏将华北工作移交助手之后乃于一九三九年南下华中任华中局书记，随刘而去者自为大批组织人员。华中一带之组织群众工作，与中共之地方政府，乃应时而起。

至一九四○之末，中共之“三北政策”已顺利完成。其另一步骤之口号则为“巩固华北，争取华中，发展华南”。此一政策之执行目标正如何应钦、白崇禧两将军当时之观察，即是中共将于敌后自河北至江苏建立一“一字长蛇阵”之游击基地，正规与非正规之政府部队撄其锋者必遭诛灭吞噬无疑。在毛氏“先斩后奏”的原则之下，国军与共军之摩擦乃与日俱增，直至成为对外抗战阵营中之内战。由于不长于游击，政府军之在敌后游击区者乃逐一被吞噬，以至长江以北之敌后地区，几全为共军占领。

然共军在敌后之猖狂终引起国军之反击致酿成一九四一年一月之“皖南事变”，中共之新四军几全军覆没。皖南事变就延安全盘南进战略来说确系一大挫折，然就中共内部刘系势力发展而言，反为一天造地设的新机运。

刘系势力之形成原与毛同。二者皆是华北起家。长江下游一带原为新四军势力范围，刘系难于立足。项英原与毛氏不相容。项氏之个性与政治背景均助长新四军地区之山头主义。该军给养装备亦系国府供给，固无听命于延安之必要也。

然项英死后，原非共党之叶挺军长及其属下几全部被俘后，情势遂大变。加以新四军名义已经国府明令撤销，残部更四面受敌，纵已遁往江北亦难逃追击。如此紧急场面遂使延安人员乘虚而入。一九四一年四月，刘氏乃受命为新四军政委，刘系之势力乃自华中延伸至华东，苏北遂为刘氏之另一指挥所矣。

刘系势力之急骤上升事实上与毛氏全盘策略正相吻合。要言之，毛氏对战时敌后之政策，可说是“军事化整为零，政治化零为整。”毛氏不但反对一九四○年之百团大战；纵使是小规模的抗日游击战，渠亦不愿发动。毛氏之目标为保存实力，扩张地盘，以待将来。在毛看来，敌后共军绝无集中之必要。相反的。如共军在敌后集中，则其总司令势将对毛氏之地位与声望构成威胁。近年来大陆上红卫兵小报每讥笑前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一天也未“总”过的总司令”。战时的事实，亦的确如此。

然刘少奇当时的处境与朱德却适得其反。毛氏却愿以全力支持刘氏成为敌后地区最高的党政首长。一九四二年九月延安政治局通过所谓“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一消灭山头主义划时代的“决定”之通过，事实上亦只是追认并加强刘系所完成的既成事实而已。

但刘少奇并不因敌后工作之忙碌而忽视在延安应有的活动。必要时他总是回延安襄赞毛氏做重大决策。正因毛氏在共党内唯我独尊的局面尚未形成，刘氏为本身利益着想亦认为有助毛独尊之必要。二人表里为用，一九四二年底刘氏乃应召返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书记，同时兼任有高度实力的军委会副主席。刘氏出任中央要职后，大批刘系人物如彭真等亦相率返延。毛、刘亲密合作后，才搞出“整风运动”来清除党内敌人，各阶层中国际派残存势力乃被一扫而空。行动之不足，乃辅以理论。因此刘氏一生之重要着述，均在此时付梓的。事实上在此期中，毛氏除其本人着作之外向不许他人妄自执笔奢谈理论，然于刘氏则曲加优容。

事实上刘氏之享有特权亦非无功受禄。刘尝说：“那时有人反对毛泽东，所以我要搞毛泽东个人崇拜。”刘那时对毛氏的个人崇拜的确搞的很起劲。在一九四五年春中共七全大会时，毛就被捧成超人了。在刘氏所经手修改的党章上，“毛泽东思想”竟与马列主义并列成为中共三大指导理论之一。全党党员一定要悉心学习。投桃报李，刘氏亦自有其个人收擭。七全大会后，刘氏竟一跃而为该党副主席，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七大之后，刘系人物皆扶摇直上，分据党政要津。毛之早期政敌——尤其是国际派人物——均遭打入冷宫。为面子关系，不为已甚，前党魁陈绍禹、秦邦宪仍许列名于七届中委中之最后二席。连刘系中的无名小卒的二流人物如薄一波者亦竟位在陈、秦二人之前。

在七大以后，红色领域内的权力分配可说是“毛家天下，刘家党”。中国道教中的寓言说“刘公得道，鸡犬升天。”在刘公升天之后，刘系中的两员主将——彭真和安子文——的经历，实值得吾人分开来研究一下。

在一九四二年中共“整风”之前彭真几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级干部。但在整风中彭氏以中央党校负责人的身分竟成为该运动中的执行干部。自此而后便一帆风顺。在七大中彭氏网罗的选票竟超过周恩来和彭德怀所有。

日本投降后，彭氏受任为当时最重要的“东北局书记”，和苏联在东北的占领军直接发生关系。在此一战略地位最重要的新游击区内，彭氏乃夥同刘系另一重要干部林枫创立了中共的新根据地。近日红卫兵的报导说，当时彭林互为表里以牵制东北地区林彪的领导权，当非空穴来风。迨彭氏在东北为高岗、饶漱石所替代之后，乃重返延安中央组织部出任更重要之副部长职位。

当彭氏在东北延安之间迭任要职之时。渠对其一手搞起的晋察冀边区这一地盘与地盘内他原有的班底并未失去控制。当一九四九年初傅作义投共后，晋察冀边区内经验丰富的刘氏党羽，遂因近水楼台，首入北平接收一切，并组成中共北平市委。未几彭氏即“当选”为北平市人民政协主席兼北平市委书记（北平旋改称北京）。一九五一年乃代聂荣臻为北京市长。在此以前聂氏戎马倥偬对北平市党务早已无暇过问矣。彭氏对北京地区党政掌握至为严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慨叹的，所谓“针插不进，水渗不透”。在此同时期，彭氏除于地方党政之外，并身兼中央要职，自不待多述。

彭氏在北京当权期间，渠所重用的几全为其原有班底自不在话下。如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于抗战期中即已在华北局任职，即其一例。而其他资望原不甚孚的彭氏班底亦竟逾格擢升，分任要职。邓拓便是个好例子。邓氏三十年代中由彭氏介绍加入中共，惟渠未几即离党而转入国府机构中任职。邓氏文笔流畅，着作中对政府颇有溢美之词，而斯时正值“长征”期中，渠本党其他同志则正处于政府四处猎捕之中也。

抗战军兴，政府迤异党之禁，邓氏在失业状态下，遂由彭真证明党籍而重入中共。邓初任职于重庆之《新华日报》，然与延安派来之工作人员不洽，乃转赴华北局投老友彭真。彭命其主持晋察冀边区宣传工作并主编《晋察冀日报》，旋复兼任边区文协主席。

彭真出任北平市长后，邓氏亦随之右迁主持中共之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初任副社长，旋任主编。一九五四年邓氏乃得以新朝第一报人身分出任大陆新闻协会主席。在北京市政府及市委中邓氏亦身兼数职。

然根据中共传统，邓氏实早应成为“脱党分子”，渠曾在政府机构服务甚至可被判入“叛党”之列。以此种背景，而邓仍可在红朝扶摇直上者，无他，邓氏文笔高人，而又为刘系红员故也。

安子文之故事亦相类。安氏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于北平出狱后，翌年便一跃而为八路军司令部秘书长，安氏是时年方三十二也。敌后工作年余，安氏又随中央组织部长任弼时返延安出任组织部副部长。任氏为中共元老而无派系，又患高血压，不任繁剧，安子文遂得掌握部务。一九四六年乃正式代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凡二十年，直至文化革命始被褫职。红卫兵攻击安子文时说他控制组织部二十余年也确是事实。

刘系势力之逐日高涨吸收了中共党内无数亲刘分子，但也激出无数反刘集团。刘少奇在中共高级干部中算是比较方正而深受同党爱戴的一员。纵其高层中之早期政敌对渠之为人亦每多称许。故中共高级领袖中其不能自成派系者往往愿结刘以自固，如邓小平、邓子恢、杨尚昆、陈云、陆定一、周扬、谭震林、陶铸等均为其中之佼佼者。纵与刘有抢夺第二把交椅资格的政敌周恩来，对刘亦少微词。一般说来，刘系势力之膨胀，大陆共党多视为当然而不以为异。

但中共里亦有与刘系绝不甘休的反对派。正如其他一党专政中的当权派，刘系之弱点亦极严重。在其金字塔式的权力组织中，其高层则为一每好滥用职权、十分排外、嫉贤妒能、贪权好位的小集团所把持。因而它在大陆的各地区、各场合、各部门都随时随地制造政敌。如柯庆施即为一例。庆施颇为毛氏夫妇所倚重，渠即因个人恩怨而与刘系结下不解之仇。事实上柯庆施便是促使毛、刘交恶，在一九六二年首先帮助江青为反刘而写的第一篇文章的第一人。陈伯达和康生反刘的情形与柯氏亦相近。

同时刘少奇因为一直襄赞毛泽东，主张党应管制枪杆子，所以刘和军方也一直有意见。其中唯一的例外是罗瑞卿。罗因在部队里常受林彪的歧视而想弃武就文，所以对刘比较接近。罗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受任为总参谋长即是刘氏保荐的。斯时毛氏急需刘的合作以排挤彭德怀。所以经刘的推荐，毛的认可，罗氏才能出任此要职。

其他将领，特别是林彪，对刘都非常疏远。这可能是毛氏故意分化他们的结果。早在延安时代，当林彪还是“抗日大学”校长的时代，他已培养出一批自己的政治干部。他的学生后来又嫁给他的叶群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干部一直被林彪收罗在他所指挥的一一五师，和战后的庞大的四野之内。这批政工人员和刘系干部一样，在中共军事系统中自有势力范围和他们独立的出版宣传机构。当刘系人物心心念念要打入军事系统之时，这批政工，正相反的，也心心念念想打入党政和文教系统。在中共席卷大陆后，当刘系政客颇以高知自许之时，林系政工则日渐教条化。此种分道扬镳的结果，不但使两派在政治上日相水火，在文化观念上亦格格不入，因而一旦彼此正式冲突如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彼此便必然要拚个你死我活。

但是话又说回来，刘系势力虽急剧上升，但初不见其有不忠于毛的现象。自四十年代初期毛刘合作击败国际派时起，刘少奇在重大政治决策中，一直是拥毛派。如韩战之后，毛氏立意要削藩之时便是明证。其时刘氏即是毛的主要代言人，要求取消人民共和国的半独立王国。其惊人的结果即是地方割据军人，未经多少流血事件，便能和平废藩，归政中枢。

纵使是在一九五八年，当毛氏一手搞起的“大跃进”弄得一团糟之时，刘少奇虽怒不可遏，但亦无任何犯上反毛的行动。相反的，正是刘系人物的鞠躬尽瘁，才把这个烂据子收拾起来，毛氏威信毫未受到损害。当时把毛氏捧成活佛一般的，场面最大的电影《东方红》便是刘系的北平市委监制的。

但刘少奇并非长于阿谀的人。他是个笔头甚勤、自修成名的理论家，对党政大事自有其主张和信念。在日寇投降后的内战时期，据说他曾领导中共党内的鸽派来反对毛氏这只孤鹰的好战政策。他认为当时受到“国际压力”的国民政府是有诚意谋和的，中共应以同样诚恳态度提出对策，庶几将来可以参加国会，化干戈为玉帛。谋国内和平于几席之间，刘氏相信是有其可能的。据说刘氏当时曾力主退让。他说：“我们必须退……退得够，这样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化……我军和国民党军都国家化。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退让的。”

据说毛氏便坚持说国府对和谈“无诚意”。毛说，“和谈是国民党准备另一内战的烟幕弹。”又说，“蒋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最近的资料显示，当时毛是自始至终反对和谈的。当他被“国际压力”压到重庆签署“双十协定”时，他倒真是把和谈当成烟幕弹。后来发现的史实已证明毛氏当时的政策。战后中共所发出的那一连串的火药气极浓的文告——有的当时由朱德签名，有的未经署名而由新华社发出——后来都收入《毛泽东选集》，证明是毛氏手笔。毛氏是中共党内反政府战争的原始策划人。刘少奇正和朱德一样，原先是反战的。

这种至今日始大白于世的、中共党内的秘密争论，是很可以理解的。在胜利之初，世界共党，连史达林、毛泽东在内，很少有人能相信中共能在中国内战中取胜的。但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的和平中国之内，只有一个共产党领袖会丧失名位的。这位共产党便是毛泽东。毛氏当时的地位正如“赤壁之战”时的孙权，在“肃可降，主公不可降”的偏激而自私的心理支配之下，毛氏为着个人名位，是不惜以中共全党的前途为他个人做“孤注一掷”的。

当时刘少奇、朱德以及连周恩来在内的中共绝大多数的高层领袖，显然对这“一掷”发生疑虑。在中共秘密决策会议中，这个党内多数似乎曾把他们死硬的主席的提案给否决了。政府与中共从而签署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的“停战令”。这一命令签署后，当时真是举国若狂。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当时却闷闷不乐。未几便称病在床，不治党事了。可是当该党副主席刘少奇署理党务而向全党下达“和平指示”时，毛氏又显然地加以杯葛。

大陆易手后毛氏在其党内声望陡增。渠因而更自觉其“思想”之睿智。事实上毛氏身为一初出岩洞的朴素的农民政党的最高领袖，他对当前都市社会的复杂性实不太理解，而渠竟持一己私见而做重大决策，并对自己的藐视知织分子和反学术的作风引以为荣。在这一方面刘少奇又和毛大异其趣。

刘氏对内政和外交上的看法颇似二次大战前的史达林，倾向于建立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正如他后来所公开陈述的，中国因国基未固，殊不应向美苏两大超级强权挑衅。刘氏可能也反对过参加韩战。渠本人的主张虽然我们尚无法证实，然刘系要人陈云即反战至力。纵使后来受命为中共援韩义勇军总司令的彭德怀亦曾于早期反对过参加韩战，则身为缓进派首要的刘少奇，其反对毛氏与那飞扬跋扈的麦克阿瑟摊牌似乎也是可能的。

毛刘对经济建设的方式亦各持己见。毛主张将中国原有的十分可怜的一些小企业，尽速地自原厂主手中转移给和他一同自岩穴中出来的新手。但是刘说，“资本家办企业已有三百多年的经验。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之处甚多……资本家办企业是为着自己，我们是为着人民。”刘似乎很同意孙中山先生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尤其是中共得势后的主要问题是大贫和小贫的问题。如果中国能建立几百个像通用公司规模一样的“红色托拉斯”，则中国主要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以故刘氏主张与美国通商。刘说：“美国非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所以刘氏主张在中国工业全盘社会主义化之前，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资本家至少还要“搭伙十年或十五年”。

在文教政策上刘氏亦主张变通。由于刘氏与高知阶层甚接近。渠主张在写作上和学术研究上，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们应有较为宽广的领域，从事创作和研究。显然是由于少奇的倡导，在五十年代中大陆上高级文教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以及各种文教协会内均以国民政府所遗留下来的高知为骨干。大批与毛思想极少甚至毫无关连的卓越着作，均于此时期中出版。直至文化大革命时，世人固不知此事为刘氏一手扶植，而一直遭毛氏夫妇之极端敌视也。五十年代初期江青（斯时用假名“李进”？）第一次参加清算《武训传》与《清宫外史》，主要即是反刘少奇的文艺路线。

刘少奇对大陆上的新闻报导亦主张放宽。刘说：“周恩来骂了美国，有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就刊登出来。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我们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在刘氏看来，中共报纸选登美国合众社和联合社的新闻也是顺理成章的。刘以为世界各国电影也都可以进口，没什么可怕的。“美国搞铁幕，我们不搞。”

刘、毛二氏在思想上的差异，显然不限于中共“十二中全会”所列举的“六论”。但是在不同场合下，尤其是五十年代中，毛氏显然对刘氏的说法做让步，甚至同意过。那时毛急需刘氏之支持。韩战之危险固不必谈了，中共地方军人亦待整肃。据说饶漱石曾乞援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拟在大陆搞独立。值此紧张时期，毛刘二氏实非共患难不可，反目则对彼此均不利也。

但在一九五四年以后，大陆局势便急转直下了。毛氏削藩成功之后，整个权力乃落入四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周恩来——之手。毛之下，刘治党，彭治军，周则掌握中央政府。不过周氏政治手腕灵活。四人之中周氏为唯一说话不带三湘口音的。在中共党内他更经验丰富，洞明时务，不自立党羽。所以在红色政櫂内，周氏几乎为一技术人员，不为好权而树敌。因此中共实权实操于籍隶湖南的三巨头之手。在这种金字塔式权力系统中，毛氏高高在上；刘、彭则为毛之肱股。

远在中国帝王时期，此一权力系统中居上位者每自觉坐于“炉火之上”而不自安。毛自不能例外。五十年代中期当苏联对史达林鞭屍之影响波及中共时，毛氏益自觉其部属随时可以逼宫。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全大会时，经彭氏提议，刘氏附议，毛氏名字，及其“思想”竟被自中共党章中剔除。此举在大会中一致通过，全场中竟无一声异议，尤使毛氏感觉变生肘腋。

至于毛氏对此种近乎侮辱性的决议个人反应如何，吾人不得而知，但是中共八大之召开便是毛、刘、彭“集体领导制”之结束盖可断言。自此以后，大陆事变接踵，其发生尤多出乎常识推断之外。如“鸣放”运动便是个好例子。该运动由陈伯达支持毛氏发动的。其最初动机，似为毛派欲借重那早已俯首贴耳的旧知识分子，来打击刘少奇所控制的党政机构。不意此一野火易发难收，终为刘系于“反右运动”中所镇压。刘派反因之更为得势。

另一不可理解之运动便是“大跃进”和与之俱来的人民公社、土高炉等一类的杂耍。这个一团糟的运动动员了九千万人，原为毛氏独立发动，由柯庆施推波助澜而成者。事有费解的便是陈伯达、柯庆施二人均是刘少奇的死敌。而毛氏则于此二大惊人运动中，独引陈柯为奥援。试问像“大跃进”这种疯狂的运动，是发自一个藐视知识界的独裁者的善意的错误呢？！抑或是由于一个失去理性的人的感情冲动，而激成的呢？！关于这一点的正确回答，历史家就还不如善于分析变态心理的心理学家了。

这一大跃进几乎把中共政权闹垮，因而也招致以刘少奇、彭德怀为首的全国性的抗议。刘彭二人均认为这是一种发疯行为的冒进，殊难容忍。在刘氏返回其湖南原籍做长期考察之后，便指示当地干部“顶回”所有无理性的有关人民公社的法令。刘氏认为大跃进是比当年秦始皇筑长城的暴政更为苛虐。刘告诉地方干部说：“……就是中央法令也可以推翻！……如果少数人顶不住……可以集体顶！”彭德怀对这闹得一团糟的大跃进和公社运动也怒不可遏。后来彭氏在庐山会议上竟公开的说：“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

他们这一反对，毛氏自己纵不恐惧，但如他自己后来所承认的，也甚为紧张。但是对付过去江西和延安时期的政潮，毛氏已早有经验。于镇静忍耐之余，他又开始运用他一九三○年镇压AB团时便已驰名的老法宝——“拉一派，打一派”来。毛氏毕竟是“枪杆子主义”的老行家。他深知彭比刘更危险。他对彭氏应先行下手。

早在一九五九春季，大陆上已风传毛氏健康欠佳，不耐繁剧，日常政务要逐渐移交给副主席刘少奇接替了。政权逐渐转移，庶几人民免于惊悸。该年四月少奇乃由人民大会一致公选代毛为人民政府主席。当时绝无人怀疑毛氏此一禅让的诚意。刘氏当然亦感激老友的栽植与信任。四月之后，毛、刘二人乃再度合作将彭德怀撤职。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席上，刘为拥毛乃与彭德怀正面冲突。刘竟密告彭德怀说，“与其让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啦！”在十中全会毛刘所掌握的绝大多数票决下，彭德怀乃被迫去职，隐居成都为一平民。彭才被撤，在毛的手法上说是一着险棋。然毛氏措置有当，竟能安然渡过，匕鬯不惊，海外观察家也毫未注意。事实上刘氏此次坦毛显系受贿使然。帮凶之后，刘氏亦绝未想到第二条受烹的走狗正是他自己！

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五这六年之中，毛氏一直被认为健康欠佳而甚少露面；在此同一期中，刘少奇的声望则如日中天。显然在刘少奇主持之下，中共中央竟于一九六三年正式通过所谓“二线政策”的决议。毛氏竟退居“第二线”。第一线的国家大政的决策自然是属于刘少奇的了。毛氏亦逆来顺受，未表示抗议。刘系人物与亲刘派知识分子此时亦颇不自量地得意忘形，以为毛氏真无力东山再起了。即在此时，讽毛讥毛的文学作品如《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等亦大量出笼。

但是刘系及其同路人自发的安全感实欠成熟。“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究无美国总统的权力。刘氏对武力始终无法控制，解放军早于一九五九年已落入林彪之手！六年以来，林氏在军中重建系统，不遗余力。早期彭黄系军官已被清扫无遗。其余除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外，所有不稳分子亦已被清除。而罗氏本人亦无指挥部队的实权。罗氏之能暂时恋栈的缘因，以中国成语述之，便是林彪不愿“打草惊蛇”。盖公开清党时，再清罗氏固未为晚也。

当解放军主力已入林系将领之手，秘密清党阶段遂成过去。万事俱备，毛氏遂又公开露面，再度赴长江游泳，一个公开清党的“文化革命”也就随之而来了。文化革命虽与本题无关，毋庸多叙，但是其中最要之点，吾人实有澄清一下之必要。即是在文化革命尚未发起之时，毛氏实已早操胜算。只是刘少奇本人，与海外的大陆专家们却不明底蕴而大惊失色罢了。

综括说来，中共与其他兄弟党颇为类似。过去半世纪中一直执行其“不断清党”政策。文化革命不过是其清党过程中最近的一次。其规模之大，其影响之深，自不在话下。毛泽东是中国古代帝制和现代俄国史达林两种传统的承继者，晚年以诛戮功臣为能事。本文仅就刘少奇为例，一究毛氏“狡兔死，走狗烹”的清党运动中之一般情况罢了。刘氏几以毕生之力，效忠毛氏，初不意其行将“接班”时，而竟遭走狗之烹也。

试问，刘氏之罢黜，政治权谋之外，于中共意识形态是否亦有其决定性的影响？曰，刘氏之败首先显露出中共权力机构上无可补救之弱点。该党统治大陆二十年，然于现代政治学上之第一课竟不能及格。该党始终不能建立一以法制为基础之政府。文化革命中毛氏虽终操胜券，然孰知毛氏之胜利而非一更大变乱之开始。大陆一旦无治人亦无治法。则中共政权或因之瓦解亦未可知。

再者，中共之内争，对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之发展亦系一重大考验。马克思主义虽已有百余年历史，其理论显然仍未臻成熟阶段。共产党员于马克思主义几乎言人人殊。此与民主国家中政客之有共同信守规范者迥然有别。共党自然各有其主义，则其处患难虽可勉强相安，处顺世则难免相争，处安乐则必然相戮。就本文上节所录刘少奇零星语录亦可略知刘氏思想。刘氏以为一极权社会内，个人人格未始不可保存。此一论断实为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之趋向马列以求解脱者之共同信念。而毛氏则不然。毛氏以为人类亦可、而且应该，为互助互利而聚居，如黄蜂蚂蚁之所为。其实毛氏此种思想亦不足为异。毛氏在大陆上以领导农民暴动起家。蚩蚩者氓，追随毛氏流窜。其原始型态，固亦与蜂蚁无殊也。须知任何人都是其一己思想之奴隶。酖于一己之既得权位，毛氏难免自尊自大，自以为英明天纵，一代师表，足以替天行道也。刘少奇既浸溺于中国知识分子式的共产主义，则毛氏必彻底清除之而后快也。

然今后大陆上思想形态之发展于刘毛二者之间究将何择何从？中国历史尤其今后二十年大陆政权之发展史，终将为之做历史判断也（作者注：此篇脱稿时，海外尚不知刘少奇已被迫害致死也。英文原作译载《第一届中美“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专辑》，一九七一年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页一四三—一五五）。

1. 作者曾对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自一九六六年以来所藏约五百种红卫兵小报做一综合分析而有上述印象。见唐德刚The Red Guard Papers，（评红卫兵小报） Co露mbia Forum，（哥大论坛） Vol XII（Spring,1969），No. 1,pp.3841.

2. 本文中所采刘少奇传记资料，除另行指出外，多采自下列各书：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民国名人大辞典） New York, 1968. Vol. II, pp. 405—411；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中共人名录》，一九六七年，台北出版。页六○七—六○九；The Union Re色arch Iitute, p,（友联出版社编） Who“s Who in unist China.（中共名人录） Hong Kong, 1966, pp. 410—411；〈刘少奇罪恶史〉，《新北大》，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五月九日；以及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藏有关中共领袖传记资料之缩微胶卷。

3. 《中共人名录》，页五○一。

4. 郭华伦着，〈遵义会议〉，《匪情月报》，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十卷七期，页九六—九七。

5. 旅美学人中如哈佛杨联陞教授、芝加哥何炳隶教授均为当时学生运动中之领导分子，彼等均否认此一运动为共党所主持。

6. 《红旗》，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此《红旗》为红卫兵报，非中共党中央之机关刊物。二者刊名雷同而已。

7. 《新北大》，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

8. 郭华伦着，〈中共输诚前后〉，《匪情月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十一卷第二期，页一○六—一○七。

9. “西北局”原为暂代中共中央之临时机构，为缓冲毛泽东与张国焘间之紧张关系而设立者。张被排斥后，西北局几经改组然迄未废除。见《民国三十年度之中共》，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重庆统一出版社出版，页三五。参见郭华伦着，〈共军的流窜与汇合〉，《匪情月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第十一卷第一期，页一一一。

10. 见〈中共输诚前后〉（续），《匪情月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十一卷三期，页一一○。

11. 《民国三十年度之中共》，页五七。本书载有当时极详尽的中共军政情报，似根据当时政府情报所编纂者。

12. 当时地方政府职员中中共分子只占总数十五分之一。见李公朴着，《华北敌后晋察冀》，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上海出版。页九。

13. 《中共晋察冀边区的各种政策》，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重庆出版。共六十四页。本书实为一九四一年十月彭真的秘密报告的翻印本。当时政府显然看出此一报告的重要性，因加以翻印以备政府工作人员参考者。

14. 《民国三十年度之中共》，页五五。

15. “何总长白副总长覆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之代电”（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发出），页三。此为重庆中央军事委员会所发之“极机密”要件。

16. 参阅王健民着，《中国共产党史稿》，民国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台北出版，卷三，页一七五及以下诸页所载。

17. 见《匪情月报》，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第十一卷第七期。页一二五。

18. 参阅王着《中国共产党史稿》，卷三，一七五—二一五；彭德凄在庐山之发言见丁望编，《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一九六九年，香港出版，页一○；《新北大》，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东方红》，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19. 〈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此项“决定”为中共政治局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所通过者。故陈诚将军所藏之中共资料中即保存有一当时印发的原件。见陈氏资料缩微胶卷第三卷。

20. 南开大学中之红卫兵研究员曾编印一相当详尽的刘少奇着作目录。自一九二三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刘氏着作共收集一百二十一篇。其中最主要者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三九年着）、《论党内斗争》（一九四一），《论清算党内的孟塞维克主义思想》（一九四三）、《论党》（一九四五）等均于战时出版。见《卫东》，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九号。

21. 参阅〈刘少奇历年罪状〉一文，载《井岗山》，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何其毒也》，一九六七年春出版。《何其毒也》为一追查刘氏罪状之专门小册子。

22. 参阅王着，《中共党史》，卷三，页一六六。

23. 同22

24. 《进军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25. Boorman, p,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III, 67—70.

26. 同25

27.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谈话纪录。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共匪文化大革命重要文献汇编》，一九六八年九月，台北出版，页一九五。

28. 《中共人名录》，页六○五—六○六。

29. 邓拓原名邓云拓，着有《中国救荒史》，一九三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页二九五及三六一以次。

30. 《中共人名录 》，页六四七；Who“s Who in unist China, pp. 551—552.

31. 《斗瞿战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

32. 约十五年前，罗拔．卜尔顿（Rob Burton）教授访问张国焘时，张对刘即颇为称许。

33.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的讲话〉。江青讲话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讲词纪录全文载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红艺战报》。

34. 同21

35. 本文作者对大陆上知识分子之分化曾写过两篇论文。第一篇题目为〈中国传统史学及其在共产主义下之演变〉，曾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于伦敦《中国季刊》所召集的史学会议上宣读。第二篇曰〈非文化的文化革命〉，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会上宣读。二稿油印本仍存于哥大东亚图书馆。

36. 《人民日报》，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纽约时报》，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九日。

37. 〈刘少奇是个老反革命〉全文收于《大字报选编》，一九六七年四月。该文引刘氏长文〈当前时局报告〉。原为机密文件，此处首次公开。

38. 《毛泽东选集》，一九六六年。巷四，页一○六九以次。

39. 赤壁之战发生于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时孙权力斥和议，卒以寡敌众败南下曹军近百万人。敌军军力十倍于守军。

40. 〈刘少奇修正主义言行录》，载《红卫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该文作者忆及毛氏曾否决刘氏对政府妥协之一切动议。

41. 《财贸红旗》，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42. 〈揭穿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参阅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进军报》、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四月十八日《井岗山》，及其他反刘文件。文中刘氏言论并未按发表日期先后排列。

43. 〈二十年来江青在文艺界翻滚史〉载《知识分子》，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第二○号，页二一。本刊为香港知识分子所编印，其中尚有若干篇论江青文字可以一并参阅。

44. 《红色宣传兵》，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

45. “六论”为：“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伍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两利论”。此“六论”译自英文《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页六。

46. 一九五四春初饶漱石密遣心腹自加拿大往芝加哥访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乞吴氏代向艾森豪威尔总统疏通。吴氏转报华府，但艾氏以韩战已结束，不欲再多事，此谋遂寝。

47. 见彭德怀“供词”，载丁望编前书，页一五。

48. 同44。

49. 参阅〈毛泽东彭德怀庐山会议文件集〉，载《祖国月刊》，一九六八年五月，第五○号。“文件”三，页三四。本月刊为香港友联出版社发行。

50. 〈评刘少奇六一湖南之行〉，载《东方红报》，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此一小报为北平地质学院内红卫兵所发行，为江青之喉舌。据其报导刘氏于一九六一年自四月二日至五月十六日共在湖南逗留四十四天，研究公社问题。刘氏对公社之大伤元气至为震怒云。

51. 见逾时甚久始发表之彭德怀撤职决议。载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参阅注27与注49，及丁望编前书，页三六。

52. 毛氏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之演说，见丁望编前书，页一九。

53. 当AB团事件发生时，毛氏斥该团为反革命；AB团反唇相讥，斥毛为“大阴谋家”，善于“拉一派，打一派”。见〈反动文件汇编〉，收于陈诚所藏中共资料缩微胶卷第十九卷。

54. 《红旗》，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此为北平人民公社所发行者。

55. 当毛氏自军中罢除彭氏时，毛对军中中下级干部之掌握似无把握。但毛扬言如解放军跟彭走，他就去找红军打游击。见彭氏供词。载丁望编前书，页一六。斯时上海居民亦见印刷精美之亲彭反毛小册子公开在街头发散。此消息系据沪上来客口述，述者不颇露真姓名。

56. 此一秘密决议，原由陈伯达透露，红卫兵小报始据以报导者。见《革命工人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井岗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东方红》（北平大专院校联络小组发行），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新北大》，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最后始由逾时公开之毛氏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政治局工作会议上之演辞证实。参阅国防部情报局编前书，页一八九。

57. 方君归着〈当前匪军重要干部派系之研析〉，《匪情研究》，一九六七年一月，第一期，页五一。

悼念周毛诗词二首

一九七六年周毛二公相继逝世之时，海外华文报刊，都载满悼念诗词，各报刊编辑友好，亦不遗微末，强迫徵稿及于下走，笔者不学亦尝勉力续貂，以笔名发表若干拙作，抛砖引玉，赐和之作，亦时见报端，今且就记忆所及，自选芜辞二首于下，以博同好一粲，亦以见治史者，当时之感慨云。

海外惊闻周恩来总理逝世（一九七六年二月）

电殛神州感不禁，邮传遽报大星沉，

艰难国事谁堪继？扰攘环球孰与伦？

榛莽未遮千里目，冲和久暖兆民心，

遥看灰散长空里，擦泪我随八亿人。

海外惊闻毛泽东主席逝世（调寄〈沁园春〉，一九七六年九月）

牧豕韶山，泼水湘河，者个村娃。随电雷激荡，手揽日月，身翻奴主，血染中华。政倚工农，权出枪杆，竖子真能不信邪。风流甚，看天安门上，吐气成霞。无加，霸业堪夸，讵难护重阳霜后花。听长乐宫畔，孤彘暗泣，凌烟阁里，百鬼交嗟。江上曲终，青峰遽渺，老树枯藤暮鸦。终不解，问水晶棺内，君是龙蛇？

旧稿新跋

这部小书，大体上是出自原作者一些散乱的旧稿。在当初撰写期间，文未终篇，便因病搁笔。残稿在废置经年之后，不意竟为心细才高的专任编辑游奇惠小姐，发掘出来，并代为整编成书。使原作者展卷细读之，主观上竟亦颇有新奇之感！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真对游子的才华与功力，感戴不尽！

按理，原作者于细读新编之后，对新书内容，亦可提出些许修正与补充——如章节长短之剪裁，与故事内容之增减——庶可与主编作愚者一得之配合。无奈核稿于病榻之侧，心力不从，而末学自宽，竟亦自认无徒劳之必要。因书数语于卷末，以向读者高明略报成书之经过。务乞方家学长正之恕之。为感，为幸。

二○○四年九月十二日于美国新泽西州

校对说明

本书是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民国九十四年出版的繁体竖排版《毛泽东专政始末》为蓝本，校对排版。内容完整，忠实原著。

【全书完】

Table of Contents

毛泽东专政始末

作者简介

唐德刚语录

他人评价

目录

一、毛泽东政权是帝制传统的回光返照

二、“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

三、“大跃进”和“四清五反”

四、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五、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六、毛泽东死亡，遗孀被捕

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

刘少奇，刘少奇集团，刘少奇主义

悼念周毛诗词二首

旧稿新跋

校对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