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黃仁宇

《二○○八年四月十三日版》

《好讀書櫃》讀友分享—邱子軒製作

孔孟

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史記》說：「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今人馮友蘭，也把孔子比做蘇格拉底，孟子卻可以比做柏拉圖。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閒。孔子令門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讚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等辭句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沒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之中，「仁」之一字，出現了六十六次，沒有兩個地方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係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地說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七十歲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裡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係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子對「禮」非常尊重。孔子雖然稱讚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顏淵厚葬；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值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弔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於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卒於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是戰國時代的前中段。《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三百三十六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六十七年，又一百一十五年之後秦才滅六國統一中國。在春秋的時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各小國各自為政，裡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級軍官的士，全部世襲，一切都按成規，也就是說，一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

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不為已甚」是當日的一般趨勢。根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向主敵射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一下的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髮斑白的人，不拘為俘虜。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精神很相彷彿，雖然這些原則並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戰時間短促，參戰的人數受車數的限制。總之，春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性。但戰事本身，卻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性動盪。

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日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閒雅代表著當日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復禮」，顯示著過去的社會秩序仍可以恢復。他有時也發牢騷，說什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復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更表現一腔復古的熱忱。

孟子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性」，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只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說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分，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於一。」襄王又追著問：「孰能一之？」孟子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說過「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

孟子開始遊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間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的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歲以上的都要向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一起坑埋，所以這時已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斬首六萬」，「斬首七萬」，已經開始見於各國的記錄。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段話可能反映著當日各國備戰的情節，也可以說是他對當日國君草菅人命的一種控訴。他所說的「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在宋朝以後，《孟子》成為《四書》之一，實際上它占《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筵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形容的影響。而亞聖以慈悲為懷的心腸，為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有感情性，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他的性善論必定帶著一種強迫性的推論。因人既生性為善，那麼強迫人們保持這種天性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以及「省刑罰，薄稅斂」，在一個簡單的農業社會裡，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為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說的一樣，「盡信書不如無書」。

為什麼孔子和孟子之間會有這樣一股距離？為什麼春秋階段與戰國階段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別？為什麼中國會如此早熟——在紙張都未發明，文書尚用竹簡木片傳抄之際，即出現至聖亞聖，而且與孟子同一世紀即出現了秦始皇，且對此後的中國有決定性的影響？

對於上述諸問題的背景，前人已經說過：是因為華北黃土地帶，耕耘容易，農業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業開始通有無，社會的流動性大。加以鑄鐵技術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間，影響到農具和兵器等等。這些解答都有根據，但是卻沒有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歷史地理的特點。春秋戰國間劇烈的變化，百家爭鳴，最後又以暴力完成統一，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其經過應在下節提到秦始皇的時候追論之。

秦始皇

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是一個令人尋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經過賈誼的責難。迄至近代，既受過章炳麟和蕭一山的恭維，也受過顧頡剛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們的好奇心不能因這樣的「褒貶」而滿足。假使我們撇開嬴政的個性與作為，單說中國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誕生前約兩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並且此後以統一為常情，分裂為變態（縱使長期分裂，人心仍趨向統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統一為職志），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問，以歐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後，同樣由一個地方較偏僻，交通也不是頂便利的國家（有如波蘭或保加利亞）作主，以幾代的經營，打敗英、德、法、意、奧和西班牙的聯軍，併吞他們的領土，斷絕他們各國皇室的繼承，並且將各國文字劃一為一種共通的書寫系統？這事不但在兩千年前不可能，即使兩千年後的拿破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頭。由此可知，中外歷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個性的問題。

一九七四年之後，「秦俑」出土，這更增加我們思考的機會。這批陶器塑像據估計約為六到七千個，個個不同。從臉上的表情，還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齡和性格。有時一人面目緊張，貼鄰一人則輕鬆而微笑，士兵的頭髮，好像根據「規定」剃束，但髮辮之間，既大同又有小異之處。他們所著靴鞋的鞋底有圓釘。所穿的甲，鐵片以皮帶穿貫，都根據實物絲毫不苟地模製，步兵和騎兵的制服也不同。並且這幾千個塑像帶著戰車和兵器構成戰鬥隊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藝術和技術上的同一標準。這些地方，也使我們對秦始皇的為人，另有超過以往歷史評價的感想。

比如說，以今日科技之發達，我們要重新塑製這幾千個（也可能幾萬個，因為現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驪山陵墓東部帶北的一角）陶俑，也勢必要組成委員會，由軍官，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集思廣益的研究設計，才製造得出來。秦始皇既為一個「焚書坑儒」的專制魔王，為何有這樣的耐性？他為什麼不以軍事形式的雷同劃一為原則，將幾千個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製，有如波斯大流士宮殿前的裝潢，又有如羅馬的康斯坦丁上在的側面人像，成排結隊的出現，既不必講究生動，也毋須在藝術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權的話，為什麼不採取埃及的辦法，將人像塑成幾丈高，又設計為鳥頭人身，或照印度的辦法，造成三頭六臂？而偏偏像希臘雅典一樣，保存了集體作品之個別的美感？

這些問題，尚待研究。可是從新發現的資料來看，我們也敢確定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帶群眾性質的運動，有如陶希聖和沈任遠的提議，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後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遊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

最近幾十年來地質學，氣象學和考古學的發現，也可以連貫到中國初期早熟的統一。中國文化發揚於黃河流域。黃河通過黃土地帶。黃土鋪蓋著華北幾省的廣大地區，土質鬆疏，經常有一百尺到三百尺的深度，因之黃河夾帶大量泥沙，隨時有阻塞河床，衝破河堤，淹沒人畜，損壞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無濟於事。本來世界主要河流夾帶泥土四％或五％，已算很高，南美的亞馬遜河夏季能帶砂十—十二％。然而一九四○年間在陝縣附近的觀測發現，黃河夾砂以重量計達四十六％。夏季其中三個支流的夾砂量從四十二．九—六十三％。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問題的嚴重和龐大了。

因為人口增加，農業技術之進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築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家，還惡意的將災害加諸鄰國。公元前六百五十一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種古籍之中記載略有不同，有的是「無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無障谷」。到戰國期間，這問題加緊，公元前三百三十二年，趙國與齊魏作戰即曾將黃河河堤決潰以浸淹對方（見諸《史記》）。又《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亞聖自己就對白圭說：「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過矣！」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並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和國後碣石頌秦德，自稱「決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之始」，這都是確切的證據。

季候風與農業的關係，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向統一。中國農產區的雨量，八十％出現於夏季三個月內。季候風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有賴於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將這氣流升高，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這樣一來，下雨或不下雨，全靠兩種氣流適時適地的聚會。要是它們經常在一處碰頭，其地必有水災；反之即有旱災。《史記．貨殖列傳》裡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飢」，已經表現出中國初期農業的艱難。姚善友從《圖書集成》及其他資料統計，中國在民國前二二七○年，有旱災一三九二次，水災一六二一次，見於官方的報告（此外尚有蟲災，如「蜚」如「螟」，經常見諸《春秋》）。到災荒時，鄰國如不加接濟，是為「阻糴」，即可能發生戰事。各諸侯可能因婚姻細故，個人恩怨及擴大地盤的野心而動兵戈，參與的人民則更因飢荒所迫而活躍從事。上述的葵丘之會，也有「無遏糴」的彼此保證。《左傳》裡記載因糧食問題發生的爭執其著得有如公元前七百二十年，鄭國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六百四十七年晉國發生飢荒，秦國予以接濟。次年秦國發生飢荒，晉國不感恩圖報，反而阻糴。因此兩國發生戰爭。敘事的時候，《左傳》也提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這次戰爭，秦國勝利，俘虜晉候。恰巧次年晉國「又飢」，秦伯再加以接濟，並且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還有很多戰事，書中未敘明原因，根據我們現在推想，類似爭執必然不少。

從春秋到戰國，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國與國間的衝突。根據周朝以前的規定，各國不能隨便築城設防。但這幾百年長期擾攘，卻大開各國違「禮」築城之門。有關的鄰國，則因對方設防而備感威脅，更要先發制人。凡此種種設施，都增加中央集權的趨向。過去通過貴族的間接管制，像歐洲騎士樣的職業軍人都成往跡。現今則只有全面動員，履畝徵賦。而且大國控制資源愈多，對賑災恤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併。春秋時楚國和隨國衝突，一大一小即有「隨民餒，楚之贏」的說法，戰國的時候，梁惠王語孟子，「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經過如此的措施，他就覺得他的地盤應當擴大，人口應當增多。梁惠王個人的希望沒有達到，他的想法卻有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競爭之後，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向整個統一的趨勢。始皇滅六國的期間，公元前二四三年「蝗蔽天下」，二三五年「天下大旱」，前二三○年和二二八年均是「大飢」，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嬴政又稱自己的功勞為「墮壞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食糧全部流通。這樣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極」。由此看來，再參閱戰國以降戰事的慘烈，和《孟子》經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雲霓」，「途有餓莩」，以及「凶年飢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更感到我們無法責罵秦始皇，雖然我們無從贊同他焚書鉗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動殘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無從「褒貶」之餘，我們只好強調中國在公元之前統一，而且自嬴秦之後，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著。

還有一件事，我們無法忘記，即秦始皇是歷史上「萬里長城」的首創者。這是嬴政統一中國之後命蒙恬率兵三十萬，收河南，伐匈奴，在團結對外的條件下，全面築城。此舉更表示他的極權政治，有實際的需要。這一事可以留著下面再說。

李悝

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不常被提見的人。《漢書．食貨志》有段記載：

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日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歲終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魏文侯在位於公元前四百二十四至三百八十七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間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現著中國封建制度業已崩潰，各地域間的諸侯組織全民，發動生產的情形。《漢書．食貨志》裡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農作納稅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各農家僅有極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運與上述小自耕農的生存有密切的關係。這些因素，一經透過歷史，成為中國以後兩千四百年立國的經常狀態。

李悝的設施，也創造了一種計劃經濟的原始風格。社會的發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度裁奪。為什麼中國的歷史，在先秦就有這樣的特色？我們追究當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國的農業，開始於黃河中流的黃土地帶。黃土的土壤能夠垂直的堆砌，內中保留著很多由下至上的細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夠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質疏鬆，在農業初興的時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這地區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時在這地區出現無數的初期農業部落。將他們予以有系統的組織者，乃是周朝創業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設計，以「禮」為依歸。所以有一部《周禮》的著作，至今仍傳說作者為周公。

《周禮》的現今版本，在公元前後出現時即被斥為偽書。例如銅質貨幣出現於東周，較周公要遲好幾百年，而《周禮》已經提及鑄幣的衙門，還解說政府要經常巡視市場，以糾察物價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標準。這書裡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領土方千里，是謂「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見方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內的諸侯因距王都的距離不同，他們向中央政府應盡的義務也有差別。其實周都鎬，在今日西安附近，並未向外每邊等距離的拓地五千里。以當日技術之簡陋，既不能在地圖上精密的確定其疆界，也無從於實地立樁勒石。

《周禮》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學者爭論的淵藪。有些人說每八家各有地一百畝是為私田，其中一百畝是為公田，有《詩經》為證。又有些人稱井田之井為長方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說井田整個不可能，全部係杜撰。

我們今日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觀測，《周禮》確在很多地方表現當日行政的精髓，其實際作者是誰無關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種觀念，卻只用書中的一兩句話，就已解釋得明白。其癥結則是中國的中央權力，在技術尚未展開之際，就先要組織千萬軍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著過去，很多地方依賴理解能力，不待詳細的實地經驗。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遺下的資料，也看過宋朝財政的數字，以及明朝的統計，回來對井田制度的結論，則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乾，非不可能，如果確有此種機會，中國的官僚就會按文字行事。可是實際上最理想的辦法，通常也不過將假設幾何畫案遷就於實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協而成長方形，甚至百畝變成七十畝五十畝，八家以七家六家頂著算數，都無不可。總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幾何圖案作理想的標準，不出「間架性的設計」，這是立法的基點，不是實際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謂「禮」，也有一種廣泛的解釋。傳統所謂「禮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糴」（即鄰國有飢荒，吝不加以糧食接濟）一事解釋，就是所謂「非禮也」，不僅不禮貌，而且不合情理，違反處世的基本原則。

利用這些條件，更通過宗法社會的組織，周朝創造了中國的封建制度。它和歐洲中世紀的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紀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則上王室不直接編制全民，財政收入也按「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間接交納，層層節制，那土地當然不能買賣，要是土地易主，則根據遺傳的金字塔，如「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的組織，就會整個垮臺了。

公元前六世紀以後，這種制度即無法維持，因為人口激增，貨幣通行，客卿活躍，戰事動員波及全民，魯國和鄭國開始「履畝」、「作賦」，也就是逾越過去間接管制的辦法，國君開始向全民抽稅。鄭國和晉國又頒布刑法，更是摒棄禮的成規，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計劃經濟」行於公元前五世紀和四世紀之間，其「盡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約束。商鞅在秦國變法，行於公元前三百五十年，更是全面掃除封建，而整個的代之以「郡縣制」。此門一開，國君統制全民，土地可以買賣，官僚不再世襲。所以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

從李悝的計算我們更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當日天災頻仍，食糧價格極不穩定。《史記．貨殖列傳》也說「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貴時石值銅幣九十錢，賤時低至石二十錢，相差四倍半，即算平價仍有兩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針，總在「平準」，也就是要做到「民毋傷而農益勸」。然則糧食生產，到底重要，所以種田的為「本業」，其他都成為「末業」。傳統的重農政策以及低水準平等思想，由來如此。再則貨幣的流通，也以供食糧流通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國貨幣史》，稱世界上歷史中的貨幣只有兩大系統，一是希臘羅馬以貴金屬作商人整批貿易的工具，一則是中國的賤金屬貨幣，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於民間。又因食糧價格波動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無，也可以「背糴居奇」，這樣又順便解釋了傳統中國對商人歧視的由來。

從以上情形看來，中國立國最初即與西方迥異，其重點是技術上的著眼不同。先秦從封建到郡縣，政治家依賴人類的智力，造成龐大的組織，是以美國法學家Herrlee G．Greel即堅稱中國在公元之前，已擁有二十世紀超級國家的姿態。可是郡縣制也開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幾千萬人民徵兵抽稅受理訴訟及刑事案件，是超時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難放棄間架性的設計，以至於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官僚間的邏輯被重視，其程度超過實際行政效能，又儀禮也可以代替行政，種種流弊，到二十世紀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則是西歐和日本都已以商業組織的精神一切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今日我們重讀李悝「盡地力之教」的一段，也只能說他的視界寬，不能說他的眼光深。其以簡單的數字，籠罩著大量農民，以現代眼光批判，雖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組織。

司馬遷和班固

司馬遷作《史記》，完成於漢武帝末年。班固作《漢書》，書未成而作者因過去與外戚竇憲的關係，死於獄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屬西漢，一屬東漢，相去公元前及公元後各約九十年。我們今日看來，這兩部書好像聯袂而出。其實它們間隔了一百八十年的距離，等於我們之去前清嘉慶年代。

《史記》和《漢書》一為私人著作，另一書稿則經皇帝看過，有國史的色彩。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經和班固作書的宗旨不同。況且《史記》是通史，《漢書》是斷代史。兩位作家的個性癖好不同，也使他們取材行文之間，有相當的出入。然則公元前九十年和公元後九十年，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所處的環境已有大幅度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漢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議，罷斥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漢朝立國行雜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際，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還參和著陰陽五行的成分涉及災異。總之整個漢代思想，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大綜合，早經中外學者闡釋。我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並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這有他自己的言辭為證。他曾對漢武帝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異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紀統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段話否定學術的獨立性，坦白地承認提倡學術，旨在支持當今政權。武帝之置五經博士，立學校之官，舉賢良，都根據這宗旨著眼，從此中國龐大的文官集團，有了他們施政的正統邏輯。司馬遷和董仲舒同時，他讀書不受這政策的影響。而班固年輕時「正規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礎。況且後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自己就曾為大學生。第二個皇帝明帝劉莊更以學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禮堂）講尚書。第三個皇帝章帝劉坦親自在白虎觀制定五經異同，班固也在列。在這種政權領導下的環境裡著書，就難脫離國家所定標準的束縛了。

司馬遷和班固一樣，自稱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們一打開《史記》，隨意翻閱三五處，即可以體會到作者帶著一種浪漫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作風，爽快淋漓，不拘形跡，無腐儒氣息。他自稱「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應當是一種真實的寫照。他所崇奉的「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己容」也可以說是歸源於儒家道德，可是這立場就已經和經過正統限制的所謂儒家不同了。

《史記》裡寫荊軻和高漸離飲酒擊筑，又歌又泣，旁若無人，已近於董仲舒所說的「邪辟」。並且項羽是漢高祖劉邦的死對頭，而《史記》裡的〈項羽本紀〉排列在〈高祖本紀〉之前（若在後代必稱「項酋」、「偽楚」，而「本紀」只能降格為「載記」）。文中又把項羽寫成一個雖暴躁卻又渾憨可愛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憐惜。與之相較，劉邦反像一個偽君子。而司馬遷形容呂后殘虐戚夫人，以致她親生的兒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為」。班固作「漢書」時，有關劉邦的一段，還大致採取司馬遷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后記〉則隱惡揚善，對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書末〈外戚傳〉內敘及。

《史記》除了〈刺客列傳〉之外，還有〈滑稽列傳〉，〈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可謂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現整個社會之剖面的樣子。班固書裡雖有〈東方朔傳〉，卻不再縷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資料。

司馬遷藉著〈貨殖列傳〉發揮他個人的私利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他又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而且從他看來，貧窮是恥。「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食，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遲至今日兩千多年之後，很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或敢心裡如此想，恐怕不會有很多人嘴裡能如此說。

也因其如此，司馬遷就受到班固的指責。《漢書》裡就有〈司馬遷傳〉，內中批評他「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這些地方還不足十分的表現班固的正統思想，最使我們看出他的作品在歷史上是屬於「罷斥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的產物者，乃是《漢書》裡的卷二十〈古今人表〉。這表裡列有古人一千九百三十一人，包括傳奇式的人物如女媧氏有巢氏，《論語》中有名的孔門弟子，《春秋》中的國君等，至於秦亡為止。而由作史者「顯善昭惡」地按上上至下下區分為三等九則。內中的「上上聖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後。仲尼之外即再無聖人，雖孟子只與顏淵，管仲同屬「上中仁人」。老子與商鞅，申子，墨翟，韓非都屬「中上」，與孫臏白起一流。刺客荊軻則為中中和孟嘗君呂不韋同品。而「下下愚人」裡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傾國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雖焚書坑儒，班固只貶之為中下，因為他下面還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趙高列入「下下」。

從我個人的眼光看來，除非作者束髮受教以來，就先培養了一段「常經」和「異道」的觀念，決難如此只憑古書裡一句一段的敘述即能將這麼多的人物列表區分其品格，有如衡量其材之長短。

因此我們也可以推想世俗觀念中的儒家的拘泥，並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門徒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還是後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維持文官集團的緊湊。總算還是中國讀書人的運氣好，得有太史公司馬遷在蘭台令班固之前寫作，否則沒有《史記》，逕由《漢書》開二十三史之端，中國史學的傳統，必更趨向「文以載道」的方針，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實性和生動活潑了。

文景之治

漢朝於公元前二百○二年統一全國，分封異姓功臣為王者七國，同姓子弟為王者九國。又有侯國一百餘。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國則儼然獨立，「宮室百官同制京師」。這只算是中央權力還沒有穩定之前，「不為假王填之，其勢不定」的臨時辦法。所以帝業一確定，劉邦和呂后，就用種種方法，去消滅異姓功臣。內中只有長沙王吳芮被封四月之後病故，可算善終，又四傳之後無嗣才除國。其他或遭擒殺，或被逼而亡命於匈奴，統統沒有好結果。

而呂后以女主專政，以呂產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呂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內大臣和朝外諸王嫉妒，釀成「諸呂之亂」。直到呂家勢力被撲滅，文帝劉恆被擁戴登極，漢朝帝業，才算穩定。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傳位於兒子劉啟，是為景帝，在位十六年。這三十九年，從公元前一百七十九年到一百四十一年，漢朝的政局，開始正規化。根據傳統謚法，「道德博聞曰文」，「由義而濟曰景」。文與景都是上好稱呼。而劉恆與劉啟間輕刑法，減賦稅，親儒臣，求賢良，年歲收成不好就下詔責己，又不大更張，一意與民休息。其恭儉無為，在中國歷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國統一以來第一次經歷史家稱羨的時期。

可是今日我們從長時期遠距離的立場看來，這一段歷史，也要賦予一種新的解釋。

中國因賑災治水及防「虜」需要，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統一，在政治上成為一種超時期的早熟。漢高祖劉邦還沛縣時，作歌鳴志自稱「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見得他在不經意的時候已經把個人功業和國家安危看作一體。創業既艱難，守成也不容易。因此他與呂后總以鞏固新朝代為前提，甚至屠殺功臣，不擇手段。從個人的立場，我們不能對他們同情。其殘酷少恩，至少和「聞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的宗旨相違。可是從公眾利益著想，我們卻又感覺到因當日情況，他們隻身負責天下一統的局面之棘手，誠有如一千七百年後西方的馬基維利著《威權皇子》時所說，執政者的恩怨與個人恩怨不同。司馬遷記劉邦聽說呂后已將他得意功臣韓信處死時，「且喜且憐之」，班固亦稱「且喜且哀之」。這樣的記述和其他文字上描寫漢高祖的情形一致，應當是基於事實。

在紙張還未出現文書還靠木簡傳遞之際，中國已經在一個廣大的領域上完成統一，不能說不是一大成就。可是今後中國兩千年仍要對這成就付出相當代價。各地區間經濟因素的成長，是這些地區特殊社會與特殊文化的張本，也就是地方分權的根據。在此種因素及其廣泛實施和有關習慣法制都沒有發展之際，就先籠頭套上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以後地方分權，就無憑藉。各地方連自治的能力都沒有，又何遑論及民權？因此就只有皇權的膨脹與鞏固。

文景之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則其施政不出於「開明專制」的典型。我們也知道：在一個廣大的領域之上行專制，必自命開明。因為它執掌絕對的皇權，除了以「受天命」和「替百姓服務」之外，找不出一個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為的邏輯。其真偽不論，即算它做得最好，頂多亦不過「民享」，而不是「民治」，長期如此，其權力必凝固而為官僚政治。

在文景之治的階段裡，最重要的一個變動，乃是公元前一百五十四年「七國之亂」，吳王劉濞是漢高祖的侄子。他的長子劉賢在文帝時侍從皇太子即是後來的景帝飲酒博弈，兩人發生爭執，劉賢被景帝打死，皇室將他的屍體送還吳國歸葬，而吳王堅持送他回長安埋葬，有讓文帝景帝受道德責譴的樣子，並且茲後即稱病不朝。因此這糾葛及人命案可以視作以後吳楚叛變私下裡的一個原因。

實際上還有一個原因，則是吳國處於長江下游，煎礦得銅，煮水為鹽，吳王即利用這商業的財富，減輕並替代人民的賦稅，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納各地「豪傑」。根據當日的觀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的證據，只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所以御史大夫（皇帝的機要秘書長）晁錯就說：「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已指出一個地方政治經濟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發展的道理。

果然因削藩一事吳王劉濞反，其他楚，趙，濟南，留川，膠東，膠西也反，以誅晁錯為名。景帝起先倚錯為先朝重臣圖吳，這時又受袁盎之計殺錯。晁錯奉皇帝之召議事，他穿朝衣晉謁，不料被騙，臨頭碰上一個離間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車載東市而斬首。這樣七王就失去了稱兵所憑藉的理由。

七國的叛變，也因先朝宿將周亞夫的指揮得當，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宮為奴。又十一年景帝又以條侯太尉周亞夫「此央央非少主臣也」，也就是看出他經常帶有不高興和不服氣的態度，很難在繼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樣子，找著細故將他下獄死。這時漢朝同姓子弟的王國，或國除改為郡縣，或被分裂為小王國，其官僚亦由朝廷遣派，一到漢武帝初年，殘存的王國更有名無實，漢朝實際已恢復秦朝全面郡縣的體制。司馬遷作〈景帝紀〉時，注重劉啟一朝，為「安危之機」。只有班彪班固父子作《漢書》時才強調文帝「寬忍」，景帝「遵業」。又提出「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的歌頌。

中國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爭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對付技術問題，也必予以道德名義。很多事情其解決辦法又要迅速確斷，因此通常慘酷少恩。漢朝的皇帝中，只有第七位宣帝劉詢對此情節瞭解最深，而且直言不諱。他的太子見他因大臣稍出不遜之辭，即將他們處死作諍諫，宣帝即作色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並且嘆說：「亂我家者，必太子也！」

這些事蹟使我們知道歷史資料，不僅是「真人實事」，裡面經常有很多牽涉了有待我們重新考慮的情節。我們讀史，尤其要注意古今環境之不同，及我們的立場與作者立場的差異。

漢武帝

在中國歷史書內「秦皇漢武」經常互相銜接。而且一提到漢武帝，又離不開「好大喜功」的評價。今天我們看他的紀錄，不能否定他是一個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業，仍要在長期的歷史上評判。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所開創的局面，後人無法繼續。所以我們讀他的傳記，一定要上與「文景之治」相陪聯袂，而下面「從霍光到王莽」，更與他一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漢武帝劉徹，出身離奇。他的母親王氏進宮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婦，生有一女。她的母親亦即是未來皇帝的外祖母，強將她從金家奪回，進與皇太子，是為景帝。劉徹生於公元前一百五十六年，至一百四十一年登基，實足年齡當不過十五歲。茲後他在位五十四年，在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來是享國最長的君主。這紀錄直到十八世紀才為清朝的康熙打破。

從各種資料看來，劉徹的膽子大，也富有想像力，如他常化裝微行，幾遇不測。他打算進攻西南夷，就在長安附近鑿地作「昆明池」，以便習練水軍。在其他範圍之內他也不拘形跡。例如他母親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隱匿不敢提及，他聽到此事，就公然親自尋訪他的半姊，並賜她名號田宅。他的皇后衛子夫曾為歌伎，他寵愛的李夫人，曾為娼女。漢武帝也不是一介蠻夫，沒有文華辭藻的雅緻。他的宮廷裡，既有正派的儒生如董仲舒，也有恢諧人物如東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馬相如。我們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賦（班固稱武帝自作），「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見李夫人的形影，作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來遲！」則又可以想像他不是沒有情感的人物。

劉徹未曾在戰場裡實際指揮作戰，但是每有重要戰事的部署，今人所謂「戰鬥序列」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衛青是衛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衛青的侄子，都以外戚創立不世軍功。霍光與霍去病為異母兄弟，茲後更成為漢朝宮廷裡的中樞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廣利被任為貳師將軍，作戰不利降於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的最大失策。武帝對待臣屬，也視人而定。他可以在廁所裡見大將軍衛青，也可以平常燕居的服裝接見大臣，只有右內史（助理機要秘書）汲黯老是據事直言，皇帝偏偏怕他，非戴冠整容，否則寧退避帳中，不去見他。後來因淮陽地方難治，召拜汲黯為太守，汲黯辭不肯就，皇帝就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他也就知道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氣，就不須特別振作，也可以把這地方處理得很好。後來汲黯在淮陽十年，死在任所。

可是漢武帝也有一般專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視各地區，當地太守或因供應不周，或因境內配置不如法，紛紛避罪自殺。到他在位後期，朝中也為恐怖政治所籠罩。親信的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傾軋，失敗的只能以身死解脫。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長生不死。他偶一臥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蠱害他。「蠱」音古，以三個蟲字擺在一個「皿」字之上，乃是根據民間傳說，巫者將毒蟲毒蛇，放在一個器皿之中，讓它們互相吞併淘汰，最後一個碩果僅存的怪物，是為蠱。巫者即操縱著這精靈，用咒詛符籙削製木人埋蠱地下諸等方式謀害敵對。公元前九十一年，劉徹生病，左右傳說宮中有巫蠱牽涉皇后及太子劉據。原來武帝嚴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執法大臣深怕劉據一日嗣位，對他們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宮殿附近林園）江充，又是「直指繡衣使者」（特務頭目）更加離間。劉徹在別宮養病，即皇后皇太子請問皇帝，也不得達。皇太子忿怒之餘擒住江充將他處死，於是長安紛稱太子謀反。因之兩方都召集軍隊，保皇黨與皇太子黨在京城大戰五日，「死者數萬」。結果皇太子兵敗自殺，皇后衛子夫也自殺，衛青則已前死。武帝後來悔悟，建「思子宮」，又作「歸來望思之台」。

四年之後，武帝臨危，才立一個八歲孩子劉弗陵為太子，是為昭帝，而皇帝也將太子的親母弋夫人賜死，其原因是「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而霍光等即被託「行周公之事」。

為什麼一個如此精明強幹萬機獨斷的君主，到處置立嗣繼統的時候，如此愚闇而沒有主張？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見，貽禍軍民？這斷不是劉徹和劉據兩從間單獨的問題，而與武帝所一手佈置的西漢帝國有關。

武帝劉徹承文景之後，繼續中央集權。公元前一二七年飭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條上。公元前一二二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後，「列侯豪傑死數萬」。公元前一一二年又因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額，奪爵者一○六人。自高祖以來封侯者至此罷免殆盡。而武帝用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理財，不能被我們輕率地視作「商人參政」。他們並沒有利用商業組織及商人資本去增進政府的功能，也沒有利用政府威權去扶助商業之發展，以便擴大茲後的財源。而鹿幣算緡平準均輸等無一不是臨時籌款的辦法，用作軍需的消耗。這樣一來，皇帝高高在上統制約五千萬到六千萬的人民，當中沒有一個有效的中層機構或根據地方沿革，或倚賴經濟利害，作上下間的樞紐。即太守刺史也無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選舉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樞的意旨，因此皇帝的作為，更只能擴充及保障自身的權威。這種情形，表現著中國傳統君主專制的一個最大弱點。

錢穆曾說：「中央恭儉無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會各方之活氣。「漢武的辦法，那是利用一種運動，代替組織之不足。如果各地參差不齊，又無法扶植他們作不均衡的發展，則全面動員，經常活動，也可以算作一種出路。有人就說他「鷹擊為治」。他自己也曾對衛青說：「一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謂「將問題外界化」。

只是漢武平定南越，進兵朝鮮，加兵於西南夷，用張騫通西域，凡是本於歷史地理上中國傳統威力能及之處，都已到達，或已超過。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盡人武部兵力。遊牧民族與漢民族作戰，有中國不能企及之處，在於他們平時戰時，都是騎兵，無須動員。他們進攻或剽竊，經常獲得戰果。中國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進所云，「從之如搏影」。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劉徹之攻匈奴，可算是漢軍一大勝利，但是如時人所說，「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輜重不計，入塞不滿三萬。到武帝末年，「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也就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錢免役，到徵兵時連下級軍官軍士級以下的人員都不容易湊數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這對內中央集權對外經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遺，乃是在嚴格捕盜法令下，一次株連幾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勢下逼成，如此已半個世紀。一到他的運動發生困難，他的組織上的弱點也容易給人看穿。在這時候發生繼承問題，不僅他自己感到為難，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竊議自身禍福。迷信與誤會，以及劉徹劉據個性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間動輒人事僵化的趨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劇。

然則中國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經濟與法制的組織力量之展開，已如前述。漢武帝登極之三年，即公元前一百三十八年，「河水溢於平原，大飢，人相食」的事實，已出現於官方記錄。也就是表現著自然的力量無可推避，因治水與救荒，中國即須組織大帝國對付，武帝本紀內也常有憂水患憂災荒的敘述。而北方綿亙兩千多里的國防線與「十五英吋雨量線」吻合。線之西北，經年雨量不及十五英吋，無法經營農業，只是遊牧民族出入之處，這威脅也強迫中國統一對付。劉徹用衛青霍去病「度幕」（貫穿沙漠地帶），不失為軍事史上的壯舉，只是他想消滅匈奴的希望，卻無法實現。茲後十五英吋雨量線間兩方的廝殺，還要繼續約二○○○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敗噶爾丹迫他自殺，才解除了遊牧民族騎兵的優勢，可見得歷史並非全是人為，我們二二○○年後敘及秦皇漢武更無法忽視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從霍光到王莽

霍光於公元前八十七年受漢武帝遺命以大將軍的身分輔助八歲的昭帝，事昭帝十三年。昭帝無後，霍光迎昌邑王劉賀繼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亂」，奪去他的皇帝璽綬，另迎武帝曾孫劉詢登極，是為宣帝。再六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六十八年。

王莽於公元前一年為大司馬（根據習慣至此已有攝政王的聲望），也因為哀帝無嗣，迎中山王九歲兒子劉街為嗣，是為平帝。他在位五年，相傳為王莽毒死。茲後王莽又立了一個兩歲孩子孺子嬰繼位，他自己以大司馬的身分進為安漢公，先「居攝」，次為「假皇帝」，至公元九年以「新」代「漢」，「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後也做了十四年多的皇帝，於公元二十三年為民兵所殺。

他們兩人間相去約七八十年。傳統歷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時，已「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王莽則像貌類禽獸，「侈口厥遜，露眼赤精，大聲而嘶」。他起先謙恭下士，後來以丹書符契，證明他天授踐祚。到他登極時，又親執孺子之物而泣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總而言之，這兩人一真一假，傳統的作史者，務必要強調他們間的差別，以作後人殷鑒。今日我們讀史，就算承認其間的真偽，已不是重點之所在，以現在的眼光看來，從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漢後半期自武帝後一百年不到的時間內，中央政權已無從合理化。

這時間有皇帝六人，即昭帝劉弗陵，宣帝劉詢，元帝劉爽，成帝劉驁，哀帝劉欣與平帝劉街。他們御宇的期間，綜合不算過短。其中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也在位二十六年，而他們三人又是父子孫一脈相承，如果他們要創立一種制度，當然有充分的時間。

然而，因為中國在公元前統一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無各地確實統計數字，也不能區劃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在囫圇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攝政者隨時擺佈。真理總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義為道德，執法時只有至善與極惡，其生殺予奪，只引起朝中官員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無嗣，又要在皇室支裔裡找繼承人。每次人選二三十人，或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順序選長，通常取幼輩以便於操縱，這樣就增加女主的重要。漢朝皇后平日無實權，也任皇帝棄廢。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為皇太后，收璽綬，對擇嗣有決定性的影響。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顯。

霍光也是外戚，他與武帝衛皇后家裡過去的情形不說，武帝之後又有新關係，恰巧他的兒女又多，他與夫人顯共有七女一男。霍光與金日彈及上官桀同受武帝託孤，乃以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賞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彈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糾葛。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六歲，即立為昭帝的皇后。她十六歲成為皇太后，以後霍光的廢立由這外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還不止如此簡單。公元前八十年，也還是昭帝時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機要秘書長）桑弘羊被告陰謀廢昭帝而迎燕王劉旦為帝，各人都以謀反判死刑，燕王自殺，霍光才成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內」。《漢書》說：「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可是公元前八十一年，也就是上官家謀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選舉之「賢良」及「文學」和政府官員辯論鹽鐵專利及最近頒布的沽酒公賣是否應當繼續。其記錄即為有名的《鹽鐵論》。單從這文件看來，我們也可以想像霍光做為獨裁者的地位，並不十分鞏固。就當時制度而言，除非環境逼迫，他斷難有興致將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書生評論。事實上賢良和文學雖想廢除政府專賣，但爭辯時卻不著實際的憧憬於一種泛稱「教化」的政治哲學，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還有丞相田千秋，他們均能縷舉實情反駁。結果只將沽酒公賣停止，鹽鐵仍由政府專利。《漢書．食貨志》就針對此事說：「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

所謂謀反的真相無法證實，其背景則是昭帝時代，霍光權勢還未十分肯定的時候，有賴桑弘羊「舌戰群儒」的替他維持鹽鐵專利，但又不願和他分權，才又因事牽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繼續鞏固他獨頭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歿，昌邑王召后被廢，霍光才立宣帝。這時候皇后人選又成了問題，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許平君，並已生子即未來之元帝，在他堅持之下許后得立，其後霍夫人顯，也不與霍光商量，逕遣人入宮以藥鴆殺許后，這樣霍成君才繼之為皇后。如是又四年，直到公元前六十六年，時霍光已逝世二年，霍家鴆殺許后的情節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態度改變，接著霍家人事也更動，諸女婿的執兵權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舊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報已達御前，於是皇后被廢，霍夫人顯以下及諸婿，又霍去病（霍光異母兄）之後人等除自殺外都以大逆罪處死。霍家二十年來的聲勢宣赫，至此和他們相連坐被誅滅的數十家。

傳統的史料裡有很多類此的資料，我們對當中紛亂的情形還難能溯本歸源地看得清楚，更無法確切判斷其間是非真偽。然則皇座前後左右的曖昧游離，只是暴露寡頭政治的弱點。也不一定是當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統兵作戰，但是他為大將軍，兒子親戚都擁重兵，拱衛朝廷。昭帝對他「虛己斂容」。宣帝則因「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漢書》引茂陵徐福說：「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這「害」字乃是指以他為害，亦即是痛恨他們的人多極了。

宣帝實際控制大權之後，減賦稅，降低鹽價，增加下級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數支，呼韓邪單于來朝，西漢帝國可以減少邊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動，也能夠以趙充國之屯田對付，因之歷史上宣帝獲得「中興」的名稱。其實親儒生，倡仁政，也是從武帝以來的擴充政策改變為收縮政策。武帝於公元前一百一十二年將襲侯爵的一百零六人革除為平民，宣帝又到處招尋他們的後裔，加以慰問及賞賜，其主旨在收攬人心。武帝的過度中央集權，固然不能繼續，但是中興之帝王沒有加強其組織，先採取消極手段，也只是放棄其控制的力量，況且，宣帝也沒有正心誠意地行仁政。京兆尹趙廣漢，左馮翔（等於京城郊區市長），韓延壽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後司馬光還為他們抱不平。司馬遷之外孫楊惲曾與友人書稱「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不過私下裡諷議朝廷糊塗，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斬。宣帝的兒子元帝向他諫勸，他就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即是自認以威勢向下制壓，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針。

元帝反其道而行，卻又被歷史家稱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樂家，能吹奏各種樂器，又能被歌聲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寵愛趙飛燕姊妹。這兩個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則立其姊為后，妹為昭儀，以至無嗣。一天早上從昭儀床上起來，突然言語失靈行動僵仆地死去。各情形都符合傳統亡國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親則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資格做皇太后，於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終構成王莽篡位的條件。

其實這時的大司馬，只能加威於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並不相得。王鳳和王商就互相競爭，王音和王譚，也不和諧。王莽由侄輩突出，大部靠自己賢能的名譽作本錢，因之能獲得作賦名手揚雄以及宗室劉歆等的支持。西漢帝國的問題，則是中央政府逐漸失去對下層的控制，黃河決堤，流民無法周濟，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災。當日的觀念，總以為種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總是「捨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辦法，又無非吏治，即提撥好人，懲罰壞人。據Michael Loewe的研究，西漢皇帝從公元前一百七十八年到公元前二年因天文及各種陰陽五行的奇異現象發詔書五十七次。迄至公元前七十二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這種詔書下得少，即下時也多指奇異現象為好兆。以後則下此類詔書四十四次，又動輒稱災異非國家之福。我們若翻閱《漢書》裡面的帝紀，內中摘錄的文件可稱「罪己詔」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又有十二次，這樣接二連三承認中樞領導無力，希望以精誠感動軍民，即是在傳統中國，也不常見。公元前十九年成帝詔稱「黎民婁困於飢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所以王莽縱矯詐，他所處的背景，則是當日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西漢的朝廷就產生不了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從他的立場看來，除了篡位之處，也沒有辦法打開出路了。

何以改革者又是書獃子

王莽何以會失敗，曾引起中外學者的爭論。五十年前，還有人張揚他為「初期社會主義者」。其實這個比擬不合實際，而且王莽的敗亡，有他親身實歷的前後史蹟足以解釋，用不著我們提供沒有發生的情事作假說。

王莽新政涉及雖多，其要點不難縷列。其一是稱天下之田為王田，亦即土地國有，各家室佔領的面積及使用奴隸人數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買賣。其二則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經商，也用金銀布匹大錢五銖錢下至龜貝造成一個彼此能互相更換的貨幣制度。一為農業政策，一為商業政策，也符合傳統所謂「食貨」的範疇。其理想則是農民都有田種，貨物既流通，價格也公平，高利貸則絕跡。

這種理想，牽涉國家社會的根本，目標遠大。可是根據這改革者自己所發詔書的揭示，漢初以來假設全民平等的賦稅制度，因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經名不副實。新莽由於財政困難，公卿以下月祿才得帛一匹，「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這時候還以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紙文書頒布，則天下怡然景從，也未免太樂觀了。

西漢與東漢之交，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間士族大姓興起。二是官僚機構膨脹，據估計中央地方官吏逾十三萬人。光武帝劉秀崛起於民間，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為後者所羈絆；王莽則反是。他不能與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詔書和他們作對。他雖改長安為新安，仍是與積習難返的官僚機構結不解緣。均田則應在農村著手，政府經商也要組織普通商人作第二線及第三線的支持。他對這些事全未著意。

今日我們讀《漢書》裡面的王莽傳，不能忽視此人書獃子的「氣派」。比如他用「五威將」巡行各處，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各人「背負鶯鳥之毛」。他又分大郡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匈奴單于被他改為「降伏單于」，所轄國土人民也被分為十五部。高句驪則降為「下句驪」。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時總是接受外間至大的壓力，也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然則，他也有很多我們在今日視作離奇的辦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兜須用在真人實事上，以一種象徵性的指示當作實際的設施，注重視覺聽覺上的對稱均衡，不注重組織的具體聯繫，這些都與傳統中國思想史有關。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術供應不及時的產物。因為統治這龐大帝國，包羅萬象，即使博士顧問，也必須保證對萬緒千頭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權之萬能。於是只有將原始片面的見解牽扯著籠罩著去推衍出來一個內中凡事都能互相關聯而有規律性的宇宙。

在漢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對武帝策問時就已提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的解說。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陰陽五行的淵藪。凡是春夏秋冬，東西南北中也都與木火土金水有關，也與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災異，幾乎闖下大禍，幸經武帝赦免。可是陰陽五行的假科學經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為眾所周知的真理。因為「火居南方而主夏氣」，又與軍事相配，所以《漢書》五行志指出漢武帝幾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間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書裡沒有講明究系因天旱而動干戈，或是因為起兵戎而有旱災，或者兩者都因「夏氣」旺盛之故。同書天文志也指明「經常星宿」（常見的星和星的集團）「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從西漢到東漢，這種信仰只有變本加厲。《後漢書》的儀禮志更記載冬至日來臨之前夜，京城百官都於夜漏未盡五刻時（約等於現在晨六時）穿黑衣服，迎氣於「黑郊」，行禮畢，改穿紅色袍服。乃是因為冬至那天晝最短夜最長，以後白晝漸長，黑夜趨短，也就是陰去陽來，朝廷也要集體的相時而動，才能「承天理物」。也還要在那一天權量水之輕重，確定晷影之長短，並且調整樂器。這也就是乘著「節氣」之氣，對凡與數目字有關的工具，給予一番飭備。

凡是一種動作，都有陰陽的關係在內，凡是數種事物，既有自然賦予的一定序列，則可以用數目字解釋，並不與現代科學衝突。就是擁護王莽的劉歆，解釋下雨為陰氣不能上達，陽氣又無可下透，也可以說是用一種美感的方式闡述一種物理現象。所以李約瑟說中國哲學家猜測自然的奧妙與希臘思想家不相上下。我們則覺得希臘思想家還只認為自然法規須待斷的發現，才能不斷的展開。漢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則以為人類應有的知識都已在掌握中，並且自然的現象，正常與非正常，都與人事有關，凡人一眼即可看穿。這當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區別。而中國思想家最大的負擔，則是他們所揭開的知識很難與朝政分離。

光武帝劉秀也重圖讖。他和鄭興討論郊祀，有下面這段記載：

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這也證明專制君主需要一種意識形態做他的張本，臣下很難抗拒，因為不支持它，就是反對他。鄭興只好服輸，自己承認學術淺陋，不如聖見高明，才得脫身。

在同樣的情形下，我們也可猜想以當日文字傳遞的艱難（紙張僅於公元一○五年前後出現），加以政府收攬讀書人之廣泛，凡與當局意識形態格不相與的知識就很難普及。東漢之張衡作渾天儀，又於公元一三二年作地動儀，能不待各處報告，預知何方地震。他的渾天說，稱天如雞卵，地如卵黃，日行一度，共三六五又四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圓周率為三．一六二二。可是他為宦官所讒，自己也不如意，還不敢向皇帝直說，「及後之著作，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這和董仲舒所著「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有霄壤之別。比張衡還要早約五十年的王充，對當日迷信作有系統地批判，所著《論衡》二十餘萬言，但是他人為「異人」，書為「異書」。《後漢書》裡寫他的傳記，只聊聊數十行，除了說他所著書，「始若詭異，終有實理」之外，無一字一句抄錄。可見得以知識本身為目的的知識，總有與時尚不合的趨勢。

從這些觀點出發，我們回頭看王莽：《隋書》經籍志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從此也看出新莽與光武帝劉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帶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們的帝業，並無基本的差別。可是除此之外，劉秀注重實際的組織，有步驟的達到他的目的。王莽則眼高手低，只能宣揚天下大局應當如是，做事經常文不對題，可能被他自己的宣傳所蒙蔽。作他的傳記者只要把他的詔書書前後摘錄，也可以給人看出這位改革專家，實際上仍是一個大書獃子。

西漢與東漢

西漢與東漢，究竟應當在歷史上視為兩個不同的帝國，或者看作一個整體的朝代，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兩漢在公元前及公元後各歷時約兩百年，中間經過新莽的中斷十五年，如果視為一個朝代，則它連亙四個多世紀，為上承秦始皇下迄滿清兩千年來帝祚最長的一個朝代。

中國的人口，據稱經過王莽後有大量的損耗，可是後來經過東漢的休養生息，也漸漸恢復原狀。官方的統計，常有訛漏，至漢亡時仲長統的估計，應逾千萬戶。則兩漢在正常狀態下，人口總數應當是五千萬到六千萬之間，公元前及公元後並無顯著的差別。

以疆域及兵力威勢之所及而言，則兩漢間的變動亦少。漢武帝在朝鮮半島開拓的立足點，東漢也能大概維持。交趾反叛，有馬援平定。漢武帝還要竭全國之力伐匈奴。這遊牧民族在王莽後永遠的分為南北，給東漢竇憲一個絕好的機會。他在公元八十九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各部降者二十萬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至於北單于「不知所終」。西漢既有張騫之通西域，東漢則有班超打破他的紀錄。班超籌劃「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領出塞的不過志願軍千多人，後來接濟他的也不過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車時發兵二萬五千。公元九十四年更合西域八國兵七萬人討焉耆。

只是東漢有一個邊疆問題，其棘手的程度，為西漢所無，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區的羌人。這些藏族遊牧民族，沒有統一的組織，各部落時合時分。有時漢人也欺凌他們，引起雙方的仇殺，戰事經常發生，每次雙方的死傷各逾數千。草原地帶既無法佔領，東漢的移民實邊也極耗費。即招羌人內屬不僅無實效且有後患，漢亡之前董卓的擁兵自重，即靠羌人編成的部隊撐腰。這種部隊，只有他能指揮，旁人無法管馭。

可是事雖如此，在當時人看來，縱算西漢都長安，承土運，所以一切都以黃色為尚，東漢都洛陽，交火運，所以旌旗衣飾概以紅色為主，實際上只有一個朝代。光武帝劉秀，出自漢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他在洛陽重建太廟之後，只奉祀西漢的君主到元帝為止。因為對光武講，元帝仍屬父輩，成帝則為兄弟，哀帝已屬侄輩，平帝更算是侄孫，都不在太廟奉祀之內。光武更因呂後不遵高祖遺囑，引起諸呂之患，雖然事隔兩百年，仍將她的靈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靈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國以來從父系母系上講都是名正言順一脈相傳的繼承人。於是劉秀在歷史上稱為「中興之主」。

最近幾十年來從考古所得，已給我們一個體會漢朝日常生活的機會。這些資料也給以上的問題，賦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項資料，如無實物，即有模型圖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侖廁爐灶，更大至於樓台榭閣，都可以一目了然。漢朝一般人的思想，認為生與死沒有絕大的差別。陰冥雖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對死者祭祀供獻，卻用不著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為如此，所以漢代墳墓裡缺乏我們今日認為有宗教性的標幟與裝潢，卻有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鐫刻。這些碑畫，內向對棺槨，好像專供死者欣賞，其中有的引用歷史故事，例如荊軻刺秦王，漢武汾上得寶鼎，有的則鐫刻車馬宮室，庭院廚廄，農田作業，市廛買賣，甚至方伎雜耍。其廣泛真切可以給研究歷史的人一開眼界。

從這些資料看來，再加歷史的證明，我們可以說漢朝四百多年內，文化生活已有很長足的進步。在多方面講，中等以上住戶的生活，較之近世紀，已無顯著差別。中外學者一致將這成就歸功於兩漢的重農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農，而冶鐵公賣，則西漢全國統籌，東漢各地作主，也使標準農具普遍的及於一般農戶。而且地方官員經常興水利，論穡稼，有如《漢書》及《後漢書》循吏傳之所敘。從這些方面看來，中國的初期統一，以淳樸雷同的法制加於廣大的地區，不是完全沒有好處。同時在這種原始的重農政策之下，東漢與西漢，也確實有承前接後的聯繫。若非如此，則其人口與版圖，就甚難如此互相湊合。

但是這問題仍可倒轉來看：要是兩漢確是一脈相傳，何以兩個時期的歷史學會有這樣大的差異？今日我們展讀西漢的歷史，不期而然的會感覺到內中有很多令人興奮，令人竦懼，令人嗟嘆，令人驚訝的地方。這種特點，很難在東漢史裡看到。即使現今《劍橋中國史》的主編人Denis Twitchett 也曾經對我說找不出一部讀來令人覺得滿意的後漢史。這原因又在什麼地方？

從現代的眼光看來，西漢帝國仍在草創時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專權，宣帝的稱雜霸，都離不開一種試驗性質，所以能勾動讀者的好奇心。東漢的君主，就沒有這種創作的機會。其中主要的原因則是帝國的粗胚胎穩定之後，立法不能展開。君權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對稱與均衡，就無從分割，也不能根據實況合理化。這情形曾引起仲長統說，三公都是虛設，到頭仍是寡頭政治。同時官僚機構的組織，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沒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開，民間經濟發達到某種程度，政府在技能上無力處理社會所產生之各種繁複問題。朝中的權力鬥爭，卻仍以道德名義作張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黨攪作一堆，公事與私事混淆。今日之讀史者，除了覺得資料重複，糾纏羅索之外，也很難分析其後面問題的真面目，更難判斷誰是誰非。

嚴格講來，東漢或後漢只有起首的三個君主能有所作為；此即光武帝劉秀之「中興」，明帝劉莊的用嚴刑峻法鞏固其帝國，並用各種建築及儀禮使君權神秘化和美術化，與章帝劉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強施政時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實也只有「中興」是創舉。承認「中興」，則西漢與東漢是為一元。

這樣看來，東漢的歷史沒有寫得好，也不足為怪。一個國家的法制逾四百年沒有實質的改進，其行政不能表現活躍與生機，只好說是時勢所必然。紀西漢的《漢書》提供刑法志，食貨志和溝洫志等材料，紀東漢的《後漢書》則全部付諸闕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綬的敘述。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無關係（《後漢書》也和《漢書》一樣，並非出於一人手筆），而當中仍有一個關鍵，則是從長期的歷史眼光看來，後漢因襲前代過甚，只能繼續充實一個原始型以小自耕農作基幹的大帝國，不能替中國找開新局面。

光武中興

光武帝劉秀，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說他「內聖外王」，則甚為牽強。況且我們今日評議他，也不是以評議人物為目的，而是因為原始材料缺乏敘述社會剖面的文章，我們只能從上層人物之作為，順帶看出當日社會中層與下層的一般概況。

劉秀的六世祖為長沙定王，是西漢景帝的十四個兒子封王者之一。以後他的祖先歷經侯，太守，都尉，縣令，疊次由貴族下降，經過上層中層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時代，劉秀曾在長安上學，因為資用不給，他和同學集錢買驢，而由從僕牽著替人載物取值。他也曾出過面經理他叔父的訴訟，也曾在災荒的年代出賣穀物，所以為人精於計算，在社會上講則屬於中下級的紳商。

以後和他起事之任將帥者，大概與他背景相似，也代表著一個富於流動性的社會階層。吳漢則曾為馬販，鄧晨為官紳子，「大樹將軍」馮異為五縣郡椽（等於近代道台的科長或書），王霸為獄吏，李通為富商，只有王常從綠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這些條件也使我們想像王莽末年，「寇盜蜂起」由於民變波及到中層社會，才引起全國反叛，到這時候劉秀與他的哥哥劉演才糾集「賓客」，舉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攝身分，做過多年「假皇帝」，也做過十多年「真皇帝」，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認為「起義」。劉演發難，各家子弟都還避匿，後來聽說劉秀也已參加，才說：「謹厚者亦復為之」，於是打破了造反與起義間的隔膜。但是也還賴劉演之說服王常，拉攏來屬於綠林的「下江諸將」，劉家的「漢軍」，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軍事實力。而且這些人物也多是年輕人。光武起事時二十八歲；在最初不願參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時，方始參與的鄧禹，二十四歲；另一個在北方投效的將領耿龠，才二十一歲。

劉家兄弟雖在這次運動裡起了領導作用，代表劉漢光復的卻不只他們二人。族兄劉玄更擁有綠林所屬「新市兵」的擁戴，於公元二十三年被立為皇帝，是為「更始帝」。他因為嫉妒劉演的聲望，因故將他處死。劉秀不但不為兄報仇，也不哭泣服喪，反親見劉玄，表示並無芥蒂。他可能在這時候，就已策定了今後的長久計劃。在當日全國獨立稱王的有十多個集團。王莽擁有從洛陽到長安的地盤。更始帝及所屬綠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過河南西南向這地區前進。山東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覬覦同一地區，他們遲早必殺得你死我活。並且這整個大區域，漢人稱為「關東」，是連年遭受天災損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見得可以整頓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個月內，獲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虜將軍的名義和劉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綏靖各處，這才給他造成一個獨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時候給人打垮的機會。他北行之前，以寇恂為河內太守，防制其他部隊渡河追其後尾。茲後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劉秀北行抵邯鄲，此地即有王郎稱帝，他也自顧力尚未豐，只採取迂迴戰略，逕向極北定縣薊州各處，一路以勸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幾萬人的兵力，於次年春夏之交，才回頭拔邯鄲誅王郎。這是用南北軸心作軍事行動的方針，以邊區的新興力量問鼎中原，超過其他軍事集團的戰略。

公元二十五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嬰又被人擁立為帝。此人也確實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能繼承漢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劉玄也要去討伐他，使他身首異處。劉秀則僅須在側觀望。到這年六月，他才在「諸將固請」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即皇帝位。爾後幾個月內赤眉入長安，劉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殺。光武則先收復洛陽，次收復長安，皆可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陽長安間的根據地就再未受任何嚴重的威脅。雖說各方的征伐仍曠日持久，一直到公元三十六年最後一個對頭公孫述戰死於成都，光武帝劉秀才算削平群雄。

劉秀要統率駕馭很多不容易領導的人物，而都能夠補短截長，互相牽制，除了他的宗室身分，謹厚的聲名和天命的心理準備之外，他具有領導能力的天才不能否定。同時他對大小事宜，都親身督察經營，毫不鬆懈。他經常在局勢艱危的時候，冒生命危險親臨前線。有人說他平生「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我們也可以想像大敵已居他預料之中，若不規避，一定是準備好一決雌雄，所以能臨危不懼。反而是小敵會出其不意的出現，需要警惕，否則處置不當，可以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此看來，光武帝劉秀不僅有軍事頭腦，而且有作大將的才幹。

《後漢書》〈耿龠傳〉說耿為將，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孫述傳〉說成都已降，吳漢仍族滅公孫氏家屬，並縱兵大掠三日。〈光武帝紀〉也說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吳漢都成都」。可見得當日作戰時的殘酷，而中興仁義之師尚如是，其他「賊匪叛逆」可想而知。公元三十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詔稱：「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於是大批裁員，「並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可見得自公元十七年綠林起兵以來，中原鼎沸，加以蝗災迭見，內戰頻仍，全國人口減少，無可置疑（只恐怕不會由近六○○○萬突降至二一○○萬）。同時各起兵的都有「賓客家室」參加，有時這些附屬人員也參入野戰軍之內。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圍，經常逾月。各軍的輜重車輛，動輒幾千。這些史料，也使我們聯想到軍事組織之中必用社會中層人物為此設計並籌辦聯絡後勤等事項。在「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條件下，巨家大姓的受戰事淘汰，又可能較一般住戶程度更深。

公元二十八年東漢的官方記錄中有下面一段的記載：

王莽末天下大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孫述敗後，才由成都傳送郊廟樂器，葆車，輿車輦於洛陽。與之相連的文字稱：「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周役，務存簡寡，乃至十存一焉。」

綜合上面各項資料，可見得劉秀並沒有解決當日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經過大量流血之後，相次緩和，不僅人口劇降，中層階級也受打擊，文官集團，有待重建，各種作朝廷裝潢的文物，尚不齊備。所以他一面「與民更始」，將田賦恢復到文帝時三十分之一，一方面嚴刑峻法地稽考文冊。公元四十年「河南尹張汲及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這種外柔內剛的辦法，再加以符讖的意識形態，就使他完成了中興大業。

當日君權世襲，中央集權又無法放棄，我們企盼劉秀改弦更張，可能有些過分。但是我們讀到酷吏列傳中的雒陽令董宣（雒即是洛，因東漢自稱以火德興，避水加佳作雒）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將公主家的殺人犯置之於法。當日又稱「貨輕錢薄」，則是民間需要有力量的貨幣制度，使物資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劉秀連問題都沒有考慮得到，也可以說他雖是超級政客，軍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

東漢的十三個皇帝，只有光武劉秀和明帝劉莊是成年人踐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來算數。而且除了最後一個禪位於曹丕的獻帝享年五十四歲之外，其他沒有一個活到四十歲。桓帝去世時年三十六，靈帝三十四，也算得長壽。殤帝，少帝，沖帝，質帝都沒有機會慶祝他們的十歲生辰。因此洛陽的政局，總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縱。

公元一百五十九年桓帝圖大將軍梁冀。他與宦官商量，派近衛軍一千多人突然包圍梁的府第，「收大將軍印綬」，迫得梁冀夫婦自殺。自此外戚的聲勢稍弛，宦官的氣焰又張。

然而梁冀是創國功臣梁統之後，他家裡已有三皇后，六貴人，七侯和二大將軍，好幾個立幼帝的擺佈，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個皇后，就是梁冀之妹。此人之為「跋扈將軍」，威震中外已二十年。只是這時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劉志，做了十二年的傀儡皇帝，終究不甘心，才發動這次政變。只是他想獨立自主這一希望，卻始終沒有實現。在他做皇帝期間，又來了一個「黨錮之禍」。很多人以為東漢覆亡之機，出於「桓靈之間」，諸葛亮就將這關係，寫在他的《前出師表》裡面。

今日我們想確定漢代覆亡的原因，不是從原始資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後漢書》薈錄了很多當時文件，內中有無數壞人壓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壞人的說法。我們也可以發問：既有壞人為朝中的獨裁者，如何又有這麼多的好人做大官？並且朝中長期間的鬥爭不出道德的力量與惡勢力的抗衡，為什麼漢亡之後，這種對峙的局勢不能繼續，而引起了一個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局面？

《後漢書》裡的〈梁冀傳〉說此人驕侈淫逸，無所不為，但是文內除提出他因立嗣與政敵李固意見分歧之外，竟滑說到他政策之好壞。可是傳裡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孫壽，據稱她也有淫行。其原文為「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悉眉，唬妝，墮馬髮，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這幾句話無法直接譯為今日的文字。與之針鋒相對，我們只好倣傚古典小說的口氣如此說：「那娘子倒也生得標緻，她有時悉眉深鎖，有時又笑臉頻開，臉上薄施脂粉，兩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時，個中消息直到皓齒的骨根深處。好一頭烏絲，挽成一個大包，輕鬆的斜掛髮邊，走起路來，又是足不勝體。總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樣妖嬈輕蕩的模樣。」

原文利用作賦的秘訣，採取了幾個新創而語意雙關的字眼，用最經濟的手法去描敘複雜的情事，卻又將重複的部門，平行列入，越是意態游離，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則孫壽妖冶與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們今日想探詢東漢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遠。

我們想追究漢朝覆亡的原因，則還要參考以下的背景：

東漢之提倡學術，很有成效。洛陽的太學，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時太學生稱三萬人。而私人傳授學業的，動輒聚集門徒數百或逾千。可是講授的題材極為窄狹，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專重傳統政治思想。在「學而優則仕」的條件下，這些學人除了當官之外，缺少發展抱負的門徑。有時讀書也確是陞官發財的梯階，做得好的數代公卿，創立門第。只是這種機緣難得，有的則跌跺仕途，有的為人「賓客」，還有很多自負清高，在讀聖賢書之餘，養成一種仗義輕生的風氣，不僅自己被窄狹的倫理觀念所支配，還要強迫他人一體以個人道德代替社會秩序，這許多條件都構成黨禍的根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開，也是漢代一個深重的弱點。漢法承秦法之後，條文複雜，內容簡陋。尤其對於農村社會中層所集累的資本，始終無適當的處置，又怕小自耕農失田而為遊民，因之視「兼併」為畏途。《後漢書》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後版有引證蔡質〈漢儀〉一段作註釋，內中提到西漢武帝遣派刺史的詔書，內中首要的任務即是糾察各處「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而東漢的「司隸校尉」有同監察院長，也是京城附近地區的刺史，更是帶有榮譽性質的官位。很顯然的雖前後三百年，在漢末之被任為司隸校尉的，仍有人認為在奉前詔行事。可是以武帝戰時動員的方案，意義模稜，加於經濟相當發達的承平社會，則必引起糾葛。

當桓帝置梁冀於死地之日，東漢還有六十一年的壽命。可是梁冀沒有被攻擊頒行不當的法則，則因為當日洛陽朝廷已談不上創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縱使邊防發生問題，或有天災民變，也只能臨時對付，有如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朝廷之經常業務，無非禮儀及人事，而人事也不過任免賞罰。梁冀的對頭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軍政部長），他曾建議「權去外戚，政歸國家」。梁冀的黨羽也相對地指摘他門下「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見兩方已有黨爭的趨勢，而重點在個人恩怨利害。

漢朝之沒有立時垮臺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還在竭忠辦事。《後漢書》的循吏列傳舉出循吏十四人，或以興革農田或以提倡教化獲得稱譽，有好幾個一直做到漢亡。和他們相似而沒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傳的酷吏，以「猛」為「能」，雖說個人的良心和德行有虧，在他們講仍是替公眾服務。只是他們各行其是，這些資料也顯示統一的政府，不能以妥當的法制控制全國的危機。

公元一百六十五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為司隸校尉，使很多潛在的衝突尖銳化。其背景則是很多人在鄉間放債買田，通常以賓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則發覺這些人的後台老闆都是朝中顯要。而最有威權的，則是中常侍張讓，他就是宦官頭子。《後漢書》的宦者列傳說：「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輛。」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著張家開刀。張讓之弟張朔，也是野王縣的縣令，被控為「貪殘無道」。李膺親率吏卒在張讓家裡將他擒獲，剛一訊問，立即處死。桓帝還責問他沒有請求即行誅殺。李的辯護，不依照法律，完全根據經史，並且強調孔子作魯司寇七日即誅少正卿，他任司隸校尉已十日，實在是行事愆遲。他這一辯因此脫身，以後也迭有浮沉，終於靈帝朝宦官與名士鬥爭時被拘入獄被拷死，他的門生千餘，也受禁錮。事在公元一六九年。

對這期間發生的爭端，我們決定誰是誰非。黨錮列傳裡也提出很多名士對宦官實用性賓客集團的誅殺，甚至遇赦的也殺，老母也殺，而一次屠殺好幾百人。當時的人還說「紀綱敗廢」，我們則只能強調這是社會進化，法制不能跟著調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結果。況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並不是促成漢朝瓦解的真原因，他們不過是千百萬事實的工具。張讓是宦官領袖，後來與外戚出身為大將軍者何進作對。可是何進還不過是太后的異母弟，張讓則有一干媳婦，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糾紛，還在家庭裡產生。

傳統歷史家寫漢亡，或歸根於桓靈之間的寵用宦官，或歸咎於黃巾賊造反，或歸咎於召董卓的番兵入衛。而其實大規模內戰開始於宦官已被整肅，黃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後。公元二百年官渡之戰，則在漢亡之前，已經展開了長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新興地方勢力者袁紹，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學《易經》起家，在西漢時曾為太子舍人，他將學術傳於孫子袁安。袁安舉孝廉，為郡太守，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自此沒有一個袁家子孫不是東漢顯官。袁紹自己曾任虎賁中郎將（近衛軍司令）和司隸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袁紹進軍官渡，率眾十萬，給養自河北以大車萬餘輛供應。抵抗他的乃是曹操。這時他尚想維持東漢的中央政府。他的義祖曹騰乃是宦官，由黃門從官侍從皇太子（即順帝劉保）讀書。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騰養子，而曹操自己也舉孝廉。他的軍隊大都以黃巾降人編成，給養則得於屯田。也就是人員與物資都產生於現存體系之外。

以學閥而為軍閥，這在世界史裡是創舉。漢代的覆亡，則證明一個政治體系，對各人私利觀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個簡單的社會，一到情態繁複，各人口是心非，就無法和衷共濟。今日我們讀漢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國初年軍閥的「通電」無異。這時縱使他們想合作，也找不到一個合作的邏輯。

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

浪漫主義在歐洲是法國大革命前後的產物。嚴格言之，它是文藝和美術在時代上的趨向，我們不妨用「到自然去」四個字概括它的精神。歐洲大陸在十八及十九世紀之交，深感自中古以來殘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響，不合時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義的作家脫離古典主義的羈絆，由各人自尋出路，以自己的情緒，作他們寫作吟詠描畫的引導線，因為如此，他們全也有一種將世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趨向。

中國自公元二百二十年曹丕強迫漢獻帝禪位，到五百八十九年隋文帝滅陳而重新統一中國，在歷史上統稱魏晉南北朝。這三個半以上的世紀之內，能夠稱為統一的時間，不過約三十年。這並不是文人能自尋解放的時代，只是時局動盪，好多人覺得過去苦心孤詣學來的規矩方圓，到時全無用場，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僅當時人物如此，即後代作者，追慕流風遺韻，也把當時事物，描畫得帶浪漫色彩。有唐朝劉禹錫年作《西塞山懷古》一詩為證。劉詩云：

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闇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這原來是紀公元二百八十年晉朝暫時統一中國的事跡，這背景則是先有魏蜀吳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將鄧艾在成都北的萬山叢嶺中進軍，出敵不意地襲蜀，蜀亡。後來，司馬氏的晉代曹魏之後用王睿為巴郡太守，後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離不開「大刀闊斧」的胸襟和抱負。他在四川造船，費時七載，待得準備停當，王睿已七十歲。於是攻吳的舟筏順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吳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據《晉書》的紀載，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我們也可以想像，以四十尺寬七十五尺長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積。但是即使有四層艙，每艙要載兵五百多名，也未免過多。況且「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就有些難以置信了。書內又說吳人在江險磧要害之處，以鐵鎖橫截，王睿乃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燒起來的時候，「須臾，溶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這些話實近於神奇。我們既無法指駁，也無法證實，只好說可能作者在文筆之間誇大其辭，其影響之遠，從劉禹錫詩可以看了，浪漫主義的色彩超過紀事之精密。我們除非獲得其他資料證實，不能以這簡單的辭句當作技術史上的根據。

然則浪漫主義的出現，也不在此時開端。京劇臉譜曹操，因為在劇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塗牆，眼細如絲，頰間肌肉折皺，表現一派險譎氣象，大有「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感覺。而關羽，因為他「義重如山」，所以臉譜以赤色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莖都以黑線畫成，由中央向四方輻射，大有熱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狀態。下邊的黑痣，可能為現實寫真。他的長鬚，則又是絳紅色與面上的棗底相映，象徵血氣旺盛。呂蒙的臉譜，臉上黑白相次，圖案上的結構，表現胸中有丘壑，也稍帶神秘色彩，而劇中的角色也以機智稱。

將這三位人物擺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來曹操為魏公，與蜀劉備，吳孫權相對立。以前劉備新敗，孫權收容他，讓他暫駐荊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勝利。可曾幾何時，劉備既據荊湘，又拓土於西蜀，荊州又只借不還，所以孫權老覺得他居長江之上，到底於己不利，乃趁著劉備在四川北部規劃，南郡只有關羽留鎮，而關的部隊又與曹兵交鋒之際，致牒於曹公，以討關羽自效。這個軍事計劃由部下呂蒙執行。果然呂蒙於公元二百一十九年年底襲擊關羽，使他兩線作戰，截獲他之後，將之斬首傳報曹公。然而呂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獎，即病發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關羽授首前後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漢禪，劉備和孫權得到藉口，也倣傚稱皇帝，於是才全面展開三國鼎立的局面。

這與浪漫主義有何相干？

整個三國時代，是英雄豪傑風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間。因為戰事連亙不斷，皇帝威信又名實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約束，於是趨利赴勢。他們自述胸襟懷抱，慷慨真切，全無腐儒氣味。做起事來，也是暢快淋漓。這當中還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諸葛亮（等於現代的參謀總長），他的哥哥諸葛瑾仕吳，也做到戰區司令長官的地位，並曾以特使的身分訪問蜀漢。又如孫權當初將他的妹妹嫁與劉備，後來又與劉備成了對頭等都是。紀這六十年事者，為《三國誌》。陳壽之原稿，分為《魏書》，《蜀書》和《吳書》。因為缺乏一統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須遷就某個固定官僚集團的邏輯。而這書又在南北朝時經裴松之集注，採取了很多當時公私著作，逐章逐節補陳著之不及，還提出不少糾正及置疑之處。因為其中資料五花八門，常有我們在正史裡不容易見到的傳聞。由於選材不致全部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將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機會。在我們而言，反而可以藉此得到一個特殊的角度，去窺見中國歷史運轉之奧妙。

《三國誌》裡的曹操，不見得比他同時人物如劉備，孫權更為譎詐。而且他有敢說敢做，豪邁磊落，放浪不羈的浪漫色彩。譬如說他不顧家人生產，那是因為他志在天下，用不著瞻前顧後的去憂慮衣食和積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羈，可以在「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案中，餚膳皆沾污巾幘」的形容中看出來。這也可與他的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證。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實際是曹操流傳中外的一篇自傳，內中說及他自己是一個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譽」，不願作「凡愚」。但是參加討董卓之後，事實逼他東征西伐，兵權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還是想保存一個完整的中央政權，所以他雖向外討伐，卻屢陷於內線作戰的地位，又因為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他成了眾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虛名而處實禍」的危機。從這些地方，我們不必懷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統人士攻擊的，則是「魏武三詔令」。此令是曹操於公元二一○年，二一四年，和二一七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內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徵求的不在「實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他都會提拔錄用。這詔令雖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壞事，但是影響漢末問題之大，不是傳統道德所能解決的。

曹操能夠出類拔萃，是由於他的不拘小節，眼光遠大。然則他雖看清傳統道德不能拯救當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棄傳統道德亦不見得能拯救當日毛病。至於他是否真說過「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我們不得而知，即使我們相信他曾如此說，他的兒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漢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有如晉代魏也仍不能解決當日問題。即以王睿的大刀闊斧造樓船在上面馳馬，仍未解決魏晉南北朝的問題。司馬炎剛一統中國，十年之後即有賈后之亂與八王之亂，因此引起「五胡亂華」。公元三一一年洛陽淪陷，三一七年長安又失守，東晉偏安江左，嬗替而為南北朝之宋齊梁陳。北方之「酋領」如劉曜，石勒，苻堅不能解決問題，南方的軍事領袖如桓溫，劉裕與蕭道成也仍不能解決問題。現在看來，東漢覆亡之後的三百六十九年醞釀著一個大問題，牽涉整個國家從頭到尾的重新組織，不僅曹操不可能預測，即作史者如陳壽及裴松之也仍沒看到演變之全豹。

讓我們回頭再說《三國誌》：書內提及呂蒙原是一介武夫，孫權只間便地勸他讀書，不料此人不讀則已，他一讀起來就「立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因之他的談吐見識，與以前豁然不同。諺語之「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處。只有此書之敘關羽，則想像與現實參半。此人武藝必有獨到地方，譬如他與顏良對陣，「羽望見良麻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文中又沒有提及兩方隨從將士之行動以及對陣之地形及距離，類似僥倖，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優渥，一意投奔先主，應係實情，也與他的習性符合。可是書中敘述他的英雄末路，則毫不恭維。關雲長對部下不能開懷推恩地掌握，對於敵情判斷，側衛警備也全部馬虎，又破口罵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兩面受敵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後他的部隊毫無鬥志，不戰自潰，他自己只能率領數十餘騎落荒而走，也再沒有表現斬顏良時之英勇。以這樣的記載，出之標準的文獻，而中國民間仍奉之為戰神，秘密結社團體也祀為盟主，實在令人費解。

西方的社會學家，樹立了一個「大傳統」與「小傳統」對立的觀念。他們認為一個社會的大傳統，有正規的組織，結構和形式化，但只能適應於高層人物。小傳統則比較通俗化，適應於大眾。它採取大傳統的精義，融會簡化而有時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轅北轍則可。而且兩者之交流也是相對的，小傳統在長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觀點以後也可以被大傳統吸收。

中國之忠孝觀念由四書五經闡述開來應屬大傳統。《三國誌》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這傳統所籠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資料分歧，離奇的事物薈集，很容易為小說家抽取裁剪補綴而成半創作性的大眾讀物。事實上它也就是宋元話本的基礎，後來又經過元明之間羅貫中等整理，便成為《三國誌傳通俗演義》。既稱「通俗演義」，則照社會學家看來已屬小傳統之範疇。所以周瑜見杏黃旗而大叫一聲，孔明祭東風，孫權與劉備劍砍石塊成文字等等更離奇的遭遇與真人實事混合以提高讀者的興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則是將信史更浪漫化。《三國演義》英譯本標題為Romance of the Three Kindoms（三個王國的浪漫史）不為無因。而京劇跟隨著以白臉表示曹操之陰險，棗紅面表示關羽之不可泯滅的忠厚，蝴蝶式的臉譜表示呂蒙之有心計，也是將歷史傳奇化和美術化。

我們今日提論這些觀念，其目的不在鑿穿小傳統之虛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國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統領萬億軍民，中層脆弱，法制簡單，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會力量支持。可見精神動員的功效是無可否認。大傳統也好小傳統也好，民間的忠孝觀念實為撐持宋，元，明，清以來大帝國之有力支柱，這也不是我們學歷史的人所敢於忽略。然則話本及劇台上的曹操與關羽及其影響只是魏晉南北朝以後歷史上的側面情景。現在我所談的是歷史本題，涉及公元二百二十年後長期分裂的主因。前人與事實相處過近，也只看到演變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們曾親身經歷一個類似的大變動之後，將視界看寬看深，才能將資料重新編排，徹底檢討。

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公元二百九十年晉武帝司馬炎去世。他是晉朝的第一個皇帝，二十五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奐向他禪位，有如二百二十年曹丕之迫漢獻帝稱：「率我唐典，敬遜爾位。」其邏輯是有德者君臨天下，唐堯虞舜都以此「歷數有在」有規律行事。而實際上曹丕確比漢獻帝強，而司馬炎更比十五歲的曹奐強。可是這些篡位者沒有看到的是，他們自己是世代權臣手執兵符，當然聲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傳之子孫，又變成了宮殿中的傀儡。皇帝原來是文官集團的首腦，他以天命統御群臣，開口則為聖旨。如果做得好，經過他的指示，則不合理的事體亦公認為合理，受不公平處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頌「皇恩浩蕩」。因之下層機構統計不實，行政乖違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飾。只是公元三世紀之末至四世紀之初，中國有很多大問題沒有解決，已經掩飾不起來。天子的聖旨，也很少被人認真算數。況且與外間隔絕，廢立出諸權臣，其不能有所作為，也是勢所必然的。

可是司馬炎在位二十五年，好像已突破這種環境。公元二百八十年「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闇然收」，就此結束了過去三國鼎立，而重創天下一統的局面。並且他又於公元二百七十七年大封宗室子侄為王公，郡公，郡侯，縣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也就是管理境內的民政財政和軍政。全國三十九郡之外，另有二十一「國」，全置於今日之山東，山西，河北，河南及遼寧，以拱衛京師，同時又有一部分親王參與朝政，如此也不會被權臣宰割了。

偏偏在二百九十年繼位者為惠帝司馬衷。他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事蹟，乃是臣下報告他，百姓餓死，他就反問：「何以不食肉糜？」。我們聽過法國大革命時，皇后Anie Antoinette聞及百姓沒有麵包吃曾叫他們吃糕餅的故事，對於此類傳聞，不能認真。只是司馬衷在晉室皇位極端艱難之際，庸懦無能，必然屬實。否則也不會有如此的傳聞編派到他頭上，並且記入信史了。

法國革命時皇后以貌美而輕率稱，司馬衷的賈后，則以醜陋著名。據說她又矮又黑。其實這也與以後的事體無關，只是內外多故的時候，歷史紀錄不針對重點發揮，而加入這些不干大局的細節，更容易滲入帶偏見的資料。

據說賈后缺乏母教，不守婦道，行動淫虐，因干政與皇太后楊氏衝突。太后之父楊駿則為「太傅，大都督，假黃越，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於是賈后也組織一個與她自己接近的集團。因為她父親賈充也是權臣。她不僅把族兄從舅拉過來，也籠絡了皇室司馬家的一部分親王，如汝南王司馬亮，此人曾被司馬炎封為「宗師」，有率領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為他們聯絡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謂「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團。這權力鬥爭的重點始終沒有在傳統的史料裡說得清楚，我們翻閱《晉書》帝紀，列傳，食貨志，職官志，感覺到晉朝始終不是一個正規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軍政府的姿態企圖創立一種民政制度，組織未遂，即變生肘腋。譬如劉毅傳裡說及劉把武帝司馬炎比喻為漢之桓靈。他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可見晉的財政始終未上軌道，否則開國之君，四海為家，當不致賣官鬻爵。而且武帝紀內說及「賈充凶豎」，「楊駿豺狼」，更可以窺見其朝廷並沒有設官分職好好擺佈，權臣仍是虎視鷹眈，後一代太后與皇后的衝突，也非僅出自宮闈。我們一般的觀念，晉朝已樹立一種「封建制度」，現在看來，其中一半是紙上具文。劉頌傳裡評當初設計即說：「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也。」而職官志針對公元二百七十七年令諸王之國（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時候說：「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地理志則與之相衝突的說：「王不之國，官於京師。」。這時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謂「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領耕地佃戶都按品級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師附近的地產亦然。這些條例無全部奉行的跡象，只是在這草創期間諸事不定的季節，朝廷一有變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僅財產與名望受影響，而當日習慣，政爭失敗，則被判以極惡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險，凡此都是構成賈后之禍及八王之禍的原因。

公元二九一年的衝突，賈后勝利。楊駿以造反被討，死於馬廄，太后被廢。但是不旋踵間，後又與汝南王衝突，乃指使楚王司馬瑋殺之，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矯詔罪被誅，太后也被弒。又近十年，公元三○○年，賈后殺太子，趙王倫起兵反，誅后，並且廢司馬衷而稱帝。至此則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身死。繼之又引起齊王同，成都王穎和河間王遇的聯合軍事行動。他們的復辟成功，趙王被賜死。三○二年齊王同又有擅權模樣，由河間王遇指使長沙王義殺之。以後戰事由洛陽波及長安，成都王穎自縊死，河間王遇為南陽王模所殺，長沙王義為東海王越所殺，東海王越則為討羯人石勒時戰死。自賈后參政起，至惠帝三○六年中毒身故，前後十六年，戰事波及今日之山東，河北，河南，陝西，各王動員時，有稱二十萬者，有稱七萬者。每次戰役死者以萬計，其詳細經過，無法綜合梗概敘述。而五胡十六國開始於此時。三○四年匈奴之劉淵初從成都王司馬穎起兵，不久就自稱漢王。一時從他的，「二旬之間，余已五萬」。至三百一十一年他的族子劉曜陷洛陽「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

這些史蹟已經不能以短時間片面地解釋，也不能以歷史舞台人物的賢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經過。有如五胡十六國的「蠻酋」，如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萬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劉曜則「善屬文，工草隸」。又立太學及小學，「選朝賢宿儒明經實學以教之。」，石勒令僚屬「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石季龍「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光對「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苻堅「起明堂」，「親耕藉田，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又「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並且他們討論國計民生時都以經史詩書作註腳，就算全部由文臣綴飾而成，也不能算是「亂華」，反而表現他們想利用傳統辦法，收拾殘局，可惜後來也都統統失敗。

我們從長時期大眼光看來，秦漢的大帝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也可稱為「第一帝國」）在公元二百二十年後已無可改組修正，只能重起爐灶的再造。問題不僅在朝廷的高層機構，而在民間的低層機構。過去以小自耕農作基礎而組成的農村經濟，適合於官僚機構的統治，因為彼此都是簡單而雷同，不致偏畸繁複。一到人文進步，郡縣的官僚即無從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財產權，以保持社會秩序，或是以道德名義法外抑制豪強。地產歸併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尚不是所謂「剝削」，而是產生「流民」，一遇飢荒，更無法賑濟。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強兼併之法」，重申「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只是這時中原鼎沸，已無法恢復原狀，魏蜀吳三國之首創者曹操，劉備，孫堅，都以在揚州淮泗下邳一帶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邊際，還沒有被災荒損害至大的地方吸收過剩人口，投入戰鬥，這樣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晉書》食貨志裡所說「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嬴蒲」，也就是說驅飢民作戰，他們只能採樹上桑實捉田裡蜃蛤之類果腹。即使有眼光的軍事領袖，其補救的辦法，也不過是「屯田」，也就是「出戰入耕」，談不上規復民間經濟，使吏治和稅收都上軌道。三國紛爭的期間，很多軍事首領的家屬也隨軍進出，可見得全國流動性之大。劉備之至當陽，「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難民，混入行列。司馬懿對曹操說：「荊楚輕脫，易動難安」，則指出中樞地帶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這種情形至晉朝未止，有如三世紀之末關西飢民「流移就穀」，自漢中而入蜀，他們設柵作壁，推戴巴人李特為主，就屢敗「八王」之一的河間王遇所指揮的部隊。

這時候晉武帝司馬炎以裴秀原來的設計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釋。中國商周之間的封建，西歐中世紀的Feudal System 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並不是由中央政府設計，全盤指令下屬照辦。而是低層機構裡的農業社會，已漸具以各地方為主，自給自足的平衡趨勢，此時高級權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針，賦與上層組織，則彼此各得其所，其軍備之限制，也容易做到，並無對一個極端流動的社會強迫其固定的道理。晉朝甫行封建，就將各王調來調去，又給他們以不同的頭銜，加派軍事任務。八王之亂時稱「帶甲百萬」。其虛實不論，我們也可以想像其封建無實，各地流民甚多，諸王也適逢其會，只要他們予以口實與組織，就不怕沒有參加廝殺的人員了。

我們再看賈后之亂和八王之亂時的天災：賈后於公元二九一年專政。二九四年，大飢。二九五年，荊揚兗豫青徐大水。二九六年，關中飢，大疫，荊揚二州大水。二九七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關中飢。二九八年，荊豫作揚冀大水。三○一年郡國十二旱六蝗。三○二年兗豫徐冀四州大水。三○九年全國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最後一段有誇大的趨向）。這種紀錄即在多災多難的中國，也不平常。

至於「五胡」，則「關中百餘萬，戎狄居半」，已開始於馬援時，即東漢初年。匈奴則「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依阻塞下，委質柔服」。也難怪他們不在動亂之中乘要投入了。

所以從這些跡象看來，「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歷史問題，僅僅提醒我們，當時人的眼光被他們的時代所拘束，才在這些細節上做文章。今日我們檢討長期分裂的悲劇，在展開視野之餘，必須創設新的理論，才能將這段歷史，和以後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國銜接。

淝水之戰

公元三八三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統的「前秦」皇帝苻堅大舉伐晉。他剛統一北方不久，長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門，所謂「鮮卑羌羯佈滿畿甸」。晉朝雖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線，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漢水一帶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戰場，也能在江翼壽陽附近發動攻勢。從各種跡象看來，苻堅並沒有在東線與晉人決一死戰的決心，而是統率了很多雜眚部隊，無法統御，只能以軍事行動，維持他的組織。同時又過度自信數量上的優勢，所謂「投鞭足以斷流」。他總希望以涼州蜀漢幽冀之兵，號稱八十七萬的力量，「猶疾風之掃秋葉」，不怕晉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師之前，就宣言要讓東晉皇帝司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書左僕射（等於副首相兼軍政部長），晉朝的文武大臣謝安或桓沖，也為未來的吏部尚書和侍中。都預先替他們在長安建造官邸。

如果現存的資料全部可信，則此人受過中國傳統教育，也有幾分書獃子的習性。他與晉人交戰之前，也讓以前俘獲的晉臣朱序作使臣，訪問晉軍。後來朱序卻將秦之虛實告訴對方，替他們定下了速戰速決的方針，並且在戰場上，採取對苻堅不利的行動。

晉朝的總司令謝安，正式官名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他也有書獃子的脾氣，年輕時無意仕進，只是與名士來往，有聲望。到四十歲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遊山，滿口清談。人家規勸他，他就反問：「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戰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軍事。兒子謝琰，侄子謝玄，謝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將領。對付苻堅號稱百萬的軍隊，他只有八萬人抵禦。但是他「鎮以和靜，御以長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綱」。他對親信將領個別的指示，以使他們「各當其任」為原則。部署既畢，即不再多言，並且招集親朋，下圍棋遊山水以表示「夷然無懼色」。

北方混成的秦軍和南方緊湊的晉軍對峙的時候，謝安的前鋒招致北軍司令：「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從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這文辭只改動數字，在《晉書》裡出現兩次，其以作戰當作競技看待，有《左傳》作風，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寫成，但是征之兩方將領風度，也可能是據實記載，因為率北軍的將領苻融，也以文學稱著，既能「下筆成章」，也能「談玄論道」，他作的賦尚是「壯麗清贍，世咸珍之」，並非一介武夫，尤不帶戎狄氣派。

他這次可算是上當。秦軍剛一後撤，朱序即在陣後流布謠言，說是北軍已被南軍打敗。這時倉皇集結的部隊，勞師遠入，人地生疏，又無堅強的鬥志，也就信以為真。如是一潰就不可收拾，苻堅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晉軍大獲全勝。前線戰報剛到總司令部，謝安正與朋友下圍棋，他看後將文書置在几案之上，對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氣到底無法全部抑制，下棋完畢，他步入戶內，腳上筋肉緊張，一時伸展不盡如意，用力過猛，竟將木屐之底，在門限上踏損，俗語「不覺屐齒之折」，由來如此。

淝水之戰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以後南朝的劉裕於公元四一七年入長安，不能久駐。北朝的侯景反覆叛變，也曾於公元五四八年陷建康，不久即為部下所殺，都去統一全國的目標甚遠。

直到公元五百八十九年才有隋文帝楊堅的「天下大同」「區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戰二百零六年。

在這兩百多年內常成為南北兩方拉鋸戰的地區，除了淮南以外，還有湖北的襄陽一帶。這也可以說是北人所擅長的騎兵戰術，至此已無法做有效的發揮。南人所長為水軍，不僅兵力以舟楫輸送，能夠爭取戰場的主動，而且將士無行軍之勞，糧草有速達之效。只是這種長處，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戰時，雙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見其端倪。如《晉書》說苻堅有「騎二十七萬」，只因一水所隔，不能衝鋒陷陣。而晉軍雖獲空前大勝，也不能擴大戰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這長期的分裂，還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從東漢覆亡，中國人口因天災與戰爭的影響，長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東的遷移。即魏晉間的戰事，也帶著武裝移民的情調，有如二百八十年之平吳，西晉發動了二十萬人的兵力，至建鄴收版籍，則只有男女二百六十三萬，其南徵兵力已佔當地人口很大的一個比例。如是華北與華中的空隙，勢必由「十五英吋同雨量線」以外的少數民族填補，其背景則是他們所受亢旱的打擊，又必較華北為甚。雖然資料不全，歷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證：公元三百三十三年石虎自長安徙秦雍民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使居枋頭（今河南浚縣附近），又以羌師率其眾數萬徙居清河之灄頭（河北棗縣）。石季龍則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戶於兗豫雍洛。

淝水之戰前夕，長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鮮卑羌羯為多。有如上述，則南朝的北伐，與這種半由自然力量發動的移民方向衝突，不易徹底執行。淝水戰前，東晉之桓溫，曾克服洛陽，又於三百六十九年入長安，終在枋頭挫敗。

就因為這種人口移動的壓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開發。《晉書》食貨志所稱「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現出了這種開拓處女地的一般趨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燒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並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漸將粗疏耕作方式進而為精密耕作。

北方的種族複雜，也不容易使政局穩定。「五胡亂華」時的少數民族領袖，率多漢化，並且很多帶有漢人血統。因為漢朝除武帝時代之外，「和親政策」總在若斷若續地進行，匈奴劉淵之姓劉，不無根據。漢末袁紹即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烏丸豪酋。魏晉以降，越種通婚的更為普遍。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後將軍韓據女為段匹彈「兒妾」。劉琨為晉朝的司空，他與段匹彈的關係雖沒有言明，但是彈「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晉惠帝除賈后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門女，後來劉曜陷洛陽，也立她為后，「有殊寵，頗與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長子熙為劉曜的繼承人。羯人石季龍「大發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萬餘，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這種趨勢不斷的繼續。到後來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實為漢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層的通婚不算，下層一般人民也需要在這大熔爐裡混合，並且遊牧民族，也要放棄他們的生活習慣成為安土重遷的農民，這「同化」的程度，才算貫徹，因之過渡期間必費時許久。

東漢之覆亡，「兼併」佔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徵兵納稅，以「戶」為對象。「口」以戶為轉移。兼併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我們翻開《晉書》卷三十至卷八十六，其中列有五百四十二人之傳記，除其中段匹彈為鮮卑酋長不計外，晉朝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其傳記中敘及祖先曾為顯官我們可以斷定其為世族者一百五十九人，其子弟又在朝中顯著的二百一十五人，司馬皇家的宗室一百零五人，而不屬於以上，我們概稱之為出身貧寒的只六十二人，可見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農徵兵抽稅，不受豪強干預情形大有出入。

當日商業財富尚未展開，商人資產，也無保障。例如西晉以顯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則因其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有家奴八百人。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產及勞動力，兼併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則是在淝水之戰立功的謝玄，三傳而至孫子謝靈運，為詩賦名家。《宋書》說及他「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於公元四三三年為宋帝所誅。這一方面表示傳統社會裡財政稅收全在「周禮式」及「李悝式」的辦法支配下，私人財產無從合法地積累，一方面則又表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受兼併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壟斷，雖然迭換朝代，也仍無中興跡象。

華北除了遊牧民族的醞釀外，也有類似的情形，他們尚有自動設防不受節制情事。例如公元三百五十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胡、晉」人口十餘萬戶。四百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餘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魏書》食貨志則說在北魏四百八十六年立「三長」以前「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並且「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這樣下層機構沒有改變，中國無統一的可能。

所以三百八十三年謝安謝玄與苻堅苻融的對峙，縱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這次戰役卻不是構成分裂的主因。以後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漢種族的界線逐漸遞減，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壓制，才能成為事實。

北魏拓跋氏

公元五世紀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漢化運動，舉措奇特，為中外歷史所罕見。他於公元四百九十三年決意遷都洛陽，翌年頒詔施行。他又禁胡服斷鮮卑語，若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為元。其他鮮卑慕容尉遲等姓氏，也一律改為單音漢姓。元宏生於公元四百六十七年，四歲登極。他從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撫養，所以做皇帝的前二十年，朝事也由她掌權，這位太皇太后，照頭銜看應當是老態龍鍾，而實際上她開始臨朝聽政時，似乎未滿三十歲。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馮家，也是「五胡十六國」其中漢人創立的朝廷之一。後來元宏的兩位皇后也是馮家女，他又以「絕同姓之娶」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體與他朝中漢人顯官聯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則一律降為妾媵。

從長遠歷史觀點看來：這段史蹟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國活動的尾聲，公元二百二十年秦漢之「第一帝國」崩潰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國」尚未興起時，這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再度統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階段內，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見得歷史的演進，有時令人莫測高深。只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也不是當時人所能親身預測。還待千百年後，由我們把一些表面看來不相關的事跡前後聯貫，才得剴切。

漢亡之後三百六十九年，中國無法統一。當日人口總是由北向南，由西向東的移動，漢人的多數民族，不能與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數民族雖擅長騎兵戰術，卻無法越渡淮水及漢水等處的水澤地區。並且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為統一中國的表率。秦漢型的大帝國以官僚機構統治大量小自耕農，但分裂期間漢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領都自起爐灶，妨礙政府向全民徵兵抽稅的職權。加上各民族語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統一的障礙。

拓跋氏打破了這種僵局。他們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於人文條件簡單，可以從最基本的事業著手，並能以原始作風來解決問題，所以不期然地做了中國再統一的工具。

拓跋屬鮮卑種，他們在公元三世紀在內蒙古移動。在世紀末葉開始在和林格爾附近集結，當時既無文字，更談不上成文法律，也還沒有私人財產。他們在四世紀之初因晉大將軍劉琨之邀，參與中國的內戰，其部落即進駐山西北部長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帶。他們雖稱「控弦上馬二十餘萬」，但全部人口看來也不逾百萬，甚且遠低於此數。

公元四世紀，是「五胡亂華」的最高潮，拓跋氏雖然投入，卻始終沒有取得主動地位，苻堅強盛時，他們尚「避於陰山之北」。直到苻堅淝水之戰不利，北方大聯盟瓦解，他們才重新露面。公元三八六年拓跋圭自稱代王，開始有了獨立國家模樣。當時他們的政策，是先在長城內外建造一個農業的基礎，其農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強迫編成。這時候全部落經常與其他少數民族作戰，每次將對方人員馬匹牛羊一網打盡。對俘獲的部落酋領，即很殘酷一律處死，如公元三九一年之破鐵弗（即匈奴與鮮卑之混合種）劉衛辰部「收衛辰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對其他人則「各給耕牛，計口授田」。《魏書》食貨志稱，其有畿內之田，並於「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公元三九六年以平城（山西大同）為國都，拓跋氏又以征服者的姿態，「徙山東六州民及徙可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實京師。」有的書本也作三十六「署」。如將大量人民區分為署，則有國家的農奴的徵象。這樣的征服和改造，至五世紀初期未止。如公元四一三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給農器，計口受田」。其他敘及「來降」及「內附」的前後不絕。《魏書》太祖紀及太宗紀提及這樣的事例三十一起，內中有戶口數的十三起，共為戶十一萬。可見得拓跋氏創立了一個新生的農業基地，以之為根柢。時間不成熟不問鼎中原，才能用這經濟力量做本錢，先鞏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為農奴，則從食貨志看來，四二六年後漸已取得小自耕農身分。迄至當日，「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是年這些帶著軍事性的監視人員全部裁撤，「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為進入官僚管制階段的明證。

拓跋氏何時漢化，不容易找到一個固定的答案。從現存文字看來，他們起先得到漢人的顧問，是從降人及俘虜中提拔，而且僅倚靠他們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為國都之後，興建築，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導另一步。以至置五經博士，設太學，也都不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傑吏民」實京師，勢必又要借重他們的管理組織能力。只是北魏（四二四年才稱魏，歷史書中稱北魏以避與曹操之魏重複）的農業社會由人工孵育而成，又好像在試驗管裡造化學液汁，各種因素預有層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個體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壟斷的政權。

直到四二四年，才在拓跋燾的稱皇帝，他即位不久，即頒布了一千多個漢字，並稱以前篆隸草楷並行，因之沒有標準，這次所頒布的，則「永為楷球」。可見得新朝廷不僅注重文物，也開始以多民族的語言文字作統一的工具了。

拓跋燾統一了華北，結束了五胡十六國的局面。在多數民族的漢人地區，總是因為世族作祟，不容易被絕對皇權有效的掌握。公元四二八年，拓跋燾「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已有針對這問題徹底解決的模樣。四年以後又以「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冑，冠冕州邦」指名徵調。名為慕才，實則強迫好幾百人到平城無薪給地當差並兼人質。四五○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國紀」，過於具實直書，對鮮卑民族和皇室有敘述得不妥當的地方，還把文字以石碑刊於郊壇。皇帝一震怒，族滅崔浩，還及於崔之姻親，包括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燾更聲稱他要做得更厲害一點，所以多殺了好幾千人。無論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是有計劃或無計劃，他的徵用人才和文字獄已給華北漢人的巨家大室一個重大打擊。即未波及的家戶，也充分地接受了這處置的警戒，絕不敢再阻撓中央政府的行政。這中間的一個機妙則是皇帝統御千萬軍民，不容許另有民間機構作梗，世族華裔也和蠻夷酋領沒有區別。

這件事情發生不久，北魏開始南征，想要以華北的力量，席捲南朝之宋（也就是宋齊梁陳之宋）。徵兵時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財在四十萬和僧尼二十萬的「四分借一，事息即還」。但是拓跋燾的大軍，以少數民族的騎兵驅逐漢人的步兵作先鋒，仍舊沒有良善的補給制度，仍是就地徵發。他攻江蘇北部各城不下，仍進軍長江北岸，最後則臨水徘徊，仍無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這一戰瘡痍滿目，無法追擊，因之全國統一還要擺下一個多世紀。

拓跋燾於公元四百五十二年初被宦官謀殺，他的太子也死得蹊蹺，只剩得一位十二歲的孫子繼位。以鮮卑人之早婚，再加上這幾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四七一年二十年還不到竟有四位皇帝代表祖孫五代。而最後一位也是本文開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親生母親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漢武帝「立其子殺其母」的辦法「依舊例薨」，這時朝中也只有一位帶有漢人血統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實足年齡二十九歲到三十歲之間，歷史上簡稱「文明皇太后」的馮氏了。

《魏書》說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殺賞罰，決人多俄頃」。拓跋宏不僅為她撫養教育，而且「迄後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二十三還不知自己身世。所以「事無鉅細，一稟於太后」。她又製作了幾百首歌辭教育他，只是「文多不傳」，其內容永成歷史之跡。《魏書》傳中又說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李沖雖以器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大凡中國歷史上有才幹的女人，私生活總受非議。上文語意雙關，我們無法考證。只是馮氏引用有氣魄的漢人文臣，則是事實。王睿還可以算作「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脫籠而出，侍衛驚靡的危機中以吏部尚書的身分執戟驅虎保駕，後來也與李沖家聯姻，可是臨死仍上疏「慎刑罰」，始終提倡「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的文治辦法。李沖則將拓跋政權的民政「周禮化」，並將其財政的處理賦予「李悝式」的體制，因之給中國以後幾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長遠的後果。

這一串「太和詔令」包括四八四年的百官俸祿，只是這時的賦稅，仍是家族包辦，也就是「宗主督讓，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於是四百八十五年詔令天下均田，原則上土地國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應有田地的標準。四百八十六年則立三長，「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這樣才實際進入「租庸調」制。亦即以自耕農的小家庭作為徵兵納稅的單位，農村組織以政府頒布之理想上的數學公式作準則，不承認各地私人體系，所以稱「混天下一法」。

這一段措施在當日頒布時有冒險性質。它到底實行到如何程度，無從考察。只是四百九十年逝世，朝中並未發生變故。元宏的漢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勵，而李沖也更得信用。四百九十三年之重建洛陽，他實際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只是元宏的規劃，無人接班。他重視水軍，而鮮卑貴族，尚掌握著長城內外的養馬地區，也不能遽爾擯斥。一到六世紀，洛陽才又產生政變。北魏分為東西，東魏為北齊高家所代，西魏為北周宇文氏所代。然則歷史的演進，並不為這分裂運動而停滯。中國之統一，需要一個以小自耕農社會作統御經理的趨向，也愈為明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混合也從未中斷。北朝原以遊牧民族為骨幹，至六世紀，他們也行府兵制，用以動員農民，也開始修築長城，以防制其他少數民族內犯，可為明證。

隋文帝楊堅，自己是胡漢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併北齊，回頭解決北周，更挾動員長江以北的力量，席捲南朝，發展方向也是由西向東，由北至南，以經濟人文簡單的地區去征服繁榮富有的地區。這也是承繼北魏拓跋氏在歷史上活動的邏輯。楊堅的軍事行動以水軍為主，這也可以說是受元宏遷都洛陽所賜。北朝需要這一段過渡期間，才能作體制上的整備，並吸收南方的長處。

從分裂到統一

至今還有些讀歷史的人，仍認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段尷尬的局面。這三百六十九年，缺乏一個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大帝國。要把它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看待，又未免牽扯得過長。這當中的人物事跡，敘來也難得有頭緒可循。所以有些歷史書，就把這三百六十九年輕率地穿插過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煬帝和唐太宗等前後關係比較完整也更容易檢討的題材。

可是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在中國歷史裡只發生過這麼一次。它給我們一個機會去瞭解中國民族演進的歷史，並不一定就是各朝代歷史的總和。雖說統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國很多人文上的因素還是不斷的發展。舉一個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於公元四九六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為陸，獨孤氏改姓為劉，鮮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這當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傳統的鮮卑人士的不滿，六世紀洛陽的政變，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與此無關。

北周的創始者為宇文泰，他也是鮮卑種。他於公元五五四年以為「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表面看來，這是對元宏漢化政策的一種反動，也強調鮮卑民族各部落在歷史上的傳統。而實際上他盤踞的關中，並沒有很多鮮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賜予漢人及胡漢混血的將領。他日作隋朝開國之主楊堅，這時候就因功勛被賜姓為「普六茹」。這樣只更提高漢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漢的界限磨滅。其背景則是長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爐。少數民族之逐漸被多數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還有一種貴族化的趨向，他尊重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的社會地位，也讓鮮卑系的望族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八姓和他們同列。而當日時尚的趨向，則是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親信李沖和韓顯宗都反對他的作法。

我們已經提及，當時人認為秦漢以來大帝國之崩潰，在於「兼併」。土地一集中，則地方官無法處理境內行政，並且由於地方的爭執，影響到朝政。這樣之事能夠發生，則是「選舉制」之不良，以致漢末所推薦的孝廉都是豪門子弟。曹魏想改革這種毛病，實行所謂「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經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評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憑藉。其結果又如《晉書》劉毅傳裡說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種士族力量的膨脹，也影響到軍事行動。在政治秩序崩潰的時候，立壇設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領導。根據《晉書》王戎傳，八王之亂時，河間王與成都王「帶甲百萬」。晉朝的封建，並沒有歷史的基礎，這兩王能在短時間內糾集這樣大的兵力，也還是因為地方武力早已在後組織就緒，只要上面有人領導，就有幾十百萬的士兵在旗下應命了。

這種種妨礙統一的情形都要在長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漸淘汰澄清，有些歷史家每提到中國的重新統一時，總要強調中國傳統思想的偉大。但是傳統思想能夠發生功效則是因為社會組織已經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聞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蘇綽為度支尚書，讓他規劃新政府的各種設計，此人「博覽群書，尤善算術」，而他的設計，也總以《周禮》為依規，也就是預先創造一個數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實事上籠罩著過去。北魏以來的三長制和均田制，都有這種「間架性設計」的趨向。其所以能如此，則是在社會中層可能與朝廷及民間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約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農民了。

這種趨勢也可以在考試制度演進的歷程中看出。漢朝之對策，並未正規化，只有隋唐之後「士皆懷牒自列於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開，這固然是制度上的進步，然則若沒有社會進化的背景，則不致有這麼多布衣學人應試，就有他們也仍會被宗黨和豪強所抑制。

只是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治無數小自耕農的體制，並不是因為全國統一而立即成為事實。這中間仍有很多的周折。又舉一個例為證：

隋文帝於公元五八九年滅陳。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變，「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其起源則是據《資治通鑒》所云：「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這文字記載簡單，也只顯露官方見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經歸納於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單純社會，南方則仍受巨家大室操縱。這些巨家大室的弱點，則是不能構成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體系。因之他們雖然擁有船艦，能和隋朝派來的楊素作殊死戰，終被各個擊破。上述蘇威則為北周政體設計者度支尚書蘇綽之子，這關係也象徵著全國的統一，要經過長期間的慘淡經營。

佛教在南北朝期間鼎盛。中國學者提到這題目時，經常毀譽參半，一方面稱讚佛教自力入世的觀念和戒殺的動機，一方面又皺眉於沙門浮屠的勞民傷財。近代人物之擯擊佛教者，則無如胡適，他有時的立場，也好像是今之韓愈。外國作者則多強調佛教在中國分裂期間產生一種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力量。我們也可以引Arthur Wright作代表。

其實佛教是一個極廣泛的稱呼，也可以說是印度帶來的文化，滲透到中國的思想，文學，美術，建築，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個概稱。它一方面需要與中國固有的信仰不發生根本的衝突，才能兩者相折衷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則是在這條件下，它也就無孔不入。就以雲崗和龍門石窟的佛像為證：我們驟看上去從斷巖上造石窟，既沒有全盤的設計，今日又經過千多年來的風雨侵蝕，滿目荒涼，也就看不出美在什麼地方，直到閱及關於這些石窟的詳細紀錄，才知道有些石穴的來源其來有自。並且最大的佛像，耳長九尺，最小的高不逾寸，各處佛像數目都以萬計，不僅其塑像表現著印度和希臘的雕刻作風，有些石窟裡還有壁畫，其衣飾裝潢設計也保存了社會史和經濟史上的真蹟。龍門的一個石窟裡竟保存了當日所用的全部醫藥單方。所以這石窟既供美術展覽，也是通俗的博物館。要不是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國中世紀保存這一份文物，而將金碧輝煌的佛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話，恐怕也就像中國古代的建築一樣早經兵禍而蕩然無存了。

而針對這南北朝的時期上說，佛教不是一種帶強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發生了一種廣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沒有把雲崗龍門造成「聖地」，或被方丈國師所掌握，因之轉變而為一種政治上的勢力，所以縱有華夷之界倫理之爭等波折，它仍能夠長久的與中國固有文化共存。因為如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它是一種構成團結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受真言與淨土宗的儀式和念佛樂及往生的粗淺解釋與縉紳先生的欣賞於天台華嚴的悟觀與禪定，同為佛教。在這種條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經發生了融合胡漢貫通上下的作用。

話再說回頭，中國之能重新統一，到底也仍與周秦漢以來一脈相傳的文化系統相銜接。我們不把它當作首屈一指的因素，並不是漠視它的存在。漢魏晉至宋齊梁陳之「禪讓」未曾中斷，而北朝之東魏與西魏，也同樣的「遜位」於北齊與北周。可見得一個正統的觀念始終沒有泯滅。中國人的入世觀念和樂觀與積極的思想，也是一種很雄厚的力量，它們並沒有因為長期分裂而全部淪亡。

我們通常一提到魏晉南北朝，腦內可能立即浮上一個「清談誤國」的印象。但是從領導淝水之戰的謝安看來，則清談並不一定誤國，也等於我們今日雖在天文學上瞭解五十億年之後，太陽上的燃料用完，最後太陽系統的生命必同歸於盡，因這瞭解又使我們產生一種不同的人生觀，但並不因此，就要放棄日常生活的興致與一切志趣與希望。西晉的「竹林七賢」，固然包括「不與世事，酣飲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樹下打鐵的嵇康，更包括了「好興利」的王戎。可見得他們共同的達觀，並不就是消極。

並且有陰則有陽。時人尚「無」，晉朝則有裴顧作〈崇有論〉與之抗衡。他說：「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這幾句話已經說明沒有物質就沒有生命，沒有生命也不能創造邏輯。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論哲學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齊的范縝作〈神滅論〉。他說「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這比裴顧的唯物論又更進一步。這種議論於公元五世紀時提出，也是不同凡響。我們根據他們自己的理論和立場，也可以想像中國人要應付天候地理所賦予的難題，必須保存一種堅毅的力量，這種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統一的過程中，發生過無可衡量的作用。也只從這堅毅的立場，我們才能領略韓愈和胡適對佛教反感之所由來。

南北朝有時也被一般作家寫成一段士氣消沉，人心不古的時代。宋前廢帝劉子業為姊山陰公主置面首三十人。齊東昏侯蕭寶卷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同樣被斥為無道，也同樣被稱為這紛亂時期的代表。還沒有提及的則是他們都是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生長在深宮，事實上又無從發揮傳統帝王的功能，而兩人又相繼被弒後在歷史上擔待千古罪名。有正則必有反，這樣看來，他們既已永遠的稱為廢帝昏侯，可見得傳統道德觀念並沒有因為長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沒，如果真的是士氣消沉人心不古，這一段歷史就不會如此寫來，這事實的背景則是漢代雖亡，過去多年來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獨一無二文教式的體系，足以支持一個以小自耕農作基礎的大帝國，一到客觀環境許可，這樣一個大帝國可以重新擺佈登場的時候，這文教上的體系用不著重新創設，也可以隨著彈冠而起了。

隋煬帝

今日我們要寫隋煬帝的傳記，事實上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對這題目曾下過一段功夫的Arthur Wright就說過：「（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一大團歪曲的歷史記載和傳奇性道聽塗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一二。」

然則隋煬帝楊廣，天賦甚高，文筆華美，胸襟抱負不凡，也帶有創造性格。這些長處，雖批判他的人也無法否認。又譬如他於公元六○八年，令天下鷹師集長安，一來就有一萬多人，六一○年他又在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戲，天下奇伎異藝畢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幾次微服去觀賞。他又聽說吐谷渾（鮮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龍駒，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後因無效而罷。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像力，也願意試驗，並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

另一方面，從各種跡象看來，煬帝缺乏做為統帥的周密與慎重，也不能御將。這種弱點，也可能由於隋文帝的驕縱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晉王，為并州總管（山西省省長）。公元五八九年伐陳之役，他二十歲未滿竟被任為行軍元帥，指揮由六合一方面的軍隊不算，還節制其他各方面軍事長官，如宿將楊素。這五十一．八萬人不出月餘，平定江南，重新統一中國，由弱冠的晉王作書報告父皇，達成任務。這一戰役，固然增長其威望，也縱養其驕騫，使他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後築長城，造運河，派劉方擊敗林邑（今日越南境內），聽斐矩設計破吐谷渾，羈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國人力物力，隨意擺佈，只居順境，未受挫折。以後他一處逆境，即意懶心灰，逃避現實，所以他的悲劇情結，也有長期積養的前因後果。

隋煬帝之伐高麗，據稱動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其饋運者倍之。這數目字可靠的程度，無從確定。只是楊廣迷信軍事上數量的優勢，已無庸置疑。其實當日之攻城戰，野戰軍數量過大，無法擺佈。除非以此數量先聲奪人，使對方喪失鬥志，才有效用。否則展開兵力過多，已先在自己陣容裡產生統御經理的困難，成為日後戰場上的弱點。果然公元六一二年之役，隋軍在鴨綠江以北遼河以東的地區遭遇到高麗的堅強抗拒，來護兒的水軍在朝鮮半島登陸成功，卻沒有發生奇襲的效用，也不能與陸軍策應，陸軍則補給接應未及，統帥權又控制過嚴，再加以隋皇沒有作殊死戰的決心，一到戰事有利，高麗詐降，高級將領不敢作主，因此亦無法擴張戰果。最後因秋季潦雨來臨，在平壤北三十里開始撤退，士卒既無實際的訓練，一受高麗兵的追擊，就崩潰而不可收拾，以致九軍盡陷，喪失資儲器械以巨萬計。六一三年煬帝捲土重來，並且親臨前線。隋軍已薄遼東城，也用飛梯地道環攻，並且有少數隋兵登城與敵兵短刀相接，只是這時在中原督運糧秣的楊玄感知道各處盜賊蜂起，煬帝不能持久，在黎陽（河南浚縣附近，南北運輸的中點）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則投奔高麗，以中國虛實告之。隋煬帝夜半召集諸將領決心放棄攻城。再引兵還，所有軍資器械堆積如山，也全部委棄。總算這次行動機密，退軍後兩天，高麗雖發覺仍不敢追擊。

兩月以後，楊玄感雖被剿滅，但是隋煬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處的人民，不堪徵調，群起為盜，動輒以萬數以千計。六一四年煬帝又召百僚議伐高麗，並下詔稱「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只是臣下無敢應者，各處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處平剿。雖然這時候來護兒的水軍又迫平壤，高麗王遣使請降，囚送角斯政，使煬帝能藉此班師，卻已經徘徊歧路。六一五年間巡視北邊，又為突厥圍困，幾乎不免，守令前來赴難，才使他脫圍。翌年他即幸江都（揚州），再無意北返，對他諍諫的則獲罪，最後甚至不願聽大局不堪收拾的報告。如此又一年多。六一七年冬天，唐國公李淵（也就是後來的唐高祖）入長安，立他孫子楊侑為帝，尊他為太上皇，煬帝也無行動反應。六一八年的春天，這遭眾叛親離的皇帝才被弒。弒他的並非疆場叛將，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寵幸隨從，以及近衛軍。所以傳統作史者對隋煬帝楊廣的種種斥責，雖說可能被一再渲染誇張，但也不是全部竄改事實，因為楊廣有他被人攻擊的弱點。

然則我們今日仍因襲傳統作史者「褒貶」的方針寫歷史，卻忽視了歷史上時間與環境的因素。公元七世紀的初葉隋唐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今日二十世紀末葉，又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二十四史裡的《隋書》，修撰於唐初，作者動稱「殷鑒不遠」。他們絕想不到隋朝不是一個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時代周人之泛稱中國，會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國。因為瞻前顧後立場不同，我們即寫隋煬帝的傳記，也要將很多長時間遠距離的因素一併加入考慮，才趕得上時代。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與秦漢之「第一帝國」區別。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隋唐所承襲的原始機構，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於遊牧民族的漢化，通過「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注重低層機構的水平。秦漢的文書，還用竹木；隋唐之間不僅紙張已行使五百餘年，而且木板印刷，也於公元六百年前後出現。這些因素，使教育較前普遍，也使整個文官集團能向這小自耕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準的淳樸。

《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程序，則是「學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也就是不用薦舉，全面公開的考試制度業已發端，茲後歷經宋元明清直到廿世紀的一九○五年才停止。

因為如此，隋朝的銓敘也開始由中樞總攬。煬帝時修律令的牛弘與劉炫對談，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這樣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國家的中層組織更為空洞。因為上下之間沒有權力與義務互為牽制，由皇帝直接統御全民的趨勢也愈為明顯。隋朝創業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併北齊之後才席捲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簡單的地區拓展到人文繁複的地區。他滅陳之後制定五百家為鄉，百家為里，正在以他間架性的組織推行於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這叛亂既被削平，他的統治愈要加緊，此後他的處心設計，無一不以保持統一的帝國為前提。於是又十五年。而在此原始的農業的社會裡，達到其目的捷徑不是在中層增加其結構的繁複，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楊堅於五百九十四年令各府州縣各給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與人爭利。五九五年所制工商者不得進仕。五九八年詔禁民間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從保持農村社會的單純劃一著眼。他的提倡佛教，也並不是出於信仰上的虔誠，而是以統一思想為宗旨。其大量裁減國子學，廢州縣學，也是因為儒學之道，不外「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高級人員則需要「德為代范，才任國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儲備。他自己布衣粗食，也無非與低級標準看齊。

這以上種種設施，也與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制，其重點在國家財政遷就於簡單的農村經濟，與均田並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極低的稅率全面徵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上的困難。《隋書》食貨志提及北齊定一夫一婦納稅額為一「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只因為皇權凝聚於上，納稅的義務則遍及於匹夫匹婦，當中缺乏各種有權力能裁判折衷調整或甚至帶服務性質的機構，於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壓力。文帝楊堅的晚年，就盡瘁於此事。他又嫉視屬下官吏貪贓，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訊問臣下，召對不如意，立時誅殺之。所以《隋書》說他「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識大體」。

可是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這也表示中國傳統重農政策下的一種特殊現象。因為全面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無組織結構與商業的財富不同）豐溢超過預期。煬帝於公元六○四年即位，也算是繼承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只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併」，那麼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鷹師於長安，聚樂工於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至於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宏時引洛入谷作漕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築仁壽宮時開始，據說「死者以萬數」。甚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五百九十八年之役，動員三十萬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師則船多漂沒，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煬帝的種種作為也還是隨著文帝的步驟，是當日全面運員的一種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獨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一人功罪作最後的解答。即在楊隋之前，各北朝已經相交實行均田制。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調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一經發動為一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束。於是矯枉必過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於女人，並且「徵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不到征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極。隋煬帝雖有想像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們能看到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深。他最後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種主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地瞭解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后說：「好頭頸誰當斫之？」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氣，已與他悲劇性的結局符合。

貞觀之治

公元七世紀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六三○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為「天可汗」。當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為太上皇，仍在凌煙閣置灑慶賀。上皇自彈琵琶，皇帝則當眾起舞，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後唐軍又攻佔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西，與波斯及印度接觸。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並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六英里，南北五英里。現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一／八。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劃興築，全城分為一百一十個方格，南北馳道竟有五百尺寬，無疑的在當日已經打破世界諸種紀錄。

因為各國朝貢使節眾多，各種服裝離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於貞觀三年（公元六二九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念盛況。茲後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規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奈良和平安（現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計興建，只是範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劃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據《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觸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中「朝貢」的二十九，「納士」的六，「歸附」者五，「和戰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勝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並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歸，太宗親自詔見，並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翻譯工作。茲後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典的不下數十人。其他景教、襖教、摩尼教也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畛域，授以官位品職。L．Carrington Goodrich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

打開這局面的，當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為多。或許因為他本身帶有少數民族血統之故，因此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對有唐一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多，也經過趙翼的《陔余叢考》書內提及。

李世民十八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他策劃。並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擔任獨當一面的軍事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並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七世紀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的黃金時代。「第二帝國」的粗胚胎，胡漢混血，從小自耕農作基礎的範疇業已創建就緒。即算楊隋將之濫用，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其高壓政策仍在長期的歷史上有組織的功效。況且經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有如魏徵所說：「譬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於聽政，勇於就諫，是以徹底的運用了機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據稱「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攜糧，取給於道路」，最為歷史家艷稱。

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批評的多，但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幾乎一致地恭維。公元六二八年，李世民出宮女三千餘，令之「任求伉儷」。六三三年縱獄囚應死者三百九十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後自來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然則李世民被人恭維，並不是完全一致。「死囚歸獄」早就被傳統歷史家指責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製造名譽。近人呂思勉則更指斥太宗「其人究係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故驕暴之習，亦難盡免。」明朝的萬曆皇帝，被指責為昏君，卻對臣下稱：「唐太宗脅父弒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於是在經筵（文學之臣在皇帝面前講解經史，事後設宴的節目）時不許進講《貞觀政要》；也就是將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二年御宇的事蹟，全部剔出於歷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來，公元七世紀，歐洲進入中世紀舊稱「黑暗時代」的期間不遠，日本也剛受大陸文化的影響，貞觀之治牽涉一套政治上的組織力量，當日在世界上無出其右。然則這種組織，沒有確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與唐代的影響，容以下各節述及。

現在就從太宗以道德成就為標榜這一點看來，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真實性格；並且這史實也使我們看清中國政治體系，雖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點，因此一千多年後不能保持它的領導地位，而為西方及日本佔先。

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與長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參加唐初討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戰事，只是功勞與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淵稱帝后，立建成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這樣就造成兩方的隔閡與猜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於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能力之所及。於是只能使皇權極端化，事實上的青紅皂白不問，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諸「聖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則不公平亦為公平，不合理亦為合理。這樣操生殺予奪的大權，並且動輒以至善及極惡的名義獎懲臣下，使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極危險的位置。一到繼承發生問題，更是變亂的淵藪。本書已經前後敘述父子叔侄姻親自相殘殺的事例多起，有時候當事人為從屬黨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歷史重演的悲劇。

李世民與長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構隙，牽涉到這樣的背景。他自己交結朝士，後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倖」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據唐朝文獻編撰，近於官方歷史。《新唐書》成於宋時比較客觀）。事實上他與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親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於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與元吉各有子五人，也「並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自己才二十八歲，他的十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併處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敘述。兩個月後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於東宮。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歷史，常有不著實際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並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種意見今日看來，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歷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個掩蓋事實，一千年後萬曆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況且又四百年後，萬曆皇帝在歷史上的地位更不能與唐太宗相比擬。

近代心理分析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ID者，可稱為「生理之自我」，在這種原始的條件下，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國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在群眾生活中適用。所謂SUPER-EGO者，也可稱為「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這教養，就範於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慾望加以各種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種控制的力量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觸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慾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種社會價值。這種種構成各人個性的程序複雜，包括壓制、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性昇華等等離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種各機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願剴切承認。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於用這種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性情衝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尚任交趾鎮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於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據。可是他既有弒兄脅父的行為，又曾讀聖賢書，不能無愧於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為，無非自衛。至於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捲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徵係前太子洗馬（秘書及顧問）據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劃，他也將魏徵接收過來，倚為顧問，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後魏徵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諍諫二百餘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優容。《資治通鑒》有這樣一段記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可見得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徵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也與這追逐名譽的動機有關。魏征也自知處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因為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彼此共存共榮。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敘事過於瑣碎，尤與縱談「大歷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機構不能構成選民區，皇權凝聚於上，中國亦無分權之可能。唐太宗恰遇時會，七世紀初第二帝國組成時，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制度，上下都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制皇權時，稍微參酌眾議，因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繼續增長的趨勢，有真切的貢獻。但是他的作為，不能做機構上的固定。

這些事蹟也使我們瞭解以道德作執政標準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類性情複雜，道德名義後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國初年的軍閥發通電時，無不以拯國救民為職志，其重點則是「我」為其拯救者，要是反對「我」，則是叛國殃民。也等於羅蘭夫人在法國革命時上斷頭台前給歷史留下一段見證：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義行之。也等於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並非孔子，而係「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地承認性惡，反能造成政治體系的「制止與平衡」，使一個現代的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們反省。

武則天

我開始在美國教書的時候，常感到一類題材，不易處置，武則天也是其中之一。要是從傳統的道德立場攻擊她，則明知所謂「殺子屠兄弒君鴆母」半係牽強虛構。並且她在不同名義之下主持中國的政局半個世紀，其影響之所及與歷代帝王最有流風餘韻的相比，並無遜色。所以事實決不會如此簡單，可以由我們以「好」「壞」概括之。而我所講授的，則又是中國史的綱要，也要與今人有關，因此更難。

武則天的父親武士獲隋末從唐高祖發難，曾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所以她也算出身名門，並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歲之間入宮為太宗才人。所謂才人半為侍女，半為皇帝宮中沒有實際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後，她就發付感業寺為尼，在這裡她邂逅了高宗李治。茲後她由高宗的昭儀進為宸妃，於公元六五五年立為皇后，據算應當已在三十歲左右。

她自與高宗見面之後即有控制他的力量，無可置疑。高宗有子八人，前四子出自後宮其他妃嬪，後四子則全係武后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孫之多，如太宗有子十二人，玄宗有子三十人，憲宗有子二十人，武則天必曾專寵於李治之後宮。

高宗於六八三年去世，武則天初立她的兒子李顯為皇帝，她自己仍臨朝稱制，不出兩月，她又廢李顯為廬陵王，而另立兒子李旦為帝，皇太后稱制如故。公元六九○年她更「革唐命」，改國號為「周」，自稱「聖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稱帝約十五年。到七○五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顯復辟，是為中宗。那年年底武則天才與世長辭，官方稱她享年八十一，有些人說她實際年齡為八十三。中宗復辟後五年據說為他的韋后所弒，但是韋氏想照樣以女主臨朝稱制的計劃則為李旦之部屬所推翻。李旦於公元七○九年復位，是為睿宗。只是如此一來，李顯與李旦，中宗與睿宗，俱是武則天的兒子，而且茲後唐朝其他十五個皇帝也全是她的孫輩和後裔。所以縱是武后的頭銜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國母。以一個篡位而顛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廟裡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國史的為難。他們既不敢褒也無法多貶，因此也更造成機會使好多人可以以傳聞混為史實了。

武則天還有二處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六八六年在各處設銅軌接受密告。又任來俊臣為御史中丞（監察院副院長），他和他的特務人員拷訊的工具，慘極人寰，等於逼人自誣而就死地，經來審問的「百不全一」。

此外武則天的私生活據傳說可以與俄國的女沙皇凱撒琳相埒。她在六十多歲時因寵愛薛懷義，教他入寺為僧，以出家人的名義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歲的時候又以美少年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錦繡服」和她及女兒太平公主燕居作樂。司刑少卿桓彥范上疏彈劾他們，指出「陛下以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自謂履恩即係鬃髮與趾澤間的情愛。武則天置而不問也不追究進諫人。還有一位右補闕朱敬則的疏則更是唐突，引用外間傳聞對武后的批評更為猥褻，她則批答：「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賞上疏人綵緞百。

有了這些不仁不正的行徑，武則天仍被德宗朝賢相陸贄稱譽。明朝以「非正規」態度評史的李贄和清朝以正規而又客觀態度評史的趙翼，都對武則天留有好評。

僅從短距離側視界觀察武則天，我們很難看出她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她在有些地方，也像王莽，即係根據《周禮》及其他原因和個人愛好，將政府機構和各種事物更換其外觀及名稱。洛陽實際是她的首都，她一大權獨攬之後又將之從「東都」改稱「神都」。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則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門下省為鸞台，中書省為鳳閣。旗幟金色，她所御的紫宸殿則施以淺紫色的帳幔，八品以下官員過去服青者此時服碧。如果這時候有人驟到洛陽，很可能被這金碧輝煌的神都所炫耀，也可能因為鸞台鳳閣把一個大帝國的政府錯認為一個動物園。

可是任何人以為唐朝的太后變成了大周皇帝，僅在裝飾門面，在各種事物上加入比較鮮明的女性色彩和美術情調，則是絕對低估了武則天的「革命」。

中國史學者通常以為唐高宗李治軟弱無能，才引起這段「女患」。《舊唐書》云「帝自顯慶以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現在看來，他所患的好像是高血壓，也妨礙其視力，有多年歷史。所以依賴武則天判斷書牘，又讓她「垂簾聽政」，在皇帝寶座之後得悉召對臣下的談吐，已分別開始於六五○及六六○年間施行，除此之外現存史料不能證實他在長期做傀儡皇帝，況且他的好動與好改變，與武后不相上下。武后執政期間改年號十六次，高宗就改了十四次。最後在位五年間每年年號不同，為從所未有。他曾決定率后御駕親征高麗，因武后苦諫而罷。他又與武后相隨幸東都遊曲阜，封泰山。到臨死的那一天還準備登則天樓門，只因氣喘不能上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成宣讀大赦儀式。他又建造蓬萊宮、合璧宮、九成宮和鏡殿，都具有打破傳統的作風。他之準備封皇太孫，既無前例，他就稱「自我作古」，也就是說讓我來創造這段歷史成例。李治又曾說「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通常歷史家以武后之殿試是中國考試制之里程碑，其實公元六五九年高宗李治「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有了這麼多的事蹟，可見得他縱聽任武則天，讓她專擅，不能就算庸碌。而且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已經一再在臣下面前標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他們兩人自稱「天皇天后」，時人謂之「二聖」。所以他生前已經替武則天留下了一個合法的地位。他一去世，遺詔所稱，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已經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傑以後就仕武則天好幾十年，並未被視作為變節。

可是這種安排，到底不是舉朝上下所能稱心如意地接受。況且過去高宗自己被立為太宗李世民之嗣，就曾費過番周折。只因長孫無忌的竭力支持才能在困難中通過。長孫無忌是太宗文德皇后之兄，高宗之舅。唐朝初年曾策動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皇位，再度支持高宗嗣位後已是三代功臣，兩朝元老，為宰相三十年，又兼太尉，也儼然有漢朝外戚之任大司馬大將軍的聲望。只是他反對立武則天為后，被高宗臣下誣構，流放黔州，後來又被逼自殺。有了諸如此類的事情作背景，武則天也知道自己過去幾十年的擅權，「黯陟殺生，決於其口」，現在要隻身對付滿朝的明爭暗鬥，不能不採取主動的地位。

高宗去世之後不久，首先發生問題的，為兒子李顯。他雖被立為皇帝，未有實權。在這時候他封皇后（即後來生事的韋后）之父韋玄貞為侍中（侍從室主任）。但管重要任免的中書令不肯與。這不僅是官銜祿位問題，而是因為侍中是舉足輕重的官職，又派於另外一位皇后的父親，勢必與太后衝突。這也基於中國傳統政治，真理由上而下，皇權既無法合理化，也不便分割之故。這事也確引起武則天對李顯不滿，而成為謫廢他為盧陵王的主因。不久即有徐敬業在揚州以兵反。敬業是攻高麗宿將徐茂功之孫，他這時被謫降，意態怏怏，也糾合一群對朝政不滿意的人在東部舉事，看樣子他沒有真正「勤王」的誠意，他的叛變不出三月而平。但是他的討武則天檄，為駱賓王所作，是駢文中的名著，經過廣泛的傳誦。內中提及「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已經把正反順逆的李唐和「偽武」之陣容劃分得清楚，很有宣傳的功效。文中又激勸唐朝舊臣用對主宗李治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則天。文稱：「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掊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更有煽動性。如此就更使武則天只有更走極端。

她的政權，既為她本人及她親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親生兒子也是敵方爭取的對象，則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顯與韋后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來使出自武后，則很惶恐的以為是母后要賜他自盡。另一個兒子所謂章懷太子賢的，可能被她親信所殺，出自武則天的旨意與否無從查證。還有一個兒子早死，剩下一個兒子李旦，縱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以後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緊，也逼得很多李家親王造反，因之才將他們誅殺殆盡，只有一些年輕的孩子流竄嶺南才被倖免。這類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凶狠性格，另方面卻也是很多複雜因素一時猥集之所致。她的特務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時的產物，其目的也是要讓朝中人物於逆順之間分別去留，甚至對她盡忠為國的狄仁傑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的發展，很難在她武則天和唐朝的「順聖皇后」的人身經驗中找到前後一致的邏輯，而只能在這政治環境裡看出為一種超過人身經驗的運動，有其來龍去脈。

所以武則天也要去製造她的邏輯。她發覺自己之為唐朝的皇太后已經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兒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決問題，只有一身挺當，「革唐命」，自稱武家源出於周文王，本身為「聖神皇帝」。好在《周禮》這樣一部有假歷史的經典，充分地表揚著中國傳統裡國家之為王者稟承自然法規一手創製的烏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例如吏部與天對，戶部與地齊，禮為春，兵為夏，刑為秋，工為冬等等間架性的設計和一種美術化的趨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無形中倡導眾生平等，男女也沒有基本的區別（但是她仍提倡孝順父母，在高宗時已經禁止父母向僧侶行禮，龍門石窟的佛像了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雲經》，則可見得大周皇帝雖為女身仍可能為彌勒復生。

武則天引起歷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於雖出於很不利的條件之下，但她的作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二十八年，皇太后七年後，茲後又以本人名義做皇帝十五年，除了因她自己而產生的問題之外，國家也未遭受過重大的變故。她在六九七年誅來俊臣之後，統治已比較和緩。中宗的復辟，僅有極少量的流血。所稱「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閣官名並依永淳以前（公元六百八十二年）故事」，就輕而易舉，可見這些名義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則天作大獨裁者的工具，並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則天是否麗質天生，今日已無法分辨，一個簡捷的說法，則是她的才貌識見都不能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讒，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當初奪取權位的一種手段，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後的作為所壓倒。我們要確定她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要考慮到她的時代和環境。而她的長壽，則比她的相貌及膽識還要重要。

公元七世紀的下半期，可以視作以隋唐宋為門面的「第二帝國」的一段調整與重新配備的時期。第二帝國由拓跋民族強迫的將一些遊牧民族的部落改造為農業社會，先組成一個北魏政權的核心，由山西擴大至河南，更貫穿至陝西。其前身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各階段，都離不開胡人漢人的政權，採取「周禮式」的書面設計控制著極大數量的小自耕農的姿態。所以三長制、均田制、租庸調製及府兵制的著眼，都不外以一種極簡單的數學公式管制經理成千萬的人口。第二帝國之隋唐，承襲了這體制。它們遇到了最大的問題，一是因為國土擴張，需要將這種原始組織由黃土區域及華北平原，推而用之於地形複雜，土地所有錯亂，物產和交通迥異的地區，其行政原則過於簡單，而其企圖操縱的對象則過於繁複。

其二則是少數民族之酋領與有門第的漢人聯姻，經過北朝各階段，成為一種新型貴族，也有壟斷朝政的趨向。旁的人不說，李唐王朝本身，即受這遺傳因素的影響。如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長孫氏，即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獻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歷經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為長孫。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長孫皇后所生。他就喜歡作突厥語，用突厥服服飾，行突厥風俗。武則天自己的母親楊氏，也與隋楊為一家。隋煬帝尚有一個女兒為李世民之妃。而隋煬帝即出自獨孤氏，也是鮮卑大姓。當時朝中人物類此極多。高宗之舅長孫無忌已如上述。這種新型貴族不僅與下面以文官組織編製大量小自耕農的體制格格不入，而且牽涉少數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長孫無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說他是「王莽司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晉南北朝以來漢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區造成一種超過政治威權的社會力量，至唐初仍未收聲斂跡。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壓倒「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昂然以門第自負」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徵、房玄齡和徐茂功仍與這些世族聯姻，因之他們「舊望不減」。因之高宗又於六百五十九年降詔不許十一個世族子弟自為婚姻。

這些條件，概括武則天登場前後的背景，所以她執政五十年，也包括為高宗之后的一段，實在是和亟需調整與重新配備的第二帝國相始終。

如此看來，我們更要體味到Denis Twitchett在《劍橋中國史》裡所說，太宗李世民的經營實係人身政治，而非體制型的政治。李治與武則天，自稱「天皇天后」，才將一個暫時體制，改變而為永久體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頒布《五經正義》，又於公元六百五十一年頒布新訂的律令格式（根據太宗遺詔，以永徽代貞觀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陽為東都，已經有與民更始的姿態。以後更次曲阜，幸孔子廟，詔各州縣修建孔子廟，又同時繼續南北朝以來的趨勢，大規模而有系統地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歸一」的體制，在當日算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只是時日久遠，我們現在已不容易想像其深切的影響（此點與近代中國受西洋文化影響相似，所注入的新見解，也使一般人士擴大其視界）。

唐朝政治與以前不同之處，則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導組織，除黔中嶺南閩中之外，州縣官亦由吏部補授。錢穆提及東漢士人，則說他們道德觀念窄狹，講到唐朝則說「政權之無限止的解放」。雖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兩者之間不能沒有共通的關係，否則就不會在前後之間產生這樣一個大的差別。佛教已為少數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禪定迎合知識分子，也能以淨土往生引導俗眾，就容易在「官倍於古，士少於官」的條件下，發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虛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這許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為政府宣揚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書、教育比較普遍、水上交通展開、士紳階層活躍的時代內，作為新社會的一種精神上的支持。我們無從「證明」如果沒有唐高宗李治與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繼續遣派下級官僚到廣泛的地區去上任。只是反過來說，要是這些官僚又都像東漢名士一樣，個個以窄狹的道德觀念當作社會秩序的根本，並且以私人的意氣當作法律執行，則整個組織也就會老早垮臺了。

高宗之清除「謀反」株連到自己親屬，又繼以武后大批殘殺帝裔及大臣，即不論公平與否，也不論與他們當時行事的動機是否相關，因而產生的一段結果則是給朝廷貴族階級一個大打擊。有如Richard 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幾百家，官僚中則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並且子孫又不許參加考試，則在武后主持國政的五十年，中國的上層社會必有一個劇烈的變化。

設銅軌告密，不是我們今日所能稱羨的事。只是當日一般官僚，確也是需要整肅。譬如高宗時，劉仁軌言，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富者行錢則免，貧者則征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殘（也可以見得府兵制只有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時廣州都督路元睿為南洋來的外商所殺，中國的紀錄也都說是因為路的僚屬侵漁番舶，向官廳告狀的番商反被枷繫。又經過武后的一段嚴厲地懲治，到她末年，還有文昌左丞（內閣總理）宗楚客兄弟犯贓。他們住宅的崇麗使武后的女兒太平公主都嘆說：「吾輩乃虛生耳。」而最令人髮指的則是河北官軍不能抵抗契丹保護人民，一到寇退官廳又抓著百姓以通敵論，動加殺戮，只有狄仁傑才能將這些事情報達武后。所以從各種事蹟看來，唐初大規模的組織一種官僚制度，遇到無數技術上的困難，其癥結則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紀律。環境和事實都企盼一個大獨裁者出現，武則天適逢其會。

武則天雖不是首創殿試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經常策士，不較門第。她精力又強，很多官僚既被誅殺流放，則必要人補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說她在位時代，「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可見得新進人員之多。即以高宗時代的情形而論，官員之入流者一萬三千四百多人，每年吸收新進人員約十分之一。如此給她操縱經營好幾十年。則單只人事安排一項，也可見得她力量之大影響之深。

武則天是傳統政治非常時期的一個特別人物。我們很容易從她的事蹟中看到當日中國之形貌，卻不容易在同樣情形之下窺測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們從現存資料就不容易斷言她的性生活（與之相反，凱撒琳的性生活則非止傳聞，有醫生的證據見諸書端）。武之引用張家兄弟，給他們的名義為「控鶴監」和「奉宸令」，有將唐朝典闈女史的官職翻一個面的形勢。她甚至可能以為自己以女身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則這類事只能由我們揣想。她對朱敬則的反應，也有一種倔強的神氣，好像說對這些批評，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從一起時，「嘲笑公卿以為笑樂」，則看出她應付官僚人物半個世紀，已把他們的弱點完全看穿。

武則天製造了一個新的官僚集團。她在成功半由於在高宗時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勢，但是也歸功於她實際瞭解到官僚機構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團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話的傳說，用為操縱大權的根據。既為神話則沒有人能對之十分認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間捧承這出發點，即給絕對皇權以公通的支持，則已使之無可疵求，不能侵犯。在這條件之下，甚至以后為帝以唐為周亦無不可。她以「河圖洛書」的神秘安排，「萬歲通天」等響亮的年號，再加以「齒落復生」等不會老的奇蹟，去培養前述神話。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認歸根到底傳統政治的真面目，則不外實力。她對吉項說出制馬有三物：一鐵鞭、二鐵過、三匕首。鞭之不服則過其首，過之不服則斷其喉。就此她也承認她自己對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這套蠻辦法。不過那時她已快八十歲。一方面她已感覺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也是她經營的新文官集團已經奠定了相當堅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鐵鞭，間用鐵過，不必再多用匕首了。

漁陽鼙鼓動地來

公元七百五十五年安祿山叛唐，自漁陽（今日薊縣附近）以十五萬之眾南下攻佔洛陽，繼之於次年取長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嶺。有些歷史家以為這事去六百一十八年唐之代隋為一百三十五年，距唐祚之終（公元九○六年）則為一百五十一年。這一盛一衰的階段，其長度也大致相等。

小時候上學，還沒讀到安祿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蹟，卻先聽到楊貴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國文課本中選了白居易的《長恨歌》。當老師吟誦「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時，抑揚宛轉，縱使是鐵石心腸，怕也會為之同情落淚。再加上歷來文人的渲染，如與白詩並行的《長恨歌傳》即稱「天寶十載（七五一年），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夜始半，妃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情節哀艷離奇。又再有五年之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的慘劇，更增加故事的情感份量，怪不得其人其事傳誦千古。甚至在抗戰期間的重慶，也有一九四二年國立音樂院排演黃自所作《長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戰》的作者——這時完全置敵機轟炸戰火蔓延的情形於度外了。在兩小時內台上音樂院的師生和台下的聽眾重新體會一千兩百年前一個「英斷多藝，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質豐艷，善歌舞」的妃子當初恩愛與以後生離死別憂恨纏綿的情節。畢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許一二例外吧！這次演唱，倒也沒有被人攻擊說是逃避大敵當前國運如絲的現實，放棄各人戰時的崗位，而去同情一個只顧本身安樂不計生靈塗炭的獨夫和一個顛倒社稷的國家妖孽。

其實「人本主義」是人類一種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詩既具有這性格，則不論其所敘故事與目前政策有無依違，總之不能禁斷。縱有傳統中國專制政府的莊嚴與道學家之刻板，《長恨歌》仍是千古傳誦，也能通過抗戰而流傳至今。

然則白居易到底不是嚴肅的歷史家。即陳鴻的《長恨歌傳》也承認白「詩多於情」逡詩的目的就是要讓這故事經過他筆下「潤色」而不至於「與時消滅」。所以《長恨歌》只能作國文教材，不當引入歷史課目。雖說白詩作於八○六年，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才五十年，與所敘事相去並不遠。

白居易沒有提及當馬嵬坡悲劇發生時，唐玄宗已將近七十一歲（中國傳統或稱七十二歲），楊貴妃也三十八歲。在今日駐顏有術的條件下，一個女人三十八歲不能算是年齡太大，但是在中世紀就很難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見得白詩聽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義色彩。至於詩中人兩方年齡有這樣大的差別，則是因她於七百四十五年封為貴妃之前為「太真妃」，更前則為「壽王妃」。原來壽王李瑁，不僅是玄宗的親生子，而且是他所寵愛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為太子作玄宗的繼承人之可能。所以楊玉環被玄宗李隆基寵愛之前確是他自己名正言順的兒媳婦。《舊唐書》沒有提到這重關係。只說：「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歐陽修等作《新唐書》才提出「始為壽王妃」。《資治通鑒》則記入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至七三六年間）「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據算當時她十七歲左右，與李瑁為夫婦後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見（因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長恨歌傳》則稱「詔高力士（宦官）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如果此事發生於武妃去世後不久，則楊玉環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太真妃」的名義與玄宗保持曖昧關係至少達七、八年之久。因為直到天寶四載（七百四十五年）官方紀錄才稱「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

可是玄宗之「亂倫」始終不是問題的焦點，壽王李瑁以後也未再產生任何周折。龍武軍（侍駕的御林軍）在馬嵬坡逼著皇帝將他的愛妃交高力士縊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生活糜爛，到流連荒亡的地步。二則朝廷又因她用其從兄楊國忠為相，安祿山的問題，大部由他激成，以後不可收拾，自應由他負責。關於後者，牽涉唐代國防，因素較多，容下一節「九重城闕煙塵生」再談，現在說宮廷生活。

《新唐書》說：「天寶（玄宗的第二個年號，始自七四二年，以前則為『開元』）外奉軍興，內蠱艷妃，所費愈不貲。」因為《新唐書》成於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場又較作《舊唐書》者為堅強，對楊貴妃一家更是指責不遺餘力。書內說及天子每年十月赴華清宮過冬時，妃之從兄及諸姊幸從，「遺鈿墮舄，瑟瑟璣排，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也就是珠玉首飾鞋襪一路亂丟亂甩，不可收拾，顯然是誇大其辭。

這種指責也牽涉到中國歷史上經常發生的一種問題：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化」的徵象，而必至國破家亡？我們知道八世紀的長安，確是有一種昇平氣象，高級仕女，穿著印花的綢衣，頭髮挽髻，眼眶之外則施以各種色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即女性亦打馬球（Polo），吹奏小型樂曲，一到各種季節，宮女之作拔河戲者一次總有好幾千人，較之明清已現代化得多。難道這些人文的因素統是不該有，一定要退步到茅茨土階，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窮才人心舒暢？要是今日我們講歷史也仍因襲傳統的立場，如何能迎合時下的現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國史與世界史銜接？

可見得這中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未被提出：前人以為一切都是道德問題，而玄宗唐明皇李隆基一朝，則已產生了一個極為嚴重的技術問題。

公元七五四年，也就是安祿山反叛之前一年，戶部統計全國共九百六十多萬戶。這和初唐的三百多萬比較，當然有了顯著的進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世紀初期，開始均田制，原則上加入版冊上的戶口，就國授田。不管是採登記的戶口原來已經領有的田土來算數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與的田土也好，下級政府向人民抽稅時就要保障他們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記的三百多萬戶之外，以後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六百五十二年，在安祿山叛變前約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戶十五萬，約占當時登記戶數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講，則均田制、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縱有很多的缺陷，仍維持了一個相當容易掌握的下層機構。我們也可以想像從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帝國倚賴著以這簡單數學公式作主的間架性設計，將它的實際威權從一個基本核心的關隴區域和東部洛陽推廣到全國各地是一種經年累月緩而持重的運動。選舉制度提拔新人不計門戶，也要長時間之內才有功效，而唐朝創行所謂「銓敘」，有所謂「三銓三敘三唱而後擬官」的辦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畢。這尤其需要下層的民政和財政的事項簡單雷同，中樞才能將官職成批分派。所以與前述間架性設計配合適當。

公元七二三年玄宗任用宇文融為「勸農使」，執行所謂「括戶政策」。其原則是現下版籍無名的戶口，若不是逃戶，就是客戶，也不究既往，一律著令自首。登記之後免六年賦調，只是輕稅入官。這辦法成功，「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對。難道規避賦役的人戶應當讓他們違法？以免罰輕稅而鼓勵他們自首則是苛政？這問題要根據當日官僚組織的特點解釋。傳統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轄廣泛，實際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壓力，並非循照經濟原則，所以只能鋪擺場面，對數目字無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於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經常體會到鄉村各種情形，而最怕變態，此時誰係主戶，誰係客戶，誰應照原來的租庸調徵課，誰可以在六年免徵，可能產生無數的糾纏。簡言之，這種結構與現代化組織基本不同之處，則是缺乏民間商業的組織在旁督責襄助，擔負其一部行政費用，而責成其照法律條文不折不扣地施行。這也是管制大量的農民，只能以集體的辦法和預定的數學公式對付之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調製，至此已發生問題，兼併盛行，人民遷移，版籍紊亂，宇文融的辦法為不得已，但是執行時仍在各地產生不同的困難。

可是玄宗後期三十年，戶口登記從七百多萬增至九百六十萬，已經給官僚機構相當的困難，各處文牘山積，很多事項除非高級長官親身受理，無法定奪。而賦稅既增加，則有韋堅的增加督運效率。韋堅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歐洲，必為商業經理能手。他在七四一年任水陸轉運使，於是修改水道，在長安城外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將江淮南海一帶物產分別陳列，駕船入則大笠芒履，婦女則鮮服靚妝，又歌唱助興，儼如現代之商業展覽會。只是這樣一來，他造成了一個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組織，在現存政治體系之外，也將既有的會計制度弄得文不對題，所輸入的物資則一般為消費品。

這還不算，傳統作史者所指摘「剝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楊慎矜和王拱。楊慎矜是隋煬帝的玄孫，他於七三八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納。他認為各地方政府繳納的實物常有水漬傷破，不如「輕賚」，即是改折珍貴量少的物品交納。即是剝下益上，則其折算價格只利於長安，而不利於交納的地方。而且物資既由常用實物改為珍貴物品，實際已將政府之收入在預算內改作宮闕消耗和賞賜大臣近戚之用。王拱於七百五十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領二十餘使。他也繼續楊慎矜的辦法，並且某項賦稅已經被蠲，他又獨斷地徵取腳費，結果他在長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資。唐制雖內宮妃嬪也有官階，她們的脂粉費也同於薪水，經過王拱的經理「歲進錢巨萬」，「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經過政府過目了。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則是此時大批商業沒有展開也無法展開。水道交通既為政府壟斷，幣制也未上軌道，各處發生「錢荒」，私鑄濫鑄的銅幣又禁不勝禁，執行商業的法律則更談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於這商業真空狀態之所致。所以他們都要在長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個「勸農判官」巡行各地，韋堅的「綱典船夫」也牽扯到糾紛裡面，王拱既兼各項「採訪使」「戶口色役使」「和市和糴使」和「黜陟使」，實際已並司法立法行政政權於一身，等於刻下西方所謂「經濟沙皇」（但是歐美的經濟沙皇只管到一時一事）。所以他衙門內「文書叢委，吏爭入示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他們既另製造體系，凡事靠己意決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則必與一般官僚衝突。

在玄宗後期任宰相達十九年之久的為李林甫，此人被稱為「口蜜腹劍」，只是他作事按照條理又體順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書令和左右僕射都是宰相，原來有委員會的形態。但是李林甫以右相總權，有壟斷朝政的趨勢。於是在公私上下之間和諸人發生嫌隙。當玄宗流連荒亡之際，朝中產生了無數離奇的案件，涉及術士、私婢、外戚、邊將，更因韋堅牽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擯棄玄宗之意，引起太子與韋妃離婚以明心跡。因楊慎矜則提到有恢復隋朝的陰謀。結果則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韋堅被謫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殺。楊慎矜和他兄弟都賜死，王拱也因為他兄弟造反而賜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後牽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與諸人衝突，卻不能重新創造一種官僚集團的體系。唐朝的財富，在民間經濟系統之外，去勉強地支持一種以皇室為主體的城市文化，雖有大量資源卻無合理徵集分配的體系，其結局仍非國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長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孫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舊唐書》說他「京邸第田園水硐盡上品」。《新唐書》也說他「車馬衣服侈靡」，又「養君欲」，使「主德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傳」，可算是盡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卻始終沒有指出中國傳統社會裡的一個技術問題：此即是政治系統早熟，缺乏結構之縱深與應付事態的靈活，只能從一個低水準的環境內使國家進展到小康。一至人文發達，經濟突破某種限度，則無所措手，只好說「言利」之臣都是壞人。而且「聚斂」之所得也確是胡亂花費，珠玉亂撒固然是誇大，但是據說宮女多至四萬也是駭人聽聞。

楊國忠繼李林甫為相，也承襲到這一局面，也與皇太子即後來的肅宗有嫌隙。在馬嵬驛的龍武將軍為陳玄禮，他則與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為上皇，讓太子創造一個新的局面，而不願皇帝入蜀受楊國忠的擺佈。只是他縱容軍士造反卻不能說及這許多周折。另一方面則安祿山的反叛由楊國忠激成，而楊國忠之居高位，則是楊貴妃的裙帶關係，事實顯然，而皇帝的荒怠，更無非「內蠱艷妃」。所以連白居易的詩也要說漁陽鼙鼓所驚破的不是軍事計劃和財政預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

九重城闕煙塵生

安祿山之叛唐及其餘波，擾攘達七年之久，不是當時發難的人和對方所能預測。從短時期和近距離的資料看來，這事件應當可以防範，既已發生則應迅速解決。

安在中國史書裡稱為「營州雜種胡」。實際他父系祖先出自蘇定安（Sogdiana，中亞腹地今屬蘇聯），母系則為突厥，在當日中國的邊區，他的背景並不算特殊，營州則為今日之熱河。當他在范陽（今日北京附近）發難的時候，已有很多中國文臣幫他策劃。他統率的部隊十五萬人，以一日十里的行軍速率南下取洛陽。唐朝各庫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沒有訓練，此時的「府兵」也多數已成具文，不僅各處沒有「勤王」的行動，安的部隊還有向淮河和漢水發展的趨勢。所以安在公元七五六年的年初自稱「大燕皇帝」，已有將唐朝推翻的模樣。

可是叛軍沒有立即西進，給唐軍一個在潼關地區增強防禦的機會。這時候郭子儀和李光弼又從山西進兵河北，重新光復很多州縣，忠於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機策反，有佔領整個「敵後」的可能。只是玄宗卻也沒有利用這種機緣，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將守潼關的兩個將領——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陝縣退卻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將一個老病而無心戰鬥的哥舒翰推上前線，又不讓他堅守潼關，以待河北官軍擴張戰果，使安祿山腹背受敵，而強迫哥舒翰倉卒出戰，以致一敗則不可收拾，安祿山因此入長安，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側翼行動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經晉陝向甘肅撤退。

倘使這時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隨著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後的發展，還可能更不能逆料。實際上經過馬嵬驛的兵變，楊國忠被軍士胡亂地殺死，楊貴妃在眾人威脅之下由玄宗命令縊死，史書上留下一段「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的情節，於是玄宗南奔，不久就被「尊」為太上皇。太子則北上，一路收拾敗兵流卒至甘肅之靈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也通過群臣勸進，「六上箋，上不得已，乃從」的公式，即皇帝位，等於宣告玄宗已經沒有用場，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為茲後歷史上的肅宗。靈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儀和李光弼的部隊，又以和親政策，得到回紇的襄助，以一年三個月而收復長安，又一月而收復洛陽。

安祿山已在肅宗發動攻勢之前被他自己兒子安慶緒的手下人謀殺，安慶緒則在由洛陽退返河北之後給安祿山手下名將史思明所殺。

史思明也是「營州突厥雜種胡」，他在七五七年殺安慶緒之前，曾率手下八萬眾降唐。肅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殺他，被他發覺。所以他又自稱「大聖燕王」，又再陷洛陽。以後在與官軍作戰不利時為他的養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則被部下李懷仙所殺，事在七六三年。自此，安史之亂，才算結束。當時玄宗和肅宗都已相繼去世，史朝義傳首京師之日已是代宗李預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臨這次變亂的第三位君主。

我們今日在二十世紀末期重新檢討這八世紀中期的一段史實，很難在倉卒之間，得到確切的結論。前人留下了很多論說，有如《舊唐書》責備楊國忠，說他以便佞成為宰相，頤指氣使，等於逼著安祿山造反。「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為名」，也說及玄宗任人不當。安祿山「性巧黠」，又「厚賂往來者」，玄宗就讓他為盧陽、范陽、河東三節度使，又讓他兼閒廄隴右群牧使，樓煩牧監，以致將邊區蓄養戰馬的權力都斷送到他手裡去了，再聽任他以蕃將代漢將，一步一步地鼓勵他造反。更讓安祿山拜自己為父，楊貴妃為母。《資治通鑒》還提及「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女以彩輿舁之」，玄宗為之賜貴妃洗兒錢，於是弄得宮庭內外和朝堂上下不成體統，好像這些事也是安史之亂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認為任用蕃將是一種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為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將，與他爭權，所以慫恿玄宗任用蕃將，好在他們缺乏中國文人的涵養不能在朝廷裡做大官，不料將國防重任交給他們，反為他們所制。

以上各種解說，都有牽強附會的嫌疑。真與失真不說，其提出的見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傳聞來解釋很多組織上與制度上的大問題。

玄宗於天寶年（七百四十二年）置十節度經略使，規定十個國防區，共有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是個在紙面上講來非常宏大的計劃。以前各邊鎮的兵力游離不定，這時候人力資源的分配有如現代軍語之所謂「建制」，已賦予固定性質。可是我們仔細看來，則又知道這種堂皇的計劃，仍犯著「官僚主義」的毛病，不能離開「金字塔倒砌」的「間架性設計」，以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去籠罩真人真事。如以言人員，則此時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卻又沒有完全放棄，邊區士兵大部由於招募，稱為「健兒」與「曠騎」，自七三七年之後一律長期服役，其中多數則是蕃人，有些還帶私馬。有如七四七年高仙芝出蔥嶺，「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安祿山防區最成問題的則為契丹及「匈奴別種」之奚，他們經常與安所屬的官軍作戰。而安祿山叛變時其南下部隊卻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後者即在長安出現。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將三十餘人代漢將，可見得他組織的雜牌部隊，以蕃兵為主體已非一日。如言馬匹，則除私馬之外，政府並未如若干歷史資料之所稱，控制大量之戰騎。《新唐書》「兵志」說：「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遊擊將軍」。也就是以賣官鬻爵的方式攬絡少數民族控制的馬匹。王忠嗣也是與安祿山大概同時的節度使，他的傳記裡也提及，「至互市，轍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他在兼任河西隴右（寧夏甘肅）節度使的時候，就將原任河東朔方（山西陝西）區域的馬九千匹調到兼任區域，也可見得政府所牧馬匹有限。再談到給養，則邊軍所用大多得之於屯田。長安附近一帶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災，食糧供應不及，甚至朝廷也要遷往洛陽就食，這時候穀物的供應，大都出於華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帶。玄宗中期以後，情況好轉，北方的稅糧改用絹布交納，但是物資仍是由各地彙集到京畿地帶。雖然我們無法確悉當日補給情形，各項紀錄卻沒有一個由中樞作主，統籌支配這十個國防區補給的記載。至安祿山之叛變已成事實，《舊唐書》「食貨志」云：「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更可見得平日兩京物資不用以供應邊防，如果經常支用，戰時只會加強其出納，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買僧道度牒，即是出資捐買免除賦役的執照，以作籌款的方法。

所以從各種跡象看來，邊防司令官之稱節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機智和統御經理的能力買馬招兵，屯糧制械。除了少數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貼外，一般以防區自給自足為原則。越像安祿山這樣的人物，「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詳情，洞悉人力和物資之所在及徵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塗蟲，他早知道安祿山能幹，足以獨當東北軍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祿山必反。

這當中也產生一個國防組織與文官官僚組織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勢：邊防著重實際情形，以唐代北方遊牧民族之盛，防區以疆域大、資源活用為有利（安祿山外其他節度使也是一個統轄數區）。司令官以職業化，長久留任，與當地民情風土融洽才有功效。簡而言之，這是一種需要組織重點，能夠發揮迅速確實的功效的一種結構。全國官僚機構的組織則先以仁義道德的立場，造成行政的邏輯，一意保全大體，願意犧牲局部。在這種前提之下，人事關係之合宜，超過對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樸雷同各種職位互相轉讓互相交換，不容許任何一方面突飛猛進。即在安祿山叛變之前，這兩種組織精神相反，已經有了不能並存的趨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邊區表現才幹，回頭到長安卻被貶屈或不如意。張守圭在幽州掩飾戰敗。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也有楊國忠為他掩飾，反敘戰功。即使前述抵抗安祿山的戰略失宜，也仍因軍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滿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亂可以看作這兩種體系的衝突所引起的一場變亂。

長安的政府也早洞悉這中間的蹊蹺。李林甫為相的時代，就開始以文人在京「遙領」節度使，而在當地另由武臣實際掌握一切。只是這種辦法，只能裝飾門面，不能消釋內在的衝突。至於「蕃將」，則不是問題的重心。他們的出現無非顯示官僚機構與軍事組織格不相入。以外國人任高級將領，反可以緩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為高麗人，李光弼為契丹人，哥舒翰為突厥人，並沒有因此滋事。

至於安史之亂經過七年多，則可見得擁蕃兵造反，易放難收，當日作戰的方式是縱容士兵掠奪，一經開始，也不可能由高級的意旨結束。雖然原始資料沒有適當的記述，我們也可以想像安慶緒著人謀殺安祿山，史思明之殺安慶緒，史朝義之殺史思明和李懷仙殺史朝義不僅是個人恩怨，而是叛軍的組織中必包含著多少的矛盾。這也和李唐皇朝內種種黑幕相似。肅宗作太子時，就受玄宗猜忌。他雖在光復長安之後，迎太上皇還都，但是後來聽任宦官李輔國之議，遷太上皇於西內。《新唐書》的「宦者列傳」即說「玄宗以遷崩」。官方的紀載則是玄宗與肅宗幾乎同時去世，相去只十二日。這還不算，代宗李預之即位也要殺張皇后除宦官李輔國。此類事情既重疊不斷的發生，我們也不能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須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所想控制的過於龐大，引用的原則過於簡單，當中籠罩著很多不盡不實之處，真有人事衝突時無法圜轉，而只有起極端，甚至親屬也成世仇。

我們在一千兩百多年之後，也可以看出安祿山的叛變，表面是被剿滅，實際上是兩敗俱傷。唐朝的文官制度，經過武后和玄宗間的慘淡經營，漸有頭緒，東南的物資，至此也能供應朝廷所在的地區，但是企圖組織北方的國防線的計劃，卻經過此次變亂而永遠無法實現。安祿山叛變的根據地，有如《新唐書》所說：「付授叛將，護養孽萌」，「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有了這段事實，再加上以後五百餘年的歷史紀錄，我們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亂不僅是當日「九重城闕煙塵生」，而是隨著這次事變呈現了一串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後方，有如裴耀卿對玄宗所說：「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而北方的國防組織，則因為戰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證其供應，而必須配入「廣泛農業」，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範圍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數民族作為組織上主要成分之一。這兩種體制，是否能夠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樞掌握？而這同一的中樞是否即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組成？「大歷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國」，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歷史的重心所在則是解答這一類大問題。

「藩鎮之禍」的真面目

我們從小學歷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鎮之禍」。但是對其實際情形則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讀者的觀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則是大批讀物缺乏緊湊的綜合敘述，只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讀者無所適從。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觀點，已不符合現代的眼光。現在讓我作一段簡單的介紹：

所謂藩鎮之患，開始於安祿山叛變之後。起先只有「河朔三鎮」，此即是廬龍（今日北京及沿長城一帶）、成德（稍南與山西毗鄰的地區）和魏博（渤海灣迄黃河以北）。每一個鎮（有時也混稱為「道」）轄五、六州或十餘州，約占今日三分之一個行省的面積。每一個鎮的首長即是「節度使」，也就是軍事首長，兼理稅收民政。安史之亂既平，朝廷無力追究其組織系統，只讓一批降將，統率這些地區。於是這些地盤，都成世襲。各使在境內自派州縣官，自行徵兵抽稅。他們一離開任所，就自派「留後」，也等於副長官和繼承人。有時他們也用進貢的方式，向朝廷呈獻一部物資，但是稅收及其軍制，則自行勘定。其中也有軍士驅逐他們的領導人物自立首長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後追認。而這種獨立及分化的運動，遍布到今日之山東、河南及安徽邊境，甚至長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節度使乘朝廷軟弱而傚尤。

這藩鎮之患成為歷史上的一段事蹟，則以德宗李適和憲宗李純兩朝最為顯著，他們之前朝廷對這些藩鎮無力過問，德宗開始不承認各藩鎮的世襲；憲宗則有系統地用軍事力量削平藩鎮。他們是祖孫，中間一代為順宗李誦。但是順宗即位之前，即因風疾不能發言，在位只八個月即傳位於憲宗，與所敘無關。所以這段歷史事蹟發生於李適與李純兩帝之間，在公元八百年之前後約各二十年，共歷時約四十年。

中樞企圖削平各藩鎮的計劃不容易生效，是由於皇朝本身沒有兵力對付，只能藉此削彼，讓各藩鎮看清他們除非聯合抗命，否則只有被各個擊破。於是他們互相提倡「合縱」和「連橫」的政略和戰略，以對付長安的皇室。這種分裂運動於公元七八二年達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節度使推極北的朱滔為盟主，稱大冀王，其他各稱趙、魏、齊王。至此他們也還是只有宣告獨立，尚無向唐室進兵的準備。直到李希烈於七八三年從淮西（今日河南之東南角）攻佔襄陽和開封威脅洛陽，稱楚帝，才使朝廷震動。朱滔之兄朱泚，過去曾自動地提倡尊王攘夷率領唐兵與吐蕃作戰，這時閒居在長安。德宗也相信他與各人的叛變無關。不料有一支從西北調來戡亂的軍隊在長安叛變，他們與朱泚有舊，也推戴朱泚為他們的首領。於是德宗倉皇出走，避難長安西約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長安稱秦帝，且曾一度圍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陸贄的建議，對造反各臣除朱泚暴犯陵寢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七八四年所下制稱：「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勛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勛，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斃，朱泚兵敗之後落荒而走被殺，朱滔亦氣綏而死。只是他們的失敗，並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孫替代；或為自己的部屬取而代之，其獨立與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據一鎮達十世以上，歷時數十年之久。德宗則「自經憂患，服為姑息」。

憲宗實際上繼德宗登極。他在祖父行退讓政策二十年後又發動削藩。西川節度使劉辟驕騫，憲宗派兵討伐後將他削職。夏綏留後和鎮海節度使拒命反都被斬首。只是憲宗鑒於德宗之失，行動比較穩健。不在兩線作戰，不令意存觀望的藩鎮事先發生疑懼。他之平淮西，費時五年，最後指揮戰局的司令官於雪夜行軍出敵不意將對方一鼓成擒。八一九年平盧（今日山東）之李師道反，其部下叛變將之檻送京師，至此為唐代削藩事業之最高峰。元和一朝（憲宗年號）唐室號稱中興。然則好景不長，翌年憲宗李純即為宦官所弒。原來德宗想要加強中樞的軍事力量，組織「神策軍」，以宦官統領之，初時不過保衛宮廷，只因神策軍的給養補給遠較其他部隊為優，於是很多邊軍，自願「遙隸」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為「監軍使」去視察其他部隊，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憲宗末年據說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這樣的結局。

藩鎮的問題，牽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處置所能解決。憲宗死後才幾個月朝廷派往成德與幽州的節度使，或被叛軍謀殺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亂也無成效。於是長安的政府再度承認現實，讓河朔三鎮自行其是。至此全國劃分為四十個到五十個「道」，其疆域數目也經常變更。各地節度使實際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異。所以藩鎮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只是長安的朝廷內宦官廢立君主，朋黨混淆政局，茲後還要面臨流寇之如黃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視藩鎮為「患」為「禍」了。

現存有關藩鎮之患或藩鎮之禍的資料，大抵根據「朝代歷史」的眼光寫成。我們在一千兩百年後，如果將過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質問唐朝中葉之後是否應當繼續存在，甚至中國在第九世紀是否應當保全統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視作當然，對於藩鎮問題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七百八十年德宗用楊炎之計，行「兩稅制」，等於放棄以往均田、租、庸、調、府兵等等「間架性設計」的組織與制度。唐朝初年的興旺，由於起先地廣人稀，下層結構緊湊簡單。於是繼太宗李世民之後，武后則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規模的組成新官僚體系，擯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將地方官的職權推得到廣泛的區域。其執行時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數學公式。其宗旨與傳統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習慣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稱聖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經濟蒸蒸日上，人口移動，各地區條件參差不齊，技術管制的因素也趨繁複。這種種變態，也正是以間架性相始終的文官組織力不能及之處。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戶政策已經使官僚集團的團結動搖，東南的物資由水運至長安，便開爭鬥之門，邊軍用募兵，購戰馬又要切實顧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軍事配備脫離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則是在極權政治之下，統計數字與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農村組織為單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盡不實之處，易為一村一地容納遮蔽，不致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到人員與物資叢集，各種因素互為關聯則其權利與義務無法交代時，必在組織中發生分裂作用。

兩稅制出於當時的需要，在新體系之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互相磋商，決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貢獻。既是承包制度，則節度使必須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區內部人事的權力。可是這種種以地方作主的辦法，在中國歷史內向無成例，而且民智未開，商業組織幼稚，又談不上代議政治，於此就造成一種尷尬的局面，引起職業軍人之抬頭。

這當中的衝突不僅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爭，更因傳統的統籌辦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與新型財政的重點主義衝突。這也就是說，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則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實際。楊炎雖作兩稅，仍著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書度支總統焉」一句話包羅殆盡。後者則可以劉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將財政片面商業化，將貨物買賣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兩人著眼之不同，雖同在中央服務，終造成兩個水火不容的體系，以致劉晏被楊炎讒殺。當日藩鎮之自主，也有趨向財政實用主義和重點主義的模樣。怪不得很多節度使對劉晏之死提出抗議。九世紀的國防也有了相當的變化。威脅北方的突厥，業已中衰。吐蕃之為患，端在蠶食疆土，很少大規模地內犯。回紇則既在邊區經商也間行剽竊，李唐王朝也用和親及互市的方法籠絡之。只是這些部落逼近長安，中樞責無旁貸，西南的南詔不足成為嚴重的問題。東北角之奚及契丹，則是鞭長莫及。過去的經驗，以官僚機構的方式對付這少數民族的問題，不僅經常坐失機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樞的責任觀念與形式主義所蒙蔽，有時逼著少數民族造反。

《舊唐書》和《新唐書》的「北狄傳」都說安祿山事變後，奚及契丹，就沒有在河北地區發生大規模的騷擾。兩史都說各藩鎮本身利益之所在，他們既勤派斥候與巡邏，也不無端尋釁去覓軍功。所以從這角度看來，各藩之獨立自主，也融合於以上將邊防問題合理化解決的趨勢。所以牛僧孺就說，只要這些藩鎮能捍御北邊，他們對朝廷的逆順，已不是重點之所在。

我們從各種跡象看來，河北在九世紀好像已成為農業與畜牧混合的經濟區域。確定的證據尚待繼續搜集，但是《新唐書》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舉割據河朔三鎮及山東平盧的世家二十家，內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紇，更有契丹、胡及高麗各一家，他們都有中國姓名。奚兵則已在安祿山叛變時在長安出現。朱泚手下的驍將李日月也是奚人。

歷來中國與北方民族作戰時一個重大的弱點，是戰馬不繼。因為農業倚賴精細耕作，務必人煙稠密，村舍鱗比，在此環境內既缺水草，又將牲畜馱載重物，其馬必至駑下。可是九世紀的各項紀錄提到河北各鎮，則顯示其騎兵佔優勢。而韓愈文稱「冀北馬多天下」，其馬匹之出現為「群」。廬龍節度使劉總於公元八二一年棄官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馬一萬五千匹。八二二年幽州節度使朱克融也稱進馬一萬匹羊十萬口，雖說後者未必確曾奉行，但是這些跡象，表示當地社會經濟情形非常特殊，已無可置疑。有些歷史家就認為當日河北是一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同的社會。

綜合以上各種情形看來，唐朝後期之有藩鎮問題，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驚訝的則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繼續達百年之久。陳寅恪的解釋，則是朝廷能繼續以東南的物資支持西北的邊防，只要這歷史上的任務繼續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繼續存在。我們也可以說一定要到中國的國防重點由西北移至東北，以前為邊患的遊牧民族被新興的外患所替代，而這新興的外患有如契丹之遼，其本身除遊牧之外，也具備有農業的基礎，中國才會出現一個有競爭性的體制，與之周旋，北宋就在這條件下誕生。在過渡期間，「藩鎮之禍」只是新舊交替之中發生的一種特殊現象。

再籠括敘述一次：這期間最大的變化為土地佔有變質，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國家經濟不能繼續，稅制也放棄以前按人口水平徵取的原則，而滲入累進稅，徵取的範圍包括間架（房屋地產）、除陌（在預算裡強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詳細辦法由各地自理，軍備則一般上漲，這種種情形，是社會經濟進化的必然現象，只是已與初唐有很大的差別。對朝代言，藩鎮誠然為患為禍，然則他們在歷史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也仍產生了相當積極的功用。因為新兵制和新稅制必要一個新的行政機構主持。藩鎮之職位世襲，他們的繼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為地方政權則不能完全漠視其地盤內特殊的利害，凡此都與文官制度的統籌均一雷同的原則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構成。而他們組織一種精銳的部隊稱為「牙軍」，將他們統御的權力從節度使所駐在州輻射的布及於一鎮一道，雖說其稅收私自處理，大致仍採取「兩稅」的原則，這樣無形之中在技術上解決了很多極權政治不能解決的問題，也成為一種新體系，以後通過五代的局面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第二帝國」的歷史的演進中，曾產生推陳出新的功用。

黃巢

中國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鋌而走險。並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來某種有跡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人們能考究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

公元九世紀末葉黃巢所領導的變亂，不盡符合上述程序。雖說八百七十年間，「仍歲凶荒人飢為盜」，曾構成變亂的背景，黃巢和他的身前領導王仙芝卻不能在蝗災所及的山東、河南與陝西奠立反叛的基礎。黃巢曾一度稱「沖天大將軍」，也散放過一些謠言與諺語，去助長他的運動，但是宗教上的牽涉引用，卻始終不是他運動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沒有全民動員，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併參與的徵象。

關於黃巢的出身，《舊唐書》只稱「本以販鹽為業」，還帶著一種輕蔑的語氣。《新唐書》則說「世鬻鹽，富於貲」，已非一般貧販腳商。《資治通鑒》更提出他「屢舉進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舊唐書都把他與朱泚並列，《新唐書》更標明其為「逆臣傳」，可見得傳統的作史者沒有把他當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書》又再說及：「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湊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遑者之辭也。」只是其文字過於單簡，我們無法確定其「人士從而附之」的實際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將朱溫，以後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經王賡武的研究，證明其並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書》所說不虛。

黃巢造反的事業，通過廣泛的區域，除在贛閩之間「形山開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著巨流大川來往，所以他部下農民軍的成分，並不十分濃厚。看樣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隊一經打散又能迅速恢復，所以他必經常收納討伐他之官軍的兵員。

公元八七八年王仙芝在湖北黃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長江以南，才使黃巢的運動徹底的展開。他於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於八百七十九年的夏天攻佔廣州。在這時候他還希望朝廷招安讓他做廣州節度使。只是此計未酬又加以疫疾，軍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廣州大肆屠殺之後，決心北返，路中不費力地取得潭州（長沙）。八八○年初他曾被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所屬的沙陀（突厥語系）騎兵在湖北挫敗，但是黃巢仍沿長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終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稱六十萬，實際上其數目無法確定。又經過幾度迂迴之後，先占洛陽次攻陷潼關，至此長安不戰而得。唐室的僖宗李儼，早已倉皇奔蜀。

黃巢佔領長安兩年半，稱大齊皇帝。是他事業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與長安人民的關係，一直沒有弄好，自己則放棄流動性，也無法開疆拓土，以致都城內的供應也漸成問題。八八二年朱溫降唐。八八三年沙陀之「黑衣軍」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長安。但是黃巢即東奔仍與唐軍鏖戰達一年，終在八八四年在夏天在山東兵敗自刎，離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遠。

黃巢的部隊渡過黃河兩次，渡過長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馳騁，也並不是「如入無人之境」。他初期在長江以北，避免攻堅，只是掠地脅迫人民參與他的行動。他的戰術，似得自王仙芝。《新唐書》說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慶南昌岳州長沙一帶（唐時為和、洪、岳、潭各州）。其戰法著重保持堅強的中樞指揮系統，同時向數處派出搜索部隊，如果某處敵方決心固守或準備迎頭痛擊即放棄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會一般防禦鬆懈，才給他有機會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為八八○年年底之攻潼關。然則這時防禦軍的主體之神策軍，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軍籍為長安富家子弟佔有，他們借軍馬和制服裝威風，一到作戰臨時出錢雇貧羸之人替代。而且潼關的防禦也著重城樓，而忽視附近地形，因之也讓黃巢未戰先勝。

長安本身政治之混亂，也與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紀初期以來，有「北司」與「南司」的軒輊。北司為宦官的衙門，他們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適成立神策軍，宦官取得兵權，又廢立君主，有逐漸組成一個軍政府，與宰相所率領的南司抗衡的趨勢。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八○年以前約四十年，最重要的爭執為「牛李黨」。牛僧孺與李宗閔是同年進士出身，聲氣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脈相傳。李吉甫為宰相時牛僧孺和李宗閔曾在皇帝面前攻擊他。後來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後任宰相，也將父子以來的冤仇，牽扯到一起。除了他們個性與背景之外，其政策與立場也有顯明的差異。以現代術語稱之，李德裕可稱「古典型」、「保守派」。他認為對藩鎮不可放鬆，一定要堅持中央的威信，在國防上也要對回紇和吐蕃採取主動，並且排斥新進文官看不起由科舉出身的進士。牛僧孺可稱「現實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願在內政外交上另生枝節，牛李兩方既無合作與妥協之可能，也影響到彼此的門生子弟。

牛僧孺和李德裕在八五○年前後相繼去世，他們的爭執已成了往蹟。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八一三年李絳即對憲宗李純說及：「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迄至黃巢佔領長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門戶派別，各不相讓。

這樣一個分裂的政府賦予戰局的影響則是所有的軍事長官都覺得安全沒有保障，於是意存觀望，不願有功，但求無過。在湖北擊敗黃巢軍的劉巨容就是一個典型。傳說有人勸他乘勝追擊黃巢，流寇可望全部殲滅。他即說：「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有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敵以為富貴之資。」他是否真如此直言，無法證實，但是這種態度則極普遍。即派往剿伐黃巢的大員如高駢與王鐸，亦無不如此。所以戰場上謊報敵情，各路缺乏協同，預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們作困獸鬥，有戰果不擴張，有時不戰先潰成為官軍一派普遍現象。因之政府陣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黃巢行動叵測，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勢限制，他能夠協定大部隊的行動，不可能沒有紀律及軍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還是歸功於對方的弱點為多。

以上各種因素前後重疊互相印證，使我們看出黃巢的造反與一般民變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與漢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異。農村問題與土地佔有，當然與大問題有關，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環節。九世紀的中國社會，經過黃巢的騷擾，並沒有完全崩潰，有如魏晉南北朝的階段。以後宋朝的重新統一，也全賴都市裡的經營，不需要在農村裡改組。

可是黃巢的暴動卻徹底的暴露了政府機構間各種事物無法協定的真象。這種弱點也還是要追溯於稅收與財政。唐初的租庸調製，有如《新唐書》「食貨志」之所云，「以人丁為本」。這樣的設計，假使人口極少流動，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們的文官組織，也是一個龐大的扁平體，其中各種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換。中唐之後，這種情形已經有徹底的改變。楊炎的「兩稅」符合當時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諸一紙文書。這時候如何按畝抽稅，如何行累進稅制，如何徵收商人的資產稅，全靠州級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權的門徑一開，即再無法統籌歸並，各道對朝廷的進奉也稱「稅外方圓」，也有「日進月進」。北方的藩鎮既獨立自主，一到九世紀初期，全國只有東南地區約占唐帝國四分之一的地方還向中央按時繳納稅務收入，北方約有四分之一地方則全不繳納，其他約佔一半的地方則繳納無定。地方政府的收支更無從覆核。八三七年李德裕代牛僧孺為淮南節度使，兩方的交代則稱有錢四十萬不對數。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採取承包制的模樣。八二一年鹽鐵使王播即一次進「羨餘」絹百萬匹。這樣當然談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難怪文臣之中有黨派之爭，在這環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賴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軍費，大部靠鹽稅收入開支，時人就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除了東南沿海之外，其他的鹽池鹽井都給各地駐軍專利。

財政與稅收缺乏規律性與統一性，其結果一方面是課斂重，容易激起民變，王仙芝作亂時其檄則稱「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黃巢與他同業鹽。在五代十國間為吳王的徐溫，創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據浙江的錢謬也都一度以販鹽曾經為盜。可見得政府之專賣食鹽與人民生計攸關，其間處置失當就可以使這一項利源成為變亂的淵藪。另一方面的影響則是在這財政混淆的局面裡，國計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圖裁減官吏兩千，其原因也是「財日寡而受祿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禁衛軍司令），《新唐書》「食貨志」也歸結他的行動為「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並且黃巢亂後，他又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兩池鹽利。兩池的收入向來為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歲貢鹽三千車。這時田募新兵，希望收回鹽利給餉。王重榮一怒之下，又進兵長安，引起僖宗李儼再度出奔。

從以上各節綜合看來，黃巢的變亂，證明內地的集體安全，需要一種新的體制，也與財政稅收息息相關。這時候長安的唐帝國無力出面領導。而且全國缺乏適宜的幣制，富戶居奇造成錢荒，通貨收縮之餘有些稅民所付賦為原額三倍。而全國省級單位有五十個道，也亟應收納歸並。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國之軍政府的一番調整，才能走上趙宋王朝的正規體制。在這種情勢之下，黃巢及其招討，只是推進歷史的工具，而不是歷史發展重要節目。有識者早已看穿箇中奧妙。錢謬與鎮將董昌都是臨安人，他們在高駢指揮之下與黃巢作戰，可是錢對董說：「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捍禦鄉里為名而去之。」這樣看清大局，錢謬才能節省力量，以後他一手創立的吳越，統治浙江幾一百年，在五代十國間歷時最久，也可以說是在大時代變亂之中已先向歷史伸展一步。

五代十國

五代史中的馮道，是一位相當離奇的人物。他歷事四朝，三入中書。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漢人，也不管他們是創業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夠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與「戎王」論道而使之心折。馮道所作《長樂老自敘》，一篇簡短的自傳，內中列舉他的官銜，倒佔滿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為魯國公，也被封為梁國公、燕國公、秦國公和齊國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認馮道並非因諛見寵，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種賢良的名譽。《舊五代史》說他「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鎮俗為己任」。《新五代史》也說「道既卒，時人皆共稱之，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稱譽如此」。而且新舊兩史一致認為契丹之沒有夷滅中國人，馮道之力為多。

這故事賦予我們一種印象：傳統歷史家以「褒貶」為己任。也就是認為盈天地的事跡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狹的歷史觀裡也終產生例外之情事有如馮道者。今日我們企圖放寬歷史的眼界，更應當避免隨便作道德的評議。因為道德是真理最後的環節，人世間最高的權威，一經提出，就再無商討斟酌之餘地，故事只好就此結束。傳統歷史家忽視技術因素的重要，也不能體會歷史在長時間上之合理性，這都是引用道德解釋歷史，操切過急將牽引的事實過於簡化所造成的。

公元九○七年唐朝最後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禪位於朱溫，自此展開了梁、唐、晉、漢、周的五個短朝代，到九六○年趙匡胤在陳橋驛被軍士推戴，成為日後的宋太祖，當中只有五十四年，這期間在歷史上則稱為「五代十國」。現有的歷史綱要，大部分沒有敘述到故事的重點；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則又過於繁碎，都不是一般讀者亟於領略又能掌握的資料。

我們應當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國歷史裡，五十四年不為過長。況且五代十國上接李唐下承趙宋，彼此都是連亙約三百年的大帝國，可見中國社會在這過程中雖經顛簸，並沒有完全垮臺；並且這五十四年內，尚可能產生若干積極的因素，這樣才能讓自北魏拓跋氏所創的「第二帝國」繼續在歷史進程中邁進。

五代十國之產生，是由於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潰，並非由於社會之退化，而是由於社會之進化。一到八世紀，全國人文因素愈趨繁複，各地區的進展層次卻又參差不齊，其整個的毛病是一般情況與唐初行政設計的扁平組織發生距離。兩稅制一行，各地區又自行斟酌處理其財政，其數目字既加不攏來，於是文官組織之各種事務都能按品位職級互相交換互相策應的原則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難得公平合理，於是朝臣分為黨派，皇帝則無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筆公款組織禁軍，信任宦官。一到內憂外患加劇，其分化的情勢也更明顯。

朱溫經唐朝賜名朱全忠，他後來又改名朱晃，是從黃巢陣容裡降唐的將領，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臨頭，不得不如此，已無關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歷史家所說「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有些人則說他不過策馬先行替天子開道），又是否全部矯飾，也與今人關係至微。這時他的目標則是重組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於是讓自己被封為梁王，以掌握開封一帶的南北孔道。又誅宦官，強迫昭宗李敏遷都洛陽，以逼近自己的勢力範圍和中原物資。九○四年他更取得諸道兵馬元帥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總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的事務則辭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圖已無法包瞞也無從遏止。因為傳統的中國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產生一個如此大權獨攬的獨裁者。

這時候唯一能與朱溫對抗的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親朱邪赤心因勤王賜姓李。在收復長安的軍事行動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溫之下。茲後他以晉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盤（河東）作為沙陀騎兵的根據地。五代十國期間，這由太原與開封間造成一項敵對之軸心的情勢未曾中斷。即使昔日之戰友，如今分處兩地即為世仇。繼朱梁之後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晉，劉知遠之漢，和郭威之周，其創始人都先後出自李克用的軍事系統，雖然在血緣上說，他們和他們的繼承人屬於幾個不同的民族。

實際上五代不過是五個希望成為正規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極短的時間之外，都定都於開封（汴）。十國則係這五代統御不及的王國，也有前後重疊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長莫及時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據土的產物。唯一的例外則係梁唐晉漢周之周在開封成立時，劉知遠之弟也仍在太原稱帝，國號也為漢，歷史家則稱之為「北漢」，算作十國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個州，五代所謂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數。

當太原與開封展開鬥爭的時候，有一種側面的發展，在歷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此即是公元九三六年石敬瑭在太原與開封作戰的時候向契丹乞援。後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見面之後石敬瑭承認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內，又及於察哈爾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門關以北。並石敬瑭稱耶律德光為父，每年又進奉絹三十萬匹。傳統歷史家都以為讓異族割據長城以南的地帶，又稱臣納款，造成歷史上至大錯誤。迄後中國不知費了多少力氣，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一三六八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將軍徐達北伐，才算還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讓已四百三十年。

然則事實卻並不如此簡單。契丹發源於東北之遼寧吉林，中國古籍稱他們為「東胡」，實際則屬於蒙古語系。他們在隋朝即見諸典籍，在七世紀武則天時代即已蹂躪河北。唐朝末年，他們的首領阿保機（生於公元八百七十二年），開始引用漢人，建造城郭，奠定了農業基礎，又創造文字，開鹽鐵之利。在朱溫稱帝的同年（九○七年）稱帝，雖說還要待四十年後才正式立國為遼，但此時已有適當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時我們還要看清：當日華北沿長城一帶是一個漢人的多數民族的農業社會與少數民族遊牧社會互為出入的地區，終唐之世沒有一方取得絕對優勢。《新唐書》的「北狄傳」還說最後的一個廬龍節度使劉仁恭，曾和契丹訂約，以牧地換戰馬。而且九三六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見諸形跡。所以這一套的發展，並不完全由於石敬瑭之開門揖盜，契丹立國後進出華北，已是遲早間事，只是阿保機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國國內的間隙作拓土的根據手腕靈活而已。

從長時間遠距離的觀點看來，則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由長安東移，其國防重點也同時東移，以後不僅契丹之遼，而且女真之金、滿洲之清都發源於東北，即蒙古部落發跡的克魯倫河也仍是正北偏東。這中間的一段沒有被人注意的發展則是當日河東地區的沙陀勢力雖有分化作用，可是經過五代十國的階段，已漸為次要，以後北宋之征北漢，並不費力。而側面的契丹問題，則又成為主要。同時宋朝對付這種問題，開始採取一種競爭性的體制。敵方既已成為一個死對頭，則不能再以蠻夷戎狄的名義一味輕視，這種態度為漢唐之大帝國之所無，也不是茲後明清兩朝所能承襲。

按其實則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採取軍事體制，即已經不期而然的採取了競爭性的態度。中國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鎮跋扈的時候，已具其端倪。當時各節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們掌管的城市裡，創設「牙軍」。牙軍原係衙內之軍，不過是節度使的隨身衛隊。便是一經各藩鎮提倡變成掌管者的親軍，如田承嗣在魏博時，「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眾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眾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進展到這程度，但是牙軍，成為優秀部隊，有特殊的餉項給養。內中的將校，又成為節度使的「假子」和「養子」，不僅職位世襲，而且隊伍一擴充時，他們就升任高級指揮官。其他的「外軍」和「團練」，則作為第二線和第三線的軍備。這樣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姿態。藩鎮的軍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鎮輻射而達於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縣的文官組織，至少也構成一種平行的機構，干預或獨斷民政。

這些藩鎮內的節度使對於「長史屬官任情補署」，則其經理稅收，已無一定的法則。不過照現存的史料看來，他們並沒有全部創設制度，而是按「兩稅」的原則大規模的擴充修正。田賦則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產稅，鹽鐵專利懲罰嚴峻，酒醋官賣，及於曲，貨物的進出則在各地設有轉口稅，通常由軍人掌握，即所謂「部曲主場院」。唐制節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軍事判官」，這時候各牙軍也有「押牙」，掌管經理與後勤。這些人員於是利用軍事組織，造成財政稅收的系統。五代時承襲這種體制，一般將稅收增加到最高限度，為傳統中國歷史所無，經過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裡指出，也見於各地方志的記載（有如一五六六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只是因為藩鎮官員一般世襲，他們與所割據的地方，有相同的利害關係，他們也能夠窺測到財源的所在，又能負責作主，不致因征斂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遙制，只顧系統之完整，漠視各處實情之所不及。

五代對這種軍事財政體制，一方面給予承認，一方面也在逐漸加強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葉以後，常備兵以名稱作番號，有如「威武軍」、「長興軍」。五代時因襲這種辦法，節度使所管轄者為軍，也各有指定的防區。於是全國構成幾十個軍管區。《五代會要》列舉三十六個州改隸於各軍節度使的經過，證實其整個組織，實係一個龐大的軍政府。而樞密使的設置，則表示著中央集權的趨向。樞密使原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軍的時代設置。五代時樞密使則顯然的成為一個直接報告於皇帝的軍政部長，不受宰相的統御。與之相對的則是三司使。「三司」為鹽鐵、戶部和度支。一般說來鹽鐵所管為新型商業收入，戶部則掌握傳統的農業收入，度支則管轄交通和物品的轉運。把這些職責歸並於一個掌握，也表現著中央政府財政集中，有策應其軍事行動的準備。此外後唐於公元九二六年設官為「三川搜訪圖籍使」，九五八年後周派三十四人於諸州檢定民租，更顯得各地區各自為政的趨向已成過去。這一切措施對奠立宋朝的基礎都有相當的貢獻。

傳統的歷史家對於五代十國沒有多少好話可說。要不是「僭竊交興，稱號紛雜」，則是「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他們不知道在唐宋之間，不能沒有這樣的一重過渡時期，將軍事與財政的管理權放在地方政府頭上，使一切更趨緊湊和實際，然後再集中歸並。否則就不能構成北宋這樣一個帶競爭性的體制去和北方少數民族用騎兵為骨幹有農業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況且軍備和稅收提高，交通與貨幣的使用活躍，是中古時代刺激經濟成長的不二法門。「十國」在南方之「國」，經常在同一時期只有四個或五個。這樣的疆域與面積也比較便於管理，而以發揚各地區經濟的潛勢力，則較統一的大帝國凡事都要著重均一雷同的辦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國間經過初期分裂的爭鬥，開始承認及尊重鄰國的現狀。人質則經退回，各世家又約為婚姻，增進友誼，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濟。要不是因為北方的外患關係，這樣的安排不見得比統一的大帝國為低劣。

錢謬在浙江築海塘興水利；王審知在福建開甘棠港，提倡國際貿易；馬殷在湖南種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銷於華中各地，又鑄鉛鐵錢，以賤值的貨幣促進民間的商業。這種種作為也不是統一大帝國的官僚組織所能隨意創製而能勝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頭，文士揠蹇。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業的際會，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機緣，所以在這非常時期，產生了一個馮道，他替一般人民請命，保存了傳統統一政府行政的邏輯。一般的作史者，對付這樣一位「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的「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又不能隨便褒貶，也只好把他當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讓他去自命為「長樂老」了。

宋太祖趙匡胤

中國歷史中主要的朝代，每個不同，而尤以趙宋為顯著。說也奇怪，各朝代創業之主，雖憑軍事力量奪取江山，只有趙匡胤是個職業軍人。其他如漢高祖為亭長，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貴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數民族的領袖，明太祖是農民，他們的政治背景在創立帝業時先聲奪人。只有宋太祖趙匡胤以軍功起家，即創立朝代之日，仍是現役的高級將領，這與北宋之注重技術，企圖在中國歷史裡打開出路，不因襲前朝作風的趨向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從《宋史》的本紀裡看到趙匡胤幸造船務、觀製造戰艦、觀水磯、閱炮車、視察練習水戰、親授醫官黜其藝之不精者，前後不絕。他自己也武藝高強，騎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將的身分親自參加戰鬥，所以宋朝人也稱之為「藝祖」。

既作皇帝則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籌的表現。可是趙匡胤不以抽象的觀念籠罩事務。他作聖賢之君的觀念，能拿出來對真人實事發揮，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說實話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權，曾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各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漢高祖和明太祖的伎倆去屠殺功臣。在統一期間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長，也受優待，無歷朝的疑忌殺戮情事，據說他自己曾立有「誓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這一方面表示他的寬懷，一方面也由於他的自信。

趙匡胤受母親杜氏的吩咐，傳位於弟趙光義（太宗），終其身沒有因為繼承問題而在他左右產生各項陰謀。雖然這種記錄在趙光義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宮闈間的糾紛究竟比各朝為少。這三百一十九年內（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九六○年至一二七九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構成女患，宋朝也沒有宦官專政的情形。

對個人作褒貶，不是本書的目的。況且宋太祖趙匡胤沒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還不是完人。他飲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馬蹶墜地，他站起來就解佩刀刺馬殺之。還有一次他舉行露天宴會的時候下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見他也有粗蠻性格，他也會衝動而有時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趙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為它帝業的基礎，由來已久。雖然這不能說與趙匡胤的個人性格無關，卻也仍是歷史時勢使然。在這三百多年裡，中國有了一定的國家之目標，朝廷成為一個帶競爭性的機構。在這些條件之下，態勢顯然，用不著多番矯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較其他各代為開明。

趙匡胤在公元九六○年奉後周周恭帝之命去討伐契丹，兵至陳橋驛，距開封不及一日的距離，被部下以黃袍加身推戴而為皇帝。這種情形，與西方羅馬帝國的情形相似，在中國的五代也已數見。即是後周本身，也是在這情形之下產生，恭帝郭宗川，則是一個七歲的孩子，因之九六○年之政變創立北宋，沒有遇到抵抗，在中國歷史上也創立了一種不經過流血而誕生一個主要的朝代之奇蹟。

出征的軍隊既還回國都，宋太祖放棄了征伐契丹的計劃，這計劃也終身擱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開開封與太原（北漢）軸心間的戰事，也因對方的頑強抵抗而罷，他在位十七年之中著重以軍事力量，削平南方獨立或半獨立的國家。在他有自覺中，完成了一項「大歷史」的任務：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國南方的多數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有了一段長時間大規模的鬥爭，雙方都要作長遠的準備。因為趙匡胤的長遠打算，北宋沒有繼五代而為第六個短朝代。但是趙匡胤並沒有完全忘記北方的頑敵。他曾對趙普說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復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帶設防。這計劃到四百年後才由朱元璋指導下遂行。

趙匡胤所滅之國，有荊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陝西一部）、南漢（廣東和廣西）和南唐（江蘇、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錢謬所掌握的吳越（浙江及福建之一部）則僅納貢，錢也和他約定「三年一朝」到開封來拜訪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統治，福建的廈門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捲長江以南。

趙匡胤完成他局部統一之後，曾派官員到各處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間的土地。他也著令「均賦稅」，但是一般看來，他仍因襲五代的體制，只在局部的調整，沒有大規模的改組。他之沒有徵兵制，尤為各朝所僅見。他治下國家的力役，也儘量避免徵派於民間，而由「廂軍」（詳下）服行。宋朝創業之主用刑罰較前代溫和，但是對官吏的貪污則不假情面。然則他也說到「奉祿薄鮮，未可責廉」。於是他對各級工作人員一體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較其他各代為高。他所設國家儲備軍，中作封樁庫。他曾說：「俟滿五百萬緡，當向契丹贖燕薊。」他又曾向左右說：「我以二十四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很少的中國君主，會這樣坦率地承認人的私利觀，而且趙匡胤很明顯的知道國家經濟的力量龐大。他的積絹計劃，曾給第六個皇帝神宗趙瑣一種啟發的作用。約在一百年之後，神宗在庫房上題自製詩：「五季失圖，儼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庫的名號。三十二庫積滿後又成立二十庫。但是其祖先與曾孫都沒有看出：經濟力量固然可以翻變為軍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組織結構的各項原則，並不僅是二百萬匹絹，則可以敵對方十萬的精兵。這題目關係整個宋朝的歷史，當在以下各節分析之。

宋朝號稱中央集權。趙匡胤的作法，首重軍制與財政。在軍備上中央所統制的為「禁軍」，諸州之鎮兵曰「廂軍」；各地方的防守則為「鄉兵」。這辦法也沿襲於五代之「牙軍」體制。中央經常向各州鎮抽調其強壯兵卒，而將老弱淘汰。起先以「樣兵」召諸州選所部兵至闕下，以後則代以木梃，各州鎮有照身材招募訓練的責任，一到訓練成熟其後員就補入禁旅。禁軍雖為中央軍也按時派遣駐屯於各地，川流不息。財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樣的分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個部門。「使」為轉運使，其職責是將各地財物，輸送於中央。在朝代草創時又在各階段征服江南諸國時，這些資源竭盡其力地輸送於汴京，以致倉庫盈溢。有如《宋史》「食貨志」有云：「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襲五代體制，以樞密院主軍事，三司（鹽鐵、戶部、度支）管財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裡最緊要的官署。又以文知州軍事，並且打破了唐末以來地方首長派遣縣級官的習慣，重新整個的任命州縣官，因之又要著重選舉，是以宋朝的考試制度，採取三年循環制，已確實正規化。

以上各種設施都有刺激國家經濟的趨勢。宋朝在商業方面的收入，如茶樊鹽酒超過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鑄錢，貨幣之擴充，在太祖時已開始，以後迭增到年五百萬貫的數量，如是兩年的鑄錢數，就要超過四百年後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鑄之總和。如此一來，宋朝的礦產也打破以前的紀錄。北宋以開封為國都，南宋以臨安（杭州）為國都，專著重水陸交通的便利，在這一點沒有多方考慮到軍事上和國防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無（但是趙匡胤主張定都於長安或洛陽，因趙光義反對而罷）。

以上所述與一般歷史書並無出入。這又和「大歷史」有何關係？

從遠距離的觀點看來，第二帝國經過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間繼承著間架性的組織和體制，使這個扁平體的社會發育滋長。經過中唐之後，質量上的進步，使各地區參差不齊，其繁複的情形，超過初唐租庸調的系統所能概括。又在安祿山叛變前後，李唐王朝企圖重新掌握局勢的諸種辦法，如「括戶政策」，用募兵創設十個國防區，削藩鎮，成立神策軍，以宦官作監軍，都只有局部的功效，與其官僚制度和立國精神相反，而兩稅制只有一紙通令，更促進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國的出現。

五代十國是一種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稱為軍閥割據。然則軍人注重實際，以部曲管理場院，固然將稅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權的精神主持之，針對各處狀況，也能造成政府與民間的一種聯繫。又有唐朝留下來的一套法令，所以趙匡胤雖武人而能自制，又得了趙普這樣的一位賢相，定立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宗旨，就能將一個分裂的帝國，重新湊併攏來。其注重軍事技術與財政組織也成為北宋一貫的作風。

可是在諸事發展順利，統一依計劃完成之際，趙宋王朝也預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後的困難。以中央集權代替地方分權，又重新歸返到官僚體制，截斷了治理者與被治理者在各地區中一種自然的聯繫，並且各處數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術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面已經說及，中國已展開一種在南方以水運佔優勢的經濟體制與社會和一個在北方以畜牧為主的體制與社會。前者過於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數量上的優勢，沒有設想到兩者在歷史上長期的抗衡，可能決定於彼此在時間上和組織上堅韌性的差異。而且補給線的長短，也與戰場上的進出有很大的影響。

這些因素不可能由當事人一眼看得透徹，即使幾十百年之後，整理歷史原始資料的歷史家仍沒有看清。趙匡胤在公元九七六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傳統「蓋棺論定」的立場看來，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業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趙匡胤自己的一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廟觀兩廊所陳歷代名將的畫像，當場指示應當「功業始終無瑕」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寶等二十三人進升；張飛關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則特製塑像奉祀。這也與傳統的習慣，總是要哼吟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沉湎於一種悲劇的情調才算得有見識的態度完全相反。只是個人的傳記可以蓋棺論定，歷史卻無法蓋棺論定，也沒有功業無瑕的朝代。經過太祖的創業，宋朝的歷史留下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現象：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意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間經濟，也有突出的現象，它卻不能掌握這種優勢；它企圖注意實際，不受抽象的觀念所蒙蔽，而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領導之下，所產生的特出人物，偏是哲學家為多；而「學究」首先出現為一種官銜，其成為一種被譏諷的對象，也始自宋朝；我們如何解釋這些矛盾？

以下各節當提出我們初步的見解。但是即從以上的現象，也可以斷言以短距離近視界的眼光解釋中國歷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澶淵之盟

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去哈爾濱參加一個國際明史會議，在我個人講，這也滿足了一段心頭夙願。一九四六年我去東北，曾到長春，只以未能抵達迄北為憾。這次到黑龍江省，也算是幸運。過去從各種讀物遇到「松花江」和「黃龍府」的名辭，都已經感慨係之。而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也始終因九一八瀋陽事變而開始其顛簸與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還能看到這地區的安穩和奠定，已經有了一種快慰。而且從鐵路線看下去，很多地區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雜以各種行樹，帶著煙囪的紅色磚房則結構成各式村落，其形態在粗條的模式下有似於歐洲一些國家的情調。哈爾濱到飛機場汽車道二十多里兩旁行樹的絕對整齊劃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僅見。據說黑龍江的人口，在抗戰結束時不滿一千萬，今日則已三千三百萬。其中漢民族佔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數民族縱可能產生局部問題，在比重上已不屬重要，這種種發展，都證實我說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

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漢「沙文主義」。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之成為一種堅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初起時，純係一種朝代國家間的衝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國家的情緒才開始抬頭；德意兩國則遲至十九世紀才成為現代的國家。中國人之不重視國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更指出「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種傳奇式的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藉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獨特性。也等於今日之英國人為最先拓殖之土著與意大利人、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衝突。這種衝突並非等閒，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繫，也是成仁取義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蹟。他們的奮鬥，絕非由於一時感情衝動，不容後人一筆勾銷。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少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研究會）。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絕大多數讀者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系公元二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九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則難於辯駁。

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於這種著想。

這篇文字開始所說及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則在農業社會與遊牧社會的衝突的時候，初期遊牧民族容易佔優勢，大概由於他們的部落組織與軍事動員接近。可是他們戰勝多數民族之後，就容易被漢人同化。因為他們不能以一個流動的組織，去經常管制一個固定的社會。所以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國的國都之後即掠取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法物鎧仗以及宮嬪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頒布曆日統籌農業生產，以各種儀禮維持官僚集團的體系，以宮廷的富麗繁華去支持一種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與無意之中自動「漢化」。同時在同一面積之下，農業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遊牧的生產方式可比。今日黑龍江有三十四個少數民族，其人口總數卻只有一百二十五萬，也是由於這種自然趨勢的發展之所致。

本書以時間上的連續進展為線索，提到北宋，迎頭就有「澶淵之盟」的一個題目。我寫的既為「大歷史」，而刻下截前斷後的局勢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讀者很少聽見的一個名辭？在這裡我也要指出：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重新檢討歷史，並不是完全忽視歷史中的細微末節。有時這些細微末節間的層次與程序，可以影響到以後的發展至大，不過要經過細密的選擇與斟酌。蔣復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我們這一代在抗戰前後受教育，當日國運如絲最怕中途退讓，有「言和即是漢奸」的說法，對於歷史上的和談也一味支吾規避。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使我們不能忘記，直到西方勢力東漸，中國歷史的主題是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間的衝突。因動員即影響雙方的財政與稅收，因此又影響到國家體制與社會狀態。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淵之盟談起。

澶淵在今日河南省濮陽縣附近，在北宋時和今日距黃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開封，也不過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個皇帝真宗趙桓於公元一○○四年在此與契丹之遼議和。結果遼兵北撤，恢復戰前狀態。北宋則承認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其名義則是「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雙方又交換「誓書」，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並且約同「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這條約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聲明「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書中兩方都稱趙桓為「大宋皇帝」，遼主耶律隆緒則為「大契丹皇帝」，不稱遼。一般歷史家均盛傳盟時兩方約為兄弟，宋主稱遼太后為叔母，但此種稱呼不見諸誓書。

澶淵之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迭經爭論的題目，有些讀史的人認為宋朝不能在開國之初，一鼓作氣先攻下契丹，既承認遼政權的存在，又開「歲幣」之濫觴，以後兩宋之「積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強調澶淵之盟的得計者則指出，當日兵已攻澶淵（州）城，去開封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議遷都，勸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張強硬政策的寇準得到籌劃中樞的畢世安的支持，簇擁皇帝親臨澶淵，才能訂下這一段和約，茲後宋遼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況且以絹銀與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趙匡胤歷來的政策，一○○四年和約未訂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擔歲幣百萬之數，後來能以三十萬了事，出於意料之外。而盟約最重要的一段收穫則是沒有割地。石敬瑭於公元九三六年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內中也包括瀛莫兩州，轄今日之河間任丘等地，趙匡胤之前身周世宗北伐時已收復這塊地區，歷經趙宋保持，契丹稱之為「關南」，在和談時曾一度索還，被宋朝拒絕。因之後來真宗的歲幣每年向雄州交付，是為兩國國界，如此在和約的交涉中，南朝並不是毫無所得。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則這種爭辯，只有局部的意義，若從長時期遠距離著眼，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初年的發展，揭開了今後一段長時間的競爭。契丹之遼與女真之金以同一種由畜牧業所產生的政權，配合以新興的農業基礎，以今日的東北及熱河為根據地與南朝爭奪華北的地盤。趙宋的南朝則自信以南方的經濟和資源能戰勝對方，這種態度以趙匡胤所稱「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表現無遺。這長期間爭奪戰，不僅影響各朝代的進程，也與以後元明清各朝的登場有密切的關係，即使日本人之製造「滿洲國」，仍是企圖在幾千百年之歷史的舊題材中覓得一個新的藉口，作他們向大陸發展的工具。

同是這幾千百年歷史的運轉，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數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數民族所融化。在雙方全面動員之餘，中國的「第二帝國」在隋唐宋以來所展開的競爭性和外向的性格沒有找到出路，而被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國」明清的內向和非競爭性，此是後話。

刻下還待檢討的，則是何以十一世紀初年契丹與北宋會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局面。也只有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淵之盟可能。

在敘述宋太祖趙匡胤的經歷時，我已經提及他雖希望收復北方的疆土，卻終其身以先統一南方為前提。對北方的規劃，始於太宗趙光義。他於公元九七九年征北漢（山西太原迄北），這也是「五代十國」之最後一國。作戰時契丹之遼曾派兵助北漢。所以北漢一平，宋主就移師攻契丹，一直進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門外。雙方大戰之後宋軍崩潰。《宋史》稱「敗績」，《遼史》則稱「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次年宋軍捲土重來，又在莫州（今日之任丘）戰敗。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九八六年，除在正面進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規模發動側面的攻勢，也終沒有成功。

這三次戰役都有共同的特點：宋軍總是先勝後敗。在外圍和側翼作戰時，契丹雖敗仍然沒有放棄他們的鎮靜姿態。一支宋軍主力移師深入，遼軍才給他們迎頭痛擊，戰事非常慘劇，雙方高級將領陣亡重傷被俘之事經常有之。多次宋軍戰敗由於食糧與飲水不繼，有時補給線也被遼軍截斷。既獲全勝之後，契丹卻沒有組織大規模的反攻。在恢復失地之後只以少數部隊騷擾敵方。

若干非官方的歷史資料指出三次失敗之後宋太宗趙光義即決定不再攻契丹，而趨向和談。加之他在公元九九七年逝世，據說乃是以前作戰所負箭創發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記載也稱女真一度上書請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許，是為以後女真附遼的根據。而且西夏也與遼聯婚，對南朝叛順不定，終至成為趙宋之勁敵。

原來中國在唐宋之間對西方經濟的開發，有很大的進步，北方的少數民族在北方的經營也有類似的進步。阿保機（後為遼人稱為遼太祖）稱帝時（事在公元九○七年也即是朱溫代唐之日）已有高麗回鶻以及中國之吳越進貢，並且在九二○年制契丹文字。他不僅置城郭，並且多次俘虜漢人，充實他後方的根據地（掠奪人口是當日作戰時的常態，亦行於趙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漸仿中國風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後又將太祖所置的南北兩院大為擴充，也就是根據《遼史》的百官志所說「北衙不理民」的原則，對北方襲用部落的組織結構去統轄以下州縣。而「南衙不主兵」，則是在長城以南的地帶，以中國式的官僚機構，主持丁賦，但是民政與軍事分離。又允許在南部的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他們的軍備，也以契丹及奚人的「帳族」編為「宮衛」及「行營」。漢人則稱「轉戶」，每一縣都有一定的丁額，配屬於各「斡魯朵」（宮）。

在這種體系之下，遼國全國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契丹兵馬強盛，大半由於他們平時編制和戰時編制接近，有如《遼史》兵衛志所說「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核籍齊眾以待」，惟其內部簡單均一，執行起來才捷勁有效。並且他們的下層組織，「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其馬匹弓箭皆自備。又稱「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遼軍在耶律德光時即稱有騎兵五十萬，以上辦法恐怕不能經常維持。但是其組織粗樸，能適應於簡單的農村社會則無可置疑。與之相較趙宋採取募兵制，其後勤統籌，大部物資由江南運來。其外表新式時髦，可是推行於一個農村社會構成的國家裡究竟有很多不合實際之處。趙光義時開封的倉庫堆積的雨衣和帳幕有「數萬段」破損，可見得其軍事補給制度過於繁冗，不是當日社會條件足能支應。從各種跡象看來，與契丹作戰北宋已感到民間的負擔不易支持。《宋史》稱九八六年北伐失敗之後，朝廷於翌年「遣使市諸道民馬」。當日契丹不放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馬，其民間之困窘可知。一○○四年澶淵之盟既成事實，朝廷在收瘞戰歿遺骸之餘，也同時停江南所增榷酤錢，罷民間飛挽。

可是契丹採取戰略上的防勢，內線作戰，累敗宋軍，遠征敵境也究非所長。《遼史》兵衛志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的原則。一○○四年的作戰，由所稱睿智蕭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以蕭為姓）。她專政多年，能駕馭契丹皇族將領，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險。但是當日遼軍由遂城取安國經冀縣永年展開於清豐及觀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深入敵境七百里，後方的重鎮如任丘保定河間滄州卻都沒有攻下，看樣子只有先聲奪人的姿態，沒有與北宋作生死鬥的決心。況且指揮作戰的蕭撻凜又陣亡，則和議已是求之不得了。

所以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著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這種地緣政治的影響之下，我們今日旅行於瀋陽長春與哈爾濱，仍感覺得幾百千年歷史的陰影，仍不時出現於我們的腳跟後面。

王安石變法

公元十一世紀後期宋朝的第六個皇帝神宗趙頊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條例司（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創行新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樁大事。這事情的真意義，也只有我們今日在二十世紀末期，有了中國近代史的縱深，再加以西歐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於這種觀點，我們可以把這段歷史題材整個的拿出來重新商榷檢討。

王安石沒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說他「屬文動筆如飛」，又「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見聞的廣泛。其人既有如此才華，因之雖只做得中下級地方官，已得到文彥博和歐陽修的推薦，也有了司馬光、韓絳和呂公著的宣揚（後來除了韓絳之外，他們都成了王安石的對頭）。神宗於一○六七年嗣位，初以王安石為江寧府知府，六個月後調他為翰林學士，已有了御前顧問的姿態。一年之後又任他參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擬為副首相），專務「經畫邦計」。然而神宗是一個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復契丹和西夏佔領的國土（其實其佔領已在宋前）。他曾對文彥博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然則這富國強兵的著眼，一般儒士已把它當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蘇軾就說他「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兩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地說他「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滿朝重臣的反對。以後這批「反改革派」或被貶派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於一○七○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與他合作的只有韓絳、呂惠卿等，茲後被稱為「熙豐小人」（熙寧與元豐都是趙頊的年號）。一○七四年皇帝迫於眾議，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預，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調回開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個月，終被罷免，皇帝給了他一個公爵和節度使的頭銜，而實際的職位，則是「判江寧府」，也就是歸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個官職。

神宗於一○八五年初去世，繼任皇帝哲宗趙煦實足的年齡九歲不到，他未成年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廟號宣仁聖烈）聽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馬光、文彥博和呂公著，一時新法罷免殆盡。可是八年之後太后去世，皇帝親政，他趙煦又來一次翻案。他不僅重用改革派，並且奪司馬光謚，又重修「神宗實錄」，以便支持新法，一時反改革派人物被稱為「元祜黨人」（元祜是哲宗於太后聽政時期的年號）。

公元一一○○年趙煦去世時無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趙佶，即是後來被金人俘虜死在五國城（在今日吉林東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輕佻」之名，要不是朝議和命運的錯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畫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歷史上留名，作皇帝確非所長。他在位期間對新法也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也都身後復官。可是僅一年餘，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師居要職。他們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則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這時候徽宗趙佶也說「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於是朝中權要以「紹述」的名義，恢復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並且又慫恿徽宗將司馬光以下一二○人列為「元祜奸黨」，以後更擴大其名單為三○九人，鐫石於全國州縣，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與他們通婚姻，他們的子孫也不許來開封。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之外的第三個聖人。

於是「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這還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沒有放棄由於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爭執。最近何湘妃發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趙構朝又在修改「神宗實錄」和「哲宗實錄」，也還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後我們從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讀歷史，已無從確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時也無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確係能幹，而前者跋扈，後者諛幸，但是《宋史》把他們兩人一體列入「奸臣傳」裡，又未免太簡化歷史，並且蘇洵斥王安石等「囚首喪面」以論詩書，宣仁聖烈高後在《續資治通鑒》裡被讚揚為「女中堯舜」，也都是一面之辭，只能融合中國傳統以粗淺的道德觀念批評歷史人物的辦法，這中間只有至善及極惡。我們如被這些觀念蒙蔽就容易忽視我們自身讀史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刻下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十一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和這問題有密切關係而待澄清的，則是有些歷史家把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專制，解釋成為一個「封建社會」，極不合理，與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對題。封建著重地方分權，皇室只責成諸侯對中央有一定的貢獻，其采邑內部的處理，由他們自行裁奪，中國的傳統則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處向全民抽稅，我們稱之為「官僚主義」，這是一種中央集權的特殊辦法，迄今還沒有一部專書，縷列其中各種特徵。

我個人長期研究其財政與稅收的情形，則發覺這種體系，包括過廣，下面的單位過於瑣碎，在傳統的交通通信條件之下，官方無法確悉每一納稅人的資產，尤其無法追究其轉買頂當。至於抽累進稅，更是技術上為難的問題。於是只在鼓勵小自耕農各安本業，又竭力防制兼併，更以極低的稅率，扁平的向全國徵收。而且小民收入淺薄，也不能供應法庭審判的費用，於是民法長期間沒有進展，政府則提倡各人自我約束和對人謙讓。在行政方面說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講究效率。好在這些個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經典，也為官僚集團成員所誦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長時間歷史的根據。縱算理想與事實不符，只要全體官員將這些原則當作口頭禪，著重其內部之淳樸雷同，也仍可以保存這官僚集團的完整。

可是北宋開國以來，其朝代本身的特徵，已經和上述的情況發生距離。第一，趙宋王朝之為一個朝代國家，在中國歷史時最富於競爭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銀絹和緡錢作基礎，也就是其經理倚賴於民間經濟比較前進而靈活的部門，而把人力及食糧當作次要。第三，其稅收底賬根據五代十國間的數目字，比一般的將稅率提高，同時政府大規模開礦鑄錢，更使其數目字無法固定，也違反上述簡單均一的原則。

綜合這些條件，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在公元十一世紀已經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現代化的壓力。前面已經說過，宋太宗趙光義時代軍用雨衣和帳篷已經有「好幾萬段」在庫房裡霉爛。《宋史》食貨志又提出神宗趙頊時內殿庫房所積絹三十二庫都已積滿，更再積羨贏為二十庫。如此龐大的物資，實在有以用商業方式管理處置之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讓它和民間的市場交流。而民間商業的組織也可以藉此發展成熟，因之能對政府的財政經理和軍需工業作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西歐各國和日本的現代化，也都經過如此的階段。那麼王安石豈不是獨具只眼，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一千年，為甚麼他事實上會遇到這麼多的阻折？

在答覆這問題之前，我們先要知道所謂現代化，以商業的方式管理，或者說是推行金融經濟，在數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備若干基本條件。簡言之，則是先要承認私人財產權之堅定性，如此其下層機構內才有能確切加減乘除的公數。這說來容易，可是實行起來等於推行一種新的宗教思想，因為所牽涉的不僅是千萬人的生活，而是他們生活的宗旨。以西歐言，則經過宗教革命、政教分離才能達到目的。次之私人財產之享用轉讓，也要脫離專制皇權和宗法社會的限制與壟斷，不僅司法要獨立，而且民法也要徹底展開，諸凡婚姻、遺傳、負債、簽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產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處置，不僅法律條文具在，而且與民間生活習慣也不發生軒輊。北宋期間中書管民，樞密管兵，三司主財，所有重要的數字已經不能對照，而下面則是億萬不識字的農民，社會上又普遍缺乏中層機構，所以我們也用不著追問他荊國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貞忠謀國，已先可斷言他的籌劃不合實際了。

仔細參考《宋史》裡的敘述，我們也可以窺見新法失敗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內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稅。可是即在畿國的開封府，其測量就產生技術上的問題，有謂「時方時止」，縣內有山林，即無從著手。「免役錢」令百姓一體出錢，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間徵發的義務差役，可是鄉民無錢，也等於在農村推行金融經濟，而此時金融在城市裡反不能展開。「市易法」不能集中於批發業務，以致執行者自己成為零售商，到街上去賣果賣冰，甚至「賣梳樸即梳樸貴，賣脂麻則脂麻貴」，為神宗親譴責。「青苗錢」以常平糴本一千四百萬作本錢，等於農村貸款，春散秋斂，收息二分。但是無銀行主持，缺乏法庭處理貸款的權利義務。有些縣官就將整數交給若干農民，也不問他們願借與否，只責成他們彼此保證，秋後一體帶利歸還。甚至在執行時，若干縣份被指摘並未貸款而向農民一體索息。以上各種措施都有廣泛的利用金錢的趨勢，但是以集體負責的方式主持，實際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對。

說到這裡我們也可以再索問：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為什麼王安石這一「問題」會在三個皇帝兩個太皇太后之間醞釀得這麼久？原始的資料不能供給解答。我們只能據理猜想：當時人沒有我們眼光之縱深，卻也沒有我們這種宿命論的看法，會認為當日新法必不行。十一世紀環境的壓力，已經逼著他們找出路。同時新法中有些項目，要是根據各地特殊情形有選擇的局部施行，也並不是完全虛枉。王安石的傳記裡說他在見神宗前，曾為鄞縣（寧波）縣令，就曾試得過青苗錢，最低限度在短期間內確有效果。如此可能引起熱心的皇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從中作梗。並且每次朝廷改變宗旨，也確是權臣擴張勢力扶植私人的機會。可是我們仍不當忘記，在中國官僚主義的體系內，政府局部的經商，通常沒有好結果的。王莽、桑弘羊、韋堅和劉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兩方面的距離都相去過遠。

王安石新法失敗的後果，超過過去一般讀者之所想像。三百年後明太祖朱元璋放棄第二帝國開放性的財政設施，而採取一種保守性和收斂性的體制，與他個人對王安石的反感有關，這種反感見諸文字。

涉獵於大歷史，我們也覺得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尋味之處：試想九百年之前，中國即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而當日歐洲，尚停滯於中世紀的黑洞內。這和本世紀兩方的懸殊相比，前後相差何遠！然則在這關頭我們要擺脫宿命論之看法的話，則更要認識地緣政治之重要。中國的官僚主義，是亞洲大陸主體的產物。其政治體系既要管束億萬農民，又要對付森林地帶和草原地帶的少數民族，就只能注重數量無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變而成為一種輕而駕巧帶商業性的組織。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國歷史提前九百年到一千年的話，則我們這樣一個大歷史觀念都不能存在了。

靖康恥

宋朝第八個皇帝徽宗趙佶於公元一一二五年金人進逼汴京之際倉皇傳位於皇太子趙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趙桓成為歷史上的欽宗。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擄去，終身監禁達三十年之久。

其實徽宗也未漏網。一一二六年，也是靖康元年，欽宗搜括開封市內的金銀貢獻於金軍，承認割讓北方太原等三鎮，敵方後撤，京師解嚴，太上皇徽宗為群臣諫勸表示團結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開封。不料朝廷尚在和戰未決間金人捲土重來，這次他們不再與趙宋交涉，竟擄獲當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雖然這事發生於一一二七年初，通常歷史家公認北宋亡於一一二六年。此後徽欽二宗先後死於五國城（今日中國之東北角）已不在話下。

只有在這紛亂期間徽宗之子欽宗之弟康王趙構能夠舉兵脫逃，在南京稱帝，是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於江浙沿海一帶，有一個時期亡命於海舟之上。後來總算定都（只稱「行在」）於臨安（杭州）。又直到一一四一年秦檜的和議成功，趙構向金主稱臣，每納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又認定淮河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一二七九年亡於忽必烈之元，先後延宋祚又一百五十三年。

靖康這悲劇性的年號千古普遍地流傳，大概是由於岳飛所填詞《滿江紅》有「靖康恥，猶未雪」字句之故。既稱之為「恥」，則是不應當發生的事蹟，竟讓之發生。一一二六年斡離不進軍開封之際，兵力不過六萬，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師，號稱二十餘萬。只是和戰之計倉皇未決，以致人心瓦解。當時如果持以恆靜，何至如此凌受羞辱？這樣子的分析與辯駁，已經有很多歷史學家先後為之。並且追究責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則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歷史家鋪陳往事，其主要的任務是檢討已經發生的事情之前因後果，不能過度著重並未發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機緣也可能發生，並且可以產生理想上的衍變（除非這樣的揣測提出側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補正面觀察之不足）。並且金人入主中原，「廢」北宋皇帝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們亟要找得眾所公認的原因，專門相信當時人個別追究責任維持己見的說法，很難與今日的理解符合。

從這種立場，我們可以看清：趙宋王朝三百一十九年與邊區少數民族所樹政權的周旋，經常站在被動地位，因其不能戰，也難能邀得對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遼既已三度失敗（詳「澶淵之盟」），一○四一年契丹又準備南犯，富弼的交涉，總算不辱使命，但是還是以增歲幣了事，到頭仍是軍事力量不夠。北宋不僅對契丹之遼及女真之金如此，他們對以西羌為主體組成的夏國也不能採取主動。其軍事行動，經常曠日廢功，敗兵折將。神宗朝的戰事，連亙十四年，竟留下一段「官軍、羯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的紀錄，趙頊一聞前線受挫折的戰報終夜繞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議和時宋朝仍承認歲「賜」銀綺絹茶。

南宋的軍事與外交，也無起色。「靖康恥」之後，岳飛父子即成為一一四一年和議時的犧牲品。只有一一六五年宋金又交兵，勝負未決之際和議成功，金人讓宋君稱皇帝，稱金主為「叔」，自稱「侄」而不稱臣，歲幣也不稱「貢」，且減十萬，宋人以為這是「正敵國禮」，如此收穫已經值得驕傲。也只有在這戰事期間，岳飛才復官改葬。可是一二○七年韓佗冑北伐失敗，金人要他的頭顱，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屍，將他的首級封函畀金。同時歲幣也增至六十萬，而且還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議的秦檜「復爵謚」。又直到蒙古敗金時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議絕金歲幣，但是以後南宋之聯蒙古伐金也和北宋之聯金伐遼如出一轍，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無法爭取主動。

這前後一連串的事實聚看起來，實在是違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極粗率地估計也應當在一億以上（一○八八年有「丁」三千二百餘萬。一○七九年籍保甲及民兵七百一十八萬），而常備兵兵數在十一世紀中期之後，經常在百萬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陳賈似道三策，仍稱江南之兵抽之過江「可得六十萬矣」。契丹女真與蒙古，無此龐大的人力。趙匡胤謂契丹精兵不過十萬，靖康元年金軍圍汴京時，其人數也只六萬。據中外學者的研究，蒙古勢力最高潮時，其人口亦不過一二百萬之間，可能近於百萬。即算女真遷都開封其版籍達到最高點時曾稱管轄人口達四五○○萬，按照兩方控制的地區，其人口仍應低於南宋，而且內中絕大多數仍為漢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經濟力量，少數民族不能與多數民族相提並論。十二世紀及十三世紀中國將南方的水利絲茶瓷器漆器的生產發展到最高程度，開封與臨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較之世界各處並無遜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學者仍盛稱宋朝之中國經過一段「文藝復興」與「商業革命」。雖然歷史上的遼陽和北京，已於此時創建，因其非商業上的城市，仍無法與南方之大都會比擬。即算南宋需經年向北提供歲幣，其銀絹五十萬兩匹之數仍只佔國家收入之一小部分（專家估計歲幣達到一百五十萬時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二％）。並且兩方的榷市時，雖然銅幣流入北方，銀兩仍流入南方。即在戰事失利時，宋朝並無物資缺乏的徵象。《宋史》「食貨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變法期間各倉庫實際豐溢超過儲藏的量限。哲宗時蘇軾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即在徽宗時，「蔡京傳」裡仍指出︰時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金錢物資既已積蓄豐富，則要經常流通，經濟的幅度才能寬裕擴大，彼此有循環性）。所以他對徽宗說：「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所以宋朝的富裕超過以前各朝代。

宋朝的人口與物資，不能有效地動員，以致軍事與外交，一蹶不振，成為歷史上一大悲劇，迄今尚缺乏一部綜合性的著作，詳細檢討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過細，忽視傳統中國以「經濟」為官僚主義管制的辦法。包括國計民生之種種切切。傳統中國學人之治史，則先以道德觀念阻塞技術上的檢討。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寬，即以《宋史》「食貨志」及「兵志」參考對照，也可以產生一種概念，知道現代金融經濟，需要詳確的法制維持，先要確定政府徵兵抽稅的權責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財產之不可侵犯，然後國民經濟，足以構成服務性質的部門，包括交通通信保險及僱用律師等等也能作側面的監視。征之西方現代國家之經驗，如此政府大規模的舉措，才有民間組織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成為一種健全的機構。宋朝最前進的部門如貨幣及物資之流通，已有此需要。但是其落後的部門，如以小自耕農作生產的基礎，衙前及胥吏的知識與能力，遊民及失業者之維持，又談不上追求這樣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資財愈積愈大，中層的服務愈為鬆懈空洞，終演成一個數目字上的膨脹，其癥結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傳統儒家與法家的爭執不能暴露此問題之真象，其情節特殊，也是中外歷史所僅見。

傳統的官僚主義，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為「聖旨」，則實際上徵兵抽稅的權力毫無限制。《宋史》「食貨志」裡說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就表現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稅收權力無限制，其成算純靠上端向下端加壓力。政府經商，財政部門的商業化，更無從合法合理。「食貨志」又云：「自熙寧以來（神宗用王安石的時代），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表糴、兌糴、寄糴、勸糴、均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統，全根據一時一地的需要，甚至其立法權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軍人掌握之中，宋朝開國時用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徵弓箭手（當日『弓箭社』是華北民間自衛的組織），責義勇上番，已兼用徵兵。「兵志」裡也說及甚至神宗趙頊自己就覺得不妥。他曾提出府兵應與租庸調「相須」。亦即是要徵兵，則要堅持小自耕農的經濟體制，計戶口抽稅，以低稅率實物徵取（這也是當初遼及金的原則）。所以司馬光就說：「今既賦斂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借其身以為軍，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論調。以後迫於需要，只好重複並用。連皇帝也妥協地說出：「須豫立定條法，不要宣佈，以漸推行可也。」這也是兵員與稅額即民間義務由上級提示增加，其下層組織，更缺乏條理的明證。

官僚主義的辦法，既無客觀的條件考成，只有向下級一體追究責任，於是強迫臣僚謊報掩飾。一般情形向軍政機構報兵少，以減輕責任，向財政機構報兵多，以爭取糧餉，校閱時則請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賞，於是東路憲司前後論列，誕謾滋甚」。甚至「兵數十萬者，虛數也」。「食貨志」裡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諫官范縝已上疏，揭露「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來，如「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顯然的沒有這樣多的官位，容納如許的人員。但是軍隊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閭裡惡少為奇兵，正軍反擔任後勤的工作，更無法追究。「靖康恥」之前夕，山東的臣僚指出梁揚祖在山東所報民兵「所奏二十四萬與十一萬，殆虛有名」。童貫手下的「河北將兵，十無一二，往往多招闕額，以其封樁（預算下的節省）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時造成一種離奇的現象：各府庫所蓄皆為「聚斂」，民間反有「錢荒」。政府鑄錢造幣原為信用的籌碼，其稅收既無限制，行政效率又專恃政治壓力，則整個的違反了金融經濟的原則，只逼著自己的信用籌碼，回到自己的府庫，既通貨膨脹又通貨緊縮。全漢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業，一般進多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員的放債收租以及政府的隨從如生員術士遊客的生活費抵償，嚴格說來，也是用稅收支持一個大規模的消費市場，在物價高漲的情形下，對全盤的經濟害多利少。

因之軍隊的兵員素質、士氣及戰鬥力都只有每況愈下。宋太祖曾以「樣兵」作標準，責成各鎮供給中央的禁軍，後來代以木梃。至一○三五年發餉還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級。以後就缺乏這樣的選擇性，以難民為兵，以囚徒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發生。其人員的素質既如是，器械也是濫竽充數。一○七三年神宗設軍器監，原望提高並標準化兵器質量。其所製「神臂弓」，實為強弩，以兩種木材併合製成，絮弦也用絲麻兼用，據說對付騎兵有實效。但是各方請樣件，軍器監就說運輸不便只以樣圖交付算數。

我們不能說宋朝的軍威不振全是官僚主義作祟，如宋都汴京，對山西的山地沒有有效的控制，北方的防禦失去地利之效。遼以兩院統制，金以猛安及謀克戶（女真人之地方首長）與漢人雜居，兼有遊牧民族及農業生產之長，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無。《遼史》「食貨志」稱「馬羊不許入宋」，雖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張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即畫出汴京的大車以水牛駢拉。顯然的宋軍馬匹之供用，已受限制。並且趙宋強迫作戰區域的人民南遷，放棄的地帶則為「禁地」，南方的稅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臘宋江的反叛。然則綜合各種因素，我們仍認為政府組織與作風最妨礙軍事機構發生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況混亂，各處盜賊與獨立自主的軍隊不可區分，倒出現了能戰的將領如岳飛及韓世忠。他們不受官僚主義的羈絆，以戰養戰，才徹底發生力量。也因為如此他們終為秦檜所不能容。

這種官僚主義為一種歷史的產生，簡單說來，也是一種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政治組織，缺乏適應性去掌握一種多元的而經常成長改變的城市經濟。不僅趙宋如是，以後契丹與女真也蹈此覆轍。陳述研究前者，盛稱遼之「封建因素成長」。陶晉生研究後者，則稱金南進之後女真民族腐化及其衰弱的情形與北宋相似。其實在會得之間最顯明的趨勢則是一種極簡單的中央極權體制無法支配一個逐漸帶近代型的經濟。怪不得《遼史》食貨志說及「及至末年經費浩穰，鼓鑄如舊，國用不及」。而金的紀錄更低一籌。彭信威的研究，其通貨膨脹達六○○○萬倍。

賈似道買公田

《宋史》「奸臣傳」一共四章，列舉奸臣十五人，又包括他們的子弟等七人，一共二十二人。內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確、章淳，也有慫恿徽宗揮霍的蔡京，和李綱為難的黃潛善和汪伯彥，置岳飛於死地的秦檜，一意北伐的韓佗冑。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兼都督的賈似道殿後。我們今日重新檢閱他們的事蹟，很難證實各人的「忠奸」，確如作史者之所論列。但是以上十五人為當時人及作史者認為是輿論之所不容，則是事實。而且將他們擺在一朝國史之後，顯然的已認為朝代之覆亡，應由這些奸臣負道義上的責任。

賈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備了傳統壞人的典型。並且他的姊姊賈妃有寵於理宗趙昀，又是靠裙帶關係陞官。後來就入相出將，成為了一代權臣。他個人愛聲色，年輕時常在西湖上張燈作宴，晚年尚起樓閣亭榭與諸妾鬥蟋蟀為戲。他在國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於一二五九年。當時他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分到漢陽指揮軍事。他密遣使向敵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應南宋皇帝稱臣納幣，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後來稱憲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國爭皇位，才倉皇許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賈似道虛張大捷，回朝進少師，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稱帝建元中統，派人向南宋徵歲幣，來使反被賈似道拘禁。茲後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賈似道也真有粉飾太平的本領，於是又十多年，一二六四年度宗趙基嗣位，這已經是一個三歲不到的小皇帝。賈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師。一二七五年的春天，元軍（一二七一年蒙古才稱元朝）已取得長江中游，伯顏的大軍已向下游進逼，賈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慶降元（此人後來率宋軍參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還整備船艦向蕪湖進發，可是他向伯顏求和既被拒絕，江上大軍又不戰而潰，於是只好遁居揚州。這時候臨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紛紛請誅殺賈似道謝罪，執政的謝太后才將他貶官為高州團練使。傳統政治裡的貶官逐放，常埋伏著獄禁之中暗殺的動機。本來寫賈似道傳記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結束。只因為賈似道是一個如此的奸臣，倒要寫出來私自將他處死的乃是志願械送他的縣尉鄭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為千古讀史者所傳誦。

替奸臣說公道話，不是本書的目的，即暴露傳統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們重新檢討歷史之主題所在。我們提出賈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國財政史和經濟史裡一段重要的環節，不能為賈個人的行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從各種跡象看來，傳統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已達到極高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作於北宋覆亡之前夕。從圖上看來，當日汴京商業發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戶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築舟車橋樑較之二十世紀之中國任何內地的都會，並無遜色。即以船舶之來往，貨物之上卸，各種匠鋪之作業情形，至少也可能與當日西歐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個半世紀之後，馬可波羅在南宋覆亡之後三十二年內抵達當日之臨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稱為「行在」，馬可波羅則譯為Quinsai ）他曾說：「毫無疑問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寬敞，有運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溝渠排水，已經給這威尼斯（也是當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觀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讚不離口的則是中國的富庶表現於數量之龐大。不僅都會裡市廛櫛經，而且鄉間裡也有無數的市鎮，為歐洲所無。

馬可波羅的敘述，有煽動性，一般讀者懷疑他的浮誇。可是最近法國學者Jac-ques Gernet將他的回憶和同時的中國文獻如《都城紀勝》、《夢粱錄》和《武林舊事》比較，又發覺其中很多細節，可以彼此印證。他整理後，所綴成的十三世紀杭州，確是生動活躍，富麗繁華。迄今我們還能查悉當日通衢街道橋樑的名稱，和巷弄裡發售最優等紙扇的店舖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十二世紀初年不到二十萬逐漸增加，突破百萬大關。而當日歐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數萬，已經不得了。所以Gernet發問：當日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進的國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六千萬，佔地有今日法國面積之四倍，文化已到達最光輝的階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會在歷史上表現一種劇烈的挫折？

而其實Adam 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二百年。他作書時也去馬可波羅讚羨中國時約五百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國雖然在五百年前出人頭地，茲後就無從繼續其優勢。

Smith 並沒有講出當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經指出中國的法制，必有阻礙人民繼續增加財富的癥結之所在。

我們今日提出賈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這癥結由於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著重於掌握大量的農民，缺乏現代組織與技術的能力，尤缺乏適當的意識形態去主持商業化的財政。上述兩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漸提及。南宋末年，財政與稅收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僅杭州市內的繁榮於國事無補，即長江三角洲裡的農業財富也無法動員。賈似道之犯眾怒，並不是單獨的由於他合計敵情錯誤，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佚，而大部是由於他在理宗趙昀的最後兩年，倡議「買公田」，等於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並且又由他主持發行最後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宋史》「奸臣傳」說到最後與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鑰向臨朝稱制的謝太后責他應死，稱：「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見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門戶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這事態之背景，我們又要從康王趙構南渡做皇帝說起。

趙構之成為日後的高宗，初時並沒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應到金軍裡去為人質，只因父兄被擄，才自立為帝。除了哲宗遺孀所謂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認外，他的帝業並沒有任何合法的根據，在南方也沒有權臣擁戴。他手下人既主戰主和不定，他自己也無錢無兵，這也可以認為是宋朝過度中央集權的後果。所以他剛從揚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擔任宮衛警戒的軍官叛變，逼他退位，而立他一歲多的小兒子為帝。等到韓世忠勤王，他才能復辟。並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覓海舟逃命，直到公元一一三五年在臨安建太廟，才算替南宋立都。當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劇盜的手裡，高宗的軍隊大都由這些部隊改編，當時戡亂及求和擾攘約十餘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沒有一個機會將財政稅收重新組織得合理化。

《宋史》「食貨志「內中抽出的「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和「板賬錢」為歷史教科書前後提及。其實這代表朝代草創時籌款的辦法。一般從既有的稅額，增派附加。初時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後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徵收官廳辦事的手續費，與贓罰並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駐軍提出定期的供應，「每月樁發」。這些名目給南宋政府一個立足的機會，卻不是財政史內重點之所在。至李心傳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時候，已是十三世紀，也是南宋的末葉。他還提及北宋初年，東南只向汴京每年供應二百萬緡。到他的時候，四川不計，東南的經制錢和總制錢已共達一四四○萬。可是他沒有指出的則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賣公地，以後則靠印行紙幣，及向民間強買物資（和糴）維持，迄至最後，一○○○萬緡只能買米一萬多石，而政府也無從以稅收及專利於鹽酒礬茶平衡其開支。

南宋的紙幣已經全漢升詳細研究。即以會子（尚有川引、湖會和淮交分別行使於其他地區）而言，大概從高宗後一百年（公元一一六三—一二六三年）流通量增加三十二．五倍。但是會子原應三年一「界」，屆期以舊幣換新幣，其中有以二換一和以五換一的情事，所以其貶值也應當積累的計算。可是有時政府也出賣金銀使法幣回籠，有時又新舊兩界同時使用，所以其法定價值亦無法計算。從全氏提供的資料看來，則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三緡為常情，一百年之後有提到三百四十緡，七百緡及一千緡一石的文字，其貨幣貶值已超過三百倍。我們今日經過貨幣惡性膨脹的經驗之人士或者不會對這情況認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紀市場狹小，交通壅塞的條件下，則已是一個極端的威脅。米一石要值錢一百萬，就足夠駭人聽聞。況且貨幣貶值，等於變相加稅，其負擔常轉嫁於貧民。政府既捉襟見肘，對應支付的項目也只有剋扣。全漢升就指出一個例子：一二三五年有一個朝官辭督視軍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貨幣貶值，軍費短絀，因之督視與不督視，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裡提到募兵，又有這樣的一段：「所司莫能體上意，執民為兵，或甘言誑誘，或詐言賈舟，候負販者群至轍載之去；或購航船人，全船疾趨所隸；或令軍女冶容誘於路，盡涅刺之。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往往聚丁壯數十，而後敢入市。」這段文字作於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還說「官降錢甚優厚」，讀者可以根據前後情形推斷通貨膨脹的一般後果。

賈似道買田的方案行於一二六三年，去高宗退位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軍入臨安也還有十三年。買田的地區限於平江（蘇州）到嘉興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間長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區。所買的田地為每戶二百畝之外的一／三（即八百畝須賣官二百畝，一千四百畝須賣四百畝）。付價根據一個複雜的公式以紙幣以金銀僧道度牒（可免稅也可轉賣）及告身（榮譽頭銜的文憑）。買田的目的則是免除以後之造楮（即紙幣）與和糴，預計所收租已能解決當日的財政問題。賈似道以他自己家產一萬畝先倡。其執行的成果，經過無數的抨議。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齊東野語》內載的一段，使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計劃以一段極短的時間施行（半年之後即已買進三百五十萬畝）。技術上最大的困難，尚不只於買田，而是買得這些田土之後，官僚機構無確切的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賈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還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議就將官田賞與佃農而向他們徵兵。

但是這些官田始終沒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賞賜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一百年後，朱明王朝也沒有對之作合理的處理，仍成為日後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見於顧炎武之《日知錄》，也見於今人周良霄所作論文。

有了北宋與南宋兩重經驗，我們就知道當一個農業國家的行政系統發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發揮其所轄的經濟方面最前進部門之功效的時候，只有改用商業管制的辦法，才有出路。此時政府的功能漸趨繁複，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經費也必須擴充。因其超過舊式農業的範疇，也不能以現有稅收對付，又只好發行公債，因之則引起代議政治司法獨立和其他跟隨著一串的組織與運動。

徵之先進國家的成例，這種發展必待市民經濟成熟，其組織結構能產生領導力量，成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歐洲的事例言之，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抬頭。所以法國歷史家Fernand Braudel曾說：「資本主義之成功在它與國家串通一氣，它本身即成為國家。」。中國在二十世紀尚未達到這階段，遑論十三世紀之南宋。至於舊式官僚機構，又與所掌握的農村缺乏經濟上嚴密的聯繫（有如封建或Feudal）則很難確切的掌握其資源。最近英國歷史家之研究，則發現都鐸王朝及斯圖亞特王朝時封建業已崩潰，資本主義尚未登場，皇室以一種官僚機構管理地產，發生無數的技術問題，也不是貪污無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賈似道身死家毀，已不置論，將他認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則又是以道德的名義簡化歷史。

今日我們重新檢討這段歷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國人揚眉吐氣，但是也應當令人感到頹喪。我們要記著蒙古人於一二七九年滅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順帝在徐達兵臨城下時，集三宮妃嬪奔漠北，成為一個被驅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蹟之所無。只是有了這些經驗，明太祖朱元璋才拚命復古。他的財政稅收政策，都以經濟上最落後的部門為基礎，和趙宋立新的精神大相逕庭。這和我在「開場白」所說的今日中國已是「雨過天青」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不過這些環節都能夠前後連貫。如果我們以這種眼光讀史，則更能體會中國大歷史的特點。賈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環節之一，非窮究則難能瞭解歷史中的縱深和曲折，因之也難看透中國歷史長期的合理性。

道學家

一二七九年元軍與南宋的殘餘艦隊海戰於廣東新會南之崖山。最後元軍合圍，宋左丞相陸秀夫負著他所立的帝丙——一個七歲的孩子——赴海死，宋亡。這不僅是一個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這劃時代的一二七九年也給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傷心的一頁。一般講來，中國都市物質文化在宋朝時達到突飛猛進的最高潮，茲後就再沒有表現這種傑出的姿態。在科技方面講，中國的拱橋、建築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艙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艙、航海之用指南針、踏水輪之船艦、火藥、三弓床弩、占儀、水鐘和深度鑽地的技術，而極可能的煉鋼爐及水力紡織機都已出現於宋代（後二者之圖片，見於一三一三年之《農書》，去宋亡只三十四年）。撫今追昔，我覺得胡適所譯拜侖之《哀希臘歌》兩句，很相近的表達了我們對趙宋王朝的一種類似的情緒。此即是：

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餘！

為什麼這一般好形勢，不能繼續？我們不能將責任完全推到少數民族身上去。遼、金、元戰時對中國的破壞，程度不深。戰爭一停止，也們也致力建設。如果說他們沒有打開局面，則在他們後面明清兩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來的高度進展。

這樣一個龐大的問題，本身已抽象，當然各有諸子百家的解釋。譬如英國的漢學家Mark Elvin就認為傳統中國農業生產，在技術上原有很多可以增進的地方，但是到了某種程度之後，勞動力投入多，而增進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後來勞力增加，收穫只供食用，同時中國的經濟過於龐大，也不容易作質量上的改進。這樣的解釋，不能說他不對，可是很難令人相信這已經全部解答了這一個龐大的問題。

我的解釋也只能跟隨著本書縱談大歷史的立場，提出和前後文銜接的兩大因素。一則中國的財政無法商業化，因之傳統社會，不能進入以商業法制管理的階段。另一則是思想上的內向，以理學或稱道學為南針，先造成一種收斂性的社會風氣，這兩者互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開始顯示登場。

關於財政不容商業化，已在「王安石變法」一章論及。其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官僚政治，無從個別的而且確切的保障私人財產權益。其背景則是以大量小自耕農作當兵納稅的體制不能廢除，中層缺乏有效的聯繫。既無財力遍設法庭，也不容各地依地方習慣自創系統，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師。如是司法與行政不分，縣級官僚萬能，他們所能掌握的也是簡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則靠宗法社會的家族首長支撐。不僅宋朝如此，明朝十六世紀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裡明寫出：「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這樣一個法官，尚未開堂審案，就已將他自己的偏見明白寫出，也只能在中國出現。其結果則是真理與威權，全是由上至下。負擔最重的人們，也是最無力負擔的人們。而且這種體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環境作主，一有變態則毛病與問題更不可爬梳。前面我們已經檢討過宋朝的折稅與和糴產生「以錢較絹，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的情形。傳統中國又從未開設商業特別的法庭，商業資本不可能在這種環境裡繼續集累。因其缺乏組織與結構的縱深，商業也只能大體保持原始的農村內的企業形態。

於是相對於現代西方社會的長處有如經濟多元化，中國則以普遍的種米麥備飢荒為著眼。長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無普遍的製造高級商品之可能。工資既無法增高，也無發明節省勞力的機械之必要。這種種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後擔任科技之設計者一般為匠役，而不是有學識的專家。

我這一段仍在談宋史，更要著重理學之興起。可是剛一扯上這題目，中外學者都認為這屬於哲理分析的課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種歷史產物。

宋元理學，原稱道學，《宋史》即有「道學傳」。但是道學這一名詞為時人取用，似在南宋。一一八三年吏部尚書鄭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監察御史陳賈也對孝宗趙春說及：「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及謂己獨能之。」他們攻擊得最嚴苟的對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繼承北宋程頤之學。「道學傳」就說：「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頤受學，周敦頤所作的《太極圖說》則間接的得自五代至北宋初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稱「華山道士」的陳摶。所以以上諸人，而更有張載，因為他也極端地崇仰二程，都受有陳摶的影響。《宋史》「隱逸傳」則說及「摶好讀易，手不釋卷」。所以理學以儒為表，以釋道為裡，在正心誠意之間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又歸根於一種宇宙一元論，更提倡有一則有二，有陰則有陽，有正即有邪，都與這受學的源流有關。

朱熹是一個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裡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裡面看出他為人精細，處置事件也有條理，所以孝宗曾說：「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可是他一列於廟堂，就品評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親的遺志，主張拒絕向金言和。後來他卻反對韓佗冑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樣的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而標榜「言規恢於紹興之間（一一六二年前）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一一七三年）者為邪」，這已經將一個技術問題當作一個道德問題。他在一一八八年諫孝宗：「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這已經相當唐突。而他接著以解釋皇帝之無成就乃是修養的功夫不夠。「無乃燕閒蠖蠖之中（退朝無事的暇時），虛明應物之地（心靈與外辦接觸時），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以致「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他的建議則是「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欲耶？」

這段文字充分的表現著一般理學主靜主敬的態度，也強調著個人心情凝靜時，在思想與行動「將發未發」之際，不可錯過機緣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與周敦頤所說「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這類似宗教經驗的虔誠感應，在朱子看來，與大學所說的「正心誠意」可以融會貫通；也和孟子所謂「養氣」互相發揮。但是朱熹不以為這種方法出自個人經驗；他也不以之對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為一輩子及以下所有讀書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之交，中國面臨著一段艱苦的局面：一個龐大而沒有特長的官僚機構，無從掌握一個日趨繁複而多變動的社會，在全面動員長期預算膨脹下，南宋已經險象環生。而以財政上的紊亂為尤著。朱熹指出這些弱點非不真切。同時他做地方官的記錄，也證明環境需要破除陳規，以便對專門問題，找到合適的解決。他不強調這些技術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學半哲學的領域裡做文章，因此產生很多不良的影響。

周密說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學的人物之作風：「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桿邊者則為鹿材；讀書作文者則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則為俗吏。其所讀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說、東西銘、語錄之類。」，這些人的功業則是「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輯語錄．．．稍有議及其黨，必譏之為小人。」，最後則「其後至淳祜年間（度宗咸淳，恭帝德祜，包括元軍入臨安前十年）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憒憒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為道學君子也。」

又加以傳統政治制度的設計，採取間架性，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為「天顏」，他的命令則為「聖旨」。朱熹之所提出，事關整個儒家經典所綜合之樞紐。既見於他的奏疏，也聞於他主講的經筵（皇帝座前的讀釋經史）。朝廷無法等閒視之。要不是全部支持它，就要全部否定它，因之也給朋黨鬥爭留下了一種工具。朱子歷仕高宗趙構、孝宗趙春、光宗趙淳和寧宗趙擴四朝。每朝之間他都產生了大小的糾紛，要不是得罪皇帝，就是冒瀆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後又外派，剛作殿前文學之臣又作宮觀的主持人。最後他在寧宗朝得罪韓佗冑，落職罷祠，於一二○○年逝世。道學也一度被趙宋政府斥為「偽學」。可是一二二四年趙昀繼寧宗為帝，是為日後之理宗。韓佗冑已早死，理宗自己又崇拜朱熹的著作，他曾說：「恨不與之同時。」於是追贈朱熹太師，又和周敦頤二程張載同從祀孔子廟。茲後朱熹所注的四書，也為歷代開科取士的標準，他也可以說是繼儒家的正統。

理學迭經現代學者研鑽。周程朱張的學說出入於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張載所謂太虛無形，氣有聚散，朱熹綜合前人學說，闡揚氣與理之構成各物最為中外學者稱道。因為所敘牽涉哲學，也近於各個人的人生觀，我們不能遽爾說它對與不對。而且它在好幾個世紀使中國大多數學人相信儒家的倫理觀念不僅有自然法規的支持，而且本身就是自然法規，我們不能不讚賞它力量之龐大。可是我們在二十世紀末期，正在清算傳統的政治設計，亦即一種主為法制與經濟的體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層機構賦予下層的辦法，不能不對和這種設計互為表裡的思想系統徹底批判。

理學或道學將倫理與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為一體，在一二○○年前後仍與歐洲思想界不分軒輊。可是歐洲在一六○○年前後已將有關於倫理之理與物理之理劃分清楚（此亦即Joseph Needham 所謂Natural Law 與Law of Nature不同），而在中國則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總代表的理學或道學不承認宇宙間各種事物有他們力所不能及，無從解釋的地方。馮友蘭之《中國哲學史》內十一至十三章，摘錄以上諸人語錄一百九十八則，每則都出於肯定的口氣，似乎人類應有的知識，都在他們確切掌握之中。這種態度無疑的已受當日皇權萬能的影響（參閱「何以改革者又是書獃子」一章），即此一點已與科學精神背馳。如是理學家或道學家所談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與具體之物混為一談），只能美術化的彼此印證，不能用數目字證明。其結果則有如Needham之所說，朱熹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已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

（在這裡我們也可以推廣Francis Bacon 所說認為現代科學實為不斷的懷疑Per -sistent Disbelif之成果。）

而本書曾指出中國的第二帝國（隋唐宋）表現一種開放性格，第三帝國（明清）表現一種收斂性，同時文化的風尚，已開始內向，其實後者思想上的根據，已在理學或道學肇始。

周敦頤曾在北宋神宗時代作中下級地方官，與呂公著、趙汴接近，又受他們推薦。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顥與王安石口頭衝突而被逐。程頤與蘇軾不合而被流放，死後被奪官。張載也先得罪王安石，後又與有司議禮不合以疾歸。朱熹之不見容於南宋朝廷，已如上述。即與他同時的陸九淵（時人不以他是道學家，在《宋史》裡他的傳記獨載於「儒林傳」），也因事被給事中所劾。驟看起來，他們的思想應當在政治上代表一種在野派的傾向，可能掀動一段新思潮。可是實際正因為趙宋在政治經濟與法制之間找不到一個具體的方案，打開出路，這些思想界的領導人物才反而求諸己，希望增強道德。如他們之所謂主靜、主敬、慎獨，以及上述「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都不外傳統「克己復禮」之方式，首先則內向，次之則以他們註釋的經典為萬能，於是造成一種正統的風氣。即是朱子之道學問，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證明」他自己過去誦習詩書的信念，並無追求真理之決心，與陸九淵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並無實質上的區別。他們雖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體力行，並沒有將他們的言行造成一種思想上的系統，認為這是一切真理的淵藪等情事。

周程朱張的學術思想，長於紀律，短於創造性。因其目的則是韓愈所提倡的「衛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勢。張載所說：「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經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顥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蕪，聖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採取主動。所以他們雖構成思想上的一大羅網，其中卻缺乏新門徑和新線索，可以供人發揚。朱熹集諸家之大成，他將人欲構成與天理相對的一個負因素，最值得注意。嚴格言之，則是人類的欲求與自然法規是對立的（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有毛病，所以他對「食色性也」一段添註：「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說亦是。告子卻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甘食悅色，即謂之性也。「這種解釋牽強猶疑，已與他以上作說對立的觀念相衝突）。我們姑不論其正確與否，將人欲與天理對立，即表示意識型態之粗線條，也還是揭櫫著至善與極惡、君子與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難怪當日法制不能展開。朱熹作地方官，就執行「人子不蓄私財」的原則，這也難怪程頤於一○八六年差判登聞鼓院，辭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禮。」，於此已不經意的表示任司法較講學的為卑下，而兩者也有互相衝突的可能。

我們不能認為周程朱張應對宋朝的覆亡負責，他們的思想狹義的強調君子與小人之分，抹殺個人的私利觀，卻替以後專制皇權加強編製的基礎，其影響所及，達幾百年。今日中國之民法未盡展開，仍有以道德觀念代替法律的趨向，也不能與宋儒無關。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我們教學歷史的人想給初學者若干指點，使他們能看清今日中國的興衰與過去兩千年來特出的人物與事蹟，有前後貫穿的關係，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著手。剛說原始資料，則《元史》、《元典章》和《元史類編》等等，已經給我們志不在作元史專家的透不過氣來。此外蒙古的《黃金史》（已有漢譯）也要與中國方面的資料對看。而現代學者的專題研究，尚不盡見於中英文，多數讀物仍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專家以外如我等敢於隨意涉獵的域境。

過去歷史教學的辦法，或是強調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著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到前說，我們常聽見蒙古人以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論調。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即有蒙古皇帝不識漢文，他們自己也由權臣推戴各條。況且他們又分全民為四等，一為蒙古，二為色目（即各色諸目，以中亞腹地突厥回紇黨項各種為主），三為漢人（北方人，包括女真人高麗人），四為南人。還有按職業分，僧道高於官吏，儒生低於娼妓的說法。而番僧則尊為國師，理財者則又都為聚斂之臣。這樣的說法不是完全不對，但是過於簡化歷史，過於傾向筆記資料，容易由事實而遍近傳聞，終至於失諸謾罵。元朝人之種族觀念，事誠有之。可是劉秉忠、姚樞、許衡以文學侍從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創設典章制度，史天澤、董文炳為元朝開國打江山前後數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將征日本又失敗之後仍以中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行政院秘書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可見得漢人並未完全被歧視。即到後期漢人難於在朝中執掌大權，可是在御史台以監察官的身分糾舉蒙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實效。而賀唯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極人臣（他末年不得善終是元朝朝廷的政治問題，與種族無關）。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誠然也有膾灸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孫征服的地區橫跨歐亞，世界歷史裡還沒有第二個如此的帝國足以望其項背。這方面固然是由於十三世紀歐亞之間沒有一個有力量的軍事政治組織，足以號召抵禦蒙古人從草原地帶發動的大規模攻勢；一方面也由於他鐵木真的組織天才。當時蒙古人人口，不到兩百萬，但是分成無數的部落，動輒自相殘殺。鐵木真以聯婚拜盟襲擊征服的不同方法將他們歸並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型的龐大軍事機構，於一二○六年得到各酋領的公認，被加上一個成吉思汗的頭銜，較之希特勒之為日耳曼民族的「領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領導之下蒙古全國皆兵。他的兵制，以十為單位成百成千組成，無薪給。各部隊領導官只要有能力，陞遷極快，不按年資。兵士極能刻苦耐勞，馬可波羅說：「他們之能接受艱苦，世間無匹。他們能夠一而再的幾個月沒有食物全靠牝馬的乳汁和弓箭所獵取的禽獸為生。」又說：「如果在特殊環境之下，他們可以一次馳騁十天不食人間煙火。」如果我們覺得這段文字誇大的話，則《元史》「太祖本紀」裡記另一酋長的故事，也有「中道糧絕，捋羊乳為飲，刺橐駝血為食」的敘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隊無大小行李，兵士只帶皮囊盛水，也利用之為渡河的浮囊。他們能在馬背上假眠，必要時晝夜行軍，環境許可就換馬繼續前進。

這樣的兵員組成的部隊，騎術又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嚴格的軍事紀律，更因為當日科技尚沒有產生應付騎兵以密集隊形衝鋒陷陣的對策，也就難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銳不可當了。他們慣用高速度進軍，以數縱隊協調的戰術將敵方包圍。如果敵方堅強抵抗則開始佯退，而乘敵方行動警戒疏忽的時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殘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戰之後不惜燒殺以為茲後藉著城垣抵抗的敵人作鑒戒，有時極度的殘忍。他也利用「第五縱隊」在敵後散放謠言，並且驅送難民於敵境，使他們先造成恐怖的空氣。但是一到常態恢復，所有殘暴手段立時停止，士兵有犯者處以死刑。

這個十三世紀的征服者不著眼於奢侈物品，不留戀於豪華的生活，所以他能夠終其生以征伐為能事。成吉思汗的動機使後人不易猜測。西方的書籍一致傳說他曾對人稱：「人生最大的快慰在於戰勝，在克服敵人，在追逐他們，在奪取他們的財產，使他們所愛者哭泣，騎他們的馬，摟抱他們的妻女。」可是這種恣意的態度與他嚴格的紀律，能放能收的御下辦法很難並存，也和他建立四個汗國的宗旨相違，中國方面的資料無此種記載。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佔燕京之後，移麾西向滅西遼，再進兵陷花剌子模（一個突厥人種的王國，在今日蘇聯屬下的中亞），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將領進出於裡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經將戰事帶到歐洲。可是成吉思汗席捲河北、山東及山西北部，並沒有消滅遷都於汴京（開封）之金。《元史》說他臨死時遺言假道於宋以伐金。他在一二二七年再度攻西夏時身故。

他去世之後他的子孫滅金，進兵於伏耳加河，毀莫斯科城，佔領基輔（烏克蘭首都），侵入波蘭、德國東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歐發展的時候，一二四一年年終大可汗窩闊台在蒙古去世，根據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子孫都要東返選舉繼任的大可汗。西歐於是才鬆一口氣。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一二四一年達到最高潮，以後再未捲土重來，當時認為奇蹟。現在從各種跡象看來，則是蒙古人發展過快，佔地過廣，成吉思汗的子孫繁衍過盛，他們的大帝國無法固定的統一，各汗國也受本地風俗習慣政治經濟力量的影響，各王子與軍官已經失去無目的的不斷征伐之興趣。

可是我們講到這裡，也會遇到技術上不少的困難。以上到底是中國史還是世界史？抑還是中國史與世界史上相銜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雖然採用遼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勸阻，沒有將華北「悉空其人以為牧地」，他到底沒有對中原的文物感到興趣，燕京則被他破壞。即算今日我們應當尊重少數民族對歷史的貢獻，也到底有限度。我們是否能把這樣一個草莽間的人物以征伐為能事，又未曾履中土，當作民族英雄看待？

鐵木真或成吉思汗之為元太祖，只因為他孫子忽必烈在中國開創了一個元朝，是為日後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為「聖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廟之後，才援例稱成吉思汗為太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寫成一個中國史創業之主。以「夜夢白光自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懷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辭，修正他的個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稱為Yasa也音譯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說這法律「涉及任何情況，在每一種情形之下，都有處置的條例」。《元史》雖提及「扎撒」，始終沒有解釋是何物，倒又盛稱「至元新格」和「風憲宏綱」等中國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僅是東方之主，也是西方三個汗國（即在中亞之察克台汗國，波斯之伊爾汗國，和俄羅斯之金帳汗）的元首，其產生由皇室會議之稱「忽烈而台」者選舉，《元史》也未說及。一二六○年忽必烈在開平即帝位，顯系違反家法，因為當日皇室會議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為大可汗，茲後兄弟還用兵四年之久，而《元史》裡面的「世祖本紀」只描畫上一段「諸王與大臣勸進，帝三讓，諸大臣固請」的傳統公式。可見得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為世祖，成吉思汗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殺史實，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寫為中原的漢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還可產生一個現實的國際問題：蒙古人不僅分居於內外蒙古，也仍在蘇聯境內保持了Buryat和Kalmyk兩個自治共和國。一般說來，這四個地區的人民都奉成吉思汗為民族英雄。蘇聯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撐腰，一方面卻又不准許外蒙頌揚成吉思汗。美國作家Harrison Salisbury說：「愛國的俄國人恨著成吉思汗，好像他的入侵，還是昨日情事。」還有一些蘇聯人罵起十三世紀的蒙古人來，索性把二十世紀的中國罵在一起，還憧憬著一個「黃禍」的面貌，在歐美各處宣傳。其原因則是成吉思汗所建四個汗國兩個在今日蘇聯境內，而尤以金帳汗國轄莫斯科及基輔，盤踞了這個地區近兩個半世紀（一二四○—一四八○），很多蘇聯人不僅以為羞辱，而且因此歷史的發展阻礙了俄羅斯向西方的接觸，成為日後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書站在今日中國局勢業已明朗，在一種雨過天青的情形下講解歷史（見「開場白」及「澶淵之盟」的首段），則用不著竄改史實，也無須迴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國史。如列入世界史，我們可以揣想：雖在十三世紀，大戈壁沙漠的四周乾旱的地區就已達到了當日生活方式所能供應人口的限度，因之產生內外的不平衡，才鼓勵蒙古人以他們原始而粗蠻的謀生方式向外發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經發動這種運動，則不知如何住手。如果這題材列入中國史，則成吉思汗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場的背景，不是其實質。

至於我們想確定元朝在中國歷史裡的地位，則我們所知道的粗淺知識，也能供我們鉤畫一個大輪廓（歷史是繼續不斷的，專家的準備工作也永無止期，我們也不能等候材料之全備）。

從本書以上各節看來，隋唐宋組成的第二帝國帶開放性（財政稅收與軍備越做越大，經濟也隨著擴充），相對之下，明清組成的第三帝國則帶收斂性。元朝是一個短朝代，處於二者之間，只能在歷史上完成一種過渡期間的任務。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現其雙重性格。另方面它也能繼續引用技術上的長處，維持造船業，提倡海運，促進國際貿易，修築經過山東高地的運河，使用火器，以互相交換的方式利用中國和波斯的工程師去設計炮弩，以驛馬傳遞消息，加強東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賈魯講求水利、測驗日食、改訂新歷；一方面已開始顯示其保守性，有如開始第三帝國之重農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經商，在華北組織管理人民之「社」，將人民區分為「軍戶」與「民戶」，注重職業之遺傳，提倡道學（詳本書「道學家」一章），文官考試時以「朱注」為主（朱熹所註解的經典，只有《春秋》得用左傳等解釋，《禮記》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基礎。

要追究這雙重性格的由來，我們仍要從忽必烈說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創業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後，大可汗為忽必烈之伯父窩闊台。窩闊台在位十三年，繼位的大可汗為他的兒子貴由。貴由在位三年，後繼之大可汗為忽必烈之長兄蒙哥。以上均經過「忽烈而台」的選舉程序，前兩次在蒙古國都卡拉科倫（漢名和林）舉行。最後一次雖在金帳汗國的區域舉行，事後各王子貴族仍在卡拉科倫聚集，以表示其選舉之合法。忽必烈不僅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倫被他永久的放棄，他日後稱開平（今日內蒙古之多倫）為上都，燕京經他重建之後則為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如此，為成吉思汗制度內之所無。

原來蒙哥為大可汗時，即有將南方領域整個支解的企圖。一二五七年蒙哥自領軍入川攻重慶，皇帝忽必烈則攻鄂州（武昌），另一支軍起先也由忽必烈出名統帥，實際率領者則為兀良合帶，他曾於一二五三年由甘肅經西康入雲南，當日則為南詔。忽必烈北返之後，這支軍隊留置南方，由兀指揮，此時也可以弟支應。如此可以將南宋西部截成數段。不料一二五九年軍中疫疾流行，蒙哥死於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軍將整個攻勢放棄，宋朝才延長壽命十多年。

原來蒙哥的佈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國都鎮攝。此人與皇室諸王權臣接近，也有西部汗國的支持。忽必烈則多年在華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國儒臣，與蒙古主流相去至遠，不算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開平，他就自立為帝。所稱「俯徇輿情，勉登大寶」，並且以阿里不哥「反」，詔諭天下，只有在中國方面有宣傳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遺孀——忽必烈的長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邊。

忽必烈的政策是南守北攻。他一面派人與南宋的賈似道接觸，企圖講和，一面送高麗世子王典回國立他為高麗王以加強側翼，對蒙古的貴族與軍人則竭力拉攏，以金帛相遺。《元史》裡有賜各王及先朝皇后的文綺銀兩的數目，並稱「自是歲以為常」。因之當日的措施，也成為日後的永久政策。

忽必烈的貶抑漢人，讓蒙古色目抬頭，可以說都在此時不久肇始，禁人民攜帶兵器，則在即帝位後宣佈，他的財政稅收政策尤受著北方牽制的影響。這種個人種族與國策穿拖一起的關係，迄忽必烈之餘生，從未終斷。阿里不哥於一二六四年兵敗被擒，忽必烈免幼弟一死，西部汗國有些從弟侄輩也向他表示名義上的歸順，但是侄子海都始終不承認忽必烈的地位，他在中亞糾集蒙古王子五十餘人，與元軍作戰前後幾四十年。一二八七年還有一個成吉思汗兄弟的四世孫中做乃顏的，也與他結合，在今日中國之東北向上都東西夾攻，一時情勢嚴重。忽必烈已年七十四，仍御駕親征，有些將士尚從南方調來。一二八九年海都又犯邊，皇帝又親征。所以我們議論元世祖及元朝的創立，也要把這因素一併加入計算。

忽必烈留下的傳統

蒙古人以少數民族統一中國，非多數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們真能以「無本身利害」及「不無端干預」的立場，掃除遼金南宋以來的積弊與苛政，卻也不失為在中國歷史上的一種貢獻。我們仔細讀忽必烈的傳記，無法斷言他沒有這樣的心腸。他作的《下江南檄》就指責南宋的通貨膨脹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買賣濫估價格，也曾將賦稅降低。他之禁止軍隊濫殺戮，廢止遼金以來的酷刑，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蠻辦法，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風。而且南宋以來有些地主收流民為客戶，既把他們當作佃農，也把他們視為農奴買賣，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馬可波羅親眼所及，也盛稱元世祖注重農事體恤貧民儲備飢荒等等善政。我們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職的一批漢人的經歷，也可以看出他們都有扶助明主的抱負。明太祖朱元璋對蒙古人無好感，他手制《大誥》就道德指斥「胡元制主」的不當，但是他的帝王廟，仍以元世祖的神位與他選定的其他四個帝王，即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配享，他自己也到他們靈前行禮（他之崇拜這些人，並不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後來卻又將其靈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傳統。

忽必烈登皇位後對於軍事上的指揮已有重要的改變。他以軍事行動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樣，以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種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親自率兵包圍卡拉科倫。然則即使在阿里不哥這問題解決之後，他就未曾再親臨南方前線。攻宋以水軍為主，軍事也大多用漢人，船隻則大部造於汴梁。他原來擬用史天澤為統帥，但是史以年老辭，改用伯顏，是因為伯顏不嗜殺人。蒙哥所用戰法，至此都已放棄。忽必烈不冒險攻堅，不輕舉急進，不專事破壞。他之圍困襄樊，費時四年半（一二六八年夏迄一二七三年初），不到這漢水之上的重鎮攻陷，他不以大部隊冒險深入。在這些地方，忽必烈總表示他籌謀全局時以南方的辦法對付南方；北方的辦法對付北方。因之他自己也成為了一座擋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對南方的荼毒。他對能知政事高達的詔諭裡明確指出：「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經很明顯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場。不過他自己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語言，提倡蒙古新字，不願像拓跋宏那樣的漢化（詳本書「北魏拓跋氏」一章），在軍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務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維持大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個競爭者使用如此的名號），更不得不拉攏蒙古人。他所賜「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貴族的金帛，數目豐厚，終生未除，也都是這種妥協政策下的產物。關於用人一事，他在一二八五年諭右丞相安童：「此事當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朕自決。」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較開放者，受漢人儒臣尊敬。皇帝還要如此向他開說，可見忽必烈想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經常左右為難，不如我們所想像的得意稱心。馬可波羅已經提及蒙古皇帝統治下的大多數漢人對他的種族政策不滿。現在的美國作者John Dardess在說他用人時，按種族分為四級，實在是「超國籍」的辦法，雖然他也有事實上的根據，這種說法不容易為中國一般讀者接受。

不過有了這些矛盾，我們即要以領略到歷史上兩個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上講，其進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體制下存在，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則因為他們大都是中亞腹地土著，如過去之蘇定安種及刻下的回紇，都以經商著名，也成為蒙古人的經紀。然而遊牧民族所掌握的產品無非牲口馬匹皮毛。這些產品要能有利地推銷於市場，純靠專門的商人批發墊借，代他們主持。很多色目人即長期與蒙古人交往，也供應他們所需要的物品與兵器，在蒙古人佔領中亞之後，很多尚成為各地的承包納稅人，他們也隨著蒙古軍事政治力量之擴張進入中土。

以上如許複雜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財政稅收處於不利的狀態。我們還不能忘記，蒙古人在一二三四年才滅金，忽必烈在一二六○年才稱帝，一二七一年才稱他的政治組織為元朝，一二七六年元軍才入臨安，一二七九年才消滅了南宋最後一重抵抗，統一中國。這從華北進展到華南中間也近於半個世紀。而且我們前面講過，金與南宋之覆滅，也都與它們的財政破產有關。所以忽必烈始終沒有接收過一套有系統和有成效的財政稅收組織。

嚴格的講來，元朝的財政稅收，也就是沒有組織與系統。《元史》「食貨志」說：「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仿唐之租庸調也。其取於江南者，曰夏稅，曰秋稅，此仿唐之兩稅也。」

所說內郡即是華北，其原則即是按戶或按丁抽稅，同等稅率，不計內部詳細家資之上下。雖然其戶又析為「絲銀全科戶」及「減半科戶」等四類，後又劃分為八等，其基本原則不變，即每類每等仍按一定的數額納稅，驟看起來，其稅率甚高，如「包銀」每戶四兩，後減為二兩。而實際則所登記之戶並非一戶。董文炳為縣令時即「使民眾聚口而居，少為戶數」。因之世祖統一全國時，登記的戶數逾一四○○萬。而整個長江以北不及二百萬，其中約一半為「五戶絲戶」，他們所繳的賦稅，已配給於蒙古的貴族。

然則情形尚不如是簡單，Herbet Franz Schurmann的研究，華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握之前，並無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為很多的「封祿」，元時稱為「投下」，隸於蒙古貴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之後，才逐漸的將財政稅收集中。可是內中有很多特殊的戶專對某某貴族履行種種不同的義務，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還有貴族領有「採珠戶」三萬戶的例子，看樣子也不是真有這麼多的戶口採辦珍珠，而是他們有集體供奉珠寶的義務。又如很多漏於登記的戶口，查出後編為「淘金戶」，也不是實際上強迫他們去當礦工，而是課以一種高稅率的財政義務。

華南的稅收則是計畝抽稅，宋朝的底賬在臨安接收之後，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時其數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長江三角洲一帶徵實物外，一般按底賬納鈔。忽必烈在幾年之內驟得江南，又要籠絡人心，所以一般折換率都對納稅人有利。其受實惠者則為地主而非貧民，而南方人所納賦稅較北方人為低，也迭經有正義感的官員提出。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領導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錢穀」。有如回紇人阿合馬替世祖理財二十年，他增加新稅收，核實發現隱匿，為皇帝信用，做到中書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實權，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處勘察的權力，為正規的廷臣所不滿，直到他為人謀殺之後忽必烈還將兇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馬及其手下人貪污枉法的情事為眾口一辭地揭舉，皇帝才命令發墓戮屍。又有漢人世榮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圖替忽必烈加強財政的管制，也遇到類似的命運。桑哥得意之日，各處替他立「德政碑」，後來他為眾人攻擊，一個近臣尚且向忽必烈進言：「今日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元世祖才先後判兩人死刑，他們的手下親信也被懲處，連以前作桑哥德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趙翼指斥「嗜利「的實為世祖本人，因為他「在位三十餘年，幾與此三人者相為始終」。《元史》的編者則把三人列入「奸臣傳」內。我讀中國歷史尤其留心財政史幾十年的經驗，則覺得元朝財政稅收亟應整理，同時其國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當日專制皇權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無好結局。而這時候「天下騷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為己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也不能說全是誣陷之辭，沒有事實上的根據。不過歸根結柢，這種種情形還是由於當日無法產生一個確切核實的會計制度，所以「寬仁」則一切馬虎，「務實」則下端的殘虐無法遏止，很難說得是個人的錯誤，只是忽必烈是一個手段靈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於要在各方討好，才不惜歸罪於少數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譽。

這件事情也終忽必烈之世尚沒有著落。一二九一年御史台奏言：「鉤考錢穀自中統初至今余三十年（應作三十餘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拯，而其餘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皇帝的旨意則是「議擬以聞」，可是以後也沒有確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遺留的一套財政機構，既不副實，也很紊亂。耗費於王公貴族之私囊的既多，國庫的收入就受影響。所以除了上述三個「奸臣」以游擊戰的方式增加財源以外，還要靠以戰時姿態於法外徵集人員與物資。中統正元間他發的鈔票還不算過多，繼位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這種紀錄，終演成元末的惡性通貨膨脹。這種情形也解釋了元朝不能成為一個有主體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時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須以鐵腕開創他的系統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經後人議論，現在看來，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著絕對的真理。各種宗教都可以當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侶方丈修道士之流任為官吏，與他們同信條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聞學才識」的讀書人，也遣人在各處尋訪「醫、儒、僧、道」。劉秉忠已出家為僧，他又叫他還俗，給他復姓賜名，參加樞密院（一個軍事機構）的會議。他在一二六五年接見馬可波羅的父親和伯父的時候，還央請他們轉告教皇，派一百個天主教的長老僧侶，幫助他管理一個日形壯大的帝國。南宋覆亡時在臨安降元的是幼帝趙顯，當時五歲不到，以後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顧。當時趙顯十七歲，世祖命他到吐蕃學佛，可惜的是我們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變了他對各宗教一視同仁的態度。喇嘛教的聲望逐漸抬頭。其實吐蕃喇嘛僧八思巴之尊為國師，事在中統元年（一二六○年），即忽必烈開始做皇帝的時候。他曾替忽必烈創製蒙文字母，得到皇帝的信用，他以後辭職回國。我們還不能確切的斷定，為什麼喇嘛教初時並不顯赫以後地位越來越重要的原因。《元史》釋老傳說：「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吐蕃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可能說是因其有實效而見重。但是攻佔臨安之後，儒士不能抬頭，也可能有關。此時可注意的則是以前在他身邊占重要地位的漢人如姚樞、許衡、史天澤、劉秉忠和董文炳都在此時前後去世，以後世祖雖說往江南攬訪人才，他卻再也沒有延納漢人有如款待以上諸臣者。他還再三說江南官太濫，終忽必烈之身，他未曾開科取士。元朝的吏治，吏重於官，這也經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御制《大誥》中提及。

元世祖還有一段事蹟，在歷史這發展上相當的重要，此即是他的兩次攻日本。

第一次的遠征，事在一二七四年，當時南宋尚未完全崩潰，元軍以朝鮮為基地，參加戰役的蒙古及高麗兵二萬五千人，用大小船隻八百艘。他們佔領沿海的幾個島嶼之後於十一月廿日在九州北岸之博多灣登陸。日軍已在當地準備停當等候援兵。當日作戰勝負未決，夜中颱風來襲，聯軍決定撤退，一時秩序紊亂，結果淹沒海中者達一萬三千人。

第二次遠征，事在一二八一年，南宋已被消滅，遠征軍的數量大為增加。蒙古與高麗軍四萬人乘船九百艘，由北循第一次路線進發，南軍由宋降將范文虎率領，共十萬人，都係中國人。其船隻三千五百艘，由舟山群島起航，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場以前最龐大的渡海部隊。兩軍在九州西北角匯合。沿海的島嶼毫無抵抗的被佔領，遠征軍就在博多灣上陸。但是在第一次戰役及第二次戰役之間，日本的鐮倉幕府已動員在元軍登陸處建築了一座長堤，限制了上陸部隊人馬的活動，戰事由六月延至七月，勝負未分，八月初又有颱風來襲，船舶傾覆者不計其數，遠征軍的將領數日後乘巨艦逃回，被遺棄的士兵被日軍在灘頭圍剿，被俘的蒙古人、漢人和高麗人不分畛域的被斬首，迄今博多灣今津及志賀島尚有所謂「元冠塚」，南人之餘存者約二三萬則被發配為奴。《元史》「日本傳」稱「蓋行省官（忽必烈已預先立日本行省，其長官包括蒙古高麗漢人南人）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朝鮮方面的史料稱喪失的兵員在一半以上。《元史》則說中國方面參加的十萬人，只有三人逃歸，連這三人的姓名也記入《元史》中。日本方面的資料則稱蒙古的輕騎兵不能與日本裝甲的士兵對比，同時中國方面的隊伍士氣低落。這兩次戰役也創造了日本人「神風」的傳說。

日本人兩次將忽必烈派去的使節斬首，又兩次的使元軍遠征慘敗，他不得不準備第三次遠征。一時中國和朝鮮的海岸忙著造船，水手被徵集，海盜受招安，囚徒出獄投效，軍隊發遣分配。一二八五年冬，政府預備由長江出口米一百萬石往朝鮮囤集，好像第三次攻勢已箭在弦上。可是「世祖本紀」在翌年年初的紀載稱：「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闕，仍散所顧民船。」在下這決心的時候忽必烈不能沒有道義上的勇氣。然則他在中國領域以外的發展，如在安南和緬甸，以及最後的攻爪哇，也都沒有顯著的成效和結果。在這當中，我們也可以看清：在現代社會出現之前，很難能有一個陸上強國也可以同時成為一個海上霸王。其動員既如是的耗費，而人民也要被強迫在他們生活領域不能習慣的方向進展，所以很難能持久。

我們檢討這段歷史之餘，就覺得雖在七百年後，今日想寫一部詳盡的傳記包括忽必烈之一生，仍有相當困難，他的心理因素複雜，有些不見於原始資料。可是要概括元世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則不難。他和其他創造中國朝代的人物一樣解決了當日一大部分問題，可是也製造一部分新問題（這也是大歷史著眼之處，不然中國的歷史就不會貫穿各朝代的前後聯繫）。他不僅統一了從五代十國後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個征服者的姿態出現，也比較穩健溫和。和他作對的侄子海都就曾和其他王子立誓不改變成吉思汗的傳統。如此我們也可以說忽必烈至少緩和了蒙古向外發展的殘暴。只是蒙古人認為他的漢化過度，中國人則認為尚不夠。這也是歷史上找不出一個同時管理草原文化與中國精密耕作而產生的文化之共通體制，因之忽必烈到處妥協，他留下的傳統也沒有真實的力量。

元順帝

元順帝值得我們在這裡特別提出討論，不是因為他之個性和作為有特長之處，倒是由於他處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十一個皇帝，第一個皇帝世祖忽必烈從他稱帝之日算起，在位三十四年（之先的十二年不稱元朝）。茲後的九個皇帝一共只經歷了三十八年。而最後的一個順帝卻又在位三十五年。這三十五年內，元帝國由一個無可奈何的局面終至土崩瓦解。最後明軍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與其他幾個朝代類似。只是通常我們看到異族入主，北方的遊牧民族以強悍的騎兵南侵，所向無敵。這次卻以多數民族為主，以長江以南為根據地席捲華北。元將或死或降。最後順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開大都（北京）的建德門北奔，時為一三六八年，也是明洪武元年。兩年後順帝因痢疾死在內蒙古之應昌（多倫北），他的后妃皇孫全部被明軍俘虜，只有太子率十餘騎遁去。明朝認為妥歡帖木兒在國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戰，而決心逃竄漠北，是為「順天命」，所以稱他為元順帝。

傳統歷史家以「朝代歷史」為著眼，順帝御宇的３５年元朝的統治力量與威望都已江河日下，總不外「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必然後果，那麼也就沒有如何值得琢磨、切磋之處了。我們不以為每一朝歷史儘是他朝之殷鑒。在前述特殊情形這下，倒也有機會看出中國傳統政治的真髓。而且失敗也不一定是由於錯誤，有時某種人文因素在某種環境之下注定的無法順利的展開。我們看到一個少數民族雖獲得政治領導權而不願遷就於多數民族政治體系之需要，其統治不能長久。我們雖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評這種體制（因為這是今日讀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一方面卻也領悟到當時限於組織上技術的能力，選擇的機會至少（不然我們就不能瞭解何以歷史不能縮短，何以中國不能超次越級立即進入現代）。

接著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設施，今日看來是極不合時宜的，而當日他偏要那樣做。也只有將隋唐宋元的歷史一口氣的看下去，才能體會到他的處境和我們不同，而此中的背景，元順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從順帝的本紀我們不容易看出他的個人性格。傳統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寫作一個典型的亡國之君的情勢。比如說：他喜歡田獵，有一次獵於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僧教他「行房中運氣之術」或稱「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筆記說他和喇嘛僧有公眾的淫行，甚至牽涉官員妻女。他也在國事蜩螗之際，於內苑造龍船，「帝自製其樣，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又造宮漏，「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宮女使用各種樂器，在贊佛前舞蹈，都是他「怠於政事，荒於游宴」的證據。這種說法，與記載其他很多亡國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轍，其真假不論，只是要將元代之覆亡，歸咎於最後一個皇帝之缺乏道德責任感，就有歪曲事實的嫌疑了。

妥歡帖木兒原來是元朝宮廷政治的犧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長子被流放，首先住在朝鮮北部的一個島上，次安置於今日之廣西桂林，他曾讀少量的漢文書，但根柢不深。一三三三年他十三歲突交好運，被幾個權臣迎接出來做皇帝。但是起先七年他完全受制於立他的伯顏（很多蒙古人用這名字，此非滅宋之伯顏）以及當時的太后嬸母不答失裡的勢焰之下。一三四○年他才利用伯顏之侄脫脫（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這名字，詳下）策動政變，將伯顏及不答失裡流放，自主的做皇帝。從他的形跡看來，順帝是有權能的政客，適於生存，富於彈性，願意將就妥協，擅長利用一個人物或一種機構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種儀節，卻又經常出席經筵聽儒臣講解詩書。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佔上風，他卻援引一個漢人賀唯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賀說這些職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則賜賀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職位，並且詔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紀裡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辭。他對臣下的諫勸接納與否，也不追究進諫人，我們想像以當時宮廷處境之艱難，妥歡帖木兒只能將就現實。他固然沒有領導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機警圓滑，也決難在位如是之久。

順帝的處境，簡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時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血統與語言的完整，這在中國以小自耕農為社會主體，實行官僚政治，利用教化作為行政工具的條件下，就已經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沒有種族主義的心腸，他的政策已經有了種族主義的後果。並且在無形之中，已經將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帶入大都的政治裡去。甚至成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台」的選舉方式產生大可汗，也給元朝政治留下了一種不良的影響。忽必烈自己的稱帝，已經違法，以後皇位的繼承人也預先立為太子（甚至弟兄互為皇帝與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諸王具在，並且每年春夏要駐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堅決反對，即僥倖在位亦難長久。這也和專制時代天子出諸天命是人間最高的權威觀念相衝突。況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戶口錢糧，有下屬的職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門系之利益。這些條件都促成宮廷政治的不穩。順帝以前的九個皇帝之內，英宗和明宗被弒，順帝只九歲，在兵變時不知所終，寧宗只六歲，在位兩月逝世，至今歷史家還懷疑他死於非命。以上還沒有算到成宗與武宗間的安西王阿難答。他也和順帝一樣被簇擁到大都，只是剛稱攝政，還沒有做皇帝，就被執押解到上都自殺。

自從世祖忽必烈之後，元朝只有一個皇帝有帶兵作戰的經驗，此即是順帝的祖父後來稱武宗的海山，他在一二九九年率領元軍到中亞細亞與窩闊台的孫子海都作戰。後者始終不承認忽必烈的元朝為合法，甚至元帝縱是中國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詳本書「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糾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後裔，一度將兩方之間七十萬的人口驅逐到中國境內。海山鎮漠北之後兩年海都去世，他的聯盟瓦解，海山又繼續執行五年的掃蕩工作，永遠解除了元帝國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脅，才回上都做皇帝。因之在他手下立戰功者，產生了三位權臣。一是燕帖木兒，一是康裡脫脫，而最後一位則是上述的伯顏，燕帖木兒和康裡脫脫都是色目人，屬於中亞的突厥語系，而伯顏屬於蔑兒吉角氏，雖是蒙古人，不屬於元朝皇室的正統。在一三三三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的皇位也經過很多的周折，可是這時康裡脫脫已經早死，燕帖木兒雖然也參與擁戴順帝，而且將女兒立為順帝的第一任皇后，他自己卻在順帝正式登極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後，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顏的力量為多，因此伯顏成為順帝朝中唯一的跋扈權臣。

順帝登極不久，伯顏以太師為右丞相，封秦王（據說那天秦州地震），以後更廢左丞相，自此獨攬相權。德國漢學家Herbert Franke說：「他確定的是反對中國人的，因此他就與年輕的皇帝衝突，而皇帝倒傾向於臣下對中國傳統多少有些關心的蒙古官員。」

可是妥歡帖木兒十三歲做皇帝，十五歲親眼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顏牽去處死，他的同情和傾向，在他登極首七年之內，也不會發生任何實質上的作用了。

在伯顏的主持之下，元朝廢科舉。這種公開的考試制度在元朝本來發軔已遲，直到一三一五年才第一次舉行，去開國已五十五年，並且其條制將蒙古色目人分為一科，漢人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國三％，其分配名額倒有總數五十％。並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數例外，一向都是蒙古與色目人包辦。至此連這種考試剛行二十年，也一並停止，以後入仕祿除了少數由學校生員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勳績蔭官，或以吏員補官、或以衛士久侍近闥陞官了。

伯顏又以漢人造反，重申漢人高麗人及南人不得執兵器之禁。《元史》說他曾提議殺張、王、劉、李、趙五姓人，讀來好像不近情理。可是他又確曾以順帝名義下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皆係漢人。漢人有官於省、台、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拘捕之法以聞。」而更不合情理的，則是他又禁漢人學習蒙古文及色目文。一方面元朝法律有明文規定：凡五品官以上所進表章都要以蒙古文為正本，漢文為副本。

伯顏於一三四○年敗後，他好多措施都被放棄，譬如科舉又已恢復。只是有些原有種族上不平等的法令，依然存在，例如「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於有司」。又如「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漢人死者，斷罰出征，並全征燒埋銀」。這類條文與元朝及順帝全始終。我們今日提出這些文件，也不專在替漢人鳴不平。（因為鳴不平沒有濃厚的歷史意義），而是指出元朝人不明瞭中國官僚組織的真性格，因此也不明瞭他們自己所作所為的真實意義。

從長遠看來，要是蒙古人決定了他們自己統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應長久的保持，有如世襲的階級，則他們的政治體系也應當構成「封建」形態。這也就是說，自始就以地方分權的辦法，聽任宗室王子主持他們采邑內部各種民事刑事，王室只要求他們供應軍事上的人員馬匹，並且按時進貢，然後各采邑才能徹底的舉行次層的封建，這樣才能將全社會構成一個金字塔的模樣，全民都有尊卑長幼的序次，而且通過遺傳，永不更動。更之地產也要與政權不相劃分，經理人員則為武士，如此才能防制社會的流動性搖撼全部體制。同是享有特權者，也各有他們在社會裡固定的功能。日耳曼之部落在中世紀以前征服西歐時，就用這種體制，產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且維持好幾百年。可是事實上忽必烈的組織系統，又採取中央集權制，不僅地方政府分為路、府、州、縣，官員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派出行中書省、行樞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史》裡面的「百官志」，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階武散官三十四階，依原則各官按品級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貴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設官分職的看管，佛教的寺院成了貴族出納款項的銀行。於是食祿的貴族全無責任，反因他們利藪之所在，開傾軋爭奪之門。

蒙古人傾向實際，不耐心於中國傳統政治的道德觀念和抽象原則。殊不知官僚政治雖有無數矯揉偽飾的地方，其提倡對自身的約束和對人的揖讓卻並不是全部做作。並且這種道德觀念確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為社會上的一種壓力沒有實際的區別。在當日無法將億萬軍民個別的管理得全無差錯的時候，這些抽象原則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可忽視。最低限度它們維持官僚體制上邏輯的完整，間接培植著民間對朝代的信心。一般說來，蒙古人不能體會到這種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種行政工具；語言上的隔閡，無疑的有決定性的影響。即算對儒家思想最為崇重的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一朝也不過由皇帝的命令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和《資治通鑒》譯為蒙古文。以雙方心理上和社會習慣上的距離之大，其隔閡不能因此彌補，當時漢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他們不屑與之為伍的紀錄。其實官僚不能朗誦詩書，皇帝的聖旨以俚語抄傳，本身不一定成為行政上的差錯，但是集體的講則是這些因素在中國特殊的環境裡，構成統治者不能贏得被統治者自動合作的關鍵之所在，伯顏不過將這鴻溝更加顯明的公諸眾覽而已。

中國的好幾個朝代，都有「中興」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軍制和財政稅收，到中期已失時效，中興需要一番掙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過社會的中層（中國作家強調「士大夫」，外國作家則指名為「紳士階級」）才能透入到基層機構的民間裡去，這時候不是朝廷的一紙通令可以達到目的，也不是全靠軍事行動所能生效，民間對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這裡我們也可以斷言蒙古人的元朝沒有通這一磁。要不是過去的紀錄太壞，人心離散的話，順帝這一朝，有脫脫（此是伯顏之侄非康里脫脫）的領導力量，修遼金宋三史，修賈魯河，使黃河入故道，又有擴廓帖木兒的軍事領導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國珍降伏，恢復海運，看樣子並不是全無中興的希望。

順帝朝覆亡的近因，由於財政破產，政府所發的紙幣貶值，災荒時無法適時救濟。一三五一年農民叛變，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處，將南北的交通截斷，於是鹽徒張士誠乘機佔領東南產米的地區，海盜方國珍則阻止了向北的海運。元軍能作戰的只有孛羅帖木兒和擴廓帖木兒。後者原名為王保保，因他姑父察罕帖木兒作義子才取蒙古姓名。這時候元軍也就是就地招羅人馬、餉饋士卒、收納叛軍。孛羅和察罕又因爭山西的地盤內訌而動干戈。那原來以強悍稱的蒙古騎兵和探馬赤軍（蒙古以外的人種所組織）這時何在？一個最簡捷的答覆，則是幾十年來，他們只有特權，沒有經常的功用，大部人員脫籍改行，所存在隊伍也多虛籍，而且餉項也沒有經常的供應，不僅中國的腹地如此，內外蒙古的根據地也一時動員不起來。一個顯著的例子，則是農民軍有一支其領導人稱為「關先生」者，以游擊的方式，先攻保定不下，就西向取大同，又出塞佔領上都，「焚官闕，留七日」，後來更入東北，至遼陽涉高麗，再折回又威脅上都，最後才給孛羅帖木爾南擊降，可是如入無人之境已六年。

元朝的最後十年內，宮廷多陰謀，能作戰的將領則被處死，也和多數民族所主持之朝代覆亡如出一轍，最後只剩了一個擴廓帖木兒（他的名字意為青鐵），朱元境也稱他為「奇男子」，可是為時已晚，只能隨著「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於塞外。

中國的「第二帝國」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和隋的經營，有了唐朝的發揚光大，又經過五代十國的地方分權，和宋之再統一。元朝的試驗，又沒有產生任何積極性的結果。等到朱元璋組織明朝時，他一方面好像行動自由，全帝國由他擺佈；一方面他的視界也仍受近千年來歷史衍進的限制，因之他的作為，也仍無法超時代的發展了。

作者簡介

黃仁宇 一九一八年生於湖南長沙。抗戰期間及戰後，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十年；自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後，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代理連長。一九四三年加入駐印軍，任第一軍上尉參謀。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緬甸密支那負傷，受頒陸海空軍第一等獎章。抗戰結束，任第三方面軍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一九四六年參加全國考試後，獲保送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後曾任國防部參謀。一九五○年以中國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分退伍。

再度赴美後，於密西根大學攻讀歷史，獲博士學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曾以《萬曆十五年》一書蜚聲國際，廣獲學界及一般讀者好評。其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更成為暢銷書，《放寬歷史的視野》、《中國的大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近代中國的出路》、《關係千萬重》等書也都獲得各地中國人社群的熱烈回應，成為學界異數，影響深遠。

Table of Contents

孔孟

秦始皇

李悝

司馬遷和班固

文景之治

漢武帝

從霍光到王莽

何以改革者又是書獃子

西漢與東漢

光武中興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

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

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淝水之戰

北魏拓跋氏

從分裂到統一

隋煬帝

貞觀之治

武則天

漁陽鼙鼓動地來

九重城闕煙塵生

「藩鎮之禍」的真面目

黃巢

五代十國

宋太祖趙匡胤

澶淵之盟

王安石變法

靖康恥

賈似道買公田

道學家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忽必烈留下的傳統

元順帝

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