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齐世荣

沈志华同志的大作《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即将出版,索序于我.我对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没有专门知识,不能对书中的具体论点发表意见,但读后印象颇深,故拟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谈点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撰写历史著作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尽可能搜集丰富的史料,然后加以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此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分析与综合,形成作者的论点.这些本都是史家应下的功夫,但今天却有一些人对此置之不顾,专走"捷径".他们主观主义地先想出一些观点,然后找几条材料予以"证明".这类文章,乍一看来也似乎有理有据,但如仔细审阅一番便不免破绽百出.沈志华同志的大作在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查阅了苏、美、中三国的档案,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日记等一手史料.对于当代人的著述他也广泛阅读,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十几年前我已认识沈志华同志,那时就觉得他是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现在,他在学问的大道上已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著述丰富,日益成熟.明末清初大儒顾亭林说:"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我希望沈志华同志谨记顾亭林的话,继续努力,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

作者简介

沈志华

1950年4月出生在北京.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

1976年春因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言论公安局拘捕.

1977年11月得到平反,被调到北京电业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出版《北京电力报》(现《中国电力报》).

1979年5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现代史专业.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下海经商.

1991年在北京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他学术活动（已经资助出版史学专著70余部）,一方面继续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的研究.

199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

1997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

1998年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兼职研究员,为研究生讲课;

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课;

200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为名誉研究员.

导言

从中苏关系角度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

在1950年,世界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对此后国际格局和形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事件:第一,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对莫斯科长达两个月的访问,新中国和苏联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二,朝鲜半岛在6月25日爆发了大规模内战,美国立即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进行军事干预,10月19日中国派兵进入朝鲜作战,最终形成了后来历史上所谓的朝鲜战争.

那么,在相继发生的这两个事件之间,即中苏同盟的形成与朝鲜战争的起源之间,究竟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战争爆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是历史学家在研究朝鲜战争和亚洲冷战历史中关注和考察的对象.然而,由于缺乏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史料,在1980年代以前,关于这一课题比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还不多见.

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次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高潮.首先是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朝鲜战争25周年之际召开了一次大型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一批历史学家外,还有许多当时参与美国决策的军人和政客,如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matthewb.ridgway)、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欧内斯特.格罗斯(ernesta.gross)、杜鲁门(harrys.truman)总统的特别顾问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w.harriman)、美国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j.lawtoncollins)、美国驻韩国大使约翰.穆乔(johnj.muccio)等等.会后编辑出版了《朝鲜战争:25年后的观察》一书,引起了人们对朝鲜战争研究的再次关注和兴趣.1976年美国国务院编辑的多卷本文献资料集《美国外交文件》(frus)开始公布有关朝鲜冲突的美国档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1979年出版了介绍美国军方关于朝鲜政策的两部著作.其时,英国档案也陆续公布.到1984年,《美国外交文件》中朝鲜战争时期的各卷全部出齐.

这一时期,西方史学界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著作迅速增加.不过,这一时期对朝鲜战争历史进行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美国的档案文献,朝鲜战争研究的主体也在美国,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群体.在西方研究者中,无论是什么学派,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以及研究的出发点多数是以美国政策为核心的.在冷战激化的50-60年代,产生了传统学派;在美国出现反战高潮的70年代,出现了修正学派;到冷战结束时期的90年代,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和朝鲜战争历史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即使涉及到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的问题,也大多是以美国对苏、对华的政策为对象进行研究的.

在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有关中苏同盟以及中国出兵朝鲜等问题的讨论,只是在最近几年才不断推出了许多很有学术影响和价值的研究成果.其原因在于,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80年代末才开始陆续公布于世的.

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1987-1990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18卷(1992年)、《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卷(1992-1993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6卷(1993年)、《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同时出版的还有《彭德怀军事文选》(1988年)、《周恩来外交文选》(1990年)、《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1990年)等.这些以及随后不断出版的文献资料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和建国初期中苏关系的中国档案.此外,在有些官方出版的研究著作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材料,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谭旌樵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王焰等编的《彭德怀传》(1993年)、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994年),特别是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年谱》(1996年)和《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97年)等.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料.其中为学者广泛引用的有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洪学智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柴成文和赵勇田的《板门店谈判》、外交部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吴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等等.

中国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的出现,不仅促进了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中国领导人出兵朝鲜决策的46封电报被译成英文在美国杂志上全文刊出.把更多中国档案文献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学者的是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辑、出版的不定期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将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作为附录,全文或摘录翻译刊出,如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的论文《威胁、保证与和平的最后机会:毛泽东有关朝鲜战争电报中的教训》,特别是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路易斯、薛理泰的专著《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作为附录,该书收入了有关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82个档案文件,其中62个文件译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此外,笔者得知,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已经由旅美华人学者陈兼译成英文,即将在美国出版.

随着这些重要文献资料的解密或发表,90年代初陆续出现了一批利用中国最新材料研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国内的主要论著有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齐德学的《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李海文的《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熊华源的《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王亚志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和《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国外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郝雨凡、翟志海的《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1990年);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的《威胁、自信与和平的最后机会》(1992年);迈克尔.亨特的《北京与朝鲜危机》(1992年);冈察洛夫、路易斯、薛理泰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1993年);陈兼的《中国通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冲突的形成》(1994年)、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朝鲜战争,1950-1953年》(1995年)等.

进一步把国际学界朝鲜战争研究推向高潮的基础,在于俄国最新史料的大量涌现.90年代初,俄国开始大量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真相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songchol)、内务省副相姜相浩(kangsangho)、驻苏大使李相朝(leesangcho)、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隐(imun)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苏联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如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t.f.shtykov)、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m.s.kapitsa)、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洛博夫(g.a.lobov)、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波尔特尼科夫(g.poltnikov)、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namil)的首席顾问索济诺夫(v.d.sozinov)等人.

其时,封闭多年的俄国档案文献也开始陆续解密,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40周年前夕,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战争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j.v.stalin)与金日成(kimilsung)、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与他们在北京和平壤的代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总计1000多页的新的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档案馆.1994年6月,叶利钦(borisyeltsin)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件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kimyoungsam),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的白宙铉(baekjuhyun)等人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朝文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随后在中国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

与此同时,有些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俄国档案馆中也发掘出不少档案材料,并在他们的论著中加以引用或全文刊出.如凯瑟琳.威瑟斯比的《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1945-1950年):俄国档案中的新证据》和《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1993年);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的《对此应该惧怕吗?》(1993年)、弗拉奇米尔.彼得洛夫的《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中的作用:已经解密的秘密文件》(1994年)、阿.符.托尔库诺夫和叶.普.乌菲姆采夫的《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1995年);亚力山大.曼绍洛夫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据》(1996年);叶甫根尼.巴加诺夫:《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1949-1951年》(1996年)等.

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朝鲜研究中心还与俄国外交部的外交学院签署了共同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学术合作协议,从而得到了一批俄国解密的原始材料.目前该中心正在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合作,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和翻译.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一方面将这批文件的复印件提供给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并存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以供研究者使用,一方面把其中的200余件档案译成英文在《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5/96年第6-7期刊出.

俄国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录和访谈录,特别是俄国档案文件的解密和传播,引起了俄国、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又出现了一批利用俄国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讨论朝鲜战争历史的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有前面提到的俄国学者沃尔科格诺夫、托尔库诺夫、曼绍洛夫、巴加诺夫等人的论著;韩国学者的论著有朴文洙的《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1994年)、朴明林的博士学位论文《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1994年)等;在西方学者中,最突出的是前面提到的威瑟斯比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乔恩.哈利迪的《苏联在朝鲜的空战》(1993年)、威廉.斯德克的《国际历史中的朝鲜战争》(1995年)等.中国学者使用俄国文献研究朝鲜战争的论著有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发表的青石(杨奎松)的文章《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以及笔者的专著和论文等.

这次的研究热潮一直持续到2000年,正值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在此前后,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关于中国方面的重要史料,有官方出版和发表档案文献,以及根据档案资料编写的工具书.至于俄国的档案文献,除了俄国学者在专业杂志进行的简要介绍外,主要是韩国国防部军史编撰研究所影印出版的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106件军事档案.此外,笔者在多年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的过程中,对有关朝鲜战争的文献情有独钟,为让更多的可以使用中文研究这一课题的各国学者能够利用这些重要的史料,特将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700多件档案(包括附件)的中译文编辑成书出版,取名为《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三卷本).

这一时期中国出版的相关专著很多,主要有齐德学的《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和指导》,林利民的《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逄先知、李捷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以及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等,还有数量更多的学术论文.国外学者也有许多新的学术成果发表,并且已经将研究重点转向新的领域.

总之,随着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及口述史料大量公诸于世,北京和莫斯科已经越来越引起各国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现在召开关于朝鲜战争历史的国际学术会议,没有中国和俄国学者参加是不可想像的.档案材料的多边化还引起了研究方向的国际化,这表现为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已经从对朝鲜战争中美国政策的分析转到对中国和苏联政策的研究,许多美国学者打破了西方外交史的研究系统,过去各种学派分野的界限已经模糊.更重要的是,各国学者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不是仅从本国的角度,而是从世界范围和国际结构的角度,利用多边档案,研究多边问题.这无疑是朝鲜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可喜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中苏关系的角度对朝鲜战争起源进行的研究,也就再次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对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着种种对立和分歧的看法.这里除了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原始材料的限制以外,还有一个研究方法和概念使用的问题.即使人们抛弃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但是由于研究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或者各自使用的概念及其含义不同,往往容易陷入无谓的争论.为了便于论述,本书在讨论主题——朝鲜战争的起源及其与中苏同盟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对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做几点说明.

第一,在战争起源的讨论中,人们常常使用"第一枪"这个概念.关于谁打了朝鲜战争"第一枪"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但是仍然毫无结果.其实,在这里所谓"第一枪"的问题,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事实上在军事冲突中究竟是谁先打了第一枪往往是说不清的问题,有意发动进攻者往往引诱对方先开第一枪,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况且,在6月25日战争爆发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三八线的军事冲突已经发生了一年多,那么在这数千次的交火中,究竟哪一枪算是"第一枪"?所以,人们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搞清究竟是谁先打了"第一枪".问题的关键在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带有全局性的军事行动——这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无论这种军事行动是属于主动进攻,还是属于被迫反击,其结果都是使这场战争成为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成为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研究的起点.否则,即使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再延续一年也未必会成为全世界注意的中心和大国对抗的焦点,这一冲突引发的结果也未必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换句话说,使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5日大举越过三八线这一军事行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前提是什么,斯大林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国际背景是什么,这才是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本书分析和论述的基点就在于此.

第二,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更为宽泛的界定.以往谈到朝鲜战争的起源,人们大多是仅就南北朝鲜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爆发进行分析和讨论,这是不够的.朝鲜战争作为一场国际性战争,就其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而言,实质上是中国(在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下)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尽管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中国则与苏联和朝鲜结成了联盟,但是从作战双方对战争的指挥权、控制权,以及投入人力、物力的综合指数看,美国和中国都在战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整个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大规模向南挺进开始,第二阶段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冲突开始,第三阶段从美国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进攻开始,第四阶段从中国派兵入朝并与美军发生战斗开始,第五阶段从作战双方沿三八线附近停火并进行停战谈判开始.从时间上看,自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即从战争爆发到第四阶段开始,共计不到4个月的时间,而从中国出兵到战争结束则有33个月的时间.前4个月实际上是战争不断扩大和升级的过程.从规模上看,只有到第四阶段开始,即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以后,才构成中国与美国直接对阵的局面,这场战争也才形成为完整概念上的朝鲜战争.这就是说,应该把战争在第四阶段开始以前的发展,都看成是构成战争起源的重要内容.显然,如果美国不卷入这场军事冲突,朝鲜半岛发生的充其量是一场短暂的内战;如果美军不向三八线以北进攻,这场战争早在进行到三个月的时候就以三年后的结果终止了;如果中国不出兵,这场战争也就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朝鲜战争了.所以,对于战争起源的分析,除了战前的背景以外,还必须对直到中国出兵时的战争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本书即是把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的关系放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研究的.

第三,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和一定程度上必须对中苏领导人的决策动机进行考察.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

首先,作为这一研究对象的两个关键人物——毛泽东与斯大林,他们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和战略谋划往往是不为人知的.在建国初期,毛泽东直接掌握着一切对苏联联系的渠道和细节,大部分函电往来都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而由于建国初期档案制度不健全,在相关的部门却没有留下档案文献.此外,为了保密起见,有些重要的会议则根本没有记录.同样,斯大林在他晚年的政治生活中始终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也直接控制着与毛泽东的所有接触,而且也常常禁止保存与外国元首之间较为敏感的谈话记录.

其次,对于国际关系问题决策的重要条件是对于外部信息的把握,但呈现在历史研究者面前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环境,与决策者当时所掌握的可能是严重失真的信息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决策者实际上都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思考和做出决策的,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如果只对这一过程进行纯理性的分析,而缺乏对决策者的个性和环境,以及基于这种个性和环境而形成的思维方式进行考察,这种研究必然会遇到重大障碍.

再次,如果说在中苏关系以及中苏双方对朝鲜战争态度和方针的研究中,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心理和思维的分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两个关键人物都没有留下他们个人的回忆录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憾.这就是说,除了应该广泛利用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外,在很多问题上还需要借助于研究者个人的分析和推理.本书分析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以及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考虑时,由于没有掌握直接的档案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利用间接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推断的.这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研究中,本书综合利用了迄今为止中俄两国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及相关的口述史料,着重分析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条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苏同盟的实际结果和客观影响,中苏同盟与朝鲜爆发的战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中苏结盟后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险情况下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各自的考虑及所采取的不同对策,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后对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叙述结构如下:

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的逐步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苏联来讲,其分界线在于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然而,苏美对抗的重点在欧洲,当柏林危机爆发时,苏联在亚洲的目标仍然是维持雅尔塔体系划定的势力范围,即在朝鲜半岛满足于以三八线划界的南北分治状态,而在中国,其重点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和影响.

斯大林从保证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战后的亚洲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苏联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大体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迫使斯大林考虑改变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使斯大林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以及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苏联与中共之间建立了真正合作的基础.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并初步确定了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但涉及双方根本利益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作为新中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决心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此来体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并作为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而斯大林则认为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亚洲的根本利益,并担心签订新条约会在国际关系方面引起对苏联不利的连锁反应,因此难以接受中国的主张.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对话,由于双方出发点和结盟条件上存在的差距而一度陷入了僵局.

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与苏联终于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斯大林被迫同意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失去或即将失去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而保持苏联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区是朝鲜半岛,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当然,以此阻止中共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以免进一步刺激美国),很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

就朝鲜冲突本身而言,斯大林主要是不能承受因中苏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失去在亚洲的基本利益这样一种压力,因此莫斯科需要制定一个新的远东战略方针.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以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出于维护苏联在东方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完成朝鲜的统一,从而扩大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迎合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革命要求.

苏联做出对朝鲜问题新决策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以及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考虑.斯大林并没有设想朝鲜战争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前提就是判断美国不会对朝鲜半岛进行干预.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对抗,但决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不过,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如果美国不干预朝鲜半岛的争端,也就不需要中国参与这场战争了.尽管莫斯科希望金日成的举动将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但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一场全面战争的序幕.

朝鲜半岛的内战爆发后,由于美国公然出兵干涉,形势急剧恶化,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作为亚洲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受到革命理想主义的激励,并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也决心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进行一番较量.由于在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问题上中苏之间产生分歧,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边的谈判陷入僵局.就在斯大林通知金日成撤出朝鲜,而中苏同盟条约几乎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毛泽东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国的猜疑和顾虑.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中苏同盟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采取了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方针.由于在战争中双方利益的趋同性,中苏同盟在中国出兵朝鲜后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及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是保证中国在这场艰苦和漫长的战争中得以坚持到底的重要条件之一.其结果,朝鲜战争使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同时也掩盖了隐含的分歧和矛盾.

结论:

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中苏结成同盟关系是直接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过去在西方传统派学者中有一种"共谋论"理论,认为朝鲜战争是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策划,而由金日成直接发动的.后来修正派出现后,这种说法已不多见.但最近韩国学者似乎在解密的俄国档案中找到了证据,再次提出了"共谋"理论.实际上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和中苏结盟问题的时候,北京和莫斯科对朝鲜半岛冲突的认识和政策开始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甚至给中苏同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才改变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根本看法.因此可以说,中苏条约的签订只是同盟关系在形式上的表现,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中苏两国才在事实上形成了同盟关系.

这就是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起源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第一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中苏结成同盟和朝鲜爆发战争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得以产生,其关键性的主导人物是斯大林.由于长期以来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特别是战后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而这两个事件本身则标志着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自1945年确定的在远东的战略方针和政策.

战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和对朝鲜的政策都是从稳定东方局势、维持雅尔塔体系这一基本点出发的,而这两方面的政策之间本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然而,当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以后,其相应政策的变化就使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内在的联系.所以,有必要首先对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政策进行考察.

一、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目标及其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20世纪历史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战后初期的几年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谓历史转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是各主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而这种组合和定位也就确定了未来世界历史的格局,确定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是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因此,对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目标的总体分析,将有助于理解苏联对华政策和对朝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有助于了解中苏双方结成同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机.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前,代表上述两种观点的研究著作——无论是传统学派的还是修正学派的,都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档案材料,其结论主要是依据对苏联领导人公开言论及其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推断.

随着俄国档案逐步对外开放,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无所作为的;斯大林的远东政策与欧洲政策一样,都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斯大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与中国的联盟才真正导致了苏美之间的对抗.

这些说法似乎还不能全面或准确地反映出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没有勾勒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变化的轨迹,从而难以正确地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的实质,也无法说明中苏结盟的真正原因和基础.

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迷雾可以看到,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有三个方面,或者说是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

首先是和平共处.斯大林在战后说过:"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斯大林这种想法的基点在于战时的盟国合作关系,特别是美、苏等大国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共同构筑的雅尔塔体系.所谓雅尔塔体系,得名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的尤索波夫宫召开的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最主要的结果就是通过协议的方式确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德国投降后,于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对此又进一步做了确认和补充.于是,几个大国按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量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势力范围.正如许多学者看到的,斯大林对于战争后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国家周边的广阔缓冲带来保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回旋和准备.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格拉泽(mugraze)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都讲起过这样一件事: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用图钉把它按在墙上,对周围的人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世界:"这儿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的中国一带画圈,"长春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

斯大林的这一番表白很说明问题.除了斯大林不喜欢的高加索以南的边界问题（这一点在下面将会提到）,总的说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诸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惟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宏大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斯大林相信,社会主义的苏联最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是苏联和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战前就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危机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斯大林总危机理论的逻辑.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并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

不过,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如果说在列宁时期俄共(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企盼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类,甚至没有国界的概念,那么到了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已经在苏联党内根深蒂固.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兰,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当服从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又一个逻辑.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出发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苏联在1945年处理希腊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欧洲共产党活动等问题的消极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斯大林坚持这一外交方针的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

第二,斯大林认为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这是苏联确立外交合作方针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的战争有两层含义,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斯大林认为,爆发前一种战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后一种战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战争的目的是要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与苏联的战争则涉及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存亡问题.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

第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

总之,只有采取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持雅尔塔体系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这种合作中已经隐含着分裂的因素.除了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以外,还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苏联与西方大国本来就是敌对的.战争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后,这种同盟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其次,虽然罗斯福(roosevelt)与斯大林同样主张战后实行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罗斯福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的弊病,他的本意是通过几个大国掌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在协调大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安排国际事务,以求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相信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门户开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证.但其他西方大国首脑,如邱吉尔(churchill),却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实力和新的思维,罗斯福可以对斯大林容忍和忽略的事情,他的继任者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却一定要针锋相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斯福的去世已经预示了大国合作的暗淡前景.

再次,与罗斯福合作政策的内涵不同,斯大林主张的大国合作,本质上是因循历史上由主要战胜国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试图以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体系而重建以美苏两国为主宰的世界新秩序.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而形成的"孤岛"心态,以及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形成的俄罗斯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因此,尽管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顾及的地方,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

从理论上讲,如果苏联与西方恪守和平共处的原则,虽然双方不会再有战时那样的同盟关系,至少也可以维持一般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在如何安排战后世界新秩序方面,苏联与西方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大相径庭,双方都把对方视作竞争的对手,在行动中都竭力遏制和损伤对方,力图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改造世界.于是,分歧和冲突的升级也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与西方大国的争端首先出现在东欧问题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东欧紧靠着苏联的欧洲领土,也即苏联的中心地区,并且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外敌入侵俄国的通道和入口,所以,东欧便成为斯大林建立战后苏联安全带和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斯大林对东欧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苏联红军越境在东欧作战的有利时机,支持和帮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建立起亲苏政府或苏联模式的政权组织,一举而完成苏联对外政策中保证国家安全和实现世界革命两大战略目标.惟其如此,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寸步不让.

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明确表示出在东欧的权力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决心.当美国提出解散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而在国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另建临时政府时,斯大林断然予以拒绝.当美国在1945年9月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同样表示坚决反对.与此同时,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就是要使苏占区成为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1946年3月,斯大林在评论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时甚至不屑于理会邱吉尔把东欧国家说成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观点,而只强调在东欧建立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这是和平的愿望",并非"扩张倾向".

尽管西方大国对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示出不满和猜疑,但在雅尔塔体系中东欧毕竟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即使对此做出反应也显得底气不足.真正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不满意以及苏联的扩张意图.

在历史上,近东地区是沙皇俄国与欧洲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就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权益,不仅能够确保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为苏联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的基地.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

土耳其问题和伊朗危机对于战后苏联与西方的国家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同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显然,苏联在近东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行为对西方产生的后果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

第二,苏联的外交举措加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与认同.战后美国地位的上升与英法势力的衰落使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美英之间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外交行为使西方国家共同感受到威胁,这即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在一定意义上,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反共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

第三,苏联的外交举措加速了西方国家对苏政策的调整.这两次近东事件终于导致苏联与西方本来就不牢固的合作关系开始破裂,加深了双方的猜疑、敌视和对立.如果说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没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共鸣的话,那么凯南(kennan)"遏制理论"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则表明苏联在近东的行为已经使西方大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并由此引起了他们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为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形成集团对抗的局面开启了一道门缝.

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遭受的挫折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总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而有必要在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抗衡中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设想.在铁托(tito)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事项.1947年春天,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gomulka)谈话时又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这时已经出现了在对外政策中以集团对抗为指导方针的理论雏形.

与此同时,美国及西方大国外交政策趋向强硬的态势也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novikov)1946年9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长篇报告,充分说明了苏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斯大林调整对美政策的基础.诺维科夫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点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报告认为,美国鼓吹的"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是目前通往大国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如果说凯南著名的8000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那么几乎同时出现的诺维科夫报告,同样对于苏联采取对美强硬反击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作用.

然而,真正促使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尽管此前不久美国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但在斯大林看来,杜鲁门的演讲不过是在口头上叫嚷了美国将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而马歇尔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

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是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同年7月底,当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宣布将研究和协商两国间的友好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又严词斥责这一行动是"匆忙的"和"错误的",并强调它"没有同苏联政府协商".

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莫洛托夫计划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基础.

苏联调整其对外战略,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不过,与共产国际不同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完全局限在欧洲地理范围之内,因此它的组成显然是对马歇尔计划构成的明显威胁的反应,而不是在新阶段发动世界革命的前奏.斯大林的目的还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以情报局形式建立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会议形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

冷战产生的基础在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则表现为地缘政治对立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走到了世界的前沿.美国摆脱了传统的孤立主义状态,一举冲出了美洲.从美国本土出发,一面向东,战后经济和政治力量衰落的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意等国,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一面向西,战败的日本、懦弱的中国和菲律宾,为美国进入亚洲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空间.苏联则摆脱了战前的"孤岛"状态,一面向西进军欧洲,通过解放东欧各国而占领了广阔的安全地带;一面向东发展,策动蒙古独立,控制中国东北和北部朝鲜,同时觊觎近东.这样,从地缘政治上形成了美苏两国在欧亚大陆的对峙局面.同时,美国打着"自由"和"民主"的旗号,以美元和美国占领军开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企图按照美国方式把全球带入"自由世界".苏联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下,力图把从希特勒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各独立国家纳入苏联体制的运行轨道,领导全人类走向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也形成了根本对立的局面.

不过,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并不是同步的,这里有一个从欧洲到亚洲的发展过程.从苏联方面讲,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交替使用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使用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的外交手段,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逐步从温和走向强硬,大体上是沿着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这样一道轨迹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政策是整体发生变化的.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在欧洲,而对亚洲的政策往往起到对欧洲政策的补充和辅助作用,因此斯大林对亚洲的政策并不是完全或同时随着其欧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甚至相反,为了集中力量在欧洲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苏联在亚洲仍然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保守的方针,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

当然,苏联远东政策的总基调也还是逐步走向强硬和对抗的,以至在"国际形势改变"的条件下,终于使远东成为美苏之间危机爆发的导火线.不过,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与在欧洲表现出来的直接对抗不同,美苏两国在亚洲都采取了某种克制的态度,这特别体现在对朝鲜和中国的政策上.

二、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和政策

战后苏联势力进入亚洲是从对日作战开始的.同盟国在欧洲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时,美国出于在太平洋战争决战时减少美军伤亡以及限制苏联战后在东方扩张的双重目的,急于取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并明确其政治条件.但斯大林没有立即表态,直到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才明确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是恢复日俄战争前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后来,战争局势的急速变化,特别是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已经不再希望苏联染指亚洲事务了,但是在美国原子弹投放日本、太平洋战争大局已定时,苏联却在中苏谈判尚无结果、其参战的政治条件尚未得到明确保证的情况下仓促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军队展开了大举进攻,从而在亚洲取得了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的有利的外交地位.

苏联在日本的目标是恢复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领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同时参加对日本的共同占领和管制.其中前者得到雅尔塔协定的认可,后者则完全要依美苏双方在东北亚军事力量的进展而定了.苏联与美国在东北亚问题上交锋的结果是,苏联占领日本本土并参加对日管制的目标没有实现,却形成了以三八线为界与美国共同占领朝鲜半岛的局面.

由于当时的军事和地理条件,当美国军队正在日本南部列岛与日军激战时,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了朝鲜半岛.由于日本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后很快就接受了无条件投降,结果在朝鲜半岛造成了一种真空局面.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以三八线为界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

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由他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

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美军于9月6日顺利进驻汉城.

如果说美国仓促提出的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是出于限制苏联在朝鲜半岛扩大势力范围的政治考虑,那么,苏联非常痛快地接受三八线的方案也是出于更深层次的政治考虑.不过,华盛顿考虑的是朝鲜问题,而莫斯科的眼睛却是盯在日本本土上.

正如提出三八线建议的美国上校腊斯克估计的那样,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一点不仅使当事人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感到惊奇,而且也使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迷惑不解.的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空前加强,以致斯大林可以踌躇满志地声称:"这次战争不比从前了.现在是,谁的军队到达哪里,谁就占领土地,也就在那里实行谁的社会制度."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接受三八线呢?实际上,作为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远的考虑,他接受三八线的提议是有交换条件的.笔者注意到,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的受降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由苏联军队占领;(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第二点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们知道,在1919-1921年,日本占领了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最后,斯大林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领土的占领.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鉴于德国分裂的教训,只有独自占领日本才能限制苏联势力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美国可以放弃朝鲜,但对日本则是志在必得,而决不容苏联插手其间.于是,在8月18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杜鲁门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点修改意见,即将千岛群岛划入苏军受降地区——这是雅尔塔协定已有明文规定的,但对斯大林的第二点修改意见——让苏军进入日本本土,则巧妙地加以拒绝.杜鲁门说,美国已经决定日本本土各部将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并且已经做出安排,而麦克阿瑟"将使用盟国的象征性部队,当然包括苏军在内,来临时占领日本本土".

斯大林一方面在8月22日复电中对美国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遗憾,一方面却在回电之前,即8月20日,向苏联军队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三八线以北.就在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同时,苏联驻日代表杰列维扬科(derevyanko)中将拜访了麦克阿瑟,并声称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都将进驻北海道.麦克阿瑟当场以强硬的口气驳斥道: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我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美国的强烈反应使苏联进驻北海道的计划中途搁浅,而此前斯大林已经同意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划界,覆水难收.于是,斯大林只得接受既成事实,把朝鲜南部让给美国,而将问题留待以后寻找机会解决.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个机会直到1950年才出现.

但是,雅尔塔协定关于战后朝鲜的安排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首脑举行会晤时,罗斯福提出了讨论领土托管的问题,并向斯大林建议,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大概是鉴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eden)曾拒绝过美国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托管的方案,罗斯福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他建议还是应该邀请英国参加托管.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但会议文件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于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hopkins)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同意中国、英国、苏联和美国共同托管朝鲜".

苏联并非不重视朝鲜半岛的地位,只是当时还没有一个特别确定的方针.1945年6月由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两名官员撰写的一份关于朝鲜问题的参考报告,清楚地说明了雅尔塔会议后几个月里苏联对朝鲜问题的考虑.这份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背景情况的报告,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个方面的结论,其中讲到"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经常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地区","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将来在建立朝鲜政府时必须要反映这一点".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第一,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不过在当时仍然认为日本是主要威胁,所以要特别防止日本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第二,苏联并没有提出占领或单独控制朝鲜半岛的要求,而只是希望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和密切的关系"的政府.

大体说来,直到1949年底,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第二阶段,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第三阶段,在朝鲜南方实行单独选举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政府,满足于苏联对北部朝鲜的控制,并以此与美国对抗.

苏联外交部档案馆的文件表明,直到1945年9月,苏联政府在以政治方法解决朝鲜问题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计划,但认为拟议中的托管制度是抵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权益和加强苏联在东北亚地位的有效手段.外交部的一份报告开列了远东太平洋地区一系列应实行托管的地方,另一份报告则明确提出:"根据开罗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条款,鉴于希望尽可能快地消除日本对朝鲜长期所产生的有害后果,促进使朝鲜人民可以实现完整的主权和民族独立权利的条件的形成",苏联政府应该提出的建议是"盟军对朝鲜领土的军事占领期结束后,朝鲜必须置于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四大国的共同托管之下","对朝鲜实行托管的目的必须有助于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恢复独立,有助于推动朝鲜按照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6款逐渐地朝独立方向发展".这些档案文件说明,在1945年9月,莫斯科的目标只是要通过对朝鲜的共同管理的某种方式保护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斯大林的目的不是要获得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如他在欧洲对波兰的控制那样,甚至在开始时也没有分裂朝鲜半岛、单独占领朝鲜北方的意图.相反,他实行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战略,这种战略是要在掌握一些军事战略要地的前提下使苏联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和影响达到平衡.

至少到1945年末,苏联的政策仍然是希望能通过外部力量,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对苏友好或至少是不敌对的统一政府.由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malik)起草的题名为《关于统一的朝鲜政府的问题》的外交部背景报告表明,1945年12月,苏联打算采取特别措施组织关于建立朝鲜临时政府的选举.报告认为"苏联反对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并建议(1)支持并且宣布恢复朝鲜的独立和主权;(2)表示支持建立由所有的朝鲜社会和政治组织参加的朝鲜临时政府;(3)所有的这些组织必须选举一个临时委员会以筹备召开立宪会议;(4)召开立宪会议之前,必须在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教师、雇员和其他集团之间召开各种民主会议,以广泛讨论并且提出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和统一的朝鲜政府官员的候选人;(5)建立由苏联和美国代表组成的特别联合委员会以负责这项筹备工作(可能的话也可包括中国和英国的代表);(6)解决因苏军和美军驻扎在朝鲜而产生的所有迫切问题,建立由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代表组成的苏美特别委员会.

正是出于尽快形成与美国合作局面的目的,苏联在朝鲜北方组织临时政权机构时没有让共产党人出任这一机构的首脑.虽然1945年10月10日苏联货船"普加乔夫"号已经把在苏联远东地区受训的以金日成为首的第88旅朝鲜营的66名军官送到元山港,但是在11月19日朝鲜成立北方五省行政局时,当选为主席的却不是金日成,而是民族主义领袖、朝鲜人自发成立的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主席曹晚植(chomansik).同时,苏联占领当局也不愿意支持南朝鲜共产党的活动,不愿意在美国占领区开展任何宣传鼓动工作.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有关朝鲜问题的文件表明,1945年秋苏联军事占领当局虽然在朝鲜北方积极改组共产党并指导其开展活动,但这些做法绝不超出三八线的范围.当时朝鲜共产党的总部设在汉城,共产党主席是后来到朝鲜北方出任副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永(parkhenyong).在南朝鲜反共组织的破坏和压力下,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多次请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支持,特别是帮助说服美国占领当局允许朝鲜共产党合法地开展活动,但苏军司令部拒绝进行任何有利于南朝鲜共产党的干预.相反,苏联要求南朝鲜的共产党人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并解释说"只有通过对朝鲜国际地位达成合适的谅解才能产生正确的战略路线",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观点是没有矛盾的".尽管当时美国的占领政策在南朝鲜遭到强烈反抗,而共产党的活动对于他们自身的政治发展也极为有利,但在1945年来自朝鲜的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苏联在南朝鲜的任何宣传鼓动工作.

此外,1945年苏联在朝鲜的经济政策也说明斯大林当时并没有长期占领朝鲜半岛或朝鲜北方的打算.由外交部第二远东司顾问苏兹达列夫(suzdalev)为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的《关于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报告》开列了日本在朝鲜财产的详细清单,并且做出三个结论:(1)日本在朝鲜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企业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目的而建立的,并且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必须从日本人手中完全剥夺这些企业;(2)北朝鲜境内的日本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必须视为红军的战利品,因为所有这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与红军作战的日本军队服务的,而且为从日本人手中夺取这些企业,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3)最后,北朝鲜境内的日本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必须作为赔款的一部分转交给苏联,补偿从苏联建国起日本给它造成的巨大损失,包括日本在1918年到1923年对远东干涉而造成的损失.

尽管苏联占领当局一开始就向朝鲜人公开保证"将保护所有朝鲜企业的财产,并将尽一切可能来支持你们,维持你们企业的正常经营",到9月20日,斯大林给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vasilevskii)和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第25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也是保护"北朝鲜公民的私人和公共财产","鼓励当地居民继续自已的和平工作,保护工业、贸易、市政和其他事业的正常运作",驻北朝鲜的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行为端正,不得欺辱居民",但实际上,从1945年10月到12月中旬,苏联人似乎对他们的军队失去了控制,进入朝鲜的苏联军队大肆掠夺日本人和朝鲜人.就像他们在中国东北对那些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工业设施所采取的行动一样,苏联人也拆运走了许多在朝鲜北方的工厂.正是根据这一事实,美国情报部门相信:俄国人是不打算留在北朝鲜的.显然,如果苏联一开始就有意把朝鲜作为它的卫星国,恐怕就不会采取这种掠夺性的经济政策了.

然而,苏联也估计到,通过与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对苏友好的朝鲜政府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外交部第二远东司副司长扎布罗金(zabulokin)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因为有众多的政党和集团,它们之间缺乏统一,还有美国的引诱.""与此同时,未来朝鲜政府的性质不能不涉及苏联的利益,因为这个政府的性质将是决定朝鲜临时政府在未来的朝鲜国内外政策中如何行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朝鲜在今后是成为我们新的忧虑的滋生地,还是成为我们在远东安全的有力的立足点之一,就取决于未来朝鲜政府的性质了".扎布罗金的结论是朝鲜政府的建立可以通过以下可能的方法实现:(1)在苏联、美国和中国三国政府的协议基础上建立朝鲜政府.以这种形式建立政府时,共产党人和真正的民主人士加入政府将会遭到朝鲜反动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样的政府无疑将会赞成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这些反动分子将会寻求美国和中国政府的支持.(2)召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必须通过普遍的、秘密的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全体朝鲜人民(卖国贼除外)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人民会议必须宣布成立朝鲜共和国和建立朝鲜人民政府.这是解决建立朝鲜政府问题的更能够接受的形式.

美苏之间果然在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样一个统一的临时朝鲜政府的问题上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了.随着美国在南朝鲜逐步推行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1946年初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陷入僵局之后,苏联开始改变了与美国合作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政策,而是积极帮助朝鲜北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成熟起来,以期通过朝鲜民族本身的力量建立一个对苏友好的统一政府.扎布罗金所说的第二种方式被苏联政府采纳了.

苏联占领当局首先加强了朝鲜北方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力量.苏联红军进入朝鲜作战后立即在那里建立了军事管制机构,称作警备司令部.这一时期,苏联占领军在朝鲜北方各道及其所辖各级行政机构中普遍建立的警备司令部总计有113个.在最初阶段,警备司令部的职责只是保管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财产和武器,但后来,其所扮演的角色扩大为从各个方面支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随着8月15日朝鲜的解放,在朝鲜各地迅速建立起各种自治管理机构,其中主要是人民委员会,逐步承担起管理地方的职责.这种朝鲜人自发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填补了日本统治崩溃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起到了稳定社会、保护和控制公共设施及工业、交通设施的作用.美国军队进入南朝鲜后取缔了那里的人民委员会,而建立起美国当局直接管理的军政府.苏联军事占领当局则与北方的人民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对其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机构称为人民政治委员会.到1945年8月底,在北部占领区,人民委员会的改组基本完成,所有的人民政治委员会成员都是民族主义者或共产党人,而苏联占领当局则通过警备司令部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委员会.以后,警备司令部的职责急剧扩大化,承担起了从各个方面支持其所在地的人民政治委员会的责任,贯彻、执行和维护与军事管制相似的地方法律.

1945年10月初,经上报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meretskov)元帅同意,在朝鲜的苏联第25集团军司令部设立了民政府,以帮助在朝鲜北方建立正规的社会生活秩序.民政府是第25集团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chistiakov)中将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但它同时直接隶属于什特科夫(shtykov)将军领导的滨海军区军事委员会.罗曼年科(romanenko)少将被任命为民政府长官.朝鲜北方的苏联民政府与在朝鲜南方的美国军政府相比规模确实小得多,但是,通过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苏联牢牢控制着朝鲜北方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1946年初联合委员会进行谈判时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而且矛盾更加激化.一方面,美国军政府企图改变在南部朝鲜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权力的分配,宣布朝鲜共产党非法,强化国家镇压机器,同时鼓励温和的左派加入美国军政府控制下的左派和右派的联盟,以便为在南方控制下进行大选创造充分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苏联占领当局也在朝鲜北方积极扶持政治力量,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临时政府进行筹备工作.

1946年2月8日,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时的委员长已经改由金日成担任了.曹晚植在抗日斗争中是极受尊重的朝鲜民族领袖,但他把在朝鲜的苏联军队当做同日本人一样的占领者,这当然是苏联人不能容忍的.什特科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曹晚植不忠于苏联的政策,有"民族主义倾向",于是斯大林决定撤换他.什特科夫推荐了从苏联回国的年仅30出头的金日成,斯大林表示同意,说"朝鲜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需要年轻的领导人".朝鲜北方的临时人民委员会是由苏联占领当局一手操办而成立的,在莫斯科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中藏有由苏联官员起草的朝鲜宪法和法规的大量文献.中央委员会档案中还有许多苏联帮助朝鲜北方训练干部和技术工人,以及建立宣传机构和苏联模式的社会组织的报告.

在这样的前提下,苏联占领当局逐步减少了对朝鲜北方的直接统治和管理.自从1946年2月苏联民政府向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移交权力之后,民政府总部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据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1946年9月,在民政府的各处共有官员200人,但到1946年12月,官员数字降到了60人.1947年2月朝鲜人民委员会成立之后,苏联民政府的人员作了进一步的裁减和更换.有材料说,到1947年7月,在朝鲜人民委员会中苏联顾问的人数已降到30人.

与此同时,苏联在朝鲜驻军的数量也在急剧下降.1946年12月,苏联军队开始主动撤离朝鲜,当地的安全警察接替了苏联军队的保卫工作.随着朝鲜人接管了自己的警察和军队,苏联占领军总数从1946年的40000人减少到1947年的10000人.1947年4月3日,苏联占领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上将的职务也由一位中将军衔的军官柯罗特科夫(korotkov)接任.

俄国档案材料证明,与美国在朝鲜南方所遇到的政治难题相比,苏联对朝鲜北方的控制则有效得多,苏联的政策方针也能得到认真贯彻.1947年2月20日,刚成立的朝鲜人民委员会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表示:"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南北朝鲜的统一和迅速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朝鲜临时政府."3月1日,朝鲜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复莫洛托夫的信函说:"考虑到朝鲜至今未能实现统一,北朝鲜人民正在做出各种努力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按照莫斯科决议建立民主政府."1947年8月15日朝鲜解放纪念日这一天,金日成又在给莫洛托夫的另一封复函中说:"我们深信统一的民主朝鲜政府将在很短时间内建立,朝鲜将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相信,由于苏联以及您个人努力的结果,建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将按照符合整个朝鲜人民利益的三国外长莫斯科协议的精神得到解决."

为了加强朝鲜北方的经济力量,苏联也改变了对朝鲜的掠夺性经济政策,开始向朝鲜北方提供经济援助.1947年5月12日,梅列茨科夫和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的联名电报称:

没有苏联或其他外国专家的帮助,北朝鲜的

工业和铁路运输将无法运转.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向北朝鲜派遣苏联工程技术人员,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人民委员会调整好对工业和运输的管理,更是为了加强我们国家今后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

如果在北、南朝鲜统一和朝鲜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苏联专家尚未抵达北朝鲜,那么朝鲜临时政府由于不能没有外国技术援助而必然会去请美国专家为朝鲜工作,这样就会加强美国人在朝鲜的影响而有损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请求您下指示尽快派苏联专家到北朝鲜来.

苏联军事占领当局的这个文件充分表明了当时苏联对朝政策的出发点,对此,莫洛托夫批示:"斯大林同志,我认为必须支持这个建议."尽管在笔者收集到的档案复印件上,斯大林的亲笔批示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但仍可以看出他对此是表示同意的.

总之,在1946-1947年,美苏双方虽然都已经认识到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但还没有立即想到在南北方成立各自独立的政府,实际上他们确实都曾试图通过各自所控制的朝鲜人在朝鲜进行普选,进而成立一个有利于己的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至于是美国还是苏联首先决定要在自己占领的地区建立单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可以断定,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美苏两国在欧洲形成对抗局面之时,朝鲜半岛和朝鲜民族的分裂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了.

随着南方大韩民国的成立,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在北方成立了,并且立即得到苏联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48年10月12日斯大林给金日成的电报说:"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维护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统一独立国家的权利,欢迎朝鲜政府的成立,并祝愿它在为朝鲜民族复兴和民主发展的活动中取得胜利.苏联政府表示同意苏联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与此同时建立相应的经济关系."

苏联当然希望朝鲜北方迅速发展、强大起来,以制约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并以此作为苏联在远东的一道安全屏障.然而,斯大林在朝鲜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即使已经无法合作,苏联也决不愿意与美国形成像柏林危机那样的公开对抗.莫斯科的目标仅仅是在那里建立一个与苏联友好的政府,只不过原来设想的这个邻邦是整个朝鲜半岛,而现在则是朝鲜的北方.原因很简单,当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处于尖锐对立的1948年,斯大林不可能把朝鲜问题摆在第一位.由于在外交政策中执行欧洲第一的方针,同时苏联人也必须首先解决战争给本国在人力和物质上造成的极大损失,从而不得不把东北亚置于次要地位.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在朝鲜或朝鲜北方建立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因此,苏联首先呼吁美苏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半岛,而后宣布苏联占领军主动撤出朝鲜北方,并承诺给予朝鲜人充分的自治权力,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承诺给一些东欧国家的自治权.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意为他们统一祖国的事业承担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导致在苏联力所不及的时间和地点引发一场与西方集团之间更大的争端和冲突.

金日成在建国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与苏联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以此加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统一朝鲜事业中的地位和影响.金日成准备在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时提出这一要求,但斯大林对此不感兴趣.1949年1月19日苏联驻平壤大使的什特科夫关于朝鲜代表团访苏问题给莫斯科的报告说明了苏联的立场:

对于金日成曾表示的希望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一事,我向金日成和朴宪永解释说,在目前国家分割为两个部分的情况下签订这个条约是不妥的,这会被南朝鲜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便维持国家的分裂状态.

我的这个通报使得金日成和朴宪永有点不安.金日成吞吞吐吐地试图解释签订条约的理由.他为了强调自己的想法,说最高人民会议主席团主席金钭奉(kimdoobong)曾多次向他提出,应同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签订这个条约,那么必须签订一个苏联援助朝鲜的秘密协定.

在我作了补充解释后,金日成和朴宪永同意现在提出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还不是时机.

结果,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只是与苏联签订了经济文化协议.

关于金日成在1949年3月与斯大林的会谈是否涉及到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统一的问题,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些学者指出,金日成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目前的形势已经需要并有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放整个国家,但斯大林不同意,理由是北方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苏美关于三八线有协议,而且美国有可能进行干涉.斯大林还说,如果敌人进攻平壤,他们可以通过发动反击,尝试以军事手段实现重新统一.但是,在会谈中作为斯大林译员的贾丕才(kapitsa)在1993年11月和1994年12月两次接受采访时都证明当时根本没有谈到过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至于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1993年第8期)载文说斯大林在莫斯科逼迫金日成准备向南方进攻的计划,还说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布尔加宁(bulganin)曾带领一批高级助手再次与金日成举行会谈,制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等等,则完全不可信,作者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可以认为,1949年初斯大林并没有认真地与金日成谈到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至少也没有同意北朝鲜这样做.

直到1949年初,苏联从开始赞成托管制度,后来支持建立统一的朝鲜政府,到最后支持和帮助朝鲜北方建立单独的政府,其对朝政策的内容有所变化,但基本目标始终如一,即在保持苏联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有所控制和影响的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避免刺激美国采取过分强硬的政策.这与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就是说,当苏联对外政策在总体上由大国合作向集团对抗转变时,其亚洲政策却仍旧以维护雅尔塔体系为目标,把对立和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免影响苏联在欧洲对抗政策的实施.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上.

三、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基础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战略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特使哈里曼的会晤告诉了美国,又通过1945年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同时,斯大林也对美国的保证做出了回报,即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基点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效期为30年,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附属文件.这些协定充分保证苏联得以恢复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长春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长春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

直到新的中苏条约签订之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保证实现上述权益.为此,斯大林也对蒋介石做出了一些让步和保证,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劝说共产党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已经空前发展壮大起来,并成为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心腹之患.根据章百家的分析,在考虑战后问题时毛泽东的头脑中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另一条思路是准备应付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在当时,力争第一种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面.1945年4月下旬中共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提出: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战后中国可能由此走上和平统一道路,废止一党的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以逐步达到在全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然而,在共产党准备力争和平时,国民党却倾向首先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尽管从纯粹的力量对比上看国民党比较强大,共产党相对弱小,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国民党的颓势已相当明显,共产党却有一股挡不住的上升势头.为推持自已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国民党急于利用尚存军事优势及早打断共产党上升的势头,至少也要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足以对自已的地位构成威胁.共产党则希望尽可能地推迟摊牌的时间,以避免挫折,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有把握地赢得最后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苏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限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援助.7月初中苏谈判开始以后,作为对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的答复,蒋介石指示要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和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作为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蒋介石还让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明确告诉苏联人,在中共问题上,国民党的要求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俟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

既然斯大林已经对美国做过承诺,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斯大林还意味深长地说:"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如果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

斯大林为实现对华政策目标而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中共与苏联本来就不稳定、不和谐的关系上笼罩了一层更加暗淡的阴影.

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示了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完成,而实现这一转轨的基础就在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变化.因此,这里着重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角度讨论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变化.

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互不信任、互不协调的状态中.先是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与毛泽东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相对立;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承认后,中共与苏联的矛盾主要又表现在战争的战略和策略方面.胡乔木回忆说:"苏联代表到延安,一见面就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集中兵力打日本.苏联的目的主要是要中共大规模出兵为它解除后顾之忧.中国党就是坚持打游击战争,当时也不可能打大规模战争.苏联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中共不愿支持苏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所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不仅是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也是针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从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反对党八股和本本主义,到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毛泽东思想,其目标之一就是清除苏联势力在党内的影响,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共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脱离莫斯科指挥的独立倾向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不满和怀疑,延安整风运动更加深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不满和成见.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斯大林在1944年6月22日与美国代表哈里曼谈话时说: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放弃共产主义.

中共与苏联领导人的这种关系,到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就显得更加复杂了.

当中共确定自己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战略方针时,并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做出了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决定.毛泽东曾认为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会来帮助中国共产党.他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表示"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由于对苏联出兵东北并对中共提供帮助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方针,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与国民党进行战斗.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党委发出的通知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经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东北问题特别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重视.8月11日朱德发布了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同时,中共在华北、华南地区也采取了进攻战略.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华中局:"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同日,又给晋察冀等分局致电:"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然而,此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签订,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hurley)和蒋介石抓住时机提出了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并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并不是为了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所以,中共准备在各条战线发动攻势的战略方针显然是与苏联在中国采取的政策相抵触的.斯大林在8月20日和22日连续发来两封电报,坚决反对中共的主张,要求毛泽东答应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斯大林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

尽管毛泽东对此非常气愤,但在美国和苏联双重外交压力下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共的整个战略方针.就当时中共的力量而言,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无法完成进攻战略的.于是,毛泽东一方面决定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方面改变了向大城市进攻的战略.

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理由是这种起义将变为反对蒋介石的行动.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撤销占领大城市计划的指示.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局扩大会议上做长篇发言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关于重庆谈判,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指出: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定.要看情况.在8月26日的发言中,毛泽东还设想了可以做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领导人已经想到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有限的.还在苏联出兵之前,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负责外事工作的中共代表王若飞于8月3日在延安作形势报告时就提醒说苏联将与国民党政府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但苏联的妥协也不会超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苏联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尽管它可能不愿援助中共.王若飞的估计非常准确.

显然,中共这种认识的出发点在于,尽管苏联与中共领导人之间存在矛盾,并且苏联的对华政策受到远东国际形势的制约,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以及蒋介石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性使他们认为,中共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时不至于受到苏联的限制.因此,中共调整和转变政策时的考虑仍然是以配合苏联的在华行动并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为基础的.为了与苏联红军的行动相配合,同时也与重庆谈判的局面协调起来,中共决定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8月29日中共中央的指示虽然已估计到"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仍认为只要中共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另有具体指示说"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中共当时的考虑正如代理中央主席刘少奇所说:"苏联人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共产党."

不过,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在华政策的目标还缺乏全面的认识.为了履行中苏条约以及苏联对美国和蒋介石的承诺,苏联此时正在要求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向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报告,8月27日斯大林在会谈中表示,希望中国国民政府近期派遣中国军队到满洲,从苏联人手中接管治安和对日本破坏者的防范.哈里曼认为,这表明苏联将遵守协议在3个月内撤出满洲,因此,建议立即把这件事与在东北部署中国军队的计划联系起来考虑.

斯大林追求的是保证雅尔塔协定在远东的全面实现,是恢复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失去的全部在华权益,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因此,苏联红军在东北对中共军队是否"放任",是否"同情",完全是依苏联在中国与国民党政府和在国际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需要来决定的,而中共对东北的政策也不得不随着苏联态度的变化而变化.

到1945年9月初,关内的中共军队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已经迅速地接近或开进东北.9月11日,中共中央电示山东分局:"据胶东区党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

但这时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各部队对莫斯科政策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一致,有的部队表示支持中共军队,如在山海关、大连、沈阳等地,而在有些地方,中共军队与苏军之间发生矛盾甚至摩擦的情况时有发生.

关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初期与苏军发生矛盾的问题,中国方面的口述材料已经很多,最近在俄国档案中也发现了这方面的文字材料.1945年9月初,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和山东第三分局满洲委员会分别致函联共(布)有关领导人,抱怨苏军在东北军纪不严,行为不轨,要求苏军不要解除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武装,并要求为他们提供武器以及印刷机、纸张等.这些要求显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能够看到的一份材料证实,苏联驻军正式拒绝向中共提供印刷机和纸张,还禁止中共在苏占区活动,并提醒说这个问题将由中央政府即蒋介石政府来决定.

为了表明苏联的态度并协调与中共的关系,9月14日,驻东北苏联红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ii)的代表贝鲁罗索夫(berulosov)中校在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的陪同下飞抵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即:在苏军撤出之前,蒋军和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已经到达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的八路军,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联军队占领的地区;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提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不得不设想为"长期与国民党争夺",军队进入东北的部署则"应将重心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不久,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苏美在远东问题上未能取得协调,苏联拒绝参加远东咨询委员会.由于美国在东北的举动引起斯大林的不安,苏联开始调整其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担心苏联会利用中苏条约完全控制东北,因此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同时,美国军队开始在华北各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苏联对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向东北进军表示出严重关切和不满.10月,美国一艘军舰强行驶入大连港,其舰长还上岸视察了周围的情况.这一事件激怒了苏军在东北的指挥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代表会谈时曾反复提到此事,其语气和表情十分严肃,致使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张嘉璈认识到"苏联不愿意让我们依靠美国来运输我们的军队,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让美国在东北获得一席之地",这表明马利诺夫斯基"对我们依靠美国的力量把我们的军队运到东北的不满程度以及苏联是多么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势力渗透到东北".

为了抵制美国的压力并对国民党起到牵制作用,苏联不仅制止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口的登陆,而且表示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月初,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议,中共抽调20-30万军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苏军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速派人接工业中心之城市及工业",并表示中共"可逐渐接收政府",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中央迁移到东北.

受到苏联这一政策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0月16日、10月19日、11月1日连续向有关各部队发出指示,"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坚决全部消灭"从任何方向进入东北的蒋军,将主力集中于锦州、营口、沈阳一线,"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总的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中共中央必然需要苏联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于是向苏联方面提出推迟苏军撤出东北及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收政权等要求.苏方表示推迟撤军有困难,但同意在撤军前不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到长春.另外,苏军还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通讯器材和运输工具,允许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队登陆地区自由行动,在长春,除市长外,政府部门领导人均可由中共更换.其结果是接管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既没能在大连也未曾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这当然是苏联与中共合作的结果.

然而,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很快又发生了变化.苏联采取对中共支持的方针,一方面是为了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国民党施加压力.当时苏联代表正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东北接收和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中国方面要求先完成东北接收再签订经济合作协议,而苏联方面的要求恰恰相反,双方争执不下.对此,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经济代表张嘉璈与马利诺夫斯基谈判时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只要国民党能够满足苏联的要求,苏联马上就会改变态度.这时蒋介石的对策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命令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辕撤回关内,以此向苏联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经济谈判中做出一些让步,以此争取苏联的政治回报.这一手果然灵验.11月17日苏联通知国民党政府:"中国政府的军队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长春和沈阳,苏联军队将为此提供帮助";"苏联军队严格遵守中苏条约",苏联"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帮助满洲的共产党";"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军队推迟撤离的话,苏联军队可以推迟一两个月撤离".11月19日,重庆表示如果苏联愿意帮助国民党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以及在上海和陆地的运输,并解除满洲中共军队的武装,红军可以推迟一两个月撤离.11月20日,莫斯科通知重庆,红军将保障国民党军队安全到达沈阳和长春.

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后,苏联又开始限制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1月20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说,上级已经决定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并不得进入苏军驻扎地区,在苏军撤出东北前也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还声称,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此后不久,苏军进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政权,并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12月初,莫洛托夫还命令苏联驻旅顺海军基地的指挥官执行他的指示:不要让中国军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军队——进入苏联基地.莫洛托夫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绝对反对共产党人像在他们自己的根据地所做的那样在海军基地内重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企图".

与此同时,1945年11月上中旬,美国以31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香港的九龙和越南的海防运送到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

面对突然变化的情况,中共也不得不再次调整自己的方针.11月20日和28日,中共中央连续两次给东北局发出指示,提出"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苏联占领当局的举动使中共认识到"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中共的主力部队只能再次分散,"去控制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和广大乡村,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这时,身处东北前线的陈云、高岗和张闻天等人已经看出苏联对华政策根本方针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的利益,他们在11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苏联政策的目的是"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苏联在东北对国共的政策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中共在东北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所谓"保持和平"不过是中共领导人维护苏联面子的说法,而抛弃对苏联援助的幻想则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远东政策实质的认识.

到1945年12月,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美苏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再次形成了一致意见,双方都表示支持统一的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莫洛托夫还一再声明"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并表示在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上"苏联的目标与美国的目标并无二致".

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斯大林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表达了苏联政府的如下态度:苏联在延安只有3名代表,因为不同意中共中断重庆谈判的做法,苏联已经召回了所有在延安的代表;苏联重申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精神,即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合法的政府,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中共不是从属于苏联共产党人的,共产国际已不存在,如果中共没有要求,苏联不便向中共提出建议,而自从重庆谈判后,中共就不再向苏联要求建议了;苏联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如果他们征求苏联的意见,苏联将按照对蒋经国所述的精神向他们提出建议;中共想进入满洲,但苏联没有放行;苏联愿意在解决新疆起义的问题上充当调停人,苏联能够对新疆起义者发挥作用等等.

这一切都说明苏联的远东利益有希望通过与美国和蒋介石政府达成妥协来实现了.于是,当马歇尔(marshall)在此时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时,苏联不仅拒绝了中共请求苏联也参与调停的建议,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影响促使中共下决心停战,与国民党合作进行民主改革.莫斯科还警告中共绝不能在东北开战,否则会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之绝大危险".

毛泽东对苏联的做法非常不满,甚至表示要加强与美国的联系.马歇尔来华后,毛泽东让周恩来带话给他说:"我要出国首先去美国."胡乔木后来解释说,这一方面是出于策略的需要,向美国做出一种政治姿态,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苏联的不满,而确实有意争取美国的援助.

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在东北的战略方针,即:将东北工作的重心转向在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换句话说,中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做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了.

但是到1946年春,东北局势再次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迫使苏联陷于未按其预想获取在东北的经济权益而又不得不从东北撤出军队的窘迫局面.

首先是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其主要分歧在于:一是经济合作的范围不同.尽管苏联大大缩减了共同经营的企业,但相当数量的重工业企业及航空、内河航运企业是中国不能同意给予的.二是合办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是由中方担任还是由苏方担任,双方持对立的立场.三是双方决定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的时间不同.苏联要求在撤军之前完成,中国则坚持在苏军撤退之后再签署.这样,在第三次撤军日期(1946年2月1日)来临之际,中苏关于经济合作的谈判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苏联为谋求东北的经济利益,多次以"不解决经济合作问题就不撤军"来威胁中国.而国民党政府也对出让太多的东北权益感到痛心疾首,因此时而软磨,时而硬抗,蒋介石索性表示:"只要苏联不撤军,我们就不会讨论并进行经济合作.我们仍将搁置这一问题,静待事态发展."这实际是采取一种"冷处理"的策略,让苏联充分暴露其外交意图,以寻求国际声援.由于2月1日以后苏军继续占领东北,中国谈判代表便离开长春,中苏经济谈判中断.此后苏联要求继续在长春谈判,中国政府予以拒绝,但声明说如果谈判移往重庆举行,可以考虑.经济谈判遥遥无期,但双方商定的苏军撤出东北的日期已过,这样,苏联在外交上就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

其次是东北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极大关注.当美国政府得知中苏关于经济合作谈判的情况后,于2月9日正式向中苏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声称中苏商讨的对共同经营中国东北工矿业违反了"门户开放"的政策.英国也表示支持美国这一立场.来华进行国共关系调处的马歇尔此时则鼓励中国政府顶住苏联的压力,对"战利品"和经济合作问题不给予任何承诺.他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时间对苏联是不利的,因为它的军队留驻满洲越久,它在全世界人们的眼中就越清楚地成为中苏条约的存心破坏者."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又给王世杰发电,提出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要求如果涉及赔偿问题,应由远东委员会来解决.这样,中苏间经济合作问题就将被提到国际外交舞台上,苏联则将卷入与美、英进行直接较量的境地.同时,与此有密切相关的苏联撤军问题也已经发展成为国际问题,这就迫使苏联不得不做出最后抉择.

再次是当时中国国内出现的反苏情绪也迫使苏联不得不做出从东北撤军的决定.1946年2月11日,为了迫使苏联尽早撤军,美英两国发表了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全文.不久,报上又刊登出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要求以及苏军中止撤军的情况.这些消息的披露激起了中国舆论的极大愤慨,重庆、长春、南京等大城市连续发生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蒋介石利用这一形势发表了较为强硬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对满洲享有完整的主权.与此同时,1946年1月16日发生的国民党负责东北接收的技术人员张莘夫遇害事件也被国民党报纸利用,在国民中掀起了强烈的反苏情绪.

在这种局面下,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是势在必行了.然而,斯大林又决不甘心舍弃苏联在东北的即将得到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不能让美国利用苏联撤军后的局面在东北立足.斯大林虽在公开场合表示理解美国的"门户开放",但却深深怀疑这个政策具有扩张性,他曾警告中国政府说,"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因而国民政府在开放门户的同时还应做好关闭门户的准备.1946年初,当美国特使魏德迈(wedemeyer)宣布要帮助杜聿明把大部队运往东北时,马利诺夫斯基便对张嘉璈明确表示,苏联一贯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政治势力通过美元渗入东北.张嘉璈认为,"在今天美国人进一步表示出在东北扶植中国军事力量的意图后,苏联人的疑虑和忌妒之心必定要增加了."苏联对于美国军队出现在东北的问题更加担忧,斯大林在1945年12月30日接见蒋经国时就明确指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国军队进入满洲,因为这是苏联的范围.无论美国、英国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进入满洲.

现在,苏联既不能通过军事占领又无法利用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限制美国势力向东北的渗透,于是只能再次修改政策,依靠援助和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些地区,如沈阳和四平等大城市,苏联采取突然撤退的做法以便使中共军队可以乘虚而入.1946年3月8日,苏联军队的代表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红军将撤出抚顺、吉林和沈阳等地区,红军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国民党,中共可以自由采取行动.果然,3月9日苏联驻沈阳军事占领当局出乎意料地突然接到在两日内撤离沈阳的命令,这一决定连沈阳卫戊司令斯坦克维奇(stankovich)都感到莫名其妙.在另外一些地区,如中东路和南满路以外地区,苏联占领当局则直接交给中共军队接管.苏军在即将撤离时还建议中共可在长春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联撤出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与此同时,苏联军事当局还应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和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的要求,把缴获的近50车厢的日本武器转交给中共军队,并通过朝鲜的清津港经对马海峡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20台货运机车.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东北的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此时中共已经不是完全依据苏联政策的改变而进行战略调整了,中共领导人对于1946年初东北问题国际背景的复杂性是有充分认识的.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运送约25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占领了沈阳以及鞍山、营口等城市,全力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力图消灭中共军队,或把他们压缩到僻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刘少奇在3月5日给东北局命令中说,苏联想在满洲进行经济上的合作,但到目前为止美蒋予以拒绝,甚至还煽动起全国性的反苏运动,对此做出的反应是红军推迟了其撤离计划.刘少奇说,当苏联与美蒋在满洲进行斗争的时侯,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由于国民党的反苏运动,苏联在满洲的红军可能会更愿意帮助中共.因此,东北局应利用这一形势,立即与苏军联系,并将商议结果报中央.鉴于以往的教训,中共中央告诫东北局务必要交涉清楚,因为"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可能再对蒋表示好感".

当然,利用苏联撤军占据战略要地,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发展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甚至考虑到即使苏联不支持也要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占领东北的军事准备.3月15日,毛泽东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指出:"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及营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并特别强调,重庆苏联友人态度过于软弱,他们的话不要全听.3月16日的电报又说:"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让出地方."

在强调对于重庆谈判暂不让步的同时,中共中央命令其在东北的军队迅速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3月24日,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党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占领长哈及中东路",要东北局速与苏联占领当局联系"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3月25日又电告:在东北实际停战前,"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是保卫北满".对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以免停战小组到达后交给国民党占领.

这样,在苏联军队撤出东北时,中共军队乘苏军已从长春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及时地进入或夺取了南满许多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的城市,如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和通化,并在3月中旬攻占了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歼灭了被国民党政府利用的伪满军和土匪武装三万余人.至此,长春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全部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

在这种背靠北满、依托内线的有利战略态势下,毛泽东甚至决心在战略要地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他在4月19日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的电报中提出了"寸土必争,决不退让"的口号,又在4月20日致东北局和林彪的电报中提出了准备"把长春变成马德里"的方针.

尽管此期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的战略并不是完全依据斯大林的政策制定的,但与苏联的支持和鼓励显然也有密切关系.这种客观上的政策性吻合使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中共当时的军事实力,做出了与国民党军队在战略地区进行决战的不合时宜的决定.1946年年中,在四平街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的现实结果是林彪的部队损失惨重而败退,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我们虽已得到长、哈两个大城市,但乡村及中小城市工作仍是第一位"的,"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我军"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

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以后,苏联与中共关系的互动条件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苏军撤退之前,苏联直接凭借百万大军占据东北的军事优势争夺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而中共及其军事力量的存在,不过是斯大林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筹码;苏军撤退之后,在苏联对华政策中唯一能够牵制国民党政府对苏政策以及美国在华势力发展的因素就是中共,而且,随着中共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这一因素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1946年底,苏联贸易机构公开与东北人民民主行政委员会建立经济关系,并向东北解放区提供经济援助,这反映了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开始出现的"转轨"迹象.

然而,这并不表明苏联在其军队撤出中国领土后的对华政策就是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斯大林要保持与中共的联系,并通过援助加强中共的力量以起到对美蒋的牵制作用,另一方面,苏联仍然希望在亚洲维持雅尔塔体系,保证中苏条约已经承认的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这当然需要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正常化,而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特别是苏联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并挑起柏林危机以后,欧洲的紧张局势迫使斯大林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与美国对抗的同时,在东方继续保持一种相对缓和的局面,这就决定了苏联不情愿也不会全力支持和援助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

这一时期,中共对苏联的政策也有两重性.毛泽东决心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革命事业的道路,苏联军队撤离东北更坚定了中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同时,尽管毛泽东的决策不以斯大林的意志为转移,但他认识到只有苏联才可能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所以必须承认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苏军撤退以后,中共不仅继续保持着与莫斯科的联系,甚至越来越频繁地向斯大林请示报告,以此来争取苏联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因此,如果说战后初期中共的发展战略大体上是依苏联在亚洲政策的变化而改变的话,那么1946年下半年直至1948年底,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则呈现出一种更加微妙、更加复杂的现象.

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以后,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与美国一致的,即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并特别强调由苏联参与和谈,从而加强莫斯科在解决中国问题上的地位,并以此制约美国.因此,莫斯科一面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面又向美国表示苏联仍有意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1946年12月,斯大林告诉罗斯福的儿子说,苏联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莫洛托夫在1947年4月初给马歇尔的一封信表明,斯大林所谓的"共同的政策",就是指1945年12月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苏联政府在其对华关系上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在东北,苏联政府一方面扶植和援助在北满的中共政权,并暗中支持在苏联占领区大连和旅顺的共产党人,一方面又通过军事占领当局几次邀请国民党派遣谈判团到旅顺来,还于1947年4月同国民党就海军基地的北部"边界"问题进行过不止一次的谈判,并且在1947年6月接待了由南京派来的国民党高层代表团.

1947年夏,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转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这种结果显然不利于苏联确定的稳定亚洲局势的方针,因此,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即转变为促进国共和平谈判.1947年10月,苏联驻伊朗大使萨奇科夫(sachikov)向中国驻德黑兰大使郑亦同提出了苏联出面进行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建议.苏联大使竭力要让中国政府相信,苏美关系的倒退并不同样要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萨奇科夫大使称,苏联理解以孙中山思想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并指出,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苏联认为,美国有关对日和约的政策是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相悖的.萨奇科夫建议苏中就新疆、满州和国共冲突问题举行会谈.

据1948年2月至3月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stuart)致国务卿的电报说,苏联驻华武官罗申(roshchin)在1月回国之前就提出了苏联在中国进行调处的问题.国民党情报人员截获的一份莫斯科给南京苏联大使馆的电报说,要"努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并表示苏联有可能出面进行调处.因此,罗申在向张治中辞行时表示苏联愿意安排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不久,罗申返回中国,并升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苏联准备进行调处",尽管"中国人同意对罗申的任命,未必意味着中国政府打算立刻寻求苏联的调处.但是,我们觉得,这也许是可取的办法,如果中国政府确信它在满洲的军事地位已没有指望的话",理由是"我们同意莫斯科的提法,他们认为,这种调解是与苏联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美国大使还倾向于认为:"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苏联的调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从美国的立场看,任何苏联介入中国形势的打算都是有目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可以预见,苏联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

罗申自1948年2月22日回到中国后,直到1949年初,不断为调停而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保持接触.1948年6月,罗申向国民党国防部官员提议进行防止中苏之间出现"冷战"的会谈.他建议共同努力以寻求中苏在有关对日和约中的共同立场;他承诺将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增加对国民党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关于在中苏边界共同开发经济的项目.罗申称,苏联愿意在中国广泛投资以抵制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实现工业化.罗申说,只要中国人采纳他的建议,中苏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将很容易得到解决,但如果中国人不同意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可能被迫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年8月,罗申与王世杰会晤时又重申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和向国民党提供物质援助.会谈记录还证实,蒋介石已同意接受斯大林的邀请于当年9月访问莫斯科.罗申承认他是中间人,并与蒋经国一起安排了这次访问.罗申在与国民党官员接触时还提出,苏联人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苏联大使甚至直接向美国大使馆提出呼吁,以取得对其调停努力的支持.有材料说,罗申的调停努力在国民党官员中间获得了某些成功.

如果说此时斯大林的目标与美国对华政策倾向一致的话,那么显然与中共的愿望则是背道而驰的.到1946年初,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延安与莫斯科的根本方针是不同的:苏联在亚洲需要的是妥协,而中共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于是,毛泽东在1946年4月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美苏两国之间寻求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妥协,相反,各国人民可以而且必须同本国的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而美苏妥协的实现只能是各国人民斗争的结果.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中国革命独立发展的道路问题.

面对苏美之间实行妥协与合作的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则要为自己的理想起来奋斗,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此时十分强调中共在东北应提倡自力更生,准备持久战争.他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

毛泽东在同年8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包括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广阔地带,因此,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苏之争,而首先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美国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其结论是各国人民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妥协才能战胜美国反动派,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保卫苏联.

章百家在研究中注意到,斯特朗是1947年4月才将毛泽东的谈话发表的.事实上,这一观点陆定一在1947年1月2日发表的署名文章《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中便已经披露出来.章文认为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具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它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第二,它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第三,在"中间地带"的概念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共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有紧密联系的一面,这必然要求双方互相配合,但双方所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和内容上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这又意味着双方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

从这一思想出发,毛泽东开始探讨独立的外交方针.斯大林派给中共的技术专家兼联络员科瓦廖夫(kovalev)曾向莫斯科报告说,1947年毛泽东将两位高级助手陆定一和刘宁一派往南斯拉夫,毛泽东想知道"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对抗的条件下,找到与帝国主义的美国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方法的".

此外,毛泽东还在194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会议的准备会议上发言,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右倾",认为法共和意共热衷走议会道路是导致那里的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他表示特别赞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认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上了波茨坦和雅尔塔协定的当,只有南共坚持武装斗争才取得了胜利.

在12月的中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要"靠自己,不靠外援".毛泽东还在这次会议上印发了他在1946年4月起草的那个文件,并再次提出各国人民应开展独立斗争的方针.他说:关于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提法.一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妥协也不是在一切国际问题上妥协,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会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的处理."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到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地的反攻均取得重大胜利,中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还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就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主要强调中国革命战争的进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总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阶段.这是目前中国革命战争中所起的根本变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估价中共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地位.1948年4月,苏联外交部起草了给驻华大使的政治指示,其要点是:一、"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是有节制的",对政府人士"不要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只强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二、认真研究并通报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和内政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种种变化.三、密切注视政府机构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其政治目的.四、十分认真地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援蒋反苏的举动并揭露之.五、"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六、确保苏联在在华利益.七、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加强对苏友好的宣传.

至于对待共产党,是年5月斯大林向科瓦廖夫出示了毛泽东请求援助的电报,并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的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一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几天后,在科瓦廖夫前往中国前夕同他谈话时,斯大林又重申了这一立场.

不久前,美国学者布莱恩.默里发表了在台湾发现的四份档案文件,似乎证明了苏联在1948年春夏的这一立场.这些据称是国民党政府驻布鲁塞尔使馆人员从一名苏联信使那里获得的苏联内部文件,包括一份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副本、两份日期为1948年5月22日和6月6日的军事命令和一份未注明日期的电文.

根据这些文件,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提出"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来临",因此,苏联除了应迅速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外,同时"应当有力地支持已经走上了民族解放运动道路"的人民的斗争,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将引起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斯大林特别提到"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失败,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新的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同时,斯大林也警告说"我们有些同志被成功而迷惑",以为"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1948年5月22日和7月6日苏军对外作战部致哈尔滨苏军东亚作战部主任马纳加罗夫(managalov)中将的电报更具体地指示:"应立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并且以尽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们现在的具体需要.从6月1日到9月底,我们将沿伊尔库茨克到满洲的边界线集结大量的军火、服装和汽油以提供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将提供轻型和重型坦克、各种口径的机关炮以及飞机,使用这些武器和装备的中国人员已派往我们这里受训练."电报甚至说:"苏军总参谋长已经制定一项详细的军事作战计划","到今年夏季结束时,将要对敌人实施连续的打击,以迫使他们投降或至少大大削弱他们,以至于他们即使得到美国人援助,也不能再继续进行有效的抵抗.""以后,你所有的行动只有一个目的:不惜任何代价帮助消灭敌人.这对于确立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是绝对必须的.欧洲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们受到了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威胁,所以我们应当在一切地方做好准备.国民党因仇视共产党而被迷惑了双眼,看不到他们正在落入灾难的边缘.由于事关我们西伯利亚边境的安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国际资本主义者奴役并敌视我们的国家."不过,命令也谨慎地指出:"只有在我们已经解放的土地得到巩固的时候和地区,才能做进一步的推进."

尽管承认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尚不能完全确定,但默里倾向于认为这些文件是真实的,并且说明苏联当时只是利用中共的胜利对国民党政府和美国起到制约作用,而不是希望中共真正获得全国性的最后胜利.默里还分析说,如果这些文件只是苏联故意向国民党提供的假情报,那么其目的就是为了恫吓国民党以使其同意苏联的调停建议.这与罗申发出的要在满洲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的威胁是完全一致的.在调停努力的背后,苏联在德黑兰、布鲁塞尔和南京所进行的外交活动都强调,国民党不要跟着美国一起参与"冷战",反对苏联.如果苏联的调停成功,则可以避免当欧洲冷战正在激烈进行的同时,由于中共的全面胜利并加入苏联集团而在亚洲引发一场与美国的新的对抗.这一分析无疑是有说服力的.

实际上,苏联也正是从1948年夏天以后才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在到目前为止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中,没有发现苏联在此之前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有材料证明,1948年6月12日苏联代表向莫斯科报告,高岗请求苏联提供武器,特别是75毫米日式火炮的炮弹,以便发动对四平的进攻.但苏联并未提供这批军火.

苏联向东北解放区提供的经济援助到1948年也有了明显增长.1947年苏联对外贸易组织与东北地区人民民主政权的贸易额为9300万卢布,1948年迅速增长为15100万卢布.另有文件说,1948年9月林彪直接致函斯大林,要求派遣100名苏联技术顾问和工程师.10月,高岗也直接要求斯大林提供铁路设备和20000吨棉花.12月底,高岗还直接向苏联驻中国东北的官员提出援助铁路车辆、器材和电力的要求.1948年6月,应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机关的请求,苏联政府派出一个由科瓦廖夫领导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这个小组包括工程师50名,技师52名,技术员和熟练工人220名.该小组配备有必要的技术设备,包括抢修列车、潜水站、起重机和其他机械.为修复铁路所必需的一切材料也从苏联运来了,有金属构件、钢轨、桥桩、钢梁等.东北解放区的铁路修复工作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很大进展,截至1948年12月15日止,已修复满洲最重要的铁路线15000公里及总长为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桥梁,其中包括长987米的松花江二号大桥、哈尔滨至长春间的长320米的饮马河大桥、吉林至长春间的长440米的松花江桥,以及其他各线的12座大中型桥梁.

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毛泽东也越来越重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而且特别注意从未来新中国外交方针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中共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就是一个信号.1948年6月底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后,中共中央迅速通过决议,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11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的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1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11月8日的《东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公开表明中共立场的重要文章,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小册子.在这篇文章里,刘少奇指出世界已经分为两个阵营,而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更加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对南斯拉夫问题的立场.

毛泽东加强与苏联关系的最明确的表现,就是从1948年春起一再提出要亲自访问莫斯科的要求.关于毛泽东访问苏联一事,苏联学者认为最早提出是在1947年初,而且首先是由中共方面倡议的,其文献证据是斯大林在1947年6月15日致延安的苏联医生兼联络员奥尔洛夫(orlov,化名杰列宾)的电报:"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以通过哈尔滨为佳.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望电告与毛泽东谈话的结果和他的愿望."而据毛泽东的翻译兼秘书师哲回忆,实际情况是斯大林听信了西方通讯社的消息,以为"八路军在陕北大受挫折,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如贺龙,甚至毛夫人江青都被俘虏,已被解到西安……",便主动提出派专机来接毛泽东等中共主要负责人去苏联.当斯大林了解到事情并非如西方传言那样后,立即在7月1日向奥尔洛夫拍发了一份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斯大林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争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

如前所述,1947年初毛泽东正在考虑独立于苏联政策的发展道路,因此说此时毛泽东主动提出亲赴莫斯科访问似乎是不可能的.以毛泽东的性格和思维逻辑而言,当时中苏意见有分歧,而中共的力量还不足以自立,他亲自去见斯大林,除了招致一顿训斥外没有什么意义.1948年2月铁托拒绝到莫斯科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心理.

到1948年春,中国内战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的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而中共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与苏联对话了,这时,毛泽东才会从未来新中国外交的角度考虑与苏联加强联系和寻求援助的问题.毛泽东在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说:"我决定提早动身到苏联.""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4月29日斯大林即回电表示同意.到5月10日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建议他推迟动身,电报称:"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在火线上.我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毛泽东当日便回电说:"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局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做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尔后方可乘坐飞机."

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访苏问题.他在7月4日的电报中说:"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地、海上、空中.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潍县."毛泽东还说,将有20人与他同行,如果乘坐飞机前往,请派两架飞机.7月14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鉴于征粮工作已经开始,从8月份起领导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访问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到11月底,以便能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奥尔洛夫在1948年7月14日致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毛泽东虽然对于斯大林再次推迟他的访问表示同意,但他明显地表现出不满.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出发的一切准备,没想到会遭到拒绝.

越到中国革命接近胜利,考虑到未来新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中共越感到需要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于是,毛泽东很快又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问题.1948年8月28日奥尔洛夫致莫斯科的电报中叙述了他同毛泽东一次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去.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毛泽东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要点是:

1、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2、关于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东方(和其他)各共产党间的关系问题;

3、关于反对美国和反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包括(特别是)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向莫斯科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需要;

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白银贷款的问题;

6、关于同英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路线);

7、一系列其他问题.

毛泽东总结谈话内容时强调说"应该达成协议,以使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

没有见到苏联方面对此做出反应的材料.毛泽东在9月28日再次致电莫斯科称:"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联共(布)和老板亲自汇报.(为了)得到指示,我打算在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的汇报,请您向联共(布)中央和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指示."

从上述电报的行文可以看出,毛泽东急于直接见到斯大林,而且言词恳切,语气恭敬,其目的是表明中共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将请示莫斯科,并保持与苏联的一致性.这说明,尽管毛泽东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一切都听命于莫斯科,但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处理国内建设问题以及在国际斗争的舞台上加强与苏联关系的重要性.

斯大林此时对中共在远东局势中所处地位的看法也有了很大转变.尽管出于对亚洲国际斗争的策略考虑,斯大林一再拒绝毛泽东亲自访苏,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与中共直接接触.所以,当毛泽东在1948年11月28日再次发出电报,要求将赴莫斯科的行期改至1948年12月底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米高扬去中国会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了解中共的要求和愿望,并说明苏联领导人就后者向莫斯科提出的诸问题的看法.

总之,尽管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到1948年底,毛泽东和斯大林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站在一起了.

第二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

对1949-1950年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过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对于双方来说,结成这一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

这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对美国的政策以及怎样解决各自的实际利益这两个方面.对付美国这个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同盟得以缔结的基本条件,也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但是,毛泽东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完成解放(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而苏联一方面要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美国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一方面又要避免使苏联直接陷入可能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此外,新中国的诞生以及恢复国家主权的要求必然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所得到的在远东的根本权益.在这两个方面,既存在着中苏同盟得以建立的基础和目标,又隐含着中苏同盟产生矛盾和分歧的条件.

在1949年年初、年中和年底中苏两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会晤中,充分体现了这种统一性和矛盾性,而其表现形式又有着微妙的变化.不过,总的趋势是明显的,即毛泽东决心向苏联"一边倒".

一、米高扬悄悄来到西柏坡

在1948-1949年的冬天,亚洲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时的中共已经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引起斯大林的极大关注,以至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vyshinskii)在1949年初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示说:"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filippov)同志联系."

但此时,斯大林对于中共取得政权后将采取怎样立场以及会走上什么道路却一无所知.在1949年2月16日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抱怨态度和试探心理.斯大林通知毛泽东,苏联政府已经向苏联驻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和满洲里的领事下达了如下指示:

鉴于我们还没有同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关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以及中国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的外国领事馆在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前停止自己的活动,我们命令你们:

1、在下达专门的命令以前停止领事馆的一切正式活动,并视领事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非官方人员.

2、当民主政权机关的有关负责人或外交部特别授权的人拜会你们时,你们只能通过领事或副领事与地方民主政权机关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显然,斯大林急于了解中共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尽管担心与中共直接接触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斯大林还是决定派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mikoyan)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

米高扬出行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他们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这一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的考虑则有所不同,他担心美国会对亚洲局势的迅速变化进行公开干涉.

如上所述,苏联大使罗申早在1948年就已经着手进行调停工作,以至美国驻华大使都有此估计.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卿称:"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事前已经向苏联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在1948年12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

斯大林在1949年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的照会后,立即于次日致电毛泽东,其电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莫斯科并不想拒绝出面进行调停.斯大林首先指出:"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有鉴于此,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准备的如下答复:

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也能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之举,希望能就苏联充当调停人一事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同时,斯大林还为毛泽东准备好了对国民党征询意见的答复: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首先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所以应当由南京政府来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的战争的.

斯大林接着指出,中共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

可以看出,斯大林的主张实际上是:第一,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中共不应拒绝和谈;第二,决不能让美国参与调停;第三,苏联愿意单独充当调停人.

或许是考虑到应该采取更为妥善和策略的说法,或许是考虑到中共可能拒绝苏联的建议而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未等毛泽东的答复,1月11日斯大林又来电解释说"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用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原因是如果中共提出的条件国民党不同意,"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了".

毛泽东显然看出了斯大林的言外之意,他在1月12日的回电中直接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他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应该做出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那是中国人民自已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毛泽东认为,尽管美国"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但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相反,"如果苏联在给南京政府的复照中采取您1月10日来电中所陈述的立场,那么美国、英国和法国势必会认为它们也应当参与调停,国民党也就会找到诬蔑我们为好战分子的口实"."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全局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真诚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支持".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表示了中共的立场:"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共"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现在,由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所以,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当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采用政治上迂回的办法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再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只会是弊多利少."

1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长电,再次详细解释了苏联建议的意图.显然是被毛泽东的坚定态度所触动,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不再提苏联充当调停人的事情了,而是完全按照11日电报的思路展开论述.电报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

同一天,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对他11日续电的答复.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接受苏联修正后的建议,公布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但毛泽东仍强调,双方形成一致意见的"基本方针"是"阻止与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和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至此,斯大林认为,"我们在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一事上,观点已达成一致","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不过,美、英等国在苏联之前已经明确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拒绝充当调停人,和谈一事只能作罢.

这样,当米高扬于1月31日到达西柏坡时,他所准备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解决的这一问题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学者根据俄国最近公布的这些档案文件认为,斯大林在1949年初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没有要促使国共和谈的意图.这种理解恐怕不够准确.毛泽东对斯大林1月10日电报的理解没有错误,斯大林开始的确是有意由苏联单独出面充当调停人来促成国共和谈,这在电文中表现得很清楚.只是在考虑到中共坚决反对和谈的态度后,斯大林才不再提调停人的问题,而是完全从策略的角度提出中共不应断然拒绝和谈.正是出于担心再有人提出和谈问题,毛泽东在与斯大林通电以后,于1月19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不过,毛泽东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斯大林此时处事也是非常谨慎的,既然已经知道中共的坚决态度,他是不会再提出调停的问题了.1月21日,蒋介石面对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迫不得已宣告自行引退,把李宗仁推到了前台.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立即召见罗申,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停止内战.但罗申经请示斯大林后尖刻地回答说:"总统先生,现在已嫌太迟了.中国政府是不会摆脱美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苏联又何能为力呢?"李宗仁再派人去见罗申,得到的答复是,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诚意,首先应尽其所能把美国势力赶出中国.显然,这是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

应该说,正是在1949年初和谈的问题上表现了苏联对华方针的根本转变.斯大林1月10日电报显然是按照1948年苏联主张和谈的思路拟定的,而且很可能带有试探中共意图的想法,但鉴于中国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过去的方针,斯大林实际已经在考虑改变苏联的政策了,所以他很快就对苏联出面调停的事情默不作声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标志,是值得斯大林高兴的事情.关键问题在于新中国对苏联的立场和政策,这也正是斯大林派米高扬去西柏坡的主要目的.

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主要是了解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讨论未来中苏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及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发展道路等问题.

关于中共的立场和政策,主要是毛泽东介绍的.据师哲的回忆,从2月1日至3日,毛泽东一个人整整谈了三天,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目前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及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尽管米高扬对毛泽东海阔天空、旁征博引的谈话方式很不习惯,但对于中国和中共的基本状况总算是有了大体的了解.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东北问题(旅顺基地的租借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蒙古问题(外蒙古的独立)和新疆问题(苏联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上,其中东北问题是重点.而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在中国的主要权益是通过1945年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现的,因此如何对待这个条约的问题又成为解决这些矛盾集中的表现形式.

在蒙古问题上,毛泽东最初委婉地借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表示,新中国有意收回外蒙古.但因苏联方面态度坚决,抢先提出外蒙古要兼并内蒙古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再坚持收回外蒙古的要求.米高扬在60年代回顾此事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对此,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享有独立权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连中国政府都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拥有自已的军队,自已的文化,它的文化和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前进,它早就体验到独立的好处,恐怕什么时侯也不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有一天外蒙古与内蒙古联合起来,其结果大概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谈话时在座的任弼时在这个时侯插话说,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斯大林针对我就此事的报告给我发来一个电报,供毛泽东参考,内称:"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与外蒙古联系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要属于外蒙古."毛泽东悉知这个电报后说他会考虑这个电报,还说他们"当然不会维护一种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路线,也不拟提出关于蒙古统一的问题".

很显然,斯大林在蒙古问题上像1945年谈判中苏条约时一样寸步不让,并且采取了一种先声夺人的姿态.毛泽东对此只能作罢.

在新疆问题上,中共领导人很谨慎地提到了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而米高扬则非常明确地表示苏联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据米高扬回忆:"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地区正在进行独立运动,这个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的支配,伊犁也有共产党.他说,1945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会面时,白告诉过他,说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制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我明确地告诉毛泽东说,我们不主张新疆各族人民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该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新疆虽然也是苏联关注的地区之一,但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没有涉及新疆问题.当时斯大林即以苏联政府放弃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和独立倾向的支持,作为换取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条件之一.后来,苏联政府试图通过与新疆地方政府签订条约的方式保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但遭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反对.尽管如此,由于大量苏联侨民的存在,莫斯科对新疆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实际上是不容忽视的.换句话说,苏联对新疆(特别是北疆)的影响和控制,主要是通过无所不在、被称为"国中之国"的苏侨协会,而不是通过占有领土或签订条约.所以,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已经预先做好了让步的准备,而当时的中共根本还无法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当然,东北问题是中苏双方关切的焦点.不过,在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双方都采取了非常慎重和试探性的方针.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有人认为"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口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但毛泽东说,他本人认为这样提出问题不对,"中国有共产党人,苏联也有共产党人,可这并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保留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娓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

斯大林得到米高扬关于中国对这个问题立场的报告后,在1949年2月5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斯大林明确向中共指出了苏联从旅顺撤军的条件后,才表示也可以根据中共的要求立即撤军.显然,斯大林的这种说法是没有诚意的,实际上他也了解中国眼下不会提出撤军的要求.

果然,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听到苏联的态度后,几乎同时表示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因为这样做只能对美国有利.毛泽东说,从辽东撤军问题我们将保守秘密,等到将来,中国粉碎了政治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重新考虑条约问题.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中共的态度似乎是十分诚恳的,但米高扬的感觉是"他有自已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说透".后来事态的发展,说明米高扬的感觉是正确的.

斯大林特别关心的是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据随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回忆,在会谈期间"他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长春铁路条约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长春铁路条约是真正平等的条约".米高扬在会谈时也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长春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含糊地回答说:"在长春铁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磨擦,这些是可以就地解决的.比如,国民党军队掠夺了长春铁路和一部分企业,但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开进,这些企业最终归还给了长春铁路.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业的,而人民解放军似乎正在破坏这些条约,把企业交给了长春铁路."毛泽东最后表示同意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

看起来,虽然斯大林对于中苏条约的命运问题已经忧心忡忡,但中共领导人对此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或许当时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从会谈情况看,中共领导人更多谈论的是要求苏联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

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和朱德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希望苏联提供反坦克炮、坦克、炸药及武器生产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中共培训、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生产在内的后勤工作.周恩来还希望苏联提供钢材、汽油、汽车及其他机器和物资.

在2月2日的会谈中,朱德和任弼时"着重讲述了中国工业发展及中苏在此领域的合作问题".在这方面,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就此次谈话,米高扬在电报中特别写道:"任弼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他同时指出,他们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1)苏中经济联合体;(2)苏联贷款;(3)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1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合作开发或请苏联办专门的租让企业.任弼时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他们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2月3日,刘少奇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也涉及到了未来中国工业发展的问题.他建议,在帮助中国工业发展方面苏联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1)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2)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3)提供资金.并表示中国方面迫切想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多大规模的帮助.对于中共领导人提出的要求,米高扬除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武器生产及派遣专家外,其余均声明要请示莫斯科的意见.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提供4亿美元贷款的要求,米高扬表示只能给3亿,并建议中共确定一个需要苏联援助的物资清单.

从上述情况看,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提供援助的要求是相当急迫的,尽管毛泽东在会谈中几次表示即使苏联不能给予贷款或其他援助,也不会埋怨见怪,但最后还是请求苏联尽快提供军需物品,并决定将派一个专门代表团去莫斯科,以便签订贷款协议及讨论其他重要问题.

至于中共采取的政治方针,综合俄国档案文献的材料可以看出,米高扬在他的报告中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中共决定不急于夺取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原因是缺乏管理干部,以及难以解决城市供应问题.米高扬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意见对此提出了反驳,指出应尽快占领大城市,以便加强中共党员中无产阶级的基础.

第二,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成分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对"共产党在农村有极大影响"感到满意,并说"中国农民的觉悟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高".米高扬认为这与中共及其军队长期在山区活动而远离工人阶级和大城市有关.

第三,毛泽东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如果现在成立政府必然是联合政府,就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并坚持在夺取南京后不能立即成立政府.米高扬劝说毛泽东应在占领南京或上海后,迅速在联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革命政府,认为这对国内和国际斗争都有利.

第四,关于外国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得到承认,并希望苏联首先给予承认;一个方案是一年之内不急于得到外国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中共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这样可以放开手脚解决外国在华利益的问题.对此,米高扬未表示意见.

第五,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接受联共(布)的领导和指挥,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坚持亲苏方针,并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心.

第六,中共领导人表示,新中国的"目标是通过加强计划原则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从时间上讲是长期的,对"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展开全面进攻还要等10-15年".希望苏联对此提出建议.

从俄国现有的档案文献看,在米高扬访华期间尽管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是米高扬与毛泽东谈话之深入,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之广泛,特别是在此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斯大林与米高扬之间电报往来之频繁,毕竟使中苏双方领导人初步了解到彼此的立场、观点、意向和要求,以及存在的分歧,这就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互理解、为以后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和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迈出了走向中苏同盟的第一步.

二、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后,毛泽东更加坚信,为了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必须与苏联结成联盟.在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泽东就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现在非党人士中,也要说明此点,也要做这种宣传."4月3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草拟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联合声明》,第一次公开点明了苏联是新中国的盟友.

为了向莫斯科表示中共的这一愿望,毛泽东加紧了与斯大林的联系.特别是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中共不愿将大门关闭,但为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还是时时处处向莫斯科请示、汇报.

在当时恢复经济急需贷款援助的情况下,由于向苏联要求的贷款一时无法得到,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的问题便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当时,西方国家的财团也有在华投资的意向.但是毛泽东深知这种问题的敏感性,他必须向苏联通报,并征得斯大林的同意.

4月13日,已经成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了他4月9日同毛泽东长达3小时的会谈情况.会谈时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指出:美国政府通过代理人(花旗银行)表示愿向中国共产党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毛泽东还主动表示:"我们把这项建议看作是试图与我们达成交易,这不是为了援助中国人民,而是(按马歇尔的计划)使美国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并使中国人民服从他们,就像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所做的那样."不过,毛泽东随后又表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共决定"某些情况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事实上的联系,但不在法律上建立外交关系".

针对上述电报,斯大林4月19日打电报给科瓦廖夫:"同毛泽东会谈时,请告诉他以下几点:第一,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要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正式放弃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话.……第二,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不要拒绝外国贷款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全部问题在于,贷款和做生意的条件不能成为附加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上的负担,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可以利用这些条件限制民主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

显然是因为没有摸透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或者是出于避免引起苏联猜疑的考虑,中共始终未曾接受美国的贷款和经济援助.

在中美关系这一敏感问题上,毛泽东也特别注意听取莫斯科的意见.科瓦廖夫回忆说,渡江战役前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就中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向他通报情况并征徇苏联的意见.

5月23日,科瓦廖夫又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简要地通报了5月初中共代表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会谈中司徒雷登曾表示其个人意见说,他们美国人现在已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就是证明.他还说,人民解放军一入城(青岛、上海)美国人就把陆海军撤走.司徒雷登表示希望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民主人士要尽可能广泛一些.联合政府成立后,只要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美国将予以承认,并同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关于同司徒雷登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司徒雷登的声明与麦克阿瑟的行动是矛盾的.麦克阿瑟不久前派两团美国士兵在青岛登陆,并加强了驻上海的舰队.或者司徒雷登说谎,或者军人们(麦克阿瑟)不尊重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毛泽东还说:"司徒雷登撒谎说美国人好像已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了.我们了解的情况却相反:这种支持一直在积极进行.至于司徒雷登说美国等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一事,这又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假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大使馆撤离中国,我们才高兴呢."

5月26日,斯大林在打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要他转告毛泽东,他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评论",并说"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通报的情况".

不过,当时苏联对中共与美国关系发展的考虑比毛泽东估计得要复杂和微妙.斯大林一方面不愿意中共与美国密切接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出兵干涉中共的解放事业,甚至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斯大林对当时中国局势发展的主要忧虑不在于中共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而在于中共采取过分激烈的军事行动会给美国出兵干涉中国内战造成借口.因为一旦美国出兵,苏联将面临十分困难的选择:如果苏联介入这场冲突,势必与美国在亚洲卷入一场战争;如果苏联采取回避态度,万一中共不敌美国,就会直接损害苏联在中国北方的既得利益.

至于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斯大林是否曾阻止中共打过长江的问题,据笔者目前看到的史料,尚未发现有这方面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从罗申的活动和斯大林关于苏联出面调停的上述电报可以看出,苏共确实有意让国共双方划江而治,虽然这是没有明言的.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屡次表示对斯大林有怨气是事出有因的.胡乔木的说法还是可信的,即斯大林没有正式提出过阻止中共军队渡江作战,但这种意图是有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就曾表露过类似的担忧.1949年4月1日,即在中共军队渡江前,美国驻华公使衔参赞克拉克(clark)致电马歇尔说,罗申告诉他,如果中共最终夺取全国就会感到"骑虎难下",面对无法应付的局面.实际上,真正感到"骑虎难下"的是斯大林.例如,中共军队在渡江战役中炮击英国"紫石英"号护卫舰和"伦敦"号巡洋舰后,英国内阁召开紧急会议,保守党要求对红色中国宣战,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此时正在北平的科瓦廖夫根据莫斯科对他的报告的反应,"感到危机时刻已经来临","辽东半岛的苏军以及在旅顺口和太平洋其他基地的苏联舰队已处于完全的战备状态".但"对所有人来说,庆幸的是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正是由于担心刺激美国,苏联甚至不愿公开与中共密切接触的情况.斯大林在1949年5月26日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特别指出:"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地表现出苏联同民主中国的友谊."或许也是出于这一原因,斯大林要求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应秘密访问莫斯科,对外报道则以高岗为首的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

1949年6月21日,以刘少奇为首、包括高岗和王稼祥在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26日抵达莫斯科.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采取的最重大的外交举措.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为中苏结成同盟打下基础,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面铺平道路.同时,学习苏联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经验,争取苏联给予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一个半月的访问期间,刘少奇通过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的多次会谈和交换的各种文件,基本上达到了这次出访的目的,但有些问题则留待毛泽东亲自去莫斯科解决.

从目前披露的档案文献看,中苏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刘少奇通报中国国内的基本形势和中共有关建国的方针和政策,征求苏联方面的指示和意见.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斯大林在阅读这个报告的俄文本时在文件上做了许多批注,并划了许多着重线,这些批注和着重线表明了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的态度和倾向性意见.

刘少奇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在第次二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谈到今后的任务,报告认为应"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关于未来的国家管理问题,报告说:"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报告指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的.(什么是'官僚资本'?)"报告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须解释的.(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相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对!)"

报告区分了中国的内部斗争与外部斗争:"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对!)"报告特别强调:"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

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几项原则:"一、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二、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对.)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关于如何对待西方国家在华经济利益的问题,报告说:"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企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什么样的限制?)"至于"对外国原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在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经教民同意予以没收和分配.(对.)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和分配."

关于在华的外交官员,报告中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并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利用名种场合请求并设法与我们保持联系,企图取得我们的正式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对外国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实行的.但这样做,各国侨民感到有诸多不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关于新政府成立后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刘少奇提出:"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国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对.)"报告同时表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根据斯大林对这份报告的批注以及后来的会谈情况,可以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形势的基本状况是满意的,对中共中央关于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和政策也是基本赞同的.就是说,中苏两国在发展道路上虽处于不同的阶段,但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

第二,刘少奇阐明了中共中央在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即新中国将坚决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反对走"中间路线".斯大林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苏两党应建立密切的关系,互相帮助.这样,就确定了中苏之间建立同盟关系的基础.

为了向斯大林表明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坚定态度,毛泽东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共的这一立场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和赞赏,7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甚至还出版了单行本.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也特别解释了毛泽东所说的"一边倒"方针:"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对此,斯大林表示极为赞赏.

报告还指出:"苏联和中国之间牢固的民族友谊对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为增进和巩固这种民族友谊而不懈地努力."

刘少奇在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表明:"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

尽管斯大林不同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斯大林显然是颇有感触的.在会谈中,斯大林主动谈到过去苏联在同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是他在1945年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问题上的失误.他说:"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困难,干扰了你们."刘少奇表示"没有什么妨碍",但斯大林一再表示歉意,并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政治、理论和国家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迅速发展,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刘少奇说:"我们还是你们的学生."斯大林毫不迟疑地表示学生也可以超过先生,革命的中心将会从欧洲转移到东方,那时你们的历史责任就加重了.我们会落后的,你们会进步很快,也一定会超过先生,希望中苏两国无论什么时侯都要讲团结.斯大林还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作为翻译的师哲感觉,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并抱有歉意的语气讲这番话的.

斯大林还通过中苏两国进行国际分工的建议,表明了苏联赞同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意向.斯大林主动提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停滞了下来,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也许在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问题方面,我们苏联人比你们强一些.不过如果谈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实践方面,你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

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出现这种融洽和谐的现象,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第三,刘少奇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苏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

斯大林明白中国最急需的就是经济援助,根据俄国的会议记录,斯大林在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第一天,即6月26-27日深夜的会谈中,主要讲的都是如何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斯大林首先说,联共(布)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而且这笔贷款是按照1%的低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的商品形式提供给中国,为期5年.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内偿还.关于签订贷款协议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斯大林还说,苏联已经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一批专家,而且其待遇只须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苏联还准备派专家并提供扫雷艇,帮助中国清除上海周围的水雷.斯大林说:"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事的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在回答中国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的请求时,斯大林说"我们已经作好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建立这条航线",并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

在以后的会谈中,双方还商定苏联在旅顺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建立海防,还答应帮助修一条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张家口的铁路.刘少奇根据国内来电的要求,向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提出,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第一,拟向苏联定购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式或德式重磅炸弹;第二,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苏联方面对这一计划当即表示赞同,只是提议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考虑设在中国国内.斯大林还根据中国的要求派出苏联空军布防在旅顺到大连之间,以对付国民党的空袭.此外,双方还同意在情报及反间谍方面进行合作.高岗和刘少奇说,过去苏联在中国的大部分情报网已经靠不住,甚至正在为美国和蒋介石工作,他们要求停止这些无法控制的间谍的活动.斯大林回答说:"形势要求我们把我们双方的情报机构联合起来,我们准备立即这样做……让我们采取联合阵线的行动!"

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还提出向苏联学习管理经验、在苏联参观访问、派人到苏联学习以及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经济建设等要求.刘少奇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在7月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刘少奇又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苏联解答或给以指导的问题,这包括了解苏联的国家结构、经济政策、文化和教育机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情况.苏联方面尽力满足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这些要求.

7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和高岗,同意由中苏两方组织一个共同委员会把向苏联贷款和订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鉴于中国方面的经济机构刚刚建立,既缺少专家,又缺乏必要的资料,根本无法提出所需设备和货物的清单,毛泽东建议刘少奇与联共(布)中央商量,可否把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科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如果斯大林同意先派专家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那么最好请科瓦廖夫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7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刘少奇: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定购飞机、聘请专家,希望代表团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谈,如苏方原则同意,再派刘亚楼率一个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刘少奇致函斯大林,说希望让科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回国,其余专家可于8月中、下旬王稼祥回国时同行,并请求斯大林下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

当刘少奇8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已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与他同车而行.

刘少奇访苏回国后不久,苏联加快了对中共援助的步伐.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9月19日决定向中国提供334架飞机和大炮,其中包括360门高射炮,价值总额2650万美元.此后又提供了价值315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装备.此外,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11月5日决议,还提供了价值630万美元的钢轨和固定件.

第四,刘少奇访苏期间,中苏双方在新疆问题上取得合作成功,是加强中苏之间理解和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苏利益冲突方面,如果说斯大林对东北问题比较敏感,那么在新疆问题上却表现得特别慷慨大度.在与刘少奇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主动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斯大林还建议说:"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守卫."为了帮助新疆尽早得到解放,斯大林表示苏联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以迅速地驱散并击溃马步芳的骑兵部队.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说:"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占领新疆,而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肃清和保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须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将可以大为提前."经请示毛泽东后,7月6日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毛泽东同意苏联帮助解放新疆,并建议"将苏联空军进行援助和空投部队的问题具体化".毛泽东原计划于1950年或1951年解决新疆问题,收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决定提前攻占新疆的日期.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新疆的伊宁,"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系".毛泽东还指示彭德怀调查在年底以前占领新疆的可行性.

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邓力群在新疆建立了与毛泽东及驻苏大使馆的电讯联系,并结识和拜访了当地可靠的领导人.当年稍晚时候,中共便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了新疆问题.

应该看到,斯大林对新疆问题的建议和关心主要考虑的并非是中国的利益,而是出于在已经决定苏联不再介入新疆问题的前提下对西方势力渗透这一地区的担忧.虽然如此,新疆提前实现和平解放与斯大林的建议和帮助有直接关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提出要求,很难说不是为了在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中苏条约时进行讨价还价而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斯大林非常清楚,中苏之间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东北问题,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苏条约的核心内容所在,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与斯大林的谈判遇到了障碍.

第五,在关于是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谈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自然要求废除包括中苏条约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则要尽力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是当时中苏双方利益冲突之所在.如果说当米高扬访问时苏联提出这一问题有些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那么当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毛泽东就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不过,在这个显然十分敏感的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都非常谨慎,他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都是在试探对方的本意和底线.

米高扬离开中国之后,至迟到1949年4月,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以往的对外条约问题了.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向中国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周恩来的这种说法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本意还摸不透,或者说对米高扬所表示的苏联对待原中苏条约的立场持怀疑态度.而斯大林也摸不清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要求是什么.中共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其中谈到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也只是提出"可以谈谈看".

中苏双方在条约问题上互相摸底、互相试探的心态在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以及斯大林在该报告上的批注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对.)

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对.）

在7月11日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对长春铁路问题避而不谈.在这个问题上,米高扬已经在西柏坡表明了苏联的意见,即苏联认为条约是平等的,所以应该保留.虽然中国方面对长春铁路问题没有表态,但早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在谈到有关长春铁路的问题时,尽管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斯大林显然是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会引起冲突,因此将问题搁置起来可能要好一些.

关于旅顺基地问题,斯大林已经知道中国并不要求苏联立即撤军,于是又重复了米高扬的说法,即提出两个方案要中国选择:一是苏联暂不撤军,因为苏联在旅顺驻兵是为了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一是苏联立即撤军,如果中共需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说,因大连是自由港,在与有关政府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中苏可以共同利用它.

至于中苏条约,斯大林表示,他此前在与毛泽东交换的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而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明确地对刘少奇说,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要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加以解决.总的说来,刘少奇虽然表示可以继承旧条约,但又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显然中共领导人是希望废除旧约的,只是留出了较大的选择余地而已.这一点,斯大林不会看不出来.而苏联当然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这一点,从斯大林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言词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学者认为莫斯科"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做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苛刻,不过斯大林以这种说法来试探中共的意图却也是非常明显的.看来,斯大林是想把问题拖下来,或等待毛泽东首先明确其要求或做出让步.

第六,莫斯科会谈中中苏之间的另一个分歧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没有准备、也很不情愿在解决台湾的问题上向中共提供帮助.

会谈中,斯大林反复强调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怕战争,反对战争,尽一切努力制止战争;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几年.但对于中国来说,解放台湾是中共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既定方针.而且,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寄希望于得到苏联的帮助.

刘少奇在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已经透露了中共对进攻台湾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占领."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再次提到解放台湾问题.信中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于是,7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导机关,并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

毛泽东在7月25日给刘少奇并转斯大林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希望苏联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电报首先说明了中国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

电报还讲述了攻占台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加强,所以,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六个月至一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由我们占领.

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请求苏联空军参与解放台湾战役的想法,当然是很婉转地提出的.电报说: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步前进,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可能会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外,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来攻占台湾,这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它们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订,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然而,刘少奇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科瓦廖夫保存的私人档案文件,中国领导人还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要求.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平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对台湾登陆战役给予空中和海上支援,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科瓦廖夫回忆说,当刘少奇在莫斯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当即表示拒绝.他告诉中国人,由于战争,苏联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西部边界到伏尔加河的这片国土已成废墟.苏联在军事方面支持攻打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苏联没有任何理由再冒这个险.斯大林表露了他对战争的真实感受,又说:"如果我们领导人这样做,俄国人民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由于我们对战时和战后的困难和灾难估计不足,以及轻率地采取行动,他们还可能把我们赶走."斯大林建议把这件事提交联共(布)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可以请高级军事领导人和一些部长参加.7月27日,他邀请中国代表团到中央委员会总部,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参加了会议.苏联方面除了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外,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参加了.斯大林在会上重复了他早些时候建议和要求中国人不要发动台湾战役的看法.在发言结束时,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援助的要求,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以上情况说明,中苏之间满足对方要求的限度取决于他们对全球问题观察的一致性,以及他们对这种合作是否符合他们长远目标的认识.由于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基础,在实际的国际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因此结成同盟关系是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的.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寻求在重大问题上达成谅解,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取得可能的合作.这正是刘少奇与斯大林莫斯科会谈得以成功的基础.从这一点看,美国教授陈兼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刘少奇访苏以后,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口头变为现实,新中国现在完全有理由在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基础上建立其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了.

然而,就双边关系来说,刘少奇对莫斯科的访问并没有解决中苏之间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利益冲突方面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直接对话了.

三、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

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础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付美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遏制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和颠覆新中国的企图,而苏联在与美国处于冷战状态的国际背景下,也需要借助中国在亚洲牵制和打击美国的势力.正如韦斯塔教授认为的,中苏友谊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种反美联合,或者说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反资本主义制度的联合,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出现,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点上,中苏双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

但中共要求与苏联结成同盟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即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一个新生国家进行建设和管理方面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这种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后显得尤其迫切.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但是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新中国领导人确是心急如焚.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处于对立状态,唯一的希望是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不断向苏联方面反映这种状况.

1949年10月28日,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接见苏联大使罗申时向他指出,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复杂和困难"的,对外贸易由于国民党封锁海岸已陷于瘫痪,新政权控制的所有港口只有天津还有进出口业务,其贸易额不超过300万美元.缺乏专业技术干部也是经济恢复的一个最严重的难题,陈云在谈话中指出:"缺少忠实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的恢复.我们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总共才两万人,按其政治信仰,大多数是反动分子和亲美分子.在最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里,70位工程师中62位是日本人,一般都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共产党人怀有敌意."而大多数中共党员的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很低.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人员中(区委和区委以上),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多.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tikhvickii)在他的题为《人民民主在中国的胜利和1949年的国民经济》的报告中指出了下述事实:在天津、上海、重庆、广州这样一些重要工业中心解放时,那里75%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瘫痪.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留下了一片废墟——炸毁了堤坝,践踏了几万公顷农田,带走或炸毁了火车机车和车厢,毁坏了发电站和仓库,破坏了交通、电报和无线电通讯设施,凿沉了船只.国民党撤离上海时毁坏了国际无线电台,炸毁了江南造船厂的主要车间和江湾机场的油库,凿沉了4艘油船和10艘轮船.从无锡逃跑时焚烧了1000多辆满载从上海送来的工业设备的卡车.从武汉到广州的100多座铁路桥被炸掉了90多座.在汉口毁坏了30多只船,炸毁了连接武汉三镇的所有铁路桥梁.

此外,1949年12月19日由周恩来签发的《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说:今年各地灾情异常严重,全国被淹耕地约1亿亩,粮食减产约120亿斤,灾民约4000万.

正是出于对国内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担忧,中国领导人更加坚定了与苏联结成同盟的信念.用刘少奇的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联合苏联"就是"立国的基本政策".

然而,毛泽东明白决不能靠乞求援助来达到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必须向斯大林说明,中苏同盟不仅有利于中国,从根本上讲也是有利于苏联的.毛泽东的确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他的出发点是要让莫斯科知道,为了在政治上共同对付美国,苏联也需要中国在经济上强大起来.

作为中国共产党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联络人,李克农于1949年11月17日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并且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影响,以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按照李克农的说法,帝国主义者宣传的重点是指责苏联正在"窃取中国的食物和资源,并且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

美国是否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以及中共如何了解到这一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李克农传递这样的信息,无疑是提醒莫斯科,在苏联与美国的对抗中中国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斯大林一直担心毛泽东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不放心,对此,毛泽东是有感受的,他曾对中国民主人士罗隆基说中国"不能接受美国的援助",因为这将引起苏联的怀疑.当然,毛泽东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中国的立场,所以中国领导人还向苏联透露,美国仍然企图颠覆中国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不但对国民党在台湾的残余势力提供援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陆组织和建立反革命组织.总之,毛泽东一方面是要表明中国对美国和苏联关系的不同立场,另一方面也是强调密切中苏之间关系的必要性.同时,从李克农的信息中还可以体会到的言外之意,就是新中国领导人对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满的.

除了寻求经济援助,毛泽东去莫斯科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随同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人员师哲有一段广为传播的回忆,他认为中苏领导人在会谈初期遇到难题或产生隔阂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会",特别是斯大林不理解毛泽东想要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而一些俄国学者的看法不同,他们(如列多夫斯基、库利克等)在接受笔者采访或进行学术交流时说,毛泽东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养病,所以毛泽东后来抱怨他在莫斯科受到冷遇是没有道理的.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因为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毛泽东早在离开北京之前已经把他苏联之行的主要目的说得非常清楚,即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在10月就开始了,最初打算出访3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并要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第二个月去东欧国家访问,第三个月在索契疗养.根据科瓦廖夫的建议,这次访问将秘密进行.在11月5日的谈话中,科瓦廖夫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表示欢迎毛泽东访苏.毛泽东则提出他想于12月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并亲自向斯大林祝寿.因有许多国家将派代表团出席斯大林的寿辰庆典,所以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也带有完全公开的性质.随后,11月8日,毛泽东专为此事向莫斯科发了电报.11月10日,毛泽东又委托周恩来再次向罗申大使表达了毛泽东要访苏的愿望,并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他将亲自前往莫斯科谈判.中共中央11月9日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证明了上述说法,电报称: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王稼祥立即向苏共中央转达了这个意思.对此,葛罗米柯(gromyko)向斯大林建议,既然中国人谈到担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出访可能影响工作,苏联可以表示尊重中共自己的选择.这实际上是暗示只要毛泽东一人来访.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将要与斯大林进行的对话的主要内容双方事前已经说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存在误会的问题.

总之,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尽量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二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并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

然而,毛泽东对于这次访苏的结果却完全没有把握,因为斯大林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他只好只身前往,一方面给斯大林祝寿,一方面了解莫斯科的底牌.为了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毛泽东在12月3日召见科瓦廖夫,特意告诉他,对于毛泽东访苏中共是有压力的.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在一次会议上反对这次出访,因为按照传统,一向是"外夷"来朝拜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他们还认为,毛泽东访苏会使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并失去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的访问的确是很不顺利的.有俄国学者认为,斯大林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彼此理解对方了",关于条约的谈判"平静地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什么分歧".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在一开始便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6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两个重要问题——即中苏条约和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中苏条约问题上,双方虽然都表示可以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取得一致意见.在解放台湾问题上,苏联则拒绝直接向中国提供援助.

当毛泽东刚讲到中共中央在刘少奇访苏后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接过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他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既然斯大林已经抢先说出了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条约任何条款的意向,毛泽东也只得表示可以保留"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毛泽东接着便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讲明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就是签订条约,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坚持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会谈记录表明,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做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这一分歧是明显的,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而已.

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毛泽东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毛泽东说这番话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鉴于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时表明了苏联不愿因援助中国解放台湾而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的态度,毛泽东才提到"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这种既可避免苏联公开出面,又能在实际上得到苏联援助的办法.对此,斯大林不便再予以直接拒绝,便提出"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但斯大林接着又说,苏联可以提供"参谋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这实际上等于在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封住了毛泽东的嘴.

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在参加过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后,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讲到,已经把12月16日会谈内容报告给中共中央,并在等待中共中央对会谈中所涉及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就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十分失望.毛泽东本人后来同苏联大使尤金(yudin)谈起这一情况,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的表现:"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fedorenko)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斯大林不愿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从根本上讲,一方面是担心失去苏联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担心如果由此引起西方对整个雅尔塔体系提出异议,苏联则将在国际上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如果说与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时相比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有所改变,那就是现在苏联更加明确地提出对中苏条约在实际上进行修改,而在形式上仍然保留.这样做至少不会因中苏条约的改变而在国际关系方面给苏联引出更多的麻烦.

斯大林显然认为苏联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更加注重问题的形式方面.毛泽东坚持要废除原有的中苏条约,一方面是考虑到新中国领导人在国内的威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此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从而扫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正如他本人所说:"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此时,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做出相应的让步,毛泽东则提出准备静心休养,并要提前打道回府,以示对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的不满和抗议.

1950年元旦这一天,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提出,在以后一周的休息期间他想会见什维尔尼克(shvernik)、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贝利亚(beria)、马林科夫(malenkov)、华西列夫斯基和维辛斯基,"这些会见应当只具有简单的座谈性质.他不想就这些会见提出任何专门的题目,或者说是不讨论实质性问题.会见应当每天安排一次,时间不要太长,他认为最好是在晚上5-6点钟之后.""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与斯大林本人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从他的健康考虑,这些事是令人疲倦的,而且会再次破坏他的睡眠习惯,并引起头晕复发.以前他曾打算到苏联各地去看看,现在,由于健康情况,而且回国时还要进行长途跋涉,所以他不想在苏联各地旅行了".最后,毛泽东提出,他原计划在苏联逗留三个月,但现在他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看来,除了"讨论实质性问题",毛泽东不想做任何事情了.

面对毫不退让的毛泽东,斯大林必须做出选择.

首先使斯大林受到刺激的是西方的报纸.由于自斯大林寿辰庆典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在苏联的媒体上出现过,各国驻莫斯科使馆都议论纷纷,到处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在西方媒体也引起了种种猜测,甚至有消息说毛泽东被软禁起来了.对此,中苏双方都感到不妥.王稼祥大使提出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方式解脱困境,并公开说明毛泽东访苏的目的.第二天,即1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消息.毛泽东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毛泽东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表示出来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无非是想给斯大林施加压力,迫使他讨论新条约的问题.实际上,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在报纸公开发表这样的谈话已经表示出苏联的让步倾向.毛泽东后来承认,在《真理报》发表讲话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斯大林决策的事情.毛泽东在1月1日与罗申会谈时告诉他,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通知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他们确实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那么他们必须首先完全断绝与蒋介石的联系,并发表官方声明,无条件地拒绝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任何支持和援助.在印度和缅甸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一个消息:"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实际情况是,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12月3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致电周恩来,表示印度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宣布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把缅甸、印度、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将与中国建交的信息告诉苏联方面看来不是没有用意的.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冈察洛夫等人则认为,英国承认中国一事对斯大林的震动很大,他感到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先兆.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无疑对苏联是一个刺激.看来,斯大林需要考虑再次做出让步了.

此外,韦斯塔教授根据俄国档案材料,还提出了另外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促使斯大林改变主意的原因.当中国领导人新年期间在莫斯科逗留时,毛泽东不断地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罗申等人做工作,结果,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都认为,如果毛泽东没有签订一项新条约就离开莫斯科,会损害他本人及他的政党在中国的地位.他们觉得苏联有责任保证这个新的共产主义邻国的安全.于是,在这些领导人当中由米高扬出面向斯大林提出建议,在不给苏联带来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签订一项新的条约.

总之,到1月2日这种僵持局面开始打破了,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表现出友好合作的姿态,尽力弥缝中苏关系中可能出现的裂痕.1月6日,维辛斯基拜访毛泽东,并进行了正式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维辛斯基告诉毛泽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帮助恢复吉林水电站,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在五天之内派四名苏联专家去中国.他们将在一个月内写出关于水利枢纽设备状况的报告,并拟定恢复吉林水电站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毛泽东"对苏联政府提供的所需帮助表示感谢,并说苏联政府为此所提供的帮助对中国的整个民族经济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维辛斯基还告诉毛泽东,鉴于刘少奇来电提到为了进行航空训练要求苏联供应燃料,苏联方面根据专家的计算,决定按苏联空军的标准从1月开始即向中国提供所需数量的燃料.至于中国为这批燃料进行支付的方式和条件,可以在1950年的贸易谈判中再解决.毛泽东再次表达他对苏联援助的感激之情.

苏联方面还提出了一个令毛泽东十分感兴趣的建议,即由中国发表一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声明,其内容是国民党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去.苏联将支持这个声明,同时也要求安理会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安理会,而"在国民党代表仍然留在安理会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将宣布,只要有国民党代表存在,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百分之百地同意这个建议".

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毛泽东说,"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有相当一些人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和修改条约其他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

在1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

塔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

为了表示中国与苏联立场的一致,1月13日,毛泽东通知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其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留沪物资.1月17日,毛泽东将此事通知了苏联方面,并说明其目的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毛泽东还向莫洛托夫等人表示,中国"将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有利".

此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刊物1月6日发表文章,强烈批评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野坂参三主张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认为驻日美军对于日本民主化有利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还在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曾向中共代表团提出过,当时中共没有对此做出反应.战争期间,野坂参三一直在延安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回国后也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尽管如此,为了保持与苏联观点的一致性,毛泽东还是在1月14日指示胡乔木应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共产党情报局的立场.后来,毛泽东还特意指示将这篇文章译成俄文交给斯大林看.

不过,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在中苏两国商定共同发表驳斥艾奇逊(acheson)1月12日演说的声明这件事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产生了矛盾.

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对于艾奇逊在演说中发表的挑拨中苏关系的言论,斯大林要求中国和苏、蒙同时以官方名义发表声明进行反驳,但毛泽东"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官方'的声明",结果,苏联和蒙古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中国则是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的.对此,斯大林十分不满,责备毛泽东"没有按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还说"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毛泽东为此憋了一肚子气,始终一言不发.

在师哲看来这是又一场"误会",但从现有文字材料看,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根据俄国的档案文件,在1月17日莫洛托夫与毛泽东会谈时苏联方面就明确提出要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毛泽东同意发表声明,但又特意问到:"由新华社发表这样的声明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立即回答说:"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国务卿的讲话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毛泽东当时对此表示同意,并具体谈到"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稿",经苏联研究和修改后"用电报发往北京,由代行外交部长职务的副部长发表这个声明".显然,这里是无法用"误会"来解释的.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以新闻总署的名义发表声明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毛泽东坚持己见并对斯大林的指责颇为不满却是事实.这至少说明中苏领导人之间当时还是缺乏理解和谅解的.

总的说来,中苏关于新条约的谈判还是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开始的.周恩来于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后,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开始讨论到如何修改中苏条约的问题.会谈开始前,苏联方面已经将有关新条约的12个文件起草好,并于会谈当天交给了斯大林,所以,斯大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谈中却显得有点被动.

关于新条约的内容,毛泽东只是强调"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但没有说出具体意见.关于旅顺问题,按照苏方的意见,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但指出如果大连继续作为自由港,则是符合美英"门户开放"的政策的.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提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关于长春铁路,毛泽东的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运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同时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对此,莫洛托夫指出:"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代理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周恩来接过来说:"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长春铁路局和局长职务必须撤销,并建立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代理.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斯大林支持莫洛托夫的意见,表示:"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的代理就必须更换.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莫洛托夫还认为,周恩来提出的要把中方投资比例增加到51％的要求"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斯大林也表示:"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毛泽东则出来调解说:"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在后来的谈判中,主要障碍就出在中国长春铁路的问题上.

这次会谈确定了关于条约谈判的基本原则,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从后来公布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看,与1945年的条约相对照,改动主要在于:缩短了归还旅顺港和长春铁路的时间,即由过去的30年改为对日和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底以前;大连的行政权力过去受到苏方制约,现在则完全直属中国管辖;长春铁路局局长和理事会主席及旅顺基地联合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过去由苏方担任,现在则采取轮换制.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对中国长春铁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方面,总的来看,苏方倾向于较多地保留1945年协定的内容,而中国的草案却基本上要推倒重来.争执的结果是斯大林再次做出让步,即大体上接受了1月26日周恩来提出的修改草案.

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和协定中还有一些文本没有公布,对这些问题中苏之间也是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周恩来在2月13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苏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周恩来说明,这些协议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汇报,"如果签字的协议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还强调说:"按照我们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议,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维辛斯基表示,尽管周恩来表述的意见非常明确,但双方之间没有约定要将所有的协议和其他文件公布,因此,公布这些文件的问题必须进行讨论,这个问题将向斯大林汇报.

没有看到有关这一问题继续讨论的文献,但最后的结果是确有一些协定没有公布.在这些没有公布的协定中,根据俄国目前解密的档案材料,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其一,关于苏联军队使用长春铁路的问题.

苏方同意提前归还长春铁路后曾建议,苏联军队应可以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进行调动.在1月31日至2月2日的会谈中,中苏双方就这一问题阐述了不同的立场.针对苏联的建议,周恩来提出苏联军队使用长春铁路应以受到战争威胁为条件,并要求在协定中加上: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沿满洲里车站,经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新疆省的伊宁一线进行运输和调动,运价按现行苏联军队的运输标准.2月1日,米高扬答复说这个问题根据中方的愿望做如下改动:"规定沿中国长春铁路调动部队只能是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进行."苏方解释说,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调动军队可以缩短一半距离,并且在战时可以提供两条调动军队的路线.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对此无须任何证明,这里所指的就是当苏联在远东受到战争威胁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同时,米高扬表示"中方关于其有权沿满洲里到新疆的铁路调动军队和军用物资的建议是不正确的","苏方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能接受,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沿我们的铁路调动中国部队,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苏方关于沿中国长春铁路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方部队的建议的反提案,是反对苏联建议的一种特殊的隐蔽形式".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还抱怨说,苏方"对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很惊讶,因为正是周恩来本人确认的如果苏联将长春铁路转交给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同意苏联可以沿长春铁路向任何方向调动军队","现在,当我们同意将长春铁路交给中国时,中国人的意见又变了,他们反对我们沿长春铁路甚至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运部队."周恩来详细地解释了中方的建议,并"竭力想证明这完全不是反建议或对抗性建议".他指出,最初中国代表团并没想到在议定书中规定双方调动军队的条款.周恩来说,从逻辑上讲,这种调动是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自然得出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在必要的情况下随时都很容易达成协议.如果在协定草案中规定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长春铁路调遣部队,而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国土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中国就无法理解这一条款的内容了.因此,中方代表团认为必须在这一条中补充这样的规定:中方可以沿苏联铁路在东北和新疆之间调动部队.此外,周恩来还说,中国政府建议使用这些铁路从东北调运粮食和其他货物供给驻新疆的部队,这大概能节省很多时间和开支.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米高扬最后指出:如果中方反对苏方的建议,那么,可以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但要保留现有的协议书,而只把有效期从原来的30年缩短到10年.这就意味着苏联与中国共同占有长春铁路的期限,在已经商定的1952年结束的基础上再延长三年.周恩来当然不能同意重新讨论关于长春铁路协定有效期的问题,于是只得同意苏方的修改意见,即当苏联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时,苏军可以使用长春铁路调动部队,而不提中方使用苏联铁路的问题.不过,周恩来又退一步提出,尽管在文件中可以不做出规定,但中方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军队.米高扬说,中国关于有权经苏联领土调运军队的建议被拒绝,并不排除在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按照同盟国之间的条约利用苏联铁路调运中国军队的可能性.争论至此结束.

不过,苏联方面在这一问题上的感受是强烈的.按米高扬的话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苏联仅仅在一条线路上调动军队中方还不想同意.如果中方连做出这样的让步都不能,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尽管事实如此,苏联方面的感受也有一定道理,但中方出于对等原则的考虑提出这样的修改意见也是无可厚非的.况且应该看到,中国领导人对于苏联军队有权在中国领土上调动的建议,从长远考虑,显然是有顾虑的.

其二,关于秘密《补充协定》的问题.

根据中国现有的材料,苏联方面在谈判中坚持,在中苏新条约之外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其中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活动".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中国的材料还显示,毛泽东曾在1月22日的谈判中对此建议提出疑问,后来也不肯签署这个协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但是根据俄国的文献材料,当时毛泽东对这一补充协定并没有表示反对,而只是"在文字方面"提出了小小的修改意见,即将"租让"改为"租让权".俄国档案中关于1月22日会谈的记录也没有提到《补充协定》的问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有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并非档案文献的记载.看来要搞清这一问题,只能有待于中国方面档案文献的公布了.不过,毛泽东后来对这个秘密的《补充协定》非常不满,确是事实,他曾在多次讲话中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两个"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客观地讲,中国领导人对此表示不满是有道理的,这个《补充协定》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只是限制了中国一方在东北和新疆这两个地区行使自己的主权,因为当时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并不存在"第三国"的资本和公民的问题.

至于毛泽东后来同样表示强烈不满的另外几个合营公司的协定,即所谓"合作社"问题,其实怪不到苏联人头上,因为如前文所说,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就提出了请苏联来中国办合营公司或租让公司的建议,而且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在新疆建立合股公司的问题也是中国主动提出来的.

中苏同盟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尽管有些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完全收回了.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这一损失,斯大林才要坚持签署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消除美国、英国和日本势力在这两个与苏联接壤地区的渗透和影响,保证苏联东亚地区的安全.

然而,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苏联在东亚地区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并于1945年实现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是完全符合俄国历史上传统的远东战略的.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因此,当斯大林通过与毛泽东的对话看到苏联被迫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时,他必定要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东亚地区的要求,即为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寻找一个合适的基地,并以尽可能短的铁路线把苏联欧洲部分与这个在太平洋的出海口连接起来.因此,恰恰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完全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的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性战略.

第三章越过三八线——斯大林对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思考

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即与毛泽东谈判中苏条约期间——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在整个1949年,尽管朝鲜半岛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但莫斯科反对北朝鲜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坚持的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唯一的直接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是"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即苏联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最近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推断和争论.

叶甫根尼.巴加诺夫断定:冷战在1950年的全面展开,使苏联可以接受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威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事件认识的影响.

瓦列里.杰尼索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南朝鲜而进行一场战争.其次是苏联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

李钟植和陈兼都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即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影响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

谢尔盖.冈察洛夫不同意关于苏联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产生影响的说法.他认为,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和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即将朝鲜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

詹姆斯.马特雷则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著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感到绝望.

约翰.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

此外,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一书的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斯大林改变对朝鲜政策的目标在于扩大苏联的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同时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力量从欧洲吸引开.

约翰.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莫斯科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

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采夫在其著作中谈到,"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

学者们谈到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大多数都与斯大林改变苏联对朝鲜政策的考虑有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斯大林的决策产生着影响.这些层次分为形成决策的前提、改变决策的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其次是条件.与此同时,斯大林实现这一重大决策的转变涉及到苏联与美国(包括日本)、朝鲜和中国三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三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其次是对美国政策性反应的估计.本书即从这样的基点出发,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决策前提:朝鲜半岛冲突的升级

斯大林同意北朝鲜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就意味着苏联决心在东北亚面临一种战争状态.做出这一决策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苏联已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同时,莫斯科决心与华盛顿决裂,并准备面对爆发一场与美国间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冲突;第二是朝鲜半岛已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两个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都已经具备,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苏联自1945年形成的远东战略和策略.

如前所述,苏联在对马歇尔计划做出强烈的对抗性反应以后,国际形势已经呈现出两大集团对立的局面,而苏联与美国的冲突首先出现在欧洲.然而,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发生的冷战形成后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柏林危机——的结果是,苏联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尽管斯大林决心首先在东西方之间最敏感的德国问题上表明莫斯科决心与美国对抗的态度,但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解决柏林问题的经济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不利于苏联的形势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不过,苏联在欧洲采取保守的与西方对峙的方针,并不说明斯大林已经放弃了与美国对抗的战略,问题在于对抗的条件和方式.莫斯科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和选择适当的地区.

欧洲的柏林危机尚未过去,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鲜和华盛顿控制的南朝鲜就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各自成立了单独的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恶化.李承晚(syngmanrhee)和金日成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后,南方的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但是,斯大林采取的态度却是压制金日成对此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

1949年4月20日,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shtemenko)就三八线的形势向斯大林报告说:

我军撤出北朝鲜以后,"南方人"对三八线规定的破坏己经具有挑衅性和经常性.近一个月,这种破坏规定的事件频繁发生:从今年1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在整个三八线上发生了37次破坏规定的事件,其中24次发生在3月15日至4月15日.

就其性质看,破坏规定的事件是警戒部队的小规模冲突,一般是连和营规模的冲突,动用了轻机枪和迫击炮,还有一些"南方人"越过三八线的事件.在所有这些破坏规定的事件中,均是"南方人"首先开火的.

与此同时,随着三八线形势的复杂化,"南方人"在3月至4月间将部分野战部队调集到三八线附近.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

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是合理的.

同年5月2日什特科夫报告说:"南朝鲜当局为了实行武装入侵北方计划,扩大了'国防军'人数.据情报说,'国防军'人数已从今年1月1日的53600人增加到了第一季度末的70000人.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技术兵、机械化兵和特种兵,这些兵种增加了一到三倍."报告还说,南朝鲜当局在三八线附近地区集结的部队已达41000人之多,其中在平壤方向将达到30000人."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并且在第1旅中已传达到营长一级.预计可能在6月份会有积极行动."

到了6-7月间,形势进一步紧张.6月18日什特科夫报告,南朝鲜领导人都主张"用军事办法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只是在确定时间上有分歧意见".报告说,南朝鲜军队和警察多次在瓮津地区擅自越过三八线,这个地区的战斗到现在还在进行,而且南朝鲜部队数量增加了.南朝鲜部队一度侵入北方地区10公里,由于北方警察旅的行动,它们被逐回三八线.北朝鲜部队占领了两个在战术上有重要意义的高地,现在双方正进行争夺高地的战斗.由于瓮津地区事件,李承晚6月11日发表正式声明说"正在制定将给共产党分子带来重大损失的突击计划.在最近二三周内,将实现这个计划".

7月13日什特科夫又致电维辛斯基说,根据在瓮津地区俘虏的南朝鲜军士兵(属18团2营)供认,"他们的指挥官7月以来多次讲话,断言北朝鲜军企图进攻南方,因此南朝鲜军应先发制人,给北朝鲜军以突然打击,并在8月15日(朝鲜解放日)前占领北朝鲜."俘虏还供认,"第12团的任务是攻占格里山高地(海州以西30公里).第18团的任务是从瓮津地区出发,在第13团(据现有情报该团配置在开城地区)的协同下向北进攻,合围海州,歼灭该城北方军队的集团,在一周内占领海州."什特科夫还通报了李承晚声称要先发制人,"在7月对北方军队发起进攻"的情报.

当时,美国已经于1949年6月完成了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行动,正如牛军教授所说,美国军队这一时期从中国和南朝鲜全部撤出,"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可是,南朝鲜当局却加紧了军事挑衅和进攻准备,而莫斯科对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意图的估计则是"给南朝鲜军队以行动自由","松开了南朝鲜反动派的手脚".因此,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促使苏联加强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援助.1949年6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100架、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自行火炮102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

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还是从加强朝鲜北方的防御力量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鼓励向他们南方发起进攻,甚至在有些苏联军方人士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时,斯大林还是坚持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尽量避免直接介入这场冲突的立场.为此,莫斯科批准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咸兴的军事基地以及苏联在平壤等地所设立的军用飞机场,因为这些设施有可能被朝鲜人民军所利用,并可能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不仅如此,莫斯科还制止金日成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任何军事行动.

平壤在实行朝鲜和平统一计划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军事准备.对于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甚至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1949年9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顿金(tunkin)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munil)通报说,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顿金还证实,北朝鲜确实截获了一份南朝鲜军队关于炮击海州市的命令,但命令所定的炮击时间已经过去,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9月11日,维辛斯基回电,责成顿金尽速与金日成会晤,进一步弄清南朝鲜军队及其数量、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朝鲜南方游击运动的状况,如果北方首先发动进攻舆论和人民将会怎样看待这个事实,南方群众会给北方军队何种实际帮助,金日成认为当北方发动进攻时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北方如何估计自己的军事能力,同时要顿金做出自己对情况以及朝鲜领导人所提建议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判断.

顿金在9月12日和13日两次会晤金日成和朴宪永后,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但是对于舆论和人民和反应金日成拿不定主意,他认为"如果内战拖延下去,他们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现在的条件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不主张发动国内战争,而只是建议夺取瓮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并指望在北方军队进入南朝鲜时"能在南朝鲜组织一系列起义",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顿金本人的意见却不同,他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役能够导致而且一定会导致北南朝鲜的内战,但是,"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而"持久的内战,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对北方都是不利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发动金日成所预想的局部性战役是不适宜的".

然而,什特科夫大使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9月15日给斯大林的长电中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什特科夫首先强调了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详细地介绍了南北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电报还附有南北朝鲜军事力量对比的详细材料.

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与美国对抗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中国革命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已经顺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人民表现出高涨的革命情绪;韩国社会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则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等等.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

上述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这进一步证明,苏联领导人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韩国军队展开攻击,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据目前掌握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至迟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没有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这里涉及到一个目前史学界存疑的问题,即1949年底金日成是否与斯大林进行过秘密会谈,以及会谈的内容是什么.据赫鲁晓夫回忆,1949年底金日成来到了莫斯科,并要求"用武力解决南朝鲜的问题".贾丕才在1992年4月3日接受冈察洛夫等人的采访时也说,金日成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于1949年11-12月带着一个进攻计划来到莫斯科.但据另外一位接受学者采访的未透露姓名俄国高级外交官说,他曾查遍俄国档案,没有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冈察洛夫等人认为"很可能是莫斯科与平壤在这一时期频繁的通信往来被错认为是斯大林与金日成的会谈了".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这样一次访问,也不能说明斯大林在1949年底已经改变了政策,因为从赫鲁晓夫和贾丕才的回忆看,斯大林并没有同意金日成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

本书所说的决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经出现的苏联与美国进入对抗状态的国际背景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状态的地区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呢?从前文所引俄国档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来的担心有两个:一是美国可能卷入朝鲜冲突,二是平壤还没有好充分的准备.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斯大林决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些都不是决策动机,而只是保证决策实施的条件.

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当然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逻辑上讲,斯大林决不是因为美国不会干涉就决定在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战争,而是在有了这种动机后才以美国不会干涉作为实现其动机的必要条件,否则,莫斯科就不必非要在朝鲜半岛这一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了.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即使在斯大林倾向于接受美国不会进行干涉的估计并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行动后,仍然谨慎地避免给美国干预提供借口.因此,斯大林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平壤是否为采取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会议所要求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消弱了.

可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斯大林真正的考虑并不是像他表露出来的那样.如果说到斯大林改变决策的动机,如前文所述,既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就应当根据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需要来分析斯大林采取这一举动的原因.

二、决策动机:苏联在朝鲜的目标

1950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月19日,即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之后,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为欢送朝鲜大使李周渊(leejooyon)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职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午宴,宴会结束后,金日成激动地对苏联大使馆参赞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v)和佩利申科(pelishenko)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又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不必进攻南方,在李承晚的军队进攻北方的情况下可以对南朝鲜进行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祖国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正在被拖延下来,他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进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担心再次受到莫斯科的训斥,伊格纳季耶夫和佩利申科回避了这些问题.于是,金日成找到什特科夫大使,向他提出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因为"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强大得多".金日成又说,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会见毛泽东.金日成甚至质问什特科夫"为什么不许可他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就可以在几天之内进入汉城".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汇报说,金日成是借着醉意说这些话的,但"他说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要表达他的想法,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谈话中,什特科夫仍然坚持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会议的精神答复金日成.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1月30日,即斯大林被迫接受了中国方面关于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协定的草案后,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了新的立场.他亲自回电说: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好,不能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材料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同意为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开放绿灯,因此,这个文件可以证明苏联在1950年初已经开始改变以往对朝鲜的政策了.此后,事情便按照斯大林改变了的方针顺利地发展下去.

对于斯大林的答复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金日成还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vasiliyev)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这一职务是由苏联大使兼任的.

3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了给人民军补足装备,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3月18日,斯大林回电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这一请求.

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对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后,3月24日什特科夫报告,他已经为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做好了具体安排.3月29日维辛斯基报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将于3月30日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将军随同来访,他们将于4月8日到达莫斯科."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brezhnev)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因此,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决定是在1950年1月做出,而在4月最终确定的.

那么,在这短短的1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一时期在亚洲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了中苏同盟的态势.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中,考虑到维护和保证苏联在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权益,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上所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是被迫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而这就意味着苏联在可以预见的短短两三年内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在远东的主要权益,因此,如果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在中国领土之外另有所图,以弥补由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而在远东失去的权益.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为了建立苏联与朝鲜之间直接的铁路联系,斯大林与金日成便商定修建一条连接阿吾地(朝鲜)和克拉斯基诺(苏联)的铁路线.这样,尽管与长春铁路相比运输线延长了一些,但苏联铁路毕竟可以直接通到位于三八线以南的两个太平洋出海口.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当然,这里说斯大林在此时想到了朝鲜问题完全是一种推断,不过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早在战后初期苏联就已经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1945年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就指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深远意义:"俄国反对日本经过朝鲜向亚洲大陆的扩张的斗争从历史上讲是正义的行动";"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对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经常性的威胁";"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当时苏联并没有提出单独控制朝鲜半岛,而且仍然是把日本视为主要威胁,但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特别是要防止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苏联尤其重视朝鲜半岛南部的几个战略要地,并且把这些战略要地与中国的旅顺港联系在一起.俄国外交部档案中一份1945年9月的题为《关于前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

(1)苏军占领三八线以北朝鲜地区的时间必须与美军占领朝鲜其余的地区的时间相同.坚持将济洲半岛置于中国人控制的区域里是合乎需要的,这可以促使中国人对加强旅顺港的苏中海军基地的战略地位感兴趣.假设两年后占领制度结束,朝鲜必将成为四国的托管地,其中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坚持这些战略地区分配给苏联,我们就能利用美国想要获得太平洋上的战略地区的愿望,对美国的地位造成压力.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在确定日本和朝鲜的未来边界时,必须提议将对马岛划归朝鲜,理由是从历史上看,对马岛一直是日本侵略大陆国家尤其是朝鲜的基地.

(2)必须支持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3)待占领时期结束后,(必须)提议由四国实施对琉球群岛的共同国际托管,或者由中国单独托管.显然,美国想要在琉球群岛建立其军事基地.

(4)在占领期结束后,(必须)提议对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马里亚纳群岛、卡罗来纳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实施国际托管制度.可以支持美国对一些战略地区的要求,条件是美国同意苏联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

1945年9月的另一份报告也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的规定,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

由此可见,在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考虑中,朝鲜半岛本来就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只是因为当时通过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在朝鲜半岛,美国与苏联则已有以三八线划界的约定,后来当美苏发生对抗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所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虽然早在1947年已经与美国分道扬镳,但也还是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满足于控制北朝鲜,使其成为苏联远东地区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到1950年初与毛泽东谈判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

这里还应该指出,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便调整其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一点,斯大林不仅在欧洲——例如希腊问题上——有所表现,而且就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也进行过尝试.如前所述,在划分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就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作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斯大林还可能考虑到他的声誉.莫斯科不能一再地阻止亚洲国家的革命要求,特别是在事实证明苏联在中国革命的问题犯有错误之后,斯大林显然不想在朝鲜革命的问题上再遭到非议.

不过,斯大林更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与国家利益相比,对个人声誉的考虑应该是第二位的.所以说,正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动机,斯大林才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当然,要实施这一政策,还有另外一些不可忽视的保证条件.

三、决策条件:对美国和中国反应的定位

斯大林要保证其决策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来自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的反应做出正确判断,并且必须周密考虑和妥善处理与这两个方面关系的措施.这两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有三点考虑:

第一,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尽管斯大林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在同意和支持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后,斯大林也只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而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

1950年6月20日,就在北朝鲜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筹备时,什特科夫给莫斯科发来一封特急电,电报说:"金日成同志请求转告:为了发起攻击和登陆,需要军舰.已有两艘船抵达,但船员还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他请求派遣10名苏联顾问供船上使用.我认为这种请求应该给予满足."但6月22日葛罗米柯回电的答复却是:"不能接受您的建议.这样做会为干涉提供借口."

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行动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从斯大林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避免给美国提供干预朝鲜问题的借口这样的思维逻辑分析,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斯大林决心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不是出于对抗美国在日本实施的政策的考虑.尽管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引起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大国的不满,苏联在对日本管制以及对日和约问题上也与美国争论不休,但1949年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总体说是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而美国给日本以独立地位以及在日本驻军合法化均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事情.苏联控制朝鲜半岛,就其结果来说当然有利于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向亚洲大陆的发展,但就其动机而言,斯大林决不会有意刺激美国改变其收缩政策.除非苏联决心把控制朝鲜半岛作为进攻日本的跳板,否则仅仅出于对日本问题的考虑便做出这样的决策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而进攻日本必然要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是违背莫斯科的既定方针的.反过来说,如果斯大林考虑到苏联的决策将导致美国的干涉,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

在1949年夏秋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时,斯大林就对美国将做如何反应的问题十分关切,他要求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对此做出估计.当时朝鲜领导人的估计是美国不会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至多是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或协助进行军事上的指挥.

如果斯大林当时对这一估计尚存疑虑,那么美国政府在1950年初的公开言论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莫斯科注意到,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讲话中提到美国的远东防御范围时是把韩国排除在外的.原苏共中央朝鲜事务负责人特卡琴科(tkachenko)回忆说,艾奇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这个讲话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久,在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金日成的回答更加坚决.据随同金日成访问的译员文日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1)北朝鲜将在三天内取得军事胜利;(2)将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举行起义;(3)南朝鲜游击队将支援人民军作战;(4)美国对此没有时间进行准备.斯大林显然相信了金日成的判断.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进攻行动的计划.

此外,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yoosongchol)直接参与了北朝鲜作战计划制定的全过程.他在90年代初回忆说,苏联军事顾问团认为北朝鲜的作战方案行不通,便自己起草了一个以反击南方入侵而进行军事演习的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包括给各部队的行军路线和作战命令,以及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文件.进攻部队分为两路,以金雄(kimwoong)为司令的第一方面军作为主攻部队直取汉城,以武亭(moojeong)为司令的第二方面军为侧翼部队,实现从南面对汉城的包围.总之,计划的目标就是拿下汉城.当时他们按照惯例认为,只要夺取了首都,再加上南方的起义,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就可以结束了.后来的事实表明,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后其军事行动确曾一度停顿下来.

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莫斯科的估计是,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是不会或者至少是来不及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也正是有了这种保证条件,斯大林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

第三,如果美国进行干涉,则需要中国站出来支撑局面.

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中国出来承担责任,即由中国军队直接面对美国的威胁并与之抗衡.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批准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斯大林才会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据贾丕才回忆,在斯大林与金日成1950年4月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他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这位苏联领导人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当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安排秘密来到北京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遭到质疑时,5月14日,斯大林又直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紧接着又补充说"这个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在强迫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其根本用意是在万一美国出面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国来承担援助朝鲜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斯大林才能应付自如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

面对东北亚的紧张局势,莫斯科在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时有两个相互关联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图:

第一,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让苏联陷入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国在亚洲成为苏联与美国对抗的盟友和先锋.

第二,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需要苏联的同意和援助,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虽然不必经过莫斯科的批准,但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这就是说,斯大林在考虑朝鲜统一问题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如何解决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两相比较,斯大林当然会认为首先解决朝鲜问题对苏联更为有利.其理由在于:

(1)就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而言,对解放台湾战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苏联处于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之中,因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苏联的武器装备,而毛泽东渡海作战则要求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在1949年10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后,这种援助就显得更加必要了.1950年1月11日刘少奇向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报告说:"关于舟山、台湾、金门、海南岛作战的材料都转给你了.根据粟裕报告,如果没有空军的协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军协助,要进行渡海的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岛及金门的报告也证明此点".但斯大林担心苏联出动空军会引起美国进行干涉,这一点,他在与刘少奇和毛泽东会谈时讲得十分明白.

(2)就苏联与平壤和北京的关系而言,朝鲜完全是在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朝鲜的行为可以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苏联虽然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信任,也不放心.

(3)就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而言,由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当然符合斯大林此时对东北亚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考虑.而新中国通过解放台湾战役加强了其在亚洲的地位以后,毛泽东将怎样行事斯大林是没有把握的,说不定将来中国还会对苏联构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时尽可能让毛泽东的举措服从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应该是斯大林进行决策时解决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矛盾的基本考虑.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力量和行动纳入了苏联的战略轨道.

那么,毛泽东是否了解和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计划?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是否与苏联相矛盾?斯大林是否清楚毛泽东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这是在研究中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理解斯大林在处理北京与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措施的前提.

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首先,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和处于战争状态.其次,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清楚的.

早在1949年5月,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了解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需要援助的情况.毛泽东答应帮助金日成,但并不主张金日成主动采取军事行动.

1949年4月底,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kimil)秘密访问中国.金一先到沈阳与高岗会面,并与中共中央进行了联系.在北平,金一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问题.

关于这件事,俄国档案中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什特科夫向维辛斯基转达的金日成的通报,一个是科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的毛泽东的通报,而这两个文件所通报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金日成的通报说,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对于金一提出的这三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援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毛泽东和朱德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个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在朝鲜,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毛泽东说:"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苏联就在旁边,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关于东方情报局,毛泽东很想知道在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曾谈到过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对此问题持何意见.金一回答说对此问题他一无所知.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

在毛泽东的通报中,关于成立东方情报局和援助朝鲜军队干部和武器的问题与金日成的通报基本一致,但谈到朝鲜局势时则有很大不同.根据这个通报,毛泽东说,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中国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当金一说美军撤出南朝鲜后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时,毛泽东劝他们进行反击,但如果有日军参加就要慎重.毛泽东还说有可能出现敌人占优势的情况,并劝他们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这种思想准备.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但毛泽东补充说:"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我们才会采取."

从这两个通报都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当时是担心朝鲜北方会受到南方的攻击.但是在金日成的通报中没有提到毛泽东反对主动进攻,而在中国通报中毛泽东则明确地劝告金日成不要主动进攻.至于哪一个通报更为准确,可以参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与顿金会晤时的说法.据顿金报告,金日成谈到朝鲜半岛的军事局势时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显然,金日成后来的说法同毛泽东的通报是一致的.托尔库诺夫和乌尔姆采夫在研究中已经注意中朝这两个通报之间存在差别的问题,他们认为这表明了中、朝、苏三方之间的微妙关系.

总之,实际情况是,毛泽东在1949年春天并不赞成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少是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再说,而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

那么,中国把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转交北朝鲜是否就证明支持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呢?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部队转入北朝鲜军队是所谓"共谋"理论的有力证据.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实际上,在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官兵回国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武亭便率领由1000名朝鲜族士兵组成的一个团回到朝鲜.在中国内战中也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

朝鲜族部队大量回国是在金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关于回国的人数和时间,过去的研究中有不同说法.根据档案文献及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做出判断:1949年5月毛泽东与金一会谈后,共有三个师约37000余朝鲜族官兵分别于1949年7月和1950年4月回到朝鲜.

毛泽东与金一会谈后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8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月进入朝鲜.回国时,164师实员10821人,166师实员10320人.

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1950年1月初提出来的.当时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人民解放军中有由16000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人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送回国.随后,中国政府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表示同意,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kimkwanghyeb)到中国洽谈此事.只是由于朝鲜驻地有困难,朝鲜政府希望这些部队在4月以后再回国.最后,这支部队是4月18日到达元山的.

上述情况可以说明,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并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当时赞同和支持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1949年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战争时期在中国已经过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问题.因此,怀廷教授很早就做出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很自然的现象.

关于中国在朝鲜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苏联领导人是知道的.如上所述,斯大林从平壤和北京已经了解到毛泽东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至于中苏领导人之间,根据现有的材料,还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他已经与斯大林本人就这一问题交换过意见,而且当时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不主张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安德烈.列多夫斯基教授说,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目前北朝鲜还没有准备好,最好的办法是在南朝鲜组织游击队.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谈时是否已经商定将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过去曾有很大争论.现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在莫斯科期间,除了参加宴会和庆祝活动外,斯大林与毛泽东共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1949年12月16日、12月24日、1950年1月22日)和一次小范围关于艾奇逊演说的声明的谈话(1950年1月下旬),而这几次会谈均未涉及这个问题.在12月24日的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可能讨论过朝鲜的局势,但也绝没有提到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斯大林与金日成之间通过电报讨论这一问题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对自己支持在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及邀请金日成来苏联磋商一事,斯大林对他的中国客人却只字未提.

当然,人们会想到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可能还进行过秘密会晤.关于这个问题,韦斯塔教授对笔者谈起了一个情况.韦斯塔曾为挖掘俄国档案在莫斯科工作了6年,在此其期间他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据贾丕才透露,斯大林的确曾两次邀请毛泽东到他的私人别墅会晤,双方都没有官方人员出场,斯大林只请了一位他在军事情报部门的私人朋友担任翻译.在2月15日的第二次私人会晤时,斯大林与毛泽东谈到了朝鲜问题,但具体内容不详.不过,下面将要谈到的在斯大林与金日成会谈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即使存在与毛泽东的秘密会晤,斯大林也肯定没有向他提起自己的决定.

金日成在1950年4月从莫斯科回国后,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决定秘密访问北京,其目的是向中国"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金日成还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

金日成一行5月13日飞赴北京,于当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没有发现关于会谈内容的材料,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对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因此当时中断会谈,并连夜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在莫斯科未曾向毛泽东提起过金日成的要求和计划.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不便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综上所述,斯大林非常清楚地知道:第一,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因为中国空军学校毕业的第一批速成飞行员是苏联专家培养的,而且中国不断催促苏联加快提供空军和海军装备.1950年4月周恩来致电布尔加宁提出急需一批海军舰艇、飞机和海岸炮,要求苏方在1950年夏天或至迟1951年春天前发来中国.第二,中国不希望这个时候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或紧张局势,因为中国军队大部分都集中在南方,当时在东北的部队加上集体转业进行开荒的42军总计不足20万人,而在东南沿海为解放台湾已经调集了16个军.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斯大林在对朝鲜问题进行决策时对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其一,考虑到在中国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其二,考虑到中共在亚洲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并希望将来中国为朝鲜问题承担责任,斯大林在与金日成商议并做出决定以后需要向毛泽东转达这一决定,求得中国的同意.

其三,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以及在美国不干涉朝鲜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不需要中国介入,斯大林对于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丝毫也没有向中国透露.

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

实际上,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斯大林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如此周密的考虑和安排,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一句话,保证苏联本身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同时又避免在这一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问题的进行决策时最基本的出发点.

第四章跨过鸭绿江——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方挺进.美国政府立即对此做出反应,几天以后便派出飞机、军舰和地面部队进行武装干涉,并派第七舰队侵入了中国的台湾海峡.随后,在联合国军的旗帜下,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卷入这场战争.4个月后,中国政府宣布派出人民志愿军部队赴朝作战,随后几十万大军跨过鸭绿江.于是,朝鲜战争便成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卷入国家最多、投入兵力最大、也是除越南战争外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国际性战争,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局部化的世界大战".

从实质上讲,这场战争体现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冲突,而作为战争主体的另一方就是刚刚结成同盟关系的中国和苏联.中国和苏联各自对战争目标的确定,对战争中战略和策略的的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对战争的结局有决定性的影响,也是对中苏同盟的严重考验.

一、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5日中国宣布出兵朝鲜,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由于根本的出发点不同而呈现出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换,苏联的方针和策略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未顾及朝鲜冲突问题到后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出兵援助朝鲜.苏联政策的基点在于实现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战略,不失时机地加强苏联对亚洲的控制和影响,但在苏联本身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则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国政策的基点在于保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惜与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如设想的那样,战争初期的进展十分顺利.现在披露的1950年6月26日什特科夫给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zakharov)大将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前后的的真实情况:

谨此报告朝鲜人民军军事行动的准备和进程.

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

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

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Д"和"Ч"的命令.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队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时40分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20-40分钟,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至5公里.

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

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地图1:1000000,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2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000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名游击队员.登陆部队于6月25日5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

6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在6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地区;第6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在汉城方向,第1、4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

但与苏联和朝鲜事前估计完全不同的是,美国很快便决定介入这场战争,而且越陷越深.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

美国的干预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对战争进程的极大关注.7月1日,即在美国国会批准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三天,斯大林心情急迫地给什特科夫发出电报:

(1)你对朝鲜司令部的任何计划都没有报告.司令部是否打算向前推进?还是决定暂停推进?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

(2)还要报告:朝鲜领导人如何看待美国空军对北朝鲜地区的袭击?他们是否被吓坏了,还是在顽强地继续坚守?

(3)朝鲜政府对袭击和武装干涉不想提出公开抗议吗?我们认为应该这么做.

(4)我们决定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将这点通知金日成.

7月2日和4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尽管由于汉城的解放出现了普遍高昂的政治热情,但美国的参战特别是美国飞机的袭击开始影响人们的情绪,有些人对夺取最后胜利产生怀疑.部分朝鲜领导人认为与美国作战有困难,想探听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除了要求大量增加军事援助外,什特科夫还请求斯大林批准给朝鲜人民军的每个方面军派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斯大林在7月6日的电报中进一步满足了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这一点对莫斯科并不困难,但是,关于给朝鲜前线的军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没有答复.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电报说"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

显然,尽管斯大林一心要平壤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并保证提供足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然而他却不能让外界知道苏联对金日成的支持.战争爆发后,莫斯科迟迟没有让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返回安理会,与此不无关系.斯大林对苏联军事顾问的态度更说明了这一点.朝鲜战争爆发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有3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即差不多每45个朝鲜官兵就有一名苏联顾问.这些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军队并协同指挥作战,就连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和决定下制定的.但是,当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以南挺进时,斯大林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这样,才出现了什特科夫关于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什特科夫再次转递了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金日成恳切地请求:"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谨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前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令部里使用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

对此,斯大林无法再回避了,但他对什特科夫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斯大林在回电中批评什特科夫未经请示"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并严厉指出:"您应该明白,您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即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斯大林还特别向什特科夫强调:"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斯大林的谨慎小心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盟友摆脱困难局面的问题.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莫斯科汇报说,他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在谈话中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周恩来还确认,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显然,这是斯大林要罗申来探询中国的态度.

正如下文将要讲到的,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考虑出兵的问题,也没有正式做出在东北集中3个军的决定,周恩来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应付或试探斯大林.斯大林对此非常认真,他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斯大林还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为了催促中国尽快采取行动,7月8日斯大林又指示罗申:"请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

8月中旬以后,战争进入僵持阶段.这时,斯大林表现得更加焦急,也更为谨慎.而且,除了继续对朝鲜战局进行军事指导和答应提供军事装备外,莫斯科开始更多地给朝鲜人以精神鼓励.8月28日,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发出这样一封电报:

口头转告金日成以下事项.如果他要求书面形式,可以给予,但不要签署我的名字.

一、联共(布)中央祝贺金日成同志及其战友在伟大的朝鲜人民解放斗争中、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取得辉煌胜利.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可被赶出朝鲜.

二、金日成同志不要因为和外国干涉者的战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连续的胜利.俄国在内战时期,尤其是对德作战时期就未曾有连续的胜利.朝鲜人民的最大胜利就是,朝鲜已成为现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成为亚洲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运动的旗帜.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军队现在都将向朝鲜人民军学习,给予美帝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以坚决打击的艺术.此外,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记,现在朝鲜并不孤立,他有现在和将来都将援助他的盟友.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困难得多.

三、建议金日成同志在前线不要分散使用而要集中使用空军.要使人民军的每次进攻开始时都有强击机对敌人军队的有力打击与之相配合,歼击机则尽可能保护人民军不受敌机的攻击.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

总之,直到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前,苏联对朝鲜战争采取的方针是积极的,同时又是非常谨慎的.十分明确的是,斯大林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战争胜利,但其限度是苏联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冲突,特别是在美国已经介入战争之后.这时,斯大林开始考虑把中国拖入战争的问题了.

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意外,由于情况不明,从而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而立即转移.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一天,中央复员委员会按照预定计划下达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尽管有人提出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是否停止复员转入战备,但周恩来指示对"朝鲜战场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而"复员工作仍按原计划进行".甚至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完全放弃.6月30日,周恩来与海军司令肖劲光谈话时说: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目前,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这些情况说明,在战争爆发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还没有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朝鲜爆发战争的问题还是十分关切的,并表示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支持.战争爆发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还在武汉养病.6月30日周恩来派原定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工作的柴军武(即柴成文)先以使馆政务参赞的名义去朝鲜,以便保持与朝鲜的联系.柴军武一行出发前,周恩来指出:"现在美国的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美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7月初,中国政府还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族干部由军区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对于苏联政府提出的请中国政府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不论由满洲里或绥芬河入境经哈尔滨、长春、沈阳至旅大,或由安东转朝鲜,均应于事前经中长路苏方理事会副主任或中长路苏方局长通知余光生,以便能及时调度车辆,免误事机".

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朝鲜战局问题,并进行了相应的军事部署.7月7日和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讨论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拟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和3个空军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前在东北集结.7月中旬,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所辖第38、39、40、42军在东北布防.当时,东北是全国范围内驻军最少的一个战略区,其部队人数只占当时全国总兵力的1／27.成立东北边防军说明在中国的军事部署中东北已经成为重点之一,其主要目的首先是为了加强防卫力量.虽然7月初周恩来已经向罗申提到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但所说的先决条件是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而当时的战况是朝鲜人民军还在朝鲜南部迅速向前推进,根本不存在美国人打过三八线的问题,所以也谈不上中国出兵的问题.

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联合国军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

8月5日,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

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同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军队建设应有一个三年规划,空军、炮兵、装甲兵等要加紧训练,准备明年春天参战.

8月26日,周恩来在第二次国防会议上又提出要把对朝鲜的援助"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并说"我们此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这更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

8月27日,毛泽东给各地负责人发出指示,要他们考虑与时局和三年规划有关的问题,准备提交11月或12月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

看来,中国领导人的确越来越关注战争形势的变化,并且表现出日益积极的态度.但是从"军队建设三年规划"和避免"临急应战"的安排看,出兵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出兵问题的考虑,主要还是从做好充分准备的角度所作的以防万一的打算,而不是已经确定的战略方针.

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实行登陆以后,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苏联和中国的对策和态度也都更加明朗化.

斯大林对于朝鲜局势出现逆转的情况首先表现出急躁和焦虑.9月18日,斯大林向平壤发出密电,指示瓦西里耶夫和什特科夫要金日成从洛东江前线调回朝鲜人民军的4个师到汉城郊区.同一天,斯大林还命令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紧急制定一项苏联空军为平壤提供空防的计划,包括从他们在苏联远东的滨海边疆区及港口城市海参崴派遣几个苏联空军的战斗机中队及雷达和防空部队到平壤周围的机场.随后,斯大林紧急向朝鲜派遣了以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化名马特维耶夫)的特别代表团,并携带着斯大林的命令:停止对釜山防御圈的进攻,从洛东江前线撤出所有部队,把他们调到东线和东北线守卫汉城.斯大林还再次敦促华西列夫斯基尽最大努力向朝鲜人民军提供空中掩护及在平壤周围地区建立防空系统.

斯大林采取的紧急措施似乎是要把苏联空军投入战斗,也就是说斯大林这时似乎采取了一种背离以往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一惯方针的做法.斯大林在情急之下可能确有此考虑,因为朝鲜局势的发展毕竟关系到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但是权衡利弊以后斯大林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9月23日,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在报告中提出:为阻止美军对平壤的空袭,苏联空军准备在前线部署战斗机部队,并将于10月1日和2日两天内把飞行部队投入到平壤,10月3日开始行动.但华西列夫斯基接着提出警告:因空战指挥时使用俄语进行无线通话,在第一次空战后美军就会知道苏联飞行员在平壤上空活动.看来,华西列夫斯基的提醒不是没起作用,事实上,当战局进一步恶化、美国真的越过三八线、朝鲜急需莫斯科给以直接的军事援助时,斯大林既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也没有派空军保护平壤.

9月26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在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支援下,美国人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而得以从水原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25-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领了尚州和安东.""敌人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成功地向清洲方向发展,并构成了对第一方面军的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也"没有保障".

这时,斯大林显得焦躁不安,并对朝鲜军队和苏联顾问大加指责.在9月27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先是责备朝鲜军队的"前线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和各部队在军事指挥方面、特别是在战术方面犯有严重错误",接着又严厉批评苏联"军事顾问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大的责任",指责他们在坦克战术运用上的"愚蠢",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无知".斯大林特别强调造成局势恶化的原因是什特科夫和苏联军事顾问忽视了"敌人在仁川登陆的战略意义,他们否认这次登陆的意义,什特科夫甚至建议追查在《真理报》发表评论美国登陆情况的作者.这种忽视和缺乏战略眼光的状况致使他们怀疑从南方向汉城地区抽调部队的必要性,调动部队本身便被拖延和耽搁了".斯大林认为如果能够"保证苏联最高统帅部关于从主要战线撤回4个师到汉城地区的命令得到准确和及时的执行","本来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汉城附近的局势的".斯大林大概忘记了中国领导人早在7月初就要苏联领导人提醒朝鲜同志美国军队在仁川或朝鲜人民军后方实行登陆的危险性,当时金日成固然因求胜心切而无视中国的警告,而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在事前从战略上重视这个问题.

在10月1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又埋怨什特科夫没有积极向朝鲜领导人提供意见和建议,"从而助长了朝鲜领导人摇摆不定的情绪";埋怨马特维耶夫"一直未曾将他对朝鲜战局的评估送到莫斯科,更不用说他也未曾提出目前这种形势所需要的任何设想和建议",从而妨碍了莫斯科的决策,也导致"朝鲜领导人还没有在三八线及其以北保卫共和国的任何计划,也没有从南朝鲜撤出部队的计划".斯大林大概也忘记了正是由于他本人的命令,苏联军事顾问在朝鲜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苏联顾问奉命无论如何不得越过三八线,因此他们自己对战局的了解及施加影响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斯大林立即考虑到要中国出兵的问题.据师哲回忆,仁川登陆一两天后斯大林便给毛泽东发电,询问中国在东北的军事部署,是否能够派兵到朝鲜作战.

实际上,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了.

在危急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开始参与对朝鲜战事的谋划.9月20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一)"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二)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敌人如果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三)"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四)在打法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箝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五)"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作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朝鲜人民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不久,金日成回电表示同意此项建议.

10月1日夜,周恩来又致电倪志亮并转告金日成:朝鲜人民军"一方面军八个师既已被隔断,请考虑有无可能将该八个师分为两部分:以四个师将笨重武器破坏,分成许多小的支队,从敌人间隙中分路撤至三八线以北;而以四个师在南朝鲜分为许多小支队,依靠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大股敌人,使其不能北进"."你们的军队必须迅速北撤,愈快愈好."次日,再电倪志亮,强调:请告金日成,除照前电精神"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另一方面,出兵朝鲜问题已经作为应急方案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承认"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一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的决心,一方面也是暗示性地对美国进犯朝鲜北方的企图提出警告.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panikar)说:"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但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这时,金日成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

9月28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他们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也是暗示要求援助.

9月29日,什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前线军队的情况:"由于纪律涣散,不服从命令",敌人已经"切断了第1方面军与第2方面军的联系",与汉城的崔庸健(choiyonggun)一直没有取得联系.金日成担心敌人会越过三八线,并说他们原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统一国家,计划组建15个师继续战斗,但"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组织新部队,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抗击敌人".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近日来形势日益复杂.敌人已完全切断第1方面军的6个师和2个旅,并攻进原州,切断了第2方面军的7个师.汉城已经陷落.能开赴三八线有效抵抗敌军的部队已经没有了"."政治形势也在复杂化.敌人向北朝鲜境内投下伞兵以侦察苏联援助何种物资,并组织破坏活动.反动势力在北朝鲜已开始抬头."报告还说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金日成还希望什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应该怎样写,但什特科夫对此避而不谈.

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该信9月30日夜晚23时30分以"特急电报"送达苏军总参谋部八局,10月1日0时35分解密,1时45分打印,送到斯大林在南方别墅的时间是2时50分.

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当天给平壤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以及给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封信中.

在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但他首先强调北朝鲜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斯大林反复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鲜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实力和能力","北朝鲜有极大可动员的潜力和资源","我们认为,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及以北地区进行抵抗的观点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并尽其所能进行战斗".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

同时,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要罗申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正在离莫斯科很远的地方休假,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但是,据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我看朝鲜同志已经陷入了困境."斯大林简单讲了一下朝鲜的情况后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当然不愿意毛泽东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并已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又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感到高兴."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

二、毛泽东被迫下定的决心

关于中国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对中苏同盟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验.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有很多微妙的考虑,他们往往都是先揣摸对方的心理,探询对方的意图,然后才迈出谨慎的一步.上文讲到,斯大林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是这样,下文将要说明,毛泽东在考虑到与苏联的关系时也是如此.中苏领导人之间存在着猜疑和误解是事实,也有其长期的历史原因,问题在于哪一方首先从同盟的共同利益出发做出让步和牺牲.

在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的要求后,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又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国际学术界发生了一次争论,其缘起在于发现了两封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从而引起研究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历史的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公布了一封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几年来,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广泛引用这个文件,人们普遍认为10月2日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至少毛泽东本人已经决心派中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

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国几家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

1996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又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俄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乏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同时,还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这两封时间相同而内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国学者认为俄国文件绝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伪造品",而中国公布的文件则"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准确的,或者是未发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错误",甚至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中国当局为了表明他们认为的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正确的对历史的看法,改动或歪曲了文件内容".还有学者推而广之,认为俄国档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现在官方批准的中国文献及后来学者著作中的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至14日电报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实的问题",并以此提醒人们"应该对中国关于毛泽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文献格外小心地对待".

关于中国出兵的问题已经有了许多研究论著,这里特别提出10月2日电报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结果,对于搞清楚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时间、内容和过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这两封电报的确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中国和俄国的档案中又都仅存一份他们各自公布的文件.然而,这两封电报又都是确实存在的.因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俄国公布的电报的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是一致的,确实不像是伪造的.而中国公布的电报,据笔者向权威人士了解,确有毛泽东亲笔写的电报底稿为证,虽然后来发表时有所删节,但所删部分主要是中国需要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与俄国公布的电报内容无关,而发表出来的部分则与原件一字不差,所以中国公布的文件也是真实的.看来,为了搞清楚在朝鲜战争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到底是怎样考虑中国出兵的问题并如何做出决定的,很有必要对这两个文件本身进行认真的推敲和分析.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将这两封公开发表的电报的主要内容进行一下比较.

中国公布的电报是毛泽东直接写给斯大林的,电报说: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

俄国公布的电报是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其中转达了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说: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派军队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发表了一通他个人的意见,这些看法很可能对斯大林的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罗申说:

一、在我看来,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科托夫(kotov)和孔诺夫(konov)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

二、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当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

我们暂时不清楚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以设想,目前对此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

中国档案中没有俄国公布的这封电报比较容易理解.从电报原件的形式看,此电不是毛泽东直接发出的,而是罗申发给斯大林的,那么可以断定,这是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谈话时做出的答复,而由罗申整理并经毛泽东认可后由苏联大使馆拍发的,所以中国档案馆就没有保存这个文件.

那么,俄国档案馆为什么没有中国公布的电报呢?现在判断,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据笔者在相关部门查证,中国这份档案中的电报原件上既没有标明发报时间,也没有发报人的签发记录,而在10月2日当天毛泽东发给高岗、邓华的电报则标有发报时间(凌晨二时)和杨尚昆签发的记录.

当然,这只是判断电报没有发出去的形式上的根据.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发出已经起草好的电报,而与罗申谈了另一封电报的内容呢?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没有发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并且几次谈到过出兵朝鲜的想法,特别是在美国实行仁川登陆以后,毛泽东似乎是决心已定.但是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这一问题在正式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实际情况是,除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中国的其他很多领导人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

据了解,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任弼时因病未参加会议).会议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但是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邀请在京高级军事领导人参加,再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急电召高岗来京开会,并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出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第二天起草了那封给斯大林的电报.

但是,问题出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根据目前国内有关的材料和当事人回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会议决定要彭德怀挂帅,还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没有见到关于10月2日会议讨论的详细材料,但根据会议的结果以及毛泽东与罗申谈话的口气分析,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中央领导人主张在出兵朝鲜的问题要谨慎从事.或许是因为事情紧急,毛泽东只得先告诉苏联方面中国暂时不能出兵.实际上,毛泽东所说"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已经暗示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对出兵问题是有分歧的,毛泽东与罗申谈话的内容当是这次会议讨论的结果.

当然,10月2日这两封电报拟定的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待于中国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开放.

那么,毛泽东表示了暂不出兵的意见,是不是就像当时罗申和斯大林及后来俄国学者认为的那样表明中国对出兵援助朝鲜"犹豫不决"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呢?这需要对比这两封电报的内容,并把此电前后的毛泽东的言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首先必须看到,中国出兵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有极大困难.关于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所述材料都是大体一致的,即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是意见分歧,会上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并列举了种种困难.会议的主要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应该说,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也是迫不得已的,他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而这一点与提出反对出兵或暂不出兵意见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国内战争,新中国面临的是一片衰败的经济景象:通货膨胀急剧,失业现象猛增,企业开工不足,农业灾情严重,运输系统也大幅度遭到破坏;工业产量只有战前最好记录的30%,轻工业和农业也不超过70%;194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闹水灾,受灾面积12795万亩,完全依靠救济的重灾民约700万人,由于25%的人已经断粮,中共湖南省委1950年3月5日不得不做出关于渡荒的紧急指示;1950年工业设备的利用率平均只45%左右,其中面粉制作业35%,橡胶工业30%,毛纺织业不到30%,丝织也只有35%左右;由于生产萧条,增加了失业,特别是作为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因为受到封锁和严重轰炸,失业现象最为严重,1950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透露,据不完全的统计,上海在最近的3个月中新失业的工人将近12万人,失业工人的生活极为困难,已连续发生因生活无出路而自杀的现象,同时出现了一些不满情绪,美蒋特务分子也乘机造谣煽惑,一旦处理不好,中共在城市中的工作就会陷入极大困难,"甚至可以动摇到城市人民政权的基础".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出兵与世界第一号强国美国作战,其困难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仔细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两封电报就可以发现,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所陈述的中国暂不出兵的理由,如中国军队装备太差、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将导致问题的扩大化、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遭到破坏将引起国内的不满情绪等,在他的第一封电报中都间接或隐约地有所表露,只是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同罢了.从毛泽东第一封电报中对未来战局发展的担心("两军相持成为僵局")到初战方略的安排("只打防御战"),都反映出毛泽东对困难局面的考虑.此外,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还暗示"中共中央许多同志"都有这种担忧.

但是,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出兵朝鲜的决心,也不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即使可能有很多中国领导人犹豫不决).对这两封电报进行认真对比和分析的结果说明,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不是改变了自己的目标,而只是改变了实现目标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复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间接和迂回的方式.毛泽东本人还是主张出兵的,所以他特别提醒斯大林注意:"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还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并要求派周恩来去苏联商议此事.

其次,毛泽东表示暂不出兵与以前中国领导人答应出兵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俄国学者大概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历次讲到中国出兵时都要说明采取这一行动的前提条件,即敌人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是强调这一前提条件的.周恩来在10月3日凌晨与潘尼迦谈话时还特别强调,如果美国(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而当时这个前提条件显然尚未形成,至少中国领导人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这样.而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也只是说要帮助朝鲜建立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防线,并没有讲明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这时表示暂不出兵的意见也是有根据的,他认为暂不出兵而是积极做好准备,"这样做在与把握对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再次,毛泽东当时不急于给斯大林一个肯定的答复,是需要在中国领导层内部统一认识.虽然毛泽东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下定了决心,但现实中毕竟存在着很大困难,很多人对出兵表示异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在大多数领导人都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情况下,他很难向苏联方面做出明确的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反复召开高层会议进行商讨.

为了说服大家,毛泽东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志愿军主帅,彭德怀的讲话对于统一意见起了很大作用.实际情况是,10月4日下午彭德怀赶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便没有发言.第二天早上,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专程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去谈话,并要他统率志愿军,这样才有了彭德怀在10月5日会议上扭转局面的慷慨陈词.

一旦做出决定,中国立即采取了行动.10月5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邀周恩来、高岗、彭德怀共进晚餐,进一步讨论派兵入朝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军队需尽快进入朝鲜,他担心任何耽搁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要高、彭回到沈阳后立即向师以上指挥员传达中央的意见,准备10月15日进入朝鲜.10月6日周恩来便主持军委会议,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

虽然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意见,但毛泽东还是没有急于给斯大林一个明确的答复.此时,斯大林却没有毛泽东那样沉得住气,他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10月2日的答复后,决定撤出在朝鲜的苏方人员.此前,在9月30日,葛罗米柯曾向斯大林报告说,什特科夫请求授予他与朝鲜政府协商撤退在朝苏联专家的权力,还请求允许他与苏联驻朝机构协商并由他决定撤回部分苏联工作人员.对此,苏联外交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强调撤回专家的具体问题要由朝鲜政府决定,并指示什特科夫:"在向朝鲜人提出调回苏联专家的问题时,您不应发表自己的意见."至于将驻朝苏联机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的问题,则"应按以前的程序进行,即通过苏联外交部与苏联有关部委和机构协商解决."但是到10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正式决议,批准将苏联专家和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而不再附加任何条件了.10月5日当天什特科夫又发来电报,进一步提出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的家属、苏联航空代表办事处人员,以及必要时从朝鲜撤出全体苏联公民的问题.莫斯科答复的电报则把撤退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苏联大使:"关于从朝鲜领土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家属的问题,您可就地酌情决定";"航空代表办事处全体苏联人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家属,应撤离朝鲜领土";"同意您的建议,即在必要时将包括朝鲜族苏联公民在内的所有苏联公民撤往苏联境内和中国境内".

看来,斯大林十分焦虑,他对朝鲜的形势已经感到失望了.现在唯一能够扭转局面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了.所以,斯大林在决定撤退在朝苏联人员的同时再次要求中国立即向朝鲜派出部队.在给毛泽东的这封电报中,斯大林的口气更加坚决,提出的理由似乎也更加充分.

斯大林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转述了他与毛泽东之间关于出兵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其意图显而易见是要把一切责任推到中国领导人身上.电报全文如下:

由于同中国同志协商需数日,复信迟了.10月1日我致电毛泽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泽东拒绝了,推说他不想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不是6个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并同他们详细会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

斯大林以如此的利害关系劝说毛泽东,无非是逼迫中国尽快做出决定.实际上,当时毛泽东不仅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也把这一决定告诉了金日成.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4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3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后勤供应事宜统由高岗调度.同日,毛泽东发电将这一决定通知了金日成.从什特科夫10月9日转呈的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信及10月10日葛罗米柯会见朝鲜驻莫斯科大使朱宁河的情况可以判断,金日成已经得知中国准备出兵的情况了,因为这时朝鲜提出的只是培训飞行员和其他技术人员的问题,显然不是以前那种急切要求援助的问题.然而,这些情况毛泽东对斯大林还是有所保留.

除了上述原因外,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上面提到的毛泽东10月2日的两封电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更是明确提出,志愿军出国作战必须得到苏联空军的支援.早在8月31日,邓华、洪学智、解方联名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实现"速战速决"方针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组织大量空军参战",同时提出"假如苏军在空军或技术装备上能更大的帮助我们,则这一方针的实现更有了物质保证.如果我们的空军条件不成熟,不妨推迟出动时间".

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才迟迟没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要求.这也正是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与斯大林进行直接会谈的根本目的.如果斯大林认为中国是否出兵是对中苏同盟的考验,那么毛泽东则认为苏联是否保证必要的军事援助是对中苏同盟关系更大的考验.

三、中苏关系面对战争的考验

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因此,在各方面回忆说法不一和缺乏原始材料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回忆认定历史事实,还要根据旁证材料和运用逻辑推理做出判断.同时,只能对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会谈的结果等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至于许多细节目前则无从考证.

首先,对于周恩来去苏联进行谈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以师哲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离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后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说国内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出兵,于是才与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问题.另一种意见以康一民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苏联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俄国学者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周恩来和林彪是带着中国不会也不应该介入朝鲜问题的坚定信念去见斯大林的".

第一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摆出了中国不出兵的种种理由.在这一点上,师哲和费德林的回忆是一致的.第二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访苏的最终结果是达成了中国出兵、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协议.第三种意见的根据则主要是认定周恩来的本意就是坚决主张中国不能出兵.

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本人后来几次谈到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实际情况是,在周恩来出国之前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就是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不是讨论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研究作战部署和出动志愿军的准备工作,因此他不会不知道已经做出的决定.但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时的确先摆出了中国出兵有困难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黑海会谈的最初结果就是中国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来访苏确实是带着出兵或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是否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赴朝作战,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已决定出兵,而周恩来却先摆不出兵的理由了.这无非是一种谈判手段,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保证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

至于俄国学者认为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内部反对中国参战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把他对斯大林的访问看作是阻止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权的负担全部压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机会",是缺乏根据的.尽管中国领导层内部最初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方针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况且,如前文所说,周恩来本人一直是赞成出兵的,并几次在会议上提到出兵问题.当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的意见后,周恩来更是坚决执行这一决定的.在10月6日周恩来主持的部署出兵准备工作的军委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还在做一些人的说服工作:"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不过,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相比,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更讲究现实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比较强调中国出兵的决心和英雄气概,那么周恩来则更注重中国出兵的实际困难和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才首先强调中国出兵存在的种种困难,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时,周恩来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其次,关于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也有不同说法.

据康一民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答应先装备中国10个师,并同意派空军到东北安东一带和沿海大城市驻防.因此,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十分顺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俄国学者曼绍洛夫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持续了两天,最后还是没有做出双方一致同意的决定.周恩来只是说他需要与北京联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曼绍洛夫还坚持认为斯大林在会谈中"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的要求,并且"从来没有背弃他答应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苏联空中掩护的许诺".

但更多的证据表明,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结果是:一、苏联空军暂不出动;二、中苏均暂不出兵;三、建议北朝鲜尽早撤退.

在师哲的回忆中,先是说到斯大林建议"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由苏联"供应武器装备",苏联还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后面又说到会谈讨论的结果是通知朝鲜同志"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并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

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说周恩来是奉毛泽东之命前来的,当时北朝鲜军队已经全面溃败,周恩来前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中国军队是否应该出兵阻止美国和南朝鲜部队继续前进.起初,斯大林和周恩来都认为中国进行干涉并无益处.但在周恩来归国前,他们决定中国应当给予北朝鲜积极的援助,中国军队当时已集中在边境上.

李海文和张希研究的结论是: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与周恩来于当晚(11日7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其根据主要是斯大林和周恩来在1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到,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此外,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后来的谈话中都曾提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也说:"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周恩来还说:"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我们只要苏联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

尽管目前还没有关于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的文献证据,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毛泽东13日的回电以及中苏双方采取的措施看,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初步结果确实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而且,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知道,做出暂不出兵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就是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从前文所述斯大林10月初两次致电毛泽东强烈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看,斯大林是坚决主张中国出兵的,至少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他表示出这种强烈的要求.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朝鲜局势出现危急情况后,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还是下决心并坚持派兵入朝作战的.显然,斯大林不会主动提出中国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来提出中国出兵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暂不出兵的.而周恩来是代表毛泽东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他在未与毛泽东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国不能出兵,肯定是有原因的,可以判断,这个原因就是他在离开北京之前与毛泽东商量过要斯大林保证中国出兵朝鲜的条件,而在会谈中这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苏联的空军援助,而斯大林在会谈中没有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即没有答应派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要求.

那么,苏联以前是否曾答应派空军援助中国?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这一许诺?这是中苏领导人黑海会谈的主要问题,也是反映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从军事角度讲,最不利的条件就是缺少空军.根据俄国的文献,中国早在7月初就提出空军的问题了,而且中苏之间已经交换过意见.周恩来在7月2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就询问苏联空军是否有可能掩护中国入朝作战的部队.7月5日斯大林对此做了答复,他要罗申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尽力"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在7月13日经罗申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再次明确表示:"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配备124架飞机的喷气式歼击机师,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7月22日罗申转呈了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7月25日维辛斯基给罗申电报还谈到:"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8月27日斯大林又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您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

看来中苏领导人都很重视空军的问题.不过,从上述电文看,中苏双方在苏联帮助中国空军建设和训练的问题上谈的比较仔细,并做出了具体安排和计划,至于掩护中国入朝部队作战的问题,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的电报都只是原则上提了一句.而苏联答应援助中国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从兵力和部署看,其任务似乎主要是协助中国部队解决东北地区的防空问题.从军事角度讲,关于这个问题,中苏双方当时未谈清楚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问题,是与中国军队同时行动还是让中国地面部队先行一步?一是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问题,是配合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作战还是只负责中国领土的防空或掩护中国部队的后方供应线?从苏联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方针来分析,斯大林显然宁愿下功夫武装中国的空军,将来让他们承担起入朝作战的任务,而避免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过早地做出明确和具体的承诺.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讲,要求苏联援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关键就是苏联空军能够协同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的空军部队,一旦战争打起来,在空军方面只能依靠苏联.

决定出兵以后,中国军事指挥员对这方面的要求就显得非常迫切了.在10月9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很多与会者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以至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也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这里说的空军部队当然是指苏联空军.

但是,斯大林与周恩来10月11日会谈的结果却是苏联空军将推迟出动的时间,同时,苏联将来会以什么方式提供空军援助的问题仍然没有明确下来.

由于苏联空军推迟出动,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的初步结果是中国暂不出兵朝鲜.然而,朝鲜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已经不容这两个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讨价还价了.10月13日,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发出不到两天,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尽管这两个决定的目标和方向完全相反.

10月13日上午,斯大林收到苏联海军总参谋长的报告:本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美国1艘战列舰、3艘重型航空母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3艘重型巡洋舰、3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以及扫雷舰分队和水陆两栖部队,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咸兴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就估计到美国军队将要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这一次不是在朝鲜南方的仁川-汉城一线,而是在朝鲜北方的平壤-元山一线,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完全没有防御,联合国部队可以毫无阻挡地向朝中和朝苏边界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前进.

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决定性的时刻.指望中国出兵已经不可能,军情又如此紧急,斯大林必须当机立断了.当天下午,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天晚上会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惊讶","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

在同一天,莫斯科还做出另一项决定.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与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做出"迁就".看来,斯大林是决定放弃朝鲜了.

而此时中国则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策.

接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后,北京也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因莫斯科与北京时差5个小时,11日的联名电报到北京时是12日子夜,再由苏联使馆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呈毛泽东,大约已是12日下午.毛泽东得知苏联已确定暂不出动空军的消息后紧急发出两封电报,指示东北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华东的饶漱石、陈毅:"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同时,请高岗和彭德怀赴京商谈.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担心电报转辗延误时间,又于当晚7时许匆忙赶到军委作战部值班室,直接用电话找到正在安东察看渡口的彭德怀,告诉他情况有变化,回北京当面谈.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会场,他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初期只与南朝鲜军队作战.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要求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议苏联以何种方式提供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及方式.毛泽东认为:"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是10月19日.

同样在13日,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空军援助的问题.毛泽东先解释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然后,通知了中国的决定:"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它能够打李承晚部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努力准备第二梯队."此后,毛泽东提出:"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而"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电报最后说,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中国领导人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的确出乎斯大林的意料.接到此电后,斯大林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我刚收到毛泽东来电,他在电报中通报说,中共中央重新讨论了形势,决定尽管中国军队非常缺乏武器装备,但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我正在等待毛泽东关于此事的详细通报.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当天,斯大林再次致电金日成强调:"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

中国出兵的问题解决了,但关于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事情还要继续讨论.毛泽东电报中所说"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和"掩护我们的空军",显然是指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问题入朝作战的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苏联空军推迟出动的条件,但也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方式.而斯大林在得到中国已经决定出兵的消息后,则明确表示苏联出动空军只是保护中国领空和中国军队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13日电报后于当夜约见了莫洛托夫,转告了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14日又收到毛泽东两封电报.第一封来电介绍了朝鲜前线敌友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考虑,并指出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同时电报再次提出13日电中需要苏联政府明确答复的两个问题.第二封来电通报了志愿军出动时间和整个部署,说明要等6个月后再进攻元山和平壤.周恩来迅速将这两个电报内容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当即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中国军队在发动进攻的时候不要指望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情况,10月17日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火速回京商议,部队出动时间"当再有正式命令".

显然,苏联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空军和武器援助是中国做出决策和制定战略部署时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结果,斯大林在中国已经决定出兵后才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只是掩护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这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失望,而且使即将出国的中国军队处于十分困难和窘迫的境地.因此,上文所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苏联不愿意出动空军,应该指的就是苏联空军不能出动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这一情况.下面将要谈到的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也说明,苏联的空军援助仅限于保护中国领空和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

以上情况表明,斯大林虽然一直答应为中国部队提供空军援助,但他在关键的时候决定推迟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并且拒绝派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与美国作战.当然,说斯大林完全背弃了他向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是有些牵强,因为斯大林从来没有说不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而只是到最后才明确这种援助指的是掩护中国军队的后方,这足以展示斯大林高明的外交手腕和圆滑的外交语言.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显然是缺乏经验的,直到10月13日前他们还在指望苏联的"空军掩护".周恩来去莫斯科谈判的主要目的,即中国提出的主要出兵条件,就是要求苏联空军为中国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掩护,而苏联却在中国决定出兵后才明确表示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抱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由此也可以说明,虽然中国和苏联已经结成了同盟,但在关键时刻,斯大林把毛泽东推上了战场,却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还是在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军事上又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坚决主张派出军队赴朝作战并不是出于斯大林的要求和压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层考虑.

斯大林考虑的是尽量避免使苏联卷入与美国的公开冲突,而在危急的关头要中国在亚洲负起责任.那么,毛泽东的动机呢?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主要有两个看法比较有说服力.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中国只能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现在发表出来的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讲话都可以成为这种观点的证据.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及他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和责任感,并以此作为一种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

这些看法都是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的.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中苏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但毛泽东也不可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因素.如果金日成在战争中失利,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而莫斯科对战争局势继续恶化的对策和安排显然大大增加了这种可能性.苏联驻朝鲜军事代表团团长扎哈罗夫曾建议金日成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转移到满洲整编,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也提出"要朝鲜同志做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斯大林甚至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这样,一旦战争扩大,中国东北就会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这一点,如前文所引,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已经表露得很清楚,如果战争扩大,由于中苏同盟的关系,苏联也将参与进来.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中苏新条约规定苏联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是"虎口夺食"逼出来的.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中国边境以外.

从上述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双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需要,在战争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盟国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

苏联在进入冷战状态后已经确定了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全面抗衡的基本战略,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作为保证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屏障,同时也作为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因此,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国出兵朝鲜的要求,相反,当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发生公开的和直接的军事冲突时,他恰恰需要中国为其对抗美国打前阵,在亚洲消耗和拖住美国.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同盟国应尽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压迫,中国必须借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这是毛泽东决定与苏联结成同盟的基础.特别是在美国军队逼近中国东北边境的紧急情况下,中国要对抗美国的侵犯和保卫国家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与美国对阵的条件是必须得到同盟国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保证.

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空军协同与美国作战的要求.这样,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虽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

毛泽东最终做出的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并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尽管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但从主要方面说,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后,协调与合作已经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的主流.

第五章迈上新台阶——在战争中全面合作的中苏同盟

众所周知,斯大林过去一直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存有疑虑,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担心中国走"

铁托式"的道路,与苏联结盟是另有所图.这种看法在中国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结果,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由于苏联空军不能出动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这一困难就尤为突出——的条件下,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从而对斯大林的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是深有体会的.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但是作为同盟国,中苏之间的真正合作是从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开始的.在战争期间,中苏双方加深了信任和理解,至少在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是这样.正如俄国军事史学家沃尔科格诺夫在其著作中指出的:"朝鲜冲突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的信任,从而也加强了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一、中苏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毛泽东决定中国出兵以后,斯大林做出的最快反应就是立即命令苏联空军投入掩护中国军队后方和运输线的战斗,而没有等到两个月以后.目前尚无苏联军事调动的直接文献,但实际情况是苏联空军在11月初,即中国军队入朝后不到两个星期,就在中朝边界的上空投入了战斗.英国记者乔恩.哈利迪利用对许多当年参加过朝鲜空战的俄国军事人员进行采访的大量材料,详细描述了苏联空军投入的这场实际上是与美国空军直接作战的经过.据他的考察:

俄国人驾驶的米格-15尽机首次进入朝鲜战区的时间显然是在1950年11月初.但是,他们首次作战究竟是1950年11月初还是1951年1月中旬,仍然众说纷纭.一位了解内情的俄国人在采访中告诉我:朝鲜天空出现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是由俄国人驾驶的.1950年11月1日,米格飞机首次出现在朝鲜上空;11月18日,进行第一次喷气机空战.被采访的其他俄国人则说,他们的空军是11月下半月才第一次进入朝鲜作战的,但是,没有告诉我准确的日期.洛博夫(lobov)将军在他撰写的空战回忆中说,他进入朝鲜新义州的"确切日期,是在美国大规模空袭新义州之后".对新义州的大规模空袭发生在1950年11月8日,由此推论,洛博夫是在1950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到达中国的.

现在已有档案文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了.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11月2日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次空战是发生在1950年11月1日.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苏联飞机是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belov)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

在斯大林眼中,空军问题是最敏感的,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后方,但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中国的支持.此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和中国方面的要求,苏联空军部队也不断有所加强.

朝鲜空战打响后一个星期,斯大林便决定分两批为参加朝鲜空战的别洛夫空军师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对此,毛泽东十分感激.

由于中国军队后方运输线遭受敌机严重破坏,军需供应十分困难,1951年2月23日,周恩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大将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进驻鸭绿江北侧,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扎哈罗夫予以拒绝,使彭德怀非常不满,并于25日和28日两次找毛泽东,商议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于是,毛泽东在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在朝鲜作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敌人拥有火力上的优势,而我方运力薄弱,我们因无航空兵掩护,在敌机袭击下,结果使运往前线的物资丧失了30-40％."因此,毛泽东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是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参加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立即回电说:"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有一条金属飞机跑道的话,那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上封电报同意派出两个空军师外,"由于即将到来的几个大的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的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

尽管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破坏,苏联空军未能进驻朝鲜,但驻沈阳和鞍山的苏联空军部队不久便转移到安东以西仅20公里的庙沟机场,以后又进入了距边境不远的大蒲和大孤山机场.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上确实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变.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在朝鲜战争中,由格奥尔基.洛博夫将军统一指挥的第64防空集团军总共有12个飞行师,平均有57%左右可在同一时间参加作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为最高年份,达26000人.据什捷缅科的报告,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损失63架.从苏联空军参战的规模和取得的战果看,苏联实际上是参加了朝鲜战争的,虽然苏美双方当时对此都保持沉默并封锁了消息.

当然,斯大林还是掌握着不在前线使用苏联空军的原则,这一点,他在一封电报中说得很清楚.斯大林指责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krasovskii)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认为"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它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您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给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承认,"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还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空战经验,他们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但苏联拒绝了".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曾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空军王牌飞行员别列亚耶夫(pepelyayev)则肯定地说:俄国人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中国的资料也证明,朝鲜战争中的空战大都发生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保卫水丰发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线",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也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这些情况说明,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对此后来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这就是说,中苏这两个盟国在具体战斗中没有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是双方领导人有默契和理解的.

当然,不是说中苏之间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分歧和矛盾,有时,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战役的具体指挥和战术的具体运用上也会发生意见分歧.但他们能够坦率地交换意见,使问题得到解决.

国内战争使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形成的思维定式之一是通过运动战大规模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朝鲜战争初期的战果更使他相信这是行之有效的战术,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他仍然主张采取这样的战术.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以往采取大迂回包围美军一个师甚至一个团都难以实行歼灭,以后"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同时,毛泽东仍然主张采取运动战的方式,把敌人放进来打,"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

当毛泽东把这一看法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回电中说:"该电报中所述的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种计划仅能成功地实施一次或两次.""英、美军很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此外,还应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不付出巨大损失就难以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斯大林还提醒说:"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

毛泽东接受了这一意见,此后的战争便是以阵地战为主了.在过去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交往中,任何一方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来都是谨慎的、间接的或试探性的,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之间互相猜疑和缺乏理解的状态.此时斯大林能够如此直率地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至少是有了一定的信任感.

毛泽东对斯大林也表现出信任和尊重.从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看,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从战争到和谈,从战略方针到战役指挥,甚至在战术运用和后勤供应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都征求并且尊重斯大林的意见.

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中苏友谊和中苏关系的牢固性.例如,1950年12月29日中共东北局发出与苏联军事人员搞好关系的指示电后,毛泽东于1951年1月4日将这一指示电批转全国和全军,要求"各地凡有苏联军事人员之处均应采取此种态度".正如叶剑英在同苏联驻广州领事马卢欣(malusin)谈话时所说的:"中共中央对联共(布)中央任何时候也不保密.我先后在上海、延安、华北各地方工作过,我一直知道中共领导人这一观点.我经常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我清楚,政治局没有背着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过任何决议.只有联共(布)和苏联能够和正在给予中国友好的援助.因此,很自然,中共和中国领导人应当认真地向苏联党和政府通报中国的真实情况.对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与苏联友好的事业首先取决于正确的政策和中国人的友好行为.这是毛泽东的观点."叶剑英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50年中国领导同志向毛泽东抱怨同在京的苏联同志有磨擦,对此毛泽东提醒中国领导人说,如果与苏方关系变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共中央首先认为是中国同志做得不对.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关系就完全和谐了.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双方还是都有各自不同的考虑的.例如,在种植橡胶的问题上就反映出这种矛盾.被斯大林称为"液体金子"的橡胶是苏联急需的战略物资,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禁运,斯大林曾多次建议中国单独或与苏联合作在中国的南方种植橡胶.苏联倾向于通过中苏合股公司的形式开发橡胶的生产,但毛泽东坚决反对.他告诉斯大林:"在对这一问题经过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毛泽东建议,苏联可以提供贷款,中国以每年生产出来50%以上的橡胶偿还贷款,其价格可以低于世界市场.1952年9月周恩来到莫斯科签订有关橡胶的协议时,斯大林在会谈时说:"我们每年想从你们那里得到1.5-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当周恩来表示无法保证这样大量的要求时,斯大林说,只要中国尽量供货,协议的写法可以留有余地.但如果中方不能如数提供橡胶,苏联将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

不过,从总的情况看,这种矛盾在当时还是个别现象,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主要依赖的毕竟还是苏联这个盟国,而斯大林也确实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

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出兵朝鲜本身就是对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援助和支持,斯大林对这一点非常明白.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苏联都有义务保证对正在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和支持.斯大林的确这样做了.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足够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只能完成1500多吨,而当时唯一可能供应武器弹药的国家只有苏联.斯大林基本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

俄国档案文件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朝鲜战场的战斗打响后不久,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1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新的战役即将开始",而"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受敌机轰炸",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不是从旧车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0辆,11月25-26日移交355辆,剩余车辆将于今年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一个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满足的.

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大量新式飞机.他在1951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满洲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确信,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

你们从苏联得到的歼击航空兵师目前已有10个,其中6个为米格-9歼击机师,4个为米格-15歼击机师.为使中国歼击航空兵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航空兵,应用米格-15歼击机取代米格-9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已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打算将这372架米格-15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仅支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飞机,可以留下来供你们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之用,还可用以同轰炸机和不太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你们的已学会米格-9的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15飞机,在我们苏联为此仅需10天以内的时间.

我们已拟定了将372架飞机运往中国的计划:第一批为72架,6月20日以前运抵;其余各批也将陆续运抵,保证你们到8月初以前能得到全部372架飞机.

几天后,斯大林对苏联的这一决定做了如下的解释:

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原先估计米格-9歼击机能比得过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经过北朝鲜空战之后,此估计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了.这一错误的意义在于,如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我们既然认为加强自己盟友——中国的国防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也就只能如此行动.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歼击机,我们本该将其带回苏联,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需要来说要比我们大许多倍,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留给你们.你们曾为我们买来了天然橡胶,那么就让米格-9歼击机留给你们,作为我们为你们所给予援助的回报.

斯大林这一举动表明了苏联作为一个盟国的诚意,毛泽东对此非常感激.从中苏两国领导人往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在相互支援与合作中得到了加强.

当然,中苏关于军事援助的交涉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特别是在战争进入边谈边打的僵持阶段以后,毛泽东仍然要求苏联大规模提供装备,而斯大林似乎认为中国关于军事方面援助的要求已经不再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

1951年5月25日,即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派高岗和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根据徐向前与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苏联方面认为,在这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1951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对于苏联总参谋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毛泽东要求斯大林:"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斯大林则答复:"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三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还是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那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谈判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10月中旬,最后双方达成协议:1951年只能解决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按每年三分之一计算,到1954年全部解决.实际上,直到1952年4月,苏联只提供了4个师的装备,而且其中3个师的装备是要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

不过,客观地讲,斯大林说苏联生产有困难是实情,而毛泽东坚持急需的这些装备,其真实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军队的现代化问题.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确是通过轮番赴朝作战并配置整套苏联装备而实现改装的.时任军委作战部参谋、彭德怀办公室秘书的王亚志老人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了笔者如下情况:

关于陆军装备,50年代前期中国共有106个陆军师,其中56个师是完全按苏军编制装备的,也就是在战争期间谈判的这60个师的装备(其中无偿赠送给朝鲜人民军3个师,另1个师拆散给各军事院校作训练用),另外50个师则是用国产的仿苏武器换装的.这56个师的编制配备与苏军完全一样,即每个师(14963人)有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独立高炮营,1个独立57反坦克炮营.炮团装备有122毫米榴弹炮、76.2毫米野炮、120毫米迫击炮各1个营(12门);坦克自行火炮团装备Т-34坦克24辆,76毫米自行火炮16辆;独立高炮营装备37毫米高射炮12门;独立反坦克炮营装备57毫米反坦克炮12门;全师步兵武器13938件,炮303门,汽车261辆,特种车84辆,马车517辆,马1136匹.这些部队主要是在国内驻防,真正到朝鲜前线作战的仅有3个师.主要原因,一是装备时间晚了,部队全部换装后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二是苏军的装备不太适合朝鲜的山地作战.

关于装甲兵装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为建立和培训中国的坦克装甲兵部队,根据中苏协议,苏军派遣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于1950年11月来华,由中国组织10个团的机构对口接收装备和接受训练,其装备有Т-34中型坦克300辆,ИС-2重型坦克60辆,ИСУ-122自行火炮40辆.中国用上述装备组建了3个坦克师(每师2个团,再配以摩托步兵团、炮兵团)、3个独立坦克团以及基地训练团.

关于高炮部队,战争期间,中国利用苏联提供的37毫米高射炮编组了101个独立高射炮营,其中有53个营先后入朝作战,另40个营则编入国内各大城市防空高射炮师、团,4个营编入坦克师,4个营编入海军基地.此外,还组建了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用苏联85毫米高射炮装备了24个营,用76.2毫米高射炮装备了14个营),这些部队均曾入朝作战.

炮兵方面,中国军队在50年代还用苏联武器装备了火箭炮师2个(9个团)、榴弹炮兵师14个、反坦克炮兵师2个、高射炮团33个、探照灯团4个、雷达团1个、独立雷达营8个.

工兵方面,用苏联的工程器材、舟桥装备了28个工兵团,其中入朝作战13个团.

铁道兵方面,入朝的铁道兵10个师,加上铁路员工共15万余人,其工程器材基本上购自苏联.

通信器材和防化器材也是向苏联购进的,用于全军各通信分队和防化分队.

空军方面,到1954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余架,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

至于海军,由于资金和技术问题,双方的谈判进展缓慢.中苏第一个海军协定,即《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六四协定》)签字时,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

不过,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并不都是新式的和先进的,有的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提供给苏联的租借物资中的剩余装备,如配备弹药有限的美制76.2毫米海岸炮等.1952年5月中国兵器工业委员会决定生产18种制式的标准武器,其中除3种仿美制式外,15种都需要按照苏联的图纸生产.下半年苏联方面派出专家来中国考察,并提供了图纸,但后来得知,苏联提供的都是在本国已经停产的武器的图纸.还有,1952年8月彭德怀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加强中国空军问题,彭德怀提出要苏联援助伊尔-28新型轰炸机,斯大林满口答应下来,但其条件是要中国购买足以装备4个师的120架图-4轰炸机.由于支付能力有限,中国只买了10架.后来才知道,苏联当时刚刚研制出图-16新型轰炸机,而图-4轰炸机是即将被淘汰的.此外,中国用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贷款中的2000万购买了第一批鱼雷快艇,其主机都是翻修过的,寿命不及新主机的一半.中国海军后来购买的两艘潜水艇和4艘驱逐舰也都是旧货.

总的来说,苏联是当时能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这种援助对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战果是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的.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苏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和发展.

参与战争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局面,据周恩来的通报,中国1950年的军费开支占整个预算的44%,1951年占52%.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很大损害,仅1950年底至1951年7月进口原材料和器材价格上涨幅度一般在一倍左右,有的上涨了四倍.同时,出口产品则大大减少,1950年中国土产品出口约4亿美元,1951年计划减少为2.3亿美元.中国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与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均减少90%以上,与亚洲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也遇到重重困难.

周恩来曾在同罗申的谈话中把中国的经济困难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财政非常紧张,二是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在这两方面苏联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

苏联的经济援助为中国恢复社会经济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1950年,中国请求苏联提供15.044亿卢布(2.838亿美元)的货物,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起重运输、能源动力等设备,以及黑色金属轧材、金属切削机床.这些都是中国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而当时这些物资只能从苏联那里得到.经过研究,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价值1.357亿美元的供货,同时苏联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508亿美元的货物.中苏贸易额1949年为2630万美元,1950年增长了9倍多,为24190万美元.中苏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1949年占第3位,1950年即跃居第一位.进口最多的是机器和工具,其次是石油产品和钢材,都是中国"生产建设上所急需的物品,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肯出卖的物品".苏联在对华贸易中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例如对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低——如矽钢片的价格为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此外,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须进口的许多货物也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对于中国临时急需的各种商品,虽然在中苏贸易合同之外,苏联也都尽量供给.因此,大量地开展对苏联的贸易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确定的方向.

与此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经济专家和技术人员,并同意邀请中国人员赴苏学习.朝鲜战争开始之时,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延长正在中国工作的126名苏联专家的期限,时间为一年,同时要求苏联接纳一批中国的经济工作人员(133名干部和33名翻译)到苏联进行考察和学习,时间为3个到半年.这两项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到1952年3月,在中国已有苏联的顾问和教师332名,各种技术专家471名.因有些专家回国,1952年9月21日周恩来又致函莫洛托夫,要求1952-1953年向中国派遣239名专家.这些专家顾问的到来,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战争不仅加强了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巩固和扩大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韦斯塔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朝鲜战争中,"很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的表现给斯大林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斯大林还是计划通过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使中苏同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中苏在战场上的协调和统一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前,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估计战争形势和确定战略方针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所以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很容易进行协调并形成统一的意见,尽管他们可能出于不同的考虑,而且这些共同看法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取得了显著战果,不仅解放了平壤,而且把战线推到了三八线附近.这时,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线以南发动第三次战役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

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认为: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急需休整补充;后勤供应没有保证,大部分部队还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而且越向前进此种情况就越会增加.因此,彭德怀提出第三次战役可考虑放在明年二三月间再打.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也大,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然而,毛泽东坚决主张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12月1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即与志愿军总部领导共同研究了情况,并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发动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去.彭德怀说:现在既然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们打,而我们现在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以后,采取稳进方针.

12月19日彭德怀又致电毛泽东:"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较前低落,现在还有26万多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我8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实际上,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早已达成了默契.

12月5日苏联就表示出倾向性意见.在葛罗米柯与中国大使王稼祥会谈时,王稼祥探询苏联方面对于在目前条件下美国人是否会就朝鲜问题同中国和苏联举行谈判的看法,葛罗米柯回答说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局势的建议.接着,王稼祥问起:"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回答:"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王稼祥对此表示同意.尽管王稼祥和葛罗米柯都事先声明这个谈话完全是非正式的,并且只代表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显然经过双方领导人的授意在互相摸底.

就在这一天,缅甸、埃及、印度等11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和英、印等国家还不断向中国探询停战条件.

为了掌握主动,并表现出积极性,中国政府拟定了五项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不过,毛泽东没有忘记事先征求苏联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召见罗申,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停战谈判的条件,并说:"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并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周恩来还恳切地提出,中国政府希望当天就得到答复.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五项条件,并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同时,苏联还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为了与中国协调行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决议,通知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在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中应加上两条,即中国五项条件中的第1条和第3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时停止进攻的意见.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政治"不仅是对英美而言,也考虑到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倾向性意见,正如他在12月29日电报中说的,如果不打这一仗,"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

然而,第三次战役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对于中国志愿军来说已是强弩之末.在战斗中,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而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由于志愿军的困难处境并没有丝毫减少,突破三八线并攻占汉城后,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出国连续作战已近三个月的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不是没有军事常识的人,这一次他们支持了彭德怀.

对于志愿军停止继续进攻,朝鲜方面和在华苏联顾问都表示强烈反对.1月9日上午,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室,当他得知战役已经结束、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立即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他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聂荣臻耐心的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已见.与此同时,彭德怀在前方也遭到朝鲜领导人和苏联大使的反对.苏联新任大使拉祖瓦耶夫(razuvaev)极力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南进.金日成和朴宪永则要求立即与彭德怀会面,并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他们还直接向毛泽东和斯大林告彭德怀的状.

分歧意见反映到中苏两国最高层,又是通过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协调才化解了这次矛盾.首先,他们都一致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斯大林说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来电建议,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朝鲜人民军继续向南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当金日成再次要求缩短休整时间继续南进时,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指出,人民军可放在汉江以南第一线,而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南进的人民军可由朝鲜政府自己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三八线以北的守备任务.朝鲜军队当然不会孤军深入,金日成不得不接受彭德怀关于部队休整的主张.此后,1月14日,毛泽东又电示彭德怀和金日成,只有经过2-3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

正是由于中苏领导人的协调,在前线的中朝指挥员之间才消除了分歧,取得了一致意见.

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暂时休整,而不是主张完全停止进攻,因为他们一致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赶出南朝鲜——尽管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并于13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

这个议案共有五个部分: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的新议案使美国政府进退维谷.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与美国政府的处境相反,如果接受这一议案,中国政府则可以左右逢源:恰如陈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军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政府1月17日以坚持先撤军后停火为由拒绝了联合国的决议,这不仅使艾奇逊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在绝对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

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还为敌人的反扑提供了借口.正当中朝部队进行休整时,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立即发动了大规模反攻,中朝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敌人由溃退到反攻行动如此之快却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中朝高级指挥正在开会,他们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中朝联军极需休整补充才可再战.经与朝方商议,彭德怀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根据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

但毛泽东对形势仍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继续南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在准备此次战役过程中,必须保持仁川、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和汉城,还必须诱使敌军主力进入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开始后,北朝鲜和中国军队必须突破敌在原州地区建立的防线,尔后向荣城-安东方向发起进攻".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最后,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在高级指挥员会议上做出解释,一定要把这一会议引导到准备第四次战役上来".同一天,毛泽东将他的决定报告斯大林并询问"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表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设想的第四次战役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当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后,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调,促成苏联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马立克提出了立即停火的主张.

经过彭德怀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毛泽东认识到:"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和斯大林于3月初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后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在此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虽将美军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但牺牲巨大,损失严重.

1951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概括此次回顾的过程和后果时是这样写的:"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

6月3日金日成抵达北京,中共中央经与朝鲜方面协商,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正式决定采取在准备长期坚持战争的同时争取和谈结束战争的新的战略方针.

但是,如何贯彻这一方针有一个与苏联协调步骤的问题,于是,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实际上,斯大林在此之前已经开始考虑和谈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tsarapkin)于5月初便开始与美国方面接触,透露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5月18日,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与马立克会谈的任务.6月5日,马立克在与凯南的第二次会谈时表示:"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不认为它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随后说: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立克在会谈时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在1月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捉摸不透.

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毛泽东当日给高岗和金日成回电,又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

最好这样做:

1、等待敌方提出.

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

3、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

尽管马立克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但由于美国和中国都不愿主动表示出和谈的意愿,斯大林最后决定还是由苏联提出这一问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经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kirk)与葛罗米柯会谈后,美国确认马立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日,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如果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没有如此默契的合作,即如果斯大林坚持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战争僵持的局面还会延续下去,而中朝军队面临的局势也会更加困难.

马立克发表演说的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有意向他表明苏联所采取的是尊重中国意见的合作态度:"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毛泽东也承认"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后来,虽然斯大林没有直接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在这方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当谈判陷入僵局时,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时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共同说服了金日成.

到1952年1月底,朝鲜方面已经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后来,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7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泽东提出应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以便立即实现停战.毛泽东在7月15日的电报中竭力说服金日成,告诉他,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在7月16日的回电中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还是坚持:"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对此,斯大林表示支持毛泽东,认为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8月20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当周恩来反映中朝之间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时,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该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

总之,从中国出兵朝鲜到斯大林去世,中苏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有关战争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协调的步骤和统一的立场.

1953年3月,在朝鲜战争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

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的这次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而这就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之中的一种分裂因素,特别是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这种状况只能是暂时存在的,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势必会将对斯大林的怨气发泄到苏联未来新领导人的身上.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新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趋向让步和缓和的方针占了上风.尽管毛泽东对此可能仍然坚持强硬立场,但他还是听从了苏联的意见.

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了,中苏同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余论一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和谈判,终于签订了替代1945年中苏条约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从而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也是中苏关系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历史事件之一.

然而,由于相关档案文献的缺乏,以往研究者依据现有的材料无法肯定和明确地回答下述问题:对于签订这样一个新的同盟条约,中苏双方各自的立场、方针和设想究竟是怎样的?在他们的协商和谈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争论?签约双方是谁做出了让步才形成了最后的一致意见?化解利益冲突的结果对苏联的远东政策发生了怎样的作用?甚至因当事人记忆上的模糊或错误,导致人们得出了一些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1997年,笔者在俄国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7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的最初文本及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尽管这还不是有关中苏条约谈判的全部档案文献,但对这些文件加以整理和研究,并与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结合起来,已经可以对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做出比较清楚的描述,从而在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础上正确地判断中苏同盟的历史地位,并回答上述几个问题.

一、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不同设想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

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苏条约中保证中国的经济利益.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

中苏双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尽管这次会谈没有直接提出是否废除1945年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而是从新疆、蒙古和东北一些具体问题谈起的,但恰恰是这些问题涉及到中苏之间的主权和利益分歧.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在西柏坡会谈中苏联采取了当年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同样的策略,即以在新疆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国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保证苏联的利益.当毛泽东暗示苏联插手新疆问题时,米高扬立即表明苏联在新疆问题上没有任何要求和企图.而在毛泽东试探性地提出蒙古的统一时,米高扬则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理由是如果蒙古实现统一,那将是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随后,斯大林又来电表明了同样强硬的立场,毛泽东只得表示不再提出蒙古问题.关于东北问题,中苏双方都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谈到旅顺海军基地问题,毛泽东一方面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在革命政府掌握中国政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一方面又表示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委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斯大林很清楚,新中国没有海军,因此目前尚无力收回旅顺港,于是,在得到米高扬的报告后致电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立即表示不能马上撤退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口基地,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所以,米高扬当时的感觉是正确的:毛泽东"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

斯大林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如果说确立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那么中长路则是这一战略的生命线,他十分担心毛泽东会提出1945年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性问题.据随同米高扬来华的科瓦廖夫回忆,斯大林在会谈期间"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中长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这个直接涉及中苏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像前两个问题那样表示明确的态度.毛泽东含糊地回答米高扬说,在中长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决的,但他接着又暗示将一些东北企业归属中长路是违背有关协定的:国民党军队掠夺了中长铁路及部分企业,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开进,这些企业又归还给了中长路.不过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业的,而人民解放军把企业交给中长铁路似乎是破坏了条约.为了留有余地,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然而,斯大林已经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承认中长路协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对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所以,在莫斯科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把问题搁置起来.

但是对于即将成立新政府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等待的.至迟1949年4月,如何处理旧中国签订的对外条约问题已经提上了中共的议事日程.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对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对于新中国来说,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以新约代替旧约,不过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揣摩到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刘少奇访苏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讲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在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按照事先的准备向苏联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条约,但同时又提出,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刘少奇举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此时,斯大林仍然没有急于回答中方提出的问题,他在刘少奇的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显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想摸到对方在即将开始的外交谈判中的底线.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同盟条约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而且他们寄希望于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而且明确地向斯大林透露,会谈的目的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1949年11月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11月9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在此期间,身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看来,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尽管毛泽东一再表明了访苏的目的,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所以他仍然不知道斯大林的意图.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只身前往莫斯科了.

二、毛泽东坚持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六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

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这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打断他的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对此,毛泽东不好直接反对,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会谈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显然很不高兴,他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在第一对话中,斯大林先声夺人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问题的原则,而毛泽东却未能明确表达出中方的立场.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尽管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斯大林仍然强调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并坚持不要周恩来去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

12月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显然,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此时意识到,通过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谈,已经不大可能按照中方的意图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了.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放弃努力.他首先有意表现出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

毛泽东对第二次会谈仍抱有极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主要是谈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曾来电问候毛泽东,26日和27日毛泽东与其他苏联领导人继续进行过会谈,此后直到1950年1月1日前的几天,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任何公开的活动.

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则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

1950年元旦这一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毛泽东并非是无意中谈到这两个问题的,而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首先,毛泽东不是真的要休息养病和提前回国.尽管他在私下表示了这种意见,但在第二天,即1月2日,毛泽东就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这无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了签订新条约、捍卫新中国利益的决心.斯大林必须考虑到毛泽东的处境和可能做出的反应.

其次,英国和缅甸也不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些信息,显然是在外界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斯大林无疑是一个震动,他感到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先兆.显然,考虑到国际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动以及中美缓和对苏联在亚洲利益形成的威胁,斯大林也不会让毛泽东空手而回.

这一招果然奏效,第二天中苏条约谈判的僵持局面便开始缓解,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月2日晚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项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三、苏联对同盟条约的精心设计

中苏第一回合谈判确定签订一个新条约以代替1945年的条约,问题在原则上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斯大林此时的让步不过是做了一篇表面文章,关键的问题在于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新条约.在这个实质问题上,莫斯科精心设计了一系列条约草案,其目的是全面维护苏联在1945年条约中的既得利益.此前,斯大林坚持的原则是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必须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其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了废除1945年条约的原则以后,苏方最初提出的新条约的各种草案却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由此看来,斯大林所谓重新签订中苏条约将引起破坏雅尔塔体系的连锁反应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借口,至多也只是表面层次的理由,其真实意图还在于维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既定目标.

毛泽东此时对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具体内容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他在1月6日与维辛斯基和1月9日与科瓦廖夫的谈话中只是强调"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同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会考虑苏联与雅尔塔协议的关系;中国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而作为中方谈判主角的周恩来则正在准备赶赴莫斯科的行装.

然而,苏联方面对条约及有关协定草案的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第一稿草案,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在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同时继续保留1945年的三个协定.

1月9日,苏联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格利巴诺夫、远东司副司长费德林、驻华大使罗申等人联名呈报了他们起草的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六条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改成比较具体的内容:"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苏联外交部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1945年关于大连和旅顺协定的有效性,至于中长铁路问题则转由苏联交通部去专门处理.

基于斯大林以前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格利巴诺夫等人于1月10日又提交了条约草案的第三稿,其中第六条增加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一句,第七条增加了以前斯大林提出过的说法,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

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既然已确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期满即20多年后再重新修订?于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外交部再次修改了草案,在第四稿中把第七条中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

1月16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确定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的写法是:"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

这一草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该文本将条约的名称由《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条约便沿用了这个名称.鉴于前文提到的毛泽东在12月16日和1月6日的会谈中都曾使用了"友好同盟条约"的说法,显然,维辛斯基在最后确定条约名称时注意到了中方的这一说法.

为了在新条约中保留旧条约的部分内容,苏联需要从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的有关理论中找到法律根据.苏联外交部条约法专家杜尔金涅夫斯基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在1月13日致维辛斯基的备忘录中指出,在"关于1928年2月20日条约的哈瓦那公约"和其他国际条约理论中,都没有谈到在旧条约失效的情况下其内容被新条约所吸收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中不乏在旧条约没有被明确废除和取消的情况下其内容与新条约并行有效的例子.杜尔金涅夫斯基列举了道威斯和杨格计划,关于同贩卖妇女、儿童作斗争的公约,1890年和1906年中英西藏协定,以及苏联先后与法国和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等一系列实例,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同一问题上'吸收'了以前条约相似内容的条约可以被认为具有并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以前的条约就一定失效了.但由于可能出现各种解释,所以,对保留与新条约不矛盾的一部分旧条约作补充说明是适宜的,这样的补充说明可以写在新条约的文本或签字议定书以及专门的照会中."外交部此举的意图主要是针对中长铁路和大连问题的.鉴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已经表示不会在近期收回旅顺港军事基地,因而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就主要体现在对中长铁路及其终点大连港的控制权上,所以,莫斯科极为重视有关中长铁路及大连港的协定,其方针就是将这一问题与条约本身(含旅顺问题)区别开而单独提出.

苏联外交部首先确定了处理中长铁路协定的原则.根据法律专家的建议,维辛斯基在1月16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和相同内容的《声明》草案,其中专门提出"完全根据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定该议定书的有效期",同时建议在中苏条约签字时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

接着,苏联交通部便提出了关于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协定的具体修改建议和草案文本.交通部长贝舍夫在1月19日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明了他们如下的修改建议:

关于中长铁路协定:

一、重新规定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1945年的协定没有把位于南线(哈尔滨-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业列入铁路的资产组成,而新修订的条款应规定将上述这类企业,即确保铁路正常营运所必须的企业,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拥有,而不论它们建立的时间.

二、规定由中苏双方人员轮流担任铁路局的理事长、监事长、局长和总稽核等职务及其副职,每三年轮换一次.而以前这些职务是固定由中苏双方人员分别担任的.

三、新增加的条款是,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

四、将旧协定中国长春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捐"一句改为"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关于大连港协定:

一、尽管大连港未被列入中长铁路的组成部分,但在原协定的第三条中已指明港口主任由中长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

二、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建议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

贝舍夫在报告的结尾还特别说明,把在1945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列为中长铁路资产组成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因为这段铁路"每年都能产生很大利润,1943年其利润是1.63亿卢布","从1946年开始,在确保中国长春铁路正常营运时,它每年都可以得到上述数额的利润".而目前"满洲地区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扩大,正在引起货运量和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南线即哈尔滨-大连的铁路线上".这就是说,保证对中长铁路的控制,对于苏联不仅有战略利益,而且还有直接的经济利益.

1月21日,葛罗米柯、贝舍夫、科瓦廖夫、罗申等六人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呈上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的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其要点是:

一、确定将外交部起草的

重申1945年协定有效期的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中谈判的基础.

二、关于从1950年2月开始恢复对中长铁路实行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的事宜,必须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三、确认根据交通部的建议起草的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所述各项条款,并且必须就有关条款的修改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四、在确定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的建议.为确定转为苏中共有的资产,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

五、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和交通部贝舍夫就上述两个议定书草案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将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12个草案呈报斯大林,其中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

苏方最后确定的中苏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议定书草案与外交部和交通部呈报的草案没有原则上的变化,只是将条约第七条的内容单独列出,形成了《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上述提交斯大林的12个草案几乎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惟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本身.原因何在?显然,根据苏方的设想和愿望,这两个协定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起草,因为原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提出的有关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两个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中了.况且,莫斯科也不愿为中方代表提供讨论这三个协定具体内容的机会.

至此,苏联方面已经为中苏第二回合谈判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草案,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联盟的关系外,没有涉及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与1945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30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其他如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是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除规定苏联驻军应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2-3年内撤退完毕外,其余一切照旧,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

这是中苏条约正式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方面的全部设想和期望,接下来就要看刚刚到达莫斯科的周恩来拿出的是什么方案了.

四、斯大林被迫做出的重大让步

中苏关于签订新条约谈判出现的戏剧性变化在于,同苏联改变其谈判方针一样,中国提出的条约方案也完全背离了谈判开始时本身提出的方针.中方原先提出在形式上必须以新条约取代1945年的条约,而在实际上可以保留旧条约的具体内容.但在确定了要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原则以后,中方最初提出的协定文本却与旧条约的内容大相径庭.

正是在涉及双方实际经济利益的谈判中,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便暴露出来了.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对中苏条约应当修改,重新签订.第二,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三,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第四,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第五,中方原主张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局长的职务由中方担任,后同意采取轮换制.第六,周恩来提出修改双方对中长铁路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后同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此外,还讨论了贷款协定、新疆贸易等问题,并决定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条约草案.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苏方的草案,并拟定了中方修改后的文本.1月24日23时,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

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这一点与中国方面有关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中的说法完全不同,按照以前中国方面的说法,1950年中苏条约的最初文本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无论如何,就条约本身而言中苏双方没有什么分歧.尽管后来双方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或调整.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实际问题上.

经过双方接触以后,苏方在上述提交给中方的草案的基础上,于1月26日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其内容主要是:(1)中国政府同意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2)凡经大连港的苏联的进出口货物,或苏联为港口设施提供的材料和设备,均免征关税;(3)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国,但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则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4)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5)该协定将在对日和约生效后重新审议.看来,苏方对于涉及实际利益的关键问题的确是有周密考虑的,他们在中方尚未提出对应方案之前提出超出原协定内容的要求,不外是为下一步谈判留出让步的余地.

然而,莫斯科万万没有想到,中方却提出了与苏方设想根本不同的一套完整方案.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的问题,中方没有异议.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是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笔者在俄国档案文献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尽管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别修改的,而且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了斯大林的恼怒和愤慨.

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苏方于1月28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本身中方几乎没作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对此,苏方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激烈争论.

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到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争论发生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作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十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周恩来没有再发表不同意见,因为做出重大让步的的确是苏联方面.

2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贷款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

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有时间和闲心在莫斯科参观工厂和集体农庄了.

根据俄国档案材料,2月11-13日双方代表进入了一轮新的谈判,又举行了三次会谈.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将"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会谈还涉及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周恩来要求签字仪式在2月14日18时举行,并提出贸易协定、航空协定以及石油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关于这些协定的文本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还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这显然是针对《补充协定》而给苏方出的一个难题.维辛斯基表示这样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并答应向苏联政府汇报.

2月14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通知说,中国政府和政协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同意就有关条约和协定签字.当天晚上,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不久以后,中苏两国的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双方都没有公布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议定书和那个《补充协定》.

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经济利益的冲突总算化解了,做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方面.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涉及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

五、斯大林对中苏关系的深层考虑

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

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在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其结果保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尽管个别条款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大部分东西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收回了.

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难道斯大林真的愿意牺牲苏联多年来梦寐以求且来之不易的战略利益吗?苏联坚持要在军事方面使用中长铁路和签订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当然是要以此为补救措施来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但仅仅如此焉能弥补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损失?那么,斯大林能够在中长铁路和大连港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还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或深层的考虑?

第一,作为构成苏联在远东战略目标的两大要素之一,蒙古问题在中苏谈判中得到顺利解决,这使斯大林去掉了一块心病,但同时斯大林也明白,中方是以在蒙古问题上的让步作为解决中长铁路等问题的交换条件的.

尽管如前所述,毛泽东已经许诺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但是在正式谈判中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中国是否还要旧话重提,斯大林实无把握,因此苏联在这方面也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根据外交部的要求,1月16日杜尔金涅夫斯基向维辛斯基报告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1945年11月关于蒙古独立的全民投票议定书的文本,还在档案管理局和第一远东司找到了批准承认独立和准备互换外交代表的公报和1946年2月14日中国外交部与蒙古代表苏伦扎布互换的照会书.然而,苏方准备的这些材料都没有用上.就在1月26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路、旅顺和大连的议定书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了蒙古问题.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中方竟主动提出新政权承认蒙古于1945年宣布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解决这一使苏联感到棘手的问题.周恩来随后便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文本.照会全文如下:

根据今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我谨以此声明,缔约的双方在如下事项中应达成理解:

一、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缔约的双方同意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无效.

二、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1945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在得到您,部长先生,对上述两点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答复将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

这时斯大林才明白了中方的真实意图,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及协定和所有附件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成型.对此,斯大林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苏联就必须在蒙古和东北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两天后,苏联原则上接受了中国的方案.

第二,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比较起来,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自然要排在第二位了.

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担心中共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耿耿于怀,而苏联掌握的情报充分表明,美国在千方百计离间中苏关系,并策动新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和影响.作为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联络人,李克农于1949年11月17日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其宣传重点是"挑衅性地把中苏贸易说成是掠夺中国的粮食和自然资源",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1950年1月17日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报告了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报告说,根据可靠情报,"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当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现在美国将通过英国承认中国的机会试探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前景,并通过英国人获得所需情报,"作为将来同人民政府建立关系的桥梁".几天后,苏联使馆又传来了美国人在关岛建立美中间谍学校的秘密情报.

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特别是当艾奇逊1月12日关于中苏之间相互关系的公开讲演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派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去见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以相应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至于毛泽东后来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如果因为中苏之间经济利益的分歧而破坏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来说当然是得不偿失的.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

第三,斯大林很可能还有一个更为精密和深远的考虑,使得他可以在同意中国的主张、放弃苏联在东北利益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保持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苏联一直坚持的以三八线为界的防守战略转变为一种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的进攻性战略.

如果斯大林必须接受毛泽东缔结同盟条约的条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斯大林必须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苏联在远东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那么在莫斯科的地图上,只有控制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大林的愿望.事实是,就在周恩来提出《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迫使莫斯科做出抉择时,美国国务卿的演讲和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一封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化解这一矛盾的机会和途径.1月12日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御线时排除了南朝鲜.1月19日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金日成一再强烈要求面见斯大林商谈朝鲜的统一问题,对此斯大林迟迟没有做出反应,因为苏联不愿看到在远东出现一场可能引发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战争,1949年9月苏联领导人还专门为此做过决议.然而,就在1月30日,即收到中方草案两天以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他亲自复电平壤明确表示愿意同金日成直接进行商谈.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可以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而艾奇逊的声明则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这样,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线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尽管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的上述设想和动机,但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早在1945年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就指出了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甚至在是年9月美苏已经确定以三八线为界划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以后,苏联外交部仍然向斯大林建议,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在朝鲜南方的"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则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只是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对此还可以指出的间接证据是,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调整了远东政策,为此曾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不仅战时斯大林与丘吉尔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交易是众所周知的一例,而且就在朝鲜半岛斯大林也曾进行过同样的尝试.当美苏之间讨论三八线的划分问题时,斯大林就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麦克阿瑟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方针是有缜密的通盘考虑的.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权益.

通过对中苏外交谈判进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在形式上保证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但实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反而加强了.苏联被迫做出的让步和牺牲固然使斯大林心中充满怨气,而毛泽东尽管对《补充协定》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后来他常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两个"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说法,也表明他当时接受这个协定并非心甘情愿.所以,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中.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决定出兵帮助朝鲜,才开辟了中苏同盟的新天地,巩固和发展了这个同盟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原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其日译文发表在(日)《思想》杂志2001年8月号,英译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2年第3期,俄译文发表在(俄)《远东问题》2002年第4期.现略有改动.）

余论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北京与莫斯科在苏联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作战的问题上有过一番讨论和争执,这无疑是对刚刚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然而,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中国面临极其困难——由于苏联空军拟推迟出动并表示不能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这一困难就尤为突出——的条件下,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这件事感动也震动了斯大林,从而使他改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深有体会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说"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斯大林对毛泽东表示信任,同时也是对赢得朝鲜战争恢复信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他本人关于出动苏联空军援助志愿军作战而设定的界限.在1950年10月10-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期间,莫斯科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表示了两条意见:斯大林先是提出,苏联尚未做好准备,"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对此,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到:"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要迟于两个月."当毛泽东决定中国先行出兵,等待苏联空军到达再投入作战后,斯大林又指派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军队作战.然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打响第一战役后,情况有了变化: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线.

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了44个驻扎在远东地区航空大队的657架作战飞机来对付北朝鲜,而朝鲜人民军空军当时还没有喷气式歼击机,只有20架性能落后的战斗机,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甚至可以在白天没有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作战飞行.而且,美国航空兵对平壤附近的北朝鲜空军基地进行了若干次密集袭击之后,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摧毁,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当时还没有真正组建起来.当中国几十万大军和大量军需物资涌入狭长的朝鲜山地时,美国飞机如入无人之境的轮番轰炸将给中国军队带来如何的重创和灾难是可以想见的.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朝鲜战争中第一次真正的空战爆发了.

苏联空军部队共有13个师在1950年8月至12月先后进驻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其中别洛夫航空师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于8月到达东北担负防空任务的.这是在朝鲜参战的苏联空军的第一支部队.

1950年11月1日,苏联飞机出现在朝鲜上空.根据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给斯大林的战况报告,这一天,朝鲜飞行团的6架雅克-9飞机"首次在安州地区执行战斗任务.这次战斗的结果是击落了两架b-29轰炸机和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从战斗任务中,有两架雅克-9飞机未能返回".参战的苏联飞机是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的,"我们的飞行员用米格-15飞机击落了两架f-82,另两架飞机是被高射炮击落的.共击落4架飞机.在空战中,我方没有损失飞机.""别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起飞的,每个机场共起飞了8个架次."在斯大林眼中,出动空军为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是最敏感的问题,而苏联空军在志愿军于10月25日正式打响地面战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战斗,尽管只是在鸭绿江上空,也足以说明斯大林的决心和对毛泽东出兵决策的支持.

第一次空战取得成功后不久,苏联空军在驻守沈阳地区的第151和第324这两个歼击机师的基础上组建了由别洛夫少将指挥(以后是洛博夫继任)的第64独立歼击机航空军.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在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北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此时,第64航空军也从沈阳和鞍山基地转场到中朝边境上的安东机场.仅在11月上半月,苏联飞行员便取得了击落23架美国飞机的优秀战果.同时,斯大林决定分两批再为别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战斗机.

除了米格-15飞机的性能可以同美国的f-86飞机相匹敌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差很远,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后勤人员的数量大大少于美国,而且在地面导航、无线电干扰、雷达侦察、通讯联络等技术装备方面十分落后,甚至为空勤人员提供的服务和生活条件也远不如美国.但苏联喷气式歼击机投入战斗还是对朝鲜的整个空战局面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b-29战略轰炸机造成极大威胁."第64航空军的飞行员与b-29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都以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而告终,重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为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昂贵,而且常常是10至12名的机组人员也同机死亡.正如美国人承认的那样,喷气式护航歼击机保障不了轰炸机的安全."到1950年11月底,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感到头痛的是无法在鸭绿江地区为实施战略目标轰炸的美国飞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例如,11月6日美国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在命令中要求自己的战略轰炸机兵团摧毁鸭绿江上6座战略桥梁和10个北朝鲜的边境城市,但苏联空军的加入使美国空军未能完成任务.过去,美国飞机可以在300米低空俯冲轰炸,还可以反复轰炸,而现在苏联防空火炮的对空射击迫使战略轰炸机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实施轰炸,从而大大降低了投弹的准确性;而性能优越的米格-15飞机的参战又迫使美国轰炸机只能在目标区停留很短的时间,这样也阻滞了美国空军执行其轰炸任务.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军队的空中优势第一次受到怀疑.

尽管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仍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特别是随着中国军队向南推进,其后方补给线不断延长,而遭受美国空军轰炸和袭击的威胁也日益严重.显然,苏联空军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远远无法保证中国军队物资和兵源的补给.为了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交通运输线,经与苏联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后勤供应.

然而,战局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苏联空军的作战半径继续向南扩展.在第三次战役时中朝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而苏联空军由于其基地在中国境内,受到飞行距离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联军在江界、安州一线以南地区的物资运输和部队调动完全处于敌方空军的威胁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联军刚刚开始补充休整时,联合国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为配合地面行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制定了轰炸中朝军队后方战略目标的方案,北朝鲜被划分为11个区,172个目标,其中包括45座铁路桥和12座公路桥、13个隧道、39个铁路枢纽和63个物资供应站.安东-新义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a"区,平均每天有12-24架次b-29飞机轰炸这些目标.到1951年4月,据苏联军方统计,美国空军完成飞行1416架次(轰炸机420架次,歼击机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飞行,其中轰炸机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间70架次),歼击机——主要是喷气式歼击机——达3200架次.美国空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安州地区的渡口,平壤地区建设中的机场,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铁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区的各个目标.轰炸机为В-29和В-26,主要以小型机群和单机行动,飞行高度3000-4000米.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的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士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为了解决遭受敌机严重破坏的后方运输问题,1951年2月24日,聂荣臻和彭德怀向扎哈罗夫提出,要苏联出动两个空军师转场至朝鲜境内,掩护三八线以北的交通线.遭扎哈罗夫拒绝后彭德怀非常不满,于26日和28日两次与周恩来一同找毛泽东商议,坚持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一要求.

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仍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资被炸毁,敌军将逐步获得补充,有六七万人将于6月底到朝鲜,而我方则无空军掩护."中国可以派出10个航空兵团入朝,但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一个可用的机场.主要问题是"若无可靠的空军掩护"无法进行机场的修复工程.毛泽东深知,此前苏联空军只在中朝边境作战,进入朝鲜纵深地区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难题,因此他谨慎地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最好由苏联航空兵担负起对平壤-元山及该线以北的机场的掩护任务,同时最好是将苏联航空兵从现在所驻扎的机场转到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如不采取上述措施,则位于朝鲜境内的机场无法加以修复,中国航空兵不可能朝鲜作战,坦克和火炮的转移将遇到严重困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视整个国际形势而定.因此,我们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动."

这一次斯大林没有像以前那样犹豫不决,他立即回电答复毛泽东:"如果您能够在安东地区留两个中国空军师掩护当地的电站和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将别洛夫将军指挥的第151和第324两个歼击机师的基地转移到朝鲜境内去,以便掩护中国和朝鲜的后方.如果朝鲜人已有一条钢板飞机跑道,我们可以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钢板跑道."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并供应高射炮炮弹."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罗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除了"在前一封电报中,我们采纳了您关于将别洛夫的空军基地转移到朝鲜你们部队的后方去的建议"外,"由于即将到来的重大战役,你们必须有尽可能多的歼击机在前线.因此,我们决定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去,以便两个原定掩护安东的中国歼击机师调往前线".毛泽东对此"深表感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后来由于朝鲜境内机场的修建工作屡遭美国轰炸机的破坏,苏联空军部队未能进驻朝鲜,但随着中朝边境地区庙沟、大堡和大孤山三个新机场的建成,大批苏联空军后续部队加入了掩护中朝联军后方的战斗,从而使第64航空军在机场或空中进行作战值班的歼击机数量从2-3个航空团增加到4-5个航空团.总的说来,到1951年春苏联歼击机在朝鲜上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成效,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虽说由于受飞行距离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国航空兵对朝鲜中部和东部地区机场和交通线的轰炸和袭击,但是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

1951年8月开城停战谈判中断后,美国又恢复了大规模轰炸,从8月18日开始对北朝鲜的交通枢纽实施密集空袭.8月上半月,美军飞行强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达到248架次.

此时,第64航空军有3个航空师(151、303、324-r),2个高射炮师(82和92-r),武器有能够自动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挥炮位瞄准的雷达站,1个航空供应师,2个独立探照灯航空团,以及医院和其他后勤分队.但飞机总体数量很少,在安东地区部署的性能优秀的新型米格机只有190架,处于战备状态的米格飞机的数量还要少.这支空军所要对付的美国驻朝鲜的空军有不同型号战略、战术和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达1500架.

尽管如此,苏联空军还是从9月1日开始了反击美国空军的积极行动.在9月19日的空战中,米格飞机打下了3架"佩刀式"飞机和3架歼击轰炸机.在10月23日的战斗中,8架b-29飞机虽有34架f-86、55架f-84的严密掩护,但仍被击落3架.10月24日当34架美国飞机轰炸顺川大桥时,40架米格飞机起飞迎战,美国又损失了一架f-84飞机和一架b-29飞机.10月30日,56架处于战备状态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战由21架b-29飞机和200架护航歼击机组成的美国机群,敌人损失了12架b-29飞机和4架f-84飞机.其结果是,在苏联米格飞机活动的鸭绿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64航空军已经占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以至美国军人把这片区域称为"米格走廊".苏联空军的英勇战斗,使美国飞机无法对这一区域选定的目标实施有效的轰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轰炸平壤地区的目标.最后,米格飞机在朝鲜西北部地区的空中优势,迫使美国远东空军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战略轰炸机,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据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报告,从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569架(其中高射炮击落59架),自己损失63架飞机.

第64航空军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朝联合空军,不仅为其训练飞行员,而且协助他们作战.中朝联合空军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参加作战行动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中朝空军与苏联空军并没有混合编队和联合作战,但双方在协调作战方针、统一使用兵力等问题上始终都是经过协商的.第64航空军的机组人员负责击退在f-86歼击机强大掩护下的大批轰炸机,而中朝联合空军的飞行员只是负责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增援.他们在前线主要是与小股敌机进行战斗.苏联歼击机还需要为中朝空军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况下拦截追击中国和朝鲜驾驶员的f-86飞机.甚至当中朝联合空军在前线机场安东、庙沟、大堡、大孤山的飞机总数超过了第64航空军的米格飞机时,苏联飞行员仍然需要继续完成比较复杂的任务.如在1952-1953年冬天,复杂的气象条件使得飞行技术尚不熟练的中朝联合空军部队无法投入战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军的作战任务.1953年苏联空军战斗飞行的月平均数量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33%.

必须指出的是,苏联空军在朝鲜的作战受到来自莫斯科的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战技术的发挥方面都给苏联飞行员造成了障碍.在所下达的命令中,严禁任何飞机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作战;苏联飞机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标志:有的伪装成中国飞机,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因此,严格禁止苏联飞机在联合国军控制区和靠近前线地区的上空飞行,以及在黄海上空作战,严格禁止米格飞机跨越平壤-元山一线往南追踪敌机,即不得飞越北纬39度线,虽然1951年前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所有这些说明,斯大林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始终掌握着一条他最初制定的原则,即不允许苏联空军在前线协同中国军队作战.

斯大林在一份电报中指责空军元帅克拉索夫斯基和别洛夫将军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进展太慢,并说"中国军队不能在没有空军掩护下战斗.因此,应当尽快建立一个由8个中国空军歼击机师组成的集团军并将他们派往前线.现在这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时要求"别洛夫的一个师可派往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地方,两个师可放在北朝鲜后方,从而为中国歼击机师靠近前线腾出两个机场.这是绝对必要的.应当这样来进行安排,即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

据第64航空军报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战斗中,中朝军队"由于没有航空兵支援,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而为了避免遭受敌军的空中打击,反攻"大多数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实施的".许多当年参加朝鲜空战的苏联军人都强调,"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没有通过军事顾问进行过这种工作.由于缺乏联系,竟然发生过北朝鲜高射炮向苏联飞机开火,以及苏联飞行员击落中国飞机的事件.

苏联空军在作战中没有出动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所必须的轰炸机,而且也没有准备这样做.洛博夫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没有轰炸机.我们不曾有过一架轰炸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过轰炸",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任务".中国的材料也证实,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以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受飞行技术的限制,中朝联合空军也很少在前线作战,他们只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才配合步兵作战,而"在恶劣天气下不实施战斗行动".到1951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志愿军空军的任务也不再强调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而改变为夺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区的局部制空权,有重点地保卫重要交通运输线、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间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与莫斯科有同样的顾虑,因此,美国人需要与苏联人共同保守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实际上,美国空军很早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空中对手既不是朝鲜人,也不是中国人——美国飞行员不仅在空中看到了欧洲人的面孔,而且在无线电通话中听到了俄语.这一情况上报以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对此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在决策机构关于是否应将俄国人参战的消息公诸于众的辩论中,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起草的建议保密的文件对此做出了结论.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沉寂了40年.

但无论如何,苏联空军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了空战,轮番参战的空军人数总计为72000人,1952年最多时达到25000-26000人.苏联空军的歼击机总共击落了1097架敌机,高射炮兵总共击落了212架敌机.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在朝鲜苏联航空兵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的损失为299人.

总之,苏联空军不仅参与了朝鲜战争,而且在空战中成为中朝方面的主力军.虽然斯大林始终没有满足中国领导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不过,中国领导人后来对此也表示理解,他们再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毛泽东在要求苏联空军援助的历次电报中都特别注意提到只需要苏联飞机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线.从前面所引电报的措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讲到这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难处.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余论三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

——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

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就在十几年前,由于缺乏资料,关于中国介入战争的研究还是一个令国际学术界感到头疼的问题.然而,从1987年起,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研究著作及回忆录不断问世,特别是1994年以来俄国档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为各国学者重新开启了研究之门.于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和过程立即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有关的研究论著相继涌现.

在利用和分析档案文献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从决策学的角度对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动机、战略方针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做一番历史考察.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

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条件,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并非如有些国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混乱不清",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且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而逐步臻于成熟.

第一,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于1950年6月27日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尽管到7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决策,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后来刘少奇关于中国出兵对苏联大使的一番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决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完成革命,还需要几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国侵略者作战,那我们完成革命的日期就临近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国侵略者必败."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

第二,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

随着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渐渐转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

中国军事部署的调整,首先当然是出于对东北地区安全的考虑,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早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7月初,周恩来对即将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国要尽力帮助和支持朝鲜人民.同时,中国政府还答应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显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了自身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把中国拖入战场,随后又要求中国立即集中9个师于中朝边境,准备入朝作战,并答应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角度讲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月初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月5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充分表明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

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动机,更多的成份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首先,以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其战胜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新政权立足未稳,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将遭受严重破坏,多年战争造成的厌战情绪,中美军事实力的明显差距等等,多数中国领导人最初反对介入战争的立场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其次,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参与这场可能把革命新政权带进毁灭深渊的战争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没有受到威胁,那么非要为了某种信念拿国家存亡进行赌博,这种决策是否明智?最后,这次出兵作战不像国共内战那样可以由中共随意选择战场,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提出要中国援助的请求,毛泽东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仅仅出于对美国行为的革命义愤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

第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允许和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周恩来7月2日与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条件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决定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毛泽东还带信给高岗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来又发表演说,公开对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到9月28日,当朝鲜战场的形势已经变得极其危险的时候,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苏联要求空军支援,同时给毛泽东写信,恳请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在10月1日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鲜迅速组织三八线防御,一方面提出"组织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当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接着,金日成的信使也赶到了北京.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而且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时,10月2日,毛泽东电令邓华"随时待命出动",并草拟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表示中国同意出动12个师赴朝作战.由于领导层意见分歧,毛泽东答应出兵的电报没有发出.面对国内极其困难的局面,10月3日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通过印度向美国传递信息,再次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一方面是美国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朝鲜局势日益危急,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后决定.彭德怀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让美国占领朝鲜中国无法安心搞建设,不如打烂了再建设的一番慷慨陈词,无疑反映的是当日上午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表示的决心.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最坏打算.只是出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策略考虑,毛泽东没有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斯大林,而是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商谈.

就在10月13日斯大林已经决定在朝鲜实施全面撤退计划后几个小时,莫斯科收到了毛泽东决定出兵的通知.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决主张派兵赴朝作战,并非是慑于斯大林的压力,而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考虑.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不断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因此,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安全利益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心腹之患.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当然,毛泽东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劝说中国出兵时就谈到,其后果将迫使美国"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朝鲜就不会成为美国或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后不仅会"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即使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些保证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附带收获.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是被迫卷入这场它并不希望看到的战争的,但是当战局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时,中国领导人最终下定了参与这场战争的决心.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应.同时,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决策做出合理性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因为,只要联合国军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那么,无论是美国做出不会威胁中国的保证或提出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还是以扩大轰炸甚至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泽东对美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作战的经验盲目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毛泽东紧接着又指出"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毛泽东还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悠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似乎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

总之,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而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

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莫斯科也建议中国应"趁热打铁"继续进攻.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针.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从毛泽东完全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的态度看,他下令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要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赞成十三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

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

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

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

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

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至于说到得失,中国人无疑是感到骄傲的.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由此开始的历史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况且,中国为此还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当然,就中国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国际义务和国家安全),战争的最后结局也算是达到了预期目的,不过,如前文所说,这些目标早在1951年初,即朝鲜停战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第二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同两年半前相比,从军事的角度看几乎是相同的,但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看就相去甚远了.

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员和兵力的损失,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3个国

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50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41.39亿元,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为此而设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却是脱离现实条件的;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从实现决策方针的结果来看,中国虽然最后也算实现了迫使其出兵的最初目标,但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战略方针的失误.

5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如果从军事上讲,人们已经总结出"有限战争"的概念,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略有改动.）

余论四朝鲜战争期间的苏联驻华军事顾问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和朝鲜战争期间,有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到中国,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大概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至今还缺少专门的研究和详细的考察.本文拟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俄双方的史料,对1950-1953年来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及其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驻华苏联军事专家知多少

如果不算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的加伦(布柳赫尔)将军,那么作为政府之间的行为,苏联军事顾问最早来援助中国应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了.1938年5月,作为苏联大使馆武官的М.И.德拉特文将军便接替德国人出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总顾问了.以后依次接任在华军事总顾问的是А.И.切列潘诺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К.М.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В.И.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从1937年底到1942年苏联撤走在华军事人员为止,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总计超过300人,此外还有技术专家200多人,其中包括志愿飞行员、大学教师、设计师、道路和桥梁专家、运输专家、医学专家等.苏联军事顾问的级别甚高,仅元帅就有6人,还有15名将军.苏联顾问不仅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而且为总参谋部和各战区制定了数百个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的计划,其中较大型的有:武汉战役、南昌战役、长沙战役、襄阳-南阳战役、宜昌战役等.尽管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国共双方后来对此都很少提及,但这些苏联顾问和专家对于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与此相比,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来华军事顾问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二,苏联顾问的作用主要是帮助训练中国新建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及少数特殊兵种,几乎没有直接参与战争本身的策划和行动.

最早一批来的苏联军事专家是空军顾问和教官.根据1949年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苏达成的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出售各型飞机434架,派遣专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军专家来华,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选择校址.11月中旬以后,包括从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员的大批专家陆续到达,并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参加建校工作.接着是海军聘请的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人于1949年10月25日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校帮助建校办学.11月,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访苏回国又带来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军顾问来华.尽管这批顾问和专家在华工作期限一般是1-2年(此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但他们只是帮助培养军事院校的教员、训练飞行人员和其他技术兵种,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有关资料记载,到朝鲜战争结束前夕,在中国陆军系统的顾问共294人,辅助人员79人,在海军系统的顾问103人,辅助人员12人,总计488人.同期苏联顾问在空军和海军系统的人数不详,但根据上述资料统计,已经达到1500人.大体说来,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总数至少应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同期在华经济专家的人数.

此外,笔者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时看到过这样一份档案文献,即"国防部"第二厅根据所收集的情报编印的一份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在中国大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名单.据台湾的情报说,此期在华顾问和技术人员共约8万人(大概是把协助防空的苏联空军部队人数计算在内了),其中首要者和领导者442人("其中除因原报不甚详实者均未列入外,尚有极大多数未曾查明其姓名职务与活动状况,不能一一列入").按其分类,军事顾问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顾问47人,经济顾问和专家72人,专业间谍13人.这个数字当然很不准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建国初期来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绝大部分属于军事人员.

苏联在中国设有军事总顾问团,领导在中国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军事总顾问最初是由苏联首任驻华使馆武官科托夫中将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斯大林派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作为其私人代表来到中国,不久便接任了军事总顾问的职务,科托夫为副总顾问.1951年4月中旬扎哈罗夫奉命回国后,由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国,继续由科托夫兼任总顾问.1953年7月科托夫任职到期,原华东军区首席军事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上将接任总顾问.1957年7月彼得鲁舍夫斯基回国,由杜鲁方诺夫上将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国.

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业务和技术上负有对中国军队全面指导的职责,其中包括:一、军委领导机关、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的领导业务;二、各技术兵种部队有关日常训练、军事工程建设、常规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装备、测试场地、基地维护的技术传授和指导业务;三、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业务;四、军事工程技术院校的专业知识传授业务.与在中国政府部门的顾问和经济技术专家不同,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不属苏联驻华使馆和总顾问领导,而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军方.

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各国派遣顾问(主要在军事和国家安全系统)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请来的,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

他们直接受命于斯大林

笔者在查阅档案和其他资料时发现,在斯大林时期,有关苏联军事顾问来华的问题几乎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出面与苏联领导人联系或协商的.例如,1950年2月11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求为空军司令部和气象部门派遣12名顾问.2月25日毛泽东再次要求派遣205名顾问,用以扩大航空学校和组织空军陆战师.3月22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对苏联政府准备照军事订货单给中国空海军以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表示感谢,同时请求提早运交所订物资和设备,还特别提出因扩充航校新生,需新增教员和指导员,并希望这批教员和指导员能在5月1日开学前到达中国.经与科托夫商定,4月13日又要求为新编成的空军团、师指挥部和技术服务队聘请43名军事顾问.6月23日周恩来得到通知,苏方答应再派炮兵顾问8人至沈阳,帮助中国办炮兵学校.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这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的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8月22日,周恩来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商议并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报告,需要为军委和各大军区及军队院校增加顾问208人.23日又致函布尔加宁,请苏联派遣10名装甲兵顾问,于9月来华工作.8月27日,针对中国要求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电报,斯大林告诉周恩来: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即将派出.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苏联的意见是,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已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防空兵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空军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或许是因为这些顾问尚不能满足需要,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写信给斯大林,再次请求扩大苏联顾问和教官的数量.1951年2月12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中国正在组建一个空军集团军,将用于参加朝鲜作战,为帮助该集团军制定计划和领导作战,希望苏联能派15名有关顾问并于2月来华.17日收到斯大林回电,同意满足中国的要求,即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来华,并指定由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再次要求加派训练飞行员的空军专家.11月13日斯大林答复:"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对于1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5和第11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斯大林答应将为中国的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航空兵团派遣19名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还要求苏联派遣海军航空兵顾问和教官12名,斯大林1月27日答复拟再补派3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而其他专家则从目前已在中国的苏联海军顾问中派出.

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苏联对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专家的事情非常重视和谨慎,同时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急于聘请这些顾问和专家的迫切心情.不过,从上述往来函电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中国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的目的基本是为了部队训练和掌握苏式武器,尽管这些部队和武器后来大多也用在了朝鲜战场,但与苏联顾问毕竟没有直接关系.关于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部队的具体情况,中国方面有大量的回忆史料.

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启蒙者

苏联军事顾问最早帮助创建的是6所空军航校.根据中方尽快培训出350-400名飞行员的要求,苏联空军建议组建4所歼击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00名专家,6所轰炸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20名专家,此外还有地勤人员、理论教员、航空医生、后勤保障人员,及少量派驻空军司令部的专家,共计878名.按这个设计,就相当于两个专家培训一名飞行员.1949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正式成立时,第一批学员编有速成班110人,一期甲班677名,学制分别为6个月和1年.即使增加了学员,也差不多是1名专家培训1名飞行员.苏联专家按照学制和培养目标制订出学员航空理论教育和飞行训练的全套计划,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从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制度到课堂授课、教学考核等都由专家负责.上课时由苏联教官带着翻译去讲课.苏联专家教学非常认真,对学员也非常热情、耐心.在飞行训练阶段,全部组织实施和机务保障也由专家负责.苏联飞行教员手把手地教授学员,尽管语言不通,学员文化程度又低,但这些苏联专家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在苏联专家的严密组织和精心教学下,经过学员的努力,首批速成班和一期甲班学员终于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速成班于1950年5月毕业,一期甲班于1951年1月毕业.截止1951年5月1日,航校培训毕业的飞行人员保证空军连续组建了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

航空部队组建以后,作战训练同样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进行的.1950年春天以后,有几十个苏联空军师陆续来到中国担任防空保卫,于是,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经过短期预科教育后,便成建制地驻扎在苏联军队营地,采取了"专家包教、我们保学、突击速成"的培训方法.从空中飞行、作战指挥到地勤服务和飞机维护保养,"一级带一级,一套教一套",兵对兵、将对将地进行培训.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突击训练,达到大队编队水平后,中国部队便接管了全部装备,只留下少数苏联顾问继续帮助训练或改装.1952年以前,大多数空军部队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战斗训练的.

海军兵种复杂,技术含量高,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从1949年10月就不断有苏联专家和顾问来到海军领导机关及各部门、各个部队和院校,他们对中国海军的组织建设、作战、训练、装备建设、工程建设、后勤保障、学校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帮助.

不过,顾问和专家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在海军的院校.1950年2月创建的大连海校(后分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和海军工程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苏联专家早在1949年10月就来到了沈阳,首先沿渤海和黄海岸边进行考察,并选定了校址,以后又帮助学校制定了教学计划,编写了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制度,使学校教学工作一开始就能走上正规的道路.位于南京的华东海校1950年4月改为海军联合学校后也来了苏联顾问组.在海军学校创办初期,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从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大钢,编译教材,培养教员,研究教学方法,筹办教学设备,建设实验室,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培养学员的正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热情的帮助和指导.直到1953年,由于海军各学校提高了独立办学能力,教学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轨道,苏联专家数量才逐年减少.

这一时期来华的军事顾问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助组建特种兵部队.例如,中国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就是苏联顾问帮助建立的.经过与苏联军方商谈,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空降兵部队,并于1950年2月15日与苏方谈定,聘请41名顾问,订购300具降落伞.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成立空军陆战第1旅.到7月底,以沙别里车夫上校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先后到达北京和开封营区.一个旅配备41名顾问,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了,从旅长、政委、参谋长,到旅机关的炮兵、作战、伞降、通信、工兵和后勤、医务等部门,都安排有苏联顾问,同时还为下属7个营的营长、伞兵科科长乃至叠伞员都配备了顾问.顾问团负责帮助进行军事训练和加强行政管理,并对各项工作实施全面督促检查和提出建议.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空军陆战旅于1951年3月胜利完成了跳伞训练,并于6月28日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组织的河川进攻联合演习.

苏联培训中国军队的特殊兵种还有一种方式,即将中国部队整建制地编入苏联军队中,在专门教官的指导下与苏军官兵一起进行训练.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就是这样诞生的.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派来潜艇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待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延长一年)在旅顺基地为中国培训4艘潜艇的艇员,并拨出两艘潜水艇供培训使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继泽、李克明等275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潜水艇学习队先后到达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潜水艇分队.5月14日正式开始学习和训练,苏军指派10名教官和2艘潜艇的全部艇员负责学习队教育和训练.中国的潜艇学习队是一支由4艘潜艇艇员组成的大队,作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中国海军直接领导,但生活在苏联潜艇部队中,学习和行政均由苏军领导.全体人员身着苏联海军服装,伙食按苏军潜艇标准,与苏军潜艇官兵一同进餐,执行的是苏军条令条例.党的关系、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领导.1954年6月19日,旅顺潜艇学习队结业,并独立操纵着从苏联购买的两艘潜艇于6月29日驶抵青岛.7月22日,组建了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从此,中国海军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在培训中国军队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方面,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作用的确是不可替代的.至于说到直接参与或干预在朝鲜战场作战指挥的情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扎哈罗夫与聂荣臻的争论

对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莫斯科的意见的确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那只是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事情,而笔者所见的史料表明,在战争中苏联军事顾问们几乎没有直接发挥作用.

关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战略决策的事例的确有过一次,但结局令人很不愉快.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1月8日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中国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苏联新任驻朝鲜大使拉组瓦耶夫也通过朝鲜外务相朴宪永转达了反对意见,彭德怀仍不为所动.

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表示坚决反对,他来到军委作战部,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朝鲜人民军可以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人民军当然无力单独作战,苏联顾问和朝鲜方面不得不听从彭德怀的意见同意部队转入休整.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这件事发生以后,在朝鲜作战问题上苏联顾问就不再多发表意见了,而将主要工作放在为志愿军干部讲课和培训方面.1951年1月13日,东北军区通知志愿军总部说,苏联军事顾问建议利用休整时间为志愿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在沈阳办短期(2个星期)集训班,由苏联顾问讲授苏德战争各大战役中的反攻和进攻经验,以及介绍现代战争的知识.彭德怀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从西线各军抽调部分师以上干部去沈阳参加集训.

科切尔金给莫斯科的报告

从中俄双方公布的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苏联军事顾问在有关战争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双方领导人转交函电、传递信息及协助商谈武器援助和派遣专家等问题.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华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1951年6月16日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其中特别讲到对志愿军的看法及苏联顾问与志愿军作战指挥的关系,现摘录如下: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人民军的战斗素质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座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

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战线地段.如果必须进攻这些地段,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合围的美军部、分队,甚至有时给被合围的美军部队提供逃跑的机会,以免遭受大的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

二、对朝鲜战斗行动的评价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2)后勤组织薄弱.

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满足增长需求不超过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领土.

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1)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2)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3)整个后勤系统组织不得力.……

三、中国人民军总参谋部(总部)的作用和地位

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中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参谋部有作战部(也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它是由10-12名军官编成的一个小组,为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起草报告.

研究形势和制定提案不是作战部的职能.它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并不考虑哪些应该核实或查明.可以认为,如果没接到什么情报,彭德怀司令部里也不会有这些情报.

对提出的战役计划不给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对战役计划的看法.认为彭德怀清楚该怎么办.另外,他是副总司令,由于朱德总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部队指挥,实际上对彭德怀给予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需要干预彭德怀的计划,认为彭德怀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履行总参谋长之职的聂荣臻同志在军队领导人之中是比较年轻的,由于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损害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关系的行动.因此,作为总参谋长,他犹豫不决,甚至不想提出关于确定总参谋部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们对我军事顾问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志们害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粉碎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10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在短时间里粉碎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常妥协退让.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战斗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在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尽管科切尔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误写为"中国人民军",但据笔者看到的中国材料以及与当事人的交谈,这个报告所讲的情况大体是准确的.从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在朝鲜战场的作战问题上,中国军方领导人与苏联顾问之间很少进行认真的讨论,中方在听取苏方意见时非常谨慎,而苏方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也是小心翼翼.很可能是受到科切尔金报告的影响,斯大林在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上未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在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

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1951年8月27日和9月8日,毛泽东连续两次给斯大林发电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总部和各部队中工作.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经过研究并与克拉索夫斯基协商后,中国方面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其中包括派往志愿军司令部的顾问10人,派往5个兵团的顾问共10人,派往21个军的顾问63人.毛泽东要求"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毛泽东对此做何考虑不甚清楚,或许是因为中国军队不善阵地战,或许是因为大量苏式武器已运抵朝鲜战场,总之,此时志愿军需要加强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

不过,斯大林的答复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9月10日斯大林回电称,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席军事顾问的一个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关于是否向军部或兵团司令部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将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合理地加以解决.两天以后,未等毛泽东答复,斯大林再次去电说:"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斯大林不愿向朝鲜战场派遣苏联顾问固然是出于苏联在朝鲜战争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即苏联不能公开参战,特别是不能造成苏联军人有可能在战场被俘的机会,为此,斯大林曾规定派往朝鲜人民军的苏联顾问只能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出现,苏联空军参加战斗只能在中朝军队的后方上空活动.但另一方面,根据科切尔金报告的情况,苏联顾问即使呆在战场大概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又何必多此一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来到朝鲜战场的苏联顾问其职责主要也是了解战场敌我双方的情况.据在志愿军总部负责接待苏联顾问的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后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并未到志愿军总部,顾问团团长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炮兵中将,另外还有1名少将和2名上校,以及1名文职翻译人员.邓华副司令员向作战部交待任务时也强调:顾问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情况,可指定人专门与他们联系,只谈敌我战场情况,其他与我无关的事就不要说了.另据军委作战部参谋王亚志回忆,于1951年10月到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都是搞情报工作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定期向莫斯科传递战局发展的情况.这些顾问在司令部只听不说,从不发表不同意见.

正是由于苏联顾问在朝鲜作用不大,1953年1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向斯大林请示召回在志愿军总部的顾问组,理由是彭德怀已经回国,与志愿军司令部的联系可以由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而有关朝鲜前线形势的情报则继续由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和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于是,这些苏联顾问在3月斯大林去世后全部回国.

由此可以做出结论: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驻华军事顾问虽然人数众多,但其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部队进行训练,收集和传送有关战争的情报,联系和协商对华军事援助的问题,而没有参与对战争进程的指导,更没有对中国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产生影响.

（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3期.）

余论五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的中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然而,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属于军事贷款,有多少属于经济贷款,这些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何,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政府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故而曾引起外间各种猜测和估算.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从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布).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的统计差别很大,就是中国国内不同著作中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总之,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尚未说清楚但必须说清楚的问题.

本文拟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1950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一点考察.

一、关于贷款数额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外交史》)提供了有关苏联对华贷款的比较全面的材料.为了便于考察,现将该书提供的材料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制成下表:

《外交史》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序号

1

时间

1950年2月14日

金额(旧卢布)

12亿

用途

经济建设

2

1951年2月1日

9.86亿

购买军用物资

3

1952年9月15日

0.38亿

种植橡胶

4

1952年11月9日

10.36亿

购买60个步兵师装备

5

1953年6月4日

6.1亿

购买海军装备

6

1954年1月23日

0.035亿

有色金属公司

7

1954年6月19日

0.088亿

有色金属和石油

8

1954年10月12日

5.46亿

特种军事用途

9

1954年12月12日

2.78亿

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苏联股份

10

1955年2月28日

2.47亿

转售安东苏军物资

11

1955年10月31日

7.23亿

转售旅大军事基地苏军物资

总计

56.76亿

《外交史》提供的这个数字最早大概是周恩来说的.1960年7月14-1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托作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其中讲到,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15亿卢布,总共62亿卢布,预计到1965年可以还清.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说,苏联1950-1955年向中国贷款11笔,总计金额为56.6亿旧卢布,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等方面.这与《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体相同.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

现在看一下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2)、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以下简称《经贸史》)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也列表于下:

《经贸史》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序号

时间

金额(新卢布)

金额(旧卢布)

1

1950年

2.7亿

12亿

2

1951年

4.33亿

19.269亿

3

1952年

2.415亿

10.747亿

4

1953年

1.352亿

6.016亿

5

1954年

1.882亿

8.375亿

6

1955年

2.182亿

9.710亿

总计

14.861亿

66.117亿

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大体相同.再对比其他材料,逐项核查以上两表所列数字,可以看出,主要问题也出在1951年的贷款数额上.1952年9月的橡胶贷款,签订协定时确定的金额为7000万卢布,但1953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基本上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压缩在华南种植橡胶的计划的主张.可以推断,此项计划的提前结束导致贷款中断,故实际使用只有3800万卢布,这与《经贸史》上的数字也是一致的.1954年10月12日的特种贷款,协定签订的金额是5.2亿卢布,很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中略微超出了一些(2600万).这些均可略去不计.至于其他项目的数额,双方的统计则完全一致.因此,关键是1951年的贷款,中苏双方的计算相差9亿多卢布.最近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中特别提到了这个差额.《杨尚昆日记》1960年10月16日记载:苏联方面提出中国共贷款66亿卢布,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56.76亿,不是66亿,苏联多算了9亿.抗美援朝贷款为9.86亿,而算作了19亿.

那么,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首先应该确定1951年2月1日贷款的数额.关于这一数额,《外交史》说是9.86亿卢布,《经贸史》说1951年2月贷款为19.161亿,不过这是将折扣的9.297亿计算在内了,减去折扣,恰好也是9.86亿卢布.但《经贸史》在另一处又称1951年的贷款是19.269亿卢布,这就使人想到,1951年的贷款可能不只是2月1日一笔.

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协定是由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亦译沙哈罗夫)签订的,当时确定的数额为12.35亿卢布.1953年12月3日,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五项贷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信函中说,我国政府将于1954年至1963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金额总计为40.08亿卢布.这个数额基本上即前表所列1-5项的贷款数额之总和,其中橡胶贷款当时已经确定缩减,而1951年2月1日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12.35亿卢布计算的.1954年1月31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要求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3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援朝军事贷款的议定书.4月13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对周恩来这段话应作如下理解:实际使用19亿多卢布,而欠款只能算9.8亿多卢布,原因是"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即减去了折扣数额9亿多.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断:2月1日协定贷款数额12.35亿,实际使用9.86亿,剩余2.4亿多由苏联收回.所以,周恩来批示中所说"19亿多卢布"和"9.8亿多卢布",都是针对1951年2月1日这一项贷款数额而言的.

但是,苏联方面在清算时确定1951年贷款的实际使用数额为19亿多卢布,很可能是将1951年内的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既然中苏双方对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数额9.86亿卢布没有异议,那么问题就在于,除此之外,1951年可能还有其他的贷款.

根据查阅《周恩来年谱》和近几年俄国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

证据一:1951年9月5日周恩来审改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电文说,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同月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这就是说,除2月1日贷款外,4月10日还有一笔补充贷款,在此之外,毛泽东又要求苏联提供新的6亿卢布军事贷款,而且已得到斯大林同意.

证据二:1951年9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这进一步说明,斯大林同意提供新的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且中方已经得到答复.

证据三: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说:"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三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这再次证明,1951年总共有三笔同等条件的军事贷款,即2月1日根据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协定的贷款,4月10日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已经在使用过程中.

至于1951年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根据苏方提出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减去2月1日的9.86亿,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应为3.4亿卢布.如此计算的结果,在整个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计算在内——没有材料证明应该把苏联转让的股份作为贷款,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正式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二、关于贷款用途

那么,在这些贷款中究竟有多少是经济贷款,有多少是军事贷款,在军事贷款中又有多少属于对中国抗美援朝的贷款呢?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或核算缺项,各种材料提供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这里有必要加以详细计算和说明.

按照《外交史》提供的数字和分类计算,在贷款总额中,军事贷款占73%,经济贷款占23%,此外,仅抗美援朝贷款就占贷款总额的60%.另有著作计算的结果是:军事贷款占76.1%,经济贷款占23.9%.显然,上述计算都是根据贷款协定的条文来确定贷款用途的,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首先,《外交史》将1950年2月14日的12亿卢布贷款全部算作"经济建设贷款"是不妥当的.尽管贷款协定第二条规定其用途是"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但实际上这笔贷款究竟有多少用于经济建设,值得研究.

在这笔贷款的协定商谈完毕但尚未签署时,中国方面已经确定了第一年的贷款数额的用途.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在给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本年内贷款只能支付6000万美元,已购之飞机(340架)、汽车、降落伞、钢轨(43089吨)、高射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各种器材共值4000万元美金."这笔贷款以每年同等数目分五年支付,即一年2.4亿卢布(6000万美元),而第一年贷款中的4000万美元,除钢轨外,大体上定购的都是军用物资.剩余的2000万美元则决定给海空军定货使用.这就是说,第一年的贷款基本上用于军事方面了.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需要苏联保证武器和装备的供应.为了得到这些军事装备,又不影响经济建设,毛泽东在1950年10月13日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要求苏联政府以租借办法保持2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同日,毛泽东又告诉苏联大使罗申,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军事装备付现款,"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方面决定将一部分军事装备列入了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定.斯大林在1951年1月4日通知毛泽东,至1950年10月中旬(即中国出兵朝鲜)以前,苏联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1.4亿卢布的军用物资.此外,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也向斯大林报告:经与中方商定,"在明确规定1950年实际供货数额后,按提供中国规定额度军事贷款的决定,纳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和商品流通的供货价值,总数定为2.65亿卢布(1.4亿卢布属1950年贷款,1.25亿属商品流通).这些数目的说明书已于今年1月9日由外贸部告知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库诺夫同志".这就说明,在12亿卢布的经济贷款中,至少在1951年初已有1.4亿转为军事贷款了.至于这笔贷款最终的使用情况目前尚无文献证明,但据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回忆,原来中央军委曾计划将这3亿美元军事贷款的一半拨给海军使用,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出国作战急需空军支援,结果这笔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空军购置飞机了.1950年和1951年实际执行的结果,海军建设从原先确定的这笔经费中只开支了约2000万美元.肖劲光使用的"军事贷款"这个用语表明,在军方领导人的心目中这笔贷款原本就是为军事方面提供的.据以上材料估计,1950年的贷款尽管未必完全算作军事贷款(军事贷款有折扣),但看来实际上主要用于购买军事物资了,而且似应算在抗美援朝贷款项目下.

同时,《外交史》算在抗美援朝项下的五笔贷款也不大合理.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属于抗美援朝贷款,这一项没有问题,而1953年的海军贷款、1954年的特种军事贷款、1955年的转售安东军用物资贷款都发生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或结束以后,而且其条件也不是如战争期间的半价支付,把这些都算作抗美援朝贷款未免牵强.

至于1952年11月9日签订的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实际上,这60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在1951年就已经开始提供了,只不过当年提供的4个师装备中,3个师的装备经协商转给了朝鲜人民军.中国本来希望在1952年内完成其余装备的交货,后因斯大林提出1951年只能交货10个师的装备,其余将在两年内交齐,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电报,指示正在莫斯科谈判的徐向前,"提前于明年交完的问题不要再提".7月31日,中央军委下达自本年8月至1954年10月60个师的换装计划.以后,交货日期再次推迟.1952年3月,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又要求,其余应提供的装备交付期限为1952年16个师,1953年20个师,1954年20个师.关于这批武器装备的贷款问题,毛泽东说,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后来协定签订了,但用这笔贷款改装的部队只有3个师在朝鲜停战前入朝作战,用这笔贷款购买的武器,也只有37高射炮炮弹及部分122榴弹炮炮弹用于朝鲜战场,其余均未用于朝鲜战争.另外,这60个师装备的贷款条件也不是像1951年2月1日军事贷款那样按照援助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条件拟定的.

这里就涉及到了所谓抗美援朝贷款的折扣问题.关于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条件,苏方提出的意见是:"1950年10月19日后,即中国参战以后和与此直接有关而交付的军用物资的价款,按已交付物资的半价从贷款中支付.中国军队入朝以前,即1950年10月19日以前所提供的军用物资,以及1950年10月19日以后提供的但非用于与中国赴朝参战直接有关目的的军用物资的价款,由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按商品流通方式支付."经中苏双方反复协商,最后确定为: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朝鲜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显然,这种给予特殊优惠条件的贷款是专门针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情况而定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志愿军不顾艰难困苦出兵朝鲜作战,直接是援助了朝鲜,间接则是帮助了苏联,是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战.顺便说一句,这个道理斯大林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所以苏联方面后来在讨论偿还贷款时总把这个折扣问题挂在嘴边,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则没有按上述条件提供.由于中国急需现代武器改装部队,又只能采取贷款的方式购买这些装备,而斯大林则表示苏联提供贷款有困难,所以周恩来提出这60个师的装备贷款中国将全额支付.在1952年9月19日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莫洛托夫又特意提到这一问题,请周恩来确认支付中国60个师装备的军事贷款不属于苏联政府按1951年2月1日协定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即这60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当周恩来表示肯定的态度后,斯大林立即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签一个特别协定.所以,这60个步兵师的贷款,从条件上看,苏联似乎也没有把它计入抗美援朝的贷款.

归纳一下,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应为前表所列第1、2、4、5、8、10、11项及1951年两笔补充贷款,总计62.88亿卢布,占50年代全部贷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应为1950年贷款的基本数额和1951年贷款的数额,再加上60个步兵师装备贷款中3个师的数额,总计大约是32亿旧卢布.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报告的1950-1953年由苏联进口的特殊订货共计31.948亿卢布(结汇数字)基本吻合.因此,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也不是《外交史》计算的60%以上,而是大约48%.至于经济贷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卢布蔗糖贷款(合14.6亿旧卢布),那么还不到3.3亿旧卢布.

根据上述分析和考察再列表如下.鉴于苏方材料使用的是新卢布,且相应的具体数字与中方材料相差无几,故此表基本采用中方材料提供的数据:

50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金额单位:亿（旧卢布）

序号

时间

协议金额

实际使用

军事(其中抗美援朝)

经济

1

1950.2.14

12

12

12(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3.4)

4

1951.9.12

6

6

6(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约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总计

68.713

66.163

62.88(约32亿)

3.283

三、关于贷款条件

从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角度看,抛开战争的因素,这个贷款数额,无论就借方的能力还是贷方的需求来说都不算多.根据苏联公布的材料,截至1957年7月为止,苏联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贷款数目达到280亿卢布.对于发展中国家,1954-1957年给印度贷款10亿多卢布,偿还期12年.1954-1956年给阿富汗贷款4.13亿卢布,偿还期30年.1956-1957年给印度尼西亚贷款4.264亿卢布,偿还期6-12年.1959年又增加对印度贷款共25亿卢布.此外,1953年苏联还向朝鲜提供了无偿经济援助10亿卢布,以后又增加了7.6亿卢布贷款,并经1960年10月签订协议免于偿还;1955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4亿卢布.与此相比,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为数应不算少,约占给社会主义国家贷款总额的2/5,但这主要是因为战争及冷战环境而需保证国家安全的原故,作为经济援助的项目,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却少的可怜,即不足给印度贷款的1/10.

这里的问题并不完全是苏联不愿提供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领导人对贷款这种经济运作方式的认识有关.除了战争期间对武器弹药的紧迫需求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愿意对外借债.第一笔向苏联提出的3亿美元贷款数额并不大,据查,仅1948年2月苏联向波兰提供工业设备一项即贷款4.5亿美元.但当时并非苏联不愿给予,而是中国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为此对国内的解释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不过,此时中国不愿过多借债,到急需贷款时苏联又未能如愿以偿地给予援助.

情况的变化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为了解决战场的燃眉之急,中国不得不一再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如前所述,1950年10月出兵前,毛泽东要求苏联在经济贷款之外另行提供军事贷款;中国出兵以后,特别是1951年初,毛泽东又屡次要求斯大林增加军事贷款.对中国的这两次要求苏联方面立即给予了满意的答复,但关于60个步兵师装备和海军设备供应的谈判进展则十分缓慢,为此,中国方面显得非常急迫,而苏联方面似乎也确有为难之处.

1951年6月,高岗和彭德怀受命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问题,会谈时提出了中国军队更换装备的事情.当时斯大林表示"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然而,在莫斯科进行预备谈判的总参谋长徐向前报告,按苏联总参谋部的安排,在这60个师的装备中,当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因此,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安排"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毛泽东的要求是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的一切".

6月23日,徐向前会见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提出了与毛泽东电报中的同样要求,并提交了经过修订补充的60个师装备的最后订单.第二天,斯大林答复毛泽东说:"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这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那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6月30日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回复:关于提供60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此后,苏联又提出1951年只能完成4个师装备的供货,其余6个师的装备推迟到1952年上半年,毛泽东也表示同意,并提出,因此"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1954年底发货完毕".

发货的时间和数量基本确定下来以后,中方提出了供货方式的问题.毛泽东在10月4日的电报中提醒斯大林:"今年6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60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贷款于8年内分期偿付."所谓"军事贷款",就意味着按照2月1日贷款协定,即以半价偿付的条件执行.毛泽东的意图是清楚的,但苏联方面迟迟没有答复.直到次年4月,斯大林才表示同意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进行谈判,但提出的建议是"根据提供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没有看到谈判过程的历史文献,但其结果如前所述,这60个师的装备贷款没有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的条件按半价执行,而是需要按全价付款.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提出的海军装备贷款总额苏联则表示难以接受.关于海军装备的贷款,毛泽东在1952年3月28日提出的数额是18亿卢布,要求"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罗舜初和两名中国海军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进行谈判.苏联同意来人进行谈判,但谈判实际进展极不顺利.到是年9月,周恩来只得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周恩来告诉斯大林,中国想要得到40亿卢布的贷款,大体安排是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采购橡胶1亿卢布,工业设备8亿卢布.另外18亿的飞机货款中国打算用现金支付.斯大林同意提供贷款,但明确表示不能接受40亿这个数字.斯大林强调,问题不在贷款多少,而是苏联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至于究竟能够提供多少贷款需要计算,时间为两个月.苏联方面是如何计算的,不得而知,但众所周知的是,两个月内只确定了橡胶和60个师装备的贷款(合计11亿多卢布),海军贷款经过9个月的"计算",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确定下来,实际数额是6.1亿卢布,而工业贷款则没有再提起.

也许是苏联方面确有实际困难,也许是斯大林不愿提供大量的经济贷款,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没有强求增加经济贷款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在1950年2月的贷款谈判中提出的贷款条件令人感到不满.最初,苏联方面并没有谈到贷款的附加条件问题.例如,在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的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有关中苏条约的12个文件中均没有关于贷款附加条件的内容,斯大林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正式会谈时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给予年息1%的优惠条件是非常满意的.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1月26日斯大林收到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草案后,对其中要求苏联立即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权利的条款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满.尽管后来苏方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大体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随之便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协定,其中就包括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吨,1936-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最高年产为22401吨,1949年仅1204.77吨,1937-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0000吨,自给略有剩余.所以,苏联提出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

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的供货,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多少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到:"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当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去电汇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显然,因为这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在经济贷款中还有一件事更使中国人对苏联的条件感到不满,这就是关于向苏联提供橡胶的问题.橡胶是苏联本身无法生产而在冷战环境中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因而希望通过中国的途径搞到.早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就询问中国南方是否能够种植橡胶.1950年11月斯大林要求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5000吨,周恩来为此致信毛泽东等人,告以莫斯科来电内容,并建议不管中国如何困难,都应转卖苏联5000吨.后经毛泽东同意,并与陈云商定:多给苏联3000吨,共8000吨橡胶,并可代订5-7万吨.但随后美国开始实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中国要进口橡胶也非常困难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在1951年上半年利用在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进口了4800吨橡胶.

斯大林对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橡胶表示满意,但又感数量不足,希望中国大量种植橡胶,以保证这种战略物资的供应.20世纪初中国从马来亚半岛引进橡胶树,但只有海南岛地区适宜种植.解放初期,种植面积29332亩,年产橡胶约7500担,尚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1952年3月,斯大林提出以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开发橡胶生产.斯大林没有想到股份公司的方式更为中国领导人所反感.毛泽东同意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但认为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建议由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答应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格向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

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双方签订了橡胶贷款协定.斯大林在会谈中直率地提出:"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周恩来回答:中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如数供应,但考虑到"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担心无法完成义务而被视为违反协定.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但又不客气地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至于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同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1亿卢布的贷款数额斯大林也表示有困难.9月15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7000万卢布,在出产橡胶之前,中国每年需从第三国为苏联尽可能购得1.5-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出产橡胶后,每年产量的70%提供给苏联,1963年以前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以后则按低于国际市场8%的价格售与苏联.显然,签订这个橡胶贷款协定使中国成为了苏联的橡胶生产基地,这是中方所不情愿的,所以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如前所述,中国就提出中止这一协定.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

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略有修改.）

余论六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

——来自中国和俄国双方的档案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国领导人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得到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外交谈判,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那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苏联是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从客观上讲,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进一步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性,苏联也有义务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然而,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必然形成中苏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在战争时期的发展前景的确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对苏联的依赖,以及苏联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回应,就构成了从中苏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结束这一时期中苏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提,同时也决定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结果.

中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首先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旧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2.3%,而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又仅占5.5%,加上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1950年初,这种破坏在电力工业达50%,钢铁工业达90%,而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一般则在50-70%之间.同时,因工业设施不配套、分布不合理以及供销不畅通,即使在完好的工业企业,其设备利用率也只有45%左右.由此造成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当时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150万人,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农业生产同样落后,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137斤,棉花21斤,此外,因大面积农田(12795万亩)受灾,农业总产量只有2100亿斤,为战前平均水平的75%,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灾民达4000万人.交通运输业也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的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及1936年的52.7%.生产落后和衰败直接导致了新政府的财政困难,1949年财政赤字达财政总支出的46.4%.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刘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报告中承认的,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大使罗申频繁接触,不断反映新中国面临的困难,要求苏联给以帮助.朱德希望苏联及时提供大功率拖拉机和其他农机设备,帮助新疆地区顺利开展春播.刘少奇强调新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巩固中苏友谊,并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郭沫若谈到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的情况.董必武则讲述了国民党特务对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破坏活动.陈云和周恩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经济方面的严重情况:因民族资本家大量转移资金,华南地区生产严重下降,而由于海岸封锁,对外贸易也处于半停顿状态,唯一能够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额仅300万美元左右.1949年10月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和多印发两倍以上的钞票来补偿450万军队及150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费用.由于大量发行纸币,建国伊始仅一个多月物价即出现灾难性暴涨,达5-6倍,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而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但预计1950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得上涨一倍.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1950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计划,而中国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一复杂的工作,尤其帮助搞好以前处于隔离状态的各原料产地和工业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显然,中国领导人期望罗申将这些情况转达莫斯科,从而为毛泽东亲自访苏解决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进行铺垫.

应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长达两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是成功的,达到了缔结新盟约和争取苏联援助的预期目的.不过,苏联被迫接受中国的缔约条件也的确在斯大林心中留下了对毛泽东不信任和不满意的阴影,这对于中国期望从苏联得到大量经济援助前景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然而,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改变了一切.当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战局发生急速逆转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把挽救北朝鲜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而毛泽东在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特别是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毅然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做出让步,决心单独出兵朝鲜与美国较量.毛泽东在危急关头做出的决定不仅解救了金日成,也使斯大林如释重负——苏联由此摆脱了因做出朝鲜战争的轻率决策而在冷战格局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其结果一方面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一方面也使莫斯科转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对此,中国领导人深有体会.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苏同盟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的经济恢复和朝鲜战争几乎是同步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协调一致,而且经济关系方面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迅速发展起来.

此期中苏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苏联对华援助,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也是以苏联援华的内容为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时中国经济状态正处于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过程中,中苏双方对于他们之间将要形成的经济关系既没有准备,又缺乏经验,因而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矛盾、混乱、重复、遗漏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史料也是零乱庞杂的.笔者在考察中,把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分为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编制经济计划等几个方面.这种划分或许不够科学,但采取这种条理化方式考察的尝试,无非是希望把复杂纷乱的经济现象看得清晰一些.

一、提供低息贷款(略)

二、援建重点项目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一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情况（略）

表中的3项,即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充分说明这一援建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经济恢复的性质.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从成套设备进口的完成情况看,有些项目是分阶段建成投产的.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1950-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在上述企业中,已经全部完成进口合同的有抚顺电站(一期)、阜新电站(一期)、西安电站(一期)、郑州电站、乌鲁木齐电站、丰满水电站(一、二期)、重庆电站、沈阳风动工具厂等8个项目,完成80%以上的有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铝厂(一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机械一厂、富拉尔基电站(一期)、太原电站(一期)、大连化工厂等.所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与恢复时期全部新增固定资产金额和生产能力数量比较,以下重点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如表二所示)足以说明1950-1952年苏联援建的项目对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未来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表二恢复时期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基本情况（略）

1950-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而表二所列部分重点项目完全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41.39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87.55万千瓦,煤炭开采780万吨/年,生铁250万吨/年,钢锭320万吨/年,钢材250万吨/年.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苏联还应中国政府要求援建了一些临时提出的项目.如1951年1月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和段子俊、沈鸿受命前往莫斯科谈判由苏联紧急援建中国航空工业的计划.苏联对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维辛斯基为首的七人委员会与中方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迅速建造起年修理能力为3000台发动机和600架飞机的修造厂,当年即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而且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在中国进行设计,并尽快派专家赴华开展工作.考虑到航空工业对中国的紧迫性,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送交斯大林审批后,只用三个小时就批准了.在这个基础上,1951年4月中国政府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这一点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工业化的方针必须

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援助密切结合起来.张闻天认为,对于中国今后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大型工厂和矿场的建设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详图直到成套设备订货及安装,都应全部地、彻底地采用苏联的计划、装备与专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一开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进步的、最现代化的工业工厂.这样的工厂,只要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帮助即可最迅速的建立起来,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而且也不会发生乱子.因为苏联同志们有充分的经验,有足够的设备,并且有最可靠的政治保证,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今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一方面.张闻天此信引起中共中央极大重视.毛泽东于1952年2月8日批示:"关于工业问题,请陈、李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加以讨论."中财委党组干事会于2月18日讨论了张闻天的信和有关来电,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一、凡属开办新工厂或在旧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进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对于接收定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二、初步设计批准后,凡我不能自制的装备必须依靠苏联供应.三、因今后贸易部进口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购买工业装备和器材,一切工业部门必须抽出一批熟悉苏联设备和器材的干部及可靠的技术人员给进口公司.四、凡属向苏订购成套装备或订购大量器材的厂矿,必须派出该厂矿的第二负责人带队常驻苏接洽定货、催货.不派重要负责人者不予定货.五、对于重要工厂的设计和定购装备工作,中央财经各部的负责人必须十分重视,必要时必须亲去苏联接洽.六、中央各部及各厂矿所开定单事前必须慎重确定,一经我方商务代表团与苏方签订了议定书之后就不能变更.七、各部门各厂矿经中贸部向苏联提出的定货单的金额及定单中的主要装备必须仍由中财委批准,未得中财委批准不得变更.八、已征得外交部同意加派四个来往于中苏的外交信使专送财经信件,如此等等.中共中央于同年3月7日致电张闻天和各中央局,表示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意见.

156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的.1952年8-9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原则确定之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8个月.苏联政府对周恩来交付的一五计划重点工业项目逐一进行了极为详细周密的研究,除少数中国自己能办或因地质资源不明和一五计划期间无法上马的项目外,同意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应该开办而中方没有考虑到的企业.双方最终确定,在1953-1959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企业.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其中确定的苏联援建项目为2个钢铁联合企业,各年产钢120-150万吨;8个有色金属企业,年产锡3万吨,铝1.5万吨,钼精矿1万吨,钨精矿3万吨,钒钛精矿13万吨;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年产煤1990万吨,3个洗煤厂,年产煤450万吨;1个石油炼油厂,年处理原油100万吨;32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年产冶金、矿山、石油设备7.5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6万吨,载重汽车6万辆,拖拉机1.5万辆,轴承1000万个;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年产发电机组各为36万千瓦,并能扩大到60万千瓦,以及其他无线电和电气产品;7个化学厂,其中3个化学厂年产氮肥18万吨,合成橡胶1.5万吨;10个火力发电站,年发电量共41.3万千瓦;2个医药工业企业;1个食品工业企业,共91项.同时,还要帮助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作为偿付,中国则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李富春报告说,包括在建的50个项目在内的这141个企业的建成,到1959年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大大增长,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都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1937年的水平.

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将给予全面的援助.

总之,正如周恩来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的回文中所说,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91新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50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

三、发展双边贸易

通过商品贸易换取恢复和发展经济急需的生产资料是建国初期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这方面新中国所能依靠的也只有苏联及东欧几个国家.建国前夕,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1946-1948年间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美国所占份额平均分别为27%和51%,即使到1949年也分别保持在13.7%和24%.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政策,1950-1951年期间中美贸易逐渐减少,直至完全停止,中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也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同苏联与东北民主政府的贸易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一样,中苏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年1月5日,主政新疆的包尔汉和王震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反映了当地要求尽快开展对苏贸易的强烈愿望.报告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坚决执行中苏友好合作的政策,新疆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迅速恢复和苏联的通商,来克服本省经济上的困难,和依靠苏联的帮助进行各项生产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报告要求在中苏两国通商条约尚未签署之前允许新疆与苏联开展地方非正式的贸易往来.是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的货物便达2.838亿美元,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运输、能源等方面的设备和材料,都是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

据中国有关部门当时的报告,苏联对华贸易是"带有政治性质"的,"确实是站在帮助我方经济建设的立场来进行贸易工作的".例如,1950-1952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工业设备器材及油脂(占63.7%)、铁路设备器材及油脂(9.9%)、交通通讯器材及油脂(7%)和农业机器及种畜籽种(4.8%),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生产建设急需而西方国家不肯出卖的产品.虽然有些品种的供应对于苏联来说也具有相当难度,但还是尽量满足了中方的要求,甚至在没有议定价格和没有签订合同之前就按中方提出的日期把一些急需商品运往中国,既不需付款,也不要定金.在价格方面,苏联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凡供应中国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低.如矽钢片的价格为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对于中国临时急需的各种商品,虽然在中苏贸易合同之外,苏联也都尽量供给.如1950年秋为帮助中国稳定糖价,苏联从远东地区调拨大量食糖卖给中国.至于中国的出口商品,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须进品的许多货物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如大宗进口东北的苹果和鱼产等.即使对一些并不需要的"冷货"苏联也照收不误.到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苏贸易在新中国最初的工业化建设中更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恢复时期引进的重点项目主要是通过贷款方式,而同"一五计划"直接有关的成套设备进口则更多地要采取贸易形式.经过对1953年中苏贸易总货单的认真研究,1953年2月13日,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李强等联名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认为"苏方交来之货单是经过慎重考虑研究的,进口方面绝大部分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不过也应该看到,此期中苏贸易往来并不是完全和谐的,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还在1950年2月双方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时就在汇率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伍修权认为由于中国有求于对方而做出了让步和妥协,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当时的合理汇率应如何确定现在恐怕很难考察了,不过,苏联对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斯大林本人对此颇有些计较.1951年2月24日苏联大使罗申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12月19日起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即从1美元兑换30410元人民币(旧币)降到11890元.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按美元计算的,所以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500元降低到5720元.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含金量虽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的,罗申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罗申认为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贸易结算和非贸易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更加不利.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至于苏联政府如何处理罗申提出的问题,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看不到下文,但据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外交家多勃雷宁回忆,当时苏联外交部和财政部曾联合起草了一份有关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的文件,其决定是有利于中国的.当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向政治局宣布将葛罗米柯贬为驻英国大使,佐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此外,在要求中国供货方面苏联也曾提出过一些强人所难的条件,橡胶问题就是其中一例.中国领导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周恩来便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紧缩华南植胶的计划.

但无论如何,中苏贸易的发展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1949年中苏贸易额仅有2630万美元,1950年即为24190万美元,增长8倍多.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苏贸易额的比重1949年占第3位,1950年则跃居第1位,为30%,1953年更上升为56.3%.

四、开办合股公司

在50年代初的中苏经济关系中,开办中苏合股公司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有的著作认为股份公司协定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后来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看,中国领导人对股份公司也颇有不满,似乎开办合股公司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这样说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苏联对于在中国开办合营股份公司的事很有兴趣,早1939年9月苏联就与国民党政府共同组建了以哈密-阿拉木图为定期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有效期10年),1949年又提出要签订新疆金属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到1950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方已经起草了苏中航运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及管理东北地区苏中合营股份公司的决议,正如周恩来所说,"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这些都是事实,说明苏联从其经济利益出发急于建立几个中苏合股公司.

但同时必须看到,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样是积极的,当米高扬在西柏坡时任弼时就提到了苏中经济联合体和租让企业的问题.1950年1月2日,刘少奇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说:彭德怀带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于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两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签订大体相同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资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行,只是经营期限应从45年缩短为20或25年为宜,还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刘少奇与在京领导人商议后建议毛泽东亲自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应该说,中苏合办股份公司是双方的共同要求,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然而,当中苏关于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布以后,不仅西方国家的报纸纷纷指责中苏石油和金属两公司协定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行为,而且在北京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们"怀疑这两项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和向人民政府请愿者."西方的指责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国内学生的骚动,现在看来则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也是对利用外资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协定的内容是否公平互利.

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1950年3月27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以及1951年7月28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造船公司.根据协定,中苏双方股份各占50%,公司领导职务也是双方按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20%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苏联有权出口的50%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交纳关税.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东铁路协定、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苏联提出的中苏金属和石油公司的条款,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交纳关税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尽管从现在的观点看,苏联坚持平分股权和较长的期限显然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并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意图和表现.据参加股份公司谈判并担任文字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会谈中双方都强调了真诚合作、平等互利和平权合股的原则,"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

事实上,这些合股公司的建立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1955年2月23日苏联驻华使馆曾向国内提交了一份关于上述4个中苏股份公司的详细情况报告,反映了这些公司运营的基本状况:

中苏金属公司的业务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协议规定公司股份资本2800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后来双方协商将公司股份资本增加到1亿卢布,每方资本5000万卢布.公司职工共8924人,其中苏方400人.公司经营正常,产量逐年增长(见表三).

表三中苏金属公司主要产品产量（略）

由于建设初期地质勘探和其他公用设施投入较大(占3年总支出的52.3%),且冲销成本数额增加,1953年又开缴营业税(184.2万卢布),以及矿石中金属含量下降等因素,该公司经营成本较高,特别是自1953年9月1日起人民币对卢布比价提高了26%,而苏联购买的公司产品是以卢布支付的,从而相应地降低了以人民币计算的产品出厂价格,导致1953年公司亏损686.8万卢布.此外,苏方的亏损还要额外加上支付苏方工作人员生活补贴费用719万卢布.不过,除去汇率变动的因素,这种亏损应该说是正常的.所以,苏联使馆的结论是:金属公司目前已经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并且继续发展生产的前景美好.

中苏石油公司的业务是在新疆勘探、开采原油,并提炼各种工业用油.公司协定总资本4600万卢布,后经换文增加到2亿卢布.公司职工5603人,其中苏方人员357人.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发展起来.最初只有独山子一地,仅有职工100多人,两口油井日产原油2-3吨,炼油厂每日处理原油7吨左右.到1952年中,采油点已扩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几个地区,共有油井10口,日产原油200吨,炼油能力也提高到日处理250吨,石油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销售.1951-1953年生产情况如表所四示:

表四中苏石油公司主要产品产量（略）

表中数字显示,石油公司产量不仅逐年增加,而且涨幅较大.由于石油产品全部内销,不受汇率影响,所以公司经营是赢利的.如果不计无效钻探的费用和苏方人员的补贴,随着产量增加,公司获得总利润1951年为52万卢布,1952年为66.4万卢布,1953年为239.5万卢布.另据中国报纸当时的报道,与1951年比较,1953年的钻井生产增长6倍,勘探面积扩大10倍,原油产量增长18倍以上.公司还培养出了2000多名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中苏民航公司经营的航线包括北京-蒙古-伊尔库茨克,北京-沈阳-赤塔,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以及1953年底投入运营的乌鲁木齐至喀什新航线.公司股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公司职工896人,其中苏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536.72万卢布,其中苏联分得利润228.5万卢布,中方获利润和税收共计308.22万卢布.航空公司对中国的最大帮助是培养了中方的场站管理和地勤技术人员,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其中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以弥补中国民航严重缺乏干部和经验之不足.

成立中苏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只及其他水上工具.公司协定股本1.4亿卢布,公司职工9400人,另有78名苏联专家.造船公司虽然成立较晚,但形成生产能力很快,1952年便完成了生产计划额定4960万卢布的94%,造船54艘,总排水量为11000吨,并大修、中修和小修船只18艘,完成了中方180万卢布的定货.1953年则完成了计划定额5000万卢布的105.6%,造船19艘,总排水量10000吨,修船14艘,完成了中方定货3200万卢布.

当然,在经营过程中,中苏之间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苏金属公司的投资和估价问题.按照协定,公司股本2800万卢布,中苏各应投资一半.苏方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中方则以矿产、地皮、房屋及当地建筑材料作价入股.1951年公司成立时,苏方投资计算价值为2200万卢布,而对中方投入的房屋、机场、草场等依照当地价格仅作价60万卢布.作为主要投资构成的矿产,因中方毫无经验,无法估价.此时,苏方坚持要将协定附图中所指定的矿产及所需地段和现有房屋等总共作价1400万卢布.换句话说,中方不仅要将该地段30年内开采的全部矿石算作中苏共有资产,而且还要再投资现款800万卢布.苏方如此苛刻,以至自认外行的中方当事人也感到如此计算中国太吃亏,要求中央政府定夺.此外,在具体工作中也有矛盾.如在金属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处,由于中方管理人员多系部队转业干部,既不懂技术,又不会俄语,而翻译人员也极为缺乏(全矿区只有一名),很难与苏方专家和干部合作,甚至产生了"没有看见苏联同志先进经验"的错误想法.同时,由于同样原因,苏联专家有事也很少与中方商量,以至造成双方管理人员的不合.

此外,苏联驻华使馆党组书记瓦日诺夫在1954年2月25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也反映了股份公司苏方人员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苏方代表在公司管理工作中违反平等原则,长期占据公司及其管理机构的领导职位而不按规定进行轮换.苏方领导人常常不理睬自己的中方副手,有时还干预中方的职权,不向中方工作人员传授自己的全部工作经验或隐瞒地质勘探结果.破坏平等原则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公司的许多企业里,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报表、指令都只使用俄文.苏方领导人选用干部任人唯亲,不是选用精通业务的当地干部,而常常让苏联专家的妻子顶替.还有,苏方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损失,提供给公司的设备和材料往往不考虑实际需要,例如,给阿尔泰矿山管理局运来的t-45型传送带和电力机车在当地条件下根本不能使用,公司仓库里积存了大量布匹和皮革.如此等等.

不过,这些大多不是苏联的政府行为,更不能证明合股公司的形式不可取.总体说来,建国初期的几个合股公司在经营上是成功的,对中国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按企业资产计算,除中苏航空公司外的3家股份公司共有资产4.4亿卢布,合人民币约5.86亿元,而1950-1952年全国新增工业固定资产仅为19.3亿元,可见这几家股份公司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从经济效益上讲,中苏合营企业也是比较突出的.除4个中苏股份公司外,建国初期还有一些中苏合营企业.1949年底共有中苏合营企业109个,根据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在1950年间大部分企业已经移交给中国,到1950年底还有38个.据表五显示,在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的整个发展中,中苏合营企业的效益最好,其平均产值为413.26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公营(162.75亿元)和公私合营(131.60亿元)企业.

表五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发展概况（略）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建国初期苏联向中国移交的企业和资产.虽然移交是根据中苏协定办理的,说不上是对中国的特别援助,但这些企业和资产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1950年苏联政府将大连市苏联代管或租用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47个工厂、11所电影院、188处宅舍、33个仓库、23处地产,共302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18处.而且,苏联在移交前还为以后照常生产作了重要准备.如中苏合营的远东电业公司,所属工厂从12个扩大到21个,工人增加了4.5倍,产品种类也由原来的十几种增加到几百种.某机械厂的设备比建厂初期增加了200%,生产总值提高了439%.大连修造厂的生产率也比战后初期提高了36倍.对中国建设尤为有益的是这些企业培养了大批中国技术人才,仅上述3个工厂就培养出技术人员4650余名.

从性质上讲,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也属股份公司,但由于历史原因,签订协定时只说是中苏共同管理,称为合办公司.苏联移交的中长铁路包括基本干线,连同服务于该路的土地、铁路建筑与设备、机车车辆、发电站、电话所与电报所、通讯器材与通讯线路、铁路辅助支线、公务技术建筑物及居住建筑物、经济组织、附属企业及其他企业与机构,以及在中苏共管期间购置、恢复和新建的财产与1950-1952年固定资产清查登记时查出的财产,总资产共达22.8亿元,其中固定资产22.4亿元.更为重要的是中长铁路为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从1950年5月开始工作到1952年12月无偿移交给中国,中长铁路货运量增长53.3%,劳动生产率提高56.8%,运输成本降低27%.公司利润则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增长110%,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97%.同时为中国培养出39138名技术和管理干部.铁道部提出了全国铁路必须学习中长路的号召,先后选派上万名干部职工去中长路参观学习.按照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说法,在中苏合办的32个月中,中长路以其"突出的效率高、成本低、利润大的模范行动成为全国铁路"的"旗帜和榜样".而中长铁路的全部经验贯穿了体现在1500多名苏联专家身上的"政治品质、技术修养和经验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

五、提供技术资料

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资料,苏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提供的,即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

在1949年索菲亚经互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无偿交换科学技术资料的原则.中国虽不是经互会成员国,但苏联比照这一原则,以图书交换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科技情报和文献.通过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与中国相应单位之间的交换,苏联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科技情报材料、图书和杂志.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下达指示,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察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指示还提出"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图书交换,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在1952年通过的决定中规定,从1953年起按照不对等原则向人民民主国家每年多寄25%的科学书籍.因此,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提高了给中国的寄书量(见表六).1953年,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

表六中苏图书资料交换情况（略）

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费和复印费,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每每收齐.而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对于中方提出的要求苏联总是能够及时给予满足.如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周恩来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苏联政府继续向中国提供以下方面的技术资料:苏联现行的工业产品标准,即国家标准、全苏标准、暂行技术条件及各企业的制造规格;建设矿山、工厂、学校、医院的典型设计;工业及交通企业的技术操作规程;机器制造图纸和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等.两天以后,莫洛托夫便答复同意满足中方的要求.

从1950-1953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具体情况如表七所示:

表七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略）

六、派遣苏联专家

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建国之初,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便告诉苏联大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情况确实如此,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是,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直到恢复时期结束,全国也仅有16.4万工程技术人员,地质专家总共不到200人.显然,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后又带来一批帮助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建国前在华苏联经济技术专家已有600余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非常重视,当第一批苏联顾问团到达沈阳时,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告诫中国同志: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来京的全体苏联专家及苏联专列的服务员,周恩来则邀请苏联专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随后,毛泽东又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前往座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参加专家工作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伍修权、杨放之主持.中国领导人对这批苏联专家的生活起居也给予特别的关照,刘少奇曾专门致电周恩来,对到京专家的住房、办公室和用车,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纸笔,每个细节都作了认真交待.

苏联在华专家总顾问最初是科瓦廖夫,因其给斯大林写报告攻击中共领导人,很快便被调回国内.接替科瓦廖夫职务的是阿尔希波夫,在华工作一年多后也奉调回国.1952年年中来华担任总顾问的是毕考尔金,曾负责协助中国政府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年后阿尔希波夫再次来华担任总顾问,一直在中国工作达八年之久,经常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关于1950-1953年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统计.有俄国学者说,到1952年3月,在中国已有苏联顾问和教师332名,各种技术专家471名.1953年7月中国政府又要求在现有277名专家的基础上再增派172名.而据1952年9月21日周恩来给莫洛托夫的信上说,当时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共有252名,除明年需辞聘31名和聘期满后回国需另聘37名外,请在明年再增派237名来.鉴于他们人数大量增加,且分散在许多城市,因此"有必要增加脱离其他工作的两名副总顾问,一名具有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及领导工作经验的,负责领导全体在中国的苏联教员的工作,一名负责领导在财经机关及各工业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就专家总数而言,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按这个统计,不算1950年,苏联来华专家(还是高级的)已达1210人.考虑到在华专家工作状况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续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计算标准的差异性(即有高级顾问、技术专家、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之分),出现上述统计上的差别是正常的,特别是由于最初派遣专家工作缺乏计划性,想要得到精确数字也未必可能.不过,大体可以确定的是,在本文考察时期,苏联来华的经济技术专家(不算教师)总数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华工作的大约保持在250-480人之间,专家来华的高潮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

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对于中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苏方都是尽量予以满足的.据李富春和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局长宋邵文报告,在1952年底关于煤矿设计项目的谈判中,对于中国提出的设计要求,苏联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质资料不完备,他们也"勉强接受设计".

在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三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25000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国内现有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废弃120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20-40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在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且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马丁炉去年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180小时减至60小时,提高效率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达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盼望了40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损失率从10%降到1.37%,而他们的林业方格调查法将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25年缩短为5年.农业部水利局修建浑河水库的设计经过苏联专家修订,蓄水量增加2.25倍,节约投资2000亿元(旧币).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卢森科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大为改观,对于制定生产计划、确定生产责任制度、简化统计表报、建立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工作,专家们都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

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负责的.据重工业部报告,为了正确的规定设计任务书中的产品方案,吉林铁合金厂苏联设计小组收集了中国所有铁合金厂的设备能力及生产情况,并研究了钢铁工业发展远景,经过5个月时间的研究,编制了4个方案,加以反复比较,才将产品方案最后确定下来.在西北钢铁公司铺炼二号马丁炉炉底的五天五夜,苏联专家赫力浩夫除每天休息4-5个小时外,未离开现场一步.天津制钢厂修马丁炉时,苏联专家马里谢夫一连在现场工作19个小时.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察看沟砖被浸蚀的程度,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从而大大节省了费用,也加速了工程进度.1952年1月周恩来出席政务院召开的财经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时,对苏联专家在财政、工业、交通、银行、贸易、水利等部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十分强调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1952年2月中央财经委的总结报告说:"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1952年3月5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规定,凡属举办性质重要、其产品在我国尚未生产过的新工厂,或在旧的大工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建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接收定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若干新工厂在开工之前还需派实习组到苏联工厂中去实习.1952年12月中财委赞同并转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必须采纳.以为苏联专家不了解我国情况的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他们是不轻易发言的,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应当是坚决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态度是错误的."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管理和协助专家工作,并支持检查执行专家意见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

当然,在专家问题上中苏之间也曾有过分歧和矛盾,这主要表现在支付苏联专家的待遇和报酬方面.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派往中国的专家其待遇只须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根据这一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订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米",另须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商店,对专家给予照顾,具体事宜与科瓦廖夫商议.

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特别是中方提出关于中长铁路等新条款后,情况有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国还应支付一笔补偿费用.在2月11日与米高扬会谈时,周恩来表示不理解第一条款的含义,即苏方提出中国政府应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000-4000卢布的补偿费用,是用于赡养专家的家庭,还是给国家或者直接付给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明确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应交给苏联政府,这一条款适用于所有专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希望中国可以用实物支付这笔费用的要求,米高扬回答:支付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第二天,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会晤周恩来,周恩来要求罗申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转告,昨天会谈后他又仔细考虑了支付专家费用协定的第四款,并同毛泽东进行了协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规定每月支付苏联专家的补偿费用2000-4000卢布以美元结算,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周恩来强调说,这笔费用相当于每月10000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如果采用提供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对于中方来说,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

然而,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苏方同意将补偿金降到1500-3000卢布,但坚持应以外汇(卢布)结算.在3月8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会谈中,中方又提出:根据一些在华专家的要求,是否可以将这笔费用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其目的当然还是希望减少外汇的支出.对此葛罗米柯予以否定.此外,苏方准备把在华苏联军士的工资提高到低级专家水平,即每月应为他们支付1500卢布的补偿费用.甚至对于普通士兵,中方在提供实际生活费以外也应支付补偿金.王稼祥指出,在苏联顾问中军士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他们在苏联每月收入只有500-600卢布,因此不应该把对专家的条件扩展到军士身上,况且,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这样的标准也太高了.葛罗米柯则认为苏方的立场"是以许多恰当的理由为基础提出的".尽管王稼祥后来暗示暂时不要提出关于军士和士兵的支付问题,但苏方坚持己见.

情况汇报到北京,3月19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答复电:关于专家协定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减专家,亦甚有利".3月27日,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协定在莫斯科签字.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了第2264-883сс号"关于在华各机关、企业和组织工作的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薪金"的决议.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定,其基本原则同3月27日的协定一样: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再支付专家出差的补偿金,按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计.鉴于大批设计专家来华工作,1951年4月18日中苏又签订了有关苏联设计专家来华收集设计资料的《00348号合同》,其中作为附件的"技术援助条件"仍然规定:苏联专家的"工薪按中国当地相当职务与能力之专家现行工薪标准支付,其中包括工薪外之津贴及奖金".当然,在实际执行中,中国政府给予苏联专家的工资待遇是远远高于国内标准的.

此外,由于中方缺乏经验,派遣专家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麻烦和矛盾,主要表现在聘请专家没有计划性,管理混乱,以及不能满足专家要求的工作条件等等.由于没有统一计划和管理,造成有些专家已经来到中国,而用人单位尚未接到通知.有些单位聘请专家时没有考虑住处和翻译等相应条件,不得不一再削减人数,造成双方被动.为苏联专家进行设计而收集原始资料的工作也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不能按时交付齐备的资料,致使苏联专家的设计进度受到影响.如1951年鞍钢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机构,以致造成了零星分散和缺乏专责制的现象,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工作互相配合不起来,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年以前,除由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资料大都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为此,中国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和领导.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代总顾问布拉金时,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聘有苏联专家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并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个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决定送中央批准.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

七、培养中国专家

从根本上解决缺乏科学技术人才问题的途径当然是培养中国自己的专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方面的困难也是非常突出的.本来旧中国的高等学校就不多,而在校学生的成份又令中共很不放心.如同郭沫若对苏联大使所说:"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然而,从中共党员中培养科技人员则受制于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人员中(区委和区委以上),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陆定一说,中共领导准备用2-3年时间在上述党的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显然,对于这些可以依靠的力量近期是无法指望的.同时,直接从科研机构中选拔和培养人才也很困难.解放前夕中国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中央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人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共有科研人员42名.因此,迅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

苏联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主要是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1951年8月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向斯大林要求,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希望苏联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并提出准备派遣375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学习和实习.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10-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

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抽调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挑选学生287名,派往苏联留学.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另外,根据当年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苏联技术出口公司签订的相应合同,苏联以提供科学技术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国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燃料工业系统,如在1952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实习生中占64.4%,在1952年财经系统的留学生中占58.6%.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

八、协助编制经济计划

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建立苏联模式为目标的,其核心就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经济成份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便提出了为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做准备的设想.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小组.到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文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铁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建设的方针,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发展农业,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的经济部门.工业建设的速度每年可递增20%.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同时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冒险倾向.首先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发展,并准备和开始在中国大后方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工业建设必须采取苏联先进的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依靠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技术的援助.总之,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寻求苏联的帮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8月23日和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双方约定,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与斯大林本人进行会谈.在9月3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见:一、认为在计划中规定工业发展的增长率为20%过高,应留有余地.经周恩来解释,以往三年的经验证明中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议将总增长率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定为20%.二、计划中没有列入军事工业,并且对全部供货问题缺少总体说明.经周恩来说明,斯大林接受了军事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12-13%的比例,中国可以按这个比例编制整个供货申请单.三、计划中没有需要苏联援助项目的具体数据,而苏联方面研究这些计划并给予答复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最后,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先行回国,由李富春留下商谈具体计划.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讨论一五计划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萨布罗夫认为,把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难以实现的,建议改为11-12%.关于苏联提供工业设备的问题,萨布罗夫认为不宜要求过多,尽管苏联可以提供这些设备,但要考虑到技术更新很快,应留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萨布罗夫也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专家包办.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来学习和实习,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队伍.

经过对中方计划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些意见.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可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的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2月17日、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及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为20%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后,周恩来复信通报了北京讨论的情况.

1953年5月18日,周恩来和高岗收到库兹涅佐夫大使送来的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任务的正式意见书,并报告给毛泽东和各中央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意见书认为,规定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1953年至1957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20.4%改为14-15%.意见书还提出,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和能大量生产民用必需品的手工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中国拥有极丰富的劳动力和有经验的手艺人,手工业的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因为应该把这一点估计在五年计划之内.国家必须指导手工业的发展,供给其原料,实行手工业合作化,以保证其获得必要的发展.五年计划中还必须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是保证以粮食供应城市居民,以农业原料供应工业,尤其要注意扩大技术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业的需要.意见书接着指出,中方的草案没有对国家财政和金融问题给以应有的说明,而要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尤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同时又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制定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此外,草案中对培养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干部的计划问题也没有很好地给以说明.苏联经验证明,国家工业化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大量培养熟练干部,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知识分子.应当专门做出培养熟练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计划.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20日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央的意见通知李富春.至此,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原则上确定下来.

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全面工业化建设.当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正像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的:"从今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们必须努力向苏联学习,必须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

对建国初期中苏经济关系状况进行考察的结论如下:

一、中苏已经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因而在经济上也需要密切双边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因此,苏联的经济援助是及时的,且为中国所必需.

二、新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又处于战争环境中,因而其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依靠苏联.而苏联的全面援助确实对于中国的经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斯大林很不情愿地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缔结了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因而在经济利益方面颇有计较.所以,苏联的对华援助是有条件的和要求回报的.

四、尽管苏联政府在援华专家的条件方面毫不让步,但苏联的经验和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且苏联专家确实做到了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令中方人员感动不已.

五、中国方面全无经济建设的经验,同时,在战争的条件下,苏联也没有把经济援华作为一项特别突出的任务,因而整个对华援助工作显得缺乏计划性,出现了不少矛盾和混乱现象.

总之,从1950年至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至于对苏联援华政策的评估,应该指出,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帮助了中国的经济恢复,也遗留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斯大林的对华经济政策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未免有些牵强,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确是有条件和有保留的.这就是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面对的现实.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3、4期,略有改动.）

余论七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

1953年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共和党在阔别白宫16年后推出艾森豪威尔重登总统宝座,以及最著名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宫迎来了一批新主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引起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冲突的那场战争——朝鲜战争结束了.

在历史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结束同它的源起一样给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疑惑的谜团.80年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阻碍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战俘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主要是因为美国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慑发生了作用,尽管争论颇多.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的问世,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打破停战谈判僵局中的作用开始受到注意.但是人们仍然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例如,究竟是莫斯科迫使北京去结束这场战争的,还是苏联新领导人迎合了毛泽东的停战主张?

本文试图依据最近几年披露的中俄双方的档案资料,阐释在1953年朝鲜实现停战的过程中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

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毛泽东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去世,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战略是一致的.

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去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至于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拉祖瓦耶夫的报告说,他们"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者中断",同时,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根据现在披露的档案材料,金日成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对美国让步,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除了担心人员伤亡加重、经济建设受阻以外,还有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背景,即北朝鲜当时已经暗中扣留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据后来苏联驻朝鲜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北朝鲜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当然不愿意在战俘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看来问题只能在莫斯科得到解决.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对朝鲜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第一可以打退敌人进攻,第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第三还可以发动进攻.总之,"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这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问题,他提醒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然而,美国不但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反而于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此后,战俘问题转为在联合国内展开讨论.11月3日墨西哥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应允许拒绝遣返的战俘在朝鲜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之前暂时居住在其他国家,此后他们可以返回各自的家园,并对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给予保证.该议案遭到苏联拒绝.维辛斯基在发言中提议先实现停火再解决战俘问题,但必须依据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11月17日印度代表团又提出了一项比较接近中国第二方案的议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但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双方应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90天后,仍未遣返的全部战俘应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对于联大通过的经过修改的印度提案,12月15日新任联大主席皮尔逊收到了周恩来的否定答复,中国断言这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并敦请联大撤销该决议,呼吁恢复板门店谈判,而谈判必须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由于周恩来在声明中没有提及印度提案,致使美国和印度有人认为中苏之间在战俘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中国的拒绝是因为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从目前中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一直是反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的,至于没有提到印度的提案,毛泽东的态度是:印度的提案是"荒谬"的,且已在联合国通过,故对于印度方面一再提出再行商议的要求"无答复必要".

此时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不是解决战俘问题,而是如何应付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威胁.11月24日,总参作战部在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报告中认为,虽然目前美国因选举和季节原故"对朝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新总统上台后有可能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时间估计在"明年3月下旬解冻以后".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也分析说:共和党上台后对朝鲜的政策可能要生硬、急进一些,华尔街用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将更积极地准备战争,杜勒斯任国务卿则会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克拉克、范佛里特等人也曾请求增兵,并对侧后登陆很感兴趣.报告对志愿军的状况进行分析后断言,已经"能与敌人进行更持久的斗争了".对此,毛泽东指示:"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此时,总参谋部又接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美军将在1953年2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通报中还列举了驻日美军总部索要北朝鲜东西海岸地图、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调动部署和范佛里特要求美国再增派4-5个师来朝的情况.这一情报更增强了中国备战的决心,毛泽东12月9日电令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同日,彭德怀召集会议研究防敌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并将朝鲜铁路的修建与改善、国内新兵动员以及辽东、山东两半岛的设防等具体部署报告毛泽东.12月11日毛泽东批准了有关部署,指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总参谋部随即要求志愿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并应"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只要战胜"侧后冒险登陆",美国"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做了长期化的准备.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又在政务院会议上说:"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罢手为止."彭德怀也向部队宣布: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面对联合国军前线部队的大量增加,中国对和谈已失去兴趣,不仅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拟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至1953年1月下旬志愿军战场部署的调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队调动外,还包括在国内征召新兵、向朝鲜战场增兵25万人、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等等措施.为此,毛泽东要求苏联满足1953年朝鲜战场一切军需用品和军工生产材料的供应.

斯大林明白,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强调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为苏联而战,为世界革命而战,所以,苏联有义务满足中国的要求.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与中国有所不同,他在12月27日的复电中认为,1953年春季美国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中军人的计划,而艾森豪威尔上台则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毛泽东应做最坏的准备.至于在1953年1-4月供应624门各式火炮和235.5万发各种炮弹的要求,斯大林说这超出了苏联的供应能力,因为按原计划苏联应在1953年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已有1320门火炮和80万发炮弹.不过,考虑到毛泽东所说的情况,斯大林答应1953年再增加供应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毛泽东在1月4日电报中同意按此数量供应,但要求必须在1-4月,而不是苏联所说的年内平均提供.1月15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只是把20个师装备的供应推迟到5月开始.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报告中国将派出海军部队到朝鲜作战,并要求在2月份即提供18艘鱼雷快艇,60门岸炮,103架飞机.斯大林回电赞同中国出动海军的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18艘鱼雷快艇、34门岸炮、83架飞机),并答应补派3名海军航空兵顾问.考虑到苏联战后的经济实力,斯大林能够如此不厌其烦地满足中国的请求也算是尽力而为了.当然,究其根源还在于苏联与中国的基本利益和方针的一致性.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有利的局势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争——以免将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

显然,在战与和的两手准备中,毛泽东的策略是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直到对方让步为止.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及时援助更坚定了中国的信心.1953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至于和谈问题,曾在板门店指导中方谈判的乔冠华等人2月19日对局势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和周恩来赞同这种方针,毛泽东还估计美国人很有可能再次去找苏联出面.对于2月22日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来函,志愿军谈判代表丁国钰请示是否给予答复.由于对美国的举动是有意表示让步还是因即将召开联大而采取的政治手腕一时无法做出判断,况且战场形势对中朝有利,有可能迫使美国在战俘问题有所松动,毛泽东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然而,就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以迫美国做出让步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莫斯科随即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立场.

莫斯科决定主动实行让步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苏联愿意同美国合作,举行首脑级会谈,"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如果以此断定斯大林有意主动促成实现朝鲜停战未免有些片面,应该说,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积极支持毛泽东坚持强硬立场.

斯大林并不担心美国会采取新的行动,此时他得到的情报分析是:"美国军事领导人并不相信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行性.他们担心,如果使用原子弹而又不能确保美国取得真正的绝对优势,那么轰炸将损害美国的声望.此外,这样做将会使美国成堆的核武器失去其作为威慑力量的重要性."就在与美国记者谈话发表以后不久,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接见印度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时明确表示,他对印度试探在朝鲜进行调停的努力不感兴趣.梅农还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看见斯大林在一张纸上胡乱涂画了一群狼,并喋喋不休地说农民应该杀死这些狼.2月28日,斯大林又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到他的别墅.在布尔加宁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后,斯大林再次确信朝鲜问题已处于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尽管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在谈判中要"争到底".随后,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委员会3月2日会议上发表演说.他没有回应克拉克的建议,而是表示苏联仍坚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即朝鲜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完全停火,联大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可见,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无意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场.

苏联政策的改变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而这一改变来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苏联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内社会生活方面,而且发生在斯大林身边,甚至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这样长期追随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因此,一种不安和不满的情绪早已在苏联的权力中心酝酿成熟,人们迫不及待地企盼着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再次中风,当克里姆林宫最高权力的觊觎者确认他已经不会再康复的时候,于3月5日晚紧急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解除了.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如同贝利亚在他管辖的内务部范围内实行改革一样,在国内政策的农业问题、乌克兰民族问题,以及对外政策中处理东欧和德国问题,与土耳其、希腊、以

色列、南斯拉夫、芬兰和奥地利的关系等一系列方面,新方针正在悄然兴起.自然,在这一切变化当中,首当其冲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结束朝鲜战争的立场的转变.

过去有著作认为,中国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导致朝鲜停战,是毛泽东估计到艾森豪威尔试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意进行试探后,经与朝方商议主动做出的决定,或者是中国在莫斯科陷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结果.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造成中国同意实行停战的主要因素.这些说法都因最近披露的档案材料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证明,莫斯科的新方针以及北京随后对这一方针的赞同,是导致朝鲜停战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没有人会想到,斯大林去世后重新提出朝鲜问题竟是以保守和顽固著称的莫洛托夫.据莫洛托夫回忆,当他被重新起用而回到外交部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因为"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此外,贝利亚在朝鲜问题上也"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莫斯科改变政策的原因是,与斯大林的乐观态度不同,苏联新领导人在大量情报评估的基础上,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冷战措施"作了最坏的设想".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并没有征求其主要盟友的意见.周恩来在启程赴苏"专诚吊唁"斯大林之前所起草的"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中的确列入了要同苏共领导人讨论朝鲜战争问题的内容,不过,从后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情况看,此时中国尚未考虑提出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周恩来3月8日抵达莫斯科,在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活动后,3月11日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但在这次一般性会谈中,双方没有就朝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尽管当天马林科夫发表的讲话提到"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但很可能当时苏联尚未确定采取新方针的具体步骤.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直到3月14日拉祖瓦耶夫才将克拉克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信函发给莫斯科.显然,苏联领导人这时已经开始认真研究结束战争的具体途径了.第二天苏联便明确放出改变对外政策的信号,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说:"目前,一切有争议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和平地加以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

而这时中国方面对于是否答复、如何答复克拉克来函还没有拿定主意.毛泽东在3月19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此时周恩来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哥特瓦尔德的葬礼.

同一天,在未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已经确定了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新方针和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部长会议决定向中朝方面发出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在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中,苏联领导人开宗明义地说:"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在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在批评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后,苏联政府强调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贯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接着,信中提出了苏联认为需要采取的措施和步骤:"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4,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场;5,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

在随后的说明中,苏联领导人再次明确:给克拉克的答复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而"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

在具体做法上苏联显然是考虑到了联合国此前通过的印度提案,因而指示中朝方面:"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

信件最后说:"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衷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

与此同时通过的发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更明确地表达了苏联主动做出让步的立场.指令责成维辛斯基坚定地支持中国和朝鲜将于最近发表的关于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建议和声明,并特别要求维辛斯基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在波兰提案中谈到朝鲜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改:删去原提案中关于全部遣返战俘的内容,而代之以"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面消除妨碍结束朝鲜战争的障碍".决议规定,给毛泽东的信函交由周恩来带回北京.

可以看出,这封信还多少还带有一些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指手画脚的遗风.不过,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交往中使用这种命令式的口气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莫斯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的自主精神和压力.

在3月21日周恩来返回莫斯科的当晚,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等人与他进行了单独会谈,专门讨论朝鲜问题.周恩来首先发言表达了中国方面在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即利用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无理行为,在恢复谈判问题上再拖一段时间.周恩来解释说:"对我们来说,为遣返战俘而斗争是正义的,敌人故意刁难,并非我们节外生枝."这样做,"可以锻炼我们,增强国防力量,增强国际和平运动".周恩来还认为,拖延实现停战可以消耗美国的兵力和资金,尤其是使敌人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增加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苏联领导人则明确指出:"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决停战的有利时机."苏联方面认为,朝鲜战争继续拖延,其结果是有利于美国扩军备战,推迟其经济危机的到来,并便于美国胁迫各国服从其侵略目的.当周恩来问到美国是否仍将推行拖的政策时,苏联领导人回答说:"不能说没有此可能,因为这是美国人的事情",但是"如我方毫不让步,美国拖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我方有此让步,美国拖的政策就增加困难,有迫使其达成妥协的可能"."这种让步,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至于"停战时机,可利用克拉克这封信".收看了转交给毛泽东的信件后,周恩来又问:苏联信件中所说"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一切一系列办法",是否指的是抓住联合国开会的时机.苏联领导人回答:"是指联合国开会期间,时间很有限.回去两三天至四五天内予以解决为好."周恩来最后表态说: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他坚持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经过讨论后才能做出答复.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会谈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电报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毛泽东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只是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以上关于中苏领导人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交换意见的情况主要是依据中方文献描述的,俄国有关档案提供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1966年苏联外交部为处理越南战争问题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这份档案的出现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但显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虚假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该文件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不可取的.

周恩来尚未回国中国已开始调整政策.正是依从了苏联新方针的精神,毛泽东在3月23日给丁国钰发出如下电报:"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战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电报还通知说正在准备给克拉克的复函.3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同苏共领导人商谈的情况,并一起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

与此同时,苏联向西方做出了明显地表示和解的姿态.3月21日,莫斯科电台报道说,苏联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9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几天以后,莫洛托夫又致电金日成,劝说朝鲜当局释放被扣押的法国公民14人,理由是"在目前情况下,对法国政府的上述要求给与积极回答在政治上是恰当的".

莫斯科的新方针对于朝鲜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据说金日成得悉这一新情况后"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苏联特使报告说:"在3月29日的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个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他还抱怨说"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这后一句话显然带有责怪中国人的意思.

的确,虽然中国方面对于停战问题也有两手准备,但在此时此刻接受苏联的建议主动对美国做出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尽管北京按照莫斯科的计划进行了安排:通知金日成准备重开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即将动身前往开城;3月28日向克拉克递交了复函;3月30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但毛泽东仍有自己的主张,在可能的条件下,中国还是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毛泽东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无论是经验和阅历还是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毛泽东相比.因此,在中苏双方都崇尚个人作用的政治体制中,斯大林去世对于中苏关系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首先反映在朝鲜停战的问题上.从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以及笔者收集的约500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看,在战争过程中,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几乎事事向莫斯科请示和报告——尽管多数电文是周恩来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苏联提出新方针以后,毛泽东处理停战问题时很少事先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更没有亲自与他们联系.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在4月1日的公开声明中,莫洛托夫特别强调的是:不仅交换病伤战俘,而且双方恢复谈判,通盘解决遣返战俘的问题,以缔结停战协定和结束朝鲜战争.但中国领导人在考虑问题时仍然把继续在战场打击联合国军放在首位.周恩来4月3日在政务院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时说:"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4月5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6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109、110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4月8日又电告:在交换病伤俘虏达成协议时,应发表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这样部署的原因很简单——此时中国正在策划发动新的战役.

到1953年4月,志愿军已经基本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拥有兵力19个军135万人(人民军尚有6个军团45万人),火力空前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十分充足,并且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1-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余次,歼敌5万余人,志愿军空军在第一季度即出动战斗飞行399批4093架次,共击落美机50架,击伤16架.因此,全军上下士气高昂,积极求战.3月31日,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致电志司并报中央军委,建议在5月上旬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电报指出:在有充分组织准备和周密计划部署的条件下,我一个军攻歼敌人一个营的阵地是有条件、有把握的.我正面各军一齐动手发动一次战役反击,就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歼灭性的打击,造成敌内部更大的恐慌.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于4月1日复电:"建议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甚好."4月3日,彭德怀代军委拟电复杨得志、王建安,认为此时发动小规模的歼击战,对于志愿军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由杨得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4月20日邓华来电说:"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不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因此"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

4月26日恢复的板门店谈判进展的确并不顺利.于是,中国一方面在是否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解释的期限、如何处理经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等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通过印度渠道积极与美方谈判,一方面也在加紧发动新战役的准备.4月30日彭德怀指示:应"增加战术性的出击次数,在有利情况下相机扩大战果,一次消灭敌一至两个连,使新到部队轮番取得经验和促进谈判".至于战役性进攻,如谈判无结果,在6月按计划举行.5月11日邓华等指示各部队:板门店谈判仍有一些问题未解决,6月以前停战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战部队一切准备工作务必于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开始按照作战计划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但是,当5月13日美方提出了中方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时,志愿军便在当天提前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5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同一天,板门店谈判再次中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在此期间直到6月初谈判再次恢复并达成协议,中国曾就谈判方案和发动战役的计划与苏联进行过协商.

关于6月4日恢复谈判和8日达成停战协议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认为是美国威胁要扩大战争并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于1953年初试制出可以用于战术目标的原子弹,使美国军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鲜停战再次陷入僵局后,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克拉克准备一项在停战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月21-22日杜勒斯访问印度时要尼赫鲁警告中国,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5月25日美国驻苏大使波伦会见莫洛托夫,又向苏联施加了压力.

然而,这种看法未必站得住脚.华盛顿的确在积极制定核计划,但问题首先在于美国是否有意明确传递这种信息以及中国是否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就上述材料看,杜勒斯和波伦都没有明确表示出美国有动用核武器的意思,尼赫鲁和莫洛托夫自然也不可能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至于期待莫斯科向北京施加压力,至今尚未发现此期双方有过接触的材料.而美国的档案文献表明,在4-6月华盛顿的指示和板门店谈判代表的报告中都没有表明美方曾直接向中国提出过任何警告,其中最强硬的说法也不过是:美国将不支持旷日持久、没有结果的谈判.

实际情况表明,即使中国当时得到了美国的警告也完全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志愿军在5月25日美国提出修正方案后并没有停止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是从5月27日起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只不过是调整了一下对进攻目标的部署.6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板门店的谈判,确定"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于6月16日停止的这次进攻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000余人.

至于说到6月8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其5月25日提出的新方案在原则上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波伦在会见莫洛托夫时有如下表白: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同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2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将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5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中国的档案文献也表明,中方接受美国的新提案是因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

总之,当时中朝方面掌握着战场和谈判的主动权,至少中国领导人自己是这样看的.6月5日周恩来对此总结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可能,中国自然还要争取更好的停战结果.而李承晚在6月17日"释放战俘"的行动不过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获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6月19日彭德怀在准备赴朝签字前就有意再给南朝鲜以军事打击,6月20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将停战签字推迟至月底,拟再消灭李承晚军15000人.毛泽东第二天回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6月25日邓华等下令一线各部队加速准备,周密组织,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并指示第20兵团在战役任务达成后以2-3个军向纵深有限度扩张作战.李克农6月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分析说:"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尽管克拉克6月29日来函承认"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联合国军将继续努力帮助追回战俘,并建议双方代表团恢复谈判以便确定停战生效日期,中国仍然按原计划积极准备发动新的攻势.7月6日志愿军第20兵团确定了7月13日晚发起攻击,战役时间为5-10天的作战方案.翌日16时该方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因停战协定已经达成,只等双方代表签字了,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势必引起苏方的疑虑,所以这次中国领导人事先将自己的政治考虑和对策通知了莫斯科.据苏联使馆报告,7月3日凌晨3点30分,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转交了对克拉克6月29日来信的复函和中国政府关于"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报告.中国政府认为,克拉克来函的目的首先是向李承晚表明美国人将撇开李承晚而签署停战协定,其次是希望通过签署停战协定来加强对李承晚的控制,并摆脱"释放战俘"问题的困扰,第三是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愿意结束战争的.因此,尽管美国与李承晚之间在停战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朝鲜达成停战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报告说明了中国将采取的对策和步骤:一、准备于7月5日给克拉克复信,同意恢复谈判.二、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打击李承晚军,向南推进战线,并根据其结果建议对分界线再行修正.如果对方不作让步,则仍按1953年6月17日达成的协议来划定分界线.三、准备在7月5日以后恢复协商会议,并提出关于停战协定实施的有关问题.四、在会谈工作开始的同时,参谋和翻译人员应该进行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并为停战协定签字准备场所.五、预计停战协定的签字可于7月15日左右进行.在转交这份文件时,显然是为了让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放心,伍修权又口头通报说,李承晚所说如果美国人不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让步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这是虚张声势.美国只能有限地增加对李承晚的援助,因为美国人担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他就会采取严重的冒险行动,并且把美国也卷入其中.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不想在远东卷入大规模的冒险行动.中国方面估计,李承晚有可能组织一些小的挑衅和破坏活动,但他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虽然伍修权最后表示中方要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但实际上中国并无意等待莫斯科的答复,尽管这一答复很快就来了.

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便做出决定:同意中国"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但莫洛托夫在复电中并没有提到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却在分析美国的状况和意图时提出了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看法.电报说:"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挑拨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苏联认为,美国的目的不是如中国所说急于签署停战协定,而是要"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尽管美国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但"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这种分析表明苏联担心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朝鲜停战,只是没有明说罢了.中国领导人没有再向莫斯科做任何解释,而是继续准备军事进攻.这里的分歧是明显的:如果说苏联强调以政治让步求得尽快停战,那么中国则坚持以军事打击收取最佳结果.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主动,并进一步争得了有利于己的停战条件.

7月8日深夜,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克拉克来信所做的保证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保证使停战协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实施,而不是尽力为之.中国同意停战谈判复会,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国代表所称代表其签订停战的联合国军是否包含李承晚军在内,现在必须让美国给一个毫不含糊的答复,否则就无法停战或停战后还会遭到破坏.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要求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修正军事分界线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尽可能地取得对方对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战签字日期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停战协定是否签字只是继续打击敌人的手段:"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

7月13日,即再次恢复谈判3天后,志愿军发动了第三阶段进攻——金城战役.直至7月27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战役才告结束.中朝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毛泽东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后来兴奋地谈到:"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后来不无遗憾地对苏联大使说:"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

中国在朝鲜停战最后阶段的努力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毛泽东也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和骄傲,尽管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担惊受怕.不过,毛泽东当时肯定不知道最近一位西方学者披露的情况,也未曾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的结果:由于中国军队在谈判进程中一再发动攻势,"7月2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停战可能是一次危险的骗局',并要克拉克保证即使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也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部署.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原子弹'.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解除了对使用核武器限制的警告什么时候传递给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而他本人在7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暗示,他并不认为共产党同意签订协定是这些威胁的结果.然而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则势必升级."

这个分析是值得注意的.的确,莫斯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美国的猜疑和报复心态为朝鲜实现停战而统一问题久拖不决埋下了伏笔.

（原载《世界史》2001年第2期,略有修改.）

后记

一部严肃认真的书稿的产生,往往并非作者以一己之功力铢积寸累而成,它还得益于诸多学者友人的倾心施教,或助其去芜存菁,或为之锦上添花,成就出一番模样.而学问也正是在此教学相长之中升堂入室,钩深致远.本书的完成即是如此.

这里,我首先要衷心感谢那些向我讲述其亲身经历并提供珍贵史料的历史见证人,他们或者直接参与了本书所述的历史事件,或者与本书所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是:本书所述历史时期之中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中国驻朝武官及政务参赞柴成文、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张希和王亚志、中国第一批驻苏大使馆官员荣植,以及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А．Ледовский)、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С.Тихвинский).

其次,我应该感谢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在我对俄国和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这些机构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并为我查找原始档案和有关资料提供了方便和帮助.

我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曾与国内许多学术界同行和朋友交换看法和资料,进行磋商和讨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我都有很大帮助.在此,我对丁明、马沈、牛军、皮声浩、华庆昭、曲爱国、朱元石、齐德学、李丹慧、李向前、李海文、李捷、李樵、杨奎松、陈东林、金冲及、闻一、徐焰、陶文钊、章百家、程中原、熊华源、薛衔天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在国外的许多学术界朋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讲座教授陈兼(chenjian)、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zhangshuguang)、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卿斯美(simeiqing)、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kathrynweathersby)、俄国学者兼外交家冈察洛夫(СергейГончаров)、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索科洛夫(АндрейСоколов)、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员韦斯塔(oddarnewestad)、联邦德国东欧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海因茨希(dieterheinzig)、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英国著名记者哈利迪(jonhalliday)、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少书(gordonchang)和薛理泰(xuelitai)等.他们或无偿地为我提供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或认真地同我讨论学术问题,这些都使我在写作本书时受益匪浅.

本书初稿完成后,又承蒙牛军、陈东林、陈兼、李丹慧、李捷、杨奎松、章百家等人仔细阅读并提出了重要而有益的修改意见.对此,我亦心存深深的感激之情.

本书正文部分完稿于1998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及时与广大读者见面.现仅作少量文字和技术性修改付梓,一则因出版时间紧迫,二则是笔者书中的思路和观点至今基本没有改变.至于近年来发现的新材料及产生的新看法,作为余论附后,以飨读者.

文以载道,而文责自负.囿于笔者疏才浅学,书中舛误必多,仅以拙著就教于学界同仁和朋友.

沈志华

2003年9月于北京南郊半壁店

简体字本出版后记

今年2-8月,我和丹慧同时应邀在香港大学历史系作学术访问.刚刚回到北京,便接到我在广州的朋友杨茂东来电,说我的一本学术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已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查通过,作为国家重点图书将在11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茂东要我立即抓紧时间修订,期限只有20天.

说来真是起个大早,却赶了晚集.记得还是2000年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的时候,中山大学请我去作学术讲演,题目就是"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茂东当时也是听众之一.连续5个小时的讲演结束后,他激动地找到我,希望我将讲演的内容写成专著,由他联系出版.茂东的热情令人感动,但经验告诉我,在中国大陆出版朝鲜战争的书绝非易事.1993年东北一家出版社就约我写一本有关朝鲜战争的学术专著,我欣然应承下来.花费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我完成了出版社所交付的任务,书名为《三八线困扰世界——对朝鲜战争历史的重新思考》.想不到出版社审稿时提出,书中的看法与当时的官方观点相差太大,如不做重大修改无法出版.学术观点岂是能够随便更改的?折腾了半年,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接,我只好把书稿交给了一家香港出版公司.出版商为了占有市场,将书名改为《朝鲜战争揭秘》,但好在对内容未做任何更改.1994年以后,随着俄国总统叶利钦向韩国赠送了一批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件,俄国档案馆一度向学者敞开了大门,相关的历史文件被大量公布或披露出来.利用这个机会,我在收集和整理俄国历史档案的同时特别留意了有关朝鲜战争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于1997年完成了另一部专著,取名为《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这次写作的目标就是要在大陆出版,因此我十分注意在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上谨言慎行.这一次,出版社的审查关总算过去了,编辑部对书稿十分满意,准备开机就印40000册.哪知送到外交部审稿,答复还是"目前不宜出版".出于无奈,书稿又送到了香港,并很快出版了,书名改为《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有了这些经历,我对茂东的提议没有动心,并劝他也冷静下来.

今年赶上朝鲜战争停战签字50周年,茂东旧事重提,年初又找我,希望在近几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写一部有关朝鲜战争的书.我确实也有此意,但鉴于出版界目前的状况,这件事恐怕要过若干年再考虑.在茂东的一再鼓动下,我答应让他先拿1998年在香港出版的这部书稿及几篇已经发表的近作去送审,如能通过再考虑修订或重写.未曾想,这一次竟然通过出版审查.遗憾的是时间太紧,重写或修订都不可能了.经与出版社商议,在原香港繁体字本的基础上作如下改动:

一、书名改为《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兼论冷战在亚洲的起源》.

二、除个别文字和技术性改动外,正文基本保留原貌.好在经过几年的研究,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看法基本没有改变,现在掌握的更多、更新的材料只是进一步充实和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比较重要的改动或需要说明的地方,以"再版注"表示.

三、原书的注释方式欠规范,现按照国际学术惯例加以全面调整.

四、鉴于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450余件)中文本已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出版,故删去作为原书附录的十余件俄国档案译文.

五、选择几篇本人近年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论文附于书后,以便读者了解一下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朝鲜半岛的问题确实牵动人心.到今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整整半个世纪了.50年后,世事沧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却依然如旧.最近吵闹翻天的朝核危机不禁使人想到,当年在板门店签订的只是停战协定而不是和平条约,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讲朝鲜半岛仍处于战争状态.不过,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中,爱好和平的人们有理由期待:朝核危机将不会引发一轮新的战争,而中美朝50年后的再次会谈则有可能彻底消除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

最后,我对广东人民出版社同仁和杨茂东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沈志华

2003年8月28日于北京南郊

Table of Contents

序

作者简介

导言

第一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一、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目标及其演变

二、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和政策

三、苏联对华政策转轨的基础

第二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目标和条件

一、米高扬悄悄来到西柏坡

二、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

三、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

第三章越过三八线——斯大林对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思考

一、决策前提:朝鲜半岛冲突的升级

二、决策动机:苏联在朝鲜的目标

三、决策条件:对美国和中国反应的定位

第四章跨过鸭绿江——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一、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二、毛泽东被迫下定的决心

三、中苏关系面对战争的考验

第五章迈上新台阶——在战争中全面合作的中苏同盟

一、中苏之间的信任和理解

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

三、中苏在战场上的协调和统一

四、斯大林被迫做出的重大让步

五、斯大林对中苏关系的深层考虑

六、派遣苏联专家

七、培养中国专家

八、协助编制经济计划

后记

简体字本出版后记